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的语言：3000万词汇塑造更强大的学习型

    大脑

    Thirty Million Words：Building a Child’s Brain

    (美)达娜·萨斯金德(Dana Suskind) (美)贝丝

    ·萨斯金德(Beth Suskind) (美)莱斯利·勒万特-萨斯

    金德(Leslie Lewinter-Suskind) 著

    任忆 译

    ISBN：978-7-111-57154-4

    本书纸版由机械工业出版社于2017年出版，电子版由华章分

    社(北京华章图文信息有限公司，北京奥维博世图书发行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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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序

    译者序

    第一章 缘分：儿童人工耳蜗医生眼中的大脑发育

    第二章 3000万词汇：父母语言的力量

    第三章 神经可塑性：早期语言环境的决定性影响

    第四章 语言的力量：从思维能力到人生观

    第五章 3T原则：优化大脑发育的亲子沟通

    第六章 唤醒潜能：不一样的童年，一样的希望

    第七章 重视父母的语言，融入育儿文化

    附录 幼儿教育组织和资源

    后记 走过海岸线

    致谢

    注释推荐序

    2016年我在看一篇儿童心理发展的文章时，无意中接触

    到“3000万词汇倡议”，这个倡议是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妇科及儿科

    教授达娜·萨斯金德博士发起的。

    达娜·萨斯金德博士和她的团队发现，在孩子三岁前，父母对

    他们说的话直接影响其大脑发育。换句话说：父母的语言，直接

    塑造着孩子的大脑。

    这个研究非常有意义，如果能够在全世界推广，也许能够直

    接改变很多孩子的命运。看完这个项目的详细介绍以后，我感觉

    如获至宝。

    “三岁定八十”的真相是什么

    国际上很多亲子研究都着眼于父母对子女性格、品德等外在

    表现的影响，很少涉及对子女大脑发育的影响。实际上，我们的

    祖先早就发现了这一点，中国有句老话说“三岁定八十”，似乎就

    在揭示这个现象。虽然这句话并不被所有人接受，接受的人也有

    各自的解读，但看完了萨斯金德博士的研究后，我才真正明

    白“三岁定八十”的真相是什么。

    人类的大脑是唯一在出生后还具有可塑性的器官，尤其是在

    三岁前。三岁前，大脑会发育到成熟期的80%左右，这三年里，使大脑建立神经连接的条件是什么呢？是语言，具体来说，是父

    母的语言。一个正在迅速发育的大脑，会通过听觉和视觉接收到大量的

    信息。如果把大脑比喻成一台机器，父母的言行就是在为孩子创

    造超级机器的过程。

    婴儿们生下来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说，然而这只是表

    象，他们的大脑正在迅速发育。一直要到孩子较大甚至入学之

    后，父母才会发现，有些孩子似乎特别聪明，反应敏捷；有些孩

    子即使很努力，成绩也无法提升；有些孩子对艺术敏感，有些孩

    子对音乐敏感，等等。

    遗憾的是，当父母足以发现这些特点之时，孩子的大脑已经

    基本定型了。不同的大脑或者利于学习理工科，或者利于学习艺

    术专业，或者什么也不擅长。然而这台大脑机器，恰恰是父母以

    每一句话为材料，亲自搭建的。

    为什么“输在起跑线”上

    “3000万词汇倡议”还发现了一个秘密，即低收入家庭的孩子

    为什么“输在起跑线”上。调查显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在三岁前

    听到的单词数量远远少于高学历家庭的孩子。

    调查数据显示：

    靠救济金生活的家庭，孩子每小时听到的单词数是616个

    工薪阶层家庭，孩子每小时听到的单词数是1251个

    高收入的家庭，孩子每小时听到的单词是2153个低收入家庭的小孩不仅听到的单词数量少，而且会接收到很

    多消极的单词和粗鄙的俚语。在出生的头几年，高收入家庭的孩

    子听到的包含积极、正面意义的单词数比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多56

    万个。

    “赢在起跑线”上的孩子，并不是他们家境富有，或者报了多

    少课外班，而是他们一出生，就能够在语言丰富、积极正面的环

    境中熏陶。

    美国很多研究儿童发展的心理学家已经指出，社会所谓的学

    前教育期，在时间上实际已经晚了。真正的教育，从孩子刚出生

    的第一天就开始了，学校并不是教育的起点。从某种程度上来

    说，孩子在学校的表现，是父母对孩子早期教育的一种检验。

    研究还发现，孩子的数学能力、空间推理能力、毅力、自律

    性、道德感、同理心都和孩子早期听到的词汇有关系。

    所以，当孩子正式进入学校以后，他们的学习能力便会体现

    出显著差异。有些孩子并非不努力，但是他们成绩就是不好，理

    解知识就是比别的孩子慢，等等。

    “3T”原则法

    这本书最重要的价值是告诉父母应该怎样和孩子对话，才能

    最大化地激发其大脑潜能即“3T”原则法：

    共情关注(Tune in)：共情关注你的孩子在做什么充分沟通(Talk more)：与孩子讨论时使用大量的描述性词

    语

    轮流谈话(Take turns)：和孩子轮流参与谈话

    这本书会指导父母如何在和孩子的对话中，“塑造”孩子的大

    脑。

    我在公众号曾发表过一篇关于这个研究的文章，简要介绍过

    3T原则，但是很多父母觉得不够详尽。现在好了，机械工业出版

    社翻译引进了萨斯金德博士的书，大家可以详细阅读本书，按照

    书中的案例和理论，实践到自己的生活中去。

    父母语言对孩子的意义，可能比任何昂贵的早教班都更加深

    远。推荐父母将这本书买来看看，参考这本书的方法，用“语

    言”帮孩子塑造更强大的学习型大脑。

    小楼老师

    小楼老师心理课公众号主编译者序

    现在是2017年8月4日晚上6点半，烈日刚刚结束对重庆40度

    的炙烤，透过窗户我隐隐可以看到即将消失在天际的那一抹夕

    阳。整个城市仍然被热浪包裹着，闷热难耐，恐怕只有一场大暴

    雨才能给它带来一丝清凉。

    此时的我坐在书房里，正为这本书写序，编辑嘱咐我写得柔

    软一点，于是我不禁想到内心深处最柔软的他——我那22个月大

    的儿子。他对一切事物都充满着无穷的好奇，仿佛要把这个世界

    统统探索一遍：大树上掉落的一片叶子，他会蹲下仔细看个半

    天；邻居家的狗狗出门，他紧跟着冲出门，追着小狗一路狂奔是

    他近来最爱做的事；早上我抹脸，他也要把我那堆女人用的瓶瓶

    罐罐一一拧开，抹到自己的小脸蛋上。

    孩子，你是如此天真活泼，招人喜爱。谢谢上天赐予我这么

    珍贵的礼物，我一定要好好陪伴你、呵护你、善待你。如今你正

    牙牙学语，每时每刻都迫不及待地想和这个世界对话，作为妈妈

    的我到底应该怎么配合你，为你营造适合你的语言环境呢？

    去年8月，我儿子差不多10个月大，那个时候我疯狂地浏览

    各大网站五花八门的早教论坛。因为随着孩子慢慢长大，我开始

    不安起来，我发现他的需求不仅仅是喝奶和睡觉，他还需要点别

    的什么，但是我完全不清楚这些“别的什么”究竟是什么。我几乎

    每天都在问自己：“除了给孩子生命，我还能给他什么？”正当我

    在孩子这件事情上极度无助的时候，编辑把这本书递到了我手上，让我先学习后翻译。初为人母、毫无育儿经验的我如获至

    宝，仅仅粗略翻看一遍后，父母对儿童进行早期语言教育的内容

    就印刻在我的头脑中。

    这本书前后翻译了三个月。坦白讲，这三个月的确比较辛

    苦，我一边要照顾孩子，一边要搞好工作，一边还得兼顾翻译进

    度。尽管如此，我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翻译体验。以往翻译一本

    书，我仅仅把它当做一项任务。然而这次，我更多是以一个新手

    妈妈的心态去学习、去感悟、去实践这本书中提到的3T语言法。

    每天我都渴望多阅读一些，多翻译一些，迫不及待地想早点让更

    多处在迷茫中的父母体会这本书的非凡意义。

    早期教育能促进大脑的发育

    婴幼儿时期是孩子神经系统发育最快、各种潜能开发最为关

    键的时期，因此是进行教育的好时机。根据敏感期和大脑发育理

    论，人类对各种信息和各项能力发展的敏感期都集中出现在生命

    的最初几年，这个时期是人一生中独特和重要的发展阶段，也是

    宝宝获得智慧的最佳时机，称为孩子发展的“机会之窗”。早期教

    育的核心在于提供一个教育营养丰富的环境，对孩子的大脑发育

    和人格成长进行最大化“激活”，从而为其日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

    基础。

    一些家长担心，对孩子实施早期教育，会累坏孩子的大脑，其实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一些研究者曾经用动物的大脑和生化

    的变化证明，早期丰富的环境刺激与学习机会不但不会伤害大

    脑，反而会促进大脑的发育。人的智力或心理是遗传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

    儿童的潜在能力遵循着一种递减规律，即生下来具有100分

    潜在能力的儿童如果一出生就进行理想的教育，就可以成为具有

    100分能力的人；若从5岁开始教育，即使是理想的教育，也只能

    成为具有80分能力的人；若从10岁开始教育，就只能成为具有60

    分能力的人。

    3000万词汇的差距

    你相信吗？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天生聪颖的孩子，更多的

    聪慧源自其善于沟通的父母。生活在贫困家庭的孩子由于缺少与

    父母的沟通，在4岁前比生活在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少听了3000

    万词汇。是的，你没有看错，就是3000万个!

    这么大的差距从何而来？

    让芝加哥大学妇科及儿科教授，小儿人工耳蜗项目负责人，芝加哥大学医学院“3000万词汇倡议”机构的创始人达娜·萨斯金德

    博士来揭晓答案吧。

    达娜·萨斯金德博士致力于研究发育中的孩子早期接触的语言

    数量，是否会对其大脑构造和发展产生非常不同的影响，进而直

    接影响儿童的学习能力和性格塑造。本书是她30年复杂研究的结

    晶，书中提到我们天生拥有各种各样的潜能，但要下一番工夫才

    能挖掘出它们。正如每一颗种子都有潜力成长为玫瑰、牵牛花或

    绣球花，但最关键的一点，还得看它们是否得到了恰当的照料。

    大脑的发育也跟开花结果没什么两样。科学研究表明，大脑的发育依赖于适宜的环境带给它所需的养分。儿童的智力发育并不是

    自动发生的，它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父母能否提供一个良好的语言

    环境。

    在此，作为本书译者，我不得不强调，一个良好的早教语言

    环境并不单单只跟词汇的输入有关。在这个环境里，父母要为孩

    子营造出亲密的关系。这里并不是要批评不善于表达的父母，相

    信他们也有其他的情感表达方式。不可否认的是，语言是一个强

    而有力的媒介。交谈时，人们通过它来显示自己对话题的热衷，此外，语言还可以让我们与他人建立情感的共鸣。

    究竟如何为孩子构建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呢？答案尽在这本

    书里。在翻译本书期间，初为人母的我已经非常认真地阅读完本

    书的所有理念，并将其贯彻到生活中去。渐渐地，我发现良好的

    语言环境，不但能开发孩子智力，还能改善亲子关系!相信你也

    可以做到!

    任忆

    高校英语教研组组长，儿童外语习得研究者第一章 缘分：儿童人工耳蜗医生眼中的大脑

    发育

    双目失明让我看不到世界，双耳失聪让我听不见人心。

    ——海伦·凯勒(Helen Kaller)

    (美国女作家)

    父母的语言是世界上最珍贵的语言。不论他们来自哪个民

    族、不论他们使用怎样的词汇、不论他们的经济地位如何，他们

    的语言对开发孩子大脑潜能起着最为关键的作用。如果脱离语

    言，孩子大脑发育将会受阻。听力正常但语言环境不佳的孩子，与天生耳聋且未接收大量语言符号的孩子无异。如果不对这两类

    孩子进行干预，那么他们则很可能会终生保持沉默，这样的打击

    对孩子来说是致命的。当然，如果一个孩子(不管他是听力正常

    的孩子还是植入了人工耳蜗的孩子)生活在语言符号丰富的环境

    中，那么他的大脑发育一定可以得到促进和提高。

    我的故事

    一名负责儿童人工耳蜗植入的外科医生写了一本关于父母语

    言影响的书，我个人觉得这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但在大众的心

    目中，外科医生是不善言谈的。他们擅长的不是嘴上的，而是手

    上的：外科医生不但能在手术室里用灵巧的双手完美地为患者缝

    合伤口，还能准确诊断出患者的病情并及时给出手术方案。对一个医生来说，没有什么比完成一台漂亮的手术更令人开心愉快的

    了。

    人工耳蜗植入术可以帮助耳聋患儿重获听觉。耳蜗由一条骨

    蜗螺旋管环绕蜗轴旋转两圈半而成，这个器官就是听觉神经开始

    的地方。如果耳蜗受损，那么声音传到这里就戛然而止了。人工

    耳蜗的植入可绕过损伤的内耳毛细胞，直接刺激听觉神经，将听

    觉信号送到大脑。最终，聋儿能听能说，他们不管从学习层面还

    是从社会层面都能很好地融入社会。我认为人工耳蜗植入术对完

    全丧失听力的孩子来说简直就是一个福音。

    正是大脑赋予了我无穷的想象力。大脑有别于耳朵这样的器

    官，它似乎神秘莫测，掌管着生活中的一切未知之处。在医学院

    上学的时候，我就梦想有一天能成为一名神经外科医生，亲手解

    决患者所遇到的棘手问题。

    然而，我在医学院经历的第一次神经外科手术——脑膜瘤切

    除术却并不那么顺利。当天由神经外科主任R博士操刀切除病人

    脑部的这个良性脑膜瘤。因为我当时正跟着R博士编写一本教

    材，“脑膜瘤切除术”就是其中一个章节，所以他叫我到手术室亲

    眼看看这个手术，还给我布置了一个清洗的任务。

    进了手术室，R博士就示意我往手术台上看。我看到手术台

    上躺着一个人，被剃了光头，头皮沾满消毒用的黄色必妥碘和刀

    口渗出来的鲜红的血。这个人的颅骨被切开了一个口子，里面灰

    色的凝胶状的大脑正在有节奏地跳动着，好像随时可能从里面蹦

    出来一样。病人整个身体被一块长长的蓝色无菌布遮住，看上去像在做魔术表演一样。

    看着手术台上的病人，我突然想到自己脑袋里怦怦跳动的大

    脑。难道就是这一团黏糊糊的东西在掌管着我们的思想和行为？

    真的是这样吗？我开始手脚发软，伴着手术室耀眼的灯光，我感

    到一阵头晕目眩，R博士在说着什么，可是我几乎什么都听不到

    了……最终，我被几个在场的护士从地上扶到椅子上。是的，你

    猜对了，我晕倒了。很难堪吧!

    20世纪80年代在神经外科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如果你的

    脑子被医生动过，你就不是原来的你了。”那个时候，但凡接受

    了脑外科手术的人，即使从手术台上活着下来了，身体状况也远

    不如从前了。当然，随着医疗条件的提高，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情

    况已经越来越好了。即使是这样，我也不想再从事与脑外科相关

    的工作了。之前在手术室不太好的经历让我想换一种方式来和大

    脑打交道。耳朵，就是其中一种我选择的方式。罗德勒斯克是我

    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当研究员期间的导师，他的业务能力非常

    强。在他的指导下，我掌握了人工耳蜗植入术的要领。

    人工耳蜗植入术在我看来是最优雅的外科手术之一，整个手

    术仅依靠高功率显微镜就能完成。显微镜内部有一个小巧且精密

    的装置，转向非常灵活，能把耳道放大很多倍。手术时，不需要

    开灯，显微镜的光便足以把整个耳道看得一清二楚。医生和患者

    通过这道光彼此间默默地交流着。我认识的很多外科医生喜欢放

    着音乐做手术，而我却喜欢安静地做手术，所以整个手术室只听

    得到我手里的电钻嗞嗞作响，这就是我的“背景音乐”。我成为头颈外科医生，负责小儿耳蜗移植术，是很偶然的。

    因为医疗界的两件重大事件给先天性聋儿带来了佳音。

    1993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建议新生儿在出院前接受听力筛查，旨在尽早发现有听

    力障碍的婴儿，指出所有有听力障碍的婴儿都应该在3个月前被

    发现，6个月前予以干预。这项关于公共健康的倡议是非常明智

    的。曾经，家长和儿科医生最初发现孩子有听力障碍，不会说话

    时，总习惯自我安慰道：“这孩子只是说话晚而已。”或者“她的哥

    哥话多，她话少而已。”可事实上，他们早已双耳失聪。如果到

    孩子三岁才被确诊为耳聋，那么最佳治疗时机早已错过。听力筛

    查有助于先天性耳聋的婴儿在三个月内被发现并及时得到救助。

    由此可见，孩子初期听力筛查的意义是十分巨大的。与此同时，人工耳蜗植入术应运而生，这可以称得上是神经医学发展史上的

    奇迹。人工耳蜗让数百万聋儿重获听力的梦想成为可能，他们的

    命运将就此改变。

    人工耳蜗植入

    人的大脑和神经系统很任性。一旦患上脑性瘫痪、中风或者

    遭受脊髓损伤和踢足球引起的头部外伤，遇到这类脑和神经受

    损，医生往往认为“改善就是最好的治疗了，不要奢望治愈”。听

    力丧失就是其中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医生能够做到的就是“改

    善”而已。其实，还大有可为。

    1984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第一例成人

    单电极耳蜗进入临床移植，该耳蜗具有声音探测和声音识别的功能。随后，1990年，具有复杂处理功能的多电极儿童人工耳蜗问

    世，这几乎和新生儿听力筛查推广发生在同一时间。当先天性聋

    儿的大脑正好发育到能够处理语言信息时，患儿植入人工耳蜗就

    能重回有声世界。

    人工耳蜗的问世和新生儿听力筛查这两件历史性大事件出现

    的时机刚刚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孩子长到三岁时，脑部发

    育已完成85%，脑神经细胞多达数千亿个，此时的大脑正为思考

    和学习做准备。科学研究证实，脑部发育与幼儿的语言环境息息

    相关。不是说大脑在孩子三岁以后就停止发育了，而是三岁以前

    是大脑发育的黄金期。婴幼儿的听力丧失也被称为“神经系统发

    育过程中的突发状况”，这将阻碍他们的正常生长发育。

    由此可见，早期的听力筛查对孩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确

    诊为耳聋，则需要尽快实施人工耳蜗植入术，如果错过这个最佳

    时机，等孩子大了才去诊断，即使植入了人工耳蜗，康复效果微

    乎其微。虽然，人工耳蜗确实属于高科技产品，但是这并不意味

    着它在孩子成长的任何时期都能完全发挥作用。这是因为一次成

    功的人工耳蜗植入术需要利用“脑神经可塑性”，即大脑在新的刺

    激下发育。虽然就语言学习来说，大脑神经的可塑性在每一个年

    龄段都会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从出生起到孩子三四岁，这个时

    期是一个关键期，一定不容错过。有两种情况除外，一是后天耳

    聋，之前曾经尝试过学习说话，大脑已经具备了处理语言的能

    力；二是先天耳聋，但没在关键期内做人工耳蜗植入，这样最好

    的情况是听得到声音，但几乎不明白意思。

    然而，后来我了解到，即使在最佳时间植入了人工耳蜗，也有可能因为一些原因导致康复效果不佳。

    进展缓慢让我受益

    我是在芝加哥大学做人工耳蜗植入的研究项目，该学校位于

    芝加哥南部，这个地区经常会爆发一些因居民受到不平等待遇而

    引起的示威活动。在做项目研究前，我发现这个地区的聋儿家庭

    承受着来自社会和经济的双重压力，聋儿和家人之间的交流也可

    谓困难重重。这对我和研究团队来说无疑是一次严峻的挑战与机

    遇。这次经历也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和职业规划。

    20世纪60年代末期，是人权冲突最激烈的时期，当时我还是

    个小孩子。我母亲是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一名社会工作者。有

    一年年底，母亲被派去秘鲁做一个在利马贫民窟建立未成年人庇

    护所的研究项目，她也带着我一起过去了。一次她编了一个铝制

    背篓让我坐进去，然后背着我翻山越岭，当地的居民好奇地看着

    我们，他们或许从没有见过别的外国人这样做过。后来，妈妈告

    诉我，她做的远不及她学到的多。对没有机会学习的孩子来说，他们的潜力是无穷的。我后来面对自己的患者也有同样的感受。

    在研究项目开展初期，我几乎对人工耳蜗植入一无所知，这是我

    最大的障碍。

    事实上，我在芝加哥大学的人工耳蜗植入项目开展得很缓

    慢。我以为患者会排着长队前来咨询，但是他们并没有像我想的

    那样如在商场大甩卖般纷至沓来。但正是这样缓慢的进展让我发

    现了一个被忽略的关键问题。来咨询的患儿实在屈指可数，人少我就有充足的精力给他们

    父母般的关爱，我留意着他们每天的点滴变化，嘴角扬起的第一

    丝微笑或人生迈出的第一个步子。每每看到这些，我由衷地感到

    骄傲。人工耳蜗植入后要进入“激活”状态，即启动患儿的耳蜗装

    置，每次这样的重要时刻，我都会亲自到场。当患儿听到声音

    时，我像他们的父母那样欣喜若狂，然而，当患儿的植入术完全

    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时，我会非常悲伤难过。

    人工耳蜗植入后出现的问题也不少，比如声音的延迟反馈；

    患儿听到有人叫自己名字时毫无反应；说话或者读书时发音迟

    缓。更让人费解的是，起初情况很相似的几个小孩，做出的反应

    却截然不同。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我很偶然地走进了先天性聋

    儿的世界。

    曾经我把观察患儿们看作一项科学研究，从不会把它看作一

    件有趣的事情。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学术界人士都认为，有足够大

    的数据支撑的科学研究才足以支持或者反驳某个立场，才有所谓

    的说服力，才是“真科学”。但我慢慢地意识到若不顾及自己在研

    究中的个人感受，一味追求所谓的大数据，反而会让我们忽略一

    些重要的发现。

    扎克和米歇尔

    扎克是我的第二个耳蜗植入患者，米歇尔是第四个。这两个

    孩子都是先天性耳聋，他们在很多方面有着非常惊人的相似之

    处，比如相同的智力、父母都深爱着他们、希望他们早日回到有

    声世界，也都接受过高端仪器的治疗。先天条件相同、手术相同，却有着不同的术后效果。

    我从扎克和米歇尔身上学到的东西是任何一本医学教材里都

    不曾提到过的。在了解到手术有其局限性的同时，我也感受到一

    股从未感受过且对我们的生活有重大影响的潜在力量。

    扎克

    扎克被父母带到我们的研究小组的时候，只是一个8个月大

    的小人儿，头发少得勉强可以看到几根。他很爱笑，蔚蓝的眼睛

    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得知小扎克双耳失聪，父母感到非常震

    惊。在他们的家族里只有一个远亲有听力障碍，他在60岁的时候

    已经戴上了助听器。除此以外再无旁人患过耳聋。姐姐艾玛比扎

    克大两岁，听力正常，是个酷爱讲话的姐姐。扎克的父母身边也

    没有耳聋的朋友，所以他们想到来我们研究小组寻求帮助。

    扎克的父母受过良好教育，始终表现得沉着冷静且意志坚

    决。他们知道需要做一些选择，他们没有过多犹豫直接告诉了我

    们他们的想法：希望扎克有一天能听能说。扎克在确诊后的第一

    时间就戴上了助听器。尽管有的家长总是不停地督促孩子坚持戴

    助听器，可扎克很乖，总是很自觉地自己戴好，两只小耳朵耷拉

    着，活像经飓风洗礼过的棕榈叶子。

    扎克父母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得很积极。最初，他们请了一个

    治疗师到家里来用仪器帮助扎克提高语言能力。他们甚至开始学

    习手语，因为他们希望有一天扎克可以自如地与人交流。最终，扎克和父母靠着手语实现了彼此的交流。扎克的父母从一开始就知道通过植入人工耳蜗，孩子就有重

    获听力的可能。时机是扎克的问题所在。其实扎克在婴儿时期已

    经通过听性脑干反应测试对听力进行了评估，测试结果显示“无

    反应”。电流通过听性脑干反应区域时，在屏幕上没有显示出神

    经受刺激后反映出来的峰值，这就说明大脑对声音无反应。扎克

    的助听器测试也同样受挫。因为他的听力损失非常严重，所以即

    使声音在90分贝(类似摩托车比赛时的轰鸣声)时，大脑无法捕

    捉到声音，助听器也没什么反应。尽管如此，扎克的父母丝毫没

    有放弃，仍然让扎克戴着无声的助听器，他们希望奇迹出现在扎

    克身上，相信助听器总有一天会管用。于是他们决定响应FDA的

    倡议，着手准备人工耳蜗植入申请，在等待获批的这一年这对父

    母又做了什么呢？

    他们仍然很积极，扎克的妈妈从一开始就知道助听器不管

    用，为此她一直在想别的办法。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妈妈让扎克

    趴在自己胸前，她一边唱着催眠曲，一边把扎克的小手放到自己

    的喉部，让他感受到声音通过喉咙时的振动。后来，她把扎克带

    到我这里来了，毫无疑问她的目的就是希望接受人工耳蜗植入

    术。扎克的父母决定把他恢复听觉的那一天，定为他的“听觉生

    日”。

    耳蜗植入只是第一步，要想真正过上“听觉生日”还必须把耳

    蜗装置激活。这是一个非常戏剧化的时刻，母亲不停地对着孩子

    说：“宝贝，你可以听到妈妈的声音吗？妈妈非常爱你。”如果激

    活成功，宝贝的脸上会出现很吃惊的表情，紧接着妈妈开始微

    笑、大笑、大哭。这个场景的确让人非常感动。你也可以去网上搜索“人工耳蜗激活”，你一定会感动得流泪。

    待扎克真正的“听觉生日”到来时，他和父母显得异常冷静和

    放松，以至于忘了拍下这难忘的瞬间，这是扎克的妈妈觉得很遗

    憾的一件事。

    过“听觉生日”也好，耳蜗装置成功激活也好，这仅仅是迈向

    可以说话这个目标的第一步。许多父母也相信从装置激活到学会

    说话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不是三两天就能解决的。耳蜗植入

    后，孩子要花上一年的时间适应和理解这个世界的声音，这其实

    并非那么容易。耳蜗植入手术前扎克并不能听到摩托车的声音，手术后他可以听到最小声的窃窃私语。但是，当他听到声音时，他的大脑却无法处理这些声音，他完全听不懂。但这些声音是像

    扎克这样的孩子在说话前必须要学会处理的。

    扎克的家里充满了谈话声、读书声和歌声。尽管他的父母认

    为他话说得不错，但我似乎感觉不到。当他来我的诊室时，我给

    他玩玩具、贴贴纸，目的是想鼓励他说话，可我几乎用尽了一切

    办法，他却一个字也没有说出来。后来我用幽默的方式和他交

    流，那时他三岁，是的，他终于开口说话了。

    一次，我们耳蜗植入研究团队举办了名为“声音的礼物”的小

    提琴独奏会，由芝加哥交响乐团演奏。很多应诊的家庭应邀前来

    参加。音乐响彻了整个医院大厅，人们漫步大厅，从长桌上取饼

    干和其他点心吃。这个时候我发现扎克在讲话，千真万确。他就

    站在摆放核仁巧克力饼和曲奇饼的桌子之间，在帕格尼尼或者是

    贝多芬的画像旁，大笑着，指着爸爸大声喊着：“哈哈，爸爸放屁了!”这一刻，我知道，扎克的进展非常顺利。(免费书享分

    更多搜索@雅书.)

    现在扎克在一所公立学校读三年级。听觉方面的专家会定期

    来检查植入的耳蜗装置，看它是否运行良好。他在学校学了阅读

    和数学，和朋友玩得很开心，时而也和姐姐打闹一番。心无杂

    念、爱心满满的扎克父母也没有带他出去做别的治疗了。在我面

    前的是一个聪明活泼的9岁孩子，种种迹象表明他已经发挥了潜

    能。助听器限制不了他的人生。从各方面来讲，他都是幸运的。

    如果扎克在1985年出生，提前20年，听力丧失注定影响他的

    一生。尽管失去听觉，但是我们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让自己生活

    得幸福快乐。可是不得不承认，人工耳蜗的问世让扎克去了普通

    人的学校学习，改变了他的未来。听力受损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

    应，它直接导致说话受阻，而后影响学习能力。显然，这样的影

    响会伴随孩子的一生。一项针对成年先天性耳聋患者的调查显

    示：他们虽然通过手语学习过一些文化知识，平均水平大概相当

    于小学四年级学生，但事实上还是有大约13的人和文盲无异。

    当然，这些数据对有良好的语言环境的群体来说并不具有代

    表性，他们的孩子从小就受到熟练的母语或手语的熏陶。他们在

    艺术和科学方面有很强的天赋，他们的人生非常出彩。然而，也

    有康复效果不佳的患者。他们当中90%的人家庭语言环境不太

    好，尽管家长给予了孩子很多关爱，但他们不用手语和孩子交

    流。这就直接导致了孩子错失了头几年的最佳治疗期。因为在这

    个时期，神经塑造功能开始发挥作用，大脑开始发育，语言环境

    不好，肯定是不行的。扎克天生耳聋，但是他的阅读水平相当于三年级水平，仅凭

    这点，我们就可以预见他今后在学习方面肯定会取得成功。此

    外，扎克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还应归功于两位得力的父母、先

    进的康复手段以及政府给予的医疗政策。

    米歇尔

    丰富的语言环境就像氧气。当你拥有它的时候，你觉得理所

    当然，当你没有它的时候，你才会意识到它是如此重要。

    ——原谅我未经尼姆·托特纳姆(Nim Tottenham)的允许引用了

    此句

    当我们完成一幅拼图时，我们不禁要感叹眼前的每一小块拼

    图其实都是一种可能性，当它们一一被放到正确的地方时，这便

    促成了完美。但，如若其中的一块拼图缺失了，情况会截然不

    同。米歇尔的故事和我的转折点就开始于此。

    7个月大的米歇尔看上去就好像日本动漫里面的女主角，水

    晶般的蓝眼睛炯炯有神，聪慧迷人。她的笑声是那么让人喜悦。

    和扎克一样，米歇尔天生耳聋，尝试过所有恢复听力的可能性。

    导致她不完美的这块拼图并不那么容易发现，起初我完全没有意

    识到，她听力出现了问题。坦白说，如果我先认识米歇尔，我同

    样也会接受她治疗效果缓慢这一事实，因为治疗技术存在着局限

    性，或者说有的治疗本身就不是立竿见影的。但问题是扎克的案

    例仿佛已经建立了一个标准，事实上，经历耳蜗植入术后，米歇

    尔的恢复效果并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米歇尔的父亲因2号染色体发生畸变(罹患瓦登伯革氏症候

    群)导致中度耳聋，之前接受过听力矫正治疗。米歇尔患有同父

    亲一样的病症，双眼间距大，蓝色眼珠，听力受损，智力正常。

    在与米歇尔的母亲劳拉聊天的过程中，我们的团队了解到，她十

    分爱米歇尔，米歇尔可以说是她的全部，但是目前她没有工作，心思都在照顾米歇尔上。面对双耳残疾的女儿，经济压力可想而

    知。我们决定先让米歇尔尝试接受听力治疗，尽管我们清楚，米

    歇尔的情况仅仅通过这些辅助治疗显然是不够的。如果没有用，我们再考虑实施人工耳蜗植入术。米歇尔刚接受了听力辅助治疗

    不久，他们一家就搬家了。团队对米歇尔的治疗不得不终止。时

    隔一年，我们又见面了。劳拉认为之前接受的治疗根本没有效

    果，她希望可以遵从我们起初的建议试试人工耳蜗。我清楚地记

    得米歇尔的“听觉生日”大约是在她两岁的时候。当时，我们为庆

    祝装置激活的日子，送给她一个小蛋糕和一只漂亮的气球。毕竟

    这样的时刻对于我们来说，如同节日一般。当耳蜗被激活的那一

    刻，米歇尔仍然埋头吃着手里的蛋糕，几乎没反应。我们知道，几乎没有反应并不是完全没有反应。基于这一点来说，我们和她

    的母亲仍感到非常兴奋。因为米歇尔好像听得见一点，这就意味

    着她有学习说话的可能。

    植入人工耳蜗后，米歇尔的听力最终达到了正常人的水平。

    听力学家和语言治疗师都称她是海绵，对于我们想从她身上挖掘

    的东西，她配合得非常好。但也不是说事情就这么一帆风顺了。

    问题也是存在的，并且还很明显。听力测试时，她听得到声音，但是好像从来无法理解说话内容。她的母亲在家里也注意到同样

    的问题。最后，我们确定米歇尔可以听到，但无法听懂。这件事让我的团队、治疗师和听力学家十分沮丧。事实上，在治疗初期，团队就已经讨论过该如何帮助米歇尔和她的母亲，譬如说，我们希望她们学到更多的手语和语言，以此提高米歇尔

    的语言能力。但这一切似乎都是徒劳。米歇尔的情况和扎克有所

    不同，扎克当时在我面前不是开不了口，只是需要我的鼓励，后

    来他终于说话了。而米歇尔是完全听不懂，不可以说话。很明

    显，她的情况比扎克严重且复杂很多。

    既然两个孩子都植入了人工耳蜗，那么就应该能听、能说、最终完全融入我们的世界。为什么米歇尔不可以，到底是哪一个

    环节出问题了呢？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两个孩子的治疗效果截然

    不同？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我开始慢慢思考耳蜗植入以外的因

    素，因为这些造成米歇尔和扎克学习能力有差别的因素大同小

    异，关系到一个人的潜力。

    语言环境与学习水平

    孩子在小学三年级时的阅读水平就可以反映出他未来的学习

    水平。扎克的阅读水平完全达到了三年级水平，年龄与水平相

    符。

    米歇尔也上三年级，但她必须在“特殊教室”学习，有交流障

    碍的孩子都被安排在这个班。即使打开耳蜗装置，她也只能说一

    点点话，比画几个最简单的手语。自由地说话对她来说简直是一

    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不仅如此，她的阅读水平还停留在幼儿园水

    平，未来令人担忧。为什么这个聪明的小女孩却没有得到人工耳蜗的眷顾呢？原

    因是我对出问题的地方总是后知后觉。有一次，我和团队为了更

    好地了解患者在学校的学习和康复情况，专程去参观了芝加哥一

    所学校的“特殊教室”(专为听力缺失的孩子而设)。这样的“特殊

    教室”按功能的不同，分为“口语教室”和“手语教室”。“口语教

    室”以口头发声为主要交流方式，“手语教室”则以手语为主，口头

    发声为辅。我之前特别自信地认为凡是被我们植入耳蜗的孩子都

    会出现在口语教室，因为他们的听力在慢慢恢复当中，语言肯定

    也会不断地进步，但是我错了。

    “手语教室”里有九个孩子，他们围坐在椭圆的桌子旁，面朝

    着正在比画手语的老师。整个教室静得让人窒息。米歇尔一双迷

    人的蓝眼睛让我很快找到了她，我上前给了她一个拥抱。她显然

    已经不记得我是谁，满脸疑惑地盯着我看，随后又羞涩地对我微

    微一笑。眼前的她不再是我初见的那个蹒跚学步、充满活力的米

    歇尔，她的光辉似乎完全褪去。她的老师知道其中的原因，她告

    诉我小米歇尔从头到尾面临的种种困难：到学校的时候午饭还没

    有着落，衣服也脏兮兮的，最严重的是她既不会用口表达又不会

    用手比画。看着她那可爱的面庞，真的很难说这是聋儿自己的悲

    哀还是贫穷带来的悲哀。毫无疑问，一个人的潜能被生生浪费

    了，这本身也是一种悲哀。

    扎克和米歇尔这两个孩子到我这里来的时候，潜力都差不

    多，但是康复的结果却那么不一样。尽管他们的家庭背景迥异，但是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绝不会影响一个孩子学习说话。作为一

    名外科医生，曾经我对人工耳蜗这个小小的装置抱有非常大的希望，只要装上它，聋儿的世界将不再寂静无声，他们会和正常人

    一样自由愉快地说话交流；曾经我是多么推崇人工耳蜗在患儿黄

    金年龄植入会达到最佳恢复效果这一说法。可如今，我遭到了致

    命打击，充满了挫败感。最重要的是，这样的感觉从未有过。

    我必须遵从希波克拉底的誓言，类似医生的职业操守：尽管

    手术完成了，但是只有患者获得良好的手术效果，我的工作才算

    真正结束，才可以松口气，愉快地到手术室外透透气。

    左手科学，右手责任

    在芝加哥大学期间我结识了很多医学和社会学方面的学者，他们学术造诣深厚，贡献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他们要么是诺贝

    尔奖得主，要么是研究世界上最深奥问题的人。我必须承认，我

    永远也成不了他们当中的一人。我的世界被局限在了小小的手术

    室。我的终极信念就是通过人工耳蜗植入术让聋儿重获新“声”，确保耳蜗装置正常工作。手术结束后相互拥抱亲吻，手术似乎成

    功了。

    手术的成功或许不意味着真正的成功。

    人的一生好似天命。呱呱坠地的新生儿永远也不知道自己的

    未来将如何安排，没有一张日程表告诉他人生的轨迹将如何行

    进。从出生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无法掌控这些因素，但是它们

    对我们的整个人生却有着挥之不去的影响。而且，一个家庭的社

    会地位和经济条件是不会影响孩子获得关爱的，也不影响你拥有

    一对希望你的人生快乐充实的父母，更不会影响你具有巨大的潜力。但是，一个家庭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会严重影响孩子受教

    育的水平、健康状况和疾病康复效果。这些正是我走出局限、狭

    小的手术室后想到的，我需要往更为广阔的社会科学层面去思

    考。

    “健康悬殊”和“决定健康的社会因素”几乎涉及所有疾病，大

    至癌症和糖尿病，小至老花眼、老年性失嗅，等等。贫穷会导致

    这些疾病得不到好的治疗。到芝加哥大学这么棒的研究院学习

    后，我才恍然大悟：小米歇尔的问题出在了她的出生环境上。但

    是，这似乎又引发了其他的问题。难道就没有解决的办法了？难

    道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这样的事情一遍又一遍地发生在别的具有

    无限潜力的孩子身上？你是否读过镌刻在自由女神像上的美国女

    诗人埃玛·拉扎勒斯(Emma Lazarus)的脍炙人口的诗《新巨人》

    (The New Colossus)，其中有这么一句“那劳瘁贫贱的流民，那

    向往自由呼吸，又被无情抛弃，那拥挤于彼岸悲惨哀吟，那骤雨

    暴风中翻覆的惊魂……”我不禁想到我们要做的是找到解决方

    案，打破所谓的“历史必然”，而不是接受它。

    作为外科医生，为社会问题去寻找解决办法意味着我必须走

    出熟悉的医院和手术室，这个难度对我来说不亚于登上月球。工

    作的路上，途径气势宏伟的被叫作“四方院”的哥特式建筑，芝加

    哥大学学者称其为“巨人”，他们在里面思考、教学、研究。这里

    边就有一群社会学者成天钻研影响一个人行为的错综复杂的因

    素。我开始慢慢理解为什么手术后米歇尔迟迟不会讲话。我原本

    可以帮助她的，但我现在才知道。

    苏珊·莱文(Susan Levine)和苏珊·戈尔丁-梅多(SusanGoldin-Meadow)，“二苏”，是我的同事、挚友和邻居。她们是

    芝加哥大学著名的心理学教授，40年来，她们一直潜心研究着儿

    童是如何学习语言的。在她们二位的影响下，我的视野更加开

    阔，我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事物。尤其在语言习得方面，我的

    体会最深。

    记得那是一个寒冬的夜晚，我从办公室出来得有点晚，来不

    及换下身上的白大褂，于是匆匆地拿起大衣，顺手披在身上，一

    路小跑着去旁听苏珊·戈尔丁·梅多教授给本科生上的一堂关于儿

    童语言发展的课。厚重的大衣从灌木丛上嗞嗞划过，穿过四方院

    没多久，我便找到了当天上课的教室。这是一间旧式阶梯教室，学生们正围绕乔姆斯基和斯金纳各自的语言认知理论展开激烈的

    辩论：乔姆斯基认为，语言是天赋的，大脑中有专门的语言装

    置，我们每个人从一出生就具有掌握人类一切语言的能力，在两

    三年间由外部环境给语言装置设定特定的参数，于是人就具体地

    掌握了一门语言。而斯金纳则认为，语言学习能力并不是天生

    的，仅仅是家长对孩子语言能力的强化训练，是刺激反应-强化的

    过程而已。通过引导最终让孩子掌握语言规则。我在第一排聚精

    会神地听着同学们的精彩辩论。尽管我的思维已远不如充满无限

    活力的他们那般活跃，但静静地看着他们让我觉得踏实。辩论的

    问题虽然和我在手术室的切割缝合毫不沾边，但每一个问题都是

    我想关心的。整场辩论我非常认真地听着，理解着，因为这些真

    知灼见可以帮到我关心和爱护的那些聋儿。

    贝蒂·哈特和托德·里斯利

    坦白说，直到上了苏珊·戈尔丁·梅多教授的课我才知道哈特和里斯利这两位学者的存在，我完全没有预见到他们二位对我的

    影响会如此巨大。贝蒂·哈特(Betty Hart)和托德·里斯利(Todd

    Risley)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堪萨斯大学的儿童心理学家。他们

    试图通过扩大词汇量等方式来改变贫困家庭的儿童学习不好的现

    状。最初这个方法似乎还挺灵的，然而当这群孩子正式参加幼儿

    园的入学测试时，考试结果却并不乐观。于是，两位教授开始寻

    找答案，最终他们有了一个重大发现：早期的语言环境对孩子的

    学习至关重要。

    贝蒂·哈特和托德·里斯利的厉害之处不在于他们得出了这样

    的结论，而是在于他们实实在在做了这项研究。要知道在那个年

    代，人们的传统思维是：若一个人学习好，那肯定是因为他脑子

    够用；若学习不好，那肯定是他脑子不够聪明，没有别的解释。

    所以，当时的人们一致认为贫困家庭的孩子和富裕家庭的孩子在

    学习上的表现肯定会截然不同，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什么叫遗传，什么叫“龙生龙，凤生凤”。

    贝蒂·哈特和托德·里斯利的开创性研究可谓打破了传统思

    维，在这项研究中，他们发现：贫困家庭的语言环境和富裕家庭

    的语言环境是有差别的，这将直接导致孩子今后在学业上的差

    别。贫困家庭的孩子接收的词汇量远远低于富裕家庭的孩子。此

    外，孩子接收词语的质量(家长说了什么样的词语和用了怎样的

    方式对孩子说话)也是有差别的。最终，两位教授得出了这样的

    结论：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并不影响孩子学业的好坏，然而，父

    母与孩子交谈中使用的语言才是最最关键的影响因素。也就是说

    早期语言环境的好坏直接决定着孩子今后在学业中的表现。哈特和里斯利的这个重要发现问世后，人们才开始意识到早

    期语言环境的重要性。孩子三岁前接收词汇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影

    响到孩子最终的学业表现。

    梦开始的地方

    尽管哈特和里斯利两人研究的对象是有正常听力的儿童，但

    我的这帮戴着人工耳蜗的孩子们与他们其实并无差别，这些聋儿

    中，语言环境好的同样学得好，语言环境不佳的孩子学习情况也

    同样不容乐观。我特别感谢这些潜心研究的科学家们，让我明白

    聋儿们需要具备的不仅仅是“听到语言”的能力，他们更需要“听懂

    语言”的能力。因此，必须让孩子们沉浸在丰富的语言环境中，这样才有利于他们的学习。

    通过人工耳蜗植入术，我的患儿们无一例外获得了听力，但

    他们当中有的父母与孩子交谈时存在一些问题，如交谈甚少、缺

    乏互动、词汇单一，这就很难刺激孩子用大脑去思考听到的声音

    到底具有怎样的意义。可见，我的这枚“不可思议”的人工耳蜗的

    作用并没有那么大，它只是一个通道而已，一个能让孩子们奇迹

    般地听到父母声音的通道。不管是戴着耳蜗的孩子，还是听力正

    常的孩子，在他们听到父母说话的那一瞬间，他们的感受肯定是

    一样的。尽管人工耳蜗的确可以赋予孩子们听力，但如果脱离了

    语言环境，即便安装了也是徒劳，孩子们也是不可能学好语言

    的。由此可见，家庭语言环境对一个孩子的语言学习是多么的重

    要。

    我希望每个家庭，不论社会经济地位如何，他们的孩子都拥有这样一个梦想：潜能被最大限度地开发。

    我们一定要使之成为现实。我们可以的。

    这就是我撰写这本书的初衷。第二章 3000万词汇：父母语言的力量

    永远不要怀疑一小群有头脑、有担当、意志坚定的人能改变

    世界，事实上，世界只能被这些人所改变。

    ——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

    (Margaret Mead)

    1982年，两名来自堪萨斯的认知社会学家贝蒂·哈特和托德·

    里斯利为了帮助那些学业不佳的学龄儿童顺利通过入学考试，他

    们决定对孩子们进行密集的词汇拓展训练，提高学习潜力。然

    而，该计划却收效甚微。两位教授不禁发问：“这个近乎完美的

    计划为何以失败告终？”原本认为孩子们的所有问题都会被他们

    解决，但事实并非如此。

    一开始，这个项目反馈的结果还是不错的。鉴于语言能力对

    学生的学习非常关键，所以贝蒂·哈特和托德·里斯利把严格的词

    汇扩展列在计划中，这样孩子们才可能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

    起初的效果好得就像两位学者预计的那样：学生的词汇量逐步提

    升，空前提高。有了人为干预，孩子们的确积累了不少词汇，但

    很快他们的学习状态又回到从前。到进入幼儿园的时候，那些积

    极的效果消失了，这些孩子和没有提前参加过入园词汇集训的孩

    子居然没什么差别。

    时任美国总统的林登·约翰逊正极力推行“消除贫困”计划，旨

    在打破穷人入学难的门槛，这也是那个年代人们的共同愿望。同样，哈特和里斯利也积极响应总统先生的号召，他们的理想愿望

    是“缓解贫困，消除贫困，预防贫困”，他俩一度成为人们心中的

    榜样。

    1965年，美国社会动荡不安，种族暴动及内乱此起彼伏。为

    了全面提高贫困家庭孩子们的学业成绩，哈特和里斯利联合堪萨

    斯大学的同事们在当地一个美国黑人贫民区成立了“刺柏花园儿

    童项目”(Juniper Gardens Children’s Project)，开始介入学龄前

    儿童的语言干预工作。项目办公室就设在“C.L.戴维斯酒

    吧”(C.L.Davis’s liquor store)的地下室。研究者们希望通过这个

    项目向社区孩子们普及科学知识，严格要求他们的词汇量，最终

    提高他们的阅读能力，挖掘他们的学习潜能。

    一个名为“我们的先锋——刺柏花园儿童项目”(Spearhead

    ——Juniper Gardens Children’s Project)的网上视频资料非常详细

    地记录了当年这个项目的情况。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托德·里斯

    利青春的脸庞，瘦瘦的他穿着黑色西服，系着领带，神采奕奕地

    朝他们的“实验幼儿园”走去。

    在另一间教室里，年轻的贝蒂·哈特面带微笑地站在讲台上为

    一帮四岁的孩子读着课文，此时的她像极了一名普通的幼儿教

    师。他们坚定地认为只要一天天坚持训练下去，孩子们会越来越

    有希望的。视频末尾出现了这样一段慷慨激昂且振奋人心的旁

    白：作为开拓者，我们在刺柏花园做了这样的小尝试。希望通过

    对黑人贫民区学龄前儿童的研究，解决他们目前入学难的问题，使这个群体的孩子同其他孩子一样有优异的学习表现和学习能

    力。然而，刺柏花园儿童项目最终以失败告终。消息一出，当时

    社会的反应是：龙生龙，凤生凤，一切都是基因所致，再怎么研

    究都是徒劳。哈特和里斯利对这样的“传统观念”表示理解，但却

    坚定地认为眼前失败的结果并不是最终的定论，他们决定继续为

    失败寻找答案。这次失败的研究，至少让他们知道了人们对

    于“孩子们学习能力有差异”这一点的认识是有问题的。转变这一

    传统观念势在必行。

    儿童清醒时间应该做什么

    史蒂夫·沃伦(Steve Warren)，美国堪萨斯大学教授，20世

    纪70年代初识贝蒂·哈特和托德·里斯利时，他还只是一名年轻的

    研究生。在他眼里，贝蒂·哈特和托德·里斯利是极度追求浪漫的

    人。

    浪漫，却不盲目。

    他们不愿意抛弃那个被社会忽视的贫困群体，勇敢地向“基

    因决定一切”这样的传统观念发出挑战，他们像侦探一样，慢慢

    探寻问题的关键所在。

    于是，他们提出了两个问题：1.婴幼儿和儿童一个星期内醒

    着的那110个小时到底做了些什么？2.它们对孩子们最终的学习成

    绩有多大的影响？

    千万别小瞧这两个问题。在你刚要思考它们的时候，你就已

    经被震惊了。因为你必须面临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关于婴幼儿

    日常生活的文献资料极其匮乏。也许有为数不多的几篇论文，但也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贝蒂·哈特和托德·里斯利的研究给了我们更多的动力去寻找

    真正的答案。

    早期语言环境的重要研究

    贝蒂·哈特和托德·里斯利主要针对“儿童早期语言能力的培养

    对其最终学业成绩的影响”进行研究，这项研究可以说大大推动

    了当时社会思想的进步。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曾和

    B.F.斯金纳(B.F.Skinner)展开著名的“口水战”，他们在“早期语

    言习得是否与外部语言环境有关”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正

    方”和“反方”争论不休。乔姆斯基认为人的语言能力是基因决定

    的，是“天生”的。而斯金纳则认为人的语言能力是需要经过一定

    操作条件训练的，即后天的。最不可思议的是，虽然斯金纳在辩

    论中强调了后天因素，但“通过父母的语言学习语言”在他的理论

    中从未提到过。他提出了“操作条件”这一观点，即，通过强化训

    练提高孩子的语言习得能力，类似于巴甫洛夫的“老鼠按杠杆实

    验”中的激励机制。

    乔姆斯基认为，大脑中有专门的语言装置，我们每个人从一

    出生就具有掌握人类一切语言的能力，在两三年间由外部环境给

    语言装置设定特定的参数，于是人就具体掌握了一门语言，这就

    足以解释为什么在幼儿时期学习语言特别快。他完全不接受斯金

    纳的说法，觉得特别荒唐。在短时间内学习那么复杂的语法岂能

    是这么简单的激励机制理论就解释得清楚的？乔姆斯基的理论获得人们的广泛接受，这就意味着遗传的重

    要性被普遍接受。所以，很少有人有兴趣去探索语言习得最终结

    果的差异性，也很少有人对这件事表示支持。总体而言，针对中

    产阶级家庭婴幼儿的语言习得研究居多，人们似乎认为这些研究

    得出的结论适用于所有孩子。很少有人去跟进发展过程中的变

    化。即使乔姆斯基获得了大众的认可，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争论消

    失殆尽，我就亲耳旁听过苏珊·戈尔丁·梅多的学生围绕儿童语言

    发展展开的激烈辩论。从这点上讲，我们要感谢哈特和里斯利，因为正是他们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门，让我们开始关注早期语言环

    境对儿童智力发育的重要影响。

    托德·里斯利：老老实实收集数据，认认真真做好研究

    尽管贝蒂·哈特和托德·里斯利非常赞同“科学的目的在于服务

    社会、解决人类的问题”这一说法，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俩

    似乎反其道而行之。他们不肯完全接受大众公认的“科学”的东

    西，为了找寻答案，开展了里程碑式的、举世瞩目的研究。这或

    许就是他们的与众不同之处。

    “应用行为分析”指通过分析人的行为解决社会问题。托德·里

    斯利是发展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他致力于研究如何通过干预来

    规范人们的行为。他的同事兼挚友詹姆斯·谢尔曼(James

    Sherman)曾这样评价他：“托德的过人之处在于他有一双慧眼，他可以透过复杂的现象直视问题的关键，进而将这些问题漂亮地

    解决掉。”换句话就是说，里斯利对于人类错综复杂的行为已经

    有了一套很清晰的思路。贝蒂·哈特：最佳拍档

    史蒂夫·沃伦说贝蒂·哈特是不可多得的人才。20世纪70年

    代，她是托德·里斯利的本科学生，当时的她内敛而羞涩，黑框眼

    镜下隐约可以看见她清瘦的脸庞。成为同事后，贝蒂·哈特和托德

    ·里斯利是研究所里的最佳拍档。贝蒂·哈特亲切地称托德·里斯利

    为“里斯利博士”。贝蒂·哈特生活中特别平易近人。在工作中，她

    一丝不苟。学者身份造就了她对研究近乎苛刻的一面。她追求细

    节，从不放过任何一个精确的数据。如此求真务实的精神让她的

    梦想一步步成为现实。1982年，托德·里斯利离开堪萨斯，回到他

    在阿拉斯加的老家“里斯利山区”，在安克雷奇阿拉斯加大学当了

    一名心理学教授。自从他走后，研究的重担自然落在了贝蒂·哈特

    身上。

    3000万词汇差距初现

    家庭的社会经济状况主要由父母职业、父母受教育水平和家

    庭收入决定。来自各个阶层的42组家庭被选中参与此次的研究工

    作，其中处于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有13个，处于中等社会经济

    地位的家庭有10个，处于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有13个，还有6

    个家庭处于贫困水平。研究者将持续关注孩子们从9个月到3岁的

    成长状况。有稳定的家庭作为研究对象非常重要。也就是说，这

    些家庭有固定电话可以供我们联系，有固定的居所，并且愿意在

    未来的几年里住在这个区域，不搬走。

    原本该项目选了55组家庭，但后来有4家搬走了。研究者不

    得不中断观察研究和数据收集。其实，这几组家庭非常具有代表性，他们的数据对后续研究特别有益。由于个别家庭的不稳定，研究在一开始进行得并不那么顺利。

    哈特和里斯利很清楚，他们的研究只能从每天获得的零散信

    息入手，因而他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因为我们无法确认

    到底孩子们一天中的哪一个部分对词汇积累有用，所以我们只寄

    希望于每天获取更多的信息，这样才更有助于我们发现更多的可

    能性。”

    研究整整进行了三年。这三年中的每个月他们都会举行将近

    一小时的研讨会，整个会议的情况他们用音频和笔记记录下来

    了。一切为了孩子，为了一切孩子。哈特和里斯利组建的这个团

    队非常了不起，他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该项研究中，三年

    里没有一个人请过一天假。三年的努力和付出后，他们又开始了

    第二个三年的工作——对收集的数据进行细致观察和分析。哈特

    和里斯利最终得出了研究结论。

    计算机使人们真切地感受到信息的瞬息万变，如今只需轻点

    鼠标，我们就可以即刻搜索到想要的答案。但在当时，哈特和里

    斯利却花了整整三年的时间两万个小时去分析那些复杂的数据，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

    其实，大部分工作是由哈特完成的，托德·里斯利曾经开玩笑

    地把她称作“工头”。但是在我看来，贝蒂·哈特就是个无名英雄。

    正是由于她对科学精益求精的态度，数据的收集与分析工作才得

    以顺利完成，这些数据是研究儿童早期发展的重要资源。我个人

    认为除了哈特和里斯利，再无他人可以完成如此工程浩大的研究。哈特和里斯利才是真正的天才!

    尽管哈特和里斯利的初衷是为了寻找“差异性”，但是他们最

    受瞩目的研究成果却是不同社会阶层家庭的“相似性”。

    哈特和里斯利说：“在发展的过程中，每个孩子的相似性逐

    渐显现出来。我们明白我们应该看到孩子们在同一件事情上的表

    现。”

    孩子们的家长也有相似之处。父母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各

    个家庭在很多方面具有一致性。比如，孩子们在社会环境的影响

    下有了共同的文化认同。他们会引导孩子们说“谢谢”，询问孩

    子“要上厕所吗？”哈特和里斯利的报告显示，尽管家长们的社会

    经济状况不同，但他们都想做正确的事，把这些顽皮的小家伙教

    育好。这会耗费他们很多精力，但他们愿意努力去做。

    哈特和里斯利在报告中写道，我们惊奇地发现父母天生具备

    规范孩子们的能力，这样的规范本身就为孩子们的语言学习提供

    了最佳条件。最终，我们跟踪的所有孩子都学会了交谈，和家庭

    成员能愉快地交流互动。这些能力是一个孩子入学前应该具备

    的。

    然而，从数据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明显的差异。比如从研

    究一开始，我们就发现每个家庭里面父母说话时使用的单词数量

    会不同。通过半年的观察和数据收集，研究者估算出了每个家庭

    和孩子对话的时间。当然，研究小组也曾在轮流走访中遇到一些

    相对“沉默”的家庭，父母和孩子几乎“零交流”。在一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发现有的家庭花了至少40分钟的时间和孩子对话交谈，而有的家庭仅花了20分钟。

    久而久之，家庭之间的差距越来越惊人。这同样也与每个家

    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有关。在一个小时内，高社会经济地位

    家庭的孩子平均听到的单词数量是2000个。贫困家庭的孩子听到

    的单词仅仅只有600个。另外，父母对孩子的回应也是有很大差

    异的。在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中，父母每小时对孩子的回应有

    250次，但在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中，父母对孩子的回应每小时

    不到50次。就拿家长对孩子的口头批准来说，高社会经济地位家

    庭的孩子每小时会听到大约40个口头批准，然而，贫困家庭的孩

    子听到的口头批准只有4个。

    我们可以根据前八个月父母对孩子说话的量，预测到孩子三

    岁时父母能对孩子说多少话。因为在研究的各个阶段，我们得出

    的数据是有一定的一致性的。换句话说，从研究初期到研究结

    束，善于和孩子交流的父母会继续和孩子保持着非常好的互动，而那些不善言辞的父母，即使孩子自己都会讲话了，他们同样不

    怎么爱和孩子说话。

    孩子早期听到语言的多少真的可以影响他最终学习能力的高

    低吗？所有数据帮我们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的研究团队

    付出了三年的时间，历尽艰辛，得出的研究报告无一例外地证实

    了这一点，可谓颠覆了传统。是的，社会经济水平、种族、性

    别、出生顺序都不能成为影响孩子学习能力的关键因素。不管这

    个家庭是富有还是贫困，语言环境都是千差万别的。因此，早期

    的语言环境才是影响孩子最终学习能力的关键，即，父母应该对孩子说多少话，应该怎么和孩子说话。孩子感受到父母的语言越

    多，语言能力会越好，与父母受教育程度和社会经济地位没有太

    大关联。就这么简单。我们得出的研究报告如图2-1所示。图2-1 研究报告

    真正的差异

    智商

    词汇量

    语言处理速度学习能力

    成功能力

    潜力

    大脑掌握思考和学习的区域在孩子前三岁已经开始发挥作用

    了。通过科学研究，我们了解到语言发展是大脑发育的开始。父

    母对孩子说了多少话以及父母如何对孩子说话是影响孩子语言发

    展的关键因素，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错过，也许我们永远不

    可能知道。当哈特和里斯利检查这些数据时，他们一致认可良好

    的早期语言环境对孩子的发展有积极影响，恶劣的语言环境则产

    生消极影响，包括孩子对词语学习的消极影响。甚至会影响到孩

    子三岁时的智商。

    “几乎无一例外的是，家长与孩子的对话越多，孩子词汇量

    增长得会越快，孩子三岁后测试出来的智商会越高。词汇量的确

    对孩子非常重要，但如果强制或禁止孩子接收词汇反而会扼杀孩

    子的语言学习能力。有的家长刚和孩子聊上，就开始使用一些强

    制性的语句，如“不要”“停下来”“不行”等。这就是我们曾经亲眼

    目睹过的在孩子语言学习过程中比较失败的例子。”

    另外还有两个因素对语言学习和智力发育是有好处的。一个

    因素是父母用不同类别的词汇对孩子说话。如果父母给孩子说的

    单词种类本来就少，那就不要指望孩子到三岁时能说出丰富类别

    的单词来。另一个因素就是全家人有一起聊天的习惯。哈特和里

    斯利发现一对不善言辞的父母是不可能培养出一个能说会道的孩子的。

    “我们看到孩子们长大后的言行会和自己的父母很像。甚至

    在孩子完全会说话后，他善不善谈就要看他父母在家如何表现和

    示范的了。”

    哈特和里斯利在理论上早就预测到儿童早期语言能力对孩子

    入学后学习能力的影响，果然，最终他们对预估结果感到非常满

    意。当他俩和戴尔·沃克(Dale Walker)教授时隔六年后再次对

    孩子们进行回访时，他们发现孩子目前的词汇量、语言能力和学

    习成绩就是他们几年前预测的那样。

    研究最终的结果表明，影响语言能力、学业成绩和智商的因

    素并不是社会经济地位。哈特和里斯利开创性的研究用确凿的数

    据说明了儿童早期语言学习效果的确会影响其入学后的学业成

    绩，也就是说，错过对儿童早期语言能力的培养就可能造成孩子

    以后在学业上和其他同学有差距。然而，这些数据乍一看，好像

    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孩子的学习能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似的，但在结合儿童早期语言学习的经历进行仔细分析后，他们认为家

    庭社会经济地位有一定影响力，但它并不是绝对的。

    他们发现了孩子入学后学业成绩有差距，这的确是个严重的

    问题。但是不得不说这是他们最重要的发现，因为可以通过研究

    项目去解决它。

    研究结果可信吗

    我向我的朋友兼同事弗拉维奥·库尼亚(Fl醰io Cunha)博士提出了这个问题。库尼亚是莱斯大学的经济学副教授，贫穷的成

    因及后果是他的研究重点。除了经常被人们称赞“聪明”以外，弗

    拉维奥·库尼亚还是一位非常友好的人，身上具备了许多美好的品

    格。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

    教授的追随者(后者科学地论证了幼儿期投资会节省大笔社会成

    本)，弗拉维奥·库尼亚对哈特和里斯利的研究做出了如下评估。

    库尼亚认为，这项研究存在的问题是哈特和里斯利仅通过30

    份的一小时录音样本就确定了孩子的整体词汇量。“这就好比我

    只研究了这一本书，我就说你的词汇量只有你在这本书里所使用

    的词汇那么多。”此外，虽然所有的录音时间都一样长，但由于

    有些孩子说话的次数较少，也就无法准确知晓这些孩子还知道多

    少其他词汇。能够判断出父母讲话的影响更为重要，是因为如果

    父母在家里讲得多，孩子就会有更多的反应，而如果父母讲得

    少，孩子的反应就可能会相应地减少。而在哈特和里斯利的研究

    中，与其说录音是对习得词汇量的评估，还不如说它指出了父母

    的语言是如何刺激孩子讲话的。

    但弗拉维奥·库尼亚认为，确实存在两项关键要素使哈特与里

    斯利的研究结果具有可信度：研究采用了智力发展的既定标准，包括斯坦福-比奈智力量表和更重要且已经得到证实的长期追踪数

    据。哈特与里斯利的研究和结论有力地验证了早期语言对入学准

    备和长远成就的影响。

    但是，是否一项历时两年半，仅包含42名孩子，且每名孩子

    每月只观察一小时的研究就能得出如此有说服力的结论呢？每名

    孩子的31个小时研究时间是否能代表那个孩子清醒时的15000个小时的情况呢？重要的是，31个小时的研究真的能预测孩子的未

    来吗？

    这是不是就是马克·吐温所说的“世上有三种谎言——谎言、荒谬的谎言及统计学”呢？

    哈特与里斯利总体的研究目标是了解孩子幼年时存在的因素

    是否与孩子后来的学业表现有关。如果有关，孩子最终的学术成

    就是否能通过一项设计完善的程序得到提高呢？更确切地说，哈

    特与里斯利想要了解，在父母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孩子的早期经

    历中，是否存在某种让他们学习成绩优异的因素，而这种因素却

    是贫困家庭的孩子所缺乏的。

    最初，有人担心对数据的广义解读偏离了数据的实际范围。

    在《早期的灾难》(The Early Catastrophe)一文中，他们引用了

    这样一句话：“研究者们提醒大家不要将他们的发现推及那些他

    们的研究所没有涵盖的人和情况。”不过，最终哈特与里斯利同

    意，他们的数据证明了早期语言经历可以预测孩子的最终学业成

    就，这甚至意味着他们项目中的问题很有可能得到改善和解决。

    实际上，贝蒂·哈特和托德·里斯利可能低估了其发现的重要

    性。为了使研究具备“永久性”和“稳定性”，他们的研究中没有包

    含被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n)称为“真正的

    劣势阶层”的那些人。也就是雪莉·布莱斯·希斯(Shirley Brice

    Heath)于1990年所说的那些“几乎一言不发地与单身母亲生活在

    公共住房里”的孩子们。如果研究中涵盖了这一社会阶层的孩

    子，哈特与里斯利可能就会发现，词汇量的差距不止3000万。是否与数量有关

    即使没有科学的证明，我们凭直觉也知道，向孩子说3000万

    次“闭嘴”也不会帮助他成为一名聪明、有所作为且稳重的成年

    人。哈特与里斯利也证实了这一观点。在词汇数量多的家庭里，还存在诸如语言更丰富、更复杂和更多元等要素。特别重要的

    是，还存在“肯定反馈”这一特点。那些家庭的孩子听到的语言更

    积极，更具有鼓励性。意识到了数量和质量的相互作用，哈特与

    里斯利把他们的书名改成了《意义深远的差距》(Meaningful

    Differences)。

    哈特与里斯利的研究回答了另一个问题：说话多的家庭是否

    会自然而然地使用更丰富的语言。数据表明，语言的数量推动着

    语言的质量。父母说得越多，词汇量就会越丰富。也就是说，不

    管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如何，如果父母受到多说话的刺激，他们

    的语言质量也会相应地有所提升。里斯利说：“我们不必要求父

    母对孩子说不一样的话，我们只需要帮助父母多说话。”而剩下

    的就不需要父母操心了。(免费书享分更多搜索@雅书.)

    坦普尔大学心理学教授凯西·赫胥-帕塞克(Kathy Hirsh-

    Pasek)和特拉华大学教育学教授罗伯塔·格林考夫(Roberta

    Golinkoff)证实了语言质量的重要性。两位教授的研究重点是了

    解婴幼儿如何学习语言。他们与同事劳伦·亚当斯教授和罗杰·巴

    克曼教授合作发现，语言质量很重要，原因是语言质量能让孩子

    接触到更多的各种各样的词汇。赫胥-帕塞克教授称它是早期语言

    学习沟通基础中的关键因素。被赫胥-帕塞克教授比作“对话二重

    奏”的沟通基础具有三个重要特征，这些特征与母亲和子女的共享互动有关，但与孩子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没有关系。

    ·符号参与的共同注意力： 母亲和孩子在分享某一活动时使

    用有意义的词汇和手势。

    ·沟通的流畅性与关联性： 连通母亲与孩子的互动流程。

    ·日常惯例与固定活动： 例如玩“我先你后”的游戏，或者进

    行做饭或就寝等日常活动。

    赫胥-帕塞克教授说这些沟通要素共同构成了语言学习的最佳

    环境。她还强调说，该领域其他人的研究成果让她的工作有了提

    升。

    数量与质量的紧密联系以及闲谈的重要性

    在哈特与里斯利的《意义深远的差距》一书中，除了讨论词

    汇的数量以外，词汇的功能也获得了肯定。哈特与里斯利按功能

    将它们标注为“事务型谈话”和“其他谈话”。事务型谈话“实现了生

    活中要做的事情”并向前推动生活，而其他谈话则是自发的“闲

    谈”，属于锦上添花。

    事务型谈话如：

    “下去吧。”

    “把鞋子穿上。”

    “把晚餐吃完。”其他谈话如：

    “这棵树真大!”

    “冰淇淋真好吃。”

    “妈妈的小男子汉是谁呀？”

    哈特与里斯利帮助“其他谈话”(自发的闲谈)获得了应得的

    关注。在那时候，除了像哈佛教授凯瑟琳·斯诺(Catherine

    Snow)那样有先见之明的社会科学家，没有人仔细思考过母亲对

    她正在吃苹果的两岁孩子的唠叨，或者换尿布时母亲走音的歌

    声：“妈妈的臭宝贝是谁呀？”但是，哈特与里斯利却发现了孩子

    早期语言环境的显著性差异。各个社会经济阶层的所有孩子必须

    完成生活中要做的事情，也就是必须“坐下”“去睡觉”“吃晚饭”。

    但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经历过自然发生的打趣，而这种有趣的你

    来我往对孩子的发展具有非常丰富的影响。

    这个问题的其他方面也慢慢变得明显。虽然由各个社会经济

    群体发起的所有类型的谈话在数量上都相对均等，但对于谈话的

    延续性，也就是语言的反复，其中的社会经济差异也很明显。社

    会经济地位高的家庭倾向于在他们发起的谈话中持续进行反复的

    语言互动。而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家庭从开始讲话到结束的时间很

    短：一方说话，一方给出反应，除此之外再没别的内容了。这种

    差距非常重要，因为大脑进行丰富发育的必需营养素包含在“其

    他谈话”中。哈特与里斯利将这种母亲与孩子间的语言互动称

    作“社交舞蹈”。互动中的每一个步子、每一个反应都增加了语言的复杂性，而这种复杂性又会进一步加强孩子的智力发育。

    对于我来说，最关键的差距是对肯定语(“做得好!”)和禁

    忌语(“住手”)的使用。

    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家庭会训斥孩子，但频率远远低于社会经

    济地位低的群体。贫困家庭的孩子每小时听到的负面语言是脑力

    劳动者家庭孩子的两倍多。这种差距会因孩子听到的词汇总量的

    不同而变得更大。原因是在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家庭中，孩子听到

    的词汇总量要少得多，禁忌词和负面词汇与积极和肯定词汇的比

    例也较高。

    哈特与里斯利的研究发现，相对于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家庭的

    孩子，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家庭的孩子更不容易听到“你是对的”“很

    好”“你真聪明”等口头鼓励。而脑力劳动者家庭的孩子每小时会听

    到30个肯定词，是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的两倍，接受福利救济家

    庭的孩子的五倍，如表2-1所示。

    表2-1 “你真棒你是对的!”VS.“你真差劲你错了!”(一年内)

    注意，对于脑力劳动者家庭的孩子和接受福利救济的孩子，他们受到的称赞与批评的比例是相反的。哈特与里斯利对孩子们

    四岁时的情况进行了推测，如表2-2所示。表2-2 “你真棒你是对的!”VS.“你真差劲你错了!”(四岁时)

    为了更好地进行理解，你可以想象自己受到了两种不同类型

    话语的影响。当你不断地听到“你错了”“你真差劲”“你永远都成不

    了事”这样的话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不管你的父母实际

    上有多么爱你，都很难克服这种童年阴影。

    信念差距和成就

    对于芝加哥大学特许学校的首席执行官肖恩·埃文斯(Shayne

    Evans)来说，“信念差距”是贫困孩子缺乏成就的一个关键因素，也是不足之处，这不断得到证实。如果有人不断地告诉你“你一

    文不值”，尤其是对你说这种话的人是你相信的人，你会相信自

    己真的一文不值吗？肖恩·埃文斯认为孩子们不仅仅会从父母那里

    听到这种话，学校、老师和社会也会对他们说出同样的话。

    肖恩·埃文斯的目标是为这些学生建立“一种新常态”。在一个

    人人都强调大学学历的环境中，无论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状况或

    其他传统限制因素如何，埃文斯都坚称：“作为教育者，我们的

    工作是帮助那些学生克服所有的障碍。”

    3000万词汇包含重复语

    虽然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和接受福利救济的家庭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但是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哈特与里斯利的研究说明

    的问题：从社会经济地位最高的家庭开始至中产家庭、低收入家

    庭，差距逐渐变大，到接受福利救济的家庭时这种差距达到最

    大。虽然脑力劳动者家庭和中等收入家庭之间的差距并没有3000

    万词汇量那么大，但2000万词汇量的差距还是存在的。

    还需强调的是，虽然我们一直在谈论3000万词汇量，但我们

    谈论的并不是3000万个不同的词汇，而是说话的总量，包括那些

    重复的话语。鉴于《韦氏新国际英语词典(第3版)》

    (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中只有348000条

    词条，而最新的《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也仅收录了291000条词条，“3000万词汇量”将是一个非凡的壮

    举。

    哈特与里斯利是容易被人们忽视的先驱者。然而，他们是两

    位最早研究早期语言环境对儿童发展的影响与富裕和贫困家庭的

    孩子之间巨大差距的人。最终，哈特与里斯利完成了他们最初的

    目标：指出从出生开始需要进行哪些干预来帮助危险儿童变得沉

    稳且有所作为，以发挥他们的潜能并改变他们的生命历程。

    大脑和语言处理速度

    为什么“刺柏花园儿童项目”中的孩子没有在学业上得到提升

    呢？斯坦福教授安妮·弗纳尔德(Anne Fernald)在语言处理研究

    中就此给出了深层次的原因。她解释说3000万词汇量的鸿沟实际

    上与大脑及大脑发育有关。当哈特与里斯利向“刺柏花园儿童项目”中的孩子灌输词汇

    时，他们似乎找到了一种改善不良学业预测的方法。起初，项目

    看起来前途美好，但最终，项目中的孩子与进入学校的其他危险

    儿童并无差别。哈特与里斯利一开始不了解，直到完成研究后他

    们也不明白，虽然孩子们只有四五岁，但是已经受到了早期不良

    的语言环境的负面影响。尽管可以将词汇输入孩子们的大脑，但

    是那些词汇却不能提高他们的学习能力。因为早期的不良语言环

    境已经对他们大脑的语言处理速度产生了影响。

    弗纳尔德教授所说的大脑语言处理速度指的是人们“学到”一

    个已知词汇的速度，也就是你熟悉并弄懂这个词汇的速度。例

    如，我向你展示一张鸟的图片和一张狗的图片，然后让你看鸟的

    图片，你会花多久时间反应过来并看向鸟的图片而不是狗的图片

    呢？

    这个过程对学习来说至关重要。事实上，这个过程具有双面

    作用。如果你硬要拼命认出一个你知道的词汇，你就会错过它后

    面的词汇，从而导致学习变得极度困难。

    最好的例子就是外语交谈。安妮·弗纳尔德举了一个美国学生

    的例子。这名美国学生在法语考试中得满分，之后她去了法国。

    当她和刚认识的法国巴黎人进行交谈时，整个对话的过程很自

    然，并不是她所熟悉的和法语教授之间的对话。她发现她必

    须“抓住”每个半生不熟的词汇并弄懂它们，但当她弄懂以后，对

    话却已经进行到下一个阶段了。安妮·弗纳尔德教授说这是证

    明“慢处理的代价”的最好例子。如果你硬要专注于某个词汇的含

    义，那么你也将错过它后面的内容。虽然在讲外语时存在困难，也发生了许多趣事，但是幼儿没

    有学习能力却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安妮·弗纳尔德在实验室对蹒跚

    学步的儿童进行研究时发现，如果稍不注意错过了句子中某个熟

    悉的词汇，孩子们就会难以弄清下一个词汇的意思。她说：“仅

    仅几百毫秒的优势就为你赢得了学习的机会。”而那些没有这种

    优势的人所承受的损失是不可估量且永久的。

    安妮·弗纳尔德也发现了哈特与里斯利曾发现的社会经济关

    系。在她的研究中，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家庭的两岁幼儿与社会经

    济地位高的家庭中的同龄孩子在词汇量和语言处理技能上存在着

    整整六个月的差距。

    弗纳尔德教授还证实，虽然数据表现出了明显的社会经济差

    距，但是这些差距并不是研究结果中最突出的部分。她在研究社

    会经济地位低的家庭的孩子时发现，父母说话的多少也存在很大

    的变化：从每天670个词汇到12000个词汇不等。研究还发现，不

    考虑社会经济地位时，孩子早期所处的语言环境和语言处理速度

    之间存在重要联系。两岁时，听到很少谈话的孩子的词汇量较

    少，语言处理速度也较慢。而那些听到很多谈话的孩子则拥有较

    多的词汇量和较快的语言处理速度。这种情况适用于各个社会经

    济阶层。

    归根结底，一切都取决于大脑被词汇滋养的情况如何。第三章 神经可塑性：早期语言环境的决定性

    影响

    生物学给予了你一个大脑，而生活将其转化成了思维。

    ——杰弗里·尤金尼德斯(Jeffrey Eugenides)

    《中性》(Middlesex)

    在四岁的时候，我们生理大脑的很大一部分就已经完成生长

    发育了。尽管我们在孩提时代的学习非常轻松，但是根据在最初

    的几年中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的一生已经因预言背负重担。为什

    么会有这样痛苦的真谛呢？因为每次孩子都没有发言权，“嘿，你又犯错了!”“多跟我说说话!”“请好好跟我说话。”尽管一个孩

    子在刚出生的三年中非常饥饿，却没有得到足够多的食物，他可

    能会侥幸存活，但是绝不能长到他应有的身高。尽管一个非常渴

    望语言的孩子能够侥幸存活，但是在学习方面会有很大的困难，并且也绝不可能达到他应有的智力水平。

    科学已经证明上述内容。安妮·弗纳尔德精心的研究表明那些

    早期语言环境中比较贫乏的孩子对语言的处理速度会更慢，而且

    效率也更低。通过让学前儿童参与他们的研究项目，哈特和里斯

    利发现通过强化词汇介入，这些儿童在学习能力上并没有表现出

    差异性。他们的介入非常有效，但是如果早期语言环境不太理

    想，从而对大脑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那么是无法改善的。要想知道为什么，我们就必须清楚大脑，这个我们最独特的

    器官是如何发育的？早期语言环境会如何塑造一个人？

    儿童大脑的后天发育

    大脑和人体其他器官相比，是那么的与众不同。一个人即使

    是出生后，他的大脑都还处在不断的发育中。

    心脏、肾脏，以及肺的功能在人出生之日以及整个一生都是

    不变的，但是大脑几乎完全依赖于它所遇到的事情，直至发育完

    全都是如此。新生儿大脑就是正在快速、错综复杂生长发育的智

    慧核心。

    出生后几年的短时间内，将形成一个非常强大或是惊人羸

    弱，或是介于两者之间的脑回路，它会影响一个人一生的学习与

    成就。那么决定性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呢？遗传基因、早期经历，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终生影响。的确是这样，不过有好也有坏。

    哈佛大学儿童发展中心主任杰克·宋可夫(Jack Shonkoff)博

    士把儿童大脑的发育比作构建房屋。杰克·宋可夫博士说：“‘基

    因’为大脑的发育提供的基本的规划，正如建筑师为构建房屋提供

    的施工蓝图。基因规划为神经细胞的相互连接提供了基本的规

    则，为大脑建造‘提供’了初始构建规划。”这最终决定了我们每个

    人大脑发育的独一无二性。

    比如，在经济学方面，我绝对没有诺贝尔奖得主詹姆斯·赫克

    曼那样聪明，不管我早期的经历怎么样，一个人到达不同潜力的

    高度与脑半球的潜力大小是有关系的，然而决定我们各个脑半球潜力的是基因潜能性。

    杰克·宋可夫说在建造房屋时，即使是最强大的蓝图也无法弥

    补不合格的材料，即使有熟练的建筑师或帮手也难以达到预想效

    果，房屋也绝不可能成为其预期的样子。这个比喻也适用于儿童

    大脑发育。所有的宝宝有个共同点就是在任何事情上都会完全地

    依赖于他人。传统意义上，牛奶被视为营养所需，能够满足生存

    与成长所需。我们直到现在才明白，除了身体成长所需食物之

    外，我们也同样需要最佳的社会营养才能有效保证智力发育。这

    两种需求都绝对地依赖于照顾者。

    社会营养的重要部分，即稳定性，已被视为大脑获得最佳发

    育的必需品。发育中的大脑对环境中的所有刺激因素都有着高度

    的敏感性。相关研究表明，在婴儿时期，一个充满了持续高强度

    压力的“有毒的”环境，会让宝宝产生内在紧张源。这些紧张源代

    表着宝宝大脑发育最初的遗传因素，需要大脑集中注意力，向学

    习方面转移。当然，有些压力是所有人生命历程中的一部分，如

    宝宝断奶或是宝宝睡觉前哭闹不停。但是，当压力水平持续攀

    升，居高不下时，“压力荷尔蒙”，比如皮质醇就会渗透婴儿或是

    儿童的大脑，最终因压力使大脑构造发生永久性的改变，这将导

    致孩子的长期行为问题、健康问题以及学习困难。

    因此，如果一个孩子生长在没有慢性压力的环境中，他能以

    更具建设性、更积极的方式处理生活中的坎坷和挫折。

    在大脑发育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在于宝宝跟父母之间的关

    系，其中包括语言环境。简短的“爸爸爱他的心肝宝贝”这样的话语片段，对于一个刚刚开始集中注意力的孩子来说真的很重要

    吗？是的，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在孩子咿呀学语的每个细小步骤

    中，“呜呜”“呀呀”“妈妈爱你哦”以及“好美味的馅饼啊”这样的话

    语连接着大脑数十亿的神经元，产生复杂的神经元回路，从而使

    孩子的智力潜能达到高潮。当这种情况达到最佳状态时，加上咿

    咿呀呀的细语、嘻嘻哈哈的笑声以及理想的温和平静的家庭氛

    围，大脑将发育得完美至极。然而，这些最佳条件缺失了，孩子

    早期语言环境将非常糟糕，大脑发育会遭受非常不利的影响。

    父母对宝宝无微不至地照顾这个前提下，词汇数量也是非常

    重要的。尽管有很多话语，但是它们对大脑的积极影响依赖于响

    应能力和温和度。

    静面实验(面无表情实验)

    对于视力发育，环境中的催化剂很容易理解：白天的光。对

    于大脑发育，环境所产生的细微差别则更多，也更为复杂。比

    如，一位妈妈对她的宝宝所回应的目光，爸爸从妈妈手中接过孩

    子，父母将杯子递给孩子的时候会说“果汁”，或是跟孩子玩躲猫

    猫时，孩子开心至极并发出咯咯的笑声。是的，孩子一生的学

    习、行为以及健康状况都建立在这种与父母积极的、相互回应

    的、礼尚往来的基础之上。从本质上来说，大脑发育的核心在于

    宝宝与一位有爱心，能做出积极回应的成年人之间的互动。

    马萨诸塞大学著名心理学教授爱德华·特罗尼克(Edward

    Tronick)曾在网络视频上完成了一个让人难忘的“静面实验”(面

    无表情实验)。这是个关于宝宝社交需求的例子，让人感触颇深。

    视频中，一位年轻的妈妈将她的宝宝扣在了一个很高的椅子

    上，然后跟宝宝一起嬉戏。然后妈妈突然背对孩子，当她再次转

    过来时，面部一下子犹如一张白纸，毫无表情。宝宝满脸茫然地

    盯着她，紧接着宝宝的面容如阳光般灿烂，他手舞足蹈，伸手蹬

    腿，尝试用各种方法引起妈妈的回应。当宝宝意识到这纯属徒劳

    时，便耷拉着小脑袋开始号啕大哭。这一幕真的让人难以置信。

    接着，我们看到妈妈开始焦虑，束手无策。最后，她苍白的

    面部又恢复到了之前慈爱温柔的妈妈的模样，宝宝也马上就又高

    兴起来了。

    现实生活中，慈爱温柔的妈妈很少玩这样的游戏，但是对于

    很多宝宝来说就是这样的道理，因为这不仅仅是游戏，更是他们

    的生活。长期生活在“面无表情”或更糟糕、充满愤怒或是怀揣敌

    意的环境中，这肯定是无法在短短的几秒钟时间内就能用一个拥

    抱弥补的。正如之前提到的压力荷尔蒙一样，皮质醇开始浸入宝

    宝的大脑，这对宝宝大脑的核心区域极为不利，它将直接影响宝

    宝的认知能力、语言能力、行为能力、自我及情感控制能力、社

    交能力以及身体健康状况。这样的消极影响是不可逆的。

    这再次证明了儿童的基因或潜力蓝图、与生俱来的天赋，实

    际上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这就是真相。在表观遗传学中基因受到

    环境影响的改变，向我们展示了尽管发育对本性没有促进作用，但是具有破坏作用。已经证明“有毒”的早期语言环境，包括高压

    环境能深层次对基因造成不利改变，从而永久性地影响大脑发育。有必要强调一下我们正在讨论的是恒定不变、长期性的、永

    无休止的压力，而非偶尔的不如意，如疲惫不堪的妈妈或是爸爸

    对孩子的喋喋不休：“宝贝，现在都凌晨两点了，求求你赶紧睡

    觉吧，我都已经困得不行啦!”

    父母应尽量增强儿童脑回路构建

    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就有一千亿条神经元潜能，能转化成诸

    多不同的潜力。但是，如果没有关键性的类神经连接，那一千亿

    条神经元也就毫无意义，就像没有连接线的独立电话亭一样。相

    反，如果这些神经元能达到最佳状态的连接，那么它们连接其他

    神经元的高速信号就会使得大脑发挥其魔力。我们每个人从呱呱

    坠地到三岁时，大脑每一秒都会产生700～1000条额外的类神经

    连接。让我重复那个数字：宝宝一出生，每一秒都会产生700～

    1000条额外的类神经连接，其带来的影响让人难以置信，错综复

    杂的大脑回路便是大脑的构造，从而影响我们所有的大脑功能，包括记忆力、情感、动手能力，当然还有我们的语言能力。

    但是，事实证明在最初的三年中，类神经连接的爆炸性丰富

    程度是非常大的。如果继续保留这样的爆炸性丰富度，那么大脑

    将混乱地超负荷运载着刺激因素以及刺耳的噪声。所以，通过一

    个叫作突触削减的过程，我们非常聪慧而稚嫩的大脑便开始削除

    那些不必要的类神经连接，淘汰那些较弱或是不常使用的，将那

    些常用的类神经连接微调为具有特殊专门功能的区域。

    在这期间，当重要的类神经连接得到创造和巩固时，技能构

    建以及语言学习的潜力会变得尤为惊人。大脑将不会再有相同程度的神经可塑性，也就是应对不同环境的惊人的灵活性。但是，当机会减少，大脑开始删除那些不用或是很少使用的类神经连接

    时，适应性的潜在领域会在很大范围内缩减，从而做出新的付出

    与努力，比如，当你变老时，学习一门新的语言会日渐感到力不

    从心。不过杰克·宋可夫(Jack Shonkoff)博士也说：“这是一个

    充满机遇与弱势的双重时机。”

    阿卜杜拉

    阿卜杜拉，是当地一所社区大学里的一名20岁的耳聋学生。

    他来找我咨询过耳蜗植入的事情。我们七个人，我、阿卜杜拉、他巴勒斯坦籍的移民父母、弟弟穆罕默德、两名翻译(一名手语

    翻译，一名阿拉伯语翻译)一起密密麻麻地坐在诊断室。穆罕默

    德，是诊室内唯一一名不用翻译的人，他能巧妙避免干扰，在英

    语和阿拉伯语之间自由切换，毫不吃力地比画着手语。穆罕默德

    仅仅九岁，有着一双大大的棕色眼睛、一脸婴儿肥，以及充分的

    自信，毫无疑问，他的自信源于他父母以及哥哥内心的鼓励。穆

    罕默德能说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和英语，而且还非常熟悉手语，是最优神经可塑性的一个典范。他跟他的家人来诊断室，是因为

    阿卜杜拉最近决定植入人工耳蜗。

    “合乎实际的期望”，我们在人工耳蜗植入方面所讨论的成功

    的可能性，是我诊治像阿卜杜拉那样年龄较大的患者的必要部

    分。这依据神经可塑性的程度、大脑形成新的学习方面的类神经

    连接的能力或其中的欠缺。对于阿卜杜拉，由于其年龄问题，他

    有可能再也说不了话，或是理解口头语言，或是正常做事，还可

    能听不见。可能手语将会继续成为他的交流方式。他“合乎实际的期望”很可能是听到头顶的飞机、门铃、洗手间冲水的声音和

    雨滴敲打窗户的声音。但是，要听见这些声音并明白它们的意思

    是两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他的大脑，我必须向这个充满期望的家

    庭解释清楚，已经过了关键语言期。

    他的父母非常耐心地听我说，阿卜杜拉和他的弟弟也是如

    此。最后，他的母亲通过阿拉伯语翻译说：“医生，我非常希望

    你能帮帮我的儿子”。由于被纱丽遮盖着，我只能看到她的两只

    眼珠，但是我能从中看出她的渴望远远超过语言所能表达的程

    度。我的解释、我对“合乎实际的期望”的描述都无法比拟她内心

    的渴望。如果她的第一个孩子有了听觉能力，难道他还不能自动

    理解自己所听到的内容吗？或是能开口说话？这次我跟她说，她

    是一名独一无二的母亲。我解释道，这就像我为了学阿拉伯语去

    巴勒斯坦一样。尽管我可以听到我周围的人说这种语言，但我并

    不明白他们到底在说什么，“听到”和“听懂”是两码事。我接着

    说：“穆罕默德，你得过来给我们翻译一下。”她看着穆罕默德，会心一笑。现在她终于明白“听得到”不等于“听得懂”了。

    阿卜杜拉，一个可爱的年轻人，非常聪明，比起我那些小患

    儿，他有一个很幸福的家庭作为他坚强的后盾。遗憾的是，他失

    去了神经可塑性，也就是说，他失去了他们现在本应具有的听觉

    潜力。

    时机决定一切。

    大脑发育的关键时期视觉系统是人类的最佳学习领域之一。

    当我们看到某些事物，包括形态、颜色、细节以及深度时，我们所觉察的形象是大脑对我们双眼视网膜所捕获形象的再造。

    并且，正如大脑功能一样，视力也是一项出生后才能完全发育的

    能力。在一生的最初几个月内，宝宝只能看到8～10英寸 [1]

    距离

    范围内的事物，并且只能勉强协调他们的双眼。但是，几个月

    后，他们的协调能力会惊人般地得到提升，并且在接下来的两年

    内，深度、色觉，以及对世界的视觉赏析能力都会得到开发。

    但是，跟语言一样，视敏度对环境也有依赖性。简言之，为

    了看清事物，宝宝需要有能够看的东西。

    那么，当没有视觉环境，比如宝宝出生时的视觉系统“关键

    时期”双眼就被乳白色的薄膜所覆盖，会发生什么呢？确切来

    说，大脑的其他功能会有什么变化：大脑进入其“用进废退”模

    式，并开始修剪过程，淘汰掉那些未使用或是脆弱的类神经连

    接，这种情况下，首当其冲的是那些很少被刺激的视觉受体。结

    果就是宝宝的视力一直都不好，即使最终薄膜被移开了。

    在20世纪早期，这种情况非常明显，眼科医生发现，如果对

    天生就患有白内障的宝宝做手术，可以完全恢复其视力功能，且

    没有永久性不良后果。但是，他们在对那些超过八岁的孩子做白

    内障手术时，发现儿童的眼睛看起来会较为正常，不幸的是，他

    们的视力问题依然会困扰他们终生。与人工耳蜗植入一样的道

    理，这也是时机的问题。那么最本质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呢？托尔斯腾·威塞尔

    (Torsten Wiesel)和戴维·休伯尔(David Hubel)的解释使我们

    对大脑可塑性的理解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他们因发现了“大脑

    中最为严守的秘密之一”，在1981年获得了诺贝尔奖。

    20世纪50年代，休伯尔与威塞尔开始对猫和猴子的单体神经

    元活动进行估量。除了概念化研究，他们还必须创造新的仪器来

    测量动物对所看到的事物所做出的反应。非常聪明，也具有创造

    性，他们的新方法中包括将受试猫“用电帽子进行装饰，在一个

    显示所有类型视觉图像的屏幕前面，尝试着找出能够哄诱单个神

    经元的刺激物，使其发挥功效”。图像，或正如故事所言，包括

    了两只踱步曼舞的猫和女性的性感图片。休伯尔写道：“当谈到

    纯粹的快乐时，我们的领域便很难攻破，我们也尝试着保守那个

    秘密。”

    休伯尔和威塞尔一直在视力方面苦心钻研，他们的开创性研

    究改变了我们对大脑的理解。诺贝尔奖的得主神经学家埃里克·坎

    德尔(Eric Kandel)漂亮又简洁地描述了他们的工作的重要性。

    当一位同行科学家，将休伯尔和威塞尔的工作说成是“有限的生

    物普遍性”时，坎德尔回应道：“你没错……这只能有助于解释大

    脑的功能运作。”

    时机决定一切

    正如你在会走路之前，绝不会奔跑，直到你听到且理解了某

    个词之后才会说出这个词。错失良机，对于一项技能而言，是非

    常严重的，因为在大脑的发育过程中，基本的能力是获得一项更加复杂的技能的前提，每项技能都犹如修建一幢大楼，必须修建

    好了一个街区才能更好地修建下一个。换言之，大脑发育以等级

    的形式出现，具有为更加复杂的技能所依靠的基本能力。因此，为了一项“简单的”技能而错失这扇良机的窗户，具有广泛的含

    义，因为进行新的学习时，可能会越来越困难。在语言的自然增

    长方面，这点尤为关键，在最初的三年内，除了有助于构建词汇

    与交谈技能，语言还为社交、情感以及认知能力的开发奠定了基

    础。

    早期语言环境不足的典型例子是那些天生就失聪的青少年，尽管对于他们的父母而言，他们很可爱，但是他们始终没有使用

    手语的能力。这些青少年的生活通常表现出非常惊人的差距。

    表舅的故事

    我妈妈的表弟出生于1948年，先天就严重丧失了听觉能力。

    我依稀记得自己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收到了他冗长的、似乎

    毫无边际的手写生日贺卡，而我几乎都不会瞥一眼。如果没有随

    带礼物，那么贺卡对于一个只有九岁的孩子来说，几乎是毫无意

    义的。最近，当我妈妈在阅读这本书早期的初稿时，她偶然想起

    了她在大学当老师的舅舅和舅妈，他们一家已经从匹兹堡搬到了

    圣路易斯，他们这么做就是为了他们的独生子能够上圣路易斯聋

    哑中心学校，这所学校专注于教授学生“口语”而不是手语。我很

    快通过中心学校的档案馆找到了他，我突然发现远房表舅竟然有

    着一双蓝棕色眼睛，这是瓦登伯格氏症的表现。我的病人米歇尔

    也有着明亮的宝石蓝眼睛。但是跟米歇尔不同的是，我的表舅很

    幸运，他的家境宽裕，父母宁愿为了他的教育举家到异地生活。凑巧的是，40年后，我在他曾经就读的这所沿街学校实施了人生

    中第一台人工耳蜗植入手术。

    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过着怎么样的生活？

    尽管我妈妈也不太清楚她表弟之后的状况，但我可以想象得

    到他生活的不易。妈妈不知道他的文化水平如何，直到几年前他

    们才开始通信。如果他如普通的双耳失聪的儿童在人工耳蜗植入

    手术出现之前就能听见父母的声音，那么不管父母有多大的优

    势，他现在都应该有四年级的知识水平。尽管这在那个年代非常

    典型，但是这并不能反映出出生时的潜力。恰恰相反，他的潜力

    很有可能没有得到开发，因为他根本就听不见。从纯粹意义上来

    讲，他跟他的同伴一样，都是3000万词汇量差距的受害者。

    我表舅的经历说明这无关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也无关父母

    的意愿。相反，这关乎一个人成长中最重要的因素——父母的语

    言。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妈妈的表弟的人生道路本应是平坦的康

    庄大道。有必要强调的是表舅的生活的确受到了严重影响，因为

    他缺少“词汇”的滋养。如果一个小孩子的一生缺乏词汇，不管他

    听力是否受损，将来他的口头表达能力或手语能力，都会受到永

    久性的不利影响。人工耳蜗植入为世界上所有像扎克那样的听力

    障碍者带来了声音和开发潜力的可能性，并且社会也是一个主要

    的捐助者。考虑到特殊教育、低就业，以及失业的成本，失聪是

    最昂贵的残疾之一。人工耳蜗植入可以避免那样的成本，但是正

    如我们从米歇尔的故事中所得知的，如果一把钥匙不用来开启一

    扇门，那么它的意义是不大的。听、读与学习能力

    学习阅读，对于那些听力正常的人而言，似乎是一个相对简

    单的循序渐进的字母学习过程。要学习发音、单词的组合以及单

    词的意思。而对于那些失聪的人而言，阅读是极大的挑战。“挑

    战”只是一个委婉的说法，事实上，它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

    试想，如果你只能阅读英文，而你必须学习那些自己压根儿

    就不懂的词语，而且还是用汉字写的，那么会是怎样的一种窘

    境？同样，要求失聪的儿童辨认书页上面的字母，将字母整合为

    单词，并且在从未听过的情况下，理解单词的意思。例如

    cat(“猫”)这一单词，非常简单，是吧？你知道c发k的音，a发a

    的音，t发t的音，那么你立刻就能将那些整合起来的声音等价于

    一只毛茸茸的发出“喵”声的小动物。

    但是，如果你从未听过字母c、a、t，不管是单个的字母还是

    整合在一起的发音，会怎么样？那些象征性的符号，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即使你生活在一个“cat”(猫)这一单词被世人皆知

    的国度，即使你能比画出“cat”这一小动物，那么当你看见c-a-t也

    无济于事。这就是失聪儿童学习阅读的过程中，必须经历的荆棘

    之路。我们知道手语并没有太大帮助，因为手语只能通过动作指

    明意思，并不像英文那样用拼写表达意思。事实上，手语与英语

    是两门完全不同的语言，二者之间绝对没有任何联系。结果，当

    年幼的失聪儿童学习阅读时，他们会立刻处于将手语转化成英语

    的模式，而事实上他们却未真正听过英语或知道其发音。简单的

    陈述对他们来说比登天还难。我曾听说儿童在学校学习阅读的最终目的在于通过阅读来学

    习。三年级是关键性的一学年，儿童会在这一年中将书页上简单

    的字母如连珠炮一般脱口而出，从而形成自己的观点，并从这些

    单词中积累知识。这是智力思维加工过程的开始，但这仅仅是针

    对那些能够有效阅读的人而言。对于那些不能进行有效阅读的人

    而言，三年级也非常重要，因为据资料记载，在这一年中，知识

    积累与智力成长会出现明显的下滑。

    心理学家吉斯·斯坦诺维奇(Keith Stanovich)将这叫作“马太

    效应”，因为它是根据《马太福音》中“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

    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而命名的。换言

    之，享受充分教育的人会变得更加富裕，而教育匮乏的人则会更

    加穷困潦倒。三年级的阅读也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事实上，这

    也预言了高中毕业的学业状况。这一点对失聪的孩子同样重要。

    一个失聪儿童从高中或是大学毕业的可能性很明显低于一个没有

    听力障碍的儿童，当然这对就业的影响也是无可否认的。从历史

    的角度看，失聪人士的低就业是极为常见的，这让人感到极为遗

    憾，而那些能够找到工作的失聪人士的收入也比那些没有听力障

    碍的人士少30%～45%。当你读到这些统计数据时，有必要记得

    我们并不是在讨论智力潜能的差距，而是在叙述我们绝不可能清

    楚一个人到底有多大的潜力。

    儿童才是语言老师

    在最佳语言环境中，会出现完全不同的结果。在大脑发育的

    其他方面，语言习得遵循的是技能——习得——技能的途径。每

    一次学习获得的能力都为下一个环节奠定了基础。一切都发生得如此自然，让我们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但事实上，从婴儿开始

    听到一连串连续但不知所云的语音：

    “妈妈的小宝贝是谁呀？”

    每个单词分开来听就是：

    “妈妈的小宝贝是谁呀？”

    然后再对各个部分进行理解：

    “妈妈的”

    “小宝贝”

    “是谁”……

    到婴儿开始能够自己发出这些语音，并最终能够回答这个问

    题，一直是人类发展令人感到惊讶和深不可测的地方。当一个孩

    子出生在某种语言环境中，不管是坦桑尼亚的农村还是大城市纽

    约曼哈顿，其发展途径基本上是一样的。语言的输入、数量和质

    量都是大脑发育的主要促进因素。想象一下当你听到一句用你不懂的语言说出的句子时你会有

    什么反应？是不是不知所云呢？因此，当小婴儿听到一大串完全

    陌生的语音时，他们又是如何将那些语音转化为语音片段、音素

    并最终将这些无意义的音段翻译成传达意思的话语呢？这是一个

    非常不可思议的过程，而神经科学也是最近才开始试图对这一过

    程进行解释的。

    帕特丽夏·库尔(Patricia Kuhl)教授是了解婴儿如何破译语

    言代码的先驱。我第一次了解到库尔教授的创新研究，是在和苏

    珊·戈尔丁-梅多(Susan Goldin-Meadow)一起学习幼儿语言发展

    简介的课程时。通过利用尽可能简易的方法监测婴儿吸吮奶嘴的

    速率，库尔教授发现了婴儿学习语言的步骤。此外，被库尔教授

    称为“来自火星的电吹风”的新型精密工具，脑磁图(MEG)，为

    其提供了婴儿大脑运动的即时影像。库尔教授将这一操作称

    为“后台窥视”。据库尔教授称，她在研究中发现婴儿实际上是“计

    算天才”。

    我们都曾是计算天才在我们理解或者说出某个词汇之前，我们的大脑不得不进

    行“句法分析”，即拆分音素后再将它们拼接在一起并创造出词

    汇。这是早期大脑学习本地语言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某些

    迹象表明，这一过程可能当婴儿还在子宫内时就开始了。凭借如

    功夫高手般出色的敏捷性，婴儿的大脑熟练地对接收到的一连串

    语音进行分割，直到将那些语音转变为具有意义的词汇，以融入

    他们所在的语言情境中。

    有趣的是，即便是成年人也比不上新生儿的天赋。为了和华

    裔妻子交流而学习汉语普通话的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

    (Mark Zuckerberg)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一次半小时的会面。他

    们对这位出色的互联网企业家中文水平的最终评价是“说话时像

    嘴里含着弹球的七岁小孩”。他将“Facebook一共拥有10亿位用

    户”说成了“Facebook一共拥有11位用户”。

    的确，成年人尝试学习一种语言的能力比不上婴儿。婴儿的

    大脑影像显示，在婴儿开口说第一个词语之前，他们就已经在心

    理上进行了反应练习，试图弄懂如何做出必要的动作，以便用他

    们自己的语言清楚发音。

    为什么年纪越大越难学习新语言

    在神经可塑的鼎盛时期，婴儿的大脑能够区分每一种语言的

    语音，包括德语的元音变音、汉语拼音、声门音和马赛族

    (Masai)语的轻微内爆音，也为学习该类语音的所属语言，甚

    至是不同语音的语言做好了准备。正如库尔教授所说，婴儿是真

    正的“世界公民”。但是，这一项技能并不是永远具备的。和大脑最终会剪切掉没有使用或没有充分使用的突触的情况相似，听和

    说出任何语言的无限潜能很早就被修剪掉了，只留给我们使用母

    语的显著能力，而屏蔽了运用那些我们不使用的语音的能力。

    幼儿很早就表现出了对母语语音的忠诚性，这种现象通常发

    生在一岁结束之前。大脑在妊娠晚期就已经准备好学习母语，但

    它是如何知道哪些神经连接是永久性的呢？这靠的是统计才能。

    发育中的婴儿大脑完全不关心词汇意义，而是首先量化其一开始

    听到的特定语音模式，并计算频率。大脑保留了占主导地位的语

    音，并将那些语音变成单个词汇，最终那些单个词汇就逐渐变成

    了母语语言。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通过婴儿大脑“收集”重复语音并将

    它们标记为重要“母型”语音来实现的。按照帕特丽夏·库尔教授的

    话说，这些母型语音随后会像磁铁一样开始吸引类似的语音(甚

    至是有轻微变化的类似语音)。这一过程帮助我们对以后将要使

    用的语言慢慢变得熟悉。说亚洲语言的人很难分清“r”音

    和“l”音，相反，说欧洲语言的人则无法复制亚洲人的语调。这是

    大脑的另一个才能。在意识到语言的必要性后，虽然有一定的局

    限性，但是大脑会把注意力集中在相关的语言要素上，而摒弃无

    关内容。毕竟，为什么要浪费珍贵的脑力处理过程在无意义的变

    化上呢？那些变化在你必须要熟练运用的语言中并不重要？

    帕特丽夏·库尔教授早期在日本对婴儿进行研究的经历对以上

    内容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在七个月大的时候，婴儿还属于“世界

    公民”，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区分出英语中的“r”音和“l”音，但三

    个月后，这项能力就会消失。库尔教授利用不同语音对美国婴儿进行了研究，美国婴儿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在以上两个案例

    中，意识到了神经可塑性的快速降低，大脑会“致力于”其所需语

    言的语音，并拒绝将神经细胞消耗在不需要的语言上。

    像孩子一样说话没什么不好

    妈妈们常常自夸说：“我从来不像小孩子一样对我的孩子说

    话。”这句话好像是妈妈们初次育儿时通用的荣誉象征，就好像

    幼儿的咿呀学语声真的很糟糕一样。但事实上，孩子们的咿呀学

    语声并不糟糕。科学表明，婴儿们几乎与生俱来的拖音式说话方

    式(比如“妈~妈~喜~欢~她的~小~宝~贝”提高了声调并做了轻微

    改变，将其变成一句如唱歌般声调起伏的语言)是一种帮助婴儿

    大脑提取语音，并投入到其将要使用的语言中的方式。虽然这可

    能听起来像是一种母爱的表达，但实际上“咿呀学语声”能帮助婴

    儿那如统计学家一般的大脑更轻易抓住那些明显不同的语音，与

    成人主导的谈话相比，每个语音在听觉上都被“夸大”了，这也让

    婴儿们更容易进行理解和学习。

    看电视能刺激语言发育吗

    如果婴儿们是计算奇才的话，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干脆把他们

    放在电视机前就不管了呢？那样我们就可以接着读我们未读完的

    书，或者回复邮件了。

    人类大脑是聪明的，但不幸的是，对于越来越多的待回复邮

    件来说，大脑只是一个社交工具。互动的消失可能会严重限制大

    脑学习和储存知识的能力。和能够保存任何东西的水罐不同，大脑的表现更像是一个没有人际互动的筛子。语言究竟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生活在彼此隔绝的世界，我们是不是就不需要语言了？

    语言和词汇的基础是将人类联系起来。婴儿的大脑是那一段进化

    过程的结果。大脑不是被动地学习语言，而是只在社会回应和社

    会互动的环境下学习语言。在婴儿与看护人的关系中，语言上进

    行你来我往的重要性是语言学习过程中的关键因素。在学习过程

    中，这一因素无比重要。

    帕特丽夏·库尔博士的研究中，我最喜欢的一项研究完美地证

    明了这一观点。库尔教授的团队将9个月大的美国婴儿放在汉语

    普通话的环境中，其中一半婴儿听到的是母职人物讲出的充满母

    爱的汉语普通话，另一半婴儿听到的仍然是充满母爱的汉语普通

    话，不同的地方在于这些话是通过录音或者视频设备播放出来

    的。经过12次实验室观察后，听到真人说话的婴儿能够辨别出汉

    语普通话的语音，而听到录音或视频设备说话的婴儿则没有任何

    变化。

    这个研究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是不是婴儿们只能够从

    他们能够闻到、触摸到或者感觉到的人那里学到语言呢？或者机

    器人，比如斯蒂芬·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的人工智能有

    没有可能代替人类呢？大脑进行最佳发育所必要的人为因素有哪

    些？这个对于我们每个人和我们所处的世界来说具有最深远影响

    的神奇器官还存在着很多有待解答的问题。

    何时都不晚

    就效率和专门性而言，随着大脑可塑性的降低，小孩子吸收新知识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且轻松学习的窗口也开始消失。但

    如果这种情况不发生又会如何呢？如果这个窗口可以被撬开，而

    且小孩子具备的超凡学习能力变成了一种终身现象后，又会如何

    呢？我们可以想象在40岁或50岁时学习一门新语言会变得相对容

    易很多。我们将这种情况称为大脑的“时间旅行”，这一假设是近

    年来大脑研究的一部分，它的目的是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大脑。

    哈佛大学医学院分子细胞生物学和神经学教授高雄·亨施

    (Takao Hensch)的研究受到了休伯尔和威塞尔的大脑可塑性研

    究的启发，并实现了休伯尔和威塞尔的夙愿，即利用分子手段帮

    助科学家从细胞层面上了解大脑的反应。有了分子手段的帮助，亨施教授揭开了另一个惊人的新发现。新发现与之前的想法相

    反，大脑实际上并没有失去其可塑性，而是具备了无限重连的能

    力。但为什么大脑的这一项能力在实际生活中不管用呢？这是因

    为某种原因未知的进化通过制造“刹车”分子阻止了大脑的不断重

    连并设定了大脑可塑性的有效期，从而中断了这一项能力的发

    挥。

    亨施教授和他的同事在波士顿儿童医院所进行的重要研究试

    图反向制动分子刹车，以恢复与大脑早期神经修剪相关的弱视或

    单眼视力下降患者的视力。虽然这一项研究还在进行中，但早期

    的结果显示是有希望的。亨施教授对“音盲”的研究显示，当反向

    制动分子刹车后，“音盲”的耳朵经过重新训练可听到单个音符。

    但如果缺乏培养，那么早在幼儿期就会失去这一能力。

    波士顿儿童医院的神经学家查尔斯·尼尔森(Charles

    Nelson)教授在《神经发育：解锁大脑》中说：“高雄·亨施的研究很有趣。即使你错过了一些关键阶段，你或许仍可以回到那一

    阶段去恢复一些东西。‘在以后进行干预，以弥补失去的时间’的

    想法非常具有吸引力。”

    对于我来说，这个想法不止具有无穷的吸引力，虽然大脑仍

    是一个吸引人的未知领域，但是强烈的迹象表明它的神秘面纱终

    有被揭开的一天。到那时，我们将终身具有学习和发育的能力。

    同时，这些迹象也让我相信人类会更加了解自己，并朝着一个更

    人性化、更公平的世界进步。

    [1] 1英寸＝2.54厘米。第四章 语言的力量：从思维能力到人生观

    我就是一个大脑，华生。除此以外我的身体只是一个附件。

    ——阿瑟·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王冠宝石案》

    (The Adventure of the Mazarin Stone)

    1930年，布迪·德西尔瓦(Buddy DeSylva)和卢·布朗(Lew

    Brown)曾在歌词中写道：“……自由乃人生之极乐。”

    我们可以细想一下。

    父母的语言是促进大脑智力优化和稳定性发育的神奇力量。

    如果说大脑最深邃的奥秘仍有待探寻，而父母语言的力量这一事

    实则已经被揭露了。这一个事实向我们展示了大脑的智慧。在绝

    对精彩的进化过程中，大脑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作为自身发育的

    主要促进因素。这个过程太简单又太具有隐蔽性了，导致你根本

    没有察觉。看护人的语言无法买卖、存储，也无法在纽约证券交

    易所上市，但是他们的语言是每个国家、每种文化、每个人的基

    本资源，甚至扩展到了我们是谁、我们能做什么以及怎么做的方

    方面面。

    他们的语言根本不收一分钱。

    神经连接体神经科学就像是一本引人入胜的悬疑小说，敏锐的侦探们碰

    巧都是拥有博士学位的科学家。他们会挖出线索并在小说的最后

    一页向我们披露以这种方式存在的原因。当然，神经科学和福尔

    摩斯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了始作俑者是大脑。高

    学历的“侦探们”试图找出大脑的运作原理，因为一旦找到了其运

    作原理，并知道大脑是如何让我们变成如今的样子，我们就可以

    帮助大脑让自己成为想要成为的样子。

    大脑的重要性很早就已经为世人所公认，但直到最近我们才

    发现对其运作原理的认识过于简单化，并且很大程度上都是根据

    推断得出的认识。例如，被诊断为大脑左颞叶中风的患者失去了

    理解语言的能力，或者小脑有肿瘤的患者不能再打高尔夫球，内

    科医生将这些能力的丧失归咎于大脑某个特定区域的损坏。而这

    些都是神经科学中未知的部分。

    随后出现了神奇的大脑成像、强大的计算机科学和数学建

    模，而紧接着，我们对这一神奇器官的肤浅欣赏也立马变成了从

    细胞层面上对其运作原理的理解，这种理解并不彻底，但足以为

    我们提供一条找出全部奥秘的道路。

    纽约的街道地图和大脑回路非常相似。你可以想象一下曼哈

    顿纵横交错的街道，人来人往，但仍然井井有条。然后你再想象

    一下发达大脑的回路和其中的神经细胞以及在身体内传递信息的

    特化细胞，其中上千亿的神经细胞都是完全互连的。这样的互连

    回路被称为连接体。而连接体是每个神经元的上万个连接点，它

    连接着我们每个人的大脑中的上千亿个神经细胞，是决定我们是

    谁、我们的思考方式和行为的关键。父母语言与儿童大脑回路

    “智力”是一个令人惊奇，但有时又令人生畏的词语。我们所

    有人都想变得聪明。听到“他真的非常聪明!”或是“那姑娘真有头

    脑!”之类的话真的会让人感到开心。对于每个人来说，这似乎

    是自尊心至关重要的一点。这不仅仅与别人认为我们聪明有关，当我们的孩子比别人聪明时，我们也会猜想我们比别人聪明。智

    力来自何处呢？虽然我们所有人在很多领域都具备智力潜能，但

    发挥那些潜能又是另一回事了。

    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所讨论的那样，当父母轻柔地问孩子

    说：“谁是小宝贝呀？”“谁是世界上最乖的宝贝呀？”的时候，从

    传统上来说这种行为是为人父母的和蔼表现，但并不是为人父母

    时真正重要的一部分。正因为连接体、大脑进化的存在，通过神

    经元回路和神经元突触，在听到父母用“小宝贝”等类似的爱称呼

    唤时，我们会体验到存在感，并感到愉悦。

    我们是怎么知道的呢？

    为了找出大脑复杂的奥秘，从而知晓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自

    己的原因而绘制连接体回路绝对是神经科学的新领域。直到现

    在，从一开始就困扰着哲学家的问题仍没有答案，因为探究那些

    问题的唯一方法是通过语言、辩论、假设和推测进行解答。即使

    到现在，虽然我们能借助新技术来理解那些总是令人费解的问

    题，但是我们得到的通常也只是新的问题而已。然而，可以明确

    的是，这样广泛的互连性(与自己的相关性)是“自然遇上培

    养”。虽然还不完全了解连接体，但是我们知道人生的经历，尤其是从出生到三岁时的经历，可以深深地改变你的连接体，而你

    也会在那个过程中发生变化。即使是连接体不同的同卵双胞胎，同样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与曼哈顿热闹的街道相似，每一条街道都有其存在的意义，而所有的这些街道共同构成了纽约市这样有活力的复杂大都市。

    我们大脑里的每一个神经元的连接都有其意义，而复杂的网络，即连接体，总体上决定了我们是谁，同时也是决定我们在科学研

    究、作诗或者制定篮球制胜策略等方面发挥个人优势的关键因

    素。神经元连接是从哪里开始的呢？虽然遗传学的作用不容低

    估，但科学表明，小孩子早期的语言环境，即父母语言环境很大

    程度上决定了先天潜能的发挥。

    “父母语言”的定义具有迷惑性，因为“父母语言”的神奇作用

    远不止简单的词汇导入。根据父母对孩子说的词汇量和父母对孩

    子说话的方式，父母语言会影响我们的数学、空间推理和读写能

    力的发挥，以及我们约束自身行为和应对压力的能力，而且我们

    的毅力和道德品质也会受到影响。同时，父母语言也是决定特定

    神经元回路的优势和持久性以及修剪其他神经元回路的必要刺激

    因素。

    我们所有人生来就具备某些优势，也存在某些弱势。即使是

    最好的语言环境也无法消除那些弱点，也不会在每一次努力过后

    就将我们推向最高水平。科学告诉我们的是，要发挥出我们的潜

    力，主要取决于我们出生后三年内大脑发育过程中的经历。简而

    言之，血统赐予我们的遗传潜力会受到消减和破坏，或者有幸因

    为我们儿时所经历的父母语言环境而被我们发挥出来。我认为所有的父母都应该知晓这一点。

    “我讨厌数学!”

    我最大的孩子吉纳维芙在她11岁时如是说道。她激烈地反复

    强调她不喜欢数学。四年后，她长高了九英寸，并变成了一名数

    学高手。事实上，如果你现在问我的女儿和儿子的主要优势是什

    么，我会回答你“数学”。虽然我女儿的数学成绩会引人赞

    叹：“哇，女孩子的数学这么棒!”但对于我的儿子来说，这是意

    料之中的事情。正如我女儿在人文学科、辩论和写作方面的优势

    也不会令人意外一样。毕竟是女孩子嘛。

    我要坦白的是，早期我和我丈夫也屈服于这种偏见。当我的

    孩子们还很小的时候，我们曾开玩笑说女儿生来就会辩论，而儿

    子生来就会数学。那个时候，将父母语言视为提升孩子数学能力

    的因素似乎有点夸张了。

    我们承认错误。我们要向吉纳维芙道歉!

    发现犯错后我们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可能很好地改变了女儿并

    挽救了她糟糕的数学成绩。而美国发现犯错以后想要纠正这个问

    题，则可能会改变许多男孩和女孩接受到的学校教育。

    美国承认其在数学教育方面较落后，也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数学教育的停滞通常也伴随着理科、技术和工科教育的落后，而

    随着美国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和中国出现的衰退趋势，数学教育

    的停滞状况变得越来越明显。这不仅仅是孩子们和教育的问题，它也关系到美国未来的生产力和竞争力。伊丽莎白·格林(Elizabeth Green)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

    《为什么美国人不擅长数学？》(Why Do Americans Stink at

    Math)一文很有趣，但也不是那么有趣。在那篇文章中，她讲述

    了20世纪80年代时，艾德熊连锁餐厅(AW [1]

    chain)的所有人

    阿尔弗雷德·陶布曼(Alfred Taubman)如何试图从麦当劳那里争

    取客户的故事。为了吸引麦当劳足三两(四分之一磅 [2])汉堡的

    顾客，陶布曼打出广告称只需要同样的价格就能买到比麦当劳足

    三两更美味、更大份的艾德熊汉堡(13磅)。

    真是妙计啊!

    当然，如果你不知道13和14谁更重一点就另当别论了。

    陶布曼号召旗下的行销公司扬克洛维奇(Yankelovich)和

    SkellyWhite找出艾德熊失败的原因。研究发现，调查对象们毫

    无疑问更喜欢艾德熊汉堡的口味。

    但导致他们失败的原因却是：

    调查对象们问道：“为什么我们要花同样的钱买13磅的艾德

    熊汉堡而不是在麦当劳买14磅的呢？”因为三比四小的原因，导

    致一半以上的受访者都认为艾德熊是在宰客。

    这样的问题并不只发生在汉堡大亨身上。事实证明，医学专

    业人士也会受到错误数学运算的影响。计算药物剂量时，医生和

    护士也会犯错。事实上，这样的问题非常普遍，也给了那些帮助

    医生和护士简化数学运算的服务行业如eBroselow.com(口号：让

    医学摆脱数学困扰)存在的信心。数学是通向未来的一扇窗户

    一个国家的未来与国民的受教育程度息息相关。我想可能很

    多人都会辩称，国家对数学成绩差异的关注与快餐店的汉堡成本

    无关，与困扰某些医生的药物剂量计算也没有关系。它应该是学

    生的成绩问题，而这些学生在未来某天会变成决定民主政治的组

    成部分。

    那才是应该获得强烈关注和保证的地方。

    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对全世界高中学生的数学成绩进

    行了一次排名。2012年，美国的排名为27。

    美国与俄罗斯、匈牙利以及斯洛伐克共和国真的是同病相

    怜。

    中国上海、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新加坡在此排名中均名列

    前茅。据研究表明，中国上海15岁学生的数学成绩“领先美国马

    萨诸塞州同年龄段学生两年以上”，虽然马萨诸塞州在美国表现

    强劲。

    有迹象表明，美国的低分受到了高比例学困生的连累，是那

    些人拉低了美国的平均分，但这个令人感到安慰一点的意见并没

    有起什么作用。美国仍然有少数“数学成绩出众的学生”。比如

    说，相比于中国上海的55%、新加坡的40%和加拿大的16%，仍

    有低于9%的美国学生的数学成绩为“A”。

    一方面，美国15岁学生数学成绩落后的根源可以按阶段追溯到八年级、四年级、一年级和幼儿园阶段。另一方面，中国幼儿

    很早就擅长、加法、减法和计数，甚至知道0～100各个数字的正

    确位置。我们发现，中国幼儿园的孩子就已经有了类似美国二年

    级学生才具备的估算技能。

    前美国教育部长阿恩·邓肯(Arne Duncan)就PISA分数提出

    的第一条建议就是：美国必须开始认真“投资幼儿教育”。他的建

    议包括全面提高学业标准、降低大学学费和采取更多措施来招聘

    并留住顶尖教育工作者。但他的头等建议是改善从出生至五岁的

    幼儿所接受的教育。因为出生后的五年对他们今后的学习成绩

    (包括数学)来说至关重要。

    为什么有的人觉得容易，有的人觉得难呢

    为什么美国幼儿的数学能力如此之差，而中国幼儿和其他亚

    洲国家的幼儿却擅长数学呢？我们该如何提高呢？

    虽然确切的答案还有待确定，但是仍需要对一些重要方面进

    行探索。例如，有人提出中国幼儿能够较早掌握数学是汉语普通

    话的原因。比方说，在汉语普通话里，数字11是10和1之和，只

    需要在数字10的基础上加上1就可以了。此外，亚洲国家的父母

    和教师对数学的支持和拥护态度明显不同。

    早期的数学研究与哈特和里斯利之前进行的语言研究类似，它不在于寻找数学能力存在差距的原因，而是对所有幼儿数学能

    力发育的普遍性进行探索。在当时，世人普遍认可的是，幼儿入

    学时完全是一块“数学白板”，他们准备根据个人的天赋能力来学习数学。而非常有影响力的发展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他的认知发展理论影响了教育教学方法)则认为数学不

    应纳入幼儿早期教育的范围内，因为幼儿具有“前运算思维阶

    段”，还没有做好准备接受抽象的数学思维。

    皮亚杰的支持者认为“平均年龄四五岁的幼儿能够数到8或

    10，但是皮亚杰的启蒙实验证明，在语言表象的背后，这些孩子

    并没有任何数字观念”。

    只有当研究者们开始按照幼儿、学步儿童、婴儿和新生儿的

    顺序进行研究时才会发现除了“没有数字观念”之外的其他东西。

    令人惊讶的是，研究者们发现数学能力几乎从生命开始的第一天

    就伴随着我们。

    与皮亚杰的理论相反，这项研究证明了婴儿们从来到这个世

    界开始就天生具备非语言的“数感”和“猜估”实物相对数量的能

    力。事实上刚出生两天的新生儿就会做数字匹配游戏。研究者们

    发现，当他们向新生儿播放一定数量的音节时，新生儿们能够准

    确地将这些音节数量与对应数量的几何形状进行匹配。例如，当

    新生儿听到“tuuuuu tuuuu tuuuu tuuu”后，会较长时间地看着印有

    四个方块的图片；而当新生儿听到12个音节后，则会较长时间地

    看着印有12个方块的图片。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婴儿在6个月

    大时将语音数量和物体数量联系起来的能力通常预示着他最终的

    数学能力。

    略估数字系统略估数字系统是我们处理数字的第一级能力。它指的是估数

    和执行估数相关的基本数学过程的能力。

    作为成年人，当我们有机会在几罐MM巧克力豆之间进行

    选择时，如果我们没有在进行严格的节食，我们一般会把目光对

    准巧克力豆最多的那一罐。即使我们正在进行严格的节食，我们

    也会做出如此选择。当我们在超市里，而超市里排着10条队列

    时，我们很快就能估计出每条队列的长度，并在排除同一时间进

    行同样估算的其他人后选出最短的一条进行排队。在以上两个例

    子中，我们都利用了略估数字系统。在我们开始感到飘飘然之

    前，应注意这并不是人类所独有的能力。除人类之外，老鼠、鸽

    子和猴子也天生具备这样的判断力。

    不幸的是，虽然我们天生的数感似乎让我们能够正确理解与

    数字有关的词汇，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事实证明这种数感只是

    很重要而已。

    基本原理：不是简单的“一二三”

    即使略估数字系统就位，从新生儿的数字预估能力到学习代

    数、微积分和高等数学的能力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科学表明，这就是早期语言环境再次变得至关重要的原因。虽然略估数字系

    统在早期赋予了我们无须依靠语言或符号，而是凭直觉预估数字

    的能力，但是进行高等数学学习的能力却离不开语言的支持。

    父母们都知道，脆谷乐(cheerios)不仅是一种谷类食品，它

    早期还是一种数字教学方法。当我将脆谷乐从我小女儿的高脚椅托盘前晃过时，我会对她说两次“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我

    一岁的女儿艾米莉完全不关心她对数字的敏锐性，而是开心地重

    复刚才的“一二三四五”，虽然口齿并不清晰，但是对于一个母亲

    来说，却是真的非常接近了。随后我会鼓励她说：“真棒!”然后

    我们会互相朝对方微笑。在吃饭的过程中，她那快速累积技能和

    优势的大脑会将数字和数字相关的词汇存储起来，为以后的微积

    分学习做准备。

    和艾米莉一样，大部分的幼儿都能够重复一连串如“一二三

    四五”这样的数字。当他们重复的时候，我们就会对着他们微

    笑，就像看着未来的爱因斯坦一样。但是，要理解这些词汇并不

    仅仅是指某一个体事物，而是指个体事物的“集合”是一个很漫长

    的过程。

    也就是说，当一个孩子对着脆谷乐数“一二三四五”时，对于

    那个孩子来说，他所数的每一个数字似乎指的都是一个单独的个

    体。明白数字“五”实际上指的是五件事物作为一个整体(五包脆

    谷乐、五只兔子、五根手指)的抽象概念，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领会到“数字代表一个不管是由2个还是22个事物构成的整体中的

    个体事物”这一事实后，表示我们明白了“基本原则”。对这个概念

    的理解是一个重要的迹象，这表明孩子正朝着学习高等数学的道

    路上前进。

    孩子最好在大约四岁的时候掌握到基本原理。为什么掌握基

    本原理这件事如此重要呢？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著名的教育

    学教授格雷格·邓肯(Greg Duncan)还证明，孩子在入学时的数

    学技能能够预测他三年级时的数学和读写能力以及15岁时的数学能力。虽然先天的数学潜力可能会发挥作用，但在决定哪些孩子

    将在入学时具备一定的数学技能方面，前三年语言环境的差异似

    乎起着重要作用。而孩子在入学时所具备的数学技能则会在学习

    数学的道路上对孩子起到积极作用。

    父母的数学词汇与儿童的数学能力

    在语言发育项目中，芝加哥大学的苏珊·莱文教授和她的同事

    对大约44名14～30个月大的幼儿及他们的家庭进行了追踪研究，极大地帮助了我们理解早期语言环境对整体认知发展的重要性。

    在研究期间，苏珊·莱文教授和她的同事仔细录制了父母和孩子在

    家说的每一个单词、做的每一个动作和每一次互动。他们的研究

    证实了哈特和里斯利的发现：幼儿所处的早期语言环境对其以后

    在学校获得成功非常重要。此外，莱文和她的团队还发现了父母

    语言的微妙且强大的影响力。

    苏珊·莱文在仔细观看录制视频时发现，数学谈话中产生的巨

    大变化使词汇在质量和数量上的预期变化变得更加复杂。在每次

    长达90分钟的5次家庭访问过程中，有的孩子只听到4个与数学有

    关的词汇，而有的孩子则听到了超过250个与数学有关的词汇。

    一周时间内，有的孩子共听到8个数学词汇，而有的孩子则听到

    了1799个数学词汇。一年之内，听到1500个数学词汇的孩子与听

    到10万个数学词汇的孩子之间就会存在巨大的差距。

    随后，莱文教授和她的同事利用了一个测试来判断这些差距

    是否能够预测孩子的数学能力。她们给4岁以下的孩子看了两张

    卡片，每张卡片上有不同的点数。然后她们对孩子说一个数字，要求他们在卡片上指出同等数目的点数。研究者们想要知道孩子

    们是否能够将数字词汇和实际数字联系起来。

    毫无疑问，听到更多数学词汇的孩子选择相应数量点数的卡

    片的可能性更大。和其他只听到很少数学词汇的孩子相比，这些

    孩子对数学基本原理的高度理解证实了父母语言的力量。

    父母语言影响儿童的空间能力

    空间的衍生词——空间能力是一种与数学有关的技能。它指

    的是理解事物间的物理关系的能力。例如，太阳到地球的距离、一块拼图与另一块拼图的匹配方式、帝国大厦的底层和第102层

    之间的差别等。它还可以指空间可视化，能够决定方向，甚至我

    们所知道的著名DNA双螺旋结构(沃森与克里克将罗莎琳·富兰

    克林(Rosalind Franklin)的平面图像重组成了三维模型)，也是

    空间可视化的一种。

    1982年，阿龙·克卢格(Aaron Klug)在他的获奖感言中对罗

    莎琳·富兰克林和她的二维图像表示了感谢，感谢让他和他的团队

    能够构建出核酸蛋白质的三维结构。这是一个空间智力帮助天才

    成就天才的例子。

    空间能力是科学、技术、工科和数学成就的一项重要预测指

    标，也是父母语言的基础。在苏珊·莱文的研究中，她对父母

    在“空间谈话”中用来表示物体大小和形状(如圆形、正方形、三

    角形、大的、圆的、尖的、高的、短的等)的词汇进行了审查，并研究了这些词汇的差异是否会影响孩子对物体间空间关系的理解。

    最后的结果令人印象深刻。在两年半的研究时间里，从孩子

    们14个月大时开始，每个孩子听到的空间谈话的数量和类型存在

    着明显差异。毫无疑问，在一共13.5个小时的记录时间里，一些

    孩子只听到了5个空间词汇，而另一些则听到了超过525个空间词

    汇。听到更多空间词汇的孩子也更有可能说出4～200个不等数量

    的空间词汇。

    两年后，孩子们长到4岁半，苏珊的团队又开始对孩子们进

    行评估。这一次，她们对孩子们的空间技能进行了研究，包括他

    们在脑内转动物体、临摹区组设计、理解空间类比和空间知识的

    假定推测的能力。

    结果再次毫不意外。莱文教授和她的团队发现，听到和使用

    更多空间词汇的孩子在空间测试中表现得更出色。数据表明，这

    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更聪明”，而是完全与他们所接触到的空间词

    汇有关。

    莱文教授的研究证明，语言可以发展成一项具体的非语言能

    力。但问题是，它是怎样发展的呢？多听某个物体的物理设计和

    它与其他物体的关系能够普遍提高孩子的空间设计和空间关系意

    识吗？对于我来说，这只是再一次证明了大脑的超凡能力：它能

    够将语言转化成比语言实际所传递的意义更广泛且更复杂的理解

    力和其他能力。

    然而，虽然对孩子的大脑灌输正确的“知识”是有效帮助孩子理解数学等学科的第一步，但不是所有在四岁半时就懂得空间关

    系的孩子都会成为爱因斯坦或特斯拉那样的人。如果一名可能成

    为伟大钢琴家的孩子对“到练习时间了”的反应是“等一下，妈

    妈”，那么他可能花30年都成不了钢琴家。同样地，如果一名孩

    子在四岁半时表现出优秀的空间能力，但却宁愿踢足球或写小故

    事也不愿学习数学的话，他很可能永远都不会成为一名数学家。

    虽然有一定基础，但是还必须要有兴趣，并勤加练习。

    性别差异：细微的影响如何产生强烈的作用

    对最终的数学成就具有刺激作用的早期数学谈话习惯性地绕

    过了女孩子。虽然所有的研究都没有证实这一结果，但在一项针

    对中产阶级和中上层阶级母亲的研究中，两岁以下的女儿所接受

    的数学谈话是儿子的一半。此外，这项研究中的女孩所接收的有

    关基本数字的谈话大约是男孩的13。虽然并不是所有的研究都表

    明早期的数学谈话中存在性别差异，但是也可能存在影响女孩数

    学成绩的其他更有力的谈话类型，那就是性别定型。这可能是把

    一个女孩从她可能感兴趣的领域中剔除，阻止她在那些可能因她

    的加入而获益的理科、技术、工科和数学等领域内发挥专长。

    研究表明，这个问题可能从生命的第一阶段就开始存在了。

    在这一阶段，父母和社会对女孩子数学能力的偏见转变成了缺乏

    鼓励和女孩子模糊的沮丧感。告诉，甚至是模糊地告诉女孩“数

    学不是你擅长的”，这样的女孩一般数学较差。

    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呢？这是不是一种本能呢？当然不

    是!根据我们了解到的语言对自我印象的影响，语言也会对能力造成影响。当你的自我印象是一个“数学成绩不好的人”时，你就

    会面临着学习数学技能的困难。你的大脑会向你传达你不行的信

    息，在精神上对你设置障碍，以耗尽你的大脑精力。你可能有学

    习数学的天赋，但是这种天赋被汹涌的自我怀疑消磨掉了。即使

    是数学能力很好的女孩，通常也会认为自己不如男孩。女孩子在

    七岁时就开始出现明显的自我定型现象。这会影响她们的远期成

    就，我们很难不对进入数学、工科和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少数女性

    进行同等对待。

    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这种现象可能有所改变。目前研究

    显示，美国人在数学成绩上存在的性别差距正在缩小，而数学能

    力好的女孩人数和男孩人数均在增长。理科、技术、工科和数学

    领域中女性的数量同样也在增加。重要的是，这可能要归因于性

    别决定数学能力的偏见发生了改变，以及对女孩在家庭和学校中

    学习数学的积极态度。

    最大的讽刺之一是，性别定型似乎是由母亲传给女儿的。它

    反映了一种不安全感的传递，这种传递代代相传，永无止境。即

    使在实际的数学成绩面前，母亲也一直高估她们儿子的数学能

    力，而低估女儿的数学能力。而且，母亲还更倾向于让儿子参加

    数学活动，从而影响儿子的实际参与性和兴趣。此外，研究发

    现，相对于女儿，母亲们经常预言她们的儿子会在数学相关的事

    业中获得成功。更令人惊讶和悲伤的是，即使在实际的学习成绩

    面前，不管女孩子的数学成绩有多好，母亲们还是会做出同样的

    行为，而且女孩子们会将这种行为内在化。当女孩子们成功后，我们和她们自己会凭直觉认为，这是她们“努力学习”的结果。而当女孩子们失败后，我们和她们就会认为这是“能力缺乏”导致

    的。相比之下，当男孩们成功后，大家都认为这是因为他们有天

    赋，而当他们失败后，大家则认为他们不够努力。

    《窒息感》(Choke)的作者西恩·贝洛克(Sian Beilock)教

    授研究了压力和焦虑对专业学习和成绩的影响。她和苏珊·莱文教

    授在研究中发现了另一个有力的例证：女性会将她们自己对数学

    的不安全感传递给女孩。她们研究了小学老师的偏见对数学成绩

    的影响。在90%的从业者都是女性的行业里，仅有10%的女性具

    有数学基础，并且作为一个整体，她们往往对所有的大学专业都

    表现出极大的数学焦虑。

    该研究由17名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女老师与她们的学生组成。

    在学年开始时，研究者对老师们进行了数学焦虑评估。然后，对

    这些老师的学生(52名男生，65名女生)进行了基础数学水平评

    估。最后发现这些学生的水平与老师们的“数学焦虑”程度完全无

    关。

    到学年结束时，个别老师在学年开始时表现出的焦虑程度反

    映在了她班里的女学生身上。对于具有“数学焦虑”的老师，研究

    者在学年结束时对她班里的学生讲了一个擅长数学的人的故事

    后，女生们更倾向于画出男孩的形象；而对学生们讲了一个擅长

    阅读的人的故事后，女生们则更倾向于画出女孩的形象。不仅仅

    是小学老师通过性别定型的方式将她们的数学焦虑传递给她们的

    女学生，已内化这种消极性别定型观点的女生在数学考试中也明

    显表现得比男孩差。对于没有“数学焦虑”的老师，她班里的女生则不容易在数学

    中表现出性别定型，且数学成绩和男孩不分上下。

    性别定型

    我的外祖母莎拉·格卢克(Sara Gluck)出生于贫困的移民家

    庭。20世纪30年代，她激励自己考上了匹兹堡大学，并选择了数

    学专业。她是家里面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为了上学，她打了两

    份工。在大学最后一年，她却转到了教育学专业。我的外祖父告

    诉我，外祖母转系是因为女性能够从事的工作只有教育和护理。

    这也是一个与性别定型有关的故事。

    我的外祖母和我们这两代女性的区别是什么呢？毫无疑问的

    是，我们明白得太晚了。但她坚强和果决的性格可能给了我们一

    个提示。我想心理学家卡罗尔·德韦克(Carol Dweck)可能会有

    兴趣采访一下她。

    卡罗尔·德韦克与成长型思维模式研究

    《思维模式：成功心理学》(Mindset：The Psychology

    Success)的作者，斯坦福心理学教授卡罗尔·德韦克是“成长型思

    维模式”研究的领头人。“成长型思维模式”研究是一场深刻影响了

    教育领域的思想革命。德韦克教授认为，我们作为父母和教育者

    必须形成一种“努力是获得成绩的关键因素，而缺乏能力并不是

    导致失败的原因，放弃才是”的观念，而不要对孩子灌输一种能

    力才是绝对真理的思想。

    德韦克教授说我们单纯地对天生能力进行诸如“你数学真好”“你天生就会数学”等赞扬导致了我们未能实现目标。这样一

    来，我们所传达的就是，数学是一种“天赋”的观点。这种观点的

    传递抹去了坚持、奉献和努力学习的关键作用。这意味着当你不

    能轻易做成某件事时，你就不够聪明，也就没有再进行尝试的必

    要了。

    在《为什么科学领域中很少看到女性身影？》(Why Aren’s

    More Women in Science？)一书中，卡罗尔·德韦克教授在“数学

    是一种天赋吗？相信这一说法会让女性处于危险的地位”这一章

    节中，对她自己和其他人针对“女性在科学领域中的作用”而进行

    的研究进行了充分的说明。她在书中画了一幅经科学证实的图

    画，表明女性接收的性别定型观念是造成她们数学不好的主要原

    因。她指出，到八年级，男女生的数学成绩就已经出现了巨大的

    差距，但这种差距只存在于那些认为智力具有性别差异性且智力

    是一种天赋的女孩身上。对于那些认为智力具有可塑性和可改进

    性的人，性别定型和其影响几乎不存在。

    对于男孩来说，相信或不相信性别定型对他们的成绩几乎没

    有影响。这可能是因为他们不受性别定型的负面影响。

    在处理“应该做些什么？”的问题时，德韦克教授和其他人问

    道，如果我们反对学生相信所谓的天赋，并让学生相信数学能力

    不是天赋而是努力学习的结果，又会发生什么呢？会让学生的数

    学能力有所不同吗？

    因为这个问题，研究者对数学成绩经常下降且性别差距最明

    显的初中生进行了一项长达八学期的研究。研究者告诉实验组中的学生：大脑就像是一块肌肉，智力和专长是随着时间积累的。

    而对照组的学生只学习一般技能，但完全不提任何有关智力可塑

    性的问题。

    对于那些意识到性别定型影响的人来说，研究的结果并不出

    人意料。一方面，知道智力是不断发展的实验组学生，在学年结

    束时获得了比对照组学生高的成绩。而且，实验组的数学成绩中

    的性别差异几乎消失了。另一方面，对照组中的女生明显比男生

    差。这一点也强有力地证明了德韦克教授的理论。

    这项研究还得到了另一项有趣的发现。研究者随后要求老师

    们对每个学生的学习动机进行评估。在不知道学生属于哪个组的

    情况下，老师们认为实验组中学生的学习动机具有明显变化，这

    也增强了语言对数学等特定技能的发展以及学习的根本动力的潜

    在影响。

    动力与决心

    我们会算术，也会写文章。我们还能知道我们在宇宙中的位

    置。现在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又愿意付出多少努力来实现所想

    呢？

    正如我们之前说过的那样，对孩子讲禁忌性和否定性的语

    言，会对他们的大脑发育和学习造成障碍。但这是不是就意味着

    说两句“你真棒”“你真聪明”“你真有才”就会让孩子变得聪明且无

    所不能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事实证明，有些赞美孩子的方式既会产生反作用，也违反常理。毕竟，我们用“你真聪明”“你真有才”来疯狂称赞孩子的原因

    是，我们觉得当孩子认为自己聪明时，他们就会变得聪明。按照

    常理来说，当你自我感觉良好时，你可以做到任何想做的事情。

    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德韦克教授否定了这一说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样的称

    赞方式开始在美国出现。在那期间，除了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增

    长以外，育儿方式的巨大变化也与前几代人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

    比。当时普遍情况是要求孩子“适应”家庭，而家长很少以孩子的

    需求为中心。这种现象部分是因安·兰德(Ayn Rand)的忠实崇

    拜者和爱人，心理治疗师纳撒尼尔·布兰登(Nathaniel Branden)

    的推动造成的。

    在《自尊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Self-Esteem)一书

    中，布兰登提出了“自我感觉良好是关系个人幸福和解决社会问

    题的关键”这一理论。他一语击中了一些成年人的敏感内心，他

    们的童年从未被骄纵溺爱过。

    布兰登的理论同样吸引了加州议员约翰·瓦斯康赛洛斯(John

    Vasconcellos)。这位议员成立了一个“自尊和个人与社会责任促

    进特别工作小组”，目的是把“自尊”当作“社会疫苗”注入加利福尼

    亚州，以帮助打击犯罪、提高学习成绩并消除青少年怀孕、药物

    滥用和其他不良的社会问题。父母和学校被要求称赞孩子的智

    力，让他们“感觉自己很聪明”，以期刺激他们学习的积极性。

    在那个年代，棒球队的孩子们无论是输是赢，抑或全垒打或三振出局，都能获得奖品。父母们也会因为批评意味着永久伤害

    的自我意识而感到苦恼。

    我的书架上放着加州工作小组的最终报告《自尊的状态》

    (Toward a State of Esteem)。它被夹在两本其他书籍之间，因年

    久而有些发霉。但它一直提醒着我：一个观念能够对整个群体产

    生作用。但如果实际体验不能够证实这个观念，而且科学也无法

    验证它，无论这个观念听起来有多么好，它最好的归宿就是永远

    安静地待在书架上。虽然前面提到的“自尊运动”听起来很美好，但它不起作用。正如一条评论所说的那样，自尊理论“被有缺陷

    的科学污染了”。

    随后，卡罗尔·德韦克又提出了她的观点。

    卡罗尔·德韦克说：“如果不能正确运用称赞，它就会变成一

    种负面力量，一种让学生消极且依赖他人观点的麻醉剂。”

    德韦克教授的研究为我们指出了一条迥然不同的育儿之路。

    她将目光转向我们所追求的内在，也就是发自内心的微笑。我们

    想要的是，孩子在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不管这件事有多困难多

    费时，都能够就如何完成这件事而立即做出判断。当你考虑到这

    一点时，你才变成了一对父母一直期望的那种稳重且积极上进的

    成年人。德韦克教授的科学研究向我们展示的是：实现这一目标

    需要加强刻苦学习的决心，而不是依靠天生的能力。我们希望的

    是孩子们在面对障碍时能够找到攻克它的办法，而不是简单的放

    弃。我们将这种决心称为“意志力”。

    意志力是新的教育口号。它是激励孩子不断朝着目标努力学

    习的一种坚韧不拔的品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安吉拉·

    达克沃斯(Angela Duckworth)和《性格的力量：勇气、好奇

    心、乐观精神与孩子的未来》(How Children Succeed：Grit，Curiosity，and the Hidden Power of Character)一书的作者保罗·图

    赫(Paul Tough)一直提倡发扬这一观点。然而，这不是一个非

    此即彼的问题。很明显，不管你有多么聪明，或者多么天才，没

    有意志力的支撑，那些品质也会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

    意志力的重要性不可否认，但如何将它恰当地灌输给孩子，甚至如何衡量它的科学技术还不够成熟。尽管如此，正在积极研

    究意志力培养方法的达克沃斯教授还是指出：“更倾向成长型思

    维模式的孩子往往也更加坚韧不拔。”虽然意志力与成长型思维

    模式并不完全相关，但成长型思维模式认为“如果我努力，我就

    能变得更好”，可能会帮助人们变得更坚韧、更有决心、更吃苦

    耐劳。达克沃斯教授还认为：“具有成长型思维模式的孩子在失

    败时仍坚持下去的可能性更大，因为他们认为失败不是永恒

    的。”

    “聪明”和“坚韧不拔”之间最重要的区别是：

    当认为自己天生“聪明”的人无法做某件事时，他们会选择放

    弃，原因是他们不够聪明，或者某些人在背后操纵了那件事，或

    者是那件事本身不重要。当“坚韧不拔”的人无法做某件事时，是因为这只是无数次尝

    试中的第一次，在没有进行真正的战斗之前他们是不会放弃的。

    他们相信，只要努力，他们能做成任何事。

    智力对于天生的“聪明人”而言是固定不变的。而“坚韧不

    拔”的人会下定决心要成功，智力于他们而言，只是帮助他们成

    功的关键因素而已。

    卡罗尔·德韦克的“成长型思维模式”与“固定型思维模式”的相

    似之处很明显。“成长型思维模式”认为“智力能通过各种挑战得到

    提高”，而“固定型思维模式”认为能力是绝对且不变的，你要么聪

    明要么不聪明，要么行要么不行。通常，成长中出现的诸如“你

    真有才”“你什么都会”等对“天赋”的称赞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固定

    型思维模式会阻碍你继续面对困难挑战。

    德韦克教授1998年的一项重要研究显示，只需要简单一句对

    人或过程的称赞，就能够对孩子能否积极应对挑战产生深远的影

    响。

    德韦克教授在研究中让128名五年级学生解答一道难题。测

    试结束后，一些学生得到了“聪明”的称赞，而另一些学生则得到

    了“努力”的称赞。随后，她给出了两个选择，一个是让学生们再

    解答一道更难的题目，并告诉他们“会从中学到更多”；另一个则

    是和第一道题差不多难度的题目。获得“聪明”称赞的65%的学

    生，选择了和第一题差不多难度的题目，而获得“努力”称赞的

    92%的学生选择了更难的题目。有研究文献已经再次确认了卡罗尔·德韦克的创举，证实

    了“基于个人”和“基于过程”在结果方面的显著差异。具有固定型

    思维模式的孩子因为基于个人的称赞，在事情变得具有挑战性的

    时候更容易放弃，甚至在失败后表现持续下滑，屡战屡败。同

    时，他们也更容易对成绩撒谎，以彰显他们的聪明，因为他人认

    为“聪明”是他们的人格面貌中的重要部分。

    父母称赞风格塑造儿童思维模式

    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导师和同事，苏珊·莱文教授和苏珊·戈尔

    丁-梅多教授，与卡罗尔·德韦克合作研究了称赞在儿童早期阶段

    的作用。作为芝加哥大学纵向语言发展项目的一部分，在由莉兹·

    冈德森(Liz Gunderson)教授领导的研究中，对1～3岁孩子所受

    到的父母称赞的类型进行了调查。五年后，她们对这些孩子进行

    了追踪调查，以判断他们的思维模式(成长型还是固定型)是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