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窗口一条渠道——中国第一条艾滋病热线
作者：郑伯承
单位：
关键词：
健康世界981204
电话铃声响个不停，咨询员拿起话筒，刚说：“你好!”对方就把电话挂断了。电话铃声再次响起，这次可以听到来话者的声音了。这是一个浑厚的男中音，可是声音很轻很轻，感觉得出，他还在犹豫不决。咨询员和气地说：“请讲。”他仍是嗫嗫嚅嚅：“不好说……”咨询员还是非常耐心：“不要着急，你慢慢讲。”最后他的疑虑似乎一点点消除了。
开始他讲得吞吞吐吐，讲着讲着，语流越来越顺畅了，他终于找到一个机会吐露心扉。这个电话打得很长。他说，他受过良好的教育，也有一份很令人羡慕的工作，在工作中也取得相当的成绩。如今老大不小了，依然是孑然一身。父母却操心起他的终生大事起来，见了面总要问他有没有女朋友，还惦记着给他张罗，这在别人可能求之不得，他却感到十分烦心。他说自己也是一表人材，也许在某些女孩子心中，他这样的人品够得上一位白马王子，可惜常常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见到娟秀的女子，一般男士难免多看两眼，他却总是无动于衷；遇到体魄强健、极富雄性魅力的男子，他反而会怦然心动。他坦率地说，在公共浴室洗澡时，看到肌肉发达、健美的男性身体，就几乎压抑不住与之亲近的强烈欲望。“到了这个年龄了，”他说，“谁没做过性梦呢?可是在我梦中出现的形象都是男性。”一个周末，他到住在远郊的男同事家中作客。同事也是独身，一个人租了一个套间。晚饭之后又长谈到夜幕低垂，同事劝他留下，这个晚上他在男同事的引导下初尝“禁果”。最近在男同事的带领下他参加了一次聚会，地点是一个有许多房间的大宅子，与会者是清一色的男性，除了集体活动，他看到一些人到小房间去。他好奇地张望了一下。平生第一次见到的场面把他吓住了。“后来我买了一些有关同性恋和艾滋病问题的书籍，读过之后我陷入迷惘和恐惧之中。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不正常，会不会感染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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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咨询热线建立以来，经常接到类似的电话。根据统计，同性恋者打来的电话要占电话总数的40%以上。他们打电话的目的各不相同，有的是为了得到有关的信息或具体的帮助；有的只是为了倾诉一下压抑在心里不吐不快的想法。他们在性方面对同性的偏好，周围的人(包括家里人)不知道，他们也不敢暴露，他们在生活中遇到一些问题，感受到种种困惑和压力。他们发现自己的性偏好与周围多数人不同之后，便陷入困惑和苦恼之中，怕人家不理解，害怕别人会岐视自己。他们常常问：我是不是正常人?我该怎么办?要不要改变自己的这种倾向?这些问题都很敏感，他们经常感到没地方可以倾诉。我们的热线咨询恰好提供了这么一个机会。电话好比一个窗口，通过它，我们听到许多新的信息；电话好比一个渠道，通过它，求询者可以痛痛快快地宣泄苦闷。
同性恋现象在古今中外都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古希腊人对同性恋采取接受的态度，并对同性之间的恋情大加赞赏，甚至认为这是比异性恋更为高级的爱情形式。许多伟大的古希腊学者是同性恋者，古罗马恺撒大帝不但与多个女性有过性行为，与男性进行性交往时也同样精力充沛。在中国古代有“分桃”、“断袖”的记载，许多文学作品中有娈童诗，《红楼梦》有关于同性恋的描写，清末的《品花宝鉴》也反映了当时达官富商玩弄男伶的行为。可是犹太教和基督教只把性看成能繁衍后代的行为，把不能导致生育的同性恋看成罪恶、下流、不道德、伤风败俗，所以西方社会长期以来对同性恋并不认可，甚至加以迫害。到19世纪以后，对同性恋问题的研究渐渐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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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6月5日，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的杂志《发病率及病死率周报》报道了一批特别的病例，他们患的是卡氏肺囊虫肺炎、卡波西肉瘤或其他一些罕见的感染性疾病，这就是世界上最早的艾滋病病例。这些病例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男性同性恋者。于是一时间，人们认为艾滋病是同性恋者的疾病，或把疾病的蔓延归罪于同性恋者，他们激烈地反对同性恋者，反对同性恋者的团体。极端的反对者，甚至把艾滋病称为“同性恋瘟疫”，说艾滋病是上帝对同性恋者的惩罚。其实这种指责是不科学的，艾滋病并不是同性恋者的“专利”。经过10多年，艾滋病已经蔓延到世界各大洲，可是今天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中，同性恋者只占一小部分，原因是许多同性恋者改变了不安全的性行为。
求询者常问：我是不是病态?从前，同性恋者常常被认为有心理障碍，算是性变态或性偏离的病人；或被视为违法而以“流氓罪”、“鸡奸罪”论处。现在对这些判断依然争议很大。
同性恋现象的成因至今争论不休，概括起来可以分为“先天说”和“后天说”两大类，每类中又各有不同的流派。持先天说的人，有的认为同性恋现象有遗传因素，有的认为胎儿发育过程中性激素水平能影响今后的性心理和性行为，还有人认为同性恋者的脑部结构确实与其他人不同。相信同性恋现象是“后天说”的人也有两派，一派认为，这是性心理发育早期某个阶段出现停顿或抑制的结果；另一派把这个现象归因于环境的影响：童年时出现性别认同错误或在与异性交往过程中发生了不愉快的经验，以后在同性的诱导下向同性恋发展。给我们打电话的同性恋者也常作自我分析，可是也很难根据这些资料得出结论。既然同性恋的原因还说不清，它是否正常也不好下结论。原来《国际疾病分类手册》把同性恋归入性偏离行列，可是1980年的新版就把它删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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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求询者问：我们的性偏好违法吗?我们的咨询员曾请教公安局负责治安的同志，他们说，我国法律中没出现过“同性恋”一词，因此同性恋不能说是违法的。任何人都不能在公共场所发生性行为，包括异性之间和同性之间的性行为。正确的态度是理解和宽容。只要一个人的行为不违反法律，不触犯他人的利益，那就不必过多指责。
但是应当认识到，男性之间的性行为，尤其是肛门性交是不安全的。从生理学上看，直肠不是性交器官，直肠末端的粘膜上皮是单层柱状上皮，这样的粘膜是十分脆弱的，经不起摩擦。在肛门性交的过程中，直肠粘膜以及阴茎都受到摩擦，容易损伤，包括肉眼看不见的损伤，损伤的地方难免出血。如果精液里含有艾滋病病毒，病毒便可能通过直肠粘膜破损处进入人体。反过来，如果破损处流出的血液里含有病毒，这些病毒也会进入阴茎上极为微小的破损处。另外，许多同性恋者(主要是男性同性恋者)往往有不止一个性伴，甚至同素不相识的人性交，这些人中可能有吸毒者、感染了性病和艾滋病病毒的人。固定性伴、使用避孕套可以避免很大一部分的感染机会。
同性恋人群是一个特殊的人群，也是一个所谓高风险人群，他们的某些行为有可能导致某些疾病的传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脆弱的。为减少疾病传播的机会，有必要改变不安全的性行为，这需要开展健康教育。如果能把他们组织起来，并且开展同伴教育，当然会收到很好的效果。可是由于历史的和文化的原因，这个人群往往处于隐蔽状态，不愿意暴露自己的性偏好，这给开展健康教育带来许多困难。而在电话里交谈，连面都见不到，顾虑自然要小得多，所以几年来我们的电话咨询很受欢迎。电话是一个接触人群的窗口，是教育的一个渠道。为减少性病、艾滋病的蔓延，我们的咨询员还在努力工作着。
作者简介：郑伯承，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邮编：北京100011), 百拇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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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铃声响个不停，咨询员拿起话筒，刚说：“你好!”对方就把电话挂断了。电话铃声再次响起，这次可以听到来话者的声音了。这是一个浑厚的男中音，可是声音很轻很轻，感觉得出，他还在犹豫不决。咨询员和气地说：“请讲。”他仍是嗫嗫嚅嚅：“不好说……”咨询员还是非常耐心：“不要着急，你慢慢讲。”最后他的疑虑似乎一点点消除了。
开始他讲得吞吞吐吐，讲着讲着，语流越来越顺畅了，他终于找到一个机会吐露心扉。这个电话打得很长。他说，他受过良好的教育，也有一份很令人羡慕的工作，在工作中也取得相当的成绩。如今老大不小了，依然是孑然一身。父母却操心起他的终生大事起来，见了面总要问他有没有女朋友，还惦记着给他张罗，这在别人可能求之不得，他却感到十分烦心。他说自己也是一表人材，也许在某些女孩子心中，他这样的人品够得上一位白马王子，可惜常常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见到娟秀的女子，一般男士难免多看两眼，他却总是无动于衷；遇到体魄强健、极富雄性魅力的男子，他反而会怦然心动。他坦率地说，在公共浴室洗澡时，看到肌肉发达、健美的男性身体，就几乎压抑不住与之亲近的强烈欲望。“到了这个年龄了，”他说，“谁没做过性梦呢?可是在我梦中出现的形象都是男性。”一个周末，他到住在远郊的男同事家中作客。同事也是独身，一个人租了一个套间。晚饭之后又长谈到夜幕低垂，同事劝他留下，这个晚上他在男同事的引导下初尝“禁果”。最近在男同事的带领下他参加了一次聚会，地点是一个有许多房间的大宅子，与会者是清一色的男性，除了集体活动，他看到一些人到小房间去。他好奇地张望了一下。平生第一次见到的场面把他吓住了。“后来我买了一些有关同性恋和艾滋病问题的书籍，读过之后我陷入迷惘和恐惧之中。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不正常，会不会感染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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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咨询热线建立以来，经常接到类似的电话。根据统计，同性恋者打来的电话要占电话总数的40%以上。他们打电话的目的各不相同，有的是为了得到有关的信息或具体的帮助；有的只是为了倾诉一下压抑在心里不吐不快的想法。他们在性方面对同性的偏好，周围的人(包括家里人)不知道，他们也不敢暴露，他们在生活中遇到一些问题，感受到种种困惑和压力。他们发现自己的性偏好与周围多数人不同之后，便陷入困惑和苦恼之中，怕人家不理解，害怕别人会岐视自己。他们常常问：我是不是正常人?我该怎么办?要不要改变自己的这种倾向?这些问题都很敏感，他们经常感到没地方可以倾诉。我们的热线咨询恰好提供了这么一个机会。电话好比一个窗口，通过它，我们听到许多新的信息；电话好比一个渠道，通过它，求询者可以痛痛快快地宣泄苦闷。
同性恋现象在古今中外都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古希腊人对同性恋采取接受的态度，并对同性之间的恋情大加赞赏，甚至认为这是比异性恋更为高级的爱情形式。许多伟大的古希腊学者是同性恋者，古罗马恺撒大帝不但与多个女性有过性行为，与男性进行性交往时也同样精力充沛。在中国古代有“分桃”、“断袖”的记载，许多文学作品中有娈童诗，《红楼梦》有关于同性恋的描写，清末的《品花宝鉴》也反映了当时达官富商玩弄男伶的行为。可是犹太教和基督教只把性看成能繁衍后代的行为，把不能导致生育的同性恋看成罪恶、下流、不道德、伤风败俗，所以西方社会长期以来对同性恋并不认可，甚至加以迫害。到19世纪以后，对同性恋问题的研究渐渐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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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6月5日，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的杂志《发病率及病死率周报》报道了一批特别的病例，他们患的是卡氏肺囊虫肺炎、卡波西肉瘤或其他一些罕见的感染性疾病，这就是世界上最早的艾滋病病例。这些病例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男性同性恋者。于是一时间，人们认为艾滋病是同性恋者的疾病，或把疾病的蔓延归罪于同性恋者，他们激烈地反对同性恋者，反对同性恋者的团体。极端的反对者，甚至把艾滋病称为“同性恋瘟疫”，说艾滋病是上帝对同性恋者的惩罚。其实这种指责是不科学的，艾滋病并不是同性恋者的“专利”。经过10多年，艾滋病已经蔓延到世界各大洲，可是今天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中，同性恋者只占一小部分，原因是许多同性恋者改变了不安全的性行为。
求询者常问：我是不是病态?从前，同性恋者常常被认为有心理障碍，算是性变态或性偏离的病人；或被视为违法而以“流氓罪”、“鸡奸罪”论处。现在对这些判断依然争议很大。
同性恋现象的成因至今争论不休，概括起来可以分为“先天说”和“后天说”两大类，每类中又各有不同的流派。持先天说的人，有的认为同性恋现象有遗传因素，有的认为胎儿发育过程中性激素水平能影响今后的性心理和性行为，还有人认为同性恋者的脑部结构确实与其他人不同。相信同性恋现象是“后天说”的人也有两派，一派认为，这是性心理发育早期某个阶段出现停顿或抑制的结果；另一派把这个现象归因于环境的影响：童年时出现性别认同错误或在与异性交往过程中发生了不愉快的经验，以后在同性的诱导下向同性恋发展。给我们打电话的同性恋者也常作自我分析，可是也很难根据这些资料得出结论。既然同性恋的原因还说不清，它是否正常也不好下结论。原来《国际疾病分类手册》把同性恋归入性偏离行列，可是1980年的新版就把它删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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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求询者问：我们的性偏好违法吗?我们的咨询员曾请教公安局负责治安的同志，他们说，我国法律中没出现过“同性恋”一词，因此同性恋不能说是违法的。任何人都不能在公共场所发生性行为，包括异性之间和同性之间的性行为。正确的态度是理解和宽容。只要一个人的行为不违反法律，不触犯他人的利益，那就不必过多指责。
但是应当认识到，男性之间的性行为，尤其是肛门性交是不安全的。从生理学上看，直肠不是性交器官，直肠末端的粘膜上皮是单层柱状上皮，这样的粘膜是十分脆弱的，经不起摩擦。在肛门性交的过程中，直肠粘膜以及阴茎都受到摩擦，容易损伤，包括肉眼看不见的损伤，损伤的地方难免出血。如果精液里含有艾滋病病毒，病毒便可能通过直肠粘膜破损处进入人体。反过来，如果破损处流出的血液里含有病毒，这些病毒也会进入阴茎上极为微小的破损处。另外，许多同性恋者(主要是男性同性恋者)往往有不止一个性伴，甚至同素不相识的人性交，这些人中可能有吸毒者、感染了性病和艾滋病病毒的人。固定性伴、使用避孕套可以避免很大一部分的感染机会。
同性恋人群是一个特殊的人群，也是一个所谓高风险人群，他们的某些行为有可能导致某些疾病的传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脆弱的。为减少疾病传播的机会，有必要改变不安全的性行为，这需要开展健康教育。如果能把他们组织起来，并且开展同伴教育，当然会收到很好的效果。可是由于历史的和文化的原因，这个人群往往处于隐蔽状态，不愿意暴露自己的性偏好，这给开展健康教育带来许多困难。而在电话里交谈，连面都见不到，顾虑自然要小得多，所以几年来我们的电话咨询很受欢迎。电话是一个接触人群的窗口，是教育的一个渠道。为减少性病、艾滋病的蔓延，我们的咨询员还在努力工作着。
作者简介：郑伯承，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邮编：北京100011),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