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的“证”与人体“状态”
作者：刘耿
单位：复旦大学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 中西医结合研究室，上海 200032
关键词：
医学与哲学001112中图分类号：R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772(2000)11-0039-03
近年来在证的研究中，像“机体反应状态”、“机体宏观状态”、“整体功能态”、“异常机能状态”、“综合性的功能态”、“应变态势”等等一些类似的语词常被用来说明证的内涵。这些来自不同角度的称谓之间虽然有些细微差异，但大都认为证是人体的一种异常状态。甚至有人干脆说中医学就是状态医学[1]。那么什么是状态?证为什么能够称作状态?把证看成状态又有什么意义呢?对这些问题目前尚缺乏一个通盘的论证。
1 状态是什么
, 百拇医药
状态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具有相当老的资格，在亚里士多德的“十范畴表”中它就占了一席，他指出：“状态则是一种很容易改变并且很快地让位给其对立物的情况。”黑格尔在《逻辑学》中道出了状态的七条性质，从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初步的看法。状态是质的外在性，内在的质外化出来就表现为状态。状态跟质的相同之处是：整体性，不可切割成部分，同样要由量来表示和描述。状态跟量的相同之处是：都是外在的规定性，可以跟质相互过渡。综合起来看状态是一种总量，或者说整体的量[2]。到了系统科学那里，状态成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系统状态就是在一定时间内，一定系统物质在性质不变时的存在方式或表现形态，这种存在方式或表现状态是一个过程。状态作为总量是无限的，但确定一个系统状态并不需要知道它的所有变量，一般只需要知道一组相互独立且数目最少的状态变量即可，这些变量能够足够全面地代表系统物质在某一时间段内的总体特征。
2 证为什么会是一种状态
一个人无论患实证还是虚证，也不管是阳虚证还是阴虚证，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体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本质特征不会随之改变，即证的有无和变迁不会改变人体这个生命系统的质(注意这里不是指证的本质)，相对于人体的质来说，证只能是外在的量的规定性。因此证是不是状态关键就看它是否作为整体的量出现，是否全面反映了人体系统在某一时间段内的总体特征。
, 百拇医药
2.1 证的产生过程决定了证是一种状态。认识结果取决于认识过程，证到底是不是状态，这首先要从临床辨证的过程来考查。辨证过程可以人为地分成两个阶段，其一是收集临床资料，其二是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中医的抽象思维，作出判断。在收集资料的阶段，中医要求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对患者的观察要细致入微，使掌握疾病状况的途径、对各种临床现象的了解尽可能全面。譬如望诊要望神、色、形、态、头颈五官、舌象、皮肤、络脉、排泄物、分泌物等等，闻诊要听发音、语言、呼吸、咳嗽、呕吐、呃逆、嗳气、太息、喷嚏、肠鸣等各种声响，还要嗅病人体内发出的各种气味及分泌物、排泄物和病室的气味；问诊要了解疾病发生、发展、治疗经过、现在症状和其他与疾病有关的方面，如既往史、居住条件、饮食嗜欲和家族病史等；切诊不仅要辨别脉象，还包括按肌肤、手足、胸腹、腧穴等。在运用这些资料进行抽象的阶段又以整体思维为其典型特征，整体思维的主要形式是二元思维和联系思维。二元思维体现在辨证过程中就是以阴阳为纲纪，“察色按脉，先别阴阳”，这是对四诊资料的初步分析。在此基础上，再将四诊资料与人体的生理病理相联系，作进一步分析综合，而中医在说明人体的生理病理时也是不离阴阳，“阴者藏精而起亟也，阳者卫外而为固也。”“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失调则会导致疾病的发生，“阳胜则热，阴胜则寒；阳虚则寒，阴虚则热。”是中医学的病机总纲。最后根据以上的分析综合作出具体判断时，要以八纲为指导，而阴、阳又是八纲的总纲。二元思维是从对立的两个方面来思考问题，防止片面性，具有全面、完整的特征。但整体思维并不拘于阴阳的二元结构，而是以阴阳为要旨，向多元结构发展，这就形成了联系思维，在联系思维中，一个事物通常是一个联系网络上或整体结构中的事物，离开这种网络或结构的事物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因此人们的思维活动必须以联系的方式而不是孤立的方式运行，当考虑某一事物时就必须考虑与其相关的事物，这即包括该事物对其他事物的影响，也包括其他事物对该事物的影响[3]。中医认为，人体是以五脏为中心，通过经络系统，把六腑、五体、五官、九窍、四肢百骸等全身组织器官联系起来的有机整体，并通过精、气、血、津液的作用，来完成机体统一的机能活动，机体各个部分在生理上互相联系，在病理上互相影响，不但如此，中医还把人与自然界联系在一起，认为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因此在辨证过程中不但要“见肝之病，知肝传脾”，考虑到人体各部分的互相影响，还要注意“四时之气，更伤五脏”，考虑到人与自然的互相影响。总起来看，中医辨证所运用的四诊是整体诊法，它虽然不能深入到机体内部，却把注意力充分集中在了整体层次生命现象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上，对外在病象的探察可谓全面而细致；辨证所运用的思维方式是整体思维，它以二元结构为主体，向多元结构展开，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和系统思维。证作为整体诊法和整体思维的认识结果，它反映的是人体的总体特征，是一种整体的量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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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证实质研究的结果支持这一结论。证实质研究主要是指运用现代医学的知识和技术对中医的多种证进行的一系列探索。随着研究的深入，在这一领域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证是一种状态。这里有两个典型的例子：其一是，沈自尹在总结肾阳虚证的研究后写道：“若以肾阳虚证作为模式是否可以推论其他证的研究思路为：证是一种综合性的功能态，有具体的功能网络和调控中心。”[4]其二是，梁月华在谈到寒证、热证的研究时也说这是两种“异常机能状态”。[5]证实质研究结果和证是状态之间会有什么联系呢?让我们先简单看一下以上两例的具体内容：肾阳虚证的研究自50年代起从临床入手筛选指标，发现肾阳虚患者普遍存在尿17羟皮质类固醇含量低下的现象。因此从肾上腺皮质功能往上追溯，在60年代发现肾阳虚证具有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上不同环节，不同程度的功能紊乱，属于一种潜隐性的变化。70年代又把这一认识扩大到甲状腺轴和性腺轴，证明存在三条轴的功能紊乱，故推论肾阳虚证的主要发病环节在下丘脑(或更高级中枢)。80年代中期后，运用动物模型结合药物反证的方法，进行了一系列实验，为验证肾阳虚证的调控中心在下丘脑提供了充足的实验依据，并把结论扩展到整个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NEI网络)[4]。寒热证的研究起于60年代，在早期就进行了多方面的观察，其中寒证有代谢机能的低下，肾上腺皮质功能的抑制，交感神经机能减弱、副交感神经机能增强，中枢神经系统抑制过程占优势，热证在以上几方面与之相反。近年来已经阐明寒证、热证是整体的变化，其形成的机理主要在中枢。虚寒证的形成与脑内抑制物和5-羟色胺(5-HT)增多，儿茶酚胺(CAs)减少，以及丘脑下部促激素释放因子和其它肽类的减少有关。虚热证则与中枢兴奋物质、CAs、丘脑下部促激素释放因子或其它肽类的增多而5-HT的减少有关[5]。这两项研究的共同特点是它们的主要机理都在神经、内分泌系统的中枢部位，都有多种激素或神经递质的分泌异常。神经、内分泌系统与免疫系统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构成一个全身性的调节网络，这个网络功能的异常往往会引起不同程度或形式的全身性反应。其他许多证的研究(像五脏各证、血瘀证等)也表明与神经、内分泌及免疫系统的调节异常有关。另外证实质研究还发现，同一种证往往存在多个器官系统的功能异常。证与全身性的调节网络有关，与多器官系统功能有关(而实际上这两方面可能互为因果)，这些都表明证反映了机体的总体特征，是机体的一种异常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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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为什么要把证看作状态
是不是把证看作状态，并不影响中医的辨证论治，那么认为证是一种状态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是在西方哲学与系统科学的基础上来理解“状态”一词的，因此认识到证是一种状态应该会有利于中、西医学的交流与合作。
首先在基础研究方面，这提示我们要进一步深化证与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关系的研究，因为状态反映的是人体的总体特征，而西医认为机体的整体调节功能是由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来执行的，这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着深刻的联系，证实质研究的结果也显示出这一趋势。而且张瑞钧[6]等从西医学出发，结合自己的研究工作，以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的改变作为判断依据总结了三类异常整体功能态，认为它们可分别与中医的证相对应：应激型整体功能态，相当于阴虚火旺证或虚热证；抑制型整体功能态，相当于阳虚证特别是肾阳虚证；血瘀型整体功能态相当于血瘀证。这提示中医的各种证可能对应于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的不同调节模式。在这方面的继续探讨，不但会加深我们对证的理解，同时也会为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的知识增添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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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在临床上，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相结合是行之有效的临床思维模式，为许多中医所采用，但由于西医临床工作者掌握中医理论有一定困难，所以这种模式在西医中的应用受到限制。如果证被理解为状态，把它当作系统科学中状态的概念来处理，将有助于我们运用系统科学的思想来改造中医基础理论，使之从古代自然哲学式的、思辨式的论述中解脱出来，变成一个用现代科学语言表达的唯象理论。事实上这项理论改造工作，在戴豪良[7]提出的应变理论中已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应变理论认为人体是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开放巨系统，在内外环境变化的刺激下，这个系统进行应变活动，应变活动发生时系统所处的状态及进一步变化的趋势称应变态势，应变态势的具体内容就是从中医证的内容中概括提炼出来的。在这一改造的基础上，病的概念和应变态势的概念就可以在同一个理论体系中得到有机结合，在临床上形成既诊断疾病又判别应变态势的思维模式。这种“诊病析态”的模式不但符合现代人思维习惯，便于推广，而且在同一理论框架下，西医对病的规律性和中医对证的规律性认识得到统一协调，使辨病加辨证的经验式结合上升到理论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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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耿(1972-)，男，山东省诸城市人，1996年7月毕业于山东中医药大学针灸学专业，现为复旦大学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中西医结合专业硕士研究生，从事证本质方面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张有和.状态医学——中医学的现代概念[J].医学与哲学，1999，20(1)：6-9.
[2] 闵家胤.对系统论的哲学考察[A].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哲学卷*中)[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1 107-1 137.
[3] 吾 淳.中国思维形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312.
[4] 沈自尹.再从证的研究探讨中西医的互补性[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1999，19(3)：180-182.
[5] 梁月华.寒热本质研究的进展[J].中医杂志，1996，37(12)：747-750.
[6] 张瑞钧，孙洪元.中医学与整体功能态[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95.
[7] 戴豪良.融汇中西医诊治精华的理论与实践[M].上海：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1993.
收稿日期：2000-08-02, http://www.100md.com
单位：复旦大学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 中西医结合研究室，上海 200032
关键词：
医学与哲学001112中图分类号：R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772(2000)11-0039-03
近年来在证的研究中，像“机体反应状态”、“机体宏观状态”、“整体功能态”、“异常机能状态”、“综合性的功能态”、“应变态势”等等一些类似的语词常被用来说明证的内涵。这些来自不同角度的称谓之间虽然有些细微差异，但大都认为证是人体的一种异常状态。甚至有人干脆说中医学就是状态医学[1]。那么什么是状态?证为什么能够称作状态?把证看成状态又有什么意义呢?对这些问题目前尚缺乏一个通盘的论证。
1 状态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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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具有相当老的资格，在亚里士多德的“十范畴表”中它就占了一席，他指出：“状态则是一种很容易改变并且很快地让位给其对立物的情况。”黑格尔在《逻辑学》中道出了状态的七条性质，从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初步的看法。状态是质的外在性，内在的质外化出来就表现为状态。状态跟质的相同之处是：整体性，不可切割成部分，同样要由量来表示和描述。状态跟量的相同之处是：都是外在的规定性，可以跟质相互过渡。综合起来看状态是一种总量，或者说整体的量[2]。到了系统科学那里，状态成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系统状态就是在一定时间内，一定系统物质在性质不变时的存在方式或表现形态，这种存在方式或表现状态是一个过程。状态作为总量是无限的，但确定一个系统状态并不需要知道它的所有变量，一般只需要知道一组相互独立且数目最少的状态变量即可，这些变量能够足够全面地代表系统物质在某一时间段内的总体特征。
2 证为什么会是一种状态
一个人无论患实证还是虚证，也不管是阳虚证还是阴虚证，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体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本质特征不会随之改变，即证的有无和变迁不会改变人体这个生命系统的质(注意这里不是指证的本质)，相对于人体的质来说，证只能是外在的量的规定性。因此证是不是状态关键就看它是否作为整体的量出现，是否全面反映了人体系统在某一时间段内的总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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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证的产生过程决定了证是一种状态。认识结果取决于认识过程，证到底是不是状态，这首先要从临床辨证的过程来考查。辨证过程可以人为地分成两个阶段，其一是收集临床资料，其二是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中医的抽象思维，作出判断。在收集资料的阶段，中医要求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对患者的观察要细致入微，使掌握疾病状况的途径、对各种临床现象的了解尽可能全面。譬如望诊要望神、色、形、态、头颈五官、舌象、皮肤、络脉、排泄物、分泌物等等，闻诊要听发音、语言、呼吸、咳嗽、呕吐、呃逆、嗳气、太息、喷嚏、肠鸣等各种声响，还要嗅病人体内发出的各种气味及分泌物、排泄物和病室的气味；问诊要了解疾病发生、发展、治疗经过、现在症状和其他与疾病有关的方面，如既往史、居住条件、饮食嗜欲和家族病史等；切诊不仅要辨别脉象，还包括按肌肤、手足、胸腹、腧穴等。在运用这些资料进行抽象的阶段又以整体思维为其典型特征，整体思维的主要形式是二元思维和联系思维。二元思维体现在辨证过程中就是以阴阳为纲纪，“察色按脉，先别阴阳”，这是对四诊资料的初步分析。在此基础上，再将四诊资料与人体的生理病理相联系，作进一步分析综合，而中医在说明人体的生理病理时也是不离阴阳，“阴者藏精而起亟也，阳者卫外而为固也。”“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失调则会导致疾病的发生，“阳胜则热，阴胜则寒；阳虚则寒，阴虚则热。”是中医学的病机总纲。最后根据以上的分析综合作出具体判断时，要以八纲为指导，而阴、阳又是八纲的总纲。二元思维是从对立的两个方面来思考问题，防止片面性，具有全面、完整的特征。但整体思维并不拘于阴阳的二元结构，而是以阴阳为要旨，向多元结构发展，这就形成了联系思维，在联系思维中，一个事物通常是一个联系网络上或整体结构中的事物，离开这种网络或结构的事物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因此人们的思维活动必须以联系的方式而不是孤立的方式运行，当考虑某一事物时就必须考虑与其相关的事物，这即包括该事物对其他事物的影响，也包括其他事物对该事物的影响[3]。中医认为，人体是以五脏为中心，通过经络系统，把六腑、五体、五官、九窍、四肢百骸等全身组织器官联系起来的有机整体，并通过精、气、血、津液的作用，来完成机体统一的机能活动，机体各个部分在生理上互相联系，在病理上互相影响，不但如此，中医还把人与自然界联系在一起，认为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因此在辨证过程中不但要“见肝之病，知肝传脾”，考虑到人体各部分的互相影响，还要注意“四时之气，更伤五脏”，考虑到人与自然的互相影响。总起来看，中医辨证所运用的四诊是整体诊法，它虽然不能深入到机体内部，却把注意力充分集中在了整体层次生命现象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上，对外在病象的探察可谓全面而细致；辨证所运用的思维方式是整体思维，它以二元结构为主体，向多元结构展开，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和系统思维。证作为整体诊法和整体思维的认识结果，它反映的是人体的总体特征，是一种整体的量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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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证实质研究的结果支持这一结论。证实质研究主要是指运用现代医学的知识和技术对中医的多种证进行的一系列探索。随着研究的深入，在这一领域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证是一种状态。这里有两个典型的例子：其一是，沈自尹在总结肾阳虚证的研究后写道：“若以肾阳虚证作为模式是否可以推论其他证的研究思路为：证是一种综合性的功能态，有具体的功能网络和调控中心。”[4]其二是，梁月华在谈到寒证、热证的研究时也说这是两种“异常机能状态”。[5]证实质研究结果和证是状态之间会有什么联系呢?让我们先简单看一下以上两例的具体内容：肾阳虚证的研究自50年代起从临床入手筛选指标，发现肾阳虚患者普遍存在尿17羟皮质类固醇含量低下的现象。因此从肾上腺皮质功能往上追溯，在60年代发现肾阳虚证具有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上不同环节，不同程度的功能紊乱，属于一种潜隐性的变化。70年代又把这一认识扩大到甲状腺轴和性腺轴，证明存在三条轴的功能紊乱，故推论肾阳虚证的主要发病环节在下丘脑(或更高级中枢)。80年代中期后，运用动物模型结合药物反证的方法，进行了一系列实验，为验证肾阳虚证的调控中心在下丘脑提供了充足的实验依据，并把结论扩展到整个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NEI网络)[4]。寒热证的研究起于60年代，在早期就进行了多方面的观察，其中寒证有代谢机能的低下，肾上腺皮质功能的抑制，交感神经机能减弱、副交感神经机能增强，中枢神经系统抑制过程占优势，热证在以上几方面与之相反。近年来已经阐明寒证、热证是整体的变化，其形成的机理主要在中枢。虚寒证的形成与脑内抑制物和5-羟色胺(5-HT)增多，儿茶酚胺(CAs)减少，以及丘脑下部促激素释放因子和其它肽类的减少有关。虚热证则与中枢兴奋物质、CAs、丘脑下部促激素释放因子或其它肽类的增多而5-HT的减少有关[5]。这两项研究的共同特点是它们的主要机理都在神经、内分泌系统的中枢部位，都有多种激素或神经递质的分泌异常。神经、内分泌系统与免疫系统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构成一个全身性的调节网络，这个网络功能的异常往往会引起不同程度或形式的全身性反应。其他许多证的研究(像五脏各证、血瘀证等)也表明与神经、内分泌及免疫系统的调节异常有关。另外证实质研究还发现，同一种证往往存在多个器官系统的功能异常。证与全身性的调节网络有关，与多器官系统功能有关(而实际上这两方面可能互为因果)，这些都表明证反映了机体的总体特征，是机体的一种异常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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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为什么要把证看作状态
是不是把证看作状态，并不影响中医的辨证论治，那么认为证是一种状态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是在西方哲学与系统科学的基础上来理解“状态”一词的，因此认识到证是一种状态应该会有利于中、西医学的交流与合作。
首先在基础研究方面，这提示我们要进一步深化证与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关系的研究，因为状态反映的是人体的总体特征，而西医认为机体的整体调节功能是由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来执行的，这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着深刻的联系，证实质研究的结果也显示出这一趋势。而且张瑞钧[6]等从西医学出发，结合自己的研究工作，以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的改变作为判断依据总结了三类异常整体功能态，认为它们可分别与中医的证相对应：应激型整体功能态，相当于阴虚火旺证或虚热证；抑制型整体功能态，相当于阳虚证特别是肾阳虚证；血瘀型整体功能态相当于血瘀证。这提示中医的各种证可能对应于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的不同调节模式。在这方面的继续探讨，不但会加深我们对证的理解，同时也会为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的知识增添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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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在临床上，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相结合是行之有效的临床思维模式，为许多中医所采用，但由于西医临床工作者掌握中医理论有一定困难，所以这种模式在西医中的应用受到限制。如果证被理解为状态，把它当作系统科学中状态的概念来处理，将有助于我们运用系统科学的思想来改造中医基础理论，使之从古代自然哲学式的、思辨式的论述中解脱出来，变成一个用现代科学语言表达的唯象理论。事实上这项理论改造工作，在戴豪良[7]提出的应变理论中已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应变理论认为人体是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开放巨系统，在内外环境变化的刺激下，这个系统进行应变活动，应变活动发生时系统所处的状态及进一步变化的趋势称应变态势，应变态势的具体内容就是从中医证的内容中概括提炼出来的。在这一改造的基础上，病的概念和应变态势的概念就可以在同一个理论体系中得到有机结合，在临床上形成既诊断疾病又判别应变态势的思维模式。这种“诊病析态”的模式不但符合现代人思维习惯，便于推广，而且在同一理论框架下，西医对病的规律性和中医对证的规律性认识得到统一协调，使辨病加辨证的经验式结合上升到理论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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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耿(1972-)，男，山东省诸城市人，1996年7月毕业于山东中医药大学针灸学专业，现为复旦大学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中西医结合专业硕士研究生，从事证本质方面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张有和.状态医学——中医学的现代概念[J].医学与哲学，1999，20(1)：6-9.
[2] 闵家胤.对系统论的哲学考察[A].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哲学卷*中)[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1 107-1 137.
[3] 吾 淳.中国思维形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312.
[4] 沈自尹.再从证的研究探讨中西医的互补性[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1999，19(3)：180-182.
[5] 梁月华.寒热本质研究的进展[J].中医杂志，1996，37(12)：747-750.
[6] 张瑞钧，孙洪元.中医学与整体功能态[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95.
[7] 戴豪良.融汇中西医诊治精华的理论与实践[M].上海：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1993.
收稿日期：2000-08-02,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