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胜一切市场的人

    [美]爱德华·O.索普著

    陈铭杰 等 译

    中信出版集团目录

    序

    前言

    第1章 爱上学习

    第2章 科学的游乐场

    第3章 物理和数学

    第4章 拉斯维加斯

    第5章 征服21点

    第6章 羊羔的胜利

    第7章 写给每个人的算牌法

    第8章 玩家对赌场

    第9章 轮盘赌预测机

    第10章 其他赌博游戏的优势

    第11章 华尔街——地球上最大的赌场

    第12章 巴菲特的牌

    第13章 合伙

    第14章 领跑量化革命

    第15章 潮起……第16章 潮落……

    第17章 调整时期

    第18章 骗局与危险

    第19章 低买高卖

    第20章 把钱投到银行

    第21章 最后一口

    第22章 对冲赌注

    第23章 拥有多少财富才称得上富人？

    第24章 复合增长：世界第八大奇迹

    第25章 用指数战胜大多数投资者

    第26章 你能战胜市场吗？值得一试吗？

    第27章 资产配置和财富管理

    第28章 回馈

    第29章 金融危机：未汲取的教训

    第30章 思考

    后记

    附录A 通货膨胀对货币的影响

    附录B 历史收益

    附录C 72法则及其他原理

    附录D 普林斯顿–新港合伙公司的收益表现附录E 我们对某财富100强公司(XYZ)的统计套利结果

    致谢献给薇薇安、我的孩子们以及他们的家人：

    瑞安、布莱恩和艾娃

    卡伦、里奇、克莱尔、克里斯托弗和爱德华杰夫、丽

    莎、凯利和托马斯序

    爱德华·索普的回忆录读起来就像一部惊悚小说——混合了足以让

    詹姆斯·邦德骄傲的便携式计算机、行踪可疑的角色、伟大的科学家和

    阴险的企图[以及那次暗中破坏爱德(爱德华的昵称)的车，试图让他

    在沙漠里发生“事故”的事]。这本书揭示了一个缜密、严谨、做事有条

    不紊的人是如何追寻生活、知识、资产安全，特别是工作生活中的乐趣

    的。索普以他的慷慨著名，他言语机智，渴望与陌生人分享他的发现

    (通过文字但也包括面对面地交流)——这是一种你希望能在其他科学

    家身上发现但往往并不如愿的优秀品质。但同时他很谦虚——甚至可以

    说是这个星球上唯一一个谦虚的商人——所以，除非读者可以解读他字

    里行间的意义，不然他们不会注意到索普的贡献远远比他所描述的更重

    要。为什么呢？

    因为他揭示的理论很简单，纯粹的简单。

    正是这种简单直接的特点，使得他在学术界做出了无形的贡献，并

    在实践中获得了收益，这些结论对交易员来说非常有用。我在这里的目

    的不是解读或总结这本书：毫无疑问，索普已经用直接、清晰并且引人

    入胜的方式达成了这个目的。我在这里，作为一个商人和数理金融业

    者，希望能把它放在当下量化金融和风险业的大环境中，体现出这本书

    的重要性。

    在这个环境中，爱德·索普是第一位成功地使用量化模型来分析风

    险的现代数学家，并且很显然，他也是第一位因此在个人财富上获得成

    功的数学家。自他开始，诞生了一批“量化专家”，比如纽约州立大学石

    溪分校应用数学系的那些天才少年——索普是他们的“院长”。

    索普最主要、最具传奇色彩的前辈，吉罗拉莫·卡尔达诺，是一位

    16世纪博学家和数学家，也是一个嗜赌如命的人，他写了相当于最初版

    本的《击败庄家》。但说得委婉些，他在这方面做得并不成功——那些

    赌博上瘾的人是很糟糕的风险承担者。一个最有力的证据就是，蒙特卡

    洛、拉斯维加斯和比亚里茨这些奢华的地方，完全就是由这些赌徒的钱

    堆砌起来的。卡尔达诺的书《论赌博游戏》(Book on Games of

    Chance)对之后概率论的发展至关重要，但和索普的书相比，那本书似

    乎并不想启发赌徒，而更像是写给数学家看的。另一位数学家，一个逃往伦敦的法国新教徒，亚伯拉罕·棣莫弗也是一个赌场常客，他是1718

    年出版的《概率说：计算事件概率的方法》(The Doctrine of Chance:

    Or, A Method for Calculating the Probabilities of Events in Play)一书的作

    者，一生债台高筑。你可以轻松列出很多其他研究赌博的数学家，甚至

    是像费马和惠更斯这样的大人物——他们要么生活在穷困潦倒的边缘，要么并不能很好地掌握赌博的奥秘。在爱德·索普之前，那些研究博弈

    的数学家所付出的对概率学的大部分热情都并没有得到回报。

    而索普的方法是：找到一处明显的优势(这使得他能在长期博弈的

    概率上占优)。这处优势必须很明显而且足够简单，比如，计算轮盘赌

    博机的动量。他使用了第一台便携式计算机(和他的“共犯”，伟大的克

    劳德·香农，信息论的创始人一起)，估算出每注大概有40%的优势。但

    估算优势这部分是很容易的，非常容易，要抓住优势并把它转换成银行

    里的美元、餐馆里的一顿饭和送给家人朋友的圣诞礼物，才是最困难的

    部分。最终决定一切的是你下注的数量——必须不多不少。在这方面，爱德独自研究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之后，他对“信息三人组”的第三个

    成员约翰·凯利的原有理论做了改进，索普让凯利公式变得可以操作，也就是我们现在讨论的下注的公式。

    在我们讨论“下注”以前，关于索普的理论的简单性有一些趣事。在

    学术界这个由同行而非银行经理(或税务会计)来评定你成就的世界

    里，一个学者更倾向于从一个简单的基础出发得到复杂而高深的理论，似乎一个理论的最重要的地方是它的复杂程度，越复杂越好。简单的东

    西不会给你带来论文引用数、影响因子或者那些大学机构所青睐的流行

    的学术评价矩阵，就好像他们可以了解他们的教授而不用去理解这些人

    的实际工作内容一样。但索普的工作恰恰相反。索普从复杂的现象里得

    出了一个简单的理论。那些逃出了“为复杂而复杂”的学术负担的数学家

    和物理学家往往都取得了重大突破。(然而，就我听到的情况来说，即

    使是这些人，在现在的研究经费和评价机制下取得成果也越来越困

    难。)

    爱德最初是一名学者，但他更喜欢在现实中通过实践来学习。如果

    你是一名实际工作者，你会希望在一堆复杂的事物中找到一个最简单、负面影响最小而且最不隐晦的策略。爱德的天才之处正在于他找到了21

    点游戏里最简单的一些规则。与以往计算复杂的排列组合和强记不同

    (这些都只有专家才能做到)，他将复杂的研究内容解析为简单的规

    则：找一张21点的桌子，拿一本笔记，从零开始，点数大的牌加筹码，点数小的牌减筹码，就这么简单。当点数大的时候下注多一些，当点数

    小的时候下注少一些，这种策略可以立刻让任何会自己系鞋带和能在地图上找到赌场的人上手。哪怕是在轮盘赌博机旁边使用便携式计算机，爱德找到优势的策略实际上也还是很简单，简单到一个人可以一边站在

    健身房的平衡球上一边去理解这个策略。这是爱德的方法的最不可思议

    之处。

    另外，爱德还在布莱克和舒尔兹之前发现了我们现在所谓的布莱克

    -舒尔兹期权公式(这条公式并没有使用他的名字，这也是反映经济学

    界内部关系的一个标志，我一直称这条公式为巴舍利耶-索普公式)。

    他的推导太容易理解了，简洁到当时甚至没人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现在我们来说说财务管理，这对那些面对着资产盈亏的人来说是最

    核心的问题。取得“优势”和生存下来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后者是前

    者的基础。就像沃伦·巴菲特所说的那样：“在成功之前你必须先生存下

    来。”你必须尽一切可能避免破产。

    你和你的盈亏之间是有辩证关系的：最初你下注很少(一部分初始

    资金)，而你的风险——下注的量——也控制着你能得到的优势。这就

    像是“试错法”，每一次你都在改变你承担的风险和你获得的优势。

    在金融的学术界里，正如欧利·彼得斯和默里·盖尔曼最近所展现的

    那样，学者们并不真正把规避破产当成一条基本原则，这使得真实的博

    弈和投资策略与学术期刊上所说的那些大相径庭。像我们之前说的那

    样，研究机构付钱给专业学者，让他们利用专长来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

    复杂，而不是更简单。他们得出的那些所谓的“实用”理论，实际上让读

    者不得不面对上万页论文。他们发明的方法要求在无限的精度下“知

    道”未来的价格总体走势——比如关联度这种现在就可以找到并且将

    来“永远不会改变”的量。[从技术上来说，如果运用现代金融理论来实

    践你的投资组合，你需要知道未来所有资产分布的联合概率，加上未来

    财富的准确效用方程，还不能有一丝一毫的误差!(我已经证明过一丁

    点儿估测的误差都会让整个系统崩溃)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我们能知道

    明天午餐吃什么就已经很幸运了，更别说去弄明白时间尽头的变化律

    了]。

    与之相对，凯利-索普公式并不需要联合概率分布或者效用方程。

    实际上，一个人只需要使预期利润和最低回报的比值不断变化，就可以

    避免破产(就是说每次博弈只下一注)，仅此而已。

    正因为经济学家们对资产价格一般理论和动力学等等的热爱，索普

    和凯利的主意并不被经济学家们接受——尽管他们的方法在实际生活中

    非常有用。著名的现代经济学元老保罗·萨缪尔森据说就是索普的坚定

    反对者。然而这些经济学家的理论最终没有一个生存下来：取悦同行的能力和生存的策略往往是两码事。

    所以现在，世界上分成了两派使用完全不同方法的人。第一种方法

    就是那些经济学家所用的，要么经常崩溃，要么就只是靠财产的管理费

    挣钱而不是通过直接预测市场获取利益。想一想美国长期资产管理公司

    引起的1998年金融危机，他们有一群“精英”经济学家却没能预见到可能

    发生的最糟情况。

    而第二种方法，爱德和他在信息理论方面的同行所创立的方法，才

    是真正被从业者们和数理金融的研究者们所运用的方法。每一个存活下

    来的投机者都在有意无意地使用第二种方法。(比如说瑞·达利欧、保

    罗·都铎·琼斯、文艺复兴科技公司，甚至是高盛集团!)是的，我是在

    说每一个存活下来的个人和组织，因为正如彼得斯和盖尔曼那样，所有

    不这么做的人最终都破产了。

    幸亏有了第二种方法，比方说你从你的莫里叔叔那里继承了82 000

    美元，那么你就会知道有种投资策略能让你继承的财产翻倍而不是去申

    请破产保护。

    我还从爱德的身上学到了很多其他方面的智慧：很多成功的投机

    者，从他们生活中的第一个突破开始，就投入到大规模的业务中，奔波

    于诸多办公室、晨会、咖啡厅和商业机密之间，当他们忙于积累财富的

    时候往往失去了对生活的控制。但爱德不是这样。当他的公司停止营

    业，他与合伙人分道扬镳之后，他并没有接着去创立一家大型基金公

    司。相反地，他限制了自己从事资产管理的额度(大部分人会选择重新

    整合进入别的公司并利用自己的名声筹集巨额的外部资金来收取高额费

    用)。但是这样的限制需要一点直觉，一点自知之明。能够独立运作大

    大减轻了爱德的生活压力——在与那些有势力的客户和大规模业务打交

    道的时候，一个人是永远不可能听从自己的意志的。处理概率上的错综

    复杂的问题是极其困难的，你需要避免被情绪干扰。索普毫无疑问在这

    方面有过教训：管理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数学系是他做过的压力最大的

    工作。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在2016年第二次见到他的时候，他看上去反

    而比2005年我第一次见到他时年轻了许多。

    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前言

    来与我一同经历一场科学、赌博和证券世界的冒险吧。你将会看到

    我是如何在拉斯维加斯、华尔街乃至人生中直面各种风险并获得收益

    的。在我的故事里，你将会遇到形形色色的有趣的人，从21点玩家到投

    资专家，从电影明星到诺贝尔奖得主。同时，你还将了解期权和其他衍

    生产品、对冲基金以及为何一个看似简单的方法能够在长期投资中击败

    大多数投资者，甚至包括投资专家们。

    我出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和其他数百万人一样，我的

    家庭在这段时间里过得非常艰难。虽然我没什么家庭背景，只能在公立

    学校求学，但是我掌握了一样至关重要的技能：思考。

    有些人用文字思考，另一些人用数字，还有一些人则会使用图像。

    我会利用所有的这些方式帮助我思考，但除此以外，我还会模型化我的

    思想。模型是现实的缩影，就好比地图能教你怎么从一处走到另一处，一堆相互碰撞的弹性小球能让你“看见”气体内部的运动，等等。

    我意识到，齿轮、杠杆和滑轮这些简单的装置都遵循基本的力学原

    理。你可以通过实验来发现这些原理，并且，如果你的步骤正确的话，你还能用它来预测新的环境下会发生什么。

    童年时最令我惊讶的是那套矿石收音机的“魔法”——由电线、矿石

    和耳机组装的一种早期收音机。在完成收音机的那一瞬间，我能听见千

    百里外通过空气和一些神秘的过程传来的声音。“即使是看不见的事物

    也会遵循一定的规则，而我能通过思考来理解这些规则，并运用它们改

    变世界”，这个想法从童年时起就激励着我。

    受当时的环境所限，我必须自学大量知识，这促使我从不同的角度

    思考。第一，对于像“你无法战胜庄家”这类被人们广泛接受的观点，我

    都会亲自检验。第二，我通过发明新的实验来检验理论，因此养成了采

    纳纯粹的思考结果的习惯，我也因此获益匪浅——比如在对于认股权证

    的估价公式问题上。第三，当设定一个有价值的目标时，我会制订一个

    很现实的计划，坚定不移地加以执行直到成功。第四，努力保持一贯的

    理性，我不仅在特定的某个科学领域中践行这一原则，也在做这个世界

    上的所有事情时践行它。除此以外，我还意识到了没有证据不轻易下结论的价值所在。

    衷心希望我的故事能够为你展现一个独特的视角，并帮助你重新思

    考博弈、投资、风险、资产管理、财富创造和人生。第1章

    爱上学习

    我 最早的记忆是和父母一起站在破旧的木质台阶上。那是1934年12

    月，芝加哥的一个阴沉的冬日，我当时只有两岁零四个月大。即便穿着

    唯一的冬装(破旧的厚裤子和带兜帽的夹克)，我还是觉得很冷。路边

    光秃秃的树干矗立在皑皑白雪上。房子里的女子告诉我父母：“不，我

    们不租给带孩子的房客。”父母面色黯然，默默转身离去。是我做错了

    什么吗？为什么我会是个麻烦？这个大萧条时代的缩影久久留存在我的

    脑海深处。

    记忆中的第二幅画面则是我在两岁半的时候，父母带我去家庭医生

    那里看病。他们忧心忡忡地问戴利医生，我到现在还不会说话是不是有

    什么问题[1]。医生微笑着让我指向桌上的笔，我照做了。随后他又做了

    几个简单的测试，比如拿起铅笔什么的。在我一一完成后，他对我的父

    母说：“别担心，他会在适当的时候说话的。”我的父母虽然如释重负，却还是心存疑惑。

    于是他们绞尽脑汁地鼓励我说话。在我3岁生日那天，母亲和她的

    两位朋友——夏洛特阿姨和埃斯特尔阿姨带我去当时芝加哥著名的蒙哥

    马利·沃德百货商店。我们坐在电梯旁的长凳上，看到两位女士和一位

    男士走下电梯。想打开我话匣子的夏洛特阿姨问道：“他们会去哪

    里？”我清晰明确地回答道：“叔叔要去买东西，阿姨们要去厕所尿

    尿。”夏洛特阿姨和埃斯特尔阿姨在听到尿尿的时候都脸红了。我当时

    太小，还不理解社交礼仪，对阿姨们的反应感到非常奇怪。同时也对自

    己突然从沉默变得多话而困惑不解。

    此后，我经常整句整句地说话[2]

    ，这让父母和长辈们大为高兴(现

    在他们也经常向我咨询，而我总能给出令人意外的答案)。于是父亲开

    始考虑让我学些什么。

    我的父亲奥克利·格伦·索普在1898年出生于艾奥瓦州，在家里的3个

    孩子中排行第二，和哥哥妹妹都相差2岁。6岁时，他父母离异。祖父带

    着他和大伯去了华盛顿州的西雅图，祖母和姑姑仍然留在艾奥瓦州。

    1915年祖父死于流感，那恰巧是流感暴发[3]

    的3年前，在那次灾难中，全世界约有2 000万—4 000万人罹难。此后，大伯和父亲便跟着他们的叔

    叔一起生活直到1917年。父亲18岁时加入了美国远征军，远去法国参加

    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在战壕里作战英勇，从士兵晋升为中士，并荣获了

    青铜勋章、白银勋章和两枚紫心勋章(包括蒂耶里堡和马恩河战役)。

    现在我还记得有个天气潮湿的下午，年幼的我坐在他腿上，仔细检查弹

    片在他胸口留下的伤痕和他手指上的疤痕。

    父亲在战后随即退伍，并进入了俄克拉何马农机学院学习。一年半

    后，他失去了资助来源，被迫退学。不过父亲对教育的渴求和尊敬在潜

    移默化中影响了我。我知道他虽然只字未提，但是心里一直希望我能取

    得更大的成就。我心里明白这一点，也希望父亲能有更多的时间陪我，所以很乐意他来教我。

    在我刚学会说话的时候，父亲就开始教我数数。我发现数到100，甚至是1 000都并非难事。随后我意识到任何数字只要加1就能获得下一

    个数字，这意味着我只用知道一个数字就可以数到无穷大。我也很快学

    会了如何数到100万。大人们似乎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所以我

    决定在某个早上静下心来去数。尽管知道最后一定能成功，不过我对这

    个过程所花费的时间毫无概念。为了方便计数，我找来一本大城市的西

    尔斯目录电话簿，这么做是因为它内容丰富，每一页上都印满了标有字

    母的图片(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有白色外圈的黑色字母)，足够我数

    上很久。于是我从目录开始数，数过一个又一个字母，翻过一页又一

    页。几个小时后，我大概数到了32 576，之后便睡着了。后来母亲告诉

    我，当我醒来的时候，又从32 577继续往后数。

    儿时的我有个与众不同之处：我往往不接受他人告诉我的结论，直

    到亲自验证后才会相信。这有时也给我带来不少麻烦。我3岁时，母亲

    告诫我不要触碰热炉子，不然会被烫伤。但我还是把手指贴近炉子去感

    受热度，随后便把手按在了炉子上。不出所料，我被烫伤了，不过我再

    也没有碰过热炉子。

    还有一次，父母告诉我生鸡蛋受到一点点挤压就会碎。我很好奇

    这“一点点”究竟是多少。于是我拿出一个鸡蛋，逐渐用力挤压直到它破

    裂。随后我又在另一个鸡蛋上试验，在它即将被压碎的时候收手，以此

    来检验对这“一点点”的认识。此后，我便爱上了通过实验来了解、探索

    整个世界。

    学会数数后，父亲便开始教我识字和阅读。我们从“这是点点；点

    点在跑；这是珍”开始。起初，我很困惑，不过之后就意识到那一组组

    的字母代表语言中的单词。随后数周里，我看完了所有阅读入门书籍并且掌握了一小部分词汇。识字是个莫大的乐趣，因为单词随处可见，只

    要我能念出来，就能够知道它的含义。自然而然地学会拼读法后，我就

    能推断新单词的读音并大声念出来。然后就是拼读法的逆过程——听到

    单词后拼写字母。所以我在5岁的时候，就达到了10岁儿童的阅读水

    平，并能读懂看到的任何材料。

    我的家庭生活因弟弟的出生而改变。父亲幸运地在大萧条中找到了

    工作，这意味着我们的家庭收入有所保障。母亲几乎把全部精力都花在

    了照顾新生儿上，特别是弟弟在半岁时染上了肺炎，情况严重。这也让

    我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探索书本描绘的世界里。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读完了《格列佛游记》《金银岛》和《斯坦

    利和利文斯通的非洲探险》等书。我对《斯坦利和利文斯通的非洲探

    险》中的一个片段印象最为深刻：在非洲历经了8个月的危险刺激的跋

    涉后，斯坦利先生终于找到了利文斯通——这位非洲荒原中唯一的白

    人。两人见面时，斯坦利刻意轻描淡写地说：“这就是利文斯通先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当我读到这句极其简单的开场白时相当激动。我

    也和父亲讨论起赞比西河上壮丽的维多利亚瀑布，他说那个瀑布比我们

    的尼亚加拉瀑布要雄伟得多(事实也的确如此)。

    《格列佛游记》是我儿时的最爱。书中描绘的小人国、巨人国、会

    说话的马、以磁力悬浮于天空的神秘之城等，生动而形象。这些神奇又

    虚幻的场景激发了我的想象力和对世界的好奇心。不过，由于当时太

    小，即便父亲帮忙解释，我也最终未能理解斯威夫特在书中引用的历史

    典故和针对社会的讽刺。

    而马洛里的《亚瑟王和圆桌骑士》让我接触到了英雄和恶棍、浪

    漫、正义和报应。我特别钦佩那些通过非凡的才能和智慧来成就大事的

    英雄们。因为自己性格内向又善于思考，从那时起，我就默默树立了用

    智慧而非蛮干克服困难的信念。这些书籍也帮助我建立了令我获益终身

    的价值观：公平竞争、一视同仁和待人如己。

    单词和冒险故事占据了我头脑中的很大一部分，但并没有人能和我

    讨论这些内容。只有工作繁忙的父亲偶尔会在周末抽空和我说说话。因

    此有些单词我会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发音，这就难免偶有念错。比如有一

    段时间我以为“misled”(miss–LED)读作“MYE–zzled”，这导致此后的

    好多年里，每次读到这个单词时我都要再犹豫一下。

    当我沉浸在阅读和思考里时，会因全神贯注而无视周围的环境。若

    是母亲在此时喊我，我往往毫无反应。她觉得我是故意无视她，便提高

    嗓门，并怒气冲冲地出现在我面前。也只有到这时候，我才会回过神来。在这个问题上，她琢磨了很久，她的儿子究竟是固执和品行不好，还是如同我所说的那样，仅仅是过分专注于思考。

    童年时代，父母都很注重我们阅读，虽然家里条件艰苦，但也会偶

    尔给我买书(这对生活上已经捉襟见肘的父亲来说，是一种考验)。不

    过我也因此在5到7岁间，就可以阅读大人读的书。这在陌生人看来非常

    不可思议，他们有时会怀疑我是不是真的能理解书上的内容。有人就曾

    经给我出过这样一道意料之外的难题。

    凯斯特一家是我父母的朋友，他们住在伊利诺伊州克里特的一间农

    场里，离我家45英里[4]。从1937年我5岁起，他们每个夏天都会邀请我们

    去他们那里玩两周。那是我童年里每年最期待的时光。对一个生活在芝

    加哥郊区的男孩来说，看着“水蜘蛛”在缓缓流过的小溪上漫步、在茂盛

    的玉米地里捉迷藏、抓蝴蝶做成盒装标本、在田野和果树林里漫步都是

    莫大的诱惑。凯斯特家最大的男孩——20来岁健壮的马文时常会让我骑

    在他脖子上。母亲和凯斯特家的女眷们——马文的姐姐、漂亮的埃德娜

    ·梅，女主人凯斯特夫人和梅阿姨则会准备大量的水果和蔬菜。在我们

    回到自己家后，父亲会在地下室用橡胶密封的瓶子储存那些带回来的玉

    米、桃子和杏仁，然后是果冻和果酱，都用石蜡密封在成排的玻璃盒

    里。这些食物足够我们一直吃到第二年夏天。

    父亲常常帮助马文和老凯斯特先生打理农活儿，有时候我也会跟在

    后面。我记得在某一个夏天的上午，天气晴朗，父亲带我去当地的商店

    买东西。那时我刚6岁，又高又瘦，棕发卷曲，皮肤晒得黝黑，穿着稍

    微有些短的裤子和老旧的网球鞋，脚踝裸露在外面。当时，我正在店外

    阅读查尔斯·狄更斯写的《写给孩子看的英国历史》(A Child’s History

    of England)。

    一个和我父亲闲聊的陌生人拿起我手里的书，指着上面印着的“10

    年级阅读水平”，对我父亲说，“这孩子应该读不懂这本书”。父亲自豪

    地告诉他：“他已经读完了，不信的话，你可以考考他。”

    他一脸不怀好意地笑道：“好吧，小子。按顺序告诉我英格兰历史

    上历任国王和王后的名号，以及他们执政的年份。”听到这个，父亲的

    脸色变得很难看。不过这对我而言，只是个简单的问题，仅仅是检验我

    记忆里是否有这些内容。

    于是，我背诵道：“阿尔弗烈德国王，871年继位，901年卸任；爱

    德华国王，901年继位，925年卸任……”我还依稀记得在我背完第五十

    位统治者“维多利亚女王，1837年继位，但书里没说何时卸任”后，那位

    叔叔的假笑一扫而空，他默默地把书还给了我。而现在我都清楚地记得父亲当时那闪闪发亮的眼神。

    父亲是个孤独且略显忧郁的男人。他从不表露自己的内心，所以也

    很少触动我们，但是我依然很爱他。我觉得这个陌生人企图利用我来打

    击父亲，但我成功地阻止了他。每当我回想起父亲在那一刻流露出的幸

    福，心底里都会涌出一股促使我继续前行的力量，而这股力量到现在还

    一直存在着。

    直到快10岁时我才发现自己的记忆力异于常人，自己会对那些感兴

    趣的东西记得特别清楚(不过偶尔也有例外)。我还记得儿时在芝加哥

    的电话号码(拉克瓦纳1123)、家庭地址(3627北奥里奥尔；7600西，3600北)和当时芝加哥精确的七位数人口(3 376 438人。这一数字至今

    都能在书架上的那本老旧的1930年版《兰德麦克纳利地图及索引》

    (Rand McNally Atlas and Gazetteer)中查到。

    我不到5岁，就学会了任意数字的四则运算，也能看懂从百万、十

    亿和兆到10的33次方这些数量级的美式缩写。只要听到或者看到数字，我就能迅速地按列相加。五六岁的一天，母亲带我去附近的食品店购

    物。我无意间听见店主一边报价格，一边用计算器把各个单价相加。当

    他报出总价时，我对他说数字不对，并告诉了他我的答案。他和蔼地笑

    了笑，用计算器验算了一遍后，发现我的答案是正确的。于是他奖励给

    我一个冰激凌。这件事让我高兴了好久。在那之后我总是有机会就帮他

    算总价。我们的答案偶尔会不同，不过往往我是正确的，并且每次我算

    对时他都会奖励我一个冰激凌。

    此后父亲教了我解平方根的方法。掌握了笔算后，我还学会了如何

    口算平方根。很快，我又学会了如何计算立方根[5]。

    在书籍和文字问世前，人类通过口口相传来传承知识。不过这个方

    式在文字出现后变得可有可无，最后渐渐地消失了。类似地，由于计算

    器和电脑的普及，我们口算的能力已经大不如前。反而是那些只懂得小

    学算术的人能更轻易地学会并应用口算。

    然而口算，或者说快速估算，在今天仍然有重要的应用价值，特别

    是在用于定量估计那些不断变化的数字的时候。比方说，有天早晨我正

    在去办公室的路上，恰巧听到商业新闻播报：“为了抑制经济过热，市

    场受到预期升息的影响，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9个点，现为11

    075点。”我用前一天的收盘值迅速在脑海里估算了一下“通常”的道琼斯

    指数变化(一个标准差[6])。开盘后一个小时，其跌幅为0.6%，也就是

    66个点。报道里的“至少”9个点的下跌，差不多是这个数字的七分之

    一，根据统计规律，这件事发生的概率有90%。所以，与报道里说的正好相反，这天市场的反应相当平静，没有出现任何恐慌情绪[7]。简单的

    数学计算让我能够认清事实、剔除炒作。

    另一回，某著名共同基金的基金经理表示，在沃伦·巴菲特掌舵伯

    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后，其税后年复合增长率达到了23%至24%。随后他

    说，“伯克希尔公司在接下来的10年内都不可能再达到这个增长率了，不然他会富有到能买下全世界”。我快速估算了一下，在年复合增长率

    为24%时，1美元经过10年就变成8美元多一些(精确值是8.59美

    元)[8]。当时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总市值大约是1 000亿美元，如果

    根据24%左右的增速推测，10年后公司总市值将达到8 590亿美元。这与

    我估计的当时全世界公司总市值——400万亿美元相去甚远。估算全球

    市场总市值让我想起了一段非常有意思的往事：我在加州大学欧文分校

    物理系一间办公室的门上，看到过这样一句标语：地球人，我是上帝。

    你必须在30天内离开，因为有人能买下这里的一切。

    我5岁就进入芝加哥西北部的丹佛文法学校幼儿园，很快就觉得学

    校里教的内容太过简单。有一天，老师给每人发了一张白纸，要我们按

    照样张上马的轮廓，画一匹一样的马。于是我在样张上标记了一些点，并用尺子量出彼此的间距。随后，我在白纸上利用尺子测出的距离、目

    测的角度重新画出每个点。最后我尽可能用平滑的曲线连接这些点。就

    这样，我画出了一匹和原图几乎一模一样的马。

    这个方法是父亲教我的，他也教过我如何用同样的方法画一张等比

    例放大或缩小的图。例如，在画2倍尺寸的图时，只需保持原有的角度

    不变，把点和点之间的距离加倍即可。如果要画3倍图，则把标记点间

    的距离乘以3即可。在课上，我把同学都召集在一起，一边演示一边告

    诉他们应该怎么画。最后，大家都用这个方法画出了马，这让我们的老

    师很不高兴，她希望我们能徒手作画。

    几天后，老师恰巧要暂时离开一会儿，她让我们自己玩木块，这些

    一英尺[9]

    见方的中空木块对当时的我们来说是庞然大物。我觉得用这些

    东西建造一面墙会很有意思，因此号召同学们一起，用大量木块堆起了

    一座台阶。不巧的是，这些木块挡住了教室后门，当老师想从那扇门回

    到教室里时，发现自己被关在了外面。

    几天后的另一件事成了促使我离校的最后一根稻草。当时教室里的

    椅子是学校设计给5岁儿童的专用椅，我发现椅子靠背的支柱断了一

    根，尖锐的裂口卡在座位底部，而椅背完全由另一根支柱脆弱地支撑

    着。我觉得这太危险了，决定做些什么。于是，我找来了一把小锯子，悄悄地把椅背锯到与椅座齐平，把椅子改造成了一张完美的小凳子。结果，老师把我送到了校长办公室，并且让我的父母来校面谈。

    校长询问了事情经过后，立即建议我跳级到一年级。在我进入新班

    级后没几天，就发现作业的难度对我而言还是太简单了。怎么办？第二

    次面谈时，校长建议我再跳到二年级。但当时我的年龄还不到幼儿园毕

    业。我已经比同班同学普遍小1岁半，父母觉得如果就这么跳到二年

    级，我和同学在社交、情感和体格方面的差异可能会加剧，对我造成不

    好的影响。回望大学前的12年学习生活，我一直是班里年纪最小、体格

    最弱的那个。毫无疑问，父母的决定相当明智。

    在大萧条时期，由于我们并不会理财，仅凭父亲挣的微薄工资，我

    不可能上得起那些优秀的私立学校。不过，大概是因为父亲在第一次世

    界大战里获得了战斗勋章，他幸运地找到了一份在哈里斯信托和储蓄银

    行的保安工作。

    大萧条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依靠父亲每周25美元的微薄收

    入，我们从不浪费食物，衣服也一直穿到无法继续缝补后才舍得扔掉。

    我十分爱惜家里的每一样东西，比如父亲在写作比赛中赢到的史密斯·

    科罗纳牌打字机，还有他在一战中使用的双筒望远镜。这两个物件也成

    了我少量收藏品中的一部分，伴随我度过了整整30年时光。在之后的生

    活中，我遇到了一些同样经历过大萧条的人，他们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强

    迫性的、非理性的低效囤积癖好。

    在那个时代，收入奇缺，人们一分钱也不敢浪费。看到公共事业振

    兴署(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 WPA)(公共事业振兴署是富兰

    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在1935年以行政令签署兴办的政府机构，目的

    是提供公共服务以降低失业率，是罗斯福新政中最大的政府项目)雇用

    的工人在街头工作，我受到启发，用借来的5美分镍币买了一包酷爱牌

    饮料，用它做了6杯饮料卖给那些挥汗如雨的工人，每杯1美分。这项小

    生意我做了很久，但我发现即使花了很大工夫也挣不到多少钱。不过在

    第二年冬天，父亲给了我5分钱让我去门口扫雪，我就此发现了财源。

    我让邻居们用同样的价格雇我扫雪。在一天筋疲力尽的扫雪作业后，我

    几乎浸透在汗水中，却能带着好几美元回家。这笔钱相当于父亲半天的

    工资。很快其他孩子也效仿我做起了这项工作，于是商机就此消失了

    ——这让我在幼年时就切身体会到了竞争会压低利润这一现实。

    8岁那年的圣诞节，父亲送给我一副国际象棋。棋盘是由深色和浅

    色的木块黏在毛毡上做成的，所以我常常把棋盘对折，或者卷起来。棋

    子则是我一直最喜爱的经典斯汤顿风格——乌木的黑棋子和松木的白棋

    子。在父亲教会了我下棋的基本规则后，我们后巷的邻居“斯米梯(Smitty)叔叔”[系斯米特(Smittle)昵称]打算和我下棋来打发时

    光。我以前经常到他家打台球，最近刚获得优先用台球桌的特权。前两

    次对弈，斯米梯叔叔很快就赢了，但是随后他就赢得不那么轻松了。又

    下了几盘棋后，我开始获胜，此后斯米梯叔叔就再也没赢过，并且一边

    倒的局势让他最后拒绝再和我下棋。父亲晚上告诉我，斯米梯叔叔不让

    我再去他家打台球了。

    “为什么？”我问。

    “因为他担心你会弄坏台球桌的毛毡。”

    “这不可能。我已经在那里玩了很久，他知道我一直都很小心的。”

    “我知道，但他只是不想让你再去打台球。”

    这样的结果让我感到既失望又愤慨。我读的所有的书都告诉我，能

    力、努力和机智应该得到奖励。斯米梯叔叔本应对我的进步表示欣慰。

    如果他想下得更好，应该多练习，而不是惩罚我。

    在这场棋盘上的小规模“战争”后，没到下一个圣诞节，美国就卷入

    了严峻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1941年，战前的最后一个春天，我患上了麻疹。当时人们普遍认

    为，过于明亮的光线会让麻疹患者失明，因此我被关在一间阴暗的屋子

    里。为了减轻眼睛的负担，他们没收了我的书籍。不能阅读的日子简直

    太无聊了。幸运的是，我找到了一本遗漏下来的地图集。在接下来的几

    周里，我每天都在研究各个国家的地图和介绍，这迅速提升了我的全球

    地理知识水平，令我一生受益匪浅。随后我就用地图集来跟踪全球战事

    变化。我对双方的兵力部署策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是如何部署部

    队的？为什么？有什么目的？根据广播和报纸每天报道的战况，我用铅

    笔把轴心国占领的地区涂灰，并恐惧地看着它一天天扩大，当同盟国收

    复领土时就用橡皮擦掉阴影，诸如此类。整场战争中，我都坚持用这种

    方式来记录战事变化。

    夏天，我们纷纷揣测美国是否会像预计的那样参战。母亲的弟弟爱

    德华舅舅到我们家来做客。他是商船上的首席工程师。爱德华舅舅身着

    制服、高大英俊、皮肤黝黑、留着胡子、带一点儿西班牙口音，看上去

    就像拉丁版的克拉克·盖博。父母和老师们都觉得我花了太多时间思考

    (不过直到现在我依然如此)，他们认为亲手实践会对我的健康大有裨

    益。最初我有些不情愿，不过爱德华舅舅成功地引导出了我对飞机模型

    的兴趣。此后的好几个星期里，我们都在武装自己的空军力量。

    盒装飞机模型组件里有很多容易折断的轻质木条，还有一些需要仔细剪裁的纸质部件。我们用大头针把纸质部件钉在硬纸板上，用胶带固

    定它们，再把轻质木材粘在一起。在完成机翼、机顶、机底、机身侧面

    和机尾部分后，我们将之组装成完整的骨架，随后在外表涂上胶水，粘

    上薄纸，然后就大功告成了。我到现在都记得胶水晾干时散发出的丙酮

    气味，闻起来就像某些牌子的洗甲水。我做的第一架螺旋桨飞机是用橡

    皮筋驱动的，不过它的试飞情况不太理想，因为我在制作过程中为了确

    保飞机部件连接牢固，使用了过量的胶水，以至于影响了飞机的自重。

    在摸索出合适的胶水用量后，我做出了几架很让自己满意的飞机。做模

    型的技巧和正确使用工具的能力，对我未来几年进行科学实验大有帮

    助。而在此过程中对飞机的了解，也让我看懂了“二战”里经典空战的许

    多细节。我很舍不得爱德华舅舅离开，也很担心一旦开战，他会遇到危

    险。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夏末，父母买了他们的第一辆车——

    一辆崭新的福特轿车，大概花了800美元。我们沿着有“美国的母亲公

    路”之称的66号公路，一路从芝加哥开到加利福尼亚，去拜访定居在风

    景如画的拉古纳沙滩的菲律宾朋友们。我和弟弟最期待的就是他们每年

    寄给我们的一小盒橘子糖。如今我们在那儿看到了真正的橘子树。

    将欧亚两洲耗至筋疲力尽的世界大战终究波及了美国。1941年12月

    7日，星期天一早，我们一边用收音机听音乐，一边装饰圣诞树。突然

    间，广播里响起一个严肃的声音：“我们在此中断节目，插播一则重要

    公告：日本刚刚轰炸了珍珠港。”我浑身一颤。所有人的生活都在那一

    瞬间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总统将很快向全国发表讲话。”

    第二天早晨(加利福尼亚时间)，罗斯福总统发表了全国演说并敦

    促国会宣战。他慷慨激昂的言语——《国耻日演说》(A Date Which

    Will Live in Infamy)激励了我和数百万在收音机旁聆听演讲的美国人。

    第二天回到学校，我惊讶地看到其他同学像往常一样在课间休息时欢

    笑、玩乐，他们似乎对将要面临的状况毫不知情，而密切关注战况的我

    则严肃而沉默地站在一旁。

    我们最先担心的是母亲在菲律宾的亲戚。我的外公来自德国，是洛

    克菲勒公司驻菲律宾的会计，他在那里和外婆相遇，并成家立业。日本

    在偷袭珍珠港10小时后，迅速入侵了菲律宾群岛，母亲全家被关押在马

    尼拉。此后我们便失去了联系。母亲是家中五姊妹和三兄弟中的老大，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和西班牙语，母亲性格外向、喜欢聚会，也因此格

    外引人注目。几十年后，我找到一张母亲40岁时的照片，她身着黑色连体泳衣，秀发乌黑，5.2英尺的身高配上108磅[10]

    的身材，站在太平洋前

    如同电影明星般优雅。除了爱德华舅舅，外公一家和其他亲属都住在菲

    律宾首都马尼拉。3年多后，直到太平洋战争末期，菲律宾被解放，我

    们才重新获知他们的消息。在这期间，9岁的我时刻都关注着巴丹半岛

    战役的进程，特别是巴丹死亡行军的恐怖报道和马尼拉湾的入口——科

    雷希多岛上守军英勇抵抗的故事。

    父亲向我详细讲解过菲律宾的战事。他曾经作为由美国组建的菲律

    宾警务队的一员，驻扎在科雷希多岛。我还记得他当时准确地预言，科

    雷希多岛只有在军队、武器、弹药和食物都耗尽后才会陷落，它是20世

    纪的阿拉莫要塞[11]。在去菲律宾之前，父亲为了生计从俄克拉何马农机

    学院辍学后回到了美国西北部，成了一名伐木工人。但是他在那里受到

    了世界工人协会的迫害，只得远去马尼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戎马经历

    让父亲顺利进入了警务部队。他在那里和母亲相遇并相爱。幸运的是，他们在1931年搬回了芝加哥，所以我和弟弟都出生在美国。我们在相对

    安全的环境里度过了整个战争时期，而母亲一家则被关押在日本人的集

    中营里。

    战争彻底改变了每个人的生活。因为大萧条而持续了12年的高失业

    率(最高曾达到25%)，突然间就被政府主导的“二战”就业计划所终

    结。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走向战场。他们的母亲、妻子、姐妹和女儿都

    走入工厂，开始制造飞机、坦克和战舰。这些“民主兵工厂”造出船只的

    速度最终将远远超过U形潜艇击沉它们的速度，而空军的武装规模也是

    轴心国始料未及的。为了支援军队和盟友，汽油、肉类、黄油、糖、橡

    胶和许多其他物资实行了限量分配。夜里灯火全灭，空袭侦察员在街道

    间巡查，时刻准备鸣汽笛预警。大量的防空气球，即拴着的小型飞艇，被布置在炼油厂等重要工业区附近以防止敌机空袭。

    美国参战后，我们举家迁往加利福尼亚州南部。早年的南加州之旅

    让我们很快便顺利适应了那里的新生活，父母则希望能搭上急速增长的

    军工业快车，找份工作。我们顺道在拉古纳沙滩的朋友家盘桓了数周，空闲的时候我喜欢在海边看画家作画，观察潮水坑和海洋生物，众多海

    滩别墅前院里鲍鱼壳堆的数量(现在已经是濒危物种)常常令我叹为观

    止。

    父母不久之后就在帕洛斯弗迪斯半岛的洛米塔小镇买了一栋房子。

    母亲是道格拉斯飞机厂的小夜班铆工(下午4点到午夜)。她工作勤奋

    又心灵手巧，同事们都觉得她神似那张著名的“二战”海报里的女英雄，并亲切地叫她“铆钉乔西”。父亲则在圣佩德罗附近的托德船厂安保部门

    轮班。父母不是外出工作，就是回家睡觉，很少有时间相互见面或是和我们在一起。所以我和弟弟必须自己安排生活：早饭是麦片和牛奶，午

    饭是抹着花生酱和葡萄果冻的三明治。

    我就读于橘子街小学。因为缺席了上半学期，年龄也比同学小一岁

    半，学校要求我重读6年级。不过我觉得，这所学校的教学进度比之前

    芝加哥的学校至少滞后了两个年级。想到接下来的几年又要无聊地重复

    学过的内容，我就表示了抗议。在校长和我父母聊过之后，我在某天下

    午放学后参加了一场特殊的考试。我当时对考试的目的一无所知，又急

    着去玩，因此在回答完130道题中的大部分题目，发现最后的20题是是

    非判断题后，就在所有的“是”这个选项上画了一条线草草了事，然后开

    心地去玩了。所以，在得知这场测试将决定我是否需要重读6年级时，我非常担心。不过好在我最后还是顺利通过了考试。不过奇怪的是，我

    当时参加的并不是学术水平考试，而是加利福尼亚智力成熟测试。这是

    一项智商测试。几年后我才知道，我能够不重读6年级，是因为我当时

    的得分是学校有史以来的最高分。从统计学上来说，这个概率在学校里

    百年一遇。

    虽然在教学进度上有所滞后，但是那里的同学比我在芝加哥时的同

    龄人更健硕，也更擅长运动。作为班级里年纪最小、最瘦弱又最聪明的

    孩子，我似乎成了学校里最容易被人欺负的人。不过由于我经常帮助班

    里的“老大”完成作业——他是班里最高大、健壮和最善于运动的人，因

    而在他的保护下，我安全地读完了6年级。几十年后，我在看电影《我

    的保镖》时特别感同身受。

    1943年秋天，我进入附近的纳博讷中学读7年级。这所中学也是典

    型的重视体格而非头脑的学校，之后的6年里，我都显得和这所中学的

    氛围格格不入。不过还好，我的成绩引起了英语老师杰克·沙松的关

    注，他相当敬业且才华横溢，后来成了我的人生导师。杰克老师那年27

    岁，有着棕色波浪形的头发，长相神似古希腊神话里的诸神。他的微笑

    真诚而温暖，并且鼓励人心。他毕业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拥有英语

    和心理学双学位。杰克刚成为老师不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不仅希

    望学生能够获得成功，还要求学生对过往保有尊敬之心，回馈社会。他

    是我遇到的第一位伟大的老师，也是我终身的挚友。

    因为家境困难，父母鼓励我节省开支，希望我有一天能攒够上大学

    的钱。所以在1943的秋天，我成了一名报童，这时我11岁。我每天早上

    必须在2点半到3点间起床，骑着老旧的自行车(当时唯一的快速交通工

    具)，来到2英里外的商店街后巷，和一起送报的同学们在过期的报纸

    堆旁聊天。《洛杉矶检查者报》的卡车到达后，会丢下十几捆报纸

    (100份一捆)，我们随即各拿一捆，把每份报纸折叠好后塞到自行车后架上的帆布包里。

    当时战争还没有结束，夜间实行灯火管制，因此除了早班汽车偶尔

    路过时车头灯照出的亮光，送报的路上永远是成片的黑暗。帕洛斯弗迪

    斯半岛因为靠海，所以在晚上(特别是冬天)，海面上弥漫的雾气会遮

    住月亮和星星，黑暗中四下寂寥无声。当我沿着街道骑行，把报纸扔到

    订户家门口时，唯一能听到的就是鸽子轻柔的叫声。直到现在，清晨时

    分的鸽子叫声还能唤起我报童时代的记忆。

    当时我每晚只能睡5个小时，因此总是感到很疲倦。一天早上，我

    在邻近终点的一个很陡的下坡处睡着了，随即便被疼痛惊醒。此时我已

    经痛苦地躺在草坪上，报纸散落得到处都是，自行车也摔坏了，甚至路

    边的邮箱也被我撞倒在地。我没有办法，只能忍着疼痛捡起报纸，努力

    修好自行车，带着疼痛和瘀伤，艰难地送完余下的报纸后去上学。

    离我家后院约14英里的地方就是洛米塔飞行基地，它原先是小型

    市政机场，后来被临时改建成军用基地。在那里经常能看到洛克希德公

    司生产的双引擎轰炸机——P–38闪电式战斗机起降。每天我拿到的报纸

    会比订户需要的多出一些以防止意外：被投递的报纸可能不巧被丢到屋

    顶上或者掉到泥坑里。我会骑到军事基地把多余的报纸卖掉。很快，基

    地里的士兵们就邀请我和他们共进早餐。在我大快朵颐地吃着火腿、鸡

    蛋、吐司和薄煎饼时，士兵们读着我售卖的报纸。不过他们通常会在读

    完后把报纸还给我，好让我把它们再次卖掉。然而好景不长，在基地兜

    售报纸的这份差事很快就被叫停了。几星期后的一个早上，基地指挥官

    把我请进办公室，无奈而遗憾地向我解释道，因为战时安保，我不能再

    进入基地。我很怀念那里丰盛而热气腾腾的早餐、与士兵们相处的愉快

    时光和额外的收入。

    那个军事基地之后成了托兰斯机场，曾被计划改建成纪念路易斯·

    赞佩里尼的运动场。赞佩里尼是著名的托兰斯高中和奥运会田径场上的

    明星，也是劳拉·希伦布兰德的畅销书《坚不可摧》(Unbroken)里的

    主人公。他长大的地方离我家只有几英里。在我们搬来洛米塔小镇的几

    个月前，赞佩里尼作为一名B–24轰炸机的轰炸员应征入伍，只是后来，他在战斗中不幸被日军俘获。

    每条送报路线上都大约有100户人家，我每个月的工资是25美元

    (乘以12后相当于2016年的300美元)。这对11岁的孩子来说已经是一

    笔巨款。但实际上，我们到手的工资经常达不到这个数额，原因是我们

    需要自己从订户那里收钱，他们的任何克扣都会直接影响我们的收入。

    有些订阅费是每月1.25美元或者1.50美元，有时候住户在欠费的情况下搬走了，有些恶劣的订户会拒绝付费，还有一些人会因为部分报纸没收

    到而不愿意全额付款，所以我们的收入也随之剧减。我们通常在下午或

    者放学后去收钱，遇到户主不在家或者没零钱的情况时，我们只能来来

    回回跑好几次。大部分的收入都由母亲替我在邮局购买了储蓄邮票。每

    当集邮册里的邮票面值达到18.75美元时，我们就把它兑换成战争债

    券，它们将在几年后到期时变成25美元。看着债券持有量的增加，大学

    梦似乎离我越来越近。但此时送报主管开始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逐步

    侵吞我们的工资。

    在签署合同的时候我们就明白，如果能持续做好本职工作，不仅可

    以得到全额工资，而且还能获得小小的奖励。现在老板觉得他能够侵占

    我们的工资而逃脱制裁。虽然这不公平，但他想一群孩子能做什么呢？

    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们能容忍这样的行径吗？不!我们采取了行动。

    于是我和朋友们针对《洛杉矶检查者报》发起了罢工。我们的主

    管，一个50多岁、头发稀疏、衣着邋遢、似乎永远在出汗的胖老头，只

    得开着他那破旧的黑色凯迪拉克在这10条线路上送报纸。几个月后，那

    辆汽车报废了，报纸送不出去，他也随之被其他人替换下来。在罢工的

    同时，我和《洛杉矶日报》签订了合同。和《洛杉矶检查者报》不同，《洛杉矶日报》的投递时间是每天下午，我终于能摆脱多年来睡眠不足

    的痛苦了。1945年8月14日星期二，那个美丽的夏日午后，在我照常投

    递报纸时，人们突然从房子里冲出来，欢呼雀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了。那天恰好是我的13岁生日，这也是当天唯一的庆祝活动。

    [1] 奇怪的是我儿子也这样，他直到年纪和我当时差不多时才开口说话。在此之前，比他

    大一岁半的姐姐则充当翻译。他俩经常在一起玩，他用肢体语言和表情来传达意思，而她就会

    帮他完成。

    [2] 在亨丽埃特·安妮·克劳泽的著作《用双侧大脑写作》(Writing on Both Sides of the

    Brain)(哈珀出版社，旧金山，1997年，第36—38页)里，也提及了一个类似的故事。无论作

    者如何鼓励一个一年级学生写作，都毫无进展。但是7个月后，这名学生突然能够流利地写字

    了。

    [3] 肆虐于1918年至1919年的流感，此次疫情死亡人数为历史之最，甚至超过了第一次世

    界大战中的死亡人数。

    [4] 1英里≈1.6千米。——编者注

    [5] 口算平方根和立方根，这是可行的，并且公式简洁灵巧： 。随便假

    设一个初始数，求出这个开平方数字和初始数的商，再将这个商和初始数平均。比如，想求根

    号2，假设初始数是1，那么第一个数为1和21(为α)的平均数1.5，第二个数是1.5和

    21.5(1.333)的平均数1.416，以此类推。想要进一步了解的话可以参考“牛顿迭代法”。——译

    者注[6] 度量标准波动程度的均值。

    [7] 关于这则新闻，请参见纳西姆·塔勒布写的一本非常有深度的，并且值得一读的著作：

    《随机漫步的傻瓜》。此书已于2012年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发行。

    [8] 通过运用72法则(将在后文详述)，24%的年复合增长率会使资本在7224=3年内加

    倍。因此经过九年(即三个加倍周期)，资本会变成最初的8倍(2×2×2)。但其精确的资本加

    倍时间事实上是3.22年，因为在运用72法则估算时会造成8%左右的误差。

    [9] 1英尺≈0.305米。——编者注

    [10] 1磅≈454克。——编者注

    [11] 阿拉莫要塞发生的史诗般的战斗和那些被俘官兵的后续遭遇，在埃里克·莫里斯的著

    作《科雷希多岛：“二战”中美国的阿拉莫》中有详细的描述(施泰因和戴出版社，纽约，1981

    年；库珀广场出版社，纽约，2000年重印)。第2章

    科学的游乐场

    20世纪40年代，大部分纳博讷中学的毕业生都不会进入大学深造，这一点也体现在学校的课程安排上。尽管渴求更多知识，我仍不得不在

    七、八年级的时候参加各种实习，学习木工、金工、电工、制图、打字

    和印刷等工作技能。

    当时我对无线电很有兴趣，想要继续探索下去。几年前，我得到了

    第一台矿石收音机，它的主体是硫化铅(一种闪闪发亮的黑色晶体)充

    当的整流器、被称为“晶须”的金属丝(用来调整整流器)和一卷线圈，另外它还配有耳机、接收天线和用以调节不同频道的可变电容。把这些

    元件按照一定的结构组装起来，就可以等着奇迹发生了：耳机里凭空出

    现了声音!

    在轮子、钟摆、滑轮和齿轮的机械世界里，一切都很亲切，我可以

    亲眼看到或者摸到它们。但在这个全新的世界里，这种看不见的电波可

    以穿过空间，你需要通过实验来捕捉这些隐形但切实存在的东西，然后

    用逻辑知识去理解其原理。

    出于对无线电的好奇，电工方面的课程对我有致命的吸引力。在电

    工课上，我们学习如何制造电动机，深受喜爱的授课老师卡弗先生是一

    位胖胖的男士，其他老师都叫他“兔子先生”。我估计杰克·沙松先生可

    能跟他聊过两句，因为他不知怎么就了解到了我对无线电的喜好，和我

    谈论了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的世界。那时已经出现了一群由民间无线电爱

    好者组成的通信网络，他们在全球范围内通过无线电用语音或莫尔斯电

    码昼夜不息地相互交流。这实际上是最早的“互联网”了。我问卡弗先生

    如何才能成为这个通信网络的一员，他告诉我只要通过(后来被证明是

    非常困难的)一个测验就可以。

    在那个年代，通信测验由两大块组成，分别是无线电理论的笔试部

    分和莫尔斯电码的操作部分。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操作测试更难通过。

    卡弗先生提醒我说，需要进行大量冗长乏味的操作练习，才能熟练地收

    发莫尔斯电码。在测试中，我们需要抄录一份电报，然后以每分钟13个

    字的速度一字不差地把这份电码用电键发送出去。一个“字”意味着任意5个字母，所以加起来差不多是每分钟65个字母，比每秒1个字母稍快

    些。深思熟虑之后，我决定买一台价值15美元的二手纸带机，当时这笔

    钱对我来说是巨款，相当于三周送报纸的总收入。纸带机的外观像个粗

    糙的黑色鞋盒，打开可以看到两根主轴，除了机器外，还附带两卷淡黄

    色的纸带，上面有代表“点”的短孔和代表“杠”的长孔。你可以通过纸带

    上的孔把莫尔斯电码翻译成字母从而“阅读”上面的内容。机器运行的时

    候，纸带从一侧主轴传送到另一主轴上，就像是古老的高质量盘式音乐

    磁带或者稍晚些的盒式磁带。这台纸带机很简易、技术含量低，但是非

    常好用，只要一个手摇式曲柄就能给它供电。当纸条上的小孔经过弹簧

    触点的时候，纸带机的电路会闭合一小段时间，长孔会发出“杠”的信

    号，而小洞会发出“点”的信号。整个盒子都被钩在名为“音频振荡器”的

    简单装置上，振荡器会发出固定频率的声波，例如钢琴的中央C，这

    样，纸带在传送的过程中，振荡器会相应地开、关，从而送

    出“点”“杠”的信号。

    这台纸带机作为辅助教学工具，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其速度可以从每

    分钟1个字的低速模式，调整到每分钟25个字的高速模式。我计划先从

    低速模式入手，等我能在相应时间内完全理解纸条上的电码后，再稍稍

    加快速度，这样反复练习直到能完全掌握纸条上的信息。卡弗先生为了

    鼓励班上的同学，向我们展示了“二战”期间军方培训发报员的进程速度

    表，并以此为参考标准。这些军方发报员都至少比我们年长好几岁，还

    迫于战时压力，不得不加快学习进度。上一个班级就发现很难达到这些

    军方发报员的学习速度，我们班也是如此。但我的计划在这里发挥了功

    效，我把自己的发报速度和在该速度下所花的时间画成一张曲线图，发

    现通过我的方法，我每小时的学习速度是军方发报员的4倍。

    为了确保通过测试，我最终将自己的发报速度定在每分钟21个字。

    与此同时，一群由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组成的美国无线电传递联盟(The

    American Radio Relay League)，为我的理论部分提供了指导。在觉得

    万事俱备之后，我报名参加了测试。那是一个夏天的星期六清晨，我乘

    巴士来到了21英里外的洛杉矶市中心的一处联邦政府机构参加无线电测

    试。在场的大约有50多名成人，而我，一个12岁的小男孩，穿着旧绒布

    衬衫和破损的牛仔裤，和他们一同坐在简陋的屋子里，感觉相当紧张。

    监考官严密地监视着考场，盯着每个人的一举一动。测试持续了大约两

    个小时，整个房子像图书馆一样寂静，偶尔会发出操作部分中发送莫尔

    斯电码的声音。返程时，我一边吃着午餐，一边心想自己大概是可以通

    过测试的，只是不清楚他们改分的速度有多快。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满怀期望地不停地检查邮件。直到战争结束的几天后，我才收到一封官方来信，里面装着测试结果——我正式

    成为业余无线电操作员，代号W6VVM。在当时，我是最年少的无线电

    操作员之一，被称作“鲜肉”，最小的年龄记录是11岁零几个月。那时，全美大约有20万名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全球其他地区的无线电操作员总

    数差不多也是这么多，而此时我能够和全球任何一个在这个通信网络里

    的人交谈，这个消息让我非常高兴。

    与此同时，美军已经把我母亲一家从日本在菲律宾的战俘营中解救

    出来。我的外祖母、舅舅、两个姨妈以及他们的一家都将从菲律宾搬来

    和我们一起生活。他们说，我的阿姨诺娜和她的丈夫在孩子们面前被日

    本人杀害，而我的外祖父在战俘营中痛苦地死于前列腺癌，他逝世时距

    离解放只有一个星期。我的舅舅山姆在战前曾经是医学院的预备学生，他说当时也无能为力，只能尽可能安慰我那拒绝接受药物和手术治疗的

    外祖父[1]。

    家里一下子多了10个人，父亲利用墓地工作中的换班时间造了一间

    阁楼并增加了两间卧室和一条走廊。我和弟弟詹姆斯(我们也叫他吉

    米)共住一间卧室，而另一间则是山姆的房间。家庭成员的陡增不仅带

    来了住宿上的困难，也带来了不少经济负担。姨妈、姨父和他们3岁的

    儿子在日本战俘营里曾经接触过结核病人。为了防止余下的家庭成员被

    传染，他们在单独的桌子上吃饭。当然，细菌依然可能通过打喷嚏和咳

    嗽时的飞沫传播，所以我们仍然有一定的被传染的风险。几十年后，我

    的第一张X光片显示，我的肺部有一小处病变，不过状态很稳定，医生

    觉得这处病变可能跟我早年暴露在结核病菌的环境中有关。

    我的另一个姨妈带来了她的丈夫和3个孩子。她的丈夫是一个像法

    西斯一样生活作风强硬的人，要求妻子和孩子服从自己的每句话，因此

    姨妈经常忍受丈夫的谩骂。可能因为长期生活在这种环境中还有在日本

    战俘营中经历的一切，他们家的长子弗兰克变成了一个在我看来有点儿

    反社会的人。我不知道自己何时何故触怒了他，不过他告诉我弟弟詹姆

    斯他想要杀了我。弗兰克比我年长不少，身材也要魁梧许多，但我并没

    打算就此退缩。出于谨慎，我随身带着一瓶装满家用氨水的喷雾器，这

    也是我当时最顺手的“化学武器”之一。他们搬走之后我们再没有见过

    面，但亲戚告诉我，弗兰克之后参加了朝鲜战争。由于相当享受充满厮

    杀的军旅生活，战后他延长了服役期限。另一个表姐几年后再次见到弗

    兰克的时候，他正带着7岁的儿子。表姐十分震惊地发现，弗兰克完全

    在用军队的行为标准使唤这个小家伙。他最后逝世于2012年，讣告提到

    他生前是一位知名的武术指导。

    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我们家族的影响，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是如何限制了我父亲一生的发展机会的，我暗下决心要为了自己和

    将来的孩子们做到更好。

    尽管我们家在“二战”中饱受痛苦，我此生也从未想过要把这一切归

    罪于美籍日裔居民。后来我才发现，美国政府当时的真正态度是：把他

    们拘留在特殊隔离的集中营里；强行征用、售卖他们的房屋和地产；而

    他们的孩子一个接一个地从我们班上离开。杰克·沙松先生对于政府的

    这种作为愤愤不平，他经常告诉我和我的挚友迪克·克莱尔、吉姆·哈

    特，以及其他学生和教师，这样的待遇非常不公正。战后，一些被囚禁

    的日裔学生重返校园。杰克跟我提到其中有位学生在IQ(智商)测试中

    只有71分(在所有人中排后3%)。作为拥有心理学学位的老师，他看

    得出来这位学生天资聪颖，成绩不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不懂英语。杰

    克接着问我是否愿意在午饭时间帮助他学习英语。“当然”，我毫不犹豫

    地答应下来。一个学期后，这名学生重新参加测试，拿了140分(在所

    有人中排前1%)，远远超过门萨协会的IQ标准，可谓天赋异禀。

    我对科学方面的兴趣日益浓厚，因此开始拿出部分送报纸的收入来

    购买实验器材和用品，比如：购置电子元件架设火腿电台；从当地药店

    购买或者邮购化学药品；买透镜，和硬纸筒一起做简易望远镜；等等。

    在1946年11月，也就是我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我看到了一则埃德蒙

    科学公司的广告，降价出售战时剩下的气象气球。从学会做飞机模型开

    始，我就思考着如何能拥有一台自己的飞行器。我的一个想法是，造一

    台尽可能小的飞机，越小越简单越好，只要能载得动我；我也考虑过做

    小型飞艇、单人直升机或者两者的混合体——飞行平台。总的计划依然

    是从最简单、最便宜的小型等比例模型开始，先着手证明设计的可行性

    并解决技术问题。然而即使是这样，预计的花销也远远超过我的经济承

    受力，不过我大致设想了一下如何成功地乘着气球飞行，发现自己完全

    有能力搞定。

    我一边想象着自己怎样乘着气球飘上天，一边订购了10只8英尺高

    的气象气球，总共花了29.95美元，大约相当于今天的360美元。通过自

    学的化学知识，我知道每只8英尺的气球充满氢气后能产生大概14磅[2]

    的

    浮力，我本人重约95磅，8只气球(载重112磅)足以承载我、全套气球

    设备以及压舱物了。由于不知道怎样才能弄到那么多能买得起的氢气，我最后选择家用天然气来充当氢气，它的主要成分是甲烷，载重能力略

    低于氢气的一半。不过，如果实验成功，可以通过购买更多气球来克服

    载重不足的问题。我在脑海中大致描绘了一下未来的情景：把自己绑在

    16个8英尺的气球上，缓缓攀升到屋顶左右的高度，俯瞰整个社区，享

    受着南加州绵延数英里的天际线。我还在气球上设计了一个可控阀门，并打算带一些沙袋当压舱物，当我想上升的时候就放掉一点沙子，这样

    可以避免伤到站在下面的人；当我想下降或者着陆的时候就打开阀门放

    掉一些天然气。

    经过几个星期的漫长等待，预订的气球终于送到了。按照计划，我

    开始着手制作气球飞行器。一个寂静的星期六，我趁家里人都不在，将

    灶台上的天然气管连到气球上，把它充到直径4英尺左右——刚好能挤

    过厨房的后门放到院子里。如我所料，这个小气球能提起将近1磅的重

    物。我牵着这个气球走到一处开阔地，用结实的风筝线扎好，然后缓缓

    让它飘到1 500英尺的高空，至此一切顺利。不一会儿，一架飞机从附

    近的机场起飞，开始对气球使用蜂鸣器，正当我觉得这一切非常有趣

    时，45分钟后那架飞机又飞了回来，紧接着气球在飞机靠近的时候突然

    爆开了。对此我毫无头绪，不过看上去应该是那架飞机把我的气球打了

    下来。

    这次事件让飞行计划停滞下来。我可以想象和一簇8英尺的气球绑

    在一起是一个多么显眼的目标，当地那些玩气枪(也叫BB枪)的小孩

    随时能把我打下来。最后我还是决定停止这项过于冒险的计划。其实不

    出意外的话，这些气球实验原本肯定能大获成功，因为在之后的岁月

    里，我看到人们还在不断使用这种气球[3]

    ，上面写着“专业气象气球”的

    标语——整整45年几乎只字未变。在我的气球实验过去了将近40年

    后，“折椅拉里”[4]

    把一堆充满氦气的4英尺高的气球绑在椅子上飘到了几

    千英尺的高空[5]。

    我对飞行计划的搁浅备感失望，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些剩下的气

    球，直到有一天我父亲带回了一些战后剩余的带伞信号弹。这些信号弹

    通常被用在救生艇上，装在一个像弹壳似的金属罐里，使用时需要用特

    制的枪支发射到空中。剧烈燃烧的照明弹[6]

    可以照亮一大片区域，在降

    落伞的作用下能飘浮很长一段时间再慢慢着陆。一天晚上，我在信号弹

    上接了一根自制导火索，然后把它们系在了一只巨型气球上，悄悄走到

    我家附近一处没什么人的地方点燃引线，再把拴着导火索的气球升到几

    百英尺的空中。为了固定气球，我把套索松松地绑在附近的电线杆上，随着气球上升，套索顺着电线杆慢慢向上滑到了电线杆顶部，这样就没

    人能够到气球。之后，我很快“逃离”了现场，在某个街区外等着。几分

    钟后，导火索引燃了信号弹，耀眼的光几乎点亮了整个夜空，一小群人

    和警车很快聚集到电线杆附近。又过了几分钟，信号弹烧完，人群渐渐

    散去，绑在气球上的导火索很快烧断了气球上绑着的套索，所有“证

    据”都随着气球随风而逝。

    这些恶作剧和实验是我学习科学知识的方式之一。在弄清楚原理后，我喜欢通过实验来检验它们，因此也发明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小玩意

    儿。在整个过程里，我学着自己动手解决问题，而不是局限于老师、父

    母和学校课程教给我的内容。逻辑和科学预测，这些纯粹的思维上的魅

    力让我回味无穷。我很享受做出设想，然后亲手实践自己的想法，看着

    那些理论变成现实。

    我在二楼和弟弟共用的卧室里搭了一个波长约为2米的长波电台，利用房间里最后一点没被床占用的空间做了一架可以全方位旋转的定向

    天线；并在洗衣房和车库背面相接的一端的狭窄空间里，造了一间属于

    自己的化学实验室。我的大部分化学研究都是在那里完成的，当然也包

    括一部分失败的实验。比如说，在书里读到“氢气在空气中燃烧会产生

    浅蓝色的火焰”后，我决定亲眼看看氢气的燃烧过程。为了制备氢气，我在一个装有金属锌的玻璃烧瓶里倒入酸液，然后用橡胶瓶塞塞住。瓶

    塞顶部有一根玻璃管可以导出生成的气体，我希望在点燃导管末端的氢

    气之前能够产生足量的氢气来排出烧瓶里的所有空气，不然的话就

    会“嘭”地爆炸。就在我戴上安全眼镜、穿上防护服准备点燃氢气的时

    候，我弟弟突然闯了进来。没来得及拿开火柴，我只能尖叫道：“趴

    下!”好在他及时躲开了，整个仪器都爆炸了。在这次意外之后，我在

    地上顺着自制的储藏化学品和玻璃器皿的柜子，划出了一片大约5英尺

    宽、10英尺长的“禁止穿越区”。鉴于这片区域经常飘散出烟雾而且时不

    时传来爆炸声，我的家人们都很自觉地远离这个禁区。

    除了氢气，我对其他可燃物也很感兴趣，例如火药。13岁的时候，我开始认真研究各种炸药，几年前我在老旧的《冯克和瓦格纳百科全

    书》(Funk and Wagnalls Encyclopedia)里找到了*****：硝酸钾

    (俗称硝石)、木炭和硫黄(我们一度被告知在狗粮里加入硫黄能让狗

    的毛色更为亮丽)。但就在****的过程中，我不小心点燃了一小撮

    火药，烧伤了整个左手，导致皮肤表面长了一层灰黑色硬痂。父亲把我

    的手泡在冷茶里，之后又让我缠了一个星期用茶叶浸泡过的绷带。这种

    治疗液发挥了奇效：在拆下绷带的时候，硬痂已经脱落，我的左手又完

    好如初。

    在装备精良的自制化学实验室里，我制造了大量火药，并用它们来

    发射火箭或者火箭车模型。那是一种从玩具店买来、由轻木制成、以罐

    装二氧化碳(就是现在用来制作碳酸饮料或者用在气枪里的那种罐装气

    体)作为“引擎”的模型车。这些罐装气体也作为战余物资被一并遗弃，被父亲从船厂带回家。只不过，我并不用二氧化碳来驱动小车。我先钻

    开罐头底部、放空罐头里面的气体(罐头内部是一些温度很低的白色二

    氧化碳固体，即干冰)，然后在罐子里填上自制火药，接上引线，把这个新的超级引擎塞到模型车后面的凹槽里。实验失败的时候，整个引擎

    会爆炸，炸成满地的碎片，所以每次我都会戴上安全眼镜并和邻居家的

    小孩们站在一定范围外。当实验成功的时候，这些模型车的速度快如闪

    电，一眨眼的工夫就能跑到几个街区以外。我注意到这种引擎很容易爆

    炸，于是刻意设计并且测试了一些更大的“炸药管”——由一小段探测器

    钢管制成。我常常带着这些炸药管到荒无人烟的帕洛斯弗迪斯半岛地

    区，在峭壁上制造一个个弹坑。

    成功制成火药后，我的目标是制造火棉，或者叫硝化棉，它们是无

    烟火药的主要成分。百科全书再次告诉了我制作这种神奇物质的方法：

    缓慢地把一份冷却后的浓硫酸加入两份浓硝酸里，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严

    格控制温度，只要混合物开始升温，就必须停下来把所有物质都冷却到

    一定温度以下。然后，我将普通的医用棉球浸入酸性溶液，再次把混合

    液冷却下来，将混合液在冰箱里静置24小时后，取出棉球，把它们漂洗

    并且晾干。我在冰箱里的储存容器外贴了一张显眼的“禁止触摸”标签，在经历了数次危险的化学实验后，我的家人都很清楚这些标签绝非儿

    戏，他们很自觉地和我的实验品保持了距离。为了验证成品，我把一些

    火棉放在丙酮里，它们如预期般全部溶解了，实验非常成功。很快，我

    开始使用我的冰箱“工厂”大量生产火棉，并且开始一系列的实验。火棉

    比较稳定，通常需要相应的起爆装置才能让它们爆炸。由于没有合适的

    起爆器，我只能在人行道上挖一个小坑，并用锤子敲打被填进去的火

    棉。一声清脆的爆响后，大锤弹了回来，我紧紧地握着锤子不让它飞出

    去，而人行道上则多了一个椰子大小的弹坑。在人行道上又炸出了几个

    坑后，我开始在岩石上用火棉试验炸药管，结果显示，火棉远比火药要

    可靠并且有效。

    最后，我跃跃欲试地想要挑战“重量级角色”——****。它的配

    方和制作步骤[7]

    与火棉的差不多，只是把医用棉换成了甘油。成品是一

    种几乎无色的液体，漂在浓硫酸和硝酸的混合液上方，这种物质极其不

    稳定，在制造过程中曾经造成过大量伤亡，因此我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提

    取这种液体。

    于是在一个宁静的星期六，全副武装的我戴上安全面具，在玻璃试

    管里加入微量的硝化物，然后滴入半滴都不到的****，我觉得这剂

    量肯定在安全范围内。就在我把试管放到火焰上加热的时候，突然

    间，“啪”的一声试管爆炸了——反应比我见过的任何炸药都更迅速也更

    剧烈。细小的玻璃碎片嵌入我的手和胳膊，血很快从无数小伤口里流出

    来，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不得不用针把这些碎玻璃片一片片挑出来。接

    着我用锤子在人行道上尝试引爆了一点****。这种物质的不稳定性让我深感不安，为了安全起见，我还是想办法处理掉了库存的硝化甘

    油。

    很多人会好奇，一个14岁的少年是从哪里弄到这么多危险的化学品

    的。其实，这些都是我从本地某个出价合理的药剂师那里私下买回来

    的。当时父母忙于生计、早出晚归，待在家里的时候也需要照看一家10

    口人，我和弟弟得以自己打理生活。不过我没有向他们透露这些化学实

    验的具体细节，如果他们知道我在做什么的话，一定会阻止我继续实验

    的。

    等我进入11年级开始上化学课的时候，我已经有了几年的化学实验

    经验。我同样热衷于化学理论，并把高中化学课本从头读到尾，每天入

    睡前还会在心里默念一遍读过的东西，这种习惯日后被证明是极其有效

    的记忆法，不仅能让我保持记忆，还能加深对知识的理解。我们的高中

    化学老师是斯顿普先生，一个50多岁戴眼镜的小个子男人，他相当热爱

    化学也很希望他的学生能够学好这门课。此外，他长久以来一直想要教

    出一名能在南加州高中化学竞赛中取得优胜的学生。竞赛是一场3小时

    的笔试，每年春天由南加州美国化学协会(Southern California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举办，最终会选出15名优胜者，这场比赛每年都会吸

    引200多名各大高中里化学水平最顶尖的学生参加。不过，斯顿普先生

    在我们高中(一所学术水平落后的工薪阶级高中，在当年洛杉矶地区32

    所学校的统一标准水平测试里排在倒数第二)执教了20余年后，几乎放

    弃了这个梦想。

    而这一年，斯顿普先生在这个大概有30个人(至少差不多有这么多

    人会在化学课上出现)的班上，发现了一个瘦小、深色卷发的年轻人，这个学生愿意回答他课上的每个问题。斯顿普先生可能从其他老师那里

    对这名学生略有耳闻——有的老师(聪明的那些)乐于给他上课，而另

    一些则很忌惮他。当然，这名学生可能之前自学过一点儿化学，所以刚

    开始几个星期的简单问题难不倒他，不过斯顿普先生这20年来已经见过

    太多像这样虎头蛇尾的例子了。说到考试，斯顿普先生警告全班，第一

    场考试会非常难。当他把批改好的考卷发还给学生的时候，大部分人的

    分数都在0到30分之间，而我得了99分。至此，斯顿普先生似乎看到了

    一线希望。

    斯顿普先生保留了过去20年来每年的化学竞赛考卷。我和他讨论了

    有关竞赛的事情，想要借来那些考卷准备竞赛。他起初很不愿意给我这

    些试卷，同时也提醒我现在的情况对我很不利：大部分参赛的学生都比

    我大一级，并且由于之前就跳过一级，15岁的我将会和那些十七八岁的

    佼佼者们同场竞技。与此同时，我也只剩下5个月准备测试。另外，我们高中的设备很落后，而且也没有其他同学能和我一起学习或者助我更

    上一层楼。我们学校很少有人有胆量参赛，更没有在这场比赛中取得名

    次的先例。斯顿普先生建议我：“为什么不等明年呢？”

    但我决心已定。就我个人而言，我非常热爱各种知识和科学实验，并且乐于把它们发展成事业。想要过上这样的学术生活，我就需要进入

    大学，那里有专门的实验室、我所喜欢的实验和项目，以及跟我爱好相

    投的人。但我没钱支付大学学费，而这场比赛中的优胜者往往能从自己

    心仪的大学那里获得奖学金——这对我来说是个绝佳的机会。

    斯顿普先生在和我的英语老师杰克·沙松聊过之后，最终同意借给

    我一半的试题，从这些试卷中我能够判断考试的范围和难度，以及这20

    年来出题趋势的变化。剩下的一半试卷则用来检测我准备得如何。

    以高中化学课本为基础，我自学了两本大学化学。通常情况下，如

    果某个概念在其中一本里描述得很模糊，我能在另一本里找到清晰的解

    释。得益于我的实验和之前阅读的背景知识，学习这些内容并没有给我

    造成太大困难。每晚我会花1个小时学习化学理论，然后睡前在心里默

    诵元素周期表、可行的化学反应方程、盖–吕萨克定律、查理定律和阿

    伏伽德罗常数等等。平时，我则继续做化学实验、搞恶作剧。

    一次，我在阅读中了解到一种叫苯胺红的强力染料。它的染色能力

    相当惊人，1克苯胺红可以把600万克的水染成深血红色!一个坏点子悄

    然产生，我制备了20克苯胺红用以实验。

    如上文中提到的，我自建的化学实验室处于洗衣房和车库之间的狭

    小空间内，正对着后院，后院当中是一个肾形的小金鱼池，大概有10英

    尺长、5英尺宽、1英尺深，体积差不多为1.5立方米。现在，每克染料

    能染红6立方米的水，所以只要微量的苯胺红(0.25克染料)就应当足

    以染红整个池塘。

    保险起见，我用了4倍的量，往池塘里加了整整1克染料，然后心满

    意足地看着深红色在池塘里扩散开来。很快，除了露出水面的部分，池

    塘里已经看不出水草的踪迹，而金鱼们只有在把嘴伸出池面的时候才会

    有所动静。

    实验成功，我回到化学实验室继续工作。几分钟后，我听到了母亲

    震耳欲聋的尖叫，她以为有人(这个人很可能是我)在池塘里流血身亡

    了。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让她镇静下来。

    尽管我对无意间吓到母亲心怀愧疚，不过这也“启发”了我。8英里

    外的长滩市内有一个对公众开放的巨大游泳池——长滩跳水池，它是老长滩派克游乐场的一部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当父母忙于在战争工

    厂里工作时，我这样自力更生的“孤儿”就经常乘巴士到派克游乐场游

    泳。

    长滩跳水池当时是南加州最大的室内温水游泳池，长120英尺、宽

    60英尺，平均水深5英尺[8]

    ，容量将近1 000立方米。我剩余的19克苯胺

    红染料理论上只够染红其中八分之一的水。不过，我决定姑且一试。为

    了让计划顺利进行，我找了一名同班同学做我的“共犯”，他身材瘦长，头发是金色的直发，戴着厚厚的眼镜，看上去有点儿书呆子气，经常喜

    欢来看我做化学实验。我先用蜡纸做了一个装染料的小袋子，开口用两

    根很长的绳子系好，封上烛蜡。只要解开绳子，蜡纸就会展平，释放出

    所有的染料。

    夏季的某个周末早晨，我们乘上了去长滩的巴士。到了游泳池，我

    们迅速买票、奔向更衣室并换好衣服，把染料包藏在洗漱箱底部，然后

    迫不及待地向游泳池进发。此时有将近100名游客在游泳池附近嬉戏。

    我掏出染料包放进水里，一人牵着一根绳子分别系在泳池两端，我

    们很小心地调整好绳子的松紧不让染料直接洒出来。我异想天开的计划

    是：不亲自在水里打开染料包，而是让一名游客帮我们“打开”它。很

    快，一个人在游泳的时候无意间碰到了绳子，解开了染料包，苯胺红很

    快染红了比手掌稍小一点的区域[9]。

    不过暂时还没人注意到这一小撮红色，一切都很平静。我和“助

    手”再次奔回更衣室，他注意到自己的泳衣上有一小块红斑可能会成

    为“罪证”，不过我安慰他不必担心，然后我们一同前往泳池上方的观赏

    台等着人们发现池子里的染料。

    现在，水里的那团红色差不多有一个篮球大小，依然没有人察觉到

    异样。泳池里不断搅动的水波让这团深血红色的不透明染料迅速扩散到

    直径3英尺的区域，终于，有人看到了这团“血”，发出了第一声尖叫，接着传来了更多尖叫声，工作人员也拉响了警报。一个人“勇敢”地跳到

    水池里，结果却把红色的染料团搅得更大。

    几分钟内，泳池在恐慌中瞬间清空，不过每个人都领到了一张票可

    以免费再次入场。成功制造这场骚动已经让我们相当满足，所以我们都

    没去领那张免费入场券。就在泳池员工们搜索那团可疑的红色时，染料

    已经扩散得足够大，颜色也渐渐由深血红色变成透明的红色。有人在池

    子里找到了我们作案用的蜡纸和绳子，不过他毫不知情地把这些东西当

    作垃圾处理掉了。

    那天下午，在游乐场里玩够了之后，我们再次到观景台上察看了泳池的情况，苯胺红把差不多半个泳池都染成了草莓味酷爱饮料的颜色。

    泳池旁只有寥寥几个游客，整个泳池显得比平常安静了许多，因为大部

    分人都不愿意在红色的水里游泳。

    第二天，长滩的本地报纸上刊登了一篇短文：“长滩跳水池被恶作

    剧染成红色”。60年后，我的女婿理查德·高尔法官和当地一名退休法官

    聊天，那名法官无意中提到了当年发生的这次事故，不过他对理查德和

    当年那名“罪犯”现在的关系一无所知。

    此时，距美国化学协会的竞赛还有10个星期，我在过去的每一份考

    卷中都拿到了990分以上(满分1 000分)的成绩。因此，我告诉斯顿普

    先生自己已经准备好完成剩下的10份考卷。我在最开始的两份试卷中答

    对了99%以上的题目，于是我们直接跳到了去年的测试，我依然得分差

    不多。现在，万事俱备。

    测试的那天，我父亲驱车20英里把我送到了埃尔卡米诺初级学院，跟着人流穿过一栋栋像营房一样的建筑后，我到达了考场。此前，考试

    主办方提前通知我们今年的测试第一次允许携带计算尺，但并非必须，所以我买了一把10美分的玩具计算尺，心里想着如果有多余的时间，我

    总能粗略验算一下计算过程。

    测试一开始进行得很顺利，每一题都易如反掌，直到测试的最后一

    部分。出乎意料!测试的最后包含了大量计算，我根本不可能在规定的

    时间内手算得出每个答案。我那把花10美分买的计算尺在这么庞大的计

    算量面前根本毫无用处，而我周围的所有人都纷纷拿出了专业的10英寸 [10]

    全长计算尺。计算尺根本不是什么“非必需品”——每一个想在测试中

    获胜的人都“必须”有一把计算尺!在卷面上，写出正确的计算方法并没

    有用，只有得出正确的结果才能得分，而这个结果则是被计算尺的“好

    坏”决定的!我很失望地意识到，我很可能在这场测试里无法取得足够

    高的名次来拿到上大学所需的奖学金，而没能准备一把昂贵的顶级计算

    尺让我的情绪更为低迷。把一场化学竞赛变成一次算术考试相当不公

    平。

    尽管如此，我仍尝试着用最快的速度手算每一个答案。最终，我只

    完成了试卷上1 000分中873分的题目，所以我最高也只能得到这个分

    数。而测试的第一名通常得分在925到935之间，所以我根本无缘榜首。

    考试结束，当我父亲来接我时，我强迫自己没有哭出来，一路上一

    言不发。斯顿普先生在化学课上也注意到了我的变化，很明显我在考试

    中表现得并不好，因此他也对测试只字未提。我把这件事归咎于自己的

    天真，但事后还是去买了一把我能买得起的最好的计算尺。几个星期以后，斯顿普先生找到我跟我谈了测试结果，在完成的873分中我得了869

    分。第一名遥遥领先，大概在930分左右，不过第二和第三名只比我高

    了几分，最后我拿到了第四名。如果有一把优质的计算尺，我完全可以

    获得第一。抱着获胜的决心，我当时根本没有再去想该如何弄到上大学

    所需的钱。尽管能够证明自己的能力值得高兴，但没能获胜的事实依然

    让我情绪低落。

    同时，斯顿普先生在洛杉矶最差的高中里教了20年化学后，终于教

    出了一名顶尖的学生。羞于面对自己在测试中的表现，我试着找各种借

    口推脱不去参加颁奖晚宴，解释说自己没有交通工具前往洛杉矶，但斯

    顿普先生坚持亲自带我去。在晚宴上，优胜者根据名次从奖学金列表上

    选择自己心仪的大学。不出所料，第一、第二名分别选了加州理工大学

    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当时我相信这是加州最好的两所大学，也是

    我最想去的地方。现在看来，当时想好一所备选的大学才是最明智的做

    法，不过由于完全不了解其他学校，轮到我时，我没有选择其他大学的

    奖学金项目。其他优胜者都来自那些一成不变的“精英”高中，年年如

    此，比如：比弗利山高中、费尔法克斯高中、好莱坞高中等。晚宴中唯

    一让我欣慰的亮点是，当提到我所在的那所不知名的学校——纳博讷中

    学时，所有人都怔住了。遗憾的是，我第二年不能再参加这竞赛了。

    差不多同一时期，我开始对智力测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迫切

    地想知道自己的智力水平如何。某个周末早上，在我从洛米塔乘巴士来

    到21英里外的洛杉矶公共图书馆阅读一些有趣的资料时(人们现在更常

    用维基百科和谷歌来做同样的事)，意外地发现了几份IQ测试卷以及它

    们的答案。因此，接下来的几个周末，我都来完成一份测试题，然后根

    据答案给自己打分，我前后一共做了9套IQ测试。

    我对自己的IQ测试分数非常满意，出于好奇，我想看看自己在前几

    年完成的那次让我跳过6年级学业的测试中表现如何(到那时我才知道

    那也是一份IQ测试)。学校官方不会公布测试成绩，所以我决定自己动

    手找到答案。最初，我注意到一种家用L形金属测量工具可以打开学校

    里的门锁。某天夜里，我骑车到学校，藏好自行车，心情忐忑地来到大

    门附近，把L形尺插到门缝间，用直角边钩住锁舌的曲面然后向外一

    拉，大门打开了，我溜进漆黑的、空无一人的走廊。楼道里偶尔会传来

    幽灵般的回音，由于担心学校里可能有人巡夜，我踮起脚悄悄走到二楼

    的心理咨询室，故伎重施打开门锁，接着在手电筒的光照下翻阅几百份

    我和我同学的IQ测试分数。其他大部分人的分数都在我意料之中，比如

    我发现学校里最聪明的一位女生在测试里拿到了148分。

    纳博讷中学一共有800名学生，大部分人的测试分数都分布在7到12级之间，并且随着分数上升，社交结构的趋势也更加明显。有20%的学

    生是所谓的“名流”，他们掌控着社团和所有的学生自治团体，按照自己

    的喜好举办舞会和晚会。这些“圈内人”包括大部分优秀的运动员、相貌

    出众的啦啦队长和家庭富裕的学生。洛米塔和哈珀市周边以工薪家庭为

    主，那些比较“富裕”的学生家里则经营一些小生意。这些“圈内人”有钱

    在餐厅一起吃午饭，而我这种自备午餐的“圈外人”则在学校的其他地方

    吃饭。除此以外，“圈内人”也买得起私家车，他们从16岁开始就驾车出

    行，许多人甚至在10年级，不到16岁时就已经开始开车了。而我一直到

    高中的最后一年才能学习驾驶，并且即使学会了也买不起车。在当时，能开车出行相当重要，它是约会、海滩派对和参加运动会的必要条件。

    在我小小的“圈外”社交范围内，我成立了一个国际象棋俱乐部，沙

    松先生一如既往地好心找到了一间空屋子，让我们得以在午休时间有地

    方下棋。我还组织了一个科学兴趣小组，吸引了不少学生的关注。除了

    这些活动外，我偶尔也在午休后掷手球、对着学校的木制后墙打网球以

    及玩“抓球”游戏[11]。在我拿到球，被一群比我大的孩子追着跑的时候，他们很难抓到我。部分原因是平时大量的自行车骑行让我的运动能力过

    人；另一部分原因是，被抓到后粗暴的夺球过程迫使我加快逃跑的步

    伐。

    除非情况特殊，我会平等地对待每个遇到的人，相应地，我也期望

    获得和他人一样的尊重。但是，很多“圈内人”认为他们和他们的小群体

    理应受到其他所有人的特殊关照，所以他们经常利用自己的资格和地

    位，排挤、忽视“圈外人”。

    我和“圈内人”的冲突源于我在九年级的体育课上拿的是B。我吃惊

    地发现，这门和学业完全无关的课程成绩竟然也被列入申请大学时的参

    考项之一。进一步的调查显示，在体育课上拿A的都是打橄榄球和参加

    田径运动的学生，而参加其他运动的，比如我，就只能拿B、C或者更

    差的成绩。尽管我在同龄人中运动能力很强，但毕竟无法和比我年长一

    岁半的学生相提并论，所以田径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而我对橄榄球又

    毫无兴趣。我该怎么办？

    杰克先生鼓励我去上网球课，进而参选学校网球队。网球课的所谓

    教练是一位历史老师，他对网球一无所知，每次上课都只是把大家组织

    起来然后看着我们打球。由于缺乏指导，我只能一边练习一边自学如何

    打网球。不知怎么，我最后被选入了初级球队，然后在高中的最后两年

    进入了学校高级网球队。

    学校里的一个橄榄球明星，当然他也是一个“圈内人”，曾经嘲笑(有不少“社交名流”也是这么想的)随意选拔队员的行为：“网球是一

    种娘娘腔的运动。”针对这种侮辱，我邀请这名橄榄球场上的“英雄”到

    网球场上一较高下。他打得比我预期的好得多，并且能比较稳定地把球

    打回来，所以我不断向球场两侧吊球，让他从一边跑到另一边，20分钟

    后他就筋疲力竭地退出了。

    此后不久，就在运气欠佳的化学竞赛后的春天，我对“圈内”群体愈

    加反感。受到当时1948年总统竞选(杜鲁门对杜威和华莱士)的启发，我计划就学生自治团体职位的竞选对“圈内”势力发起攻势。当时，我招

    募了十几个学生，其中包括我的挚友迪克·克莱尔和吉姆·哈特，成立

    了“学生进步委员会”。我们将目标定为让学生自治团体不再是一个空洞

    的名号，而是发挥它真正的职能——考虑全体学生的利益，组织让所有

    学生都参与进来的活动，而不只是“圈内”学生的聚会。总的竞选计划是

    列出一份竞选人名单，竞选每一个职位。竞选前的每天傍晚，我们都会

    到一个日裔学生成员家碰面，然后在他家经营的生菜农场小屋里一起商

    讨竞选策略。

    竞选前夜，我用多余的气象气球制作了两条写着“选择学生进步委

    员会”的巨幅标语升到学校里。为了固定标语，我再一次使用了做闪光

    弹恶作剧时的套索法，把气球套在够得着的树枝上。当晚，大风把气球

    吹离了原位，这使得横幅有些下垂，不过第二天，上面的标语依然清晰

    可见。

    当学生们陆续走进礼堂听竞选演讲时，我们就在人群中散发传单，解释委员会的运作方式，并标出选票上参选者的位置。这是纳博讷中学

    25年以来第一个有组织的学生政治团体。“圈内”势力被这场意料之外的

    突袭打得措手不及，一些候选人很快意识到我一定是这些事的幕后主

    使，于是他们开始在竞选演讲中攻击我。长期以来，“圈内”的“社交名

    流”一直把持着学生自治职位，享受着特别权利。改变意味着我是一个

    捣乱分子、一个激进的异端和对现状的威胁。尽管我自己以数票之差与

    学生理事会的席位失之交臂，但最后的计票结果显示，学生进步委员会

    横扫了15个席位中的13个。我的朋友迪克·克莱尔则成功当选了那年的

    学生会主席。

    46年后，当我回到纳博讷中学参加校友会时，曾经的“圈内”学生们

    看上去并没有多少改变，只是年龄更大、更成熟。高中生涯成了他们生

    活的顶点。自那以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便相继结婚并在当地继续生

    活，而对我来说，高中仅仅是生活这场大冒险的起点而已。

    1948年，我即将升入高三。那年夏天，我整个暑假都坐在加利福尼亚的沙滩上阅读小说。杰克·沙松先生给了我一份“60本最伟大的小

    说”书单，并把他个人收藏里的这些书借给我。其中大部分是美国文学

    作品，包括汤玛斯·伍尔夫、约翰·斯坦贝克、西奥多·德莱赛、约翰·多

    斯·帕索斯、厄普顿·辛克莱、辛克莱·刘易斯、欧内斯特·海明威和F. 斯

    科特·菲兹杰拉德的作品，还有一部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司汤达等外

    国名家的作品。我一边躺在海滩上任由海浪冲刷，一边思考人生的意

    义。

    那个夏天，父母还是离婚了。当时我以为这是长期的生活压力所

    致。两个人在战争中轮流上白班夜班，以此来保证总有一人能够在家照

    看一切。此外，在战争结束后的3年里，家里多住进了10名亲戚，这也

    让房子里冲突不断。

    离婚后，我的父亲就搬去了洛杉矶。在高中的最后一年里，我只能

    在每个星期日上午见到他，他驱车20英里回来，然后把车停在一个街区

    外。每当从二楼的卧室里看到他时，我就会跑出来和父亲一起待上几个

    小时，他教我开车，或是和我一起吃午饭、闲聊。那个时候，我的母亲

    则准备在我高中毕业去上大学后把房子卖掉，不过当时我对此并不知

    情。当时的情况让我相当困惑，父母也没有对离婚做出任何解释。一直

    到几年后，我才从侧面了解到，在珍珠港事件前夕，我们第一次来加利

    福尼亚的时候，母亲和当时寄宿家庭的丈夫有染，并一直保持着联系，被我父亲发现后，两人选择了离婚。

    在高中的最后一年里，我依然面临着筹措上大学的费用这一问题。

    之前我没能在化学竞赛中取得奖学金，而家里此时也没法提供任何帮

    助。虽然知道物理教师协会也会举办一个全南加州高中范围的和化学竞

    赛类似的比赛，但我并没有像化学那样深入学习物理知识，而准备的时

    间也所剩无几。我们的高中物理老师是一个体育教练，压根不知道什么

    物理知识，所以，我不得不自学。由于缺乏往年的考题指导，我只能通

    过一份很简短的比赛通告自己判断考试范围。幸而，此前我出于对无线

    电的兴趣而在电学、机械、磁学和电子方面积累的实验经验给我的理论

    学习提供了相当大的帮助。当然，在学习新知识的同时，我也在捣鼓新

    的恶作剧。

    在学习光学和天文学时，我从埃德蒙科学公司(我的气球供应商)

    那里买了一些便宜的镜片，自己组装了一只反射望远镜。在用它观测星

    空时，我注意到从二楼的卧室还能观测到半英里以外的一处山顶，晚上

    经常有年轻情侣开车到那里幽会。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弄到了一只12

    瓦的自动前灯，可以当作聚光灯或者探照灯来用。借助望远镜和前灯，我心生一计：把望远镜接在前灯上，这样能产生一束强光指向任何望远镜扫到的区域。完成这一切后，我静静地等待日落准备开始“情侣大搜

    索”。很快，透过望远镜，我看到有几辆车停在了山坡上，我随即打开

    前灯。啪!一束强光一下子照亮了这些车，里面的情侣被吓呆了，不知

    所措下仓皇逃离了现场。保险起见，我不想他们看出这束强光源自何

    处，所以每次只打开几秒钟。我又重复了几次类似的把戏，不过在意识

    到这一定破坏了别人的甜蜜时光后，我就停手了。

    物理竞赛这一重大时刻终于来临了，不过在化学竞赛后显得有些平

    淡。凭借新的超级计算尺，各种运算都不在话下。我对1 000分中的前

    860分很有自信，却再次在最后两道加起来有140分的题目上犯了难。这

    两道题不在我复习的范围内。难道我又要重蹈第四名的覆辙吗？我问自

    己：“该怎么办？”在剩下的时间里，我用了一种叫量纲分析[12]

    的方法得

    出了其中一道题的公式，暗暗希望它是正确的。然后，我尝试着解了部

    分第二题。和化学竞赛一样，物理竞赛的前15名会参加获奖晚宴。同样

    地，优胜者几乎全来自洛杉矶高中系统里的顶尖学校。但提到第一名

    时，所有人都惊呆了：这家伙从哪里来？纳博讷中学？那是什么小地方

    的职业学校吗？竞赛的分数分布也和化学竞赛相仿，只不过这次我是那

    个第一名，拿到了931分，第二名落后了五六十分。穿过那群自鸣得

    意、长期享受特权的顶尖高中的学生，我终于可以在奖学金表上随心所

    欲地挑选心仪的大学。我在加州理工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间犹豫

    不决，加州理工大学自然是我的首选，然而，虽然它提供全额奖学金，但我实在无法支付每年2 000美元的高额生活费和住宿费。加州理工所

    在的帕萨迪纳市的消费水平之高，哪怕是周边地区的费用也超出了我的

    预算范围。结论就是：我单纯地上不起加州理工。

    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则乐意提供每年300美元的奖学金。它的学

    费只有每年70美元，并且由于我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退伍老兵的后代，政

    府会另外为我的大学学费提供全额奖学金。伯克利校外的住宿费用低

    廉，如果选择学生住宿联合会提供的宿舍，价格可以更便宜，每个星期

    只要额外工作4小时就能享受每月35美元的房间。当我最终选择伯克利

    的时候，我安慰自己说，至少伯克利有相当多的女生，我可以过上丰富

    多彩的社交生活。

    除了竞赛和升学，我在高中期间还认识了霍奇先生，他对我影响很

    大。霍奇先生是一位退休的电子工程师，也是我们的邻居，他的花园里

    栽着充满亚热带风情的椰子树。西班牙式的灰泥砖瓦房和满是金鱼的池

    塘与我们的后院毗连。早在几年前，霍奇先生就注意到了我对无线电的

    兴趣。在自家后院的大树上，我搭了一个大概25英尺高的树屋——一个

    钉在粗大的水平树杈上的平台。凭借着这个平台，我能透过霍奇先生家的竹林看到他家后院里的神秘塔楼。那是一座锥形建筑，包裹着一层绿

    色沥青屋顶建筑材料，霍奇先生一度在顶上装了一架风车。有一天，霍

    奇先生邀请我到塔楼里，我们一边登上狭窄的30英尺高的中央旋转楼

    梯，一边观赏霍奇先生的收藏品，每一层都是一座各种无线电部件的宝

    库。霍奇先生让我从中挑选一样作为送给我的礼物，我选了一个精致的

    空气介质可变电容。这是时下无线电接收器和发射器中必不可少的部

    件，由数个固定间隔的金属片制成，可以通过旋钮调整另一组金属片的

    位置从而改变每片之间的距离，有了它，无线电设备就能发射或接受不

    同的频率电波。把这个部件装在我自制的无线电上，我就可以简单迅速

    地调无线电频道了。每隔几个星期，霍奇先生就会送给我他众多藏品中

    的一个来满足我的好奇心。就在我的无线电设备越来越多，而且对无线

    电的兴趣也不断增长的同时，我开始思考一些未来可能会大有用途的技

    术。

    其中一个想法是通过大脑的思维活动来开门、关门。大脑在进行思

    考的时候会产生电信号，而人的头皮部分也会相应产生微弱但是可探测

    的电流。我想到可以剃掉头发，然后在头皮上贴上电线来采集我的脑电

    波信号。我希望通过改变思考活动来产生不同的电流，然后把电流导入

    身上穿戴的无线电发射器，当安装在门上的接收器收到特定的信号时，就能带动门的开关。从理论上来说，我能够发送像莫尔斯电码那样的点

    和杠信号(或者用当下更时兴的方式：发送0和1的二进制信号)，从而

    形成各种复杂的指令形式。我未曾真的把这种小玩意做出来过，不过将

    可穿戴式电子设备和无线遥控相结合这个想法却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脑海

    中。

    有关霍奇先生的另一件事是，他帮我订阅了《科学通讯》(Science

    News-Letter)杂志(即现在的《科学新闻》杂志，Science News)，并

    且告诉了我有关西屋科学奖(Westinghouse Science Talent Search)(后

    来分别由英特尔公司和再生元制药公司主办)的事情。我们高中里没有

    任何一个人(包括教师)知道这个竞赛。在我高中的最后一年，我和全

    美的其他1 600多名高中生一起参加了1949年第八届西屋科学奖大赛。

    我从《科学通讯》杂志里获取的知识为大赛的笔试部分打下了深厚的基

    础。

    除了笔试和教师推荐信，我还需要在大赛中提交一篇科学方面的论

    文。由于没有现成的指导材料，我一开始准备到图书馆写一份有关金属

    铍的专文，但是这篇东西冗长无聊并且相当晦涩。我中途停下来，想到

    了一些自己在实验中发现的有趣话题，从中选择了几个，重新写了一篇

    论文：《一些独创的计算方法》。在论文的第一部分，我展示了如何用圆形轨道而非更精确的开普勒椭圆轨道来找出天空中行星的大致位置；

    第二部分的计算则是关于如何算出玻璃棱镜的折射率(并且以此为基础

    算出玻璃中的相对光速)的。不需要复杂精密的仪器，只用在桌面上移

    动棱镜直到棱镜的下表面变得半透明，然后用米尺和三角计算就能得出

    答案。

    我自信在笔试中表现出色，但是推荐信和论文才是评奖的关键部

    分，对此我没法给自己打分。几个星期过去了，一点消息也没有，我认

    为自己大概是名落孙山了。

    很快我就把科学奖的事情抛在脑后，直到来年春天的一天早上，我

    在门廊上发现一封电报。从没有人给家里寄过电报，我怀疑可能是什么

    很紧急的事情，于是就打开了它。

    这是西屋公司的电报，我满怀激动和震惊地读道：“恭喜!您已入

    选西屋科学奖最终40名获奖名单。”又过了几个星期，我和加州的另外

    两个获奖者一起踏上了前往华盛顿的旅途。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坐火车，整整5天的全部旅费都由主办方支付。在华盛顿，我们40个人[13]

    见到了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伊西多·艾萨克·拉比，并参观了当地一座60英寸

    大小的回旋加速器。当时，所有人在加速器室内都不可以带可磁化材

    料，因为设备的磁性实在太强了，手表、按钮甚至是皮带扣这些物件随

    时都有可能因为被设备的强磁场吸引而造成危险。

    公开展示的那晚，我们每个人都展示了一部分自己的科学实验成

    果。展示中的表现将决定40名最后优胜者的奖金排名。我展出了自制的

    无线电基站，它由一个遥控旋转天线控制。不幸的是，我们的展位上并

    不提供电源，我的现场实验计划最终变成了一堆毫无生气的电子器件。

    前十名优胜者经裁判评定，分别获得了从1 000美元到10 000美元不等的

    奖金，而我们剩下30人每人能拿到300美元。无论如何，全美顶尖大学

    的科学院系都来找到我们并向我们抛出橄榄枝。除此以外，让我印象最

    深的就是哈里·S. 杜鲁门在白宫总统办公室里亲自接见了我们。握手的

    时候，他的手相当坚实、有力，触感有些像在皮椅上涂了一点滑石粉。

    在我的整个高中生涯中，周围都没几个对物理科学感兴趣的人，所

    以我只能一边自学知识，一边自己完成实验。但我时常和挚友迪克·克

    莱尔和吉姆·哈特分享其他方面的话题。我们谈论学生政治；讨论选

    举、冷战、西欧重建和种族歧视这些国家和全球事务；也会在一起阅

    读、思考道德和哲学问题。吉姆是一个诗人、作家和动画天才，而迪克

    除了写作外，还是一个哲学家。尽管在之后的人生中我们选择了不一样

    的道路，但友谊一生未变。高中时我唯一会玩的就是国际象棋，此时我对扑克牌和赌博还一无

    所知。不过，在高中的最后一年时光里，我受到星体在轨道上运行的启

    发，曾有过一个短暂的念头，想着既然我能准确预测天体的位置，或许

    我也能预测在旋转轮盘上小球滚动的结果。有一次，杰克·沙松先生邀

    请我去家里吃晚饭，他们夫妻二人刚从拉斯维加斯旅游回来。当说到旅

    途里的经历时，他说想要在赌博上打败赌场是天方夜谭，出于青少年的

    自负，我很快回答我总有一天会做到。杰克接着说“噢，得了吧，埃

    迪”。然后我就放下了这个念头。

    但这个想法并没有就此消失，它安静地蛰伏在我的潜意识里，等待

    时机。

    [1] 战俘营中的恐怖生活在艾格尼丝·基斯的畅销书《得以生还：日军战俘营里的经历》

    (Three Came Home: A Woman’s Ordeal in a Japanese Prison Camp, 1949)中有详细描述(1985年

    纸质版，埃兰德书局，伦敦和希波克林书局，纽约)。

    [2] 1磅≈0.454千克。——编者注

    [3] 参考埃德蒙科学公司的《2000年科学与工程爱好者科学目录》(Scientific’s 2000

    Catalog fo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nthusiasts)，第31页。

    [4] 原名劳伦斯·拉里·理查德·沃尔特，是一名美国卡车司机。1982年，他坐在一张绑了45

    个直径4英尺的氦气球的折椅上，蹿升到了15 000英尺的高空，从圣佩德罗一直飞到洛杉矶国际

    机场的禁飞区。他一落地就被警察逮捕并因“无证驾驶飞行器”被罚款1 500美元。不知为何，这

    次事件在全美范围内非常有名，当时的那把休闲椅至今依然在圣地亚哥航空航天博物馆中展

    出。(“折椅拉里”，第280—281页，普吕姆，纽约。)——译者注

    [5] 参考温蒂·诺斯卡所著的《达尔文奖：在行动中进化》。(达尔文奖是一个玩笑奖。

    ——译者附注)

    [6] 照明弹，浸泡在硝酸钾溶液中然后风干的线。

    [7] 差不多50年后，我在听肯·福莱特的小说《来自圣彼得堡的男人》(The Man From St.

    Petersburg)时注意到，里面的反英雄恐怖分子制备****的配方和步骤，与我小时候在母亲

    冰箱里制作的****所用的是一样的。

    [8] 参见www.digitalcollections.lmu.educmdrefcollectionchgfaceid294。

    [9] 参见《圣经·列王纪·上》第18章44节。

    [10] 1英寸≈2.54厘米。——编者注

    [11] 一种美式儿童游戏，有点类似于捉迷藏或“抓鬼”游戏。游戏中会选出一个拿球(或者

    其他信物)的孩子，而其他孩子会尝试着夺取球，游戏以是否成功夺得球判定输赢。——译者

    注

    [12] 当时我对珀西·W. 布里奇曼的《量纲分析》(Dimensional Analysis，1922)非常熟悉

    (耶鲁大学出版社，纽黑文市，康涅狄格州)。

    [13] 2015年，我的孙女克莱尔·高尔是同一竞赛的最后300名候选人之一。当时这个奖项已

    经更名为英特尔科学奖，竞争也更加激烈。比起1949年第一名所获得的1万美元奖金，现在三名

    最终获胜者每人将会获得15万美元的奖金。第3章

    物理和数学

    1949年8月，刚满17岁的我前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深造。双亲离

    异后，母亲卖掉了住房并把12岁的弟弟寄送到了军校。此后数年间我都

    不常见到父母。这一点很像我父亲年轻时的经历——16岁就离开了祖父

    母独立生活，区别只是他选择了参军而我进入了大学。

    我在伯克利校园的南边找到了一处住所。不过在入学前，母亲已经

    花掉了我送报纸存下来的战争债券。这出乎意料的背叛让我受到了很大

    的心理打击，多年来我和她因此形同陌路。而现在我能否承担大学费用

    则成了新的未知数。入学后，我凭借奖学金、兼职和每个月从父亲那儿

    拿到的40美元生活费艰难地度过了第一学年。平均每个月不到100美元

    的生活费包括了我当时所有的花销：教材费、学费、饭钱、房租和买衣

    服的钱。每到星期天，寄宿公寓不提供饭菜，我就会去教会的开放地尽

    兴地享用免费的甜甜圈和热巧克力。

    当时，伯克利校园里有很多《军人安置法案》下的退伍军人。物

    理、化学等基础科学的课程通常开设于可容纳数百人的教室。好在任课

    教授非常优秀，课程质量都很高。那时我主修的化学课程有1 500名学

    生，这些学生被均分在4个小课堂里(每个课堂约400人)。主讲人是一

    位著名教授，教材则使用他的著作。当时他正打算修订这本书，因此提

    出每次奖励10美分给首次发现单个印刷错误的学生。我立刻开始纠错，并且很快带了一份10个印刷错误的清单来试探这位教授是否真的会付

    钱。正如他所承诺的，我收到了1美元。深受激励的我不久后又带去一

    份列有75处错误的清单。教授看上去不太高兴，很勉强地给了我7.5美

    元。几天以后，当我带着列有几百处错误的清单找他的时候，他解释说

    我找到的必须是内容错误而非印刷问题。纵然我反对如此，他依然驳回

    了我罗列的绝大部分错误。这样单方面地反悔交易，我日后在华尔街工

    作时也经常遇到，能够侥幸避免不良后果的人们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这么

    做，但这种行为背离了我对公平竞争的理解。此后，我不再向他汇报余

    下的修正。

    终于熬到期末，我在笔试和实验操作中只丢了1%的分数，在学院

    中排名第一。这也是自高中那场不幸的化学考试后，我的努力的最好回报。然而，最终成绩还包括每周分析未知样品的情况。听说有些学生会

    蓄意捣乱，偷偷换掉样本，让别人无法得到正确的结果，为此，我给自

    己检测的每份样本均做了留样，这样，即使样本被调换，我也能证明自

    己正确检测了手里的样本。在分析本学期的最后一个样本时，学院告诉

    我检测结果是错误的，但我并不认同。为证明分析结果的正确性，我申

    请重新检测自己保留的那部分样本。申请的获批与否由我们实验组的助

    教决定，然而他拒绝了。样本检测的失分让我从学院的第一掉落为第四

    名。愤怒之下，我决定在第二学期从化学系转到物理系。由此，我错过

    了学习所有生物的基本组成——有机化学(碳链化合物)的机会。

    转专业这个轻率的决定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事后看来，我非

    常庆幸自己未来的兴趣和职业都在物理和数学的领域内。而几十年后，每当我想要从有机化学中探寻一些延年益寿的点子时，都可以按照需求

    进行自学。

    尽管当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物理和数学并不如伯克利分校，我

    还是在年末转校到了洛杉矶分校。原因之一是我在伯克利分校并没有结

    交到好友，所以那里的校园看上去冰冷又令人感到孤独，而加州南部则

    让我觉得亲切又熟悉。在洛杉矶分校，亲人般的老师杰克·沙松、两位

    高中挚友迪克·克莱尔和吉姆·哈特给予了我心理支持和归属感。另一个

    转校的原因是伯克利分校的生活条件堪忧。我在第二个学期的住所是最

    便宜的学生联合公寓，我依稀记得那栋楼的名字是克罗尼公寓。作为新

    生，我被分到了最差的房间——5个人同住且临近多个出入口。人们日

    夜不断地进出，让你难以做事、无法入眠。

    最关键的是，我在加州大学系统的奖学金可以直接转到洛杉矶分

    校。一到洛杉矶，我就加入了大学联合住宿协会这个独立的学生生活组

    织。它和伯克利分校的学生联合会一样，都是全国学生合作运动的一部

    分，其中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几乎就是一个缩小版的联合国。

    这个组织当时有两栋公寓，罗宾森楼和兰德费尔楼。这两栋楼房是大萧

    条时期的赞助生捐献建造的。在我加入时，组织成员已经达到150人

    了。

    在1950年秋天，我最先认识的人之一就是薇薇安·斯尼塔。主修英

    语文学专业的她身材高挑，一头金发很是迷人，并且最重要的是她非常

    聪明。她原本就读于洛杉矶城市学院，也是大二转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

    校的。我们相识于一个提倡平等对待所有宗教信仰、种族和政治派别的

    学生社团，同时热衷写作的我们都自愿为社团编辑报纸。

    当时的不公平现象之一是整个地区没有人愿意为黑人理发。另外，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有一门讨论南北战争问题的必修课，主讲的老教授

    宣称南方蓄奴州是黑奴的乐土。这是对历史的野蛮扭曲，因此薇薇安和

    我将抨击这一观点的文章分发了数百份。那位教授愤怒地用一整堂课来

    捍卫自己的观点，并谴责这类文章的作者是匿名的懦夫。不过作者们都

    觉得没必要冒着被开除的风险当场站出来。

    和薇薇安一起编辑报纸的夜晚，我们无所不谈，很快意识到彼此有

    很多相似之处：都是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都很看重公平和公正。她对

    公平的追求可能部分源于家庭背景：她的双亲是来自匈牙利的犹太人，几个世纪里，他们整个家族都在欧洲饱受迫害，很多亲戚死在了第二次

    世界大战的集中营里，而在美国的他们至今依然需要面对反犹太主义。

    薇薇安追求公平的另一部分原因和我一样，我们确信每个人都值得拥有

    公平竞争的环境。但公平对薇薇安来说也带有一定的私人情感。她是家

    中长女，有一个比她小1岁的妹妹和一个小3岁的弟弟。很多时候，薇薇

    安觉得妹妹咄咄逼人的要求超过了她所应得的部分。而薇薇安的母亲，一方面不愿意跟小女儿纠缠，另一方面也欣赏她的“敢作敢为”，总是要

    求长女薇薇安做出让步来平息纠纷。

    薇薇安在选择约会对象上既挑剔又谨慎，而她的母亲和妹妹则非常

    乐于为她做媒，所以在这方面，她极大地考验了她俩的耐心。有一天晚

    上，在我接薇薇安去编辑报纸时，她们把她拉到一边问：“这个男孩不

    好吗？”我想她当时的回答(也确实如此)是我太小了。初次相识时，我只有18岁，她21岁，而且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成熟许多，我们彼

    此都不觉得对方是理想的约会对象。薇薇安学的是文学，虽然我主修物

    理，不过还是选修了一些她们的课程，我们渐渐成了好友。几年间，我

    们俩各自与其他人约会，渐渐地，我也不再年少。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里到处都是聪明又迷人的女生，我感觉整个女

    性世界的大门已经敞开。接触了一年不同的女生后，我终于在某天晚上

    的派对里，被一位令人惊艳的女孩子吸引，亚历山德拉是传统意义上的

    标准美女——高高的颧骨、棕色的大眼睛、时装模特般的身材、埃及艳

    后式的深褐色长发。我们立刻被对方吸引了，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不断地

    约会。亚历山德拉主修戏剧艺术专业，她在自己参演的戏剧里给我安排

    了一个有一句话的龙套角色。我大部分时间都扮演成罗马士兵站在一

    旁，心想演员的生活应该不适合我。

    我的学术生涯差点儿在大三那年结束。约会时常让我凌晨2点才到

    家，而我每天又需要花大量时间在工作和学习上，从而负担学费并赶上

    课程进度。所以我经常感到疲倦而易怒，这一点在赶早上8点的物理课

    时尤甚。那门课的教授是某著名物理学家的儿子，不过他本人却很平庸。因

    此他有种不安全感，害怕在课堂上被提问，也经常转过身去背对大家，把一沓讲义抄到黑板上，来避免和学生交流，而我们则把黑板上的内容

    再抄到笔记上。他已经这样教了好几年，而教学内容几乎没有变化。我

    觉得这么做实在是太傻了，为什么不直接把讲义发给我们，让我们提前

    预习然后带着问题来上课呢？显然，他担心有人会提出一个他无法解答

    的问题。

    课程很无聊，所以我就在课上阅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学生报纸

    《棕熊日报》。这一举动明显伤害了教授的自尊，在之后的人生经历

    中，我意识到类似的行为在人际交往里绝对是禁忌，除非你不介意多一

    个宿敌。那位教授当时十分生气，时常停止抄写板书，在我看上去完全

    沉迷于报纸时突然提问。尽管如此，我每次都能给出正确的答案，然后

    低下头继续读报。

    起初我们并没有爆发直接冲突，但是某天早上问题来了。我前一夜

    和亚历山德拉外出约会到很晚，之后又熬夜完成一份上课前截止的作业

    ——很简单但是非常冗长。当我冲下教学楼的楼梯把作业交给教授时，早上8点钟的第一声钟声刚好响起。他抬起头看着我“呵”了一声。我很

    愤怒，把作业扔到桌子上吼道：“你‘呵’是什么意思？”紧接着，我开始

    毫不客气地罗列对他教学方式的看法，全班人似乎都被我吓到了。一吐

    为快之后，我回到座位上，教室里一片安静，然后才像往常一样开始上

    课。现在想来，我总是容易被那些心胸狭隘而固执的庸才激怒，而之后

    的经历让我逐渐明白，和这些人正面冲突殊为不智。与此同时，我也慢

    慢学会了尽可能避开他们，即使无法避开，我也会避免和他们直接冲

    突。

    一个星期后，我被叫到学生处主任办公室。他告诉我，因为我的失

    态，院系里在考虑如何处分我，甚至可能考虑开除。此时正值1951年朝

    鲜战争期间，当时1S学生级别能享受延期征调，而1A级别的普通人则

    是首批征兵对象，如果我被开除，不仅我的整个学术生涯会被葬送，我

    还会丧失作为1S学生延期征调的特权，转成1A级别的话，我几乎毫无

    疑问会在数周内到军队报到。在加州，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附近地区的

    兵役已经登记到1S级的学生，那些地方仅有的一些1A级人员早在学生

    之前就已经奔赴战场，而现在轮到学生了。每星期都会有一些人从我身

    边的座位上消失。幸运的是，我的兵役登记所在地是我父亲现在生活的

    地方，那是洛杉矶市里一块有很多1A级但没什么1S级人员的区域。我

    作为学生在那里将是最后一批被征调的，这意味着只要我还在加州大学

    洛杉矶分校保留学籍，我的1S级别就会保证我不会被部队调走。我的情况被移交给学生助理主任处理。这时候，我开始明白我那不

    成熟的冲动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幸好，助理主任非常有同情心，在协

    商中我们达成了解决方案：学院不会开除我，但我要私下向那名教授道

    歉，并且被留校察看直到毕业(因此从现在开始必须表现出最好的一

    面)，以及我不能参选任何学生会的职位。最后的这条要求让我很困

    惑，直到我了解到，当时正处于“麦卡锡主义和忠诚宣言”事件背景下，院系学生处很忌讳那些政治观点独立而且直言不讳的学生，他们希望尽

    量减少学校和学生自治组织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

    在那位教授的办公室向他道歉时，我意识到自己之前的行为鲁莽而

    幼稚，真心实意地向他认错并表达了悔意。然而问题是我对他教学方式

    的评论伤害了教授的自尊，他绝不会原谅我，除非他觉得我收回了这些

    话。不过我内心的价值观和自尊驱使我拒绝奉承和说谎。我只能另辟蹊

    径，向他解释说其教学方法非常“独特”，尽管学生们可能不喜欢，但他

    们确实很难遇到类似水准的教授。我说的都是实话，只不过有很多种理

    解方式，最后他挑了我所希望的方式去理解。我离开办公室的时候，看

    见他满脸笑容，而我则变成了一个表现更好的，或者从某种方面来说，更成熟的人。

    成绩在大三一落千丈(尽管在次年有所回升)，又处于留校察看期

    的我竟然入选了荣誉学生会(Phi Beta Kappa)。我很庆幸之前那件事

    的后果没有变得更糟。如果我在做事之前能问问自己(我现在很希望当

    时这么做过)：你这么做，是想让什么事情发生？又觉得会发生什么事

    情？若我对答案无一满意，就自然不会去做了。这两个问题成了我日后

    待人处世的向导。

    亚历山德拉的父母是中上层阶级的犹太人，他们的塑料生意十分成

    功。在我拜访他们时，他们亲切而文雅，但他们对女儿有更高的期望，不愿意她嫁给一个前途渺茫又没什么信仰的穷学生。大四毕业前几个

    月，因为我年轻、稚嫩、没准备好给女孩子安全感和相守一世的承诺，我和她含泪结束了这段恋情。我因此非常消沉，索性跳过了毕业典礼，也没有向任何挚友倾诉。薇薇安虽然和亚历山德拉交情一般，不过也受

    邀参加了她的毕业派对，而我则没有被邀请。毕业后朋友们纷纷各奔东

    西了。

    不过为了庆祝拿到学位，我给自己放了为期6周的假——和朋友开

    着我那老旧便宜的小汽车前往曼哈顿。在路上，我们睡在车里，在纽约

    的4周，我们租用了一间公寓。我们过得非常简朴，大部分钱都花在了

    食物和油费上。驱车横穿北美大陆的第一天，我们在午夜时分到达了拉斯维加斯，因为要睡在车里，所以需要一个避免警察骚扰的停车点。我们幸运地找

    到了一个貌似废弃的公园并把车停在了洗手间附近。在车灯的照明下，我们脱去衣服用软管接水擦身。然后就听到了其他人的声音——很多声

    音。整个公园挤满了无家可归的人，很多还拖家带口。第二天早上我们

    才知道，这里的大部分人都在赌场里输得精光。对他们来说，最幸运的

    就是这里夏天的晚上还比较温暖。离开拉斯维加斯之前，我们冒险在一

    家赌场门口闲逛。在那儿我们遇到了3个女孩子，她们给了我们一些老

    虎机的筹码。我在玩的时候其实有些担忧，因为我毕竟没到法律规定的

    21岁，这个年纪赌博是犯法的。我及时打中了一个小奖，***铃声炸

    响，彩灯闪烁，然后价值几美元的筹码被吐到机器的托盘里。我们5人

    用这些奖金饱餐了一顿。

    这是我第一次亲临拉斯维加斯，它给我留下了矛盾而生动的印象。

    闪耀而华丽的赌场区，向世人炫耀着不劳而获的财富；这些和公园里的

    那些无家可归者，那些“梦想”阴暗面的牺牲者，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

    是一段无法摆脱的回忆：那些容易受骗的人在金光闪闪的游乐场里被引

    诱去赌一场从数学上来看必定会输的游戏。而仅有的少数赢家则会像海

    报明星般被四处宣传，吸引更多的赌徒频繁下重注而输钱，乃至破产。

    那时的我并没有意识到，未来的某一天，我会帮他们完全扭转这个局

    面。

    我和同行的那个朋友因一年前的健身经历而相识。这段故事开始于

    一天晚上，我偶然经过联合公寓后面的地下室锅炉间，听到了金属的撞

    击声。出于好奇我走了进去，发现原来是3位健硕的学生在练习举重。

    我说这运动像繁重的体力劳动，天知道有什么好处。他们和我赌一杯奶

    昔：如果我和他们每次一起锻炼1小时，每周3次，一年后我的力气就会

    翻倍。虽然我还没有孱弱到像查尔斯·阿特拉斯参演的著名广告里的人

    那样只有98磅，但我依然接受了挑战。这一年之约就结束于我去纽约前

    不久，我的力气果然超过了原来的两倍，因此我欣然献上了赌注。这也

    成为我一生坚持健身和关注健康的开端。

    旅行过后，我回归到日常工作和学习上。1953年到1954年是我研究

    生学业的第一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申请到了物理学博士的奖学金，现

    在需要做的就是弄到足够在纽约生活的钱，但是我实在没办法凑足这笔

    费用，所以只得放弃了哥伦比亚大学，继续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完成

    我的学业。第二学年的某个星期天下午，我在学习之余和另外几位同学

    到联合公寓的餐厅喝茶，正巧遇到一些去过拉斯维加斯的学生在解释为

    何没有人能够打败那里的赌场。这个结论是那些学生的一致看法，也是全世界在总结了几代赌徒的惨痛教训之后达成的共识。

    倍注赌博系统，也叫加倍系统，是众多由赌徒们设计出来的想赢过

    庄家的策略之一。它经常被用于均等概率结果的轮盘游戏中，比如红、黑格子数量相等的轮盘赌。标准的美式轮盘[1]

    有18个红色数字、18个黑

    色数字和两个绿色数字，总共38个数字格。因为是均等概率的结果，所

    以你押在红色或者黑色数字上的数学期望都是平均每转38次，你能嬴18

    次，输20次，净亏2次。如果想要克服概率上的劣势，你可以先赌1美元

    (假设下注于红色数字)。每次输掉后就在下一盘把赌注加倍。最终你

    肯定会赢一次，红色数字总会在某个时间出现，这样你赢的钱就会弥补

    所有之前输掉的钱外加1美元盈利。然后再从1美元开始重复整个过程，嬴的时候再获利1美元。这样做唯一的问题是，在很多次加倍之后，赌

    注可能会大到你无力承担或超出赌场规定。

    鉴于赌博有无数种可能出现的结果，想通过试错来寻找有效策略是

    不可能的。而从数学的角度来看，用枚举法逐个分析每种组合的结果也

    是痴人说梦，因为在无穷多种结果中，总会有新的结果需要被分析。好

    在数学理论的伟大贡献是：每条定理都适用于无穷多结果的特定系统 [2]。通常来说，改变赌注大小的策略根本无法削弱赌场本身的优势。

    回想起高中时预测轮盘转动的主意，我一边喝茶一边和其他学生争

    论：尽管所有概率优势都倾向于赌场，但你依然可以打败轮盘赌。基于

    这6年学到的物理学知识，我指出小球会在摩擦力的影响下逐渐减慢其

    在圆形轨道上的速度，叠加重力作用后，它最终会向轮盘中心做螺旋下

    降运动，在此过程中，可以利用公式计算小球的位置。而轮盘转动的方

    向和小球螺旋下降的运动方向虽然相反，但轮盘的位置可以通过另一个

    公式进行测算。不过随机且不规则的因素(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称之为噪

    声)会影响这些公式的预测水平。保守的观点认为，这些噪声足以改变

    整个系统的预测结果，但我对此存疑并决定找出答案。

    幸运的是，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几百年前著名数学家亨利·庞加莱已

    经从物理学上“证明”了预测轮盘结果是不可行的。他的证明很合理，在

    预测小球的最终位置上只假设了一些适当的随机因素。

    当时我已经完成了博士学位所需的全部课程并且通过了笔试。在史

    蒂夫·莫斯科夫斯基教授的指导下，我正在征服通往博士学位的最后关

    卡——完成论文并通过答辩，论文的内容(原创的研究工作)是关于原

    子核的层状结构的。但要完成这些量子力学的复杂计算，我需要补充很

    多数学知识。在那个年代，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物理系对学生的数学方

    面要求并不高，我在这方面的背景知识严重匮乏。而量子力学又和高等数学紧密相连，我发现在完成论文的过程中，所需的数学课程多到可以

    让我获得数学博士的学位。于是，我面临一个很有诱惑的选择——是否

    用比拿到物理学博士更少或与之差不多的时间转而取得数学博士学位，毕竟当时取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物理学博士学位通常需要10年或者

    更久。

    专注于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的我不知不觉间已经很少联系薇薇安，也疏远了其他朋友。有一次，薇薇安给我寄了一张圣诞贺卡，写着“千

    万别这么见外”。于是我和她打了电话，几周后，我们将第一次约会的

    地点选在了好莱坞的一家艺术剧场里，我们一起欣赏了让·雷诺阿导演

    的影片《河流》。尽管这部电影好评如潮，但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感觉

    冗长乏味。离开剧场时，我们都感觉今天的约会可能是一场灾难。好

    在，在之后的消夜时光里，我们俩找回了曾经的友谊，还有一些新的感

    觉在心底萌发。当时我们已经有了充足的约会经验，意识到彼此是多么

    般配。就像薇薇安最爱的一本简·奥斯汀的小说里所写的——“我们最后

    终于认识到，我们想要生活在一起”。我很幸运，纵然家里催促她结婚

    的压力很大，对另一半抱着宁缺毋滥想法的薇薇安依然单身。

    我们有许多共同点：热衷于阅读并且喜爱各种节目、电影和音乐；

    很想要孩子，也商量好了如何培养——教给他们所有想学的、教会他们

    思考而不是简单地接受专家和权威灌输的观念、鼓励他们选择自己的生

    活方式；性格上都有些内向，而我更明显些；都向往着学术生涯——和

    各种受到良好教育的聪明人打交道、教学、研究或旅行。我们很有可能

    不会很富有，但是能衣食无忧。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生活——

    与家人、朋友、同事和其他人分享时光。

    我们有很多共性，也有不少相异之处。相较于数学和科学，薇薇安

    更喜欢文学、交际、心理学、艺术和戏剧。她有科学家般的清晰而有逻

    辑的思考方式，并将之运用于日常交际，我对自然界有合理而科学的理

    解方式。因而薇薇安能帮助我理解人际交往，我教她客观事物的原理，她则教我如何与人相处。

    薇薇安的双亲——阿尔伯特和阿黛尔·斯尼塔相识于20世纪20年代

    的纽约。作为犹太移民，他们在美国既没有钱，也没受到过多少教育，但他们在这个陌生的国度努力工作，最终在生意上获得成功并跻身中产

    阶级。他们在几十年间帮助了不少来美国的亲戚，包括双方的父母以及

    10多位兄弟姐妹和他们的子女。薇薇安是她那庞大家族中的第一个大学

    毕业生，现在她将打破另一个传统，和非犹太信仰的人结婚。幸好，她

    的父母并不在意这一点。阿尔伯特和阿黛尔对我很是热情，也乐意接受我成为家庭成员。有

    天晚上，我还闹出了个笑话。阿黛尔是一位传奇的厨师，她那天晚上做

    了一大份俄式甜菜汤配酸奶油、炖鸡肉辣椒、卷心菜和土豆烙饼配酸奶

    油等。在学生联合公寓生活了那么多年，那里的终极大餐不过是有奇怪

    甜味的马肉和作为餐后甜点的罐头桃子。在薇薇安家的这份大餐面前我

    比往常更饿了。阿黛尔客气地问我要不要再来一些，而挣扎于礼貌和美

    味之间的我大部分时候都在回答“好的”。就在我觉得晚餐即将结束的时

    候，阿黛尔端上了一大盘我从没见过的，叫作芝士薄卷饼的东西。我吃

    了两份，然后等着，毫无疑问阿黛尔又端上来两份，之后又是两份，再

    两份……我最终大概吃了二十来份，几乎吃光了她们家所有的薄卷饼。

    同年6月，我拿到了物理学硕士学位，此后不久便向薇薇安求婚，她也欣然接受。薇薇安的父母愿意接受一个可能永远只能挣学术工资的

    穷女婿。我们同意了举办犹太式婚礼这个他们的唯一要求。不过新问题

    来了：哪位犹太教教士愿意主持我们的婚礼呢？最终，我们找到了人

    选：一位名叫威廉·克莱默的革新派犹太教教士。他5年前曾是美国参议

    院的专职牧师，在1960年主持了黑人明星山姆·戴维斯二世和瑞典女演

    员梅·布里特的婚礼，这场婚礼在政治上非常敏感，激怒了美国的保守

    派，致使肯尼迪总统亲自要求他们等到大选之后再举办婚礼(虽然他们

    并没有照办)。

    戴维斯在几年前的车祸中失去了一只眼睛，他后来也皈依了犹太

    教。有一天在打高尔夫的时候，杰克·本尼问他：“你是什么地方有残

    疾？”戴维斯回了一句很著名的话：“我的残疾吗？我只是一个独眼的犹

    太黑鬼罢了[3]。”

    几十年过后，还是克莱默教士为我的女儿们主持婚礼。他在前两桩

    婚礼上说道：“我很喜欢重复劳动，但请不要让我再等34年。”

    婚礼很顺利，除了我邀请的一位敬爱的高中老师不断大声重复

    说：“我早就知道他一定会娶犹太人!”(他用了意第绪语中形容同地区

    犹太同胞的一个词。)还好，亲戚长辈们都装聋作哑，一切都很平静。

    好在岳父母没有注意到我带去的家当：把手坏掉的手提箱，塞得满

    满的破旧衣物。因为常常混洗，衣服都变成了洗碗剂般的灰色，勉强能

    看出一点紫色、浅褐色和黄色。几年前，我和室友拼凑了40美元，买了

    一件哈里斯毛料的夹克衫，我们俩轮流穿着它去约会。如今他把属于他

    的那一半夹克衫送给我当结婚礼物。不过我倒是有好几箱要放在架子

    (临时准备的书架是用厚木板分隔开的混凝土格子)上的书籍，这是那

    个时代学生的标配。1956年1月我们结婚后，我开始研习数学学位的课程。薇薇安支持

    我的这次大胆赌博——跳过高等数学的背景知识课程直接进入博士论

    题，尽最大可能来填补课程知识的空缺。然而到了夏天，薇薇安努力工

    作还是不够负担家庭的支出，我们迫切需要额外的收入。汤姆·斯科特

    是工程学专业的学生，也是我在学生公寓时认识的朋友，他告诉我全国

    现金出纳机公司正在招聘员工。我填好表格，通过了面试，发现工资竟

    然有每周95美元(乘以8即2016年的美元购买力)!工作内容是教授公

    司员工们高等现代代数，而且可以自定教材。我选取了数学教育的经典

    课本——伯克霍夫和麦克莱恩的《现代代数论》(A Survey of Modern

    Algebra)。每次我都是先自学书上的内容，然后第二天再讲授给公司

    员工。

    一次，汤姆·斯科特在美国全国现金出纳机公司的一位女性朋友邀

    请薇薇安和我去参加派对。她向我们介绍了坐着敲小手鼓的男朋友理查

    德·费曼。他当时38岁，是加州理工学院最负盛名的物理学家之一。费

    曼因获得诺贝尔奖以及通过冰水和橡皮圈[4]

    解释挑战者号7名宇航员丧生

    的悲剧而闻名全国。

    我曾听闻费曼和拉斯维加斯轮盘赌的趣闻：他看到一位男子在轮盘

    赌上下注5美元，便告诉他和赌场赌博必输无疑，并且愿意充当赌场的

    角色互相赌一把。然后他们两位就一圈又一圈地玩轮盘，每次转轮盘前

    男子都会下注于“红色”或者“黑色”，如果中了，费曼就付钱给他，如果

    没中他就要给费曼钱。尽管这名赌徒明显处于不利地位，他还是赢了80

    美元，然后费曼退出了赌局。虽然扮演庄家角色的费曼最终一定会赢过

    那名赌徒，但他不愿意承担更大的风险。费曼就像是个只有80美元资金

    链的赌场，任何运气好点儿的玩家都能轻松赢光他的钱。如果这个故事

    是真实的，那么上至世界上最伟大的物理学家都没有意识到他需要一条

    坚韧得多的资金链来覆盖所承担的风险。理解并正确处理风险和回报之

    间的平衡对于所有赌徒和投资者而言都是最基础的挑战，但人们对此的

    理解都很糟糕。

    如果世界上有人知道能否从物理学的角度预测轮盘赌结果，那么那

    个人一定是理查德·费曼。我在聚会上问他：“有没有打败轮盘赌的方

    法？”当他回答没有的时候，我松了一口气继而干劲满满。这说明迄今

    为止，还没人解出我认为可以解出的问题。受此激励，我开始了一系列

    的实验。

    婚后不久的某个晚上，薇薇安的父母前来与我们共进晚餐，不过我

    没参加。不久之后，他们就发现我在卧室里摆弄着一个可笑的V形木制

    槽轨。轨道的一边高于地板，我在翘起端的标记处放下弹珠，让它自由滚落到地板，并记录每次停下的位置。我告诉他们这是用于预测轮盘赌

    结果的实验。这个奇怪的机械装置和轮盘赌有什么联系呢？想象一下把

    轮盘上的圆形轨迹展开，它就变成了一条“直线”，然后把这条轨迹旋转

    一下就变成了“低谷”的形状。现在抬高这条轨迹的一端并在固定高

    度“放下”一颗弹珠(轮盘赌里的小球)，弹珠下落时获得的速度就是轮

    盘赌里滚小球时“推”的那一下，只不过现在是用重力让它滚动而不是用

    手。弹珠因为摩擦力在滚过地板时逐渐变慢的过程就相当于轮盘里小球

    绕圈滚动逐渐变慢一样。我想探求预测弹珠停下位置的精度。这个粗糙

    的实验所得出的结果令我鼓舞，但对岳父母来说似乎不是这样。他们希

    望自己的女儿能嫁给医生或者律师那样的女婿。而现在他们在思考：这

    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婿？

    差不多一年后，我的一个富有的、年岁比较大的学生在得知我的这

    个兴趣后，送给我一个崭新的1∶2的轮盘复制品。在薇薇安的帮助下，我用这个轮盘拍摄了旋转小球的运动录像，每段录像都用精度达1100

    秒的秒表来精确控制每一帧的时间。预测的结果并不是非常准确，但是

    轮盘和小球有很多缺陷，如果赌场的轮盘上——正如我所期望的那样

    ——没有这些缺陷的话，预测就能让我赢得赌注。薇薇安对我的轮盘实

    验有着异乎寻常的耐心，即使她认为这些实验占用了我本该用来完成博

    士论文然后去找一份全职工作的时间。但对我来说，就像小时候一样，这些实验就是科学游戏。其他人可能通过看书和看电影来放松，我就很

    享受这些实验的乐趣。显然靠这赚不到大钱，真正吸引我的是完成别人

    认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用打趣一点儿的话来说就是——单纯的把问题

    解决带来的乐趣。

    当轮盘实验在零零散散的空闲中缓缓推进时，我开始集中精力完成

    数学博士论文。我很幸运地在一开始就选择了安格斯·泰勒做我的指导

    教授，他既是一位天才数学家，也是一个很有天赋的老师。他和舍伍德

    合著的《微积分》(Calculus)自1942年出版起就被广泛使用。我第一

    次知道他是在高等微积分课上，之后我又成了这门课的阅卷人(批改作

    业和考试)。泰勒待人真诚直率，是个眼睛炯炯有神的苏格兰人，上课

    思路清晰，能恰到好处地平衡理论、实例和问题，简直是课堂典范。

    之后我向数学系申请助教职位，三位教授给我写了推荐信。几天后

    我在从院系助理那里借材料时，发现推荐信也碰巧在材料袋里。其中的

    两封信对我极尽赞扬，但泰勒的那封推荐信则写得很谨慎。他提到我让

    他彻底满意时总会多花一点儿时间，之后又加了一句尽管我的思考速度

    很快，但想法并不总是完全准确。我告诉薇薇安，我现在有些担心不一

    定能拿到这个职位了。在院系主席最后面试我时他告诉我，前两封推荐信都很不错，我的

    履历也非常优秀，但是泰勒教授的那第三封推荐信将最终决定是否要给

    予我助教这个职位。我心里一沉，不过他紧接着说，泰勒极少会给学生

    写一封满口称赞的推荐信——如果他曾经写过的话。我立刻想到了父亲

    ——为人很好但也吝啬赞扬：当我考了99分的时候，他会问为什么没考

    到100分。在泰勒教授的栽培下，我提前完成了博士论文，但没能赶上

    申请1958年春季的博士后。

    在我四处寻找工作的一年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数学系依然为我

    保留着讲师的职位。同年冬天，为了研究真实的赌场轮盘——当然，这

    只是部分原因，薇薇安和我在拉斯维加斯度过了圣诞假期。在那里，我

    仔细研究了好几个赌场轮盘，发现这些轮盘大多保养得很好，并没有明

    显的缺陷(至少从一定距离外看上去是这样的)。这些赌场轮盘使我更

    加确信物理预测是完全可能的，而我要做的就是找到一个等比例的轮盘

    和更好的实验器材。

    [1] 欧式轮盘只有一格绿色数字，并且在概率上有所提高，如果小球最后停在绿色的数字

    上，下注在红色或者黑色数字上的玩家只会输一半的赌注。

    [2] 一个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平面几何的毕达哥拉斯定理。其内容为：一个直角三角形，其

    两条直角边的平方和等于第三条边的平方。比如，一个三边长为3、4、5的三角形是一个直角三

    角形，同时32

    +42

    =52；另一个例子是，52

    +122

    =132

    也是一个直角三角形。这样的直角三角形有无

    数多个，我们每次能检验一个三角形，但永远无法结束。但定理一次性概括了所有的三角形。

    [3] 这句话在当年非常有名，山姆把“只有一只眼睛”、“犹太”和“黑人”三者并称为“残

    疾”，以讽刺当时种族歧视的状况。

    [4] 费曼把和挑战者号上材料相同的一条橡皮圈放在冰水里以模仿挑战者号发射后高空的

    低温环境，橡皮圈冷却下来以后变得非常脆并且易碎，就像在挑战者号上那样很容易脱落。费

    曼在他的《费曼经典力学》(Classic Feynman，2006，拉夫·雷顿编辑，诺顿，纽约)一书中也

    讲述了这个故事。第4章

    拉斯维加斯

    薇 薇安和我之所以选择去拉斯维加斯过圣诞，仅仅是出于成本的考

    量。当地政府为了吸引更多赌客，已经将拉斯维加斯转型成比其他地方

    更为廉价的度假区。对于当时年仅26岁、只有数学博士学位的我来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工资实在是杯水车薪，实在不足以让我在拉斯维

    加斯的赌场里肆意挥霍。除了囊中羞涩，不去赌博也是我自身理智的判

    断：一直以来，我认为最有把握的致富方法，就是只在自己赢面大的事

    情上下注——无论是在赌场里，还是在投资领域。即使是在做了50多年

    投资经理后的今天，我也仍然坚信这一点。我从未听闻有人能够战胜赌

    场，因此在*******一直不是我假期的优先选项。

    1958年的我是完全无法想象这座城市今日繁华的景象的：金碧辉煌

    的豪华酒店接二连三地出现；林立的高楼前车水马龙，不分昼夜。过去

    那些传奇赌场现已无迹可寻，比如沙滩赌场(the Sands)、沙丘赌场

    (Dunes)、里维埃拉(Riviera)等；那种暴徒掠夺现金式的赌场作

    坊，也被市值几十亿美元的上市公司所取代。那时候，赌城的高速公路

    远不如现在拥堵，公路两侧只是零星散落着十几家只有一层楼高的“一

    体化酒店赌场”。酒店彼此相隔百码有余，放眼望去只有漫漫黄沙和野

    草。

    在我们出发去拉斯维加斯之前，同事罗伯特·索舒弗雷教授向我介

    绍了一种玩21点的新策略[1]

    ，据说能取得所有赌场游戏中最高的玩家胜

    率优势(最低的庄家优势)。玩家胜率排在第二的是一种叫***的游

    戏，庄家的优势只有1.06%；再次是掷骰子，有时候庄家的优势可能降

    至1.41%。而这种新的21点策略能够把庄家的优势压低到0.62%，几乎可

    以算作完全公平的赌博了。所以我决定花上几美元来体验一下。这个新

    策略是4位数学家在参军时设计出来的，涵盖了玩家可能会遇到的几百

    种决策。我将它的核心原理浓缩到一张巴掌大的卡片上。在此之前，我

    唯一的赌博经历仅仅是向***里扔几个硬币。

    入住酒店后，我们直奔赌场。在密密麻麻的酒徒、烟民和***之

    中，我找到了两排玩21点的赌桌。这两排桌子分列在走道两侧，中间放置着各种筹码和多余的卡牌，服务员站在桌边给玩家和看客供应鸡尾

    酒，赌场的管理员则监视着这里发生的一切。当时还只是下午，赌桌大

    多没有坐满。我找了一个位置，把所有的筹码——10个银色硬币——放

    在赌注栏里。这一把我并不期望赢钱，毕竟庄家仍有微小的优势。而且

    作为新手，我只希望收获一些赌桌经验，例如帮助我之后设计准确预测

    轮盘赌的方法。当时我对赌场的历史、运作方式等几乎一无所知，这么

    干就像一个只看过一眼食谱却从未进入过厨房的人，大言不惭地想要做

    菜。

    我准备玩的21点又称“黑杰克”，游戏规则基本上和1601年塞坦提斯

    的一本小说中记载的西班牙21点游戏无异。在18世纪中期的欧洲赌博热

    潮之中，法国人叫它“Vingt-et-un”。20世纪这一游戏进入美国游戏体系

    后，一些特殊的牌型有时会被给予额外的奖励，比如当玩家的前两张牌

    是黑桃A和J时，可以赢得10倍的赌注。虽然这个额外奖励的设计很快就

    被取消了，但是“21点”的名字却沿用至今，并且能任意组成21点的牌型

    ——1张A加上1张面值为10的扑克牌(10、J、Q、K)，现在也都被称

    作“21点”(黑杰克)。

    庄家会根据下注情况给每个人发两张牌，同时也给自己发两张。不

    过庄家的第一张牌是正面朝上的明牌，另一张是背面朝上的暗牌，暗牌

    放在明牌的下面。然后他会从左开始，依次询问每位玩家是否要加牌。

    不论是庄家还是玩家，赌博的目标都是尽可能地让手头的扑克牌点

    数接近21，但不要超过21。一旦超过21点就会立即被视为爆牌而输掉赌

    局。不同牌的点数计算为：A既可以算作1点也可以算作11点；10、J、Q和K都算作10点；其他牌(2到9)的点数等于其面值。庄家必须一直

    要牌直到他手中的牌总和不小于17，此后，庄家便不能再要牌。而玩家

    可以任意选择要牌与否。庄家的赢面在于玩家先承担爆牌的风险，一旦

    爆牌即刻输掉。即使庄家的牌最后也超过了21点(即理论上的平局局

    面)，也仍然算玩家输掉该局。因此复制庄家策略的玩家会有6%的劣

    势。

    但同时，庄家有固定的要牌规则，而玩家没有。这种不对称性选择

    给予了玩家更多玩法，让玩家有机会左右局势。其中一种选择是，如果

    玩家最早拿到的两张牌点数相同，比如一对9(9，9)，那么玩家有权

    利选择将两张9拆开，再在拆开的第二张牌上等额下注。如此一来，玩

    家相当于同时玩两手牌。但不是所有的对子都应该拆开：如果是一对

    8，那么拆开的结果一般都很好，而如果是一对点数为10的牌，拆开反

    而不理智。玩家的另一种选择是给赌注翻倍，即在开始时拿到的两张手

    牌的基础上，仅仅多要一张。这叫作翻倍(doubling down)。不同于庄家的是，玩家可以自由选择是否继续要牌。

    我入局时，赌桌上的玩家一直在输钱。我有点儿担心：如果在游戏

    中参考手中的卡片，会不会被踢出局？庄家会不会禁止我看卡片？事实

    证明，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真正需要担心的是会被嘲笑。当我不时因

    为看卡片而耽误进度时，庄家会施舍般地给我一些“有用的”建议，还不

    时地跟周围的看客表示他在和一个从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佬玩。旁观的人

    看着我不合常规的赌法窃笑：有谁会在庄家明牌是A的情况下，拆开一

    对8来使自己输钱的风险翻番呢？是怎样愚蠢的人会在庄家的明牌只有

    4、手牌总和是12的情况下就停止要牌呢？看上去我那10个银色硬币很

    快就会全部输光。事实又会如何呢？

    我无视周遭的干扰，不慌不忙地冷静分析，成功地保持着手中的筹

    码不增不减。开局时我拿到了一张A和一张2，既然A可以作为1或者

    11，我的总和现在就是3或者13。然后我抽到了一张2，紧接着一张3。

    现在手牌变成了A、2、2和3，所以总和是8或者18。而庄家的明牌是

    9，有可能另一张牌点数为10，所以庄家的总和是19。一般来说，这种

    情况下，手牌点数为18已经很不错了。一般的玩家会认为只有傻瓜才会

    冒着破坏现有牌型的风险继续要牌。但是手中的策略表告诉我应该再要

    一张，我也选择遵从卡片的建议。随着愉悦的围观人群中传来一阵啧啧

    声，我拿到了一张6。那目前我手中的A必须要算作1，总和变为14。“他

    活该!”一个旁观者说道。我的第六张牌拿到了一张A，使总和变为了

    15。“你活该爆牌!”另一个旁观者嘟囔着。然后我拿到了我的第七张

    牌。是一张6!所以我现在有A、2、2、3、6、A、6，总和为21。这局

    面出现的概率真的非常小。

    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几个看客说我能赢得25美元的额外奖励。但是

    庄家并不同意，因为这个规则只有在里诺(Reno)等少数几个地方才

    有。虽然并未听说过这样的规则，不过有趣的看客们都留下了我放弃18

    是因为预见能要牌要到21的印象。谁知道呢？他们应该付钱给我，不过

    当然不可能。只是之前那些幸灾乐祸的旁观者的态度马上变成了关心、尊敬，甚至有点敬畏[2]。

    15分钟后，我在输掉了手中的大部分钱(8.5美元)后退出了。薇

    薇安很惊愕我会沉迷于21点，虽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沉迷。但是那天之

    后，赌桌旁笼罩的无知和迷信使我明白，即使是优秀的玩家也并不理解

    这个游戏背后的数学原理。于是我回到家中，想要寻找一种能够获胜的

    方法。

    如果我知道更多的关于赌博的历史，以及多少个世纪以来对赌博游戏的数学分析，我可能不能“攻下”21点。任何见证了拉斯维加斯盛况和

    赌博业繁荣的人都明白，这繁荣把博彩业和赌场带进了美国的大部分土

    地，代价就是人们每年都在输数以十亿计的美元。对于大部分的赌博游

    戏来说，数学家已经证明了降低庄家的胜率是不可能的。一代代的赌徒

    都试图寻找这种不可能的办法。玩家对久赌必输的必然性感到困惑，因

    为每隔一段时间，总有人会成为幸运儿获利。

    这适用于所有能够计算胜率，而且每次结果相互独立的赌博。在不

    借用预测工具的情况下，抛硬币、掷骰子、基诺、轮盘赌和财富轮都是

    很好的例子。而赛马和股票则不同，因为你无法计算概率，并且其他玩

    家的下注行为会影响你的收益。

    一直以来人们都确信赌场一定能从长期的赌博中获利，因为如果有

    人能够攻克21点，赌场会选择改变游戏规则或者放弃这项游戏。但是这

    两者从未发生过。鉴于我能够成功地预测轮盘赌，我并不准备接受这些

    关于21点的言论，反而觉得自己应该去探寻对玩家有利的系统性方法是

    否存在。

    [1] 参见：鲍德温(Baldwin)，et al(1956)：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0308521X77900208。

    [2] 关于21点的详细规则和有关这段经历的原始记录，详见《击败庄家》(Beat the

    Dealer)一书。第5章

    征服21点

    涉 足21点并非为钱。虽然这肯定能赚到外快，不过我和妻子薇薇安已

    经习惯于朴素的学术生涯。21点的魅力在于，只要单纯地坐下来思考，就能想出获胜之道，而且强烈的好奇心也驱使我探索未知的赌博世界。

    从拉斯维加斯回来后，我立即来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图书馆，从数理统计专区里挑选出研究赌博策略的书籍，迫不及待地进行研究。

    学界认为赌博的获胜策略是不存在的，但是作为数学家的我不知道原因

    何在。可以确定的是，概率论在400多年前人们研究概率游戏时出现了

    雏形。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寻求获胜策略的尝试大大加速了概率论的

    发展，最后人们终于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赌博的获胜策略是不存在

    的。不过我还是老样子——只接受经过自己检验的结论。

    在满脑子都是方程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发现了获胜策略，而

    且能够证明它的存在。我从赌场惯用假设开始推理：每张牌被分发的概

    率是均等的。这将使得21点里赌场的胜率仅仅比玩家高0.62%(也是所

    有赌博中双方胜率最接近的差值)。但我认为，随着赌局的进行，每张

    牌出现的概率实际上都取决于它在牌堆里的数量。因此双方的胜率差异

    会随着赌局的进行而变化，时而倾向赌场，时而倾向玩家。那么，玩家

    就可以相应地投注。根据高等数学课程[1]

    中的理论，我相信玩家的胜率

    优势会经常出现，而且也确实有些玩家在赌桌上精炼并运用这些信息。

    我决定从排除玩过的牌入手，快速计算最佳策略的胜率，并且在有

    利时多下注，不利时少下注。赌场可能赢走小赌注，但是我会赢得大赌

    注。如果在胜率明显时敢于下足够的赌注，那我就能将优势保持到最

    后。

    离开图书馆后，我在家继续思考获胜策略的后续步骤，还写信给罗

    杰·鲍德温(21点研究文献的四位作者之一)，询问他计算的详细过

    程，并表示我希望延伸21点的研究分析。几周后，他慷慨地把计算原稿

    都寄给了我。这满满当当两大箱的数千页实验手稿是作者们在服役闲暇

    里，用台式计算器运算的计算过程。1959年春，在努力完成加州大学洛

    杉矶分校的教学要求和科研任务的同时，我终于掌握了21点分析的各个细节，兴奋地加快了获胜策略中海量计算的步伐。

    在不知道哪些牌已经玩过时，鲍德温的策略无疑是最佳的。他们的

    博弈策略基于只使用单副牌的21点规则(不过这是当时内华达州唯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