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认识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分析
作者：张宗明
单位：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93
关键词：
医学与哲学001114中图分类号：R2-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772(2000)11-0045-03
l 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但这种反映不是直观被动，而是积极能动的反映。任何认识都具有确定性的一面，又具有不确定性的一面。认识既要受到客体的制约，又要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因而它具有确定性。否认认识的确定性容易导致认识论中唯心论和不可知论。同时，由于主客体及其相互关系的复杂性，认识对其制约性又具有一定的超越性，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对象及历史条件，因而认识又具有一定的自由度、相对性和不确定性。否认认识中的不确定性容易陷入认识论中的机械论和形而上学。
中医作为一种认识成果，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和长期医疗实践中形成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正确地反映了人体生理活动及疾病防治规律，具有比较稳定的认识程序和相对固定的逻辑关系，因而中医认识具有确定性。否认这一点，中医就变得神秘而不可理解，也难于被人们正确认识和利用。同时，由于人体的高度复杂性和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渗透和影响，中医认识又带有随机性、灵活性、模糊性等不确定性。忽视了这一方面，就不能正确把握中医的思维特点。这种不确定性在中医认识对象、方法以及中医概念、语言、思维方式、检验标准等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为了讨论的需要，本文试图通过中西医学认识的比较，对中医认识中的不确定因素进行简要地分析。
, 百拇医药
2 尽管中西医学都是以人体为其研究对象，但在具体的认识层面上，两者却有着迥异的取向。西医以人体的本体或本质为其研究对象，沿着器官、组织、细胞、分子、DNA等方向，去寻找生命、健康及疾病的最终本体和本质。中医认识是以“象”为中心的。“象，谓所见于外，可阅者也”(《素问.六节脏象论》)，作为中医认识对象的“象”主要是指表现于外，并能被人的感官所感知的人体功能表象。中医就是通过望、闻、问、切四诊方法从面象、舌象、脉象等多维功能表象中来认识和调控人体的。与西医稳定的、唯一的、确定的人体本质和本体不同，中医的“象”是变动的、多样的和不确定的。如中医的藏象与西医的脏器就有着很大的区别，西医的脏器有着清晰的可解剖性、准确的定位及功能确定性。中医的藏象是一个功能系统，它包含着众多系统及其功能的复合体，它没有明确的解剖定位，其功能也是复杂、多变和不确定的。又如，具有重要诊断价值的中医脉象也是非常复杂的，具有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现代医学研究已揭示，脉象与人体之间的联系是极其复杂的，其与心血管疾病的联系有些是直接的、必然和确定的，如患者出现结、代脉，就可以确定心脏有问题，对心脏疾病诊断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但不能由此对脉象的价值加以“虚化”和“神化”，脉象与人体心血管之外的其他脏腑、百骸之间的联系，则往往多具间接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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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医认识人体、诊察疾病是以纯感官观察方法为主。望、闻、问、切的四诊方法是通过认识主体的视觉、嗅觉、听觉和触觉等纯生理感官来感知人体，获取信息的。人的感觉具有私人性、相对性，因观察角度、方式的不同，容易造成感觉经验上的不确定性。人们常说的“十个中医，十一个脉”便是医者对脉象感知上的不确定性在临床实践中的典型表现。另外，由于“观察渗透理论”，观察不是消极被动的感性直观，不是简单的视、听、嗅、触等感知活动，观察结果不仅要受到人的生理感官的局限，同时也要受到认识主体的心理因素、价值观念、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等诸多理论因素的渗透与制约，因而不同的认识主体在观察同一对象时容易得出不同的结论。中医临床上强调的四诊合参，主要是用来增加观察的客观性、全面性，从而减少观察结果的不确定性。自近代以来，西医采用了仪器观察与实验手段，深化了对人体的认识层次，有效地控制了条件，简化和纯化了对象，减少和排除了各种不确定性因素，使得其观察和实验结果具有较强的确定性和可重复性。中医认识人体始终在人体“自然”状态下进行，过多地依赖认识主体的生理感官，缺乏仪器观察和实验方法，特别是没有能够深入到人体的生理和病理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观察结果的不确定性——歧义、模糊和可重复性差。“感觉器官和直接观察和对客体不加干涉的自然观察方法，才正是观察结果之繁密和释义域(或解释域)增宽的渊薮，而这又必然带来医学命题的歧义和不精确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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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概念是思维的细胞，没有概念就无法进行思维。西医学概念大多为抽象概念，它撇开事物的特殊性、个别性和偶然性，只把事物的一个方面、一个层次或某种规定和关系的共同本质属性概括出来而形成抽象概念。如“细胞”、“抗原”、“激素”等概念，是相应客体确定和单一形式的反映，它的指称是固定和唯一的。
与西医学概念相比，中医学概念具有较大的灵活性、歧义性和不确定性。由于中医认识和思维多关注现象层面，而现象总是具体的、个别的和多样的，从而造成了中医学概念多为直观概念，它不具有纯抽象的性质，往往不能脱离现象或具体物象而存在。因此，中医学概念很难进行严格确切的定义，只能借用比喻、形容和象征等方式来表达。如滑脉被描述为“往来流利，应指圆滑，如珠走盘”。另外，中医学概念所反映的不是对象的本质特征，而是它的基本特征，与本质特征的单质性和唯一性不同，基本特征实际上是一个组群，它是多元的。反映对象的多元性带来了中医概念的多质性、多义性，它只注重概念内涵的丰富性，而不注重概念外延的确定性。中医学许多核心概念，如阴阳、五行、气、证，往往没有明确的定义，每个概念具有多义性、歧义性，并没有明确的外延，其指称是不确定的。如阴阳概念既可指高度抽象的“天地之道，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又可指具体的人的生理和病理，它在特定的关系中是确定的，但在整个理论体系中又是不确定的。如“言人身之的阴阳，则背为阳，腹为阴。”但，“背为阳，阳中之阳，心也；背为阴，阳中之阴，肺也；腹为阴，阴中之阴，肾也；腹为阳，阴中之阳，肝也”。又如气概念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是指物质、功能、抑或既是物质同时又是功能等各种观点的争论本身就反映了气概念的多义性、歧义性和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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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语言是思维的外壳和认识的载体，它基本上可分为自然语言和科学语言(亦称人工语言)。在中西医语言体系中，西医以科学语言为主体，而中医以自然语言为主体。如中医在描述病因，风邪为“善行数变”、“风性主动”；描述症状，发热有“翕翕发热”、“蒸蒸发热”；描述脏象，“心如倒置莲花”；描述脉象，洪脉“状如洪水，来盛去衰，滔滔满指”。中医的概念由于缺乏严格的定义，其内涵的多义性和外延的不确定性决定了中医只能选择自然语言。与科学语言的单义性与确定性相比较，自然语言具有多义性、歧义性、语法结构不严格性和统一等特点。自然语言是人类语言系统发展过程中的初级阶段，在表达思想、传递情感、交流信息，特别是在形象思维中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在科学认识中，也常借助于自然语言，但如果完全运用自然语言来表达概念，进行判断推理，就会引出差错甚至悖论。
中医自然语言的模糊性、歧义性给认识主体在阅读、理解中医文本时带来了不确定性。临床实践和研读经典著作是中医认识的两大重要来源，由于文本的不确定性，“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心悟法就成了中医认识的一种重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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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与西医强调严格的逻辑分析和严密的逻辑推理有很大的不同，中医是通过直觉判断和类比推理来进行思维和构建理论体系的。中医对疾病的诊察、证候的理解，由于缺乏对人体结构的分析，只能通过对人体外在功能的观察，在经验的基础上，从整体上直觉地体悟人体和疾病的本质。这种直觉能力既非先天固有，又非一朝一夕可得，是医生在长期临床实践中磨砺而成，是“经验的共鸣”。中医这种以直觉体悟为主的认识方式，立足于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够打破常规的思路，突破思维定式和逻辑规则的束缚，具有较大的灵活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激活认识主体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往往能够获得单从分析方法所得不到的结果。但另一方面，中医直觉方法仅以临床经验为基础，缺乏实证分析和严密逻辑为前提，不可避免地给认识结果带来了或然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中医理论体系的构建是以类比推理为主导方法。以天人合一为主导观念，阴阳五行为主要工具，人体的一切生理功能、病理变化以及药性药理，甚至治则治法均可通过取象比类方法推导出来。在中医看来，人是小宇宙，与自然、社会具有深刻的统一性，不仅同源、同构，而且同理。由于中医主要不是通过内在的结构分析，而是通过外在的功能表象来认识人体的，因此，中医理论的构建就不可能通过纵向的演绎推理，而只能选择横向的类比推理来实现。类比推理通过横向思维运动将两类完全不同的事物联系起来，对于形成假说、解释外推、开拓思想、触类旁通具有重要价值。无论是中医的理论核心——藏象、经络学说的构建，还是中医的“增水行舟”、“提壶揭盖”等独特的治疗方法的形成无不得益于类比推理方法的灵活运用。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与具有必然性的演绎推理不同，类比推理的结论是或然的、不确定的。类比推理的哲学根据是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但这种统一不是完全一致，而是包含多样性和差异性的统一。人、自然、社会有着深刻的统一性，同时也存在着本质的差异性，如果推理出的结论是在两类事物统一性范围之内，才具有一定的逻辑可靠性和确定性；如果推理出的结论恰好是两者的差异点，得出的结论就不可靠，甚至是荒唐的。中医由于缺乏对自然及人体深入地了解和实证地分析，所以在运用类比推理时，有时仅抓住了两个事物之间表面现象的相似之处，即作为推理的前提，从而得出不确定的、甚至错误的结论。如《内经》中就以“天不足西北”来类比人的耳目功能，断言“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以“岁有三百六十五日”推理出人有三百六十五穴，因心的重要地位而类比为“君主之官”，又因君主地位的神圣不可侵犯而推理出“心包”来“代主受邪”，其荒谬之处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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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医学理论作为一种理性认识成果，其科学性、真理性也只有通过医学实践的检验才能得以确立。自近代以来，西医的基础理论主要来源于科学实验，其真理性也是建立在科学实验的严格检验基础之上。作为西医学真理的检验尺度——科学实验具有直接现实性、可重复性和确定性等优点，消除和减少了西医理论的不确定性，保证了西医理论朝着客观化、精确化和系统化方向发展。
与西医有着迥异的价值取向，中医选择的是一条先验的检验标准。中医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实用的临床医学，中医认识强调功能表象，医疗强调功能调节的主流，使传统中医无需提出深入认识物质结构和弄清功能细节的任务便能取得临床疗效。于是，“中医也许既是未能，也是无需发展实验方法”。[2]由于科学实验方法的匮缺以及尊经崇古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制约和引导，中医选择了经典理论作为检验真理的尺度。“理必宗《内经》，方不离仲景”成了中医研究千年不变的信条。一切生理机能、疾病过程、病理机转、治疗法则的解释都要到经典里找到理论根据，用古圣先贤的理论观点来印证自己的理论。偶有离经叛道、标新立异者则视为异端，将遭以贬斥。经典理论本身就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概念歧义、语言模糊和理论不确定，用尚未经过科学实验严格检验的经典理论作为检验的标准，以思想验证思想，以理论检验理论，结果只能使理论脱离实践，造成理论研究的纷争和混乱。如《难经》中就有“左为肾，右为命门”之说，尽管明代张介宾认为这是“千古讹传之弊”，但他并没有运用简单的科学实验来证伪它或抛弃它，而是用自己的“左肾主真阴，右肾主真阳，而命门则为阳气之根”的新假说取而代之。之后在新旧假说之间又繁衍出包络命门说、肾间命门说和动力命门说等各家学说，他们各自以自己对经典的心悟来阐发自己的观点，这一理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至今还处于不确定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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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尽管任何认识都具有不确定性的一面，但相对西医而言，中医认识具有较大程度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中医认识的一大特点，它的灵活性、辩证性、创造性是中医思维的优势，但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特别是在日新月异的现代医学的冲击下，中医学的这一优势遇到了严峻挑战；同时，其模糊性、歧义性、随机性等不足又成为阻碍中医发展，特别是中医现代化的桎梏。“中医理论体系中潜在的由基本概念歧义性导致的逻辑矛盾日趋显化为阻碍中医学向新的研究层次跃进的根本症结”。[3]如何在保持中医认识特色和优势的前提下，充分吸收和运用现代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成果，来减少和消除中医认识中的不确定性，是中医发展面临的一大课题。
作者简介：张宗明(1966-)，男，江苏江浦县人，哲学硕士，南京大学99级在职博士生，现为南京中医药大学社会科学部自然辩证法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参考文献：
[1] 何裕民.差异困惑与选择—中西医学比较研究[M].沈阳：沈阳出版社，1990.219.
[2] 邱鸿钟.医学与人类文化[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392.
[3] 梁茂新.论中医学基本概念歧异性成因及其得失[J].医学与哲学，1991，12(2)：25.
收稿日期：2000-05-29, 百拇医药
单位：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93
关键词：
医学与哲学001114中图分类号：R2-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772(2000)11-0045-03
l 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但这种反映不是直观被动，而是积极能动的反映。任何认识都具有确定性的一面，又具有不确定性的一面。认识既要受到客体的制约，又要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因而它具有确定性。否认认识的确定性容易导致认识论中唯心论和不可知论。同时，由于主客体及其相互关系的复杂性，认识对其制约性又具有一定的超越性，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对象及历史条件，因而认识又具有一定的自由度、相对性和不确定性。否认认识中的不确定性容易陷入认识论中的机械论和形而上学。
中医作为一种认识成果，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和长期医疗实践中形成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正确地反映了人体生理活动及疾病防治规律，具有比较稳定的认识程序和相对固定的逻辑关系，因而中医认识具有确定性。否认这一点，中医就变得神秘而不可理解，也难于被人们正确认识和利用。同时，由于人体的高度复杂性和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渗透和影响，中医认识又带有随机性、灵活性、模糊性等不确定性。忽视了这一方面，就不能正确把握中医的思维特点。这种不确定性在中医认识对象、方法以及中医概念、语言、思维方式、检验标准等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为了讨论的需要，本文试图通过中西医学认识的比较，对中医认识中的不确定因素进行简要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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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尽管中西医学都是以人体为其研究对象，但在具体的认识层面上，两者却有着迥异的取向。西医以人体的本体或本质为其研究对象，沿着器官、组织、细胞、分子、DNA等方向，去寻找生命、健康及疾病的最终本体和本质。中医认识是以“象”为中心的。“象，谓所见于外，可阅者也”(《素问.六节脏象论》)，作为中医认识对象的“象”主要是指表现于外，并能被人的感官所感知的人体功能表象。中医就是通过望、闻、问、切四诊方法从面象、舌象、脉象等多维功能表象中来认识和调控人体的。与西医稳定的、唯一的、确定的人体本质和本体不同，中医的“象”是变动的、多样的和不确定的。如中医的藏象与西医的脏器就有着很大的区别，西医的脏器有着清晰的可解剖性、准确的定位及功能确定性。中医的藏象是一个功能系统，它包含着众多系统及其功能的复合体，它没有明确的解剖定位，其功能也是复杂、多变和不确定的。又如，具有重要诊断价值的中医脉象也是非常复杂的，具有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现代医学研究已揭示，脉象与人体之间的联系是极其复杂的，其与心血管疾病的联系有些是直接的、必然和确定的，如患者出现结、代脉，就可以确定心脏有问题，对心脏疾病诊断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但不能由此对脉象的价值加以“虚化”和“神化”，脉象与人体心血管之外的其他脏腑、百骸之间的联系，则往往多具间接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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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医认识人体、诊察疾病是以纯感官观察方法为主。望、闻、问、切的四诊方法是通过认识主体的视觉、嗅觉、听觉和触觉等纯生理感官来感知人体，获取信息的。人的感觉具有私人性、相对性，因观察角度、方式的不同，容易造成感觉经验上的不确定性。人们常说的“十个中医，十一个脉”便是医者对脉象感知上的不确定性在临床实践中的典型表现。另外，由于“观察渗透理论”，观察不是消极被动的感性直观，不是简单的视、听、嗅、触等感知活动，观察结果不仅要受到人的生理感官的局限，同时也要受到认识主体的心理因素、价值观念、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等诸多理论因素的渗透与制约，因而不同的认识主体在观察同一对象时容易得出不同的结论。中医临床上强调的四诊合参，主要是用来增加观察的客观性、全面性，从而减少观察结果的不确定性。自近代以来，西医采用了仪器观察与实验手段，深化了对人体的认识层次，有效地控制了条件，简化和纯化了对象，减少和排除了各种不确定性因素，使得其观察和实验结果具有较强的确定性和可重复性。中医认识人体始终在人体“自然”状态下进行，过多地依赖认识主体的生理感官，缺乏仪器观察和实验方法，特别是没有能够深入到人体的生理和病理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观察结果的不确定性——歧义、模糊和可重复性差。“感觉器官和直接观察和对客体不加干涉的自然观察方法，才正是观察结果之繁密和释义域(或解释域)增宽的渊薮，而这又必然带来医学命题的歧义和不精确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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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概念是思维的细胞，没有概念就无法进行思维。西医学概念大多为抽象概念，它撇开事物的特殊性、个别性和偶然性，只把事物的一个方面、一个层次或某种规定和关系的共同本质属性概括出来而形成抽象概念。如“细胞”、“抗原”、“激素”等概念，是相应客体确定和单一形式的反映，它的指称是固定和唯一的。
与西医学概念相比，中医学概念具有较大的灵活性、歧义性和不确定性。由于中医认识和思维多关注现象层面，而现象总是具体的、个别的和多样的，从而造成了中医学概念多为直观概念，它不具有纯抽象的性质，往往不能脱离现象或具体物象而存在。因此，中医学概念很难进行严格确切的定义，只能借用比喻、形容和象征等方式来表达。如滑脉被描述为“往来流利，应指圆滑，如珠走盘”。另外，中医学概念所反映的不是对象的本质特征，而是它的基本特征，与本质特征的单质性和唯一性不同，基本特征实际上是一个组群，它是多元的。反映对象的多元性带来了中医概念的多质性、多义性，它只注重概念内涵的丰富性，而不注重概念外延的确定性。中医学许多核心概念，如阴阳、五行、气、证，往往没有明确的定义，每个概念具有多义性、歧义性，并没有明确的外延，其指称是不确定的。如阴阳概念既可指高度抽象的“天地之道，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又可指具体的人的生理和病理，它在特定的关系中是确定的，但在整个理论体系中又是不确定的。如“言人身之的阴阳，则背为阳，腹为阴。”但，“背为阳，阳中之阳，心也；背为阴，阳中之阴，肺也；腹为阴，阴中之阴，肾也；腹为阳，阴中之阳，肝也”。又如气概念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是指物质、功能、抑或既是物质同时又是功能等各种观点的争论本身就反映了气概念的多义性、歧义性和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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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语言是思维的外壳和认识的载体，它基本上可分为自然语言和科学语言(亦称人工语言)。在中西医语言体系中，西医以科学语言为主体，而中医以自然语言为主体。如中医在描述病因，风邪为“善行数变”、“风性主动”；描述症状，发热有“翕翕发热”、“蒸蒸发热”；描述脏象，“心如倒置莲花”；描述脉象，洪脉“状如洪水，来盛去衰，滔滔满指”。中医的概念由于缺乏严格的定义，其内涵的多义性和外延的不确定性决定了中医只能选择自然语言。与科学语言的单义性与确定性相比较，自然语言具有多义性、歧义性、语法结构不严格性和统一等特点。自然语言是人类语言系统发展过程中的初级阶段，在表达思想、传递情感、交流信息，特别是在形象思维中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在科学认识中，也常借助于自然语言，但如果完全运用自然语言来表达概念，进行判断推理，就会引出差错甚至悖论。
中医自然语言的模糊性、歧义性给认识主体在阅读、理解中医文本时带来了不确定性。临床实践和研读经典著作是中医认识的两大重要来源，由于文本的不确定性，“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心悟法就成了中医认识的一种重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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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与西医强调严格的逻辑分析和严密的逻辑推理有很大的不同，中医是通过直觉判断和类比推理来进行思维和构建理论体系的。中医对疾病的诊察、证候的理解，由于缺乏对人体结构的分析，只能通过对人体外在功能的观察，在经验的基础上，从整体上直觉地体悟人体和疾病的本质。这种直觉能力既非先天固有，又非一朝一夕可得，是医生在长期临床实践中磨砺而成，是“经验的共鸣”。中医这种以直觉体悟为主的认识方式，立足于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够打破常规的思路，突破思维定式和逻辑规则的束缚，具有较大的灵活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激活认识主体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往往能够获得单从分析方法所得不到的结果。但另一方面，中医直觉方法仅以临床经验为基础，缺乏实证分析和严密逻辑为前提，不可避免地给认识结果带来了或然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中医理论体系的构建是以类比推理为主导方法。以天人合一为主导观念，阴阳五行为主要工具，人体的一切生理功能、病理变化以及药性药理，甚至治则治法均可通过取象比类方法推导出来。在中医看来，人是小宇宙，与自然、社会具有深刻的统一性，不仅同源、同构，而且同理。由于中医主要不是通过内在的结构分析，而是通过外在的功能表象来认识人体的，因此，中医理论的构建就不可能通过纵向的演绎推理，而只能选择横向的类比推理来实现。类比推理通过横向思维运动将两类完全不同的事物联系起来，对于形成假说、解释外推、开拓思想、触类旁通具有重要价值。无论是中医的理论核心——藏象、经络学说的构建，还是中医的“增水行舟”、“提壶揭盖”等独特的治疗方法的形成无不得益于类比推理方法的灵活运用。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与具有必然性的演绎推理不同，类比推理的结论是或然的、不确定的。类比推理的哲学根据是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但这种统一不是完全一致，而是包含多样性和差异性的统一。人、自然、社会有着深刻的统一性，同时也存在着本质的差异性，如果推理出的结论是在两类事物统一性范围之内，才具有一定的逻辑可靠性和确定性；如果推理出的结论恰好是两者的差异点，得出的结论就不可靠，甚至是荒唐的。中医由于缺乏对自然及人体深入地了解和实证地分析，所以在运用类比推理时，有时仅抓住了两个事物之间表面现象的相似之处，即作为推理的前提，从而得出不确定的、甚至错误的结论。如《内经》中就以“天不足西北”来类比人的耳目功能，断言“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以“岁有三百六十五日”推理出人有三百六十五穴，因心的重要地位而类比为“君主之官”，又因君主地位的神圣不可侵犯而推理出“心包”来“代主受邪”，其荒谬之处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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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医学理论作为一种理性认识成果，其科学性、真理性也只有通过医学实践的检验才能得以确立。自近代以来，西医的基础理论主要来源于科学实验，其真理性也是建立在科学实验的严格检验基础之上。作为西医学真理的检验尺度——科学实验具有直接现实性、可重复性和确定性等优点，消除和减少了西医理论的不确定性，保证了西医理论朝着客观化、精确化和系统化方向发展。
与西医有着迥异的价值取向，中医选择的是一条先验的检验标准。中医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实用的临床医学，中医认识强调功能表象，医疗强调功能调节的主流，使传统中医无需提出深入认识物质结构和弄清功能细节的任务便能取得临床疗效。于是，“中医也许既是未能，也是无需发展实验方法”。[2]由于科学实验方法的匮缺以及尊经崇古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制约和引导，中医选择了经典理论作为检验真理的尺度。“理必宗《内经》，方不离仲景”成了中医研究千年不变的信条。一切生理机能、疾病过程、病理机转、治疗法则的解释都要到经典里找到理论根据，用古圣先贤的理论观点来印证自己的理论。偶有离经叛道、标新立异者则视为异端，将遭以贬斥。经典理论本身就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概念歧义、语言模糊和理论不确定，用尚未经过科学实验严格检验的经典理论作为检验的标准，以思想验证思想，以理论检验理论，结果只能使理论脱离实践，造成理论研究的纷争和混乱。如《难经》中就有“左为肾，右为命门”之说，尽管明代张介宾认为这是“千古讹传之弊”，但他并没有运用简单的科学实验来证伪它或抛弃它，而是用自己的“左肾主真阴，右肾主真阳，而命门则为阳气之根”的新假说取而代之。之后在新旧假说之间又繁衍出包络命门说、肾间命门说和动力命门说等各家学说，他们各自以自己对经典的心悟来阐发自己的观点，这一理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至今还处于不确定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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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尽管任何认识都具有不确定性的一面，但相对西医而言，中医认识具有较大程度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中医认识的一大特点，它的灵活性、辩证性、创造性是中医思维的优势，但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特别是在日新月异的现代医学的冲击下，中医学的这一优势遇到了严峻挑战；同时，其模糊性、歧义性、随机性等不足又成为阻碍中医发展，特别是中医现代化的桎梏。“中医理论体系中潜在的由基本概念歧义性导致的逻辑矛盾日趋显化为阻碍中医学向新的研究层次跃进的根本症结”。[3]如何在保持中医认识特色和优势的前提下，充分吸收和运用现代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成果，来减少和消除中医认识中的不确定性，是中医发展面临的一大课题。
作者简介：张宗明(1966-)，男，江苏江浦县人，哲学硕士，南京大学99级在职博士生，现为南京中医药大学社会科学部自然辩证法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参考文献：
[1] 何裕民.差异困惑与选择—中西医学比较研究[M].沈阳：沈阳出版社，1990.219.
[2] 邱鸿钟.医学与人类文化[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392.
[3] 梁茂新.论中医学基本概念歧异性成因及其得失[J].医学与哲学，1991，12(2)：25.
收稿日期：2000-05-29,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