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牛史.晚清篇谭伯牛著.—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8.8

    ISBN 978-7-5139-1948-7

    Ⅰ.①牛… Ⅱ.①谭… Ⅲ.①中国历史-清后期-通俗

    读物 Ⅳ.①K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25340号

    牛史·晚清篇

    NIUSHI WANQING PIAN

    出 版 人 李声笑

    著 者 谭伯牛

    出 品 人 一 航

    出版统筹 康天毅 李 丹

    责任编辑 郭长岭

    特约编辑 何宙樯 李 丹

    封面设计 壹 诺

    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 (010)59417747 59419778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中路10号望海楼E座7层邮 编 100142

    印 刷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1月第2次印刷

    开 本 700mm×980mm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206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139-1948-7

    定 价 48.00元

    注：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目 录

    第一卷 万马齐喑 1851—1872

    世态·一

    广州共治话汉奸

    广东“流亡政府”的“恐怖主义”

    大英帝国的老朋友

    磕头这种病(一)

    磕头这种病(二)

    曾文正遇上武歪公

    暗而难知穆彰阿

    军机处里偷金印

    为琦善点个赞

    “党援”肃顺

    畅销书作家汤鹏

    奇人钱江

    吾家就是翰林院

    想赚三千两

    “天下第一”周沐润

    侗愿而坚邹汉勋

    小庙拿神陆秉枢

    花国状元江若兰

    天国臆想集

    太平兵法

    谜之女馆

    太平军里的“湘军”

    湘军众生相“专业鉴人师”陈士杰

    重情重义大师兄

    桃花晚景李士棻

    彭玉麟的婚外恋

    胡林翼的“办公室政治”

    大丈夫能哭能升

    主角与配角

    毕竟战功谁第一

    脸谱·曾国藩

    曾国藩的书单

    曾文正公吐槽录

    中堂大人真有“皇帝梦”？

    老曾的痞子腔

    重婚罪

    难言之隐

    脸谱·咸丰

    谁要跟朕抢骨头？

    “且乐道人”与地行仙

    皇帝策划的“被捐款”

    第二卷 一江春水 1873—1895

    世态·二

    记名提督王总兵

    浊世清心杨昌浚

    官界佛子李瀚章

    曾侯爵的英文名

    郭嵩焘的性格与命运

    两个文青的吐槽记忆

    与人斗，天变不足畏栗大王的“恩太太”

    黄粱一梦“真人秀”

    圆明园外那个走衰运的李老板

    从太监到“权奸”

    河东狮吼汪士铎

    郭嵩焘离婚未遂案

    “情场网红”王闿运

    总督与巡抚的“宫斗解密”

    脸谱·左宗棠

    左宗棠的“美容”事故

    骂出个未来

    军机处的大话痨

    左相大事不糊涂

    左三爹轶事

    脸谱·李鸿章

    李鸿章代笔事件

    中堂的主考梦

    君子动口又动手

    小李那鲜为人知的B面

    第三卷 直捣黄龙 1896—1911

    世态·三

    张之洞的“难言之隐”

    杨夫子的那些荒唐事

    父母违制 老公非礼

    社交魔鬼

    自学而成的理工男

    可比古人黄天霸

    一篇小说引发的绯色事件可怜谢道韫

    扇你一巴掌(一)

    扇你一巴掌(二)

    汪兆铭的明媚与深沉(一)

    汪兆铭的明媚与深沉(二)

    多活了一百零五天

    张荫麟的幸与不幸

    革命中的传媒话术

    脸谱·光绪

    光绪为何着急？

    载湉的最后一日

    第四卷 番外

    赫德，行走在广州

    关于磕头的原罪解读

    日本间谍“洗白录”

    十三行里的“老朋友”

    “美人”小白的激荡人生

    火烧圆明园第一卷

    万马齐喑

    1851—1872

    国难初兴，哀鸿遍野，此亦英豪辈出的时代‖世态·一‖

    广州共治话汉奸

    叶名琛无好名声

    咸丰八年(1858年)的广州，已非清廷控制的广州，而是

    外国“代管”的广州。

    广州是中英《南京条约》划定的“通商口岸”，但是，这份

    条约的中、英文本有个显著的区别。中文本允许一般英国人居

    住“港口”，只有官员才能进驻“城邑”；而英文本则谓不论官

    民，凡为英国人均得入住“城邑”，也就是说，任何英国人皆有

    权进入广州长期居住。同时，法、美等国也签订了类似条约，其

    国人亦有权在广州长期居住。由于文本差异，清方与外国长期争

    论不已，最终演变为一场战争—此亦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一部

    分。

    咸丰七年(1857年)十一月十四日，“广州这座高二丈三

    尺宽一丈八尺周长十九里多的华南名城，只经过一天多的战斗就

    陷落了”。然而，攻入广州的英法联军，总计不过万人，“如何

    统治这座不屈的城市，如何对付成百万广州及其近郊的不屈的人

    民”，这是一个问题。

    城陷时，身在广州的清方高级官员有总督叶名琛、将军穆克

    德讷、巡抚柏贵、布政使江国霖与按察使周起滨。叶名琛

    (1807—1859)与其他高官皆于侵略军入城后被抓捕，然而，只有他一个人被流放至印度，客死异国。因为在广州入城问题上

    坚持“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方针—严格地说，这并

    不是叶名琛自订的方针，而是当时舆论对他的误解—他不仅被清廷唾弃，也为侵略军所痛恨，更成为谈史者的笑柄。

    但是，据当时的《香港日报》评论，广州陷落后，英法联军

    在如何统治这座城市方面碰到最棘手的问题，竟是“叶名琛的威

    望是否仍然使广州人怀念他”？这位“勇敢、果断”的总督，极

    有可能成为抵抗组织借以号召民众的象征符号。因此，为了保

    证“善后”工作顺利开展，“必须把叶名琛的名声搞臭”。同

    时，英国驻华公使额尔金(1811—1863)也担心“叶名琛留在

    广州会使人心不稳，给重新恢复秩序和信心带来困难”。

    一个阶下囚，竟有如此影响力，不得不令人反思叶名琛在他

    所处的时代究竟是何种形象，是否真如前揭民谣所描绘的那么不

    堪。正是基于这种反思，澳大利亚学者黄宇和经过深入细致的考

    察，认为叶名琛的漫画式形象并非真实的历史写照，“仅仅因为

    叶名琛最后是失败了，所以他同包令(1792—1872，时任香港

    总督，也是叶名琛在‘夷务’方面的对手)共同具有的这种气质

    (‘头脑清醒，沉着冷静’)，就被歪曲得无以复加，使他受万

    众唾骂”。不过，说明成王败寇的道理，兼为叶名琛洗冤，并非

    本文的主旨，想了解更多的朋友可以参看黄著《两广总督叶名

    琛》。所以，在此提及他的冤情，是为了反映英法联军治理广州

    的困难。

    汉奸须论资格

    叶名琛既然对广州人具有影响力，不妨将他送至国外软禁。

    然而，送走他以后，仅凭英、法两国之人，仍然“无力统治广州

    城”，联军指挥官相信，“只有中国人的机构才能维持秩序”。

    也就是说，只有让叶名琛的同僚—巡抚、将军等人—出面安抚民

    众，才能稳定局势。

    额尔金明言，“没有柏贵的协助，企图管理广州是困难

    的”“假如柏贵被(清廷)撤职或是受到(联军)虐待，所有下

    级官员非常可能弃职逃亡”“我们将在没有任何行政机构的情况

    下管理一个数十万居民的城市，而且几乎无法与居民对话(当时只有三个翻译)”，因此，必须控制柏贵，“使他成为我们手中

    无足轻重的工具，又不损害他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这一番

    话，是殖民主义者的心声，也是设立傀儡政府的宗旨。这个傀儡

    政府的治理架构，正是遵循这个宗旨而建立起来。简言之，即

    在“广州联军委员会”的严密监管下，由巡抚衙门出面，处置广

    州的日常事务。

    额哲忒·柏贵(？—1859)，蒙古正黄旗人，起家知县，自咸丰二年(1852年)任广东巡抚。他与总督叶名琛的关系，就像清史上绝大多数同城督抚一样，钩心斗角，面和心异。及至

    大难临头，各走一边，遂是自然而然的事。叶名琛在联军入城

    后，犹未“屈服”，认为“讲和”“或给以银钱”“都无不

    可”“独进城一节断不可许”；仍然一厢情愿，望联军在获得赔

    偿后退出城外。让不让外国人入城是原则问题(基于《南京条

    约》中文本)，赔款只是经济问题，孰轻孰重，叶名琛自认拿捏

    得准。柏贵不然，他不管原则，只关心如何解决目前的尴尬。以

    此，联军入城次日，他就与广州将军联名发布安民告示，“明言

    两国议和，不必惊慌”。

    对联军来说，他们也要坚持原则(《南京条约》英文本)，是否入城根本不容再行讨论，何况大军业已入城，以此，他们认

    定柏贵是一个合适的合作对象，并在这个认知的基础上，提出与

    柏贵进行“实质性”合作的四项原则。

    四项原则是：第一，联军组织一个委员会，驻留巡抚衙门，派出若干巡逻部队，“协助”维持广州治安。第二，在联军控制

    地区以外(实谓广州以外，广东以内)，凡有案件涉及外国人，俱应由委员会负责处置；在联军控制地区以内，则不论何种案

    件，均按军法处置(“杀无赦”)。第三，未经委员会加盖印

    信，巡抚无权颁布任何布告，不论用官衔还是私人名义。第四，巡抚速令广州城内所有清军缴械。

    汉奸第一人柏贵接受了英法联军的四项合作原则，于是，咸丰七年

    (1857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即广州城陷后第十一天，在惠爱

    坊巡抚衙门(今人民公园与广州市政府所在地)召开了傀儡政府

    成立大会。会上，额尔金宣布：第一，联军占领广州，直至与清

    廷达成协议，再将广州交还清国；第二，任何企图以武力或欺骗

    来扰乱局面者，不论唆使与肇事，俱将受到严惩。接下来是法国

    驻华公使葛罗发言，大旨与额尔金相同。最后，柏贵发言，做出

    了“令人满意的答词”。

    同日，“广州联军委员会”亦告成立。委员会由三人组成，故又称“广州三人委员会”。三人是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英

    国上校柯露辉与法国海军上校马殿邦。两位军人是英、法侵略军

    的指挥官，不谙华语，亦不懂行政。巴夏礼自幼居中国，于汉语

    之听说读写，样样精通，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曾拜两广总

    督耆英为“义父”。他“机警勤密，有口辩，诸酋中最称桀

    黠”，是当之无愧的“中国通”。因此，所谓三人委员会，其实

    就是巴夏礼一个人的委员会，时人称“他简直就是广州的总

    督”，洵非虚誉。

    凡欲殖民，光有侵略军的“中国通”还不够，得有土产汉奸

    配合才能做成好事。在这种局面下，认柏贵为汉奸，自是不错，尽管他是满人。然而，具体与外人沟通，事事亲力亲为，却非柏

    贵，而另有其人。一般认为，广州十三行中的怡和行第四世浩官

    (伍崇曜)，在此期间交接西人，上下其手，做了不少辱国失格

    的事。

    但是，他是一个商人，既无守土之责，亦无殉国的义务，论

    其资格，欲做“汉奸”，欲行“卖国”，实不够格。况且，当侵

    略军入城，崇曜“亲见酋长，责以大义，凶威稍戢，西关闾阎幸

    免灰劫”云云，他竟为广州人民做了大好事。

    因此，我们要找出一个合适的汉奸代表，而代表资格认定，首要条件得是此人具有官方身份。据时任南海知县华廷杰指证，前任肇庆知府现为候补道的蔡振武，才是不打折扣的汉奸。

    傀儡政府其他官员迫于兵威，迫于生计，纵不敢与外国人相抗，但也尽量做到相对时“默无一语”，唯振武“素以才辩自

    居，颇与洋酋酬答”“随机应对，即洋酋亦喜形于色，一见如旧

    相识”，柏贵有鉴于此，乃委任振武“专办洋务”。(按，“洋

    酋”谓巴夏礼，而“专办洋务”四字，在当时士大夫说来，即汉

    奸的代称。)以今人的判断，办洋务，与外国人谈事儿，跟汉不

    汉奸有何干系？这确是当时士大夫的偏见。广东“流亡政府”的“恐怖主义”

    “义勇军”组建

    在非常局势下如何生存、如何反击，才是当务之急。于是，产生了组建“义勇军”的构想。

    构想是这样的。布政使江国霖、按察使周起滨与番禺知县李

    福泰赴惠州，组织惠、潮义勇，为东路军；盐运使龄椿、督粮道

    王增谦与南海知县华廷杰赴佛山，号召肇庆等地义勇，为西路

    军。

    既欲建军，首要之事在于筹饷。诸人算账：当时广州政府在

    金融业的投资，可以迅即收回的有十四万两；东莞、顺德等县存

    谷十余万石，折算银价，可得小十万两；盐、粮等部门存留现金

    亦有十万两；三项“综计，可定三十万”之数。此外，随着战事

    进行，尚可发行“公债”，保证“源源接济”。

    有了钱，还得有人。江、周等在职官吏不能公然出面领导义

    军。因为巡抚既与侵略军“共治”广州，朝廷亦未对英、法宣

    战，则中外“议和”仍有一线可能，倘若地方官贸然行动，导致

    局面进一步恶化—譬如英法增兵全面侵略中国—谁能担此重责？

    以此，须挑选合适的“绅士”，让他们指挥军事，其时，在籍侍

    郎罗惇衍、太常寺卿龙元僖、工科给事中苏廷魁诸人，与中央有

    联系，在地方有威望，顺理成章成为义军领袖。而实际作战，则

    以林福盛之香山勇、邓安邦与何仁山之东莞勇及陈桂籍之新安勇

    为主力，其后，诸勇联合起来，组成广东团练总局，以花县为指

    挥中心。

    人财俱备，然后制定战略，简言之，即“先礼后兵”四个

    字。首先集合五万大军，驻扎在广州西北，“振作军威”“按兵

    勿战”；随后派翻译入城，与敌军商议“退城条约”，敌军同意，皆大欢喜，倘不同意，则不惜一战。战，以前述林、邓、何、陈所带之勇为主力，约一万人，强行攻城，并安排“死

    士”埋伏城内，以期“内外夹攻”。

    定计的主角，是南海知县华廷杰。当时巡抚柏贵虽是傀儡政

    府名义负责人，其实被英法联军软禁在抚署，不能与外交通，而

    布政、按察等高阶官员，或被洋人控制，或已逃出省城。留下来

    的官员，且行动稍能自主，以官秩论，则只有华廷杰与李福泰两

    位知县能做首领了，他们也当仁不让，互相勉励：“留则隐忍偷

    生，事易，去则经营克复，事难”“此后卧薪尝胆，不济则以死

    继之”。

    “流亡政府”的成立始末

    广东团练总局必须接受更高一级政治机构的节制，这个政治

    机构，就是由钦差大臣黄宗汉领导的“流亡政府”。在本国领土

    设立地方政府，固然不能称为流亡政府，然在省会以外设立省级

    领导机关，则称为流亡政府就不算过分了。

    宗汉在广州陷落、叶名琛被俘虏后，经清文宗任命为两广总

    督，自北京出发，赶赴广东。临行前，文宗接见宗汉十数次，面

    授机宜，据宗汉透露，这个锦囊妙计是八个字，曰：“用民剿

    夷，官为调停。”略为解释，即“(广东)百姓发出义愤，与他

    (按，谓英法联军)为仇，于钦差未到以前，先打一大仗”，令

    洋人尝到苦头，然后，钦差出面，“与之讲情讲理，或稍施惠

    (按，即赔款)”“以作圆场”。这个算盘打得不错，只是，人

    在途中，广东局面已变。

    百姓虽经团练，究非正规军队，难与敌军抗衡。再者，前述

    筹饷之事，全盘落空。政府资金被联军冻结，未能如愿提出；发

    行“公债”，民间捐款，则毫不乐观，因为，“民情初闻剿办外

    人，似颇欢欣鼓舞，及临时又多退缩”。细审之，捐款无多，并

    非人民不爱国，而是人民爱国得有个说头。现在，一没有朝廷对

    外宣战的圣旨，二无广东官方的公告，人民怎会稀里糊涂拿出私房钱，交给身份不明的“局绅”“练首”？谁知道官老爷拿这

    钱，是去买了军火，还是抽了鸦片？所谓“古今天下，人情皆

    然”也。

    宗汉不是庸吏，他明白，要组织百姓起来爱国，最要紧是跟

    百姓讲真话，政府不能首鼠两端，明里议和，暗里交战，其间，却拿百姓的钱不当钱、命不当命，百姓不傻。因此，要让百姓捐

    钱出力，“若非广为提倡，恐鼓舞不起”。今既身为钦差，“提

    倡”“鼓舞”之事，只能由宗汉挑头来做了。但是，宗汉真去做

    了，那么局面就变成“官率百姓与夷战矣，非出诸民间公愤

    也”，既能战胜，洋人亦“必泄愤于四口(按，谓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四个通商口岸)”，甚而危及天津、北京。届时，皇

    帝怪罪下来，区区一个钦差，又如何受得住？

    然而，不做，则民气抑郁，官威不申，国格大损，也会遭到

    皇帝的痛斥。前任两广总督，“浪战”如林则徐，受了处

    分；“不战”如叶名琛，也受了处分。宗汉找来找去，竟找不到

    榜样，彷徨无地，不知计将安出，回首平生，“不知造多少孽，故贬至此遥遥万里，想起来泪涔涔下”。

    哭完了，还得继续干活，黄宗汉终于在抵粤前最后一刻想

    出“奇”招：“只好官与绅民貌离而神合，暗中与绅民时刻通

    信。外面仍是绅民为一局，是主战者；官长为一局，是圆通者。

    且看天津举动何如”(其时，英、法与清廷在天津谈判)。

    所谓“貌离而神合”，即：从总督衙门出来的片言只语，丝

    毫不能与夺回广州有关，更别说鼓动百姓捐钱出战；但是，私底

    下，应由总督衙门指挥夺回广州的战役，尤应提供经济支持。

    事也凑巧，时当太平天国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主战场

    虽不在广东，但广东与广西、湖南、江西接壤地方(西江、北江

    流域)，时有战事发生，两广总督作为地方军事最高指挥官，可

    以名正言顺为广东“防堵”而练兵筹饷。于是，宗汉一到广东，即“长篇告示”，号召百姓“团练捐输”，名义上抵抗“发

    逆”，实则为“剿夷”提供支持。同时，“暗中与绅民时刻通

    信”，尽量让百姓知道这是为夺回广州做准备。这么做，效果不错，不二月，即收得数十万两银子，有力支持了义军。

    两广总督例驻广州，宗汉此行驻节惠州，乃破例。今广州被

    占，巡抚率部仍居城内，其人亦未被清廷革职，然而，朝野上下

    都知道这是傀儡政府，只是不能明言而已。宗汉既是钦差，必然

    不能跟傀儡政府扯上丝毫纠葛，用他的话说，“上省则是投

    降”，所以，广州是万万不能去的。不仅不能去广州开署办公，就是与洋人谈判，亦不能将会议地点定在广州。

    联军委员会曾有意将宗汉接入广州，宗汉闻信，下定决心，避不见面。联军又放出话来，说，“若不见他(按，谓‘洋

    酋’)而跑至潮州，伊即追至潮州，跑至福建(宗汉是福建晋江

    人)，即追至福建，总要拿到火轮船上”。宗汉咬紧牙根，“拿

    定主意”，坚决“不动”，倘若洋酋非要强行挟持，则“将毒药

    带在身”，总要“死在惠城”，不能“死伊船中”“再不与叶中

    堂(名琛)为偶也”。然而，联军终未践约，宗汉空抱死志，未

    能殉国，“天不成我此节”“奇哉”可惜也。

    “流亡政府”成立了(黄宗汉未到之先，则以广东团练总局

    为临时指挥机构)，“义勇军”组成了，为期一年之久的广东人

    民反侵略斗争也就拉开了帷幕。当然，对躬逢其盛的赫德来说，这种斗争不过是在阴险狡诈的官绅唆使下，由愚昧的民众实施

    的“恐怖主义行动”。大英帝国的老朋友

    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查抄总督、巡抚与其他衙门的档案，看到一份办理“夷务”的密奏，发现有个中国老朋友一直在忽悠

    他们。于是，当英国代表与清廷在天津谈判，看到这位老朋友觍

    颜出现在会场时，不由大怒，拒绝与他交谈，并声明他若在场，将中止谈判。清方代表无奈，只得奏请这位同僚回京，以保全和

    局。

    这位狡猾的中国老朋友，就是耆英(1787—1858)。他出

    身于世代簪缨之家(宗室正蓝旗，其父禄康为东阁大学士)，自

    己也官运亨通[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擢文渊阁大学士，赐紫禁城乘舆]，鸦片战争期间，先后任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文渊阁大学士，是中国近代史开场演出的重要角色。

    在两广任上，耆英与英国人相处可以称得上“融洽”二字。

    19世纪40年代末期，几名英国商人从中国购买一艘平底帆船—

    其实是清朝的军舰，驶往伦敦，这艘船被命名为“耆英

    号”(Keying)；从此可知耆大人在中英友好关系里的地位。

    而在1843年夏天访问刚刚被割让给英国的香港时，耆英的

    风度给英国友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港督德庇时与驻港英军司令为他举办了盛大宴会，耆英在会

    上说：“我以清朝武士的信仰发誓，只要对中国外交还有发言

    权，两国的和平繁荣将永远是我最大的愿望。”经过连续几天的

    观察，英国记者发现清朝官员并非都是呆板、愚昧与不苟言笑的

    人，他们还有另一面：“耆英和蔼可亲，富有幽默感，高超的外

    交技巧与良好的教养，几乎无人出其右。他在宴会上谈笑风生，但又极有分寸。”

    耆英特别喜欢在宴会上唱歌。驻港英军海军司令官请他吃

    饭，退席前，他“主动唱了一首充满激情的满文歌曲”。次日，耆英设宴答谢英国朋友，“每喝掉一杯酒，他都会敲打手链，大

    喊一声‘好’”。当双方起立“为英国女王和中国皇帝干杯”完

    毕，“耆英邀请香港总督唱一首歌，其条件就是他自己也唱一

    首。后来他果然一展歌喉，而且唱得还真不错，并跟大家一起鼓

    掌，以示谢意”。不能不为耆大人的热情所感染，接下来，除了

    香港总督，包括司令、大法官在内的多名英方友人“也都表演了

    歌唱”。

    只是，十几年后，英国人发现在档案里的耆英，仍然只是一

    个保守、强硬乃至恶毒的清朝官员。他们并不奢望他在奏折里为

    英国说好话，然而发现他在奏折里传达的英方信息或是有意误

    导，或是隐匿不报，且凭空添出不少对英方人士的人身攻击，尤

    其要命的是，关于允许外国人进入广州一事，他曾当面对英方承

    诺了日期，而在给皇帝的报告里他却一字不提。

    咸丰八年(1858年)五月，眼看再不清算耆英的旧账，则

    谈判进行不下去，英国人不仅占领广州，还要攻打天津，清文宗

    乃下旨赐耆英自尽，暂且安慰他那些受到伤害的英国朋友。磕头这种病(一)

    光绪十年(1884年)六月二十六日，是清德宗的“圣

    诞”，满朝大臣在乾清宫跪倒一地，齐祝万寿圣节。大学士左宗

    棠“秩居文职首列”，固应做好表率，行礼如仪，只是，七十三

    岁的他，腰腿已不灵便，实在经不住跪拜逾刻的仪式，遂致失

    礼。礼部尚书延煦据此纠参，上了一折，请太后与皇帝惩罚这个

    无礼老臣。

    只是，延煦的折子下笔极重，说宗棠“不由进士出身”，虽

    经帝后破格施恩，授以大学士，他却不但不知感恩，反而日益骄

    慢，以致“蔑礼不臣”。“不臣”二字，隐有造反之义，可不能

    随便说，一旦说出来，则要么深究宗棠不臣的实迹，要么反诉延

    煦的诽谤，其间绝无妥协的办法。

    慈禧太后接到参折，觉得不好处理。她不信宗棠真能“不

    臣”，对延煦的小题大做有些恼火，可是大不敬的事情已经发生

    了，也不好随便放过。于是，与小叔子恭王商量。她问了个技术

    问题：既然事关礼仪，为何不用礼部名义，而用延煦个人名义

    (“单衔”)参劾？恭王一听，就明白嫂子不想穷究此事，赶紧

    顺着意思说“为保全勋臣计”，建议此折“留中”(不公开)，以免掀起波澜，而对宗棠仅施薄惩就够了。太后要的就是这个效

    果，表示照办。

    不过，还有一位小叔子，同时也是太后的妹夫，皇帝的生父

    —醇亲王，对此不敢苟同，大表愤怒，反参了延煦一折。他说，延煦不能就事论事，而是“饰词倾轧，殊属荒谬”。太后对宗棠

    的劳苦功高，固然早已“洞烛”，平日也能体恤老臣，常示优

    容，不致因此“摇动”对宗棠的信任，但是，将来皇帝亲政，恐

    怕不能如此明戏，一旦因此误会三朝勋旧，则是“此风一开，流

    弊滋大”。他这话的意思，就是说不能让延煦这样的佞人肆意胡

    说，离间君臣，必须严肃处理，以儆效尤。慈禧再次略感头疼。延煦也不是什么佞人，而是当时满族大

    臣中少有的直臣—未来他还对慈禧犯颜直谏，逼她去慈安太后的

    坟前磕头—尽管这次参劾稍嫌过分，可要说延煦“倾轧”，她也

    不敢信从。然而双方都在上纲上线，不可调和，除了各打五十大

    板，似已再无办法。于是，七月中上谕，左宗棠罚俸一年，延煦

    革职留任。

    仔细衡量，延煦所受处罚还要重一点儿。或曰，最重要的原

    因是历代太后垂帘，从来没有“戡乱万里外者”，只有慈禧可

    以“自负武功之盛”，在排行榜上稳居前茅，而之所以取得这份

    成绩单，则多亏了左宗棠在西域的战胜，因此，慈禧对宗棠这副

    隐形的翅膀抱有感恩的心，不愿轻易被人污损。对延煦的板子打

    得重一点儿，也是预先警告其他不尊重左宗棠的人。

    自此，虽然七十老翁还会说一些昏话，做一些糊涂事，而“朝臣无敢论宗棠者”。磕头这种病(二)

    刘愚，字庸夫，江西安福人，身高腿长，“目烂烂如岩下

    电”，且“纵论悬河不竭”，自号“天下第一愚人”。

    咸丰五年(1855年)正月十日，学政廉兆纶到安福县试

    士，刘愚头场已过，正写第二场的卷子，写到一半，突然想到大

    江南北都有“贼踪”，而官贪将懦，国事大坏，不由得心绪大

    恶，遂扔掉题纸，写了一首《定安策》，畅论时局，谓“今天下

    之事，有可恨者三”：第一，地方官多设名目，“重敛浮征”，差役上下其手，民不聊生；第二，文臣武将，俱是要钱怕死的

    人，“官方之坏，莫此为甚”；第三，官兵无法抵挡太平军，却

    又不真心支持团练，进不能攻，退不能守，眼见全面崩溃，国将

    不国。临末，说局势如此危急，得亏还有一件“可幸”的事，可

    以挽狂澜于既倒，那就是我刘某人还保持清醒，请学政大人速向

    中央报告我的建策，以救民于水火。草稿毕，刘愚还在卷尾标注

    了家庭住址，生怕学政找不到这位建言献策的热血书生。

    廉大人阅卷大怒，贴出大字报，谴责狂生刘某“不遵功令照

    题作文，而上策妄谈时事”，声称要请地方官“传讯惩办”。安

    福县属吉安府，知府陈宗元闻讯传见刘愚，详细了解他的工作、生活与学习情况后，不仅不责怪他，竟说这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是“强项好男子”，遂又向学政卖个面子，请勿追究。

    刘愚逃过一劫，不致因此被开除学籍，然而自此对科举事业

    灰了心，不久，便去章门投效援赣的湘军，经理学朋友刘蓉介

    绍，进了罗泽南的幕府。后，罗军驰援湖北，他又转投曾国藩大

    营，并拜曾幕中的郭嵩焘、吴嘉宾为师。刘愚既号“天下第一愚

    人”，当然有他愚不可及的地方，那就是“所至辄上书，不得志

    辄引去”。曾国藩虽然度量见识超过廉兆纶，可也受不了这位聒

    聒不休的年轻下属，而且，不能像对其他晚辈一样施以调教，因

    为他是“气激而有言，不能自遏，人亦莫能遏之”。于是，数年后为他保了个补用同知，分发四川，请另谋高就。

    四川布政使是王德固，需次人员要入职都得找他，可他的特

    点是“倦于接属”，以至有需次人员在成都混了几年也没能见到

    这位上官。刘愚也等了三年才被接见。照当时的规矩，属吏见长

    官，须行跪拜礼，长官答礼，也要跪拜。刘愚进了布政使司，二

    话不说，倒地便拜，连磕了几十个头，王德固没明白怎么回事，只好陪着磕头如数。总算站起来不磕了，王德固才要问刚才算怎

    么回事，却没等开口，刘愚俯身引手，请他走向窗户，二人在窗

    前站定，刘愚谛视王德固的面容，足足有几分钟，才说，请大人

    归座。

    王德固入仕三十余年，不是没见过世面，心下以为这个下属

    许是患了癫痫，不妨恕他无罪，乃从容问曰：“您有病吗(君有

    疾耶)？”刘愚没有反问你有药吗，而是诚恳地说，刚才那顿

    磕，大人不问，卑职也要解释清楚。卑职到省以来，已经三年没

    见到大人，而每年三节两生，照例应行三叩首之礼，却没机会向

    大人祝贺，因此，今日一见，卑职就把这三年的礼全给补上了，还请大人笑纳。至于为什么磕完头还要端详尊容，请想一想，人

    的一生究竟有几个三年，今日一见之后，未来大人或高升，卑职

    或迁调，此生极可能“无缘再见”，因此，卑职一定要将大人看

    仔细，以便日后有人问及尊容，卑职“或能道出风度于万一

    也”。

    时为同治末年，他的仕途至此为止。后来，刘愚自费出版了

    文集《醒予山房文存》，卷首就是那篇《定安策》。曾文正遇上武歪公

    钱钟书记陈衍语，谓：“陈柱尊人尚好学，下笔亦快，惟大

    言不惭，尝与予言，其诗有意于李杜苏黄外别树一帜，余笑而存

    之。”钟书对曰：“柱尊真可当土匪名士之号。”衍曰：“品题

    极切(《石语》)。”

    “土匪名士”这个外号的版权，可能属于曾国藩。朱克敬

    《瞑庵二识》卷一：“曾文正公督两江时，有何太史者，记闻极

    博，下笔千言而无理法，曾公尝称为土匪名士。”

    这个“何太史”，似指何应祺。唯清人惯称翰林为太史，而

    应祺未入翰林，不应有太史之称。然而，自“下笔千言而无理

    法”论，应祺又特别合格。

    李慈铭论应祺之文，尝谓：“颇以古文自负，而不知学。文

    亦颇有笔力，惜用字无根柢，多不如法。”(光绪八年正月初四

    日记)前辈蒋琦龄的品评，则不一样，他说：“世之传者，不皆

    桐城之派，新城之法，而世之为桐城、新城者，不卒皆传也。大

    作开张精美，根底之深又原于性情之厚，无意于工，自无不工，所谓言有物者也，岂犹以音律体例自歉耶。”(蒋琦龄《空青水

    碧斋文集》卷六《答何镜海观察书》)其实二人说的是同一种现

    象。

    至于应祺自我批评，也曾响应“下笔千言而无理法”的指

    责。他为湘军名将王錱撰写家传，洋洋数千言，文末自记，云：

    自桐城派盛，记叙之文好言剪裁，每蹈削事就文之弊，实则掩其力之不足耳。近人每见大篇，辄诮为冗长，不知其

    气劲，其笔遒，固不得以字数多寡相訾謷。此传所叙近百余

    战，无一雷同处，鄙意欲矫时弊，特恨力有未逮耳。(《守

    默斋杂著·王壮武公传》)显然，应祺不是专栏编辑喜欢的作者，但是，说他“无理

    法”，他是不认的，反而他是要故意破坏世俗所谓的桐城文法，极有理论自觉。

    应祺的生卒，诸书皆谓不详。咸丰十一年(1861年)，他

    作《上曾涤生尚书书》，云“男儿三十，已非少壮，祺又过

    二”，是知他生于1830年。光绪《湖南通志》卷一百七十六谓

    应祺“年五十四卒”，则知他死于1883年。

    他是湖南善化(今长沙)人，自少生长在广西。以故，他“师事朱琦(按，广西人)，受古文法”(刘声木《桐城文学

    渊源考》)。前揭与他长函畅论时事与文心的蒋琦龄，也是广西

    人。他的姐夫，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的状元龙启瑞，仍是

    广西人(《浣月山房诗集》卷三《寄内弟何镜海应祺》)。及

    长，他又随广西人王必达入江西，见曾国藩，受到赏识，开始自

    己的事业。

    他的妻子濮文绮(1833—1896)，江苏溧水人，是晚清才

    女，著《弹绿女史诗稿》与《弹绿词》(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

    考》)。尝作《虞美人·种桃花》，脍炙人口，词云：

    刘郎去后无音信，春色飘零尽，莫随流水去人间，未到

    花开先护小阑干。香泥润透连宵雨，淡影斜阳里，画帘春困

    绿窗人，别有一天幽恨不分明。

    不知是不是对应祺发出的闺怨。

    约在咸丰八年(1858年)末，应祺进入曾国藩幕府，其间

    或治文牍，或独领一营，文武兼才，迭奉褒奖，直至同治五年

    (1866年)，才离幕单飞，仕至广东高廉兵备道，“有政

    声”。他的干济之才，可从一件轶事看出。国藩在幕中，喜欢开

    玩笑，一日，“与诸客议事，因曰：天下事有非贤豪所能济者，有非庸人所能办者，当别设一科，曰绝无良心科”。应祺应声而

    起，说：“公求此选，舍我其谁。”(《瞑庵二识》卷二)此

    处“绝无良心”，不是说丧尽天良，殆谓脸皮要厚，心窍要活，说来不好听，然而对于“效奔走之节，供指挥之用”的办事能

    员，实在是必备素质，故应祺勇于自承，不以为嫌。

    不仅不以为嫌，他大概还很满意自身所具的这份气质。同治

    十一年(1872年)春，诸位名人在长沙絜园聚会，绘图为记，郭嵩焘描述图中的应祺，云：“蹲踞地上，伟干蹒跚，自负霸王

    之略，善化何镜海(应祺字)观察也。”(《絜园展禊图记》)

    表面上，应祺“狂谲不羁”，实则“资性奇敏，论多精

    确”(朱克敬语)。

    如论郭嵩焘，他说：“郭筠仙非无谬处，其谬处皆可爱。李

    法曾尽有好处，其好处皆可杀。”时人以为中肯。

    如论湘军与淮军的盛衰，他说：“皖人之起，方兴未艾，而

    楚才一败无余。问何故，曰：皖人互相推举，有拔而起之，莫挤

    而止之。楚人日寻戈矛以相贼伤而已。稍有名望，必益为垢毁所

    集。凡家庭骨肉相贼害，其家之覆亡可立而待也。则凡省部相为

    贼害，其省之倾颓亦必可立而待也。”(郭嵩焘光绪五年六月廿

    七日记)湘人好内斗，也是让人感慨。

    又如论古今人物等第。他说：“上一等，道德事功合一，今

    无其人矣，有亦必不出而任事。其次，以道德行其事功，随所往

    而必穷。其次，苟务为事功而已。又其次，营求富贵，只此一种

    人充塞天地之间。于此有能立事功者，其人已夐乎远矣。而用其

    与世推移之心，以赴事机之会，要止是三等人，进而上之，则必

    扞格龃龉而不能入。”(郭嵩焘光绪五年六月初十日记)嵩焘以

    为“此论似创而实确”。

    若以此论衡量当时的名人巨公，可知曾国藩也只算是“苟务

    为事功”的第三等人，尽管他曾立志要转移一世的风气。或亦因

    此看透了府主终非圣贤豪杰，待国藩逝世，赐谥文正，应祺

    遂“自号武歪公”“以示相当”(《瞑庵二识》卷二)。暗而难知穆彰阿

    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十四日，清宣宗驾崩。二十六

    日，皇太子奕 即位，宣布第二年改元咸丰，是为文宗。文宗登

    极，面临两桩棘手之事，一是南方的叛乱，二是英国的侵略。内

    忧外患，俱是其父的****，一时间并无有效的办法，文宗心

    绪甚恶，可想而知。就这么恶心了九个月，他总算想出一招，以

    为涤旧迎新的尝试。十月二十八日，文宗亲笔写下一道圣旨，谴

    责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将其革职，永不叙用。

    穆氏早在道光八年(1828年)就进入军机处，十六年

    (1836年)，授武英殿大学士，为军机领班大臣，成为权倾一

    朝的“首相”。文宗将任职十五年之久的“首相”撤换，表面上

    看，不过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俗套做法，实际上，另有深意。

    首先，他以此表达对道光朝因政治不修、“夷务”失措而酿

    成当下难局的不满；格于孝道，碍于颜面，他不能公开指责其父

    治国无方，只能拿前朝老臣开刀，于是，穆氏首当其冲，罪无可

    逃。

    其次，他认为前朝政治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柄国大臣“保

    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

    摩以逢主意”。穆氏是“首相”，自应担负最重的惩罚。不过，严格地讲，“阴柔”与“揣摩”，并不能视作实际的罪行，只能

    是一种微妙的观感。文宗亦明此义，故在谕旨末尾，特地强调了

    一句，说：“穆彰阿暗而难知。”

    确实，在近代史上，穆彰阿真是一个“暗而难知”的人。

    嘉、道二朝，他多次出任主考，门生故吏遍布朝野，时有“穆

    党”之称；他与另一位“首相”曹振镛(以“多磕头少说话”为

    做官秘诀者)前后相继，左右了道光朝三十年的政局，养成一

    种“不黑不白不痛不痒”的风气(曾国藩语)；他在鸦片战争时期掌控持权，赞成和议，罢黜林则徐，实为历史转型期的关键人

    物。但是，不论善恶忠奸，地位这么高、影响这么大的一个人，我们对他却知之甚少。当时的官方资料，只有《清史列传》一篇

    传记(《清史稿》本传即据此删节而成)，仅述履历，不及其

    他；私家笔记倒是有十几条，但多是轶闻传说之类，且多被剿

    袭，是否廉得其情，不能无疑；民国至今，史学界没有出版过一

    本关于他的传记，甚至连研究他的论文也不过寥寥一二篇，品质

    亦非上乘。

    他就像一个巨大的影子，后人无法忽视他的存在，却看不清

    他的面目。不过，细心观察阴影的形状，或能推知几分造影者的

    轮廓。

    晚清学者李慈铭虽对穆彰阿的“误国”深恶痛绝，于“穆

    党”却有一番平情的议论，他说，穆氏“引掖后进，地道孤寒，虽多在门墙，而不离文字。较之树援植党、傅法持权者，尚有间

    也”；意谓穆氏虽构建了庞大的政治势力，但与传统上贪贿弄

    权、党同伐异的“奸臣”有本质区别，甚至可以说，他在培植人

    才方面还功大于过。此非泛泛之谈，而是基于史实的判断。

    曾国藩便是穆门高才的杰出代表，他出身“孤寒”(其家六

    百年无科第仕宦)，经穆氏“引掖”，三十七岁即官至二品，以

    此，终生对恩师感激不尽；此外，季芝昌、骆秉章、劳崇光、李

    星沅、彭蕴章、何桂清、黄宗汉、叶名琛、郑敦谨、袁甲三、罗

    遵殿、乔松年、毛鸿宾、阎敬铭等咸、同、光三朝的大员，其人

    之政绩或有优劣之殊，品德或有良莠之别，但有一个共同点，那

    就是全都出诸穆门，且与师门保持良好互动。可见，穆彰阿虽被

    皇帝扳倒，但是，“穆党”仍是构成整个皇权统治的坚实基础。

    当然，从人性上分析，穆彰阿的行为也不算吊诡。对他来

    说，权力本身—甚或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感觉—就具有

    极大的诱惑，远迈敛财货积带来的快感。

    聊举三例：

    第一，劳崇光由京官外放，临行登门请训，并奉上礼银，穆云，你在京清贫，哪来送礼的钱？日后外任有了收入，再跟我讲

    这个礼节吧。

    第二，穆门某人，“气节人也”(穆语)，以知县候补部

    吏，但任上有亏欠，无法交代。穆氏(其时已褫职家居)闻之，立赠三千两，替他解困。后来，此人“以杀贼死”，穆氏慨

    曰：“以三千金而成一节义之士，所获多矣。”

    第三，骆秉章任御史，稽查户部银库，穆彰阿从旁打听他的

    节操，听说一毫陋规也不收，赞曰：“真体面，此是我门生。”

    除了咸丰三年被皇帝“勒捐”一万两银子，穆彰阿并未受到

    罚没财产的处分，但他过世后不到十年，家境已形破败，令来访

    的曾国藩大为感伤。适如时人的评价：“若谓之误事则有之，谓

    其贪黩则不然。”(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

    他不是贪官，也不是小人；他对人才有准确的品鉴，却严诫

    弟子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有高明的权术，却看不清时势的走

    向。换一个“盛世”，他可能“不谥文忠，便谥文恭”(当时对

    联语)；当彼之世，他只能成为时代的影子。军机处里偷金印

    穆彰阿是道光朝的权臣，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少年

    成名，入仕后，三次主持乡试，五次主持会试(清代“五典春

    闱”者，除他之外只有三人)，门人弟子遍天下，所谓“敢为科

    名致身早，风檐轻与辨骊黄”。他的学生虽有良莠之别，但都是

    近代史上有名人物，最著名的是曾国藩，其他如杜受田(协办大

    学士，帝师)、黄爵滋(鸦片战争前力主禁烟，姓名常见于中学

    历史教科书)、骆秉章(协办大学士，“中兴名臣”)、叶名琛

    (大学士，第二次鸦片战争被英军掳至印度)、何桂清(两江总

    督，以弃城不守被诛)、彭蕴章(大学士)、阎敬铭(大学士，著名廉吏)、魏源(近代著名学者)诸人，都不是一般人。

    尽管权势煊赫，穆彰阿却是一个清官。不仅有很多拒贿的记

    录，从他子孙的状况，也能说明一二。

    其子萨廉，光绪六年(1880年)翰林，仕至礼部侍郎，历

    史上的名气不大，在当时确是一号人物。主要因为他在官场的辈

    分太高。譬如，他生于1844年，曾国藩生于1811年，足足小其

    三十三岁，可曾国藩的老师是季芝昌，季芝昌的老师是穆彰阿，则曾国藩比萨廉晚了一辈，严格说，可以见面磕头了。更不要说

    到了同治、光绪年间，很多京官甚至比萨廉低了两辈，见面要称

    他“太叔”了。因此，萨廉有个外号，就叫“京城太叔”。虽然

    辈分高，萨廉却不是一个耀武扬威的人，哪怕对家中骄横恣肆的

    仆人，他也只是苦口劝诫，不忍疾言厉色，甚至说到自己堕泪。

    因此，萨廉又有一个“菩萨”的外号。

    萨廉喜欢唱戏，尤擅胡琴，“圆转如环”，据说水平要超过

    当时的名家梅大锁。穆彰阿的曾孙德珺如，只比萨廉小八岁，也

    喜欢唱戏，爷孙俩耍成了好票友。德珺如早年唱青衣正旦，其音

    可裂金石，名震一时，然而是个长脸，故被人取了个“驴头

    旦”的外号。他一怒改为扮小生，仅论唱功，当时也没有比他更好的角儿。

    德珺如与谭鑫培结成亲家。起初，女婿谭小培在同文馆学德

    语，但谭鑫培唱出名头后不愿子女再做这一行，毕竟是贱业。而

    谭郭联姻(穆彰阿为郭佳氏)，也希望借助历代仕宦的亲家，洗

    白自家的身世。谁知德珺如不但自己“脱离家庭”，下海做了演

    员，还“以不学戏为可耻”，严令小培学戏。谭家没办法，只

    能“俯就”。或也因为有这一出，否则未来的著名老生谭富英

    (德珺如外孙)，戏迷就看不到了。

    萨、德只是体现了八旗子弟好玩会玩的特征，穆彰阿另一个

    儿子萨隆阿，则让人感受到豪门的衰落。

    同治四年(1865年)八月十七日，军机章京萨隆阿上早

    班，见上一年收缴的天王洪秀全自用的“太平天国万岁金玺”，放在一处打开的橱柜，趁无人看见，包着就带回家里。七天后，即去东四万盛长首饰铺，伪称是四叔做道员从外省带回来的，请

    铺伙化成十根金条。铺伙见是熟客，也没多话，帮他做了。十一

    月，内务府访查此案，才从金铺找到线索，揪出萨隆阿监守自

    盗。可笑的是，审讯萨隆阿时，他说已向银铺兑了两根，家中还

    剩七根，可内务府去他家炉坑一搜，发现还有八根。死到临头，还想留一根以后花，对此，除了呵呵无语，实在不知如何评价

    了。为琦善点个赞

    琦善官运特别好。

    十九岁入仕，即授刑部员外郎，二十五岁，擢通政使司副

    使，是正四品官，而在清代，凡五品以上皆称高官。三十岁，任

    河南巡抚(正二品)，三十六岁，升两江总督(从一品)。据说

    有人来不及改口，见了升任总督的他，还小琦、小琦地叫，虽然

    失礼，但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的官场，这都算一段佳话了。五十

    岁，他已身为文渊阁大学士(正一品)，直隶总督，是民间所

    谓“宰相”；这就是他去广东处理“夷务”时的正式身份(同时

    也是钦差大臣，兼署两广总督与粤海关监督)。然而，年轻人升

    迁如此迅速，似乎不符合惯常人们对道光朝的理解。

    清代道光朝，用人行政，最讲究资格。这当然体现了道光皇

    帝的风格。为什么道光朝是一个“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时代？有

    人尝试用“心理史学”分析，因为道光皇帝当皇子的时间太长，在竞争成为皇太子的凶险道路上养成了稳重以致失于保守的性

    格，而等到即位时已经三十八岁，从生理上来说早已进入中年

    (古人比今人成熟得早，似无疑义)，更加求稳惧变，于是，不

    仅以此律己，还要以此规范百官，自然而然，就养成了自上而下

    的暮气。初闻此论，觉得很有道理。但在他之前，顺治、康熙、乾隆与嘉庆诸朝，皇帝登基之时，从数岁到三十余岁，都比他年

    轻，称得上虎虎有生气，故气象大不同。但是，仔细一点儿，去

    查书，却会发现他的皇阿玛嘉庆皇帝，尽管三十七岁就名义上称

    了帝，可接下来四年的朝政仍由太上皇乾隆主持(虽已是嘉庆

    朝，但宫中的时宪书继续使用乾隆年号)，待到他真正接班，已

    是四十一岁，比道光皇帝登基时大了三岁。不仅如此，他的曾祖

    雍正皇帝，四十五岁才接班，也没见谁评论雍正朝的空气如何保

    守，如何压抑，这又怎么破？

    “万马齐喑究可哀”，是仕途不得意的龚自珍对他所处的时代做出的判断，这位伟大的文学家，自有他的经验与情绪，后世

    读者须尊重，然而，不能用他的话来定义整个时代，更别说否定

    一个时代，因为这不科学。同理，道光皇帝确实输了鸦片战争，可不能因为这场败仗，就把他个人一笔抹杀。至少，琦善的火箭

    式升迁，就是一个反证。

    当然，琦善出身不一般，毋庸讳言。照修正版的五德始终

    说，清为水徳，然而尚什么色说不准，只好以宗室的黄色来权

    代，恰好琦善也是正黄旗人；他的始祖格得理尔，本是蒙古贵

    族，而能率众归附满洲，因此受封为一等侯爵，世袭罔替，传到

    琦善，正是第十二代。以此，可说琦善是黄十二代。他是侯爵继

    承人，即能以荫生授刑部员外郎，远比辛苦参加科举的读书人要

    轻松。

    不过，琦善未来能在史书占据一席之地，不论褒贬，原因在

    于他既有了先天的地位，可也从不放松后天的努力。

    琦善借着家世显赫，不到二十岁，免试去刑部当了干部，可

    想而知，同事们自然有羡慕他的，也会有从心里瞧不起他的。心

    里的鄙视，不必写在脸上、出诸口中，但会体现在做事上，于

    是，如何应付各种刁难，成了琦善初入职场的最大难题。

    有人总结清代政治失败的原因，说主要因为三个字：“例，吏，利。”清代的官方法律是《大清律例》，律文有四百多条，条例却有近两千条，律是成文法，例，则集合了历朝皇帝的诏

    旨、对臣下奏折的批谕，以及从刑部审定案件中抽象出来的原则

    性意见。法律是死的，皇帝是活的，由此可以推知，律与例，孰

    为重要？当然是例。

    对胥吏来说，他们虽然没有科举或贵族出身，不能担任要

    职，但是，中央各部官员、地方各级官员，在具体办事与办案方

    面，几乎都要按照胥吏的意见办。官员们并不想这样，但他们不

    熟悉业务，办不好这种事情。在胥吏面前，他们都是废物。试

    想，至少花二十年工夫研究八股文写作的领导，哪有时间去熟悉

    例案？在一省一部连续工作几乎不超过十年的领导，哪有动力去

    熟悉例案？可是，在中举赴职后，工作中的每一件事都与例案有关，请问，领导该怎么办？单位里正好有一些几乎一辈子都在同

    一职岗工作的胥吏，甚至他们的父兄也在同一职岗，而且他们的

    子孙还很有可能继承同一职岗，请问，要不要请教这些同事？如

    果嫌麻烦，是不是干脆就委托这些同事去办算了？是的。因此，可以看到六部的长官(尚书、侍郎)对本部基层员工特别尊重，远远超过对中层干部的尊重。

    最后一个“利”字，也就有着落了。胥吏既不能通过科举猎

    取功名，也不能借助家世掌握权力，就只能通过工作体现价值—

    精熟例案，挟例弄权，以权谋利。

    琦善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的刑部新来的年轻人。虽然是

    干部，但不是领导，上班还得干活，干活就容易被老同志们噎

    着，噎坏了还没地儿投诉。如前所述，各部首长对本部胥吏都是

    由衷地尊重，小琦要告他们的状，那是不懂事。

    小琦懂事，小琦不哭，小琦爱学习。他花三百两银子，请来

    一位刑部退休的老同志，咬紧牙关，苦学三年，学到“例案精

    熟”为止。有品官的地位，则未来有发展的空间，再兼有胥吏的

    本事，如虎添翼，则前途不可限量矣。为什么琦善在三十六岁成

    为两江总督？这就是答案。

    1841年，当英军兵舰到了天津，琦善临危受命，去广州处

    理“夷务”，在确信打不过对方的情况下，与英方签订了《穿鼻

    草约》。他之所以被称为“汉奸”，即因这次签约。然而，照当

    时的情势，不签约，又能如何？不过二十年，有所谓“第二次鸦

    片战争”，清廷不愿完全履行条约，结果是圆明园被烧，广州被

    占领。或曰，历史不能假设，二十年前后的事情不能用来互证，那好，且看事实：一年后，清廷虽不承认《穿鼻草约》，却须与

    英国签订《南京条约》，才能停战。

    再看看《南京条约》与《穿鼻草约》条款的比较。前者同意

    完全割让香港，开五口通商，后者规定割让香港，然由中国保留

    在香港收取关税的权力；前者赔款二千一百万元，后者只需补偿

    烟款六百万元。于是，说到丧权辱国，二者皆然。说到外交利益

    的得失，则琦善谋国，犹有多者。以此，蒋廷黻才说：“倘与《南京条约》相较，就能断定《穿鼻草约》是琦善外交的大胜

    利。”

    做出这种判断，实在不难。然而在当时，在晚清以至其后，出于各种原因，大家都不愿为琦善点个赞。仅就当时而言，皇帝

    事前到底如何授权，事后到底如何卸责，失地卖国的真正罪人到

    底是谁，就是一桩疑案。虽无确证，但我们从琦善以擅订和约得

    罪，革职充军，不久即赦还，且很快又做回一品大员的事实来分

    析，可以相信清宣宗并未真把琦善当罪人。

    至于当时的舆论与后世的清议，不利于琦善，更易理解。鸦

    片战争后，琦善任陕甘总督，有位下属叫张集馨，在回忆录里这

    么说：琦大人“天分绝顶，见事机警”，在刑部办秋审(死刑复

    核)，有“白面包龙图”之号。在地方做官，办案与用人，亦非

    不徇人情，但必须情理相合，方肯同意，总以“不贻害地方”为

    原则。也不是不受贿，但必须“公事结实可靠”，方肯收钱，而

    绝不做买官卖官的勾当。若然，则琦善在有清一代官场，应能获

    得中上的评语了。但是，张氏又说，琦善“性气高傲，不欲下

    人”，对当时的“名公巨卿”，基本上都瞧不起，不给面子(林

    则徐应在其列)，以此，以名公巨卿领衔的评论界，对他自然

    是“毁多誉少”了。“党援”肃顺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六日，清文宗在热河病死，遗诏以肃顺等人为顾命大臣，辅佐幼帝。十月，慈禧太后与恭王

    发动政变，推翻顾命大臣的政府，开创垂帘听政之局。政变成功

    后，并未穷治“肃党”，或以为借此可见慈禧太后的理性与仁

    慈。

    然而，“肃党”之有无，本就是一个悬案。民国三年

    (1914年)，肃顺当年的小弟王闿运，旧地重游，白首谈玄，云：

    “其时夷患(按，谓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初兴，朝议

    和战。尹杏农(耕云)主战，郭筠仙(嵩焘)主和，俱为清

    流。肃裕庭(顺)依违和战之间，兼善尹、郭，而号为权

    臣。余为裕庭知赏，而号为肃党。”(《法源寺留春会宴集

    序》)

    同、光两朝，“清流”专指主战派，而以李鸿章为首的主和

    派则被称为“浊流”。闿运将咸丰末年政见不同的尹耕云、郭嵩

    焘混称为“清流”，并谓“权臣”肃顺“兼善”之，显然是将肃

    顺视为当时的“政府”。不是“政府”，必有所偏；只有“政

    府”，才能折中取舍，不分清浊而俱为我用。所以，接下来“余

    为裕庭知赏，而号为‘肃党’”一句，则是对政敌用“肃党”一

    词，污称具有政治合法性的肃顺“政府”为拉帮结派、招权纳贿

    的“朋党”，深表不屑。

    御史许彭寿却不这么看。他写了《密陈查办党援等四项事宜

    折》(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一日)，谓，“伊等专擅以来，无耻之

    徒或为之鹰犬，或为之囊橐，或为之发踪指示”，建议太后“饬

    下亲信大臣，密查此种劣员，严行澄汰，以肃官常”。不过，同日他又附片奏曰：

    “再，权要作威作福，目中且无君父，何况同官？在诸

    臣受其挟制，不过出于免祸之心，而臣又得自传闻，是以先

    未指实，总求饬下亲信王大臣从容查核，未可发之太骤。倘

    即日明降谕旨，则言者以报复为虑，此后无敢建言者

    矣。”(《查办党援未可发之太骤片》)

    似对“无耻之徒”颇具同情之理解，不愿太后穷治。太后想

    法则略有不同，看到折片，她“当令议政王、军机大臣传旨，令

    其指出党援诸人实迹”。彭寿既已倡议，虽曰“得自传闻”，至

    此也不得不交出名单，否则就有“讦告诬陷”的嫌疑。他检举了

    有代表性的几位大臣：“形迹最著者，莫如吏部尚书陈孚恩。踪

    迹最密者，如侍郎刘昆、黄宗汉。伊等平日保举之人，如侍郎成

    琦、太仆寺少卿德克津太、候补京堂富绩，外间皆啧有烦

    言。”或真是为了“惩一儆百”，初七日，上谕命将名单中的

    陈、黄革职永不叙用，余人俱行革职，并声明点到为止，“此后

    朕惟以宽大为心，不咎既往。尔诸臣亦毋许再以查办党援等事纷

    纷陈奏，致启讦告诬陷之风”(《谕内阁将党援载垣等之陈孚恩

    诸人革职》)。

    彭寿列出的名单大有问题。他人不论，被革职的刘昆就感觉

    特别悲愤。此前，他与肃顺的私交，不过同席吃过一顿饭，而且

    饭局的召集人还是彭寿之父乃普(时任吏部尚书)。试想，我刘

    某若是“肃党”，汝父难道是卧底不成？于是，某日在戏院碰到

    许彭寿，刘昆破口大骂，“且质尚书前事”，彭寿理屈词穷，转

    身就跑，“昆奋起击之，碗拂其耳，羹酒染衣，众环救乃解”。

    时人并作联语，云：“许御史为国忘亲，捐归党籍；刘侍郎因祸

    得福，打复原官。”(按，刘昆不久就重回官场，同治中仕至湖

    南巡抚，事见朱克敬《瞑庵二识》卷一)

    然亦有人系统总结过“肃党”的构成，谓：“肃顺擅政，颇

    搜罗人才，资以延誉树党，先及留京公交车，次京曹官，次外

    吏。”[按，“留京公交车”(进京应试的举人)可以王闿运为代表，“京曹官”可以李寿蓉(户部主事)为代表，“外吏”则

    可以写下这段总结的李桓为代表。)]

    李桓是前两江总督李星沅之子，时任江西道员。他怎么理解

    肃顺搜罗外省人才的呢？因为贵州安义镇总兵进京陛见，途经江

    西，李桓“以其久着战绩，厚赠之”，总兵至京，拜访肃顺，肃

    向他访问江西吏才，总兵对以李桓为赣省第一干吏，并写信给李

    桓，说肃大人对兄台极感兴趣，不妨拜在门下，只要从江西寄来

    门生帖，我即在京代购一柄玉如意，“附缄面递，即可晋秩两

    司”(谓可升任按察使甚至布政使)。李桓接信，“不觉失

    笑”，以为“武夫不足与论”，烧了此书。以后，肃顺被杀，据

    说“所有往来书札悉行封进”，于是，李桓很佩服自己的先见之

    明，谓“幸不为某所诱”(李桓《甲癸梦痕记》卷一)。

    但是，李桓却忘了十月二十九日的上谕：

    肃顺管理处所尤多，凡内外大小臣工，赠答书函，均恐

    难与拒绝。当兹政命维新，务从宽大。自今以后，诸臣其各

    涤虑洗心，为国宣力，朕自当开诚相待，一秉大公，断不咎

    其既往，稍有猜疑。所有此次查抄肃顺家产内账目书信各

    件，着议政王、军机大臣即在军机处公所，公同监视焚毁，毋庸呈览，以示宽厚和平，礼待臣工至意。

    之前抄肃顺的家，发现多封陈孚恩写给肃顺的“亲笔暗昧书

    函”，因此加重治罪，将孚恩充军至新疆。同时，当局应也发现

    不少朝野大僚写给肃顺的“亲笔暗昧书函”，其中，必不可少地

    还会有湘军领袖如胡林翼、曾国藩诸人的亲笔信，因为，肃顺器

    重“湘贤”，早已不是新闻，最著名的案例就是肃顺幕后主持，强行保住左宗棠，免其入狱。而湘军是太平军的唯一劲敌，稍谙

    时事者皆知湘军此役关系到国家的存亡，不论要不要根治“肃

    党”，将湘军大佬划入“肃党”阵营绝非明智的做法。以此，太

    后说所有肃府查抄的书信都要拿到军机处一把火烧了，“毋庸呈

    览”，实在是合乎情势、最正确的处理方法。当然，焚毁之前是

    不是做了备份？揆以情理，这个答案也极有可能是个YES。这些书信，极具运用之妙，将来很有可能用得着嘛。

    以上不过猜测。但是，看看曾、胡、左诸人全集，可有一封

    写给肃顺的信，可有一两句对肃顺的赞语？没有。按常情与逻

    辑，却是一定会有的，因为肃顺是当时实际的国家领导人，于公

    于私，地方大吏皆应与他往来，且不能限于公事公办的往来。信

    都去哪儿了？军机处把原信烧了，诸位赶紧也要把自己的底稿烧

    了，可想而知。

    而本质的问题，是肃顺真要谋反吗？若然，则不论湘军大佬

    再如何身膺巨任，恐怕结局都是身首分离。若否，则不论平日写

    信如何“亲笔暗昧”，都是谋国之忠，无可厚非，或能寻出病

    句，绝不可引为罪证。以此，慈禧太后才能遵循理性，表示宽厚

    与和平，以致十年后曾国藩与幕客聊天，要由衷地赞叹“女中尧

    舜”，尽管他此前也“暗昧”地说过，政变后抹黑肃顺，实在

    是“天下无真是非”。畅销书作家汤鹏

    晚清益阳人中，官做得最大的是陶澍，事功最显赫的是胡林

    翼，“才气奔放，则有汤海秋”(曾国藩语)。

    汤鹏(1801—1844)，字海秋，九岁能属文，十四岁补学

    员，道光二年(1822年)举人，第二年连捷成进士，以主事分

    礼部，时才二十三岁。道光十年(1830年)，充军机章京，极

    受大学士曹振镛赏识，担心他在“冗众”的礼部受到遏抑，特奏

    调至户部，旋擢贵州司员外郎。道光十五年(1835年)，充会

    试同考官，时年三十五岁。对这样一位少年巍科、高才博学的年

    轻官员，舆论皆以为“不日月跻津要得美仕也”，然而汤鹏不走

    寻常路，“自赀求为御史”，做了一名言官(王拯撰《行

    状》)。

    这年八月，工部尚书宗室载铨，在检查公务时，将本部司员

    嵩曜误认作“家里人”。所谓家里人，是指旗人虽须服从皇帝，然而也要敬礼所在旗的旗主，旗主则视本旗之人为家人，当然，家人听上去不错，其实另有个称呼则是奴才。然而嵩曜并非载铨

    的“家里人”，闻言觉得受了侮辱，回头就向长官具呈代奏，告

    了御状。道光帝认为“载铨措辞过当”，而“嵩曜负气具呈”，都有错误，遂将二人分别交给宗人府与吏部议处，结果载铨照例

    议罚职任俸一年，嵩曜照例议罚俸九个月，各打五十板，了了此

    事。但是，到了十月，汤鹏重提旧事，率先奏称，载铨处分过

    轻，请再交宗人府量加议处，并请将嵩曜处分宽免。宣宗大怒，批评汤鹏“率意渎陈，于奏定准行事件，妄议改更，无此政体。

    且赏罚为朝廷大权，岂容臣下妄行干预”，若此，“实属不知事

    体轻重，不胜御史之任”，遂命汤鹏卸任御史，仍回户部(据

    《清实录》)。回户部，汤鹏升任江南司郎中，管理军需局，并被钦点为陕

    甘乡试正考官，可知圣眷未衰。而圣眷之所以未衰，大概与当朝

    大佬对他的爱重有关。而之所以爱重，则因为大佬们特别喜欢他

    的制义。

    有一条笔记，记录汤鹏在考场上的机智，久为人知，云：

    寿阳祁相国寯藻，督学湖南，邵阳魏默深源，益阳汤海

    秋鹏，皆其所激赏。道光癸未(三年)，汤魏两先生均赴会

    试，至都谒祁。祁语汤曰，海秋之文何其冗长，不如默深短

    炼佳也。是科，祁充会试总裁，题为《切问而近思，仁在其

    中矣》。汤入场，忆师言，文特简括，后比连用三字句。寿

    阳得之，曰，此魏默深也。亟录之。比揭晓，则益阳汤鹏

    也。(陈锐《袌碧斋杂记》，载《青鹤杂志》一卷二十一

    期)

    祁寯藻于道光二年(1822年)充广东乡试正考官，次年任

    湖南学政，至六年卸任。而道光三年(1823年)会试，考官是

    曹振镛、汪廷珍、王引之、穆彰阿，祁寯藻并不在列。可知祁寯

    藻不可能在三年会试前夕在京指点汤鹏如何作文。这条笔记是张

    冠李戴了。

    汪穆二位老师，先后为汤鹏的八股选集作序。汪序[道光七

    年(1827年)]自谓“生平不轻为人序文”，实在是有感于汤

    鹏“天才固多，而人工亦非其所少焉”，才愿意向世人介绍这种

    既是“自成一家之文”，又是“不名一家之文”的佳作。穆序

    [道光十七年(1837年)]则谓汤鹏“闱中之文，朴遬浑坚，浏亮顿挫，余固心焉许之”，而学与年增，才不少却，俨然已到

    了韩愈所说“能自树立，不因循”的境界，因此愿意大力揄扬。

    其序还透露了一条书市的消息，谓汤选自七年刊行，“几于家有

    其书，人有其篇”。此语不虚。道光十二年(1832年)，邵懿

    辰初至北京，即“见书肆间市汤君海秋时文，善琱绘物情而举以

    大义”(《汤海秋哀辞》)，印象深刻。文章写得好，且能畅销，诗也不错。龚自珍撰《书汤海秋诗

    集后》，谓汤诗可以一个“完”字做评语。其词曰：

    何以谓之完也？海秋心迹尽在是，所欲言者在是，所不

    欲言而卒不能不言在是，所不欲言而竟不言，于所不言求其

    言亦在是。要不肯挦扯他人之言以为己言，任举一篇，无论

    识与不识，曰：此汤益阳之诗。

    当然，龚自珍说的这个“完”字，是对汤鹏而言，并非对诗

    艺而言。从汤诗或能见到完整的汤鹏，然而未必能代表完美的诗

    艺。他在《己亥杂诗》里为汤鹏写了一篇，云“觥觥益阳风骨

    奇，壮年自定千首诗。勇于自信故英绝，胜彼优孟俯仰为”(第

    廿九首)；“勇于自信”四字，褒贬已在其中，恰如前揭

    的“完”字。汤鹏的湖南老乡傅熊湘，借着龚自珍的评语，说汤

    鹏“自负甚厚，至谓合于性天，出入于风骚而不苟作”“惟骏快

    之作，常觉有发露太尽之感，转不如驽缓者之纡徐可思”，至于

    整体水平，则“七言古乃似尤西堂，其次亦不过为常人语而

    已”(《钝安脞录》卷一)。

    虽然，汤鹏的声名在后世还是寂然的，不过，托曾国藩的

    福，对于爱看近代轶事的读者来说，提起汤鹏，还是有印象的。

    据李伯元《南亭笔记》云：

    曾(国藩)与汤海秋称莫逆之交，后忽割席。缘曾居翰

    林时，某年元旦，汤诣其寓贺岁，见砚下压纸一张，汤欲抽

    阅之，曾不可。汤以强取，则曾无事举其平日之友，皆作一

    挽联，汤亦在其中。汤大怒，拂衣而去，自此遂与曾不通闻

    问。

    故当时在京湘人谚云，曾国藩包写挽联，江忠源包送灵柩。

    然而，据曾国藩为汤鹏写的祭文，则二人闹翻，与生挽无关。其

    词曰：我行西川，来归君迓。一语不能，君乃狂骂。我实无

    辜，讵敢相下？骨肉寇仇，朋游所讶。见豕负途，或张之

    弧。群疑之积，众痏生肤。君不能释，我不肯输。一日参

    商，万古长诀。吾实负心，其又何说？

    据其自述，则谓，道光二十三年十一月，曾国藩完成四川乡

    试正考官的差事，回到京城，汤鹏特地组局欢迎，哪知一语不

    合，二人大吵了一架，闹到不欢而散，直至第二年汤鹏逝世，二

    人再未见面。国藩对此十分内疚，故曰：“一日参商，万古长

    诀。”唯据曾氏家书，谓“汤海秋久与之处，其人诞言太多，十

    句之中仅一二句可信”(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则曾不满意

    于汤，又非一日矣。

    汤鹏的死，是暴卒。诸人所作行状传记墓铭哀辞，皆未明言

    因为什么而暴卒，只有曾国藩祭文提了一句，云：“一呷之药，椓我天民。”可知与吃错了药有关。而据薛福成《庸庵笔记》卷

    三“猛药不可轻尝”条，汤鹏是在二十四年七月初八日的家宴上

    与朋友打赌，不信“大黄最为猛药，不可轻尝”的邪，自谓“无

    疾常服之”，硬是当场吞了一两多大黄，黄昏即已腹泻不止，稍

    延至明日凌晨，即告暴卒。一位才人，就这么稀里糊涂送了性

    命，令人难为情。曾国藩评曰“岂不有命，药则何罪”，也是实

    在不知如何去说这事。

    汤鹏《漫兴》云：“雕肝刻肾三千首，赢得人间号海

    翁。”而终年只有四十四岁，徒负“海翁”虚名，实在令人遗

    憾。奇人钱江

    粤人黄世仲化名“禺山世次郎”(禺者，黄为番禺人；次郎

    者，仲也)撰《洪秀全演义》，是一部奇书。此书自光绪三十一

    年(1905年)在报纸连载，其时，清廷仍有六年之命；而书首

    诗云“汉家正统自英雄，百战如何转眼空？凭吊金陵天子气，啼

    痕犹洒杜鹃红”；既曰“汉家正统”，则谓满人统治无合法性，既曰“金陵天子”，则谓太平天国不得谥为逆贼。于是，在时人

    看来，这端是一首“反诗”，其书则为“禁书”，作者则是“乱

    臣贼子”。然黄氏是同盟会员，又是新闻界才子，思想前卫，笔

    力雄健，正欲以此书做匕首、投枪，正欲做一个“乱臣贼

    子”也。只是，他求仁得仁，乐得做“贼”也就罢了，却将钱江

    拖上“贼船”，未免做人不厚道。

    钱江，字东平，浙江长兴人。他是近代史上一个奇人。他有

    四奇：

    一奇，咸丰三年(1853年)，他以监生入幕，协助雷以

    创订厘金制度(简单地说，就是商业税)，资助军饷，镇压太平

    军；史称“厘祖”。此一制度延续至清末方被革除，而余风不

    歇，直到民国仍被各地军阀用为敛财之具；实在是中国财政史上

    一桩大事。其事载于多书，早成定论，唯周育民撰《关于清代厘

    金创始的考订》(《清史研究》2006年8月)，力翻旧案，谓经

    核对时事，钱江不可能为雷氏定策，言亦有据；以不关本文大

    旨，暂不赘论。

    二奇，不多久，钱江就被东家办了个就地正法，一命呜呼。

    据雷氏奏折：钱在军中，“交接贤豪”，以养其望；“招延勇

    士”，以收其威。他还作了一首谶诗，云：“满地红樱子，须防

    白帽来。若要此河开，必须刘基才。”这极有“谋逆”的气象，故不得不先行正法，以消患于未萌。谶语诡怪不可解，但有“刘

    基”(刘伯温)字样，不由让人想到烧饼歌的故事，更想到钱江于道光末年曾接触“太谷教”的故事(张曜《山东军兴纪略》卷

    二十一)。所谓“太谷教”，杂糅儒、释、道，自成一派，不立

    文字，聚众隐修于山东黄崖山。同治五年(1866年)，整个教

    被官兵当作“邪教”剿灭，万人同时遇难，史称“黄崖教案”。

    钱江是否入教，不可考；但他天赋“长身瘦面，手垂过

    膝”的“异像”(施补华《钱江传》)，平日不事生产，好谈大

    略，兼喜图谶，这就为他的第三奇—成为太平天国金牌师爷—设

    定了一个易于理解的背景。《洪秀全演义》中的钱江，依作者之

    意，直可比作诸葛亮，而与冯云山(拟徐庶)、李秀成(拟姜

    维)鼎足而三，成为天王(拟刘备)的心腹臂膂。限于篇幅，不

    能转述书中内容，且看回目：一曰“钱东平大败曾国藩”，一

    曰“钱江独进《兴王策》”，一曰“钱东平挥泪送翼王”，简直

    就是以《水浒传》笔法写一部《三国演义》，看官却道奇也不

    奇？只是，奇则奇矣，奈何失真。罗尔纲撰《钱江考》，揭破

    《演义》及《满清野史》等笔记小说伪造钱江“革命史”的骗

    局，铁证如山。奇人不奇矣。

    但是，钱江还有第四奇—他没有死在雷以 的刀下，而是虎

    口逃生，亡命江淮间，后至上海；同治年间，以儿子殉节，受六

    品封衔；光绪十六年(1891年)，以高年积德，被学政授

    以“里闬仪型”之匾；最终，于宣统元年(1909年)老死于江

    苏清江普应寺，享年九十六。陈光贻据《长兴县学文牍》及孙德

    祖《寄龛诗质》《杂记》撰成《再谈钱江》(《长兴文史资料》

    第三辑)，证据确凿，将业经众多史家众口一词定下的“铁

    案”翻了个边。此不仅为乡贤白其冤，更令吾辈知道征文考献之

    难，知人论世之不易。功莫大焉。吾家就是翰林院

    干禄，就是吃公家饭。有关干禄的书，相当于今日的干部必

    读或公务员手册。自隋唐以来，字写得好不好，逐渐成为干不干

    得到禄的重要因素，因此有了句俗谚叫作“字是打门锤”。唐代

    书法家颜真卿的伯父颜元孙就专门作了一部《干禄字书》，将每

    个字的写法分为俗、通、正三体，告诫有志于官者多写正体，不

    要因字体犯错而砸了公家的铁饭碗。孔乙己自诩知道茴字的四种

    写法，但不一定知道哪种是正体，故此吃不上公家的饭，潦倒一

    生。

    道光年间权臣曹振镛死后被谥为“文正”，生前却是个“字

    正”。他极力推行“齐整无破体”的书法，要求考生写字严格遵

    照以董其昌、赵孟 两家书法为基础的馆阁体，不问文章写得如

    何，但看字体入不入格。这种阅卷套路，与他建议道光皇帝看奏

    折的方法一脉相承。同时，他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进士们想进

    翰林院，更须苦练馆阁体，不然万万过不了“字正公”这一关。

    说来奇怪，写毛笔字这件事，并非熟能生巧的。书法发烧友

    康有为练字五十多年，名碑名帖，揣摩殆尽，却终于只写得出一

    手“俗”字，不得不慨叹“吾眼有神，吾腕有鬼”；最终断绝做

    书法家的念头，改行做了书法理论家—康氏《广艺舟双楫》是近

    代著名的书法批评专著。在他之前，另有一个倒霉蛋，也被恶鬼

    附了手腕，并因此绝了做书法家的念想，不过，这人改行做了书

    法教育家，而非理论家。此人便是大名鼎鼎的龚自珍。

    论才情，论学问，论见识，龚自珍都有资格进翰林院。可

    是，院长曹字正公偏不关心学识，他只看你小楷写得好不好。龚

    自珍却死活也写不好馆阁正体，进不了翰林院，无奈，他只得在

    部曹一级折腾大半生，不到五十岁便郁郁而终。人一憋闷，总得

    找个出气的办法，明着斗怎么也斗不过当朝极品，那咱们就想个

    办法恶心他、腻味他。龚自珍模仿颜氏《干禄字书》，写了一本《干禄新书》(简称《新书》)。《新书》也讲如何写字，且专

    讲如何写一手翰林必备的字。《新书》写就，龚自珍便令家中妇

    女—包括女儿、媳妇、小妾、丫鬟全要对着教材练习馆阁体，日

    有课程，月有考试。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龚

    家女子人人写得一手符合标准的馆阁体。

    于是，再要听到谁说某翰林如何如何，翰林院又如何如何，龚自珍便满脸不屑，傲然说道：翰林有什么了不起？翰林院又有

    什么了不起？吾家妇女写字，个个都是翰林，吾家就是翰林院。想赚三千两

    古人通常理想是中一次考，娶一房小，刻一部稿。这就是所

    谓俗吏的人生画像。然而，对于志存高远的名臣来说，虽曰近君

    子，远小人，俗吏不能也不应摒绝，则是胡林翼获得的教训。

    当他在湖北巡抚任上，某日，接见一位需次来省的县令。其

    人五十出头，举人出身，在京经过大挑，分发湖北，此行谒见长

    官，若无异议，则将赴县上任。其时天气炎热，县令随身带了扇

    子，大摇特摇，全没注意巡抚的脸色已起了变化。林翼问：“很

    热啊？”县令答：“是，是，特别热。”林翼说：“不如除下帽

    子。”县令致谢，除了官帽继续扇。林翼看冷笑话没起作用，有

    点儿生气，说：“干脆把袍子也脱了罢。”县令遵命除了官服，赞颂领导英明，确实凉快多了。林翼大怒，拂袖而去。

    入内，胡母汤太夫人见林翼面有愠色，问：“这是咋

    了？”林翼报告了见闻，说：“此等人真辱没衣冠，怎么能指望

    他做个好官。”太夫人说：“崽啊，你错了。此人三次不中会

    试，五十岁了，大挑一等，得了知县之职，才进入官场，哪晓得

    应对上官有那么多规矩。若知道六月天扇扇子也会惹怒上官，他

    绝对能忍住的。而且吧，你是领导，他是属吏，你要批评他，尽

    可直言，何必冷言冷语戏弄人呢？你也错了。”

    林翼尽管脾气大，道理还是听得进去的，觉得母上所言甚

    是，于是，次日再次召见县令。县令这次没带扇子，然而神色从

    容，并无涩缩之态。林翼略询他的履历，然后问他，做官是为了

    啥。县令答：“想赚三千两银子。”林翼“心鄙其言”，但也欣

    赏他的坦白，再问：“为啥定三千的指标？”县令答：“出身贫

    寒，无力读书，幸有祠堂津贴，亲戚资助，才能中一举，得一

    官，所以要赚三千两，是想捐一千给祠堂，分一千给穷亲戚，剩

    一千用来赡养妻子。”如此，何可厚非，林翼点头称是。遂指派

    某县，命他赴任。县令在官年余，辖地没有发生一起上访事件，没有一桩未结

    之案，也没有拖欠一两正供钱粮。林翼感叹，“此所谓安静之

    吏，悃朴无华也”，不遵懿训，差点儿错失一个好官。没多久，县令具禀求见，官印也带在身上，林翼笑问：“三千两已经到手

    了？”县令答：“托大帅的福，不但赚了三千，还有三百两的盈

    余，这笔计划外的收入我不要，请大帅处分。”随即呈上银两，长揖而去。

    此事见民国《益阳县志稿》。唯清末知县年入，综计正俸、养廉与陋规，所谓“不贪不滥，一年三万”(光绪《湘潭县

    志》)，虽然湖北州县在战乱凋残之余，或不如湘潭富裕，而三

    千三百两的年薪，终究是太低了点儿。是县令尚未全力刮地皮，还是别有原因，今则不得而知矣。然而老实说出做官就是要赚

    钱，且报出一个准数，百年后思之，仍然令人感佩。“天下第一”周沐润

    周沐润，字文之，河南祥符人，自幼生长江苏，为道光十四

    年(1834年)乡试解元，年方二十四岁。道光十六年(1836

    年)，与弟源绪同榜成进士，时任江苏巡抚林则徐，特撰集句

    联，向周父道贺，云：“谢安子弟佳难得(白居易)，庾信文章

    老更成(杜甫)。”赞扬备至。

    沐润旋发江苏为知县。不久，拜谒巡抚，林则徐对这位青年

    才俊印象甚佳，当面表扬：“足下元作(按，谓解元卷)大

    佳。”沐润毫不谦虚，说：“卑职元卷为天下第一，世所传

    诵。”则徐不介意他的狂傲，随又赞扬他当官称职，沐润仍不谦

    虚，说：“卑职政声，亦为天下第一，世所传诵。”则徐不禁呵

    呵一笑，略示不满，云：“元卷固然，政声未必遽尔。”

    自则徐以下的历任江苏巡抚，或皆受不了沐润的才子气，都

    没有提拔他，以致十年间辗转数县，总不能升官。沐润则谓上官

    嫉妒贤能，愈益放浪形骸，甚至公然嫖妓，犯了当官的大忌。且

    尝撰联赠妓，留下笔墨证据。如赠名妓富金，云“我富才华卿富

    艳，兼金声价断金交”；此联与唐人罗隐的赠妓诗“我未成名卿

    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具有同等的牢骚，一致的幽默。

    任长洲知县时，沐润与丁家巷的名妓褚如意往来密切，不避

    嫌疑，“屡乘舁张盖，呵殿往游”，也给她写过嵌名联，云：“尽道我不如归去，试问卿于意云何。”颇有一官何足

    道，“温柔不住住何乡”(龚自珍诗)之意。

    终于，官场不再容忍沐润的荒唐行径。道光二十八年

    (1848年)，苏籍御史曹楙坚上了一道参折，谓沐润身为地方

    官，常常借口“查夜”“乘便挟妓饮酒”，又将伶人林某收为跟

    班，大干例禁，亟应严惩。皇帝立派吏部侍郎福济与詹事府右庶

    子骆秉章驰往查办，经查属实。读了覆奏，宣宗大怒，云：“种种卑鄙，实属有玷官箴。着即革职，发往新疆效力。”

    沐润遭此厄运，仍无悔意，充军途中赋诗云：“岂缘风月关

    防密，或者春秋责备严”，居然以贤者自居。然而，尚未到疆，宣宗即告驾崩，文宗登基，宣布大赦天下，沐润因此只受革职的

    处分，不用远戍新疆了。

    咸丰三年(1853年)，沐润官瘾发作，花了一万两银子，捐复原官，仍回江苏做知县。巡抚许乃钊接见他，说了几句安慰

    话：足下少年成名，受些磨折，本是好事，“亦天之所以玉汝于

    成也”。孰料沐润对曰：以前凭科举得官，没有花一分钱，这一

    回可是“黄金论斗，始复冠带”。意谓别说什么玉汝于成的套

    话，我能复职，靠的可不是天恩，而是真金白银。语毕，他还捧

    起双手，做了个斗量的手势。

    此后，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早知沐润的狂名，一见面，即知

    其名不虚，为此特地在家书中以他为反面典型，告诫其弟，云：“吾兄弟于有才而无德者，亦当不没其长，而稍远其

    人。”江苏巡抚李鸿章，虽是沐润的上司，沐润却仗着自己与李

    父有同年之谊，称鸿章为“老世兄”；老世兄者，今语大侄子

    也。疏狂若是，宜其蹭蹬终身。侗愿而坚邹汉勋

    邹汉勋(1805—1854)是近代中国有名的学者，博学而能

    专精，在历史地理学(旧称舆地之学)的贡献尤其突出。当时

    有“记不全，问魏源，记不清，问汉勋”的乡谚，故王闿运为他

    作传，特别强调他“博学名湖南”。

    身后，有人搜集他的著作，集为《学艺斋遗书》行世。学者

    谭献，读到这部遗书，认为汉勋的论文“朴僿而不冗，敦碻而不

    夸”，固然符合优秀汉学家的标准，但是，他从字里行间读到更

    丰富的内容，“颇疑其人侗愿而坚，非必柔厚之君子”。(按，孔子批评三种人，说：“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

    不知之矣。”所谓侗而不愿，就是不仅无知，还不老实。)谭献

    则感觉汉勋此人真诚而坚定，不像是常见的温柔敦厚的读书人，而另有一种豪侠之气。他眼光不错，看得很准。

    咸丰元年(1851年)四月，邵阳出了一桩人命案，在某富

    户的山上发现一具无名男尸，挂在树上，似是自缢，身上却有伤

    痕。然而，县里派人做尸检，结论却是自杀，匆匆葬埋了事。这

    个人是汉勋的远房亲戚，与富户发生冲突，含冤而死。汉勋在

    乡，素不结交贵人，至此，凭着义愤，率族人赴县控诉。县里既

    将此案断为自杀，想必皆为富户买通，现在来个秀才，说要翻

    案，那怎么行？

    县里的办法，自然是劝归，并指令富户酌情赔款，同时警告

    邹家人，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如前所说，汉勋是“侗愿而

    坚”的人，只服一个理字，其他软硬一概不吃。于是，知县怒

    了，当堂以寻衅滋事(“事不干己，诈索扛讼”)、扰乱办公秩

    序(“哄闹官署”)的罪名，革掉他的秀才，关入监牢，拟重治

    之。

    其时，新任宝庆知府黄文琛，访闻属县出了这么一件事，而系狱者是老朋友邓显鹤的学生，且系冤狱，务必出手干预。只

    是，初来乍到，尚不及观风问俗，更别说详剖案情，若在毫无确

    证的情况下命令知县放人，未免有枉法的嫌疑，一旦被抓住把

    柄，知县向省中告状，自己也不一定兜得住。

    时届端午，黄文琛生出一计。他邀请所有府县官员及郡中耆

    老士人，来邵阳县共度佳节。受邀各官，包括邵阳知县，不疑有

    他，只认为新长官做亲民秀，乐得配合他演戏，纷纷到场。及至

    入席，发现上座一直空着，众人虽有疑惑，再想，可能有神秘贵

    宾，于是也能静候。黄文琛看都到齐了，袖出一份请柬，款

    署“文琛顿首”四字，故意教大家看见，然后招来下属，备好轿

    子，嘱咐他，不管邹先生在哪里，都务必请他移驾赏光。

    狱卒哪能挡住直接来自知府大人的压力？结局可想而知，又

    是一段阶下囚一变而为座上客的“佳话”。只是，这不是演戏，这是真事。汉勋“哄闹官署”的时候，并不寄望于未来的偶然，他只知道族人不能白死，有冤即应伸张的必然。

    两年后，他从军助守庐州，城破，放弃逃命的机会，披发执

    刃，痛饮狂骂，死于乱刀之下。小庙拿神陆秉枢

    北京前门外有座小庙，一向冷清，咸丰某年除日，住持和尚

    突然召人开了小型发布会，说，贫僧近日默察庙门前地势，看到

    地下似有火光，虽未知其详，但感觉必有吉象，请大家拭目以

    待。

    次日元旦，清晨，围观群众发现，庙门前的地面竟然拱起来

    了，一时大哗。到了黄昏，不知何物，已经拱破地面。群众请教

    和尚，和尚说：“看上去是不是像佛祖头顶的螺髻？不过小僧不

    敢断言，还是继续观察吧。”

    四五日后，越拱越高，终于成型，原来是一尊两米多高的佛

    像。佛像从土中升起，虽由泥塑，但仍应尊称为如来金身。自

    此，某庙的灵异传遍了京城，仕宦平民、各种善男信女，络绎前

    来，磕头上香，顶礼布施。

    巡城御史陆秉枢听说这件“倾城聚观，举国若狂”的异事，当然要来看个究竟。不过，未到之先，他早有了主意。至寺，草

    草看了几眼泥佛，他就下令，将泥佛放倒，重责四十大板。带来

    的隶役，被眼前景象吓着了，闻命，迟迟不敢动手。秉枢怒，抢

    过板子，率先动手。和尚与信众，皆闭目合十念佛，不忍见陆大

    人遭到神谴。谁知一阵啪啪啪声之后，只见泥屑草根乱飞，并无

    其他异象。

    秉枢稍息，又命从人取铁锹来，向地下略做挖掘，及至露出

    几茎豆芽，旋令停止，并当场逮捕住持和尚，带回衙门审讯。和

    尚见到豆芽，已知大事不好，临讯，不再耍滑，全盘交代。原

    来，发布会前，他已组织僧人偷偷埋了一座泥佛，而在佛像底

    下，则堆压数十斤黄豆，大量浇水，经过数日，黄豆不断发芽，逐渐将泥佛顶出地面，造成这道奇观。至于为啥要这么做，理由

    很简单，骗钱呗。取得确供，秉枢命人抄录，贴谕全城，并罚住持和尚戴枷游

    街，配上庙门前逐渐茂盛的豆芽菜，给全体市民上了一堂生动的

    反迷信公开课，而“陆眉生小庙拿神”之谚，亦成当日佳话。

    陆秉枢(1821—1862)，字辰伯，号眉生，浙江桐乡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进士，仕至都察院户科掌印给事中。

    他是咸丰年间风头很劲的御史，直谏敢言，不忝所职，同时，也

    是豪爽多情的诗人。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冬，他北上参加

    会试，途经苏州，给夫人写家书，随信附了一柄团扇，题诗六

    首，其一云：“孤舟风雨自冲寒，听遍荒鸡翠被单，不是郎心爱

    离别，长安花要少年看。”此诗与常见那种不以功名为念，而以

    亲情为重，但是透着假惺惺的安慰体不一样，它直抒胸臆，不讳

    言利禄，不遮掩虚荣，实为名言“出名要趁早”的先声。花国状元江若兰

    位列三甲

    同治十年(1871年)秋，有好事者，自称品花主人，综合

    各界意见，仿照科举程序，为长沙地区的风尘女子排了一个“花

    榜”，一甲三名，为状元江若兰、榜眼刘梅卿与探花张京玉。

    若兰是江苏人。湘军战胜太平天国，士卒凯旋，除了满载的

    财宝，也带回不少东南女子，有花钱买的，更多则是抢来的，若

    兰就是其中的一位。被掳已属不幸，更不幸的是，强盗士兵糟蹋

    厌了，又将她转卖给一位姓江的商人。若兰遂从江姓，而本姓已

    不可考。然而被转卖仍不算最不幸的事，不久，江家败落，若兰

    无以聊生，只得来省城做了妓女。其时为同治九年(1870

    年)，若兰二十二岁。而从业不到一年，竟被公推为“花国状

    元”，对此，似不能说是不幸中的大幸，只宜无语。

    讲一个故事，看时人如何形容若兰的美丽。十年暮春某日，若兰与某公子游岳麓山，在三闾大夫祠设酒小憩。同行者湘潭尹

    某，是个“色友”(“工西人影相术”)，为这对“香草美人，风流未坠”的小儿女拍了一张合影。若兰“倚栏远睇，公子凭肩

    而笑，作指示状”；这种造型，直至今天亦能见着，可证近百年

    来大众审美趣向仍不悬隔。

    近代戏曲家杨恩寿十分欣赏照片中的若兰，竟说，哪怕是

    《柳如是小像》《陈圆圆册子》与《张忆娘(康熙时苏州名妓)

    簪花图》(真迹他都见过)，三位画中人较诸江若兰，“犹觉有

    笔墨痕”。其时距摄影术传入中国未及三十年，设备与技术俱未

    普及，而作为内陆省份的湖南已经有人将这种洋玩意儿运用于日

    常生活，略可见湘军崛起为本省带来经济文化科学方面的巨大影

    响。世间美人，有只可静观而不能让她开口者，一说话，其美则

    减色，甚而荡然无存。若兰则否。风晨月夕，煮酒对客，若

    兰“语音轻脆”“骋其谈锋”，宾主竟能“终日不倦”。旧时嫖

    客固不避讳肉体享受，然对精神世界的追求似稍胜于今人。凭了

    辩才无碍的特色，若兰大受追捧，“倾动一时，门盈车马”。

    尝有进士出身的部吏(厅局级干部)，回乡作乐，在若兰面

    前夸口，说科举如何难考，进士如何难得。若兰笑言，妾身卑

    贱，素不知科甲的尊贵，前一阵，蒙诸位老板瞧得起，给我定了

    花榜的状元，连带侍婢巧云，也列名三甲，享受“赐同进士出

    身”的待遇，声价倍增矣。

    清代殿试录取分三甲，一甲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这位部吏为三甲进士，恰与若兰之婢同一等

    级，故若兰以此调他的口味。其时，江湖流传“替如夫人洗脚，赐同进士出身”之联，讥嘲曾国藩(也是三甲)，正与若兰的隽

    语相映成趣。

    状元“夫人”

    有状元，则有状元夫人。顾名思义，状元夫人应是女人，而

    在清代，另有一类状元夫人，却是男人。

    清代严禁命官宿妓，于是，为了遣忧泄欲，官们兴起了找相

    公的潮流—钻法律的空子，玩男人不算嫖娼。相公，或曰为“像

    姑”二字之讹，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伪娘”。清代伪娘虽不能

    借选秀节目脱颖而出，而出人头地的首要选项同样是进入娱乐圈

    —那时节叫梨园。于是，与状元交好的男伶，称为状元夫人。

    此外，还有一类男性状元夫人，则是名妓的相好。若兰是花

    榜状元，自然有状元夫人。她的“夫人”，是候补同知李生。李

    生的生平仕履不可考，然而，大致可以想象：李生出身富室，在

    所谓同光中兴的承平年代，虽未能报捷于科场，凭着家中有钱，亦能捐得一官半职，经吏部分配来湖南任职。然而，僧多粥少，他迟迟不能补得实缺，于是，淹留省城，“常作北里之游”。李

    生年少多金，是“合潘驴邓小闲而一者”，不仅江状元对他情有

    独属，“宠以专房”，各位混迹风月场的玩家亦不吝赞美，公认

    他为状元夫人。

    而若兰毕竟不是从一而终的良家，除了李生，还有其他客

    人，亦须各设名分，于是，“视其资格，以判等差”，若兰除了

    夫人，还有若干“妾”“婢”，左拥右抱，好不得意。

    同治十一年(1872年)，江若兰移居湘潭。湘潭是湖南的

    物流与商业中心。两粤、滇、黔四省与本省西北地区的货物，都

    要经湘江、沅水运往中原与东南，以长沙的地理位置与行政级

    别，固应成为经济中心，然而，长沙港“不利泊船”，不得不将

    经济中心的地位让与航运便利的湘潭。于是，自明代以来，湘潭

    一城，“帆樯檥集，连二十里，廛市日增，蔚为都会”，成

    为“天下第一壮县”。既是一省的经济中心，可想而知，消费水

    平很高，花榜状元转会到湘潭，也就是一件自然的事。

    不过，商业发达的地方，另有一种风险。在长沙，若兰妙言

    语，善调侃，以物件多为仕宦，好歹出身读书人，俱能体会她的

    好处，不会因言贾祸，而在湘潭，调笑的都是商人，情况就不一

    样了。

    湘潭虽是湖南的商业中心，商人却多外籍。金融业掌握在山

    西人手中，奢侈品的老板多为安徽人，福建人做烟草，苏州人卖

    绸布，而数量最多、盈利最大的则是江西商人，临江药材年售至

    八百万两，建昌锡店与吉安钱店开遍全城，如油货店、广货店与

    杂货店，如铜铅蜡丝，如食盐批发，也都由江西人垄断。当时江

    西人在湖南做生意，很有反客为主的派头，绝无受民谣所谓“江

    西老表靠边站”的窝囊气。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江西商

    人嫌湘潭人笑话他们的口音，竟设计围杀数十土著，酿成近代著

    名的土客仇杀案，于此可见一斑。

    无妄之灾若兰再要照例占江西商人的口头便宜，可就惹了麻烦。她说

    了那些话，怎么惹得麻烦，已不可考，所知是肯定惹恼了某位江

    西巨贾。当然，那会儿终究是法治社会，老板本人对她无可如

    何，要报复，得另想辙。

    时任湘潭典史聂任骙(可以拟为今天的县公安局长)，严格

    执法，不畏豪强，曾以县中某巨室的管家冲撞他的仪仗，立即拿

    下，当街脱了裤子打屁股。能称巨室者，至少是省部级官员的

    家，任骙小小科级干部，也敢得罪他们，自此，他“以风厉

    名”。于是，江西老板心生一计，要借任骙之手报复若兰。

    某日，老板请任骙喝酒，聊着聊着谈到“城中名媛”，乃说

    江若兰太嚣张，不把谁放在眼里，必是进贡了银子，请老聂做的

    庇护伞。任骙连连摇手，说，你扯淡，绝无此事。老板开始激

    将，问，你要不是幕后黑手，她这么高调，那你敢教训她吗？任

    骙说，屁话，这有什么不敢的。老板咄咄逼人，说，自省长

    (“中丞”)以下，大官豪绅，没有不认得她的，你个小小科

    员，也敢动她？任骙酒劲上来，奋然曰：“她岂是那谁谁家能比

    的，那家我都修理了，何况她!”说完，砸了酒杯，即去江寓传

    了若兰，锁到大街上，当众抽了二十鞭。

    被地方治安官借口惩罚，再有官场的朋友，人家也不会出头

    为她讨回公道。不论如何风光，青楼毕竟是贱业，不论如何欣

    赏，仕宦总要避嫌疑。若兰受了无妄之灾，却没人为她出头，不

    由得“明光顿减”“兴致亦阑”，竟放言去做尼姑，“以忏绮

    语”。

    在鲁莽典史没出现之前，若兰是妓，却不是一般的妓，她的

    门庭声气，能够误导不少人，或以为她受了高官的庇护，或认她

    为社交的枢纽，情色以外，总想从她这儿寻找额外的实惠，而一

    旦受辱于小吏，曾抱幻想的恩客们恍然大悟，若兰再是状元，也

    不过一妓而已，前此过分殷勤，未免荒唐了点儿。而最先明白这

    个转机的意义的，当然是若兰，局面既已丕变，再要从容谈宴，调度裙下诸臣，势不可得，最上策，也应暂时敛迹江湖，静以待

    变，所以她才传话出去，“欲改缁服，见比丘身”。当时记者对此颇能烛照，评曰：“姬果具莲花根蒂耶，或亦

    参口头禅耶？姑俟其究竟。”—若兰是真要洗尽铅华，回头是岸

    呢，还是只不过口是心非，仍将重操旧业？咱们等着瞧吧。遗憾

    的是，这位记者—戏曲家兼欢场达人杨恩寿，并未续录事态的更

    新发展，结局只能请读者去猜了。‖天国臆想集‖

    太平兵法

    太平天国领兵诸王，虽非宿将，而作战常合兵法。清军屡屡

    吃亏，口头上却不服输，总是说：“兵法战策，草野罕有。贼之

    诡计果何所依据？盖有二三黠贼，采稗官野史中军情，仿而行

    之，往往有效，遂宝为不传之秘诀。其取裁《三国演义》《水浒

    传》为尤多。我军堂堂正正，岂屑为之？”彼时正人君子瞧不起

    《三国演义》《水浒》，概归诸诲淫诲盗之列。胡林翼尝

    云：“一部《水浒》，教坏天下强有力而思不逞之民。”殆即此

    意。

    不过，湘军中一线带兵的大将不这么看。譬如鲍超，他的军

    事训练正得益于此。弱冠时，他好听“说部所载云台、凌烟诸将

    相及郭汾阳(子仪)岳忠武(飞)事迹，时时招文士讲说，一入

    耳即识其词不忘，并悟彻当日成败得失之故”。此与太平军的兵

    法都“取裁《三国演义》《水浒传》”，如出一辙。

    以胡林翼为代表的清代高官瞧不起《三国演义》《水浒》的

    兵法，其实是数典忘祖、大逆不道。要知道，清太祖努尔哈赤是

    《三国演义》《水浒》的忠实读者，且命人将《三国演义》译为

    满文，供臣下参习其中的文韬武略。即如袁崇焕之被戮，据说就

    是皇太极对《三国演义》中的离间计学以致用的结果。可见，满

    洲立国，《三国演义》之功莫可掩。而清国几被同样善学《三国

    演义》的太平军颠覆，若讲报应的话，则明人罗贯中编次《三国

    演义》，可视作胜国为新朝埋下的定时炸弹。

    然而，太平军所向有功，则又必非毫无技艺者。经深入考察

    和分析，湘军情报人员终于搞清楚太平军的常训科目只有三项，而这三项就构成了太平军的核心竞争力。其一曰“声”“万人大呼‘杀妖’”，其声震天，入耳惊

    心。

    其一曰“色”“衣巾旗帜，一片红黄”，视觉刺激十分强

    烈。

    其一曰“奔走”“以大旗数面各领一队，牵线急趋，以捷走

    不脱落为合式”。此处提及之“牵线”，是太平军最常用的行军

    列阵之法。一军之卒“肤相挨，足相蹑”，接续而行，队列中间

    以大旗数面，各领千余人。数万人行军，亦用此法，故常常“首

    尾蜿蜒二三十里”。清军侦探见辄丧胆，每报“贼军排列数十

    里”，其实不过是“一线单行”(大路亦用双行)，并无旌旗蔽

    野的规模。“牵线”行军，纪律极严，“凡行走乱其列者，斩”；即体力不支欲稍息路旁者，其上司亦毫不留情“手刃

    之”。以故，数万人之伍，数十百里之途，亦能“鱼贯以进，斩

    然不紊”。行军途中，若遇敌军来袭，众卒唯视各队“大旗所往

    而奔赴之，无敢或后”，故能保持队形，临危不乱。

    于是，仅凭“奔走”“声”“色”的技术，本应是乌合之众

    的太平军，居然成了劲旅。甚至在散处村馆民舍之时，一经下

    令，兵卒各觅队旗，实时成队，转瞬即由寄居之民变成肃杀之

    阵。对太平军的训练成果，湘军无可奈何；欲稍稍减弱这种民兵

    合一战法的威力，就只剩下烧民房这一条办法。胡林翼曾下

    令：“打仗之时”“派人先焚贼居”。“见屋即烧”“无论是民

    居，是贼馆”“凡大屋，尤须密烧”。也是无奈得很。谜之女馆

    太平天国有“女营”与“女馆”制度。战时设置女营，营中

    多为将士的家属，多做后勤工作，也偶有出战致捷的时候。平时

    设置女馆，将占领区内妇女收置一区，禁与男子往来，即丈夫、儿子、兄弟亦不许接触。天京城内的女馆，人数最多的时候有十

    万人。

    执行女馆制度很严格，一般平民不必说，夫妻、母子犯了

    规，俱受杖责，甚至杀头。即使是太平天国的高官，犯规也要受

    罚。这是天王定下的“天条”，可想而知，犯了天条是一件多么

    严重的事。

    据当时“陷贼”的士人说，有两位侯爵，因犯天条，俱获严

    谴。其一“系与其妻私通”，因此革职。天条高于法律，亦高于

    人情，所以才出现“与其妻私通”的奇葩罪行。另一位，是秋官

    丞相陈宗扬，偷至女馆“与其妻私会”，不知怎么想的，竟联合

    其妻将同馆的东殿女承宣官(东王杨秀清之妹)，“用酒灌醉，将其奸淫”。案发，秀清“谎谓天父下凡，将陈宗扬夫妇杀害，又将其妹责二百板，以为虽系酒醉，究竟不应从也”。

    立法这事，其实无所谓善法恶法，只要人人守法，无人枉

    法，禁止例外，则是法治。一旦有例外，则世界最美之法，也是

    恶法。对太平天国的女馆制度，若仅从违背人伦、虐待妇女去批

    评，实未挠到痒处，应该批评的是，天国之内，是否人人都遵守

    了“严别男行女行”的法律。事实是，有五个人不必遵守。

    “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秦

    (日纲)等五逆，各该犯处均有妇女在内，或千百人，或百余

    人。”诸处王府的女性，“美丽粗恶皆有”，长得美的多是从湖

    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处掳来的妇女，“恶者皆系广西真贼女

    眷，能于持刀拒敌，则为该犯等贴身女兵”。记录者于此或抱地域歧视，掳来的几乎都是美女，固然可信，然谓桂产皆系“恶

    者”，恐非事实。不过，关键问题不在地域攻击，而在不平

    等。“除此五逆以外，余贼虽伪官至丞相名目，不许有妇女同

    处，即母子亦必别居，违者即为犯天条，贼法当斩。”

    试问，所谓天条就是不可丝毫违反的法律，那么，天王以下

    这五家是怎么回事，他们守的另有天条不成？以此，当日在天京

    城里的围观群众要问一个朴素的问题：“何以群贼肯甘心输服？

    此等贼理，殊不可解。”

    很快就有了答案，女馆制度实行不到一年，即告废除。违背

    伦常固应为人唾弃，废除的根本原因可能还是另一种隐忧，即因

    此造成的不平等导致人心摇动，为敌所乘，适如围城中人所设想

    的：“倘有间谍者使之因此内讧，俾大兵得以乘机剿灭，亦殊快

    事。”太平军里的“湘军”

    以湘军为主力的清军战胜了太平天国，太平天国从最高领袖

    到骨干官兵多为广西人，以地域论，湘桂似为敌国，然而，有不

    少湖南人参加了太平军，为建都天京，抵抗清军，做了不小的贡

    献。譬如地道攻城，不论太平军攻破南京，还是湘军克复天京，都有湖南郴州人的功劳。郴州在清代已是著名矿区，有很多地道

    与爆破专家，太平军从广西入湖南，克郴州，就让很多矿工加入

    队伍。这些人在未来攻克武昌、南京诸名城时，开掘地道，填埋

    炸药，测算时间，布置引线，对于攻城的胜负，具有决定性作

    用。而湘军最终以地道轰塌天京城墙，工兵也几乎都是郴州人。

    据忠王李秀成被俘后做的供述，太平军攻陷南京，并没有在

    此定都的计划，而是想“分军镇守江南，欲往河南，取河南为

    业”。当天王洪秀全与东王杨秀清在座船上讨论北伐，被一

    位“老年湖南水手”听到，他“大声扬言”，说不能去河南，因

    为“(黄)河水小而无粮，敌困不能救解”“河南虽是中州之

    地，足备稳险，其实不及江南”。今日既得南京，“有长江之

    险，又有舟只万千，又何必往河南”。而且，从古以来，“南京

    乃帝王之家，城高池深，民富足余，尚不立都，尔而往河南何

    也”？秀清一听，觉得很有道理，当时他是太平天国的实际控制

    人，遂定下建都南京之计。

    这位建议定都天京的水手是湖南人，而初期太平军水师的统

    帅也是湖南人。唐正才，湖南道州人，原是漕运粮船里的水手。

    咸丰二年(1852年)冬，太平军从南方一路杀过湖南，已克岳

    州，拟攻武昌，正需要熟悉水战的人才，正才遂以专家身份参加

    革命，被东王封为典水匠，职同将军。当时太平军先克汉阳，进

    攻武昌，江汉风波险阻，幸得正才指挥水手在长江搭建浮桥，横

    渡大军，才能顺利拿下武昌。

    而自正才入职，组织船舶，训练水手，太平军始立水营。第二年正月，挥师下江南，“全军战斗员和非战斗员以及老人儿童

    共计五十万人，辎重无数，正才把这一个庞大队伍的运输工作迅

    速做好，艨艟万艘，帆帜如云，沿江直下，二月，就攻克南京。

    论功行赏，擢职同指挥。五月，封恩赏丞相。九月，升殿左五指

    挥”(罗尔纲《太平天国史》本传)。

    正才在天京的官邸，位于“下关大王庙旁査盐卡内”“出入

    乘舆，早晚奏乐”。据见过他的人描述，正才“四十余岁，面黑

    有须，齿微露，外粗内诈，颇能笼络人心，各船水手船户多愿依

    附”。(按，以“外粗内诈”四字，形容当日主动参与太平军的

    人，真是生动而深刻。)太平天国固属“叛逆”，而又不尊孔

    子，因此，即有“甘心从逆”的读书人，亦不得其门而入，只能

    让没读过书(“粗”)而富有才能、不甘沦落(“诈”)的人进

    入队伍，横下心赌一把富贵。像正才这样的人并不少。譬如，其

    时有湖南安化人李汝昭，偷偷写了部《镜山野史》，说大清

    国“可恨者，君明臣不良，官贪民不安”“上下相蒙，理数应

    乱”“故一时变取(起)”“并出一班英伟文武全才，辅佐太平

    王，积草储粮，招军养马，收聚天下勇众，如蜂蚁从王”。评其

    文笔，也是一个“粗”字，然而敢对造反点赞，其“诈”可知。

    正才的副手，水营木一正将军许斌升，也是湖南人，原是做

    木材生意的商人。二人管理水营，制造兵舰，既能圆满完成东王

    的命令，又能体恤下属的苦衷。譬如，正才曾外调至芜湖，督运

    木簰至天京，“为城中首逆营造房屋”，可想而知必能讨好领

    袖。而东王命将“下关江口内船户水手等有千余人”俱行造册登

    记，正才却隐匿大半，使实在不适合参战的人“不致调拨”，稍

    减征戍之苦。以此治军，上下相孚，战斗力自然大增。所以有曾

    经“陷贼”的士人向清廷建议，“如将唐逆先行擒获，贼之水营

    不难立破矣”(涤浮道人《金陵杂记》)。

    天京城里还有一位湖南人，多方设法，庇护平民，令人感

    动。据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湖南人周才大，任巡

    查，“性不好杀，见老而无依者辄怜之。请于老长毛贼，议立牌

    尾馆。残废使守馆，老病使扫街道拾字纸，亦不打仗。于是佯病入牌尾馆者又七八千人”。(按，所谓牌尾，大概指十六岁以下

    与五十岁以上男子及残病不能服兵役的人。)入馆后，由天

    国“逐日发米谷，每人三四两”，可算是乱世里勉强安身的处

    所。不过，后来“以周才大为贼首带赴安徽，此馆又难安身”。

    可见此馆之设，并非天国正规制度，几乎全赖才大的一片善心。

    才大又为女性难民设立掩埋馆，“为女馆中抬埋死尸，先葬于城

    内”，后来也“可以抬尸出城”“随又令馆中妇女自抬，遂有妇

    女藉抬尸逃窜。此端一开，妇女得生甚众”。以此，虽然写字还

    称他“周逆”，记事却要说才大所设诸馆，“皆城中难民难逃出

    城者不得已藉此藏身之计也”，显然是褒扬了。

    而进入天国体制的湖南人，大致充任如下职位。如绣锦

    馆，“两湖贼有知画者，为伪绣锦。为之画旗、画伞、画轿衣，各贼首巢穴门扇墙壁，无一不画，登高上壁，勉为设色，笔墨遭

    难矣”。如诸王簿书，“系写贼文者”。如诸王典舆，“名为抬

    轿，亦可挑抬做工，贼目皆两广两湖”。如丞相检点指挥属下

    的“伪职书使，两湖人谓之头子”。如典天牢、监斩衙，“皆广

    西两湖残忍之贼为之”。又监造船舶，如监造金龙船总制、监造

    战船总制，这些职位几乎全是“湖广人为之”。而在天国建立之

    初，也有不甘被掳的湖南人，发动叛乱，“反戈杀贼”，不幸在

    铁匠馆密谋的时候，“立书歃血”，兼又痛饮，以至于喝得太

    嗨，被东王发觉，“执其书，按名悉杀之”。

    据时人统计，在天京的湖南人，咸丰三四年间，男性最多时

    过万，最少时有三千人，女性先有四百人，后来不满三百人。除

    了江苏人与湖北人，天京城中人数最多的群体就是湖南人。这只

    是在京坐馆的统计，在外为天国征战的人数也不会少。‖湘军众生相‖

    “专业鉴人师”陈士杰

    有网友曾发微博云桂阳县陈士杰故宅亟待保护。陈宅已于数

    年前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规模不小，建筑精美，但是，从微

    博照片来看，败瓦颓垣，荆棘遍地，有关部门似未尽保护之责。

    陈士杰(1824—1893)，湖南桂阳直隶州人，道光二十九

    年(1849年)，选充拔贡，赴京参加朝考，得一等第一名，被

    用为七品小京官，分发户部，历仕至巡抚。朝考时，曾国藩为读

    卷大臣，士杰缘此为曾门弟子，后来参与组建湘军，文能草檄，武能杀敌，是湘军集团的重要人物。

    士杰一生“以鉴别自许，然未尝言人之短”，常谓：“人各

    有能，吾但取其长。”曾任两江总督的鹿传霖，请士杰指出自己

    的缺点，士杰说你有“自视过高”的毛病，传霖表示服气，可还

    是沾沾自喜地说：“诚未见胜吾者。”士杰复曰：“一言之善，一技之长，即吾师也。”

    初入曾国藩幕府，恰逢鲍超因“诬告营官”论斩。超后来是

    湘军第一名将，此时不过是一个小队长，然而英气绝人，已经掩

    盖不住，“缚帐前，颜色不挠”。士杰见之大异，尽管事不关

    己，也主动找了曾大帅，请饶他不死。国藩从之。有趣的是，超

    被释，出遇左宗棠，宗棠对他说：“今天我救了你，他日知报

    否”？左竟然冒领了士杰的功劳。超大感激，“仰天自誓”，谓

    将来一定报恩云云。而士杰跟在后面，听了二人对话，立即躲去

    一旁，生怕让宗棠难堪。“其不市德自表曝，大要类此。”

    咸丰三年(1853年)，国藩率湘军援湖北。先是，湖南巡

    抚已派兵攻岳州，统领为王錱。錱与国藩早已闹翻，相视如陌路。至此，国藩与錱合军，与太平军战，不利，国藩命退守，而

    錱“耻与俱退”“独入空城死守”。国藩大怒，准备撒手不管王

    錱的死活。士杰进言，说岳州薪米俱绝，无以为守，必须派兵救

    援。国藩生闷气，不答一字。士杰也生气，殆以“建议为公”，不该因此受上官的脸色，遂“退卧”。不过，躺床上想了一会

    儿，士杰认为，“为千人请命”，事体重大，何必在乎这些小礼

    数。遂又进言。国藩毕竟不是一味使气的人，熟虑之，还是士杰

    说得对，乃下令进援，救出王錱全军九百余人。

    若无士杰，今人或不知王鲍之名，这是他对湘军最重要的贡

    献。只是，鲍对士杰的救命之恩懵然不知，王“后为名将，号无

    敌”“有自功之色”，虽与士杰并肩作战过数次，却从不言岳州

    之事。幸有王闿运为士杰撰行状，我们才知道低调的士杰竟有如

    许的识鉴与功劳。重情重义大师兄

    曾国藩幕府最有才的四位青年都姓李。李鸿章(1823—

    1901)名满天下，不必介绍。李元度(1821—1887)与曾国

    藩恩怨最深，李鸿裔(1831—1885)少年高才，激流早退。唯

    李榕曾共患难，对师门最有感情，而时乖命蹇，抱屈终生。

    李榕(1819—1889)，号申夫，四川剑州人，咸丰二年

    (1852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礼部主事，九年

    (1859年)，经曾国藩奏调至湘军，先入营务处，后独领一

    军，转战皖南北，积功仕至湖南布政使。李榕撰《曾文正公家书

    序》，记述先师遗泽，说国藩“谓榕容貌襟韵，常若俯视群碎，迈往不屑，为榜书‘温恭朝夕’四言以相勖勉”。

    国藩谢世，李榕挽联云：

    极赞亦何辞，文为正学，武告成功，百世旗常，更无史

    笔纷纭日；

    茹悲还自慰，前佐东征，后随北伐，八年戎幕，犹及师

    门患难时。

    要理解这副挽联，尤其是下联，得先看李鸿章的挽联，他

    说：“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俨然以班

    长自居。只是论资格李鸿章或长于李榕，但是师门危难之际，大

    师兄你又去哪儿了呢？

    李榕联中“东征”，谓太平天囯；“北伐”，谓捻军；“师

    门患难时”，则谓咸丰十年(1860年)末，曾国藩驻军祁门，差点儿被太平军围歼的故事。若仅望文生义，此联不过李榕表彰

    自己的忠诚劳苦，可往深里琢磨，则言外之意，有人一逢“师门

    患难”，则已不“及”矣。那一年，差不多正在“患难”前夕，李鸿章借故—如何处置败军偾事的李元度—与曾国藩大吵一架，不辞而别。曾国藩为此致憾，与人谈及鸿章，便尝说：“此君难

    与共患难耳。”当然，仅仅吹求文字，不免捕风捉影挑拨离间之

    讥。幸有李榕自述，可为佐证。

    同治八年(1869年)，李榕在湖南布政使任上，被御史参

    奏，因此罢职。事后来看，奏劾的主要原因是他得罪了湘中

    的“巨室”。其时湖南须负担援黔军费，而正常财政收入无法负

    担这笔费用，于是，只好用募捐的办法解决。然而，不论贫富，只数人头，人人有份，都要掏钱；还是减轻百姓负担，只向富商

    与世家开刀？其间大有分别。

    曾国藩一语点出其中的关键：“办捐而必曰著重上户，使大

    绅巨室与中人小家平等捐输，此其势固有所不能。巨室之不可得

    罪也久矣”(同治八年七月初二日致李鸿裔)。得罪小民，小民

    能奈汝何，难道造反不成？得罪巨室，则有代言人闻风而起，风

    闻言事，“淋漓尽致，亦殊可怪，不去官不止也”(李鸿章复郭

    嵩焘，八年二月二十日)。

    张沄，长沙人，时任御史，便狠参了李榕一折，从公到私，从里至外，列出多款罪状。而事后调查，莫非子虚乌有，甚而有

    人身攻击的嫌疑，如谓李榕明媒正娶的续弦夫人为“买良为

    贱”。郭嵩焘问明参款，不禁慨叹：“闻此摺又出于张竹汀(沄

    字)，竹汀愚人也，乐为人所指嗾，抑亦国家之不幸也”(八年

    正月十三日记)。

    不过，有一条确有其事，即任用退休演员翠喜做家丁。清

    制，“奴仆及倡优隶卒”俱属“贱民”，禁与良民为伍，翠喜既

    属乐籍，则没有资格去李大人家听差。李榕对此事辩称，翠喜十

    六岁曾入乐部，后来“辗转服役官场”，至入李家，已是二十八

    岁，年近中年，早捐贱业，似不再有参款所谓“挟优”的嫌疑。

    虽然，翠喜不再唱戏，但仍然属于乐籍，李榕要么违制，要么失

    察，终究是犯了错误。

    既然参奏大员，朝廷须派钦差复查。恭王与西太后心思细

    密，办事周到，派了众所周知与李榕有旧的李鸿章，同时警告他“确切查明，据实复奏，毋得化大为小，稍涉徇隐”(七年十

    一月十七日寄谕)。显然，不管调查结果如何，李榕的官位肯定

    保不住了。因为，朝廷故意派鸿章这样从情理来说本应回避的人

    去办案，看似宣示了朝廷对湘淮军功集团的信任，实则截住了湘

    淮诸大佬曲线捞人的路径。鸿章受命后，致书曾国藩，云，“(二李)同为欧、苏(按，此处代指曾国藩)门人，先后

    同被荐举，本应为亲者讳”，可是，“其理与势又不可以曲

    讳”“伏祈鉴谅”。

    李榕以此革职，愤愤不平，时隔多年，还责怪“当时主事者

    不肯实力洗刷”(谓翠喜入李宅做家丁已届中年)，“恐重逢言

    者之怒”(复乔树枬，光绪六年四月)，却浑未体谅李鸿章当时

    两面不是人的难处。

    坊间流传曾国藩有一句名言：打落牙齿和血吞。其实，这话

    是李榕用以形容曾国藩的转帖，并非国藩原创首发。见国藩家

    书，谓：“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

    诀，不料被申夫看破”(同治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有趣的是，李榕能精准总结师傅的本事，却不能学以致用，终于辜负了师

    门“克己而天下归，言善而千里应”的期许。桃花晚景李士棻

    晚清著名幕府，幕客多是功名之士，唯在曾国藩与张之洞的

    幕府，常能见到学者与诗人。原因很简单，较诸胡林翼、李鸿章

    与袁世凯，曾、张二人对学术与文学更有兴趣。虽然，幕主对仅

    有文学之长而乏济事之才的幕客，格于形势，无法提携，只能让

    他们自生自灭。而学者因为更具条理，更能自律，倘若得到一官

    半职，在任表现往往胜于诗人，则出幕之后，晚景不会像诗人那

    么凄凉。

    曾幕中最凄凉的要数李士棻(1821—1885)。他是四川忠

    州(今重庆忠县)人，字芋仙，十三岁学诗，斐然可观，及长，与中江李鸿裔、剑州李榕齐名，时称“四川三李”(黎庶昌《李

    芋仙墓志铭》，文中叙及李氏履历，未出注者皆引此文)。后

    来，三李皆入曾幕，榕官最尊，鸿裔学问最大，而士棻诗名最

    盛。

    士棻与国藩有师生之谊。(按，清代举人，至京参加会试、复试与殿试，三考过关，才能获得进士的出身。)道光三十年

    (1850年)，国藩充会试复试阅卷大臣，士棻则以会试第一名

    参加复试，不幸复试不能入等，未能考中进士。因此，国藩慨叹

    身为考官，遇到“时吟大句动乾坤”的士棻，结果却是“吹嘘曾

    未出风尘”，只能安慰他“细思科第定何物”(曾国藩《酬李芋

    仙二首》)。

    除了言语慰藉，国藩还掏钱资助士棻在北京游学，“名公卿

    交相延誉，才名日隆隆起”。其后，四川老乡去北京会试，多须

    拜访士棻，所见各省举子莫不对他“推襟送抱”，邀他吃饭喝

    酒，“旬至再三”，而士棻的“清词丽句”，则常为这些年轻

    人“举似而口诵之”，甚至朝鲜贡使来到京师，也要登门问起

    居，“必乞其词翰以去”。海内海外，皆知天朝有个李大诗人也

    (王再咸《天瘦阁诗半序》)。借着诗名，士棻游历各地，皆受优遇，地方官绅都给大红

    包。只是，才思太敏捷，也会损害经济效益。到河南祥符，周翼

    庭招待他，席间兴起，他大谈在都时如何集句撰嵌名联，翼庭凑

    兴，说，“吾号殊不易对”。士棻说不难，开口即吟“在天愿作

    比翼鸟”，翼字便有了下落。只是迟迟不说下句，座客再三催

    促，他才拍着屁股说：“隔江犹唱后庭花。”对得十分工整，一

    座大笑，只有主人笑不出来。临别，翼庭给包了个最低标准的红

    包，士棻故曰：“一联巧对，换我三百金也。(易宗夔《新世说

    ·排调》)”

    士棻逢酒必喝，逢喝必醉，逢醉必哭，让诗坛酒友受不了，遂给他私封了“文哀”的谥号。士棻不以为怪，说：“婴儿笑语

    无常，酒人堕车往往不死者，其天全也，公等以此生谥吾，殊当

    吾意，吾将与阮籍刘伶为徒矣。”欣然受之，与人谈话，偶亦自

    称“文哀公”。不过，国藩对他这么玩儿很有意见，尝特地警告

    他：“不可开口叹贫叹卑，不可开口能诗能文。(咸丰十一年七

    月十八日记)”

    名士风流自赏，文人习气难除，士棻并不将老师的话放在心

    头。咸丰末年，他出任江西彭泽县令，到官日，携一张琴、万卷

    书、两具棺材，为两个儿子改了表字，云松存、菊存，殆用陶渊

    明《归去来辞》“松菊候门”之典。排场如此，固谓风雅，只是

    当时南京未复，太平军在江西并未绝踪，身为地方令长，须襄办

    军务，抚卫民众，怎能这么清闲，“烽火达于邻疆，方据案吟哦

    不觉”呢？抑或自觉不妥，数日后，他越级禀告两江总督，畅论

    戎机，无奈“论高而阔”，总督曾国藩“笑置之”，并又警告

    他，以后切莫再谈这些自己都不懂的事情。

    至于两具棺材，若以士棻所赋的诗句做判断，则毫无用处。

    他说，“古来贤达甘无用，醉便高歌死便埋”(《旅述》)；又

    说，“万事向衰无药起，一身放倒听花埋”(卧游)。显然，无

    论醉仆街头，还是葬身花海，皆无所用其棺。

    在彭泽任职的时间不长，很快国藩就召他回安庆大营，此

    后，又随国藩去了南京。然而，虽在幕府，国藩对他却不如以前那么亲切了，甚至“戒门者勿通”，见一面也难。士棻惶恐，写

    了一组诗，为自己“使酒嫚言”而道歉，希望老师再给一次机

    会。诗中有“怜才始信得公难”之句，国藩读到，转觉不忍，乃

    吩咐江宁布政使，谓：“李芋仙终是才人，务为之地，勿使失

    所。”于是，士棻“得以温饱数年”(李详《药裹慵言》)。及

    至同治末年，他再次出幕，任江西南丰县令。谁知没多久又因地

    方财政问题，与江西巡抚刘秉璋当面争执，“语侵辱之”，被秉

    璋参了一折，以此免职。

    其时士棻五十七岁，无房产，无存款，而老师曾国藩已逝

    世，再无大力护持的人，晚景极不乐观矣。如刻诗稿，需二百两

    银子，他向两位“同年同门之厚于赀显于仕者”告贷，竟然一文

    钱都没借到(《题新印诗卷序》)。日常生活也难以为继，居然

    绝境。谁料天不绝人，在北京时相好的一位名角儿恰在此时到上

    海发展事业，与他鸳梦重圆，解决了生计问题。

    杜蝶云(1847—1899)，苏州人，是同光间戏曲界的传奇

    人物，生、旦、净、末，皆所擅长，因在北京演戏得罪权贵，被

    迫南归，遂于上海创立新班。二人在北京初见时，蝶云只有十三

    岁，而今再见，虽然“一般憔悴两瓢零”，重拾古欢，竟有“老

    矣更期勤会面”“三十余年梦未醒”的观感(《除夕留杜芳洲旅

    窗说梦》)，确实出人意料。而更令士棻感愧的则是旧情人不仅

    珍惜旧缘，甚而让他住到自己家里，提供一口养老软饭。于是，为士棻铭墓的黎庶昌大发感慨，至谓“斯足以愧天下士”也。彭玉麟的婚外恋

    彭玉麟是个梅痴。一生画梅无数，写咏梅诗无数，还干脆取

    了个表号，叫“梅花外子”(“外子”即如今的老公)。既然玩

    得这么野，就怪不得后人要给他传一段野史。

    1935年，李宗邺出版《彭玉麟梅花文学之研究》，打着文

    学研究的幌子，挖玉麟的故事。他以彭诗有“修得梅仙嫁作

    妻”之句，一口咬定，玉麟婚外恋人的名字就叫“梅仙”，并说

    玉麟曾建“吟香馆”，金屋藏娇。梅仙亡后，玉麟遂以画梅寄托

    相思，所谓“一腔心事托梅花”。近代史名家罗尔纲在1937年

    读到这本书，不以为然，不是说他不信玉麟曾有一段艳史，而是

    不赞成李宗邺的研究方法。他认为，“假如彭玉麟对他的恋史还

    留有可供我们稽考的地方的话，可能在他那些感怀的诗中会留有

    一些”。也就是说，他认为李宗邺“以诗证史”，战略对头，但

    战术错了。

    于是，1946年，罗尔纲写成《彭玉麟画梅本事考》，试图

    揭晓玉麟的神秘爱人究竟是谁。他用的材料，一是玉麟的诗集，一是王闿运为彭氏作的行状。行状有一句话：“邹夫人(玉麟

    妻)以朴拙失姑爱，终身无房室之欢。自太夫人(玉麟之母)卒

    后，遂不相面。”这是说玉麟的夫妻生活很不愉快，也可理解为

    玉麟婚外恋的诱因，罗尔纲也正在这个“历史背景”下考证玉麟

    的“恋史”。他强调，玉麟《感怀》诗第二首前四句很重要，诗

    云：“皖水分襟十二年，潇湘重聚晚春天，徒留四载刀环约，未

    遂三生镜匣缘。”四句诗其实是一篇叙事短文，盖谓，玉麟与某

    人在安徽分手，十二年后在湖南重见，相聚四年，再次分手—接

    下来一句是“惜别惺惺情缱绻”，既云“别”，则生离死别都是

    分手。而罗尔纲径断为“玉麟的爱人死去了”，不免武断。但他

    之所以如此武断，是有原因的，那就是要将诗中“十二

    年”与“四载”的时限，与另外一首诗《梦亡友情话甚洽口占志感》(作于1884年)的“已杳音容卅七年”联系起来。

    我们知道，1884-37=1847，而1847-4=1843，而1843-

    12=1831。那么，若能证明玉麟在1831年与某女在安徽分手，1843年某女来湘，1847年某女死，则“恋史”考证可算成功了

    一半。上天不负有心人，玉麟还真在1831年与一位韶龄女子道

    了别后珍重，只是，女子的身份不太合适，她是玉麟的姨妈。当

    然，不能是亲姨妈。据罗尔纲考证，这位女子名竹宾，是玉麟外

    婆的养女，曾带着小玉麟四处“嬉戏”；1831年，两人分别；

    1843年，竹宾随养母来衡阳，姨侄再见，不久，竹宾嫁人；

    1847年，竹宾难产死。若是时间、人物、事件就这么对上了，再加上玉麟写过的暧昧诗句，庶几可说，梅痴爱“熟女”的野史

    堪足升级为玉麟的婚外情信史。

    可惜，罗尔纲错了。据玉麟撰其母《行状》，竹姨来湘，在

    1845年，而直到1852年其母逝世，竹姨仍在人世。可知，只有

    1831年两人分手是事实，其他两个年份都错了。然而，错不要

    紧，重要的是找出错的原因。若从罗尔纲提示的逻辑来说，玉麟

    的《行状》与诗作互有矛盾，人的记性不会随时可靠，则孰对孰

    错，犹有可辩。只是，他的逻辑大有问题，与玉麟的记性无关。

    因为，罗尔纲的逻辑建立在两组诗所怀念的是同一个人的基础

    上，若不能确证是同一个人(更不要说确证都是怀念竹姨)，则

    上揭1884-37-4-12=1831的等式无法成立。然而，罗文没有一

    句话论证二诗所怀是同一人。不是他疏忽，而是，他没有证据。

    但是，没有证据，制造证据也要上，于是，他才造出一段毫不可

    信的野史。

    至于究竟梅痴有没有婚外恋，爱不爱熟女，这依然是个不解

    之谜。尽管李、罗的考证都不合格，鄙见仍以为有，唯所用证据

    与前贤殊异。来日方长，容俟后叙。胡林翼的“办公室政治”

    湖广总督官文与湖北巡抚胡林翼，俱是清廷战胜太平天国的

    功臣。当时，他们的官署皆在武昌。总督号称管辖湖北、湖南二

    省，实则管不到湖南；巡抚虽是一省之长，可总督免不了要对湖

    北的用人行政指手画脚。两人关系若处得不好，就会出现所

    谓“督抚同城之弊”，轻则相见时皮笑肉不笑，重则斗他个你死

    我活。不过官、胡共事数年，不仅相安无事，更能同舟共济，破

    了清代官场的魔咒，堪称佳话。

    普遍流传的说法，谓胡林翼走如夫人路线，请老母收官文之

    妾为干女儿，借机与官文结拜，为强强联合打下稳固的基础。曾

    任湖北布政使的庄受祺，熟悉这位如夫人的来历，说她出身“四

    川灶婢”“历尽磨折”，辗转来楚，不知怎么就成了官文的小老

    婆。庄氏于此不愿明言，让我猜的话，极有可能是误入风尘，撞

    见总督大人微服私访，才订下终身。“不数年”，官妻逝世，此

    妾竟“立为嫡室”“饮食起居拟于公侯，且有过之”，而且，官

    文对她还“甚畏之”。或亦因此，近人笔记才会说，此妾调停

    官、胡之争，对她老公说了一句：你懂得什么，听我胡大哥的就

    好了啦。

    只是，还有一种说法。胡林翼出身官二代，早年在北京认了

    文庆做大哥，且曾共历患难，在江南科场案中为大哥顶包，受罚

    不轻，及至出任巡抚，文庆已是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兼又时

    丁战乱，林翼则是当时湘军的领袖，动关大局。他怕不怕官文，要不要倾心结纳官文，还真不好说。

    以此，在湖北官场军界深度混过的李云麟在光绪年间辟谣，说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官文“百无一长”，甚至说什么他能封伯

    爵，也全靠曾国藩让功。官文最大的优点，不在于“雄长三

    军”，而在于“牢笼百态”。当然，给他搞出很多状态的就是胡

    林翼了。据李氏之言，林翼就任，根本瞧不起官文，“事多不商酌而

    径行”，而对以前官文任用的干部，不仅不让升迁，甚而降级开

    除。督署中人“皆为不平”，请总督也参劾几个巡抚任用的干

    部，以为报复。官文冷静，“力持不可”。一日，巡抚令人持令

    箭至督署请饷，声言拿不到钱就不走。幕客大怒，对官文说，巡

    抚对总督如此无礼，您还能忍的话，我们以后可再没脸在这地儿

    待下去了。于是，大家坚请总督奏劾巡抚，草稿都打好了。

    不得已，官文开导他们，问，你们谁能“提一军而御

    寇”“如胡某乎”？皆曰“亦似不能”；再问，“即我出而剿

    寇，能如胡某乎”？又曰不能。官文说，这不就对了吗，“我无

    彼不能御敌，彼无我不能筹饷”，胡大人“独任其劳”，咱

    们“安享其逸”，还要怎样？别闹，都散了吧。

    据说胡林翼听到了这段对话，“深悔所为”，亲向官文道

    歉，官文则“与之约为兄弟”“从此楚军不可动矣”。大丈夫能哭能升

    许振袆，字仙屏，江西奉新人，同治二年(1863年)进

    士，仕至广东巡抚。咸丰三年(1853年)，入曾国藩幕，主要

    工作是帮忙写信，“常一夕治官书八十通”，而在咸丰八、九年

    间，曾幕书启几乎全由振袆包办，可见他的勤奋与聪明。李鸿章

    尝以《将进酒》体，赋诗称颂曾幕人才之盛，云：“诗家许浑殊

    翩翩，苦吟欲度饭颗前。”这一句说的就是振袆。

    咸丰九年(1859年)许振袆中举，出幕，次年会试不中；

    其时国藩东山再起，书启方面的得力助手只有李鸿章一人，亟须

    帮手，于是写信给振袆，请来安徽帮忙，同时又托鸿章之兄瀚

    章，嘱其催促振袆就道。然而振袆因家事不能远离，令国藩感

    叹“仙屏不来，书启竟无佳手，殊为焦心”。

    振袆与国藩，除了办公极有默契，私人关系也很密切。曾家

    的藏书，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振袆替他采购的。晚年到广东任巡

    抚，他还常向属吏宣讲老领导的轶事，其中有一句，是国藩对书

    法的意见，知者或鲜，值得一记。他说，“曾文正尝言，作书要

    似少妇谋杀亲夫”，这话什么意思呢？国藩的解释是：“既美且

    狠。”

    既与国藩有师弟之谊，论辈分，他得称年纪差不多的曾国荃

    为世叔。光绪十二年(1886年)六月，振袆从河南按察使升任

    江宁布政使，顶头上司两江总督，便是这位世叔。他不但对秘书

    工作认真负责，而且在走上领导岗位后，也是特别勤劳廉洁，官

    声极好。只是，他的主观能动性或许太强了点儿，“委任处分，先行后咨”，渐有包揽把持之势，作为他的上级，国荃不过“垂

    拱仰成”而已。

    国荃其实不是很在乎这些，且还乐得清闲。但是，自认被布

    政使侵夺了权力的官员，则不能甘心，于是，“谗人交构其间，猜嫌日生”。振袆一则忙于工作，无暇公关，二则仗着与曾家深

    厚的交情，不屑公关。而国荃耳根软，成日听各官讲振袆的闲

    话，众怨沸腾，不免想要缓和矛盾，保持南京官场的稳定，拟于

    年终总结的时候，对振袆“少示贬抑”，向朝廷暗示他不宜在地

    方任职，最好调去中央工作。

    官场自有人传达这些风言风语，振袆闻之，不免“彷徨无

    计”。六合知县姚德钧是他的心腹智囊，献了一计，说，借纪念

    曾国藩的由头，在南京新建文正书院，可以解厄。振袆别无办

    法，只好依计行事。而事出仓促，并无专项经费，募捐缓不济

    急，自费则素有廉名，掏不出钱。他仍请德钧想办法，最终，挪

    用耕牛补贴，才能兴工。

    书院落成之日，举办追思仪式，振袆请国荃主祭，自己陪

    祭。礼成，振袆伏地不起，恸哭好不胜情。国荃被他哭得心动，不由想起这么多年来曾、许的交谊，旋即自责，怎能这样对待重

    感情的朋友。

    年终考语，国荃“捐除前事”，在密折里对振袆大大表扬了

    一番。光绪十六年(1890年)二月，振袆擢河东河道总督。主角与配角

    咸丰七年(1857年)七月初一，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率四

    万人，湘军鲍超率四千人，在湖北黄梅县意生寺大战一场。此战

    胜负，关系重大。太平军胜，则湘军不能继续围攻九江，武昌亦

    岌岌可危，而克复南京的远景将渺不可见。

    太平军筑起数座高垒以困霆营，最巨者五。鲍超将全军分作

    五队，自领一队，先请其他四位队长“各自指攻一垒”，己

    则“指当中一最大坚垒”，开始冲锋。所谓“垒”，就是碉堡，中容数十至数百人不等，或二层或三层，高自二丈至四丈不等，垒壁开设枪洞炮穴，墙头则向外抛掷火包、灰罐、石块、喷筒等

    物。战斗打响后，其他四队“十荡十决，骤不得手”，而“伤亡

    渐众，几不能支”。攻垒至于“几不能支”是个什么景况？即谓

    黄继光不出，则将全军尽墨也。霆军无黄继光，唯有一余大胜，自请“由贼墙炮穴梯肩而入”。要完成这套战术动作，十分艰

    难。大胜须闪躲炮火，扒近垒壁，然后踩着战友肩膀攀援至炮眼

    附近，迅捷钻滚扑入，起身即与敌兵展开肉搏，忙中偷闲，还得

    向外扔出绳索，供战友攀援。大胜不愧为大胜，“鼓勇先登”，一击得手。鲍超当即“率十余壮士继之”，攻入垒内，斩敌数十

    名。许是这些人如天兵天将一般的气势震慑了守军，“余贼不敢

    格斗，悉奔聚垒心，拥护贼酋”。登垒人员越来越多，鲍超却让

    他们不着急围攻垒心，而将数十杆军旗—霆军旗帜无字，上面只

    绣三个黑圆，太平军称为“鲍膏旗”(赵增禹《书鲍忠壮公轶

    事》)—沿着垒边“环而树之”。其时，“垒心贼尚数百人，皆

    瞠视不敢也”。树旗毕，霆军这才掉转头来逼近垒心，守军魂飞

    丧胆，始四散而逃。其他四队苦战欲竭之际，陡然望见大垒之上

    黑旗飘动，便知主将业已克敌，“一时愧愤所激”，信心大

    增，“各殊死战”，亦将各队负责之垒先后攻破。五座大垒被

    破，太平军防线大乱，于是，小奔引发大奔，一溃激成全溃。玉

    成在黄腊山上指挥所里，亲见四万围军被不足四千之敌军冲溃，不禁黯然神伤，“只身逃去”。

    仗打完了，留下一件公案。因为当日与霆营同驻一处的多隆

    阿，亦为名将，何以在这场大战中不见踪影？

    上述战况，取材于陈昌《霆军纪略》。此书纪事止于光绪七

    年(1881年)，刊于光绪八年(1882年)，时鲍超犹健在。书

    中记事，系陈昌在夔州鲍府当面采访得来。其书谓战前多隆阿怯

    于敌势，不拟强攻，鲍超则自愿留守作战，并请多隆阿率马队围

    观，多隆阿闻言“壮之，因从其计”。若然，多隆阿的表现，确

    属不堪。

    如有可能，应该听听多隆阿自己的意见，他的部下雷正绾，编有《多忠勇公勤劳录》[光绪元年(1875年)]，雷氏且曾

    参与此役。孰料展卷大惊：意生寺之战发生在七月一日，而雷书

    记日竟无“七月初一日”字样。只说：“将军(都兴阿)恐，下

    令欲退军。乃乞援于围攻九江之湘军及长江水师，一战歼焉，所

    有战垒百余座悉数削平，仍将黄梅克复，楚省二次肃清。”此谓

    全军龟守待援，解围之功全归于九江围师，竟无一字提到意生寺

    之战。

    胡林翼是多、鲍二人的领导，看看他的报告：

    “都兴阿于七月初一日四更，派翼长多隆阿督马队、副将鲍

    超率步队，分五路进攻黄腊山等处贼巢。贼见我军遽至，亦分股

    漫山遍野齐出抗拒，鏖战数时之久。多隆阿侦知贼以怯懦老幼之

    贼守垒，而伏捍贼于村落以截我军，遂商令鲍超分兵绕攻贼垒之

    后，多隆阿派马队直冲村落。伏贼尽起，势甚凶悍，兵勇正在血

    战，经多隆阿跃马舞刀，挥队继进，兵勇枪箭齐施，殪其悍贼数

    十名，贼始败窜。维时鲍超即率勇追杀，分攻贼垒，施放喷筒、火箭延烧贼营，四面火起，群贼狂奔。我军会合痛剿，贼尸遍

    野。”

    首先，他不似雷正绾，对此次大战视若无睹，而是说七月初

    一这天，“鏖战数时之久”。其次，他不似陈昌，说多隆阿袖手

    旁观，而是说多隆阿“跃马舞刀”参加了战斗。再次，“分攻贼垒”之责由霆军担任，多隆阿无与焉；此则与陈昌所述相同，唯

    无鲍超对多隆阿说“前敌交锋事，公可不问也”的嘱咐，而加上

    了多隆阿“侦知”敌情后“商令”鲍超攻垒的情节。

    若不读陈、雷二书，但泛览此折，读者很难找出可疑之处。

    除非，留意到折末这段“春秋笔法”：“查黄梅马、步各军，大

    获全胜，前后斩馘以万计，为楚军罕见之奇捷，虽系都兴阿、李

    续宾调度得宜，亦由该将领奋勇图功。据都兴阿查明谋勇兼全、首先登垒、战功懋著各员弁，声请随折先行保奖前来：其鲍超一

    员，连日血战，率同亲兵累尸登垒，身腿受伤仍不少却，尤为忠

    勇罕匹。”(胡林翼《黄梅马步各军会剿黄腊山等处并黄州移营

    剿贼大获胜仗疏》，咸丰七年七月十八日)

    这一段是报捷奏疏中例应具备、用作结尾的“保奖”名单。

    都兴阿虽曾下令撤退，但他仍是意生寺之战名义上的指挥者；而

    李续宾自南岸渡江来援，有堵截追剿之功。都、李分任两军统

    帅，故以二人“调度得宜”作为“仰恳天恩优加奖励”的发语

    词，此系旧时奏折的套话，与今日“在某某同志领导下如何如

    何”的滥调，同一机杼；不赘。着重要看的是“保奖”名单中的

    排名情况。显然，在这场“罕见之奇捷”中，鲍超以“忠勇罕

    匹”，荣膺功首。而且，其他参战有功人员，不论生死，都只

    以“附片”申请奖励，并没享受到鲍超这种随“专折”加以表扬

    的待遇。附片保奖五人，其中，密雅明阿是都兴阿亲兵营营官，何有贵、易容贵、陶忠泰、陈德懋都是霆营军官。由此可知，不

    但鲍超荣膺最佳个人称号，霆营也获得了最佳集体奖。然则多隆

    阿在此役表现实属平庸，概可想见矣。是故，谓林翼此折，不动

    声色，而暗寓褒贬。

    两年后，曾国藩追忆此战，云“意生寺之役，则马队并未在

    场”(曾国藩《复胡林翼》，咸丰九年十一月二十日申刻)；有

    此一语，事实昭然，益知林翼作奏不动声色而暗寓褒贬，其为春

    秋笔法无疑义也。

    至此，公案了结：多隆阿未参与意生寺之战，此战纯是鲍超

    力挽狂澜的个人表演。再说几句闲话。罗尔纲《太平天囯史》卷五十六《传》第十

    五《陈玉成刘昌林》，于此役无一字提及。同书卷二《纪年》亦

    不言此役。此战，清军以少胜多，不致因大举回援而撤九江之

    围，并因湖北防守成功而挺进安徽，实在不容阙书。当时记此役

    者，如汪士铎、雷正绾、陈昌、梅英杰诸书，俱标玉成之名，罗

    先生固知有此一战，不应从阙。罗先生笺证李秀成供词，屡屡指

    责清方记载讳败夸胜，称为“秽史”；而对英王的败仗，则也采

    取为贤者讳的“春秋笔法”，略而不提，是以“秽史”之笔自污

    也。毕竟战功谁第一

    湘军攻南京，入城首功为邵阳李臣典，载诸当时诏奏，似无

    疑义。然而，朱洪章才是第一位冲入南京的将领，这种说法也很

    有说服力。

    洪章(1832—1893)，字焕文，贵州锦屏人，苗族，官至

    总兵，谥武慎。二十岁，洪章加入时任镇远知府胡林翼的勇队，其后，再改隶塔齐布麾下，后入曾国荃之军，参与攻打南京。他

    在地域主义严重的湘军，“以黔军特立”，不得不付出比他人更

    多的血汗。他指挥工兵开挖地道，“垂成而陷”，四百人无一生

    还，他也差点儿牺牲，擦干泪，继续挖，终得成功。克城前夕，国荃召集诸将，问谁打前锋，竟然无人应声。洪章愤而出队，受

    了令箭，遂于地道爆发之后，“从火焰中跃冲缺口上”，以长矛

    牵引部下，“肉薄蚁附而登”。等他的敢死队进了城，才有“诸

    将从之”。

    这段记载见于他的自传。曾国荃为他自传作序，也是一篇证

    词，谓“甲子金陵之役，(洪章)于枪炮丛中抢挖地道，誓死灭

    贼，从城缺首先冲入，因而削平大难”。然而，作序时已是光绪

    十六年(1890年)，洪章两年后便过世。作为前敌统帅，国荃

    为什么不在二十年前如实报告，让功臣享受实至名归的待遇？

    一般解释是，当日跟随洪章入城的“诸将”之一李臣典，克

    城半个月后病逝，曾国藩“深为可悯”，遂授意幕府调整功臣次

    序，将臣典换为第一。细节则见于沈瑜庆(贵州巡抚，“中兴名

    臣”沈葆桢子)特为洪章鸣冤的诗序，略谓，洪章知道自己被

    黑，愤愤不平，找国荃要个说法，国荃能说什么呢？乃“以靴刀

    授之”，说，次序调动，这事由我哥做主，我不知情，但我知道

    实际操作的人，是幕客李鸿裔。你去手刃了他，解解气，如何？

    洪章“笑而罢”。张之洞据此，还专门奏请为洪章落实政策，恢

    复名誉。李家不高兴了。臣典之孙世由，虽好佛学，对此却不能忘

    情。他说，爷爷辈的老帅、老将军走得差不多了，剩下一个朱洪

    章，偏还“黄金满籝”，于是到处找人写翻案文章，“汲汲于身

    后之名”。而拿钱胡写的人真不少，积非成是，以致“听者不

    察”，谬种流传，“甚矣笔载之不可不慎也”。于是，他也搜集

    了一些官司记载，为先祖正名。

    掌故爱好者黄浚却不爱听这话，他说，到底谁第一个冲入南

    京，还真有疑义。第一，“国人例归功死者”，臣典破城不久即

    死，大家徇乎人情，归功于他，可以理解。第二，洪章不是湖南

    人，在军中或受排挤，以至湘人攘其功，也能理解。第三，找到

    曾国荃原奏，写得很清楚，登城九将，不仅洪章排名第一，甚至

    臣典犹未列名。第四，曾国荃之序，沈瑜庆之诗，张之洞之奏，这岂是有钱就能买得到的？因此，他敢说“朱洪章首功，当时必

    有极普遍之传说，殆可信也”。‖脸谱·曾国藩‖

    曾国藩的书单

    近代学者钱穆先生，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写了一篇

    《近百年来之读书运动》，解释清代道光朝以来读书风气的变

    化，特别选取陈澧、曾国藩、张之洞、康有为与梁启超为代表，介绍并点评他们“对后学指示读书门径和指导读书方法的话”。

    曾国藩在五人中官爵最高，事功最大。钱先生是博学而高明的学

    者，谈的又是读书问题，特意把曾国藩列进去，可以想见，国藩

    在发现自己学问不够以后，“困知勉行”，获得了不小的成就。

    凡人读书皆有课程，曾国藩也不例外，用他的话说，就

    是“刚日读经，柔日读史”。日子怎么分刚柔，难道是硬一天，软一天？非也。解释很简单，就是单日与双日。不过，不是初一

    单初二双这样的单双，而是另有讲究。古代以天干计日，如甲子

    日，甲是天干。天干有十：甲乙丙丁戊己辛庚壬癸。其中，甲丙

    戊庚壬，这五个天干居于奇位，属阳刚，故称刚日，也就是单

    日。乙丁己辛癸，居偶位，属阴柔，故称柔日，也就是双日。日

    别刚柔，最早大概见于《礼记》：“外事以刚日，内事以柔

    日。”单日读经书，双日读史书，这是曾国藩读书课的基本日

    程。

    经书与史书，是泛称，具体是哪些书呢？国藩认为，必读

    的“四书五经”以外，还有一些不得不读，且要认真读、反复读

    的书，其中以《史记》《汉书》《庄子》与韩愈全集最为重要。

    《史记》《汉书》与《庄子》，几乎是所有传统中国读书人的必

    读书，而韩集也列为必读，则体现了国藩个人的兴趣。国藩的朋

    友发现，在写重要文章，甚至写奏折之前，国藩会随手抄起一册

    韩文，翻来覆去地看，直到看出了灵感，才开始写自己的文章。可见韩愈对他十分重要。

    此外，还有四种必读书。先说《资治通鉴》《文选》与《古

    文辞类纂》。《资治通鉴》是编年史，从先秦讲到五代，是国

    藩“柔日读史”的主打书目—他也买了二十三史，只是不如《资

    治通鉴》读得熟。《文选》是先秦至南朝的古代文学选集，《古

    文辞类纂》选录从战国到清代的古文(相对骈文而言的散文)，二书也在传统读书人的基本书目，不必详说。值得多说两句的是

    国藩自己编选的《十八家诗钞》。从曹植到元好问，从魏晋到金

    朝，国藩选了十八位大诗人的六千余首诗，本来只是“私家读

    本”，后来也出版了，供世人参考。

    以上是必读的八种书。然而不能只看必读书，还要看其他

    书，只是典籍浩如烟海，该看哪些人的哪些书呢？这就有个读书

    门径的问题。曾国藩说，自己在学问上一无所成，然而，对于读

    什么书，如何治学，却是略知门径。有的人读了一辈子书也不知

    道学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学术是怎么回事。一个人会不会读书的

    关键，就是这“略知门径”四个字。当然，略知门径之后，是不

    是能够登堂入室，这个就有幸有不幸了。不过不知门径却能登堂

    入室，这就是天方夜谭，不可信从了。国藩对读书门径有自己独

    到的见解—正因为他的自觉，钱穆才将他列为近代读书的代表人

    物。读书门径，或有高下、广狭的不同，但最重要的价值，在于

    适不适合。以此，说国藩对读书门径有独到见解，并不是在学术

    史的层面说他有哪些超越前人见解的地方，而只是说，这个门径

    很适合他自己。

    孔子之门有四科，叫作德行、政事、文学与言语。对国藩影

    响很大的桐城派，则强调义理、考据与辞章。国藩自认为明了其

    中的要义，乃结合桐城的三种功夫与孔门四科，写了一篇《圣哲

    画像记》，按照义理、考据与辞章的分类，同时符合孔门四科的

    标准，列出国史上特别重要的三十四个人，以为读书治事的典

    范。

    考据，则是孔门四科里的文学，与历史有关，与制度有关，更与经济(经世济民，非今日所云经济)有关。人选略分今古，先说“古人”：许慎，是《说文解字》的作者；郑玄，笺注很多

    经书。二人是非常重要的汉学家(汉代之学)。然后是杜佑与马

    端临。杜编《通典》，马编《文献通考》，是古代典章制度方面

    的重要著作。这四位相对国藩来说都是古人。再说“今人”，尽

    管也隔了数十上百年，然皆属于“国朝”，所以说是今人。顾炎

    武，国藩将他列在考据门，更重视他在史学的贡献。秦蕙田，撰

    《五礼通考》，此书对国藩影响甚巨，在日记、书札与笔记中常

    能看到他讨论此书的内容。姚鼐，是桐城派古文运动的发起人。

    王念孙、引之父子，是著名的小学家。

    对这一门的人选，钱穆极表赞扬，说曾国藩很有眼光。清代

    考据最重小学(文字、音韵与训诂)，所谓读书须先识字，又所

    谓一字不识学者之耻，人选中以许、郑、二王最为擅长。但是曾

    国藩把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蕙田与姚鼐这几位似乎不属正

    宗的学者也放到考据阵营里，那么，用钱穆的话讲，这就是“在

    经学之外扩开了史学，在校勘训诂之外又辟出了典章制度，把考

    据的范围扩大了”。一旦扩大，对于古代社会，乃至当代社会的

    理解，就会不一样。所以他说，曾国藩在这方面的见识是非常高

    明的。曾文正公吐槽录

    八卦之心，人皆有之；曾国藩也不会例外。做大事的人，地

    位高的人，一般不会公然八卦，曾国藩也不例外。国藩在两江总

    督任上，与幕客赵烈文甚为投缘，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八卦，皆

    说给他听。烈文有记日记的好习惯，把这些话都记了下来，以

    此，才有这篇吐槽录。

    吐槽曾国荃

    既然要八，则不避亲，不隐仇。最亲近的，自然是他的九弟

    —曾国荃。用左宗棠的话说，国藩的“谋国之忠”，是允称典型

    的；然而，这类人公而忘私，谋身之拙往往也不让人先。作为权

    势当时无两的中兴第一功臣，国藩私人财务状况之紧张，出人意

    料。钱少，自家艰苦朴素一点儿，还能混过去，可是，“亲属贫

    窘者甚多”，未能分润，终是“心中不免缺陷”。所幸，“九弟

    手笔宽博，将我分内应做之事，一概做完”。国荃倒不是贪墨，只是对于分所应得乃至俗以为然的各项灰色收入，来者不拒，因

    此，比国藩有钱得多，而接济穷亲戚这事，也就顺理成章让国荃

    做了。对此，国藩的总结是：“渠得贪名而吾偿素愿。”

    国荃素无国藩那样的大志向，仗打赢了，钱赚到了，念兹在

    兹的就是求田问舍。可是，他的审美大有问题，“宅外有一池，架桥其上，讥之者以为似庙宇”，而新屋“亦拙陋”，没啥看

    头。更糟的是，这么难看的房子，不但“费钱至多”“并招邻里

    之怨”。建房需大木，而湘乡之地不产大木，偶尔有之，不是坟

    树，就是植于人家屋舍旁借以纳凉的老树，皆不愿售。国荃一根

    筋，不惜重价求购，于是，往往以二十倍市价得之。

    国荃买田，也有问题。他喜欢规模化收购，一买一大片，可问题是一大片田不止一个地主，其中有愿卖的，也有不愿卖的，如“素封”之家、“世产”之地。国荃不顾，非要强行收购，人

    家拗不过他，只能含恨出手。如此，田价“比寻常有增无减”，可还是“致恨”。相较而言，其他湘籍高官，回乡买地，数

    量“何啻数倍九弟”，只因方法对头，态度温和，“人皆不以为

    言”；唯有国荃，钱花得比人多，地买得比人少，招怨独多，口

    碑最劣，“其巧拙盖有如天壤者”。

    说到国荃的暴发户习气，另有一事。咸丰七年(1857

    年)，国藩居丧，亲家母从长沙来，说请他帮忙，在湘乡买点高

    丽参。国藩怪之，说，买奢侈品应去省城，怎么到穷乡僻壤来

    找？亲家说，“省中高丽参已为九大人买尽”，只好辗转来曾宅

    匀几支。国藩不信，遣人打听，孰料真有此事。原来，国荃在外

    领兵，认为高丽参治疗外伤有奇效(“人被创者，则令嚼参，以

    渣敷创上”)，遂在长沙大量收购高丽参，以致断货。只是，这

    种疗法实无奇效，国藩不由慨叹：“不知何处得此海上方。”

    国荃统兵，战胜攻取确实有一套，做官则嫌“懵懂”。同治

    三年(1864年)，身为湖北巡抚的他，参劾按察使唐训方，列

    明过犯之后，折末云，“(唐氏)系督臣得用之人，恐失和衷之

    道，请皇上作为访问”。(按，巡抚参劾按察使，略当今日之省

    长向中央打报告请求罢免公安厅长，其实那个时代地方长官的权

    力更大一些)，只要说清楚按察使犯了哪些过错即可，何必没事

    找事，说什么按察使是总督的人。难道是总督的得力助手，就连

    巡抚也要忌惮几分？这么一说，置国法吏则于何地，岂不摆明了

    说吾省官场有派系有人事斗争？更搞笑的是，不过两月，国荃竟

    上折参劾总督，试问，这时候就不怕“恐失和衷之道”了？国藩

    对此，评曰：“令人大噱。”

    不过，国荃之中年与晚年，区别很大。后来的乐观大度，自

    在恬和，似换了一人。此或与国藩的劝诫有关。国藩尝云：“人

    生皆运气为主，七尺之身，实以盛运气，故我常称人身为运气口

    袋。”又云，“不信书，信运气”。用今天的话说，可算他

    的“成功观”。具体到国荃身上，他说过：“(国荃)之攻金陵，幸而有成，皆归功于己。余常言汝虽才能，亦须让一半与

    天。彼恒不谓然，今渐悟矣。”这些话，既是“谋事在人，成事

    在天”的科普版，细究也是卑之无甚高论，只看内心能否真正信

    从。照传统标准而论，国荃晚景甚佳：年寿既高，子孙繁衍，且

    有出息；许是真悟了他大哥的话？

    吐槽左宗棠

    曾国藩与左宗棠是一对冤家，这事不是秘密，大家都知道，只是，曾、左从什么时候结下梁子，知道的人或许不多。看看国

    藩的自述。

    咸丰三年(1853年)，作为“空降”的团练大臣，国藩在

    长沙组建湘军，因为资源有限，与湖南巡抚骆秉章不可避免发生

    冲突。所谓资源，一是人力，二是财力。国藩的理想，是率领本

    土的精兵强将，利用本省的财政收入，去省外“迎剿”太平军。

    秉章是地方首长，则认为优势兵力与稳定收入皆应为湖南所用，不要管外省的闲事。然而，一省的兵力有限，财力也有限，不足

    以同时支持两套战略。于是，曾、骆展开竞争，抢人抢钱。

    抢人方面，当时最重要的将领王錱，转投骆秉章；最有潜力

    的塔齐布，则忠于曾国藩。二人勉强算是平手。当然，决胜疆场

    与运筹帷幄都很重要。武将以外，还得抢文职参谋。其时，最有

    名望也最有才干的参谋长人选，当然是左宗棠，遗憾的是，他选

    择留在湖南，为巡抚服务；另有郭昆焘(近代名人嵩焘之弟)，是理财第一高手，也选择在地方工作，不去远征。综而计之，抢

    人，国藩输了。

    其次则须抢钱。国藩善写奏折，哭穷本领大，博得皇帝的授

    权，硬生生从湖南的财税收入割走几片肥肉，获得启动资金。此

    外，在省内交通要道设点征收厘金，获得长期有保障收入，能够

    支持军队的可持续发展。而向在籍高官、地方素封之家劝捐，也

    是筹饷的主要办法。只是，“劝捐”二字说得好听，一旦执行，往往成了“勒捐”。试想，草创阶段，国藩既不能给人颁发文凭，也不能给人发放官衔(这两种执照例由户部、吏部颁发)，人再有钱，也不会听劝啊。所以，国藩只能耍无赖，搞勒捐。

    勒，就是绑架勒索的勒；谁家有钱，又不听劝，则绑了他家

    的人，让他家花钱来赎。陶澍，湖南安化人，前两江总督，当时

    已过世，留下孤子陶桄主持家事。国藩向陶家劝捐，陶家不给，国藩即遣人捉了陶桄，声称为富不仁、不念国恩，且有勾结地方

    匪类嫌疑，需暂行羁押，配合调查。他用这招勒索了不少湖南的

    大户人家，都能得手，却没想到，陶家不是善茬儿，令他得不偿

    失。

    得，是陶家终于屈服，出钱免灾。失，则谓国藩拿了这笔冤

    枉钱，还没焐热，就被各方势力联手赶出了长沙。陶桄的姐夫，叫胡林翼，还好，没因此与国藩叫板；可是他的岳父—左宗棠则

    对女婿的遭遇大致不满，要讨还公道。事隔多年，国藩淡淡地

    说：“左季高(宗棠)以我劝陶少云(桄)家捐赀，缓颊未允，以致仇隙。”而在当时，动静可不小。

    名义上，宗棠只是巡抚的幕客，用今天的话说，不在编制

    内。实际上，宗棠拥有巡抚的权力。他任免官吏，调遣军队，分

    配财物，审讯案件，甚至自行草奏，盖用巡抚公章，鸣炮发送，而在此过程根本无须向巡抚请示。不知道的以为湖南巡抚是骆秉

    章，明事儿的就知道湖南巡抚是左宗棠。

    国藩难道不明事儿？他有苦衷，太缺钱了，为了钱，只能装

    作不明，只能装作不知道陶家与宗棠啥关系，对宗棠的女婿也是

    绑架勒索了再说。既然如此，宗棠也不跟他客气。当然，高手过

    招，不露形迹，宗棠不会傻到直接批评曾国藩的勒捐行为—说实

    话，他也干过这种事。宗棠的反击，是全力维护湖南官场的权

    益，尽量不让曾国藩占到便宜—他作为巡抚的首席智囊，在其位

    谋其政，无可厚非。于公，巡抚骆秉章乐见事态如此发展，于

    私，他与宗棠同气连枝，连带着对国藩也不讲礼貌。所以，国藩

    才说“骆吁门(秉章)从而和之，泊舟郭外，骆拜客至邻舟，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