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的终结

    ——智能时代、避免技术性失业与重塑世界

    [美]安妮·罗瑞 著

    万晓莉 译

    中信出版集团目录

    引言 生存工资

    第一章 技术性失业

    第二章 低劣的工作

    第三章 目的感

    第四章 破解贫困

    第五章 “拼凑体制”

    第六章 危险的边缘

    第七章 同样的恶劣待遇

    第八章 10万亿的礼物

    第九章 同舟共济

    第十章 每月1 000美元

    后记 星际经济学

    致谢献给埃兹拉引言

    生存工资

    七月闷热而潮湿的一天，我来到都罗山山顶的一处军事设施，从这

    里可以俯视韩国和朝鲜之间的非军事区。山顶的核心建筑用迷彩色装

    饰，墙上还有充满期待的标语——分裂的终结，统一的开始。一边是一

    个大型、开阔的观测台，这里有多个对准开城工业区的望远镜。开城工

    业区是韩朝之间一个特殊的区域，不久以前，朝鲜的工人在这里为韩国

    的企业工作，每年获取？9 000万美元的工资。一家小型的礼品店出售

    由朝鲜工人制作的烧酒以及涂裹了巧克力的黄豆，这些黄豆产于当地非

    军事区。(包装上写着：不喜欢？请寄回商品获取退款。)

    另一边是一个电影院，这个电影院的座位面向的不是大银幕，而是

    可以观望朝鲜的窗户。前面是一个有标记的立体模型。游客在立体模型

    和笼罩着夏日薄雾的风景之间指点着说道，这是个旗子，这是个工厂，这是代表着主体思想(jucheinspiring)的金日成雕像。看到了吗？你能

    看出他的脸和手吗？

    在四千米宽的非军事区，朝鲜的政治宣传音乐震耳欲聋，我不仅能

    听到曲调，还能听到歌词。我问导游秀真(Soo-jin)这首歌唱了什么，她说：“老一套，韩国人是美国人的工具，朝鲜会把我们从资本主义的

    奴役中解放出来。”看着我们面前光秃秃的土地，让人感到异常伤感，脚下未完成的朝鲜通往韩国的隧道以及朝鲜特意建在观景台视野内的波

    将金村(Potemkin Village) [1]

    也都似乎有种难以名状的悲伤。朝鲜坚

    称这个村子里有200户居民，他们都在一个集体农场工作，共同使用村里的儿童保育中心、学校、医院等设施。但是首尔方面称，已经证实没

    有人在那里生活过，那些建筑里空无一人。朝鲜的同志会把灯打开、关

    闭，制造有居民生活的假象。朝鲜人将这里称作“和平村”，而秀真称之

    为“宣传村”。

    面前和身后鲜明的对比让我和几个一起旅行的成员潸然泪下。在这

    个世界上，可能没有其他地方比这里能够更好地展现我们在政府政策方

    面的选择会带来的生死攸关的影响。不到一个世纪以前，这两个国家曾

    是一体，两国人民有共同的政体、统一的经济。但“冷战”时期意识形态

    方面的对抗将这个整体撕裂，拆散了无数家庭，给两国留下了伤疤。秀

    真毫不讳言地将朝鲜与韩国的分离称作“我们国家的悲剧”。

    大韩民国——韩国——从第三世界迅速崛起，加入了第一世界的行

    列，成为战后少数几个完成这种转变的国家之一。在朝鲜半岛分裂大约

    15年之后的1960年，韩国人民的财富状况与科特迪瓦和塞拉利昂人民相

    当。而到了2016年，他们的收入水平已经接近曾殖民韩国的日本。花旗

    集团(Citigroup)预计，到2040年，韩国将成为全球最繁荣的国家之

    一，从某些方面来看，甚至可能会比美国还要富有。

    然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直风雨飘摇，遭受失败，自20世

    纪90年代以来尤其如此。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这样惨淡的增长模式往往

    伴随着自然灾害或战争的摧残。就在几年前，朝鲜大概还有40%的人口

    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是苏丹极端贫困人口数量的两倍多。如果爆发战

    争，朝鲜极端贫困人口的数量将不可避免地继续上升。

    雾气笼罩中的观景台被铁丝网包围，无精打采的年轻士兵手持突击

    步枪在巡逻，从这里也能看出韩朝两国显而易见的差异。你可以看到，我也可以看到。在边界处，韩国境内森林郁郁葱葱，平整的公路交错分

    布。到处可见电线、火车、码头和高层建筑。朝南行驶一个小时就到了

    首尔。这座国际大都市像巴黎一样富有文化底蕴，基础设施状况远超纽

    约和洛杉矶。边界以北的朝鲜见不到树木。秀真告诉我，这边的树木都

    用作柴火和基本的建筑材料了。道路空旷而单调，建筑物矮小，居民也是如此：由于营养不良影响了成长，现在朝鲜人比他们的韩国同胞矮很

    多。

    韩国和朝鲜的差异十分有力地证明：那些我们往往视作经济环境的

    许多因素，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政策的产物。事情的现状是我们以前

    所做选择的结果。反事实的情况一直都有，也许不像在韩朝的非军事区

    那样明显，但它确实存在。

    · ? ?

    想象你的信箱或者银行账户每个月都出现一张支票。

    这笔钱足够维持生活，但只能勉强度日。它也许可供负担合租公寓

    的一个房间、食物或公共汽车费用。如果你刚从监狱出来，或者需要离

    开施暴的配偶，又或者无法找到工作，这笔钱能够让你不至于一无所

    有，但是远不足以让你过上富足的生活。假设你可以用这笔钱做任何你

    想做的事，而且不附带任何条件。你可以用它支付账单，可以用它去上

    大学，或者把它存起来付房子的首付。你可以把它花在酒和香烟上，也

    可以用来支撑你在妈妈的地下室度过一生，每天玩糖果粉碎传奇

    (Candy Crush) [2]

    ，在网络上打发时间。你还可以辞去工作进行艺术

    创作，投身慈善事业，或者照顾一个生病的孩子。让我们继续假设，你

    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就能得到这笔钱。只要你活着，这笔钱每个月都会出

    现，月月如此，你不需要处于某个特定的年龄，也不需要有孩子或者有

    住所，或者保持无犯罪行为的记录。你会自然而然地得到它，其他人也

    是如此。

    这个简单、激进、巧妙的方案我们称作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简称UBI)。它是覆盖全民的，国家或社会的每一位成员

    都会得到这笔收入。它只够维持基本生存，起不到更大的作用。

    这个想法非常古老，它源自英国都铎王朝时期和托马斯·潘恩

    (Thomas Paine)的论著。在过去500多年，这个想法像一个奇怪的思想

    漂浮物，一次次被海浪冲上岸，而且往往发生在经济革命的浪潮之中。过去几年里，中产阶级遭到压榨，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不断降低，科学

    技术快速发展，“共享”(Uberized)趋势越来越盛，关于用货币消除贫

    困的研究日益增多。这些变化使全民基本收入的概念格外引人关注，甚

    至在有些地方几乎从遥不可期的设想变成了现实。马克·扎克伯格

    (Mark Zuckerberg)、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黑人的命也

    是命”运动、比尔·盖茨(Bill Gates)、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等都

    曾提到全民基本收入这个想法，并且热衷和支持这个概念。德国、荷

    兰、芬兰、加拿大和肯尼亚等国家正在启动或者已经开始了全民基本收

    入的试点，印度也正在计划当中。一些政客试图让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通

    过全民基本收入的政策。瑞士也就这个话题展开了全民公决，尽管最终

    并未通过，但民众对这个提案的认可度超出了活动人士的预期。

    为什么要进行如此重大的政策变革，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契约、安全

    网络以及工作的性质？全民基本收入的倡导者们给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

    理由——从女权主义到环境政策，从政治理念到工作激励以及种族主

    义。

    支持全民基本收入最突出的观点是技术性失业，这种观点认为，在

    未来，机器人将很快夺走我们所有的工作。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的经济学家估计，美国有大约一半的工作，包括数百万个

    白领的岗位，都很容易由于技术进步而消失。分析人士警告说，卡车司

    机、仓库打包工人、药剂师、会计师、法律助理、出纳、翻译、诊断医

    生、股票经纪人、房屋估价师等众多职业都将面临哈米吉多顿

    (Armageddon) [3]

    般的世界末日。这种观点认为，在对人力工作的需

    求不大的世界，必须要有全民基本收入确保人的生存。安迪·斯特恩

    (Andy Stern)曾担任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Service Employees

    International Union)的主席，他说道，“并不是说我了解未来，或者将

    来一定会是这样”，但是如果“海啸即将来临，也许我们当中该有人看看

    周围是否有可以抵挡暴风雨的防风舷窗”。

    另一种比较常见的观点不那么投机，更关注于当下而不是未来的问题。它强调了全民基本收入可以缓解美国和其他高收入国家日益严重的

    收入不平等和工资增长停滞的问题。中产阶级正在萎缩。从经济增长中

    获益的是富人的经纪账户，而不是穷人的钱包。全民基本收入的支持者

    声称，对于顶端的20%以外的家庭而言，全民基本收入是直接的收入支

    持。它也将极大增加工人的谈判筹码，迫使雇主提高工资和福利，改善

    条件以便留住人才。如果你每个月都有稳定1 000美元稳的收入，为什

    么还需要时薪7.25美元的差劲工作呢？美国经济安全项目(Economic

    Security Project)——新成立的倡导全民基本收入的智库——认为，“在

    一个财富充溢的时代，没有人应该生活在贫困当中，中产阶级也不应该

    面临停滞和焦虑的未来”。

    此外，在美国，甚至在全世界，全民基本收入都可以成为消除贫困

    的有力工具。截至2016年底，约有4 100万美国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每月1 000美元的收入足够让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摆脱贫困，并将确保美

    国成为有史以来最富有的国度，没有人会因为施暴的伴侣、疾病、自然

    灾害或者突然失去工作而陷入贫困。这一观点在低收入国家更有说服

    力，许多政府已经开始提供部分的、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cash

    transfer)，以此降低贫困率。一些政策制定者和政党对这种举措的结果

    非常满意，正在考虑全面施行全民基本收入。在肯尼亚，一个名为“直

    接捐助”(Give Directly)的美国慈善机构正在开展一个试点项目，计划

    在十多年的时间里，给数千名成年人每月发放约20美元，以此来探索全

    民基本收入如何以低廉的成本大规模地终结贫困。“直接捐助”的联合创

    始人之一迈克尔·费伊(Michael Faye)告诉我说，“如果我们愿意，我

    们现在就可以消除极端贫困”。

    一些自由主义倾向的支持者认为，全民基本收入将有力而且高效地

    终结贫困。用全民基本收入取代目前美国的国家福利体系，这将消除官

    僚主义，减少政府对公民生活的干扰：你好，全民基本收入!拜拜，卫

    生与公众服务部(Departments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住房及

    城市发展部(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社会保障事务管理总

    署(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数不清的国家和地方办公室、农业部(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的绝大部分!中右派(right-of-

    center)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查尔斯·

    穆雷(Charles Murray)说：“直接给人钱是一种很自然的解决办法，就

    像切断“戈尔迪之结”(Gordian knot) [4]

    一样，我们面临的问题不需要

    更复杂的解决方案。”

    防止机器人带来世界末日，为工人提供讨价还价的筹码，促进中产

    阶级的发展，消除贫穷，使政府更加精简，听起来非常不错，对吧？但

    全民基本收入意味着政府每个月会给每个公民一笔钱，而且不管面临什

    么情况都要如此。这将不可避免地引发许多关于公平、政府支出和工作

    性质的问题。

    当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想法时，我担心它会对工作产生影响。每月收

    到一张1 000美元的支票可能会刺激数百万人退出劳动力队伍，获得应

    税收入的美国劳动人员越来越少，而政府却要将税收所得分配给越来越

    多不参加有偿劳动的人。美国最大的资产——美国人民——将丧失大部

    分的创造力和生产力。更重要的是，如果实施全民基本收入的政策来防

    止技术性失业，相当于放弃了美国劳动人员，只给他们钱，而不努力探

    索如何让他们融入活跃的技术型经济。不同政治立场的经济学家都表达

    了类似的担忧。

    而且全民基本收入的实施将会带来沉重的代价。假设我们希望每个

    月给每个美国人1 000美元现金。粗略计算，每年将支出大约3.9万亿美

    元，加上政府已经负担的其他支出，这意味着联邦政府的总支出将增加

    一倍多，这也许就要求税收相应增加一倍。这可能会使经济放缓，并导

    致富裕的家庭和大公司出走海外。即使用全民基本收入取代社会保障

    (Social Security)和其他许多消除贫困的项目，政府每年仍然需要增加

    数千亿美元的支出。

    再退一步讲，全民基本收入真的是稀缺资源的最佳使用方式吗？增

    加税收，给像马克·扎克伯格和比尔·盖茨这样的人，同时还有所有工薪

    阶层家庭、退休人员、孩子、失业人员等每月1 000美元，这样做是否真的有意义？向富人征税，再通过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 [5]

    和食

    品券(food stamp) [6]

    等基于受助对象经济情况的措施给穷人提供帮

    助，这样会不会更有效率？即使在“社会主义”的北欧国家，政府的支持

    一般也有一些具体情况的要求。此外，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许多低

    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每人每月从政府获得的收入已经远远超过1 000美

    元。如果全民基本收入取代了食品券和住房券(housing vouchers)等项

    目，是否能够保证全民基本收入比当前的系统更加公平有效？

    还有一些对全民基本收入更富哲学性的反对意见。在世界上，除了

    王子、公主和像阿拉斯加(Alaska)这样盛产石油的地区的居民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居民拥有与生俱来自动获得某种东西的权

    利。为什么我们要无条件地给人钱呢？为什么不要求获得这些钱的人提

    供社区服务或者至少尝试去工作呢？美国人难道不是相信自力更生的

    吗？难道要靠施舍生活吗？

    作为一名在华盛顿报道经济和经济政策的记者，我听到了所有这些

    支持和反对全民基本收入的意见，看着一个模糊的、从来没有尝试过的

    想法成了全球性的现象。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还是头一次看到一个社

    会政策构想像病毒一样迅速传播。谷歌的数据显示，2011—2016年，关

    于全民基本收入的搜索热度增加了超过一倍。在2005年左右，新闻报道

    中极少提及全民基本收入，但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这个概念出现在著

    作里、会议中，出现在与政治家的会谈、与进步人士和自由主义者的讨

    论中，还出现在了餐桌上。

    我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现象，进行了报道。我报道了瑞士那次失败的

    全民公投，以及加拿大的一项基本收入实验，这个实验为全民基本收入

    的辩论提供了证据；我采访了硅谷的投资者，他们对没有工作的未来、乘坐无人驾驶汽车感到恐惧。我不禁好奇，不知道多久以后人工智能才

    会威胁我的工作；我与国会两党成员讨论了衰败的中产阶级以及美国是

    否需要一个新的、宏大的再分配政策来扭转这种困境；我和欧洲痴迷全

    民基本收入的知识分子喝了啤酒；跟国会助手们进行了交流，他们认为全民基本收入将是2020年总统大选的一个热点；我还与倡导者们展开了

    讨论，他们坚信，在未来十年，全世界数百万人每月都会有稳定的收

    入，否则他们就会成为痛苦不堪的不稳定型无产者(precariat)；我还

    了解了哲学家们的看法，他们认为我们对工作和社会契约的理解以及我

    们经济的基础将经历一次划时代的变革。

    对全民基本收入了解得越多，我就越是痴迷于这个想法，因为它在

    经济和政治方面引发了许多十分有趣的问题。美国的自由主义者、印度

    的经济学家、“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中的抗议者、硅谷的科技大佬们，这些人想要的东西真的一样吗？对每天生活费用只有60美分的肯尼亚村

    民和瑞士最富有的州的居民实施相同的政策，这样做是否正确？全民基

    本收入是解决问题的良方，还是没有实际作用的空谈？我也有几个哲学

    层面的问题：我们应该给家庭主妇等无偿照料他人的人发工资吗？美国

    如此富裕，我们为什么还能容忍儿童贫困？我们的社会安全网络是否有

    种族主义倾向？机器夺走人类工作的世界末日究竟是什么样子？

    我着手写作这本书，主要不是为了描述一个迅速发展的国际政策运

    动，也不是为了倡导一个想法，而是为了回答上述这些问题。为了创作

    这本书，我进行了广泛研究，我前往遥远的肯尼亚村庄；到印度最贫穷

    的邦，参加了一场季风时期举行的婚礼；我拜访了无家可归者的收容

    所，还去了参议员的办公室；我采访了经济学家、政府官员、自给自足

    的农民和哲学家；我去韩国参加了全民基本收入的会议，见到许多支持

    这一想法的重要倡导者和深刻的思想家，和他们一起站在非军事区，看

    着我们的政策选择会带来多么可怕而深刻的影响。

    我渐渐相信，全民基本收入这个宏大的构想遵循了普遍性、无条件

    性、包容性和简单性的原则，全球的决策者们如果能理解和实施这些原

    则，无论是通过每月现金补贴还是其他的方式，结果都会大有裨益。最

    终我发现，全民基本收入是一项技术性政策建议，也是一种社会思潮。

    它所坚持的是，每个人都应当有参与经济的权利、有选择的自由，都能

    过上不受贫困折磨的生活，而政府可以也应该提供这些权利和自由。这本书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我们将考察全民基本收入与工作的问

    题，然后讨论全民基本收入和贫困问题，最后是全民基本收入和社会包

    容问题。在本书末尾，我们将探索全民基本收入计划的前景、潜力和设

    计。我认为思考这种复杂、独特、具有变革性的政策可以让我们受益匪

    浅，我希望你们也能有所收获。

    [1] 波将金村系出自一个俄罗斯历史典故，代指弄虚作假、装潢门面的建设。——译者注

    [2] 糖果粉碎传奇，一款微策略消除类手游。——译者注

    [3] 哈米吉多顿是基督教《圣经》所述世界末日之时善恶对决的最终战场。——译者注

    [4] 戈尔迪之结，出自古希腊传说，指难以解决的问题。——译者注

    [5] 医疗补助计划，美国政府给符合条件的低收入或贫困家庭和个人提供医疗补助的制度。

    ——译者注

    [6] 食品券，美国政府向低收入者发放的用于换取食物的凭证。——译者注第一章

    技术性失业

    北美国际汽车展(The North International Auto Show)是一场隆

    重、热烈的盛会。在每年最惨淡的一月，汽车制造商前往汽车之城底特

    律(Detroit)向行业人士、新闻界和公众展示他们最新款车型、技术和

    概念车。每个汽车制造商都在昏暗的、铺着地毯的科博中心(Cobo

    Center)占据一个角落，他们把这个角落打造成类似游戏节目现场的样

    子：聚光灯、走秀、灯光展示、衣着暴露的女性，还有一辆又一辆的汽

    车，其中好多汽车都陈列在旋转着的巨型转盘上。在最近的一次展览中

    我逛了几个小时，体验了很多新车型，并与汽车制造商的高管和销代表

    交谈。我坐在一辆像鲨鱼一样线条流畅的SUV(运动型多用途车)里，这辆车仪表盘上的按钮、装置和标度盘被科幻小说里才会出现的虚拟驾

    驶座舱所取代。有一辆流线型的赛车底盘很低，我必须蹲下身才能进

    入。车展上还有一辆又一辆无人驾驶汽车。

    这个展览给人不同程度的惊艳，有的展品非常炫酷，有的让人直

    呼“我的天哪”。例如，一辆巨大的福特卡车配备了一个加强了马力的巡

    航控制系统，能够在遇到行人时自动刹车，并在交通拥堵时自动决断是

    停下还是继续行驶，这样就“没有必要一直踩着踏板”，当我握着超大尺

    寸的方向盘时，一位代表这样对我说道。

    另一边是一辆大众的概念车，看起来就像一辆给外星人开的嬉皮士

    大篷车。这种小型巴士没有车门碰锁，只有传感器。车子没有油箱，只

    有一个充电接口。在完全自动驾驶模式下，仪表盘会把方向盘收起来，然后众多的激光、传感器、雷达和摄像头开始驾驶车辆。驾驶员和前排乘客可以将座椅朝后转，将小型巴士变成一个舒适的太空时代起居室。

    大众公司的设计总监克劳斯·比绍夫(Klaus Bischoff)宣称这是“未来的

    汽车”。

    这是我在底特律反复听到的几句话：我们正在研发未来的汽车，未

    来的汽车就要来了，未来的汽车已经出现了。我渐渐明白，汽车市场正

    在快速由自动化到自主化，再迈向无人驾驶。大量汽车已经具备了许多

    辅助驾驶的功能，包括先进的巡航控制、倒车提示、车道保持技术、紧

    急制动、自动停车等。综合其中的一些功能，再加上先进的传感器和几

    千行的代码，你就能得到可以从出发地自行驾驶到达目的地的自动驾驶

    汽车。很快，汽车、卡车和出租车都将可以在完全没有司机的情况下行

    驶。

    无人驾驶技术仅用了15年就达到了传统汽车60年的发展成果。早在

    2002年，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简称DARPA)就宣布了一项“重大挑战”，邀请多个团

    队参与制造自动驾驶汽车，并在从加利福尼亚州(California)的巴斯托

    (Barstow)到内华达州(Nevada)普里姆(Primm)之间142英里(约

    228.53千米)的沙漠路线上竞赛，获胜者将赢得百万美元大奖。在这场

    盛大的赛事中，没有任何一辆参赛汽车跑完了全程，甚至没有任何一辆

    接近终点。但是巨额的奖金和围绕这一事件的宣传激发了一股投资和创

    新的浪潮。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斯科特·瓦德(Scott Wadle)中校

    说道：“那次竞赛创造了一个由创新者、工程师、学生、程序员、越野

    赛车手、机修工、发明家和梦想家组成的群体，他们聚集到一起，通过

    努力解决困难的技术问题来共同创造历史。……他们带来的新思维引发

    了随后几年自主式地面车辆技术的重大进展。”

    随着这些科技更可靠、更安全、更便宜，并且随着政府法规和保险

    市场逐渐接纳适应它们，越来越多的人将能够体验这些科技。在车展

    上，谷歌旗下自动驾驶汽车公司Waymo的首席执行官约翰·克拉夫奇克

    (John Krafcik)展示了一辆完全自动驾驶的克莱斯勒太平洋(ChryslerPacifica)厢式旅行车。他说道：“我们最近实现了一系列创新，这让我

    们距离数百万用户每天使用我们的技术这一目标更近了。”他讲述了在

    短短几年之内，帮助引导汽车的三维光探测雷达的成本如何降低了

    90%。宝马和福特等公司也表示，他们的自动驾驶科技产品将很快进入

    市场。丰田高管桑迪·洛本斯坦(Sandy Lobenstein)在底特律发表讲话

    时说道：“汽车技术的数量呈指数增长……汽车正在转变成未来学家长

    期以来梦寐以求的交通手段。”没有出租车司机的出租车，没有卡车司

    机的卡车，无人驾驶、定好目的地就可以在车里睡觉的汽车，这些正在

    向我们走来，并随之会威胁数百万工作岗位。

    在密歇根州那个令人沉闷的一月，自动驾驶技术带来的兴奋是显而

    易见的。国内汽车产业在经济大衰退(Great Recession)时期几乎遭受

    了灭顶之灾，尽管在随后几年里，汽车产业强劲复苏，但美国人购买的

    汽车仍然没有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最初十年那样多，一部分原因是美

    国人开车少了，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新车的主要消费群体——年轻人——

    仍然资金匮乏。分析师们因此兴奋地将自动驾驶描述为汽车行业的“淘

    金热”。很多人认为，自动驾驶汽车将大大扩展全球市场。汽车制造商

    预计，到2035年，全球每年将售出1 200万辆汽车，销售额达到800亿美

    元。

    但对许多人来说，无人驾驶汽车的繁荣似乎并不像有利的刺激，也

    不是翘首企盼的未来的最终实现，而更像是一种会导致灭绝的威胁。很

    多工业生产场地已经在使用无人驾驶和自动驾驶车辆，想想那些场地的

    工人的命运，他们眼看着机器人开始取代自己的同事。在接受加拿大广

    播公司(Canad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采访时，代表加拿大油砂

    工人的当地工会分会会长肯·史密斯(Ken Smith)说，“卡车不需要养老

    金，也不会休假。这是纯粹的经济利益问题”。这场“技术变革引发的失

    业潮将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面临这种威胁的不仅是挖掘现场的卡车司机，还有校车司机、市政

    公交车司机、穿越全国的巴士司机、送货司机、豪华轿车司机、计程车司机，长途卡车司机和港口工作人员等。甚至还可以算上那些运送货物

    的建筑和零售工作人员，以及送比萨的孩子。奥巴马担任总统时，白宫

    曾估计，自动驾驶汽车可能会减少220万~310万个就业岗位。自动驾驶

    汽车并不是唯一可以大幅减少人力工作需求的技术。现在的卡珊德拉

    (Cassandras) [1]

    们警告说，所有的工作都面临着消失的风险。

    如果你最近听说过全民基本收入，那很有可能是因为这些无人驾驶

    汽车以及对技术性失业问题的强烈关注。例如，特斯拉(Tesla)的埃隆

    ·马斯克就认为交通运输行业的大规模自动化即将到来。他在2017年迪

    拜世界政府峰会(World Government Summit)上说道：“20年的时间不

    长，却将使12%~15%的劳动力失业，我们将别无选择。”当他说到全民

    基本收入时，表示“这将十分必要”。

    在底特律，这种风险有着不祥的真实感。当我徘徊在科博中心的大

    厅里，与硅谷的技术投资者交谈时，我想知道的不是自动驾驶汽车和其

    他先进技术是否会让人失业，而是它们什么时候会让人失业，以及接下

    来还会发生什么。美国似乎完全没有为失业的世界末日做好准备。在非

    凡的科技奇迹改变我们的生活和整个世界的时候，全民基本收入提供了

    一种确保生计、支撑中产阶级以及防止贫困的方式。

    · ? ?

    科技对人类和世界的改变可以追溯到矛、网和犁。人类发明机器让

    生活更轻松，机器减少了对人力劳动的需求；人类发明汽车，汽车使马

    车夫和蹄铁匠退出了历史舞台；人类发明机器人生产汽车，机器人使工

    人失业；人类发明自动驾驶汽车，自动驾驶汽车使卡车司机失去工作。

    描述这种现象的经济术语叫作“技术性失业”，它是一个已知的常量。

    在离车展不远的地方，我们就能看到发明的奇迹如何与失业的悲剧

    相伴相随。只要看看车展的主办城市就一目了然。在20世纪上半叶，一

    支小型军队，或者坦率地说，需要一支一定规模的军队，才能充分满足

    人们对汽车的需求。20世纪50年代，汽车制造商三巨头——通用汽车(GM)、福特(Ford)和克莱斯勒——仅在密歇根(Michigan)就雇

    用了超过40万人。而现在只需要约16万名汽车雇员。当然，境外生产和

    全球化对美国汽车行业的就业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技术发展和生产

    一辆汽车所需的时间缩短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由于工作总量减少，加

    上该地区基本没有其他的繁荣产业，因此底特律的人口自20世纪50年代

    以来下降了一半以上，税基遭到严重削弱，并使这里很多装饰艺术

    (Art Deco)和后现代风格的建筑关闭和闲置。

    更广泛地说，美国制造业的衰退使铁锈地带(Rust Belt) [2]

    、南

    方的部分地区以及新英格兰(New England)地区都受到了猛烈冲击。

    1979年，美国有1 960万个制造业岗位。截至2017年，制造业岗位数量

    大约为1 250万个，而美国人口数量增加了将近1亿。因此，“二战”后，在美国所有地区当中，中西部制造业圣地的经济发展情况最糟糕，其整

    体就业率从20世纪50年代的约45%下降到2000年的27%。

    即使有这样严重的痛苦和混乱，经济学家仍然将技术变革造成的失

    业看作是良性进程的必要部分。一些工人饱受煎熬，有些地方衰败了，但整体经济仍在蓬勃发展。机器淘汰的工作往往工资低、危险性高、价

    值低。而机器创造的工作往往工资高、危险性低、价值高。经济淘汰了

    低劣的工作，同时创造了新的更好的工作机会。工人也会做出调整，即

    使这并不容易。迁移是他们进行调整和适应的一种方式。例如，数百万

    工人离开底特律和铁锈地带，投身西南部蓬勃发展的服务型经济或者墨

    西哥湾(Gulf of Mexico)的石油经济。他们还通过转换行业来进行调

    整。在去底特律的路上，我突然像汤姆·弗里德曼(Tom Friedman)一

    样，问送我去巴尔的摩(Baltimore)机场的来福车(Lyft，打车应用软

    件)司机如何看待来福公司转向无人驾驶汽车的计划，如何看待他可能

    很快失业。他承认“这很让人担心，但是我正在考虑接受一些教育培

    训，成为为他们服务的人。你没法把无人驾驶汽车开进店里让那些习惯

    了旧车型的人来修理，他们需要一位了解软件的技术人员”。

    从表面上看，无论内部有多少的痛苦和混乱，经济都会继续增长、繁荣。尽管20世纪的技术进步令人惊叹，但参加工作的美国人的比重却

    上升了。劳动力市场容纳了许多从制造业转移出来的工人，并让数千万

    女性和数百万移民加入工作行列。制造业提供的就业岗位从美国就业总

    量的14以上减少到只有10%，却并没有出现大规模失业现象。当农业所

    雇用的劳动力从40%降低到仅仅2%的时候也没有出现这种现象。

    “机器即将消除对人类工作的需求”这一想法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

    间，而且一再被事实否定，已经可以获得“勒德谬误”(Luddite fallacy)

    或“劳动合成谬误”(lump-of-labor fal-lacy)的绰号。在19世纪初，诺丁

    汉(Nottingham)纺织工人砸毁了织布机，要求获得更好的工作和更高

    的工资。在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时期，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推测，到2030年，科技进步会让人们不必再在办公室、农田或

    者工厂长时间地辛苦工作。1964年，包括三名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一群

    公共知识分子活动家警告白宫“计算机与自动化的自我调节机器相结

    合”将导致“一个贫穷、缺乏技术、没有工作机会的国家”。三次预测，三次失误。正如经济学家亚历克斯·塔巴洛克(Alex Tabarrok)所

    说：“如果勒德谬误是真的，我们早就都失业了，因为生产力在两百年

    内一直在提高。”

    尽管如此，我一次又一次听到有人说：“这次是真的。”奥巴马总统

    在告别演说中表示：“导致下一波经济混乱的不是其他国家，而将会是

    消除大量优质中产阶级工作岗位的自动化进程。”杂志封面、书籍和有

    线新闻等都警告称，机器人不仅会取代卡车司机，还会淘汰华尔街交易

    员、医院诊断人员和仓库工人等。

    有一些说法认为，真正的问题在于技术发展没有像以前那样创造就

    业，反而以更快的速度减少了大量工作机会。这种长期存在的关于技术

    性失业的担忧现在变得更加强烈：科技进步可能会提高生活水平并降低

    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但是，如果你没有工作，你的邻居也没有工作，而

    你所在的城镇在四年内第三次削减学校预算，那么拥有自动驾驶汽车又

    有什么好处呢？要是机器发展到了非常先进的水平，已经不再需要人类，那又该怎么办呢？

    对于这种观点，底特律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汽车产业正在经历一

    场深刻的技术变革，从机械装置到超级计算机，这次变革可能彻底改变

    交通运输的方方面面。高达数十亿美元的资金被用来向消费者和企业推

    销无人驾驶汽车。然而，这项革命性技术创造的就业机会也许只有几万

    个。机器不仅在驾驶汽车，还在设计和制造汽车。这种现象在美国十分

    普遍。实体零售巨头沃尔玛(Walmart)在美国拥有150万名员工，而

    2017年第三季度时，网络零售巨头亚马逊(Amazon)的雇员仅为沃尔

    玛的13。正如著名未来主义者杰伦·拉尼尔(Jaron Lanier)所说，柯达

    (Kodak)在巅峰时期雇用了约14万人，而照片墙(Instagram) [3]

    在

    被脸书(Facebook)收购时只有13名员工。

    更可怕的是，越来越多的工作正在科技进步带来的淘汰潮中消失。

    研究发现，美国有将近一半的就业机会因自动化而消失，世界其他国家

    和地区也将面临同样的担忧。土耳其、韩国、中国和越南等国家经历了

    高速经济增长，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工业化的发展。工厂需要数百万人

    来操纵机器、缝制服装以及生产电子产品。但是现在，机器人生产成本

    急剧下降、技术更新速度不断提高，这很可能会中止甚至彻底切断这种

    传统的创造就业的渠道。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警告说，“过早去工业化”(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可能

    会让低收入国家提前进入服务型经济，却没有有能力购买服务的中产阶

    级。如果这样，韩国和其他国家实现快速经济增长所借助的途径就会消

    失。易贝(eBay)的亿万富翁资助了非营利基金会奥米迪亚网络

    (Omidyar Network)，该基金会的麦克·库布赞斯基(Mike

    Kubzansky)对我说，“如果各国不能再遵循东亚增长模式摆脱贫困”，那么这种转变可能“具有毁灭性”。大规模失业可能会先冲击高收入国

    家，但它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伤害或许才是最大的。

    然而，21世纪的技术性失业问题或许更可怕，它可能不仅是过去发

    生的变化的升级，还是一种截然不同的颠覆，这种颠覆让智能计算系统自我提升，不再需要人类的劳动。

    · ? ?

    脸书有一个人工智能专家团队，他们研发软件来识别和标签照片中

    的面孔、处理客户服务投诉、分析用户数据、识别辱骂或威胁性的评论

    等。这个名为脸书人工智能研究的团队(Facebook AI Research，简称

    FAIR)的任务之一就是编写程序，创造自动聊天机器人来负责协商工

    作，比如预订餐厅等。预约一家意大利餐厅涉及的变量相对较少，而且

    这些变量大多是固定的。机器能帮助预订星期二晚上8点四个人的餐

    厅，但不能完成其他需要精湛谈判艺术的协商任务，比如停止铀浓缩换

    取金融制裁的缓和，或者达成支付计划不同的新合同，争取更好的退休

    待遇或者投票快速行权。在这些案例中，就像生活中大多数情况一样，谈判既是一门艺术，也是一种科学。它需要评估特定事物的价值，而且

    很多时候，事物的价值难以确定。还需要发现和化解冲突，解决信息不

    对称的问题。这样的谈判更需要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就是说

    谈判时要明白谈判桌另一边的人有与你不同的动机和资源，这一点计算

    机难以做到，而人类却十分擅长。

    脸书聊天机器人最初执行一些简单的、公式化的谈判，比如索要两

    个物品，最终同意只要一个。然后，聊天机器人开始分析大量数据，并

    试图提高和强化找出解决方法的能力，换句话说就是自己教自己。它开

    始假装对低价值的物品感兴趣，然后在后来的谈判中舍弃这个物品。脸

    书研究人员指出：“这种行为不是研究人员编程设定的，而是机器人自

    己发现的，想以此实现它的目标。”人工智能还开始自己回应客户的报

    价，舍弃了工程师们编写的公式化的应答。

    人工智能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很快就要通过图灵测试

    (Turing test) [4]。脸书的研究人员指出，“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跟他

    们对话的其实是机器而不是真人，这表明机器人已经学会了用英语流利

    地对话”。最优秀的机器人与人类谈判员的表现不相上下。“它(机器)

    达成的交易好坏各一半，这表明脸书人工智能研究团队的机器人不仅会说英语，还能智能地思考该说什么。”

    也许这个实验最引人注目的结果是原本按照程序设计用英语来沟通

    的机器人，最终竟然开始用自己的语言彼此谈判：

    鲍勃：我可以，我，我其他什么都……

    爱丽丝：球没用对我来说，对我来说我对我来说我对我对我来

    说

    鲍伯：你，我，其他所有……

    这种对话在人类看来肯定非常愚蠢。但是我深深地被这种先进、卓

    越的科技，被这些机器人的智能性、创造性、适应性所震撼。机器人觉

    得用它们简略的表达方式交流更加快捷有效，于是他们就这么做了。他

    们拓展了自己的能力，不断学习，不停地教自己，不仅从事简单的谈

    判，还要做更复杂的、几乎与人类一样的谈判。一位工程师对《快公

    司》(Fast Company )说：“机器人舍弃了人类可以理解的语言，发明

    了自己的代码语言。就好比我说五遍‘这个’，你会明白我想要五件某个

    东西。机器人的这种表现跟人类创造简略表达没有什么不同。”(在机

    器人创造了自己的语言，不使用英语之后，脸书将它们关了。)

    脸书谈判机器人展示了为什么那么多未来主义者、技术专家、经济

    学家都担忧技术发展会破坏就业。直到现在，都是人类在实现技术创

    新，制造更先进的机器，逐步提升电脑功能。但是，人工智能、神经网

    络和机器学习等使机器人能够自我提升。在过去几年中，这些科技进步

    带来的不仅仅是无人驾驶汽车技术的突飞猛进。谷歌翻译(Google

    Translation)在口译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苹果(Apple)公司的Siri

    [5]

    和亚马逊的Alexa [6]

    这样的虚拟助手也得到飞速发展。计算机系统

    已经比医生更擅长发现癌症，比交易商更擅长在不同的投资之间转移资

    金，还能比实习生更好地完成日常法律事务。无论是撰写摘樱桃的合同，还是使用优步(Uber)，或者用养老金

    投资，随着机器人技术的突飞猛进，几乎所有可以被分解的工作都可能

    会被机器人夺走。软件开发人员马丁·福特(Martin Ford)在《机器人时

    代》(Rise ofthe Robots)中写道：“通过研究你过去一切行为的详细记

    录，另一个人是否能够通过学习完成你的工作？又或者，就像学生通过

    多次训练来备考一样，通过重复你曾经完成的任务，其他人能否娴熟地

    完成你的工作？如果可以的话，那么很可能未来某一天，算法会学习并

    完成你的一部分甚至全部的工作。”最近一项研究让专家预测人工智能

    何时在某些工作上超越人类。这些专家预计，机器人会在2024年在翻译

    上打败人类，到2026年在写作高中散文上超越人类，2027年取代人类驾

    驶卡车，2031年夺走零售业工作，2049年写作畅销书(心痛!)，2053

    年做外科手术。这项调查的作者们写道：“研究人员认为，人工智能有

    50%的概率将在未来45年内超越所有人类的工作，在120年内使所有人

    类工作自动化。”

    这个前景令人振奋，同时也令人担忧。我们的经济和生活将会经历

    革命性的变化。一切都将始于创造、创新和投资。商家提供最新的软件

    和硬件，企业购买这些产品，取代费用高昂、反复无常、难以培训的人

    力。简单重复的任务构成的工作将率先消失。但是，人工智能显然是智

    能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商业企业将开始销售像人类一样，甚至能够比

    人类更好地进行沟通、谈判和决策，并执行复杂任务的科技产品。而且

    这些技术产品将不断改进，并且会日益廉价。想做广告宣传的企业会发

    现，人工智能测试和制作的标语、电视广告的效果更好。银行将开始用

    算法代替贷款专员。合同、保险、税务准备等任何与文书相关的工作都

    会消失。就像脸书机器人鲍勃说的那样：“我可以，我，我其他什么

    都……”

    如果人工智能发展到足够先进，监管也允许的话，教育和健康这两

    个行业可能会经历巨变。人们通常认为，这两个规模庞大、不断扩展的

    就业领域不容易出现生产力的提高和技术性失业。资金紧张的州和地方

    政府可能会让学生在家上学，使用学校董事会批准的聪明的、交互式人工智能系统进行学习和考试。大型医院已经开始使用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IBM)的沃森(Watson)技术帮助医生进行诊断，很快他们将淘汰医

    生，转向远程医疗、图像诊断和自动护理。小型自动控制机器人会开始

    冲洗鼻窦或者切除痣。保险公司也许会鼓励患者使用人工智能系统，而

    不是咨询真人医生。病人可能会将人类医生看作容易出错的屠夫。用经

    济学家的术语来说，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的发展可能会最终解决“鲍莫尔

    成本病”(Baumol's cost disease)。

    当然，有些工作永远不可能外包给计算机或机器。幼儿园仍然需要

    护理人员照顾幼儿。灵气治疗(Reiki healing)、作为推选出的代表为

    社区服务、担任公司总经理、档案研究、写作诗歌、举重教学、艺术创

    作、谈话治疗等工作似乎不可能由机器来完成。但想象一下这样一个世

    界：商店雇员、货运司机和白领官僚都大幅减少；每一次衰退之后的复

    苏都伴随着失业，企业越来越精简；几乎所有学位都毫无用处，高文凭

    不能带来高工资；数百万工作机会永远消失。

    当然，有些人会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甚至繁荣。用机器代替工人的企

    业通常会更有竞争力，能获得更丰厚的利润。股票市场可能会繁荣起

    来，股东、企业家、专利持有者等的收入和财富会飙升。财富和收入会

    日益集中到越来越少的人手中。已经非常严重的不平等现象会愈演愈

    烈。

    但是除了资本以外，那些劳动力要怎么办呢？那些在这场赢者通吃

    的赌局中失败的人呢？那些发现学历再无价值、就业市场竞争日益残酷

    的人呢？他们对经济贡献的价值会减少，甚至可有可无，因此他们会挣

    得更少，工资水平停滞不前。失业期将持续更长时间，流动性一直处于

    低水平。可以肯定的是，生产率的提高和新技术的发展将从很多方面大

    大改善普通人的生活。娱乐活动会超乎想象，令人眼花缭乱：精彩的电

    子游戏，逼真的人工智能模拟器，免费或廉价的电影和电视节目。无人

    驾驶汽车可以减少道路交通事故并挽救生命，旅行费用也降低了。人工

    智能在医学领域的进步可能会带来医疗保健的快速改善，终结癌症和传染病。

    但美国的再分配政策不适应这样的世界。失业补助往往是临时的，而且常常用来鼓励劳动力进入增长中的行业。失业补助只能持续发放半

    年，而不是半辈子。安全网络鼓励人们参加工作，针对低收入阶层的收

    入补助也一样。所得税抵免(Earned Income Tax Credit)只适用于有收

    入的人，也就是有工作的人。福利和食品券计划也有工作方面的要求。

    美国现有的一系列政策旨在帮助人们度过短暂的失业期，并促使人们就

    业，但无法帮助45的成年人应对永久性失业。

    换句话说，如果面临严重的不平等和大规模的失业潮，这个体系将

    会分崩离析。但全民基本收入显然是帮助人们维持生活的有力政策。在

    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上，世界银行(World Bank)

    高级经济学家乌戈·真蒂利尼(Ugo Gentilini)说道：“(支持全民基本

    收入的)这种论点认为，机器可以夺走工作，但不应该夺走收入：社会

    上大部分人的工作面临着不确定性，应该实施可以保护广大民众而不仅

    仅是穷人的福利政策……因此，(基本收入补助)成为数字时代中一种

    直接明了的选择。”

    · ? ?

    最近，旧金山湾区(the Bay Area)已成为全民基本收入的中心。

    埃隆·马斯克、比尔·盖茨和其他科技大佬已经对这个被誉为“21世纪的社

    会疫苗”“21世纪的经济权利”“人民的风险投资”的政策表示出了兴趣。

    这种兴趣正逐渐变成行动。“基本收入创造马拉松”(basic income

    create-a-thons)让程序员聚在一起，探讨全民基本收入，破解贫困；加

    密货币爱好者在探寻基于比特币的基本收入计划；多位年轻的百万富翁

    科技创始人出资，在肯尼亚的最贫穷的人当中开展全民基本收入试点；

    美国创业孵化器Y Combinator实施了一个研究项目，为多个州的家庭无

    条件发放现金；脸书的联合创始人之一克里斯·休斯(Chris Hughes)已

    经投入1 000万美元用于全民基本收入等相关政策的探索，他将此称作

    经济安全项目。他告诉我说：“我们俩说话的时候，改变正在发生，以前是一小群人说‘就是这个’，现在有一大群人说‘嘿，这个可能不错’。”

    硅谷在寻找方案，试图解决他们认为由自己导致的问题。破坏支撑

    整个经济的就业，然后又提出具有颠覆性的福利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这种行为的确有些讽刺。这些会减少工作机会、改善生活的技术很大一

    部分源自门洛帕克(Menlo Park)的车库，瞭望金门海峡(Golden

    Gate)的风投公司和奥克兰(Oakland)的住宅。初创企业培训学校

    Tradecraft的创始人、全民基本收入的倡导者米沙·切拉姆(Misha

    Chellam)对我说：“在硅谷，我们似乎可以看到未来。”但当这种预见

    性让人看到令人不安的真相时，人会产生一种幻灭感。他说：“人们加

    入初创企业或在科技领域工作，自然有着创造改变生活的抱负，但是很

    多首席执行官(CEO)对他们的工作会造成的巨大压力和伤害感到难

    过。”

    “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经济、技术革命”，这样的担忧似乎也激

    发了人们对于全民基本收入的热情。最近，脸书亿万富翁的慈善机

    构“扎克伯格-陈计划”(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斯坦福大学

    (Stanford University)以及白宫共同举办了一场关于贫困问题的峰会，Y Combinator公司总裁在峰会上说道：“我们经历过重大的技术革命，比

    如农业革命、工业革命，这些都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世界……我认为我

    们正处于或者至少即将进入另一场革命当中。”

    事实证明，全民基本收入的概念往往在划时代的经济变革时期盛

    行。它的首次出现似乎是在资本主义诞生的时候。亨利八世(Henry

    VIII)统治时期，中世纪的封建制度被文艺复兴时期的重商主义取代。

    几个世纪以来，英国农民一直在地方领主或天主教会(Catholic

    Church)的公地(Common Land)上辛苦劳作，从事自给自足的农业生

    产[称作“敞田制”(openfield system)]。到了15世纪末期，越来越多的

    领主将土地圈占起来，禁止农奴放牧、种植农作物或建设小型农宅，而

    雇用农奴放牧绵羊、加工羊毛。过去供养着多个家庭的土地现在成了私

    人的牧场。自给自足的农民成了领工资的劳动力，后来往往沦为乞丐或者流浪汉。

    历史巨著《都铎王朝的经济问题》(Tudor Economic Problems )引

    用了16世纪一个英国人说过的话，他抱怨道：“如果养绵羊能带来如此

    大的收益，谁还会维持对每个县来说必不可少的农牧业呢？当穷人可以

    通过养羊获得更大的利润时，谁还会在自己家里养十几只奶牛，挤牛

    奶、做奶酪，把这些产品推向市场？谁不愿意为了鼓鼓的钱袋子放弃农

    牧业？”

    圈地行为的扩张意味着公共物品私有化，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

    中，贵族阶层更加富裕，流浪汉越来越多。它意味着一个有几百年历史

    的古老经济体系的剧变。它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英国的领主和王族亏

    欠了民众什么？1516年，托马斯·莫尔(Saint Thomas More)觉得应当

    回答这个问题。在他充满哲学意味的著作《乌托邦》(Utopia )中，莫

    尔与一个虚构的名叫拉斐尔·希斯拉德(Raphael Hythloday，希腊语“胡

    说者”的意思)的旅行者展开了对话。希斯拉德描述了英国的犯罪和贫

    困问题，他认为根本原因在于绵羊的祸害。他说那些温顺的动物要

    来“吃掉”人类，农民的生活因圈地运动而苦不堪言。希斯拉德还说英国

    会把小偷吊死，他提出了一个更好的选择：

    这种惩罚小偷的方式既不公正，也不符合公共利益，因为如果

    盗窃行为很严重，那么吊死也没用；如果是简单的盗窃行为，那也

    不至于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对于没有其他维持生计的方法的人而

    言，无论多么严重的惩罚都无法阻止他们盗窃……对盗窃的严重惩

    罚已经存在，但其实更好的做法是制定措施为所有人提供谋生的方

    法，让他们不必铤而走险去盗窃，甚至因此付出生命。

    这种“谋生的方法”是指一个有保障的最低收入，这是最早的支持全

    民基本收入类似政策的观点之一。

    全民基本收入的概念在工业革命时期再度浮现，往往出现在关于食利者、贫困、权利以及再分配的哲学性对话中。比如，1797年托马斯·

    潘恩(Thomas Paine)指出，“每个公民都应该为自然遗产的损失而得到

    补偿，实现这一点的方式是(在21岁的时候)引入土地产权制度”，并

    实施养老金制度，让人们从50岁直至去世都可以领取补助。全民基本收

    入地球网络(Basic Income Earth Network)关于全民基本收入这一概念

    的历史记录指出，在19世纪中期，被马克思称作“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法

    国激进人士查尔斯·傅立叶(Charles Fourier)认为，“文明”应当保障所

    有人的最低生存，包括为人们提供可口的一日三餐和豪华的酒店房间。

    后来，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也表达了对全

    民基本收入的肯定。

    激进的20世纪60年代——新机器时代的前夕，也是重要的转型时

    期，妇女和有色人种开始要求进入并充分参与白人男性占据主导地位的

    经济——全民基本收入的概念再次出现，经历了“短暂的活跃”。诺贝尔

    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提议推出“负所得

    税”(negative income tax)，以此来提升所有家庭的收入，保障最低收

    入水平。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呼吁采取基本收入和其他

    激进、普遍的政策来促进种族事业的发展，维护经济正义。共和党的理

    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和民主党的丹尼尔·帕特里克·莫尼翰

    (Daniel Patrick Moynihan)都表达了对全民基本收入的支持。但这些努

    力并未成功，一部分是因为试点研究错误地认为某些形式的支持可能会

    使离婚率上升。很快，这个激进的想法就被遗忘了。

    而现在，全民基本收入的讨论正处于鼎盛时期，这得益于科技泡沫

    资金的支持、对失业的担忧和对美好未来的期待。全民基本收入的倡导

    者和风险资本家阿尔伯特·温格(Albert Wenger)说道：“我们现在讨论

    的是将基本需求和工作的必要性分离开来……几百年来，整个世界都建

    立在工作的必要性上。现在我们所说的不是对经济稍微做出调整，而是

    像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一样的深刻转变。”

    · ? ?不过，尽管人工智能问世，尽管存在对人类就业前景的担忧，在我

    看来，实施全民基本收入来防止科技失业的提议仍然过于夸张，至少尚

    不成熟。

    如果技术迅速改进，并造成大量劳动力失业，这在国家统计数据中

    很容易就能显现出来，“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有

    时也被称作“索洛剩余”(Solow residual)的这个指标就能反映出这种变

    化。如果一个工厂购买了新的部件生产设备，这个工厂生产的部件量应

    当会增多。如果工厂雇用更多工人，延长他们的工作时间，工厂的产量

    应该也会增加。假设在不购买新设备或不延长工人工作时间的条件下，工厂工人想出办法，提高了部件产量，这时就出现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

    高。全要素生产率代表着创造力和人力资本。经济学家认为，全要素生

    产率是衡量经济活力的最好标准。

    如果无人驾驶汽车代替了卡车司机，人工智能淘汰了翻译，机器人

    取代了医生，我们相信全要素生产率将会急剧上升，即使就业率会因此

    下降，经济增长也会放缓，整个国家会以更少的人力完成更多的工作。

    但自20世纪中期以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放缓。这是一个深刻但很少讨

    论到的问题。如果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保持1948—1973年的水平，那么平均家庭年收入将增加30 000美元。另外，如果不平等状况保持在

    1973年的水平，平均家庭年收入只会增加9 000美元。

    面对着惨淡的就业市场、迅猛的科技进步，我们对机器末日深感恐

    惧，而美国国家统计数据却显示美国经济的创造力正被逐渐削弱，为什

    么会出现这种现实与预期的脱节呢？

    有观点认为，统计数据没有反映出创新对经济的影响，而且错误地

    衡量了快速的技术变革。假设在过去18个月的时间里，某个技术发明突

    飞猛进，比原来改善了五倍，但是政府认为只改善了两倍。如果这样的

    误差非常普遍，那么国家的统计数据就存在严重错误。另一个相关的论

    点是，如今计算机领域的进步削弱了金钱意义上的经济规模，使这些技

    术进步的价值更难以衡量。以音乐产业为例，音乐录制品的销量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达到了顶峰，那时候你还可能会收到爱慕你的人送的混合

    磁带。从那之后，这些产品的销量就直线下降。并不是大家都不听音乐

    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只是技术进步削弱了音乐产业长期的资金基

    础。

    一种更深刻的分析认为，现在的技术进步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具

    有颠覆性。从经济重要性来讲，水果采摘机器人、癌症筛查应用程序、无人机、数码相机和无人驾驶汽车的变革性无法与打谷机、商业飞机、抗生素、冰箱和避孕药相比。拥有亿万资产的科技投资者、特朗普

    (Donald Trump)总统的顾问彼得·泰尔(Peter Thiel)最近对美国新闻

    网站沃克斯(Vox)说道：“你可以到纽约各处看看，纽约地铁有100多

    年的历史了。你可以在飞机上看看周围，你会发现与40年前没有太多不

    同，也许比以往慢了一些，因为机场安检技术含量低，运作状况并不太

    好……到处都是屏幕，也许是为了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吧。”(他的另一

    番言论更为著名，他说：“我们本想要可以飞的汽车，得到的却是140个

    字符。” [7])

    也可能是由于经济增长乏力，导致创新速度缓慢。中左派智库罗斯

    福研究所(Roosevelt Institute)的经济学家梅森(J.W.Mason)指出，整

    个经济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不旺盛，工资水平低下，削弱了企业精简结

    构、提高生产效率、增强创造力的积极性。他认为，工资水平上涨、经

    济增速会迫使企业加大对能减少劳动力需求的技术的投入，从而促进生

    产力的提高。

    还有可能是因为现在的科技进步还没有从生产率数据上反映出来。

    古登堡(Gutenberg)的印刷术毫无疑问是人类最伟大的技术创造之

    一，带来了信息传播和记录方式的变革。但是经济学家发现，在15—16

    世纪，这项技术在加快经济增速或者提高生产力方面并没有发挥显著的

    作用。另外一个例子是电气化，在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初，美国企业

    和家庭开始接入电网，在夜晚为建筑照明，并在后来催生了不胜枚举的

    消费品和工业产品，包括门铃、航天飞机等。然而，正如经济学家查德·西维尔森(Chad Syverson)所说，在电气化技术出现后的大约25年

    中，生产力的增长一直相对缓慢。第一个信息技术时代也是如此，那时

    计算机开始在企业和家庭中普及。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正是他提出了“索洛剩余”——在1987年指出，“无论从任何

    地方都能看出我们处于计算机时代，唯独生产力统计数据反映不出

    来”。在大多数情况下，科技发明产生之后会出现生产力的提高，企业

    会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适应，说明创新带来的利好和新机器时代的失业

    不久之后可能就会出现。如果是这样的话，大规模失业也会随之而来，全民基本收入可能是应对这一问题的必要措施。

    但是目前，硅谷的论点却让人感到充满投机意味，而且十分遥远。

    无人驾驶汽车确实像奇迹一样，坐进去就好像进入了未来。人工智能系

    统令人惊叹，看着它们工作就像进入了科幻小说。但是，无人驾驶汽车

    还是有人在车上监控，人工智能系统对大多数人的工作和生活而言仍然

    比较遥远。为了应对人力需求骤减的问题，对全民基本收入这种解决方

    案进行讨论是十分明智的，但是如果认为必须现在、在这些条件下讨论

    全民基本收入这个解决方案，就显得愚蠢而短视。毕竟还有很多更具体

    的问题需要解决。

    [1] 卡珊德拉，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特洛伊的公主，不为人所信的吉凶预言者。——译者注

    [2] 铁锈地带，最初指的是美国东北部五大湖附近传统工业衰退的地区，现可泛指工业衰退

    的地区。——译者注

    [3] 照片墙是一款运行在移动端上的社交应用，用户能分享随时抓拍下的图片。——译者注

    [4] 图灵测试指测试者与被测试者(一个人和一台机器)隔开的情况下，通过一些装置(如

    键盘)向被测试者随意提问。进行多次测试后，如果有超过30%的测试者不能确定被测试者是

    人还是机器，那么这台机器就通过了测试，并被认为具有人类智能。——译者注

    [5] Siri，苹果公司在其产品上应用的一项智能语音控制功能。——译者注

    [6] Alexa，亚马逊公司的智能语音助手。——译者注

    [7] 社交软件和手机短信将每条状态或者信息限制在140个英文字符以内。——译者注第二章

    低劣的工作

    在距离休斯敦(Houston)市中心不远的地方，一个六口之家在一

    间狭窄的公寓里醒来，在共处几分钟之后，一家人就开始了各自一天的

    生活。孩子们去上学。母亲约瑟法去汉堡王(Burger King)轮班。父亲

    路易斯在家养伤，这次受伤耽误了他宝贵的工作时间。孩子们放学以

    后，约瑟法去一家墨西哥餐馆做第二份工作。大女儿去坐落在繁华商业

    街上的餐饮店长藤鸡柳(Raising Cane’s)工作。而她妹妹决定利用少有

    的休息日来温习功课。姐姐晚上9点下班，母亲约瑟法一小时后才下

    班。一天当中除了睡觉，这个家里几乎所有人都在工作，且一直都是这

    样。

    几年前，我结识了奥尔蒂斯(Ortiz)一家，他们似乎代表了快餐业

    工作和低工资经济的一些趋势。第一个趋势，在较为年长的劳动力当

    中，快餐业从业人数令人吃惊。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翻烤汉堡这种工

    作是青少年选择的暑期工。而现在，由于30多年来工资都没有适度上

    涨，越来越多的中年人开始从事这样的工作，痛苦地挣扎着，避免被从

    房子里赶出来，努力让一家人有饭吃。截至2013年，每三名快餐工人当

    中只有一人是青少年，40%的快餐业工作人员年龄超过25岁，其中14需

    要抚养孩子，将近13至少接受过大学教育。奥尔蒂斯一家人只要达到

    了工作年龄的都在工作，这个家庭所有人曾经一共做着八份工作。

    第二个趋势不是技术提高使工作机会减少，而是技术提高让工作使

    人更痛苦、更不体面。从许多方面来看，快餐店厨房几乎已经成为太空

    时代的奇迹，这里有很多精密的设备，能以飞快的速度和低廉的成本制做出一模一样、味道可口的汉堡、鸡肉和薯条。奥尔蒂斯一家人告诉

    我，这些技术和设备让快餐业的工作更加枯燥，工作内容不断地重复。

    制作汉堡就是按按钮，注意机器的提示音、定时器和数字监控。更糟糕

    的是，有精准算法的调度系统让雇主能够根据需求安排员工的工作时

    间，这样就会出现较大的不确定性，对于有孩子的家庭和十分贫困、无

    法应对收入波动的家庭而言，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通常情况下，工人

    直到马上要开始工作了，才知道他们的工作安排。有时，他们甚至要从

    快餐店开门一直干到晚上打烊。当我见到约瑟法的时候，她已经连续工

    作了将近三个星期。

    第三个趋势，奥尔蒂斯一家人反映了众多快餐业从业人员以及现代

    经济中数百万人共同面临的贫困问题。索尼克(Sonic)和杰克盒子

    (Jack in the Box)等快餐店的绝大部分雇员时薪不到12美元，即使一个

    家庭中有两个人全职工作，这样的工资也不足以维持家庭开支。此外，几乎所有快餐店员工都没有雇主出资的健康和养老福利，职业上升的机

    会也非常少。奥尔蒂斯一家起早贪黑，分别干着时薪10美元、7.75美元

    和7.25美元的工作，勉强度日。这家人住在一套每月550美元的公寓

    里，全家人不停工作来支付房租和水电费，给车子加油，购买食物。路

    易斯受伤使他们一家濒临无家可归的边缘。

    我在“争取15美元”(Fight for ＄15)的运动上遇到奥尔蒂斯一家。

    工人们组织这场运动，希望提高全国380万快餐业员工的工资，提高快

    餐业员工在工会中的代表地位。2012年感恩节后不久这场运动就开始

    了，当时，塔可钟(Taco Bell)、汉堡王、温迪(Wendy's)以及其他

    快餐店的员工罢工，在纽约麦迪逊大道(Madison Avenue)上的麦当劳

    前聚集，高呼：“我们要公平的报酬!”很快，这个运动在全美国兴起，然后发展到全世界，蔓延到六大洲大约300个城市。作为回应，许多雇

    主自愿提高了工资，十几个州最终也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

    但是，低工资的问题仍然存在。多数贫困家庭都要应对失业问题，截至2016年，950万名每年至少工作27周的工人，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生活窘迫或极端接近贫困线，看不到上升为中产阶级的途径。随之

    而来的还有经济、身体以及情感上的问题。路易斯和约瑟法谈到了他们

    面临的压力、不确定的时间表给他们造成的困扰，以及作为父母，由于

    没能给孩子更优越的生活而感受到的痛苦。从长藤鸡柳快餐店下班后，奥尔蒂斯家的大女儿坐上了来接她的路易斯的车，她告诉我她经常不吃

    晚饭，“快餐店厨房里鸡肉的味道让我觉得饱了”。

    有工作的穷人、不稳定型无产者、掉队了的人，这就是现在的美

    国。在大衰退开始十年之后，美国经济恢复到了几乎完全就业的状态，失业危机不复存在，但好的就业岗位仍然十分紧缺，这个更持久、更严

    重的问题早在20世纪就出现了。我们用不着等到机器人来夺走所有的工

    作，工作带来的收入早就不如以往，越来越多的家庭艰难度日，依靠政

    府救济才能摆脱贫困，美国梦似乎也已经遥不可及。

    再来看不平等问题。著名经济学家伊曼纽尔·塞斯(Emmanuel

    Saez)和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汇编的数据表明，1979年

    时，中下层工薪族的收入占总收入的20%，而到了2014年，这个比例降

    到了13%。同一时期，顶层1%人群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从11%上涨至

    20%。蛋糕越来越大，最富裕的家庭占有的部分也越来越大。通过跟踪

    家庭收入中位数也可以看出问题的严重性。在过去的二三十年，尽管经

    济迅速增长，家庭收入的中位数却停滞不前。另一个反映问题的现象是

    中产阶级正在萎缩，中产阶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下降。与此同时，穷

    人的数量不断增加，他们的收入基本上没有增长。有些变化正在使天平

    向资本家和大企业倾斜，远离劳动者和广大民众。

    多年来，我长期报道那些在收入分布中处于下层34的家庭所面临

    的问题，还花了几年时间探讨决策者如何帮助这些家庭。比如说，民主

    党人希望普及医疗保障，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提供免费大学教育。共和

    党想减轻企业税收负担，鼓励投资，减少繁文缛节，帮助公司成长。但

    美国服务业雇员工会(Service Employee International Union，简称

    SEIU)的安迪·斯特恩和其他人，尤其是极左人士，主张必须采取更激进的解决方案。民主党人也开始讨论更高的工资补贴，甚至政府主导的

    就业计划。在这些计划中，全民基本收入的方案更大胆、更富有新意。

    为所有美国人提供固定收入能为经济提供急需的有效缓冲，而且是一种

    让劳动者重回经济中心的方式。这不仅是未来当世界充斥着机器人时迫

    切需要采取的措施，即使在目前也同样必不可少。

    我认为，许多像奥尔蒂斯这样的家庭应当立即获得更多、更好的东

    西，而全民基本收入是确保这一点得以实现的一种方式。

    · ? ?

    在过去大约40年当中，多个相互交织的趋势共同作用，导致劳动者

    收入下降，以及富人、投资者与企业收入上涨。

    这其中就包括全球化的趋势。全球化带走了匹兹堡(Pittsburgh)、底特律、加里(Gary)、托莱多(Toledo)和南本德(South Bend)等

    地数百万个就业岗位。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贸易是双赢的。通过贸易，美国这样富有的、工资高的国家可以获得相对廉价的进口商品，还能获

    得更多劳动力和资本用于价值更高的投资。像越南这样贫穷的、工资低

    的国家可以获得就业岗位、资本，能促进生产力的提高。但从近年的情

    况来看，贸易却并未达到双赢。“铁锈地带”失业现象非常普遍，当地劳

    动力市场的适应和调整“极度缓慢”。经济学家戴维·奥托尔等认为：“从

    国家层面来看，如预期的那样，如果一个行业面临着更大的来自进口的

    竞争，这些行业的就业率就会下降，但其他行业的就业增长尚不足以抵

    消这种下降。”一些好的工作岗位完全消失了，不会再出现。

    “铁锈地带”带来的经济、心理和政治影响直到现在才得到充分认

    识，这场冲击导致了许多现象，包括政治分化和结婚率下降等。越来越

    多学历较低的老年白人已经提前“绝望而死”。普林斯顿大学

    (Princeton)经济学家安妮·凯斯(Anne Case)和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发现，尽管经济在增长，医疗保健也不断提升，但死亡率实际

    上却在上升。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在20世纪70年代的全盛时期之

    后，高中教育水平的白人工薪阶层逐渐衰败，伴随着这种衰败还出现了许多其他的问题。”

    制造业工作岗位的流失促使加入工会的私营部门员工减少，这成了

    另一个导致工资水平停滞和低劣工作增多的原因。(在底特律和匹兹堡

    的工厂，很多员工都加入了工会。)在20世纪50年代，每三个工人中就

    有一个加入了工会，工会可以帮助他们争取更高的工资、更好的福利、更多的家庭假期和病假、更好的工作条件等。而现在，每20个人中才有

    一个人是工会成员。如果2013年加入工会的私营部门员工比例像1979年

    一样高，工人每年的平均收入将增加2 704美元。

    这不仅是因为工会直接影响着工会成员的工资，还因为工会对劳动

    力整体有着间接的影响。如果企业A提供工会工作岗位，时薪15美元并

    提供福利，那么企业B无论提供的是不是工会工作岗位，为了吸引劳动

    力，也要给出与企业A差不多的待遇。参加工会的工人减少，使私营部

    门、处于非工会岗位的员工每年损失了超过1 000亿美元的工资，这也

    是导致这些员工之间工资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作用占到了13。

    美国智库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发现，工会成员

    减少可能是导致男性中等收入者工资停滞和工资不平等的“最大因素”。

    当然，女性也不能免受这一趋势的影响，她们每年因此损失了大约240

    亿美元的工资，在工资不平等加剧这个问题上，工会工作岗位的消失所

    起的推动作用占到了15。

    还有一种趋势主要影响着女性，那就是最低工资的价值在下降。通

    常而言，工资最低的劳动力是女性。截至2017年底，联邦最低工资为每

    小时7.25美元，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这个标准比1967年时低8%左右。

    如果再考虑到飞涨的医疗保健、儿童护理费用和住房成本，这个标准实

    在不足以让工薪家庭摆脱贫困，奥尔蒂斯一家的情况就是很好的例证。

    对于收入处于第50百分位和第10百分位——相当于现在每周工资

    750~1800美元——的女性劳动力而言，在导致工资差距扩大的因素中，最低工资标准价值的流失占到了23，对所有劳动力来说，这个比重大

    约为50%。过去的几年，许多州和城市纷纷采取措施提高当地最低工资标

    准，“争取15美元”的运动引发了更广泛的、两党联立为工人加薪的行

    动。抗议、集会、长篇故事、晚间新闻报道和国会山的听证会引起了人

    们对这个由来已久的问题的关注。经济复苏没能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各

    州、各城市开始采取行动。参与这项运动的活跃人士、田纳西州

    (Tennessee)的医护工作者塞皮亚·科尔曼(Sepia Coleman)告诉

    我：“工作时间不是问题，工资才是。”她要照顾生病的母亲，生活十分

    艰难。“我做不到一周工作120个小时!如果工资不够，谈时间也没有意

    义。”2017年，由于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400万劳动者的工资出现了上

    涨。西雅图、洛杉矶、旧金山以及华盛顿都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了15

    美元小时。即便如此，大约300万人仍然领着联邦最低工资，在许多大

    城市，最低工资标准极低，生活成本却很高。

    工资水平偏低还有一个不明显、没有被充分理解的原因。处于垄断

    地位或者有买方垄断优势的大企业的主导性日益增强，面对的市场竞争

    者越来越少。在20世纪上半叶，政府将垄断视作对民主的严重威胁，迫

    使母贝尔公司(Ma Bell)和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分拆，这样

    的例子还有很多。正如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在1938年向国会

    发表的一次讲话中所说：“如果人民容忍私权增长，让它比民主国家本

    身还要强大，那么民主的自由就陷入了危险。这从本质上看就是法西斯

    主义。”但是当所有的工作都转移到了中国时，政府对垄断威胁的看法

    开始改变。曾经被里根总统提名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罗伯特·伯克

    (Robert Bork)在他1978年的著作《反托拉斯悖论》(The Antitrust

    Paradox )中指出，企业并购对消费者有利，能够降低商品价格、提高

    公司效率。他认为政府不应该为了竞争而保障竞争，而应该关注如何才

    能造福消费者。

    华盛顿认同了这种观点，企业渐渐地能更容易地买下供应链和竞争

    对手。由于这些法律的变化，以及资金充裕、唯利是图的华尔街的兴

    起，医院、农业、电信、运输、保险、航空、银行、能源等几乎所有重

    要行业都经历了明显的整合。甚至连比萨行业都逐渐被少数大品牌主导，必胜客(Pizza Hut)、达美乐(Domino)、小凯撒(Little

    Caesars)和棒!约翰(Papa John)占据了美国超过13的市场份额。

    经济学家认为这是收入不平等和工资停滞的原因之一，虽然可能影

    响并不明显。需要员工的公司越少，愿意用更高的工资吸引劳动力的雇

    主就越少，再加上许多行业——甚至包括工资偏低、工作内容枯燥的快

    餐业——都有竞业限制合同(Noncompetition Agreement)，工作机会变

    得更少。此外，整合后的行业往往由历史更悠久的公司主导，它们吞并

    了更年轻、更具活力的竞争对手。由于老企业扩张相对缓慢，人员比新

    企业更加稳定，因此整合之后劳动者的“流动性”会下降。劳动者从一个

    公司跳槽到另一个公司，提出更高的工资待遇方面的要求，这种“流动

    性”是工资增长的一个重要来源，但大企业的发展壮大对这种促进工资

    增长的来源产生了不利影响。

    集中性增强也加剧了“利润不平等”的现象。在过去的40年中，一小

    部分企业变得非常富裕，它们的利润增长速度远远超过那些收益较低的

    企业。这意味着，只有少数企业的员工在挣大钱，而大多数企业的大多

    数人工资并不高。上市公司的高层已经成为“巨星经济”(superstar

    economy)的一部分，他们的收入轨迹几乎与其他人截然不同。导致收

    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是不同公司之间，而不是公司内部的工资差距。虽然

    时间在推移，但在同一个公司里，管理者与看门人的工资比例并没有多

    大变化。

    然而，企业似乎也不会再雇用看门人了。利润差距扩大的同时，雇

    主和员工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和福

    利都遭到压缩。几十年前，企业开始外包那些与“核心竞争力”无关的工

    作，例如薪酬管理、餐饮服务、美化环境、旅行预订、法律工作和人力

    资源等。在某些情况下，企业不再雇用大量工人，而是转向特许经营模

    式，减少企业责任，增加利润，并取悦华尔街。这意味着许多对企业而

    言非核心的、辅助性的员工失去了他们稳定的、回报可观的工作。所有

    人都有养老金、病假和带薪休假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取而代之的是时薪，是没有工作保障的生活。员工由“在”一家大公司工作变成了“为”一

    家大公司工作。

    这一切导致了“应变就业”(contingent work)的崛起，很多劳动者

    被迫随时待命，以合约方式来工作，或者成为自由职业者、临时工(一

    些经济学家也将兼职工作纳入了这个类别)。对于这种就业安排的众多

    评估存在明显差异，这较大一部分原因是政府在调查2005—2017年的情

    况时，没有考察。然而，一些研究显示，在过去三四十年里，特别是近

    十年来，应变就业的队伍已经从几乎为零迅速发展，形成了一定规模。

    一项评估显示，2005—2015年，处于“替代性工作安排”(alternative

    work arrangements)中的劳动力比重从10%攀升至16%。美联储

    (Federal Reserve)的一项调查显示，每三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从事非

    正式的有偿工作活动，以此作为对传统和正式工作安排的补充或替

    代”。在这些人当中，大约有13在网上销售全新或二手的商品，其他人

    从事家政、美化环境等工作，担任助手或从事季节性劳动，比如在圣诞

    节时到当地的商场里打零工。

    有一件事可以肯定：应变就业者会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与有传统劳

    动合同的劳动者相比，应变就业者每个月失业的可能性要高出好几倍，他们每小时的收入少11%，年收入少50%。他们陷入贫困的可能性更

    大，而且更可能要依靠政府援助，导致纳税人承担了企业没有支付的账

    单。“那些企业有资格得到减税优惠吗？”一位劳工维权人士问我，“它

    们的员工住着低收入的住房，生活要靠食品券和援助，这些企业有资格

    得到那些补贴和其他的好处吗？”

    · ? ?

    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午后，匹兹堡的一家汉堡店内，我和几个优步

    司机坐着，喝着啤酒，吃着薯条，讨论着零工经济(Gig Economy)。

    他们靠着开优步车维持生活，有时候很难做到收支平衡。他们要应对很

    多问题，比如说汽车出了故障，付不起账单，还有医疗保健问题、保险

    问题、储蓄问题、获得食物问题。像许多其他“铁锈地带”城市一样，制造业工作岗位的流失也让匹兹

    堡饱受摧残。从某些方面来说，优步给了匹兹堡一种救赎的方式，创造

    了数千个灵活的工作机会。优步在当地的先进技术集团(Advanced

    Technologies Group)还为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提供了少量薪酬十分可观的

    工作岗位。但称为救赎似乎又不妥，因为优步司机薪水较低，优步也正

    在夺走出租车和公共汽车司机的工作，而且先进技术集团那些高薪职位

    的部分职责就是要彻底消除对人类司机的需求。

    优步司机对我说，第一个问题(工资)是最紧迫的。艾林·克莱默

    (Erin Kramer)是地方社区组织“同一个宾夕法尼亚”(One

    Pennsylvania)的执行董事，他跟我们一起吃汉堡、喝啤酒，他说：“他

    们(优步司机)的担忧就是自己的切身利益……他们抱怨自己没被当作

    雇员。他们不受重视，开优步车没有办法取得成功。”

    司机们清晰、详细地做出了解释。“有越来越多的人使用来福

    (Lyft)和优步，尤其是优步。后来优步为了吸引更多的乘客，就为乘

    客提供折扣或者减少乘客的服务费。”优步和来福司机海瑟·史密斯

    (Heather Smith，我承诺不透露她的真实姓名，以免她遭到雇主报复)

    告诉我：“当我看到付款细单时，发现钱基本都到了优步手里，只给我

    一半的服务费。我心想，‘太糟糕了，再见，优步’。”

    她告诉我，通过为来福车指导新司机，确实挣到了比较可观的收

    入。她说：“如果只是打电话指导或者怎样的话，他们不会给我钱，但

    是如果对新司机进行通常30分钟，最多45分钟的面对面指导，我就能得

    到35美元。”

    我说：“这钱不少啊。”

    “如果你一直有这种指导可以做，可以挣不少钱。”

    “够在匹兹堡生活吗？”

    “不够。”

    像优步这样的公司之所以可以支付如此低的工资，是因为这些劳动者通常不是正式雇员。按需型、零工型经济的企业通常不会正式雇用司

    机、采购人员或送货员，而是把他们归为合同工，购买他们的服务。这

    样就意味着这些企业不受最低工资规定的约束。他们不需要把这些劳动

    者的工资转移一部分到失业保险基金或社会保障中去，也不会被要求为

    这些劳动者提供医疗保健，尽管这些劳动者实际的工作时间与全职员工

    一样。许多优步司机和来福司机觉得公司误导了他们，给了他们某种程

    度的参与感，但没有带来传统意义上的就业。“当你注册加入时，他们

    称你为合作伙伴”，赛斯·麦格雷斯(Seth McGrath)，一名40岁的优步

    司机说了这么一句话，桌边的每个人都点了点头。“但这并不是真的。

    他们跟你保持距离，对吧？你没法打电话给公司的任何人，也不能和公

    司的人面对面交谈。”

    从很多方面来看，零工经济的突然崛起反映了过去半个世纪中职场

    的演变趋势。私募股权伙伴和风险资本家向初创企业投资数十亿美元，试图颠覆实体企业，取消工作场所的保护，尽力压低工资，聘用尽可能

    少的员工，不提供任何福利或工作保障。优步是这样的企业中最大和最

    明显的一个，类似的企业还包括自由职业和服务平台五美元服务区

    (Fiverr) [1]

    、优步的竞争对手来福车、食品杂货快送公司即时购物

    车(Instacart)，以及提供勤杂工服务、现在属于宜家(Ikea)的任务兔

    (Task Rabbit)。没有人知道服务这些企业的多样、复杂和快速变化的

    劳动力群体的确切规模，但有人估计这个群体多达4 500万人。

    这些初创企业的基本商业模式都是一样的。公司提供了一个基于网

    页或手机端的移动平台，这个平台很轻便，还可以不断扩展来服务新的

    消费者。这种平台将提供某种产品或服务的人与寻找这样的产品或服务

    的人连接起来。这些产品和服务也许是顺风车、一个三明治，或者帮忙

    换个不容易够到的灯泡。公司组织搜索，使产品和服务与需求相匹配，然后进行商品交换或提供服务。平台负责结算费用，并从中提成。

    最终获得的费用其实很少。优步吹捧自己的统计数据，称在纽约

    市，优步UberX项目的专职司机年收入的中位数达到90 766美元。优步在公司的一条博客状态中写道：“作为UberX合作伙伴的司机就像小企业

    家，他们在全国各地展示出当一名司机是可持续的、有利可图的。”优

    步还说：“相比之下，美国的出租车司机通常都在贫困线以下。”后来这

    条状态被删除了。但司机们严重质疑这些数据，特别是在优步于2016年

    下调司机费用之后。纽约的优步司机网络(Uber Drivers Network)在一

    封给优步的公开信中写道：“你们创造了一种司机可以被抛弃、被牺牲

    的文化，你们让公司和整个行业充满了可以被抛弃、被牺牲的司机，使

    任何一个司机都赚不到可观的收入。”一些司机说他们的工资远远低于

    最低工资标准，每小时不到3美元。

    麦格雷斯说：“挣得少的时候，每晚150美元。”他告诉我，他会先

    把小女儿哄到床上睡觉，然后出去开优步车，接送乘客。他说，在扣除

    税收、汽油和汽车费用之后，他所挣到的钱只能留下一半。

    这并不是说包括优步司机在内的零工经济工作者没有获得任何益

    处。他们很多人都承认为打车服务平台工作有较大的灵活性，他们经常

    用优步来维持总体收入，其他方面收入较低时，他们就开优步车来贴

    补。如果其他收入比较高，开优步车的时间就少一些。我问麦格雷斯，在匹兹堡是否还有其他可以贴补收入的方式，他为什么决定为优步工

    作，而不是做个自由职业者，或者开车到当地商店捡客？“我有一辆

    车，”他告诉我说，“我能够承担附加的保险，也可以保持车子内部相对

    干净，尽管这比较难，因为我有个七岁的孩子。对我来说，主要是开优

    步车时间灵活，而且门槛很低。”

    在公共场合，零工经济型的企业宣扬灵活性和独立性，塑造自己支

    持千禧年企业家、不压迫无产阶级的企业形象。然而私下里，独立性却

    并未得到鼓励。优步规定了司机需要有什么样的车，设置了薪酬等级，指导司机如何管理客户，在司机星级排名太低时将他们开除，甚至还规

    定了如果乘客在车里呕吐，司机该如何处理。这对很多司机而言与正式

    工作没有两样，但显然即使是正式工作，这也算不上好工作，但可以肯

    定的是，这绝不是自由的零工。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和劳工专家认为上述两个标签都不合适，政府可

    能需要创建一个叫作“依赖承包商”(dependent contractor)的新标准，它代表着依赖于某企业，却并非该企业雇员的个人。例如，政府可以向

    使用超过1 099名零工的企业征收附加费。这些资金可以用来支付失业

    保险、工人的赔偿，以及其他小额福利。同时，政府还可以要求按需型

    企业报销职工基本开销，为每个工作小时支付当地最低工资。这就要求

    企业更好地记录员工的工作时间，对消费者而言，这意味着产品和服务

    的价格可能会提高。但这样做能在不损害商业模式的情况下，改善零工

    经济最严重的问题之一——从业者的待遇过低。

    另一个更全面的解决方案是政府部门建立一个按比例分配的基本福

    利系统，不论职工工资高低，一律从中扣除一部分给基本福利系统。基

    本福利可以包括病假、产假、退休储蓄、失业保险和职工赔偿。企业家

    尼克·哈诺尔(Nick Hanauer)和劳工组织者戴维·罗尔夫(David Rolf)

    在《民主》(Democracy )上发表了一个比较详细的方案，认为“共同

    的安全体系”(shared security system)将保障零工劳动者通往中产阶级

    的途径，同时又不破坏这些新兴企业，不妨碍灵活、兼职工作的崛起。

    改进劳动标准也会有所帮助。卡丽·格里森(Carrie Gleason)是大

    众民主中心(Center for Popular Democracy)“公平工作周倡议”(Fair

    Workweek Initiative)的负责人，该组织为当地劳动者团体提供保护

    伞。她领导了一项活动，试图迫使企业停止使用按需待命的职工和“精

    准时间”(just-in-time)系统，并希望说服地方政府禁止这些新的用工方

    式。她告诉我：“这不仅是因为我们需要更可持续的工作计划，还因为

    我们应该对工作有更多的管控。”

    这样的变化虽然能有所帮助，但20世纪和21世纪出现的劳动者权利

    的灾难性损失是不会得到有效缓解的，无法从根源上解决年轻的左派人

    士所谓的“晚期资本主义”的问题。在晚期资本主义中，企业占据主导，社交媒体无处不在，工作苦不堪言，还充斥着后现代的具有讽刺意味的

    宿命论。这些改变无法解决“铁锈地带”的就业市场问题，不能保障劳动者获得安全的工作和能够消除贫困的工资，无法提供日渐老龄化的“婴

    儿潮”一代所需要的体力和情感上可以接受的工作，也帮助不了在紧急

    情况下拿不出400美元的全美46%的家庭，更无法帮助奥尔蒂斯一家成

    为中产阶级。

    另一方面，想象一下，如果奥尔蒂斯一家的每位成员每月都能收到

    1 000美元，不附带任何条件，或者只附加很少的条件，那又会怎样

    呢？当然，达到工作年龄的家庭成员不会停止工作，因为他们还想送两

    个女儿上大学，帮助他们的亲戚，让家人过上稳定的生活。但是父母将

    能够拒绝恶劣的工作条件；孩子们也许能更好地安排时间，这样一家人

    就能多相处一会儿，而不是只在白天共处几分钟；年幼的孩子可以享受

    更多在家里与姐妹和父母相伴的时间，能有更多的时间学习和玩耍；在

    贫困线附近挣扎造成的心理和身体压力也可能会因此得到缓解。

    · ? ?

    在匹兹堡，我跟司机们坐在一起聊天，并且拜访了奥尔蒂斯一家，我明白了他们和其他像他们一样的劳动者，不仅面临着收入过低的问

    题，还有更多的利害关系。金钱代表着权利。快餐工人和司机感到自己

    不被尊重，觉得自己被利用、被忽视。

    50年前，这些工人可能是工会成员，工会代表他们的集体意愿，努

    力确保他们获得良好的收入和福利待遇。但大部分优步司机都没有加入

    工会，奥尔蒂斯一家因为与劳工组织者的关系密切而一直饱受骚扰和威

    胁。艾林·克莱默(Erin Kramer)的组织只能做能力范围内的事，无法

    组织罢工或者就合同展开谈判，“争取15美元”的斗争也不能保证汉堡王

    能尊重店里的工作人员。“这些工作都可能会消失，”克莱默对我

    说，“这些工作一开始就不是好工作，而且企业给员工的待遇低于员工

    的实际价值。”

    我也认识到，全民基本收入不会直接把钱和收入给这些人。它将成

    为21世纪的“工会”，把权利还给工人，并从根本上重新定义他们，把他

    们作为企业的投资，而不仅仅是成本。有了基本收入，工人就可以拒绝接受低工资的工作；有了基本收入，工人可以要求更好的福利待遇；有

    了基本收入，公司之间就需要相互竞争来争夺劳动力。“这就像为劳动

    者提供了永久的罢工基金，”服务业雇员工会的安迪·斯特恩(Andy

    Stern)说道，“它使权利发生了变化。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一个年轻

    人，你打电话询问是否能以每小时8美元的价格在H＆M服装公司或耐克

    公司获得工作机会，结果会是怎样。现在想象一下，如果你不需要这样

    做又会怎样。”

    另外，全民基本收入将会是一种福利，鼓励企业提供中产阶级的工

    资水平，而不是像现行体系一样为领着贫困水平工资的人提供补助。几

    年前，一位名叫南希·萨尔加多(Nancy Salgado)的麦当劳老员工拨打

    了公司的“麦资源”(McResource)帮助热线。她曾以最低工资或接近最

    低工资的报酬在麦当劳工作了十年，她有两个年幼的孩子。她希望公司

    能帮助她加薪或获得企业资源。但接线员向她提供了如何申请食品券和

    取暖补贴的建议，并跟她聊了医疗补助计划的细节。换言之，公司没有

    利用其丰厚的企业利润帮助员工，而是让员工去领取救济。

    这样做会带来巨大的社会成本，让纳税人替公司兜底。一项针对一

    线快餐业从业人员的研究发现，超过一半的人参加了公共援助项目，这

    是整体人口平均状况的两倍。国家为了这些劳动者的医疗补助计划和儿

    童健康保险耗费了近40亿美元，还在食品券上花费10亿多美元，并通过

    劳动所得税抵免(Earned Income Tax Credit，简称EITC)为这些人提供

    20亿美元的工资支持。另一项更广泛的关于“低工资的高昂公共成本”的

    研究发现，政府每年大约耗费1 300亿美元帮助工薪家庭。

    我们可以有不同选择。全民基本收入可以确保工人在经济中发挥核

    心、重要的作用。“我们是对的。我们在道义上是对的，经济上也是对

    的，”克莱默说，“部长们知道我们是对的，老师们知道我们是对的，医

    生们知道我们是对的，但这是权利的问题。如果‘进步’正在发展成对我

    们而言没有价值的东西，我们是否有破坏‘进步’的权利？”

    就算硅谷关于创新消除工作机会的预测过于悲观，而对于技术的变革性潜力过于乐观，零工经济的从业者们也仍然担心这些“进步”对他们

    没有益处，甚至担心自己无法参与到这些“进步”当中。在匹兹堡，我坐

    在一辆优步车的后座穿梭于城市中，看到了一辆优步公司的无人驾驶汽

    车。全民基本收入也许可以帮助工资低的劳动者，但那些没有工作的人

    呢？如果你失去了年薪60 000美元的卡车司机的工作，或者年薪24 000

    美元的快餐业员工的岗位，又或者失去了晚上开车、一年挣10 000美元

    的优步司机的工作，还指望你为收到政府的支票而感到快乐，你会有什

    么样的感受？如果新经济判定你没有工作能力，科技奇迹毁了你的生

    活，你要靠政府政策扶持才能勉强度日，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美国对工作的看法究竟与全民基本收入是否兼容？

    [1] 五美元服务区是一个全球交易市场，提供价格五美元的在线交易服务。——译者注第三章

    目的感

    在“大衰退”之后，我花了数年的时间采访并撰写了关于所谓的“99

    周人”(99ers)命运的文章。这些人在经济低迷时期因自身过错之外的

    原因而失业，并耗尽了失业保险金，这意味着他们在努力寻找工作的时

    候没有了安全网的保障。奥巴马政府时期，高失业率地区的失业保险金

    发放期限延长至99周。

    “99周人”只是一个庞大的美国群体中的一部分，这个群体在2010年

    的末期以及随后几年经历了长期的失业。大衰退期间和之后的失业现象

    十分严重，在特朗普政府早期充分就业的回暖回顾那次大规模的失业让

    人十分震惊。在2010年的一次调查中，13的受访者处于失业状态或者

    有一位失业的亲密朋友或家庭成员。大约13的建筑工人、14的制造业

    员工失业。就业人数减少了近800万，整体经济经过七年的恢复才重新

    创造出相同数量的岗位。失业潮不仅规模大，破坏性也很强。失业人员

    的平均失业时长猛增到41周，这是迄今为止二战后的最高纪录。失业六

    个月以上的人口比例攀升至45%，创下了另一个历史纪录。截至2011年

    底，已失业99周或更长时间的人，也就是所谓的“99周人”所占比例达到

    15%，也是战后的历史新高。

    一个人失业的时间越长，找工作就越困难。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

    (San Francisco Fed)的研究发现，新近失业的人有大约14的概率能在

    接下来六个月里找到新工作。一旦他们失业达到六个月，这个概率就降

    到了110。这些数据部分反映了一个事实：对于招聘的管理人员而言，长期失业的人可能是吸引力较弱的候选人。失业的时间越长，劳动者的技能就越退步，他们会觉得脱节，并且感到灰心。而且，一些长期失业

    者也许最初就不具备高需求、有价值的技能。经济学家认为，歧视也是

    一个因素。企业不喜欢雇用长期失业的人员。对于数百万美国人而言，失业本身成了找工作的障碍，导致了毁灭性的后果。

    在经济学家眼中，长期失业导致“滞后”(hysteresis)，这个词来源

    于希腊语，是“落后”(lagging behind)的意思。长期失业使劳动者的收

    入永久性地低于其他人。如果失业普遍存在，整个劳动力市场会缺乏活

    力、生产力低下，就业率会更低。失业不仅对劳动者个人有害，而且不

    利于整个国家的经济。这种不利影响不仅发生在经济衰退期间，而且会

    持续多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

    的经济学家丹尼·亚干(Danny Yagan)发现，相对于避免了失业冲击的

    地区而言，大衰退时期失业最严重的地区仍没有恢复。一个地区在衰退

    中的失业率上升的幅度越大，这个地区处于工作年龄的劳动者在随后大

    约十年里找到工作的可能性就越小。经济学家认为产生这种现象是由

    于“总体人力资本衰退和持续的低劳动力需求”。

    枯燥的经济统计数据无法反映数百万美国人感受到的失业对于个人

    的毁灭性打击。我在2013年的秋天遇到了詹纳·巴林顿·沃德(Jenner

    Barrington Ward)，当时她正在波士顿郊区几个朋友家里辗转借宿。她

    告诉我：“我被麦当劳拒绝了，他们说我口齿太伶俐……我应聘刷马桶

    也被拒绝，因为我不会说西班牙语。我去洗衣店也被拒绝，因为我‘太

    漂亮’了。还曾经有人很直白地告诉我，‘我们不雇用失业者’。有两次雇

    主真的对我感兴趣，但信用检查(credit check)这关又让我失去了机

    会。”她将她长达五年的失业经历描述为一场“穿越地狱的旅途”，是从

    自我支持、自我实现、有尊严的中产阶级生活中堕落，变得无家可归、陷入极端贫困。

    如果机器人夺走所有工作，全民基本收入或许能提供一种救赎，每

    当我这样思考的时候，我经常会想起巴林顿·沃德的经历。她和其他

    的“99周人”向我展示了美国人多么热爱工作，以及他们从工作中得到了多少目的感，感受到了多少自我价值。虽然停止发放失业保险确实会带

    来经济上的压力，但实际上最令他们讨厌的是失业本身。他们不想要施

    舍，他们想要工作。

    · ? ?

    借用散文家威廉·德雷西维兹(William Deresiewicz)的话来说，每

    一种文明都有美德。对于希腊人来说是勇气，对于罗马人来说是责任，对于美国人来说是勤劳。美国人工作不仅是因为经济方面的必要性，他

    们还将工作当作社会责任和美好生活的基础，这是“美国梦”的一部分，任何人都可以从一无所有走向富足、安全的生活。正如德雷西维兹所

    说，勤劳是一种“民族信仰”。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点在历史上显得格格不入，至少在西方是这

    样。希腊人和罗马人崇尚享乐和沉思的生活，贵族靠他们土地上的果实

    和他人的劳动生活，认为辛苦劳作有损自身地位。16世纪来到美洲大陆

    的西班牙征服者期望找到一片富足的土地，不必再为生存挣扎。但是美

    国是清教和贵格派基于新教的劳动道德建立起来的国家，美国人认为闲

    散是一种罪过，并且相信个人可以通过劳动展示他们对上帝的爱，并净

    化自己。例如，清教徒牧师、塞勒姆女巫审判的支持者科顿·马瑟

    (Cotton Mather)就反对休息、放松和享受。他写道：“这个城镇懒散

    的情况非常严重……懒惰从来不会带来任何好处!懒惰‘对任何人而言

    都是耻辱’。”

    从一开始，对工作的态度就将美国与欧洲社会区分开来。美国曾经

    是一个殖民地，英国贵族阶层从美洲大陆人民和奴隶的劳动中获益，巩

    固了劳动备受赞赏的地位。托马斯·潘恩在《常识》(Common Sense )

    中抱怨道，“在英格兰，国王所做的无非就是开战和授予官职，简单地

    说就是让国家陷入贫困，并将它们联系在一起……一个人每年可以因此

    享受八百英镑，还备受尊崇，这可真是一笔好买卖!”美国人也觉得有

    必要通过建立家园和征服西部来获得土地，并让这些土地日渐文明、开

    化，两方面都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这也进一步加强了勤劳、个人主义和成功的融合。

    美国人不论贫富，不论住在城市还是乡村，不论是精英还是奴隶都

    从事劳动，而且努力地劳动。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美

    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 )中这样描述美国人的勤劳：

    在美国，没有人因为工作而受到贬低，因为他周围每个人都工

    作。也没有人因为接受报酬而觉得受到了侮辱，因为美国总统工作

    也领报酬，总统因负责指挥而获得报酬，其他人因为服从命令而获

    得报酬。在美国，所有工作或多或少都需要付出艰辛，或多或少都

    有利可图，但工作永远不会有高低，每一种诚实的工作都是光荣

    的。

    大致在托克维尔的上述论述出现的同一时期，一位生活在新英格兰

    的维也纳移民也写道：

    在把工作当作乐趣，把职业当作娱乐这方面，世界上没有任何

    人可以比得上美国人。积极的工作不仅是他们幸福的主要根源，也

    是他们国家伟大的基础，而且如果没有工作，他们会极度痛苦，他

    们不爱“悠闲”，对懒散充满恐惧。工作是一个美国人的灵魂：他

    追求工作，不仅是为了给自己和家人提供必要的生活条件，还因为

    他把工作当作一切人类幸福的源泉……就好像整个美国都只是一个

    巨大的工厂，工厂入口处刻着闪闪发亮的字“非工作人员不得入

    内”。

    鉴于这种对劳动的热爱，从美国成立之时起，通过自身拼搏获得成

    功的故事就屡见不鲜。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在他的自

    传中夸耀：“我从小穷困潦倒、无人知晓，但最终我获得了一定的财富

    和声望。”这本自传是极为畅销的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式的

    故事。富兰克林列举了13个美德，他警告美国人“珍惜时间，做有益的事，避免不必要的行为”(顺便提一句，13个美德中，谦卑在最后)。

    还有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他赞扬了“普通人”，并谈

    到了他成长过程中的穷困潦倒。“种植园主、农民、机械工和劳工都知

    道，成功取决于勤劳和节俭，”他在最后一次总统讲话中说道，“这些社

    会阶层构成了伟大的美国人民，他们是这个国家的骨骼和筋肉。”在理

    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比尔·克

    林顿(Bill Clinton)和巴拉克·奥巴马之前，林肯(Abraham Lincoln)也

    颂扬自己卑微的出身：“我并不羞于承认，25年前我是一个雇佣劳力，劈木头、当船工……跟普通穷人的儿子没什么两样!”

    工作这个美德成为“美国梦”的基础要素，1931年詹姆斯·特拉斯洛·

    亚当斯(James Truslow Adams)提出了“美国梦”这个表述，指的是“一

    个人人生活得更好、更富足、更充实的地方，每个人都能根据能力或成

    就获得机会”，他写道：“这不仅是关于汽车和高薪的梦想，而且是一种

    社会秩序的梦想，在这种社会秩序下，每个人都能够发挥自身能力获得

    最大的发展，并能凭借自身而不是出生或职位等偶然条件获得他人的认

    可。”

    美国人对辛勤工作的信念和美国对自力更生的崇拜一直存在并始终

    延续，从我们对富兰克林、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等人的尊崇，以及对杰伊

    ·盖茨比(Jay Gatsby)、斯特林格·贝尔(Stringer Bell)、艾尔·思威瑞

    更(Al Swearengen)和托尼·索普拉诺(Tony Soprano)等反英雄人物的

    迷恋中都可以看出来。(我还想提一下，特朗普一直坚持认为他总体上

    是靠自己取得了成功，把100万美元的借款转化为100亿美元的财富，事

    实上核查人员对这个说法提出了异议。)我们信奉辛勤工作，相信努力

    工作会让人出人头地，是取得成功的途径。我们相信，我们都应当为自

    己的成功负责。

    即使是大衰退也无法撼动这种信念。2011年是战后经济发展最糟糕

    的年份之一，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1年进行了一项经济流动性项目(Economic Mobility Project)调查，调查发现美国人

    将“勤奋”和“野心”作为决定一个人是否成功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该研

    究总结说：“在成功的原因方面，人们认为个人的态度和品行比家庭背

    景、种族、性别或经济状况更重要。”

    确实，美国人比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更加坚定地认为，个人应当为自

    己的经济财富负责。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显示，绝

    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穷人如果足够努力也可能会变富裕，而欧洲人中有

    很大比例的人不同意这一点。在皮尤研究中心2014年的一项调查中，大

    多数美国人表示不认同“生活中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控制之外

    的因素”的观点，而大多数欧洲人都同意这个观点。“美国人认为贫穷是

    由于选择不当或努力不够，而欧洲人认为贫困是一个难以摆脱的陷

    阱，”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阿尔贝托·阿莱西纳(Alberto Alesina)和麻省

    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经济学家乔治·马里奥

    斯·安杰勒托斯(George Marios Angeletos)认为，“美国人将财富和成功

    视为个人才能、努力和拼搏的结果，而欧洲人则认为这些更多归功于运

    气、腐败和关系。”

    如果工作是一种美德，那美国人就富有美德。美国人比大多数高收

    入国家的人工作得更多，每年为1 783小时，超过日本、加拿大、英国

    和法国，比德国的劳动者多出30%。盖洛普公司(Gallup)发现，美国

    人对工作的投入度比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都高，远远超过东亚或南亚。

    盖洛普公司用总分12分的问卷对140多个国家的劳动者进行了调查，民

    意测验专家表示，对工作高度投入的员工“积极参与工作，对工作热

    心、专注……他们知道自己的工作范围，并寻找新的、更好的方法来完

    成工作任务”。工作让我们找到了意义，超过一半的劳动者表示，他们

    的“身份认同感”源自工作。

    当然，失去工作会带来明显的经济后果，而且还会带来长期的影

    响。在经济衰退时期失去工作导致的破坏性极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一项研究指出，“这种收入的损失是由于某些职业或行业特定技能过时而价值下降；或者是因为寻找适当的工

    作需要大量时间，对于一个成熟的劳动者而言尤其如此；还可能是因为

    所谓的‘周期性降级’(cyclical downgrading)——指工人被迫接受在经

    济没有衰退的情况下不会考虑的工作。”

    但失业也会带来更微妙和更深入的影响。工作提供社交互动。比如

    说，罗格斯大学(Rutgers)的一项研究显示，与有工作的人相比，长期

    失业的人更有可能每天只有两个小时或更少的社交。工作还有情感上的

    益处。失业者更有可能对自己的生活感到尴尬，并且更有可能与家人关

    系紧张或发生冲突。更重要的是，失业者更容易多病、沮丧，去世得更

    早。失业的后果还会影响下一代。失业者的孩子成绩更差，完成大学教

    育的概率比父母有工作的孩子要低。

    最后，失去工作还是一种创伤，许多人不能从中完全恢复。一项研

    究得出结论：“在适应生活变化方面，大多数人做得出乎意料地好。即

    使是家庭成员死亡或患慢性疾病等悲剧事件发生之后，人们也能恢复以

    往的健康状况，虽然不能总是完全恢复。然而，在有一件事上，人们的

    反应并非如此，那就是失业。与其他消极体验相比，失业者的生活满意

    度并不能自我恢复。”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著名社会心理学家玛丽·雅霍达(Marie

    Jahoda)就提出，尽管人们大多为谋生而工作，但他们也从工作的“潜

    在功能”中受益，这包括时间安排、社会交往、稳定工作赋予的地位和

    身份，以及集体目的感。她认为人们“有着深刻的需求，需要安排时间

    的使用，塑造自己的观点，扩大社会视野，参与能感受到自身价值的集

    体追求当中，希望知道自己在社会中有受人认可的地位，还希望保持活

    跃性”。如果失去了工作，这些潜在功能也就没有了，这是一种让人痛

    苦的损失。难怪当那些年长的失业者在将自己形容为“退休”而非“失

    业”时会更加快乐。

    · ? ?

    有人认为全民基本收入会让人们选择停止工作，甚至会鼓励人们放弃工作。这是对全民基本收入主要的、深刻的反对意见。这看起来似乎

    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经济学常识：给人们钱，不要求任何回报，必然会减

    少他们长时间工作的动力。对提供这种福利的经济体系的担忧是一个非

    常实际的问题：如果工作的人少了，会发生什么？如果每个人都能获得

    类似于社会安全补助的东西，许多人决定退休，会发生什么？这还是一

    个道德问题。美国人憎恨他们眼中的“搭便车”行为，比如食品券、福

    利，甚至是社会保障中的残疾计划。工作是与我们的税法和安全网络相

    互融合、交织的一种美德，深深烙印在美国的文化当中。工作受到富人

    和穷人的一致推崇。全民基本收入将人们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无论

    是不满自己所缴纳的税收用于施舍的劳动者，还是不愿意接受施舍而是

    想获得工作的个人，对他们而言，全民基本收入都很可能成为非常不受

    欢迎的政策。然而，我们对全民基本收入类型进行研究的项目表明，即

    使是大规模的无条件现金转移，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也可能比“基本经

    济学常识”预料的要小，选择减少工作的人可能是出于社会收益原因，比如要抚养孩子或者为了获得更好的教育。换句话说，全民基本收入不

    一定会让经济更加僵化，不必然会分裂创造者和获取者，也不一定能安

    抚众多的失业者。

    在这一点上，伊朗提供了更好的例证。2010年，政府决定削减对石

    油、食物等商品的补贴，而是直接给民众发钱。面包和天然气价格突然

    上涨，但每家每户开始收到相当于收入中位数29%的现金，用来支付或

    者说抵消上涨的物价。现金转移支付共计占到了总体经济产出的6.5%。

    伊朗政界人士担心该计划会“催生乞丐”，但两位经济学家在对税收

    记录和其他数据进行全面研究之后发现，该计划减少了贫困，减轻了不

    平等现象，并且没有促使伊朗人大批退出劳动力市场。事实上，一些人

    工作得更多了，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利用收到的现金扩大了自己的小生

    意。经济学家发现，“除了与劳动力市场联系不紧密的青少年之外，我

    们没有发现现金转移支付减少了劳动力供给的证据，而服务业劳动者的

    工作时间还出现了上升。我们已经完成了的工作将这个问题的举证责任

    转移到了那些声称现金转移支付会让穷人变得懒惰的人身上，而且还表明了这个问题需要更好的数据和更多的研究。”

    还有更多的研究表明，全民基本收入不会让世界充满游手好闲的

    人。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劳动经济学家伊万娜

    ·马里恩库斯(Ioana Marinescu)为左倾智库罗斯福研究所(Roosevelt

    Institute)调查了北美开展的无条件现金转移支付实验的数据，她发

    现，“没有证据表明，在获得无条件现金的情况下工人会退出劳动力市

    场，即使现金数额较大也不会”。马里恩库斯的这项调查考察了东切诺

    基印第安人邦部(Eastern Band of Cherokee Indians)，这是一个在大烟

    雾山(Great Smoky Mountains)有保留地的美洲原住民部落，他们还拥

    有由拉斯维加斯哈利士公司(Harrah's)管理的两个赌场。该部落将赌

    场收益分发给部落成员，每人每年发放4 000~6 000美元，这些资金似乎

    对兼职或全职工作没有多大影响。她还研究了阿拉斯加居民的数据，这

    些居民像伊朗人一样，能从该州出售的自然资源中获得红利。马里恩库

    斯再次发现，无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对整个劳动力队伍的影响十分微

    弱，政府的分红让兼职工作的人数不降反增。她总结道：“我们原本担

    心如果免费发放资金，很多人会辞职。但现在看来这种担忧是错误的，是受到误导而产生的。”

    她还考察了美国政府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进行的负所得税试验，林

    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和尼克松的政府寻求更多、更好的方法来

    解决深度贫困、劳动力参与度低和家庭解体等问题(负所得税或者说

    NIT提高而不是减少了家庭的收入)。在《脱线家族》(Brady Bunch)

    那个年代，政府在七个州进行了负所得税试点，这是美国最初的随机控

    制试验之一[有趣的是，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和迪

    克·切尼(Dick Cheney)也参与其中]。在大多数情况下，工作热情确实

    有所减少。例如，在西雅图(Seattle)和丹佛(Denver)进行的一项大

    型实验中，就业率下降得比较明显，达到了4个百分点。如果这种情况

    发生在今天的美国，将意味着就业人员减少了500多万。但是，正如马

    里恩库斯所指出的那样，这些研究基于就业人员自己报告的收入，而不

    是税收数据。有了负所得税后，人们就会有强烈的动机来隐藏自己的收入，以便获得更多的收益。但这一点对于全民基本收入而言不会有什么

    影响，因为无论收入或就业状况如何，基本收入都会照样发放。马里恩

    库斯总结道：“谎报收入的行为暗示着全民基本收入对工作时间的削减

    效果被夸大了。”

    当然，当政府每个月发放的资金达到一定数额的时候，的确可能会

    让人们不愿意继续工作。沙特王子之所以闻名于世，不是因为他们长时

    间在小学工作或者实施物理治疗。明尼苏达州(Minnesota)的沙科皮

    德梅德瓦坎顿部族(Shakopee Mdewakanton Sioux)比东切诺基印第安

    人部族的成员少得多，他们拥有几个利润丰厚的赌场。报道称，截至

    2012年，该部族每月分发的赌场利润达到8.4万美元。一位部落官员告

    诉《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说，“我们的失业率高达99.2%”。

    任何有偿劳动“完全是出于自愿”，而不是由于必要性。尽管如此，全民

    基本收入如果数额适当，似乎并不会促使人们大量退出劳动力市场。

    此外，在各种全民基本收入和负所得税的实验中，工作时间的下降

    大部分都是因为以下原因：女性花更多时间照顾孩子；年轻人上学，而

    不是打零工换取微薄的收入；失业的人花费更长的时间寻找工作；能获

    得基本收入的人也可能会花更多的时间来照顾生病的父母、做志愿者、制作艺术品，或者花时间陪孩子。这可能导致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就业人

    口比例下降，但这真的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吗？经济统计数据只能衡量

    它们所衡量的东西，而无法捕捉人类生活丰富的内涵。

    有一个全民基本收入实验因为捕捉了这种丰富性而脱颖而出。在20

    世纪70年代中期，加拿大政府向一个叫多芬(Dauphin)的草原小镇

    [“曼尼托巴(Manitoba)的花园首府”]的所有居民提供了有保障的收

    入。这是一个由农民组成的关系紧密的社区，许多人有乌克兰文化背

    景。实验确保所有家庭的收入都不低于一个特定水平，从而在社区内消

    除了贫困。在镇上经营美容院的艾米·理查森(Amy Richardson)谈到这

    个实验的时候说道：“这样做是为了让居民的收入达到应有的水平。这

    些钱使人们有能力往咖啡里加奶油。而且因为每个人都会收到这笔钱，所以没有什么好羞耻的。”像美国的类似项目一样，这项实验对劳动力

    市场也有相似的影响，工作人数略有下降，特别是在母亲和十几岁的男

    孩这两个群体当中。经济学家伊夫林·福格特(Evelyn Forget)发现，全

    民基本收入对城镇的健康和活力也有显著影响，它减少了人们对住院和

    心理健康诊断的需求。她告诉我，社区的价值观似乎也发生了改变。

    尽管全民基本收入听起来似乎会摧毁劳动力，将美国变成满是退休

    人员的国家，但现有证据似乎并不支持这样一个激进的结论。在某些情

    况下，全民基本收入实际上还能鼓励人们参加工作，或者至少可以取代

    妨碍人们工作的福利系统。例如，芬兰拥有非常慷慨的失业保险制度。

    但是，芬兰人却不愿意从事兼职工作，因为因此获得的额外收入可能会

    导致他们失去政府的补贴。芬兰社会事务和卫生部部长(minister for

    socialaffairs and health)波特·马蒂拉(Pirkko Mattila)告诉《纽约时

    报》，“工作应当始终比待在家里领补助更有价值”。因此，芬兰目前给

    失业者每月发放560欧元(约合680美元)，观察这将如何影响失业者与

    劳动力市场之间的互动。

    一个更宏大、更广泛、更可怕的问题是，全民基本收入如何改变我

    们与工作的关系——如果人们有退路，不必为了生存而从事有偿劳动，那么工作究竟是什么？工作会变成什么样子？2016年春天，瑞士举行关

    于全民基本收入的全民公投之前，一群活动人士在日内瓦市中心的普兰

    帕莱斯长廊(Plainpalais Promenade)上张贴了一张创吉尼斯纪录的巨幅

    海报，海报上问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如果你的收入有保障，你会做什

    么？”

    斯科特·山顿斯(Scott Santens)有一个很好的答案。他可能是世界

    上最重要的全民基本收入倡导者。他是经济安全项目的参与者，社交网

    站红迪网(Reddit)全民基础收入社区的主持人，他持之以恒地在网上

    鼓吹全民基本收入。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他还是“21世纪关注人类文明

    自我提升潜力的作家”。我应该补充一下，他本人也是全民基本收入的

    受益人。山顿斯使用在线众包的艺术家平台帕拉东(Paraton)来获得每月大约1 500美元的基本收入，这足以让他摆脱贫困，但还不能让他在

    新奥尔良(New Orleans)舒适地生活，不过他很快就指出，这足以让

    他掌控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他说：“当我没有基本收入时，我会接受50

    美元报酬的写作任务，即使我需要为此花整整一周的时间来研究和写

    作。因为50美元比一分都没有要好。现在我有了一份基本收入，我明白

    我的工作有价值，我的时间有价值，我也有价值。”

    在山顿斯看来，全民基本收入不是应对技术性失业的良方，不是有

    力的消除贫困的措施，不是一种社会红利，也不是提高低收入工作者收

    入的方式。它包含了这一切，但还远不止这样：它是一种典型的转变，能让人们拒绝他们根本不想做的工作。从本质上来说，全民基本收入会

    减少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需求层次理论”的底层需求，在

    这个理论中，底层需求包括空气、食物、水和住所，而顶层的需求是自

    我实现的需求。他说，全民基本收入会给人们提供经济保障，让他们去

    过想过的生活。让机器人完成那些脏活，让人们去做他们想做的事。

    “我们面临的不是无事可做的未来，而是一个没有就业的未来，”他

    认为，“我们都弄反了，认为工作能挣钱，如果没有钱，人们就不可能

    工作。只要我们还有货币体系，钱始终就是第一位的。所以我们需要确

    保每个人每个月都有足够的钱，让他们能够去做自己真心想做的工作。

    我们玩大富翁(Monopoly)游戏的时候也不会让玩家空着手。那为什么

    我们的经济体系却要人们身无分文地开始生活？全民基本收入可以帮助

    实现向一个全新的系统的转变。”

    在这种模式下，全民基本收入不是修补破败的经济的措施，而是走

    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薪酬体系的一座桥梁。社会将确保每个人的基本需

    求得到满足，不再让医疗保险、住房和食物受市场变迁的影响。满足这

    些需求后，个人将得到解放，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可以拿着低薪做艰

    难的工作，也可以创业、照顾孩子，或者创作艺术品。最近，英国记者

    保罗·梅森(Paul Mason)，数字经济专家尼克·斯尼斯克(Nick

    Srnicek)和未来主义者亚历克斯·威廉姆斯(Alex Williams)在推动各经济体建立这样的桥梁，用自动化尽可能地消除人类的劳作，并用全民

    基本收入，以及诸如全民医疗保健、免费上网和国家提供住房等政策来

    支持人们的生活。斯尼斯克和威廉姆斯在他们激进又引人入胜的著作

    《创造未来：后现代主义和没有工作的未来》(Inventing the

    Future:Postcapitalism and a World Without Work )中写道：“我们应当做

    的是重拾现代性，反对影响着深刻的政策讨论以及情绪状态的新自由主

    义……这个反霸权行动只能通过想象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来实现，并且要

    主动出击，不能局限于防御性的斗争。我们已经勾画出了一个可能的方

    案——“后工作政治”(post-work politics)，它使我们能够创造自己的生

    活和社区。”此处应该暂停一下来强调这是一种多么激进的想法。经济

    增长、家庭收入，甚至不平等都将成为相对健康、长寿和繁荣而言次要

    的指标。随着衡量人类繁荣的更多质量性指标不断提升，国内生产总值

    甚至可能出现下降。

    当然，这种乌托邦式的构想并不一定可以或者能够立即解决像詹纳

    ·巴林顿·沃德这样的人的深层次的情感、精神和经济困境，他们只是想

    要一份有工资的工作。它也无法应对这样一个事实：数百万低收入美国

    人都想要工作，并且希望他们的孩子也有工作，数十年的经济、心理和

    医学研究表明，人们对自己的工作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它也没有考虑

    到能让人不工作的再分配制度可能会非常不受欢迎，并且改变社会对价

    值和劳动的认识可能需要几十年。例如，在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政府之前，英国“有一个失业补偿制度，允许你选择靠补助金

    生活，当时甚至还有反映这项措施的歌曲，这首歌唱道：‘我要去利物

    浦，领着国家补助，什么都不做。’”诺贝尔奖得主、自由主义经济评论

    员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指出：“这最终成为英国一个非常不

    受欢迎的制度，尽管英国政治的种族分化程度远不如美国。说服一大批

    美国选民接受一个可以让人不工作的体系将需要很长的时间。”

    有一天，我们与工作的关系可能会变化，这种变化也许需要实施全

    民基本收入才能实现。与此同时，全球仍然有数百万人——有的在美

    国，更多的是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在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最底层的需求而挣扎。围绕基本收入展开的不断增多、日益广泛的对话

    不仅出现在劳动和进步运动当中，不仅出现在硅谷，也不仅出现在富裕

    国家和富足的群体。众多发展经济学家和贫困问题专家也在讨论这个问

    题，他们认为全民基本收入是一种有力、高效的方式，能缓解最严重的

    贫困。

    我决定亲自了解一下情况是否真的如此，全民基本收入如何实现这

    一目标。第四章

    破解贫困

    在维多利亚湖(Lake Victoria)不远处，靠近肯尼亚西部的奥巴马

    总统祖籍的地方有个村庄。如果要去这个村庄，需要从高速公路下来，这条高速路上铺着用泥土制作的限速路障。沿着一条没有指示牌、布满

    车辙的红土路，跟随着电线行驶。最后，这条路通向镇中心的小学，这

    是这里唯一一个通电的地方。生长着荆棘的小山丘里分散着一些住房，房子之间通过小路相连。

    即使是按照肯尼亚农村的标准，这个村子也十分贫穷(我同意不

    透露村子的名字，一部分是为了避免强盗盯上这个村子)。村子实在太

    穷，以至于在公共场合吃饭是很粗鲁的行为，因为会被当作炫耀自己有

    食物。整个村子只有一个水龙头能用，村里的妇女要走到湖边或深水

    坑，用油桶取水。由于缺乏修建厕所的建筑材料，一些家庭仍在户外排

    泄。摩托车和汽车很少，如果有人出现了紧急病情就会十分危险。这里

    几乎没有灌溉和耕种的工具，甚至没有足够强壮的能用来拉犁的牛，大

    部分耕作都是人工完成的。

    每个人都在不停地劳动，尽管只有少数人有正式工作。人们通过将

    木柴烧制成木炭、饲养牲畜和做零工维持生活。几乎所有人都活在世界

    银行的每日2美元标准的极端贫困线以下，其中许多人每日费用为这一

    数额的25%~50%，甚至更低。

    一个清爽的秋日，我拜访了村长肯尼迪·阿斯旺·阿巴吉(Kennedy

    Aswan Abagi)，他的家中装饰着海报，海报的内容是庆祝本·拉登的死亡，还有一些是奥巴马的生活，奥巴马在这些地方被称为“贾科格

    洛”(JaKogelo)或“来自科格洛(Kogelo)的男人”。阿巴吉为我讲述了

    那天早晨，村子的命运似乎出现了转变。早前夏天的时候，一家名

    为“直接捐助”的非营利组织的工作人员前来拜访他。他们告诉阿巴吉，他们所在的组织给人们发钱，不附加任何条件。阿巴吉说：“我问，为

    什么选择我们村？”但似乎从来没有得到过明确的答案。来访的工作人

    员只是说想要在一段时间里给他们一定金额的资金。

    村民们感到难以置信。村里之前也来过援助团队，但他们带来的几

    乎都是物资，而不是钱，并且许多援助还附加了特殊的道德义务，比如

    怀孕的青少年无法纳入奖学金项目。几乎没有人知道谁会得到什么，一

    时间谣言四起。詹妮弗·奥沃·奥歌拉(Jenifa Owuor Ogola)是一位曾祖

    母，她是村里一个一夫多妻的大家庭的女主人，她说，“我们听说他们

    是来抢小孩的”。其他人则认为“直接捐助”与光明会(Illuminati)有关

    联，他们会用巨大的蛇把这个村庄摧毁。甚至有人认为“直接捐助”会使

    用血魔法(blood magic)。(也有温和一些的谣言，他们听说这些钱可

    能是“贾科格洛”出的。)

    但是，在一个异常凉爽的早晨，当一个“直接捐助”团队来参加一个

    特殊的巴拉扎(baraza)，也就是市政厅会议时，村里人对送礼物的陌

    生人的怀疑消失了。村里几乎所有的成年人都挤进了学校楼房附近、电

    线杆旁边的蓝白色帐篷里。他们紧张、焦躁、期待、克制，看着一群陌

    生人坐到对面的塑料椅子上，这群陌生人中有白人。

    这次会议以教会复兴的风格展开，有一唱一和的歌曲，众人还进行

    了祈祷，介绍了长者。然后，“直接捐助”组织的工作人员莉迪亚·塔拉

    (Lydia Tala)起身，用村民的母语卢奥语(Dholuo)发言。她讲话缓

    慢而坚决，在嘈杂声平息、听众点头之后才继续发言。这些到访者来

    自“直接捐助”组织。“直接捐助”是一个非政府组织(NGO)，它与肯尼

    亚或其他地方的任何政党都没有关系。“直接捐助”位于美国，用手机开

    展活动，每个人都必须拥有自己的手机，并且不得将手机转让或交给其他人使用。参与者不能卷入犯罪活动或恐怖主义。这番发言持续了近两

    个小时，人们的目光越来越紧张，孩子们也焦躁不安。“我们能继续

    吗，还是有人睡着了？”塔拉说，“你们在打瞌睡吗？”

    最后，她将麦克风递给了同事布莱恩·欧玛(Brian Ouma)，那天

    早上他扮演了奥普拉·温弗瑞一样的角色，他问：“村民们，你们快乐

    吗？”

    “快乐!”村民们齐声喊道。

    村民们开始哼唱的时候，他问：“有人能带我们唱歌吗？”

    “村民们，你们真是好歌手!你们爱教堂，对吧？很好。我也唱

    歌，我也在这里为你们唱过歌，是不是？”他又问道：“你们快乐吗？”

    “很快乐!”人群回应道。

    “好了，好了，”他开玩笑地说，“我只有几点要补充。”随后，欧玛

    高兴地表示，村里每个成年人都会从世界各地的匿名捐赠者手中收到

    钱。他说，“注册参与者每人每月都会收到2 280先令——大约22美

    元”。“你们听到了吗？”人群发出了惊呼，爆发了热烈的掌声。“在这里

    注册的每个人都会收到钱，2 280先令!每个月都有。这笔钱，你们在

    未来的12年都可以得到。”

    “多少年？”

    “12年!”

    就这样，整个村庄就要摆脱贫困了。村子成了旨在让全球收入阶梯

    最底层的数千人——甚至数百万人——摆脱贫困的大胆实验的第一个受

    益者。它也成为一个初创企业似的非营利组织颠覆人道主义援助行业的

    尝试，还是“任何地方的任何人，每个月即使什么都不做也应该得到

    钱”这种乌托邦式的观点的例证。在肯尼亚项目中，位于纽约，从硅谷

    获得了大量资金的“直接捐助”组织启动了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全民基本

    收入的实验，为整个社区无条件发放现金，并且保证会持续发放很长一段时间。

    “直接捐助”对全民基本收入的兴趣与工作无关，与机器人或工会也

    没有关系，也不关乎劳资之间的争斗，仅仅是为了探索怎么样能获得最

    大的福祉。饥饿的人需要食物，那就给他们食物，对吗？不对，要给他

    们钱。需要收入的人需要工作，所以给他们开展就业培训，对吗？不

    对，要给他们钱。贫困地区的儿童需要接受教育，因此向他们提供学前

    教育和奖学金？这样做也无可厚非，但更好的方法是给他们父母现金。

    这个实验的论点是直接给人们现金更有效，而不是给他们提供物资或者

    服务，并且附带家长式的要求。

    我听说过的关于全民基本收入的另一个论点是，任何数额的慈善捐

    赠或者转移支付计划以及安全网络措施，如果简单而且不附加任何条件

    的话，都会获得更好的效果。因此，我前往肯尼亚，探究发展中国家取

    代人道主义援助和消除贫困计划的现金革命，并思考这些实验中的经验

    是否能适用于美国。

    · ? ?

    给穷人发放现金会引发明显的问题，从肯尼亚村庄到旧金山的维多

    利亚式联排别墅，从瑞士各州到阿拉斯加的油田、印第安人保留地的城

    镇、印度乡下的农场，任何地方都会面临一些问题。

    首先，全民基本收入会不会让人变得懒惰，给他们钱会让他们停止

    工作吗？就像共和党人所声称的那样，安全网不会很快陷入尴尬的局面

    吗？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一论点在高收入国家遭到了彻底的反

    驳。事实证明，在发展中国家和世界上极度贫困的人当中也是如此。一

    些著名的经济学家最近研究了洪都拉斯、印度尼西亚、摩洛哥、墨西

    哥、尼加拉瓜和菲律宾现金转移支付计划的随机控制试验。他们发现，接受现金对男性和女性的工作小时数或工作倾向都没有影响。实际上，在某些情况下，现金转移支付计划似乎提高了男性的工作量。另一项广

    泛的研究发现，现金转移支付收款人的工作量的确减少了。但工作量减

    少的群体主要是年长者以及需要照顾依附者的人，换句话说，这种结果是喜闻乐见的。

    好吧，也许人们会继续工作。但是他们就不会浪费这笔钱吗？如果

    他们把钱全部挥霍在酒精、毒品和香烟上，削弱了预期的反贫困效果

    呢？这听起来像是美国这样毒品泛滥的国家会担心的问题。实际上，这

    种担忧在别的国家同样存在。在尼加拉瓜，一位政府高级官员担心，如

    果能从现金转移支付项目中得到钱，“丈夫就会在家里等着妻子领钱回

    来，然后拿着这些钱去喝酒”。

    但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事实并非如此。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

    两位研究人员最近研究了世界各地的19个现金转移支付计划。没有证据

    表明收到现金的人在烟、酒等不良嗜好的消费上出现了增长。一项研究

    表明，秘鲁的一个现金转移支付计划让“餐馆里的糖果、巧克力、软饮

    和餐食”的消费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上涨，但谁会认为世界上的穷人不应

    当获得如此朴素的享受？顺便说一句，这项研究并没有发现现金转移支

    付会对酒精消费产生影响。

    尽管如此，除了购买酒精和香烟之外，浪费钱的方法还有很多。什

    么能阻止人们挥霍钱财？这个问题在肯尼亚村庄也存在，许多非营利捐

    助者、经济学家、考察现金援助计划潜力的政府对此也十分担忧。在那

    次“巴拉扎”之后，村民们很快收到了严厉的警告：必须把钱用于生产性

    投资，比如山羊、牛、摩托车和渔网，而不是浪费在一些愚蠢的东西

    上。校董事会的理查德·奥洛洛(Richard Olulo)警告来开会的村

    民：“人让钱诞生，钱让人疯狂。”

    这个问题上也有强有力的、令人安心的例证。海外发展研究所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最近全面回顾了现金转移支付方面的

    研究文献，汇总了全球数百万收款人的数据，结果非常明显，入学率提

    高，拥有的奶牛、农业生产设备等生产性资产增多，营养不良现象减

    少，储蓄增加，童工减少，化肥和种子的使用增多。这项研究总结

    说：“这些证据反映出现金转移支付是强有力的政策工具，并凸显了这

    项政策能为受益者带来的潜在福祉。”也许最重要的发现——实际上也是一个同义重复的结论——就是现金转移支付在降低贫困率方面非常有

    效。

    此外，“直接捐助”认为现金转移支付对收款人来说比食品、蚊帐或

    体育设备等实物捐助更有价值。如果你饿了，你不能吃蚊帐。如果村民

    们出现了腹泻症状，足球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价值。“直接捐助”的联合

    创始人迈克尔·费伊(Michael Faye)告诉我：“如果你去过那里，你很

    难想象除了发放现金以外的任何措施。如果你问他们想要现金还是其他

    东西，那会让人非常不自在。他们看着你，就好像那是个带圈套的问

    题。”

    他们当然想要现金。

    · ? ?

    费伊、保罗·尼豪斯(Paul Niehaus)、罗希特·万丘(Rohit

    Wanchoo)和杰里米·夏皮罗(Jeremy Shapiro)是“直接捐助”的联合创

    始人，他们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攻读研究生时，有了成立一个非

    营利组织给世界上最贫穷的人捐赠现金的想法。那是在2010年年末，马

    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和他的室友刚刚成立了脸书。(当我

    问他们是否有过剑桥初创企业浪漫邂逅的经历时，费伊说，“我们当然

    没一直待在宿舍里”。)

    然而在那个时候，在一个除了主要城市几乎没有银行基础设施的贫

    穷国家发放现金援助是不可能的。没有人把邮件送到肯尼亚偏远的村

    庄。发放现金将需要大量人力，更不用说还可能增大贪污和盗窃的可能

    性。但是技术提供了解决方案。21世纪初，价格低廉、大批量生产、带

    有现收现付记录的手机迅速占领了撒哈拉以南的市场。不久之后，积极

    进取的肯尼亚人、尼日利亚人和加纳人开始利用这种记录作为货币，用

    来帮衬家庭成员、向当地商人付款、接收来自国外的款项。电信巨头沃

    达丰(Vodafone)和英国国际开发署(British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决定要让手机转账更加容易，推出名为“移动

    钱包”(M-Pesa)的移动支付服务。肯尼亚电信公司狩猎通信(Safaricom) [1]

    无处不在的绿色门店变成了小银行，人们可以在那里

    把钱存进手机然后转给别人。

    费伊和他的朋友们通过数十封邮件以及多次学生公寓聚餐进行了交

    流，在哈佛广场(Harvard Square)的办公室展开了讨论，然后他们决

    定建立一个网站，从美国捐助者那里筹集资金，通过移动钱包将这些钱

    发放给肯尼亚极度贫穷的人们。收款人有权按照自己的需求支配这笔资

    金，这与只能接受援助团体提供的特定物品截然不同。费伊前往肯尼亚

    考察这个想法，他去了因为选举后的暴力活动而流离失所的人们居住的

    难民营，搭乘快散架的巴士走访了一个又一个村庄，给当地人发放手机

    智能卡和现金。最终，费伊四人认为他们的方案是可行的，并一起制定

    了这个项目。几年之后，他们偶然跟一个与谷歌慈善(Google.org)相

    关的人会面，谷歌慈善是科技巨头谷歌公司的慈善机构，为他们提供了

    240万美元的捐款。然后，成千上万的肯尼亚人还有乌干达人和卢旺达

    人开始收到来自硅谷的资金。

    “直接捐助”组织推崇低开销和数字化，用Excel宏脚本和谷歌地球

    (Google Earth)图像开展工作。“直接捐助”组织的捐款人、照片墙创

    始人之一迈克·克里格(Mike Krieger)告诉我，“我记得我了解到的关

    于‘直接捐助’的第一件事就是他们用卫星图像观察房屋的变化”，比如新

    建房屋或者房屋的改善等，“这听起来绝对是一个科技公司会使用的工

    作方法”。

    费伊说：“我们将‘直接捐助’视为连接捐赠者和个人的平台。”就像

    优步一样，但我们是为了捐助资金。就像爱彼迎(Airbnb)一样，只不

    过我们是为了人道主义援助。

    · ? ?

    在肯尼亚，我切身了解了“直接捐助”项目的程序。首先，这个非营

    利组织会找到一个贫困率高的村庄，选定这样的村庄的标准包括有茅草

    屋顶的家庭的数量等。像塔拉和欧玛这样会说当地语言的实地考察工作人员会拜访当地负责人，说明他们想要做什么，然后会与该镇所有居民

    举行一次“巴拉扎”(会议)。选定村子之后，“直接捐助”会邀请当地居

    民帮助他们进行普查，确定符合条件的家庭进行登记，并收集基本信

    息，如生日和职业等。然后帮助每一个参与者为接收现金转移做好准

    备。

    在蒸腾的热气中，两位“直接捐助”的工作人员琳达·奥瓦(Linda

    Orwa)和博特维·奥彦多(Bethwel Onyando)坐在一位名叫查尔斯·奥马

    利·艾杰(Charles Omari Ager)的年纪较大的“男仆”旁边。艾杰穿着拉

    斯维加斯的科特斯(El Cortez)赌场的一件T恤，戴着一块淡粉色的数

    字手表。他充满怀疑地检查着全新的诺基亚手机。他解释说，自己通过

    给两个寡妇照料牲畜挣钱，以前他一直是用别人的移动钱包账户将挣的

    钱汇给他在另一个地方的妻子。他不知道怎样使用电话。

    奥瓦向他展示了如何滚动手机的小屏幕，以及如何查看短信。奥瓦

    向我侧过身子，告诉我说：“我们这样做是避免他把手机交给别人，让

    别人来帮他转钱。如果他那样做，就很容易出问题。”

    她用卢奥语和他交谈。她说：“这笔钱将持续发放很长时间，所以

    你要努力学会自己汇款和提款。每天练习，直到熟练。在发钱之前，每

    天都要练习。”他答应了会这样做。

    开始发钱之后，“直接捐助”会通过短信、电话和雇用的当地“帮

    手”来开展这项慈善活动，并派工作人员亲自到村庄走访，以确保收款

    人收到了钱，但是“直接捐助”不会规定这些钱的用途。“直接捐助”还设

    置了热线电话，参与者们可以拨打电话询问技术问题或举报贪污、盗窃

    资金的现象。通常，人们打电话只是为了让慈善机构知道他们已经收到

    了现金，或者他们会花掉这笔钱。“直接捐助”目前的首席财务官乔·休

    斯顿(Joe Huston)对我说，“资金到位后的第二天，很多人都会拨打热

    线电话，因为他们非常兴奋”。

    在位于肯尼亚西部城市基苏木(Kisumu)的“直接捐助”组织的办公

    室里，休斯顿带我观看了他们基于云计算的后端，这让他们能够观察数千个收款人，追踪从捐助者到村民手中、在全世界流动的资金。数百名

    肯尼亚人的名字在屏幕上滚动，他说：“你能确切看到钱从手机上转

    出。”后来他告诉我，到2017年底，“直接捐助”以237名员工帮助了85

    148人。每1美元中超过90美分的资金都直接发放给了低收入的肯尼亚

    人、乌干达人和卢旺达人。

    费伊说：“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模式，可以在保持低成本的同时扩

    大处理规模。明年，‘直接捐助’可能要发放1.5亿美元。资金是完成这个

    目标以及实现后年发放3亿美元目标唯一的问题。”

    · ? ?

    在开展全民基本收入试点之前，“直接捐助”在一个村庄向最贫困的

    人一次性提供了一大笔资金，而没有长期向每个人分发小额资金。随机

    对照试验是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研究的黄金标准，“直接捐助”的这个随机

    对照试验表明，现金转移支付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家庭资产增加了

    58%，商业和农业收入增长了38%，隐含的年回报率为28%。孩子们一

    整天吃不上东西的概率降低了42%。家庭暴力现象减少。这些资金甚至

    减少了收款人体内压力荷尔蒙皮质醇的数量。

    在肯尼亚一个酷热的早晨，我和两位“直接捐助”组织的高管一起去

    考察发放现金带来的相对定性的影响。我们从基本收入试点村开车往内

    陆方向行驶几个小时，前往一个郁郁葱葱的小镇。(路上出现了一个特

    别后现代感的时刻，在我们迷路的时候，一个身穿童子军衬衫的男人给

    我们指了路。)

    客观地讲，收款人的状况并不都是积极的。我们拜访了一位名叫安

    杰丽娜·奥科特·纳加洛(Anjelina Akoth Ngalo)的老年妇女，她关节疼

    痛而且肿胀，还得了严重的疟疾。她坐在茅草屋里，告诉我们她只收到

    了一笔钱，而她实际应该收到三笔钱。她把电话给了附近村子里的一个

    女人，那个女人已经把钱转出去了。纳加洛说：“她偷了我的钱。”她去

    找了村里的长者，试图把她的钱要回来，但是没有结果。她现在一贫如

    洗，一周只靠大概500先令生活。从前一天到现在她都没有吃过东西，疟疾药物也已经用完了。她有九个孩子，八个已经死了。即便如此，她

    补充说：“‘直接捐助’组织能来这里是一件好事。”(同行的一位高管对

    我说，按规定，应该有实地工作人员对纳加洛跟进随访，并且应该派出

    一个团队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直接捐助”一次性发放资金的计划带来的结果好坏参半，这给他们

    的实地工作人员和受援村庄的居民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我们见到了尼克

    勒斯·欧沃尔·奥丁(Nicolus Owuor Otin)，他是社区和“直接捐助”组织

    实地工作人员之间的联络人，向工作人员展示各个家庭住房的位置。由

    于这个原因，其他村民以为他能决定谁家得到什么，村民因此想要烧掉

    他的房子。

    但对于许多人来说，“直接捐助”的实验以极低的风险改变了他们的

    生活。当“直接捐助”最初找到弗雷德里克·奥蒙迪·奥玛(Fredrick

    Omondi Auma)时，他的生活十分艰难：贫穷、酗酒，住在茅草屋顶的

    泥土房子里，妻子离他而去。但是有了“天赐”的基本收入之后，他改善

    自己的生活，并且像经济学家说的那样从劳动力一跃成了人力资本。他

    用另一名男子的摩托车搭载乘客来挣钱，并用“直接捐助”发放的钱购买

    自己的摩托车。他还做起了小生意，在镇上的一个中心销售肥皂、盐和

    食物。他买了两头奶牛，其中一头生了小牛。他还在沿海城市蒙巴萨

    (Mombasa)开了一家理发店。

    奥玛的收入从每周600先令增加到了2 500先令。妻子也回来了。他

    甚至还不像以前一样喝那么多酒。他说：“我以前会带着1 000先令出去

    喝酒，在酒吧醒来就只剩100先令了。现在我带着1 000先令出去喝酒，喝完在家里醒来，还剩下900先令。”

    他指着屋顶说：“我没想到我能住在铁皮房子里。”又指着最近刚买

    的一双全新的登山靴说：“我没想过我会穿这么好的鞋子。我没想过我

    会有自己的生意，还能靠它挣钱。我没想到我也会有牛。”

    “直接捐助”估计，长期分多次发放资金与一次性发放大量资金可能

    会产生类似的影响。一些仍然处在震惊当中的收款人很难想象他们的生活将如何改变。在我走访村庄的过程中，许多新加入的收款人才刚刚开

    始理解这个概念，确信在未来的12年中，自己永远不会再次陷入过去经

    历的那种贫困。他们还没有开始做任何长期的思考。那时候他们时刻担

    忧的是每天需要的卡路里从哪里来，或者家里有没有食用油，或者自己

    的身体状况是不是能出去取水，他们的思想还被贫穷禁锢在当下。

    经济研究表明，这种现象十分普遍，就好像贫困减小了人们的精神

    带宽，还影响了健康、财富等许多方面。一项关于贫困在精神方面的影

    响的开创性研究表明：“穷人的收入时有时无，他们还要挣扎着兼顾各

    项开支，需要做出很多艰难的取舍。即使所做的决定与钱财无关，但这

    方面的忧虑也可能在做决定的时候出现并让人分心。人类认知系统的能

    力有限，对紧迫的预算问题的过多关注使能指导选择和行动的认知资源

    减少。空中交通管制员专注于预防航线上发生碰撞，往往容易忽视空中

    的其他飞机。同样，穷人在忧虑开支的时候就失去了充分考虑其他问题

    的能力。”这项研究表明，紧迫的财务方面的担忧对认知的影响与通宵

    熬夜或智商的降低非常相似。

    我问学校董事会成员奥卢洛和他的妻子玛丽，他们打算怎么处理这

    笔钱。他们说女儿家里的房子是茅草屋顶，他们想帮她改善一下。我问

    他们，考虑到接下来都会收到“直接捐助”组织发放的资金，在未来五年

    里会出现哪些不同？玛丽说“屋顶会弄好的”，然后就没再补充别的。

    但对于其他人来说，潜在的影响似乎非常明显——可以想象、品

    味、触摸和感受到的东西。在附近的一间小屋里，住着一位名叫帕梅拉

    ·奥库·奥德罗(Pamela Aooko Odero)的祖母，当我拜访她的时候，她

    正患胃病。她的家中没有冰箱，没有药物，没有交通工具，甚至没有电

    灯泡。她努力工作养着一家八口，全家的生活费用每周只有500~1 000

    先令，也就是每人每天10~12美分。这使他们面临着疾病、饥饿、贫穷

    和营养不良的风险。

    奥德罗向我描述了她平常的一天。早上喝粥和红茶，因为家太穷，买不起牛奶或糖。她说：“我帮孙子们准备好，他们上学了，我就开始打扫家里。”然后，尽管年纪大了，她还得到树林里砍柴拿去卖。她

    说：“砍完之后，我把柴火背到这里，捆好，再从树林里背回去。到了

    吃午饭的时候，如果有东西可以做，我就做，如果没有，我就吃早餐剩

    下的东西。”她说这种劳作一直持续到下午，晚上她带着一个油桶到当

    地学校去取水，再喂养家禽牲畜。

    “我为一家人准备一点晚餐，”她解释说他们经常吃“尼尤

    尤”(nyoyo)，这种食物是玉米和豆类的混合，或者吃蔬菜和一种类似

    玉米粥的叫作“尤噶利”(ugali)的食物。但他们也经常挨饿。“饭后，我躺在床上，用家里的晶体管收音机听听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在

    经过了漫长而疲惫的一天之后，我最终睡着了。”她计划首先要用收到

    的钱让家人获得更多、品质更高的卡路里。她告诉我：“会发生很多变

    化!我们不用再乞求施舍了。”

    其他人考虑得更加长远。雇用艾杰的玛格丽特和玛丽是同一个男人

    留下的两个寡妇，她们告诉我，她们计划将资金集中在一起，跟几个朋

    友合伙开办一家小型银行，银行只给女性贷款，因为她们觉得女性更可

    靠。另一位当地妇女说她想成为一名美发师。还有一些女性打算跟丈夫

    一起存钱，改善住房，给院子重新种上植物，或者购买能创收的资产，比如山羊。

    一个名叫普利斯特·阿鲁·奥多(Plister Aloo Raudo)的寡妇用卢奥

    语对我说：“我首先要处理三件事情：修建厕所；修理房子被白蚁损坏

    的部分；还要加固牲畜圈，这样鬣狗就再也偷不到我的牲畜。”她

    说：“有一天来了一只鬣狗，偷走了我的一只母羊，拽着母羊的腿拖走

    的。母羊那时候刚产完崽，看着小羊无助又虚弱，非常可怜。我就请邻

    居帮忙，让她家也刚刚产崽山羊喂养我家的小羊，这样小羊就可以吃点

    奶，至少有活下去的可能。”

    2016年10月24日上午10点43分，首批资金通过移动钱包发放给了村

    里的居民。当时，卡洛琳·阿金伊·奥德汗波(Caroline Akinyi

    Odhiambo)正在她的泥屋里，坐在凳子上给蹒跚学步的女儿喂奶，几只瘦小的鸡在进进出出找虫子吃。她的丈夫杰克(Jack)从他正在工作

    的施工现场打电话给她，让她看看她的新手机。一条短信出现了，通知

    她说收到了2 280肯尼亚先令。她还从来没有收到过这么多钱，露出了

    不知所措的笑容。

    给玛格丽特和玛丽干活的艾杰那天把手机关机了，用塑料袋包好放

    在他的口袋里。就在他将两个寡妇的山羊和牛从一片干枯、荆棘密布的

    草地朝另一片草地上赶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援助工作者，那人让他拿

    出手机，于是他打开手机等待，他收到了短信，也收到了钱。他喊

    道：“我真高兴!我真高兴!我真高兴!”他兴奋得上蹿下跳、手舞足

    蹈。当天他就去买了一只山羊。

    埃里克·奥德汗波·马多霍(Erick Odhiambo Madoho)也很高兴。他

    走到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