评“肝脏象理论现代研究述评”
作者：萧劲夫 朱海
单位：萧劲夫(深圳市中医药研究所，广东 深圳 551800)；朱海(广州中医药大学，广东 广州 510405)
关键词：
医学与哲学000725中图分类号：R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772(2000)07-0063-02
在中医理论现代研究中，必须确切把握中医概念的特质。对中医概念的现代解释是中医现代研究不可回避的首要问题之一，而且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关系到整个中医学的发展前途。由于西学东渐过程中遗留的历史问题，以及其后一些研究者对中西两种不同传统的医学缺少深刻的把握，使中医界对自身概念的现代阐述发生严重混乱。现在这个问题已影响到中医学的生存和发展，是几十年来限制中医学现代研究的误区之一。
这种情况普遍存在于许多研究或文献之中，如“肝脏象理论现代研究述评”一文(《医学与哲学》20卷第4期，下称“述评”)综述并讨论了肝脏象的现代研究，但文中把“肝、胆、脾、血”等中医概念和相应西医概念等同起来。这种理解下的中医现代研究，即便能对中医学理论从“现代医学角度”做所谓的“验证并阐明”，也并不能从实质上对中医学理论有所扬弃，而且这种思路和方法也无法推广到中医现代理论研究的其他各个方面。这些研究成果，大部分从中西两方面都经不起严格推敲。这种用西医语言所表述的中医理论，其对规律把握的深刻程度充其量只是中医的经验水平，例如“述评”一文中“肝为罴极之本”的研究，发现“(1)肝病患者临床上疲乏症状‘出现率为78.5%’，且与疾病的程度有关；(2)肝在维持血糖恒定、肌糖元的恢复中起重要作用；(3)长期训练可致肝显微结构改变”，认为这是“肝为罴极之本”的客观依据。但根据临床，我们很容易相应地想到：(1)许多脏器的疾病，甚至感冒的疲乏症状出现率也极高；(2)血糖、肌糖元和疲乏症状之间没有特异关系，而胰脏和血糖、肌糖元关系更密切，是否可推断“胰脏”也是中医肝的一部分?(3)长期训练可导致许多脏器的显微结构改变，在这种模式下要么得出“心”和“肾”，甚至中医没有提到的“胰”也是“罴极之本”，要么得出中医“肝”的概念包括许多西医脏器功能这类较泛的结论。中医学研究的其他方面也有许多类似情况，更不必提中医界在使用血液流变学、微循环等非特性很强的指标去研究中医理论的那股狂热和欣快——似乎许多中医理论都有了现代医学的实验证据。目前，这种灭绝中医理论特质的所谓现代研究已成为主流，这种模式下的现代研究怎么经得起中西两种医学的推敲和检验，对中西医学体系又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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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概念危机及其背后深刻的信念危机和中医理论的易辙，有它直接和间接原因。翻译方法的错误是其直接原因。清代化学家徐寿在翻译化学元素名称时，采取音译为主、意译为辅的方法，基本解决了拉丁文名称的汉译问题。然而，清代西医学家及其翻译工作者在翻译西医学基本概念时，既未采用音译，也很少采用意译，而是单义项(汉字很多是多义词)直译，或干脆借用与之含义并不相同的大量中医术语。而近代中医学界却有人反过来引入大量“汉化”了的西医概念来证明自身科学性，如王清任的《医林改错》。实质上不同的概念，因为翻译的失误导致一大堆牵强附会的理解，中医学概念与理论思维的紊乱就开始了。当西医学已经成为医学的主流，更有人反过来用成为西医学概念的词来理解、解释和验证中医学[1]。
19世纪以来，随着西学东渐，我国的文化和科学在观念、意识、形式、内容各方面均起了巨大的变化。文化与科学作为医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客观环境，这种变化对西医产生的是正效应和促进作用，但对中医多是负效应，是抑制作用[2]。其原因是中医、西医是基于两种不同文化传统的科学，他们各具特色，可以共生互补。两种理论的融合是一个深层次的、长期的过程，而且并不是所有针对同一研究对象的不同理论都可以统一。几十年的中医现代研究，并没有取得多少实质性的成效，反而使中医自身显现出许多所谓的“矛盾”或“错误”。其症结就在于没有深刻理解中医学的特色和优势就源于东西两种文化本质上的差异，而诸如“临床疗效”、“中药低毒副作用”只是表面现象。上述中医“脏象”概念和西医“脏器”概念就非常典型地体现出这种本质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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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用欧几里德公理化方法实现了科学史上第一次大综合以后，欧几里德理性给西方文化留下深刻的印象，各种学科都试图寻求一种像欧几里德系统公理性诠释，或者精确的数学概念，以求一种确定性的可靠基础，结果使西方文化带上了强烈的基础主义色彩，后现代哲学的代表人物怀特海认为这种被西方人奉为至宝的欧几里德理性，却使西方文化陷入深深的危机之中。这就是被称为“实际性误置”的错误，即把几何上的抽象误以为实际。“实际性误置”的第一种表现是“简单的位置观念”，这是机械论世界的基点：即只要存在事物，则它一定在空间占据一个固定的位置、在时间中占据一个确切瞬间的观念。这种世界观下的思维习惯是只要把事物确定在一个固定的时空点上，我们就对它完成了完美的说明，在这种情况下，数学被认为是检定的事实，成了错误的形而上学的避难所[3]。中医现代研究中，一系列的“五脏本质”、“经络本质”、“证本质”、“中药有效成分”的研究就反映了这种根深蒂固的位置观点。“实际性误置”的第二种表现是自然的二岔性理论(Theories of the bifurcation of nature)，认为自然存在于抽象的数字事实中，自然中真实存在的是那些可数学化的东西，质的差别，像颜色、感觉之间的差别，在自然结构中是不存在的，只是自然物在我们感官上造成的衍生物，这种第一属性和第二属性的二岔性理论，是整个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主导性原理。其结果是世界被分为物质和精神两个泾渭分明的世界，事实和价值发生分离，科技与人文的分裂，科学丧失人性[3]。而在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学中，随处可见对这种“自然的二岔性”的排斥。例如，被视为中医学理论核心的“辨证论治”把患者症状、感觉和医者感觉(即望、闻、问、切)的结果放在首位，“论治”就是对感性材料进行抽象概括，形成对疾病机理的判断。而西医的症状和感觉只是认识疾病的向导，并能为诊断提供线索，而不是诊断疾病的根本依据，一旦经过实验室检查或者以仪器查明“物质性”证据——病灶或致病因子后，病人的症状和感觉随之淡化。而中医的证候及其变化始终是临床诊断及治疗的根本依据，贯穿于辨证论治的整个过程。所以中医注重临床症状是中医学和其基本理论相一致的特色所在，而不是有违“客观化或量化”的缺点。中西医学的传统差异的产生除上述认识论根源外，还涉及到两者的思维方式和自然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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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场状”的整体思维，它不推崇现代科学客观的、冷漠的分析方法，而以一种整体的方法包容和超越分析，这与后现代科学所强调的“整体包含于每一部分之中，部分被展开为整体的连续运动”的整体主义思维方式相一致。用这种观点去看待中医学基础理论就觉得全身的状态可以反应在“寸口”等局部，某一局部的病变可以通过整体辨证来处置。人的病证及防治被看成是在天地自然这一巨系统下的有机部分来对待，这就体现了后现代“包含与展开的连续运动”之整体主义思维。中医的现代研究也要注意把握这种思维方法的差异。
几十年的中医现代研究、实验室研究常有轻视临床研究和经验总结的倾向，认为实验室是先进的代名词，课题申报往往在实验室指标上盲目攀比，而实验室情结却反应“万物从根本上与其环境相分离”的非生态假设。后现代生态的自然观就反对片面的实验室研究。我们不能盲目认为细胞培养、分子克隆的方法一定比动物整体实验好，疗效、性味和经络都可以还原到分子。中医传统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观察和取法自然，中医现代研究方法当然不能照抄生物学或西医学，寻求适用于中医学研究的方法和模式便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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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科学向古代东方科学传统寻求“解答”，且后现代科学不断向东方传统思想归复的趋势下，中医学更要保持自身的学科特色和坚定的信念，在对中医基本概念都不能准确把握下的现代研究将无益于中医学的发展，反而会导致学术界的混乱。李约瑟说过：“问题是人类如何来对付科学与技术的潘东拉盒子，我再一次要说按东方的见解行事。”[4]
参考文献：
[1] 傅景华.关于中医学的理论易辙与信念危机.见：崔月犁，主编.中医沉思录[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7.
[2] 李致重.中医药软科学研究的意义及其组织与人才问题.见：崔月犁，主编.中医沉思录[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7.
[3] 蔡 仲.后现代科学与中国传统科学思想[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9，16(3)：40～43.
[4] 潘吉星.李约瑟文集[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
收稿日期：1999-11-29；修回日期：2000-02-25, 百拇医药
单位：萧劲夫(深圳市中医药研究所，广东 深圳 551800)；朱海(广州中医药大学，广东 广州 510405)
关键词：
医学与哲学000725中图分类号：R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772(2000)07-0063-02
在中医理论现代研究中，必须确切把握中医概念的特质。对中医概念的现代解释是中医现代研究不可回避的首要问题之一，而且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关系到整个中医学的发展前途。由于西学东渐过程中遗留的历史问题，以及其后一些研究者对中西两种不同传统的医学缺少深刻的把握，使中医界对自身概念的现代阐述发生严重混乱。现在这个问题已影响到中医学的生存和发展，是几十年来限制中医学现代研究的误区之一。
这种情况普遍存在于许多研究或文献之中，如“肝脏象理论现代研究述评”一文(《医学与哲学》20卷第4期，下称“述评”)综述并讨论了肝脏象的现代研究，但文中把“肝、胆、脾、血”等中医概念和相应西医概念等同起来。这种理解下的中医现代研究，即便能对中医学理论从“现代医学角度”做所谓的“验证并阐明”，也并不能从实质上对中医学理论有所扬弃，而且这种思路和方法也无法推广到中医现代理论研究的其他各个方面。这些研究成果，大部分从中西两方面都经不起严格推敲。这种用西医语言所表述的中医理论，其对规律把握的深刻程度充其量只是中医的经验水平，例如“述评”一文中“肝为罴极之本”的研究，发现“(1)肝病患者临床上疲乏症状‘出现率为78.5%’，且与疾病的程度有关；(2)肝在维持血糖恒定、肌糖元的恢复中起重要作用；(3)长期训练可致肝显微结构改变”，认为这是“肝为罴极之本”的客观依据。但根据临床，我们很容易相应地想到：(1)许多脏器的疾病，甚至感冒的疲乏症状出现率也极高；(2)血糖、肌糖元和疲乏症状之间没有特异关系，而胰脏和血糖、肌糖元关系更密切，是否可推断“胰脏”也是中医肝的一部分?(3)长期训练可导致许多脏器的显微结构改变，在这种模式下要么得出“心”和“肾”，甚至中医没有提到的“胰”也是“罴极之本”，要么得出中医“肝”的概念包括许多西医脏器功能这类较泛的结论。中医学研究的其他方面也有许多类似情况，更不必提中医界在使用血液流变学、微循环等非特性很强的指标去研究中医理论的那股狂热和欣快——似乎许多中医理论都有了现代医学的实验证据。目前，这种灭绝中医理论特质的所谓现代研究已成为主流，这种模式下的现代研究怎么经得起中西两种医学的推敲和检验，对中西医学体系又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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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概念危机及其背后深刻的信念危机和中医理论的易辙，有它直接和间接原因。翻译方法的错误是其直接原因。清代化学家徐寿在翻译化学元素名称时，采取音译为主、意译为辅的方法，基本解决了拉丁文名称的汉译问题。然而，清代西医学家及其翻译工作者在翻译西医学基本概念时，既未采用音译，也很少采用意译，而是单义项(汉字很多是多义词)直译，或干脆借用与之含义并不相同的大量中医术语。而近代中医学界却有人反过来引入大量“汉化”了的西医概念来证明自身科学性，如王清任的《医林改错》。实质上不同的概念，因为翻译的失误导致一大堆牵强附会的理解，中医学概念与理论思维的紊乱就开始了。当西医学已经成为医学的主流，更有人反过来用成为西医学概念的词来理解、解释和验证中医学[1]。
19世纪以来，随着西学东渐，我国的文化和科学在观念、意识、形式、内容各方面均起了巨大的变化。文化与科学作为医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客观环境，这种变化对西医产生的是正效应和促进作用，但对中医多是负效应，是抑制作用[2]。其原因是中医、西医是基于两种不同文化传统的科学，他们各具特色，可以共生互补。两种理论的融合是一个深层次的、长期的过程，而且并不是所有针对同一研究对象的不同理论都可以统一。几十年的中医现代研究，并没有取得多少实质性的成效，反而使中医自身显现出许多所谓的“矛盾”或“错误”。其症结就在于没有深刻理解中医学的特色和优势就源于东西两种文化本质上的差异，而诸如“临床疗效”、“中药低毒副作用”只是表面现象。上述中医“脏象”概念和西医“脏器”概念就非常典型地体现出这种本质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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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用欧几里德公理化方法实现了科学史上第一次大综合以后，欧几里德理性给西方文化留下深刻的印象，各种学科都试图寻求一种像欧几里德系统公理性诠释，或者精确的数学概念，以求一种确定性的可靠基础，结果使西方文化带上了强烈的基础主义色彩，后现代哲学的代表人物怀特海认为这种被西方人奉为至宝的欧几里德理性，却使西方文化陷入深深的危机之中。这就是被称为“实际性误置”的错误，即把几何上的抽象误以为实际。“实际性误置”的第一种表现是“简单的位置观念”，这是机械论世界的基点：即只要存在事物，则它一定在空间占据一个固定的位置、在时间中占据一个确切瞬间的观念。这种世界观下的思维习惯是只要把事物确定在一个固定的时空点上，我们就对它完成了完美的说明，在这种情况下，数学被认为是检定的事实，成了错误的形而上学的避难所[3]。中医现代研究中，一系列的“五脏本质”、“经络本质”、“证本质”、“中药有效成分”的研究就反映了这种根深蒂固的位置观点。“实际性误置”的第二种表现是自然的二岔性理论(Theories of the bifurcation of nature)，认为自然存在于抽象的数字事实中，自然中真实存在的是那些可数学化的东西，质的差别，像颜色、感觉之间的差别，在自然结构中是不存在的，只是自然物在我们感官上造成的衍生物，这种第一属性和第二属性的二岔性理论，是整个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主导性原理。其结果是世界被分为物质和精神两个泾渭分明的世界，事实和价值发生分离，科技与人文的分裂，科学丧失人性[3]。而在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学中，随处可见对这种“自然的二岔性”的排斥。例如，被视为中医学理论核心的“辨证论治”把患者症状、感觉和医者感觉(即望、闻、问、切)的结果放在首位，“论治”就是对感性材料进行抽象概括，形成对疾病机理的判断。而西医的症状和感觉只是认识疾病的向导，并能为诊断提供线索，而不是诊断疾病的根本依据，一旦经过实验室检查或者以仪器查明“物质性”证据——病灶或致病因子后，病人的症状和感觉随之淡化。而中医的证候及其变化始终是临床诊断及治疗的根本依据，贯穿于辨证论治的整个过程。所以中医注重临床症状是中医学和其基本理论相一致的特色所在，而不是有违“客观化或量化”的缺点。中西医学的传统差异的产生除上述认识论根源外，还涉及到两者的思维方式和自然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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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场状”的整体思维，它不推崇现代科学客观的、冷漠的分析方法，而以一种整体的方法包容和超越分析，这与后现代科学所强调的“整体包含于每一部分之中，部分被展开为整体的连续运动”的整体主义思维方式相一致。用这种观点去看待中医学基础理论就觉得全身的状态可以反应在“寸口”等局部，某一局部的病变可以通过整体辨证来处置。人的病证及防治被看成是在天地自然这一巨系统下的有机部分来对待，这就体现了后现代“包含与展开的连续运动”之整体主义思维。中医的现代研究也要注意把握这种思维方法的差异。
几十年的中医现代研究、实验室研究常有轻视临床研究和经验总结的倾向，认为实验室是先进的代名词，课题申报往往在实验室指标上盲目攀比，而实验室情结却反应“万物从根本上与其环境相分离”的非生态假设。后现代生态的自然观就反对片面的实验室研究。我们不能盲目认为细胞培养、分子克隆的方法一定比动物整体实验好，疗效、性味和经络都可以还原到分子。中医传统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观察和取法自然，中医现代研究方法当然不能照抄生物学或西医学，寻求适用于中医学研究的方法和模式便是当务之急。
, 百拇医药
在现代科学向古代东方科学传统寻求“解答”，且后现代科学不断向东方传统思想归复的趋势下，中医学更要保持自身的学科特色和坚定的信念，在对中医基本概念都不能准确把握下的现代研究将无益于中医学的发展，反而会导致学术界的混乱。李约瑟说过：“问题是人类如何来对付科学与技术的潘东拉盒子，我再一次要说按东方的见解行事。”[4]
参考文献：
[1] 傅景华.关于中医学的理论易辙与信念危机.见：崔月犁，主编.中医沉思录[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7.
[2] 李致重.中医药软科学研究的意义及其组织与人才问题.见：崔月犁，主编.中医沉思录[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7.
[3] 蔡 仲.后现代科学与中国传统科学思想[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9，16(3)：40～43.
[4] 潘吉星.李约瑟文集[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
收稿日期：1999-11-29；修回日期：2000-02-25,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