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过的道路
作者：周华康
单位：100730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儿科
关键词：
中华儿科杂志/980623
1914年，我出生于北京。
1931年，考入燕京大学医预科。入校不久，在沈阳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侵华拉开了序幕。在医预科三年期间，燕大抗日救国运动汹涌澎湃，使我受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我学习成绩优良，并爱好体育，是篮球校队队员。1935年，燕京大学授予学士学位、斐陶斐金钥匙荣誉奖及体育全能奖。
1940年，北京协和医学院授予医学博士学位，并以本科五年学习最高成绩授予文海奖。
, 百拇医药
1942年1月，日本侵略者关闭了协和医院，一批青年医师和几位教授一起到西四中央医院(现称北京医科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工作，我任内科总住院医师。当时，该院条件很差，管理不善，一个护士都没有(一个修女负责全病房的护理)。我们将该院改造成为一个比较现代化的医院，建立了一整套医疗护理制度，包括住院医师24小时负责制，在提供良好医疗服务的同时，培养了许多各专科的青年骨干。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我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儿科进修。白天我在医院工作，晚上在一个疗养院值班，日程较紧，但增加了临床经验，也得到了经济保证。1947年夏，我应邀参加在纽约召开的第五届国际儿科学术会议，介绍我国诊治黑热病的经验(1940～1941年，我在协和医院曾协助钟惠澜教授做过一些有关黑热病的研究，并在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发表过论文)，是我国最早参加国际儿科学术会议的医师之一。当时，美国生活条件较好，战后儿科医师也少，留下工作没有困难，但我学儿科是因为国内儿科病人很多。1948年秋，我按时回国，任中和医院儿科主任兼副院长，同时参加一部分北京医学院儿科教学。
, 百拇医药
1949年，我被聘为北京协和医学院儿科副教授兼协和医院儿科主任，创建儿科。1953年升为教授。
解放初期，政治运动频繁，我都枳极参加，争取在革命斗争中改造思想。1951年，我和北京十余位教授一起到陕西临潼县参加土地改革。我利用空隙时间做了一些医疗工作。根据调查研究，我认为农村卫生工作的重点应该是预防保健、普及卫生常识、适当的基层卫生组织和广泛的群众参与。回北京后，我和三位到其他地区参加土改的儿科专家交换意见，并在中华医学杂志发表了一篇“从土地改革看农村医药卫生工作”。
50年代中期，政府组织专家制订长期科研规划，领导决定成立中国医学科学院，停办协和医学院，并取消协和医院儿科。我和北京市儿童医院诸福棠院长及其他有关领导人商量决定，为了尽快发展儿科科学研究，集中力量，密切合作。当时，儿童医院新建不久，临床条件很好。1958年6月，协和儿科关闭，全体人员迁到儿童医院北面一块空地上成立我国第一个儿科研究所，诸院长兼所长，我任副所长。边进行基建，边培养干部，边建立有关实验室，边结合临床开展科学研究，并与中医研究院、病毒研究所等单位协作。文革期间，儿科研究所停办，文革后恢复，改称首都儿科研究所。
, 百拇医药
1961年，由于1959年协和医科大学复校后的教学需要，我被调回协和医院重建儿科。
文革前后，我曾两次去农村。除巡回医疗外，更重要的是在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过程中向贫下中农学习，在艰苦的条件下，锻炼改造。在农村两年，我受益不浅，不仅使我了解一些偏僻农村的艰苦和卫生情况，也培养了我勤劳俭朴的生活作风。
现将我的主要工作和活动简要地分述如下：
一、医疗
医疗、教学、科研三项工作中，医疗是基础，脱离了医疗，临床教学只能背诵教条，研究也成了无源之水。临床工作者必须经常参加医疗实践，才能积累丰富的经验，才能运用这个经验为患儿服务。在协和医院，疑难危重患儿较多，诊断治疗是否及时正确决定患儿痛苦大小，生死存亡。遇到这类情况，我总是争取和其他医务人员一起战斗在第一线。
, 百拇医药
1.解决疑难问题，必须亲临病床：教科书上讲得很全面，和具体病人挂钩，就必须到床边观察，进行必要的检查和化验，收集准确的、完整的第一手资料。这就是临床二字的真谛，24小时负责制的精髓。有一个小婴儿才满月，因吐奶、体重减轻，门诊治疗无效而入院。我坐在床边观察吃奶、吐奶和粪便情况，并在喂奶后亲自抱起孩子拍背排气，连续24小时我掌握了规律：孩子有食欲，吸奶积极，每次吃奶后都吐大量奶，喷射状，不含胆汁，粪便量很少。这是肥大性幽门狭窄的典型表现，必须手术。但万一不是这个病，手术可能导致死亡。钡餐有利诊断，除非很快就做手术，必然加重幽门梗阻。本例就是在临床高度疑似、做好充分准备、钡餐确诊后进行手术，顺利治愈。
2.遇有危重患儿，亲自参加抢救：危重患儿并不都能抢救成功，但高年有较多经验的医生参加是十分必要的。60年代中期，曾收治一个多发性神经炎并发呼吸肌麻痹患儿。没有呼吸机怎么办?我用橡胶冰囊制成气袋，一头接氧气桶，另一头接气管插管，用手每分钟捏放20次左右，以保证呼吸。我首先自己操作，摸索方法，观察疗效。以后也参加值班，既便于观察病情、调整治疗，也弥补了医护人手不足。土法上马，全力以赴，几个星期日夜不停地捏放，直到患儿痊愈。
, 百拇医药
3.热情关怀患儿，协助解决困难：除认真研究诊断治疗外，我非常注意患儿和家属的思想顾虑和具体困难。有思想顾虑的，我耐心解释，消除顾虑，使他们安心配合治疗。有具体困难的，我尽力协助解决。1976年，平谷县一个农民的孩子因患败血症并发急性骨髓炎入院，经济有困难，我做了担保，并为家长安排了经济实惠的饮食和住宿。病情初见好转，家长要求带孩子回家。了解到，家长不工作没有收入，家中还有4口人需要养活，我对家长说：“你回去工作，照顾家里的人，孩子留在医院治病，我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在探视时间，孩子看到其他孩子都有家长探视，心情不好。我就按时带点糖果和小人书来到他床边。当我看到家长领着痊愈的孩子走出医院时，我感到无比的欣慰。
4.重视护理工作，强调集体作用：在医疗工作取得成绩时，有些人过分强调高年医生的作用是不公平的。实际上，中青年医生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在儿科，护理工作特别重要。护士除严格执行医嘱外，在弥补母爱、清洁卫生、补充营养、保证休息等方面，都发挥着十分宝贵的作用，护士与患儿接触密切，对病情变化最为敏感，例如，有一个患儿就是因为护士反映有时精神呆滞才检查脑脊液，及时确诊为结核性脑膜炎。我认为，在优秀护士长领导下的良好护理工作是协和儿科医疗工作取得成绩最关键的因素之一。1983年，协和医院儿科被评为全国卫生战线先进集体。以集体为奖励对象，我特别欣赏。
, 百拇医药
有关我的医德医风，在80年代初期，北京电台有过广播，人民日报登过专文介绍，在此前后，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健康报都有过报道。
二、教学及干部培养
培养人才，扩大队伍，提高水平是医学科学持续发展、医疗服务不断普及提高的关键。教学是医学院校的中心任务，教学内容和方法应该紧密联系培养对象专业发展的实际。协和医科大学是我国唯一的八年制大学，学生人数不多，录取标准很高，毕业后，他们都从事临床或基础医学各专业，儿科工作者极少。因此，儿科教学主要是使学生了解儿科的特点，培养正确的临床思维，逐步建立解决问题的能力。讲课少而精。多接触患儿，结合实际分析讨论，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
70年代后期，开始收临床硕士研究生，我认为，对他们的培养，主要是熟悉临床研究工作的方法，不宜强调研究成果，更不可过多脱离临床，以免取得学位回到岗位时，不得不在同年的医生领导下，弥补医疗实践。
, 百拇医药
在职医生的培养，主要是要求各级医生，以身作则，树立榜样，通过长期的工作和熏陶，培养无私奉献的道德品质、热情周到的服务态度，严肃认真的科学作风和诲人不倦的育人精神。许多医生离开协和后，到其他单位担任儿科领导职务，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论文，主编了不少高水平的专业书籍，在医疗、教学、科研等工作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三、科研及著作
临床工作者医疗任务很重，时间和精力有限。临床科研最好能与医疗工作紧密结合，同时并进，针对实际存在的问题，用科学的方法，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找出规律，用来提高医疗质量。有一定经验时，用文字发表介绍，供其他人参考。
过去，婴儿腹泻是儿科最常见的疾病之一。50年代后期，协和儿科重点研究了致病性大肠杆菌及水和电解质平衡紊乱的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抗菌、液体疗法等综合疗法。1958年治疗522例，病死率0.95%，比过去明显降低。这项研究在1975年全国医药卫生大会上获集体奖；1978年，在全国医药卫生科学大会上被评为部级成果奖。
, 百拇医药
解放初期，我曾参加主编几本基本教材，其中有军医《儿科学》、《儿科学及护理》和高等医学院校用的《儿科学》。1972年，由农村回来后，我考虑，我国大多数人口居住的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普及卫生常识提高农民自我保健的能力十分重要，编写了一本《农村儿童卫生常识问答》，在全国发行约2百万册，并被译成朝鲜文和蒙古文。我曾在一些专业书籍编写部分章节，在国内外发表过几十编论著，有一些是临床经验总结，多数是综合性、论述性文章。有时，为避免名利嫌疑，未敢署名，用集体或同事的名义发表。
四、儿科学会及儿科杂志
1950年，中华医学会儿科学会由上海迁至北京，我被选为秘书，协助诸福棠工作。1978年被选为副主任委员，1985年为主任委员。同一年，在儿科学会内分设10个专业学组，促进了各专业的深入发展。根据“控制人口增长，提高出生人口素质”这个基本国策，我特别重视新生儿保健，连续发表导向性文章，包括1983年在中华儿科杂志发表的“关于开展新生儿医疗保健工作的几点建议”，1986年在实用儿科杂志刊登的“新生儿医学的进展及我国新生儿保健工作的发展方向”。
, 百拇医药
1955年，我开始参加中华儿科杂志编委会工作，1962年任副总编辑，1981～1989年任总编辑。除参加具体工作外，我特别重视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提倡精简文字，增加信息量。我曾协助卫生部妇幼司整理四病(营养不良、佝偻病、肺炎、婴儿腹泻)防治方案，除在杂志上刊登外，还发至全国妇幼工作领导部门。在佝偻病的治疗方面，反对在国内某些地区常用、并写入高等医学院校教材《儿科学》的多次、短间隔、大剂量维生素D的应用，以防止可能发生的、危害性很大的维生素D过量中毒。
我还兼任过一些其他职务，如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委员会委员、卫生部药典委员会委员、世界卫生组织妇幼保健咨询委员会委员等。
五、学术活动
从50年代后期开始，我即到全国各地做学术报告，介绍国内外儿科学的进展。除沿海城市外，重点到边远地区，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海、甘肃、内蒙古自治区等。对外开放以后，1977、1983、1986年曾三次率团参加国际儿科学术会议，除学术交流外，还进行人民外交活动，并注意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在印度时，曾在报纸和广播电台上宣传我国卫生工作的成就，促进人民友好。作为个人，曾应邀到香港、马来西亚、英国和阿根廷进行学术交流。我曾尽力为国内儿科学者创造出国访问的机会。1985年，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大型的中美儿科学术会议。
六、奖励
我曾多次受奖，其中全国性的有：1983年全国先进少年儿童工作者；1991年，因“在中国儿童医疗保健事业中做出突出贡献”，卫生部和加拿大中国儿童健康基金会授予第一届诸福棠奖；1994年，因“在临床、学会、杂志工作做出重要贡献”获实用医学荣誉杯。面对这些奖励，我很清醒地认识到，我虽尽心尽力工作，但我的成绩并不突出，而且是在党的领导下，我的同事和我一起做出的，奖励用了我的名字，荣誉应该属于集体，属于许多勤勤恳恳、默默无闻的同事。, http://www.100md.com
单位：100730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儿科
关键词：
中华儿科杂志/980623
1914年，我出生于北京。
1931年，考入燕京大学医预科。入校不久，在沈阳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侵华拉开了序幕。在医预科三年期间，燕大抗日救国运动汹涌澎湃，使我受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我学习成绩优良，并爱好体育，是篮球校队队员。1935年，燕京大学授予学士学位、斐陶斐金钥匙荣誉奖及体育全能奖。
1940年，北京协和医学院授予医学博士学位，并以本科五年学习最高成绩授予文海奖。
, 百拇医药
1942年1月，日本侵略者关闭了协和医院，一批青年医师和几位教授一起到西四中央医院(现称北京医科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工作，我任内科总住院医师。当时，该院条件很差，管理不善，一个护士都没有(一个修女负责全病房的护理)。我们将该院改造成为一个比较现代化的医院，建立了一整套医疗护理制度，包括住院医师24小时负责制，在提供良好医疗服务的同时，培养了许多各专科的青年骨干。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我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儿科进修。白天我在医院工作，晚上在一个疗养院值班，日程较紧，但增加了临床经验，也得到了经济保证。1947年夏，我应邀参加在纽约召开的第五届国际儿科学术会议，介绍我国诊治黑热病的经验(1940～1941年，我在协和医院曾协助钟惠澜教授做过一些有关黑热病的研究，并在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发表过论文)，是我国最早参加国际儿科学术会议的医师之一。当时，美国生活条件较好，战后儿科医师也少，留下工作没有困难，但我学儿科是因为国内儿科病人很多。1948年秋，我按时回国，任中和医院儿科主任兼副院长，同时参加一部分北京医学院儿科教学。
, 百拇医药
1949年，我被聘为北京协和医学院儿科副教授兼协和医院儿科主任，创建儿科。1953年升为教授。
解放初期，政治运动频繁，我都枳极参加，争取在革命斗争中改造思想。1951年，我和北京十余位教授一起到陕西临潼县参加土地改革。我利用空隙时间做了一些医疗工作。根据调查研究，我认为农村卫生工作的重点应该是预防保健、普及卫生常识、适当的基层卫生组织和广泛的群众参与。回北京后，我和三位到其他地区参加土改的儿科专家交换意见，并在中华医学杂志发表了一篇“从土地改革看农村医药卫生工作”。
50年代中期，政府组织专家制订长期科研规划，领导决定成立中国医学科学院，停办协和医学院，并取消协和医院儿科。我和北京市儿童医院诸福棠院长及其他有关领导人商量决定，为了尽快发展儿科科学研究，集中力量，密切合作。当时，儿童医院新建不久，临床条件很好。1958年6月，协和儿科关闭，全体人员迁到儿童医院北面一块空地上成立我国第一个儿科研究所，诸院长兼所长，我任副所长。边进行基建，边培养干部，边建立有关实验室，边结合临床开展科学研究，并与中医研究院、病毒研究所等单位协作。文革期间，儿科研究所停办，文革后恢复，改称首都儿科研究所。
, 百拇医药
1961年，由于1959年协和医科大学复校后的教学需要，我被调回协和医院重建儿科。
文革前后，我曾两次去农村。除巡回医疗外，更重要的是在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过程中向贫下中农学习，在艰苦的条件下，锻炼改造。在农村两年，我受益不浅，不仅使我了解一些偏僻农村的艰苦和卫生情况，也培养了我勤劳俭朴的生活作风。
现将我的主要工作和活动简要地分述如下：
一、医疗
医疗、教学、科研三项工作中，医疗是基础，脱离了医疗，临床教学只能背诵教条，研究也成了无源之水。临床工作者必须经常参加医疗实践，才能积累丰富的经验，才能运用这个经验为患儿服务。在协和医院，疑难危重患儿较多，诊断治疗是否及时正确决定患儿痛苦大小，生死存亡。遇到这类情况，我总是争取和其他医务人员一起战斗在第一线。
, 百拇医药
1.解决疑难问题，必须亲临病床：教科书上讲得很全面，和具体病人挂钩，就必须到床边观察，进行必要的检查和化验，收集准确的、完整的第一手资料。这就是临床二字的真谛，24小时负责制的精髓。有一个小婴儿才满月，因吐奶、体重减轻，门诊治疗无效而入院。我坐在床边观察吃奶、吐奶和粪便情况，并在喂奶后亲自抱起孩子拍背排气，连续24小时我掌握了规律：孩子有食欲，吸奶积极，每次吃奶后都吐大量奶，喷射状，不含胆汁，粪便量很少。这是肥大性幽门狭窄的典型表现，必须手术。但万一不是这个病，手术可能导致死亡。钡餐有利诊断，除非很快就做手术，必然加重幽门梗阻。本例就是在临床高度疑似、做好充分准备、钡餐确诊后进行手术，顺利治愈。
2.遇有危重患儿，亲自参加抢救：危重患儿并不都能抢救成功，但高年有较多经验的医生参加是十分必要的。60年代中期，曾收治一个多发性神经炎并发呼吸肌麻痹患儿。没有呼吸机怎么办?我用橡胶冰囊制成气袋，一头接氧气桶，另一头接气管插管，用手每分钟捏放20次左右，以保证呼吸。我首先自己操作，摸索方法，观察疗效。以后也参加值班，既便于观察病情、调整治疗，也弥补了医护人手不足。土法上马，全力以赴，几个星期日夜不停地捏放，直到患儿痊愈。
, 百拇医药
3.热情关怀患儿，协助解决困难：除认真研究诊断治疗外，我非常注意患儿和家属的思想顾虑和具体困难。有思想顾虑的，我耐心解释，消除顾虑，使他们安心配合治疗。有具体困难的，我尽力协助解决。1976年，平谷县一个农民的孩子因患败血症并发急性骨髓炎入院，经济有困难，我做了担保，并为家长安排了经济实惠的饮食和住宿。病情初见好转，家长要求带孩子回家。了解到，家长不工作没有收入，家中还有4口人需要养活，我对家长说：“你回去工作，照顾家里的人，孩子留在医院治病，我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在探视时间，孩子看到其他孩子都有家长探视，心情不好。我就按时带点糖果和小人书来到他床边。当我看到家长领着痊愈的孩子走出医院时，我感到无比的欣慰。
4.重视护理工作，强调集体作用：在医疗工作取得成绩时，有些人过分强调高年医生的作用是不公平的。实际上，中青年医生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在儿科，护理工作特别重要。护士除严格执行医嘱外，在弥补母爱、清洁卫生、补充营养、保证休息等方面，都发挥着十分宝贵的作用，护士与患儿接触密切，对病情变化最为敏感，例如，有一个患儿就是因为护士反映有时精神呆滞才检查脑脊液，及时确诊为结核性脑膜炎。我认为，在优秀护士长领导下的良好护理工作是协和儿科医疗工作取得成绩最关键的因素之一。1983年，协和医院儿科被评为全国卫生战线先进集体。以集体为奖励对象，我特别欣赏。
, 百拇医药
有关我的医德医风，在80年代初期，北京电台有过广播，人民日报登过专文介绍，在此前后，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健康报都有过报道。
二、教学及干部培养
培养人才，扩大队伍，提高水平是医学科学持续发展、医疗服务不断普及提高的关键。教学是医学院校的中心任务，教学内容和方法应该紧密联系培养对象专业发展的实际。协和医科大学是我国唯一的八年制大学，学生人数不多，录取标准很高，毕业后，他们都从事临床或基础医学各专业，儿科工作者极少。因此，儿科教学主要是使学生了解儿科的特点，培养正确的临床思维，逐步建立解决问题的能力。讲课少而精。多接触患儿，结合实际分析讨论，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
70年代后期，开始收临床硕士研究生，我认为，对他们的培养，主要是熟悉临床研究工作的方法，不宜强调研究成果，更不可过多脱离临床，以免取得学位回到岗位时，不得不在同年的医生领导下，弥补医疗实践。
, 百拇医药
在职医生的培养，主要是要求各级医生，以身作则，树立榜样，通过长期的工作和熏陶，培养无私奉献的道德品质、热情周到的服务态度，严肃认真的科学作风和诲人不倦的育人精神。许多医生离开协和后，到其他单位担任儿科领导职务，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论文，主编了不少高水平的专业书籍，在医疗、教学、科研等工作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三、科研及著作
临床工作者医疗任务很重，时间和精力有限。临床科研最好能与医疗工作紧密结合，同时并进，针对实际存在的问题，用科学的方法，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找出规律，用来提高医疗质量。有一定经验时，用文字发表介绍，供其他人参考。
过去，婴儿腹泻是儿科最常见的疾病之一。50年代后期，协和儿科重点研究了致病性大肠杆菌及水和电解质平衡紊乱的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抗菌、液体疗法等综合疗法。1958年治疗522例，病死率0.95%，比过去明显降低。这项研究在1975年全国医药卫生大会上获集体奖；1978年，在全国医药卫生科学大会上被评为部级成果奖。
, 百拇医药
解放初期，我曾参加主编几本基本教材，其中有军医《儿科学》、《儿科学及护理》和高等医学院校用的《儿科学》。1972年，由农村回来后，我考虑，我国大多数人口居住的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普及卫生常识提高农民自我保健的能力十分重要，编写了一本《农村儿童卫生常识问答》，在全国发行约2百万册，并被译成朝鲜文和蒙古文。我曾在一些专业书籍编写部分章节，在国内外发表过几十编论著，有一些是临床经验总结，多数是综合性、论述性文章。有时，为避免名利嫌疑，未敢署名，用集体或同事的名义发表。
四、儿科学会及儿科杂志
1950年，中华医学会儿科学会由上海迁至北京，我被选为秘书，协助诸福棠工作。1978年被选为副主任委员，1985年为主任委员。同一年，在儿科学会内分设10个专业学组，促进了各专业的深入发展。根据“控制人口增长，提高出生人口素质”这个基本国策，我特别重视新生儿保健，连续发表导向性文章，包括1983年在中华儿科杂志发表的“关于开展新生儿医疗保健工作的几点建议”，1986年在实用儿科杂志刊登的“新生儿医学的进展及我国新生儿保健工作的发展方向”。
, 百拇医药
1955年，我开始参加中华儿科杂志编委会工作，1962年任副总编辑，1981～1989年任总编辑。除参加具体工作外，我特别重视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提倡精简文字，增加信息量。我曾协助卫生部妇幼司整理四病(营养不良、佝偻病、肺炎、婴儿腹泻)防治方案，除在杂志上刊登外，还发至全国妇幼工作领导部门。在佝偻病的治疗方面，反对在国内某些地区常用、并写入高等医学院校教材《儿科学》的多次、短间隔、大剂量维生素D的应用，以防止可能发生的、危害性很大的维生素D过量中毒。
我还兼任过一些其他职务，如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委员会委员、卫生部药典委员会委员、世界卫生组织妇幼保健咨询委员会委员等。
五、学术活动
从50年代后期开始，我即到全国各地做学术报告，介绍国内外儿科学的进展。除沿海城市外，重点到边远地区，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海、甘肃、内蒙古自治区等。对外开放以后，1977、1983、1986年曾三次率团参加国际儿科学术会议，除学术交流外，还进行人民外交活动，并注意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在印度时，曾在报纸和广播电台上宣传我国卫生工作的成就，促进人民友好。作为个人，曾应邀到香港、马来西亚、英国和阿根廷进行学术交流。我曾尽力为国内儿科学者创造出国访问的机会。1985年，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大型的中美儿科学术会议。
六、奖励
我曾多次受奖，其中全国性的有：1983年全国先进少年儿童工作者；1991年，因“在中国儿童医疗保健事业中做出突出贡献”，卫生部和加拿大中国儿童健康基金会授予第一届诸福棠奖；1994年，因“在临床、学会、杂志工作做出重要贡献”获实用医学荣誉杯。面对这些奖励，我很清醒地认识到，我虽尽心尽力工作，但我的成绩并不突出，而且是在党的领导下，我的同事和我一起做出的，奖励用了我的名字，荣誉应该属于集体，属于许多勤勤恳恳、默默无闻的同事。,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