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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谁 能 告 诉 公 众 真 相?(2)
http://www.100md.com 2009年6月25日 食殇
     开庭后的当天,我去友谊医院看望老孔,他在病房拿出脑部和视神经受损的CT片子给我看。旁边座位上的是纪爱萍大夫。右半身皮肤的严重触觉异常使得老孔不得不如此“坦露”自己。

    以北京市卫生局这个卫生权威机构为首的首都卫生行政部门在新闻媒体上一再发出“患者们身体依然存在的症状均属于该疾病愈后恢复过程中的遗留症状,公众不必担心、恐慌。”的安民告示。然而前来法庭声援我的所有受害者们无一不留下程度不一的后遗症,每个人覆诊时医生均无法告知康复的时间表。但我们却不断在报纸上看到“专家”们对此病预后表示“乐观”的“专家意见”。

    邱宝昌更是在法庭上多次提到北京市卫生局的“权威性”,意图说明“凡是不在北京市卫生局名单内的广州管圆线虫病患者就和蜀国演义无关。”

    这一切让我们觉得邱宝昌不但是蜀国演义的辩护律师,似乎也代表了涉嫌“行政作为方面”存在严重失职行为的北京市卫生局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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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天在法庭采访的《北京商报》记者者婧报导了法庭上的一些情形,她比较客观地记录了法庭上有“公益律师”之称的邱宝昌坐在了蜀国演义的律师席上并一反其“为消费者维权之常态”:

    对于杨仿仿在庭上所述的种种证据,蜀国演义似乎做了充分的准备。昨天,当有“公益律师”之称的邱宝昌坐上蜀国演义的律师席时,很多到场旁听的“福寿螺病友”都感到吃惊。而同时,被告席上蜀国演义的位置一直是空缺,仅有几名蜀国演义工作人员坐在席下,但在休庭后迅速离开。

    邱宝昌在为蜀国演义辩护时表示,“福寿螺”事件为一个公共卫生事件,在此过程中蜀国演义已尽了最大努力,承担了相应的企业责任,在尚未严格区分责任的情况下,垫付了部分患者的医疗费用180余万元。同时,蜀国演义提出,因“数码相机有修改时间这个功能,而杨仿仿不能提供就餐票据,不能证明两者之间存在消费关系”,杨仿仿证据不确凿,蜀国演义没有赔偿责任。”

    难以想象,这位“公益律师”如果是站在受害消费者的一方在法庭上发言将是什么样的场景。然而这个“可能性”已经被事实中他对“福寿螺事件肇事方”的辩护而彻底消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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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加让人惊讶的是,蜀国演义甚至对自己树立起来的“赔付典范”也进行了戏弄。

    2006年9月19日,就在我病后第一次前往北京和陈幼玲女士接触之前,蜀国演义餐厅曾经举行过一次场面隆重盛大的“欢迎仪式”,欢迎一位在蜀国演义餐厅进餐后感染广州管圆线虫病的患者“返回蜀国演义用餐”,场面看来温馨而真诚,当时负责具体赔付工作的就是陈幼玲女士。我们曾经在网络上看到过这条消息。

    (2006年9月19日,蜀国演义举行仪式欢迎福寿螺事件受害者吕征小姐及家人“惠顾”。背对镜头者为陈幼玲女士。)

    在鲜花的簇拥下,肇事酒楼向媒体和公众表达了“真诚歉意”,患者吕征小姐的脸上满是谅解和雨过天晴的笑容,多家媒体刊登了“蜀国演义开出最高赔偿,一毒螺患者获赔7万”的文章,蜀国演义诚信赔付的形象也成功地在媒体上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没有人会想到这只是一场精心设计的“秀”。

    没有人知道吕小姐是否真正得到了所谓的“赔付”,直到吕小姐出现在我起诉蜀国演义的法庭旁听席上,也没有多少公众知道更多的真实内幕。,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