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清库在鼻咽癌研究中的应用
作者：黄惠明 黄腾波 陈德林
单位：中山医科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广州 510060
关键词：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CHINESE JOURNAL OF EPIDEMIOLOGY1999年 第20卷 Vol 20 No 炭疽是一种人兽共患的急性传染病，也是我国法定管理的35种传染病之一。在中国传统医学中炭疽被列为疔疽一类，中兽医亦称牛、马炭疽为“走黄”。炭疽在我国虽然是一个古老的传染病，但在旧中国却缺乏有关资料的详细记载。新中国成立后，坚持“预防为主”卫生工作方针，加强对炭疽的防治和管理；50年代末研制成功我国人用炭疽活疫苗；60年代加强了炭疽疫情的控制和消毒处理，80年代已杜绝了工业型炭疽的发生；90年代在西部高发省(区)进行了全面监控。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防治措施，使我国炭疽由50年代末年均发病率0.576/10万降至90年代初的0.175/1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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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炭疽科研方面也取得了许多实用性成果，如炭疽病原学监测研究；炭疽预防和治疗制剂研究；诊断制剂和诊断方法的研究；炭疽杆菌分子生物学研究；国内专业技术报道与国际学术交流等，这些都为我国的炭疽防治工作提供了有效手段和科学资料。
一、炭疽的防治成果
解放前和建国初期，我国炭疽遍及全国各省，畜间时有爆发和流行，并造成人间不断发病。据资料记载，1948年江西省临川县有耕牛2 500头死于炭疽；1949年山东省因炭疽死亡的牲畜达2万余头；1950年安徽省太和县发生畜间炭疽，牛发病4 889头，死亡1 741头，在这次流行中有3 180人因感染炭疽死亡；1954年贵州省罗甸县羊群发生炭疽流行，发病1 100只全部死亡；1956年河北省涿鹿县因挖泥积肥造成肺炭疽流行，发病46例，死亡34人，有6 000多人受到威胁(沈元津.1952、章同恩.1954、丘福喜.1955、恽肇权，等.1959)。
工业型炭疽在城市也时有发生(郁维，等.1952)，据孟肇英等调查天津、上海、郑州、西安、兰州5个城市，1952～1962年住院炭疽病人602例，其中皮毛业工人占病例总人数的68.45%。60年代建立了严格的皮毛检疫制度，加强了消毒措施，改善了劳动条件，加强了工人的劳动保护和疫苗接种。1979年以后，京、津、沪等大城市已无炭疽病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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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以来，我国炭疽以农业型为主，波及全国24个省(区)。1982年新疆报告病例占全国总病例数的54%，1985年占34%，仍居全国第一位，贵州其次占33%。1987年贵州占38%，居第一位，云南占16%，新疆占15%，依次是广西、湖南、四川、青海，分别占8.5%、4.9%、2.9%和1.9%。上述七省(区)发病人数合计占全国报告病例总数的90%以上。
我国炭疽的流行态势，据1955～1995年的疫情报告资料统计，1957、1963、1977年有3个高峰，年发病率分别为0.54/10万、0.65/10万、0.54/10万；1958～1962和1966～1970年间有2个低谷，每8～10年有一个流行周期，90年代初又处于低谷时期。总的来看，我国炭疽发病一直没有停息。1986年新疆疏附县一年内死于炭疽的牲畜达1 619头(只)，占全县牲畜总数的4%；1989年西藏昌都地区发生炭疽流行，波及5个县34个村寨，共发生胃肠炭疽507例，死亡162人，病死率高达31.9%，首次报道多例咽型炭疽。90年代以来，据梁旭东统计分析，在我国30个省(区)市中，有10个高发省(区)(>0.3/10万)，它们是云南、贵州、四川、广西、湖南、西藏、新疆、青海、甘肃和内蒙古。5个中发省(区)(0.1～0.3/10万)，10个低发省(区)(<0.1/10万)，另有5个省市近9～20年无人间炭疽病例报告。1991～1995年全国报告炭疽病例10 801例，年均发病率为0.175/10万，死亡416人，年均病死率为3.85%。其中10个高发省(区)报告病例9 920例，占全国总病例数的91.8%。90年代初比50年代末年发病率下降6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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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炭疽防治成果的主要经验是，加强病原监测，及时处理疫情；严格兽医监督、焚烧动物尸体和彻底消除环境污染；坚持对家畜免疫预防和对高危易感人群的应急免疫接种；加强皮毛检疫和消毒处理，贯彻劳动保护和免疫预防等是防制和杜绝工业炭疽的有效措施。
二、炭疽监测研究
我国炭疽的流行病学调查工作一直受到重视，如新疆喀什地区3岁以下儿童炭疽发生率极高(1 850.6/10万)，9岁以下儿童炭疽发病率仍高达865.4/10万。据王学元调查认为当地有给儿童涂脂护肤习惯，即在屠宰牛羊时将油脂向儿童身上涂擦，以致引起炭疽感染。西藏昌都地区1989年发生炭疽流行，据李爱芳调查认为当地有生吃风干牛肉习惯，炭疽牲畜病肉风干后可引起食者经口感染，发现多例咽型炭疽和肠型炭疽。
畜间监测认为南方以牛为主，屠宰病畜常污染水塘，极易感染南方水牛，其次是猪、狗、马和羊也有发病；北方主要是羊炭疽，其次为牛、马、驴、骡。畜间炭疽与畜群结构与饲养方式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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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学监测：1991～1994年全国10个高发省(区)共采样1 455份，检出炭疽杆菌89株，检出阳性率为6.1%，其中环境土样检出率为18.2%；流行期(7～9月)浅层土阳性率(17.2%)高于深层土(3.8%)；非流行期浅层土阳性率(3.2%)低于深层土(10.7%)，流行期与非流行期土壤污染程度差别有显著性(P<0.01)。水样阳性率为2.14%；皮毛检出阳性率为22.3%；病人呕吐物和排泄物检出阳性率为14.3%；南方水塘污染严重，自鱼塘中饲养的胡子鲶和鸭子的脏器中均检出了炭疽杆菌。在14个爆发点经消毒处理后一年，于现场取样420份，仍分离到7株炭疽杆菌，检出阳性率为1.6%，证明消毒处理不够彻底(刘军，等.1994、邱燕，等.1994、刘远恒.1994、付华，等.1994)。
血清学监测：在疫区人群中采血1 688份，进行荚膜抗体检测，结果证明，炭疽爆发点人群的荚膜抗体阳性率为29.1%，非爆发点阳性率为7.52%，两者阳性率有显著差别(P<0.01)。采取接种疫苗的人群(1～1.5月)血清1 425份，经用ELISA检测PA抗体，证明血清抗体阳性率高肯定了疫苗的良好免疫效果(邓金华，卫德安，等.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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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诊断制剂与诊断方法的研究
炭疽杆菌营养要求不严，普通营养琼脂和肉汤培养基均可生长良好，镜检为革兰氏阳性方头大杆菌，呈链状排列，有形态特征。但与蜡样杆菌、巨大杆菌、蕈状杆菌、苏云金杆菌等近缘需氧芽胞杆菌不易鉴别，早年曾将难于确诊的疑难菌株归之为“类炭疽杆菌”。
60年代初国内一些炭疽实验室先后建立了炭疽诊断实验技术，1963年董树林和张守让分离到我国炭疽杆菌噬菌体AP631株，用于炭疽杆菌鉴别诊断其敏感性和特异性良好；1965年李良寿等将琼脂片法串珠试验改为液体培养法；随后董树林和张保安又将串珠试验的青霉素3个浓度(0.01u、0.05u和0.1u)改为纸条法(10u)，利用琼脂中青霉素自然扩散原理，在炭疽菌生长与抑制的界线处即可找到串珠形态炭疽杆菌。过祥豹等研究了戊烷脒选择性培养基，并发现炭疽杆菌集落的拉丝现象，认为有鉴别意义。推荐用荚膜加抗血清呈现肿胀以检查荚膜。提出用间接荧光抗体染色检查病人荚膜抗体以确定诊断。1983年汪美先实验室制备的炭疽诊断试剂盒通过成果鉴定，其中包括各种试剂、噬菌体、青霉素纸片等，使用方便、快速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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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解放后国内已有兽用炭疽沉淀素血清，用于皮毛检疫做Ascoli氏试验。60年代以后又生产出用于琼脂扩散试验的炭疽诊断血清，荚膜涂片抗原，AP631噬菌体。过祥豹用间接荧光抗体法检测病人荚膜抗体；曹仁用间接血凝法检查病人愈后血清荚膜抗体，在临床诊断方面有实用意义。薛采芳用ELISA法检测病人血清抗毒素抗体；庄汉澜用ELISA法检测免疫人群抗PA抗体，以评价疫苗免疫效果。苏新会和董树林用乳胶凝集试验检测炭疽活疫苗的免疫效果，有参考价值。另有高树德等提出503蛋白胨培养炭疽菌集落产生色素有诊断意义；梁旭东试验抑制性(乙酸亚铊、多粘菌素B、EDTA、溶菌酶)和(水杨素、BTB)指示性培养基；尚芙蓉和王棣等研制了炭疽单克隆抗体，但尚未获实际应用。
四、预防与治疗制剂研究
我国在20世纪40年代即已采用Pasteur Ⅰ苗和Ⅱ苗预防畜间炭疽。1948年又自印度引进了Sterne菌株(称为印度系)用于生产无毒炭疽芽胞苗。由于这两种活疫苗对山羊和马有严重的副反应，80年代中期又研制成功Al(OH)3佐剂PA组分疫苗(王明俊，赵振亚.1984)，证明安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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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用炭疽活疫苗原苏联自1954年正式生产，我国50年代曾进口STI炭疽活疫苗，60年代初，董树林等应用我国杨叔雅等(1958)选育的A16R菌株生产我国的炭疽活疫苗。经人群接种效果观察保护率为80%～100%，但皮肤划痕免疫对肺炭疽保护效果不佳。与此同时，陈民钧、庄汉澜、何长民等先后进行了炭疽保护性抗原(PA)免疫研究。70年代庄汉澜等采用发酵罐培养，从培养物滤液中提取抗原，制成钾矾沉淀苗和Al(OH)3佐剂PA苗，经一系列动物安全和效力试验后进行了小量人体接种观察，结果证明反应轻微，ELISA检测血清抗体阳转率达到92.86%。70年代初辛钧、任青鸟、苏新会等进行了炭疽活疫苗的气雾免疫研究，通过一系列动物试验，探索了单价炭疽活疫苗和鼠疫、布病、炭疽、土拉热四联活疫苗气雾免疫人体接种反应和效果观察。为大集体人群的气雾免疫积累了科学资料。
我国在解放前和建国初已有生产兽用抗炭疽血清，60年代又开始研制人用精制抗炭疽血清，经用弱毒活菌给马进行超免疫后采取血清，再经胃酶消化和硫酸铵盐析提取有效免疫球蛋白。虽然抗生素对炭疽有较好疗效，但由于炭疽死亡原因为毒素所致，单用青霉素治疗有时已不能自病人检出病菌，但由于毒素作用仍未免于死亡。抗生素与抗血清联合使用对抢救危重病人有重要意义。精制抗炭疽血清对消退病人严重水肿、中和体内毒素、降低病人持续高热、恢复心血管功能、缩短病程等方面，均有抗生素所不及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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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子生物学研究
已知炭疽杆菌毒素含有三种组分，即水肿因子(EF)、致死因子(LF)和保护性抗原(PA)，庄汉澜采用过滤浓缩，DEAE-纤维素、免疫亲和层析和高效液相色谱等技术提取纯化PA；南丽(1991)采用硫铵盐析法提取纯化EF；并对其各自特性进行了研究。王秉翔(1992)研究了炭疽噬菌体AP631株的生物学特性，观察到噬菌体头部为六角形，直径50nm；尾长180nm，无尾壳。核酸检测证明为DNA，分子量49kb。王秉翔等(1987)在鉴定自然弱毒株广西10、11号菌时证明只含有114mD毒素质粒，不含有60mD荚膜质粒，与表型特性相一致。90年代初又合成一对PA抗原DNA引物，采用PCR技术检测炭疽杆菌毒素。随后梁旭东又合成一对pXO2质粒DNA引物，并与PA引物一并制备地高辛标记探针，用于检测病原菌。梁旭东还建立了炭疽菌质粒DNA提取方法，对国内不同地区来源的菌株进行了质粒谱分析，结果认为强毒株均含有pXO1和pXO2两个质粒，弱毒株所含质粒不同，自然弱毒株只有Cap- tox+型菌株。为验证酶解可消除pXO2质粒，董树林、曹仁、王秉翔等用胰蛋白酶和胃蛋白酶消化获得了Cap- tox+突变株。从而在实验室验证了炭疽强毒菌通过胃肠道可能丢失pXO2质粒的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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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问题与展望
1.进入90年代以后我国每年仍有2 000多例炭疽病人，畜间炭疽仍时有发生，与工业先进国家相比，我国的炭疽防治仍然任重道远。主要原因是畜间免疫接种不落实，大量易感家畜暴露于感染危险之下；兽医监督不严，仍有屠宰病畜剥皮食肉现象，造成人间感染；对历史疫点和细菌战遗患迄今未能完全查清，亦未做彻底消毒处理，炭疽菌芽胞可活存数十年，致病隐患未除。
2.现用兽用炭疽活疫苗对山羊和马有接种反应，应予改进，认真考核PA苗的畜间免疫效果。人用炭疽活疫苗划痕接种很难保证进入体内实际菌数，应改进接种方法。根据现代研究对炭疽感染与免疫机理的认识，新疫苗的设计应具有抗菌、抗荚膜和抗毒素的全方位免疫效果。
3.当今世界已进入生物技术时代，利用基因工程组建毒力杂交株已成现实，炭疽毒力杂交株既可对人畜致病，又难于检出，给防治诊断带来极大困难。好战集团公开或隐蔽的研制生物武器，炭疽杆菌被列为首选细菌战剂。历史上我国曾深受其害，应引起国人足够的重视。
作者简介：董树林，男，1926年生。研究员，卫生部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原副所长，炭疽专业实验室原负责人。中国微生物学会第六届常务理事兼生物制品专业委员会主任，卫生部新药审评委员会第三届委员，卫生部计划免疫(专业)专家咨询委员会一届委员。从事生物制品工作45年，侧重炭疽、鼠疫、布病和土拉热等有关制品的生产和科研工作。著有《炭疽及其防治》、《常见传染病的免疫预防》、《炭疽防治手册》等专著。硕士研究生导师，1991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收稿：1999-01-10, 百拇医药
单位：中山医科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广州 51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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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流行病学杂志CHINESE JOURNAL OF EPIDEMIOLOGY1999年 第20卷 Vol 20 No 炭疽是一种人兽共患的急性传染病，也是我国法定管理的35种传染病之一。在中国传统医学中炭疽被列为疔疽一类，中兽医亦称牛、马炭疽为“走黄”。炭疽在我国虽然是一个古老的传染病，但在旧中国却缺乏有关资料的详细记载。新中国成立后，坚持“预防为主”卫生工作方针，加强对炭疽的防治和管理；50年代末研制成功我国人用炭疽活疫苗；60年代加强了炭疽疫情的控制和消毒处理，80年代已杜绝了工业型炭疽的发生；90年代在西部高发省(区)进行了全面监控。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防治措施，使我国炭疽由50年代末年均发病率0.576/10万降至90年代初的0.175/1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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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炭疽科研方面也取得了许多实用性成果，如炭疽病原学监测研究；炭疽预防和治疗制剂研究；诊断制剂和诊断方法的研究；炭疽杆菌分子生物学研究；国内专业技术报道与国际学术交流等，这些都为我国的炭疽防治工作提供了有效手段和科学资料。
一、炭疽的防治成果
解放前和建国初期，我国炭疽遍及全国各省，畜间时有爆发和流行，并造成人间不断发病。据资料记载，1948年江西省临川县有耕牛2 500头死于炭疽；1949年山东省因炭疽死亡的牲畜达2万余头；1950年安徽省太和县发生畜间炭疽，牛发病4 889头，死亡1 741头，在这次流行中有3 180人因感染炭疽死亡；1954年贵州省罗甸县羊群发生炭疽流行，发病1 100只全部死亡；1956年河北省涿鹿县因挖泥积肥造成肺炭疽流行，发病46例，死亡34人，有6 000多人受到威胁(沈元津.1952、章同恩.1954、丘福喜.1955、恽肇权，等.1959)。
工业型炭疽在城市也时有发生(郁维，等.1952)，据孟肇英等调查天津、上海、郑州、西安、兰州5个城市，1952～1962年住院炭疽病人602例，其中皮毛业工人占病例总人数的68.45%。60年代建立了严格的皮毛检疫制度，加强了消毒措施，改善了劳动条件，加强了工人的劳动保护和疫苗接种。1979年以后，京、津、沪等大城市已无炭疽病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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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以来，我国炭疽以农业型为主，波及全国24个省(区)。1982年新疆报告病例占全国总病例数的54%，1985年占34%，仍居全国第一位，贵州其次占33%。1987年贵州占38%，居第一位，云南占16%，新疆占15%，依次是广西、湖南、四川、青海，分别占8.5%、4.9%、2.9%和1.9%。上述七省(区)发病人数合计占全国报告病例总数的90%以上。
我国炭疽的流行态势，据1955～1995年的疫情报告资料统计，1957、1963、1977年有3个高峰，年发病率分别为0.54/10万、0.65/10万、0.54/10万；1958～1962和1966～1970年间有2个低谷，每8～10年有一个流行周期，90年代初又处于低谷时期。总的来看，我国炭疽发病一直没有停息。1986年新疆疏附县一年内死于炭疽的牲畜达1 619头(只)，占全县牲畜总数的4%；1989年西藏昌都地区发生炭疽流行，波及5个县34个村寨，共发生胃肠炭疽507例，死亡162人，病死率高达31.9%，首次报道多例咽型炭疽。90年代以来，据梁旭东统计分析，在我国30个省(区)市中，有10个高发省(区)(>0.3/10万)，它们是云南、贵州、四川、广西、湖南、西藏、新疆、青海、甘肃和内蒙古。5个中发省(区)(0.1～0.3/10万)，10个低发省(区)(<0.1/10万)，另有5个省市近9～20年无人间炭疽病例报告。1991～1995年全国报告炭疽病例10 801例，年均发病率为0.175/10万，死亡416人，年均病死率为3.85%。其中10个高发省(区)报告病例9 920例，占全国总病例数的91.8%。90年代初比50年代末年发病率下降6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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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炭疽防治成果的主要经验是，加强病原监测，及时处理疫情；严格兽医监督、焚烧动物尸体和彻底消除环境污染；坚持对家畜免疫预防和对高危易感人群的应急免疫接种；加强皮毛检疫和消毒处理，贯彻劳动保护和免疫预防等是防制和杜绝工业炭疽的有效措施。
二、炭疽监测研究
我国炭疽的流行病学调查工作一直受到重视，如新疆喀什地区3岁以下儿童炭疽发生率极高(1 850.6/10万)，9岁以下儿童炭疽发病率仍高达865.4/10万。据王学元调查认为当地有给儿童涂脂护肤习惯，即在屠宰牛羊时将油脂向儿童身上涂擦，以致引起炭疽感染。西藏昌都地区1989年发生炭疽流行，据李爱芳调查认为当地有生吃风干牛肉习惯，炭疽牲畜病肉风干后可引起食者经口感染，发现多例咽型炭疽和肠型炭疽。
畜间监测认为南方以牛为主，屠宰病畜常污染水塘，极易感染南方水牛，其次是猪、狗、马和羊也有发病；北方主要是羊炭疽，其次为牛、马、驴、骡。畜间炭疽与畜群结构与饲养方式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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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学监测：1991～1994年全国10个高发省(区)共采样1 455份，检出炭疽杆菌89株，检出阳性率为6.1%，其中环境土样检出率为18.2%；流行期(7～9月)浅层土阳性率(17.2%)高于深层土(3.8%)；非流行期浅层土阳性率(3.2%)低于深层土(10.7%)，流行期与非流行期土壤污染程度差别有显著性(P<0.01)。水样阳性率为2.14%；皮毛检出阳性率为22.3%；病人呕吐物和排泄物检出阳性率为14.3%；南方水塘污染严重，自鱼塘中饲养的胡子鲶和鸭子的脏器中均检出了炭疽杆菌。在14个爆发点经消毒处理后一年，于现场取样420份，仍分离到7株炭疽杆菌，检出阳性率为1.6%，证明消毒处理不够彻底(刘军，等.1994、邱燕，等.1994、刘远恒.1994、付华，等.1994)。
血清学监测：在疫区人群中采血1 688份，进行荚膜抗体检测，结果证明，炭疽爆发点人群的荚膜抗体阳性率为29.1%，非爆发点阳性率为7.52%，两者阳性率有显著差别(P<0.01)。采取接种疫苗的人群(1～1.5月)血清1 425份，经用ELISA检测PA抗体，证明血清抗体阳性率高肯定了疫苗的良好免疫效果(邓金华，卫德安，等.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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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诊断制剂与诊断方法的研究
炭疽杆菌营养要求不严，普通营养琼脂和肉汤培养基均可生长良好，镜检为革兰氏阳性方头大杆菌，呈链状排列，有形态特征。但与蜡样杆菌、巨大杆菌、蕈状杆菌、苏云金杆菌等近缘需氧芽胞杆菌不易鉴别，早年曾将难于确诊的疑难菌株归之为“类炭疽杆菌”。
60年代初国内一些炭疽实验室先后建立了炭疽诊断实验技术，1963年董树林和张守让分离到我国炭疽杆菌噬菌体AP631株，用于炭疽杆菌鉴别诊断其敏感性和特异性良好；1965年李良寿等将琼脂片法串珠试验改为液体培养法；随后董树林和张保安又将串珠试验的青霉素3个浓度(0.01u、0.05u和0.1u)改为纸条法(10u)，利用琼脂中青霉素自然扩散原理，在炭疽菌生长与抑制的界线处即可找到串珠形态炭疽杆菌。过祥豹等研究了戊烷脒选择性培养基，并发现炭疽杆菌集落的拉丝现象，认为有鉴别意义。推荐用荚膜加抗血清呈现肿胀以检查荚膜。提出用间接荧光抗体染色检查病人荚膜抗体以确定诊断。1983年汪美先实验室制备的炭疽诊断试剂盒通过成果鉴定，其中包括各种试剂、噬菌体、青霉素纸片等，使用方便、快速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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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解放后国内已有兽用炭疽沉淀素血清，用于皮毛检疫做Ascoli氏试验。60年代以后又生产出用于琼脂扩散试验的炭疽诊断血清，荚膜涂片抗原，AP631噬菌体。过祥豹用间接荧光抗体法检测病人荚膜抗体；曹仁用间接血凝法检查病人愈后血清荚膜抗体，在临床诊断方面有实用意义。薛采芳用ELISA法检测病人血清抗毒素抗体；庄汉澜用ELISA法检测免疫人群抗PA抗体，以评价疫苗免疫效果。苏新会和董树林用乳胶凝集试验检测炭疽活疫苗的免疫效果，有参考价值。另有高树德等提出503蛋白胨培养炭疽菌集落产生色素有诊断意义；梁旭东试验抑制性(乙酸亚铊、多粘菌素B、EDTA、溶菌酶)和(水杨素、BTB)指示性培养基；尚芙蓉和王棣等研制了炭疽单克隆抗体，但尚未获实际应用。
四、预防与治疗制剂研究
我国在20世纪40年代即已采用Pasteur Ⅰ苗和Ⅱ苗预防畜间炭疽。1948年又自印度引进了Sterne菌株(称为印度系)用于生产无毒炭疽芽胞苗。由于这两种活疫苗对山羊和马有严重的副反应，80年代中期又研制成功Al(OH)3佐剂PA组分疫苗(王明俊，赵振亚.1984)，证明安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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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用炭疽活疫苗原苏联自1954年正式生产，我国50年代曾进口STI炭疽活疫苗，60年代初，董树林等应用我国杨叔雅等(1958)选育的A16R菌株生产我国的炭疽活疫苗。经人群接种效果观察保护率为80%～100%，但皮肤划痕免疫对肺炭疽保护效果不佳。与此同时，陈民钧、庄汉澜、何长民等先后进行了炭疽保护性抗原(PA)免疫研究。70年代庄汉澜等采用发酵罐培养，从培养物滤液中提取抗原，制成钾矾沉淀苗和Al(OH)3佐剂PA苗，经一系列动物安全和效力试验后进行了小量人体接种观察，结果证明反应轻微，ELISA检测血清抗体阳转率达到92.86%。70年代初辛钧、任青鸟、苏新会等进行了炭疽活疫苗的气雾免疫研究，通过一系列动物试验，探索了单价炭疽活疫苗和鼠疫、布病、炭疽、土拉热四联活疫苗气雾免疫人体接种反应和效果观察。为大集体人群的气雾免疫积累了科学资料。
我国在解放前和建国初已有生产兽用抗炭疽血清，60年代又开始研制人用精制抗炭疽血清，经用弱毒活菌给马进行超免疫后采取血清，再经胃酶消化和硫酸铵盐析提取有效免疫球蛋白。虽然抗生素对炭疽有较好疗效，但由于炭疽死亡原因为毒素所致，单用青霉素治疗有时已不能自病人检出病菌，但由于毒素作用仍未免于死亡。抗生素与抗血清联合使用对抢救危重病人有重要意义。精制抗炭疽血清对消退病人严重水肿、中和体内毒素、降低病人持续高热、恢复心血管功能、缩短病程等方面，均有抗生素所不及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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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子生物学研究
已知炭疽杆菌毒素含有三种组分，即水肿因子(EF)、致死因子(LF)和保护性抗原(PA)，庄汉澜采用过滤浓缩，DEAE-纤维素、免疫亲和层析和高效液相色谱等技术提取纯化PA；南丽(1991)采用硫铵盐析法提取纯化EF；并对其各自特性进行了研究。王秉翔(1992)研究了炭疽噬菌体AP631株的生物学特性，观察到噬菌体头部为六角形，直径50nm；尾长180nm，无尾壳。核酸检测证明为DNA，分子量49kb。王秉翔等(1987)在鉴定自然弱毒株广西10、11号菌时证明只含有114mD毒素质粒，不含有60mD荚膜质粒，与表型特性相一致。90年代初又合成一对PA抗原DNA引物，采用PCR技术检测炭疽杆菌毒素。随后梁旭东又合成一对pXO2质粒DNA引物，并与PA引物一并制备地高辛标记探针，用于检测病原菌。梁旭东还建立了炭疽菌质粒DNA提取方法，对国内不同地区来源的菌株进行了质粒谱分析，结果认为强毒株均含有pXO1和pXO2两个质粒，弱毒株所含质粒不同，自然弱毒株只有Cap- tox+型菌株。为验证酶解可消除pXO2质粒，董树林、曹仁、王秉翔等用胰蛋白酶和胃蛋白酶消化获得了Cap- tox+突变株。从而在实验室验证了炭疽强毒菌通过胃肠道可能丢失pXO2质粒的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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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问题与展望
1.进入90年代以后我国每年仍有2 000多例炭疽病人，畜间炭疽仍时有发生，与工业先进国家相比，我国的炭疽防治仍然任重道远。主要原因是畜间免疫接种不落实，大量易感家畜暴露于感染危险之下；兽医监督不严，仍有屠宰病畜剥皮食肉现象，造成人间感染；对历史疫点和细菌战遗患迄今未能完全查清，亦未做彻底消毒处理，炭疽菌芽胞可活存数十年，致病隐患未除。
2.现用兽用炭疽活疫苗对山羊和马有接种反应，应予改进，认真考核PA苗的畜间免疫效果。人用炭疽活疫苗划痕接种很难保证进入体内实际菌数，应改进接种方法。根据现代研究对炭疽感染与免疫机理的认识，新疫苗的设计应具有抗菌、抗荚膜和抗毒素的全方位免疫效果。
3.当今世界已进入生物技术时代，利用基因工程组建毒力杂交株已成现实，炭疽毒力杂交株既可对人畜致病，又难于检出，给防治诊断带来极大困难。好战集团公开或隐蔽的研制生物武器，炭疽杆菌被列为首选细菌战剂。历史上我国曾深受其害，应引起国人足够的重视。
作者简介：董树林，男，1926年生。研究员，卫生部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原副所长，炭疽专业实验室原负责人。中国微生物学会第六届常务理事兼生物制品专业委员会主任，卫生部新药审评委员会第三届委员，卫生部计划免疫(专业)专家咨询委员会一届委员。从事生物制品工作45年，侧重炭疽、鼠疫、布病和土拉热等有关制品的生产和科研工作。著有《炭疽及其防治》、《常见传染病的免疫预防》、《炭疽防治手册》等专著。硕士研究生导师，1991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收稿：1999-01-10,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