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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pdf
http://www.100md.com 2020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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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附件(2503KB，116页)。

     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这是一本资本相关的书籍，全书作者为读者详细的介绍了资本的运作逻辑和潜在矛盾，一共分为三个部分，喜欢的读者可以看看!

    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内容提要

    在这本书中，大卫·哈维用自己的深刻洞察揭示了资本引擎的隐藏的运作方式——以及可能将资本主义引向灭亡的矛盾。

    在对当今世界发生的一切做精辟描述的同时，当代《资本论》知名的研究者大卫·哈维，在本书中揭开了资本主义核心矛盾——如以超出投资的手段积累资本的驱动力；其利用节省劳动力的新技术，并因此造成消费者的消费能力被剥夺；以及其掠夺自然直至毁灭自然的冲动。这些矛盾与压力造成：全球人口长期失业问题，欧洲和日本经济的陷入衰退旋涡，以及中国和印度和其他金砖国家的蹒跚前行。

    短期内这些矛盾不会产生破坏性：历史上资本主义不断在新面具下重组自身，并由此产生危机。但是长期来看，资本主义能否在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下继续生存？哈维认为种种迹象不容乐观，并且表象具有欺骗性，许多资本矛盾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得到控制，而另一些则威胁到了资本体系的核心。本书提出了理解世界的方法，并且为迈向更为公平﹑理性和可持续的社会提出了17个纲领性的建议。

    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作者信息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纽约城市大学(CUNY)杰出人类学教授，全球作品被引用zui多的人文学者。他开设的解读马克思《资本论》课程，是40多年来与学生互动产生的结果，自从2008年上传到纽约城市大学网站以来，获得了近300万人次的量。

    译者简介：

    许瑞宋，香港科技大学会计系毕业，曾任路透中文新闻部编译、培训编辑和责任编辑，也曾从事审计与证券研究工作。2011年获得第一届林语堂文学翻译奖。

    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目录详解

    第一部 根本矛盾

    矛盾1 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

    资本主义下的房屋供给，已经从追求使用价值为主，变成以追求交换价值为主。

    矛盾2 劳动的社会价值与它的货币表现形式

    货币供给掌握在人类建立的机构如中央银行手上，而这些机构是容易犯错的。这产生高通货膨胀的危险。

    矛盾3 私人财产与资本主义国家

    我们正面临难解的矛盾，一方是冷酷和不受管制的私有财产，另一方是日趋专制和军事化的警察国家权力。

    矛盾4 私人占有与公共财富

    如果想了解资本世界，不能忽略在世界贸易中有重要角色的贩毒集团、军火商人，以及各种黑帮和其他犯罪组织。

    矛盾5 资本与劳动

    既然市场体制原则上仰赖平等交换，构成利润的额外价值从何而来？必须有一种商品可以创造出比它本身价值更大的价值。这种商品便是劳动力，而这正是资本再生产所仰赖的东西。

    矛盾6 资本是一种过程还是一种东西？

    资本在某个时刻是以货币的形式出现，在另一个时刻则是一堆生产工具(包括土地和资源)，又或者是一群走过工厂大门的工人。

    矛盾7 生产与实现的矛盾统一

    资本的持续流通，有赖资本成功通过两个关键时刻(成功的程度以利润率衡量)：首先是劳动过程中的价值生产，然后是市场上的价值实现。

    第二部 变化的矛盾

    矛盾8 技术、工作和人的可弃性

    有些人认为新技术将创造出大量职位，足以弥补自动化造成的职位损失，但这种想法“纯属幻想”。

    矛盾9 分工

    财富从东方流向西方的趋势持续约两个世纪之后，情况发生了逆转，而随着西方在2008年金融体系崩溃之后失去大部分动能，中国日益成为全球资本体制最富活力的中心。

    矛盾10 垄断与竞争：集中与分散

    私有产权赋予商品主人使用该商品的垄断权力，而这种垄断力构成交换的基础，延伸出去也就是构成竞争的基础。

    矛盾11 不均衡的地域发展和空间生产

    资本创造出符合它某一时期需求的地理景观；一段时间之后，为了促进资本的进一步扩张和性质转变，资本必须破坏它之前创造出来的旧景观。

    矛盾12 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

    分配不平等源自一个简单的事实：在社会和历史上，资本被构建为一个支配劳动者的阶级。如果资本要维持自身的再生产，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和财富分配必须是不平等的。

    矛盾13 社会再生产

    资本的历史中出现一种长期趋势：家庭劳动由市场交易取代(从剪发、外带食物、冷冻食品、快餐到干洗、娱乐和照顾老幼)。个人家庭劳动进入市场领域，成为一种私营生意。

    矛盾14 自由与控制

    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如今提供大量方法，可帮助我们达成马克思所梦想免于贫困的自由，但与此同时，资本的政治经济法则却使得这种自由越来越遥不可及。

    第三部 危险的矛盾

    矛盾15 无止境的复合增长

    资本可以复合增长的方式，无止境地积累和扩张下去吗？若可以，过去40年来地球上惊人的物质变化，看来必须以双倍甚至是3倍的规模发生，但这又如何办到呢？

    矛盾16 资本与自然界的关系

    环境生态长期以来的恶性退化，才是资本几乎毫无准备的大问题，而我们也仍未创造出新的体制和权力去处理这问题。

    矛盾17 人性的反叛：普遍的异化

    资本生产和营销不耐用或容易过时的商品，并制造实时消费的事件和奇观，如本书稍早所述，这种发展的高潮是一种惊人的明确反转：消费者在脸谱网等社群媒体上制造自己的奇观。

    结 论 幸福但有争议的未来：革命人道主义的希望

    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截图

    中信出版社

    许瑞宋 译

    [美]大卫·哈维 著

    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目录

    推荐序

    前言 这一次的资本主义危机

    绪论 关于矛盾

    第一部 根本矛盾

    矛盾1 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

    矛盾2 劳动的社会价值与它的货币表现形式

    矛盾3 私人财产与资本主义国家

    矛盾4 私人占有与公共财富

    矛盾5 资本与劳动

    矛盾6 资本是一种过程还是一种东西？

    矛盾7 生产与实现的矛盾统一

    第二部 变化的矛盾

    矛盾8 技术、工作和人的可弃性

    矛盾9 分工

    矛盾10 垄断与竞争：集中与分散

    矛盾11 不均衡的地域发展和空间生产

    矛盾12 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

    矛盾13 社会再生产

    矛盾14 自由与控制

    第三部 危险的矛盾

    矛盾15 无止境的复合增长

    矛盾16 资本与自然界的关系

    矛盾17 人性的反叛：普遍的异化

    结论 幸福但有争议的未来：革命人道主义的希望

    后记 政治实践构想

    延伸阅读

    版权页推荐序

    韩毓海

    北京大学教授，《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作者

    自2008年以来，世界资本主义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看到，对资本主义的迷信却

    似乎并没有陷入危机，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主流的经济学家和知识分子中缺乏这样一种“高人”，他们

    能够以言简意赅、昭聋发聩的方式向世界和读者说明：资本主义制度为什么是不能持续的、是失败的。

    而在当今美国主流思想界，起码有三位经济学“大牛”能够做到这一点：保罗·克鲁格曼、约瑟夫·斯蒂格

    里茨和大卫·哈维。

    其中，保罗·克鲁格曼堪与凯恩斯媲美，因为这两位大师是经济学家里文笔最好的，众所周知，保罗·克

    鲁格曼这位诺贝尔奖得主还是《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他的《一位自由主义者的良心》一书，严谨深刻

    地揭示了新自由主义分子和新保守主义分子，怎样以几乎是发动政变的方式，摧毁了自罗斯福以来的新

    政，最终摧毁了美国经济与社会，而他们就是造成今天美国崩溃式衰落的罪魁祸首。

    保罗·克鲁格曼的著作，有利于我们了解真正的美国和美国知识界，他指出：如果用中国今天的标准来

    看，美国起码是一个“中左”的国家，而人道主义的左翼，乃是美国知识界的光荣传统，至于把新自由主义

    和保守主义视为美国的传统，这乃是对美国和美国文化的误解乃至污蔑。

    我还记得：克鲁格曼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曾经激烈地抨击了那些打着美国学术界，特别是哈佛大

    学、耶鲁大学的旗号，在中国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留学生们，克鲁格曼抨击他们才是真正“妖魔化美国”、“妖

    魔化美国经济学传统”，并以此误导中国改革的招摇撞骗者乃至别有用心之人——而他如此尖锐的声音自然

    是消失于无形，完全被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们封杀了。

    我更记得：中信出版集团曾经勇敢地出版了克鲁格曼的《一位自由主义者的良心》一书，但是，竟也

    没有产生应有的反响——克鲁格曼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文笔最好的，而中信出版集团毫无疑问是中国

    出版业中的“大牛”之一，如此“强强联合”竟没有触及和唤醒当今中国那些打着“自由主义”旗号、实则乃

    是“新自由主义分子”的“良知”——这种现象令人深思。

    与克鲁格曼一样，早在2004年，大卫·哈维便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系统地分析了“新自由主义政

    变”产生的根源，并预见了世界将爆发严重经济危机，仅仅4年之后，哈维的预见全部应验了。在世界资本

    主义经济危机爆发后，中国的一家出版社也翻译出版了哈维的这本书，但是，几乎一如既往地没有产生反

    响，在这里，翻译与理解似乎是一个问题，但我以为：关键依旧还是那些希望人们在铁屋子里沉睡下去

    的“新自由主义者”们所营造的一言堂、死气沉沉的文化、舆论和知识氛围。

    有人说，中国的知识界崇拜美国、崇拜西方、崇拜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实则不尽然。因为我看到了

    中国知识界的新自由主义者们，究竟是怎样对待和敌视克鲁格曼、斯蒂格里茨这样的诺贝尔奖得主的——

    屁股决定脑袋，真可谓世上无难事，而最难之事，乃是叫醒那些假睡的人。

    由此我想起，95年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以及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火种的人，其所遭遇

    的命运也许就是这样吧!

    而真正值得深思的是：95年前，我所在的北京大学能够特立独行，高举起真理的炬火，照亮中华民族

    前行的路，而今的我们，将怎样辨识什么是北京大学的光荣传统，以及怎样继承和发扬北京大学真正的光

    荣传统。

    感谢中信出版集团，继克鲁格曼的著作之后，再次出版了哈维的《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以及一系列

    国外先进知识分子的杰作，在出版界不得不急功近利的今天，他们和其他有强烈责任感的中国出版人一

    起，屡败屡战，“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中信集团和中信出版集团，以此坚定承担起了他们

    的政治和文化责任。他们以自己卓越的工作，在努力为我们筑起“四个自信”的战线。

    而在这本资本主义“判决书”中，哈维讲了一个经典的故事：一位印度国王想奖励国际象棋的发明者，而这位发明者要求的奖赏，是在棋盘的第一格放一粒米，以后每一格中的米粒数增加一倍，国王爽快地答应了，因为他以为这奖赏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到了第21格的时候，米粒的数目已经超过了100万，到41

    格时，已经超过了1万亿粒，而整个世界都没有足够的米可以填充这一空格了。

    这个故事以极其简洁形象的方式，解释了什么是“复利”，而“复利”就是资本主义所追求的“利润”的实

    质，这个极为简单生动的故事说明：资本主义为什么是不能持续的，即使在最严谨和科学的意义上，资本

    主义永世长存的神话也是完全荒谬的。

    我在多年前出版的《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一书中也曾经举过同样的例子，即当前世

    界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空格”已经基本填满，支持资本扩张的决定性因素基本消失了，即像开发新大陆、殖民地扩展、开放社会主义阵营那种地缘空间的大变革的大规模“空间革命”的机缘，已经渺茫，世界人口

    增长已经进入拐点，电子通信技术和交通技术的革命，固然可以使“世界变成平的”，但是，当“世界成为平

    的”时候，利润也就成为平的，而要追求超级利润，除非制造金融泡沫——用哈维的话来说就是，在今天，追求“复利”已经完全是一种幻想，而追求“复利”却是资本积累的实质，当“复利”和诈骗性的暴利不可能持续

    的时候，资本主义存在的基本前提便丧失了。

    在这本杰作中，哈维深刻地指出：尽管作为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资本主义失败了——这正如马克思

    所预言的那样，但是，作为“生活方式”的资本主义、作为文化信念的资本主义却流行于世界，这表明：资

    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利益集团的掮客们对于世界人民的“洗脑”工作是成功的——而这是马克思在他青年时代

    所预言到，但却未被追求进步的人们所充分意识到的重要问题。

    为了对抗资本主义危机的蔓延，今天的中国与世界，迫切需要进步的学者和知识分子，结成文化的统

    一战线，以各种方式防止人类倒退回野蛮。因此，思想和理论建设的意义，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要而迫

    切。

    正像我曾经建议：人们应该从第三卷开始，“倒着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一样，现在，我建议读者从

    哈维这本书的第三部分开始自己的阅读。因为在本书的第三部分中，哈维方才最为充分地展现了无与伦比

    的才华，那是心灵的呼号，是真理的祈愿——而借助译者的文笔，我们很难不被这种良知、思想与才华所

    打动，必须承认，有些段落催人泪下——而我想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所在，这也就是在95年

    前深深打动了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华民族志士仁人的真理的声音。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

    斯蒂格里茨曾经说过：自1500年以来，世界上

    就有两种积累财富的方式，一种是靠辛勤劳动，一种是靠欺诈掠夺。后一种方式是资本主义的，很大程度

    上也是西方的。而中国的成功则代表了前一种方式，正是中国古老而伟大的传统和波澜壮阔的革命经验，使中国人民保持了一种宝贵的人格，保持了对美好人际关系的珍视，最终形成了一种先进的生产关系，从

    而使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富裕”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使今天的中国，最终成为抵抗欺诈与掠夺的资

    本主义暴力，拯救世界经济的“减压阀”。

    在摆脱了僵化的、封闭僵化的“左”的教条主义之后，今天的中国必须从对资本主义的迷信、对于新自

    由主义教条的迷信中摆脱出来，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

    邓小平同志晚年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

    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即使在当今西方社会，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重要影响力。在本世纪来临的时候，马克思被西方思想界评为‘千年第一思想家’。美国学者海尔布隆纳在他的著作《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

    中表示，要探索人类社会发展前景，必须向马克思求教，人类社会至今仍然生活在马克思所阐明的发展规

    律之中。实践也证明，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科学如何进步，马克思主义依然显示出科学思想的伟力，依然

    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3]

    大卫·哈维这本著作的出版，充分证明：上述判断是英明的，是正确的。

    大卫·哈维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他的这本著作告诉我们：旧的社会主义模式不能有效对抗野蛮的资本

    主义，而要开创人类的未来，我们不能走僵化保守的老路，更不能走改弦易帜的邪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来之不易，我们必须好好珍惜。而只有沿着这样一条中国人民自己的道路走下去，才能为中国求光

    明，为人类谋幸福。

    [1]《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44年。

    [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

    [3]新华网：《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05月18日。前言 这一次的资本主义危机

    危机是资本主义再造所必要的。人类正是在危机之中正视资本主义的不稳定之处，并进行重新设计和

    塑造，创造出资本主义的新版本。我们废旧迎新。一度活跃的生产基地沦为工业废墟，旧工厂遭拆除或改

    变用途，工人阶级小区经历中产阶级化改造。在某些地方，小农场和自耕地被大型工业化农场或气派的新

    工厂取代。产业园区、研发中心、批发仓库和配销中心散布各处，周遭是市郊住宅区，由公路网连接起

    来。主要城市比赛谁的办公大楼更高更迷人，谁的文化建筑更具标志性；大型购物中心在市区和市郊大量

    涌现；世界主义是眼下全球的预设方向，大批游客和商务人士不停地经由机场穿梭各地，有些城市的规模

    甚至翻倍。高尔夫球场和设有门禁的小区兴起于美国，如今也出现在中国、智利和印度，与周遭贫民自建

    的简陋住宅形成鲜明对比。

    不过，危机最惊人之处，不在于物质景观大幅改变，而是在于其他方面的戏剧性变化，包括思维方式

    和理解方式、制度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政治倾向和政治过程、政治主体性、科技和组织形式、社会

    关系，以及影响日常生活的文化习俗和品位。危机彻底动摇我们的世界观，包括我们对自身在世界上地位

    的看法。我们是这个正在形成的新世界生生不息的参与者和居住者，无论是被迫还是自愿，都必须适应事

    物的新状态；与此同时，我们也经由我们所做的事，以及我们的思考和行为方式，对这个世界的混乱产生

    某种程度的影响。

    身处危机当中，是很难看到出路的。危机并非单一事件：虽然它们有明显的触发因素，它们所代表的

    结构转变需要多年时间才能完成。始于1929年股市崩盘的漫长危机，到20世纪50年代才终于解决，而其间

    世界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及20世纪40年代的世界大战。20世纪60年代末浮现的危机，其标志

    为20世纪60年代末的国际货币市场动荡，以及1968年许多城市(从巴黎和芝加哥到墨西哥城和曼谷)出现

    的街头事件，同样要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终于解决，其间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1944年建立)于20

    世纪70年代初瓦解，劳工斗争使20世纪70年代纷扰不断，新自由主义政治在美国里根、英国撒切尔夫人、德国科尔和智利皮诺切特领导时期兴起，并巩固下来。

    事后回顾，因为有“后见之明”，我们不难看到，在危机全面爆发之前，大量的问题征兆已经浮现。例

    如美国20世纪20年代货币财富和收入不平等严重加剧，房市出现资产泡沫并于1928年破灭，便预示1929年

    的股市崩盘。事实上，我们在力求摆脱危机的过程中，往往埋下未来危机的种子。例如始于20世纪80年代

    的全球金融化趋势(特征是债务日增、金融法规日趋宽松)，原本是想借由促进跨地域流动，解决资本与

    劳动者的冲突，最后却导致投资银行雷曼兄弟于2008年9月15日破产。

    雷曼兄弟公司破产触发金融体系崩溃，各环节如骨牌般倒下。到我撰写本文时，这件事已经过去逾5

    年。如果历史经验值得参考，我们实在不应期望现在就能清楚看到复兴的资本主义将是怎样一种情况(如

    果资本主义能复兴的话)。但是，对于资本体制哪里出错的诊断，目前理应有多种相互竞争的说法，而且

    纠正问题的建议也理应大量涌现。令人惊讶的是，新思维或新政策非常少。世界大致分裂为两大阵营：其

    中一方(欧洲和美国)延续以至深化新自由主义、供给侧和货币主义手段，强调紧缩措施是对症良药；另

    一方(中国)则是重新采用仰赖债务融资的、某版本的凯恩斯需求面扩张方案，而方案通常掺了水，忽略

    了凯恩斯强调的一件事，即惠及底层的所得再分配，是其方案的一个关键要素。无论当局采用这两种政策

    的哪一种，结果都是对富豪有利；这些富豪在各国乃至全球均构成政治势力日强的财阀阶层，默多克

    (Rupert Murdoch)便是一名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财阀。全球各地的有钱人越来越富有。全球最有钱的100名

    富豪(来自中国、俄罗斯、印度、墨西哥、印度尼西亚，以及传统的财富集中地北美和欧洲)光是在2012

    年，财富便增加了2400亿美元——据国际扶贫组织乐施会(Oxfam)估计，这笔新增财富足以立即终结世界

    的贫穷问题。相比之下，大众的境况最多也只是免于恶化，较普遍的情况是加速衰退，甚至是灾难性地恶

    化(例如希腊和西班牙)。

    近年的情况在体制上的一个重大差异，看来体现在中央银行的角色上：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以下简

    称“美联储”)在全球层面发挥领导作用，甚至扮演支配性的角色。不过，自从中央银行出现以来(英国的

    央行创立于1694年)，央行的作用向来是保护银行业者，必要时替银行纾困，而不是照顾大众的福祉。若

    以统计数据为标准，美国在2009年夏天便已摆脱危机，而几乎所有地区的股市，后来也都收复本次危机造

    成的跌幅；这一切与美联储的政策息息相关。这是否预示着全球资本体制将受世界主要央行官员的独裁统

    治，而这些官员的首要任务是保护银行业者和财阀的权势？若是如此，目前各国经济停滞不前、全球大众的生活水平每况愈下的问题，看来没有什么希望解决。

    对于利用科技解决当前经济问题的可能，人们也有很多议论。虽然新科技和新组织形式，向来对我们

    摆脱危机大有帮助，但它们从不曾发挥决定性的作用。目前许多人寄厚望于“基于知识的”资本主义，而生

    物医学、基因工程和人工智能是当中的焦点。但是创新向来有利有弊。毕竟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便因为

    自动化技术的应用而经历“去工业化”，最后像沃尔玛(Walmart)等公司(雇用大量没有参加工会的低薪劳

    动者)取代通用汽车等公司(于20世纪60年代雇用大量高薪且参加工会的劳动者)，成为美国民间部门最

    大的雇主。如果当前的创新潮有方向可言，那便是劳动者就业机会减少，而资本从知识产权榨取的租值则

    越来越重要。但如果人人都试图靠收租生活，没有人投资于制造，那么资本主义无疑将走向一种完全不同

    的危机。

    资本主义精英和他们在知识、学术界的追随者，目前似乎既无法根本挥别他们的过去，也无法针对令

    人不满的危机(经济停滞或增长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国家某些权力落入债权人手中)，提出可行的出

    路。但做不到这些事的并非只有他们。传统左派力量(政党和工会)显然完全无法有力地抵抗资本的力

    量。右派30年来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攻击，严重打击了传统左派力量，而民主社会主义也已丧失信誉。1989

    年之后，情况变得更糟。目前残余的激进左派力量，基本上是在所有体制和有组织的反对渠道之外运作；

    他们寄希望于小规模的行动和本地行动主义，期望他们最终能构成某种令人满意的总体选择。这种左派怪

    异地呼应自由至上主义者(甚至是新自由主义者)的反国家主义(anti-statism)观念，他们在思想上主要受

    福柯(Michel Foucault)等思想家启发；这些思想家在后结构主义的旗帜下重新组合后现代碎片，而这种后

    结构主义偏好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并规避阶级分析，其多数内容极度令人费解。自治论者、无政府

    主义者和地方主义者的观点和行动到处可见，而且相当明显。但是，因为这种左派寻求在不掌权的情况下

    改变世界，所以日益巩固的财阀资本家阶级随心所欲主宰世界的能力仍然不受挑战。这个新统治阶级获得

    拥有安保和监视力量的政府协助，后者非常乐于动用警力，以反恐之名镇压所有形式的异议。

    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撰写这本书的。我的做法有点非传统：我遵循马克思的方法，但未必接受他建

    议的方案；我担心读者可能因此无法欣然接受本书的论点。但是，如果想摆脱眼下经济思想、政策和政治

    贫乏停滞的困境，我们显然需要一些不一样的研究方法和思想观念。毕竟资本主义的经济引擎显然遇到了

    重大难题：它蹒跚前行，仿佛随时可能停下来，甚至无预警地爆炸。我们期望人人都能过上富足的生活，但在通往这种生活的路上，每个转折点都不乏危险警告标志。资本主义陷入如此重大的困境，但似乎没有

    人对它如何陷入这种境地有连贯的认识，遑论明白其原因。不过，情况向来如此。如马克思所言，全球危

    机一直是“资本主义经济所有矛盾的真正集中和强制调整”。[1]

    阐明这些矛盾应可大幅揭示严重困扰我们的经

    济问题，这无疑值得我们努力去做。

    应用这种特别的思维模式来认识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可能产生某些结果和政治后果；梳理这些结果

    看来也是该做的事。乍看之下，这些结果似乎不大可能发生，遑论切实可行或在政治上受欢迎。但是，无

    论替代方案显得多么不合宜，开始讨论它们是必要的；如果情况要求我们执行这种方案，我们更要把握机

    会。这样我们便打开了一扇窗，拥有以前不曾想过、不曾利用的多种可能选择。我们需要一个开放的全球

    论坛，借此思考资本在何处、可能流向何处，以及我们该为此做些什么。我希望这本小书能对相关讨论有

    一些贡献。

    纽约市

    2014年1月

    [1]Karl Marx,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Part 2,London,Lawrence and Wishart,1969,p.540.绪论 关于矛盾

    必须有一种方法可以细察或透视当前情况，借此看到潜藏在现况中的某种未来，否则人们的渴望

    将是徒劳的……

    ——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Why Marx Was Right)

    在世界市场危机中，资产阶级生产的矛盾和对抗暴露得很明显。但是，辩护论者不去研究作为灾

    难爆发出来的对抗因素何在，却满足于否认灾难本身，他们不顾灾难有规律的周期性，顽固地坚持

    说，如果生产按照教科书上说的那样发展，事情就绝不会达到危机的地步。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二部分

    在英文里，矛盾(contradiction)这一概念有两种基本用法。最常见、最明显的用法源自亚里士多德逻

    辑学：两句陈述完全不一致，以致两者不可能同时为真，是为矛盾。“所有黑鹂都是黑色的”和“所有黑鹂都

    是白色的”便彼此矛盾：如果其中一句为真，另一句便不可能是真的。

    “矛盾”的另一种用法，是指两股看似对立的力量同时出现于某种情况、实体、过程或事件中。例如我

    们多数人必须兼顾工作和家庭生活，两者的不同要求不时令我们觉得紧张。这种矛盾在女性身上尤其明

    显，我们因此总是看到有人建议女性如何更好地平衡事业目标和家庭责任。这种紧张情况在我们的生活中

    无处不在。我们通常每天都在处理这种问题，以免自己承受太大的压力，或是因为紧张而筋疲力尽。我们

    甚至希望把矛盾内化，从而消除这种紧张。例如我们可能把工作和家庭生活安排在相同的空间，而且在时

    间上不加以区隔，希望借此消除两者间的矛盾。但这种做法未必有用，例如你对着计算机屏幕赶工时，你

    的孩子可能在厨房里玩火。类似情况将迫使你承认这种做法不可行(正因如此，在时间和空间上清楚区隔

    工作和个人生活，往往比较方便)。

    有组织的生产和重复日常生活，经常对我们产生相互矛盾的要求，因此造成的紧张情况向来存在。但

    是，这种紧张往往是潜伏的而非明显的，因此我们处理日常事务时，往往不会注意到它们。此外，对立的

    力量并非总是水火不相容：它们的定义可能是宽松的，彼此可能有某种程度的重叠，例如工作和生活之间

    的界限便经常变得模糊(这是我常碰到的问题)。内外之分有赖清楚的界限，但这种界限有时并不存在；

    同样道理，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很难辨识出明确的对立关系。

    不过，在某些情况下，矛盾会变得比较明显。矛盾有时会变得尖锐，对立的欲望造成的压力可能令我

    们觉得无法忍受。例如在事业目标与家庭生活的对立中，本来可以控制的紧张情况，可能因为外在环境的

    变化而变成一种危机：工作的要求可能改变(工作时间和地点改变)，家里的情况也可能出现重大变化

    (例如有人忽然生重病，又或者在孩子放学后负责照顾他们的婆婆因为退休而搬走)。人的内心感受也可

    能改变：有些人可能会经历某种顿悟，然后认定“这种生活不是人过的”，因此辞去自己深感厌恶的工作。

    我们也可能因为信奉新的道德或宗教原则，觉得必须改变生活方式。不同的群体(例如男性和女性)或不

    同的个人，对类似的矛盾可能有截然不同的感受和反应。界定矛盾和感受矛盾的力量，受强有力的主观因

    素影响。某个人觉得无法处理的情况，另一个人可能完全不觉得有什么特别。虽然具体的原因和情况可能

    各有不同，但潜在的矛盾可能骤然加剧，产生猛烈的危机。不过，问题一经解决，矛盾也可以骤然平息

    (但危机极少不留下某种印记，有时也会留下创伤)。精灵一如既往地被暂时关进瓶子里，而这通常需要

    从根本上调整矛盾根源的对立力量。

    矛盾绝非一无是处，我当然无意暗示矛盾必然是不好的。矛盾可以成为源源不绝的力量来源，促成个

    人和社会的转变，大幅改善我们的生活。我们并非总是屈服于矛盾，或在矛盾中迷失自我。我们可以创造

    性地利用矛盾。摆脱矛盾的方法之一是创新。我们可以因应新环境调整自己的观念和做法，并借助这种经

    验成为更好、更宽容的人。关系已经疏离的伴侣可以聚在一起，共同处理工作与家庭冲突造成的危机，可

    能重新发现彼此的优点，也可能与邻里形成相互支持关怀的持久新关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种调整

    适应可能是个人的，也可能发生在总体经济的层面。例如英国在18世纪初便面对一种矛盾的处境。英国需

    要土地生产生物质燃料(尤其是木炭)和粮食；当时这两种需求可以靠国际贸易满足的比例相当有限，而随着它们对土地的竞争日益激烈，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停滞之虞。这问题的解决方法是开采地下煤矿以

    满足能源需求，这样土地便可以只用来种植粮食。后来随着化石燃料变得普及，蒸汽机的发明促成资本体

    制彻底改变。矛盾往往可以成为“发明之母”。但请注意这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诉诸化石燃料解决当年的

    一个矛盾，但数百年之后，它促成另一个矛盾，即仰赖化石燃料使我们面临气候变化的危机。矛盾有个令

    人厌恶的特性：我们很难彻底解决问题，往往只能把矛盾转移到其他地方。请记住这一点，因为我们接下

    来将多次提到这个问题。

    资本的矛盾经常促成创新，很多创新改善了人类日常生活的质量。矛盾若演变成资本的危机，便会出

    现“创造性破坏”。创造和破坏哪些东西，极少是事先决定的；创造出来的都是坏的，遭破坏的都是好的，也是极其罕见的事。此外，矛盾也极少得以彻底解决。危机是蜕变的时刻：资本往往会经历自我再造的过

    程，而转变为其他。这种“其他”对人类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但它们会稳定资本的再生产。不过，如果资本的再生产因为根本的矛盾而受到威胁，危机也将是危险的时刻。

    在本书中，我采用矛盾的辩证概念，而非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概念。[1]

    我无意借此暗示亚里士多德的定

    义是错的。这两种定义看似互相矛盾，但其实各自独立又彼此兼容，只是它们适用的情况截然不同。我发

    现，矛盾的辩证概念包含许多可能，而且一点也不难处理。

    但是，我必须先谈谈或许是最重要的一个矛盾：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里，事实与表象之间的矛盾。

    马克思曾提出著名的忠告：我们的任务应该是改变世界，而不是了解世界。但是，在看过他的文集之

    后，我必须说，马克思花了极多时间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致力于了解世界。我认为这是出于一个非常

    简单的原因，而最能概括该原因的一个词是“拜物教”(fetishism)。马克思利用该词来谈发生在我们周遭事

    实上的各种伪装、掩饰和扭曲。他写道：“如果所有事物就像表面看来那样，我们将不需要科学。”我们必

    须看透表象，才能有合理且一致的行动。如果我们的行动是因应误导人的表面信号，结果往往是灾难性

    的。例如科学家早就告诉我们，虽然太阳看似绕着地球转，但事实并非如此。(不过，美国最近一项调查

    显示，可能高达20%的美国人仍然相信太阳绕着地球转!)医生也认识到，症状与根本的病因大不相同。

    最好的医生基于他们对表象与事实的差异之认识，锻炼出优秀的医学诊断技艺。我曾遇到胸部剧痛的问

    题，深信是心脏问题造成的，但经诊断原来是颈部神经受压迫的结果，接受一些物理治疗便痊愈了。马克

    思也希望能穿透表象，真正了解资本的流通和积累。他认为有一些表象掩饰了基本事实。我们是否同意马

    克思的具体判断，暂时不重要(虽然忽略他的发现无疑是愚蠢的)。目前重要的是，我们承认自己可能经

    常看到征兆而非根本原因，同时承认我们必须穿透经常令人困惑的混乱表象，揭开事实的真相。

    我来举一些例子。我存100美元到银行账户里，利率为3%，每年复利，20年后账户余额增加至180.61美

    元。金钱似乎有复利增长的神奇力量。我什么都没做，但账户里的钱增加了。金钱似乎有自行下金蛋的神

    奇力量。但是，增加的钱(利息)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们周边受崇拜的并非只有金钱。超市便充斥着拜物教的符号和伪装。1磅生菜的价格，只是半磅西红

    柿的一半。但是，生菜和西红柿产自何方？由谁生产出来？谁把它们运到超市？为什么西红柿比生菜贵那

    么多？此外，谁有权在商品上贴上、�或￡等神秘符号？谁有权替商品标价，例如每磅1美元或每千克2英

    镑？商品神奇地贴着价格标签，出现在超市里；顾客可以根据自己的财力，决定买多少东西来满足自己的

    欲望和需求。我们对这一切习以为常，但并未注意到自己对很多事情一无所知，包括多数商品来自何方、如何生产出来、由谁在什么情况下生产出来，以及我们使用的货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尤其是在我们得知

    美联储像变戏法那样，刚创造出额外的1万亿美元时!)。

    要弄清资本的具体矛盾，我们必须正视矛盾中最普遍的一种，显然是拜物教造成的事实与表象之间的

    矛盾。受崇拜的物神并非一种疯狂的信念，也并非只是一种幻觉或镜像(虽然它们有时看起来是这样)。

    金钱确实可以用来购买商品，我们确实也可以终生只关心自己有多少钱，以及这些钱可以在超市里买到多

    少东西。我在银行账户里的钱也确实会增加。但如果我们问人“钱是什么”，对方通常会困惑地无言以对。

    我们周遭到处都是伪装和假象。当然，我们偶尔也会因为看到一些事实而震惊不已，例如孟加拉国因某工

    厂大楼倒塌而死去的上千名工人，原来是在制造我们穿着的衣服。但是，我们通常对那些生产商品、支持

    我们日常生活的人一无所知。

    我们不需要对世界的运作方式有多少认识，也可以很好地生活在满是表面信号、符号和表象的拜物世

    界里(一如我们可以对发电这件事一无所知，就能开灯享受光明)。只有在戏剧性的事情发生时(例如超

    市的货架空无一物，超市的商品价格涨至疯狂的水平，我们口袋里的现金忽然变得没有价值，又或者开灯

    但灯不亮)，我们往往才会去思考更大更广的问题：在超市的门口和卸货区之外，会发生哪些可能严重影

    响日常生活和生计的事？这些事情是如何发生的？原因何在？在本书中，我将致力于穿透拜物教的迷障，辨明侵扰资本主义经济引擎的各种矛盾力量。我这么做，是因为我认为解释当前情况的各种说法，多数是极具误导性的：它们只是在复制拜物教，完全无助于驱除

    造成误解的迷雾。

    不过，我在此处清楚区分资本主义与资本。本书的分析以资本而非资本主义为焦点。那么，这种区分

    意味着什么？我讲的资本主义，是指一种社会形态(social formation)；在这种社会形态中，社会生活的物

    质、社会和知识基础之供给和塑造，受资本的流通和积累过程支配。资本主义充斥着无数矛盾，但其中许

    多矛盾与资本积累并无直接关系。这些矛盾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特性。例如古希腊和罗马、古代中国

    或卢旺达社会的一些矛盾，是性别关系如父权制造成的。种族区分也是这样，所谓种族区分，是指族群中

    某个子群主张他们相对于族群中其他人，具有生物学上的优越性[种族因此并非以表型(phenotype)界

    定：在19世纪中叶的法国，工人和小农阶级被公开且普遍地视为生物学上的次等人类；左拉的许多小说记

    录了这种观点]。种族化(racialisation)和性别歧视有非常悠久的历史，而资本主义的历史无疑是极度种

    族化和性别化的历史。那么问题是：为什么我在研究资本的矛盾时，不把种族和性别的矛盾(以及许多其

    他矛盾，例如民族主义、族群和宗教方面的矛盾)纳入研究基础中？

    这个问题的简短答案是：那些矛盾虽然在资本主义中无所不在，但它们并非是构成资本主义经济引擎

    的资本流通和积累方式所特有的。这并不表示它们对资本的积累毫无影响，也不表示资本的积累并不同样

    影响(“污染”可能是较好的说法)或利用它们。例如资本主义显然曾在不同的年代和地方把种族化推向极

    端，包括恐怖的种族灭绝和大屠杀。当代资本主义无疑利用了性别歧视和暴力，以及有色人种经常遭遇的

    非人化待遇来壮大自身。种族化与资本积累的交会和互动既显而易见，又十分有力。但是，细察这一切虽

    然可以辨明资本主义经济引擎一个明显的能量来源，但对我了解该引擎的具体运作方式毫无帮助。

    上述问题较完整的答案，则涉及我的研究目的，以及我选择的研究方法。生物学家为了研究某个生态

    系统的动态(和矛盾!)，可能必须将该系统隔离出来，就像它和周遭的世界并无关系似的。同样道理，我为了研究资本的流通和积累，试着把它与所有其他事物区隔开来，视它为一个“封闭系统”，以求辨明它

    的主要内部矛盾。简而言之，我利用抽象的力量建立一个模型，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引擎的运作方式。我利

    用这个模型探究资本主义为何不时发生危机、这些危机如何发生，以及长期而言，是否有某些矛盾将产生

    致命的作用，终结我们现在所认识的资本主义。

    生物学家会爽快地承认，来自外部的力量和干扰(飓风、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空气中有害的污染

    物，或是水源污染)经常摧毁他区隔出来研究的生态系统的“正常”动态。同样道理，我也会爽快地承认，战争、民族主义、地缘政治冲突、各种灾难，以及大量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性倾向、宗教和族群仇恨与歧

    视，都在影响资本主义的动态。远在资本内部潜在的危险矛盾产生致命作用之前，一场核浩劫便足以毁灭

    一切。

    因此，我并不是说资本主义体制下发生的一切，都是资本的矛盾导致的。但是，我确实希望辨明造成

    近年危机的资本内部矛盾。这些矛盾造成危机之余，还似乎告诉我们：如果不摧毁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

    人的生活和生计，世界将没有明确的出路。

    且容我用另一个比喻来解释我的方法。一艘航行于海上的巨大游轮，是一个特别的、复杂的实体场

    所，里面有各种不同的活动、社会关系和互动。在游轮航行的过程中，属于不同阶层、性别、族群和人种

    的人会有各种互动，有时是友善的，有时则是激烈对立的。游轮的员工(包括船长及其下属)以分阶层的

    方式组织起来，其中某些阶层(例如客舱服务员)可能与上司不和，也可能与苛求的服务对象不和。我们

    可以努力去详细描述游轮甲板上和客舱里发生的事，以及这些事发生的原因。不同等级的客舱之间可能发

    生革命。富豪可能只留在顶层客舱，与其他乘客不相往来；他们可能不停地玩扑克牌(他们的财富将因此

    出现某种程度的再分配)，对下层客舱发生的一切不闻不问。但是，我无意深入探究这一切。这艘游轮的

    深处有一台(经济)引擎，它日夜不停地运转，为游轮提供能量，使它有动力跨越重洋。游轮上发生的一

    切，都有赖该引擎持续运转。如果引擎发生故障或爆炸，游轮将无法正常航行。

    这台引擎近来无疑发出了一些杂音，仿佛在抱怨身体不适。它显得格外脆弱。在本书中，我将致力于

    厘清此中原因。如果该引擎确实发生故障，游轮因此在海里失去动力，我们全都将面临大麻烦。我们将必

    须修好引擎，或是换上采用不同设计的引擎。若是后者，我们必须思考如何重新设计引擎，包括采用什么

    规格。在此情况下，我们最好能知道旧引擎哪些地方运作良好，哪些地方有问题，以便我们能保留旧引擎

    的优点，同时避免复制它的缺陷。

    不过，资本主义的矛盾在某些关键点确实会影响资本的经济引擎，而且可能扰乱其运作。如果引擎因

    为外部事件而严重受损(例如因为核战争、导致所有贸易中断的全球传染病大流行、上层发生的革命导致下层的工程师受攻击，或是船长疏忽以致游轮触礁)，则资本引擎显然是因为内部矛盾以外的原因而停止

    运转。在本书中，我将适时指出资本积累的引擎在哪些重要关头特别容易受外部力量冲击。但我不会具体

    讨论其后果，因为如我一开始便强调，本书的目的是区隔和分析资本的内部矛盾，而不是探讨整体的资本

    主义矛盾。

    在某些圈子中，替这种研究贴上“资本中心”(capitalo-centric)的标签，对它们嗤之以鼻是一种时髦的

    行为。我不但觉得这种研究毫无问题(当然，研究衍生的解释说法不能基于过度推论，也不能搞错方

    向)，还认为我们必须完成精细和深刻得多的“资本中心”研究，以促进对资本积累近年遇到的问题的认

    识。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怎能解释一些挥之不去的当代问题，包括大量人口失业、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发展

    渐走下坡，以及中国、印度和其他“金砖”国家不稳定的经济发展？如果不了解这些现象背后的矛盾，我们

    将茫无头绪。资本积累的经济引擎与当前的紧要关头有何关系？把相关解释和理论斥为无价值的“资本中心

    论”，无疑是短视的，甚至是危险和荒谬的。如果没有这种研究，我们很可能将无法正确理解周遭发生的

    事。错误的理解一定会导致错误的政治运作，结果很可能是加深而非缓和资本积累的危机，以及由此产生

    的社会苦难。在我看来，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几乎都有这样的严重问题：错误的理论产生错误的政策，经济

    困难因此加重，社会的混乱和苦难因此恶化。对正在形成、据说是“反资本主义”的运动来说，这种研究甚

    至更重要：有志者不但要清楚知道自己确切反对什么，还必须清楚有力地说明反资本主义运动在当前时代

    为什么是有道理的，以及为什么多数人若想在未来的艰难岁月中过像样的生活，这种运动是如此要。

    因此，本书希望说明资本而非资本主义的矛盾。我希望帮助大家认识资本主义的经济引擎如何运作，为什么它有时会运转不顺或熄火，甚至有时走到崩溃的边缘。我也希望说明我们为什么应该换掉这台经济

    引擎，以及应该换上怎样的新引擎。

    [1]Bertell Ollman,The Dance of the Dialectic:Steps in Marx’s Method,Champagne,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3.第一部 根本矛盾

    前7个矛盾是资本的根本矛盾，因为如果没有它们，资本根本无法运作。此外，因为这些矛盾彼此密切

    相关，我们不可能只大幅改变或消除其中一个，而不同时大幅改变或消除其他矛盾。

    我要谈的前7个矛盾是资本的根本矛盾，因为如果没有它们，资本根本无法运作。此外，因为这些矛盾

    彼此密切相关，我们不可能只大幅改变或消除其中一个，而不同时大幅改变或消除其他矛盾。例如在房屋

    使用价值的供给中，交换价值具有主导作用；如果要改变这种情况，我们必须改变货币的形式和作用，同

    时修改(甚至是废除)私有产权制度。寻找一个反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因而似乎是非常艰巨的任务。许

    多方面必须同时改变。某一方面的困难，常常因为其他方面的强大阻力而受到抑制，资本主义因此得以避

    免暴发整体危机。但是，各种矛盾之间的联系有时会变得非常有害。一种矛盾加剧，其他矛盾也可能受“感

    染”。这种感染如果蔓延且加剧(2007~2009年便显然出现了这种情况)，整体危机便会爆发。这对资本而

    言是危险的，有系统的反资本主义斗争将因此得到可利用的机会。这正是为什么分析造成这种整体危机的

    矛盾如此重要。如果反对运动(尤其是反资本主义运动)的参与者知道资本的各种矛盾出现时的大致情

    况，他们将有较好的条件去利用在危机形成和解决的过程中，矛盾转移和深化(地域和领域两方面)的方

    式，而不是对此感到意外和受阻。如果危机是资本重构出新形态的过渡和混乱阶段，则危机也是寻求改造

    世界的社会运动可以提出深刻的问题，并据此行动的阶段。矛盾1 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

    举个简单例子：我带着一些钱，走进一家超市，拿钱交换一些食物。我不能吃钱，但可以吃食物。因

    此，食物对我的帮助，是钱无法直接做到的。食物很快便被我吃掉了，而我交给超市的钞票则继续流通。

    超市收到的钱，有一部分以薪资的形式付给收银员，而收银员会用这些钱购买食物。另外一些钱则成为超

    市的盈利，归超市老板所有，而超市老板会把这些钱花在各种用途上。有些钱流向各种中间人，最后有些

    会落在食物的直接生产者手上，而他们也全都会花钱。货币就这样不断流转。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每天都

    有数以百万计这种交易发生。食物、衣物和手机等商品不断被生产出来，然后被人用掉，货币则持续在人

    (或机构)的口袋之间流转。世界上多数人目前的日常生活，正是这么一回事。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我们购买的所有商品都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两种价值之间的差异是显著

    的。因为它们往往不一致，这构成一种矛盾，而这种矛盾有时会造成危机。使用价值变化无穷(即使同一

    件商品也是)，交换价值(在正常情况下)则是一致的，性质上也没有不同(1美元就是1美元，永远都是1

    美元；即使你拿到的是欧元，也能知道它可以兑换多少美元)。

    我们且以房屋为例，想想它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房屋的使用价值相当多元：它为我们提供一个遮

    风蔽雨的地方，让我们建立家庭和感情生活；它是我们每天生活、生儿育女的场所(我们在房子里煮食、做爱、吵架和抚养小孩)；在不稳定的世界里，房子保护我们的隐私和安全。房屋也可以成为某些人彰显

    自身地位和社会归属感的工具，成为财富和权势的象征、个人和社会历史记忆的符号，以及彰显建筑成就

    的标志；它也可以只是一个旅游景点，供游客赞叹建筑之优美，例如赖特(Frank Lloyd Wright)设计的流

    水别墅(Falling Water)。房屋也可以成为胸怀大志的创新者的工场，例如硅谷的起源可以追溯至那间著名

    的车库。我可以在地下室偷偷开一间血汗工厂，或是用它来收留遭迫害的移民，又或者把它当作买卖性奴

    的基地。我还可以举出房屋的许多不同用途。总之房屋的用途非常多样，似乎无穷无尽，而且各种用途往

    往十分独特。

    但房屋的交换价值又如何？在当代世界里，我们一般必须购买或租下房子，才能享有使用房子的特

    权。我们必须为此付出金钱。问题是：为取得房子的使用权，我们必须付出多少交换价值？这个“多少”的

    问题，如何影响我们在想要和需要的房屋用途之间做出权衡？这个问题听起来很简单，但答案其实相当复

    杂。

    曾有一段时间，边远地区的拓荒者几乎不必付出金钱，便能盖好自己的房子：土地是免费的，劳力是

    自己付出的(邻里间也可能互相帮忙：你今天帮我盖好屋顶，我下周帮你完成地基工程)，许多物料(木

    材、泥砖等)取自周遭。涉及金钱的交易仅限于购买斧头、锯子、钉子、铁锤、刀子和马具等。在发展中

    国家许多城市的贫民区，穷人仍然会用这种方式建造自己的房子。巴西的贫民区便是这样盖起来的。世界

    银行自20世纪70年代起提倡“自力建屋”(self-help housing)，正式确认这种建屋方式适合世界许多地方的

    低收入阶层。这种房屋供给方式涉及的交换价值相当有限。

    房屋也可以“定制”：你有土地，雇用建筑师、承包商和营建商，替你根据某种设计盖一间房子。房子

    的交换价值取决于原料和劳力的成本，以及建屋相关服务的收费。交换价值并无主导地位，但可能限制创

    造使用价值的可能性(例如屋主的钱不够建一间车库，又或者某幢豪华府邸因为资金耗尽而少了一个侧

    厅)。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许多人以这种方式增加房屋的使用价值(例如横向扩建房子，或者加盖一

    层)。

    不过，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多数地方，房屋是一种投机商品，建出来在市场上销售，任何人负担得

    起和有需要都可以购买。这种房屋供给在资本主义社会早就显而易见。英国巴斯、布里斯托尔和伦敦等地

    著名的乔治式联排屋，便是以这种方式兴建于18世纪末。后来这种投机建屋方式也出现在其他地方，在纽

    约市盖出廉价公寓，在费城、里尔和利兹等工业城市建出工人阶层居住的排屋，而美国典型的市郊小区也

    采用这种建屋方式。房子的交换价值除了取决于基本的建造成本(劳力和物料的成本)，还取决于另外两

    项成本：投机建造商希望赚取的利润(他们承担最初的必要资本支出，并支付相关贷款的利息)，以及购

    买土地或向地主租地的成本。也就是说，交换价值等于实际建造成本加上利润、贷款利息和资本化的地租

    (地价)。建造商的目的是取得交换价值而非使用价值，替其他人创造使用价值是达成这一目的的手段，因为这种活动本质上是投机的，真正重要的是房子的潜在交换价值。不过，建造商并非必赚不赔。他们显

    然会精心策划一切，尤其是房屋销售，尽可能避免亏损。但是，风险总是有的。在这种模式下，交换价值主导了房屋供给。

    有鉴于许多人对房屋使用价值的需求未能得到满足，各种社会力量(包括强烈希望把员工留在工作场

    所附近的雇主，例如吉百利，以及激进和乌托邦思想的信奉者，例如罗伯特·欧文、傅立叶主义者和乔治·皮

    博迪，和一些国家的地方与中央政府不时发起一些建屋计划，借助公款、慈善或家长式资金，以最低的成

    本满足底层的房屋需求。如果大家普遍接受人人有权享有“体面的住家和合宜的居住环境”(如美国1949年

    的《住宅法》前言所称)，则使用价值考虑显然将再度成为房屋供给问题的焦点。这种政治立场对欧洲社

    会民主时代的房屋政策有重大影响，北美和一些发展中地区也受到某些程度的影响。多年来，政府涉足房

    屋供给的程度显然有起伏，政府对社会住宅的兴趣也是这样。但是，因为资助平价房屋的负担考验政府的

    财力(财政收入萎缩时尤其如此)，交换价值考虑经常再度悄悄地排挤掉使用价值考虑。

    房屋建造中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紧张状况，有多种方法可以管控。但是，这种体制向来也有失

    控的阶段，此时便会产生危机，例如2007~2009年，美国、爱尔兰和西班牙的房市便经历过这种状况。此次

    危机并非史无前例。之前的类似例子包括1986年以来的美国储贷危机，1992年斯堪的纳维亚的房市崩盘，以及1990年的日本土地市场崩盘(终结了日本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荣景)。[1]

    在主导多数资本主义地区的私营市场体系中，房屋供给还有额外的问题必须处理。首先，房屋是一

    种“高单价商品”，要使用很多年，不像食物那样马上被用掉。个人可能没有足够的钱一次付款买下房子。

    如果我的钱不够买房，还有两个基本选择。我可以向房东租房，房东可能专门购入投机建造商建造的房

    子，靠收租维生。我也可以借钱买房，可能向亲友借钱，也可能找金融机构办理房屋抵押贷款。如果是办

    房贷，我除了必须支付房子的全额交换价值外，偿还房贷期间还必须每月支付贷款利息。还清房贷之后

    (可能需要30年)，我便完全拥有房子了。在此情况下，房屋也成了一种储蓄工具，我可以随时拿这项资

    产的价值套取现金(至少我每月偿还房贷，因而取得的部分价值是可以套现的)。房屋的价值有一些被维

    修保养的费用消耗掉，例如墙面每隔一段时间必须重新涂刷，屋顶损坏必须修缮。不过，我仍然可以期望

    随着自己逐渐还清房贷，我掌握的房屋净值将增加。

    但是，利用房贷购屋是一种非常特别的交易。利率5%、本金10万美元的房贷分30年偿还，总还款额约

    为19.5万美元。也就是说，房贷户为了取得最初价值10万美元的资产，必须多付9.5万美元。这样的交易看

    来很没有道理。我为什么愿意这么做呢？答案当然是我需要这房子的使用价值(我需要一个居住的地

    方)，而我为此付出9.5万美元，直到我完全取得房子的所有权。这就像我在30年间花9.5万美元租房，差别

    在于我最终可以取得整座房子的交换价值。这房子实际上成了一种储蓄工具，替我储存它的交换价值。

    但是，房屋的交换价值不是固定的。它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波动，受各种社会状况和力量影响。首先，它会受周边房屋的交换价值影响。如果附近的房屋全都日趋破败，又或者小区里迁入越来越多“不对劲”的

    人，则我的房子很可能将贬值，即使我把它维持在一流的状态也无法幸免。相反，小区环境“改善”，例如

    小区中产阶级化，则可以提升我房子的价值，即使我并未投入任何资源。房市深受经济学家所称的“外部

    性”影响。屋主经常采取个别和集体行动，力求控制这些外部因素。不信的话，你可以提议在某个“体面

    的”小区建一所出狱者的安置点，看看会发生什么事!小区居民会积极排斥他们不欢迎的人和活动，小区几

    乎纯粹以维护和提升区内房屋价值为使命(例如小区内若有好学校，对住宅价值大有帮助)。为了保护自

    身储蓄的价值，人们会有积极行动。不过，屋主有时也会损失他们利用房屋保存的储蓄，例如政府或建造

    商为了重新发展某个小区，可能会购入该区相当数量的房子，然后任由那些房子的状况恶化，进而严重损

    害区内其他房屋的市场价值。

    如果我想投资改善屋况，我可能会希望审慎行事，仅做那些显然可以提升房子交换价值的事。市场上

    有很多提供相关建议的参考书。

    在全球许多地方，住宅所有权对越来越多的人而言已经变得十分重要。维护和提升房屋资产价值，已

    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重要政治目标和政治议题，因为消费者可以得到的房屋交换价值，一如建造商所能赚

    到的交换价值那么重要。

    但是，最近30年左右，房屋已经成为一种投机目标。我以30万美元买进一套房子，3年后它的市值升至

    40万美元。我可以把握机会做房贷再贷款，把房子增值的那10万美元换成现金，随自己支配。交换价值不

    断上升，使得房子成为热门的投机目标。房屋成为一种方便利用的现金牛(cash cow)或个人提款机，总需

    求因此增强，市场上的房屋需求也日益高涨。在《大空头》(The Big Short)一书中，刘易斯(Michael

    Lewis)阐述了2008年金融市场崩盘之前发生的房屋投机潮。刘易斯有位重要消息提供者雇用了一名保姆，保姆及其姐妹一度在纽约市皇后区拥有6套房子。“她们买进第一套房子之后，房价大涨，放款机构建议她

    们做房贷再贷款，贷出25万美元的现金，而她们用这笔钱买了第二套房子。”第二套房子的市值也大涨，她们于是故技重施，继续买房。“最后，市场持续下跌时，她们手上有5套房子，而且完全没有能力偿还房

    贷。”[2]

    房市的资产价值投机变得炽热。但是，这种投机总是有某种程度的“庞氏骗局”(Ponzi scheme)元素。

    我借钱买房，然后房价上涨了。房屋市值不断上涨吸引更多人买房。他们借入更多钱购买“好东西”(当放

    款机构资金非常充裕时，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房价进一步上涨，因此吸引更多的人和机构参与房屋投

    机。结果造成一场“房地产泡沫”，而泡沫最终必然破灭。这种资产价值泡沫如何形成、为何形成，泡沫会

    有多大，以及泡沫破灭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取决于多种状况和力量的具体情况。基于历史经验(例如美国

    房市曾于1928年、1973年、1987年和2008年崩盘)，目前我们必须接受的是，这种投机狂热和资产泡沫是

    资本主义历史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中国更多地采用资本运作模式，中国房市也越来越容易出现投机热潮

    和资产泡沫。我们稍后将探讨此中原因。

    在美国最近这次房市崩盘中，约400万人因为房贷止赎(借款人因为违约而失去赎回房屋的权利)而失

    去住房。这些人因为追求房屋的交换价值，结果丧失房屋的使用价值。数不清的人仍处于房贷“溺水”的状

    态：他们在房价高峰期买房，因为房价随后大跌，他们欠金融机构的房贷比房子的市值还高。这些屋主必

    须承受巨大损失，才能摆脱房屋所有权并迁居他处。在房市繁荣的高峰期，房价太高了，许多人必须承受

    他们最终证实无力偿还的债务，否则无法获得房屋的使用价值。房市崩盘后，这些人可能被迫守着一些房

    屋使用价值而无法脱身，由此造成的财务负担令他们的境况特别凄惨。简而言之，因为不顾后果地追求交

    换价值，许多人丧失了取得并持续拥有房屋使用价值的能力。

    类似问题也已经发生在租房市场。在纽约市，约60%的人口为租房族；私募股权基金在房市高峰期买

    进许多供出租的住宅大楼，希望借由提高租金大赚一笔(即使它们面对有力的法规管制)。这些基金刻意

    压低这些房子的现行使用价值，借此替它们的再投资计划辩解，但它们自己在金融市场崩盘中破产，留下

    房客住在使用价值变差但租金反而变贵的房子里，而且这些房子因为原本的主人破产而遭金融机构没收，谁该负起屋主的责任往往并不清楚(如果你住在这种大楼里，发现暖气炉坏了，你可能真的不知道该找谁

    处理问题)。近10%的出租房屋遇到了这种问题。因为有人不顾后果地追求交换价值最大化，一大部分人

    可以享有的房屋使用价值受损了。当然，更惨的是，房市崩盘引发了一场全球危机，结果全球经济至今仍

    然很难恢复。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资本主义下的房屋供给，已经从追求使用价值为主，变成以追求交换价值为

    主。因为这种怪异的转变，房屋的使用价值日趋变质，首先是变成一种储蓄手段，其次是变成一种投机工

    具，而利用这种投机工具的除了消费者，还有建筑商、金融业者和所有可受惠于房市繁荣的人，包括房屋

    中介、房贷放款人员、律师和保险经纪人等。为大众提供足够的房屋使用价值(传统消费意义上的使用价

    值)，越来越受制于不断深化的交换价值考虑。我们致力于为越来越多的人提供足够和可负担的房屋，结

    果却是一场灾难。

    这一切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关国家在提供足够的使用价值、满足人民基本需求这件事上应发挥怎

    样的作用，舆论和公共政策近10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种“新自由主义共识”兴

    起(或许也可以说是由相关势力强加在民众身上)，导致国家在许多领域少承担供给责任，包括房屋、医

    疗、教育、交通运输和公用事业(水、能源以至基础设施)。这种做法是为了把这些领域开放给私营部

    门，促进其资本积累，另外也是出于交换价值的考虑。房屋领域发生的一切，莫不受这种转变影响。这种

    私有化趋势为何出现，不是我们现在要回答的问题。我认为目前必须记下来的一个重点，是拜上述转变所

    赐，在资本主义世界多数地区(并非全部)，国家涉足房屋供给的情况近40年来发生了根本改变，而这对

    我们管控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矛盾的方式别具意义。

    我选择以房屋为例，显然是因为这是个理想的例子，非常适合用来说明一件事：市场上一件商品的使

    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简单差异，可以演变成一种对立关系，进而加剧为一种绝对的矛盾，甚至造成一

    场危机(在房屋这个例子中，危机并非仅限于房市，还波及整个金融和经济体系)。理论上，情势不是非

    如此发展不可(抑或这是必然的发展？这是我们最终必须回答的关键问题)。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约从

    2000年起，美国、爱尔兰、西班牙、英国(某种程度上)和世界上许多地方确实出现了这样的情势演变，最终酿成2008年的整体经济危机(一场我们迄今仍未解决的危机)。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这是一场交换价

    值层面的危机，而它导致越来越多的人无法得到足够的房屋使用价值，以及体面的生活。

    随着交换价值考虑日益支配社会生活的使用价值层面，同样的状况也发生在医疗和教育(尤其是高等

    教育)领域。从学校到几乎所有媒体，我们一再听到这种说法：取得使用价值最便宜、最好、最有效率的

    方法，是释放企业家渴求利润的经济本能，让他们在市场体系中尽展所长。因为这个原因，许多类型的使

    用价值本来由国家免费提供，但现在已经私有化和商品化——在全球许多地方，房屋、教育、医疗和公用事业全都朝这个方向发展。世界银行坚称，这应该是全球的标准做法。但是，这个体系只是对企业家(他

    们多数赚得厚利)和有钱人有利：它惩罚几乎所有其他人，而且可能是严厉的惩罚，例如在房屋的例子

    中，美国便有400万~600万人因为房贷止赎而失去住房(西班牙和许多其他国家也有无数人遭遇这种惨

    况)。我们面临这样的政治抉择：选择一个把有钱人服侍得很好的商品化体制，或是一个完全不仰赖市场

    居中调解、致力于替所有人生产使用价值，并以民主方式供应这些价值的体制。

    我们且以比较抽象的理论方式来思考这项矛盾的本质。在所有以精细分工和广泛交易网络为特征的复

    杂社会秩序中，个人、组织(例如企业)和社会团体之间的使用价值交换显然非常重要。以物易物在这种

    情况下效用有限，因为“欲求和需求必须双重一致”：你必须有一样我想要的商品，我必须有一样你想要的

    商品，简单的易物交易才能发生。我们可以建立易物链，但它们是有限且累赘的。因此，替市场上所有商

    品建立某种独立的价值测量标准(单一的价值度量)不但是有益的，还是必要的。如此一来，我便可以卖

    出我的商品，换取某种普遍的价值储存工具，然后用它向其他人购买我想要或需要的任何东西。这种价值

    储存工具当然便是货币。由此就讲到资本的第二个矛盾。货币到底是什么？

    [1]概况可参考David Harvey,Rebel Cities:From the Right to the City to the Urban Revolution,London,Verso,2013。

    [2]Michael Lewis,The Big Short:Inside the Doomsday Machine,New York,Norton,2010,p.34.矛盾2 劳动的社会价值与它的货币表现形式

    交换价值要求我们采用某种标准，测量各种商品间的相对价值。这种测量标准便是货币。那么，我们

    日常生活中不假思索地一再使用的这种“货币”是什么呢？我们没有足够的货币时会担心，会想方设法(有

    时甚至会动用不正当或非法的手段)取得更多金钱；在此同时，我们发现自己常常为了在自身财力范围

    内，尽可能过自己喜欢的生活而煞费周章。货币有时仿佛就是商品世界里至高无上的神：我们全都必须臣

    服于它，顺从它的命令，在它的权力祭坛前膜拜。

    我们非常清楚货币的资本主义形态有哪些基本的技术职能。它是一种流通工具或媒介(货币解决严重

    限制直接易物交易的“需求不相符”问题，因此大大促进交易)。它为市场上所有商品的经济价值提供单一

    的度量标准，此外也是一种储存价值的工具。但是，货币代表什么，而它的社会与政治功能和意义又是如

    何剧增的，以至于社会和经济世界似乎是由人们追求货币的欲望驱动的？

    首先，货币是一种索取工具，我可以用它取得其他人的社会劳动成果；所谓社会劳动，是指为了生产

    在市场上提供给其他人的商品和服务，而付出劳力(社会劳动产生“商品”，我在后院种西红柿供自己食

    用，则只是产生“产品”)。因为货币可以储存价值，货币的索取权不必马上行使，但最终必须在某个时候

    行使，否则货币便没有实践它的使命和功能。

    在一个复杂的社会里(例如资本已经建构出来的社会)，我们生活所需的所有使用价值，极大地仰赖

    其他人的劳动。我们认为得到其中的许多使用价值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按一个开关便能得到电力，打开煤

    气便有火，窗户当然可开也可关，鞋子和衣服自然是合身的，早上总是会有咖啡或茶和面包，巴士、汽

    车、铅笔、钢笔、笔记本和书籍全都是我们可以使用的；此外社会上也有牙医、医师、脊骨神经医师和发

    型师，以及提供知识和规则的教师、研究员、律师和官员，而这一切只要付钱就能买到!但这些商品和服

    务都直接和间接地吸收人类的劳动，例如生产钢铁需要人类投入劳力，生产钉子需要钢铁，而盖房子需要

    钉子。我们多数人都在某种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参与为其他人提供商品和服务的活动。

    货币所代表的东西，正是靠这种活动或劳动的社会价值支撑的。“价值”是世界各地无数人的劳动之间

    建立的一种社会关系。因为是一种社会关系，这种价值是非物质的，是看不见的(一如本书的作者与各位

    读者的关系)。但是，一如较广泛的道德和伦理价值，这种非物质价值对各种社会实践有客观的影响。以

    社会劳动而言，“价值”解释了为什么鞋子比衬衫贵、房子比汽车贵和葡萄酒比水贵。这种商品之间的价值

    差异，与商品使用价值的性质毫无关系(以下简单事实除外：所有商品都必须对某些地方的某些人有

    用)，与商品生产过程涉及的社会劳动则息息相关。

    因为是非物质和看不见的，价值需要某种物质表现形式。这种物质表现形式便是货币。货币赋予非物

    质的社会价值一种实体形式，也是这种价值的一种象征和表现。但是，一如所有的表现形式(例如地

    图)，货币这种表现形式与它试图表现的社会事实有不一致的地方。货币在某些方面很好地反映了社会劳

    动的相对价值，但也忽略甚至是扭曲了另一些方面(一如地图准确地呈现我们周围世界的某些特征，但在

    另一些方面却可能误导人)。货币与它表现的价值之间的差异，构成资本的第二个根本矛盾。

    首先我们可以说：货币与构成价值的社会劳动是分不开的，但两者也是不同的。货币把社会劳动(价

    值)的非物质性隐藏在它的物质形态后面。我们很容易误把表现形式当成它想表现的事实，而因为表现形

    式某种程度上总是会歪曲事实，我们最终便相信一些不真实的东西，而且会据此采取行动。同样，我们在

    任何商品中都无法看到社会劳动，表现社会劳动的货币因此令我们很难看见社会劳动的本质。我们稍后就

    会看到一些例子。价值与它的表现形式分不开，这一点很重要。这项特质源自以下的简单事实：如果没有

    货币和它促进的商品交易，价值将无法以非物质社会关系的形式存在。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物质表现形式

    (货币)和交易这种社会实践的协助，价值将无法形成。货币与价值是辩证和共同演化的关系(它们一起

    出现)，两者间不是因果关系。

    但是，这种关系也可能误导人，因为社会价值与其表现形式之间的“差距”，充满潜在的矛盾，具体情

    况视货币的形式而定。商品货币(例如黄金和白银)的基础是某种实体商品，有明确的物理特质。另一方

    面，法定货币(国家发行的)、代用的硬币和纸币(民间机构发行)，以及近代的电子货币则只是一种象

    征或符号。“记账货币”(money of account)的运用，则让我们不必每次买卖均支付货币，改为每隔一段时

    间结算，仅支付所欠的净额。公司之间如果有买有卖，多次交易之后，两家公司之间必须结算的账户余额，通常远低于买卖总金额，因为买和卖的账款会相互抵销。采用记账货币时，实际支付的是买卖账款抵

    销之后的余额。例如银行之间便会有支票清算作业，这种作业如今已经电子化，以前则是在结算所手工完

    成(在纽约是每天结算5次)：每家银行派出自己的信差，把支票交到付款银行的窗口。每次结算时，银行

    之间必须支付的账款净额可能接近零，即使其间已经有大量交易发生。这是因为A银行有支票账款必须支付

    给B银行，但B银行也可能有支票款项必须支付给A银行，两者因此会互相抵销。记账货币因此大幅降低了

    我们需要的“实际”货币金额。这种货币也支撑用来促进生产和消费的大量信用工具和贷款(例如在房屋市

    场，开发商借钱建造投机型房屋，消费者则利用房屋抵押贷款购屋)。信用货币本身便构成一个非常复杂

    的世界(有些理论家认为信用货币与其他货币完全不同)。

    这一切衍生出一种奇特和看似重复的货币用途。理应用来测量价值的货币，本身变成一种商品，也就

    是货币资本(money capital)。货币资本的使用价值，在于它可以用来产生更多价值(利润或剩余价值)。

    其交换价值则是利息，利息实际上赋予测量价值的货币一种价值(非常重复的一件事!)。货币作为一种

    度量标准如此特别和古怪，正是因为这一点。其他度量标准，例如英寸和公斤，本身是不能买卖的(我们

    可以买一公斤土豆，但不可以买单纯的一公斤)，但货币资本本身却是可以买卖的(我可以购买100美元某

    段时间的使用权)。

    要替价值创造一种物质表现形式，最简单的做法是选择一种商品来表现所有其他商品的价值。因为种

    种原因，贵金属(尤其是黄金和白银)成了历史上最适合发挥这种功能的商品。人类选择贵金属的原因很

    重要。第一，这些金属相对稀有，累积供给量相当稳定。我无法随时在自家后院挖出一些黄金或白银来。

    贵金属的供给是相对缺乏弹性的，因此得以维持它们相对于其他商品的价值(虽然产量激增，例如加州淘

    金热使得黄金产量一时大增，确实会造成一些问题)。世界上大部分黄金已经开采出来。第二，贵金属不

    会氧化或腐烂(如果我们选择树莓或土豆作为商品货币，则会有这种问题)。这意味着它们可以在市场交

    易的整段时间里维持自身的物理特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可以相对安全地发挥长期的价值储存功能。

    第三，这些金属的物理特性是已知的，其质量可以准确地检验，因此其度量可以轻易校准，不像某些商品

    货币那么麻烦——例如俄罗斯的货币体系曾于20世纪90年代崩溃，市场交易沦为一种多边易物系统

    (multilateral bartering system)，伏特加酒一度成为一种商品货币(但消费者的伏特加品位可能大有差

    异)。[1]

    我们利用所谓自然世界里这些元素的物理和物质特性，稳定和表现社会劳动价值的非物质性。

    但是，商品货币日常用来买卖低价商品，是非常不便的。因此，在世界各地的市场，硬币、代币、纸

    币以至电子货币变得远比商品货币实用。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在街上买一杯咖啡，必须以确切重量的金或

    银埋单，那会是怎样的光景!因此，虽然商品货币或许提供了表现社会劳动的坚实物质基础(英国的纸币

    仍然承诺“支付持有人”，尽管这些纸币早就无法拿来向政府兑换黄金或白银)，它们很快便遭灵活和易管

    理得多的货币形式取代。但这造成另一件怪事。我们最初需要货币，是为了赋予非物质的社会劳动一种物

    质形式，结果我们却以符号和一些表现形式来代表货币，最后还以计算机化账户里的数字代表货币。

    货币商品可以用数字代表时，货币体系便出现一种严重且可能误导人的矛盾。黄金和白银相对稀有，而且供给大致固定；但是，如果数字可以代表货币，则货币的数量可以随意增加，完全不受技术因素限

    制。我们因此可以在当前看到美联储借由量化宽松这种手法，像变戏法那样为经济体注入数万亿美元。除

    了受制于国家的政策和法规外，货币量要怎么增加似乎完全不受限制。全球在20世纪70年代完全废弃货币

    的金属基础之后，我们确实进入货币或许可以无限创造和累积的世界。此外，记账货币和更重要的信用货

    币(始于简单的借据使用)兴起后，货币的创造便大量落在个人和银行手上，不再完全由国家机构操控。

    这促使国家机器介入货币体系并施加管制，而国家往往拼命地希望控制货币体系。历史上曾出现一些惊人

    和传奇的通货膨胀故事，例如20世纪20年代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恶性通货膨胀；这种现象突显了国家在

    以下这件事上的关键角色：维持人们对国家发行的货币的信心，使人们持续相信货币的质量和意义。我们

    讨论资本的第三个根本矛盾时，将再谈这一点。

    这些怪事之所以出现，部分原因在于货币的3种基本功能要有效发挥，需要相当不同的条件配合。商品

    货币是储存价值的好工具，但促进商品流通的功能却不是很好。硬币和纸币是很好的支付手段或媒介，但

    用来长期储存价值却不是很安全。国家发行、强制流通的法定货币(强制是因为国家规定人民以这种货币

    缴税)，则可能受当局的政策狂想冲击(例如政府可疯狂印钞，促成严重通胀，造成实质减债的效果)。

    货币的各项功能彼此间不完全一致，但也不是互不相关。如果货币连短暂储存价值的功能都没有，则它也

    将丧失流通媒介的作用。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只在乎货币的流通媒介作用，则伪钞也能发挥银币这

    种“真”货币的功能。这正是为什么黄金和白银(很好的价值度量和储存工具)须以票据、纸币和信用货币

    等形式代表，才能维持商品的畅顺流通。结果货币形式的基础，便是社会劳动的表现形式的表现形式!这

    有如一套双重面具，遮掩了社会劳动(替其他人所做的劳动)的社会属性。在货币的帮助下，市场上的商品可以贴上价格标签，代表卖方的要价。视供给和需求的情况而定，这

    个要价未必会成为实际成交价。但是，这种标价带来另一组矛盾。个别交易的实际成交价，取决于特定时

    间和地点的特定供需情况。这种个别成交价与价值的普遍性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只有在竞争和完美运作

    的市场，我们才能期望市场上的个别成交价向代表价值普遍性的平均价靠拢。但请注意，正是因为价格可

    以偏离价值，价格才可以上下波动，因而比较可靠地代表价值的可能水平。但是，市场运作过程会产生许

    多阻碍价格向价值靠拢的机会和诱惑。所有资本家都渴望避免竞争，以垄断价销售产品。企业因此致力于

    塑造品牌，而且在销售中大量使用商标；耐克(Nike)正是靠这种做法，得以向消费者索取垄断价，使其

    产品永远偏离运动鞋生产的统一价值标准。价格与价值这种数量上的偏差造成一个问题。资本家必然是对

    价格而非价值做出反应，因为他们在市场中只看到价格，而且没有辨明价值的直接方法。价格偏离价值

    时，资本家便必须对误导人的价值表现形式，而非根本的价值做出反应。

    此外，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给所有东西贴上价格标签，无论那些东西是否为社会劳动的产品。我可以

    给一块土地标价，向使用它的人收取租金。我也可以像华盛顿K街的那些政治说客，合法地花钱购买在国会

    中的影响力，甚至无视应有的规范，把良心、荣誉和名誉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市场价格与社会价值不但有

    数量上的偏差，也有性质上的差异。我可以靠贩卖妇女、毒品或秘密销售军火发财(这是当代资本体制中

    利润最丰厚的3种生意)。更糟的是(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可以在货币不是资本的情况下，利用货币赚

    取更多货币，仿佛它们就是资本。货币信号偏离社会劳动的应有逻辑。我可以创造出大量虚拟资本

    (fictitious capital)——我把这些货币资本借给别人去做一些完全不能创造价值的事，但这可以带给我丰厚

    的货币报酬(我可以收到可观的利息)。国家为了打仗而发行公债，总是仰赖虚拟资本的流通而获得融

    资：人们借钱给国家，国家以税款支付利息，国家不仅没有创造任何价值，还因为打仗而摧毁了价值。

    这里因此还有一个矛盾。货币理应表现创造性劳动的社会价值，但它却呈现出虚拟资本这种形式；虚

    拟资本的流通借由种种非生产活动(不会产生价值的活动)榨取财富，最终填满金融业者和债券持有人的

    荷包。如果你不相信我刚才说的话，你只需看看最近的房市走势，便能明白我的确切意思。围绕着房产价

    值的投机活动不是一种生产活动，但是在2007~2008年之前的颇长时间里，大量虚拟资本涌入房市，因为这

    种投机活动的报酬相当高。信贷宽松促使房价上涨，房屋快速周转，造就大量机会从房产交易中赚取丰厚

    的佣金和服务费。把许多房屋抵押贷款(虚拟资本的一种形式)打包成担保债务凭证(CDO)，则创造出

    一种可以卖到世界各地的债务工具(一种虚拟程度更高的资本)。金融业者把这些虚拟资本工具卖给世界

    各地的投资人；这些金融商品获得信用评级机构很高的评级，仿佛就是“与房产一样安全”的投资，但许多

    此类商品最终证实一文不值。这是虚拟资本失控的情况。我们至今仍在为这种离谱的事付出代价。

    因此，货币形式衍生的矛盾是多重的。如前所述，表现形式发挥其表现功能之余，也会造成歪曲。我

    们拿黄金或白银代表社会价值，是以生产这些贵金属时的独特情况，作为所有商品内含价值的一般度量。

    我们实际上是拿一种独特的使用价值(黄金这种金属)，代表普遍的交换价值。最重要的是，我们以某种

    方式代表本质上属于社会的东西，结果令它变成一种可以被私人占用的社会权力。最后这个矛盾对资本的

    矛盾有深远影响，在某些方面甚至可能造成毁灭性后果。

    首先，货币使社会权力可为私人占有和独家利用，这一事实令货币成为人类种种有害行为的核心因素

    ——对金钱势力的欲望和贪婪，无可避免地成为资本主义政治体的核心特征。所有拜物行为和信念均以此

    为中心。货币成为一种社会权力，渴求货币本身成了一种目的，而这扭曲了单纯促进交易所需的货币的简

    洁供需关系。这严重干扰了资本主义市场据称拥有的理性特质。

    贪婪是人类的天性吗？这无疑是个可争论的问题(例如马克思便不这样认为)。但是，可确定的是，货币形式兴起，以及货币可以被私人占有的事实，已为种种人类劣行(那些绝不正直或高贵的行为)激增

    开拓出一个空间。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中，人们会借由一些仪式抛弃累积的财物。但在资本主义社会

    里，人们不但容许财富和权势的积累，还欢迎这种积累，视之为值得钦羡的事。这促使英国经济学家凯恩

    斯在1930年的《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中，写下他的期盼：

    累积财富如果不再具有很高的社会重要性，道德规范将大大改变。届时我们将得以废弃已经折磨

    我们200年的假道德原则；因为这些假道德原则，我们把一些最令人厌恶的人性特质奉为最高美德。我

    们将胆敢正确地评估求财动机的价值。许多人因为希望拥有钱财而热爱金钱(这与因为希望以钱财为

    工具，享受人生和解决生活中的现实问题而热爱金钱是不同的)。我们将认清这种习性的本质：这是

    一种有点可憎的病态，是那种我们会带着恐惧交给精神病专家处理的、半罪恶半病态的习性。许多社

    会习俗和经济惯例影响财富和经济奖惩之分配，即使它们本身非常可憎和不公义，但因为它们对促进

    资本的积累非常有用，我们现在不惜代价维护它们，但一旦迎来上述的巨变，将终于可以自由地摒弃它们。[2]

    那么，针对这一切，我们应该做出怎样的批判？因为投机型虚拟资本的流通无可避免地导致崩盘，造

    成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损失(其中最脆弱的群体承受的打击更加惨痛)，毫无保留地攻击过度的投机

    活动和促进投机的货币形式(主要是虚拟的货币形式)，必须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因为这些投机形式促

    使社会不平等程度严重恶化，而且支持一种畸形的财富和权力分配，导致新兴的寡头阶层(恶名昭彰的顶

    层1%——实际上是更恶名昭彰的顶层0.1%)如今实际上近乎垄断全球的财富和权力，这种情况也为攸关人

    类大众未来福祉的阶级斗争划下明显的界限。

    但这不过是冰山一角。值得重申的是，货币与价值分不开，一如交换价值与货币分不开。三者之间的

    关系非常密切。如果交换价值变弱，而且最终完全失去对社会中使用价值的生产和分配的引导作用，我们

    将不再需要货币，而且与货币的用途(作为资本)和占有(作为社会权力的完美来源)有关的所有贪财病

    态也将消失。建立一种没有交换价值，因此也就没有货币的社会秩序，这一乌托邦式的目标必须说清楚。

    但中期而言，我们必须设计一些可以促进交易，但禁止私人累积社会财富和权力的准货币形式。这在理论

    上是可行的。凯恩斯在他颇富影响力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便引述“得不到应有重视的奇人

    先知格塞尔(Silvio Gesell)”的说法；格塞尔很久之前便提议，我们应该创造一种不使用将会氧化的准货币

    形式。商品(使用价值)会腐败变质，货币形式(交换价值)不会腐败变质，两者之间的根本不平等必须

    纠正。格塞尔写道：“货币必须会像报纸那样过期、像土豆那样腐烂、像乙醚那样挥发，才能通过检验，成

    为买卖报纸、土豆、乙醚和铁器的工具。”[3]

    如今因为有电子货币，这种构想已经可以用以前不可能做到的

    方式实现。我们可以轻易地把“氧化时间表”写进管理货币账户的计算机程序里，使不用的货币超过某段时

    间便自动销毁(就像飞行里程过期不用便作废一样)。这切断了货币3种基本功能(流通工具、度量标准，以及更重要的价值储存工具——因此是累积私人财富和权力的首要工具)之间的关系。

    如果推动这种变革，经济的其他方面显然必须广泛调整。货币如果会氧化，我们将不可能储存货币以

    备未来之需。例如退休投资基金将会消失。这似乎很可怕，但事实不然。一方面，退休投资基金本来就不

    可靠，很容易变得一文不值(潜在原因包括基金未注入足够的资金、基金管理不当、股市崩盘，以及通货

    膨胀)。正如许多领退休金的人如今发现，基于货币的退休基金并不可靠，其价值取决于许多条件。另一

    方面，社会保险(Social Security)则是一种退休金权利制度，理论上不仰赖储存货币以备未来之需，而是

    由今天的劳动者供养已退休的劳动者。以这种方式安排未来的收入，远优于储蓄并期望获得不错的投资报

    酬。如果人人都得到某种水平的最低所得保障(或某水平的最低使用价值保障，而各种使用价值采用某种

    集体管理方式)，则我们将完全不需利用某种货币形式，靠私人储蓄获得未来的经济保障。

    我们因此必须把焦点放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也就是借由社会劳动持续创造使用价值，同时杜绝交换

    价值对使用价值生产活动的主导作用。例如马克思便认为货币体系内的改革，本身不足以瓦解资本的权

    势，而相信货币形式的小修小补可以带动革命性变化是不切实际的。我认为他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不过，我认为他的分析也表明，资本的替代物要发展出来，需要以下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交易的组织方式必须

    彻底重新安排，货币对社会生活以至我们的世界观和道德观(如凯恩斯指出)的主宰力量必须根本消除。

    想象一种没有货币的经济体，有助于我们了解资本主义替代体制的可能模样。考虑到电子货币以至货币替

    代物的潜力，没有货币的经济体可能已经不再那么遥不可及。像比特币(Bitcoin)这样的新形式网络货币

    的兴起，显示出资本本身正在创造新的货币形式。因此，对左派来说，围绕着这个终极目标表达自身的政

    治抱负和政治思想，是适时和明智的做法。

    如果我们考虑眼前一个特别危险的问题，上述的另类货币政治便显得更加必要和迫切。货币的当代形

    式已经达到这样一种状态：非物质的社会劳动采用一种有形的表现形式(例如黄金或白银)，而这种有形

    表现形式如今由货币以一种抽象形式(纯粹是计算机屏幕上的一些数字)代表。既然货币现在只是一些数

    字，它的潜在数量便是无限的。这令以下错觉得以流行：货币资本的无限和无止境增长不但是可能的，还

    是值得追求的。但是，我们即使只是随便看一下社会劳动发展和价值增加需要的条件，便知道无止境的复

    合增长是不可能的。本书稍后将谈到，这正是资本最危险的3个矛盾之一(追求无止境的复合增长)的根本

    问题。

    货币背后如果有某种实体商品支持，则无论这种关系多么微弱，货币都将受这种实体商品的可得数量

    和相对稀缺性约束；物质上的限制将使我们无法无限创造货币。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的货币供给放弃货

    币的金属基础，创造出大量潜在的新矛盾。任何人只要获得授权，都可以无限印钞。货币供给掌握在人类

    建立的机构如中央银行手上，而这些机构是容易犯错的。这产生高通货膨胀的危险。20世纪70年代末通货

    膨胀上扬(尤其是美国)一段短时间之后，世界主要央行的官员在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

    领导下，全都向不惜代价抑制通货膨胀的单一政策目标靠拢，因此也就放弃央行对促成充分就业的责任；这种发展完全不是出于偶然。欧洲国家建立欧洲央行来处理欧元事务时，对该行的唯一要求是控制通货膨

    胀。这种安排因为欧洲几个国家受主权债务危机冲击，2012年之后产生灾难性结果。这证明一件事：资本

    为了约束自身造成的离谱现象而设立的机构，有长期无能的问题，也未能了解资本如今必定会采用的货币

    形式的内在矛盾。因此，2007~2008年爆发的危机由金融危机揭开序幕，是毫不意外的事。

    [1]这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出现在以下著作中：Paul Seabright(ed.),The Vanishing Rouble:Barter Networks and Non-Monetary Transactions in Post-

    Soviet Societies,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2]John Maynard Keynes,Essays in Persuasion,New York,Classic House Books,2009,p.199.

    [3]Silvio Gesell,(1916);http:www.archive.orgdetailsTheNatural Economic Order,p.121.有关格塞尔构想的进一步讨论，可参考John Maynard

    Keynes,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and Money,New York,Harcourt Brace,1964,p.363及Charles Eisenstein,Sacred Economics:Money,Gift

    and Society in the Age of Transition,Berkeley,CA,Evolver Editions,2011。矛盾3 私人财产与资本主义国家

    商品不会自己出现在市场上。买家和卖家在市场相聚进行交易，也就是以商品交换货币，或是以货币

    交换商品。交易要能完成，买家和卖家对他们手上的商品和货币必须拥有专属的处置权和占有权。交换价

    值和货币共同假定个体对商品和货币拥有私有产权。

    为避免误会，我想先说明个别占用与私有财产的区别。所有活着的人使用物品时，都是占用了它们。

    我吃东西时占用了食物，骑自行车时占用了车子，写这段文字时占用了计算机。我可以使用的许多东西，当我正在用它们时，别人就无法使用。但是，有些东西即使我正在用，也不妨碍其他人使用。例如我收看

    某电视节目，并不妨碍其他人同时收看。此外，还有一些我们称为“公共物品”的东西，是大众共有和共享

    的，虽然其使用通常是有限制的。我们都使用街道，但一条街可以容纳多少人是有限制的，而且根据习俗

    和法规，有些事是不容许在街上做的(例如你不可以在纽约的街道上排便)。但是，就许多东西而言，使

    用者独占了他正在用的东西。这种排他的占用不等于私有产权。

    如果一件东西是我的私有财产，则无论是否有人正在使用它，我都享有对它的排他性所有权。究其本

    质，商品交易假定一件事：我拿出来卖的商品，我自己并不想要或并不需要。事实上，所谓商品，就是生

    产出来给别人用的东西。私有产权赋予物主出售(转让)自己拥有的东西的权利，由此便产生“用益物

    权”(与使用有关的权利)与排他性永久所有权的差异。这种差异往往成了纷扰的根源，尤其是在殖民史

    上。例如许多地方的原住民是基于用益物权使用土地(从事游耕的族群便是这样)，殖民强权则往往以排

    他性所有权夺走资源，导致大量冲突。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族群，或不时搬迁以利用肥沃土地的游耕族群，忽然发现因为有人在土地上设置栅栏和带刺铁丝网，自己无法再自由迁徙。他们经常发现自己无法再使用

    他们向来认为人人可用的一些土地，因为这些土地如今已经被某些人永久拥有，即使这些人可能任由土地

    闲置。北美原住民因此经历巨大的苦难。在当代非洲，当地人传统上的集体资源权利正被胡乱转变为一种

    排他的私有产权制度；这种转变由许多人认为形同诈欺的一些协议造成，例如传统上受托持有土地的村

    长，可能借由这种协议，把土地卖给外国人。许多人认为这构成资本和外国人的大规模“土地掠夺”，而他

    们的目的是控制非洲的土地和资源。

    私有产权假定财产与物主之间有一种社会联系(social bond)；物主是法律上的个体，对其拥有的东西

    有处置权。拜巧妙的法律推理所赐，所有权如今不再仅限于像你我这样的自然人享有：公司和其他在法律

    上具有法人地位的机构，也可以享有财产所有权(即使一如许多人喜欢指出的那样，公司如果犯罪，不能

    像自然人那样接受监禁的惩罚)。这种社会联系的存在，获得几乎所有资产阶级宪法的承认，而它也把个

    体私有产权的理想及个体人权和“人的权利”概念，以及这些个体权利的学说和法律保障联系起来。个体人

    权与私有财产之间的社会联系，位居几乎所有政府契约论的核心。

    私有产权在理论上可以永久持有：产权不会因为物主不使用财产而过期或消失，还可以借由继承代代

    相传。私有产权与不会氧化的货币形式因此有一种内在关联。只有后者可以永存。但是，货币发展出纸币

    和法定货币的形式，而它们的价值是会贬损的(例如因为通货膨胀而损失购买力)；这种发展损害了货币

    形式的永久性和稳定性，以及与私有财产之间起初稳固的关联。此外，根据无主物(res nullius)原则(最

    著名的拥护者是洛克)，土地必须能够产生价值(也就是涉及利用社会劳动去生产商品)，土地的私有产

    权才是正当的。原住民未能善用土地产生价值(和剩余价值)，不但成为英国人大规模剥夺爱尔兰人土地

    权利的理由，也成为“富生产力”的殖民者消灭“欠缺生产力”的原住民族群，以及剥夺其土地的理由(尤其是

    在美洲殖民史上和当前非洲多数地方)。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上述原则的当代版本是国家对私人土地

    的征用权：法律容许国家征用私人土地，改善土地的使用。因此，土地和货币私有产权的永久性都是有条

    件的。

    私有产权制度的实行，有赖国家权力和法律制度(通常会搭配货币形式的征税安排)去界定与私有产

    权和法人权利相关的契约义务，为此制定法律条文并执行法规。大量证据显示，远在私有产权制度占主导

    地位之前，国家的强制力便发挥重要作用，开拓出资本可以兴盛发展的空间。这种情况出现在欧洲从封建

    制度转向资本体制的过程中。不过，在用益物权与私有产权之间，还有大量的公有产权或惯有权利，而它

    们往往仅限于特定的政体(例如某个乡村社群或范围较广的文化整体)。这些权利未必人人可享，但它们

    确实假定政体成员之间采用分享合作的治理形式。用益物权遭消灭，加上臭名昭著的圈占公有资源现象，已经造就了国家权力支持的个体化私有产权制度的主导地位，令这种制度成为交换关系和交易的基础。这种形式符合资本流通和积累的需要。

    但是，事物要成为私有财产，就必须有清楚的界限，而且必须是可命名和可辨识的(以土地而言，这

    有赖测绘地籍图和建立土地注册机关)。不是所有事物都符合这些条件。我们几乎无法想象把空气和大气

    层分割为可以买卖的一份份私有财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资本为了建立所有权，近乎无孔不入：资本

    把个体化私有产权制度延伸至生物过程的核心，以及社会和自然世界的许多其他层面。例如有关事物自然

    过程的知识所有权，人类目前便正展开激烈的角力。眼下知识产权领域便充斥着争议和冲突。知识应该对

    所有人公开，还是由私人拥有？

    个体化私有产权制度，是支持资本运作的一种基础条件。它是资本运作的一种必要条件和建构：如果

    没有这种法律基础架构，交换价值和货币均无法以现行方式运作。但是，私有产权制度受各种矛盾困扰，而且一如货币，矛盾是多重而非单一的。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在于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矛盾，以及货

    币与它代表的社会劳动的矛盾，波及个体化私有产权制度。

    首先，最明显的一种矛盾，是以下三者之间的矛盾：个体私有产权的“自由”行使，国家强制监理权力

    的集体行使(这种权力负责界定私有产权和赋予这些权利法律形式)，以及将它们密切联系起来的社会纽

    带。随着交换关系激增、货币形式兴起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演化，个体的法律定义和个人主义文化兴起。但

    是，除了最激进的自由至上主义者，以及最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者，所有人都会同意，我们必须有某种形式

    的国家权力，才能维护个体化财产权和法律架构，像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等理论家所讲的那样，确保

    最大的非强制性个体自由。但是，这种权力制度是必须执行的，而我们正是在这时候使用国家机器，镇压

    和依法管制违反私有产权制度的行为，因为国家垄断武力和暴力的合法使用权。资本主义国家必须利用它

    取得的暴力手段垄断权，保护和维持市场自由运作，进而保护个体化私有产权。我们利用集中的国家权力

    去保护权利分散的私有财产体制。但是，我们把人的地位和法律上的个体定义延伸至势力强大的公司和机

    构，这显然败坏了资产阶级的乌托邦梦想(基于以民主方式分散的所有权，建立人人享有个人自由的完美

    世界)。

    市场交易领域中的许多问题，促使国家发挥了远远超过“守夜人”角色的功能，也就是政府远非只是负

    责守护私有财产和个体权利。首先，集体和公共物品(例如公路、港口和码头、供水和污水处理设施、教

    育和医疗服务)的供给，是国家必须处理的问题。物质和社会基础设施范围广泛，而且是必需品；国家必

    须直接创造这些公共物品，又或者委托和监督其他机构供应这些公共物品。此外，国家也必须建立国家机

    器，以便管理和保卫它必须保护的机构(国家因此必须建立军队和警察，并借由征税为这些活动筹措资

    金)。

    最重要的是，国家必须找到方法统治和管理多元且往往倔强暴躁的族群。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结果借由

    民主程序和治理机制争取民意支持，而非诉诸逼迫和武力。这导致一些人认为民主化与资本积累有某种内

    在联系，但我认为这观点是错误的。不过，某些资产阶级民主形式已证实是资本体制中比较有效和高效的

    治理形式，则是无可否认的事。但这种结果未必是因为资本势力崛起，主导社会形态的经济引擎，其动力

    源自较广泛的政治力量，以及人类长期以来的这种努力：找到一些集体治理形式，有效地克服国家专制权

    力的潜在任意性，与大众对个人自由的渴望之间的紧张关系。

    “市场失灵”也是国家必须处理的普遍问题。“市场失灵”源自所谓的外部效应(指市场因为某些原因，未

    能反映某些真实成本)。最明显的一种外部效应是污染，也就是企业和个人因为做某些事，损害空气、水

    和土地的质量，但不必为此付出代价。在此之外，还有其他形式的正面和负面外部效应，而它们往往导致

    我们呼吁采取集体而非个人行动——例如房屋的交换价值便容易受外部效应影响，因为小区中一栋房子日

    久失修或维持良好状态，对附近房子的价值会有影响(或正或负)。国家处理这种问题的一种干预形式，是建立土地用途的规划制度。

    多数人承认，国家或其他形式的集体行动，如果是为了控制和监管产生强烈负面外部效应的活动，则

    这些行动是正当的。在所有此类情况中，国家必然会侵犯个人自由和私有产权，阻挠这种权利的行使。使

    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矛盾外溢，深刻影响集中的国家权力与分散的个体私有产权自由行使的关系。有意思

    的问题只有两个：行使国家权力的力度有多大？国家对个体权利的侵犯，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诉诸强制力，而非仰赖建立共识(不幸的是，建立共识涉及培养民族主义)？无论如何，国家要发挥这些功能，必须垄

    断合法暴力的使用权。

    这种合法暴力垄断权也体现在以下现象上：无论是在前资本主义时代还是资本主义时代，国家一直都

    是当仁不让的战争制造机器，时常卷入世界舞台上的地缘政治对抗和地缘经济策略设计。在新兴和不断演

    化的国际全球体系框架之中，资本主义国家追求外交、贸易和经济方面的优势和结盟关系，以求保障自身的财富和权力(比较准确的说法是：国家领袖和至少部分国民的财富、地位和权力)，而它们的做法是增

    强产权持有人在其所在地不断累积财富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战争(其经典定义为另类外交手段)成为

    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定位的关键手段；在这当中，在国家领土范围内积累财富、竞争力和影响力成了一个

    特别的目标。

    但是，国家必须有足够的经济资源，才有能力进行战争和从事上述运作。自15世纪起，国家制造战争

    的活动货币化(monetisation)，成为建设经济史家所称的“财政军事国家”的根基。这种国家的核心，在于

    建构我所称的“国家金融联结体”(state-finance nexus)。以英国而言，这件事最明确的标志，是国家机器与

    伦敦商业资本家的结盟关系。后者借由担保国家债务，实际上替国家制造战争的能力提供资金，换取国家

    授予独家特许权，借由1694年成立英格兰银行，垄断和管理货币体系。这是世界上第一家中央银行[1]。它

    随后成为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跟随的模范。

    这突显了国家与货币的关键关系。我认为格塞尔说得对：

    货币需要国家；如果没有国家，货币不可能存在。事实上，国家有它的基础，或许可说是从采用

    货币开始。货币是国家最自然最有力的黏合剂……货币是必要的，国家对货币的管控也是必要的，国

    家因此享有控制货币的无限权力。面对这种无限的权力，货币的金属表层有如面对大风的谷糠。货币

    使用的材料，对保护货币免遭国家滥权损害的作用微不足道，情况一如记录国家宪法的羊皮纸，无法

    保护宪法免遭滥权者随意损害。只有国家本身，也就是掌权者(独裁者或民意代表)的意志，可以保

    护货币免遭笨蛋、骗子和投机者损害——前提是掌权者能够有意义地运用他们的权力。不幸的是，迄

    今为止，他们从不曾掌握这种能力。[2]

    但是，格塞尔意外地表示：“纸币比金属货币安全。”这正是因为“纸币受把人民融入国家的所有利益和

    目标的保障；国家本身沉沦，该国的纸币才会跟着沉沦。”我们通常认为国家的特点在于它垄断合法暴力的

    使用权，如今国家又肩负一项关键职责：必须拥有管理货币的垄断权。

    以上说法有两点必须说明。第一点，国家对货币的垄断权影响广泛，而非仅限于一个国家。全球货币

    体系本质上是分层级的。自1945年以来，美元便是全球货币体系的储备货币，而且只有美国有权印发美元

    这种货币。其他国家的货币权受到限制，因为国际债务往往以美元计价，必须以美元偿还。这些国家不能

    借由印钞把本国的债务货币化，如果它们这么做，它们的本币对美元将马上贬值。国际贸易或许可以使用

    其他货币，例如英镑(以前曾经是全球储备货币)、欧元、日元，以及人民币(或许有一天人民币会成为

    国际货币)。但迄今为止，这些货币并未威胁到美元的地位，而偶尔有人提议以市场一篮子货币代替美元

    (这是凯恩斯1944年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原本提议)，也一直遭美国断然拒绝。美国因为控制全球储备货

    币而得到可观的好处。美国的帝国权力要么直接行使，要么借由美元外交间接行使。美国在世界体系中的

    霸权，主要是靠以下事实维持：美国控制世界储备货币，有能力借由印钞支付国家的支出，例如该国过度

    的军事支出。面对这种情况，个别国家可能会放弃货币自主权，例如厄瓜多尔便是以美元作为本国货币。

    欧元面世时，欧元区国家便把它们对本国货币的垄断权交给一组超国家机构(以欧洲央行为主)，这些机

    构由德国和法国主导(后者的影响力不如前者)。

    必须说明的第二点，是国家的货币垄断权可以转包出去：国家授予中央银行特权，使央行名义上不受

    直接的民主或国家政治管控，借此把货币垄断权转包给商业和银行业资本家。一些国家实际上正是这么做

    的，英格兰银行、美联储和欧洲央行便是这样成立起来的央行。这些有力的机构位居国家与民营银行之间

    的一种暧昧空间。它们与国家的财政部形成国家金融联结体，长期以来是调节和促进资本运作的“中枢神经

    系统”。国家金融联结体具有封建制度机构的所有特征，因为其运作往往神神秘秘，不为人所见，比较像梵

    蒂冈或克里姆林宫，而不像是一家公开透明的机构。只有在艰难时期，国家金融联结体才会正面示人，例

    如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之后，美国行政部门和国会似乎因为恐惧而陷入瘫痪状态，财政部长保尔森和美

    联储主席伯南克便联手出现在电视上，主导国家的政策。“金融体系和国家金融联结体失灵时(例如1929年

    和2008年的情况)，所有人都认识到，资本和资本主义面临存亡危机。为了拯救资本和资本主义，人们研

    究一切可能，检视所有折中方案。”[3]

    但是，资本主义国家与私有产权的关系，并非总是和谐的。为了抵制绝对主义和专制的国家形式(它

    们可能对资本运作的某些要求，例如资本自由流动，抱持不合理的敌意，又或者不接受这些要求)，国家

    奉行某种民主形式，但也因此容易受各种民粹思想影响。国家政权有时会落在劳工组织和左派政党手上，此时当权者便可能利用国家权力，抑制资本体现在私有产权上的势力。若真是如此，资本在经济的许多领

    域(例如劳动市场、劳动过程和所得分配)将不再能够自由运作。资本将被迫在一个限制其自由的管制丛林里运作。因此，国家与私有产权的矛盾不时加剧，变成一种绝对的矛盾，国家公共管理部门与私营部门

    对立，国家与市场对立。激烈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可能围绕着这个矛盾爆发。

    不过，我想说清楚一件事：我无意在这里撰写有关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论。我只是希望大家注意：国家

    的某些方面和功能必须以某种方式运作，以支持资本的再生产。因为国家有征税权，而且容易受各种政治

    势力和利益影响，政治运作有时可能令国家权力转向追求某些经济目标，令私营部门的创业活动和利益处

    于不利地位。在社会民主政治控制时期(“二战”之后英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经历的那种时期)和各种中央治

    理(dirigiste governmentality)形式(例如戴高乐掌权时的法国、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以及包括中国在内

    的许多东亚国家)下，国家可以创造出一些从事经济活动的机构，采用相应的组织形式，由它们控制经济

    制高点或引导投资决策。各种层面(总体经济、城市、区域和地方)的政府规划成为焦点所在，有时与民

    间和企业的活动竞争，但更常见的是互相合作。一大部分的资本积累因此经由国家进行，未必是追求利润

    极大化，可能是追求某些社会或地缘政治目标。即使在最热衷私有化和新自由主义原则的国家，军事工业

    复合体仍然与经济的其他部分分开，成为民间承包商自由获取厚利的乐园。

    在政治光谱的另一端，自由至上主义者认为国家财务的制度安排方式，显然与个体自主和自由有深刻

    的矛盾。这种安排把国家对货币和信贷的垄断控管权，交给一些非民选和不民主的机构，由央行官员负责

    领导。评论人格列柯(Thomas Greco)因此表示：

    货币、银行和金融业运作政治化(如今盛行于全球各地)，已使得权力和财富可以集中在少数人

    手上——这种情况对社会、文化、经济、民主政府和环境极其有害。中央政府擅自赋予自己近乎无限

    的支出权，使当局得以输送财富给他们偏袒的人、投入大规模战争，以及推翻民主体制和违背大众的

    意愿。享有特权的民营银行已经垄断所有人的信贷，使少数人得以剥削多数人，手段包括在发放贷款

    时偏袒特定人群、放高利贷(伪装成正常贷款)、收取日益高昂的手续费，以及奖励替银行业者利益

    服务的政客。[4]

    自由至上主义者的前述想法绝非不合理，他们认为自17世纪以来，这种情况摧毁了实现真正资产阶级

    民主(以个体自由极大化为特点)的希望。此外，这种制度迫使人们追求复合增长，导致“环境被破坏，社

    会结构被割裂，权力和财富更加集中；它导致经济和政治不稳定，出现周而复始的萧条和通货膨胀、国内

    和国际冲突，以及社会混乱。”[5]

    因为这个原因，美国政治中的左派和右派，均倾向于敌视像美联储和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IMF)这样的机构。

    一边是私人利益和个体自由，另一边是国家权力，两者间的矛盾近年出现显著变化：相对势力决定性

    地向不民主、独裁和专制的国家机器中心转移，而这些权力中心受到社会控制越来越集中化和军事化的趋

    势支撑。这并不表示拥有财产的个别人的去中心权力遭瓦解，甚至不表示这些权力受到威胁。事实上，随

    着资本受到日益周全的保护，不受所有形式的社会反抗(例如劳动者或环保人士的抗争)威胁，这些权力

    反而增强了。分权往往是维持中央管控的理想策略。中国近年有意识地应用这策略，效果明显。最能彰显

    这一点的，是国家在商品市场的货币权力组织方式。

    因为我在之前经常以房市及其危机为例，在这里简单谈谈本章的矛盾在房市的表现。私有产权支持人

    们自置居所，而资本主义国家以各种手段(从积极提供补助到宣传自置居所的梦想)，有系统地促使越来

    越多的人拥有房屋。这一方面是为了确保房市持续增长(作为一个活跃和有利可图的资本积累领域)，另

    一方面是执行一项关键的意识形态功能，巩固大众和民粹派对借由交换价值机制提供使用价值这种策略的

    支持(换句话说，也就是巩固人们对资本主义方式的支持)。美国政府出于政治和经济原因，积极支持美

    国人自置居所，结果这种做法成为导致次贷危机的因素之一。次贷危机击垮一些主要的私营投资机构，同

    时使半公营的机构如房利美和房地美濒临破产，必须靠临时的国有化方案拯救。

    那么，有关国家与私人财产的矛盾，我们应该采用怎样的政治策略？目前左派和右派似乎都有很多人

    倾向支持一种简单的主张：致力于恢复平衡和加强个体自由。但这是不够的，原因包括相对势力已戏剧性

    地向专制的国家权力转移，以及人们已经不大相信国家可以成为仁慈的行为者。如果国家回到纯粹的“守夜

    人”角色，原本已经大致不受监管的资本，必将有更大的力量为所欲为，不受任何社会或长期因素限制。

    唯一可行的其他政治策略，是设法解除私有和个体利益与国家权力和利益的现行矛盾，并以其他方法

    取而代之。正是在此脉络下，目前左派对重新建立和重夺“公有资源”(the commons)的关注，是非常有意

    义的。把私有产权吸收到一个集体管理公共资源的完整计划中，以及瓦解独裁专制的国家权力，建立民主

    的集体管理组织，成了仅有的值得追求的长期目标。这些目标适用于货币和信贷。若想扭转走向独裁和货币专制的趋势，我们必须夺回货币和信贷，使它

    们成为一种以民主方式管理的公有资源。为了增强集体自主和自由并令其民主化，切断货币创造活动与国

    家机器的关系是必要的。因为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的部分基础，在于垄断合法暴力使用权和货币事务管理

    权，打破后一种垄断最终必将瓦解(而非“摧毁”)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国家掌控货币资源的权力一旦遭

    剥夺，国家诉诸军事化暴力对付抗争民众的能力也将丧失。这一构想或许显得很不切实际，但类似的理念

    已经因为以下事实而部分实现：在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家，债权人的权力正被用来决定国家对其国

    民的政策。如果我们以人民力量取代债权人的权力，这种非常明显的趋势也可以轻易扭转。

    如前所述，国家权力影响广泛，而非仅限于一个国家。因此，我们必须借由这种政治运作，瓦解所有

    支持美元帝国主义、维护美国全球金融霸权的国际货币组织(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因为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的介入(通常是联合其他国际权力机构，例如在希腊的案例中，是联合欧洲央行和欧盟委员会)，希腊人和许多其他国家人民的日常生活，目前正被这种国际惩戒机器摧毁。我们也必须瓦解这种惩戒机

    器，代之以集体管理公共财富的方法和机构。相对于现行做法，这种方案可能显得抽象和过度理想化。但

    是，另类政治构想抱有这种愿景和长期志向，是极其重要的。我们正面临难解的矛盾，一方是冷酷和不受

    管制的私有财产，另一方是日趋专制和军事化的警察国家权力(这种权力致力支持资本，而非促进人民的

    福祉)；如果不希望文明遭此矛盾扼杀，我们就要研拟激进的解决方案，无论方案是倾向革命还是改良。

    [1]世界上第一家央行，其实是1668年开始运作的瑞典央行。——译者注

    [2]Silvio Gesell,The Natural Economic Order(1916);http:www.archive.orgdetailsTheNaturalEconomicOrder,p.81.

    [3]David Harvey,The Enigma of Capital,London,Profile Books,2010,pp.55–7.

    [4]Thomas Greco,The End of Money and the Future of Civilization,White River Junction,VT,Chelsea Green Publishing,2009.

    [5]Thomas Greco,The End of Money and the Future of Civilization,White River Junction,VT,Chelsea Green Publishing,2009.矛盾4 私人占有与公共财富

    社会劳动创造出来的公共财富，有无数种使用价值，例如从刀叉到清理过的土地、整座城市，我们乘

    坐的飞机、驾驶的汽车、吃的食物、住的房子，以及穿的衣服。私人占有和累积这种公共财富(以及凝结

    其中的社会劳动)，则有两种大不一样的方式。第一种是如今我们视为违法的各种活动，例如抢劫、偷

    窃、诈骗、贪污、高利贷、掠夺、暴力和强迫，加上市场上各种可疑和不光彩的做法，例如垄断、操纵、囤积、操纵价格，以及庞氏骗局等。个体累积财富的第二种方式，是在自由运作的市场，从事非强迫的合

    法交易。资本流通和积累的理论家往往排除第一种活动，视之为资本主义市场“正常”和正当运作之外的赘

    生物。他们建立资本流通和积累模型时，假定只有第二种私人占有和累积社会财富的方式是正当和有意义

    的。

    这个经济学教科书宣扬的假设很好用，但也严重误导人。我认为应该推翻这个假设，承认占有社会劳

    动及其产品的两种方式有一种共生关系。我讲这句话，一方面是基于一个简单的实证理由：如果想了解资

    本世界，不能忽略在世界贸易中有重要角色的贩毒集团、军火商人，以及各种黑帮和其他犯罪组织。数年

    前美国房市崩盘，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其中的种种掠夺行径(银行业一些有系统的违法行为近年也被披露，例如伪造银行投资组合的资产评价、洗钱、庞氏型融资，以及操纵利率等)；我们不可能视之为意外出现

    的赘生物，然后回避讨论它们。

    但是，在上述的明显实证理由以外，我们还有有力的理论根据去相信一件事：基于剥夺

    (dispossession)的经济运作，是资本的核心根基。在社会劳动生产时直接剥夺它产生的价值，不过是各种

    剥夺方式的一种(虽然很重要)；这些剥夺行为支持私人(法律意义上的人，也就是包括公司)占有大部

    分公共财富，累积起大量私人财产。

    例如银行家原则上不关心银行的赢利，以及他们过高的奖金是怎么来的：银行放款给压榨租户的房

    东，或是向顾客索要离谱高价的商人、欺骗顾客的信用卡和电话公司、非法没收房贷户房屋的房贷公司，或残酷剥削工人的制造商，银行家通常是不在乎的。左派理论家受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启发，往往认为在种

    种占有公共财富的形式中，制造商剥削工人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更为基本的形式。但是，我们从资本历来

    的演化中看到，资本有巨大的弹性，能以无数种其他方式把公共财富据为己有。工人在工作场所诉诸权益

    斗争而争取到的工资增幅，很容易被房东、信用卡公司、各种商人和政府有关部门夺走。银行家甚至设计

    出自己的骗局，借此获取暴利，而即使被逮到，承受损失的主要是银行(也就是股东)，而非做这些坏事

    的银行家(仅在冰岛，这些人曾因此坐牢)。

    私人占有公共财富这一过程的核心，本书稍早讲过，是货币代表和象征社会劳动(价值)产生的矛

    盾。货币(而非它代表的社会价值)本质上可以为私人所占有，这意味着只要货币保持良好的价值储存和

    量度功能，私人可以无限地累积货币。因为货币是储存社会权力的一种工具，货币累积和集中在一群个体

    手上，对个人贪欲的社会建构，和某种程度上一致的资本家阶级权力的形成至关紧要。

    前资本主义社会因为认识到这种情况对社会的危害，致力于设置各种障碍，阻止私人不顾后果地占有

    和利用公共财富，同时抵制万物商品化和货币化的趋势。这些社会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货币化会消灭形成

    社群的其他方式，结果便像马克思所讲的：“货币成为社群。”[1]

    我们至今仍在承受这种转变的后果。那些较

    古老的社会最终抗争失败，但我们不应因此不去设法抑制私人占有公共财富，因为私人不顾环境或社会后

    果地占有公共财富和疯狂投资，如今仍然造成巨大的危险，甚至威胁到资本再生产需要的条件。

    这一切可说是不言而喻。不过，货币体系的运作之中，还有一些更恶毒的东西，它们使剥夺式积累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的政治和实践成为资本的标志。检视货币的运作方式时，我们看到价值与

    价格的差异如何造成一种分歧：一边是社会劳动的现实，另一边是替万物标价的能力(无论东西是否为社

    会劳动的产品，我们都可以替它捏造出一个价格)。荒地和良心都可以卖钱!因此，价值与价格的分歧不

    但是数量上的(任何供需失衡的情况，均可能令价格随即上涨或下跌)，还是性质上的(连非物质的特征

    如荣誉、忠贞和忠诚，都可以标价)。随着资本在发展中扩大自身的范围和深度，这种分歧已经变成一种

    巨大的鸿沟。

    在所有作家当中，对这种现象的本质和它“对社会的危险”了解最透彻的，可能是信奉社会主义的波兰

    尼(Karl Polanyi)。他是匈牙利裔经济史家和人类学家，在麦卡锡主义高涨的时期在美国工作和写作。他影响深远的著作《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于1944年出版，至今仍然是

    一部具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波兰尼指出，劳动、土地和货币这三种东西的市场，对资本的运作和价值的生

    产是不可或缺的。

    但劳动、土地和货币显然不是商品……劳动只是伴随着生活出现的一种人类活动，不是为了出售

    而生产出来的，而是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劳动这种活动也不能与生活其他部分分开，不能储存或流

    通。土地只是自然的另一个名称，不是人类生产出来的。最后，现实中的货币不过是一种购买力的象

    征物，一般不是生产出来的，而是由银行业或国家财政机制产生的。这三者都不是为了出售而生产出

    来的。把劳动、土地和货币说成是商品，完全是一种虚构。[2]

    波兰尼认为，如果我们任由劳动、土地和货币是商品这种虚构的观念不受限制地广泛流传，这将“破坏

    社会”。他指出：“这个体制处置人的劳动力时，会附带处置与劳动力相连的肉体、心理和道德实体‘人’。如

    果丧失文化制度赋予的保护罩，人类将因为暴露在社会的各种影响下而消亡，可能死于恶行、堕落、罪行

    和饥饿等问题造成的剧烈社会乱象。大自然将变得满目疮痍，社区和景观被破坏，河流遭污染，军事安全

    受到威胁，生产食物和原材料的能力遭摧毁。”最后，“货币短缺或泛滥对企业的损害，将一如洪水和旱灾

    对原始社会的破坏那么严重”。

    波兰尼断定：“除非社会中的人、自然资源和商业组织得到保护，免受恶魔工厂蹂躏，否则没有社会能

    够承受这种基于粗陋假设的体制造成的影响，哪怕只是极短的时间。”[3]

    经过最近数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政治

    实践之后，之前数十年人们煞费苦心建立的许多保护机制已遭拆毁；因此，我们如今日益暴露在“恶魔工

    厂”带来的最恶劣的影响之中(资本如果不受约束，必然会创造出这种“恶魔工厂”)。我们不但看到大量证

    据显示波兰尼所担心的许多崩坏已经发生，还感受到人类普遍异化的危机日趋深重(人类一手建立起来的

    文明，竟然是靠一种野蛮状态支撑，越来越多的人对此深感厌恶)。我将指出，这是资本和资本主义永存

    所面临的三个最危险甚至可能是致命的矛盾之一。

    劳动、土地和货币完成其商品化过程的历史，本身是个漫长惨痛的故事，一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

    的“原始积累”简史所述。劳动、土地和货币转化为商品，有赖暴力、作弊、强夺和诈骗等手段。公有土地

    遭圈占，被分割为一块块并当作私人财产出售。构成初始货币商品的黄金和白银，被人从美洲大量夺走。

    劳动者即使免于被公然奴役或成为契约奴工，也可能被驱离所居住的土地，成为资本可以自由剥削的“自

    由”受薪工人。这种种形式的剥夺，是创造资本的基础。但更重要的是，这种情况从未消失。剥夺不但是历

    史上殖民主义的核心手段，直到今天，剥夺的政治与政策(主要是企业与国家权力的邪恶同盟在执行)仍

    正导致大量人口失去土地、水和自然资源使用权，全球的大规模抗争运动因此获得支撑力量。非洲、南美

    洲和亚洲许多地区均出现了掠夺土地的现象，而这不过是剥夺式积累政治失控肆虐(其方式连波兰尼也想

    象不到)最明显的征兆。在美国，国家利用它对私人土地的征用权，加上金融危机期间，金融业者粗暴地

    大量没收房贷户的抵押房屋，不但造成巨大的使用价值损失(数以百万计的人失去住家)，还导致民众损

    失藏在房市的辛苦储蓄和资产价值，也造成巨大的退休金、医疗和教育权益损失。这表明公然剥夺的政治

    经济运作仍生猛地存在于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当然，讽刺的是，当局越来越仰赖改良政治的伪装来掩护

    种种形式的剥夺，当局的说法是，资本主义病了，必须靠改良政治来恢复健康。

    波兰尼指出，把自然分隔出来，“并且利用它制造出一个市场，可能是人类祖先所有事业当中最怪异的

    一项”。他还说：“把劳动与生活中的其他活动分隔开，使劳动受制于市场法则，是消灭所有的有机生存形

    式，并以一种不同类型的组织方式、一种原子化和个体化的方式取而代之。”[4]

    最后这个结果对本书检视的

    矛盾的结构运作方式至为重要。很明显，国家与私有财产的矛盾(构成资本的第三个根本矛盾)统一之所

    以重要，不在于它是促进剥夺式积累的基本工具，而是因为它在事后赋予这种剥夺暴力的结果合法性和制

    度上的合理性。土地、劳动和货币一旦遭物化、割裂和剥离(使其从文化生活和生命物质的流动中脱离出

    来)，它们便能在宪法权利和法律(基于国家保障的个体私有产权原则)的庇护下，重新缝合起来。

    例如土地不是社会劳动产生的商品，但它是英国圈地运动和世界各地殖民统治的核心：当局把土地分

    割、私有化和商品化，以便土地市场成为势力日大的食租者阶层积累资本和榨取财富的重要场所。所谓

    的“自然”资源也可以拿来买卖，即使它们本身不是社会劳动的产物。自然的商品化有其限制，因为有些东

    西(例如大气和波涛汹涌的海洋)不容易圈占和私有化。在海里捕到的鱼可以轻易商品化，而鱼类生活的

    海域则是另一个问题。但是，人类可以根据用益物权的概念，创造出空气和海洋污染权，或特定海域独家

    捕鱼权的市场(例如西班牙拖网渔船在大西洋特定海域有独家捕鱼权，但阿根廷宣称拥有该海域的捕鱼

    权)。圈占土地、劳动(借由精细分工和社会分工的扩大应用)和货币权力(尤其是虚拟货币和信用货币资

    本)，并且把它们包装成商品，对人类过渡至私有产权制度至关紧要，而这种制度赋予资本运作一种法律

    基础。国家与私有财产的矛盾，因此排斥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多变而鲜活的构想，海德格尔曾经抱怨：人

    类把自然视为“一个巨大的加油站”。[5]

    这一矛盾也排斥公有产权制度和惯有权利(在以前的生产方式下比较

    常见)背后的所有文化假设(但我想强调，这不代表这种制度和权利所寄居的社会秩序值得怀念)。它以

    普遍、不证自明和个体化的“人权”学说(致力于追求产生价值)，取代世上形形色色的生存和生活方式；

    如此一来，普世性但又本地化的法律学说，便有效掩饰了剥夺原住民族群权益过程中的可怕暴力。不过，到了今天，反对这一切的人(越来越倾向于被视为恐怖分子)比较可能被关在监狱，而非住在郊区的资产

    阶级迷你乌托邦。

    在这个建构出来的世界里，某些“真理”显得不证自明，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太阳底下的所有事物，只要技术上可行，原则上都应该商品化、货币化和私有化。我们已有理由去评论房屋、教育、医疗和公用

    事业如何已经朝这一方向发展，如今我们可以把制造战争这件事，甚至是政府本身纳入该范围，因为当局

    把越来越多的职能发包给私营企业。在此情况下，有钱有势的人可以收买(或窃取)几乎所有东西，无钱

    无权的大众则将被排斥在外。如今有钱人还可以购买基因序列的所有权、污染权和天气期货；因此，考虑

    到波兰尼的警告，我们无疑应该阻止这种趋势。但是，问题是这一切似乎已经深植于“自然”和不可动摇的

    资产阶级事物秩序中。因此，以下情况看来不但是可理解的，也是无可避免的：商业将如常在社会和文化

    活动的领域支配社会生活，即使这些领域与商业绝对无关。无论在哪里，交换价值都是主人，使用价值则

    是奴隶。正是在这条脉络下，大众以无法取得足够的基本使用价值为由起来抗争，已成为迫切的要事。

    这件要事与剥夺式占有和积累的现行政治所招致的系统性批判和抗争密不可分。这种政治与私有产权

    的普遍法律原则，处于一种令人困惑且显然矛盾的关系，因为这种法律原则理应合理地调节国家与个体的

    关系，杜绝强制剥夺、窃取、强夺和诈欺。从过去几年金融和房屋市场发生的事看来，资本主义的合宪性

    和合法性似乎是以谎言为基础的，或充其量是以令人困惑的虚构为基础的。但是，我们对这个谎言的确切

    性质并无普遍共识。结果我们往往淡化剥夺式积累的问题，视之为我们无力充分应用、执行和监管市场行

    为的问题。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还可以得出两点见解。第一，我们怎样才能保证掠夺公共财富的个体会集体行

    动，以确保公共财富可以再生产出来？个人或私营公司基于自身的短期利益行事，结果往往损害以至摧毁

    自身的再生产条件。农民可能耗尽自身土地的土壤肥力，雇主也可能导致员工过劳死，或者疲累到工作效

    率低下。这种问题在环境受损和退化方面尤其严重，英国石油公司2010年在墨西哥湾的漏油事件便是一个

    例子。第二，如果在市场中循规蹈矩，只能赚取薄利，而违法、掠夺、窃取和诈欺的报酬却异常丰厚(即

    使这些不当行为会招致巨额罚款)，个体还有什么诱因去当模范生？汇丰控股、富国银行、花旗银行和JP

    摩根等金融机构近年遭当局处以巨额罚款，而且有证据显示金融业的违法行为并未停止。由此看来，这也

    是公共财富的再生产仍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并非商品的东西，皆以非法和强制手段保持其货币化、商品化和私有化，此中

    的调解(mediation)据称“客观”，但完全是虚构的。这正是资本主义合宪性的虚伪本质，而我们必须看清

    这一点，才能明白这种合宪性(及其法律条文)如何把非法的东西纳入其基础中。这些虚构的东西和物神

    崇拜系统性地偏袒特定人群，因此形成建构资本家阶级权力的基础。起初这可能只是事出偶然，但如今它

    已经成为资本建构出来的整座政治和经济华厦的根本存在理由。资本家阶级权力与这些虚构事物和物神崇

    拜的内在关系，最清楚展现在劳动力关键的商品化、货币化和私有化上。这正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议

    题。

    [1]Karl Marx,Grundrisse,Harmondsworth,Penguin,1973,p.223.

    [2]Karl 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Boston,Beacon Press,1957,p.72.

    [3]Karl 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Boston,Beacon Press,1957,p.73

    [4]Karl 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Boston,Beacon Press,1957,p.178.

    [5]Martin Heidegger,Discourse on Thinking,New York,Harper Press,1966,p.50.矛盾5 资本与劳动

    某些人占用和剥削其他人的劳动力，是人类组织一个由来已久的特征。为了有权这么做，人类必须建

    构形形色色的社会关系，例如强制奴役，农奴制，把妇女(有时还有儿童)当作财产买卖，神权社会里信

    徒出于对上帝或神明的崇拜而自愿做事，忠心的臣民为国从军，或是响应号召，替尊敬的领袖、族长、君

    主或地方贵族建造金字塔等。这种专制、占用和剥削的社会关系可以种族化、族群化或性别化，也可以针

    对特定的文化或宗教群体，或是生物学上据称比较劣质的人。这也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做法。显而易见的

    是，这些遭专制的人可以被货币化和商品化。奴隶可以当作商品直接买卖，妇女交易附送嫁妆(以关键商

    品，如牛或货币为度量标准)，雇佣兵军团取代了讲究宗教信仰和个人忠诚的军队。此外，无论古今，陷

    入负债日重的困境均是一种比较危险的情况，可能导致当事人的劳力或劳动成果被社会、政治和金钱势力

    强大的人占有(例如以劳役偿债的制度和租佃分成制度)。

    不过，资本所做的是把劳动力当作一种商品买卖，而这也是这种生产方式的独特之处。劳动者是劳动

    力这种商品的持有人，他们在据称“自由”的劳动市场出售这种商品。当然，劳动服务的交易在资本主义兴

    起之前已经出现，而且倘若资本有一天不再是生产和消费的可行方式，这种交易完全有可能继续存在一段

    长时间。不过，资本学会了系统地持续使用劳动力，并产生剩余(相对于劳动者维持特定生活水平的需要

    而言)，创造出自身的再生产基础(最好是永久的)。这种剩余是货币利润的根基。

    这个体制的非凡之处，在于它似乎不仰赖欺骗、偷窃、强取或剥夺，因为资方可以支付劳动者“公

    允”的市场价值(“市价工资”)，同时安排劳动者工作，产生资本生存所需的剩余价值。这种“公允性”是基

    于以下想法：劳动者对他们当作商品提供给资方的劳动力，拥有个体化的私有产权，而且可以“自由”选择

    出售劳动力的对象(对资方来说，劳动力这种商品的使用价值，在于它可以产生价值和剩余价值)。当

    然，对资方来说，劳动者最好没有土地，甚至没有任何生产工具，因为如此一来，劳动者将别无选择，只

    能靠出售劳动力为生。资本家将设法确保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创造高于其劳动力市场价值的商品价值。

    简而言之，劳动者必须创造高于自身所得的价值，如此才能促成资本的创造和再生产。劳动者创造的附加

    值成为资方得到的利润；资方把这种附加值存起来，产生日益集中的金钱势力。

    劳动力商品化，是解决资本流通当中一个看似棘手的矛盾的唯一方法。在运作良好的市场体制中，没

    有人使用强制、欺骗和强夺的手段，交换应当基于平等原则：我们相互交换某些使用价值，而这些使用价

    值的价值应该大致相等。这与以下假定是有矛盾的：所有资本家都能得到更多价值，因为在运作良好的资

    本体制中，所有资本家都应该赚到利润。那么，既然市场体制原则上仰赖平等交换，构成利润的额外价值

    从何而来？必须有一种商品可以创造出比它本身价值更大的价值。这种商品便是劳动力，而这正是资本再

    生产所仰赖的东西。

    劳动力商品化，结果便是把社会劳动(我们替其他人劳动)变成异化的社会劳动。资方组织人们工作

    和劳动，纯粹是为了生产商品交换价值，赚取货币报酬——资方以此为基础，建立他们主宰其他阶级的社

    会权力。简而言之，劳动者陷入这样的处境：除了借由工作不断创造条件让别人主宰自己外，他们别无可

    为。这就是资本统治下的劳动者的自由。

    虽然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关系总是一种个体间的契约关系(拜劳动力的私有财产特质所赐)，我们不难

    明白一件事：在劳动市场和劳动过程中，资本与劳动者之间会出现一种普遍的阶级关系；而且一如所有的

    私有产权关系，这种阶级关系必然需要国家和法律作为仲裁者、监理者或执法者介入。这是因为个体私有

    产权与国家权力之间有系统性的矛盾。劳动者个人或集体完全可以为了得到更多而激烈抗争，资本家个人

    或集体也完全可以致力于降低工资(使劳动者得不到劳动力的公允市场价值)，或降低劳动力的价值(手

    段可以是缩减人们认为劳动者生存必需的一篮子市场商品，或是降低现行该篮子商品的成本)。劳资双方

    均有权为这些问题而抗争，而如马克思的名言指出：“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就起决定作用。”[1]

    资本对付劳动者的努力越成功，其利润越大。劳动者对付资本的努力越成功，他们的生活水平越高，在劳动市场的选择越多。资本家往往致力于提高工作强度和生产力，也可能致力于延长劳动者投入工作的

    时间。劳动者则致力于缩短工作时间、降低工作强度，以及减少工作过程中身体受伤害的危险。国家的监

    管机构往往介入劳资关系，例如立法限制每日工作时间，或是制定工作场所的安全标准，包括限制劳动者

    接触有害的原材料。有关劳资矛盾的形式和影响，学界已经有大量研究；而且长期以来，这种矛盾对阐明革命或改良式政

    治斗争的必要性起到了关键作用。因此，我在这一章可以当个宽厚的作者，避免长篇大论，因为我想我的

    读者多数大致熟悉此一议题。对某些左派分析者(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劳资矛盾构成了资本的首

    要矛盾。因为这个原因，人们常把劳资矛盾视为所有有意义的政治斗争的支点，以及所有反资本主义革命

    组织和运动的温床。有些人还表示，劳资矛盾是所有形式的危机唯一重要根源。有关危机的形成，有所谓

    的“利润紧缩”理论，而该理论看来确实曾在某些地方应验过。劳方势力膨胀，相对于资方变得非常有力

    时，劳动者很可能会显著提高工资，导致资本得到的利润减少。在这种情况下，资方的典型反应是罢工、拒绝投资或再投资，以及故意制造失业，借此惩戒劳动者。这种说法可以用来描述北美、英国和欧洲20世

    纪60年代末至20世纪70年代的情况。[2]

    但是，资本如果可以非常轻易地剥削劳动者，一样很容易陷入很大

    的困难；2008年金融市场崩盘后的情势发展，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劳资矛盾无法独立地解释危机——在分析上是这样，甚至归根结底讲到政治层面，也是这样。

    这个矛盾藏在资本的其他矛盾中(甚至包括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矛盾)，也倚赖它与其他矛盾的关系。

    由此看来，所有反资本主义运动都必须改变其政治任务的性质和构想，因为环境约束(例如金钱势力高度

    集中——资本积聚金钱势力，通常是为了追求自身的目标和保护自身利益)往往限制了工作场所劳资关系

    根本改变的可能性条件(conditions of possibility)。即使最终制止劳资矛盾和建立非异化劳动的条件，是另

    类政治抱负的终极目标，如果我们不处理资本的其他矛盾(例如货币形式和私人占有社会财富的能力衍生

    的矛盾)，这些目标(它们与这些其他矛盾有关联)将不能达成。

    思考劳资矛盾无疑会令人想到以下政治抱负：设法以其他组织形式(由联合起来的劳动者集体控制他

    们自己的时间、劳动过程和产品)，取代资本在劳动市场和工作场所管制劳动者的情况。为其他人所做的

    社会劳动不会因此消失，但异化的社会劳动则会。长期以来，人类尝试过许多替代方案，包括劳动者合作

    社、工人自治(autogestion)、工人管控，以及较近期的团结经济(solidarity economies)。但实践结果显

    示，这种策略只能取得有限的成效，原因如上所述。生产工具国有化加上中央计划，形成了一些国家安排

    的替代方案，但它们同样被证实问题重重，甚至可能令人误以为可以达致某种乌托邦状态。在我看来，这

    两种策略均难以成功执行，是因为劳资矛盾藏在资本的其他矛盾中，而且与其他矛盾密切相关。例如，如

    果这些非资本主义的劳动者组织形式仍然是以生产交换价值为目标，如果私人借由累积金钱占有社会权力

    的能力仍然不受约束，则联合起来的工人、团结经济和中央计划型生产体制最终将失败，又或者出现自我

    剥削的问题。致力于建立非异化劳动的条件，不足以解决问题。

    此外，不幸的是，人们对劳资矛盾发生的复杂场域有一些误解。左派思想倾向特别重视劳动市场和工

    作场所，视它们为阶级斗争的两个核心领域。左派因为认为它们是建构替代方案，取代资本主义组织形式

    的关键领域。无产阶级先锋理应在这些领域发挥领导作用，促成社会主义革命。我们稍后检视资本流通中

    生产与实现的矛盾统一时将看到，其实还有同样重要，甚至更为迫切的其他斗争领域。

    例如在美国，劳动者阶层通常花约13的所得在房屋上。我们之前已经讲过，房屋供给往往是由日趋投

    机的交换价值操作驱动，而房屋市场是榨取租金(包括土地和房产)、利息(主要形式为房贷还款)、财

    产税和利润(建造房屋动用的资本得到的报酬)的地方。房市也是一个以大量掠夺式活动著称的市场(例

    如买卖房屋必须支付律师费和各种其他费用)。劳动者可能经由在劳动市场和工作场所的斗争，争取到可

    观的薪资增幅，但他们为了在投机驱动的房市取得房屋使用价值，在遭遇无可避免的掠夺活动之后，可能

    必须耗掉他们全部的薪资增幅。劳动者在生产领域创造的成果，被地主、商人(例如电信公司)、银行业

    者(例如信用卡费用)、律师和收取佣金的中介偷走，剩下的所得也将有颇大一部分被行政管理当局拿

    走。一如房屋供给，医疗、教育、供水、污水处理和其他基本服务私营化和商品化，也导致劳动者可自由

    支配的所得减少，而资本则夺走更多价值。

    但这不是全部的真相。所有这些做法构成一个集体场所，剥夺式积累的政治肆虐其中，成为向弱势群

    体(包括劳动者阶级，无论你如何界定)榨取所得和财富的主要手段。大众曾经取得的种种权利(例如支

    撑令人满意的社会工资的退休金福利、医疗、免费的教育和充足的各种服务)被偷走，而这种窃取已经成

    为一种公然的剥夺——以前是以新自由主义观念辩解，近年还以财政正义为名，借由撙节政治强化。因

    此，组织起来对抗这种剥夺式积累(例如组织反撙节运动)，以及追求比较便宜和有效的房屋、教育、医

    疗和社会服务供给，对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并不低于在劳动市场和工作场所对抗剥削。但是，左派因为执迷

    于工厂工人代表阶级觉醒和社会主义抱负的形象，基本上未能把上述的另类阶级运作纳入其思考和政治策

    略中。

    资本的矛盾与资本主义矛盾之间的复杂互动，也正是在这里比较充分地展现出来。我稍后将较为详细

    地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不提劳资矛盾藏在资本的其他矛盾中(并与这些其他矛盾密切相关)，也不提它与资本主义矛盾(尤其是与种族化、性别和其他形式的歧视有关的矛盾)的明显纠结，便匆匆结

    束有关劳资矛盾的讨论，那将是愚蠢的，也是不明智的。例如劳动和房屋市场根据人种、族群或其他界限

    分割和隔离，便是所有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恶名昭彰的普遍特色。

    虽然劳资矛盾无疑是资本主义社会一个重要和根本的矛盾，即使纯粹站在资本的角度，它也不是某种

    意义上层次高于其他矛盾的首要矛盾。站在资本主义的角度，资本构成的经济引擎中这个重要和根本的矛

    盾显然有它的关键角色，但它明确的表现形式则是经由其他形式的社会特征(例如人种、族群、性别和宗

    教联系)过滤，得到调整或相互纠结，以致资本主义当中的实际斗争政治，远比纯粹站在劳资关系的角度

    观察来得复杂。

    我讲这一切，不是为了贬低劳资矛盾在资本种种矛盾中的重要性，因为它确实是一个独特和重要的关

    键矛盾。毕竟，资本的力量正是经由劳动市场，在工作场所直接冲击劳动者的身体，并且影响劳动者抚养

    的人(影响这些人的生存机会和福祉)。许多人在这方面所经历的事(在劳动过程中常遇到粗暴的对待，家人可能吃不饱)，本质上是令人疏离异化的；这一直是大规模异化发生的途径，因此也是革命爆发的触

    发点。但是，在我看来，过度强调劳资矛盾，而且把它当作独立存在、与资本的其他矛盾无关，对我们革

    命性地寻求资本和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是有害的。

    [1]Karl Marx,Capital,Volume 1,Harmondsworth,Penguin,1973,p.344.

    [2]Andrew Glyn and Robert Sutcliffe,British Capitalism:Workers and the Profit Squeeze,Harmondsworth,Penguin,1972.矛盾6 资本是一种过程还是一种东西？

    曾有一段时间，物理学家不断辩论光应该以粒子还是波的概念去理解。在17世纪，牛顿提出光的微粒

    说，同期还有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倡导他的光波动说。此后舆论在这两种理论之间摇摆，直到量

    子力学之父玻尔(Niels Bohr)诉诸互补原理，解决了所谓的“波粒二象性”问题。根据玻尔的解释，光既是

    一种粒子，也是一种波。两种理论并存，我们对光的认识才完整，但我们不必同时使用这两种理论。但

    是，有些物理学家认为这种二象性是同时存在而非互补的。此外，这种二象性是自然固有的吗？还是反映

    了观察者的局限？这一问题也引起颇多争论。无论如何，在自然科学的许多领域，我们现在显然已经接受

    此类双重性作为建构理论的基础，例如心脑双重性(mind-brain duality)便位居当代神经科学的思想根源。

    因此，我们不应该说自然科学本质上敌视辩证推理，又或者是对矛盾概念“免疫”(不过，我希望马上补充

    一点：自然科学的辩证推理，与恩格斯和后来斯大林青睐的那种刻板的辩证法截然不同)。传统经济学希

    望人们普遍承认它是一门科学，但忽略了双重性，真是非常可惜!

    那么，我们应该视资本为一种过程还是一种东西？我将说明为什么我们应该持两者皆是的看法。此

    外，对于资本的这种双重性，我支持二者同时存在而非互补的观点，虽然为了解释事物，我们往往必须选

    择偏重其一。资本持续流通是一种过程和流动，而另一方面，资本也会以各种物质形式出现(主要是货

    币、生产活动和商品)。两者合一形成一种矛盾统一。我们的探索因此应该集中研究这种矛盾的性质，以

    及它可以如何促成创造和改变、动荡和危机。

    我们来想一下，在一个简单的资本流动模型中，一名诚实和行为端正的资本家，遵守监管功能正常的

    资本主义国家有关市场行为的所有法规，大概会怎么做。这名资本家起初掌握一定数额的资金(钱是借来

    的还是自身所有，在这里并不重要)。资本家使用手上的钱购买生产工具(土地和土地范围内所有资源的

    使用权，以及原材料、能源和机器等)，并且在劳动市场以某种条件雇用工人(例如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

    工作5天，工资以周计)。购买生产工具和劳动力，是生产开始之前所做的事。不过，工人通常要等到生产

    开始一段时间之后，才能领到工资，而生产工具则往往必须在生产开始前付款买下(除非供货商允许赊

    账)。工人的生产力显然取决于技术(例如使用什么机器)、组织方式(例如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分工与劳

    动合作方式)，以及资本家设计的劳动过程强度、效率。生产过程的结果是一种新商品(通常是某种东

    西，但有时也可能是某种过程，例如运输和其他服务)。资本家把商品拿到市场上，卖给消费者，而他会

    希望商品售价不但可以使他收回成本，还能赚到一定的利润。

    赚取利润是资本家不嫌麻烦做这一切的动机。为了维持生计，资本家会持续做上述的事。不过，他通

    常还会投入部分利润，扩大生产规模。他这么做是出于多种原因，包括对金钱势力的贪欲，以及担心自己

    如果不利用盈余再投资以扩张规模，可能会被新进业者打败(最坏的情况可能是公司倒闭)。

    这种过程也可能涉及许多非法的事。资本家最初的资金，可能是靠抢劫或暴力得来。土地和资源使用

    权，可能是靠强制手段获得。生产要素可能是偷来的，而不是在市场上公平购买的。工人被迫接受的契约

    条件，可能违反合法形成的常规，各种侵害劳动者的事(例如拖欠工资、强迫加班，以及以劳动者做错事

    为借口处以罚款)可能非常普遍。工作环境可能变得难以忍受，甚至非常危险(例如会接触到有毒物质，又或者雇主把工作强度强行提升至正常人无法承受的水平)。市场中可能盛行各种诡计(手段包括虚假陈

    述、垄断定价，出售瑕疵品以至危险商品等)。竞争者可能遭杀害，业者可能定出垄断价。因为认识到这

    种种坏事可能发生，国家介入市场，监管许多事情，例如立法监管职业安全和健康，以及确保消费品不会

    危害消费者等。近30年来，新自由主义盛行，这种保护措施在新自由主义者(代表人物为里根和撒切尔夫

    人)执政期间遭严重削弱。

    环顾资本主义世界，不法行为几乎在所有地方显而易见。资本合法流通的标准，看来受到各种不法行

    为很大的影响。这种合法与不法的双重性，因此也影响资本的运作方式。国家权力介入以约束个体的行

    为，显然是必要的。没有国家的资本主义是不可想象的(见矛盾3)。但是，国家如何干预资本运作，取决

    于阶级对国家机器的控制和影响力。如果不是国家机器某种程度的疏忽和共谋，华尔街近年的不法行为是

    不可能发生的。

    不过，我们在这里主要是要谈资本作为一种过程的情况，也就是价值经历物质形式转变的持续流动过

    程。资本在某个时刻是以货币的形式出现，在另一个时刻则是一堆生产工具(包括土地和资源)，又或者

    是一群走过工厂大门的工人。在工厂之中，资本涉入具体的劳动和商品的制造；潜在和尚未实现的价值(社会劳动)及剩余价值包含在商品之中。商品出售时，资本再次回到它的货币形式。在这种持续的流动

    中，过程与东西相互依赖。

    过程与东西的双重性并非资本所特有。我认为这是自然中一种普遍的存在状态，因为人类是自然的一

    部分，这也是所有生产方式之下，社会活动和社会生活的一种普遍状态。我的生活是一个过程，在此同

    时，我这个人有东西的特性，而政府正是借此界定我的身份(姓名和某些编号!)。不过，资本以它的特

    别方式面对和调动这种双重性，这正是我们必须密切注意的地方。资本以价值持续流动的状态存在：价值

    持续流经我们已经辨明的物质形态(以及我们还未认识的其他形态)。持续流动是资本的首要生存条件：

    资本必须流通，否则将会死亡。资本的流通速度也很重要。如果我的资本可以流转得比你快，我将占有某

    种程度的竞争优势。因此，资本家承受着加快资本周转速度的显著竞争压力。在资本的历史上，加速的倾

    向显而易见。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技术和组织创新的目的，是加快事物的速度和减少物理距离造成的障

    碍。

    不过，这一切皆假定从一个时刻过渡至另一个时刻是不会有问题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举个例子：我

    有钱，希望制造钢铁。我因此必须马上拥有生产钢铁所需的要素(劳动力和生产工具)。但是，铁矿和煤

    仍然藏在地下，把它们挖出来需要很长时间。炼钢厂附近可能没有足够的工人愿意出售他们的劳动力。我

    必须建一个鼓风炉，而这也需要时间。与此同时，我为生产钢铁准备的资金闲置着，未能产生任何价值。

    资金要转化为生产所需的东西，受诸如此类的潜在障碍阻挠，而损失时间将导致资本贬值，甚至直接损失

    资本。只有在克服所有障碍之后，资本才能流入实际的生产中。

    生产过程中也有各式各样的潜在问题和障碍。生产钢铁需要时间，需要多少时间则受工作过程的紧凑

    程度影响。虽然资本家可以尝试以各种组织和技术创新缩短生产时间，物理障碍令生产时间无法缩短至

    零。此外，工人不是机器，他们可能罢工或怠工。为了持续生产，资方必须建立对员工的控制，并且与员

    工协调合作。

    钢铁生产出来后，必须卖出去。商品可能闲置在市场上一段时间，然后才有买家出现。如果所有人手

    上都有够用数年的钢铁，则可能很长时间都不会有买家。假如这样，以商品形式存在的资本将变成死资

    本，因为它已经不再流通。生产商为了自己的利益，会希望顾客每隔一段时间便必须购买新商品，而且这

    段时间最好还能不断缩短。钢铁厂商可以考虑的一种做法，是生产很快生锈的钢铁，使得顾客必须快速替

    换钢材。不过，对手机和电子产品厂商来说，缩短消费者替换产品的时间容易得多。按计划报废、创新，以及不断改变的潮流，在资本主义文化中已是根深蒂固。

    资本亟欲超越或绕过流通障碍，而且也非常渴望周转顺利和加快周转速度，资本家为此想出各种策略

    和快捷方式。例如生产商可能希望马上卖出他们制造出来的商品。对他们来说，把商品打折大量卖给中间

    商是比较轻松的事(因为进货价打了折，中间商有机会分享到剩余价值)。中间商(批发商和零售商)承

    担把商品卖给最终消费者的成本和风险。借由追求效率和规模经济(同时剥削员工)，中间商能以较低的

    成本把制造商与最终消费者联系起来(所谓成本较低，是相对于制造商自己负责营销而言)。中间商因此

    令资本的流动变得比较顺畅，并且使制造商得到比较可靠的市场。但消极的一面是，中间商最终可能对制

    造商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他们可能迫使制造商接受较低的收益率(这正是沃尔玛的策略)。另一方面，制

    造商也可以试着利用未售出的商品，取得贷款或预付款。但是，在这方面，银行业者、金融业者和折扣商

    可能发挥他们的自主权力，成为影响资本流通和积累的一个活跃因素。旨在维持资本持续流动的社会策略

    是一把双刃剑。这种策略或许能达到促进流通的直接目标，但也会制造积极发挥影响力的权势集团，包括

    中间商(例如沃尔玛)和金融业者(例如高盛)，而这些权势集团可能会追求自身的特殊利益，而不是为

    资本的整体利益服务。

    资本流通中固定与移动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因为一些纯粹物质面的问题而加剧。此类问题集中在固定

    资本的长期投资上。为了使资本得以在空间和时间中自由流通，我们必须创造出固定在某些空间的实体基

    础设施和人造环境，例如固定在土地上的道路、铁路、通信塔和光纤电缆、机场和港口、工厂大楼、办公

    大楼、房屋、学校和医院等。比较可以移动的固定资本也有很长的寿命，例如船只、卡车、飞机和火车、工厂机器和办公设备，以至我们日常使用的刀叉、盘子和烹饪用具等。我们浏览圣保罗、上海或曼哈顿的

    城市景观时会发现，这些固定资本规模庞大，而且多数是不可移动的；至于可移动的固定资本，如果要在

    它们还能使用时替换，必然会损失价值。资本积累的矛盾之一，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对于持续流动的资

    本，这些为了生产和消费而创造出来的长寿且往往不可移动的资本将越来越多。资本永久面临这样的危

    险：因为需要越来越多的固定资本，假以时日，资本将会僵化。

    固定资本与流通资本有矛盾，但它们相互依赖，缺一不可。如果流通资本要加速流动，则促进流通的

    资本的流动必须放慢。但是，不能移动的固定资本(例如集装箱码头)必须有人使用，才能实现其价值。没有船只使用的集装箱码头是无用的，投资在码头上的资本将血本无归。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轮船和集装

    箱码头，商品将无法运到市场上。固定资本构成支持资本流通的物质世界，资本流通则使我们得以回收投

    资在固定资本上的价值。

    固定与移动之间的根本矛盾，也造成另一层面的困难。旨在令资本流动比较顺畅的社会策略(例如中

    间商的活动，以及影响力更大的金融业者的活动)结合土地固定的物理问题，使得连着土地的财产得以占

    有部分剩余价值。这种基于不动产的特别资本榨取租金，主导土地投资，同时冷酷地从事土地、自然资源

    和房产价值方面的投机。

    在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曾开心地期望“食租者的安乐死”。[1]

    凯恩斯期望能实现的这个政治理想包含所

    有拥有资本的人，而这一理想至今当然仍未实现。例如土地现在是更重要的一种虚拟资本，而土地所有权

    (或分享未来租金收入的权利)是可以在国际上买卖的。现在的“土地”概念，当然包含过去累积下来的所

    有基础设施和人为改造结果(例如伦敦和纽约逾一个世纪前兴建的地下铁路)，以及尚未摊销完的近期投

    资。食租者和土地权益所有人压制经济活动的潜在威胁，如今甚至更严重，尤其是因为它们受金融机构的

    支持，而金融机构沉迷于租金、房价和地价不断上涨带来的报酬。我们之前已经谈过的房价大涨和崩盘，便是典型的例子。值得玩味的是，这种现象至今仍未消失。它们如今已经演变成世界各地惊人的土地掠夺

    (从资源丰富的印度东北部到非洲，以至拉丁美洲许多地区)：机构和个人都希望借由拥有土地和土地上

    的所有资源(包括“自然”和人造的)，保障自身的财务前景。由此看来，我们未来可能将面对土地和资源

    稀缺的情况(基本上是一种自我实现的情况，基于一种垄断和投机力量——正是石油公司长期以来发挥的

    那种力量)。

    食租者阶级的权力仰赖它对固定物的控制，但与此同时，它也利用流动的金融力量在国际上兜售其商

    品。近年房市发生的事，正是典型的例子。美国内华达州的房屋所有权卖给世界各地的投资人，他们最终

    被骗走数以百万美元计的金钱，而华尔街和其他金融掠夺者则享受他们的奖金，以及靠不正当手段取得的

    利润。

    因此，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是：流动与固定，以及过程与东西之间的紧张关系，何时及为何会演变成

    一种绝对矛盾(尤其是食租者阶级占有过多权力这种情况)，进而酿成危机？这种矛盾显然可能发展成局

    部的压力和危机。如果商品不再流动，协助流动的东西将变成必须抛弃的无用之物，租金报酬将崩跌。漫

    长且痛苦的去工业化历史，已经导致一些城市(例如底特律)严重流失经济活动，因此损失极多价值；与

    此同时，另一些城市(例如中国深圳和孟加拉国达喀尔)则成为某些经济活动的中心，若要成功必须大量

    投资于固定资本，加上榨取租金和兴旺的房地产市场。资本的历史不乏局部的繁荣和崩坏的故事，而在很

    多此类例子中，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固定与移动之间的矛盾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在这种例子中，资本的

    创造性破坏作用，在人类所处的物质景观中彰显无遗。创造与破坏之间的平衡往往难以辨识，但去工业

    化、房产价值与地租的波动、撤资和投机型营建活动强加在一地全体人口身上的代价，全都源自固定与移

    动之间永久存在的根本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偶尔会在特定地方变成一种绝对矛盾，进而酿成严重的危

    机。

    那么，我们可以从上述分析中推导出怎样的另类政治抱负？一个显而易见的当前目标，是禁止房地产

    所有人利用他们控制的固定资产榨取租金。食租者顺畅地跨地域买卖不动产合法产权的能力，也必须受到

    约束；近年来房屋抵押贷款被包装成担保债务凭证，在世界各地买卖，便是这种交易的一个例子。土地、资源和已摊销的人造环境，应归入公共财产资源的类别，替使用和倚赖它们的群体当作公共物品来管理。

    最近一段时期常见房价、地价不断高涨的情况，但人们整体而言完全没有因此得益。金融投机与实体基础

    设施(和其他形式的固定资本)投资的关联也必须切断，以便实体基础设施的建造和使用不再受金融考虑

    支配。最后，基础设施的供给，必须优先考虑使用价值。如此一来，社会秩序只能探索政治集体(political

    collectivities)可以如何理性地规划，确保社会可以创造和维持必要的实体设施使用价值。只有这样，过程

    与东西、固定与移动之间显然总是复杂的关系，才能妥善协调以服务公益，而非被利用来支持无止境的资

    本积累。

    [1]John Maynard Keynes,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New York,Harcourt Brace,1964,p.376.矛盾7 生产与实现的矛盾统一

    资本流动时，会经过两个主要关卡，它们记录资本达成数量增长(利润的根源)的表现。在劳动过程

    或同等的过程中，工作增加价值。但是，增加的价值是隐含的，直到商品在市场上卖出才得以实现。资本

    的持续流通，有赖资本成功通过两个关键时刻(成功的程度以利润率衡量)：首先是劳动过程中的价值生

    产，然后是市场上的价值实现。但是，资本流通过程中这两个时刻的必要统一，是一种矛盾统一。那么，这一矛盾的主要形式是什么呢？

    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分析中，马克思为了研究支撑利润的剩余价值如何产生，假设市场上价值实现

    的问题完全不存在。假设其他条件相同(当然，我们知道实际上永远不会相同)，我们会预期资本有很强

    的动机尽可能降低付给劳动者的工资，尽可能延长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强度，尽可能使劳动者承担自

    身的再生产成本(借由家庭活动和工作)，以及令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尽可能听话和守纪律(必要时动用

    强制手段)。为此，资本若能有大量受过训练但闲置的劳动力(马克思称之为“产业后备军”)可以随时利

    用，那便再好不过(虽然这或许并非必要)，因为这可以令有工作的人不敢有太高的期望。如果现实中没

    有这样的剩余劳动力，则资本必须把它制造出来(以下两股力量因此非常重要：技术演变造成大量劳动者

    失业，某些国家忽然为全球市场增加许多劳动力，例如近30年来的中国)。对资本来说，以下两件事也很

    重要：尽可能阻止劳动者以任何形式组织起来，动用所有可行手段阻止劳动者发挥他们对国家机器的政治

    影响力。

    马克思推断，资本的这些作为最终将产生一种两极化的情况：资本家的财富越来越多，劳动者阶层则

    不但日趋贫穷，地位日低，还越来越没有尊严和影响力，尽管财富实际上是劳动者制造出来的。

    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连有造诣的左派学者也多数不熟悉这一卷)，马克思研究价值实现的条件，假设价值生产过程中没有问题。他推断出一些令人不安的初步结论(他没有写完这一卷)。如果资本一如

    《资本论》第一卷的分析，用尽所有手段确保剩余价值能生产出来，并由资本家占有，则劳动者在市场上

    产生的总需求将倾向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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