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宿牛仔:日本街头时尚五十年.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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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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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附件(23688KB,249页)。
原宿牛仔:日本街头时尚五十年是由W. 大卫·马克斯所著,从潮流先锋的故事为切入点,梳理了日本的50余年的街头文化发展,从中也能理解一个品牌是如何走向成功。

原宿牛仔:日本街头时尚五十年目录
第一章时尚荒漠之国
第二章常春藤狂热
第三章引介常春藤
第四章牛仔裤革命
第五章美国目录
第六章不良洋基
第七章新富阶级
第八章从原宿到世界各地
第九章复古与复刻
第十章输出美式传统风格
原宿牛仔:日本街头时尚五十年内容提要
原宿,日本潮流圣地;牛仔,美国文化名片之一,西部开拓先锋。
1964年东京奥运会前夕,当脱下沉闷制服、渴望展现自我的日本少年迎头撞上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式时尚风潮,一场满怀热情与工匠精神的衣橱革命就此展开。自此之后五十年,日本从一个时尚荒漠演变为当下最重视服装搭配的国度之一。当年借由美式风格发展而来的时尚潮流,又从原宿出发反向输出西方,进而影响全球。
《原宿牛仔》借由讲述潮流先锋的故事,梳理日本五十余年街头服饰发展脉络。这些故事里藏着风靡一时的风格与品牌是如何成功的答案,也可由此窥见日本人的性格与文化精髓。
原宿牛仔:日本街头时尚五十年媒体评论
这本引人入胜的小书带领读者跟随作者的视角,去看那些脱下旧帝国时代的校服、换上时髦新衣的日本人,那些再也不羞于打扮自己的日本人。——Entertainment
UNIQLO、Visvim、Comme des Gar?ons……你可曾纳闷,一些卓越的日本时尚品牌为何生产牛仔裤、乐福鞋、开司米毛衣?本书详细调查了这个现象,探索美式风格与日本品位之间的相互影响。——Vogue
一部迷人的文化史。——People
《原宿牛仔》回溯了日本在第二次大战后对于美国时尚的狂热,但呈现的远胜于此。本书是一扇诱人的窗,让人窥见文化、时尚与历史三者如何相互交织,彼此影响。——《华尔街日报》
原宿牛仔:日本街头时尚五十年截图


献词
谨献给我的父母
莫里斯与莎莉前言
1964年夏天,东京正准备迎接成千上万名为奥运会而来的外国宾客。这个主
办国希望呈现出一座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重生的未来城市,当中有四通八
达的公路、现代主义风格的体育场馆区,以及高雅的西式餐厅。此时街上已一无
老式电车,取而代之的是流线外形的单轨列车,将旅客从羽田机场快速送进市
区。
东京市政府尤其在意这座城市的耀眼明珠——银座,因为他们知道观光客会
涌向银座的高级百货公司和时髦餐厅。银座的社区领导已将所有可能会透露战后
贫穷景象的蛛丝马迹全数抹尽,甚至还将木质垃圾桶改换成富有现代感的塑胶材
质。
这些整顿东京市容的行动原本平稳进行着,直到筑地警察局总机在当年8月
突然接到大量来电。银座的商家指出,当地的主要干道御幸大道有大批怪人出
没,需要执法单位立即协助处理:现场有数百名身穿奇装异服的青少年正在游
荡!
警方派出侦查队来到银座,发现一些年轻男子穿着以皱皱的厚布制成的衬
衫,领尖用奇特的纽扣扣住,西装外套胸口处还多出第三颗纽扣,衣料上的格纹
图案张扬显眼,卡其长裤或短裤比平常紧身,后头还有奇怪的带子,配上长长的
及膝黑袜,以及雕花复杂的皮鞋。这些年轻人将头发偏分,比例正好是三七开
——这种发型得用吹风机才做得出来。警方很快就得知,这种风格叫作“アイ
ビー”(aibii),源自英文的常春藤(Ivy)。
小报杂志整个夏天都在批评这些在银座游荡的狂放青年,称之为“御幸族”。
他们不好好待在家里读书,反而成天在商店前闲晃,跟女生打情骂俏,在银座的
男装店里挥霍父亲辛苦赚来的钱。可怜的父母对孩子这样的身份可能毫无所知:
他们出家门时会穿着规矩的学校制服,之后再溜进咖啡厅厕所换上整套的禁忌服
装。御幸大道这个街名原是为纪念天皇驾临而取,但媒体此时将它冠上“亲不孝大
道”
[1]
之名。
媒体之所以谴责御幸族,除了认为他们的行为不检,还觉得他们简直像是拿刀一把插进全日本奥运规划的心脏。1964年的夏季奥运会是日本自二战战败后首
次有机会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将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象征。日本希望外国访
客看到的是他们在重建上的惊人进展,而非群聚街头的叛逆少年。成年人担心,漫步到帝国饭店喝杯茶的美国商人和欧洲外交官会撞见不良少年身穿轻佻的纽扣
领衬衫的不堪景象。
银座商家的不满更是直接,因为每逢周末都会有近两千名青少年挡在橱窗
前,妨碍商家营业。若是在战前的专制时期,日本警察能以任何鸡毛蒜皮的理由
逮捕这群在银座游荡的年轻人。但在民主化的新日本,法律上没有任何可拘捕御
幸族的正当理由。毕竟,他们也只是站在那里聊天而已。然而,警方跟商家一
样,担心若不干涉,银座很快就会沦为“邪恶温床”。
于是,1964年9月12日周六夜里,距离奥运会开幕不到一个月,10名便衣刑
警展开了联合扫荡银座街头的行动。只要有人穿着纽扣领衬衫、梳着约翰·肯尼迪
式的发型,就会被警方拦下。这一夜共有200名青少年被捕,其中85人由公共汽
车迅速送进筑地监狱,历经整晚的训诫并面临起诉,忧心忡忡的父母也连忙赶来
探视。
隔天,刑警向报纸揭露御幸族的邪恶伎俩,例如将烟藏在厚厚的英文书里。
警方也承认,不是所有御幸族都干了坏事,但警方认为这场突袭还是有其必要,如此“才能保护这些年轻人,免得他们‘变成’罪犯”。这场逮捕行动也证实了警方
的忧虑,他们担心日本的男性气概岌岌可危与青少年对时尚怀有浓厚兴趣有关。
刑警对于御幸族男孩“女性化”的用词相当反感。
警方决心驱赶这些颠覆了传统的年轻人,在隔周周六夜里再度扫荡银座,逮
捕“漏网之鱼”。警方的强硬手段相当成功,直到年底,银座再也不见御幸族的踪
迹,当年的东京奥运会也进行得十分顺利。外国访客回国后不会心有余悸地说他
们在东京看过身穿紧身裤的不良少年。
尽管成年人击溃了御幸族,但日本年轻人却在一场规模更大的战争中得胜。
从1960年代起,青少年开始起身对抗父母与权威,企图挣脱狭隘的学生身份,创
造自己特有的文化。他们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将统一的学校制服换成带有个人
风格的服装。这股对流行时尚的兴趣始于精英家庭出身的年轻人,但随着日本经
济奇迹和大众媒体爆炸性的成长,很快就扩及大众阶层。自从常春藤风格席卷银座后,日本经历五十年的发展,成为世上对流行时尚最为着迷的国家。
1964年9月,日本警方在街头扫荡御幸族( ? 每日新闻)
当代日本年轻人在追求流行服饰上所花费的时间、金钱与力气相当惊人,相
较于全球其他地区的同龄者更显突出。男性时尚刊物在人口为日本2.5倍的美国还
不到10本,但日本却有50余本之多。小说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曾写
到,PARCO这家以年轻人为主要客群的日本连锁百货,让“洛杉矶梅尔罗斯
(Melrose)大街
[2]
上的弗雷德·西格尔百货(Fred Segal)相形之下活像是蒙大拿
州的奥特莱斯”。东京有好几个区域都将30岁以下的年轻人作为主要客源,如原
宿、涩谷、青山和代官山。这还只是首都的景象。从寒冷的北海道到亚热带的冲
绳,你能在各地小店轻松买到顶尖的日本与外国品牌服饰。
日本人多年来都是全球首屈一指的时尚消费者,但在近三十年间,贸易平衡
已有变化,日籍设计师与品牌已逐渐掳获海外消费者,日本服装如今已出口世界
各地。欧洲时尚界率先爱上异国风味强烈的日本设计师服装:最早是山本宽斋与
高田贤三风格强烈的东方样式,继而是川久保玲的Comme des Gar?ons、山本耀司与三宅一生的前卫设计。从1990年代起,欧美创意界也开始颂扬各种日本风格的
基础单品,像是T恤、牛仔裤,以及牛津衬衫。到了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嘻哈
音乐的歌词已将A Bathing Ape和Evisu视为奢华生活风格的必备服装。而且,纽约
苏活区和伦敦西区深谙时尚的消费者对于优衣库的喜好也多过Gap(盖璞)。
接着,时尚专家开始宣称日本品牌制造的美式风格服装甚至好过美国品牌,这一点可说非比寻常。在此同时,美国年轻人也开始参考网络上未经授权扫描下
来的日本杂志图片,模仿当中的传统美式风格造型。2010年,世界各地的读者纷
纷抢购复刻版的《Take Ivy》。这本原于1965年出版的日本摄影集,记录了美国
常春藤联盟校园内学生的衣着造型,初版此时已是罕见珍本。《Take Ivy》一书
的大受欢迎让大众普遍认为,就在美国花费数十年让周五便服日演变成一整周每
天都是便服日时,日本人守护了美国的服装历史,一如阿拉伯人在欧洲黑暗时期
守卫了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日本的消费者与品牌挽救了美国时尚风格,“挽
救”一词在此其实包含了两种意涵——既以权威性的知识形态保存了美式服装风
格,也保护它们不至于灭绝。
如今日本在时尚,尤其是美式时尚的领域表现出色,已是举世公认。但这当
中依然使人疑惑:日本文化如此尊崇美式风格,它的演进过程与原因是什么?
本书试图提供一个详尽的解答,呈现经典美式服装如何进入日本,以及日本
人如何改造这个影响全球的时尚风格。常春藤联盟学生造型、牛仔服饰、嬉皮士
打扮、西海岸运动服、1950年代复古造型、纽约街头服饰,以及旧式工作服,这
些服装在数十年间陆续传入日本,翻转了日本社会的样貌,继而反向影响了全球
时尚。
不过,本书并非探讨错综复杂的服装样式或设计概念,而是要追溯那些将美
式服装引进日本的人物,以及将这些美式概念融入日本人身份认同的年轻人。推
动这些改变的人往往不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服装设计师,而是企业家、进口商、杂
志编辑、插画家、造型师以及音乐工作者。不过,尽管青少年对美式文化需求若
渴,这些开路先锋依然面临艰巨的挑战,包括寻找货源、取得技术知识及说服态
度迟疑的零售商,等等。他们总是得抢先一步,抵挡来自家长、警方以及服装产
业庞大且根深蒂固的传统反对力量的攻击。不过,拜精明的解决方法和运气之
赐,他们最终还是将产品交到年轻人手中,并获取了惊人利润。美式时尚影响了日本的男女装风格,但在男装上的影响更为深远。自从二战
后摆脱和服之后,日本女装设计就一直追随着欧洲设计师的脚步。另一方面,日
本男性只将时尚视为校园精英打扮、粗犷的户外风格、文化与亚文化认同,以及
模仿好莱坞明星的概念,这些导致日本男性接受了以生活款为基础、较为休闲的
美式服装风格。虽然伦敦的萨维尔街(Savile Row)
[3]
为日本提供了二战前男装
的基本范式,但在1945年之后,新世界
[4]
的服饰则提供了一个更诱人的前景。
美国在二战后担起重建日本的责任,日本时尚“美国化”的趋势自然相当明
显。长久以来,美国人都认为自己的流行文化位居世界中心。我们都听说过这种
说法,东欧人因为实在太想要摇滚乐和牛仔裤,于是推倒了铁幕。日本人极度喜
爱纽扣领衬衫、牛仔布以及皮夹克,只是更进一步证明全球都落入了被“可口可乐
殖民”的境地。
不过,美国时尚在日本发展的真实历史让这个说法更为复杂。在日本,“美国
化”未必都是直接将美国偶像化。同盟国不再占领日本后,罕有年轻人能遇见真正
的美国人,而电视、杂志与商人塑造美式理想生活,目的无非是销售商品。大致
说来,日本年轻人接纳美国时尚,其实是为了模仿其他日本人。举个例子,1970
年代,东京出现大批留着鸭尾式油头的年轻人,这股发型风潮模仿的对象其实不
是猫王,而是日本歌手矢泽永吉。尽管美国给日本的时尚热潮提供了参考雏形,但那些服装单品很快就脱离了原本的根源。我们会看到,“脉络重建”是日本在吸
收美国文化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因此,日本接纳、重新挪用,最后反向输出美式风格的故事,充分体现了文
化全球化的过程。二战后最初十年间,日本在地理与语言上的孤立,限制了西方
信息在岛内的自由流动。这也让我们非常容易去检视美国习俗究竟是如何进入日
本,又依赖什么条件才融入日本的社会结构。全球化是一个混乱且复杂的过程,随着时间演进,文化的线路只会愈发相互纠结。日本时尚的故事是完美的案例,让我们了解最初的细线如何团系成圈,继而成为纠缠的结。
更重要的是,日本人在美式时尚风格之上构筑了崭新且深刻的意义层次——
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对原版的保护与强化,使各方都能获益。我们将看到,日本
时尚不再只是复制美式服装,它本身已经成为一种经过细微变化、带有丰富文化
的传统。源自美国的日本时尚风格,如今已拥有自己专属的类型,我姑且以日式复合英语称之为“Ametora”——美式传统风格(American Tradition,日文写作アメ
トラ)。本书追寻这个风格根源的过程,不仅仅是一趟深入探索历史记录的旅
程,也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去了解日本时尚为何能走上这条路,以及高度地域性
的经验如何形塑世界其他地方的文化。
[1] “亲不孝大道”,这里指不孝子云集之处。——编者注(下同)
[2] 梅尔罗斯大街位于好莱坞西南部,是年轻人的时尚中心,遍布潮牌店铺。
[3] 萨维尔街也被叫作裁缝街,是高级手工定制西服的发源地,丘吉尔、纳尔逊勋爵还有拿破仑三
世都曾经在此定制过西服。
[4] 这里指美国。第一章 时尚荒漠之国
美式时尚风格花了数十年才在日本广受大众接纳,它的源头可回溯到一个人
身上,那就是石津谦介。石津谦介生于1911年10月20日,是日本西南部冈山市一
位富裕纸商的次子。他出生那年正是明治时期的最末年,那是一个象征日本从封
建社会过渡到现代民族国家的时代。
明治时期始于1868年,此前的二百六十五年,统治日本的德川幕府实行锁国
政策,让日本自绝于外。锁国的状态直至1854年告终,当时的美国海军将领佩里
(Matthew Perry)率领黑色舰队前来,要求日本开放国界进行贸易。四年后,德
川幕府与西方列强签署了一连串的不平等条约,这些丧权辱国的投降协定导致日
本国内陷入混乱。明治天皇即位后,决心让国家重回正轨的改革派武士在1868年
掌控政府。
在明治维新期间,领导者努力吸纳西方科技与生活方式,深信唯有更现代
化,日本才能抵御欧美国家的殖民野心。明治政府在此后四十年,从经济、法
律、军事、商业实务、教育体系到饮食习惯等,彻底改造、提升了日本人生活中
的方方面面。在这些作为的带动下,日本不但抵挡住外来的帝国侵略,更在短短
数十年后成为强权帝国。
剧烈的社会转型也发生在男性衣着上。明治时期之前,上层的武士阶级会将
长发扎成顶髻,身穿长袍,腰间则会佩带两把剑以展现其地位。到了20世纪前十
年,日本领导人在参加官方会议、宴席和节庆舞会时,已经开始改穿三件套西装
和拿破仑式的军服。来自国外的服装风格已成为一种高贵身份的代名词。
早在西方时尚进入日本之前,日本社会已将衣着视为身份地位的重要象征。
为了维持社会秩序,1603—1868年掌权的德川幕府巨细靡遗地管控服装,严格限
制某些阶级可穿的衣料与款式。比方说,仅占总人口10%的贵族和武士才可穿着
丝质服装。不过,并非人人都会恪守规定。当农民与商贾拥有的财富开始多过在
社会阶级上高他们一等的武士,他们便在规定的布衣上加缝丝边,刻意炫耀。
明治政府在1868年之后制定了一套政策,让男性改穿实用的西式服装,作为
现代化规划的一部分。1870年,明治天皇将头发剪成西式短发,并穿上欧洲风格的军装。一年后,断发令要求所有前武士剪掉顶髻。此外,军方也改穿西式制
服,海军军服款式模仿英国,陆军款式则仿效法国。之后十年,公务员、警察、邮差和火车调度员等政府工作人员无不追随军方脚步,改穿起西式服装。1885
年,东京帝国大学让学生穿上黑色的学兰(学ラン),或称诘襟(詰め襟),也
就是方形立领外套搭配长裤,这种服装自此成为典型的日本男学生制服。
身穿传统服装以及现代军服的明治天皇
不久后,西方文化开始从政府机构向下渗透,进入日本上层社会的生活。鹿
鸣馆是明治早期的不朽象征,它是一座法式文艺复兴风格的会堂。日本精英阶层
会盛装打扮,在鹿鸣馆内跳华尔兹,与富有的外国人往来交际。从1890年代起,城市的白领阶层也开始穿起英式西装。
石津谦介的童年正值大正时期,日益增多的中产阶级此时也效仿精英阶层,开始采纳西方习俗。大众对肉类与乳品的消耗量越来越大,激进派系要求拥有更
大的民主代表权。石津谦介正是这个时代下的产物,会玩棒球这类外来运动,对
汉堡排的喜爱更胜过鱼类。石津很早就表现出对西方服装的兴趣。因为实在太想
穿上带有金色纽扣的黑色学兰外套,他甚至要求父母让他转学到离家较远的学
校。中学时,石津就和他的裁缝设法在不违反学校服装规定的前提下,增添制服的花样变化,像是设计裤子后口袋上的方形口袋盖,还有较宽的折边。
日本的社会风俗在1920年代开始出现急速变化,而恶名昭彰的摩登男孩(モ
ボ)和摩登女孩(モガ)正是先锋部队。在1923年经历损失惨重的关东大地震
后,许多日本妇女纷纷改穿实用的西式洋装,以便在灾难突发时能快速应变。相
形之下,摩登女孩将西方文化融入造型,穿上丝质洋装,搭配波波头(Bob)短
发。她们的摩登男孩男友则把油亮长发往后梳,穿上宽大的喇叭裤。每逢周末,摩登男孩与女孩群聚在东京繁华的银座区,在灯火通明的铺砖街道上漫步。这些
年轻人将日本的西方文化从鹿鸣馆模式当中解放出来,从上层阶级手中夺下时尚
的领导权,将它带往未经权威核准的方向。
石津谦介在中学与大学时期的照片(提供:石津家)
1929年,在答应父亲日后会返乡接手家族事业后,石津谦介搬到东京就读明
治大学。由于生活费丰厚,他成了一个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行动派”。他日后回
想:“我的学生生活精彩无比,从没无聊过。”他担任拳击教练,成立校内第一个
摩托车社团,还和朋友经营一家无照出租车行。短短几个月,石津谦介就成了地道的摩登男孩。
出于骨子里的摩登男孩精神,石津谦介拒穿务实的学兰校服,而定做了一套
三件套的棕绿色粗花呢西装,价格相当于大学教授半个月的薪水。他会以白棕相
间的鞍背鞋搭配这身西装。石津谦介随时都穿着这套时髦的西服,就算在东京闷
热的夏季也不例外。
不过,摩登男孩与摩登女孩的活跃期并不长。日本政府担心左翼激进分子崛
起,于是在1930年代初改变了原本的自由解放政策。东京都警视厅开始进行扫荡
青少年犯罪的行动,誓言要让东京各家舞厅关门大吉。执法人员在银座街头瞄准
造型太过时髦的年轻人,逮捕任何有“摩登”之嫌的人——不论他们是看电影、喝
咖啡,还是在街上吃着烤地瓜。
有惊无险地躲过警察的逮捕行动后,石津谦介在1932年3月返回冈山老家,迎娶年轻的新娘昌子。当家人大多都还穿着日式传统礼服时,石津谦介抗拒不了
一展服装穿搭才华的大好机会——他在大喜之日穿上高领晨礼服,搭配定制的领
巾。小两口婚后回到东京度蜜月,一整周都流连于舞厅和电影院,享受摩登男孩
与摩登女孩生活的最后时光。在稚嫩的21岁与20岁年纪,石津谦介与太太在故乡
安顿下来,接手经营已有数十年历史的纸行。
生活被局限在冈山的石津谦介,想尽办法逃离“无聊得要命”的纸张批发世
界。他在夜里光顾艺伎院,周末上滑翔机课程,平时则搜集各式定制西装,梦想
能靠做衣服谋生。1932年3月,石津谦介(后排右一)的大喜之日(提供:石津家)
若非日本在1930年代突然转向军事独裁,他恐怕还会继续过着这种颓废生
活。在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右翼势力压制其他政党之后,军事领导的政府
开始镇压各种异议与异端。狂热的右翼“爱国”团体暗杀民主派政治人物,企图发
动政变。战争很快就影响到了石津谦介的家乡,政府开始加强控管工业以管理军
需物资,这也使得石津谦介的公司业务开始收缩。
日本在亚洲其他区域的占领地情况比较稳定。日本帝国在1930年代初控制了
朝鲜半岛、中国的台湾和东北等区域。1939年年中,石津谦介的家乡老友大川照
雄收到兄长寄自中国的信,要他们前往天津这个港口城市,帮忙管理家族在当地
经营的百货公司大川洋行。由于自家纸行没有业务可做,石津谦介的父亲便叫他
去尝试新领域。石津谦介对于能离开家里欣喜若狂:“那个年代的年轻男性颇为自
由。我特别需要生活中能有新的刺激,也越来越渴望前往无拘无束的天津。”此
外,对他而言,离开老家还有更急迫的动机:他听说自己最喜爱的艺伎怀孕了。虽然传言最后证明并非事实,但石津谦介可不想留在冈山等待真相水落石出。
1939年8月,石津谦介和家人登船,迁居天津。
东临渤海的天津以其浓烈的国际色彩闻名,英国、法国、意大利的自治租界
有融合了各国独特风格的建筑。此地除了中国人和五万名日本人,还有不同国家
的欧洲人驻居,从身穿燕尾服的英国乡村俱乐部精英,到蓬头垢面的白俄流亡者
都有。
石津谦介与俄国友人在天津的留影(提供:石津家)
28岁的石津谦介在中国开始新生活,担任大川洋行的业务总监。他是天生的
业务员,也乐于为洋行规划新的宣传活动。不久后,他便负责店内服饰的设计及
生产。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切断了商品从日本运至天津的配送路线,于
是石津谦介从冈山请来自己的裁缝,开始在中国制作西服。
石津谦介在工作之余不与其他日本人往来,而是刻意融入更广大的国际社
群。他学会了基本的英语和俄语,也向当地一名艺伎学习汉语。他常去向英国裁缝请教经商诀窍,也在天津的犹太俱乐部收听战争新闻,到意大利租界赌回力
球。
住在天津让石津谦介得以躲过日本境内的艰困时局。1941年12月,在珍珠港
事件爆发后,太平洋战争便从区域冲突演变成日本与美国之间的大规模军事对
峙。日本为了全面战争而动员民众。就在石津谦介在天津享受欧洲文化与舒适生
活时,日本国内正系统性地减少西方对日本文化造成的各种影响。日本民众每天
会听到关于“邪恶英美人”残暴罪行的宣传。新法规要求企业删除品牌名中的英文
字母,甚至建议文字不要横写。为了避免困扰,甚至将棒球术语里的“strike”(好
球)和“home-run”(全垒打)等外来语改成日式表达。石津谦介穿着三件套高级
西装时,冈山的日本男性则穿着实用的卡其制服,也就是类似中山装的“国民
服”。
战争为日本带来诸多苦难,首先是粮食短缺,接着美国从1942年4月起开始
对日进行轰炸。石津谦介因为兼任军方的滑翔机教官,所以不必上前线。虽然日
本帝国陆军大肆蹂躏中国内陆,但天津却罕见冲突。
到了1943年,眼看日本战胜的希望渺茫,大川洋行的经营团队担心从事奢侈
品买卖会显得不爱国。大川兄弟中的哥哥决定卖掉大川洋行,将钱分给员工。这
笔钱极有可能在返回日本时被没收,因此石津谦介选择留在中国。
他剃光头发,入伍当兵,担任较轻松的海军武官。他定做了一套标准军服的
帅气潇洒版,用的是上等的英国哔叽毛料。石津谦介奉命管理一座甘油工厂,但
他却更新厂内的机械设备,用来生产添加法国香料的甘油透明皂。日后,他对自
己逃避责任的行为懊悔不已:“我很惭愧自己从没为日本做过什么有用的事。我们
之所以战败,大概就是因为有我这种日本人。”
1945年8月,石津谦介在那座临时香皂工厂内听到天皇宣布日本向同盟国部
队投降的“玉音放送”。国民党军队虽未向日本占领者进行残酷报复,但他们蔑视
石津谦介,抢走工厂内的甘油。1945年9月,石津谦介大多数时间都被囚禁在前
日本海军图书馆内。
随着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在10月抵达,情况有所改善。美军上岸时,迎接
他们的是一场临时起意的胜利游行,成千上万名中国人与欧洲侨民涌上街头迎接他们。年轻的美国海军中尉奥布赖恩(O’Brien)需要一名通晓英语的日本男子,于是便将石津谦介带离图书馆。在接下来几个星期,石津和奥布赖恩成为好友。
奥布赖恩告诉石津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的生活——那是石津谦介首次听到“常春藤联
盟”这个名词。
因为好运再加上机灵,34岁的石津谦介成功避开日本专制法西斯社会与战时
暴力最恶劣的时期。祖国战败后,他还充分利用与美军合作的机会,得到相对舒
适的物质享受。直到1946年3月15日他才初尝战争带来的痛苦滋味。美国将他和
家人送上货轮,遣返日本。石津把所有背包装不下的东西全留下,包括现值相当
于2700万美元的现金。石津一家人和其他数百人在摇摇晃晃的货轮上待了一星
期,船上只有简陋的行军床和两个简易马桶。不幸的是,这种恶劣的生活不仅是
石津谦介一家人暂时的苦难,也是当时全体日本人民的生活常态。石津谦介惬意
的奢华生活就此结束。
1946年3月底,石津谦介回到老家时,发现冈山已成一片焦土。美国的轰炸
行动夷平了日本绝大多数的工业区,徒留无数瓦砾,偶有混凝土建筑的空壳矗立
其间。石津谦介旅居中国七年,得以不必亲身体验那场战争的梦魇,但在1946
年,他再也没有喘息的机会。
战后生活自是凄苦。约有300万日本人因为境内的空袭和海外战役而丧命
——这相当于全国人口的4%。美国的轰炸摧毁了不少基础设施,日本在1946年又
饱受粮食与物资短缺之苦。国家财富骤降至1935年的水准。战后的前几年,日本
民众无不努力对抗饥饿、斑疹伤寒以及失温症。日本在精神层面上同样伤痕累
累,国家前途黯淡,大多数民众对传统体制已不再怀抱幻想。
此外,一支美国陆军部队出现在战败民众面前,高高在上——这是日本漫长
历史上首度遭外国占领。受战时宣传影响,日本人已准备面临一场无情的报复掠
劫。在美军到来之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甚至认为美国人会“强暴、杀
害、用喷火器烧死所有人”。尽管占领部队并不完美,但和日本人预期的可怕形象
并不相符。美军与当地人建立起愉快融洽的关系,最有名的就是发送口香糖和巧
克力给儿童。然而,美日双方明显的权力不平衡状态还是引起大众的愤恨。健康、营养充
足且身形高大的美国士兵在街头漫步,而饥饿、肮脏的日本男性在黑市里寻找食
物。占领部队迫使许多日本最著名的饭店、豪宅和百货公司禁止本地人进入。
石津谦介在战后第一年卖掉了家族产业,并在深思过后加入大川兄弟的新创
事业,为日本最大的内衣制造商Renown工作。由于在天津有销售服装的经验,石
津谦介成为Renown大阪高级服装门市的男装设计师。
对高价男装生产来说,1940年代末是一个尴尬的时期。绝大多数日本人此时
都在舍弃衣物,而非添购新衣。由于城市里粮食不足,都市人被迫到乡下用衣物
换取蔬菜——外衣一层层脱去,“活得像竹笋”。
1940年代末,日本人的食物与服装支出比例是40:1。妇女此时还穿着战时
的“モンペ”,一种宽松的高腰农作裤,男性则穿拆去徽章的破烂的陆军军服。战
争将尽时准备执行自杀任务的神风特攻队员,这时也穿着棕色飞行装四处游荡。
即使服装已不再有严格规范,日本政府战后仍继续倡导俭朴与节约。从美国
停止所有商业织品与服饰出口日本,到1947年建立配给制度之前,日本这段时间
鲜少有人买得起新衣,定制更是想都别想。唯一的新衣服来源是美国慈善募捐活
动搜集而来的一箱箱二手衣,而且其中大部分最后都进了黑市。
在这种衣物短缺与配给制的时尚真空中,日本第一个采纳西方风格造型的群
体是为美国大兵服务的街头流莺“潘潘女”(Pan Pan Girls)。作家马渕公介曾写
道:“潘潘女可说是战后初期的时尚领导者。”
她们穿着鲜艳的美式洋装和厚底高跟鞋,颈上还系着潘潘女特有的领巾。她
们烫发、化浓妆,涂上红色唇膏与红色指甲油。潘潘女的短外套上有夸张的垫
肩,模仿军官夫人的打扮。在战前,西方时尚与习惯是通过男性精英阶层进入日
本社会,而后慢慢向下蔓延的。但此时这一情况出现大翻转,战后日本率先穿上
美式风格服装的是女性,而且是妓女。
随着美军对日本占领的持续,风尘女子之外的日本人也开始对美国文化产生
兴趣。仅有33页、战后不到一个月就出版的《日美会话手帐》狂卖400万册。热
门的英语广播节目《来来英语》(Come Come English)的收听数高达570万。日
本年轻人会转到美军电台收听爵士乐和美国流行音乐,以及日语翻唱的流行歌曲,例如Smoke Gets in Your Eyes也成了畅销金曲。报纸刊登的漫画《金发女郎布
朗娣》(Blondie),让日本读者得以从中窥见美国中产阶级郊区生活中物质享受
的那一面。
就连饱受被占领之苦的日本人也羡慕美国的富裕生活。历史学家约翰·道尔
(John Dower)写道:“在饥饿与物资匮乏的那些年,美国人丰富的物质享受是格
外刺眼的。”麦克阿瑟将军的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接收了高级的银座区作为行动总
部,随着数千名美国大兵和他们的妻子涌上街头,该区成了所谓的“小美国”。美
军福利社里囤放大量的进口商品和粮食,数量之多让总是吃不饱的日本民众难以
想象。军眷们每天抱着硕大的火腿和袋袋装满的白米离开福利社,让挨饿的日本
人目瞪口呆。
如此悬殊的差异让所有与美国沾边的事物无不被罩上一件高级的外衣,不论
实际物品还是文化习俗皆然。追求美式生活成为一张能让人们摆脱绝望境地的门
票。日本人战前对西方文化感兴趣是出于一种美学选择与对地位的追求,此时它
成了一种自保的方法。石津谦介在这个众人渴望仿效美式生活风格的新日本,拥
有明显的商业优势。由于从小着迷于西方文化,又有海外生活经验,石津了解西
方;更重要的是他知道如何生产、销售西方服饰。
为Renown工作期间,石津谦介在大阪建立了一个顶尖裁缝人才的网络。他找
到一个拥有哈佛大学学历、名叫汉密尔顿(Hamilton)的美国军人替他到美军福
利社采购布料与拉链,自己再积存这些物料。石津谦介生产的顶级服装不但引起
同行的注意,也引来执法单位的关切。由于他的产品品质实在太好,警方甚至怀
疑他从国外走私商品,因而将他羁押了一段时间。
1949年年底,石津谦介辞去Renown的工作,自行创业,成立石津商店。尽管
此时日本人大多买不起新衣,但石津相信市场会回暖。如果有人能在日本做出优
质的西式服装,那绝对是他。
盟军占领在1950年代初期进入尾声。麦克阿瑟在1951年4月前往机场准备离
开日本时,共有20万人夹道欢送。美日这两个过去的敌对国家在当年9月签署和
约,协议在1952年4月将主权归还日本。于是,美军部队也逐渐从日本消失。早在和约签署之前,日本的经济焦虑就已随着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开始消
退。由于地理位置靠近朝鲜半岛,日本顺理成章地成为美国的军事生产基地,出
口品有75%都是战争所需的补给品。这让日本收入大增,点燃了长期复苏的第一
把火。朝鲜战争带来的繁荣经济也催生了日本战后的首批百万富翁,进而让奢侈
品市场起死回生。
经济起飞激励了都市中产阶级抛弃战时的服装,更新衣柜内的衣饰。东京到
了1950年代初期已不见有人穿着老式的农作裤,年轻女性大多脱下和服,改穿洋
装。不过,日本大众的服装产业依然面临一些严峻的挑战。政府的经济复苏计划
当中虽有一部分是积极重建纺织产业,但重点却是制造织品以供出口。纺织工厂
大量生产棉布,却几乎没有任何产品在日本境内销售。另一方面,充满保护主义
色彩的法规又禁止外国服装的进口。
由于缺乏原料,有意大量生产成衣并在日本市场销售的公司少之又少。布料
短缺迫使许多妇女制作“更正服”,即利用老旧和服布料和废弃的降落伞尼龙布裁
制美式风格的衣物。虽然官方在1949年解除了进口布料的限制,使市场窘境得以
趋缓,但在1950年代,女性仍仰赖邻里间的裁缝、姐妹、朋友,或自己把任何可
得的碎布缝制成可穿的衣服。
随着经济改善,裁缝店内又开始有白领造访,定制新西装。石津谦介这时开
始进行另一种商业活动——成衣制造。定制服装既昂贵又耗时,一套西装往往需
耗费工薪阶级一个月的薪水,石津谦介的成衣能将更大量的服装卖给求衣若渴的
大众。在其他公司仍费力破解欧美时尚风格之际,石津谦介手上已经握有几款热
销商品。他创立看似来自美国的品牌Kentucky,陆续推出鞍背鞋、法兰绒衬衫,以及靛蓝色工作裤。
然而,石津商店发现获利最丰的商品,是以富裕精英阶层为客群的高级运动
外套——目标客户是从朝鲜战争经济热潮中大赚一笔的企业老板。人数日益增多
的新富阶级穿上新衣庆祝自己事业经营有成,石津谦介与整个服饰业也因经济成
长的涟漪效应而受惠。大阪的阪急百货给了石津商店一个角落位置的专属店面,石津谦介就在那里建立起一个基地,为芦屋郊区的富裕家庭服务。随着业务蒸蒸
日上,石津谦介想要一个让人更容易记住的品牌名称,于是将公司更名为VAN
Jacket,“VAN”取自一本战后漫画杂志的名称。1954年的石津谦介,摄于大阪,VAN Jacket创立初期(提供:石津家)
石津谦介的事业若要进一步成长,需要的不只是金字塔顶层的顾客,还有日本持续扩大的“新中产阶级”。不过,一个主要障碍依旧存在,那就是男性对时尚
的兴趣仍是一大禁忌。当白领阶层在20世纪初穿起西装,这种服装其实是一种现
代的严肃制服,而非表现自我的媒介。任何对基本样式的修改或定制,都显出穿
着者的轻浮与虚荣。时尚学者托比·斯莱德(Toby Slade)写道:“主流男性气概概
念认为,男性不该过度在意穿着,或是花时间思考自己的穿着。针对男性气概严
肃性的现代指令给出的答案就是西装;西装是每天都能穿的制服,也允许男人在
外表好看之余无须在服装上费心思,以免变得女性化。”穿着打扮对日本男性而言
很简单。学生上学穿方形立领的学兰制服,毕业后改穿西装,此后再也不必为自
己的服装伤脑筋。如果西装的羊毛面料粗糙,裁缝会把布料内外反翻,再进行缝
合。男性基本服装搭配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深灰色或藏青色西装、深色领
带、白衬衫,以及深色皮鞋。白衬衫销量比其他颜色高出许多,比例达到20:
1。光是穿上条纹衬衫就足以让上班族惹上麻烦。资深广告创意总监松本洋一某
次穿着一件红色背心到办公室,他的上司就问他:“你是来上班,还是准备去哪
里?”
若要销售设计师外套,石津谦介需要日本男性愿意摆脱单调乏味的功能性制
服,通过各种服装来赞颂日本的繁荣新时代。女性会穿上符合最新国际流行趋势
的鲜艳印花洋装上街,但男性可无意追随她们的脚步。事实上,女装在战后百花
齐放,不过是让“时尚乃女性专属”的观念在日本被强化。
就算日本男人有兴趣通过打扮表现自我,石津谦介还面临另一个阻碍——注
重时尚的男人认为,只有量身裁制的衣物才堪称上品。男人将非定制的服装称
为“吊し”或“吊しんぼ”(意为挂起来的东西),充满轻蔑意味。男装就是西装,而西装就是要定制才行。
要将日本关西的小规模事业扩展到全国,石津谦介就得改变日本男性的观
念,让他们以全新眼光看待时尚。他向顾客大力灌输相关概念,还得设法让每次
影响的人数不止一人。
在1950年代初,日本妇女虽然有几本时尚杂志可看,但它们大多走实用路
线,当中满满都是黑白的裁缝版样,而不是宛如梦幻的美丽图片。相比之下男性
只有一项时尚资源——西装款式指南《男子专科》(『男子專科』)。此时的年轻人若要寻找穿着灵感,依赖的都是电影,而不是平面刊物。1953年,根据日本
放送协会(NHK)广播剧《请问芳名》(『君の名は』)改编的电影引发了一股
时尚潮流,女生纷纷模仿片中女主角真知子,在头上、颈上裹起披巾。隔年,《罗马假日》的上映,又让奥黛丽·赫本男孩般的俏丽短发蔚然成风。
不过,电影主要影响的是女装,因为日本社会的观念已接受女性追随全球潮
流。电影并未说服年长男性打扮自己。男人缺乏时尚相关知识,他们不只需要视
觉上的灵感,还要详细的说明,告诉他们如何备齐基本的服装组合。
《妇人画报》(『婦人画報』)的编辑们在1954年年初也得出相同的结论。
着迷于最新巴黎时尚的女性读者纷纷抱怨,丈夫陪她们出席宴会和婚礼时,都穿
着乏味无趣的商务西装。编辑们认为,男人需要一本时尚刊物教导他们如何适度
打扮,至少针对特殊场合应该如此。这本杂志若要令人信服,就要找一位充满魅
力的人物作为男性时尚的代表。编辑在询问业界人士时,有一个名字不断被提
及,那就是石津谦介。
石津谦介加入编辑阵容后,《男人的服饰》(『男の服飾』)季刊在1954年
年底推出。这本杂志包含时尚照片与文章,但编辑方向完全走指南路线,如同教
科书般向读者介绍半正式服装、商务服装、运动服,包括高尔夫球装。石津谦介
和其他写手在刊物中为时尚新手提供穿搭建议,并介绍来自英、美、法的最新趋
势。
石津谦介不只帮忙撰文,还将这本刊物变成自家品牌VAN的宣传媒体,在整
本杂志内穿插植入该品牌的广告与服饰样品。在每期发行的35000本当中,石津
谦介会买下大部分转卖给VAN的零售商。他在最初几年写的文章实在太多,因此
不得不用一些好玩的笔名掩饰,像是“江须快也”(Esu Kaiya,取自Esquire的谐
音),以免身份太过明显。《男人的服饰》创刊号,1954年(提供:妇人画报社)
《男人的服饰》就像一种手段温和的宣传,让男人了解为何以及如何打扮自
己。这本刊物也发挥了产业通信的功能,成衣零售商能借此获知该进哪些商品。石津谦介对这本刊物的鼎力协助,也对其个人事业产生神奇的作用。由于VAN彻
底融入刊物内容,消费者和零售商对该品牌服装的购买量也随之增加。
打进媒体圈之后,石津谦介期望拓展东京市场。1955年,VAN在东京成立办
公室,由企划部进驻,石津在冈山和天津的伙伴大川照雄也加入团队,掌管业务
工作。这支优秀的团队在东京的办公室里仔细规划时尚趋势,同时向主要的零售
商推广VAN的服装。
1956年,日本政府的经济白皮书以一个令人欣喜的句子开头:“战后已结
束。”日本在战后的十一年间逐渐迈向繁荣的新路线。此时日本人尚未富裕,但生
活水准已超越战前时期。主要城市已不见断壁残垣,营养不良的人少之又少。
在粮食、工作与住所都不成问题之后,大众开始更加认真地思考该穿什么。
1956年,日本的人均服饰消费量达到12.3磅(约5.57千克),首度超越1937年
11.68磅(约5.29千克)的高点。此时各服装公司的收益纷纷增长,VAN也不例
外,销售强劲的业绩让石津谦介的资本在创业头四年就扩大了五倍,从一个在大
阪有30名员工的小作坊成长为横跨两座城市的300人大企业。
不过,即使有《男人的服饰》这样稳定的公关宣传渠道,石津谦介还是面临
不变的阻碍——日本中年男性对成衣没有好感。读者在《男人的服饰》上看到喜
欢的服饰,会去找裁缝如法炮制。石津谦介开始接受自己这一代的男人永远都不
会考虑接受成衣的事实。但他还有机会影响一个消费新群体,那就是年轻人。
《男人的服饰》每期都有几页会特别以大学生为目标受众,石津谦介说服编
辑强化内容的年轻导向。从第六期开始,这本杂志在封面加上了一个引人注目的
英文刊名“Men’s Club”
[1]。然而,VAN并没有生产适合学生的服装。石津家族的
友人长古川元还记得:“VAN带有一种时尚的高雅感,但它非常小众,大部分年
轻人还是买不起。身为年轻人,你真的不想那么鹤立鸡群。”
石津谦介想为年轻男性推出一条新的成衣产品线,但日本当时的流行趋势似
乎不太适合。此时,《男人的服饰》开始推广一种大胆的V字形轮廓的服装——
外套肩线十分宽大,往下逐渐收窄,到腰部变得很纤细。当时还在艺术学校就读
的时尚插画家小林泰彦回想:“我们那时看到的只有好莱坞电影中和帮派分子身上
粗鲁的‘勇猛造型’。”这本杂志也积极介绍“太阳族”
[2]
电影中时髦的夏日主题造型——鲜艳的夏威夷衬衫搭配花花绿绿的“海滩风格服装”,但石津谦介需要更新、更乖巧、比较不会和流氓沾上边的风格。
1956年《男人的服饰》杂志上的V字形轮廓服装(提供:妇人画报社)
为了寻找灵感,石津谦介在1959年12月展开了长达一个月的环球之旅,旅程
在他首度造访美国时就达到高潮。成长过程中常穿欧式西装的石津谦介经常抱
怨:“根本没有时髦的美国人。”但他在纽约却刻意寻找一种在《男人的服饰》里
常出现的常春藤联盟美式风格造型。石津谦介在天津时,从美国朋友奥布赖恩中
尉那里知道了这个名词,到了1950年代晚期,这种造型已经跨出校园,成为美国
服饰主流。但石津谦介对常春藤造型有所疑虑,他在1956年告诉《男人的服饰》:“我怀
疑日本男人是不是穿得出常春藤联盟的风味,何况除了外形问题,这毕竟也是一
个唯欧洲马首是瞻的年代。”
尽管有这些偏见,石津谦介还是南下前往普林斯顿,造访奥布赖恩的母校。
普林斯顿大学里美丽的哥特式建筑让他看见在美国难得一见的、不独尊现代化的
一面,而学生的衣着风格甚至比建筑更令他印象深刻。日本的精英校园里满是身
穿黑色毛料制服、造型如出一辙的男生,但常春藤联盟的学生却以充满个性的独
特方式打扮自己。他用小型相机随手拍下几张普林斯顿大学生的照片,这些照片
后来就成为他在《Men’s Club》上为这趟旅程所做报道的配图。有一个迷人的学
生穿着猎装外套(Safari Jacket)、松开的深色领带、白色纽扣领衬衫、灰色法兰
绒长裤,肩上挂着一件外套,结果他无意中成了该期杂志的封面人物。石津谦介
在报道中写到,在普林斯顿,“完全见不到我们预期中那种特别、浮夸的美式风
格”。
在这趟短暂的普林斯顿之旅中,石津谦介发现了他希望日本年轻人仿效的风
格:常春藤联盟时尚。这些活力十足的顶尖学生证明了年轻男性即使穿着成衣也
能时髦有型。相较于阳刚勇猛的造型,这些衣服看起来更显利落贴身。石津谦介
尤其喜欢这种风格的服装多以棉与羊毛等天然材质制成,经久耐穿也容易清洗。
1950年代晚期的日本学生零用钱不多,常春藤服装会是一项不错的投资——耐
穿、实用,而且以简朴的传统风格为基底。1960年4月出版的《Men’s Club》第18期,刊出石津谦介所拍摄的普林斯顿学生照片(提供:石津
家)
而且,常春藤学生将衣服穿到破损,还带出一种潇洒感——鞋上有破洞、衬
衫上的领子磨损、外套手肘部位有补丁。许多日本新富阶级十分讶异于如此的节
俭程度,不过从小家境富裕的石津谦介却看到常春藤联盟时尚与时髦粗犷的“弊衣
破帽”造型有直接的相关之处。后者是20世纪初的精英学生通过破烂制服来炫耀其
优越感的现象。常春藤服装通过隐隐约约的低调,彰显穿着者的地位,这是富家
子出身的石津能感同身受的。
石津谦介此时怀抱着他事业生涯中最别出心裁的构想,他要运用常春藤联盟
风格的服装,开拓出日本第一个年轻时尚市场。1959年,VAN踏出第一步,推出
一套常春藤样式西服——它仔细复制Brooks Brothers(布克兄弟)经典一号轻便
西装,搭配宽松的无褶外套。然而,此时已年届五十的石津谦介对年轻人的文化再也没有当年那种天生的
敏锐度,他不解此时的日本年轻人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为了让常春藤联盟服装在
市场上获得成功,他需要年轻员工来制作他们想穿的衣服。常春藤能成为石津谦
介的一大突破,他只需要对的人来协助他把握时机。
[1] 1959年10月第16期起,杂志名改为《Men’s Club》,“男の服饰”变成副标题;1963年12月第
34期起,去掉副标题,更名为《Men’s Club》。
[2] 在石原慎太郎的小说《太阳的季节》获得芥川文学奖后,《东京周刊》刊登了一篇大宅壮一与
石原慎太郎的对谈文章,在文中大宅壮一用“太阳族”来称呼小说中穿着夏威夷衬衫、戴着墨镜的不良
少年群体。1956年古川卓已根据石原慎太郎小说《太阳的季节》改编的同名影片上映并产生了广泛的社
会影响,催生出大量同类题材影片,“太阳族电影”现象出现。“太阳族电影”代表作除了《太阳的季
节》,还有市川昆导演的《处刑的房间》和《疯狂的果实》等作品。第二章 常春藤狂热
黑须敏之需要的只是一套西装。1950年代中期,19岁的他和名校庆应大学的
同班同学每天穿着相同的黑色羊毛学兰制服上学,无论春夏秋冬、日晒雨淋都一
样。这种每天重复的穿法问题明显。黑须敏之回想:“穿了一整个冬天,到夏天才
会把学兰送洗。接着秋天再穿上之前才会再洗一次。衣服变得很脏,大家身上都
有股酸臭味。”
穿上真正的西装让黑须敏之得以从这种乏味的桎梏中得到解放。他会在下课
后躲在书店里研究《男子专科》这本裁缝杂志。有一回,在他存够钱能去定制西
装时,他请父亲带他去找裁缝。父亲当着他的面大笑:“大学生穿西装?你一定是
在开玩笑。(本书分享更多索搜@雅书)”
父亲的回答反映出日本对于西方服装的传统观念——只有白领商人才穿西
装,学生穿制服。日本社会期望年轻男生毕业前都穿学兰制服,甚至要穿去参加
正式活动和工作面试。哔叽羊毛外套、相配的毛料长裤和白色的正式纽扣领衬
衫,是他们一年四季从头穿到尾的服装。天气变热时,学生可以不穿外套。
年轻人到哪里都穿着制服,因此根本没有所谓的“年轻时尚”存在。黑须敏之
回忆:“百货公司会有童装部和绅士男装部,但绝对没有适合中间年龄层消费者的
部门。店家从没想过能销售什么商品给年轻人,所以连试都没试过。”黑须敏之穿着学兰制服以及第一件西装外套(提供:黑须敏之)
少数为了时尚而拒穿制服的年轻人会立刻受到排斥,被视为行为不检。除了
日本社会对社会偏差的根本偏见之外,战后年代的父母也对孩子穿着现代服装特
别焦虑。二战后,日本帝国主义时代严格的道德规范已随战时政权溃散而瓦解,父母认为孩子会在这“道德沦丧”的环境里变得任性、叛逆。此外,盟军在占领时
期推广民主、自由、平等的观念,刺激了许多年轻人藐视传统伦理规范。这时的
成年人会用“アプレ”(源自法文“apres guerre”,意为“战后”)这个贬义词,形容
在和平时期的混乱中丧失规范的青少年。
接下来,父母对“アプレ”产生道德上的恐慌感,将服装视为孩子叛逆的征
兆。黑色制服象征遵从传统日本价值,夏威夷衬衫或麦克阿瑟式的飞行员墨镜等
美式服饰则代表轻视社会规范。成年人相信,流行服饰不仅预示了孩子日后的不
孝,也表示潜藏犯罪念头。1950年轰动一时的“噢,你搞错了”事件,更强化了大众对年轻时尚与道德沦
丧彼此关联的认知。山际启之是日本大学的校车司机,某天,年方十九的他持刀
闯到同事车上,砍伤驾驶员,随后驾车逃逸,连同车上薪水袋中的190万日元一
起带走。山际启之随后载着女友展开了为期三天的兜风之旅。警方很快就逮到这
对亡命鸳鸯,但这桩小案件之所以登上媒体头条,是因为山际启之在被捕时用日
式英语大喊:“オー·ミステーク(噢,你搞错了)。”山际启之在接受警方侦讯时
不断随性地在日语中夹杂英语,露出身上George字样的刺青。在媒体大幅报道
下,“噢,你搞错了”成为社会各界广泛使用的流行语——这个伪英文口号充分象
征了战后日本年轻人过度接受美式文化,显然已到了耽溺的地步。
这对小情侣等待受审之际,新闻报道却将重点放在他们的穿着上。在逃亡的
短短三天内,山际启之和女友在银座的高级精品店内豪掷10万日元购物,这个金
额当时相当于大学毕业生起薪的10倍。出庭时,山际启之穿着金色灯芯绒外套,胸前放着红色口袋巾,搭配深棕色华达呢(gabardine)长裤、领尖极长的浅棕色
纽扣领衬衫、菱纹袜、巧克力褐色鞋,以及美国总统杜鲁门风格的软呢帽,走在
媒体镁光灯前。他的女友身穿优雅的浅棕色宽领两件套羊毛西装,搭配黄色毛衣
和黑色高跟鞋。这对情侣看起来更像是要参加电影首映会的年轻明星,而不是身
陷囹圄的少年罪犯。对全日本无法认同他们的成年人来说,美国时尚与道德沦丧
之间的关联可以说是再明显不过。因“噢,你搞错了”事件而被捕的情侣( ? 朝日新闻社)
当黑须敏之的父亲听到儿子要求定制西装,理所当然地想起“噢,你搞错
了”事件。一如所有的家长,他拒绝资助这种可能引人堕落的行为。所幸,黑须敏
之可以通过另一个渠道买到新衣——他的爵士乐团。跟同世代的许多人一样,他
最初是在美军电台听到的爵士乐,并在少年时期开始学打鼓。黑须敏之解释,1950年代是当业余乐手的绝佳时期:“朝鲜战争期间,东京周遭有不少军营,夜里
一直都有乐团表演,就连学生或业余乐手也有演出机会。”黑须敏之和友人利用演
出赚得的钱定制当时流行的好莱坞风格团服——宽肩单扣外套搭配贴身窄管长
裤。
这种好莱坞风格的外套满足了黑须敏之对时尚的渴望,但他在美军基地的黑
人士兵身上发现一种独特的西装款式。“他们会穿四扣西装,戴圆顶硬礼帽和白手
套,带着非常细长的雨伞。我认为这实在酷得不得了。”他在东京的爵士乐咖啡馆
的进口唱片封面上也看到类似的造型。黑须敏之喜欢美国军人和爵士乐手的时髦风格,却又不知道该如何称呼它。
1954年夏天,由于对西装充满兴趣,黑须敏之翻开石津谦介参与编撰的《男
人的服饰》创刊号。看到“男人的服饰用语事典”单元时,第一个名词“常春藤联盟
样式”就让他兴奋不已:
又称“Brooks Brothers样式”,是美国最主要的时尚风格之一。有时又
称“大学样式”,因为许多爱好者是大学生或大学毕业生。轮廓合身笔直。肩部
狭窄自然,没有垫肩或垫肩不明显。外套上有三或四颗纽扣,没有双扣版本。长
裤相当合身,略成锥形,通常不打褶。看似前卫,但用意十分保守,与同样受欢
迎的“好莱坞样式”正好相反。这两种样式构成了当今美式时尚的两个极端。在
美国,“常春藤联盟样式”属于都市风,往往被形容是“在麦迪逊大道上穿的衣
服”。
这段没有搭配插图或照片的短文,改变了黑须敏之日后的人生方向。他在美
军基地所见的高纽扣西装风格正是这种常春藤联盟样式,一种为大学生设计的西
装风格。美国人显然会穿这些所谓的常春藤西装去上课,而那竟被视为“保守”!
黑须敏之想象,在太平洋彼端有一个文明世界,骄傲的父亲会陪就读常春藤联盟
名校的儿子到裁缝那里定做西装。他决定,之后若有机会定做第一套西装,一定
会是常春藤联盟样式。
日本家长对于美国文化的恐惧或许也不是那么不理性:爵士乐团干扰了黑须
敏之的课业,他被留级重读大一。父亲逼他卖掉鼓组,但黑须敏之不肯当一个只
穿黑色学兰制服的书呆子。在寻找新嗜好时,他报名了艺术家长泽节每周开课一
次的时尚插画班。在周六晚间的课堂上,他和班上另外两个男生的其中一位成为
朋友,对方是年纪较长的教师兼学生穗积和夫。身为受过专业训练的建筑师,穗
积和夫在长泽节的学生当中堪称传奇人物,因为他辞去正职,成为自由插画家,与《男人的服饰》合作。
穗积和夫立刻就和“来自庆应大学的摩登男孩”黑须敏夫相当投缘,每个星期
都会互聊爵士乐和男性时尚。《男人的服饰》是两人的圣经,在该杂志于1956年
秋天推出美国大学时尚风格的深度报道后,两人都改变兴趣,迷上了“常春藤”。穗积和夫回想起那种服装:“我第一次看到常春藤风格时,心想,就是它了!那是
一套西装,但看起来又和日本长辈穿的截然不同。日本没有人穿那种三扣的合身
西装。”
除了偶尔见到美军穿着亮眼的“新常春藤”风格服装,他们在日本罕有机会看
到有人穿着如此风格的服装,因此,唯一的信息来源就是穗积和夫从妇人画报社
办公室偷拿的美国杂志。黑须敏之与穗积和夫在那些杂志里不断发现常春藤风格
的新走向。外套线条垂直,没有缝褶。长裤后面有扣带。最后他们在《GQ》上找
到一篇谈Brooks Brothers的四页文章,终于见到了完整的常春藤风格单品组合。
认真研究一年后,黑须敏之与穗积和夫迫不及待地想穿上真正的常春藤联盟
服装。因为没有渠道购买美国进口服饰,他们唯一的办法是找到愿意复制这种风
格的日本裁缝。穗积和夫很有把握,最典型的常春藤联盟元素是正式衬衫上的“纽
扣领”,于是黑须敏之带着几码黑白格纹布料找到一名裁缝,要求“帮我做一件纽
扣领衬衫”。结果裁缝做出一件夏威夷风格的长袖衬衫,没有开前襟,长长的领尖
上缝了纽扣。这种混合风格看起来完全不像常春藤联盟的纽扣领衬衫,但黑须敏
之根本不明白,还是开心地穿着它到处跑。
黑须敏之此时已准备定做一套西装。裁缝看着这个年轻人理想中常春藤联盟
样式外套的草图,叹息道:“这真的很怪。”结果,成品再次失败。“当时的日本裁
缝完全不识常春藤风格为何。”黑须敏之解释,“他们做不出自然的肩型,所以最
后还是出现超大垫肩。我想要一套三扣式常春藤西装,他们就在普通的双扣之外
加上第三颗。但那整个轮廓根本不是常春藤风格……反正就是很怪。”虽然美国人
马上能看出瑕疵,但从未见过正统常春藤服装的黑须敏之,还是认为自己就是骄
傲的常春藤西装拥有者。
穗积和夫在同一家店定做了类似的常春藤西装之后,两人和另外七个朋友联
合组成“传统常春藤联盟生社”。他们每周举办常春藤风格研讨会,用一本发黄的
战前英文服装百科全书查译美国杂志上的名词。他们还邀请一位年迈的裁缝教他
们美式风格的相关细节,例如钩形衩(hooked vent)和搭接缝(overlapped
seam)。
[1]
黑须敏之与穗积和夫试图在日本重现常春藤联盟风格时,把所有东西分成“本
物”或“赝物”,也就是真品和冒牌货两大类。可惜他们越深入了解,就越发现自己初期创造的都是可悲的冒牌货。黑须敏之回想:“那件黑白格纹衬衫我还洋洋得意
地穿了一年,可是一发现不妙,我就羞愧到把衣服扔了。”但如实复制的欲望激励
了黑须敏之与穗积和夫去研究常春藤联盟风格的各项细节,也促使他们进一步钻
研更多服装设计的细微方面。他们或许永远做不出完美的真品,但借由复制原版
品的细节,他们努力朝逼近真实的方向前进。
黑须敏之与穗积和夫之所以喜欢常春藤风格,部分是因为它来自美国,一个
被贫困的日本视为文明与繁荣的国家。常春藤联盟风格在日本也是一个让人看起
来既出色又不至于像流氓般嚣张的风格:“常春藤就是与日本当时的时尚截然不
同。我根本不了解那种造型叫时尚——它实在太特别了。我开始穿常春藤风格的
服装时,大家会说你看起来好像乡下地方的镇长。但就是这样才好玩。我不是因
为那是新风格而喜欢,而是因为它有点奇特。”于是,日本有了自己的首批“常春
藤联盟生”。
1959年,穗积和夫说服《Men’s Club》的编辑,以一篇四页报道介绍传统常
春藤联盟生。团体照上的七个人全都穿着深色西装,拿着金发美女海报,展示他
们对美国文化的专精。该报道的文字是穗积和夫偷偷撰写,他宣称这个团体为“常
春藤七武士”。
这张照片里的服装如今可不会被认为是常春藤联盟风格——黑须敏之戴着卷
边平顶帽、袖扣、银色正式领带,以及珍珠领带别针。尽管《Men’s Club》是将
常春藤风格引进日本的开路先锋,但相关参与者都无法精确复制出这种美国东海
岸的大学生造型。由于缺乏与常春藤学生接触的第一手经验,这种时尚风格在日
本的基础,实际上不过是少数的片面信息和《Men’s Club》杂志编辑的有根据的
推测。1959年《Men’s Club》上的传统常春藤联盟生社(戴帽和眼镜的黑须敏之坐在梯子上,穗积和夫则
是前方戴眼镜者)( ? 佐藤明)
1959年3月,黑须敏之刚从庆应大学毕业,却恰好面临疲弱的经济局势,求
职困难。在进不了大企业的情况下,他利用自己的时尚插画技能在一家和服店找
到工作,后来又到银座担任裁缝。他的父亲怒不可抑:“我们供你去上庆应大学,可不是为了让你到服装公司上班!”那些工作很无趣,但黑须敏之找到一份喜欢的
兼职,就是为《Men’s Club》撰写与爵士乐和时尚相关的文章。
黑须敏之在杂志社内与年轻的编辑祥介结为好友。某天晚餐时,祥介透
露:“我得离职去替我父亲工作。”黑须敏之原以为这位朋友是被迫得回到某个穷
乡僻壤的小公司做些单调无趣的工作,但祥介随后澄清:“我爸是VAN的石津谦
介。”原来他是石津祥介,日本最时髦服装品牌老板的长子。1961年,石津谦介任命儿子祥介担任VAN企划部主任,并交付其一项重责大
任:生产以年轻人为目标客群的常春藤系列商品。在此之前,品牌大多数的常春
藤商品灵感都是靠50岁的石津谦介想象而来,而非源自美国东海岸校园的流行风
格。石津谦介将有一条直长条纹的衬衫称为“常春藤衬衫”,背后有鞋扣的沙漠靴
称为“常春藤靴”,后面有带扣的裤子称为有“常春藤带”的“常春藤裤”。祥介的任
务是生产更贴近真品的常春藤联盟产品,但他缺乏正确信息,不知从何着手。
显而易见的解套办法,就是找日本首屈一指的常春藤专家——黑须敏之。
1961年5月2日,石津谦介与祥介父子欢迎黑须敏之来到VAN企划部任职。这两个
年轻员工接下来全心投入工作,设法大量生产日本第一批真正完全复制、原汁原
味的常春藤服饰。
VAN Jacket商标( ? VAN Jacket Inc.)1961年,黑须敏之(左)和石津祥介(中)在VAN的东京日本桥办公室前留影(提供:石津家)
刚开始,这两个年轻员工在生产核心单品——纽扣领衬衫、无褶斜纹棉质长
裤及圆领毛衣上遭遇重重阻碍。由于没有常春藤联盟大学或大学商店的人脉,黑
须敏之与石津祥介对于最新校园时尚的确切细节没有多少掌握。他们在《GQ》、《Esquire》(《时尚先生》)、《Men’s Wear》、《Sports Illustrated》(《体育
画报》)、法文杂志《Adam》、百货公司JC Penney与Sears Roebuck(西尔斯罗
巴克)的目录,以及《纽约客》的广告中寻找蛛丝马迹。这些刊物虽能提供设计
构想,但VAN的工厂需要样板和立体的服装才能做出真正的复制品。石津谦介到
美国出差时,虽然在Brooks Brothers店内买了几件衣服作为参考,但这些无法扩
大成一整条服装商品线。黑须敏之前往阿美横町的黑市,在一堆废弃美国军服之
间搜寻,希望找到常春藤风格的服饰。石津祥介在面对日本工厂时也遇上挑战:“没有人会做纽扣领衬衫,也没有打
版师做过无褶裤。”最后,他在遥远的富山找到一家创新的工厂,他们已有制作纽
扣领衬衫出口美国的经验。其他产品则是经过反复试验,衬衫与长裤一再重做,直到最后接近美国标准为止。石津祥介在这过程中发现一种奇异的喜悦感:“我不
像黑须敏之对常春藤联盟服装那么着迷。对我来说,这就像组装模型飞机。它像
是一个挑战,我们来看看能否在市场上真正创造出所谓的‘常春藤时尚’。”
随着完整的常春藤系列产品——卡其裤、休闲西装外套、泡泡纱外套、菱纹
领带——在1962年推出,VAN也更新了商标,希望进一步吸引年轻人群。石津谦
介在原有的红黑字样的圆圈商标上增加标语“献给年轻人与内心年轻的人”。加上
这最后一笔之后,VAN的品牌形象和商品正蓄势待发,准备实践石津生产日本年
轻人喜欢的成衣的时尚愿景。先前十年,黑须敏之在自家卧室和裁缝小店里试图
复制出日本的常春藤风格,如今,他掌控着日本最热门的服装品牌,和VAN的同
事正准备将常春藤风格产品推向全日本。
“把这些金色纽扣全拿掉,我们也许会有点兴趣。”黑须敏之从日本各地的百
货公司采购员口中听到相同的抱怨。这些人每季都积极采购VAN高品质的运动外
套,但对新的常春藤系列却有所质疑。采购人员认为那些他们辛苦复制出来的常
春藤细节全是设计错误:“这衬衫样式很好,但领片上的纽扣很碍眼。”当黑须敏
之指出美国大学生都穿有金色纽扣的休闲西装外套时,采购对他大吼:“这里是日
本,可不是美国!”
虽然广大的服饰业者不支持常春藤潮流,但石津谦介依然自信满满,相信只
要有机会,日本年轻人就会爱上这种造型,目前只是中间商挡住了年轻人与常春
藤风格接触的可能。与其等待难搞的采购员改变他们对纽扣领衬衫的看法,石津
谦介决定,不如由VAN直接向年轻人传达常春藤风格的信息。
《Men's Club》是理所当然的起点,因为关心时尚的年轻男子寻找打扮灵感
时,大多会参考杂志,而不是百货公司。从1963年起,VAN就运用其非正式的编
辑掌控权,让该杂志完全以常春藤风格为重点。每期杂志内都有大量现代大学生
活的点点滴滴,探讨手肘补丁,“联盟生的V字地带细节”,同时刊登石津谦介的
文章,谈论“了解常春藤与不了解常春藤的女生”等主题。由于急于刊登常春藤服装穿在真人身上的图片,《Men’s Club》翻印了所有能取得的美国大学生照片,从《生活》(LIFE)等美国刊物,到造型带有常春藤风格的好莱坞明星剧照,例
如安东尼·博金斯(Anthony Perkins)与保罗·纽曼(Paul Newman)的。
尽管有这些努力,常春藤造型在日本主要还只见于《Men’s Club》杂志的内
页。实际上年轻人几乎都还是穿着学兰制服,或同样单调的服装。这本杂志在读
者心目中的形象,就像是一个令人愉悦的幻想——一个人人身边都围绕着常春藤
西装、可乐瓶和爵士乐黑胶唱片的世界。但要在现实生活中打扮得如同《Men’s
Club》内页的模特,肯定会招来同学和邻人讪笑。因此,VAN得向读者证明,日
本城市里确实有打扮得宜的年轻人游走其间。
1963年春天,黑须敏之在《Men’s Club》上开辟了一个“街头的常春藤联盟
生”专栏,由他和摄影师在银座街头拍摄穿着近似美国东海岸大学生的年轻路人。
黑须敏之挑出最好的照片,再撰写图片说明。这个简称“街头之眼”的照片专页很
快就成为杂志内最受读者欢迎的单元,黑须敏之可能也因此发明了“街拍”这种风
格独特的时尚纪实摄影,如今它在每一本日本时尚杂志上都能看到。
事实上,这个专栏本末倒置:东京的时尚男子数量根本不足以填满每期内
容。黑须敏之回忆:“我第一次跟摄影师去到银座时,情况相当糟糕。我们之所以
继续出门去拍,纯粹是因为读者反应热烈。”最热烈的回响来自东京之外,因为这
个专栏让外地读者能及时掌握最新的都市风格。一旦注重时尚的青少年开始在银
座晃荡,希望吸引黑须敏之的目光,他们的拍摄工作就会容易得多。这个专栏的
常春藤联盟风味后来变得比较浓,年轻人开始互相较劲,企图胜过上一期专栏内
的被拍者,于是这股风潮开始如滚雪球般越来越盛行。
插画也成为《Men’s Club》建立常春藤世界观的重要途径。读者从穗积和夫
与大桥步以及小林泰彦等插画家的作品中感受到一种时髦的美式氛围。那个年代
最著名的插画形象或许可说是穗积和夫的“常春藤男孩”——一个开心穿着美国东
海岸服装的年轻漫画人物。穗积和夫最早是在1963年画出这个人物,当初是为了
模仿日本浮世绘,将标准的武士改成14个不同的常春藤联盟生,如穿着一身白的
普林斯顿啦啦队队员,准备上场的橄榄球运动员,还有身穿浣熊毛皮大衣、围着
长围巾的哈佛大学球迷。石津谦介立刻将穗积和夫的作品制成VAN海报。从那时
起,常春藤男孩就经常出现在《Men’s Club》上,展现校园风格的诸多方面。这
个人物如今在日本已是“常春藤”的象征,在1960年代的世代之间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穗积和夫著名的《常春藤男孩》插画,最早是为这张1963年的海报所画( ? 穗积和夫)
既然《Men’s Club》的内容直接来自VAN的员工和朋友,这本杂志很快就转
变为对于石津谦介、黑须敏之、石津祥介及穗积和夫等人的崇拜。这个优秀团队
通过专栏、访谈、圆桌讨论、问答、咨询以及电台节目的文字记录,发表他们对
常春藤风格的意见。《Men’s Club》向来不隐瞒这些人为VAN效力的事实,而且
明目张胆地支付他们稿费。这种紧密关系是互惠的。VAN需要利用《Men’s
Club》的权威角色将常春藤风格推广成最适合日本年轻人的时尚。《Men’s
Club》则需要VAN每个月提供最流行的新内容。
《Men's Club》推广常春藤风格的努力,最后触及了年轻读者之外的重要族
群:小型时尚零售商。随着成衣市场在1950年代晚期逐渐成长,日本各地的绅士
用品店开始以《Men’s Club》作为最新潮流的风向标。零售商在看过《Men’s
Club》上的常春藤风格服装后,带着订单蜂拥至VAN的办公室。然而,石津谦介
非常精明,每个城市只挑选一家作为特许经销商。他更新店家的销售规划和店面
展示,使其更符合常春藤美学。VAN的员工贞末良雄记得他父亲在广岛的商店的
转变:“石津谦介亲自重新设计整栋建筑。我非常震撼,所有东西都重建过,内部
装潢十分精致,突然间每样东西都变得非常时髦。”石津谦介借由这项策略建立起
一支店主大军,而时尚评论家出石尚三称呼这些人是“VAN教的信徒”。
到了1964年年初,VAN已经握有一张日本全国零售网络,以及最大男装杂志
的编辑掌控权。然而,VAN服装的高价位也让顾客局限于少数的精英人群。在
1960年代初,日本首相池田勇人曾宣告一项“国民所得倍增计划”,到1964年,日
本的国民生产总值成长率高达13.9%,这着实是一项“经济奇迹”。但日本的国民
生产总值相较于美国依然偏低——日本为1150美元,美国则是6000美元。一般家
庭在收入增加时会优先改善家居生活环境,购买“三大神器”——黑白电视、洗衣
机以及冰箱。新中产阶级接着才会继续添购“三C”——汽车、彩色电视以及冷气
机。
高价服装属于超出大多数日本中产阶级负担能力的奢侈品,对学生尤其如
此。一件VAN纽扣领衬衫要价相当于一般白领平均月薪的十分之一。而这还只是
衬衫,《Men’s Club》要求的常春藤造型是从头到脚的整体搭配,包括一件休闲
西装外套、一条卡其长裤,以及一双乐福皮鞋。因为这些经济上的现实,VAN的顾客在1960年代前半段全来自三个人群:名
人、顶尖广告公司的创意人员,以及富豪家族的“富二代”。在美国,常春藤风格
代表精英大学生的休闲风貌,但衣物本身既不昂贵也无特殊之处。事实上,常春
藤风格的影响早已超出美国东海岸校园范围,因为它的衣料实穿耐用,而且款式
基本。
但在日本却非如此。到1964年年初VAN已经建立起销售常春藤风格服装的基
础架构——服装、媒体,以及零售网络。但到目前为止,他们只能在社会顶层找
到顾客。可是,就连这些顾客也令人头痛。有钱的年轻人不知道如何好好搭配
VAN的商品,以作为地位象征。石津谦介不希望看到这些娇生惯养的青少年穿上
他的衣服,却显得品位低下。幸好,他已经着手设计一套方法,要在他的日本常
春藤王国里呼风唤雨。
石津谦介试图在日本达成不可能的任务,从零开始让大众接受常春藤风格。
除了《Men’s Club》之外,没有任何人具有常春藤时尚的相关经验,青少年和他
们的父兄辈也都没有任何常春藤服装。1960年代初期的年轻时尚,就像年轻男子
急着去打橄榄球之类前所未闻的运动,他们只隐约了解所谓的“达阵”
[2]
,但没有
一个朋友拥有球或头盔。
为了让时尚门外汉更容易了解,石津谦介、黑须敏之以及其他VAN的成员认
为,他们得为常春藤风格整理出一套教人“该做与不该做”的守则。于是他们将任
务归纳如下:购买药品,盒内一向会有服用说明。药品有适切的服用方式,若不
照正确指示用药,可能会出现反效果。穿着打扮亦如此——有些规则不能疏忽。
规则能教你正统的穿着风格,帮助你遵循正确的打扮常规。以常春藤风格作为起
点,是成为时尚达人最快的途径。
黑须敏之在《Men’s Club》里成了常春藤学校的非正式校长。他在杂志后半
部主持“常春藤问与答”专栏,为青少年解答关于穿着打扮的各种细节提问。比方
说,他告诉读者不要在运动衫上打领带,穿休闲西装外套时避免别上领带针和袖
扣。在此同时,他也提倡常春藤精神:一种美国东海岸的冷静态度。一名读者放
话要解开纽扣领衬衫上的纽扣,黑须敏之警告他:“那感觉要很自然。如果别人识
破你是刻意不系上纽扣,那绝对是最糟糕的情况。”黑须敏之无疑相当厚脸皮。二十多岁的他从未在美国生活过,却自诩为判断
何谓正统常春藤时尚风格的专家。他的自信虽来自多年的研究,不过也带有不少
虚张声势的心态。穗积和夫解释道:“我们开始编造规则,像是‘当你穿纽扣领衬
衫时,领带必须打成平结,而不是温莎结’。可是当时大家都相信我们。”
VAN利用这些定义性的说法,同时掳获了读者和零售商。因为实在太成功
了,日本时尚时至今日仍保有这种对于规则的重视。黑须敏之记得:“那个年代,大家要我们拿掉休闲西装外套上的金色纽扣,所以我们必须告诉他们,就是要有
金色纽扣,才叫休闲西装外套。我们得把它框在规则里,就像‘休闲西装外套永远
都有金色纽扣’。如此一来,能加快大众对这种风格的认识。”
《Men’s Club》杂志上的“常春藤细节”(提供:妇人画报社)
在美国,常春藤联盟风格脱离不了传统、阶级特权,以及微妙的社会地位差异。没有美国人会看时尚风格指南,他们不过是模仿父亲、兄长与同学的穿着。
在日本,VAN需要将常春藤风格细化成一套特殊的规则,好让刚接触的人能在没
有实际见过美国人的情况下接受这种风格。然而,它塑造出来的假学问也有风
险,可能会让常春藤风格的年轻活力变得单调乏味。在美国,大学时尚最棒之
处,就在于它无意间流露出的酷感。《Men’s Club》却往往为同样的风格增添了
犹如报税作业般的无聊色彩。
不过,《Men’s Club》的读者还是照单全收,而读者对于指南的需求造成了
更多对于细节的专横要求。真正的“常春藤衬衫”在领子底下有一个小小的“挂
耳”(locker loop)以及中央箱式褶(center box pleat) 。常春藤男子胸前会放一
条折成“常春藤褶”(Ivy fold)的口袋巾,打一条正好7厘米宽的领带,裤子长度
也维持“正统”。常春藤西装外套的中央钩形衩发展出如圣经般的规定,即使它在
外套背后,几乎看不见。此外,《Men’s Club》还警告,斜向的西装外套口袋有
危险性——是邪恶的“反常春藤技巧”。除了推广常春藤服装的知识,这种在同质
社群里高人一等的作风,让过去被贬低为“阴柔”的时尚讲究,如今更像是等同修
理汽车和运动等的技术性“阳刚”嗜好。
1963年,石津谦介以三个英文字母为日本的西式服装确定了主概念:TPO
——时间、地点、场合。石津谦介认为,男性应该根据时间与季节、地点,以及
活动性质挑选穿着。他当然不是第一个以社交情境思考时尚的人,不过TPO这个
简单的说法将之设定成了日本人如何采行美式风格的主原则。
TPO对常春藤风格而言尤其有道理,因为它代表的是一个综合性的时尚系
统,而非单一造型。你可以在上课、去教堂、打橄榄球、观赏球赛、出席婚礼以
及当新郎时打扮成常春藤风格。TPO近似穿和服及其他日本传统服装的规则,让
常春藤风格听来没有那么格格不入。
后来,石津谦介借由一本名为《何时,何地,穿什么衣服?》(『いつ·どこ
で·なにを着る?』)的指南,让TPO概念正式化。这本口袋书列出理想服装、互
相搭配的风格以及布料类型,也有教人如何让西装完全合身的图表。石津谦介也
撰写短文,介绍适合各种场合的造型——长途旅行、短程旅行、欧洲与夏威夷假
期、美国商务旅行、家长会、相亲约会、滑冰之旅,以及保龄球之夜等。这本书
旋即成为畅销书,索尼公司甚至还向旗下男性员工每人发放一本。石津谦介希望
借由这些文章传递他的信念,也就是常春藤时尚并非稍纵即逝的产业趋势,而是迈向高贵生活的途径。为了避免重蹈过去诸多潮流兴衰起落的覆辙,他说过一句
名言:“我不开创潮流,我想创造新风俗。”
到了1964年年初,VAN员工与穗积和夫等盟友已经适应了自己担任“正统”常
春藤风格仲裁者的角色。久而久之,这一场风格宣传运动不只培养出更懂时尚的
大众,也让石津谦介公司的销售额再创新高。然而,完全控制常春藤风格仅是一
时,新的顾客带来了新的问题。
1964年4月28日,这天是常春藤风格在日本的转折点。当天书报摊上出现了
一本包含政治、潮流、性与漫画等内容的新杂志《平凡パンチ》。相较其他的低
价周刊,《平凡パンチ》的目标群体是更年轻的读者。杂志里的文章相当迎合大
学生口味,鼓励刚受聘的上班族维持一种休闲的生活方式。《平凡パンチ》因此
在常规的固定内容中增加一个新主题——时尚,作为这种风格中的一环。
常春藤成为这本杂志的招牌风格。他们请石津谦介撰写男装专栏,并搭配穗
积和夫的插画。《Men’s Club》的年轻女插画家大桥步为创刊号封面画了四个身
穿常春藤服装的男孩,以休闲西装外套、棉质九分裤、乐福鞋、偏分明显的肯尼
迪式西装头为造型,他们正在跟红色跑车上的另一个男孩聊天。
《平凡パンチ》创刊号一炮而红,卖出62万本。不到两年,发行量就突破
100万本。这本杂志受益于当时的人口结构,它推出时正逢日本第一波战后婴儿
潮进入大学就读。相较于战后初期20岁上下的节俭年轻人,这波婴儿潮中出生的
青年想参与日本新兴的消费社会,而且在经济上也负担得起。《平凡パンチ》成
为这群人的指南。但死忠服装迷还是偏爱《Men’s Club》,《平凡パンチ》则将
常春藤时尚的信息带向更广大的读者,那些喜欢休闲西装外套的男性,也想读到
最新款保时捷的消息、寻求事业上的建议,还有欣赏性感女郎的照片。
《平凡パンチ》惊人的气势将过去只有小众喜欢的常春藤时尚推向了主流,15至30岁的日本男性几乎全都是通过它,认识了美国大学生风格。更广泛地说,这本杂志提升了年轻男性的时尚意识。作家川本三郎在1995年回想说:“因为《平
凡パンチ》,我首度意识到,除了学生制服,穿其他衣服也没有关系。这本杂志
在1964年推出,预告了男性可以打扮自己的观念即将出现。”所以当男性开始动手打扮时,选择的就是常春藤风格。1964年夏季号《Men’s Club》“街头的常春藤联盟生”专栏中的御幸族照片(提供:妇人画报社)
《平凡パンチ》掀起的热潮让数百名年轻男子直接涌进VAN在银座的旗舰
店、帝人(Teijin)男装店,购买纽扣领衬衫、休闲西装外套、棉质卡其裤以及乐
福鞋。很快地,东京到处都能见到这些年轻男性穿着他们的新时尚漫步街头。在
1964年之前较平静的《Men’s Club》年代,常春藤风格爱好者分散各地,低调不
引人注意,而且几乎都是富有阶层。如今,银座有大批中上阶层青少年穿着常春
藤服饰,从《平凡パンチ》封面制成的纸皮夹里掏出钞票。在湿热的东京夏季,他们的衣着就走常春藤度假风:白色纽扣领衬衫、百慕大短裤或白色卡其长裤。
当这些青少年开始在御幸大道出没活动,而且待上一整天,他们就成了恶名昭彰
的“御幸族”。
“族”这个字在战后日本意味着“不良亚文化”。在1964年之前,年轻人挑选的
服装风格可以说是他们生活方式的延伸。比方说,摩托车骑士组成的“カミナリ
族”(雷族)穿着耐穿、具有功能性的皮衣,禁得住鲁莽、大胆的飙车过程,而“太阳族”则穿上鲜艳的海滩服,引发骚动。相比之下,御幸族直接从大众媒体
上学习如何打扮,宛如一批由《平凡パンチ》内的模特组成的青年大军。
然而家长可不赞同他们的儿子穿上流行服装,因此年轻男性将常春藤服装卷
在纸袋里藏起来,穿着学生制服溜到银座,到咖啡馆洗手间换装,然后整天把制
服带在身上。购物纸袋成为御幸族周末变身的象征,这同时也是VAN宣传其品牌
的渠道。
在御幸族出现之前几个月,该公司就已开始提供纸袋给零售商。在那个时髦
的现代主义设计风格的袋子上,下方有一个红色方块,印有商标,并且延伸到侧
面。该公司前员工长谷川元解释:“我们没有庞大的广告预算可用,于是我们想,该如何让自己无所不在?当时可口可乐开始随处可见,我就想到我们得设计出自
己的包装。任何商品只要在百货公司内设柜,购买时都会以西武或高岛屋的纸袋
包装,而我们坚持用自己的袋子包装商品。”这些纸袋让VAN的商标在街头随处
可见,购物者开始崇拜这个商标,着迷程度不亚于它所代表的服装。年轻人如果
买不起零售商销售的任何商品,就干脆拿着贴有VAN贴纸的旧米袋在街上到处
走。御幸族通常会穿VAN推出的常春藤风格服装,不过,他们也做了一些重要的
调整。御幸族将这种造型改造得极为休闲,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裤腿褶边离鞋子
10至15厘米高的九分裤。黑须敏之一直认为,青少年改短裤腿是在模仿帝人男装
店的头号店员。他为了炫耀袜子而把裤腿往上折。作家马渕公介认为,这是青少
年对棉质裤不熟悉所产生的副现象。当大家看到同侪穿着略短的长裤,便跑去买
相同长度的裤子,其实这只不过是裤子洗后缩了水。接着,其他青少年看到那些
较短的裤子,又去买更短的裤子,如此不断循环。无论如何,《Men’s Club》的
编辑都不愿与这些裤腿较短的裤子扯上关系,大声疾呼“真正的”常春藤风格爱好
者应该维持裤腿的“正统”长度。
尽管在服装上有这些小小的叛逆之举,御幸族在发型上倒是比黑须敏之或穗
积和夫都更接近真正的常春藤联盟学生。年轻人的利落短发就跟年轻时尚一样,在日本都是相当新颖的观念。在常春藤风行之前,母亲一般会拖着儿子到理发
店,选择剪“短发”或“长发”。经典的“常春藤造型”则时髦得多,头发会以7:3或
8:2的比例分成两边。御幸族会拿《平凡パンチ》到理发店作为参考范本。在家
里,他们用吹风机吹蓬头发,再用Vitalis或MG5发胶定型。成年人讨厌御幸族的
外形,但他们最担心的恐怕还是男性这么在乎发型的“女性化”虚荣心态。《平凡パンチ》1964年5月发行的创刊号,封面插画是大桥步的作品( ? Magazine House)
1964年的夏天来临,学校开始放暑假,这时中学生的参与也让御幸族的阵容
更加壮大,增长到每周末有2000人。随着奥运会开幕时间逼近,媒体开始丑化御
幸族,说他们可能会丢日本的脸。长谷川元解释:“在那个年代,八成的孩子随时
都穿着制服,因此没穿制服的人看起来都像流氓,至少在警察眼中是如此。”御幸
族体现了1960年代中期的一个重大时刻,那就是家长误会了自己的儿子,将孩子
积极想成为对时尚敏感的消费者的意图,当成一种行为偏差。
VAN的领导层认为御幸族的出现对他们来说是忧喜参半之事。一方面,青少
年的行为证实了年轻人接纳了常春藤作为基本的穿着风格,进而使销售业绩暴
增。另一方面,御幸族也拖累了常春藤风格,让它跟过去所有的年轻人亚文化一
样,成为家长反对的目标。就连喜欢常春藤风格的青少年也不希望和御幸族沾上
边。银座一名16岁高中生在受访时就告诉记者:“我们讨厌被称为御幸族,我们是
常春藤。”
除了新闻社论斥责御幸族是社会败类,银座的商家也抱怨这些青少年挡住了
店家橱窗,堵住大门入口,妨碍他们做生意。家长一发现这种情况,便要求学校
内不得出现任何类似常春藤风格的东西。校方强迫青少年拆掉VAN衬衫领子上的
纽扣,家长会正式去函要求VAN零售商停止将衣服卖给学生。在许多小乡镇,学
校禁止青少年拿VAN购物袋,甚至不准踏进销售该品牌商品的商店。VAN极具代表性的购物袋( ? VAN Jacket Inc.)
就连时尚产业界从业者也发现VAN销售商品给年轻人有不妥之处。黑须敏之
与穗积和夫的前插画老师长泽节就向《平凡パンチ》杂志抱怨:“当一个上班族正
烦恼该不该花2000日元买东西时,他身边却有一个小孩,豪掷5000日元依然面不
改色。成年人才是必须注重穿着风格的人,小孩子其实只要一套衣服就够了。”
筑地警方在1964年9月一场突袭御幸族的行动,消弭了社会上对于常春藤风
格越来越不满的紧张氛围。不过,媒体对这个问题的过度忧虑,却也让VAN对青
少年的吸引力更加强烈。年轻男子不顾家长会的命令,在男装店外大排长龙,只为了拿到印有该品牌商标的废弃纸箱。“常春藤”一词成了“酷”的同义词。家电公
司三洋甚至与VAN合作,开发出一系列小型电器用品:三洋常春藤刮胡刀、常春
藤吹风机以及常春藤录音机。
尽管有御幸族作为开路先锋,在日本年轻男性中率先接纳美国时尚,但接踵
而至的道德恐慌让VAN成为箭靶,被官方和家长认定是年轻人不良行为的怂恿
者。石津谦介终究还是把休闲西装外套和纽扣领衬衫卖给了青少年,在这过程中
与许多成年人为敌。此外,黑须敏之和其他推广者担心御幸族会损害他们苦心费
力推广十余年的常春藤风格。
曾是摩登男孩的石津谦介不在乎是否会冒犯到敏感的保守人士,不过他倒是
担心,整齐干净的常春藤造型会一直被人误解为一种反叛的亚文化。1964年,他
的品牌VAN生产、销售、推广常春藤时尚,使年轻人追捧常春藤风格。现在,他
需要让美国时尚为人接受——不是年轻人,而是所有人。
[1] 钩形衩,指猎装外套后面缝线的主要部分,是常春藤服饰的一个重要特征,功能是将裤腰和衬
衫等位置遮盖起来。搭接缝的功能主要是避免摩擦织物。
[2] 达阵(touchdown)指橄榄球比赛中重要的得分方式——触地得分。第三章 引介常春藤
虽然石津谦介曾预期将美国时尚引入日本会面临一些阻碍,但他万万没料
到,穿着常春藤风格服装的年轻人竟会在银座街头的大规模突袭中遭到逮捕。在
美国代表富有阶级的纽扣领衬衫,到了日本竟然与犯罪行为产生联结。这个转化
过程当中显然出了差错,VAN需要立刻改善常春藤时尚的形象,消弭大众的疑
虑。
1964年举行的东京奥运会是石津谦介的第一个大好机会,有望借此改变全国
上下对于常春藤时尚的认知。当年8月,他将VAN的办公室迁至东京市中心的青
山,一个宁静区域,从那里步行就能抵达奥运场馆。不过,石津谦介不只是个观
众而已,身为少数执业男装设计师之一,他已受奥委会之邀,设计日本代表队的
制服。日本代表队在开幕典礼压轴出场时,必须让人眼睛一亮。全世界,包括日
本天皇在内,都会紧盯着看。日本队在1960年的罗马奥运会时穿的是全白西装,石津谦介想设计出更亮眼的服装。他通过他的TPO架构来处理这个问题——在这
个特别的时间、地点与场合,一支奥运国家代表队会穿什么?
石津谦介认为,这答案就是常春藤风格:有金色纽扣的鲜红色休闲西装外
套。这项设计成品看起来几乎与传统常春藤联盟生社两年前为了年终派对所设计
的服装一模一样——那款外套实在太艳丽,黑须敏之与穗积和夫根本不好意思在
公开场合穿上身。但现在石津谦介打算让日本的顶尖运动员在他们人生中最重要
的一天,穿上同样浮夸的服装。
鲜红色固然能吸引到最多目光,但休闲西装外套在日本依然相当罕见,知名
百货公司大多不肯贩售。然而,石津谦介对自己的设计信心满满。在西方,休闲
西装是运动俱乐部的经典外套。1964年10月10日,当日本奥运国家代表队踏入体
育场时,数千万日本人在电视机前大声欢呼——队员们穿着白色棉质长裤或棉质
半裙、蓝红条纹领带、白色帽子与鞋子,以及带有三颗金色纽扣的红色外套。
这款队服立刻点燃了保守派人士的怒火。粗鲁的记者抱怨这颜色太女性化,奥运首席裁缝也十分愤怒,甚至气到住院。如今回头看1964年奥运会开幕式的影
片,实在很难理解那样的红白色服装究竟哪里太过前卫。当年几乎各国代表队都
穿着根据自家国旗颜色所设计的休闲西装外套,尼泊尔队和墨西哥队就穿着类似的红色外套。石津谦介相信,这款西装外套完全适合这个场合。
1964年日本奥运代表队的红色西装外套( ? 秩父宫纪念体育博物馆)
广大的日本民众认可这个设计,而奥运队服也让这件外套有了日本人所谓
的“市民权”。黑须敏之解释:“开幕式一结束,百货公司的采购人员突然改变心
意,打电话来说:‘你们想卖的那款休闲西装外套非常棒,请尽快送货来。’”石津
谦介希望让常春藤风格西装外套为大众接受的冒险“阳谋”果然奏效。
1964年奥运会也让VAN员工得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能及时见识到最新的
外国时尚。多年前,石津谦介曾将团队送到神户附近的富裕外侨郊区,以及带有
欧洲风情的轻井泽,考察服装潮流。现在,由于各国观光客涌入东京,VAN的设计师和企划人员直接上街就能达到相同目的。
奥运代表队陆续抵达日本后,黑须敏之带着纸和铅笔,搭乘电车来到羽田机
场,准备在各国运动员进入大厅时速写他们的穿着。多年来,《Men’s Club》杂
志一直让读者相信,搭乘国际航班的乘客一向打扮得宜。从没搭过飞机的黑须敏
之认为,欧洲运动员应该会穿着时髦的欧陆风格西装和精美的皮鞋现身。
结果,一批肌肉结实的男子无精打采地通过海关,他们身穿运动衫和毛衣,而且最惊人的是脚上还踩着橡胶鞋底帆布鞋。接下来几周,黑须敏之经常在外国
访客脚上看到这种便宜的运动鞋。日本儿童也有类似的鞋子叫“ズック”,那是在
下课和放学后运动穿的。若是在公开场合穿上,就等同穿着浴室拖鞋走在街上。
一如以往,别人眼中的禁忌在石津谦介看来却是商机。他决定VAN也要生产这些
所谓的“sneakers”,进军日本市场。
黑须敏之花了几个星期,说服制鞋商月星(Moonstar)复制出如此风格的美
国鞋:“厂商不断说:‘这些鞋子绝对卖不好,这只是小孩子在学校穿的鞋。’更何
况我们还要以一般运动鞋两倍的价格来卖。最后我们只好说,你相信我们就是
了。”VAN开发了两种款式,一种是类似Keds的低筒鞋,一种是与Converse(匡
威)All-Star完全一样的高筒鞋,只是脚踝上有一个圆形的VAN商标。
品牌塑造大师石津谦介知道,迈向成功的关键在于不能把这产品称作运动
鞋。黑须敏之表示:“我们采用比较时尚的西方名词‘sneakers’,就像他们将‘鼻
纸’改称为‘卫生纸’一样。只要称为‘sneakers’,穿运动鞋在街上走突然就没关系
了。”VAN的商品采用英文名,但稍微调整了拼法,变成“SNEEKER”——一方面
作为注册商标,一方面也玩弄文字游戏。VAN的SNEEKER鞋广告,1965年( ? VAN Jacket Inc.)
VAN的SNEEKER鞋在1965年年初上市,成为热销商品。一度犹豫不决的月
星制鞋为VAN提供了一笔预付投资款,希望他们生产更多的鞋子。SNEEKER催
生了日本的运动鞋市场,从那时起,这款鞋就成了年轻时尚的主力商品。VAN的
员工贞末良雄记得,这个商品让VAN的品牌规模更加庞大。“百货公司想要这鞋
子之后,我们不得不租下整座仓库存放备货库存。”
1964年是VAN的突破年,而奥运会是该年的盛大终曲。该公司的销售业绩高
达12亿日元(相当于2015年的2500万美元)——在不到十年间就增长了25倍。御
幸族虽然让常春藤联盟时尚在成年人与家长中有了恶名,但1964年东京奥运会证
明,日本民众只要在适当的情境下看到这些服装,就能了解传统美式风格的魅力
所在。VAN只需要继续在真实的美国人身上展现常春藤服装即可。可是少了奥运
会,再也没有富有的外国人在东京走动。如果美国人不能来到VAN,那么VAN就得到美国去。位于青山的VAN办公室,1964年
1964年年底,全日本各地的青少年纷纷打破存钱罐,希望能买到一件纽扣领
衬衫,但却没几个人听过“常春藤联盟”,更别说能在地图上找出一所常春藤联盟
大学。日本第一批常春藤时尚爱好者,经常阅读黑须敏之在《Men’s Club》上谈
论美国东海岸大学生时尚历史与传统的长篇文章,而新一代爱好者的时尚知识,则是直接得自同侪或《平凡パンチ》当中页数寥寥可数的时尚单元。
“Aibii”一词逐渐成为没有意义的流行语。当时有名青少年告诉《朝日新
闻》:“我不太懂‘常春藤’的意思——不过它很酷,对吧?”成人则是从愤怒的报
纸社论上认识这个词,以为那是代表不良少年的贬义词。社论作家也纠正不了他
们,知名作家安冈章太郎在银座看见一个青少年身穿VAN生产的普林斯顿运动衫
后,心情沉重,哀叹日本即使有了经济奇迹,年轻人还是穿着美国在战后慈善捐
赠的旧衣。
面对大众的普遍误解,石津祥介和黑须敏之不断讨论新方法,希望让大众知
道常春藤风格的真正起源。某天,石津祥介丢出一个疯狂的想法:“我们何不去常
春藤联盟的真正所在地,拍一部关于那些大学生的影片?”
这个念头刚好在1964年才有实现的可能,因为日本那时刚开放旅游航班。只
是有一项意料之外的障碍,当时单人往返机票价格高达65万日元,约等同一部新
车的价格。石津祥介与黑须敏之盘算后发现,他们需要大约1000万日元(相当于
2015年的20万美元),才能拍出一部涵盖八所常春藤联盟校园的影片。这将是短
暂的日本男装产业历史上最高昂的营销支出。幸好,石津谦介就是喜欢大胆无畏
的构想。他立刻同意拨款,开始这项计划。
现在,他们需要一个通晓英语的人在美国当地协助。眼前的绝佳人选就是
VAN营销部的年轻职员长谷川元。长谷川元从小在说英语的家庭中长大,父亲是
石津谦介在天津的酒友。长谷川元在1960年代初曾就读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
校,毕业后才加入VAN。身为全公司唯一在美国上过大学的人,他为《Men’s
Club》撰写了绝大部分关于美国大学生活的文章。加入拍片计划后,长谷川元便
陆续向各大学寄出正式信函,请求允许他们进入校园拍摄。
至于拍片团队,石津祥介和黑须敏之挑选了在巴黎受过训练的年轻导演小泽协。他带来编剧、摄影师以及灯光助理。VAN的筹备工作全聚焦在这部16毫米的
影片上,但是《Men’s Club》的编辑西田丰穗认为,他们也需要能作为营销素材
使用的平面照。于是,他们在最后一刻决定让《Men’s Club》摄影师林田昭庆同
行。林田正好也是石津谦介私人秘书的哥哥。黑须敏之告诉林田昭庆,只要不干
扰影片制作,他想拍什么都可以。
1965年5月23日,这支八人拍片小组登上飞往波士顿的西北航空班机。他们
是机上仅有的日本乘客。在24小时的航程中,石津祥介一直担心行李中拍片所需
的一沓沓日元钞票。当时日本的货币控管相当严格,禁止游客携带500美元以上
的现金离境。这部常春藤影片的总成本是这个金额的400倍。由于日元受人为操
控,维持在360日元兑换一美元的超低价,因此石津祥介必须违法携带大约500万
日元现金(相当于2015年的105000美元左右)进入美国。
抵达波士顿后,一行人在旅馆休息一夜,把东西收拾好。黑须敏之终于踏上
数十年来梦寐以求的土地,兴奋得无法休息:“我到达旅馆后就是冷静不下来。脑
子里几乎能听到尖叫声。”黑须敏之彻夜在房间内来回踱步。
当这群日本人前往哈佛大学开始拍片时,迎接他们的是波士顿春季的宜人天
气。常春藤联盟的八所大学全都回复了长谷川元的信,但哈佛大学拒绝提供任何
支援。为了安全起见,拍摄小组佯装成开心拍照的日本观光客。因为前晚睡得
少,黑须敏之已经非常紧张,此时他又得偷偷带领一整支拍片小组进入哈佛校
园,只好祈祷不会被校方发现。
就在他踏进哈佛的那一刻,所有焦虑一扫而空。黑须敏之抬头看着雄伟的红
色佐治亚风格的砖造学生宿舍时,心想:就是这里,我来了!小泽协和林田昭庆
架好摄影机和相机,黑须敏之则等待学生起床。哈佛校园看起来就和他的想象如
出一辙,现在他只希望学生能穿着三扣式外套、常春藤扣带长裤、白色牛津纽扣
领衬衫、斜纹领带以及翼纹鞋(wingtips)出现。
然而,在那个炎热的星期一,最早走出宿舍的学生穿着边缘磨损的短裤和快
要烂掉的夹脚拖鞋。黑须敏之心想,这些也许是荒废课业的学生。可是下一批学
生出现时,看起来同样邋遢。黑须敏之记得:“我对他们穿着之随便震惊不已——
事实上,根本是绝望到无以复加。”日本的“常春藤”意味着西装、公事包,以及细长的雨伞,这与他们此刻亲眼
所见根本是南辕北辙。在林田昭庆和小泽协不断用一卷卷底片捕捉可用的学生影
像之际,黑须敏之心慌了:这些根本没有价值!学生身穿T恤与短裤的画面,根
本说服不了任何日本人去重新思考常春藤风格。在他们离开日本之前,长谷川元
就警告过黑须敏之:“穿西装外套、打领带是周日上教堂、正式约会,或是想给别
人留下好印象时才会做的打扮。”但黑须敏之不相信。此时,他深深后悔自己没听
长谷川元的话。由于彻底误解了美式校园风格,VAN的资金几乎被他浪费殆尽。
拍片小组还碰上另一个问题:许多学生不想入镜。黑须敏之回想:“他们会
问:‘你们拍这部片要做什么?’我们说是为了日本品牌VAN拍的,他们便说:‘那
就是广告,我不想出现在广告里。’所以大多数画面都是偷拍来的。我们迅速架好
器材、拍照,然后跑掉。”
然而,那一天随着时间推移,情况渐入佳境。拍片小组发现穿着格纹休闲西
装外套和卡其裤的学生鱼贯走出教堂。小泽协和林田昭庆在第一天就用光了带来
的所有底片。不过,拍片小组找不到任何穿着三扣式精纺毛料西装的学生,而那
是每个日本人心目中的美国东海岸校园标准制服。校园里的教授看起来反而还比
学生更接近日本人理想中的造型典范。拍片小组也很沮丧地发现,少数敢在校园
里穿上深色西装和领带的都是日本交换学生。在悠闲自在的美国同侪身旁,他们
显得极度缺乏自信。
在哈佛度过紧张的一天后,拍片小组驱车北上新罕布什尔州(New
Hampshire),来到汉诺威(Hanover)林木葱郁的宁静街道,在达特茅斯学院
(Dartmouth)进行拍摄。校方指派了一名公关人员协助他们寻找教授和学生来演
出安排好的场景。
石津谦介要求拍片小组带回橄榄球的影片,他认为那是典型的常春藤联盟运
动。达特茅斯学院拒绝了这些要求,表示在夏季练球有违联盟规定。随行的公关
人员了解日本拍片小组的失望之情,便带他们到船库拍摄划船队队员。教练也相
当配合,让几组队员下水,好让小泽协拍摄划船情景。
拍摄小组善用校方的支援,在汉诺威待了三天,拍摄了校内的棒球赛、学生
骑单车在市内游荡,以及实验室、图书馆与学生自助餐厅的内部景象。不过因为
多待了一些时间,他们不得不取消造访康奈尔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行程。
短暂探索了布朗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后,他们抵达耶鲁大学。一个时尚研究
团体的学生负责接待他们。不过,他们不懂这些日本人为什么要问那么多与服装
有关的问题。黑须敏之回忆:“大多数学生都表现出一副对时尚毫无兴趣的样子,即使他们看起来非常关心时尚。他们似乎不觉得打扮时髦有何可骄傲之处,只是
不屑地对我们说:‘我来这里是要念书的,不在乎自己穿什么。’”还有人不相信这
群日本人大老远来到美国,只是想问他们1965年的经典常春藤联盟风格。那一
年,越战和嬉皮士反主流文化运动正将传统服饰推向彻底灭绝的境地。返回日本
后,石津祥介向《Men’s Club》解释这种差异:“我们对时尚有不同的感受。他们
做每件事时都是无意识的,因此当我们问到他们的穿着,他们不知该如何回
答。”当黑须敏之看到一名身穿九分裤的耶鲁学生时,他问:“短版长裤真的很流
行吗?”对方带着戒心回答:“我从没想过。这裤子洗过后就缩水了。”
那趟旅程的最后一站是普林斯顿大学。他们抵达后发现校内正在进行垒球
赛,以及在拿骚楼(Nassau Hall)举行一场疯狂派对。赞助厂商是一家啤酒公
司,一群喝醉的学生正兴高采烈地唱着战歌。拍下这些活动后,校园作业便正式
结束。接着拍片小组返回纽约,拍摄与大苹果“一日生活”有关的增补片段,包括
Brooks Brothers等传统服装品牌的展示橱窗,以及街上年纪稍长的前常春藤联盟
生们。
返回日本之后,《Men’s Club》杂志与黑须敏之、石津祥介以及长谷川元一
同讨论这趟旅程。黑须敏之向读者保证:“美国年轻人的穿着就是你们在《Men’s
Club》的《街头的常春藤联盟生》专栏中看到的那些服装。”他们提供给读者美国
特有现象的相关报道,例如大学的自助餐厅系统,年轻人在那里排队享用大量的
热狗与汉堡。
最重要的或许是他们意外发现,即便在经济快速成长的年代,美国依然非常
虔敬地保护各大学的建筑风格。日本在战后对于美国的着迷,源自他们相信美国
是一片极为富裕、科技发达的土地。但在新英格兰,他们看见家家户户在经常翻
新房屋内部之余,也尽力维持外观设计的完整。如此做法令日本人心酸,因为在
那个年代,东京开发商为了兴建单调的混凝土公寓大楼,大举拆除老旧的木造建
筑。黑须敏之告诉《Men’s Club》:“日本的历史比美国久远许多,却无人思考如
何维护一个地方的古典感。大家一股脑儿地兴建各种现代建筑,完全不思考这与周围建筑的风格是否平衡。真是悲哀。”黑须敏之在这趟旅程中认识到石津谦介常
说的一句话:常春藤代表对传统的尊崇,而不是只在追逐最新的现代潮流。
VAN团队面临一项挑战,那就是必须解释常春藤联盟学生为什么没穿西装去
上课。石津祥介告诉《Men’s Club》:“日本常春藤风格其实不是非常学生风,日
本的常春藤爱好者比较时髦。日本的常春藤爱好者在学生时期都穿常春藤西装,仿佛他们是成年人似的。”他们将穿着休闲的美国人比喻为“バンカラ”(蛮殻)
[1]
,亦即20世纪初日本大学生那种时髦的凌乱制服造型。美国常春藤联盟学生通
过他们的冷漠来展现地位。亲眼见识过那种现象之后,黑须敏之相信,日本常春
藤可以试着摆脱美国人的阴影。“常春藤时尚在日本越来越受欢迎七年之后,”他
于1965年年底在《Men’s Club》的专栏中写道,“我觉得我们已经迈向一个开始往
前、不过度在意外界眼光的时代。”
但是,在VAN秋冬宣传活动展开之前,只有两个月能为这部影片进行后期制
作,制作小组在编辑上没有足够的时间考量这些事情。小泽协开始进行剪辑,并
聘请知名爵士乐手中村八大以即兴演奏为影片配乐。在此同时,林田昭庆则开始
冲洗底片,令大家惊喜的是,照片中的影像与影片同样生动。《Men’s Club》编
辑西田丰穗询问,是否可交由妇人画报社将照片结集成书出版。VAN表示同意,制作团队(主要是长谷川元)则专心为每张照片撰写宣传语,并在书后写下短
文,说明校园时尚的原则。(“美国‘蛮壳’风格的重点在于乐趣,它与日本学生一
般的情形不同,并非真正贫穷的结果。”)VAN制作团队也检视林田昭庆和小泽
协的视觉素材,希望从中得到秋季系列商品的灵感。
制作完成后,这整个影片还需要一个名字。黑须敏之提议“Take Ivy”——他
用戴夫·布鲁贝克四重奏(Dave Brubeck Quartet)的知名爵士作品《Take Five》开
了个玩笑。在日语中,“常春藤”和“五”听起来有点相似,但英语流利的长谷川元
反对,认为“Take Ivy”对美国人来说毫无意义。一如往常,只要长谷川元纠正的
英文妨碍了VAN员工在艺术上的追求,他们就不予理会。时至今日,黑须敏之依
然骄傲地宣称:“懂英文的人绝对想不出这个名字!”《Take Ivy》的作者群离开常春藤联盟校园后,在夏威夷合影。左上起顺时针依次为林田昭庆、长
谷川元、石津祥介以及黑须敏之(提供:石津家)
1965年8月20日,VAN在东京的一场全天派对上举办《Take Ivy》首映会。他
们租下整间赤坂王子酒店,邀请2000名批发商、零售商以及年轻爱好者一同庆
祝。经销商发送可全天自由进出酒店的门票给顶级顾客。上午10点30分,石津谦介为一场长达七小时、环绕东京的赛车游行揭开序幕,那些老爷车上的驾驶员都
穿着VAN的服装。数百名青少年也穿上格纹、泡泡纱与米白色外套共襄盛举。
1965年8月《Take Ivy》首映会上的日本年轻人,见于1965年11月号《Men’s Club》杂志(提供:妇
人画报社)
在当天庆祝活动的尾声,VAN放映了《Take Ivy》影片:一连串精力充沛的
校园片段,搭配欢乐的爵士音乐。除了基本的纪实摄影之外,片中还有几场是经
过编排的:一名学生上亚洲艺术课迟到,还有在宿舍里唱机旁举行的一场时髦夜
间派对。在赤坂王子酒店的风光首映会后,VAN工作小组带着影片到品牌的各个
经销商那里巡回放映,并举办时装秀。不过,这部影片在巡回放映过后就被束之
高阁,不曾继续在外流通。《Take Ivy》摄影集在1965年年底出版,定价高达500
日元,相当于《平凡パンチ》杂志售价的10倍。但摄影集的销售数字凄惨无比。
妇女画报社印行了两万本。就跟《男人的服饰》一样,VAN买下其中大约半数,再转卖给零售商。至于剩下的一半,就只能在书店架上蒙尘。《Take Ivy》的封面和封底(提供:妇人画报社)
外界对于《Take Ivy》的冷淡反应掩盖了这本书对日本造成的影响。这些真
实影像呈现了健康的美国精英学生穿着格纹休闲西装外套和卡其长裤,出现在新
英格兰古老校园雄伟的砖造与石砌建筑之间。零售商和时尚人士看过之后,都改
变了自己原本对常春藤风格的看法。自1965年开始,常春藤风格爱好者将《Take
Ivy》的照片视为1960年代美国东海岸学院风格的权威代表。从销售角度来看,这
项宣传计划其实十分成功。日本青少年在1965年年底大肆采购VAN的校园风格时
装,盛况空前。
这样的成长可能是自然而然的结果——1965年已是常春藤风格迅速流行的时
候,不过,就像长谷川元所说:“石津谦介不是那种会在乎投资回报的生意人。他
认为,只要公司不出现赤字就没问题。”这部影片不仅是营销上的神来之笔,也是
VAN的一个额外工具,能用来说服怀疑者和权威人士,让他们相信常春藤风格是
古老的美式传统。这些人包括青少年、百货公司的老板以及家长,在不久后也包
括警察。
尽管警方在前一年强力扫荡,1965年的夏季,一波穿着常春藤服装的青少年
还是重返银座。与去年的同侪有所区别的是,他们走出御幸大道,散布在整个区
域。在常春藤服装潮流攻占媒体一年之后,这次报纸包括八卦小报已经能比较正
确地称呼1965年在此聚集的年轻人为“常春藤族”。
奥运会和持续受到欢迎的《平凡パンチ》杂志促使大众对常春藤时尚更加同
情,不过1965年的常春藤族穿的却不是VAN的服装。黑须敏之回想:“一开始比
较像嬉皮士,更极端一点。它又把常春藤风格拉回了不良分子的服装形象。”部分
是拜他们脚上的VAN SNEEKER鞋所赐,1965年的常春藤族青少年在打扮上比前
辈整齐许多。他们将衣服和盥洗用品装在看来可怜兮兮的麻袋里。另外还有一个
竞争的派别,他们的常春藤风格打扮甚至到了可笑的地步。这个所谓的“雨伞
族”身穿深色西装,一手拿公事包,一手拿超细雨伞。银座的常春藤族,1965年( ? 野上透)
报纸还是跟以往一样,在社论中强烈批评群聚银座的青少年。就连《纽约时报》都报道了这项争议,称他们为“一群穿着深色衣服的奇怪富家青少年……在御
幸大道游荡,寻找一夜情对象”。1965年4月,警方发动了另一回合的街头扫荡行
动。这一次,年轻人没有默默承受。一名被捕的常春藤族向《朝日新闻》抱
怨:“穿着酷酷的衣服在银座走动是哪里不对了?我们又不像池袋或新宿的那些乡
下土包子。”当7月开始放暑假之后,聚集人数再度暴增。年轻人纷纷从附近的埼
玉、神奈川、千叶等地前来,加入银座常春藤族的行列。
与前一年不同,媒体这次十分清楚谁应当为这次的年轻人抗争负责,那就是
石津谦介。他的秘书林田武庆回想说:“我们接到许多家长来电,抱怨孩子花了太
多钱去买VAN的衣服。”当银座各店家发现石津谦介是日本常春藤时尚的关键人
物,他们就求警方逮捕他,为整个青年运动画下句点。
其实警方早已盯上石津谦介。石津说:“筑地警方注意到那些孩子身上都有
VAN的商标,认为这些麻烦一定全是由VAN引起的。”1965年9月某天,黑须敏之
和石津谦介前往筑地警察局,澄清他们绝对没有要青少年在银座聚集,或是鼓励
年轻人从事不良活动。刚开始与警员讨论时,警方很快就冒出一个因为老问题而
产生的敌意:他们并不了解“常春藤”一词的真正意义。警方根据青少年的不良行
为,认定那是“乞丐”一词的最新说法。他们搞不懂,石津谦介和他的团队怎么会
如此无耻地销售“乞丐时尚”。
此时《Take Ivy》影片已经完成,因此石津谦介和黑须敏之认为,要说明常
春藤时尚最快的方法,就是在原始的美国情境中展现这种风格。他们在筑地警察
局内为数十名头发灰白的警察办了一场放映会。看到常春藤时尚在自然的环境中
出现时,现场警衔最高的警官转头对石津谦介说:“喂,美国这种常春藤玩意儿没
有太糟糕啊!”
从影片结束的那一刻起,东京警方就不再将石津谦介视为银座问题的共谋,而当作警方的盟友。筑地的警官们意识到,单靠石津谦介就有办法彻底阻止常春
藤族。他们恳求黑须敏之:“无论我们怎么苦口婆心,常春藤族就是不听。我们需
要你告诉大家离开银座,因为在他们心目中,你就跟神一样。”石津谦介也希望能
洗刷常春藤风格的名声,便同意介入。
筑地警方接着立刻在银座举办“常春藤大集合”,让常春藤族听石津谦介发表
演说,说明他们为什么不应该在那一区游荡。警方包下开阔的银座天然气厅六楼,并在周围街道张贴200张活动海报。1965年8月30日的这项活动官方正式名称
是中央区少年问题协议会——这是该委员会历史上,首度有“问题青少年”愿意参
加活动。在《Take Ivy》于赤坂王子酒店向最忠心的爱好者正式发布之后仅仅十
天,VAN又为它最不乖的爱好者举办了一场独家放映会。
将近2000名青少年挤进现场,参加可能是史上最刺激的“少年问题协议会”。
影片放映过后,54岁的石津谦介站上舞台,分享他的智慧:“常春藤风格不是大家
追随的一种短暂潮流,而是一项值得尊敬的传统,从你的父亲和祖父一路传承下
来。它不只是服装,而是一种生活方式。”接着他切入重点,“所以你们不能只是
这样在街上闲晃。如果大家听懂我所说的,麻烦也请转告朋友。”于是,日本常春
藤时尚之父和筑地警察局长进行了一场问答。接着,五十岚信次郎与先锋部队乐
团(Mickey Curtis and His Vanguards)上台表演了一段摇滚乐。下午4点,节目结
束,参加者拿着免费的VAN购物袋离开。
几天后,常春藤族彻底从银座消失无踪。石津谦介成了终止危机的最大功
臣,警方开始视他为能呼风唤雨的时尚指标人物,对战后婴儿潮世代具有无与伦
比的影响力。黑须敏之认为他们只是幸运地碰上适当的时机:“那项活动在夏末举
行,所以青少年本来就会回到学校,不再出现。不过警方认为他们之所以离开银
座,是因为我们放映影片,所以我们非常风光。”从那时起,日本的执法人员不再
担心斯文、整齐的美国年轻时尚的威胁。事实上,他们开始对常春藤风格刮目相
看,甚至要求石津谦介设计他们的新制服。
1960年代后半期,日本经济持续增长,每年增长率都超过10%。随着出口急
速发展,政府开始鼓励更多国内消费。年纪渐长的财务大臣期望工薪阶层和他们
的太太能当领头羊,但节俭成性或忙到没空购物的老一代却把多余的钱传给下一
代。日本青少年兴奋不已。他们不曾受过战前紧缩或战后贫穷之苦,一心只想投
入不断扩大的消费市场,开心地花父母的钱。
VAN是这波流进年轻人口袋的钱潮最直接的受益者。在1954年公司规模尚小
时,VAN锁定的是富有的资本家客户,当年收益4800万日元(相当于2015年的
117万美元)。到了1967年,收益已高达36亿日元(相当于2015年的7100万美
元),之后更攀升到69亿日元(相当于2015年的1.11亿美元)。在常春藤潮流达到高峰的1966与1967年,VAN的产品供不应求。早上送达门市的商品到傍晚即销
售一空。石津谦介的秘书林田武庆回忆:“我们员工根本不能购买自家商品,因为
完全没有存货。商品一从大阪运来,公司业务员就会在一周内全部配销到各店,当月剩下的时间我们就四处游玩。”
随着VAN的营业额不断提高,品牌也在上层社会找到更多常春藤风格的爱好
者。昭和天皇的侄子三笠宫宽仁亲王就是常春藤联盟服装的热爱者,他还会穿上
高袖孔三扣式西装公开亮相。1965年5月号的《Men’s Club》就登出宽仁亲王的最
佳服装,还加上“皇族常春藤”如此大胆的图片说明。VAN员工贞末良雄,摄于1968年(提供:镰仓衬衫)
VAN在东京和大阪的总员工数最后超过千人。贞末良雄是这个VAN黄金年代
的重要员工,如今他已是成功的日本服饰公司——镰仓衬衫的创办人暨董事长。
贞末良雄的父亲在广岛经营一家VAN商店,因为这层关系,他得到在VAN的工作
机会。曾为电机工程师的贞末良雄在1966年4月1日进入大阪分公司,26岁的他穿着擦得闪亮的尖头鞋,让VAN的业务员宣告:“各位,穿魔术鞋的男生来了!”隔
天,他们派贞末良雄负责仓库,随后六年他都在那里工作。
开始穿上公司提供的常春藤服装之后,贞末良雄亲身体验到VAN产品的魅
力。“我会穿着VAN服装外出——格纹休闲西装外套和百慕大短裤,在我走过
时,大家都会回头看。即使口袋里连100日元都拿不出来,我却突然能进出有钱
人的俱乐部和高级饭店泳池。穿上VAN之后,我俨然就是个富人模样。我想,这
正是石津谦介的策略成功的原因。”
贞末良雄在大阪的经验也证明,常春藤时尚已确实成为风靡全日本的潮流,不仅限于都市的时髦男子。事实上,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日本的常春藤风格死忠
粉大多住在东京以外的地区。石津谦介在日本各地的经销商为年轻男性成立了地
方性的常春藤风格指导中心,以免他们与大都市的潮流脱节。在大众媒体和时尚
品牌眼中,常春藤象征着全新典范,而《Men’s Club》杂志正扮演媒体代理人的
角色,负责说明最新的东京时尚。
VAN在1960年代末期大为成功的另一项迹象,是坊间出现大批模仿品牌。其
中最接近的竞争对手JUN就以稍低的价格销售与VAN的常春藤风格商品一样的仿
制品。另外还有一些所谓的“三字母品牌”,包括ACE、TAC、JAX、JOI,甚至也
有YAN。布料制造商东丽运用一台早期的电脑,为其他每个可能的三字母品牌登
记商标。石津祥介当时告诉《平凡パンチ》:“我们就像小白鼠。我只希望这些模
仿我们品牌的人能模仿得像一点。如果他们只是改个颜色和外形,让可怕的东西
在街上到处走,那就太糟糕了。”尽管竞争激烈,其他品牌根本比不上VAN对整
个社会造成的影响。长谷川元表示:“JUN和其他品牌只是制造服装,如此而已。
但我们试图推介的是一种全方位的生活风格。”
VAN在时尚界无人能及的权威性让它得以持续推广更新、更“伤风败俗”的美
式风格服装,包括T恤。直到1960年代中期,日本人都把T恤当成内衣。在同盟国
占领期间,日本人见到美国大兵上身只穿着内衣走来走去,都会咯咯讪笑。VAN
在1962年率先尝试销售T恤,但顾客裹足不前。当VAN将自家商标放上T恤,作为
促销赠品时,没有人敢把那种衣服穿出门。于是公司内部爆发激烈争论,争论他
们到底该不该继续生产T恤。
不过,大众的态度在《Take Ivy》推出后随即改变。黑须敏之记得:“我们推出这本书之后,T恤确实开始畅销。你在照片中能看到学生全都穿着印有自己学
校标志的T恤,所以我们生产各校颜色的同款T恤。白T恤看起来太像内衣,因此
我们为普林斯顿大学推出橘色T恤,为耶鲁大学推出蓝色T恤。我们称之为‘彩色
T’。我们证明了‘所有美国学生都穿这些衣服!’。于是,大家突然就开始买来
穿。这衣服在1966年夏天疯狂大卖。”
由于《Take Ivy》的成功,VAN每季都会进行一项整合销售宣传活动。其中
最经典的是1967年春夏的“鳕鱼角精神”(Cape Cod Spirit),VAN希望在游艇上
传达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不受时间削减的魅力。(尽管VAN上上下下没有人能
在地图上找到鳕鱼角在哪里。)随后则是美国西南部的牧场时尚“发现美国”——
这个词汇后来给了日本国有铁道公司灵感,在1970年推出热门的国内旅游宣传活
动“发现日本”。
这些宣传活动只是石津谦介引领潮流的跨媒体营销策略的例子。VAN赞助一
个叫《常春藤俱乐部》的电台广播节目,由黑须敏之、石津祥介和长谷川元三人
在节目中畅谈男性时尚。石津谦介接着转战电视圈,在周日晚间开辟半小时的
《VAN音乐休息时间》,由知名爵士乐与流行乐手穿着最新的常春藤风格时装,表演热门歌曲。VAN也是日本第一个赞助运动员和赛车手的时尚品牌。石津谦介
甚至成立业余足球队。1966年,他在银座开设供应汉堡的餐厅VAN Snack,比日
后出现在同一条街上的麦当劳还早了三年。VAN在1960年代晚期的宣传广告:“运动美国”与“鳕鱼角精神”( ? VAN Jacket Inc.)
VAN为日本商界上了一课,教导大家如何将美国文化推销给日本人——由于
实在太成功,就连在日本经营跨国企业分公司的外籍人士也都注意到了。日本百
事可乐执行长官艾伦·波塔什(Alan Pottasch)在1963年推出“百事新一代”(Pepsi
Generation)广告宣传企划,成为广告界的传奇人物,他在1968年从VAN挖走了
长谷川元。长谷川元回忆:“艾伦喜欢我们在VAN做的案子。在和他见面之前,我从未以专业的观点看待我们做的事情。”后来,可口可乐成为VAN的战略伙
伴,它们在1970年代进行合作,一度将VAN的某部广告片直接改成可口可乐的电
视广告。
尽管石津谦介非常希望常春藤风格能成为日本基础时尚永远的范本,但美国
东海岸风格最终还是失去了它在年轻时尚中的独霸地位。从1966年开始,优雅的
欧式西装跃升为主流,VAN的竞争对手JUN对此更是大力推广,因为他们发现这
种造型有可观的利润空间和市场。石津谦介虽然身为“常春藤先生”,但他个人私
下更偏好英国时尚,于是他创立了副牌Mister VAN,生产在伦敦卡纳比街(Carnaby Street)
[2]
常见的那类华丽商品。1966年6月,披头士乐队穿着闪亮的
摩德(Mod)
[3]
风格西装在日本武道馆举行了两场历史性的演唱会,因此石津谦
介的举动就像是一次对时代潮流的聪明赌博。但或许是因为摩德风格太过耀眼,始终没能在日本流行起来,Mister VAN最后以失败收场。无论如何,VAN仍继续
发展出适合各类群体的不同系列,包括VAN Brothers、VAN Mini,还有以少年为
目标客群的VAN Boys。
VAN在努力迎合变化多端的青少年风格之际,迎来意外的负面效果,失去了
品牌原有的忠实顾客。1964年,死忠的常春藤风格爱好者看到银座的青少年也穿
着纽扣领衬衫之后大感惊慌,当中学生也开始把“常春藤衬衫”当成玩乐服装来
穿,老顾客的疏离感愈发强烈。走进帝人男装店购物的二十多岁年轻人会要求别
把购买的商品放进有VAN商标的袋子里,免得自己被误认为常春藤族。
1966年,石津谦介要黑须敏之重整VAN的成人系列商品线Kent(这条线的标
语是“献给品位独特的男人”),以期赢回老顾客的心。年纪较长的顾客依然喜爱
美式风格,但发现“常春藤”一词似乎越来越堕落。黑须敏之聪明地将Kent风格重
新套用在“Trad”这个新名词底下。黑须敏之在2010年告诉美国博客“The
Trad”:“‘traditional’这个词固然存在,但日本人不太会发音,也鲜少使用。我想
找一个容易记住的短词,结果在某本讲爵士乐的书上发现‘Trad Jazz’(传统爵
士)这个说法。”
日后证明,“Trad”这个名称对美式风格在日本的发展十分重要。Trad与常春
藤的短暂时髦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同时涵盖了美国之外的经典品牌。Trad男子
可穿经典的Burberry(博柏利)风衣或爱尔兰渔夫毛衣,不必担心这会破坏常春
藤严格的“纯美式”规则。虽然Kent始终没有像VAN那样的长久影响力,但黑须敏
之发明的“Trad”打开了一扇大门,让日本人在随后四十年一直对英美风格迷恋不
已。
尽管VAN对战后婴儿潮世代具有莫大的影响力,但是许多成年人对常春藤风
格还是抱持嫌恶态度。八卦小报仍持续抨击石津谦介。比方说,《现代周刊》
(『週刊现代』)就在1966年刊出一篇未署名的文章称:“石津谦介先生的名声
——一个将导致国家毁灭的设计师。”匿名作者指控,VAN鼓励年轻男性变得淫
荡,并且引用体育作家寺内大吉的这段文字:战前年轻人对我们的国家集权体制有所贡献,但是战后二十年,年轻人一事
无成。他们唯有身形高大,内心懦弱无比。这一点可从他们的服装上看出来。他
们的打扮就像戏里的配角,主角绝对不会骄傲地穿上那种衣服。你认为女人天生
受时尚吸引,但是VAN的常春藤风格根本不是时尚。男生只是想受女生欢迎而
已。
如此中伤不只证明中年男性有多么不喜欢石津谦介,也显示老一辈十分坚持
战前严格的日本大男人气概典范。他们只会将VAN这样的时尚男装视作性变态的
表征——因为受到强烈的情欲驱使,所以需要看起来比较女性化。但是,这样的
抱怨不过是注定失败的哀号。VAN赋予了年轻人一套更适合消费时代的新颖的时
尚态度。
如今,大多数日本战后婴儿潮世代的人都深刻地记得,VAN是他们认识个人
风格和美式生活的敲门砖。在介绍整个常春藤文化时,VAN的员工让年轻人满怀
渴望与梦想,除了服装之外,他们也对音乐、汽车和美食产生兴趣。日本在第二
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传统日本文化随之蒙羞,年轻人因而期望拥有一套新的价
值。就在此时VAN提供了一种理想化的美式生活。石津谦介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设
计师与经营者,不过却用文化套利的形式致富。黑须敏之表示:“VAN做的就是
创造美国有但日本没有的事物。我们只是复制,可是没有人了解我们到底在做什
么。”
真正的美国人渐渐从东京消失,VAN也因此受惠。1960年代中期的驻日美军
人数已经不多,而且通常他们只出现在偏远地区的军事基地里。东京的年轻人反
而是通过VAN、《Men’s Club》以及好莱坞电影了解美国人。结果,他们眼中的
美国并不是战时的敌人或战后的占领国,而是出产爵士乐、一流大学、纽扣领,以及金发美女的国度。
在日本的时尚史中,常春藤标志了1960年代的关键时刻,男人从此开始打
扮。不过更重要的是,这种造型为日本之后五十年输入、消费与改变美式时尚的
方式立下了典范。日本在常春藤风格之后拥有了开创与传播最新美式风格的基础
——不仅是整洁好看的新英格兰青年的服装,甚至还有更狂野的反主流文化造
型。[1] “バンカラ”,也写作“蛮カラ”,是针对明治时期“高领族”(ハイカラ)而出现的。“高
领族”指受到文明开化风气影响,采取西方服饰、谈吐与生活风格的一批人。而在当时对“高领族”怀
有抗拒感的另一批人,据说是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学生,创造了“蛮壳族”这个名词。
[2] 卡纳比街是伦敦著名的时尚街区,位于伦敦威斯敏斯特市的苏活区,邻近牛津街和摄政街。20
世纪60年代这里是披头士、滚石、性手枪乐队等英国摇滚界的传奇人物的聚点,也被认为是“摇摆的
1960年代”(the Swinging Sixties)的标志之一。
[3] 摩德是Modernist或Modernism的缩写,是20世纪60年代风靡英国的一种青少年亚文化。摩登风
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当时美国摇滚风盛行,塑造了一大批被称为泰迪男孩(Teddy Boys)的年
轻人,此风传入英国后演变成摩德风。第四章 牛仔裤革命
人口75000人的儿岛位于日本冈山县南端,濒临濑户内海。当地土壤含盐量
高、雨量稀少,不适合种植水稻,却相当适合栽植棉花。由于盛产棉花,儿岛吸
引了织布和蓝染等相关行业来到此地。到了20世纪,儿岛以生产全日本最强韧的
布料闻名,当中包括了帆布,以及用于日本传统足袋底部的斜纹布。1921年,儿
岛有位商人捐赠了20台缝纫机,希望能发展出一个全新的产业部门,生产学校制
服。它如滚雪球般逐渐扩张,演变成一个大规模工业。到了1937年,日本有九成
学生身上都穿着冈山县制造的制服。
儿岛在制服制造业的独霸地位一直延续到战后,随着出口需求强劲,大部分
棉布都运往海外,因此儿岛当地公司开始生产以轻量防水的合成布料维尼纶
(vinylon)制成的制服。这样的生产模式一直得以顺利运作,直到1958年,更优
越的聚酯纤维特多龙(tetoron)问世。生产这种纤维的东丽与帝人公司大力推广
这种神奇的新布料,全日本各地的学校很快就要求改以特多龙制作制服。但东丽
和帝人不肯供货给自己集团之外的制造业者,儿岛当地最大的制服生产公司自然
也被排除在供货名单之外。
儿岛首屈一指的制服厂丸尾服饰的工人,哀伤地看着仓库里堆着一摞摞没人
要的维尼纶衣物。创办人尾崎小太郎不得不采取行动。1964年秋天,他召集旗下
两名顶尖业务员柏野静夫和大岛年雄回总部开会,讨论公司的未来。尾崎每天夜
里都会做关于菅原道真的怪梦。他临时决定,连夜带着两名业务员前往位于九
州、供奉这位9世纪学者型诗人的太宰府天满宫。尾崎一行人献上祭品后,在附
近一家温泉旅店得到了神妙的灵感。尾崎小太郎问,丸尾服饰得生产什么服装才
能挽救事业。柏野静夫和大岛年雄异口同声回答“美国大兵裤”,也就是美国人所
谓的“蓝色牛仔裤”。
柏野静夫最初是在东京阿美横町的商店Maruseru发现的美国大兵裤。1950年
代末期的阿美横町虽然已不再是黑市,但依旧相当混乱。拥挤的人群在数百个摊
位之间穿梭,这些摊位贩售的是腌菜、鱼、偷来的旅馆用品、走私违禁品、半合
法水货商品,以及从美军福利社非法取得的奢侈品。Maruseru的老板桧山健一发
现,转售美军服饰和丸尾等厂商生产的美式工作外套和长裤,有相当丰厚的利润可图。
在盟军占领期间,美国军人常以旧衣物当作付给潘潘女的报酬,而非给现
金,这些妓女再把衣物拿到阿美横町的Maruseru等商店卖掉。桧山健一发现,许
多女孩都拿着褪色的靛蓝色工作裤来卖,谣传那是美国监狱囚服的下半部。造访
过美军基地的人都知道,士兵不执勤时往往都会穿那样的裤子。因为没有更好的
说法,桧山健一就昵称那是“美国大兵裤”,而其简称“ジーパン”(G-pan)便成为
那个区域对这种裤子的普遍称呼。
到了1950年,美国大兵裤的业绩就占了Maruseru店内过半的销售额。桧山健
一的太太千代乃在1970年告诉《朝日周刊》(『週刊朝日』):“我们用一条300
—500日元的价格买进,再以3200日元卖出。牛仔裤实在抢手,一到店,还没贴
上价格标签就已先卖光了。”当时的男性长裤大多是羊毛材质,而棉制的美国大兵
裤其实更适合在温带气候的日本穿着。在战时日本国民服和美军制服都是卡其色
的情况下,蓝色也显得相当突出。如作家北本正孟所说,牛仔裤闪耀着“胜利的蓝
色光芒”。
在寻找更多美国大兵裤来卖的过程中,桧山夫妇发现,美国人寄东西给驻扎
日本的家人时,箱内常会用破损的牛仔裤作为填充材料。他们买下这些破裤,再
请人缝补破洞。结果,破裤子的不同元素相互缝合,看起来就像是科学怪人的模
样,但就连这样的商品也立刻销售一空。
到了1950年代初期,阿美横町商店的二手美国大兵裤买卖已经发展得十分火
热,但日本人买不到新裤子。唯独一个人例外,而且特别引人注目——精英官僚
白洲次郎。这位长相英俊、曾就读剑桥大学的商人兼外交官,最初是1930年代末
期在旧金山生活时发现了牛仔裤。他在战后担任促进美日政府关系的重要推手,也因为与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熟识,他能从美军福利社买到一条全新的
Levi’s(李维斯)501牛仔裤。白洲次郎表面上是要在修车时穿这条牛仔裤,但到
头来,连日常生活也都穿着。1951年,他为了与美国签署和平条约而登上一架飞
往旧金山的班机,登机后,他立刻脱掉西装,随后整个航程都穿着他的Levi’s牛
仔裤。一名摄影师在1951年拍到这位头发灰白的绅士轻松自在地穿着他最喜欢的
服装,于是全日本都知道了他对牛仔裤的热爱。(本书分享更多索搜@雅书)穿着Levi’s牛仔裤的白洲次郎,1951年( ? 片野惠介、滨谷浩档案)
白洲次郎所穿的崭新牛仔裤与Maruseru卖的破烂补丁牛仔裤形成了强烈对
比。于是,牛仔裤在日本开始出现双重身份——既是独特、稀有的精美服饰,同
时又隐约带着黑市味道的三流特性。这种二元性在1950年代初期依然持续着,当
时东京涌入了新一波来日本休假的美军。这些士兵摆脱军服束缚,身穿磨损的牛
仔裤、衬衫式外套、原色的V领羊毛衫、白袜以及乐福鞋,出没在东京一带。虽
然看起来时髦有型,但外国军人喜欢在东京奇怪区域游走的倾向,让牛仔裤的名
声更加复杂。因为出现在东京的美国人,以及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与詹姆斯·迪
恩(James Dean)的电影卖座,牛仔裤在1950年代中期彬彬有礼的日本年轻人中
获得了新的文化认同感。阿美横町出现新商店,会取Amerika-ya或London这种店
名,专门销售牛仔裤和二手军品。只可惜,美国牛仔裤不适合日本人的体型。那
些裤子是做给身材壮硕、双腿修长的美国人穿的。Maruseru的顾客若是有兴趣,只能祈祷有体型相符的美国人会把旧裤子拿来此处卖掉。为了解决尺寸问题,阿
美横町的店家开始将二手裤送往儿岛的丸尾服饰等公司重新裁剪,以符合日本人
的体型。
1957年,日本政府开始放宽对进口服饰的限制法规,开放海外二手衣的正式
贸易。消息一传开,东京二手商品零售商荣光商事的高桥重敏立刻搭机飞越太平
洋,在西雅图郊区的一座洗衣厂买下两万条二手牛仔裤。那一批牛仔服饰是首批
大规模进口至日本的美国牛仔布服装。高桥重敏带着“战利品”返国后不久,日本
官方甚至进一步松绑,允许民间进口新服装。他随即又搭机赴美,带着一纸经销
八万条全新Lee牛仔裤的合约回来。与此同时,竞争对手大石贸易也签下一笔交
易,每个月进口三万条Levi’s牛仔裤。
这两份合约让真正的美国牛仔服饰涌进日本,二手服饰店也期望顾客能来店
购买正统的美国牛仔裤。然而日本消费者反应冷淡。他们喜欢质地柔软、褪色后
出现多种颜色、刷白过的牛仔服饰。新牛仔裤的布料僵直坚硬、颜色深,而且穿
起来不舒服。大家不禁怀疑,美国人真的会委屈自己穿上这些可怕又僵硬的裤子
吗?
《Men's Club》杂志插画家小林泰彦是这批新牛仔裤的首批顾客。他在好莱
坞西部片里见到牛仔裤后,心生向往,但过了好多年才发现原来在阿美横町就买
得到。偶然间找到一条Levi’s牛仔裤之后,小林用整个月的绘画用品津贴3800日
元将之买下。他觉得裤子颜色太深,便央求隔壁的富太太把裤子浸在她的洗衣机
里数次,并用洗衣时间最长的模式,让裤子颜色变淡。为了呈现磨损效果,他还
趁夜半无人时拿菜瓜布刷裤子。小林泰彦在1950年代末期成为少数能穿着牛仔裤
在新宿漫步的年轻人之一,仿佛是从电影银幕走出来的人物,所以这一切都值得
了。《Men’s Club》杂志上的进口美国牛仔裤,1963年春季(提供:妇人画报社)
早期牛仔裤的售价昂贵,只有年轻演员、狂热的艺术学生,以及有钱人家出
身的叛逆青少年才穿得起。李维·斯特劳斯(Levi Strauss)在1870年代做出最早的
牛仔裤,原是为了让裤子能承受辛苦粗重的淘金工作。但在战后的日本,牛仔裤
对蓝领工人而言太贵。不过,牛仔裤的舶来品地位仍抵消不了它们与“十恶不赦之
徒”的关联感。时尚评论家出石尚三在1950年代还是个中学生时就穿牛仔裤,他记
得:“大家都想穿,因为牛仔裤让你看起来像个亡命之徒。我不会真的去做什么坏
事,但大家看到我都会说,坏小子来了。”在阿美横町,桧山夫妇觉得,价格高昂而且供货量低影响了牛仔裤销量。许
多街边店家会销售廉价的仿制品——染上靛蓝色、轻量的混纺棉质长裤,有五个
口袋,但桧山健一希望有人能生产价格合理、感觉就像美国原版的日本本土牛仔
裤。丸尾服饰的业务柏野静夫每次把补过的二手牛仔裤送来店内,桧山夫妇就会
央求他制作真正的日本牛仔裤。1964年年底在一家温泉旅店,丸尾服饰团队再度
向尾崎小太郎社长提出这项请求。这次他们不需要说服老板,丸尾服饰已决定设
法生产出日本最好的牛仔裤,这是拯救公司的唯一途径。
丸尾服饰在1964年年底决定踏入牛仔裤生产领域后,柏野静夫到Maruseru买
回一条美国牛仔裤分析研究。他苦思着布料上一个奇怪的细节:蓝色的棉线并非
从头到尾都染上色。相较于其他染料,靛蓝染料更不容易渗入棉线核心。所以工
业上的靛蓝染往往会在线外圈周围构成一个蓝色环,中心则仍维持白色。不过,正是这个缺点让牛仔裤带有独特美感。一旦长期穿着磨掉靛蓝色后,没染到色的
棉花就会冒出来,形成富有表现力、层次微妙的褪色层。
日本工匠从公元7世纪起就熟悉蓝染工艺,不过传统技法是将纱线重复浸入
一桶桶的有机发酵染料中,接着扭转纱线,使色彩氧化,进而让蓝色染料完全渗
进棉纤维内。当时日本没有染色师傅能制作出美国牛仔布那种具有特殊白芯的靛
蓝纱线。柏野静夫自行采用一种类似水手布的轻量材质来制作丸尾的牛仔裤,但
桧山健一却对他咆哮:“不行,绝对不行!你得好好想一想,想办法做出和美国制
牛仔裤一模一样的裤子。”丸尾别无选择,他们得从美国进口布料。
通过官方的私下渠道,柏野静夫听说曾进口Levi’s的大石贸易刚取得独家进
口美国牛仔布料的权利。社长大石哲夫未能从Levi’s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布料供应
商科恩·米尔斯(Cone Mills)那里取得牛仔布,不过最后却在乔治亚州找到了贸
易伙伴坎顿·米尔斯(Canton Mills)。1964年,大石贸易在东京设立缝纫工厂,以坎顿为品牌名,生产牛仔裤供应日本市场。丸尾服饰的运气很好,大石有剩余
的丹宁布可供货。丸尾服饰便与大石签约,在日本西部生产与销售坎顿牛仔裤。
在签约且交了大笔现金之后,3000码(约2743.2米)强韧的14.5盎司(约411克)
丹宁布在1965年2月运抵丸尾服饰的儿岛工厂。
不过,尽管丸尾热心的裁缝们努力制作牛仔裤,她们的三菱和重机牌缝纫机
却一针都缝不进这种质地坚硬的布料。丸尾的老板换掉车针,试着用不同的缝纫
方法,缝针还是刺不穿硬挺的坎顿布料。经过一番研究后,尾崎小太郎从美国订购了一批二手的于仁(Union Special)缝纫机。工人这时才明白,他们需要另一
组专门的材料:缝合牛仔裤的橘色线、对牛仔裤耐穿性甚为关键的铜铆钉,以及
裤裆处的钢质拉链。他们向坎顿·米尔斯订购更多线,向美国泰龙公司(Talon)
订购拉链,也向美国斯科维尔公司(Scovill)购买铆钉。为了在日本生产美式牛
仔裤,丸尾服饰最终不得不从美国进口所有材料和缝纫机。
1965年年中,丸尾以坎顿为品牌名,生产了它的第一条牛仔裤。柏野静夫和
大岛年雄走访各个零售商,却和前一代进口商碰到了相同的抗拒态度——日本顾
客讨厌原始牛仔布的质感。尽管和美国进口的二手货高得吓人的售价1400日元相
比,这些新牛仔裤只卖800日元,但二手裤的销售量还是全新牛仔裤的十倍。
直截了当的解决办法,就是把牛仔裤预先洗过一次,让布料变软、褪色。然
而,奋力操作一星期后,洗衣工厂的机器竟全数故障。柏野静夫试图以两倍工资
将这份工作外包给附近一家洗衣厂,但靛蓝染料却差点毁了洗衣机。为了安抚愤
怒的洗衣厂老板,丸尾服饰买下所有洗衣机,摆在自家大楼内所有可放的角落。
此时,丸尾的缝制厂也兼作洗衣厂。等到机器无法负荷逐渐增加的产品量,员工
就把牛仔裤放进后院装满水的沟渠里,再挂到壁架和吊杆上晾干。
丸尾的“一次水洗”牛仔裤销售开始有了起色,但若要完全取代岌岌可危的制
服生产事业,这家公司得将美国大兵裤的小众市场变成广泛的消费潮流。同为冈
山人的石津谦介的成功故事,鼓舞了丸尾服饰将客群直接锁定在年轻消费者身
上,就像VAN的做法。此外,丸尾的大岛年雄相信,常春藤风格留下了一个重要
的市场良机:“美国人在校园里穿牛仔裤的机会多过卡其裤,但VAN只卖卡其
裤。”在一次友善的聊天过程中,石津谦介告诉柏野静夫,他们应该先设法说服位
于新宿、作为东京时尚指标的伊势丹百货进货。
后来与伊势丹采购进行的会议可以说是惨不忍睹。采购人员对丸尾的一次水
洗牛仔裤十分惊讶:“这些裤子已经下水洗过了?伊势丹只卖全新商品啊!你们到
底在想什么?”会议结束时,采购人员更嫌恶地将那条裤子扔在地上。被轰出伊势
丹之后,柏野静夫又试了伊势丹的竞争对手西武百货,然而西武的采购人员对于
贩售预洗过的牛仔裤也有疑虑。对于展售一款通常是在肮脏、昏暗的二手美军用
品店贩卖的产品,他们同样踟蹰不前。
在遭受传统零售商排斥的同时,丸尾服饰在东京也面临牛仔裤品牌Edwin的竞争。该品牌创办人常见米八原本是经营二手美国军用品买卖的,也从美国进口
二手牛仔裤。当丸尾研发坎顿牛仔裤时,常见米八慢慢增加自己的日制牛仔裤产
品线,并以Edwin为品牌名销售。常见米八声称,Edwin是将“denim”(丹宁)的
字母重新排列,并将m字母上下颠倒[或许也是指美国驻日大使埃德温·赖肖尔
(Edwin Reischauer)]。不过丸尾服饰认为,这名称带有一种强烈的挑衅与自
夸“江户”(Edo,东京旧名)将“赢过”(win)日本西部的那些公司。
丸尾服饰为了迎合百货公司,维持自己领先Edwin的优势,便着手成立一个
原创牛仔裤品牌。他们说服位于北卡罗来纳州的科恩·米尔斯,把所有破裤子、零
码布和工厂瑕疵品寄给他们。等货源稳定后,他们绞尽脑汁想取出一个响亮的名
称。当时,柏野静夫深信所有好品牌的名称末尾都有个“n”音,像是日产
(Nissan)、普利司通(Bridgestone)和麒麟(Kirin)。日本品牌也会将创办人
的名字稍加变化,起一个听起来像是来自外国的品牌名。威士忌品牌三得利
(Suntory)就来自创办人鸟井信治郎的“鸟井先生”(Torii-san)。大岛年雄和柏
野静夫也利用这种技巧,将尾崎小太郎的“小太郎”(Kotaro)加以变化。因
为“ko”是日文的“小”,而太郎相当于美国的“John”,他们便想出“Little John”为品
牌名。但他们不想嘲弄老板150厘米高的矮小身材,便改用“Big John”。这个名称
听起来像是地道的美国品牌,让人联想到美国总统“大约翰”·肯尼迪。1968年Big John牛仔裤的早期广告(左)和销售标签(右)( ? Big John)
1967年,丸尾服饰首度推出直筒、防缩水的Big John M1002牛仔裤。裤子上
附的纸标保证它是“正统西部牛仔裤”,还印有一个男人被竞技牛甩下来的图案。
在大多数日本年轻人眼中,Big John牛仔裤就像是从美国西部边境走私进来的,至少在形象上是这样。市场立即出现强劲的销售表现。西武因为引进这个产品
线,成为日本首家销售牛仔裤的百货公司。先前姿态颇高的伊势丹在几个月后致
电丸尾服饰,羞怯地要求贩售预先水洗过的Big John系列商品。
由于价格合理,日本年轻人开始抢购Big John牛仔裤。但在1967年,东京大
部分的时尚青少年都热衷于那个年代的两种流行造型——美国常春藤和欧陆风
格。如果要让牛仔裤像VAN一样掀起热潮,丸尾服饰需要的不只是一个新的品牌
名称,还需要一场革命。
就在VAN为《Take Ivy》拍摄美国东海岸校园的几个月后,那些学校变成了
文化实验与反战示威的激进温床。原本的纽扣领衬衫、无褶卡其裤和发型平顺的
斯文造型,变成了写着政治标语的T恤、磨损的牛仔裤和蓬乱头发。少数几起校
园冲突事件扩大成全面的全国反主流文化运动——左派的反战主义与提倡迷幻药
意识、回归低物质生活的波希米亚派开始合流。
日本年轻人当时也正经历类似的处境,只是心理上的转变没有那么深刻。宪
法的战争禁令让日本男性免于被征召去协助美军参与越战。极少人能取得消遣性
毒品,而日本的消费社会也才刚萌芽,凝聚不了反物质主义的激烈力量。不过,社会上不服从的气氛正暗中酝酿。激进青年起身反抗沉迷于工作的日本生活方
式,挑战右派的现状。不同的亚文化群体各自追求不同的目标,但是在最喜爱的
反叛服装这一件事,大家倒是达成了共识,那就是牛仔裤。
日本当时最庞大的反主流文化力量是马克思主义学生运动。青年行动主义在
1960年首度大规模爆发,数十万人聚集在国会议事堂前,抗议美日安保条约。那
几年,精英大学校园里有数十个左派学生团体成立,其路线甚至比日本共产党
更“左倾”。马克思主义派系涌上街头与警方对峙,成员身上带着“ゲバ棒”(武力
棒)这种长木棍,偶尔还有汽油弹。在几次小规模冲突后,学生运动在1967年10
月8日全面展开,年轻的抗议者群聚羽田机场示威,抗议时任首相佐藤荣作打算
前往美国承诺进一步支持越战。政治行动加上学生对学费调涨的不满,参加运动
的学生开始占领全日本各大学的大楼,当中最知名的就是简称“全共斗”的全学共
斗会议占领东京大学内的安田讲堂,时间长达整整一年。
马克思主义派学生也将暴力抗争带上东京街头。新宿在周六夜里成为政治示
威的场所,活动也不可避免地沦为与防暴警察的对抗。这些现场弥漫催泪瓦斯的
冲突,加深了该区域堕落的名声。新宿长期以来都在和银座竞逐东京夜生活乐园
的宝座,只不过银座充满西欧风情、耀眼夺目,新宿却显得晦暗,隐约散发着一
丝俄罗斯情调。1950年代,新宿的酒吧成为日本“垮掉的一代”和存在主义者的大
本营,到了1960年代中期,当地小巷里现代爵士乐和情色俱乐部林立。随着迷幻
药运动的信息从海外传来,这里也陆续出现数十家地下酒吧,而且取
了“LSD”和“Underground Pop”等名称。
到了1967年,新一批叛逆青年攻占了新宿火车站东侧——他们是无家可归的
年轻人,被称为“疯癫族”。疯癫族跟马克思主义派不同,他们没有参与政治抗争,而是直接休学,坐在被称为“绿屋”的灌木丛周围,向朋友要烟抽,下午则在
树丛里幽会。如果需要钱,他们会偶尔打打工。由于日本没有LSD,大麻也罕
见,大部分疯癫族就把处方药混着吃——安眠药、镇静剂,以及痛经止痛药等。
他们也染上将油漆稀释剂装在透明塑胶袋里吸食的恶习。《纽约时报》曾经指
出:“据说所有的疯癫族都是专业的情色舞者。”
要不是日本有另一批嬉皮士,我们很容易会把疯癫族归类为“日本的嬉皮
士”。与外表破烂、疏离、热爱爵士乐的疯癫族不同,日本嬉皮士直接从美国那儿
挪用了他们的波希米亚身份。他们听美式摇滚,梦想着能搬进乡下的公社农场。
而疯癫族相较之下并无意离开新宿地区。
在这两个团体的鼎盛时期,每天晚上都有2000名麻烦的青少年群聚新宿车
站。正统嬉皮士只占该区年轻人的两成左右,不过,每个周末都会有通勤族从外
地加入,这些人只有抵达车站后才会变身为破烂状态的疯癫族。插画家兼青年文
化史学家小林泰彦解释:“大部分日本嬉皮士还是得遵从社会习俗。很多孩子只会
在特定的区域当嬉皮士。他们跟朋友在一起时是嬉皮士,但在到达现场之前,看
起来都很正常。”
尽管处于社会边缘,新宿的反主流文化运动却深深影响了那个年代的日本街
头时尚。牛仔裤是这些叛逆族群的共通点,也得到最多注意。时尚评论家卜部诚
曾写道:“在激烈表现年轻人的力量时,牛仔裤是最理想的穿着。”疯癫族和嬉皮
士都向美国同类学习穿着——T恤、肮脏的牛仔裤,以及凉鞋。左派激进分子则
以此为基础,再搭配更适合抗争的配件——耐穿的鞋、阻挡相机和催泪瓦斯用的
毛巾,以及附有派系标志的各色安全头盔。
日本反主流文化运动始终没有壮大到美国那样的规模,但是作为文化先锋的
角色,新宿运动让年轻人摆脱了整齐、直挺的卡其裤,改穿粗犷简便的服装。在
1965年会买VAN商品的时髦消费者,此时都改到住家附近的二手军用品店买牛仔
裤。政治与文化反叛扩大了牛仔裤的市场,牛仔裤销售量从1966年的200万条增
加到1969年的700万条。1968年10月,学生在新宿车站的铁轨上示威抗议( ? 时事通信Photo)
反主流文化运动日渐增长的影响力殃及常春藤风格,让它在日本遭受激进分
子的意识形态攻击。激动的马克思主义派革命分子将美国视为一大敌人,指出策
划越战的那些政治精英穿的就是纽扣领衬衫。地下剧场痛斥VAN是政治动荡年代
里一个无意义的“非政治”实体。反主流文化剧作家寺山修司的长片《抛掉书本上
街去》(『書を捨てよ町へ出よう』)里有一个角色就宣称:“我们讨厌好家庭里
那些受宠的儿子,他们把VAN外套丢到跑车的座椅上,口袋里藏着石津谦介的
《男性风格实用指南》。”
在更基本的层面上,常春藤风格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显得端庄稳重。常春藤
风格在经历过象征青少年不良行为的那些年后,已经开始代表传统时尚。一如贞
末良雄所解释的:“常春藤最终变成‘家长会时尚’,因为那是你父母最放心看到你
穿的那种服装。”即使是将常春藤风格引进日本的那些人,此刻也重新思考他们与
这种风格之间的关系。黑须敏之曾经说过:“我开始穿常春藤时,它是反建制派的
服装。可是接着美国——常春藤的典范——走偏了,我再也掩饰不了我的失望之情。(本书分享更多索搜@雅书)”
丸尾服饰原本希望支持美国的青少年会购买牛仔裤和卡其裤,但到了1960年
代末,青少年认为牛仔裤是对抗常春藤风格最强大的利器。讽刺的是,日本年轻
人进行反美霸权行动时,身上穿的竟是有史以来最具美国特色的服装。尽管这一
现象显然非常虚伪,但也没有人敢回归传统日本服装,而服饰业早已将欧洲服装
定位为比美国东海岸时尚更优雅也更中产阶级。到了1960年代晚期,日本社会只
提供年轻时尚的两种极端——整齐斯文的常春藤和邋遢蓬乱的嬉皮士,而经典美
国风格则被排除在两者之外。新宿的日本嬉皮士,1969年( ? 每日新闻社)
刚开始,日本牛仔服品牌坎顿、Big John、Edwin以及Big Stone都强调自己与
牛仔及美国西部的关联。但在1960年代末,丸尾服饰的广告改弦易辙,刻意要人
想起反主流文化的加州的欢乐与阳光。最初那些广告营造着清新的氛围——穿着
各色牛仔裤的纯真年轻人在美国西海岸的某个校园里欢乐嬉戏。之后一波广告更
进一步,找来真正的嬉皮士当模特,并采用源自旧金山反主流文化运动内部的视
觉元素。
1960年代晚期的Big John广告上出现真正的美国嬉皮士( ? Big John)
这些嬉皮士在儿岛小城看起来会格格不入,不过,尽管有这种文化差距,Big
John却在支持青年运动之余发现了一项制胜的商业策略。日本本土牛仔品牌在
1970年的销售量达到美国进口商品的四倍,而尾崎小太郎一度岌岌可危的制服公
司如今已高踞龙头地位。反主流文化运动拯救了丸尾服饰,不过该公司开始担忧,牛仔裤的消费人群能扩大到激进分子之外吗?
嬉皮士与左派开创了日本第一个重要的牛仔裤市场,但若要成为主流,达到
真正的成功,牛仔裤必须建立一种能与狂热团体划清界限的地位。Big John和其
他品牌相当幸运,日本的青年反叛运动在1970年代初期戛然而止。部分原因是警
方的强力镇压。1970年2月,执法单位在一次具有高度象征性的行动中逮捕了摇
滚音乐剧《Hair》的所有日本演员,罪名是持有大麻。接着警方扫荡新宿的“绿
屋”(Green House),剩下的正统嬉皮士则逃离东京,在一些荒岛上建立自己的
社区。
1971年一场摇滚音乐节上的日本嬉皮士( ? 共同通信)
随后学生运动兴起。“赤军派”是日本新左派一个好战的地下分支,组织成员
在1970年3月31日持武士刀、手枪和炸药,劫持了一架从东京飞往福冈的日本航
空班机,飞往朝鲜。
这起事件开启了学生运动的暴力新时代,当时大多数的伤亡都来自敌对左派派系之间的冲突。这些内部分裂一步步破坏学生运动原本就已不甚完整的合法
性。大众对于新左派的支持在1972年2月彻底瓦解。当时一个叫联合赤军的团体
在长野县的浅间山庄内与警方交战。这场冲突通过电视在全日本观众眼前直播,激进分子杀死了两名警员和一个平民。有人死亡令民众震惊,但更恐怖的新闻还
在后头。该派系领袖在被收押时承认,他们几周前在意识形态训练时擦枪走火,处决了组织内14名成员。浅间山庄内肆无忌惮的杀戮后,接着日本赤军又在1972
年5月攻击以色列的罗德机场,造成26人丧生,这时的学生团体似乎比他们所反 ......
谨献给我的父母
莫里斯与莎莉前言
1964年夏天,东京正准备迎接成千上万名为奥运会而来的外国宾客。这个主
办国希望呈现出一座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重生的未来城市,当中有四通八
达的公路、现代主义风格的体育场馆区,以及高雅的西式餐厅。此时街上已一无
老式电车,取而代之的是流线外形的单轨列车,将旅客从羽田机场快速送进市
区。
东京市政府尤其在意这座城市的耀眼明珠——银座,因为他们知道观光客会
涌向银座的高级百货公司和时髦餐厅。银座的社区领导已将所有可能会透露战后
贫穷景象的蛛丝马迹全数抹尽,甚至还将木质垃圾桶改换成富有现代感的塑胶材
质。
这些整顿东京市容的行动原本平稳进行着,直到筑地警察局总机在当年8月
突然接到大量来电。银座的商家指出,当地的主要干道御幸大道有大批怪人出
没,需要执法单位立即协助处理:现场有数百名身穿奇装异服的青少年正在游
荡!
警方派出侦查队来到银座,发现一些年轻男子穿着以皱皱的厚布制成的衬
衫,领尖用奇特的纽扣扣住,西装外套胸口处还多出第三颗纽扣,衣料上的格纹
图案张扬显眼,卡其长裤或短裤比平常紧身,后头还有奇怪的带子,配上长长的
及膝黑袜,以及雕花复杂的皮鞋。这些年轻人将头发偏分,比例正好是三七开
——这种发型得用吹风机才做得出来。警方很快就得知,这种风格叫作“アイ
ビー”(aibii),源自英文的常春藤(Ivy)。
小报杂志整个夏天都在批评这些在银座游荡的狂放青年,称之为“御幸族”。
他们不好好待在家里读书,反而成天在商店前闲晃,跟女生打情骂俏,在银座的
男装店里挥霍父亲辛苦赚来的钱。可怜的父母对孩子这样的身份可能毫无所知:
他们出家门时会穿着规矩的学校制服,之后再溜进咖啡厅厕所换上整套的禁忌服
装。御幸大道这个街名原是为纪念天皇驾临而取,但媒体此时将它冠上“亲不孝大
道”
[1]
之名。
媒体之所以谴责御幸族,除了认为他们的行为不检,还觉得他们简直像是拿刀一把插进全日本奥运规划的心脏。1964年的夏季奥运会是日本自二战战败后首
次有机会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将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象征。日本希望外国访
客看到的是他们在重建上的惊人进展,而非群聚街头的叛逆少年。成年人担心,漫步到帝国饭店喝杯茶的美国商人和欧洲外交官会撞见不良少年身穿轻佻的纽扣
领衬衫的不堪景象。
银座商家的不满更是直接,因为每逢周末都会有近两千名青少年挡在橱窗
前,妨碍商家营业。若是在战前的专制时期,日本警察能以任何鸡毛蒜皮的理由
逮捕这群在银座游荡的年轻人。但在民主化的新日本,法律上没有任何可拘捕御
幸族的正当理由。毕竟,他们也只是站在那里聊天而已。然而,警方跟商家一
样,担心若不干涉,银座很快就会沦为“邪恶温床”。
于是,1964年9月12日周六夜里,距离奥运会开幕不到一个月,10名便衣刑
警展开了联合扫荡银座街头的行动。只要有人穿着纽扣领衬衫、梳着约翰·肯尼迪
式的发型,就会被警方拦下。这一夜共有200名青少年被捕,其中85人由公共汽
车迅速送进筑地监狱,历经整晚的训诫并面临起诉,忧心忡忡的父母也连忙赶来
探视。
隔天,刑警向报纸揭露御幸族的邪恶伎俩,例如将烟藏在厚厚的英文书里。
警方也承认,不是所有御幸族都干了坏事,但警方认为这场突袭还是有其必要,如此“才能保护这些年轻人,免得他们‘变成’罪犯”。这场逮捕行动也证实了警方
的忧虑,他们担心日本的男性气概岌岌可危与青少年对时尚怀有浓厚兴趣有关。
刑警对于御幸族男孩“女性化”的用词相当反感。
警方决心驱赶这些颠覆了传统的年轻人,在隔周周六夜里再度扫荡银座,逮
捕“漏网之鱼”。警方的强硬手段相当成功,直到年底,银座再也不见御幸族的踪
迹,当年的东京奥运会也进行得十分顺利。外国访客回国后不会心有余悸地说他
们在东京看过身穿紧身裤的不良少年。
尽管成年人击溃了御幸族,但日本年轻人却在一场规模更大的战争中得胜。
从1960年代起,青少年开始起身对抗父母与权威,企图挣脱狭隘的学生身份,创
造自己特有的文化。他们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将统一的学校制服换成带有个人
风格的服装。这股对流行时尚的兴趣始于精英家庭出身的年轻人,但随着日本经
济奇迹和大众媒体爆炸性的成长,很快就扩及大众阶层。自从常春藤风格席卷银座后,日本经历五十年的发展,成为世上对流行时尚最为着迷的国家。
1964年9月,日本警方在街头扫荡御幸族( ? 每日新闻)
当代日本年轻人在追求流行服饰上所花费的时间、金钱与力气相当惊人,相
较于全球其他地区的同龄者更显突出。男性时尚刊物在人口为日本2.5倍的美国还
不到10本,但日本却有50余本之多。小说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曾写
到,PARCO这家以年轻人为主要客群的日本连锁百货,让“洛杉矶梅尔罗斯
(Melrose)大街
[2]
上的弗雷德·西格尔百货(Fred Segal)相形之下活像是蒙大拿
州的奥特莱斯”。东京有好几个区域都将30岁以下的年轻人作为主要客源,如原
宿、涩谷、青山和代官山。这还只是首都的景象。从寒冷的北海道到亚热带的冲
绳,你能在各地小店轻松买到顶尖的日本与外国品牌服饰。
日本人多年来都是全球首屈一指的时尚消费者,但在近三十年间,贸易平衡
已有变化,日籍设计师与品牌已逐渐掳获海外消费者,日本服装如今已出口世界
各地。欧洲时尚界率先爱上异国风味强烈的日本设计师服装:最早是山本宽斋与
高田贤三风格强烈的东方样式,继而是川久保玲的Comme des Gar?ons、山本耀司与三宅一生的前卫设计。从1990年代起,欧美创意界也开始颂扬各种日本风格的
基础单品,像是T恤、牛仔裤,以及牛津衬衫。到了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嘻哈
音乐的歌词已将A Bathing Ape和Evisu视为奢华生活风格的必备服装。而且,纽约
苏活区和伦敦西区深谙时尚的消费者对于优衣库的喜好也多过Gap(盖璞)。
接着,时尚专家开始宣称日本品牌制造的美式风格服装甚至好过美国品牌,这一点可说非比寻常。在此同时,美国年轻人也开始参考网络上未经授权扫描下
来的日本杂志图片,模仿当中的传统美式风格造型。2010年,世界各地的读者纷
纷抢购复刻版的《Take Ivy》。这本原于1965年出版的日本摄影集,记录了美国
常春藤联盟校园内学生的衣着造型,初版此时已是罕见珍本。《Take Ivy》一书
的大受欢迎让大众普遍认为,就在美国花费数十年让周五便服日演变成一整周每
天都是便服日时,日本人守护了美国的服装历史,一如阿拉伯人在欧洲黑暗时期
守卫了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日本的消费者与品牌挽救了美国时尚风格,“挽
救”一词在此其实包含了两种意涵——既以权威性的知识形态保存了美式服装风
格,也保护它们不至于灭绝。
如今日本在时尚,尤其是美式时尚的领域表现出色,已是举世公认。但这当
中依然使人疑惑:日本文化如此尊崇美式风格,它的演进过程与原因是什么?
本书试图提供一个详尽的解答,呈现经典美式服装如何进入日本,以及日本
人如何改造这个影响全球的时尚风格。常春藤联盟学生造型、牛仔服饰、嬉皮士
打扮、西海岸运动服、1950年代复古造型、纽约街头服饰,以及旧式工作服,这
些服装在数十年间陆续传入日本,翻转了日本社会的样貌,继而反向影响了全球
时尚。
不过,本书并非探讨错综复杂的服装样式或设计概念,而是要追溯那些将美
式服装引进日本的人物,以及将这些美式概念融入日本人身份认同的年轻人。推
动这些改变的人往往不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服装设计师,而是企业家、进口商、杂
志编辑、插画家、造型师以及音乐工作者。不过,尽管青少年对美式文化需求若
渴,这些开路先锋依然面临艰巨的挑战,包括寻找货源、取得技术知识及说服态
度迟疑的零售商,等等。他们总是得抢先一步,抵挡来自家长、警方以及服装产
业庞大且根深蒂固的传统反对力量的攻击。不过,拜精明的解决方法和运气之
赐,他们最终还是将产品交到年轻人手中,并获取了惊人利润。美式时尚影响了日本的男女装风格,但在男装上的影响更为深远。自从二战
后摆脱和服之后,日本女装设计就一直追随着欧洲设计师的脚步。另一方面,日
本男性只将时尚视为校园精英打扮、粗犷的户外风格、文化与亚文化认同,以及
模仿好莱坞明星的概念,这些导致日本男性接受了以生活款为基础、较为休闲的
美式服装风格。虽然伦敦的萨维尔街(Savile Row)
[3]
为日本提供了二战前男装
的基本范式,但在1945年之后,新世界
[4]
的服饰则提供了一个更诱人的前景。
美国在二战后担起重建日本的责任,日本时尚“美国化”的趋势自然相当明
显。长久以来,美国人都认为自己的流行文化位居世界中心。我们都听说过这种
说法,东欧人因为实在太想要摇滚乐和牛仔裤,于是推倒了铁幕。日本人极度喜
爱纽扣领衬衫、牛仔布以及皮夹克,只是更进一步证明全球都落入了被“可口可乐
殖民”的境地。
不过,美国时尚在日本发展的真实历史让这个说法更为复杂。在日本,“美国
化”未必都是直接将美国偶像化。同盟国不再占领日本后,罕有年轻人能遇见真正
的美国人,而电视、杂志与商人塑造美式理想生活,目的无非是销售商品。大致
说来,日本年轻人接纳美国时尚,其实是为了模仿其他日本人。举个例子,1970
年代,东京出现大批留着鸭尾式油头的年轻人,这股发型风潮模仿的对象其实不
是猫王,而是日本歌手矢泽永吉。尽管美国给日本的时尚热潮提供了参考雏形,但那些服装单品很快就脱离了原本的根源。我们会看到,“脉络重建”是日本在吸
收美国文化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因此,日本接纳、重新挪用,最后反向输出美式风格的故事,充分体现了文
化全球化的过程。二战后最初十年间,日本在地理与语言上的孤立,限制了西方
信息在岛内的自由流动。这也让我们非常容易去检视美国习俗究竟是如何进入日
本,又依赖什么条件才融入日本的社会结构。全球化是一个混乱且复杂的过程,随着时间演进,文化的线路只会愈发相互纠结。日本时尚的故事是完美的案例,让我们了解最初的细线如何团系成圈,继而成为纠缠的结。
更重要的是,日本人在美式时尚风格之上构筑了崭新且深刻的意义层次——
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对原版的保护与强化,使各方都能获益。我们将看到,日本
时尚不再只是复制美式服装,它本身已经成为一种经过细微变化、带有丰富文化
的传统。源自美国的日本时尚风格,如今已拥有自己专属的类型,我姑且以日式复合英语称之为“Ametora”——美式传统风格(American Tradition,日文写作アメ
トラ)。本书追寻这个风格根源的过程,不仅仅是一趟深入探索历史记录的旅
程,也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去了解日本时尚为何能走上这条路,以及高度地域性
的经验如何形塑世界其他地方的文化。
[1] “亲不孝大道”,这里指不孝子云集之处。——编者注(下同)
[2] 梅尔罗斯大街位于好莱坞西南部,是年轻人的时尚中心,遍布潮牌店铺。
[3] 萨维尔街也被叫作裁缝街,是高级手工定制西服的发源地,丘吉尔、纳尔逊勋爵还有拿破仑三
世都曾经在此定制过西服。
[4] 这里指美国。第一章 时尚荒漠之国
美式时尚风格花了数十年才在日本广受大众接纳,它的源头可回溯到一个人
身上,那就是石津谦介。石津谦介生于1911年10月20日,是日本西南部冈山市一
位富裕纸商的次子。他出生那年正是明治时期的最末年,那是一个象征日本从封
建社会过渡到现代民族国家的时代。
明治时期始于1868年,此前的二百六十五年,统治日本的德川幕府实行锁国
政策,让日本自绝于外。锁国的状态直至1854年告终,当时的美国海军将领佩里
(Matthew Perry)率领黑色舰队前来,要求日本开放国界进行贸易。四年后,德
川幕府与西方列强签署了一连串的不平等条约,这些丧权辱国的投降协定导致日
本国内陷入混乱。明治天皇即位后,决心让国家重回正轨的改革派武士在1868年
掌控政府。
在明治维新期间,领导者努力吸纳西方科技与生活方式,深信唯有更现代
化,日本才能抵御欧美国家的殖民野心。明治政府在此后四十年,从经济、法
律、军事、商业实务、教育体系到饮食习惯等,彻底改造、提升了日本人生活中
的方方面面。在这些作为的带动下,日本不但抵挡住外来的帝国侵略,更在短短
数十年后成为强权帝国。
剧烈的社会转型也发生在男性衣着上。明治时期之前,上层的武士阶级会将
长发扎成顶髻,身穿长袍,腰间则会佩带两把剑以展现其地位。到了20世纪前十
年,日本领导人在参加官方会议、宴席和节庆舞会时,已经开始改穿三件套西装
和拿破仑式的军服。来自国外的服装风格已成为一种高贵身份的代名词。
早在西方时尚进入日本之前,日本社会已将衣着视为身份地位的重要象征。
为了维持社会秩序,1603—1868年掌权的德川幕府巨细靡遗地管控服装,严格限
制某些阶级可穿的衣料与款式。比方说,仅占总人口10%的贵族和武士才可穿着
丝质服装。不过,并非人人都会恪守规定。当农民与商贾拥有的财富开始多过在
社会阶级上高他们一等的武士,他们便在规定的布衣上加缝丝边,刻意炫耀。
明治政府在1868年之后制定了一套政策,让男性改穿实用的西式服装,作为
现代化规划的一部分。1870年,明治天皇将头发剪成西式短发,并穿上欧洲风格的军装。一年后,断发令要求所有前武士剪掉顶髻。此外,军方也改穿西式制
服,海军军服款式模仿英国,陆军款式则仿效法国。之后十年,公务员、警察、邮差和火车调度员等政府工作人员无不追随军方脚步,改穿起西式服装。1885
年,东京帝国大学让学生穿上黑色的学兰(学ラン),或称诘襟(詰め襟),也
就是方形立领外套搭配长裤,这种服装自此成为典型的日本男学生制服。
身穿传统服装以及现代军服的明治天皇
不久后,西方文化开始从政府机构向下渗透,进入日本上层社会的生活。鹿
鸣馆是明治早期的不朽象征,它是一座法式文艺复兴风格的会堂。日本精英阶层
会盛装打扮,在鹿鸣馆内跳华尔兹,与富有的外国人往来交际。从1890年代起,城市的白领阶层也开始穿起英式西装。
石津谦介的童年正值大正时期,日益增多的中产阶级此时也效仿精英阶层,开始采纳西方习俗。大众对肉类与乳品的消耗量越来越大,激进派系要求拥有更
大的民主代表权。石津谦介正是这个时代下的产物,会玩棒球这类外来运动,对
汉堡排的喜爱更胜过鱼类。石津很早就表现出对西方服装的兴趣。因为实在太想
穿上带有金色纽扣的黑色学兰外套,他甚至要求父母让他转学到离家较远的学
校。中学时,石津就和他的裁缝设法在不违反学校服装规定的前提下,增添制服的花样变化,像是设计裤子后口袋上的方形口袋盖,还有较宽的折边。
日本的社会风俗在1920年代开始出现急速变化,而恶名昭彰的摩登男孩(モ
ボ)和摩登女孩(モガ)正是先锋部队。在1923年经历损失惨重的关东大地震
后,许多日本妇女纷纷改穿实用的西式洋装,以便在灾难突发时能快速应变。相
形之下,摩登女孩将西方文化融入造型,穿上丝质洋装,搭配波波头(Bob)短
发。她们的摩登男孩男友则把油亮长发往后梳,穿上宽大的喇叭裤。每逢周末,摩登男孩与女孩群聚在东京繁华的银座区,在灯火通明的铺砖街道上漫步。这些
年轻人将日本的西方文化从鹿鸣馆模式当中解放出来,从上层阶级手中夺下时尚
的领导权,将它带往未经权威核准的方向。
石津谦介在中学与大学时期的照片(提供:石津家)
1929年,在答应父亲日后会返乡接手家族事业后,石津谦介搬到东京就读明
治大学。由于生活费丰厚,他成了一个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行动派”。他日后回
想:“我的学生生活精彩无比,从没无聊过。”他担任拳击教练,成立校内第一个
摩托车社团,还和朋友经营一家无照出租车行。短短几个月,石津谦介就成了地道的摩登男孩。
出于骨子里的摩登男孩精神,石津谦介拒穿务实的学兰校服,而定做了一套
三件套的棕绿色粗花呢西装,价格相当于大学教授半个月的薪水。他会以白棕相
间的鞍背鞋搭配这身西装。石津谦介随时都穿着这套时髦的西服,就算在东京闷
热的夏季也不例外。
不过,摩登男孩与摩登女孩的活跃期并不长。日本政府担心左翼激进分子崛
起,于是在1930年代初改变了原本的自由解放政策。东京都警视厅开始进行扫荡
青少年犯罪的行动,誓言要让东京各家舞厅关门大吉。执法人员在银座街头瞄准
造型太过时髦的年轻人,逮捕任何有“摩登”之嫌的人——不论他们是看电影、喝
咖啡,还是在街上吃着烤地瓜。
有惊无险地躲过警察的逮捕行动后,石津谦介在1932年3月返回冈山老家,迎娶年轻的新娘昌子。当家人大多都还穿着日式传统礼服时,石津谦介抗拒不了
一展服装穿搭才华的大好机会——他在大喜之日穿上高领晨礼服,搭配定制的领
巾。小两口婚后回到东京度蜜月,一整周都流连于舞厅和电影院,享受摩登男孩
与摩登女孩生活的最后时光。在稚嫩的21岁与20岁年纪,石津谦介与太太在故乡
安顿下来,接手经营已有数十年历史的纸行。
生活被局限在冈山的石津谦介,想尽办法逃离“无聊得要命”的纸张批发世
界。他在夜里光顾艺伎院,周末上滑翔机课程,平时则搜集各式定制西装,梦想
能靠做衣服谋生。1932年3月,石津谦介(后排右一)的大喜之日(提供:石津家)
若非日本在1930年代突然转向军事独裁,他恐怕还会继续过着这种颓废生
活。在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右翼势力压制其他政党之后,军事领导的政府
开始镇压各种异议与异端。狂热的右翼“爱国”团体暗杀民主派政治人物,企图发
动政变。战争很快就影响到了石津谦介的家乡,政府开始加强控管工业以管理军
需物资,这也使得石津谦介的公司业务开始收缩。
日本在亚洲其他区域的占领地情况比较稳定。日本帝国在1930年代初控制了
朝鲜半岛、中国的台湾和东北等区域。1939年年中,石津谦介的家乡老友大川照
雄收到兄长寄自中国的信,要他们前往天津这个港口城市,帮忙管理家族在当地
经营的百货公司大川洋行。由于自家纸行没有业务可做,石津谦介的父亲便叫他
去尝试新领域。石津谦介对于能离开家里欣喜若狂:“那个年代的年轻男性颇为自
由。我特别需要生活中能有新的刺激,也越来越渴望前往无拘无束的天津。”此
外,对他而言,离开老家还有更急迫的动机:他听说自己最喜爱的艺伎怀孕了。虽然传言最后证明并非事实,但石津谦介可不想留在冈山等待真相水落石出。
1939年8月,石津谦介和家人登船,迁居天津。
东临渤海的天津以其浓烈的国际色彩闻名,英国、法国、意大利的自治租界
有融合了各国独特风格的建筑。此地除了中国人和五万名日本人,还有不同国家
的欧洲人驻居,从身穿燕尾服的英国乡村俱乐部精英,到蓬头垢面的白俄流亡者
都有。
石津谦介与俄国友人在天津的留影(提供:石津家)
28岁的石津谦介在中国开始新生活,担任大川洋行的业务总监。他是天生的
业务员,也乐于为洋行规划新的宣传活动。不久后,他便负责店内服饰的设计及
生产。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切断了商品从日本运至天津的配送路线,于
是石津谦介从冈山请来自己的裁缝,开始在中国制作西服。
石津谦介在工作之余不与其他日本人往来,而是刻意融入更广大的国际社
群。他学会了基本的英语和俄语,也向当地一名艺伎学习汉语。他常去向英国裁缝请教经商诀窍,也在天津的犹太俱乐部收听战争新闻,到意大利租界赌回力
球。
住在天津让石津谦介得以躲过日本境内的艰困时局。1941年12月,在珍珠港
事件爆发后,太平洋战争便从区域冲突演变成日本与美国之间的大规模军事对
峙。日本为了全面战争而动员民众。就在石津谦介在天津享受欧洲文化与舒适生
活时,日本国内正系统性地减少西方对日本文化造成的各种影响。日本民众每天
会听到关于“邪恶英美人”残暴罪行的宣传。新法规要求企业删除品牌名中的英文
字母,甚至建议文字不要横写。为了避免困扰,甚至将棒球术语里的“strike”(好
球)和“home-run”(全垒打)等外来语改成日式表达。石津谦介穿着三件套高级
西装时,冈山的日本男性则穿着实用的卡其制服,也就是类似中山装的“国民
服”。
战争为日本带来诸多苦难,首先是粮食短缺,接着美国从1942年4月起开始
对日进行轰炸。石津谦介因为兼任军方的滑翔机教官,所以不必上前线。虽然日
本帝国陆军大肆蹂躏中国内陆,但天津却罕见冲突。
到了1943年,眼看日本战胜的希望渺茫,大川洋行的经营团队担心从事奢侈
品买卖会显得不爱国。大川兄弟中的哥哥决定卖掉大川洋行,将钱分给员工。这
笔钱极有可能在返回日本时被没收,因此石津谦介选择留在中国。
他剃光头发,入伍当兵,担任较轻松的海军武官。他定做了一套标准军服的
帅气潇洒版,用的是上等的英国哔叽毛料。石津谦介奉命管理一座甘油工厂,但
他却更新厂内的机械设备,用来生产添加法国香料的甘油透明皂。日后,他对自
己逃避责任的行为懊悔不已:“我很惭愧自己从没为日本做过什么有用的事。我们
之所以战败,大概就是因为有我这种日本人。”
1945年8月,石津谦介在那座临时香皂工厂内听到天皇宣布日本向同盟国部
队投降的“玉音放送”。国民党军队虽未向日本占领者进行残酷报复,但他们蔑视
石津谦介,抢走工厂内的甘油。1945年9月,石津谦介大多数时间都被囚禁在前
日本海军图书馆内。
随着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在10月抵达,情况有所改善。美军上岸时,迎接
他们的是一场临时起意的胜利游行,成千上万名中国人与欧洲侨民涌上街头迎接他们。年轻的美国海军中尉奥布赖恩(O’Brien)需要一名通晓英语的日本男子,于是便将石津谦介带离图书馆。在接下来几个星期,石津和奥布赖恩成为好友。
奥布赖恩告诉石津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的生活——那是石津谦介首次听到“常春藤联
盟”这个名词。
因为好运再加上机灵,34岁的石津谦介成功避开日本专制法西斯社会与战时
暴力最恶劣的时期。祖国战败后,他还充分利用与美军合作的机会,得到相对舒
适的物质享受。直到1946年3月15日他才初尝战争带来的痛苦滋味。美国将他和
家人送上货轮,遣返日本。石津把所有背包装不下的东西全留下,包括现值相当
于2700万美元的现金。石津一家人和其他数百人在摇摇晃晃的货轮上待了一星
期,船上只有简陋的行军床和两个简易马桶。不幸的是,这种恶劣的生活不仅是
石津谦介一家人暂时的苦难,也是当时全体日本人民的生活常态。石津谦介惬意
的奢华生活就此结束。
1946年3月底,石津谦介回到老家时,发现冈山已成一片焦土。美国的轰炸
行动夷平了日本绝大多数的工业区,徒留无数瓦砾,偶有混凝土建筑的空壳矗立
其间。石津谦介旅居中国七年,得以不必亲身体验那场战争的梦魇,但在1946
年,他再也没有喘息的机会。
战后生活自是凄苦。约有300万日本人因为境内的空袭和海外战役而丧命
——这相当于全国人口的4%。美国的轰炸摧毁了不少基础设施,日本在1946年又
饱受粮食与物资短缺之苦。国家财富骤降至1935年的水准。战后的前几年,日本
民众无不努力对抗饥饿、斑疹伤寒以及失温症。日本在精神层面上同样伤痕累
累,国家前途黯淡,大多数民众对传统体制已不再怀抱幻想。
此外,一支美国陆军部队出现在战败民众面前,高高在上——这是日本漫长
历史上首度遭外国占领。受战时宣传影响,日本人已准备面临一场无情的报复掠
劫。在美军到来之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甚至认为美国人会“强暴、杀
害、用喷火器烧死所有人”。尽管占领部队并不完美,但和日本人预期的可怕形象
并不相符。美军与当地人建立起愉快融洽的关系,最有名的就是发送口香糖和巧
克力给儿童。然而,美日双方明显的权力不平衡状态还是引起大众的愤恨。健康、营养充
足且身形高大的美国士兵在街头漫步,而饥饿、肮脏的日本男性在黑市里寻找食
物。占领部队迫使许多日本最著名的饭店、豪宅和百货公司禁止本地人进入。
石津谦介在战后第一年卖掉了家族产业,并在深思过后加入大川兄弟的新创
事业,为日本最大的内衣制造商Renown工作。由于在天津有销售服装的经验,石
津谦介成为Renown大阪高级服装门市的男装设计师。
对高价男装生产来说,1940年代末是一个尴尬的时期。绝大多数日本人此时
都在舍弃衣物,而非添购新衣。由于城市里粮食不足,都市人被迫到乡下用衣物
换取蔬菜——外衣一层层脱去,“活得像竹笋”。
1940年代末,日本人的食物与服装支出比例是40:1。妇女此时还穿着战时
的“モンペ”,一种宽松的高腰农作裤,男性则穿拆去徽章的破烂的陆军军服。战
争将尽时准备执行自杀任务的神风特攻队员,这时也穿着棕色飞行装四处游荡。
即使服装已不再有严格规范,日本政府战后仍继续倡导俭朴与节约。从美国
停止所有商业织品与服饰出口日本,到1947年建立配给制度之前,日本这段时间
鲜少有人买得起新衣,定制更是想都别想。唯一的新衣服来源是美国慈善募捐活
动搜集而来的一箱箱二手衣,而且其中大部分最后都进了黑市。
在这种衣物短缺与配给制的时尚真空中,日本第一个采纳西方风格造型的群
体是为美国大兵服务的街头流莺“潘潘女”(Pan Pan Girls)。作家马渕公介曾写
道:“潘潘女可说是战后初期的时尚领导者。”
她们穿着鲜艳的美式洋装和厚底高跟鞋,颈上还系着潘潘女特有的领巾。她
们烫发、化浓妆,涂上红色唇膏与红色指甲油。潘潘女的短外套上有夸张的垫
肩,模仿军官夫人的打扮。在战前,西方时尚与习惯是通过男性精英阶层进入日
本社会,而后慢慢向下蔓延的。但此时这一情况出现大翻转,战后日本率先穿上
美式风格服装的是女性,而且是妓女。
随着美军对日本占领的持续,风尘女子之外的日本人也开始对美国文化产生
兴趣。仅有33页、战后不到一个月就出版的《日美会话手帐》狂卖400万册。热
门的英语广播节目《来来英语》(Come Come English)的收听数高达570万。日
本年轻人会转到美军电台收听爵士乐和美国流行音乐,以及日语翻唱的流行歌曲,例如Smoke Gets in Your Eyes也成了畅销金曲。报纸刊登的漫画《金发女郎布
朗娣》(Blondie),让日本读者得以从中窥见美国中产阶级郊区生活中物质享受
的那一面。
就连饱受被占领之苦的日本人也羡慕美国的富裕生活。历史学家约翰·道尔
(John Dower)写道:“在饥饿与物资匮乏的那些年,美国人丰富的物质享受是格
外刺眼的。”麦克阿瑟将军的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接收了高级的银座区作为行动总
部,随着数千名美国大兵和他们的妻子涌上街头,该区成了所谓的“小美国”。美
军福利社里囤放大量的进口商品和粮食,数量之多让总是吃不饱的日本民众难以
想象。军眷们每天抱着硕大的火腿和袋袋装满的白米离开福利社,让挨饿的日本
人目瞪口呆。
如此悬殊的差异让所有与美国沾边的事物无不被罩上一件高级的外衣,不论
实际物品还是文化习俗皆然。追求美式生活成为一张能让人们摆脱绝望境地的门
票。日本人战前对西方文化感兴趣是出于一种美学选择与对地位的追求,此时它
成了一种自保的方法。石津谦介在这个众人渴望仿效美式生活风格的新日本,拥
有明显的商业优势。由于从小着迷于西方文化,又有海外生活经验,石津了解西
方;更重要的是他知道如何生产、销售西方服饰。
为Renown工作期间,石津谦介在大阪建立了一个顶尖裁缝人才的网络。他找
到一个拥有哈佛大学学历、名叫汉密尔顿(Hamilton)的美国军人替他到美军福
利社采购布料与拉链,自己再积存这些物料。石津谦介生产的顶级服装不但引起
同行的注意,也引来执法单位的关切。由于他的产品品质实在太好,警方甚至怀
疑他从国外走私商品,因而将他羁押了一段时间。
1949年年底,石津谦介辞去Renown的工作,自行创业,成立石津商店。尽管
此时日本人大多买不起新衣,但石津相信市场会回暖。如果有人能在日本做出优
质的西式服装,那绝对是他。
盟军占领在1950年代初期进入尾声。麦克阿瑟在1951年4月前往机场准备离
开日本时,共有20万人夹道欢送。美日这两个过去的敌对国家在当年9月签署和
约,协议在1952年4月将主权归还日本。于是,美军部队也逐渐从日本消失。早在和约签署之前,日本的经济焦虑就已随着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开始消
退。由于地理位置靠近朝鲜半岛,日本顺理成章地成为美国的军事生产基地,出
口品有75%都是战争所需的补给品。这让日本收入大增,点燃了长期复苏的第一
把火。朝鲜战争带来的繁荣经济也催生了日本战后的首批百万富翁,进而让奢侈
品市场起死回生。
经济起飞激励了都市中产阶级抛弃战时的服装,更新衣柜内的衣饰。东京到
了1950年代初期已不见有人穿着老式的农作裤,年轻女性大多脱下和服,改穿洋
装。不过,日本大众的服装产业依然面临一些严峻的挑战。政府的经济复苏计划
当中虽有一部分是积极重建纺织产业,但重点却是制造织品以供出口。纺织工厂
大量生产棉布,却几乎没有任何产品在日本境内销售。另一方面,充满保护主义
色彩的法规又禁止外国服装的进口。
由于缺乏原料,有意大量生产成衣并在日本市场销售的公司少之又少。布料
短缺迫使许多妇女制作“更正服”,即利用老旧和服布料和废弃的降落伞尼龙布裁
制美式风格的衣物。虽然官方在1949年解除了进口布料的限制,使市场窘境得以
趋缓,但在1950年代,女性仍仰赖邻里间的裁缝、姐妹、朋友,或自己把任何可
得的碎布缝制成可穿的衣服。
随着经济改善,裁缝店内又开始有白领造访,定制新西装。石津谦介这时开
始进行另一种商业活动——成衣制造。定制服装既昂贵又耗时,一套西装往往需
耗费工薪阶级一个月的薪水,石津谦介的成衣能将更大量的服装卖给求衣若渴的
大众。在其他公司仍费力破解欧美时尚风格之际,石津谦介手上已经握有几款热
销商品。他创立看似来自美国的品牌Kentucky,陆续推出鞍背鞋、法兰绒衬衫,以及靛蓝色工作裤。
然而,石津商店发现获利最丰的商品,是以富裕精英阶层为客群的高级运动
外套——目标客户是从朝鲜战争经济热潮中大赚一笔的企业老板。人数日益增多
的新富阶级穿上新衣庆祝自己事业经营有成,石津谦介与整个服饰业也因经济成
长的涟漪效应而受惠。大阪的阪急百货给了石津商店一个角落位置的专属店面,石津谦介就在那里建立起一个基地,为芦屋郊区的富裕家庭服务。随着业务蒸蒸
日上,石津谦介想要一个让人更容易记住的品牌名称,于是将公司更名为VAN
Jacket,“VAN”取自一本战后漫画杂志的名称。1954年的石津谦介,摄于大阪,VAN Jacket创立初期(提供:石津家)
石津谦介的事业若要进一步成长,需要的不只是金字塔顶层的顾客,还有日本持续扩大的“新中产阶级”。不过,一个主要障碍依旧存在,那就是男性对时尚
的兴趣仍是一大禁忌。当白领阶层在20世纪初穿起西装,这种服装其实是一种现
代的严肃制服,而非表现自我的媒介。任何对基本样式的修改或定制,都显出穿
着者的轻浮与虚荣。时尚学者托比·斯莱德(Toby Slade)写道:“主流男性气概概
念认为,男性不该过度在意穿着,或是花时间思考自己的穿着。针对男性气概严
肃性的现代指令给出的答案就是西装;西装是每天都能穿的制服,也允许男人在
外表好看之余无须在服装上费心思,以免变得女性化。”穿着打扮对日本男性而言
很简单。学生上学穿方形立领的学兰制服,毕业后改穿西装,此后再也不必为自
己的服装伤脑筋。如果西装的羊毛面料粗糙,裁缝会把布料内外反翻,再进行缝
合。男性基本服装搭配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深灰色或藏青色西装、深色领
带、白衬衫,以及深色皮鞋。白衬衫销量比其他颜色高出许多,比例达到20:
1。光是穿上条纹衬衫就足以让上班族惹上麻烦。资深广告创意总监松本洋一某
次穿着一件红色背心到办公室,他的上司就问他:“你是来上班,还是准备去哪
里?”
若要销售设计师外套,石津谦介需要日本男性愿意摆脱单调乏味的功能性制
服,通过各种服装来赞颂日本的繁荣新时代。女性会穿上符合最新国际流行趋势
的鲜艳印花洋装上街,但男性可无意追随她们的脚步。事实上,女装在战后百花
齐放,不过是让“时尚乃女性专属”的观念在日本被强化。
就算日本男人有兴趣通过打扮表现自我,石津谦介还面临另一个阻碍——注
重时尚的男人认为,只有量身裁制的衣物才堪称上品。男人将非定制的服装称
为“吊し”或“吊しんぼ”(意为挂起来的东西),充满轻蔑意味。男装就是西装,而西装就是要定制才行。
要将日本关西的小规模事业扩展到全国,石津谦介就得改变日本男性的观
念,让他们以全新眼光看待时尚。他向顾客大力灌输相关概念,还得设法让每次
影响的人数不止一人。
在1950年代初,日本妇女虽然有几本时尚杂志可看,但它们大多走实用路
线,当中满满都是黑白的裁缝版样,而不是宛如梦幻的美丽图片。相比之下男性
只有一项时尚资源——西装款式指南《男子专科》(『男子專科』)。此时的年轻人若要寻找穿着灵感,依赖的都是电影,而不是平面刊物。1953年,根据日本
放送协会(NHK)广播剧《请问芳名》(『君の名は』)改编的电影引发了一股
时尚潮流,女生纷纷模仿片中女主角真知子,在头上、颈上裹起披巾。隔年,《罗马假日》的上映,又让奥黛丽·赫本男孩般的俏丽短发蔚然成风。
不过,电影主要影响的是女装,因为日本社会的观念已接受女性追随全球潮
流。电影并未说服年长男性打扮自己。男人缺乏时尚相关知识,他们不只需要视
觉上的灵感,还要详细的说明,告诉他们如何备齐基本的服装组合。
《妇人画报》(『婦人画報』)的编辑们在1954年年初也得出相同的结论。
着迷于最新巴黎时尚的女性读者纷纷抱怨,丈夫陪她们出席宴会和婚礼时,都穿
着乏味无趣的商务西装。编辑们认为,男人需要一本时尚刊物教导他们如何适度
打扮,至少针对特殊场合应该如此。这本杂志若要令人信服,就要找一位充满魅
力的人物作为男性时尚的代表。编辑在询问业界人士时,有一个名字不断被提
及,那就是石津谦介。
石津谦介加入编辑阵容后,《男人的服饰》(『男の服飾』)季刊在1954年
年底推出。这本杂志包含时尚照片与文章,但编辑方向完全走指南路线,如同教
科书般向读者介绍半正式服装、商务服装、运动服,包括高尔夫球装。石津谦介
和其他写手在刊物中为时尚新手提供穿搭建议,并介绍来自英、美、法的最新趋
势。
石津谦介不只帮忙撰文,还将这本刊物变成自家品牌VAN的宣传媒体,在整
本杂志内穿插植入该品牌的广告与服饰样品。在每期发行的35000本当中,石津
谦介会买下大部分转卖给VAN的零售商。他在最初几年写的文章实在太多,因此
不得不用一些好玩的笔名掩饰,像是“江须快也”(Esu Kaiya,取自Esquire的谐
音),以免身份太过明显。《男人的服饰》创刊号,1954年(提供:妇人画报社)
《男人的服饰》就像一种手段温和的宣传,让男人了解为何以及如何打扮自
己。这本刊物也发挥了产业通信的功能,成衣零售商能借此获知该进哪些商品。石津谦介对这本刊物的鼎力协助,也对其个人事业产生神奇的作用。由于VAN彻
底融入刊物内容,消费者和零售商对该品牌服装的购买量也随之增加。
打进媒体圈之后,石津谦介期望拓展东京市场。1955年,VAN在东京成立办
公室,由企划部进驻,石津在冈山和天津的伙伴大川照雄也加入团队,掌管业务
工作。这支优秀的团队在东京的办公室里仔细规划时尚趋势,同时向主要的零售
商推广VAN的服装。
1956年,日本政府的经济白皮书以一个令人欣喜的句子开头:“战后已结
束。”日本在战后的十一年间逐渐迈向繁荣的新路线。此时日本人尚未富裕,但生
活水准已超越战前时期。主要城市已不见断壁残垣,营养不良的人少之又少。
在粮食、工作与住所都不成问题之后,大众开始更加认真地思考该穿什么。
1956年,日本的人均服饰消费量达到12.3磅(约5.57千克),首度超越1937年
11.68磅(约5.29千克)的高点。此时各服装公司的收益纷纷增长,VAN也不例
外,销售强劲的业绩让石津谦介的资本在创业头四年就扩大了五倍,从一个在大
阪有30名员工的小作坊成长为横跨两座城市的300人大企业。
不过,即使有《男人的服饰》这样稳定的公关宣传渠道,石津谦介还是面临
不变的阻碍——日本中年男性对成衣没有好感。读者在《男人的服饰》上看到喜
欢的服饰,会去找裁缝如法炮制。石津谦介开始接受自己这一代的男人永远都不
会考虑接受成衣的事实。但他还有机会影响一个消费新群体,那就是年轻人。
《男人的服饰》每期都有几页会特别以大学生为目标受众,石津谦介说服编
辑强化内容的年轻导向。从第六期开始,这本杂志在封面加上了一个引人注目的
英文刊名“Men’s Club”
[1]。然而,VAN并没有生产适合学生的服装。石津家族的
友人长古川元还记得:“VAN带有一种时尚的高雅感,但它非常小众,大部分年
轻人还是买不起。身为年轻人,你真的不想那么鹤立鸡群。”
石津谦介想为年轻男性推出一条新的成衣产品线,但日本当时的流行趋势似
乎不太适合。此时,《男人的服饰》开始推广一种大胆的V字形轮廓的服装——
外套肩线十分宽大,往下逐渐收窄,到腰部变得很纤细。当时还在艺术学校就读
的时尚插画家小林泰彦回想:“我们那时看到的只有好莱坞电影中和帮派分子身上
粗鲁的‘勇猛造型’。”这本杂志也积极介绍“太阳族”
[2]
电影中时髦的夏日主题造型——鲜艳的夏威夷衬衫搭配花花绿绿的“海滩风格服装”,但石津谦介需要更新、更乖巧、比较不会和流氓沾上边的风格。
1956年《男人的服饰》杂志上的V字形轮廓服装(提供:妇人画报社)
为了寻找灵感,石津谦介在1959年12月展开了长达一个月的环球之旅,旅程
在他首度造访美国时就达到高潮。成长过程中常穿欧式西装的石津谦介经常抱
怨:“根本没有时髦的美国人。”但他在纽约却刻意寻找一种在《男人的服饰》里
常出现的常春藤联盟美式风格造型。石津谦介在天津时,从美国朋友奥布赖恩中
尉那里知道了这个名词,到了1950年代晚期,这种造型已经跨出校园,成为美国
服饰主流。但石津谦介对常春藤造型有所疑虑,他在1956年告诉《男人的服饰》:“我怀
疑日本男人是不是穿得出常春藤联盟的风味,何况除了外形问题,这毕竟也是一
个唯欧洲马首是瞻的年代。”
尽管有这些偏见,石津谦介还是南下前往普林斯顿,造访奥布赖恩的母校。
普林斯顿大学里美丽的哥特式建筑让他看见在美国难得一见的、不独尊现代化的
一面,而学生的衣着风格甚至比建筑更令他印象深刻。日本的精英校园里满是身
穿黑色毛料制服、造型如出一辙的男生,但常春藤联盟的学生却以充满个性的独
特方式打扮自己。他用小型相机随手拍下几张普林斯顿大学生的照片,这些照片
后来就成为他在《Men’s Club》上为这趟旅程所做报道的配图。有一个迷人的学
生穿着猎装外套(Safari Jacket)、松开的深色领带、白色纽扣领衬衫、灰色法兰
绒长裤,肩上挂着一件外套,结果他无意中成了该期杂志的封面人物。石津谦介
在报道中写到,在普林斯顿,“完全见不到我们预期中那种特别、浮夸的美式风
格”。
在这趟短暂的普林斯顿之旅中,石津谦介发现了他希望日本年轻人仿效的风
格:常春藤联盟时尚。这些活力十足的顶尖学生证明了年轻男性即使穿着成衣也
能时髦有型。相较于阳刚勇猛的造型,这些衣服看起来更显利落贴身。石津谦介
尤其喜欢这种风格的服装多以棉与羊毛等天然材质制成,经久耐穿也容易清洗。
1950年代晚期的日本学生零用钱不多,常春藤服装会是一项不错的投资——耐
穿、实用,而且以简朴的传统风格为基底。1960年4月出版的《Men’s Club》第18期,刊出石津谦介所拍摄的普林斯顿学生照片(提供:石津
家)
而且,常春藤学生将衣服穿到破损,还带出一种潇洒感——鞋上有破洞、衬
衫上的领子磨损、外套手肘部位有补丁。许多日本新富阶级十分讶异于如此的节
俭程度,不过从小家境富裕的石津谦介却看到常春藤联盟时尚与时髦粗犷的“弊衣
破帽”造型有直接的相关之处。后者是20世纪初的精英学生通过破烂制服来炫耀其
优越感的现象。常春藤服装通过隐隐约约的低调,彰显穿着者的地位,这是富家
子出身的石津能感同身受的。
石津谦介此时怀抱着他事业生涯中最别出心裁的构想,他要运用常春藤联盟
风格的服装,开拓出日本第一个年轻时尚市场。1959年,VAN踏出第一步,推出
一套常春藤样式西服——它仔细复制Brooks Brothers(布克兄弟)经典一号轻便
西装,搭配宽松的无褶外套。然而,此时已年届五十的石津谦介对年轻人的文化再也没有当年那种天生的
敏锐度,他不解此时的日本年轻人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为了让常春藤联盟服装在
市场上获得成功,他需要年轻员工来制作他们想穿的衣服。常春藤能成为石津谦
介的一大突破,他只需要对的人来协助他把握时机。
[1] 1959年10月第16期起,杂志名改为《Men’s Club》,“男の服饰”变成副标题;1963年12月第
34期起,去掉副标题,更名为《Men’s Club》。
[2] 在石原慎太郎的小说《太阳的季节》获得芥川文学奖后,《东京周刊》刊登了一篇大宅壮一与
石原慎太郎的对谈文章,在文中大宅壮一用“太阳族”来称呼小说中穿着夏威夷衬衫、戴着墨镜的不良
少年群体。1956年古川卓已根据石原慎太郎小说《太阳的季节》改编的同名影片上映并产生了广泛的社
会影响,催生出大量同类题材影片,“太阳族电影”现象出现。“太阳族电影”代表作除了《太阳的季
节》,还有市川昆导演的《处刑的房间》和《疯狂的果实》等作品。第二章 常春藤狂热
黑须敏之需要的只是一套西装。1950年代中期,19岁的他和名校庆应大学的
同班同学每天穿着相同的黑色羊毛学兰制服上学,无论春夏秋冬、日晒雨淋都一
样。这种每天重复的穿法问题明显。黑须敏之回想:“穿了一整个冬天,到夏天才
会把学兰送洗。接着秋天再穿上之前才会再洗一次。衣服变得很脏,大家身上都
有股酸臭味。”
穿上真正的西装让黑须敏之得以从这种乏味的桎梏中得到解放。他会在下课
后躲在书店里研究《男子专科》这本裁缝杂志。有一回,在他存够钱能去定制西
装时,他请父亲带他去找裁缝。父亲当着他的面大笑:“大学生穿西装?你一定是
在开玩笑。(本书分享更多索搜@雅书)”
父亲的回答反映出日本对于西方服装的传统观念——只有白领商人才穿西
装,学生穿制服。日本社会期望年轻男生毕业前都穿学兰制服,甚至要穿去参加
正式活动和工作面试。哔叽羊毛外套、相配的毛料长裤和白色的正式纽扣领衬
衫,是他们一年四季从头穿到尾的服装。天气变热时,学生可以不穿外套。
年轻人到哪里都穿着制服,因此根本没有所谓的“年轻时尚”存在。黑须敏之
回忆:“百货公司会有童装部和绅士男装部,但绝对没有适合中间年龄层消费者的
部门。店家从没想过能销售什么商品给年轻人,所以连试都没试过。”黑须敏之穿着学兰制服以及第一件西装外套(提供:黑须敏之)
少数为了时尚而拒穿制服的年轻人会立刻受到排斥,被视为行为不检。除了
日本社会对社会偏差的根本偏见之外,战后年代的父母也对孩子穿着现代服装特
别焦虑。二战后,日本帝国主义时代严格的道德规范已随战时政权溃散而瓦解,父母认为孩子会在这“道德沦丧”的环境里变得任性、叛逆。此外,盟军在占领时
期推广民主、自由、平等的观念,刺激了许多年轻人藐视传统伦理规范。这时的
成年人会用“アプレ”(源自法文“apres guerre”,意为“战后”)这个贬义词,形容
在和平时期的混乱中丧失规范的青少年。
接下来,父母对“アプレ”产生道德上的恐慌感,将服装视为孩子叛逆的征
兆。黑色制服象征遵从传统日本价值,夏威夷衬衫或麦克阿瑟式的飞行员墨镜等
美式服饰则代表轻视社会规范。成年人相信,流行服饰不仅预示了孩子日后的不
孝,也表示潜藏犯罪念头。1950年轰动一时的“噢,你搞错了”事件,更强化了大众对年轻时尚与道德沦
丧彼此关联的认知。山际启之是日本大学的校车司机,某天,年方十九的他持刀
闯到同事车上,砍伤驾驶员,随后驾车逃逸,连同车上薪水袋中的190万日元一
起带走。山际启之随后载着女友展开了为期三天的兜风之旅。警方很快就逮到这
对亡命鸳鸯,但这桩小案件之所以登上媒体头条,是因为山际启之在被捕时用日
式英语大喊:“オー·ミステーク(噢,你搞错了)。”山际启之在接受警方侦讯时
不断随性地在日语中夹杂英语,露出身上George字样的刺青。在媒体大幅报道
下,“噢,你搞错了”成为社会各界广泛使用的流行语——这个伪英文口号充分象
征了战后日本年轻人过度接受美式文化,显然已到了耽溺的地步。
这对小情侣等待受审之际,新闻报道却将重点放在他们的穿着上。在逃亡的
短短三天内,山际启之和女友在银座的高级精品店内豪掷10万日元购物,这个金
额当时相当于大学毕业生起薪的10倍。出庭时,山际启之穿着金色灯芯绒外套,胸前放着红色口袋巾,搭配深棕色华达呢(gabardine)长裤、领尖极长的浅棕色
纽扣领衬衫、菱纹袜、巧克力褐色鞋,以及美国总统杜鲁门风格的软呢帽,走在
媒体镁光灯前。他的女友身穿优雅的浅棕色宽领两件套羊毛西装,搭配黄色毛衣
和黑色高跟鞋。这对情侣看起来更像是要参加电影首映会的年轻明星,而不是身
陷囹圄的少年罪犯。对全日本无法认同他们的成年人来说,美国时尚与道德沦丧
之间的关联可以说是再明显不过。因“噢,你搞错了”事件而被捕的情侣( ? 朝日新闻社)
当黑须敏之的父亲听到儿子要求定制西装,理所当然地想起“噢,你搞错
了”事件。一如所有的家长,他拒绝资助这种可能引人堕落的行为。所幸,黑须敏
之可以通过另一个渠道买到新衣——他的爵士乐团。跟同世代的许多人一样,他
最初是在美军电台听到的爵士乐,并在少年时期开始学打鼓。黑须敏之解释,1950年代是当业余乐手的绝佳时期:“朝鲜战争期间,东京周遭有不少军营,夜里
一直都有乐团表演,就连学生或业余乐手也有演出机会。”黑须敏之和友人利用演
出赚得的钱定制当时流行的好莱坞风格团服——宽肩单扣外套搭配贴身窄管长
裤。
这种好莱坞风格的外套满足了黑须敏之对时尚的渴望,但他在美军基地的黑
人士兵身上发现一种独特的西装款式。“他们会穿四扣西装,戴圆顶硬礼帽和白手
套,带着非常细长的雨伞。我认为这实在酷得不得了。”他在东京的爵士乐咖啡馆
的进口唱片封面上也看到类似的造型。黑须敏之喜欢美国军人和爵士乐手的时髦风格,却又不知道该如何称呼它。
1954年夏天,由于对西装充满兴趣,黑须敏之翻开石津谦介参与编撰的《男
人的服饰》创刊号。看到“男人的服饰用语事典”单元时,第一个名词“常春藤联盟
样式”就让他兴奋不已:
又称“Brooks Brothers样式”,是美国最主要的时尚风格之一。有时又
称“大学样式”,因为许多爱好者是大学生或大学毕业生。轮廓合身笔直。肩部
狭窄自然,没有垫肩或垫肩不明显。外套上有三或四颗纽扣,没有双扣版本。长
裤相当合身,略成锥形,通常不打褶。看似前卫,但用意十分保守,与同样受欢
迎的“好莱坞样式”正好相反。这两种样式构成了当今美式时尚的两个极端。在
美国,“常春藤联盟样式”属于都市风,往往被形容是“在麦迪逊大道上穿的衣
服”。
这段没有搭配插图或照片的短文,改变了黑须敏之日后的人生方向。他在美
军基地所见的高纽扣西装风格正是这种常春藤联盟样式,一种为大学生设计的西
装风格。美国人显然会穿这些所谓的常春藤西装去上课,而那竟被视为“保守”!
黑须敏之想象,在太平洋彼端有一个文明世界,骄傲的父亲会陪就读常春藤联盟
名校的儿子到裁缝那里定做西装。他决定,之后若有机会定做第一套西装,一定
会是常春藤联盟样式。
日本家长对于美国文化的恐惧或许也不是那么不理性:爵士乐团干扰了黑须
敏之的课业,他被留级重读大一。父亲逼他卖掉鼓组,但黑须敏之不肯当一个只
穿黑色学兰制服的书呆子。在寻找新嗜好时,他报名了艺术家长泽节每周开课一
次的时尚插画班。在周六晚间的课堂上,他和班上另外两个男生的其中一位成为
朋友,对方是年纪较长的教师兼学生穗积和夫。身为受过专业训练的建筑师,穗
积和夫在长泽节的学生当中堪称传奇人物,因为他辞去正职,成为自由插画家,与《男人的服饰》合作。
穗积和夫立刻就和“来自庆应大学的摩登男孩”黑须敏夫相当投缘,每个星期
都会互聊爵士乐和男性时尚。《男人的服饰》是两人的圣经,在该杂志于1956年
秋天推出美国大学时尚风格的深度报道后,两人都改变兴趣,迷上了“常春藤”。穗积和夫回想起那种服装:“我第一次看到常春藤风格时,心想,就是它了!那是
一套西装,但看起来又和日本长辈穿的截然不同。日本没有人穿那种三扣的合身
西装。”
除了偶尔见到美军穿着亮眼的“新常春藤”风格服装,他们在日本罕有机会看
到有人穿着如此风格的服装,因此,唯一的信息来源就是穗积和夫从妇人画报社
办公室偷拿的美国杂志。黑须敏之与穗积和夫在那些杂志里不断发现常春藤风格
的新走向。外套线条垂直,没有缝褶。长裤后面有扣带。最后他们在《GQ》上找
到一篇谈Brooks Brothers的四页文章,终于见到了完整的常春藤风格单品组合。
认真研究一年后,黑须敏之与穗积和夫迫不及待地想穿上真正的常春藤联盟
服装。因为没有渠道购买美国进口服饰,他们唯一的办法是找到愿意复制这种风
格的日本裁缝。穗积和夫很有把握,最典型的常春藤联盟元素是正式衬衫上的“纽
扣领”,于是黑须敏之带着几码黑白格纹布料找到一名裁缝,要求“帮我做一件纽
扣领衬衫”。结果裁缝做出一件夏威夷风格的长袖衬衫,没有开前襟,长长的领尖
上缝了纽扣。这种混合风格看起来完全不像常春藤联盟的纽扣领衬衫,但黑须敏
之根本不明白,还是开心地穿着它到处跑。
黑须敏之此时已准备定做一套西装。裁缝看着这个年轻人理想中常春藤联盟
样式外套的草图,叹息道:“这真的很怪。”结果,成品再次失败。“当时的日本裁
缝完全不识常春藤风格为何。”黑须敏之解释,“他们做不出自然的肩型,所以最
后还是出现超大垫肩。我想要一套三扣式常春藤西装,他们就在普通的双扣之外
加上第三颗。但那整个轮廓根本不是常春藤风格……反正就是很怪。”虽然美国人
马上能看出瑕疵,但从未见过正统常春藤服装的黑须敏之,还是认为自己就是骄
傲的常春藤西装拥有者。
穗积和夫在同一家店定做了类似的常春藤西装之后,两人和另外七个朋友联
合组成“传统常春藤联盟生社”。他们每周举办常春藤风格研讨会,用一本发黄的
战前英文服装百科全书查译美国杂志上的名词。他们还邀请一位年迈的裁缝教他
们美式风格的相关细节,例如钩形衩(hooked vent)和搭接缝(overlapped
seam)。
[1]
黑须敏之与穗积和夫试图在日本重现常春藤联盟风格时,把所有东西分成“本
物”或“赝物”,也就是真品和冒牌货两大类。可惜他们越深入了解,就越发现自己初期创造的都是可悲的冒牌货。黑须敏之回想:“那件黑白格纹衬衫我还洋洋得意
地穿了一年,可是一发现不妙,我就羞愧到把衣服扔了。”但如实复制的欲望激励
了黑须敏之与穗积和夫去研究常春藤联盟风格的各项细节,也促使他们进一步钻
研更多服装设计的细微方面。他们或许永远做不出完美的真品,但借由复制原版
品的细节,他们努力朝逼近真实的方向前进。
黑须敏之与穗积和夫之所以喜欢常春藤风格,部分是因为它来自美国,一个
被贫困的日本视为文明与繁荣的国家。常春藤联盟风格在日本也是一个让人看起
来既出色又不至于像流氓般嚣张的风格:“常春藤就是与日本当时的时尚截然不
同。我根本不了解那种造型叫时尚——它实在太特别了。我开始穿常春藤风格的
服装时,大家会说你看起来好像乡下地方的镇长。但就是这样才好玩。我不是因
为那是新风格而喜欢,而是因为它有点奇特。”于是,日本有了自己的首批“常春
藤联盟生”。
1959年,穗积和夫说服《Men’s Club》的编辑,以一篇四页报道介绍传统常
春藤联盟生。团体照上的七个人全都穿着深色西装,拿着金发美女海报,展示他
们对美国文化的专精。该报道的文字是穗积和夫偷偷撰写,他宣称这个团体为“常
春藤七武士”。
这张照片里的服装如今可不会被认为是常春藤联盟风格——黑须敏之戴着卷
边平顶帽、袖扣、银色正式领带,以及珍珠领带别针。尽管《Men’s Club》是将
常春藤风格引进日本的开路先锋,但相关参与者都无法精确复制出这种美国东海
岸的大学生造型。由于缺乏与常春藤学生接触的第一手经验,这种时尚风格在日
本的基础,实际上不过是少数的片面信息和《Men’s Club》杂志编辑的有根据的
推测。1959年《Men’s Club》上的传统常春藤联盟生社(戴帽和眼镜的黑须敏之坐在梯子上,穗积和夫则
是前方戴眼镜者)( ? 佐藤明)
1959年3月,黑须敏之刚从庆应大学毕业,却恰好面临疲弱的经济局势,求
职困难。在进不了大企业的情况下,他利用自己的时尚插画技能在一家和服店找
到工作,后来又到银座担任裁缝。他的父亲怒不可抑:“我们供你去上庆应大学,可不是为了让你到服装公司上班!”那些工作很无趣,但黑须敏之找到一份喜欢的
兼职,就是为《Men’s Club》撰写与爵士乐和时尚相关的文章。
黑须敏之在杂志社内与年轻的编辑祥介结为好友。某天晚餐时,祥介透
露:“我得离职去替我父亲工作。”黑须敏之原以为这位朋友是被迫得回到某个穷
乡僻壤的小公司做些单调无趣的工作,但祥介随后澄清:“我爸是VAN的石津谦
介。”原来他是石津祥介,日本最时髦服装品牌老板的长子。1961年,石津谦介任命儿子祥介担任VAN企划部主任,并交付其一项重责大
任:生产以年轻人为目标客群的常春藤系列商品。在此之前,品牌大多数的常春
藤商品灵感都是靠50岁的石津谦介想象而来,而非源自美国东海岸校园的流行风
格。石津谦介将有一条直长条纹的衬衫称为“常春藤衬衫”,背后有鞋扣的沙漠靴
称为“常春藤靴”,后面有带扣的裤子称为有“常春藤带”的“常春藤裤”。祥介的任
务是生产更贴近真品的常春藤联盟产品,但他缺乏正确信息,不知从何着手。
显而易见的解套办法,就是找日本首屈一指的常春藤专家——黑须敏之。
1961年5月2日,石津谦介与祥介父子欢迎黑须敏之来到VAN企划部任职。这两个
年轻员工接下来全心投入工作,设法大量生产日本第一批真正完全复制、原汁原
味的常春藤服饰。
VAN Jacket商标( ? VAN Jacket Inc.)1961年,黑须敏之(左)和石津祥介(中)在VAN的东京日本桥办公室前留影(提供:石津家)
刚开始,这两个年轻员工在生产核心单品——纽扣领衬衫、无褶斜纹棉质长
裤及圆领毛衣上遭遇重重阻碍。由于没有常春藤联盟大学或大学商店的人脉,黑
须敏之与石津祥介对于最新校园时尚的确切细节没有多少掌握。他们在《GQ》、《Esquire》(《时尚先生》)、《Men’s Wear》、《Sports Illustrated》(《体育
画报》)、法文杂志《Adam》、百货公司JC Penney与Sears Roebuck(西尔斯罗
巴克)的目录,以及《纽约客》的广告中寻找蛛丝马迹。这些刊物虽能提供设计
构想,但VAN的工厂需要样板和立体的服装才能做出真正的复制品。石津谦介到
美国出差时,虽然在Brooks Brothers店内买了几件衣服作为参考,但这些无法扩
大成一整条服装商品线。黑须敏之前往阿美横町的黑市,在一堆废弃美国军服之
间搜寻,希望找到常春藤风格的服饰。石津祥介在面对日本工厂时也遇上挑战:“没有人会做纽扣领衬衫,也没有打
版师做过无褶裤。”最后,他在遥远的富山找到一家创新的工厂,他们已有制作纽
扣领衬衫出口美国的经验。其他产品则是经过反复试验,衬衫与长裤一再重做,直到最后接近美国标准为止。石津祥介在这过程中发现一种奇异的喜悦感:“我不
像黑须敏之对常春藤联盟服装那么着迷。对我来说,这就像组装模型飞机。它像
是一个挑战,我们来看看能否在市场上真正创造出所谓的‘常春藤时尚’。”
随着完整的常春藤系列产品——卡其裤、休闲西装外套、泡泡纱外套、菱纹
领带——在1962年推出,VAN也更新了商标,希望进一步吸引年轻人群。石津谦
介在原有的红黑字样的圆圈商标上增加标语“献给年轻人与内心年轻的人”。加上
这最后一笔之后,VAN的品牌形象和商品正蓄势待发,准备实践石津生产日本年
轻人喜欢的成衣的时尚愿景。先前十年,黑须敏之在自家卧室和裁缝小店里试图
复制出日本的常春藤风格,如今,他掌控着日本最热门的服装品牌,和VAN的同
事正准备将常春藤风格产品推向全日本。
“把这些金色纽扣全拿掉,我们也许会有点兴趣。”黑须敏之从日本各地的百
货公司采购员口中听到相同的抱怨。这些人每季都积极采购VAN高品质的运动外
套,但对新的常春藤系列却有所质疑。采购人员认为那些他们辛苦复制出来的常
春藤细节全是设计错误:“这衬衫样式很好,但领片上的纽扣很碍眼。”当黑须敏
之指出美国大学生都穿有金色纽扣的休闲西装外套时,采购对他大吼:“这里是日
本,可不是美国!”
虽然广大的服饰业者不支持常春藤潮流,但石津谦介依然自信满满,相信只
要有机会,日本年轻人就会爱上这种造型,目前只是中间商挡住了年轻人与常春
藤风格接触的可能。与其等待难搞的采购员改变他们对纽扣领衬衫的看法,石津
谦介决定,不如由VAN直接向年轻人传达常春藤风格的信息。
《Men's Club》是理所当然的起点,因为关心时尚的年轻男子寻找打扮灵感
时,大多会参考杂志,而不是百货公司。从1963年起,VAN就运用其非正式的编
辑掌控权,让该杂志完全以常春藤风格为重点。每期杂志内都有大量现代大学生
活的点点滴滴,探讨手肘补丁,“联盟生的V字地带细节”,同时刊登石津谦介的
文章,谈论“了解常春藤与不了解常春藤的女生”等主题。由于急于刊登常春藤服装穿在真人身上的图片,《Men’s Club》翻印了所有能取得的美国大学生照片,从《生活》(LIFE)等美国刊物,到造型带有常春藤风格的好莱坞明星剧照,例
如安东尼·博金斯(Anthony Perkins)与保罗·纽曼(Paul Newman)的。
尽管有这些努力,常春藤造型在日本主要还只见于《Men’s Club》杂志的内
页。实际上年轻人几乎都还是穿着学兰制服,或同样单调的服装。这本杂志在读
者心目中的形象,就像是一个令人愉悦的幻想——一个人人身边都围绕着常春藤
西装、可乐瓶和爵士乐黑胶唱片的世界。但要在现实生活中打扮得如同《Men’s
Club》内页的模特,肯定会招来同学和邻人讪笑。因此,VAN得向读者证明,日
本城市里确实有打扮得宜的年轻人游走其间。
1963年春天,黑须敏之在《Men’s Club》上开辟了一个“街头的常春藤联盟
生”专栏,由他和摄影师在银座街头拍摄穿着近似美国东海岸大学生的年轻路人。
黑须敏之挑出最好的照片,再撰写图片说明。这个简称“街头之眼”的照片专页很
快就成为杂志内最受读者欢迎的单元,黑须敏之可能也因此发明了“街拍”这种风
格独特的时尚纪实摄影,如今它在每一本日本时尚杂志上都能看到。
事实上,这个专栏本末倒置:东京的时尚男子数量根本不足以填满每期内
容。黑须敏之回忆:“我第一次跟摄影师去到银座时,情况相当糟糕。我们之所以
继续出门去拍,纯粹是因为读者反应热烈。”最热烈的回响来自东京之外,因为这
个专栏让外地读者能及时掌握最新的都市风格。一旦注重时尚的青少年开始在银
座晃荡,希望吸引黑须敏之的目光,他们的拍摄工作就会容易得多。这个专栏的
常春藤联盟风味后来变得比较浓,年轻人开始互相较劲,企图胜过上一期专栏内
的被拍者,于是这股风潮开始如滚雪球般越来越盛行。
插画也成为《Men’s Club》建立常春藤世界观的重要途径。读者从穗积和夫
与大桥步以及小林泰彦等插画家的作品中感受到一种时髦的美式氛围。那个年代
最著名的插画形象或许可说是穗积和夫的“常春藤男孩”——一个开心穿着美国东
海岸服装的年轻漫画人物。穗积和夫最早是在1963年画出这个人物,当初是为了
模仿日本浮世绘,将标准的武士改成14个不同的常春藤联盟生,如穿着一身白的
普林斯顿啦啦队队员,准备上场的橄榄球运动员,还有身穿浣熊毛皮大衣、围着
长围巾的哈佛大学球迷。石津谦介立刻将穗积和夫的作品制成VAN海报。从那时
起,常春藤男孩就经常出现在《Men’s Club》上,展现校园风格的诸多方面。这
个人物如今在日本已是“常春藤”的象征,在1960年代的世代之间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穗积和夫著名的《常春藤男孩》插画,最早是为这张1963年的海报所画( ? 穗积和夫)
既然《Men’s Club》的内容直接来自VAN的员工和朋友,这本杂志很快就转
变为对于石津谦介、黑须敏之、石津祥介及穗积和夫等人的崇拜。这个优秀团队
通过专栏、访谈、圆桌讨论、问答、咨询以及电台节目的文字记录,发表他们对
常春藤风格的意见。《Men’s Club》向来不隐瞒这些人为VAN效力的事实,而且
明目张胆地支付他们稿费。这种紧密关系是互惠的。VAN需要利用《Men’s
Club》的权威角色将常春藤风格推广成最适合日本年轻人的时尚。《Men’s
Club》则需要VAN每个月提供最流行的新内容。
《Men's Club》推广常春藤风格的努力,最后触及了年轻读者之外的重要族
群:小型时尚零售商。随着成衣市场在1950年代晚期逐渐成长,日本各地的绅士
用品店开始以《Men’s Club》作为最新潮流的风向标。零售商在看过《Men’s
Club》上的常春藤风格服装后,带着订单蜂拥至VAN的办公室。然而,石津谦介
非常精明,每个城市只挑选一家作为特许经销商。他更新店家的销售规划和店面
展示,使其更符合常春藤美学。VAN的员工贞末良雄记得他父亲在广岛的商店的
转变:“石津谦介亲自重新设计整栋建筑。我非常震撼,所有东西都重建过,内部
装潢十分精致,突然间每样东西都变得非常时髦。”石津谦介借由这项策略建立起
一支店主大军,而时尚评论家出石尚三称呼这些人是“VAN教的信徒”。
到了1964年年初,VAN已经握有一张日本全国零售网络,以及最大男装杂志
的编辑掌控权。然而,VAN服装的高价位也让顾客局限于少数的精英人群。在
1960年代初,日本首相池田勇人曾宣告一项“国民所得倍增计划”,到1964年,日
本的国民生产总值成长率高达13.9%,这着实是一项“经济奇迹”。但日本的国民
生产总值相较于美国依然偏低——日本为1150美元,美国则是6000美元。一般家
庭在收入增加时会优先改善家居生活环境,购买“三大神器”——黑白电视、洗衣
机以及冰箱。新中产阶级接着才会继续添购“三C”——汽车、彩色电视以及冷气
机。
高价服装属于超出大多数日本中产阶级负担能力的奢侈品,对学生尤其如
此。一件VAN纽扣领衬衫要价相当于一般白领平均月薪的十分之一。而这还只是
衬衫,《Men’s Club》要求的常春藤造型是从头到脚的整体搭配,包括一件休闲
西装外套、一条卡其长裤,以及一双乐福皮鞋。因为这些经济上的现实,VAN的顾客在1960年代前半段全来自三个人群:名
人、顶尖广告公司的创意人员,以及富豪家族的“富二代”。在美国,常春藤风格
代表精英大学生的休闲风貌,但衣物本身既不昂贵也无特殊之处。事实上,常春
藤风格的影响早已超出美国东海岸校园范围,因为它的衣料实穿耐用,而且款式
基本。
但在日本却非如此。到1964年年初VAN已经建立起销售常春藤风格服装的基
础架构——服装、媒体,以及零售网络。但到目前为止,他们只能在社会顶层找
到顾客。可是,就连这些顾客也令人头痛。有钱的年轻人不知道如何好好搭配
VAN的商品,以作为地位象征。石津谦介不希望看到这些娇生惯养的青少年穿上
他的衣服,却显得品位低下。幸好,他已经着手设计一套方法,要在他的日本常
春藤王国里呼风唤雨。
石津谦介试图在日本达成不可能的任务,从零开始让大众接受常春藤风格。
除了《Men’s Club》之外,没有任何人具有常春藤时尚的相关经验,青少年和他
们的父兄辈也都没有任何常春藤服装。1960年代初期的年轻时尚,就像年轻男子
急着去打橄榄球之类前所未闻的运动,他们只隐约了解所谓的“达阵”
[2]
,但没有
一个朋友拥有球或头盔。
为了让时尚门外汉更容易了解,石津谦介、黑须敏之以及其他VAN的成员认
为,他们得为常春藤风格整理出一套教人“该做与不该做”的守则。于是他们将任
务归纳如下:购买药品,盒内一向会有服用说明。药品有适切的服用方式,若不
照正确指示用药,可能会出现反效果。穿着打扮亦如此——有些规则不能疏忽。
规则能教你正统的穿着风格,帮助你遵循正确的打扮常规。以常春藤风格作为起
点,是成为时尚达人最快的途径。
黑须敏之在《Men’s Club》里成了常春藤学校的非正式校长。他在杂志后半
部主持“常春藤问与答”专栏,为青少年解答关于穿着打扮的各种细节提问。比方
说,他告诉读者不要在运动衫上打领带,穿休闲西装外套时避免别上领带针和袖
扣。在此同时,他也提倡常春藤精神:一种美国东海岸的冷静态度。一名读者放
话要解开纽扣领衬衫上的纽扣,黑须敏之警告他:“那感觉要很自然。如果别人识
破你是刻意不系上纽扣,那绝对是最糟糕的情况。”黑须敏之无疑相当厚脸皮。二十多岁的他从未在美国生活过,却自诩为判断
何谓正统常春藤时尚风格的专家。他的自信虽来自多年的研究,不过也带有不少
虚张声势的心态。穗积和夫解释道:“我们开始编造规则,像是‘当你穿纽扣领衬
衫时,领带必须打成平结,而不是温莎结’。可是当时大家都相信我们。”
VAN利用这些定义性的说法,同时掳获了读者和零售商。因为实在太成功
了,日本时尚时至今日仍保有这种对于规则的重视。黑须敏之记得:“那个年代,大家要我们拿掉休闲西装外套上的金色纽扣,所以我们必须告诉他们,就是要有
金色纽扣,才叫休闲西装外套。我们得把它框在规则里,就像‘休闲西装外套永远
都有金色纽扣’。如此一来,能加快大众对这种风格的认识。”
《Men’s Club》杂志上的“常春藤细节”(提供:妇人画报社)
在美国,常春藤联盟风格脱离不了传统、阶级特权,以及微妙的社会地位差异。没有美国人会看时尚风格指南,他们不过是模仿父亲、兄长与同学的穿着。
在日本,VAN需要将常春藤风格细化成一套特殊的规则,好让刚接触的人能在没
有实际见过美国人的情况下接受这种风格。然而,它塑造出来的假学问也有风
险,可能会让常春藤风格的年轻活力变得单调乏味。在美国,大学时尚最棒之
处,就在于它无意间流露出的酷感。《Men’s Club》却往往为同样的风格增添了
犹如报税作业般的无聊色彩。
不过,《Men’s Club》的读者还是照单全收,而读者对于指南的需求造成了
更多对于细节的专横要求。真正的“常春藤衬衫”在领子底下有一个小小的“挂
耳”(locker loop)以及中央箱式褶(center box pleat) 。常春藤男子胸前会放一
条折成“常春藤褶”(Ivy fold)的口袋巾,打一条正好7厘米宽的领带,裤子长度
也维持“正统”。常春藤西装外套的中央钩形衩发展出如圣经般的规定,即使它在
外套背后,几乎看不见。此外,《Men’s Club》还警告,斜向的西装外套口袋有
危险性——是邪恶的“反常春藤技巧”。除了推广常春藤服装的知识,这种在同质
社群里高人一等的作风,让过去被贬低为“阴柔”的时尚讲究,如今更像是等同修
理汽车和运动等的技术性“阳刚”嗜好。
1963年,石津谦介以三个英文字母为日本的西式服装确定了主概念:TPO
——时间、地点、场合。石津谦介认为,男性应该根据时间与季节、地点,以及
活动性质挑选穿着。他当然不是第一个以社交情境思考时尚的人,不过TPO这个
简单的说法将之设定成了日本人如何采行美式风格的主原则。
TPO对常春藤风格而言尤其有道理,因为它代表的是一个综合性的时尚系
统,而非单一造型。你可以在上课、去教堂、打橄榄球、观赏球赛、出席婚礼以
及当新郎时打扮成常春藤风格。TPO近似穿和服及其他日本传统服装的规则,让
常春藤风格听来没有那么格格不入。
后来,石津谦介借由一本名为《何时,何地,穿什么衣服?》(『いつ·どこ
で·なにを着る?』)的指南,让TPO概念正式化。这本口袋书列出理想服装、互
相搭配的风格以及布料类型,也有教人如何让西装完全合身的图表。石津谦介也
撰写短文,介绍适合各种场合的造型——长途旅行、短程旅行、欧洲与夏威夷假
期、美国商务旅行、家长会、相亲约会、滑冰之旅,以及保龄球之夜等。这本书
旋即成为畅销书,索尼公司甚至还向旗下男性员工每人发放一本。石津谦介希望
借由这些文章传递他的信念,也就是常春藤时尚并非稍纵即逝的产业趋势,而是迈向高贵生活的途径。为了避免重蹈过去诸多潮流兴衰起落的覆辙,他说过一句
名言:“我不开创潮流,我想创造新风俗。”
到了1964年年初,VAN员工与穗积和夫等盟友已经适应了自己担任“正统”常
春藤风格仲裁者的角色。久而久之,这一场风格宣传运动不只培养出更懂时尚的
大众,也让石津谦介公司的销售额再创新高。然而,完全控制常春藤风格仅是一
时,新的顾客带来了新的问题。
1964年4月28日,这天是常春藤风格在日本的转折点。当天书报摊上出现了
一本包含政治、潮流、性与漫画等内容的新杂志《平凡パンチ》。相较其他的低
价周刊,《平凡パンチ》的目标群体是更年轻的读者。杂志里的文章相当迎合大
学生口味,鼓励刚受聘的上班族维持一种休闲的生活方式。《平凡パンチ》因此
在常规的固定内容中增加一个新主题——时尚,作为这种风格中的一环。
常春藤成为这本杂志的招牌风格。他们请石津谦介撰写男装专栏,并搭配穗
积和夫的插画。《Men’s Club》的年轻女插画家大桥步为创刊号封面画了四个身
穿常春藤服装的男孩,以休闲西装外套、棉质九分裤、乐福鞋、偏分明显的肯尼
迪式西装头为造型,他们正在跟红色跑车上的另一个男孩聊天。
《平凡パンチ》创刊号一炮而红,卖出62万本。不到两年,发行量就突破
100万本。这本杂志受益于当时的人口结构,它推出时正逢日本第一波战后婴儿
潮进入大学就读。相较于战后初期20岁上下的节俭年轻人,这波婴儿潮中出生的
青年想参与日本新兴的消费社会,而且在经济上也负担得起。《平凡パンチ》成
为这群人的指南。但死忠服装迷还是偏爱《Men’s Club》,《平凡パンチ》则将
常春藤时尚的信息带向更广大的读者,那些喜欢休闲西装外套的男性,也想读到
最新款保时捷的消息、寻求事业上的建议,还有欣赏性感女郎的照片。
《平凡パンチ》惊人的气势将过去只有小众喜欢的常春藤时尚推向了主流,15至30岁的日本男性几乎全都是通过它,认识了美国大学生风格。更广泛地说,这本杂志提升了年轻男性的时尚意识。作家川本三郎在1995年回想说:“因为《平
凡パンチ》,我首度意识到,除了学生制服,穿其他衣服也没有关系。这本杂志
在1964年推出,预告了男性可以打扮自己的观念即将出现。”所以当男性开始动手打扮时,选择的就是常春藤风格。1964年夏季号《Men’s Club》“街头的常春藤联盟生”专栏中的御幸族照片(提供:妇人画报社)
《平凡パンチ》掀起的热潮让数百名年轻男子直接涌进VAN在银座的旗舰
店、帝人(Teijin)男装店,购买纽扣领衬衫、休闲西装外套、棉质卡其裤以及乐
福鞋。很快地,东京到处都能见到这些年轻男性穿着他们的新时尚漫步街头。在
1964年之前较平静的《Men’s Club》年代,常春藤风格爱好者分散各地,低调不
引人注意,而且几乎都是富有阶层。如今,银座有大批中上阶层青少年穿着常春
藤服饰,从《平凡パンチ》封面制成的纸皮夹里掏出钞票。在湿热的东京夏季,他们的衣着就走常春藤度假风:白色纽扣领衬衫、百慕大短裤或白色卡其长裤。
当这些青少年开始在御幸大道出没活动,而且待上一整天,他们就成了恶名昭彰
的“御幸族”。
“族”这个字在战后日本意味着“不良亚文化”。在1964年之前,年轻人挑选的
服装风格可以说是他们生活方式的延伸。比方说,摩托车骑士组成的“カミナリ
族”(雷族)穿着耐穿、具有功能性的皮衣,禁得住鲁莽、大胆的飙车过程,而“太阳族”则穿上鲜艳的海滩服,引发骚动。相比之下,御幸族直接从大众媒体
上学习如何打扮,宛如一批由《平凡パンチ》内的模特组成的青年大军。
然而家长可不赞同他们的儿子穿上流行服装,因此年轻男性将常春藤服装卷
在纸袋里藏起来,穿着学生制服溜到银座,到咖啡馆洗手间换装,然后整天把制
服带在身上。购物纸袋成为御幸族周末变身的象征,这同时也是VAN宣传其品牌
的渠道。
在御幸族出现之前几个月,该公司就已开始提供纸袋给零售商。在那个时髦
的现代主义设计风格的袋子上,下方有一个红色方块,印有商标,并且延伸到侧
面。该公司前员工长谷川元解释:“我们没有庞大的广告预算可用,于是我们想,该如何让自己无所不在?当时可口可乐开始随处可见,我就想到我们得设计出自
己的包装。任何商品只要在百货公司内设柜,购买时都会以西武或高岛屋的纸袋
包装,而我们坚持用自己的袋子包装商品。”这些纸袋让VAN的商标在街头随处
可见,购物者开始崇拜这个商标,着迷程度不亚于它所代表的服装。年轻人如果
买不起零售商销售的任何商品,就干脆拿着贴有VAN贴纸的旧米袋在街上到处
走。御幸族通常会穿VAN推出的常春藤风格服装,不过,他们也做了一些重要的
调整。御幸族将这种造型改造得极为休闲,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裤腿褶边离鞋子
10至15厘米高的九分裤。黑须敏之一直认为,青少年改短裤腿是在模仿帝人男装
店的头号店员。他为了炫耀袜子而把裤腿往上折。作家马渕公介认为,这是青少
年对棉质裤不熟悉所产生的副现象。当大家看到同侪穿着略短的长裤,便跑去买
相同长度的裤子,其实这只不过是裤子洗后缩了水。接着,其他青少年看到那些
较短的裤子,又去买更短的裤子,如此不断循环。无论如何,《Men’s Club》的
编辑都不愿与这些裤腿较短的裤子扯上关系,大声疾呼“真正的”常春藤风格爱好
者应该维持裤腿的“正统”长度。
尽管在服装上有这些小小的叛逆之举,御幸族在发型上倒是比黑须敏之或穗
积和夫都更接近真正的常春藤联盟学生。年轻人的利落短发就跟年轻时尚一样,在日本都是相当新颖的观念。在常春藤风行之前,母亲一般会拖着儿子到理发
店,选择剪“短发”或“长发”。经典的“常春藤造型”则时髦得多,头发会以7:3或
8:2的比例分成两边。御幸族会拿《平凡パンチ》到理发店作为参考范本。在家
里,他们用吹风机吹蓬头发,再用Vitalis或MG5发胶定型。成年人讨厌御幸族的
外形,但他们最担心的恐怕还是男性这么在乎发型的“女性化”虚荣心态。《平凡パンチ》1964年5月发行的创刊号,封面插画是大桥步的作品( ? Magazine House)
1964年的夏天来临,学校开始放暑假,这时中学生的参与也让御幸族的阵容
更加壮大,增长到每周末有2000人。随着奥运会开幕时间逼近,媒体开始丑化御
幸族,说他们可能会丢日本的脸。长谷川元解释:“在那个年代,八成的孩子随时
都穿着制服,因此没穿制服的人看起来都像流氓,至少在警察眼中是如此。”御幸
族体现了1960年代中期的一个重大时刻,那就是家长误会了自己的儿子,将孩子
积极想成为对时尚敏感的消费者的意图,当成一种行为偏差。
VAN的领导层认为御幸族的出现对他们来说是忧喜参半之事。一方面,青少
年的行为证实了年轻人接纳了常春藤作为基本的穿着风格,进而使销售业绩暴
增。另一方面,御幸族也拖累了常春藤风格,让它跟过去所有的年轻人亚文化一
样,成为家长反对的目标。就连喜欢常春藤风格的青少年也不希望和御幸族沾上
边。银座一名16岁高中生在受访时就告诉记者:“我们讨厌被称为御幸族,我们是
常春藤。”
除了新闻社论斥责御幸族是社会败类,银座的商家也抱怨这些青少年挡住了
店家橱窗,堵住大门入口,妨碍他们做生意。家长一发现这种情况,便要求学校
内不得出现任何类似常春藤风格的东西。校方强迫青少年拆掉VAN衬衫领子上的
纽扣,家长会正式去函要求VAN零售商停止将衣服卖给学生。在许多小乡镇,学
校禁止青少年拿VAN购物袋,甚至不准踏进销售该品牌商品的商店。VAN极具代表性的购物袋( ? VAN Jacket Inc.)
就连时尚产业界从业者也发现VAN销售商品给年轻人有不妥之处。黑须敏之
与穗积和夫的前插画老师长泽节就向《平凡パンチ》杂志抱怨:“当一个上班族正
烦恼该不该花2000日元买东西时,他身边却有一个小孩,豪掷5000日元依然面不
改色。成年人才是必须注重穿着风格的人,小孩子其实只要一套衣服就够了。”
筑地警方在1964年9月一场突袭御幸族的行动,消弭了社会上对于常春藤风
格越来越不满的紧张氛围。不过,媒体对这个问题的过度忧虑,却也让VAN对青
少年的吸引力更加强烈。年轻男子不顾家长会的命令,在男装店外大排长龙,只为了拿到印有该品牌商标的废弃纸箱。“常春藤”一词成了“酷”的同义词。家电公
司三洋甚至与VAN合作,开发出一系列小型电器用品:三洋常春藤刮胡刀、常春
藤吹风机以及常春藤录音机。
尽管有御幸族作为开路先锋,在日本年轻男性中率先接纳美国时尚,但接踵
而至的道德恐慌让VAN成为箭靶,被官方和家长认定是年轻人不良行为的怂恿
者。石津谦介终究还是把休闲西装外套和纽扣领衬衫卖给了青少年,在这过程中
与许多成年人为敌。此外,黑须敏之和其他推广者担心御幸族会损害他们苦心费
力推广十余年的常春藤风格。
曾是摩登男孩的石津谦介不在乎是否会冒犯到敏感的保守人士,不过他倒是
担心,整齐干净的常春藤造型会一直被人误解为一种反叛的亚文化。1964年,他
的品牌VAN生产、销售、推广常春藤时尚,使年轻人追捧常春藤风格。现在,他
需要让美国时尚为人接受——不是年轻人,而是所有人。
[1] 钩形衩,指猎装外套后面缝线的主要部分,是常春藤服饰的一个重要特征,功能是将裤腰和衬
衫等位置遮盖起来。搭接缝的功能主要是避免摩擦织物。
[2] 达阵(touchdown)指橄榄球比赛中重要的得分方式——触地得分。第三章 引介常春藤
虽然石津谦介曾预期将美国时尚引入日本会面临一些阻碍,但他万万没料
到,穿着常春藤风格服装的年轻人竟会在银座街头的大规模突袭中遭到逮捕。在
美国代表富有阶级的纽扣领衬衫,到了日本竟然与犯罪行为产生联结。这个转化
过程当中显然出了差错,VAN需要立刻改善常春藤时尚的形象,消弭大众的疑
虑。
1964年举行的东京奥运会是石津谦介的第一个大好机会,有望借此改变全国
上下对于常春藤时尚的认知。当年8月,他将VAN的办公室迁至东京市中心的青
山,一个宁静区域,从那里步行就能抵达奥运场馆。不过,石津谦介不只是个观
众而已,身为少数执业男装设计师之一,他已受奥委会之邀,设计日本代表队的
制服。日本代表队在开幕典礼压轴出场时,必须让人眼睛一亮。全世界,包括日
本天皇在内,都会紧盯着看。日本队在1960年的罗马奥运会时穿的是全白西装,石津谦介想设计出更亮眼的服装。他通过他的TPO架构来处理这个问题——在这
个特别的时间、地点与场合,一支奥运国家代表队会穿什么?
石津谦介认为,这答案就是常春藤风格:有金色纽扣的鲜红色休闲西装外
套。这项设计成品看起来几乎与传统常春藤联盟生社两年前为了年终派对所设计
的服装一模一样——那款外套实在太艳丽,黑须敏之与穗积和夫根本不好意思在
公开场合穿上身。但现在石津谦介打算让日本的顶尖运动员在他们人生中最重要
的一天,穿上同样浮夸的服装。
鲜红色固然能吸引到最多目光,但休闲西装外套在日本依然相当罕见,知名
百货公司大多不肯贩售。然而,石津谦介对自己的设计信心满满。在西方,休闲
西装是运动俱乐部的经典外套。1964年10月10日,当日本奥运国家代表队踏入体
育场时,数千万日本人在电视机前大声欢呼——队员们穿着白色棉质长裤或棉质
半裙、蓝红条纹领带、白色帽子与鞋子,以及带有三颗金色纽扣的红色外套。
这款队服立刻点燃了保守派人士的怒火。粗鲁的记者抱怨这颜色太女性化,奥运首席裁缝也十分愤怒,甚至气到住院。如今回头看1964年奥运会开幕式的影
片,实在很难理解那样的红白色服装究竟哪里太过前卫。当年几乎各国代表队都
穿着根据自家国旗颜色所设计的休闲西装外套,尼泊尔队和墨西哥队就穿着类似的红色外套。石津谦介相信,这款西装外套完全适合这个场合。
1964年日本奥运代表队的红色西装外套( ? 秩父宫纪念体育博物馆)
广大的日本民众认可这个设计,而奥运队服也让这件外套有了日本人所谓
的“市民权”。黑须敏之解释:“开幕式一结束,百货公司的采购人员突然改变心
意,打电话来说:‘你们想卖的那款休闲西装外套非常棒,请尽快送货来。’”石津
谦介希望让常春藤风格西装外套为大众接受的冒险“阳谋”果然奏效。
1964年奥运会也让VAN员工得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能及时见识到最新的
外国时尚。多年前,石津谦介曾将团队送到神户附近的富裕外侨郊区,以及带有
欧洲风情的轻井泽,考察服装潮流。现在,由于各国观光客涌入东京,VAN的设计师和企划人员直接上街就能达到相同目的。
奥运代表队陆续抵达日本后,黑须敏之带着纸和铅笔,搭乘电车来到羽田机
场,准备在各国运动员进入大厅时速写他们的穿着。多年来,《Men’s Club》杂
志一直让读者相信,搭乘国际航班的乘客一向打扮得宜。从没搭过飞机的黑须敏
之认为,欧洲运动员应该会穿着时髦的欧陆风格西装和精美的皮鞋现身。
结果,一批肌肉结实的男子无精打采地通过海关,他们身穿运动衫和毛衣,而且最惊人的是脚上还踩着橡胶鞋底帆布鞋。接下来几周,黑须敏之经常在外国
访客脚上看到这种便宜的运动鞋。日本儿童也有类似的鞋子叫“ズック”,那是在
下课和放学后运动穿的。若是在公开场合穿上,就等同穿着浴室拖鞋走在街上。
一如以往,别人眼中的禁忌在石津谦介看来却是商机。他决定VAN也要生产这些
所谓的“sneakers”,进军日本市场。
黑须敏之花了几个星期,说服制鞋商月星(Moonstar)复制出如此风格的美
国鞋:“厂商不断说:‘这些鞋子绝对卖不好,这只是小孩子在学校穿的鞋。’更何
况我们还要以一般运动鞋两倍的价格来卖。最后我们只好说,你相信我们就是
了。”VAN开发了两种款式,一种是类似Keds的低筒鞋,一种是与Converse(匡
威)All-Star完全一样的高筒鞋,只是脚踝上有一个圆形的VAN商标。
品牌塑造大师石津谦介知道,迈向成功的关键在于不能把这产品称作运动
鞋。黑须敏之表示:“我们采用比较时尚的西方名词‘sneakers’,就像他们将‘鼻
纸’改称为‘卫生纸’一样。只要称为‘sneakers’,穿运动鞋在街上走突然就没关系
了。”VAN的商品采用英文名,但稍微调整了拼法,变成“SNEEKER”——一方面
作为注册商标,一方面也玩弄文字游戏。VAN的SNEEKER鞋广告,1965年( ? VAN Jacket Inc.)
VAN的SNEEKER鞋在1965年年初上市,成为热销商品。一度犹豫不决的月
星制鞋为VAN提供了一笔预付投资款,希望他们生产更多的鞋子。SNEEKER催
生了日本的运动鞋市场,从那时起,这款鞋就成了年轻时尚的主力商品。VAN的
员工贞末良雄记得,这个商品让VAN的品牌规模更加庞大。“百货公司想要这鞋
子之后,我们不得不租下整座仓库存放备货库存。”
1964年是VAN的突破年,而奥运会是该年的盛大终曲。该公司的销售业绩高
达12亿日元(相当于2015年的2500万美元)——在不到十年间就增长了25倍。御
幸族虽然让常春藤联盟时尚在成年人与家长中有了恶名,但1964年东京奥运会证
明,日本民众只要在适当的情境下看到这些服装,就能了解传统美式风格的魅力
所在。VAN只需要继续在真实的美国人身上展现常春藤服装即可。可是少了奥运
会,再也没有富有的外国人在东京走动。如果美国人不能来到VAN,那么VAN就得到美国去。位于青山的VAN办公室,1964年
1964年年底,全日本各地的青少年纷纷打破存钱罐,希望能买到一件纽扣领
衬衫,但却没几个人听过“常春藤联盟”,更别说能在地图上找出一所常春藤联盟
大学。日本第一批常春藤时尚爱好者,经常阅读黑须敏之在《Men’s Club》上谈
论美国东海岸大学生时尚历史与传统的长篇文章,而新一代爱好者的时尚知识,则是直接得自同侪或《平凡パンチ》当中页数寥寥可数的时尚单元。
“Aibii”一词逐渐成为没有意义的流行语。当时有名青少年告诉《朝日新
闻》:“我不太懂‘常春藤’的意思——不过它很酷,对吧?”成人则是从愤怒的报
纸社论上认识这个词,以为那是代表不良少年的贬义词。社论作家也纠正不了他
们,知名作家安冈章太郎在银座看见一个青少年身穿VAN生产的普林斯顿运动衫
后,心情沉重,哀叹日本即使有了经济奇迹,年轻人还是穿着美国在战后慈善捐
赠的旧衣。
面对大众的普遍误解,石津祥介和黑须敏之不断讨论新方法,希望让大众知
道常春藤风格的真正起源。某天,石津祥介丢出一个疯狂的想法:“我们何不去常
春藤联盟的真正所在地,拍一部关于那些大学生的影片?”
这个念头刚好在1964年才有实现的可能,因为日本那时刚开放旅游航班。只
是有一项意料之外的障碍,当时单人往返机票价格高达65万日元,约等同一部新
车的价格。石津祥介与黑须敏之盘算后发现,他们需要大约1000万日元(相当于
2015年的20万美元),才能拍出一部涵盖八所常春藤联盟校园的影片。这将是短
暂的日本男装产业历史上最高昂的营销支出。幸好,石津谦介就是喜欢大胆无畏
的构想。他立刻同意拨款,开始这项计划。
现在,他们需要一个通晓英语的人在美国当地协助。眼前的绝佳人选就是
VAN营销部的年轻职员长谷川元。长谷川元从小在说英语的家庭中长大,父亲是
石津谦介在天津的酒友。长谷川元在1960年代初曾就读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
校,毕业后才加入VAN。身为全公司唯一在美国上过大学的人,他为《Men’s
Club》撰写了绝大部分关于美国大学生活的文章。加入拍片计划后,长谷川元便
陆续向各大学寄出正式信函,请求允许他们进入校园拍摄。
至于拍片团队,石津祥介和黑须敏之挑选了在巴黎受过训练的年轻导演小泽协。他带来编剧、摄影师以及灯光助理。VAN的筹备工作全聚焦在这部16毫米的
影片上,但是《Men’s Club》的编辑西田丰穗认为,他们也需要能作为营销素材
使用的平面照。于是,他们在最后一刻决定让《Men’s Club》摄影师林田昭庆同
行。林田正好也是石津谦介私人秘书的哥哥。黑须敏之告诉林田昭庆,只要不干
扰影片制作,他想拍什么都可以。
1965年5月23日,这支八人拍片小组登上飞往波士顿的西北航空班机。他们
是机上仅有的日本乘客。在24小时的航程中,石津祥介一直担心行李中拍片所需
的一沓沓日元钞票。当时日本的货币控管相当严格,禁止游客携带500美元以上
的现金离境。这部常春藤影片的总成本是这个金额的400倍。由于日元受人为操
控,维持在360日元兑换一美元的超低价,因此石津祥介必须违法携带大约500万
日元现金(相当于2015年的105000美元左右)进入美国。
抵达波士顿后,一行人在旅馆休息一夜,把东西收拾好。黑须敏之终于踏上
数十年来梦寐以求的土地,兴奋得无法休息:“我到达旅馆后就是冷静不下来。脑
子里几乎能听到尖叫声。”黑须敏之彻夜在房间内来回踱步。
当这群日本人前往哈佛大学开始拍片时,迎接他们的是波士顿春季的宜人天
气。常春藤联盟的八所大学全都回复了长谷川元的信,但哈佛大学拒绝提供任何
支援。为了安全起见,拍摄小组佯装成开心拍照的日本观光客。因为前晚睡得
少,黑须敏之已经非常紧张,此时他又得偷偷带领一整支拍片小组进入哈佛校
园,只好祈祷不会被校方发现。
就在他踏进哈佛的那一刻,所有焦虑一扫而空。黑须敏之抬头看着雄伟的红
色佐治亚风格的砖造学生宿舍时,心想:就是这里,我来了!小泽协和林田昭庆
架好摄影机和相机,黑须敏之则等待学生起床。哈佛校园看起来就和他的想象如
出一辙,现在他只希望学生能穿着三扣式外套、常春藤扣带长裤、白色牛津纽扣
领衬衫、斜纹领带以及翼纹鞋(wingtips)出现。
然而,在那个炎热的星期一,最早走出宿舍的学生穿着边缘磨损的短裤和快
要烂掉的夹脚拖鞋。黑须敏之心想,这些也许是荒废课业的学生。可是下一批学
生出现时,看起来同样邋遢。黑须敏之记得:“我对他们穿着之随便震惊不已——
事实上,根本是绝望到无以复加。”日本的“常春藤”意味着西装、公事包,以及细长的雨伞,这与他们此刻亲眼
所见根本是南辕北辙。在林田昭庆和小泽协不断用一卷卷底片捕捉可用的学生影
像之际,黑须敏之心慌了:这些根本没有价值!学生身穿T恤与短裤的画面,根
本说服不了任何日本人去重新思考常春藤风格。在他们离开日本之前,长谷川元
就警告过黑须敏之:“穿西装外套、打领带是周日上教堂、正式约会,或是想给别
人留下好印象时才会做的打扮。”但黑须敏之不相信。此时,他深深后悔自己没听
长谷川元的话。由于彻底误解了美式校园风格,VAN的资金几乎被他浪费殆尽。
拍片小组还碰上另一个问题:许多学生不想入镜。黑须敏之回想:“他们会
问:‘你们拍这部片要做什么?’我们说是为了日本品牌VAN拍的,他们便说:‘那
就是广告,我不想出现在广告里。’所以大多数画面都是偷拍来的。我们迅速架好
器材、拍照,然后跑掉。”
然而,那一天随着时间推移,情况渐入佳境。拍片小组发现穿着格纹休闲西
装外套和卡其裤的学生鱼贯走出教堂。小泽协和林田昭庆在第一天就用光了带来
的所有底片。不过,拍片小组找不到任何穿着三扣式精纺毛料西装的学生,而那
是每个日本人心目中的美国东海岸校园标准制服。校园里的教授看起来反而还比
学生更接近日本人理想中的造型典范。拍片小组也很沮丧地发现,少数敢在校园
里穿上深色西装和领带的都是日本交换学生。在悠闲自在的美国同侪身旁,他们
显得极度缺乏自信。
在哈佛度过紧张的一天后,拍片小组驱车北上新罕布什尔州(New
Hampshire),来到汉诺威(Hanover)林木葱郁的宁静街道,在达特茅斯学院
(Dartmouth)进行拍摄。校方指派了一名公关人员协助他们寻找教授和学生来演
出安排好的场景。
石津谦介要求拍片小组带回橄榄球的影片,他认为那是典型的常春藤联盟运
动。达特茅斯学院拒绝了这些要求,表示在夏季练球有违联盟规定。随行的公关
人员了解日本拍片小组的失望之情,便带他们到船库拍摄划船队队员。教练也相
当配合,让几组队员下水,好让小泽协拍摄划船情景。
拍摄小组善用校方的支援,在汉诺威待了三天,拍摄了校内的棒球赛、学生
骑单车在市内游荡,以及实验室、图书馆与学生自助餐厅的内部景象。不过因为
多待了一些时间,他们不得不取消造访康奈尔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行程。
短暂探索了布朗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后,他们抵达耶鲁大学。一个时尚研究
团体的学生负责接待他们。不过,他们不懂这些日本人为什么要问那么多与服装
有关的问题。黑须敏之回忆:“大多数学生都表现出一副对时尚毫无兴趣的样子,即使他们看起来非常关心时尚。他们似乎不觉得打扮时髦有何可骄傲之处,只是
不屑地对我们说:‘我来这里是要念书的,不在乎自己穿什么。’”还有人不相信这
群日本人大老远来到美国,只是想问他们1965年的经典常春藤联盟风格。那一
年,越战和嬉皮士反主流文化运动正将传统服饰推向彻底灭绝的境地。返回日本
后,石津祥介向《Men’s Club》解释这种差异:“我们对时尚有不同的感受。他们
做每件事时都是无意识的,因此当我们问到他们的穿着,他们不知该如何回
答。”当黑须敏之看到一名身穿九分裤的耶鲁学生时,他问:“短版长裤真的很流
行吗?”对方带着戒心回答:“我从没想过。这裤子洗过后就缩水了。”
那趟旅程的最后一站是普林斯顿大学。他们抵达后发现校内正在进行垒球
赛,以及在拿骚楼(Nassau Hall)举行一场疯狂派对。赞助厂商是一家啤酒公
司,一群喝醉的学生正兴高采烈地唱着战歌。拍下这些活动后,校园作业便正式
结束。接着拍片小组返回纽约,拍摄与大苹果“一日生活”有关的增补片段,包括
Brooks Brothers等传统服装品牌的展示橱窗,以及街上年纪稍长的前常春藤联盟
生们。
返回日本之后,《Men’s Club》杂志与黑须敏之、石津祥介以及长谷川元一
同讨论这趟旅程。黑须敏之向读者保证:“美国年轻人的穿着就是你们在《Men’s
Club》的《街头的常春藤联盟生》专栏中看到的那些服装。”他们提供给读者美国
特有现象的相关报道,例如大学的自助餐厅系统,年轻人在那里排队享用大量的
热狗与汉堡。
最重要的或许是他们意外发现,即便在经济快速成长的年代,美国依然非常
虔敬地保护各大学的建筑风格。日本在战后对于美国的着迷,源自他们相信美国
是一片极为富裕、科技发达的土地。但在新英格兰,他们看见家家户户在经常翻
新房屋内部之余,也尽力维持外观设计的完整。如此做法令日本人心酸,因为在
那个年代,东京开发商为了兴建单调的混凝土公寓大楼,大举拆除老旧的木造建
筑。黑须敏之告诉《Men’s Club》:“日本的历史比美国久远许多,却无人思考如
何维护一个地方的古典感。大家一股脑儿地兴建各种现代建筑,完全不思考这与周围建筑的风格是否平衡。真是悲哀。”黑须敏之在这趟旅程中认识到石津谦介常
说的一句话:常春藤代表对传统的尊崇,而不是只在追逐最新的现代潮流。
VAN团队面临一项挑战,那就是必须解释常春藤联盟学生为什么没穿西装去
上课。石津祥介告诉《Men’s Club》:“日本常春藤风格其实不是非常学生风,日
本的常春藤爱好者比较时髦。日本的常春藤爱好者在学生时期都穿常春藤西装,仿佛他们是成年人似的。”他们将穿着休闲的美国人比喻为“バンカラ”(蛮殻)
[1]
,亦即20世纪初日本大学生那种时髦的凌乱制服造型。美国常春藤联盟学生通
过他们的冷漠来展现地位。亲眼见识过那种现象之后,黑须敏之相信,日本常春
藤可以试着摆脱美国人的阴影。“常春藤时尚在日本越来越受欢迎七年之后,”他
于1965年年底在《Men’s Club》的专栏中写道,“我觉得我们已经迈向一个开始往
前、不过度在意外界眼光的时代。”
但是,在VAN秋冬宣传活动展开之前,只有两个月能为这部影片进行后期制
作,制作小组在编辑上没有足够的时间考量这些事情。小泽协开始进行剪辑,并
聘请知名爵士乐手中村八大以即兴演奏为影片配乐。在此同时,林田昭庆则开始
冲洗底片,令大家惊喜的是,照片中的影像与影片同样生动。《Men’s Club》编
辑西田丰穗询问,是否可交由妇人画报社将照片结集成书出版。VAN表示同意,制作团队(主要是长谷川元)则专心为每张照片撰写宣传语,并在书后写下短
文,说明校园时尚的原则。(“美国‘蛮壳’风格的重点在于乐趣,它与日本学生一
般的情形不同,并非真正贫穷的结果。”)VAN制作团队也检视林田昭庆和小泽
协的视觉素材,希望从中得到秋季系列商品的灵感。
制作完成后,这整个影片还需要一个名字。黑须敏之提议“Take Ivy”——他
用戴夫·布鲁贝克四重奏(Dave Brubeck Quartet)的知名爵士作品《Take Five》开
了个玩笑。在日语中,“常春藤”和“五”听起来有点相似,但英语流利的长谷川元
反对,认为“Take Ivy”对美国人来说毫无意义。一如往常,只要长谷川元纠正的
英文妨碍了VAN员工在艺术上的追求,他们就不予理会。时至今日,黑须敏之依
然骄傲地宣称:“懂英文的人绝对想不出这个名字!”《Take Ivy》的作者群离开常春藤联盟校园后,在夏威夷合影。左上起顺时针依次为林田昭庆、长
谷川元、石津祥介以及黑须敏之(提供:石津家)
1965年8月20日,VAN在东京的一场全天派对上举办《Take Ivy》首映会。他
们租下整间赤坂王子酒店,邀请2000名批发商、零售商以及年轻爱好者一同庆
祝。经销商发送可全天自由进出酒店的门票给顶级顾客。上午10点30分,石津谦介为一场长达七小时、环绕东京的赛车游行揭开序幕,那些老爷车上的驾驶员都
穿着VAN的服装。数百名青少年也穿上格纹、泡泡纱与米白色外套共襄盛举。
1965年8月《Take Ivy》首映会上的日本年轻人,见于1965年11月号《Men’s Club》杂志(提供:妇
人画报社)
在当天庆祝活动的尾声,VAN放映了《Take Ivy》影片:一连串精力充沛的
校园片段,搭配欢乐的爵士音乐。除了基本的纪实摄影之外,片中还有几场是经
过编排的:一名学生上亚洲艺术课迟到,还有在宿舍里唱机旁举行的一场时髦夜
间派对。在赤坂王子酒店的风光首映会后,VAN工作小组带着影片到品牌的各个
经销商那里巡回放映,并举办时装秀。不过,这部影片在巡回放映过后就被束之
高阁,不曾继续在外流通。《Take Ivy》摄影集在1965年年底出版,定价高达500
日元,相当于《平凡パンチ》杂志售价的10倍。但摄影集的销售数字凄惨无比。
妇女画报社印行了两万本。就跟《男人的服饰》一样,VAN买下其中大约半数,再转卖给零售商。至于剩下的一半,就只能在书店架上蒙尘。《Take Ivy》的封面和封底(提供:妇人画报社)
外界对于《Take Ivy》的冷淡反应掩盖了这本书对日本造成的影响。这些真
实影像呈现了健康的美国精英学生穿着格纹休闲西装外套和卡其长裤,出现在新
英格兰古老校园雄伟的砖造与石砌建筑之间。零售商和时尚人士看过之后,都改
变了自己原本对常春藤风格的看法。自1965年开始,常春藤风格爱好者将《Take
Ivy》的照片视为1960年代美国东海岸学院风格的权威代表。从销售角度来看,这
项宣传计划其实十分成功。日本青少年在1965年年底大肆采购VAN的校园风格时
装,盛况空前。
这样的成长可能是自然而然的结果——1965年已是常春藤风格迅速流行的时
候,不过,就像长谷川元所说:“石津谦介不是那种会在乎投资回报的生意人。他
认为,只要公司不出现赤字就没问题。”这部影片不仅是营销上的神来之笔,也是
VAN的一个额外工具,能用来说服怀疑者和权威人士,让他们相信常春藤风格是
古老的美式传统。这些人包括青少年、百货公司的老板以及家长,在不久后也包
括警察。
尽管警方在前一年强力扫荡,1965年的夏季,一波穿着常春藤服装的青少年
还是重返银座。与去年的同侪有所区别的是,他们走出御幸大道,散布在整个区
域。在常春藤服装潮流攻占媒体一年之后,这次报纸包括八卦小报已经能比较正
确地称呼1965年在此聚集的年轻人为“常春藤族”。
奥运会和持续受到欢迎的《平凡パンチ》杂志促使大众对常春藤时尚更加同
情,不过1965年的常春藤族穿的却不是VAN的服装。黑须敏之回想:“一开始比
较像嬉皮士,更极端一点。它又把常春藤风格拉回了不良分子的服装形象。”部分
是拜他们脚上的VAN SNEEKER鞋所赐,1965年的常春藤族青少年在打扮上比前
辈整齐许多。他们将衣服和盥洗用品装在看来可怜兮兮的麻袋里。另外还有一个
竞争的派别,他们的常春藤风格打扮甚至到了可笑的地步。这个所谓的“雨伞
族”身穿深色西装,一手拿公事包,一手拿超细雨伞。银座的常春藤族,1965年( ? 野上透)
报纸还是跟以往一样,在社论中强烈批评群聚银座的青少年。就连《纽约时报》都报道了这项争议,称他们为“一群穿着深色衣服的奇怪富家青少年……在御
幸大道游荡,寻找一夜情对象”。1965年4月,警方发动了另一回合的街头扫荡行
动。这一次,年轻人没有默默承受。一名被捕的常春藤族向《朝日新闻》抱
怨:“穿着酷酷的衣服在银座走动是哪里不对了?我们又不像池袋或新宿的那些乡
下土包子。”当7月开始放暑假之后,聚集人数再度暴增。年轻人纷纷从附近的埼
玉、神奈川、千叶等地前来,加入银座常春藤族的行列。
与前一年不同,媒体这次十分清楚谁应当为这次的年轻人抗争负责,那就是
石津谦介。他的秘书林田武庆回想说:“我们接到许多家长来电,抱怨孩子花了太
多钱去买VAN的衣服。”当银座各店家发现石津谦介是日本常春藤时尚的关键人
物,他们就求警方逮捕他,为整个青年运动画下句点。
其实警方早已盯上石津谦介。石津说:“筑地警方注意到那些孩子身上都有
VAN的商标,认为这些麻烦一定全是由VAN引起的。”1965年9月某天,黑须敏之
和石津谦介前往筑地警察局,澄清他们绝对没有要青少年在银座聚集,或是鼓励
年轻人从事不良活动。刚开始与警员讨论时,警方很快就冒出一个因为老问题而
产生的敌意:他们并不了解“常春藤”一词的真正意义。警方根据青少年的不良行
为,认定那是“乞丐”一词的最新说法。他们搞不懂,石津谦介和他的团队怎么会
如此无耻地销售“乞丐时尚”。
此时《Take Ivy》影片已经完成,因此石津谦介和黑须敏之认为,要说明常
春藤时尚最快的方法,就是在原始的美国情境中展现这种风格。他们在筑地警察
局内为数十名头发灰白的警察办了一场放映会。看到常春藤时尚在自然的环境中
出现时,现场警衔最高的警官转头对石津谦介说:“喂,美国这种常春藤玩意儿没
有太糟糕啊!”
从影片结束的那一刻起,东京警方就不再将石津谦介视为银座问题的共谋,而当作警方的盟友。筑地的警官们意识到,单靠石津谦介就有办法彻底阻止常春
藤族。他们恳求黑须敏之:“无论我们怎么苦口婆心,常春藤族就是不听。我们需
要你告诉大家离开银座,因为在他们心目中,你就跟神一样。”石津谦介也希望能
洗刷常春藤风格的名声,便同意介入。
筑地警方接着立刻在银座举办“常春藤大集合”,让常春藤族听石津谦介发表
演说,说明他们为什么不应该在那一区游荡。警方包下开阔的银座天然气厅六楼,并在周围街道张贴200张活动海报。1965年8月30日的这项活动官方正式名称
是中央区少年问题协议会——这是该委员会历史上,首度有“问题青少年”愿意参
加活动。在《Take Ivy》于赤坂王子酒店向最忠心的爱好者正式发布之后仅仅十
天,VAN又为它最不乖的爱好者举办了一场独家放映会。
将近2000名青少年挤进现场,参加可能是史上最刺激的“少年问题协议会”。
影片放映过后,54岁的石津谦介站上舞台,分享他的智慧:“常春藤风格不是大家
追随的一种短暂潮流,而是一项值得尊敬的传统,从你的父亲和祖父一路传承下
来。它不只是服装,而是一种生活方式。”接着他切入重点,“所以你们不能只是
这样在街上闲晃。如果大家听懂我所说的,麻烦也请转告朋友。”于是,日本常春
藤时尚之父和筑地警察局长进行了一场问答。接着,五十岚信次郎与先锋部队乐
团(Mickey Curtis and His Vanguards)上台表演了一段摇滚乐。下午4点,节目结
束,参加者拿着免费的VAN购物袋离开。
几天后,常春藤族彻底从银座消失无踪。石津谦介成了终止危机的最大功
臣,警方开始视他为能呼风唤雨的时尚指标人物,对战后婴儿潮世代具有无与伦
比的影响力。黑须敏之认为他们只是幸运地碰上适当的时机:“那项活动在夏末举
行,所以青少年本来就会回到学校,不再出现。不过警方认为他们之所以离开银
座,是因为我们放映影片,所以我们非常风光。”从那时起,日本的执法人员不再
担心斯文、整齐的美国年轻时尚的威胁。事实上,他们开始对常春藤风格刮目相
看,甚至要求石津谦介设计他们的新制服。
1960年代后半期,日本经济持续增长,每年增长率都超过10%。随着出口急
速发展,政府开始鼓励更多国内消费。年纪渐长的财务大臣期望工薪阶层和他们
的太太能当领头羊,但节俭成性或忙到没空购物的老一代却把多余的钱传给下一
代。日本青少年兴奋不已。他们不曾受过战前紧缩或战后贫穷之苦,一心只想投
入不断扩大的消费市场,开心地花父母的钱。
VAN是这波流进年轻人口袋的钱潮最直接的受益者。在1954年公司规模尚小
时,VAN锁定的是富有的资本家客户,当年收益4800万日元(相当于2015年的
117万美元)。到了1967年,收益已高达36亿日元(相当于2015年的7100万美
元),之后更攀升到69亿日元(相当于2015年的1.11亿美元)。在常春藤潮流达到高峰的1966与1967年,VAN的产品供不应求。早上送达门市的商品到傍晚即销
售一空。石津谦介的秘书林田武庆回忆:“我们员工根本不能购买自家商品,因为
完全没有存货。商品一从大阪运来,公司业务员就会在一周内全部配销到各店,当月剩下的时间我们就四处游玩。”
随着VAN的营业额不断提高,品牌也在上层社会找到更多常春藤风格的爱好
者。昭和天皇的侄子三笠宫宽仁亲王就是常春藤联盟服装的热爱者,他还会穿上
高袖孔三扣式西装公开亮相。1965年5月号的《Men’s Club》就登出宽仁亲王的最
佳服装,还加上“皇族常春藤”如此大胆的图片说明。VAN员工贞末良雄,摄于1968年(提供:镰仓衬衫)
VAN在东京和大阪的总员工数最后超过千人。贞末良雄是这个VAN黄金年代
的重要员工,如今他已是成功的日本服饰公司——镰仓衬衫的创办人暨董事长。
贞末良雄的父亲在广岛经营一家VAN商店,因为这层关系,他得到在VAN的工作
机会。曾为电机工程师的贞末良雄在1966年4月1日进入大阪分公司,26岁的他穿着擦得闪亮的尖头鞋,让VAN的业务员宣告:“各位,穿魔术鞋的男生来了!”隔
天,他们派贞末良雄负责仓库,随后六年他都在那里工作。
开始穿上公司提供的常春藤服装之后,贞末良雄亲身体验到VAN产品的魅
力。“我会穿着VAN服装外出——格纹休闲西装外套和百慕大短裤,在我走过
时,大家都会回头看。即使口袋里连100日元都拿不出来,我却突然能进出有钱
人的俱乐部和高级饭店泳池。穿上VAN之后,我俨然就是个富人模样。我想,这
正是石津谦介的策略成功的原因。”
贞末良雄在大阪的经验也证明,常春藤时尚已确实成为风靡全日本的潮流,不仅限于都市的时髦男子。事实上,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日本的常春藤风格死忠
粉大多住在东京以外的地区。石津谦介在日本各地的经销商为年轻男性成立了地
方性的常春藤风格指导中心,以免他们与大都市的潮流脱节。在大众媒体和时尚
品牌眼中,常春藤象征着全新典范,而《Men’s Club》杂志正扮演媒体代理人的
角色,负责说明最新的东京时尚。
VAN在1960年代末期大为成功的另一项迹象,是坊间出现大批模仿品牌。其
中最接近的竞争对手JUN就以稍低的价格销售与VAN的常春藤风格商品一样的仿
制品。另外还有一些所谓的“三字母品牌”,包括ACE、TAC、JAX、JOI,甚至也
有YAN。布料制造商东丽运用一台早期的电脑,为其他每个可能的三字母品牌登
记商标。石津祥介当时告诉《平凡パンチ》:“我们就像小白鼠。我只希望这些模
仿我们品牌的人能模仿得像一点。如果他们只是改个颜色和外形,让可怕的东西
在街上到处走,那就太糟糕了。”尽管竞争激烈,其他品牌根本比不上VAN对整
个社会造成的影响。长谷川元表示:“JUN和其他品牌只是制造服装,如此而已。
但我们试图推介的是一种全方位的生活风格。”
VAN在时尚界无人能及的权威性让它得以持续推广更新、更“伤风败俗”的美
式风格服装,包括T恤。直到1960年代中期,日本人都把T恤当成内衣。在同盟国
占领期间,日本人见到美国大兵上身只穿着内衣走来走去,都会咯咯讪笑。VAN
在1962年率先尝试销售T恤,但顾客裹足不前。当VAN将自家商标放上T恤,作为
促销赠品时,没有人敢把那种衣服穿出门。于是公司内部爆发激烈争论,争论他
们到底该不该继续生产T恤。
不过,大众的态度在《Take Ivy》推出后随即改变。黑须敏之记得:“我们推出这本书之后,T恤确实开始畅销。你在照片中能看到学生全都穿着印有自己学
校标志的T恤,所以我们生产各校颜色的同款T恤。白T恤看起来太像内衣,因此
我们为普林斯顿大学推出橘色T恤,为耶鲁大学推出蓝色T恤。我们称之为‘彩色
T’。我们证明了‘所有美国学生都穿这些衣服!’。于是,大家突然就开始买来
穿。这衣服在1966年夏天疯狂大卖。”
由于《Take Ivy》的成功,VAN每季都会进行一项整合销售宣传活动。其中
最经典的是1967年春夏的“鳕鱼角精神”(Cape Cod Spirit),VAN希望在游艇上
传达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不受时间削减的魅力。(尽管VAN上上下下没有人能
在地图上找到鳕鱼角在哪里。)随后则是美国西南部的牧场时尚“发现美国”——
这个词汇后来给了日本国有铁道公司灵感,在1970年推出热门的国内旅游宣传活
动“发现日本”。
这些宣传活动只是石津谦介引领潮流的跨媒体营销策略的例子。VAN赞助一
个叫《常春藤俱乐部》的电台广播节目,由黑须敏之、石津祥介和长谷川元三人
在节目中畅谈男性时尚。石津谦介接着转战电视圈,在周日晚间开辟半小时的
《VAN音乐休息时间》,由知名爵士乐与流行乐手穿着最新的常春藤风格时装,表演热门歌曲。VAN也是日本第一个赞助运动员和赛车手的时尚品牌。石津谦介
甚至成立业余足球队。1966年,他在银座开设供应汉堡的餐厅VAN Snack,比日
后出现在同一条街上的麦当劳还早了三年。VAN在1960年代晚期的宣传广告:“运动美国”与“鳕鱼角精神”( ? VAN Jacket Inc.)
VAN为日本商界上了一课,教导大家如何将美国文化推销给日本人——由于
实在太成功,就连在日本经营跨国企业分公司的外籍人士也都注意到了。日本百
事可乐执行长官艾伦·波塔什(Alan Pottasch)在1963年推出“百事新一代”(Pepsi
Generation)广告宣传企划,成为广告界的传奇人物,他在1968年从VAN挖走了
长谷川元。长谷川元回忆:“艾伦喜欢我们在VAN做的案子。在和他见面之前,我从未以专业的观点看待我们做的事情。”后来,可口可乐成为VAN的战略伙
伴,它们在1970年代进行合作,一度将VAN的某部广告片直接改成可口可乐的电
视广告。
尽管石津谦介非常希望常春藤风格能成为日本基础时尚永远的范本,但美国
东海岸风格最终还是失去了它在年轻时尚中的独霸地位。从1966年开始,优雅的
欧式西装跃升为主流,VAN的竞争对手JUN对此更是大力推广,因为他们发现这
种造型有可观的利润空间和市场。石津谦介虽然身为“常春藤先生”,但他个人私
下更偏好英国时尚,于是他创立了副牌Mister VAN,生产在伦敦卡纳比街(Carnaby Street)
[2]
常见的那类华丽商品。1966年6月,披头士乐队穿着闪亮的
摩德(Mod)
[3]
风格西装在日本武道馆举行了两场历史性的演唱会,因此石津谦
介的举动就像是一次对时代潮流的聪明赌博。但或许是因为摩德风格太过耀眼,始终没能在日本流行起来,Mister VAN最后以失败收场。无论如何,VAN仍继续
发展出适合各类群体的不同系列,包括VAN Brothers、VAN Mini,还有以少年为
目标客群的VAN Boys。
VAN在努力迎合变化多端的青少年风格之际,迎来意外的负面效果,失去了
品牌原有的忠实顾客。1964年,死忠的常春藤风格爱好者看到银座的青少年也穿
着纽扣领衬衫之后大感惊慌,当中学生也开始把“常春藤衬衫”当成玩乐服装来
穿,老顾客的疏离感愈发强烈。走进帝人男装店购物的二十多岁年轻人会要求别
把购买的商品放进有VAN商标的袋子里,免得自己被误认为常春藤族。
1966年,石津谦介要黑须敏之重整VAN的成人系列商品线Kent(这条线的标
语是“献给品位独特的男人”),以期赢回老顾客的心。年纪较长的顾客依然喜爱
美式风格,但发现“常春藤”一词似乎越来越堕落。黑须敏之聪明地将Kent风格重
新套用在“Trad”这个新名词底下。黑须敏之在2010年告诉美国博客“The
Trad”:“‘traditional’这个词固然存在,但日本人不太会发音,也鲜少使用。我想
找一个容易记住的短词,结果在某本讲爵士乐的书上发现‘Trad Jazz’(传统爵
士)这个说法。”
日后证明,“Trad”这个名称对美式风格在日本的发展十分重要。Trad与常春
藤的短暂时髦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同时涵盖了美国之外的经典品牌。Trad男子
可穿经典的Burberry(博柏利)风衣或爱尔兰渔夫毛衣,不必担心这会破坏常春
藤严格的“纯美式”规则。虽然Kent始终没有像VAN那样的长久影响力,但黑须敏
之发明的“Trad”打开了一扇大门,让日本人在随后四十年一直对英美风格迷恋不
已。
尽管VAN对战后婴儿潮世代具有莫大的影响力,但是许多成年人对常春藤风
格还是抱持嫌恶态度。八卦小报仍持续抨击石津谦介。比方说,《现代周刊》
(『週刊现代』)就在1966年刊出一篇未署名的文章称:“石津谦介先生的名声
——一个将导致国家毁灭的设计师。”匿名作者指控,VAN鼓励年轻男性变得淫
荡,并且引用体育作家寺内大吉的这段文字:战前年轻人对我们的国家集权体制有所贡献,但是战后二十年,年轻人一事
无成。他们唯有身形高大,内心懦弱无比。这一点可从他们的服装上看出来。他
们的打扮就像戏里的配角,主角绝对不会骄傲地穿上那种衣服。你认为女人天生
受时尚吸引,但是VAN的常春藤风格根本不是时尚。男生只是想受女生欢迎而
已。
如此中伤不只证明中年男性有多么不喜欢石津谦介,也显示老一辈十分坚持
战前严格的日本大男人气概典范。他们只会将VAN这样的时尚男装视作性变态的
表征——因为受到强烈的情欲驱使,所以需要看起来比较女性化。但是,这样的
抱怨不过是注定失败的哀号。VAN赋予了年轻人一套更适合消费时代的新颖的时
尚态度。
如今,大多数日本战后婴儿潮世代的人都深刻地记得,VAN是他们认识个人
风格和美式生活的敲门砖。在介绍整个常春藤文化时,VAN的员工让年轻人满怀
渴望与梦想,除了服装之外,他们也对音乐、汽车和美食产生兴趣。日本在第二
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传统日本文化随之蒙羞,年轻人因而期望拥有一套新的价
值。就在此时VAN提供了一种理想化的美式生活。石津谦介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设
计师与经营者,不过却用文化套利的形式致富。黑须敏之表示:“VAN做的就是
创造美国有但日本没有的事物。我们只是复制,可是没有人了解我们到底在做什
么。”
真正的美国人渐渐从东京消失,VAN也因此受惠。1960年代中期的驻日美军
人数已经不多,而且通常他们只出现在偏远地区的军事基地里。东京的年轻人反
而是通过VAN、《Men’s Club》以及好莱坞电影了解美国人。结果,他们眼中的
美国并不是战时的敌人或战后的占领国,而是出产爵士乐、一流大学、纽扣领,以及金发美女的国度。
在日本的时尚史中,常春藤标志了1960年代的关键时刻,男人从此开始打
扮。不过更重要的是,这种造型为日本之后五十年输入、消费与改变美式时尚的
方式立下了典范。日本在常春藤风格之后拥有了开创与传播最新美式风格的基础
——不仅是整洁好看的新英格兰青年的服装,甚至还有更狂野的反主流文化造
型。[1] “バンカラ”,也写作“蛮カラ”,是针对明治时期“高领族”(ハイカラ)而出现的。“高
领族”指受到文明开化风气影响,采取西方服饰、谈吐与生活风格的一批人。而在当时对“高领族”怀
有抗拒感的另一批人,据说是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学生,创造了“蛮壳族”这个名词。
[2] 卡纳比街是伦敦著名的时尚街区,位于伦敦威斯敏斯特市的苏活区,邻近牛津街和摄政街。20
世纪60年代这里是披头士、滚石、性手枪乐队等英国摇滚界的传奇人物的聚点,也被认为是“摇摆的
1960年代”(the Swinging Sixties)的标志之一。
[3] 摩德是Modernist或Modernism的缩写,是20世纪60年代风靡英国的一种青少年亚文化。摩登风
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当时美国摇滚风盛行,塑造了一大批被称为泰迪男孩(Teddy Boys)的年
轻人,此风传入英国后演变成摩德风。第四章 牛仔裤革命
人口75000人的儿岛位于日本冈山县南端,濒临濑户内海。当地土壤含盐量
高、雨量稀少,不适合种植水稻,却相当适合栽植棉花。由于盛产棉花,儿岛吸
引了织布和蓝染等相关行业来到此地。到了20世纪,儿岛以生产全日本最强韧的
布料闻名,当中包括了帆布,以及用于日本传统足袋底部的斜纹布。1921年,儿
岛有位商人捐赠了20台缝纫机,希望能发展出一个全新的产业部门,生产学校制
服。它如滚雪球般逐渐扩张,演变成一个大规模工业。到了1937年,日本有九成
学生身上都穿着冈山县制造的制服。
儿岛在制服制造业的独霸地位一直延续到战后,随着出口需求强劲,大部分
棉布都运往海外,因此儿岛当地公司开始生产以轻量防水的合成布料维尼纶
(vinylon)制成的制服。这样的生产模式一直得以顺利运作,直到1958年,更优
越的聚酯纤维特多龙(tetoron)问世。生产这种纤维的东丽与帝人公司大力推广
这种神奇的新布料,全日本各地的学校很快就要求改以特多龙制作制服。但东丽
和帝人不肯供货给自己集团之外的制造业者,儿岛当地最大的制服生产公司自然
也被排除在供货名单之外。
儿岛首屈一指的制服厂丸尾服饰的工人,哀伤地看着仓库里堆着一摞摞没人
要的维尼纶衣物。创办人尾崎小太郎不得不采取行动。1964年秋天,他召集旗下
两名顶尖业务员柏野静夫和大岛年雄回总部开会,讨论公司的未来。尾崎每天夜
里都会做关于菅原道真的怪梦。他临时决定,连夜带着两名业务员前往位于九
州、供奉这位9世纪学者型诗人的太宰府天满宫。尾崎一行人献上祭品后,在附
近一家温泉旅店得到了神妙的灵感。尾崎小太郎问,丸尾服饰得生产什么服装才
能挽救事业。柏野静夫和大岛年雄异口同声回答“美国大兵裤”,也就是美国人所
谓的“蓝色牛仔裤”。
柏野静夫最初是在东京阿美横町的商店Maruseru发现的美国大兵裤。1950年
代末期的阿美横町虽然已不再是黑市,但依旧相当混乱。拥挤的人群在数百个摊
位之间穿梭,这些摊位贩售的是腌菜、鱼、偷来的旅馆用品、走私违禁品、半合
法水货商品,以及从美军福利社非法取得的奢侈品。Maruseru的老板桧山健一发
现,转售美军服饰和丸尾等厂商生产的美式工作外套和长裤,有相当丰厚的利润可图。
在盟军占领期间,美国军人常以旧衣物当作付给潘潘女的报酬,而非给现
金,这些妓女再把衣物拿到阿美横町的Maruseru等商店卖掉。桧山健一发现,许
多女孩都拿着褪色的靛蓝色工作裤来卖,谣传那是美国监狱囚服的下半部。造访
过美军基地的人都知道,士兵不执勤时往往都会穿那样的裤子。因为没有更好的
说法,桧山健一就昵称那是“美国大兵裤”,而其简称“ジーパン”(G-pan)便成为
那个区域对这种裤子的普遍称呼。
到了1950年,美国大兵裤的业绩就占了Maruseru店内过半的销售额。桧山健
一的太太千代乃在1970年告诉《朝日周刊》(『週刊朝日』):“我们用一条300
—500日元的价格买进,再以3200日元卖出。牛仔裤实在抢手,一到店,还没贴
上价格标签就已先卖光了。”当时的男性长裤大多是羊毛材质,而棉制的美国大兵
裤其实更适合在温带气候的日本穿着。在战时日本国民服和美军制服都是卡其色
的情况下,蓝色也显得相当突出。如作家北本正孟所说,牛仔裤闪耀着“胜利的蓝
色光芒”。
在寻找更多美国大兵裤来卖的过程中,桧山夫妇发现,美国人寄东西给驻扎
日本的家人时,箱内常会用破损的牛仔裤作为填充材料。他们买下这些破裤,再
请人缝补破洞。结果,破裤子的不同元素相互缝合,看起来就像是科学怪人的模
样,但就连这样的商品也立刻销售一空。
到了1950年代初期,阿美横町商店的二手美国大兵裤买卖已经发展得十分火
热,但日本人买不到新裤子。唯独一个人例外,而且特别引人注目——精英官僚
白洲次郎。这位长相英俊、曾就读剑桥大学的商人兼外交官,最初是1930年代末
期在旧金山生活时发现了牛仔裤。他在战后担任促进美日政府关系的重要推手,也因为与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熟识,他能从美军福利社买到一条全新的
Levi’s(李维斯)501牛仔裤。白洲次郎表面上是要在修车时穿这条牛仔裤,但到
头来,连日常生活也都穿着。1951年,他为了与美国签署和平条约而登上一架飞
往旧金山的班机,登机后,他立刻脱掉西装,随后整个航程都穿着他的Levi’s牛
仔裤。一名摄影师在1951年拍到这位头发灰白的绅士轻松自在地穿着他最喜欢的
服装,于是全日本都知道了他对牛仔裤的热爱。(本书分享更多索搜@雅书)穿着Levi’s牛仔裤的白洲次郎,1951年( ? 片野惠介、滨谷浩档案)
白洲次郎所穿的崭新牛仔裤与Maruseru卖的破烂补丁牛仔裤形成了强烈对
比。于是,牛仔裤在日本开始出现双重身份——既是独特、稀有的精美服饰,同
时又隐约带着黑市味道的三流特性。这种二元性在1950年代初期依然持续着,当
时东京涌入了新一波来日本休假的美军。这些士兵摆脱军服束缚,身穿磨损的牛
仔裤、衬衫式外套、原色的V领羊毛衫、白袜以及乐福鞋,出没在东京一带。虽
然看起来时髦有型,但外国军人喜欢在东京奇怪区域游走的倾向,让牛仔裤的名
声更加复杂。因为出现在东京的美国人,以及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与詹姆斯·迪
恩(James Dean)的电影卖座,牛仔裤在1950年代中期彬彬有礼的日本年轻人中
获得了新的文化认同感。阿美横町出现新商店,会取Amerika-ya或London这种店
名,专门销售牛仔裤和二手军品。只可惜,美国牛仔裤不适合日本人的体型。那
些裤子是做给身材壮硕、双腿修长的美国人穿的。Maruseru的顾客若是有兴趣,只能祈祷有体型相符的美国人会把旧裤子拿来此处卖掉。为了解决尺寸问题,阿
美横町的店家开始将二手裤送往儿岛的丸尾服饰等公司重新裁剪,以符合日本人
的体型。
1957年,日本政府开始放宽对进口服饰的限制法规,开放海外二手衣的正式
贸易。消息一传开,东京二手商品零售商荣光商事的高桥重敏立刻搭机飞越太平
洋,在西雅图郊区的一座洗衣厂买下两万条二手牛仔裤。那一批牛仔服饰是首批
大规模进口至日本的美国牛仔布服装。高桥重敏带着“战利品”返国后不久,日本
官方甚至进一步松绑,允许民间进口新服装。他随即又搭机赴美,带着一纸经销
八万条全新Lee牛仔裤的合约回来。与此同时,竞争对手大石贸易也签下一笔交
易,每个月进口三万条Levi’s牛仔裤。
这两份合约让真正的美国牛仔服饰涌进日本,二手服饰店也期望顾客能来店
购买正统的美国牛仔裤。然而日本消费者反应冷淡。他们喜欢质地柔软、褪色后
出现多种颜色、刷白过的牛仔服饰。新牛仔裤的布料僵直坚硬、颜色深,而且穿
起来不舒服。大家不禁怀疑,美国人真的会委屈自己穿上这些可怕又僵硬的裤子
吗?
《Men's Club》杂志插画家小林泰彦是这批新牛仔裤的首批顾客。他在好莱
坞西部片里见到牛仔裤后,心生向往,但过了好多年才发现原来在阿美横町就买
得到。偶然间找到一条Levi’s牛仔裤之后,小林用整个月的绘画用品津贴3800日
元将之买下。他觉得裤子颜色太深,便央求隔壁的富太太把裤子浸在她的洗衣机
里数次,并用洗衣时间最长的模式,让裤子颜色变淡。为了呈现磨损效果,他还
趁夜半无人时拿菜瓜布刷裤子。小林泰彦在1950年代末期成为少数能穿着牛仔裤
在新宿漫步的年轻人之一,仿佛是从电影银幕走出来的人物,所以这一切都值得
了。《Men’s Club》杂志上的进口美国牛仔裤,1963年春季(提供:妇人画报社)
早期牛仔裤的售价昂贵,只有年轻演员、狂热的艺术学生,以及有钱人家出
身的叛逆青少年才穿得起。李维·斯特劳斯(Levi Strauss)在1870年代做出最早的
牛仔裤,原是为了让裤子能承受辛苦粗重的淘金工作。但在战后的日本,牛仔裤
对蓝领工人而言太贵。不过,牛仔裤的舶来品地位仍抵消不了它们与“十恶不赦之
徒”的关联感。时尚评论家出石尚三在1950年代还是个中学生时就穿牛仔裤,他记
得:“大家都想穿,因为牛仔裤让你看起来像个亡命之徒。我不会真的去做什么坏
事,但大家看到我都会说,坏小子来了。”在阿美横町,桧山夫妇觉得,价格高昂而且供货量低影响了牛仔裤销量。许
多街边店家会销售廉价的仿制品——染上靛蓝色、轻量的混纺棉质长裤,有五个
口袋,但桧山健一希望有人能生产价格合理、感觉就像美国原版的日本本土牛仔
裤。丸尾服饰的业务柏野静夫每次把补过的二手牛仔裤送来店内,桧山夫妇就会
央求他制作真正的日本牛仔裤。1964年年底在一家温泉旅店,丸尾服饰团队再度
向尾崎小太郎社长提出这项请求。这次他们不需要说服老板,丸尾服饰已决定设
法生产出日本最好的牛仔裤,这是拯救公司的唯一途径。
丸尾服饰在1964年年底决定踏入牛仔裤生产领域后,柏野静夫到Maruseru买
回一条美国牛仔裤分析研究。他苦思着布料上一个奇怪的细节:蓝色的棉线并非
从头到尾都染上色。相较于其他染料,靛蓝染料更不容易渗入棉线核心。所以工
业上的靛蓝染往往会在线外圈周围构成一个蓝色环,中心则仍维持白色。不过,正是这个缺点让牛仔裤带有独特美感。一旦长期穿着磨掉靛蓝色后,没染到色的
棉花就会冒出来,形成富有表现力、层次微妙的褪色层。
日本工匠从公元7世纪起就熟悉蓝染工艺,不过传统技法是将纱线重复浸入
一桶桶的有机发酵染料中,接着扭转纱线,使色彩氧化,进而让蓝色染料完全渗
进棉纤维内。当时日本没有染色师傅能制作出美国牛仔布那种具有特殊白芯的靛
蓝纱线。柏野静夫自行采用一种类似水手布的轻量材质来制作丸尾的牛仔裤,但
桧山健一却对他咆哮:“不行,绝对不行!你得好好想一想,想办法做出和美国制
牛仔裤一模一样的裤子。”丸尾别无选择,他们得从美国进口布料。
通过官方的私下渠道,柏野静夫听说曾进口Levi’s的大石贸易刚取得独家进
口美国牛仔布料的权利。社长大石哲夫未能从Levi’s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布料供应
商科恩·米尔斯(Cone Mills)那里取得牛仔布,不过最后却在乔治亚州找到了贸
易伙伴坎顿·米尔斯(Canton Mills)。1964年,大石贸易在东京设立缝纫工厂,以坎顿为品牌名,生产牛仔裤供应日本市场。丸尾服饰的运气很好,大石有剩余
的丹宁布可供货。丸尾服饰便与大石签约,在日本西部生产与销售坎顿牛仔裤。
在签约且交了大笔现金之后,3000码(约2743.2米)强韧的14.5盎司(约411克)
丹宁布在1965年2月运抵丸尾服饰的儿岛工厂。
不过,尽管丸尾热心的裁缝们努力制作牛仔裤,她们的三菱和重机牌缝纫机
却一针都缝不进这种质地坚硬的布料。丸尾的老板换掉车针,试着用不同的缝纫
方法,缝针还是刺不穿硬挺的坎顿布料。经过一番研究后,尾崎小太郎从美国订购了一批二手的于仁(Union Special)缝纫机。工人这时才明白,他们需要另一
组专门的材料:缝合牛仔裤的橘色线、对牛仔裤耐穿性甚为关键的铜铆钉,以及
裤裆处的钢质拉链。他们向坎顿·米尔斯订购更多线,向美国泰龙公司(Talon)
订购拉链,也向美国斯科维尔公司(Scovill)购买铆钉。为了在日本生产美式牛
仔裤,丸尾服饰最终不得不从美国进口所有材料和缝纫机。
1965年年中,丸尾以坎顿为品牌名,生产了它的第一条牛仔裤。柏野静夫和
大岛年雄走访各个零售商,却和前一代进口商碰到了相同的抗拒态度——日本顾
客讨厌原始牛仔布的质感。尽管和美国进口的二手货高得吓人的售价1400日元相
比,这些新牛仔裤只卖800日元,但二手裤的销售量还是全新牛仔裤的十倍。
直截了当的解决办法,就是把牛仔裤预先洗过一次,让布料变软、褪色。然
而,奋力操作一星期后,洗衣工厂的机器竟全数故障。柏野静夫试图以两倍工资
将这份工作外包给附近一家洗衣厂,但靛蓝染料却差点毁了洗衣机。为了安抚愤
怒的洗衣厂老板,丸尾服饰买下所有洗衣机,摆在自家大楼内所有可放的角落。
此时,丸尾的缝制厂也兼作洗衣厂。等到机器无法负荷逐渐增加的产品量,员工
就把牛仔裤放进后院装满水的沟渠里,再挂到壁架和吊杆上晾干。
丸尾的“一次水洗”牛仔裤销售开始有了起色,但若要完全取代岌岌可危的制
服生产事业,这家公司得将美国大兵裤的小众市场变成广泛的消费潮流。同为冈
山人的石津谦介的成功故事,鼓舞了丸尾服饰将客群直接锁定在年轻消费者身
上,就像VAN的做法。此外,丸尾的大岛年雄相信,常春藤风格留下了一个重要
的市场良机:“美国人在校园里穿牛仔裤的机会多过卡其裤,但VAN只卖卡其
裤。”在一次友善的聊天过程中,石津谦介告诉柏野静夫,他们应该先设法说服位
于新宿、作为东京时尚指标的伊势丹百货进货。
后来与伊势丹采购进行的会议可以说是惨不忍睹。采购人员对丸尾的一次水
洗牛仔裤十分惊讶:“这些裤子已经下水洗过了?伊势丹只卖全新商品啊!你们到
底在想什么?”会议结束时,采购人员更嫌恶地将那条裤子扔在地上。被轰出伊势
丹之后,柏野静夫又试了伊势丹的竞争对手西武百货,然而西武的采购人员对于
贩售预洗过的牛仔裤也有疑虑。对于展售一款通常是在肮脏、昏暗的二手美军用
品店贩卖的产品,他们同样踟蹰不前。
在遭受传统零售商排斥的同时,丸尾服饰在东京也面临牛仔裤品牌Edwin的竞争。该品牌创办人常见米八原本是经营二手美国军用品买卖的,也从美国进口
二手牛仔裤。当丸尾研发坎顿牛仔裤时,常见米八慢慢增加自己的日制牛仔裤产
品线,并以Edwin为品牌名销售。常见米八声称,Edwin是将“denim”(丹宁)的
字母重新排列,并将m字母上下颠倒[或许也是指美国驻日大使埃德温·赖肖尔
(Edwin Reischauer)]。不过丸尾服饰认为,这名称带有一种强烈的挑衅与自
夸“江户”(Edo,东京旧名)将“赢过”(win)日本西部的那些公司。
丸尾服饰为了迎合百货公司,维持自己领先Edwin的优势,便着手成立一个
原创牛仔裤品牌。他们说服位于北卡罗来纳州的科恩·米尔斯,把所有破裤子、零
码布和工厂瑕疵品寄给他们。等货源稳定后,他们绞尽脑汁想取出一个响亮的名
称。当时,柏野静夫深信所有好品牌的名称末尾都有个“n”音,像是日产
(Nissan)、普利司通(Bridgestone)和麒麟(Kirin)。日本品牌也会将创办人
的名字稍加变化,起一个听起来像是来自外国的品牌名。威士忌品牌三得利
(Suntory)就来自创办人鸟井信治郎的“鸟井先生”(Torii-san)。大岛年雄和柏
野静夫也利用这种技巧,将尾崎小太郎的“小太郎”(Kotaro)加以变化。因
为“ko”是日文的“小”,而太郎相当于美国的“John”,他们便想出“Little John”为品
牌名。但他们不想嘲弄老板150厘米高的矮小身材,便改用“Big John”。这个名称
听起来像是地道的美国品牌,让人联想到美国总统“大约翰”·肯尼迪。1968年Big John牛仔裤的早期广告(左)和销售标签(右)( ? Big John)
1967年,丸尾服饰首度推出直筒、防缩水的Big John M1002牛仔裤。裤子上
附的纸标保证它是“正统西部牛仔裤”,还印有一个男人被竞技牛甩下来的图案。
在大多数日本年轻人眼中,Big John牛仔裤就像是从美国西部边境走私进来的,至少在形象上是这样。市场立即出现强劲的销售表现。西武因为引进这个产品
线,成为日本首家销售牛仔裤的百货公司。先前姿态颇高的伊势丹在几个月后致
电丸尾服饰,羞怯地要求贩售预先水洗过的Big John系列商品。
由于价格合理,日本年轻人开始抢购Big John牛仔裤。但在1967年,东京大
部分的时尚青少年都热衷于那个年代的两种流行造型——美国常春藤和欧陆风
格。如果要让牛仔裤像VAN一样掀起热潮,丸尾服饰需要的不只是一个新的品牌
名称,还需要一场革命。
就在VAN为《Take Ivy》拍摄美国东海岸校园的几个月后,那些学校变成了
文化实验与反战示威的激进温床。原本的纽扣领衬衫、无褶卡其裤和发型平顺的
斯文造型,变成了写着政治标语的T恤、磨损的牛仔裤和蓬乱头发。少数几起校
园冲突事件扩大成全面的全国反主流文化运动——左派的反战主义与提倡迷幻药
意识、回归低物质生活的波希米亚派开始合流。
日本年轻人当时也正经历类似的处境,只是心理上的转变没有那么深刻。宪
法的战争禁令让日本男性免于被征召去协助美军参与越战。极少人能取得消遣性
毒品,而日本的消费社会也才刚萌芽,凝聚不了反物质主义的激烈力量。不过,社会上不服从的气氛正暗中酝酿。激进青年起身反抗沉迷于工作的日本生活方
式,挑战右派的现状。不同的亚文化群体各自追求不同的目标,但是在最喜爱的
反叛服装这一件事,大家倒是达成了共识,那就是牛仔裤。
日本当时最庞大的反主流文化力量是马克思主义学生运动。青年行动主义在
1960年首度大规模爆发,数十万人聚集在国会议事堂前,抗议美日安保条约。那
几年,精英大学校园里有数十个左派学生团体成立,其路线甚至比日本共产党
更“左倾”。马克思主义派系涌上街头与警方对峙,成员身上带着“ゲバ棒”(武力
棒)这种长木棍,偶尔还有汽油弹。在几次小规模冲突后,学生运动在1967年10
月8日全面展开,年轻的抗议者群聚羽田机场示威,抗议时任首相佐藤荣作打算
前往美国承诺进一步支持越战。政治行动加上学生对学费调涨的不满,参加运动
的学生开始占领全日本各大学的大楼,当中最知名的就是简称“全共斗”的全学共
斗会议占领东京大学内的安田讲堂,时间长达整整一年。
马克思主义派学生也将暴力抗争带上东京街头。新宿在周六夜里成为政治示
威的场所,活动也不可避免地沦为与防暴警察的对抗。这些现场弥漫催泪瓦斯的
冲突,加深了该区域堕落的名声。新宿长期以来都在和银座竞逐东京夜生活乐园
的宝座,只不过银座充满西欧风情、耀眼夺目,新宿却显得晦暗,隐约散发着一
丝俄罗斯情调。1950年代,新宿的酒吧成为日本“垮掉的一代”和存在主义者的大
本营,到了1960年代中期,当地小巷里现代爵士乐和情色俱乐部林立。随着迷幻
药运动的信息从海外传来,这里也陆续出现数十家地下酒吧,而且取
了“LSD”和“Underground Pop”等名称。
到了1967年,新一批叛逆青年攻占了新宿火车站东侧——他们是无家可归的
年轻人,被称为“疯癫族”。疯癫族跟马克思主义派不同,他们没有参与政治抗争,而是直接休学,坐在被称为“绿屋”的灌木丛周围,向朋友要烟抽,下午则在
树丛里幽会。如果需要钱,他们会偶尔打打工。由于日本没有LSD,大麻也罕
见,大部分疯癫族就把处方药混着吃——安眠药、镇静剂,以及痛经止痛药等。
他们也染上将油漆稀释剂装在透明塑胶袋里吸食的恶习。《纽约时报》曾经指
出:“据说所有的疯癫族都是专业的情色舞者。”
要不是日本有另一批嬉皮士,我们很容易会把疯癫族归类为“日本的嬉皮
士”。与外表破烂、疏离、热爱爵士乐的疯癫族不同,日本嬉皮士直接从美国那儿
挪用了他们的波希米亚身份。他们听美式摇滚,梦想着能搬进乡下的公社农场。
而疯癫族相较之下并无意离开新宿地区。
在这两个团体的鼎盛时期,每天晚上都有2000名麻烦的青少年群聚新宿车
站。正统嬉皮士只占该区年轻人的两成左右,不过,每个周末都会有通勤族从外
地加入,这些人只有抵达车站后才会变身为破烂状态的疯癫族。插画家兼青年文
化史学家小林泰彦解释:“大部分日本嬉皮士还是得遵从社会习俗。很多孩子只会
在特定的区域当嬉皮士。他们跟朋友在一起时是嬉皮士,但在到达现场之前,看
起来都很正常。”
尽管处于社会边缘,新宿的反主流文化运动却深深影响了那个年代的日本街
头时尚。牛仔裤是这些叛逆族群的共通点,也得到最多注意。时尚评论家卜部诚
曾写道:“在激烈表现年轻人的力量时,牛仔裤是最理想的穿着。”疯癫族和嬉皮
士都向美国同类学习穿着——T恤、肮脏的牛仔裤,以及凉鞋。左派激进分子则
以此为基础,再搭配更适合抗争的配件——耐穿的鞋、阻挡相机和催泪瓦斯用的
毛巾,以及附有派系标志的各色安全头盔。
日本反主流文化运动始终没有壮大到美国那样的规模,但是作为文化先锋的
角色,新宿运动让年轻人摆脱了整齐、直挺的卡其裤,改穿粗犷简便的服装。在
1965年会买VAN商品的时髦消费者,此时都改到住家附近的二手军用品店买牛仔
裤。政治与文化反叛扩大了牛仔裤的市场,牛仔裤销售量从1966年的200万条增
加到1969年的700万条。1968年10月,学生在新宿车站的铁轨上示威抗议( ? 时事通信Photo)
反主流文化运动日渐增长的影响力殃及常春藤风格,让它在日本遭受激进分
子的意识形态攻击。激动的马克思主义派革命分子将美国视为一大敌人,指出策
划越战的那些政治精英穿的就是纽扣领衬衫。地下剧场痛斥VAN是政治动荡年代
里一个无意义的“非政治”实体。反主流文化剧作家寺山修司的长片《抛掉书本上
街去》(『書を捨てよ町へ出よう』)里有一个角色就宣称:“我们讨厌好家庭里
那些受宠的儿子,他们把VAN外套丢到跑车的座椅上,口袋里藏着石津谦介的
《男性风格实用指南》。”
在更基本的层面上,常春藤风格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显得端庄稳重。常春藤
风格在经历过象征青少年不良行为的那些年后,已经开始代表传统时尚。一如贞
末良雄所解释的:“常春藤最终变成‘家长会时尚’,因为那是你父母最放心看到你
穿的那种服装。”即使是将常春藤风格引进日本的那些人,此刻也重新思考他们与
这种风格之间的关系。黑须敏之曾经说过:“我开始穿常春藤时,它是反建制派的
服装。可是接着美国——常春藤的典范——走偏了,我再也掩饰不了我的失望之情。(本书分享更多索搜@雅书)”
丸尾服饰原本希望支持美国的青少年会购买牛仔裤和卡其裤,但到了1960年
代末,青少年认为牛仔裤是对抗常春藤风格最强大的利器。讽刺的是,日本年轻
人进行反美霸权行动时,身上穿的竟是有史以来最具美国特色的服装。尽管这一
现象显然非常虚伪,但也没有人敢回归传统日本服装,而服饰业早已将欧洲服装
定位为比美国东海岸时尚更优雅也更中产阶级。到了1960年代晚期,日本社会只
提供年轻时尚的两种极端——整齐斯文的常春藤和邋遢蓬乱的嬉皮士,而经典美
国风格则被排除在两者之外。新宿的日本嬉皮士,1969年( ? 每日新闻社)
刚开始,日本牛仔服品牌坎顿、Big John、Edwin以及Big Stone都强调自己与
牛仔及美国西部的关联。但在1960年代末,丸尾服饰的广告改弦易辙,刻意要人
想起反主流文化的加州的欢乐与阳光。最初那些广告营造着清新的氛围——穿着
各色牛仔裤的纯真年轻人在美国西海岸的某个校园里欢乐嬉戏。之后一波广告更
进一步,找来真正的嬉皮士当模特,并采用源自旧金山反主流文化运动内部的视
觉元素。
1960年代晚期的Big John广告上出现真正的美国嬉皮士( ? Big John)
这些嬉皮士在儿岛小城看起来会格格不入,不过,尽管有这种文化差距,Big
John却在支持青年运动之余发现了一项制胜的商业策略。日本本土牛仔品牌在
1970年的销售量达到美国进口商品的四倍,而尾崎小太郎一度岌岌可危的制服公
司如今已高踞龙头地位。反主流文化运动拯救了丸尾服饰,不过该公司开始担忧,牛仔裤的消费人群能扩大到激进分子之外吗?
嬉皮士与左派开创了日本第一个重要的牛仔裤市场,但若要成为主流,达到
真正的成功,牛仔裤必须建立一种能与狂热团体划清界限的地位。Big John和其
他品牌相当幸运,日本的青年反叛运动在1970年代初期戛然而止。部分原因是警
方的强力镇压。1970年2月,执法单位在一次具有高度象征性的行动中逮捕了摇
滚音乐剧《Hair》的所有日本演员,罪名是持有大麻。接着警方扫荡新宿的“绿
屋”(Green House),剩下的正统嬉皮士则逃离东京,在一些荒岛上建立自己的
社区。
1971年一场摇滚音乐节上的日本嬉皮士( ? 共同通信)
随后学生运动兴起。“赤军派”是日本新左派一个好战的地下分支,组织成员
在1970年3月31日持武士刀、手枪和炸药,劫持了一架从东京飞往福冈的日本航
空班机,飞往朝鲜。
这起事件开启了学生运动的暴力新时代,当时大多数的伤亡都来自敌对左派派系之间的冲突。这些内部分裂一步步破坏学生运动原本就已不甚完整的合法
性。大众对于新左派的支持在1972年2月彻底瓦解。当时一个叫联合赤军的团体
在长野县的浅间山庄内与警方交战。这场冲突通过电视在全日本观众眼前直播,激进分子杀死了两名警员和一个平民。有人死亡令民众震惊,但更恐怖的新闻还
在后头。该派系领袖在被收押时承认,他们几周前在意识形态训练时擦枪走火,处决了组织内14名成员。浅间山庄内肆无忌惮的杀戮后,接着日本赤军又在1972
年5月攻击以色列的罗德机场,造成26人丧生,这时的学生团体似乎比他们所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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