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中国经济

    蔡昉 著

    中信出版社目录

    序章 拨开中国经济迷雾

    第一篇 中国奇迹

    第一章 理解经济的发展阶段

    第二章 中国经济增长到底有多快

    第三章 如何认识中国的经济发展

    第四章 走出关于人口-经济关系的认识误区

    第二篇 发展拐点

    第五章 大国经济的刘易斯转折

    第六章 人口转变与劳动力供给

    第七章 刘易斯转折点之后的大挑战

    第八章 中国的第二次人口红利

    第三篇 跨过陷阱

    第九章 中国必须通过的减速关

    第十章 如何认识中等收入陷阱

    第十一章 就业矛盾：从总量到结构

    第十二章 收入分配的库兹涅茨转折点

    第四篇 再创奇迹

    第十三章 中国能再创经济奇迹吗

    第十四章 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第十五章 从人口红利到开放红利

    后记序章

    拨开中国经济迷雾

    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11年，长达33年的时间里，实现了年均

    9.9%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

    迹。当人们习惯于这个高速增长之后，对2012年以来中国增长减速，就

    容易产生疑惑。那些对中国经济前景的误判，一定是产生于错误的观察

    方法和偏颇的理论依据。一旦将这些认识中国经济增长的错误方法论予

    以澄清，必将拨开悲观论调的重重迷雾，重新看到中国经济前景的一片

    光明。

    如何打破“不可能三角”

    快与慢的经济发展规律

    宏观经济学本来是由周期理论和增长理论两部分构成的，但是，专

    注于周期问题研究的学者往往缺乏增长视角。主流经济学家习惯于把观

    察到的经济增长减速，作为需求不足导致的周期现象来进行分析，因

    此，他们往往寄希望于刺激需求的政策能够扭转经济下行趋势，而在增

    速下行的势头始终未能触底的情况下，便会表现出过分悲观的情绪。然

    而，把这个方法论应用于观察中国经济增速的减缓，无疑犯了经验主义

    的错误，因为中国经济面临的不是周期现象，而是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

    表现。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是经济发展规律作用的结果，是进入经

    济新常态的特征之一。如果我们把世界各经济体按照人均GDP进行排列，可以看到，经济

    体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经济增速递减只不过是规律性的现

    象。处在更高收入水平上的中国，与之前自身处在较低收入水平时比

    较，增速有所降低无疑再正常不过。更应该关注的是，按照世界银行的

    分组标准，中国无论是在2000年以前处于低收入水平阶段时，还是在

    2000—2010年处于中等偏下收入水平阶段时，以及目前处于中等偏上收

    入水平阶段(人均GDP接近8 000美元)时，其经济增速都显著高于同

    样发展阶段里所有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无须从周期性、需求侧着眼

    追求短期的V形反弹，从供给侧认识新常态，才会看到中国经济政策定

    力之所在。

    也有国外经济学家如巴罗教授，从增长视角观察中国经济减速。他

    们认为，中国长期的高速增长是一种赶超现象，是经济增长趋同的成功

    案例，从趋同递减假说出发，不可能长期保持高速赶超，中国增长终将

    减速。中国以往实现赶超型高速增长，原因在于改革开放消除了妨碍资

    源配置的体制性障碍，释放了人口红利。现在虽然增长减速，但中国经

    济赶超的条件依然存在，仍能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底气。并且，通过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挖掘传统发展动能，培养新的发展动能，我们还可以收

    获看得见、摸得着的改革红利，进一步提高潜在增长率。

    量与质的经济发展内涵

    我们并非盲目乐观，而且毋庸讳言，中国经济自身也存在问题。然

    而，问题不在于增长速度，而在于增长内涵，即存在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符合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减速，不仅没有恶

    化这些问题，反而有利于解决此类问题。事实上，恰恰是在增长速度下

    行的同时，中国经济以更快的步调走向更加平衡、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

    轨道。

    经济增长平衡性提高。 从拉动需求的“三驾马车”看，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10年的43.1%提高到2015年的66.4%，这5年的提

    高速度是2010年之前5年的5.2倍。第三产业发展加速，第二产品和第三

    产业之间更加平衡。2015年，第三产业产值比重首次过半，在过去5年

    中的提高速度是此前5年的2.7倍。此外，中国正在形成新的区域经济增

    长点，一些中西部省份后起赶超，地区发展更加平衡。

    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形成。 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必然是一个创

    造性破坏的过程，即在传统增长动能变弱的同时，新动能开始蓄势而

    发。例如，有的国内智库根据人力资本含量、科技密集度、产业方向和

    增长潜力等因素，识别出一些行业以代表新经济，并构造了一个“新经

    济指数”，发现该指数与传统的采购经理指数(PMI)并不同步。即使

    在后者呈现下行趋势的情况下，前者仍然保持逆势而上。又如哈佛大学

    学者用“经济复杂度指数”衡量经济体的出口多样性和复杂程度，中国该

    指标的全球排位，从1995年的第48位和2005年的第39位，显著提高到

    2014年的第19位。

    经济发展的分享性明显提高。 在政府再分配政策和发展阶段变

    化的共同作用下，收入分配开始朝有利于劳动者和低收入群体的方向变

    化。居民收入提高速度快于GDP增速，农民收入提高速度快于城镇居

    民。以不变价格计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于2009年达2.67∶1的峰值

    后，逐年缩小至2014年的2.40∶1，与此同时，全国基尼系数从2009年

    的0.49的峰值下降为2014年的0.47。

    改革、增长和稳定的统一

    最近，穆迪分析人员斯卡特表示，中国确立并寻求的改革、增长和

    金融稳定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终究要有所取舍，至少在一定时

    期内放弃其中一个。之所以把三个目标割裂开，赋予其彼此独立且对立

    的性质，也是由于作者因循了流行的观察视角和方法，因而未能抓住中

    国经济面临问题的本质。一旦我们从供给侧观察现象、分析问题和寻找出路，就会发现，改革、增长和稳定三者之间并不存在非此即彼或者此

    消彼长的关系。恰恰相反，正如三角形是力学上最稳定的结构一样，从

    供给侧入手，正确选择结构性改革方向和优先领域，分寸恰当并精准地

    推进这些改革，既可直接达到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目标，又有助于防

    范金融风险，实现经济和金融稳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性质，可以从其目标，即提高潜在增长率来理

    解。有利于提高生产要素供给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改革，即属于此类

    改革，应该放在改革日程的优先位置。例如，在劳动力总规模不再增长

    的情况下，提高劳动参与率是今后一个时期扩大劳动力供给的重要选

    择。

    我们的分析表明，劳动参与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为潜在增长

    率赢得0.88个百分点的改革红利；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每提高1个百

    分点，则可以赢得0.99个百分点的改革红利。这方面的改革包括户籍制

    度改革，降低企业成本和交易费用的政策调整，从体制上拆除不利于竞

    争的进入和退出障碍等。由于这类改革着眼于供给侧，无须过度倚重需

    求侧的刺激政策，因而也降低了金融风险，因此可以打破所谓的改革、增长和稳定“不可能三角”。

    如何实现L型中高速增长

    认识减速：这次不一样

    现在最重要的经济问题就是增长速度下行，其他许多问题都是由此

    衍生出来的。所以应该首先分析经济减速是如何形成的。最近国际和国

    内都有很多讨论，各种声音都有，有些人认为中国面临的是周期性的减

    速，还有一些人从长期趋势角度分析。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以下几

    个。萨默斯认为经济增速不可能长期持续超常，终究要回到均值水平，就是世界平均增长速度(大约3%)。他们预测2013—2023年中国经济

    增长速度平均是5%，2023—2033年平均是3.3%，即回到了均值。他们

    没有给出理由，只是说有这样的统计规律。

    巴罗认为如果具备了若干条件，后起国家的增长速度会更快一些，最终会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趋同。但是从长期来看，趋同的速度

    不会超过2%这个所谓“铁律”。中国过去大大超过了这个速度，所以到

    了减速的时候。因此他对中国经济的增速预测也是3%左右。这个预测

    已经被证明是错的。

    上述两个研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尽管都在讲中国，但是都没

    有找准中国的特点，所以没讲出中国特有的故事。

    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等把所有具备长期数据的国家

    放在一起进行统计分析，发现了一些减速的规律。他们认为在大约中国

    目前的收入水平上，各国基本都经历了减速，减速的幅度可以超过此前

    增速的一半。他们探讨减速除一般规律之外，还包含了一些国别的因

    素，就是不同的国家可能有自己的因素。

    总的来看，这些研究都依据了某种方法，也发现了一些规律，但

    是，也都具有“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缺陷，讲得更多的还是森林，而

    中国是一棵不同寻常的大树，所以其结论对中国来说未必全都具有适用

    性。

    林毅夫主张，中国的问题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增长乏力造

    成的，问题在于需求侧，所以是周期性的。在他看来，中国目前人均

    GDP相当于美国的20%，这个阶段相当于日本的1951年、新加坡的1967

    年、中国台湾的1975年和韩国的1977年。在那之后，这四个经济体都经

    历过20年的高速增长，所以他得出了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潜力8%的结

    论。他采用发展阶段比较的方法，一般来说固然是对的，但是，用人均

    GDP来判断发展阶段可能忽略了中国的一个重要特征——“未富先老”。

    虽然中国人均GDP比较低，但是老龄化程度已经不低于甚至超过了很多

    其他国家和地区。

    2010年，中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达到峰值。这个现象发

    生在日本的时间不是1951年，而是1990—1995年；韩国是2010—2015

    年，比中国还晚一点；新加坡是2015—2020年。如果按人口转变阶段来

    看，而不是简单以人均GDP看，中国的发展阶段已经大不一样了。

    抚养比是反映人口红利的指标。日本的人口抚养比在1970年就基本

    降到底部，但没有马上上升，而是稳定了20年，从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

    上升。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大体上在2010年左右降到最低点，随后迅速上

    升。新加坡和韩国到达这个转折点的时间跟我们差不多。这同样证明了

    中国是在非常低的人均GDP水平上就开始丧失了人口红利。

    从这个人口角度看，中国可能没有20年平均增长8%的机会了。良

    好的人口年龄结构能够保证劳动力充足、人力资本充足，劳动力的转移

    还能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低抚养比有利于

    高储蓄率和资本回报率。人口红利消失意味着所有上述因素都会逆向变

    化，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

    我们预测了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变化。2010年之前潜在增长率大

    体是10%，从那时开始就迅速降到了“十二五”时期的7.6%，从“十三

    五”开始进入6.2%的阶段。潜在增长率是供给侧因素形成的，周期性需

    求侧因素只能导致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的偏离。用实际增长率减去

    潜在增长率，就可以得到增长率缺口。如果这个缺口是负数，说明没有

    把生产能力充分发挥出来。只有在出现负的经济增长缺口的时候，需求

    侧的宽松政策才能刺激经济增长。

    如果认为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仍然是10%，而现在的增长速度是6%—7%，则会得出负的增长率缺口，人们就会认为减速是由于周期性、需求侧等因素，就会不断提出经济下行何时触底的问题，就要期待政策

    刺激和一个V形的反转。事实上，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经降下来，不是10%了，所以也没有明显的负增长缺口。经济减速是因为潜在增长

    率下降，而不是因为需求不足。

    刺激不起来的潜在增长率

    从供给侧认识经济增长，就意味着放弃国民经济恒等式(或所

    谓“三驾马车”需求因素分析法)，而转向从生产函数的角度，观察导致

    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因素。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四个现象。

    第一，劳动力的持续短缺导致工资上涨。与任何商品一样，数量出

    现短缺，价格就上涨。在一定时期内，工资的上涨可以用劳动生产率的

    提高去弥补，但是如果劳动力短缺过于严重，工资上涨得过快，劳动生

    产率增长速度跟不上，就会导致单位劳动成本的提高。单位劳动成本与

    工资成正比，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其过快提高，意味着与发达制造业

    国家相比，我们在制造业上的比较优势趋于下降。

    第二，新成长劳动力和人力资本逐渐减少。新成长劳动力包括各级

    各类学校每年毕业未升学和辍学的年轻人，即每年真正进入劳动力市场

    就业的人。这部分人也代表着人力资本的增量。新成长劳动力增长速度

    下降，也就意味着人力资本改善速度下降。计算表明，2014—2020年，每年新成长人力资本(新成长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长率是负

    1.3%。

    第三，资本大规模替代劳动，导致资本劳动比的过快上升。进而，如果人力资本不能同步得到改善，资本回报率则不可避免地下降。根据

    白重恩等人计算，2008—2013年，资本回报率下降了45%。这是投资增

    速下降的主要原因。第四，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空间缩小，传统模式下的城镇化也即将

    减速。过去经济增长既靠生产要素的积累，也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而在中国，接近一半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来自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

    转移到生产率高的部门，即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这种趋势很可能会越来

    越弱，甚至会逆转。真正的农民工增量来自16—19岁的农村人口，这部

    分人口在2014年达到峰值，此后开始绝对减少，相应地，农民工增长率

    也开始降低。这意味着疾风暴雨式的劳动力转移，及其实现的资源重新

    配置即将结束，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会大幅减慢。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红利

    经济体制一些领域的改革进度尚不尽如人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

    遇到“因为包袱重而等待、困难多而不作为、有风险而躲避、有阵痛而

    不前”的推进困难。这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并不是每个人都真的相信改革能带来红利。改革红利看不

    见、摸不着，至少不敢说哪一项改革对应着哪部分红利。相反，实行需

    求侧的刺激政策，可以识别出财政性投资增加多少或者银行发放多少货

    币对应着GDP增速的百分点。所以有些地方和部门的改革决心不大，反

    而倾向于使用刺激性政策手段，延误改革时机。

    第二，改革要靠全社会努力(激励相容)。改革成本可以确定是由

    谁来承担的，但改革红利并不是由支出了成本的主体排他性获得的，而

    是具有外部性。由于改革成本的分担和红利的分享还没有界定清楚，因

    此产生了改革的激励不相容问题，造成改革难以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着眼于提高劳动参与率、生育率、人力资本

    和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以达到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效果。“三去一降一

    补”也是为了改进资源配置效率，提高潜在增长率。我们的测算表明，在相关领域推进改革，可以带来真金白银的改革红利。同时，以不同的

    力度和方式推进改革，会带来不尽相同的改革效果。固然，根据权威人士的说法，就算不刺激，经济也跌不到哪儿去，到2050年中国经济增速才会降到世界平均值，在这之前还是高于世界平

    均值的，但是实质性推进改革就能取得更好的结果。我们的模拟表明，改革越彻底、力度越大，未来的潜在增长率就越呈现L型。

    如何释放城镇化新红利

    当前，世界各国形势都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特别是贸易保护主

    义的抬头，很可能会对经济全球化产生向后拉的动力。

    这个动力到底能不能把全球化往后拉？我们不知道，但至少可以一

    方面尽己所能地推进全球化，另一方面做好自己的事情。这对于经济学

    家来说有两点：一是实现经济拉动力向内需转变；二是要进一步挖掘供

    给侧的经济增长因素，清除旧的障碍，所以我把新经济增长因素看作经

    济增长的新动力。

    城镇化人口红利窗口期

    中国经济到了这个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就不会在原来那个量级上

    了。2010年之前，我们测算的经济潜在增长率应该在10%左右，总体上

    实际增长速度有波动，但长期趋势也是在10%左右。

    201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中国人口红利正在消失，因此在“十二

    五”时期，我们测算的潜在增长率是7.6%，事后也证明中国的实际增长

    速度是7.8%。按照我们现在的测算，如果没有别的因素，在改革红利还

    没有充分显示出来的情况下，“十三五”期间大概是6.2%的潜在增长率。

    尽管这样，我们的实际增长率仍然在潜在增长率之上，因此中国现在没

    有通胀，也没有周期性失业。但我们还是要探讨有什么方式能够让中国

    保持中高速，能够比静态测算出来的潜在增长率更好一些，这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认为城镇化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领域。

    有很多人认为经济增长还会回到原来的水平上，或者说我们现在遭

    遇的还是短期的周期性因素。他们会问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历史上

    其他经济体在我们这样的人均收入水平上都没有减速，还会保持很长时

    间的高速增长，为什么我们在人均收入水平这么低的情况下(相当于美

    国的20%)速度就要降下来呢？我想主要是在判断经济发展阶段时，不

    能仅仅依据人均GDP水平，还有一个重要指标是人口结构，要看人口结

    构究竟是有利于经济增长，能够创造人口红利，还是可能会产生人口负

    债，成为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

    我们用人口扶养比和东亚几个先行国家进行比较，即15—59岁生产

    力强的人口能够支撑的依赖性人口(15岁之前以及60岁之后)情况。扶

    养比下降比较低的时期很自然就是人口红利比较充足的时期，反过来就

    意味着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人口结构变成了食之者众、生之者寡。2010

    年进行人口普查时，总体来说扶养比正好下降到了最低点，在这之前是

    不断下降的人口红利冲突，到了最低点之后就迅速上升了。

    历史上，日本大概在1970年开始降到了谷底，但没有立刻上升，直

    到20年之后才上升，因此维持了长达20年的较低的人口扶养比。新加

    坡、韩国的人均收入目前比我们高很多，但它们的人口扶养比的变化趋

    势跟我们几乎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在较低的收入水平上达到了比

    较高的老龄化程度，比较早地丧失了人口红利。

    过去我们获取人口红利的主要手段其实是借助城镇化，特别是农民

    工从农村、农业这些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向生产率高的城市和非农产业。

    这是一个重要贡献，未来如果还能继续保持下去，我们还可以得到经济

    增长的动能。

    城镇化提供新增长动力另外，新型城镇化可能还有一些新的经济增长源泉。下面，我们分

    析一下改革时期传统城镇化如何为经济增长做贡献，今后其贡献方式将

    如何发生变化。

    第一，城镇化主要是劳动力从农村转向城市，给我们带来了充分的

    劳动力供给。劳动力供给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不会成为经济增长的瓶

    颈。农民工一直在城镇就业，但过去他们并没有被统计进城市的就业人

    口里。现在这部分人占的比重逐年增大，已经是稳定的城镇就业人口

    了。

    为什么过去不统计农民工，现在统计农民工呢？因为城镇对劳动力

    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劳动力短缺现象越来越严重，农民工在城镇就业也

    就越来越稳定、越来越持续、时间越来越长。无论在住户调查，还是企

    业调查中，都越来越把农民工当作城市就业者。很显然，农民工和向城

    市转移的农业劳动力成为劳动力供给的重要因素。

    第二，我们知道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是资本积累，因为资本回报

    率比较高、储蓄率比较高，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才有这么大的贡献。农

    民工或城镇化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在供给侧。如果人口扶养比，食

    之者寡，生之者众，能够把更多东西储蓄起来形成投资，与此同时，劳

    动力无限供给、资本报酬递减现象不会过早发生，因此资本回报率就会

    较高。目前的非户籍人口，也就是城镇化的新移民，他们具有更年轻、更具生产力的人口年龄特点。有了他们，我们整体城市的年龄构成更加

    合理，因此变得更有利于资本积累和资本回报率。

    第三，城镇化对人力资本的贡献表现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中

    来，不仅从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都对劳动力群体做出了贡献。也就是

    说，他们贡献了人力资本。总体来看，农民工比城市本地户籍劳动者的

    受教育年限还是要低一些的，但由于进城的农民工大部分集中在相对年

    轻的群体中，而这些相对年轻的农民工和城市中年龄偏大的那部分劳动

    者比较，受教育程度就高了，因此当他们进城替代了逐年退休的那部分年老的城市职工时，城市的人力资本得到了改善，因此我们说城镇化对

    人力资本的贡献是非常明显的。

    第四，经济结构的变化和城市化，说穿了其实是一个“库兹涅茨过

    程”。库兹涅茨是美国的一位经济学家，他认为整个资源流动的过程就

    是逐渐向更有效率的部门和地区配置的过程，因此整体生产率就会随之

    提高。在过去几十年里，农业劳动力的比重和数量都在迅速下降，但是

    如果看统计年鉴会发现，我们还有29%的人口在务农。实际上，如果你

    到村庄里，至少到县城里看中国经济，就会知道农村哪怕一个40岁以下

    的劳动力，都很难找到。

    因此重新估算后，我们发现目前只有19%的人口在务农(比较保守

    的统计)，其他人都在非农产业，因为我们的估算和官方统计有一个差

    额，但不知道我们算的比官方统计多出来的这部分人应该放在第二产业

    还是第三产业，所以我把他们单独列出来。正常的年份这部分人是在第

    二、三产业中，如果城市遇到不好的宏观经济形势，需要他们退回去，他们就会回到农业生产力的蓄水池里。但农业越来越机械化了，因此这

    部分人越来越回不到农业中去了，他们已经稳定地从事非农产业了。这

    个过程就意味着这部分劳动力的重新配置，就是我们生产力提高的重要

    源泉，所以我们说它是“库兹涅茨过程”。

    不能靠改变行政区划实现城镇化

    现在我们想把中国目前城镇化推进的方式、具体渠道做一个分解，来预测未来城镇化的趋势。2010年的数据可以表明2017年的情况，因为

    它最丰富。我们会看到城镇化的源泉，也就是城镇人口的增长只有16%

    来自城市自身，我们把它叫作“自然增长”，其他的84%都是“机械增

    长”，即从非城市地区迁入，其中26%的人是农民工。还有5%的人口，从农村转到城市的同时也得到了城市户口。农民工是没有得到城市户口

    的。贡献最大的53%的部分，这部分人口不是“库兹涅茨过程”，我们把

    它叫作“就地转移”——工作性质没变，居住地没变，但因为行政区划的变化，比如过去一个地方叫“乡”现在叫“镇”，人的身份可能就会随之而

    变。这部分人对城镇化有很大一部分贡献，但是这部分贡献有一定的虚

    拟性，并没有真正的“库兹涅茨进步”，只是人身份的改变而已。

    因此真正有意义的是农民工这部分，农民工26%的贡献率如果继续

    持续，我们城镇化就具有可持续性。据此我们预测一下未来的城镇化。

    目前城镇化率是56%，到了2020年大约是60%，但到了2030年就会减

    速，按照现在的预测只有67%，即使这样减速了的城镇化也需要依靠每

    年几百万到上千万的农民工继续从农村转向城市，我们把这部分人口叫

    作“农业转移人口”。

    这部分人口的趋势如何？2014年，这部分人口已经达到峰值，从

    2016年开始它已经在负增长，农民工的增长速度会下降，城镇化也会有

    减速的趋势，因此我们需要推动城镇化，需要进行改革。改革可以得到

    及时的改革红利，也就证明，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加快以人为核心的新型

    城镇化，就可以提高城镇化的潜在增长能力。

    我们前几年做了一个模拟，在2011—2020年，如果每年非农产业劳

    动参与率(劳动率供给)能增加1个百分点，对应这个时期的潜在增长

    率会增加0.88个百分点，几乎是1∶1。同样，如果全要素生产率的速度

    提高1个百分点，对应的潜在增长率几乎也会增加1个百分点，因此这两

    项改革可以带来真金白银、实实在在、显而易见的改革红利。

    现在要推进改革，我想应该做以下三件事情。

    第一，真正认识到改革是有红利的，改革和增长不是此消彼长、有

    此无彼的关系，改革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至少户籍制度改革能够做到

    这一点(增加劳动力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第二，即使认识到改革能够带来红利，但这个红利能够得到吗？户

    籍制度改革的成本已经确定了，目前来看，城市政府一定要承担这项成本，但它带来的改革红利对潜在增长率的提高是不是能够完全排他性地

    被当地城市政府获得呢？不一定，因此改革成本和改革收益变成了不对

    称的东西。这时候必须做出恰当的制度安排，让大家分担改革成本，分

    享改革红利，预期明确才可能推进改革。

    第三，我们应该看到，户籍制度改革也一样，要把目标定在机制和

    体制的变化上，而不要用指标来考察它，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必须着

    眼于让真正意义上的资源重新配置，推动城镇化，获得改革红利。第一篇

    中国奇迹

    中国改革开放已历时近40年，经济腾飞，民生大为改善，被誉

    为“中国奇迹”。“中国奇迹”带来的改变是几千年来的中国历史上从

    未有过的，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极为罕见。本篇旨在通过人口与发展理

    论，剖析“中国奇迹”背后的逻辑，把中国经济放到大历史的角度、全

    球的范畴，加以探讨和研究，以便为中国巨轮在深水区航行指明航向。

    中国经济的发展经历过哪些阶段？中国经济的发展又有怎样的独特性？

    如何认识中国经济的发展？认识中国经济时容易产生哪些误区？对此，本篇各章节有详细的分析与解答。第一章

    理解经济的发展阶段

    关于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我在很多文章和讲座中都反复讲过。我

    常把自己的研究比喻为俄罗斯套娃。我讲故事的时候，听众一边听一边

    质疑，在回应听众质疑的过程中，我也不断做新的研究。我的这些研究

    涉及中国经济和国际经济史的整个过程，兼收并蓄各国经验的经济增长

    原理。我把这些用一个统一的模式融合起来，同时把我所做的每个局部

    研究合并进来，就像一个大的套娃。这个大的套娃其实就是一个大的框

    架。本章的内容是把经济增长进行一般性阶段划分和中国如何对号入

    座，放在每一个特定发展阶段，在每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上列出重要的

    理论命题，并分析这些命题的中国版本是什么。

    如何划分经济的发展阶段

    谈及经济的发展阶段，无论如何都绕不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经验。

    中国经验不仅仅是中国的经验，而且是唯一有利于我们理解经济增长理

    论和发展经济学的经验。从国际经济的图景来看，中国几乎走过了经济

    发展主要阶段的绝大部分，正在逐步迈入最后的阶段。我们经历的范围

    很大，同时又是在相对短的时间内跨越了很多重要的阶段，因此有足够

    多的观察和素材。同时，中国的经历中特别重要的是由盛而衰，然后由

    衰而盛的过程(见图1–1)。图1–1 中国由盛而衰和由衰而盛

    从大历史的角度回望中国经济的历史图景可以发现，中国的GDP总

    量占世界的比重曾经很大，最高的时候是在1820年前后，占到全世界

    GDP的13。后来它一路下降，人均GDP也一路下降，一直降到最低

    点。图1–1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GDP总量和人均GDP在降到

    最低点之前，坐标的刻度都是以千年、百年、数十年这样来划分的，之

    后则是以每年为一个划分段。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在非常短

    的时间里，就逆转了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地位，所以我认为中国的经验

    应该能对经济增长理论做出应有的贡献。

    我们先来看看应如何划分经济增长阶段。应该说很长一段时间以

    来，我们既学经济学，也学增长理论，但是不太关心阶段划分的问题，更多接触的是所谓现代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当然，在它的基础上又有创

    新修正，比如说新增长理论。但是当年我们在读书期间学发展经济学、学增长问题的时候，接触的是对增长阶段各种各样的划分，而现在的潮

    流是，现代的理论越来越不倾向于划分阶段。我认为划分阶段还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作为世界经济增长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有一个阶

    段，前面有比我们更富裕的国家，我们是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后边还有

    中等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和许多贫困国家，于是我们从整个人

    类经济发展长河中，有一个阶段的划分，就能找一个好的坐标。然后把

    我们放在特定的坐标中，“瞻前顾后”，就能认清我们处在什么阶段，有

    什么挑战，我们可以接受什么样的经验，吸取什么样的教训，所有这些

    经验教训对我们而言都会变得更有针对性。

    宏观经济学应该是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研究周期问题，是短期的；

    一部分叫经济增长。但是，现在大多数宏观经济学家其实不谈经济增

    长，而是关注周期问题，关心货币发行量、PMI最近有什么变化、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有什么变化、就业有什么变化等这些相当短

    期和具体的东西，反而把宏观经济学变得不那么宏观了。如果我们认识

    长期经济增长，又有阶段的概念，就容易形成一个真正宏观的视野，能

    够把中国的近期问题放在一个长期框架中来认识。经济学家卢卡斯说，研究一个国家长期经济的盛衰起伏，是一件如此诱惑人的事情，以至于

    一旦开始思考这些问题，就心无旁骛了。所以，我们观察分析更长期的

    发展，对理解当前的问题会有更多的帮助。

    过去对经济增长阶段的划分可谓五花八门。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人

    物是罗斯托，此人既是经济学家，也是政治家，曾经在美国当过很高的

    官，他对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对相当一部分经济学人的影响是很大

    的。早期他把经济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是传统农业社会，生产率

    很低，标准的贫困社会。第二是为起飞准备条件的发展阶段。因为贫

    困，大家都努力发展，并且为发展准备了一些必要的条件。第三是起飞

    阶段，关键是满足必要的资本积累水平。第四是步入正轨的经济发展阶

    段。第五是大众消费阶段，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大幅度提高。后来他在

    修正这个理论的时候，又加了一个提高生活质量阶段。现在人们一般只

    记住了他的前五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这些人在世界上的影响很大，但是到了60年代，人

    们开始怀疑发展经济学，到七八十年代以后就开始放弃发展经济学。在

    美国大学里基本上是没有发展经济学课程的，我们熟知的像刘易斯这样

    的经济学家，在西方已经不被人提起了。他们认为经济发展就是像美

    国、欧洲一样的新古典的增长过程，因此他们不再划分阶段。

    但是近年来又出现一个新的变化，比如说青木昌彦教授。几年前召

    开的世界经济学家大会，当时他是世界经济学家联合会的主席，他的主

    席报告按照东亚的经验把经济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马尔

    萨斯阶段，或M阶段，主要表现是贫困的均衡陷阱，即使人们短暂地摆

    脱了这个陷阱，收入水平刚一提高就多生孩子，人一多就把原来的产品

    摊薄了，人均收入水平又降下来了。第二个阶段是政府主导的工业化阶

    段。这个阶段有一个时期的重点是经济结构的调整，逐渐缩小农业份

    额，扩大第二、三产业的比重，也叫作库兹涅茨转变或K阶段。

    我曾经对青木昌彦教授说，他的这个阶段也可以叫刘易斯阶段，因

    为它主要涉及的是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他最初接受了，说也可

    以把它叫作L阶段。后来回去他认真想了以后，还是坚持叫K阶段。第

    三个阶段是H阶段，是一个靠人力资本提高生产率的发展阶段。如果你

    能够通过这一关，就进入第四个阶段，即后人口转变阶段。这个阶段基

    本上就是老龄化社会，生育率非常低，不再有人口红利，就像所有的新

    古典类型的经济一样，只有靠生产率的提高、技术进步和创新才能得到

    发展。青木昌彦教授主要以东亚地区模式来进行划分。

    理论经济学家中特别是经济增长理论中倾向于划分阶段的，是一个

    叫普雷斯科特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和一个同事在一篇文章中

    说：“我们过去只承认一个新古典增长，叫作索洛阶段，其实不能忽略

    人类在很长时间里是一个马尔萨斯的发展类型。”因此他建立了一个模

    型，说人类至少有两个发展阶段：一个叫作马尔萨斯阶段，一个叫作索

    洛阶段。前面是一个贫困的均衡，如果你打破了这个均衡，实现了经济增长的转型，那么就进入新古典阶段，就要遵循索洛所提出来的——经

    济增长唯一的来源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作为在传统的经济理论中打

    开的一个缺口，主流经济学家终于承认除了索洛阶段，还有其他的发展

    阶段。

    同时普雷斯科特还提出，在马尔萨斯和索洛之间应该还有一个其他

    的阶段。他没说这个阶段应该叫什么，他说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消除

    阻碍农业中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障碍。也就是说，这是劳动力从农业

    这个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向非农产业和城市那些生产率更高部门的一个

    过程。这个阶段对我们来说很自然，这个就是刘易斯(L)阶段，就是

    所谓的二元经济发展。不过，青木昌彦教授还是不愿意把K阶段叫作L

    阶段。

    按照他们已经做的工作和观察，中国走过的路程，以及在我们看到

    大量发展经济学的文献以后，我们确定，经济发展可以划分为四个阶

    段：第一，马尔萨斯贫困陷阱或M类型的经济增长。第二，刘易斯的二

    元经济发展，或L类型的经济增长。第三，刘易斯转折点，或T类型。

    我们特别把刘易斯转折阶段列出来，因为它对中国有特别的含义。第

    四，索洛新古典增长，或S类型。

    有了这四个发展阶段的划分，我们就得到一个框架。我们可以按照

    这个框架来观察人类历史是怎么发展的，中国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今

    天处在哪个阶段，我们在每个阶段上会面临什么样的重大命题，这些命

    题正是广大的知识分子关心的。中国未来经济的走向如何，也是经济学

    家关注的重要的理论题目。

    在后面的几节中，我们分别来看一下这几个阶段，以及和这几个阶

    段相关的重要命题是什么。马尔萨斯陷阱：“大分流”前的漫漫长夜

    我们首先谈一下马尔萨斯贫困陷阱。马尔萨斯发展阶段是我们最不

    应该忽略的，因为人类长期处于马尔萨斯贫困陷阱之中。经济理论学家

    琼斯说，大家一般公认的人类历史已经有100万年，他把人类100万年历

    史假设成100码长的美式橄榄球场，假设人类从橄榄球场的这一头起步

    往那边走，走到99码的时候，即时间已经过去99万年了，只给人类剩下

    1万年，这时候，人类最重要的产业——农业才出现。再继续走，到了

    公元初，到了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这个时候距球场终点只剩下7英寸

    了。再继续走，有一个重要的节点是工业革命，对于今天来说工业革命

    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但是到了工业革命的时候，人类历史已经走到了

    剩下不到1英寸的地方。工业革命是划分马尔萨斯贫困陷阱和现代经济

    的一个关键点。可见，人类99.99%的历史都是处在马尔萨斯时代，也就

    是贫困陷阱。

    只是到了工业革命时代，即1800年左右，世界上才出现了人均收入

    的实质性增长。在这之前，全世界的人均GDP基本上是在100美元左

    右，之后开始迅速提高，现在大概几千美元。在这个提高的过程中，并

    不是所有的国家一起提高，首先是英国，然后是欧洲大陆，之后扩展到

    欧洲的移民国家，比如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后来扩大到了东亚的

    日本等。

    也就是说，在工业革命以后，人均收入有实质性增长的同时，在世

    界上出现了大分流，一部分国家开始了快速的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但是还有大量的国家处在落后、贫穷、缓慢的增长或者停滞中。因此大

    分流和世界经济增长，是工业革命之后的事(见图1–2)。

    因此，马尔萨斯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我们不能忽略。同时

    我们知道今天的世界有大量的马尔萨斯现象：人们说人口爆炸是马尔萨

    斯陷阱；说出现自然灾害、饥荒是人口和自然环境之间的不协调，是马尔萨斯式的抑制；出现气候变化的恶果同样也会联想到马尔萨斯；出现

    了战争与冲突，也说这是马尔萨斯抑制在起作用。因此在某种程度上，马尔萨斯理论在今天也可以找到应用场景。

    图1–2 工业革命之后的“大分流”

    马尔萨斯理论对中国人来说是臭名昭著的理论，其实在世界上也

    是，过去200多年大家都在对其进行批判，但是他却成为一个人们永远

    忘不掉的经济学家。有人做了一个有趣的比较，20世纪90年代在伦敦的

    拍卖市场上，你去找英国最有名的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的第一版，其拍

    卖价为：现代经济学之父斯密的《国富论》为2万英镑，另一位伟大的

    经济学家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仅为6 500英镑，而马尔

    萨斯的《人口论》则高达3万英镑。从这个侧面可以反映出，马尔萨斯

    的影响力甚至比斯密和李嘉图还要大。

    这是一个特定的阶段，在认识这个阶段时，人们很自然地提出一个

    命题，即如何解释“大分流”。为什么在工业革命之前，世界上所有的国

    家，无论何时何地，都处于贫困状态。也就是说，无论你在欧洲、亚

    洲，还是美洲，无论是在罗马帝国时期，还是在中国的秦代，甚至更早或者更晚，人类生活都是一样贫困，没有什么差别。如果你在研究经济

    史的时候，凑巧没有比较经济发展水平或者富裕程度的指标数据，你完

    全可以用人口的平均身高作为代理指标，来衡量人均收入水平。

    有一个有趣的例子，我曾长期担任主编的一本杂志叫《中国人口科

    学》，一个德国人投了一篇研究兵马俑的稿子，我也不能完全看懂，但

    是觉得很有意思，就给他发表了。他做了考察，兵马俑的原型是真人大

    小的士兵，士兵当然要挑最年轻和身体最好的人，因此他做出一定假设

    之后，估算了秦代士兵的平均身高，得出了一个结论。他发现秦代士兵

    的平均身高要高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士兵的平均身高，这意味着美国到

    了南北战争时期依然处在马尔萨斯阶段，它的生活水平并不比中国秦代

    高。

    为什么到了工业革命时期一下子就出现了如此不同的路径呢？人们

    提出“大分流”这个重要的命题，中国人给这个命题起了一个中国版的名

    字，叫“李约瑟之谜”。李约瑟是中国科技史专家，他比较早地提出了中

    国在历史上是很发达的，不仅经济发展水平很高，科技也是领先于世界

    其他地区的，但是到了近代，中国就跟西方拉开了距离，明显落后了。

    他说：“我们要解释的是，为什么中国在前现代时期科技领先世界，到

    了工业革命的时候却落后了。”中国有很多学者写了大量的文章来讨论

    这个问题，众说纷纭，大家也可以看一看。也有很多经济学家讨论这个

    问题。在此没有过多篇幅涉及这些讨论，不过我想简单地讲两点。

    现在的经济增长理论，已经形成一个普遍认识，即经济增长的核心

    其实不仅仅是物质资本的积累，不是土地的多少，而是来自ideas，过去

    我们把它翻成“思想”，其实不对。如果一定要翻译的话，我们应叫它

    为“创意”或者“创新”。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解释经济增长与否，有两个

    必须关注的东西：一个是物质资本的积累，一个是人力资本的积累。有

    了人力资本的积累才可能有创新或创意，有物质资本的积累才能把创新

    和创意变成实质性的物质的经济增长。但是，这两个东西在马尔萨斯时代的任何国家都是稀缺的。如何把这些东西培养、积累起来是问题的关

    键，所以，要从是否具备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激励机制着眼。中

    国与西方，恰恰是在这两点上产生了差距，进而出现大分流。

    第一，中国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中缺乏物质积累的激励。在早期马尔

    萨斯时代，大家都务农，人均GDP只有100美元，让每一个农业劳动者

    进行物质资本的积累是不可能的，因此在那个年代需要国家的积累，或

    者形成一个地方性的能够具有积累的激励机制的经济体。在欧洲形成了

    典型的分封制——你有战功或者是贵族，就分给你一片土地，建立庄

    园，形成独立的经济体。你可以和外国人做贸易，你的经济发展了，我

    不会进行剥夺，但是我们两个之间是契约关系，我分给你土地，你享受

    它的成果。到了打仗的时候，由于当时没有国家军队，所以你要带人跟

    着我去打仗。没有钱的贵族也可以自己披一身盔甲，骑匹马，扛支枪跟

    我去打仗。由于在君主、贵族和地方经济体之间形成了这种契约关系，因此地方有发展自己经济的动力和激励，实现了小农经济一家一户无法

    做到的事情。

    中国比较早地形成了中央帝国，这个帝国的中央政府是不能直接搞

    经济的，除非要修长城，要修都江堰。大多数情况它都不参加经济建

    设，只是派官员去负责抽税征兵。官员只对皇帝负责，对中央政府负

    责，不对地方经济负责，也不会从地方经济中得到直接好处。土地可以

    买卖，也有其他自主权，但是从产权上讲统统是莫非王土，因此我们没

    有形成独立且有很强激励性的，并且具有一定规模的地方经济主体。这

    是物质资本的积累机制的不同之处。

    第二，关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很多学者包括李约瑟和林毅夫教授都

    讲，我们的科举制度是最阻碍人力资本形成的一个因素。但是很多人的

    研究到此为止，并没有说科举制度为什么会产生。制度是被需求诱致产

    生的，科举制度也是如此。那时中央王朝和地方不是西欧那样的契约关

    系，而是中央政府有绝对的权威，这种权威要不断地被重复，不断地被确定，不断地由每一个精英直接表达出来，因此在选择精英的时候：其

    一，你要能够论证皇朝和中央政府的合法性；其二，要表明你的忠诚。

    当时统治者发现在诸子百家中，儒家的学说是最有利的，可以利用这一

    套基本伦理，使精英们表达对皇朝的忠诚，因此就接受了这个思想，独

    尊儒术。再用科举制的形式确定下来，所有人想进入精英阶层就只有一

    座独木桥。这座独木桥就是要考八股，根本不允许创新。

    中国社会也有能工巧匠或者科技精英，既然人口众多，创意也可以

    大量涌现。但是现在只给了他们一条路，大家都挤到那座独木桥上去

    了，而科技、工艺、技能这些东西在当时都是不受鼓励的。虽然有创

    新，也有发明，但是无法形成足够的氛围，也不能形成临界最小努力，没有形成打破马尔萨斯陷阱的力量。这是马尔萨斯发展阶段的重要命

    题，在国际上要解释大分流，而在中国则要回答“李约瑟之谜”，即为什

    么我们在近代没有能够实现工业革命，没有成为资本主义的故乡，而是

    落到了后面。

    人口红利驱动的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

    我们再来看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刘易斯在1954年发表了他的

    重要文章，即《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并于1979年得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从此他给了我们一个工具，让我们知道了在很多发展

    中国家，发展的主要过程就是把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不断吸纳出来，用

    不变的工资吸纳他们进入非农产业，直到有一天把劳动力吸收完，整个

    过程就叫二元经济的发展过程。

    包括刘易斯本人也没有明确讲，二元经济发展其实是两个过程，至

    少你要看两个事件才能看明白：一个是经济过程本身，劳动力不断被吸

    收、工业部门不断扩大的过程；一个是人口转变的过程。这个人口转变

    过程总的来说可以这样描述，就是生育水平或者人口增长会从马尔萨斯类型(出生率很高，死亡率也高，人口增长率并不高)，逐渐开始人口

    的增长，进而到了现代人口转变的发展阶段，人们开始较少地生孩子，生育率慢慢下降。作为对人口总量变化的一个回应，是劳动年龄人口的

    变化，比如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与人口增长率有20年的时滞，也经历了

    从低到高再下降的过程，最终出现人口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也

    下降了。

    因此，有两条倒U形曲线，揭示了为什么我们有剩余劳动力(见图

    1–3)，为什么能够得到人口红利，为什么这个人口红利终究会过去，剩余劳动力终究要吸纳殆尽，为什么我们要进入一个老龄化社会，为什

    么我们终究要走向新古典的增长过程。这是我们想讲的二元经济发展过

    程。

    图1–3 人口转变的两条倒U形曲线

    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银行向世界推荐所谓的“东亚奇迹”，当时主

    要以“亚洲四小龙”的成功为代表。很多新古典经济学家，由于不懂什么

    叫剩余劳动力，不懂什么叫人口红利，因此批评东亚经济，说这些国家

    和地区没有什么奇迹，好日子也不会持续下去。最典型的是克鲁格曼教授，他看到几篇重要的计量经济学文章，许多论点使用的是新加坡的数

    据，他就说新加坡的GDP增长主要靠生产要素，即资本和劳动力投入，没有技术进步，没有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苏联就是这种增长模式，最

    后经济崩溃了，所以他说东亚经济就是个纸老虎。因为他虽然是一个凯

    恩斯主义者，骨子里信奉的增长理论却是新古典那一套，不知道东亚是

    有剩余劳动力的，也不知道东亚有一个特殊的人口转变过程，在特定的

    时期能够创造人口红利。他没有做严肃的研究，只是把别人的研究成果

    写成普及性的文章。结果大家都和他争论，很多人批评他的观点，因为

    这个事，他在新加坡很出名。

    我听说林毅夫讲过一个故事。在2000年的一个会议上，克鲁格曼去

    参会，李光耀也在，人们把他介绍给李光耀，说他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

    主，李光耀说：“我当然认识他。”接着又说：“克鲁格曼教授，我向您

    请教一个问题，您说新加坡过去的经济增长都是靠高储蓄、高投资，资

    本回报终究会下降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但是这种高投资、高储蓄在

    新加坡已经持续了40年之久，我们的回报到今天还是很高，您怎么解释

    这个现象？”这个故事到此为止，不知道克鲁格曼是怎么解释的。我觉

    得他可能解释不了，因为他不知道人口红利。

    在东亚各国都是有剩余劳动力和人口红利的，因为我们经历过很快

    的人口转变过程，劳动年龄人口曾经一度迅速增长。过去我们测算人口

    红利，是把人口抚养比单独作为一个变量，放在经济增长的模型中来看

    它贡献了多少。后来我想了一下，这并不一定是恰当的方法。我们应该

    看到人口因素在所有经济增长的变量中都起到了作用。

    图1–4展示的是中国从改革开始直到2009年的数据，当整个经济增

    长速度接近10%时，每一种生产要素和生产率做出的贡献。最大的一块

    贡献是资本积累的贡献，占到60%—70%，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靠这部

    分促成的。看上去它不是什么人口红利，其实不然，它跟人口因素密切

    相关。我们讲两个理由：一是如果劳动年龄人口增长迅速，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很自然它倒过来的指标就叫作人口抚养比，人口抚养比则不断

    下降，人口的负担很轻，我们生产的剩余则可以积累下来用于投资，这

    就保证了物质资本的来源；二是物质资本要想不断投入，对经济增长起

    到的正面作用，还要有回报率，但是新古典增长理论告诉我们说，仅仅

    靠物质资本的投入，回报率会下降，因为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在起作用。

    但是边际报酬递减的前提条件是劳动力短缺，即一种要素数量不变，不

    断增加另一种要素投入，报酬一定会递减。但是在东亚和中国有无限供

    给的劳动力，你积累了多少资本，我就有成比例的劳动力和你匹配。过

    去30年，中国大量的劳动力每年从农业转出来，保证了劳动力的无限供

    给，因此没有出现报酬递减现象。过去清华大学有些老师做过研究，证

    明中国在很多年里资本回报率相当高，这就是人口因素带来的。除此之

    外，人力资本、劳动力、劳动力的配置，即从低生产率的部门(农业)

    转到高生产率的部门(非农)重新配置，都和人口有直接关系。

    图1–4 改革时期增长的人口红利贡献

    中国长时间处在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刘易斯理论是可以用来分析中国的。很多人深受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影响，不愿意承认这

    一点。美国有一个专门研究中国的经济学刊物，叫作《中国经济评

    论》，它的主编应该是一位新古典经济学家，他对我提出的刘易斯转折

    点已经到来的判断并不赞成，但是他觉得这个话题很重要，相关讨论也

    比较深入，于是他就组织正方和反方一块儿写文章。当然我是正方，他

    也找了反方，最后他变成了更极端的反方。正方说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

    已经到了，反方说还没有到，这位主编则认为，刘易斯这个命题在中国

    根本不成立，刘易斯理论根本没有解释力。

    我们知道，1979年刘易斯去斯德哥尔摩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跟他一起获奖的还有一个人，就是林毅夫的导师舒尔茨，他俩一起获

    奖，都有很大的贡献。但是，他们的观点却是针锋相对的。刘易斯认为

    在发展中国家有一大批剩余劳动力，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是零或者是负

    数。舒尔茨则坚决反对说，没有什么剩余劳动力，认为市场会把剩余劳

    动力的价格压得很低，最后就结清了，更不会出现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

    零的现象。他们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但是最后两个都有道理，都有启

    发，就一块儿获了奖。

    我顺便插一个趣闻，大概在1995年，我突然接到一位美国教授的邀

    请，说他有一个难题，请我来帮助解决一下。他做的课题是关于中国农

    业发展的，就卡在了剩余劳动力问题上。我就摘了一个现成的桃子，帮

    助他用一周时间对剩余劳动力做了一个估算，整个课题我就成了三个作

    者之一。在课题结项的时候，资助方请一些大牌专家来评论，其中一个

    人是林毅夫的另一位导师约翰森。这个教授狠狠地批评了这个课题，而

    且主要批评的是我做的剩余劳动力这个部分，说根本不应该有剩余劳动

    力。因为他是芝加哥学派的重要经济学家，也可以算是舒尔茨的学生，他坚决要捍卫说没有什么剩余劳动力，说这个课题不行。当时我们三个

    作者的态度很坚定，反对批评意见，也没有做修改，最后结项了，出了

    书。有趣的是，约翰森教授人特别好，他对中国学生尤其好。退休以

    后，他的两个最重要的学生林毅夫和赵耀辉经常邀请他到中国来访问、做研究，他做了大量关于中国农村的调查和研究。最后，林毅夫和赵耀

    辉为他编了一本很厚的论文集，全是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我也认真拜

    读了，发现他的论文有不少地方讲到中国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完全承认

    中国有剩余的劳动力，指出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比其他部门要低很多。很

    多新古典经济学家可能还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就

    解释不了东亚奇迹，也解释不了中国奇迹。

    经济学家是一个最不容易形成共识的职业群体。但是，一旦从实证

    研究中获得了关于某种假说的经验证明，那些严肃而且以追求认识现实

    为己任的学者，往往是可以放弃成见而乐于接受新观点的。约翰森教授

    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2000年，我主编的《人口与劳动绿皮

    书》首卷出版，那卷是以农村人口和劳动力为主题的。约翰森教授看到

    后(很可能是请他的学生介绍了书的内容)，主动给我写信表示祝贺，并指出研究中国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的极端重要性。很显然，他已经放弃

    以前坚持的观点，承认中国农村存在剩余劳动力。

    约翰森教授的得意门生林毅夫教授也是这样一位学者。有趣的是，林毅夫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回国后，我们就开始合作。在合作中几乎是

    唯一没有共识的方面，就是我非常看重农业剩余劳动力在认识中国农村

    和中国经济中的作用，而他作为芝加哥大学的杰出毕业生，舒尔茨和约

    翰森的高足，完全不承认有剩余劳动力这回事。所以，很长时间里我们

    都不再争论这个问题，我坚持研究我的，他继续忽略他的。更有趣的

    是，如今，我看到了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剩余劳动力即将转移殆尽，而林毅夫却越来越频繁和严肃地讲到农业剩余劳动力。图1–5 中、日、韩农业劳动力比重变化

    我们知道，二元经济发展时期是一个劳动力不断从农业转向非农产

    业、农业劳动力比重不断下降的过程。日本、韩国和中国是最典型的经

    历二元经济发展时期的国家，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下降速度很快(见图1–

    5)。日本在1960年的时候到达了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它的农业劳动力

    比重还是在不断下降。很多人批评我说：“中国有的是剩余劳动力可以

    转移，你怎么说刘易斯转折点到了？”其实，我没有说没有劳动力可转

    移了，但是刘易斯转折点还是到了。刘易斯转折点的含义只是说还有剩

    余劳动力，但是如果不能提高工资，人家就不再转移了。韩国1972年到

    达刘易斯转折点，在此之后劳动力仍在继续转移。我认为中国在2004年

    到达刘易斯转折点，过去，农业劳动力是迅速转移的，今后仍将迅速转

    移。

    刘易斯转折点与中等收入陷阱第三个发展阶段或增长类型是针对中国的特点特意构造出来的，即

    刘易斯转折点，它对我们有特别的意义。前文提到，并不是说刘易斯转

    折点到了，剩余劳动力就没了。你去读刘易斯的经典文章(其实只是几

    篇文章而已)，读完以后会发现，到达第一个转折点时，剩余劳动力还

    是有的，但是过去用不变水平的生存工资就可以无限吸纳劳动力，现在

    就不太可行了，你必须给他涨工资，促使他继续转移出来。因此，当出

    现了普通劳动者的短缺现象，出现普通劳动者工资的持续上涨时，就是

    刘易斯转折点出现的标志。

    根据中国的特点，我们在刘易斯的模型中加上了一个人口因素。如

    果说2004年我们看到出现了民工荒、招工难，此后农民工的工资一直处

    在上涨过程是一个标志性现象，那么背后的推动力至少有一个，就是劳

    动年龄人口增长的速度越来越慢。终于到了2010年，15—59岁的劳动年

    龄人口开始绝对减少。我们的人口抚养比是把劳动年龄人口放在分母

    上，于是人口抚养比开始上升了。前面说的中国经济增长获得人口红

    利，那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便发生了逆转。很自然，经济增长速度

    就会降下来，人口红利应该说就消失了。

    在争论刘易斯转折点究竟是否到来的时候，也有一位好心的国外学

    者提出一个建议，他说因为经济发展是很长的过程，所谓的点就是一

    年，如果不说刘易斯转折点，而是说刘易斯转折区间，即把这种转折定

    位于若干年，也许人们更愿意接受我的观点。我就想这个区间到底有多

    长。从2004年看到了2010年，我们突然发现有两个变化：一是2004年出

    现民工荒、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二是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开始绝对

    减少。这6年的时间应该算是一个区间(见图1–6)。所以，即使说刘易

    斯转折区间，我认为它也走完了。我们面临一个经济增长减速的过程，这时人们开始讨论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图1–6 中国的刘易斯转折区间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特别是中等偏上

    收入阶段以后，常常不再增长了，后面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只能处在中

    等收入阶段，意味着这个国家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陷阱的起始

    点，往往是出现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突然减速的现象。因此，有一些人便

    研究，什么时候经济增长会发生突然减速的现象。美国有一位大牌学者

    巴里·艾肯格林做了一项研究，研究用的是一种特殊的美元标准，并且

    构造了很多国家的数据，包括早期工业化国家，还有东亚和拉美国家。

    结果发现，在人均GDP达到17 000美元时，一般就会发生经济增长减速

    现象。这些国家前7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6.8%，人均GDP到了17 000美

    元之后，7年的平均增长速度一下降到了3.3%，减掉的速度是3.5个百分

    点，降了一半还多。

    如果一定要说中国有个减速点，我觉得是2010年。因为到这一年，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之后就绝对减少了，人口红利就消失了。相应

    地，我们的潜在增长率就大幅度降了下来。按照前面那项研究的口径来计算，2010年中国人均GDP是11 466美元，比美国人研究的一般减速时

    间来得早了一点，这也正好符合中国“未富先老”的特点，人口转变来得

    太快了。

    所谓减速表现在我们估算的潜在增长率下降，也就是说按照劳动力

    的供给、资本投资水平、生产率的进步情况等因素，模拟我们的增长能

    力到底有多强，发现从2010年之后的确下降了(见图1–7)。总的来

    说，1995—2010年，我们的潜在增长率平均是10.3%。实际增长率也差

    不多，大部分年份两者是符合的。在这之后，在“十二五”期间只有

    7.6%，到“十三五”期间将只有6.2%，主要原因是人口红利消失，剩余劳

    动力大幅度减少，这时增长速度就要降下来。当然6%或7%的增长速度

    在世界上看，还是一般规律中减速之前的速度，还不是坏消息。这就是

    二元经济发展结束之际，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刘易斯转折阶段，而这个阶

    段上的重要命题，就是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就像在马尔萨斯结束的

    时候提出一个大分流命题，或者说李约瑟之谜一样。图1–7 中国经济的减速点

    中国还没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只是在减速，减速有可能成为中等

    收入陷阱的一个开端。最有名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是拉美的很多国

    家，还有亚洲的马来西亚等国家。我们总结这些国家的经验，发现中等

    收入陷阱有“四部曲”，也可以看作四个步骤，它们有时候也是并存的。

    第一步是发展阶段变化导致的经济增长减速。有时，大家看到的是

    因为某个特殊的机缘，比如墨西哥比索的贬值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但任何事情总是会因为某一件事情的触发，把背后的逻辑暴露出来。在

    这个发展阶段之前，你有一些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但是到了特定

    发展阶段以后，以往促进增长的手段就不管用了，又没有找到新的撒手

    锏，所以经济增长就要减速。

    有时，减速并不一定是坏事，但是要明白以后如何持续增长。如果

    减速之后不知道其中的原因，不知道人口红利消失了，不知道是因为刘

    易斯转折点到了，不知道是因为传统的靠投入推动增长的模式不管用

    了，而是应该靠技术进步、靠改革，你就会犯一些政策上的错误，就会

    把正常的减速变成经济的长期停滞。这就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第二

    步。1990年之后，日本人口红利消失了，和我们2010年的情况几乎一

    样。但是日本不知道它的人口红利消失了，也不知道它的潜在供给能力

    降低了，以为是需求不足，因此用了大量的精力大规模地刺激需求，还

    搞了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但是刺激并没有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最后错失20多年，基本上是零增长，把减速变成了停滞。

    一个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期间会出现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在这个

    时期，你增长，我也增长，你拿的份额高，我也有所改善，收入差距尚

    可接受。但是，如果经济不再增长，蛋糕不再做大，成为一个大小不变

    的蛋糕，人们唯一可以做的事就是重新分配这个蛋糕。还能均等地分配

    吗？肯定不能。谁的谈判力更强，谁对政策的影响力更大，或者谁以前

    占有更多的资源，谁就可以得到更大的份额。这样重新分配蛋糕的结果，收入差距就会急剧扩大，社会矛盾会变得越来越尖锐。中等收入陷

    阱就走到了第三步。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就提出要改善收入分配，改善老

    百姓的生活，但是由于蛋糕不变并不能兑现诺言，于是他们的政策就变

    成了典型的民粹主义政策。这时，有更强谈判力和政策影响力的人会站

    出来，反对任何形式的改革，导致这些国家陷入恶性循环，导致体制固

    化。这时，第四步则会把一个国家真正带入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国家中

    最典型的是阿根廷，阿根廷在20世纪30年代比美国还要富裕，历史上人

    均GDP曾经超过1万美元，几乎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是在那之后不

    仅停滞不前，甚至开始倒退。

    我们应该想方设法来避免掉进这个陷阱。我先用运动员的例子来讲

    讲什么叫潜在增长率。潜在增长率就是运动能力，对运动员来说，潜在

    增长率是他作为个体，身体素质有什么样的能力和极限。对于运动员来

    说，还有他的生产率的变化，他的生产率是教练团队和科学的训练，所

    有的这些加在一起，形成稳定的应该达到的成绩，那个成绩就是潜在增

    长率。当他的成绩不再增长，稳定在某个水平，甚至有时会下降的时

    候，可能是因为他的极限发生作用了。比如他从18岁长到28岁，潜在增

    长率就要开始下降了。如果这时我们站出来说，不是这么回事，下降的

    问题是缺乏刺激，是需求不足导致的，可以用需求的因素刺激他。我们

    到网上去鼓励一个运动员或者骂一个运动员，或者行政主管部门说这是

    政治任务，要为国争光，或者广告商用物质利益去刺激他等，结果不知

    道运动员的潜在增长率和供给方因素，仅仅从需求方去刺激他，总想让

    他在实际增长率之上去比赛。有的时候也许会达到目的，但是总体上

    看，必然出现的结果就是使运动员受伤。拿这个比喻来形容经济增长，要说的事情就更多了，结果可能是通货膨胀或泡沫经济，甚至会制

    造“僵尸企业”。

    有人讲中国新一届政府有一个新的经济框架或思路，也就是外资机构巴克莱银行提出的“克强经济学”(Likonomics)。其第一条就是不搞

    大规模刺激计划，这个概括是对的。日本就是刺激经济，它的人口红利

    消失，不再有剩余劳动力，传统制造业没有竞争力了。表面上看，确实

    是需求的因素，背后却是它的劳动力不像过去那么充足了。如果这个时

    候刺激经济，还要生产更多的产品，结果没人买，再刺激也没用。那么

    刺激基础设施建设呢？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需求是派生性的，有相应的

    实体经济增长，才会对基础设施建设提出相应的要求。产业增长慢了，潜在增长率下降了，反而要刺激基础设施，就没有人愿意投资。在没有

    投资激励的情况下刺激基础设施建设，必然会扩大流动性。钱总要流向

    一个地方，除了流到贪污腐败分子的腰包里，还会流向非实体经济，比

    如理财行业等虚拟经济。

    凯恩斯就主张刺激经济。当年，一位与他一起在政府任职的经济学

    家给他写信说：“如果你宣布启动一项2亿英镑的宏大计划，将会在至少

    一年的时间里拿不到一个订单，因为经济中没有需求。当流动性放出以

    后，对股票部门有很强的刺激性，人们都会把它放到虚拟经济中去投

    资，结果就是泡沫经济。”这个分析真是有预见性，在日本和中国，流

    动性释放出来后，人们买股票、外国资产和梵高的画，炒房地产，所有

    能够在实体经济之外创造财富的理财产品都买，实际上已经背离了经济

    刺激政策的初衷。这必然导致的结果是经济泡沫起来了，终究要破灭。

    日本捅破了泡沫以后，就陷入20多年的停滞。

    我们必须认清形势，问题出在供给方，是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解决

    这一问题是有办法的。让我们回到前面讲到的故事：克鲁格曼和李光耀

    的对话。李光耀说新加坡的高储蓄率持续了40年，投资回报还这么高，问克鲁格曼怎么解释。问得非常好，因为克鲁格曼不懂人口红利，所以

    没办法回答。但李光耀也有一个混淆是非的地方，他混淆了投资回报率

    和资本边际报酬。这两个东西，有时候存在一致性，有时候也不尽相

    同。我们看看图1–8，横坐标是二元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长期不断

    从农业中转移出来。一边转移劳动力，一边积累资本，直到刘易斯转折

    点到来之前。在纵坐标上的资本边际报酬可以保持不降低，同时资本回

    报率也可以很高，一直保持在OA 的水平上。但是刘易斯转折点到了，劳动力成本提高了，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的了，资本边际报酬就会下

    降，导致资本回报率下降。一种可能性是我们不去管它，则会按照QB 0

    这个趋势降下来。我们可以看看还有没有制度潜力，通过改革可以创造

    制度红利。中国经济增长减速，原因是劳动力不充足了。因为劳动力受

    到户籍制度等因素的约束，所以如果打破这些约束，就可以增加劳动力

    供给，延长人口红利，让资本边际报酬的下降速度慢一点。让资本边际

    报酬的下降速度不是QB 0 而是QB 1 ，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新加坡实际上

    就是这么做的。图1–8 减缓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和保持资本回报率

    在刘易斯转折点之后，新加坡采取了开放的移民政策，利用了一个

    开放的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今天，新加坡40%的GDP是由外籍工人创

    造的，它可以防止资本边际报酬过快下降。日本的移民政策很严格，所

    以劳动力就是短缺的。中国未来缺少劳动力，但是，即便现在把所有号

    称有人口红利的国家的人口加在一起给我们也不够。虽然我们有潜力可

    以挖，如让农民工转移得更充分一些，但是，最终我们的资本边际报酬

    总是要下降的，人口红利总是要彻底消失的。这时我们可以通过技术和

    制度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把资本边际报酬下降的那部分补回来，仍然可以使资本回报率不下降，即沿着QB 2 变化。新加坡做到了这一

    点，该国目前全球创新的排名列在前10位，日本则在20位以后。这两个

    过程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都是通过改革创造制度红利的过程。

    我们做了一个模拟，按照目前的趋势，如果不改革，中国的潜在增

    长率从现在的水平上还会继续下降。当然，不会下降到停滞的状况。不

    过，我们想问：还有没有人口红利潜力可以挖掘？

    模拟一： 2011—2020年，中国的劳动力总量是减少的，但是如果

    能让劳动参与率更高，让更多的人加入劳动力市场，就可以增加劳动力

    供给。假如每年劳动参与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就可以使这个时期的年平

    均潜在增长率增加0.88个百分点，这是相当可观的。提高劳动参与率，靠延迟退休是不行的，60岁上下的工人的受教育程度已经很低了，企业

    不需要他们。但是企业目前还需要农民工，因为户籍制度的约束，农民

    工没有养老保险，没有社会保障，他们退出劳动力市场太早、太频繁。

    所以如果搞好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就可以增加农

    民工的劳动力供给，提高劳动参与率。

    模拟二： 在此期间，我们想把全要素生产率的速度再提高一个百

    分点，应该说相当困难。我们只是模拟而已，如果的确能够做到，潜在增长率可以增长0.99个百分点，几乎就是一比一的对应效果，这也符合

    西方新古典增长理论的预期，即没有全要素生产率，就没有GDP的增长

    率，全要素增长率直接支撑经济增长。这个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需要通

    过改革得到，也只能通过改革得到。例如，通过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可以继续提升资源重新配置效率，通过优胜劣汰可以提高企业的竞争

    力，从而通过部门内部、企业之间的资源重新配置获得效率，当然还有

    技术进步和创新因素。

    索洛新古典增长：创新改变世界

    最后一个阶段是索洛新古典增长。新古典增长的核心是没有任何红

    利，没有剩余劳动力，资本报酬递减规律发挥作用，因此经济增长的唯

    一来源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是它的基本假设。全要素生产率的提

    高其实有两部分：第一，技术进步。最富裕、最健康的国家在创新力上

    总体都排在世界前列，新技术都是在它们那里通过创新产生的。不过，这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中只起到一半作用。第二，发达国家的资源重新

    配置潜力。过去我们对此没有了解。发达国家虽然没有大量的剩余劳动

    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但是经济学家发现，在部门内部企业之间也

    有生产率的差距。如果你的生产率低于我，说明你的生产要素没有得到

    有效利用，就应该交给我用，应该把你淘汰掉。

    因此，发达国家的企业之间一直在经历生产要素的你争我夺，最有

    效率的企业得到更多的投入和更多的生产要素，因此它能生存下来而且

    规模会扩大。按照一些学者的估算，这种生生死死(创造性破坏)，对

    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贡献了30%—50%。对于我们来说，这种资源

    重新配置效率的潜力当然更大了，城乡之间的生产率有差距，部门之间

    的生产率有差距，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距也很大。我们需要重组，这就

    要求改革，所以改革的红利是存在的。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前途，经济学家莫衷一是。克鲁格曼最近发表了

    一个言论，说中国到达了刘易斯转折点，剩余劳动力没了，前面变成了

    一堵墙，中国很可能撞上这堵墙。他不仅是中国崩溃论的鼓吹者，其实

    他看谁都要崩溃，称得上崩溃论的老祖宗。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希望

    更多的同行，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认同我关于刘易斯转折点到来

    的结论，但是他的引申含义则完全不对。历史上，他也没有说对过，我

    们必须采取行动才能让他的理论再一次破产。另一位中国崩溃论的鼓吹

    者章家敦也引用我关于人口结构变化的观点，同样得出唱衰中国的结

    论，我同样不赞成。

    另一些经济学家则相当乐观，尽管不是无条件的。大家很熟悉的美

    国经济学家萨默斯在很多讲华尔街金融危机的电影都露过脸，他说话很

    直，并不招美国公众喜欢，但是他对中国经济则非常乐观。他有一个做

    冥思的习惯，问自己这样的问题：“300年以后的人们会如何写今天的历

    史？”一次，他说那时候的人们已经忘记了“9·11”恐怖袭击，可能也忘记

    了冷战时代的结束，但是他们一定能够记住中国经济的崛起以及中国的

    崛起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为什么？他说中国大概是唯一能够实现在一个

    人的一生中，生活水平的改善超过100倍的国家。为什么这么说？

    爱因斯坦认为复利是人类发明的最伟大的东西之一，可以被列为世

    界第八大奇迹。在统计学上有一个著名的拇指规则，不用电脑就可以估

    算增长速度，叫作“七二法则”。它的含义是无论人口也好，经济也好，如果每年增长1%，翻一番需要72年；如果每年增长7.2%，10年就可以

    翻一番；如果每年增长10%，7.2年就能翻一番。我算了一下，按照改革

    开放开始时的预期寿命，那时出生的一个中国人，能够在一生见到的人

    均GDP增长应该是70多倍，这是其他国家的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把中

    国的经济放在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中以及各个发展阶段来看，也能让我

    们增加信心，会知道应该干什么。了解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了解我们

    在经济史上处于什么地位，有利于我们找到一些有价值的选题，找到新

    的研究角度。第二章

    中国经济增长到底有多快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间，中国GDP的年平均增长率约为9.9%。增

    长速度如此之快，而且持续时间如此之长，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尽管

    中国经济也曾经遭遇过诸如失业人数增多和通货膨胀的威胁，还存在收

    入差距扩大等一系列问题，但其增长的高速、健康、稳定性质毋庸置

    疑。中国经济奇迹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如何看待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中

    国经济还能持续增长多久？

    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的经济奇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长期保持如此高的增长速度，的确是世所

    罕见。很多人尤其是国际上的专家学者，一度对此持怀疑态度，并且发

    起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探讨高潮。因此，我们有必要认真探讨这个问题，以正视听。

    中国经济增长成绩

    1978—2013年，中国GDP的年平均增长率约为9.8%。一些年份的增

    长率极高，在15%上下，增长率最低的年份为1990年，略低于5%。沿海

    省份实现了超过10%的增长速度。物价指数的年增长率大多数在10%以

    下，只有个别年份在10%以上。不仅是经济总量，人均收入增长也创造

    了奇迹。其间，剔除通货膨胀因素之后，人均GDP的平均增长率高达

    8.8%。按照统计学的一个拇指法则，7.2%的年均增长率可以实现10年翻

    一番，而10%的年均增长率可实现7.2年翻一番。如此可以想象，上述GDP增长速度持续30多年可以产生的效果。

    我们来比较一下不同国家在类似的增长时期，人均GDP翻一番所需

    要的时间：英国58年(1780—1838年)，美国47年(1839—1886年)，日本34年(1885—1919年)，韩国11年(1966—1977年)，而中国只用

    了9年(1978—1987年)，紧接着在1987—1996年的9年中再次翻番。

    1995—2004年分别用8年和9年再次两度翻番，并于2011年再翻一番，而

    这一次只用了7年。中国的人均GDP翻番所用的时间之少，其他国家无

    法相提并论。

    不仅经济总量增长迅速，整个产业增长和调整的速度也非常快，尤

    其是第二、三产业。正是由于斯密—配第—克拉克定理或农业份额相对

    下降规律的作用，使得不同产业的增长速度不尽相同，即农业增长相对

    慢，第二产业增长快，而第三产业地位越来越高的趋势。随着经济发展

    水平和人均GDP水平的提高，农业的产值份额和就业份额就会下降，这

    是一个古老的经济规律。几乎所有的社会在从不发达到发达的经济发展

    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一个顺应这个趋势而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

    过程。

    中国经济的增长不容置疑

    中国经济的增长受到国内外一些研究者的质疑。早在新千年刚到来

    的时候，西方就出现了很多质疑中国经济发展的声音。这里不过多回应

    那些以“狼来了”为己任的炒作者，而只列举一些严肃研究的例子。

    第一，根据一些变量如交通客运量、全社会货物周转量、就业增

    长、能源消耗等，甚至税收等数据，去推测另一些变量(如GDP增

    长)，发现其与经济增长率不一致，从而质疑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这

    个批评具有一定的历史，如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托马斯·罗斯基

    (Thomas G. Rawski)在《中国经济评论》2001年12月号上，发表了专

    门讨论中国1997—2000年GDP统计数据可靠性问题的文章。当时，我和同事为了回应这个观点，专门进行了研究。为了使罗斯基教授能够看到

    并读懂，也专门在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发表了我们的结论。

    总的来说，那些指标的确与GDP增长率密切相关，却不是以简单线

    性的关系表现出来的。忽略经济变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或者把某些

    时期的经验关系应用到变化了的条件下，其结论有很大的风险。其一，增长速度超过一定水平，那些投入因素的增长会更快，表现为较大的增

    长弹性。反过来，当增长速度从很高的水平下降时，这些投入因素的下

    降幅度也更大，大于GDP增长率的降幅。其二，中国的产业结构和发展

    方式在发生变化，变量之间的关系也必然相应变化，看不到这种变化，用以往的经验认识新现象，则会得出错误的判断。例如，传统的经济增

    长主体部分——工农业的产值比重逐渐下降，贡献率缩小；相应地，第

    三产业的贡献率稳步增长。这就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模式的变化，诸如能

    源消耗等投入的特征也会发生变化。

    第二，罗斯基与许多国外学者(甚至许多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国经

    济时，有一个共同的不足，就是读不懂中国的就业数据，以致认为中国

    无就业增长。由于经济增长却不创造就业是一个矛盾的现象，因此，这

    成为质疑中国速度的理由。其实这是一个巨大的误区，可以通过以下例

    子予以澄清。

    在按年度进行的城镇就业统计中，一种口径是单位就业，包括法人

    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根据这一“基本单位统计报表制度”获得的数据，2014年仅城镇单位就业总人数就达1.8278亿。当年我在与罗斯基教授的

    多次讨论中发现，他和其他国外学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就是把这个数

    据当作城镇就业总量的。但是，单位就业总人数并不包括私营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所以一旦把这两类就业加入统计中，城镇就业人数就增加到

    3.4861亿人。此外，由于城镇单位大量使用临时雇用人员和劳务派遣工

    (很多是农民工和下岗再就业人员)，却往往不将他们作为雇员记录在

    报表中，致使这些就业者在统计中被遗漏。所以，以城镇住户为基础，按照国际劳工组织推荐的口径进行调查，得出实际城镇就业总人数竟高

    达3.931亿，其与单位就业总人数之间的差异则可以被看作非正规就业

    人数。这个数字也可能遗漏了大量在城市稳定就业的农民工，根据计

    算，在现行统计的城镇就业总人数之外，尚有4 710万进城农民工未被

    纳入就业统计。换句话说，如果把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农民工全部包括在

    城镇就业统计中，2014年城镇实际就业人数可达4.402亿。很显然，罗

    斯基教授在得出中国无就业增长的结论时，绝非以这个数字概念作为依

    据的。

    第三，实际经济增长总体符合潜在增长率。我们的估算表明，1978

    —2010年，生产要素供给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可以支撑的潜在增长率平

    均为10%左右。随后，在“十二五”期间下降为平均7.6%，在“十三五”期

    间下降到平均6.2%。迄今为止，实际增长率虽然存在年度之间的波动，但平均来看，与潜在增长率是相符的。按照定义，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

    长率相一致，意味着不会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也不会出现周期性失

    业。如果我们把实际增长率与估算的潜在增长率相减，可以得到各年份

    的增长率缺口(见图2–1)，借此，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来的

    宏观经济波动史。图2–1中实际增长率高于潜在增长率的情形表现为正

    缺口，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的情形表现为负缺口。图2–1 增长率缺口显示的中国宏观经济波动

    如果读者愿意做一点简单的计算，即找出宏观经济低迷期(负缺

    口)、高峰期(正缺口)以及正常期(零缺口)相应年份的失业率和通

    货膨胀率数据，便可以发现，宏观经济和劳动力市场指标与GDP实际增

    长率(及其与潜在增长率之间的差异)之间，具有明显的一致性。最典

    型的是三个波动周期，分别在1981年、1990年、1999年和2009年形成四

    个波谷，分别对应着就业冲击最严峻的情形。这种对应关系以宏观经济

    变量之间符合理论预期的一致性说明，中国经济增长数据是符合实际

    的。

    第四，中国居民显现出的巨大消费力，人均收入快速提高、中等收

    入群体扩大的结果，否定了高速经济增长这个事实，就会陷入解释困

    境。我们以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回溯长达30多年的经济增长绩

    效。关于中间群体，或中等收入者，或者国外所称中产阶级的人数和比

    例的估计，其实从来都只是一个定义的问题，不同定义导致大相径庭的

    数量结果。在学术界来看，有人尝试依据人口的主观感受定义中等收入

    者，更多的学者则按照客观收入或消费水平定义中等收入者，后者之中又有以相对水平定义的中等收入者概念，以及以绝对收入水平定义的中

    等收入者概念。应该是，不同的定义分别来自不同的研究框架，有不尽

    相同的学术意图，当然也就对应着不同的数字估计。

    无论以何种定义或估算，作为人均收入长期高速增长以及收入差距

    自2009年以来缩小的符合逻辑的结果，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在迅速扩

    大，对应中国庞大的人口总规模，中等收入群体的绝对数额必然也是引

    人瞩目的，对世界和中国都具有显著意义。下面，我们概要列举一些相

    关的估计数字。值得指出的是，对目前的中国来说，以主观感受定义中

    等收入者的估计数不具有适用性，因为高速增长导致收入增长的预期很

    高，而结构性减速和生活成本上升又会产生落差，所以人们的主观感受

    比实际状况要悲观很多。

    作为一个具有影响、以相对收入水平作为依据的研究，中国社会科

    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采用居民收入中位数为基准，以占该基准水平75%—

    200%的群体作为中等收入群体，得出这部分人群占全部人口的37.4%，共约5.14亿人。其中，75%—125%以及125%—200%分别作为中等偏下

    收入群体和中等偏上收入群体，占人口的比重分别为18.9%和18.5%。

    官方数据也可以作为这种相对收入水平估计的佐证。国家统计局城

    乡住户抽样调查，把城乡居民分为5个收入组，从数据可见，除去20%

    的贫困组外，其他各收入组的每日平均收入都显著超过购买力平价2美

    元的贫困线。如果再除去20%的高收入组，处于中间的20%中等收入

    组，日均收入约为21购买力平价美元，而中间的3个收入组共占人口的

    60%，也都可以算作中等收入群体，包括了高达8.2亿的人口。

    如果以绝对收入水平估算，按照比较通行的世界银行贫困线标准，可以把超出贫困线的人口作为中等收入及以上群体，那么中国的这个群

    体极为庞大。按照美元与人民币购买力平价关系1∶3.5估算，每天的收

    入超过2美元即为脱贫人口，或者广义的中等收入及以上群体。也就是

    说，中国尚有大约5 000万城乡居民属于贫困人口，贫困人口只是人口总数的零头，即13亿中国人都在中等收入以上的分组中。

    如何看待GDP“世界第一”的判断

    人们通常说，对于超常规的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国际上的观察者视

    之为难解之谜，以致不是唱衰的论调，就是“捧杀”的论调。世界银行在

    2014年4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宣称，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GDP总

    量预计年底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对于这个判断，我国官

    方没有做出明确的评价，但是，我们的确应该密切关注，充分研究成为

    第一大经济体的含义。

    目前国际上关于购买力平价的估算存在诸多问题，不足以引以为

    据。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在进行国际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比

    较时，不仅使用汇率法计算GDP总量和人均量，还提供一套按照购买力

    平价计算的分国别数据。由于人们一般认为，各国的价格水平不尽相

    同，汇率也不能完全反映市场均衡水平，所以一些国际机构和学术单

    位，常常按照各国货币对一揽子商品的实际购买能力，计算出购买力平

    价，修正GDP总量和人均水平。这种估算在应用于我国时，往往会有意

    无意地产生两个误判：一是低估我国实际物价水平；二是暗含我国汇率

    仍然被低估的假设。其结果可能过早改变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地位。

    实际上，我国官方从未承认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数字。因此，按照

    一贯的原则，我国不应对世界银行的这个预测做出正式反应。

    不过，对于我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的预期，应该有所预判并及早研

    究，形成政策储备。应该看到，按照我国过去的实际增长速度，以及未

    来一段时间的增长速度预期，经济总量超过美国是迟早的事情。例如，按照汇率法计算的我国经济总量，在20世纪90年代，从占世界第10位提

    高到占世界第6位。在21世纪的前10年，则分别超过法国、英国、德国

    和日本，位居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位。几年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已经预测，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GDP总量将于2017年赶超美国。一般

    认为，按照汇率法计算的经济总量来说，中国也将在2030年之前超过美

    国，跃居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对于世界经济版图这一迟早要发生的重大

    变化，我们应该及时做好严肃的研究和充足的政策准备。

    实际上，被反复渲染的赶超美国的预期，具有正面和负面双重影

    响。从正面来看，我国经济将继续快速增长的预期，有利于增强国内外

    投资者的信心。随着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从连续增长转为绝对减少，人口

    红利逐渐消失，GDP增长率从“十二五”期间开始已经有所减缓。国内外

    分析家有了一种经济悲观情绪。国际上的一些观察家关于中国经济将

    要“撞墙”，或者像美国底特律那样深陷“锈带”命运，乃至泡沫即将破裂

    的各种预言不绝如缕。尽管经济增长中长期面临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正在

    得到改善，却成为唱衰中国经济的素材。国内一些经济分析人士受到增

    长速度减缓等现象的影响，陷入经济悲观主义，乃至提出不恰当的政策

    建议。在这种氛围下，由世界经济发展的权威机构发布看好中国经济的

    新闻，有利于消除分析家和投资者的悲观情绪，为我国经济发展保持持

    续动力赢得信心。

    然而，中国经济超越美国的预测被不断炒作，会刺激美国的神经，使其做出进一步遏制我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举措，不利于保持我国和

    平发展的外部环境。例如，2013年，美国哈佛大学学者阿里森发表文

    章，认为中美面临一个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2000多年前，雅典将

    领、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其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指出，历时长

    久、后果惨烈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起因正是雅典的崛起及其在斯巴达引

    发的恐惧。阿里森还举出诸多其他历史事实，证明在大国关系历史上的

    确存在“修昔底德陷阱”。即使经济总量日益接近甚至最终超过美国，我

    国人均GDP排位仍将长期靠后，缩小与美国在科技、军事、文化等方面

    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差距，仍然需要付出长期、艰巨的努力。因此，我们

    应该放低姿态，赢得时间，加快改革步伐，实现向高收入国家的转变。借此机会，我们应该加紧研究作为对世界经济、政治、外交负有更

    多责任的大国策略。作为世界经济大国，各国对我国所要承担的国际责

    任有更高的期望。其中不乏来自那些欲图遏制我国和平发展的国家的恶

    意要求，如在履行世界贸易组织协议和承诺温室气体排放等方面，否定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也有来自其他新兴市场的经济体和许多发

    展中国家，由于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度大幅提高而形成的更多期待。对

    此，我国应有足够的研究，形成具有长期性、大局性和战略性的策略：

    一方面利用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加快对外投资“走出去”的步伐，提高

    制定国际交往规则的话语权，创造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另一

    方面争取长期保持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身份，本着以我为主、以国内发展

    为主的原则发挥应有的国际作用，创造有利于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经济

    体的世界经济格局。

    对中国潜在增长率的推算

    我们应准确判断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性特征，防止因政策失误

    将增长速度放缓变成经济发展停滞，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虽然按照以往

    的增长率预测，我国终将在总量上赶超美国，在人均GDP水平上进入高

    收入国家的行列，但是从劳动力供给、资本回报率和生产率提高的趋势

    判断，我国GDP增长率预期将逐年有所下降。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出现的

    下行趋势，既有宏观经济周期因素，也反映了长期潜在增长率的变化。

    周期性下行与长期减速是由不同因素造成的，因此，在认识上应该避免

    将两者混淆，而在应对政策上，特别要防止用刺激性手段应对长期减速

    趋势。

    经济增长下行，潜在增长率降低

    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因素都影响经济增长。长期来看，经济增长是受

    供给方因素制约的，这些因素包括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及其生产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生产要素供给水平和生产率

    提高方式皆具有阶段性特点，构成特定的潜在增长率。在改革开放的30

    余年中，得益于人口红利，我国要素供给充足，生产率提升空间巨大，潜在的和实际的增长率都达到很高的水平。

    根据我们的估算，GDP的潜在增长率，即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

    高速度可以维持的正常增长速度，正在从1995—2010年的平均10.3%，下降到“十二五”时期的平均7.6%，到“十三五”时期还会继续下降到

    6.2%。应该认识到，经济增长放缓是供给方面能力变化的结果，而不是

    因需求方面的冲击造成的。

    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下行趋势，固然受到欧债危机和主要发达经济

    体复苏乏力的需求因素制约，但是，从根本上是潜在增长率降低的表

    现。虽然受出口、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影响，实际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周期

    性地分别处于潜在增长率之上或之下，但归根结底，由供给方因素决定

    的潜在增长率，构成了未来经济增长速度的根本制约。因此，应准确认

    识经济增长换挡期，冷静接受与潜在增长率相符的较低增长速度，正确

    地应对策略不是加大对经济的刺激力度，而是通过改革释放经济增长潜

    力。

    把目前的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相比，把需求因素与供给因素相

    比，正如在“十二五”时期7%—7.5%的GDP增长率是可以而且应该接受

    的，在“十三五”时期，6.2%—6.5%的速度也是可以接受的。实际上，这

    样的增长速度恰好符合中央的预期，即适当的低速度有利于加快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实现中国经济增长的再平衡。

    不应通过刺激性政策手段“保增长”

    在理解潜在增长率问题上，存在一个致命的误区，即混淆经济增长

    的供给方因素和需求方因素。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常常会把由潜在增长

    率下降导致的增长减速误认为是需求不足，因而主张采取扩大需求的办法刺激经济增长。例如，日本在1990年以人口抚养比上升为标志，人口

    红利正式消失，潜在增长率大幅度降低。但是许多经济学家和决策者认

    为，减速是需求不足导致的，多年来坚持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刺激性

    的财政政策，尝试了各种凯恩斯主义的刺激版本，政策倾向上不啻南辕

    北辙。由于未能抓住日本经济停滞的要害——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停

    滞，最终日本经济陷入“失去的二十年”，GDP年平均增长率不到1%。

    尝试超越潜在增长率的政策工具，可能具体体现在产业扶持政策、区域发展政策和宏观经济刺激政策之中。这类政策应用的限度是使实际

    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相符，一旦应用过度，即用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达

    到某种期望的增长速度，以刺激需求的手段试图超越潜在增长率，则必

    然导致扭曲的结果，加重经济发展的不协调、不平衡和不可持续。从国

    际经验和我国现实看，通过政策手段不遗余力地“保增长”，会导致欲速

    则不达的结果。

    第一，扭曲生产要素价格。人为推动的大规模投资意味着过多廉价

    资本的投入，压低了资本要素的相对价格，导致背离比较优势的资本密

    集程度提高，并加剧资本报酬递减现象。日本在丧失人口红利之后，用

    提高资本劳动比的手段提高劳动生产率，却忽视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

    高。在其1990年以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过程中，资本劳动比的贡献率高

    达94%，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则为–15%，是其经济增长停滞的主要原

    因。

    第二，浪费资源，加重已经呈现的产能过剩。市场力量之外的投资

    行为，容易导致资源的配置不当，降低投资效率，进而造成产能过剩。

    例如，2010年，相对于中国工业平均水平而言，除了纺织业和轻工业中

    的部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行业之外，那些被列入产业政策扶持对象的行

    业，产能利用率大多显著低于中国工业总体产能利用率82%的水平。其

    中钢铁行业的产能利用率还不到50%，有色金属行业略强，只有70%。

    第三，形成不恰当的保护。向经营不善、应该退出的企业和行业提供补贴等各种优惠，乃至政府进行直接干预防止其倒闭，都是以就业、GDP和税收的名义进行的。但其结果则是保护落后，使那些长期没有效

    率的企业得以继续生存，最终破坏竞争机制，产生“僵尸企业”。一旦这

    类企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过大，整体经济效率必然降低。

    通过改革提高潜在增长率

    潜在增长率是可以改变的。对于我国来说，现实中的确存在诸多机

    会窗口，可以通过改革达到提高潜在增长率的目标。下列相关改革应该

    被置于优先地位。

    第一，深度推进城市化进程。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继续挖掘劳动力

    供给潜力，提高劳动参与率及其稳定性，是有助于显著提高潜在增长率

    的重要举措。一般来说，在劳动力成为经济增长制约要素之后，提高劳

    动参与率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对于中国未来5—10年来说，进一步推

    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稳定其劳动力供给，是提高劳动参

    与率的中国特色道路。这涉及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等领域的改革。

    第二，保持教育优先发展的趋势。经济增长的长期可持续性，要求

    顺应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对人力资本的需要，大幅度改善和提升劳动者

    的技能。受教育年限的提高需要长期积累，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

    在义务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00%之后，提高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的入学

    率，是增加未来劳动者受教育年限的关键，而高等教育发展更是提升国

    家创新能力的必由之路。这涉及对教育体制和培训形式进行根本性的改

    革。

    第三，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超越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之后，经济

    增长的唯一可持续源泉是通过资源重新配置和技术进步实现全要素生产

    率的不断提高。随着三次产业之间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终将式微，今后

    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将更多地来自以下两个源泉。其一，由于各行业之间的生产率存在差异，生产要素会向生产率更

    高的行业流动，可以继续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未来10年，是中国从

    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关键时期，与人均GDP在6

    000—12 000美元的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农业劳动力继续转移的潜

    力仍然是巨大的。按照学者的估算，截至2009年，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

    为24%左右，而按照官方统计口径，农业劳动力比重仍然高达35%左

    右。这意味着在今后10年乃至20年的时间内，从现有的农业劳动力出

    发，中国每年需要减少数百万农业劳动力，即每年降低农业劳动力比重

    1个百分点以上。这样的话，就能保持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持续提高，进而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其二，行业内部的企业之间的生产率也存在差异，允许更有效率的

    企业生存、扩大和发展，淘汰那些长期没有效率提升的企业，可以提高

    行业以及整体经济的生产率水平。研究表明，在美国，通过部门内企业

    的进入、退出、生存、消亡这种创造性破坏机制，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

    的贡献率为30%—50%。此外，还有研究表明，中国部门内企业间生产

    率差异巨大，如果缩小到美国的水平，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30%—

    50%。这两个数字如此巧合的含义是，迄今为止，中国尚未获得这种类

    型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源泉。这就要求进行相应的改革，拆除行业进入

    和退出壁垒，消除生产要素流动的制度性障碍，通过竞争机制实现优胜

    劣汰。

    深化改革固然是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必由之路，却不应该过于功利地

    看待改革，期待所有领域的改革都能够对经济增长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面对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一方面需要把改革推向新的高度和深度，为更

    长期的持续增长构建制度条件；另一方面也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习

    惯并接受较低的增长速度，把增长模式从立足于投入增长的速度型，转

    向立足于生产率提高的质量型。中国经济奇迹及其延续的逻辑

    十四大为中国经济改革设立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改革最突出的成就，应该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变来表

    达，终极检验则是看改革开放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效果。在具体评价

    改革成就时，可以从经济体制的若干重要方面来分别概括。例如，阿瑟

    ·林德贝克(Assar Lindbeck)从9个方面考察中国经济体制发生的变化：

    (1)企业的所有制状况；(2)资产的所有制状况；(3)分权的状

    况；(4)经济决策的方式；(5)企业的激励方式；(6)针对个人的

    激励方式；(7)企业面对的竞争程度；(8)个人面对的竞争程度；

    (9)对外开放的程度。这9个方面涵盖了经济体制的主要和重要维度，然而，这种概括本身却是平面的。虽然林德贝克也提及这些维度之间的

    相互联系和内在关系，却没有能够把上述各个方面的层级关系和逻辑联

    系清晰地揭示出来。

    林毅夫等把经济体制模式描述为四个在逻辑上紧密相扣的环节。第

    一个环节是一国选择的经济发展战略。比较概括性地划分，通常有违背

    比较优势发展战略(comparative advantage-defying strategy)和比较优势

    发展战略(comparative advantage-following strategy)两种选择。对应于

    发展战略的选择，第二个环节是为执行特定发展战略形成的宏观政策环

    境。在推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条件下，产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都反映

    其供求关系与相对稀缺性。与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相适应的宏观政策

    环境，则是产品和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通常被人为压低以便降低重工

    业发展的成本。第三个环节是相应选择的资源配置机制。在相对价格没

    有扭曲的情况下，资源配置主要是通过市场机制，否则便主要通过集中

    的计划机制。第四个环节是与前面的政策选择和制度形成相关的微观经

    营机制。在推行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从而形成扭曲价格的宏观政策

    环境，以及资源配置集中计划机制的条件下，微观经营机制主要表现为

    企业缺乏自主权、软预算约束，通过政府保护而免于竞争，并且缺乏激励机制。相反，则是具有充分自主权的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硬预算约

    束和经济激励。

    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形成其经济体制之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

    选择成为其逻辑起点。由于这个战略产生了经济发展目标与资源禀赋结

    构的矛盾，即重工业发展需要资本高度密集和大规模投入，与资本稀缺

    的发展阶段是矛盾的，因此，宏观政策环境就以人为压低资本和其他生

    产要素的价格为核心。在稀缺生产要素的价格被抑制的条件下，只好借

    助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来配置资源，市场机制和价格信号的作用被排

    斥。继而，为了在生产单位的环节上保证资源被投入和再投入到发展战

    略所要求的重工业领域，工业部门的国有化和农业的人民公社化，也就

    成为合乎逻辑的制度安排。就是这样，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形成了

    一个逻辑完整的传统经济体制模式。

    这种经济体制有一系列的低效率表现，包括在微观层面上缺乏技术

    效率和在宏观层面上缺乏配置效率。如果改革着眼于首先解决诸如资源

    配置效率低下和计划经济的弊端这样的问题，则要求整个体制在短期内

    的一揽子改变。但是，对于一个没有市场机制作为基础，以及经济发展

    水平较低，以致不能承受大幅度经济衰退的国家来说，从这些方面入手

    的改革是典型的“休克疗法”，是难以保证成功的。事实上，中国的经济

    改革是从微观环节入手，由工农业基层生产单位直接解决微观激励和效

    率问题而发动的，包括农业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国有企业放

    权让利的改革，因而从一开始就奠定了改革可以沿着一个具有中国特色

    的方式往前推进的路径。看上去，这种改革是按照上述经济体制模式形

    成的相反顺序，在逻辑上却符合规律的改革推动方式。

    经济学家常常联系中国的经济改革效果，进行关于改革目标模式的

    讨论，如华盛顿共识和北京经验；进行关于改革方式的讨论，如改革的

    渐进性和激进性；进行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讨论，如威权型体制和中

    性政府。有趣的是，针对同样的中国经验，学者们常常得出针锋相对或截然相反的结论。造成这种运用概念上产生歧义和观察现象上出现矛盾

    的原因，在于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中国的改革理念和实践具有以下特

    征，即中国改革的目标是确定的，具体的目标模式以及达到目标的手段

    和方式却并不确定，而是有着众多的混合表现和实用主义性质 [1]。尽

    管有这样一些复杂的现象，下面概括和列举的几个方面，仍然可以从总

    体上反映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特征。

    首先是改革的渐进性质。针对微观环节的体制弊端，农业中和企业

    中的改革直接切中缺乏激励与低效率的问题，可以采用诸如承包制这样

    的单一改革形式即时增加生产、推动经济增长。在显示了改革成效，从

    而坚定了社会对改革信心的同时，更加有活力的微观经营单位开始寻求

    更多的计划外生产要素投入，以便进一步改善配置效率，增加经营利润

    和劳动收入。因此，改革顺理成章地进入资源配置的层面，在计划机制

    之外生长出市场机制，并不断扩大后者调节产品流通和生产要素配置的

    范围与规模。随着产品和要素市场范围的扩大，价格越来越多地摆脱计

    划控制，而由市场供求和相对稀缺性决定。一旦价格逐步得到矫正，重

    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引导基础就不再牢固，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会越来

    越符合比较优势所指示的方向。

    其次是增量改革的特点。改革从解决激励问题和微观效率入手，却

    不过早地涉及任何存量的调整，因而不会伤害传统体制下的既得利益群

    体。研究经济转型的经济学家，往往十分关注如何把改革对既得利益集

    团的伤害降到最低，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改革的政治成本和风险。在中

    国，相当部分所谓的既得利益群体，实际上是收入水平较低的普通居

    民。对国有企业就业进行打破“大锅饭”式的存量调整可能波及职工群

    体，他们不仅工资水平低，而且年龄偏大，教育程度和技能都难以在劳

    动力市场具有竞争力。商品价格改革一下子放开的方式可能伤及的居

    民，也是在低工资制度下承受力较弱的人群。因此，坚持增量改革原

    则，适度保护既得利益群体(但不是拥有特权的既得利益集团)，与改

    革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目标是一致的。再次是改革促发展的原则。许多国外的观察家和研究者都注意到，中国的渐进式经济改革，是在没有一个总体蓝图的情况下起步，采取解

    决当时存在的紧迫问题和追求直接效果为出发点的方式，分步骤进行

    的。尽管1992年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

    式，“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特点始终存在，主要表现在对多数改革任务

    来说，没有明确的时间表，改革次序也不是有意识确定的，并且呈现出

    改革推进方式因时因地而异。

    从某种教条出发，在评估中国改革的成效时，西方经济学家习惯于

    用一个固定、先验的参照系来进行比较，但是，往往发觉这个参照系并

    非中国改革自觉遵循与主动追寻的。其实，这里体现的是中国与其他国

    家在改革哲学上的不同。也就是说，中国改革的出发点并不是要达到某

    个既定的目标模式，而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增强国力。从这个目的

    出发，我们逐步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以实现从计划经济向

    市场经济的转变。市场经济体制这个目标并没有固定成为独立的模式，而是服从于改善民生和提高国力的目的。

    也正是这个改革哲学和直接出发点的不同，使中国改革的指导原则

    和推进方式并没有陷入任何先验的教条中。改革是提高生产力、改善最

    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增强国力，这个原则自始至终是明确的，并得以坚持。在这个改革理念的指导下，改革、发展和稳定成为一个整

    体，改革是为了发展，也要服从稳定，而发展成效被用来检验改革道路

    的正确与否，稳定则为进一步改革创造条件。

    最后是改革的整体推进特点。虽然改革没有一个明确宣布的总体蓝

    图，但由于经济体制是一个整体，体制的每个环节需要统一配套运作并

    互相适应，又由于中国改革推进方式具有的自发性，因此，改革进程并

    不是随机的和任意的，仍然呈现出一定的逻辑性。在把中国的改革表征

    为一个渐进的和增量式的制度变迁过程的同时，人们常常观察到某些领

    域的改革滞后于另一些领域的改革。例如，包括劳动力市场转型和发育在内的生产要素市场的改革，就

    被认为是一个改革相对滞后的领域。但是，一个由此而来的问题就是，如果真的存在改革推进过程中如此重要组成部分的滞后，从而导致体制

    内部的不协调，为什么改革的整体效果仍然如此显而易见，并且表现为

    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生产力提高和居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呢？

    实际上，深入考察中国经济改革历程和逻辑，我们可以发现，在整

    体上表现为只涉及增量变化的循序渐进特点的同时，在不同时期、不同

    阶段和不同领域，也交织着涉及存量变化的相对激进的改革。改革采取

    什么样的形式和步骤，取决于体制作为一个整体的相互适应性的需要和

    社会承受力。无论从局部效果，还是从阶段效果来观察，其实改革是整

    体推进的，并不存在实质上超前或滞后的领域。

    中国经过30多年改革与开放的实践，在经济和社会的各个领域取得

    了史无前例的成就。这些成就可以分别从中国经济参与全球化的程度，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政府职能的转变，经济发展和社会事

    业发展的协调程度，经济结构的调整，就业、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制度

    的改革，以及相关民生事业的发展等各个方面来观察。我们应尝试从上

    述方面展现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提炼和分析相关的经验和

    教训，识别和提出新的改革方向，并阐述中国经验对于其他国家的借鉴

    意义，乃至中国经济的成功经验对于经济学理论可能做出的贡献。

    大多数学者都承认，过去30多年中国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人口红利。

    但是，对人口红利的利用是有条件的，特别需要一系列制度条件。已有

    的众多文献表明，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实现赶超发达国家的关键在于

    以比后者更快的速度实现增长，从而形成一个趋同结果。这个趋同是条

    件趋同，即只有满足一系列物质的和制度的条件，发展中国家诸种潜在

    的因素才能成为现实的经济增长源泉，从而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中国

    人口抚养比下降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只有改革开放创造了利用第

    一次人口红利的条件。按照定义来看，无论是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也好，还是探寻崭新的

    经济增长源泉也好，对体制的条件要求更高：在经济方面涉及企业制

    度、金融制度、财税制度、投融资制度和对外经济制度等，在社会和民

    生领域则涉及教育制度、就业制度、户籍制度和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以及资本市场的发育。正是这一系列具有密切逻辑相关的领域取得的改

    革成绩，在过去为释放人口红利创造了制度条件，也必然成为未来经济

    可持续增长的制度保障。

    [1] 例如，农村改革和劳动力市场改革，就分别显示出渐进与激进改革、增量与存量改革方

    式并用的特点。第三章

    如何认识中国的经济发展

    本章从经济学研究者与普通读者对话的角度，论证为什么人们需要

    研究经济发展，特别是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从理论创新的目的出发，讨论为什么需要以批判性或者另类的思维方式研究经济发展；从方法论

    角度列举一些重要的正面和反面范式，作为批判地研究经济发展的例

    子。同时简要介绍可以作为理论研究出发点的、经济学说史中若干关于

    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化事实的概括。本章最后还会讨论，如何认识中国

    经济的减速以及经济减速带来的问题。

    中国发展之谜：诺贝尔奖级别的课题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其实不是一个可以直截了当予

    以回答的问题。这当然首先是因为中国经济值得关心，即使不是研究经

    济问题的人，作为中国人，所有人关心的问题最终都落脚在中国经济。

    另外，明白中国经济发展改革的历程，甚至它的历史，懂得用什么样的

    理论框架、思维框架去看待中国经济，本身是一种训练。

    阅读本章并不必然得出正确的结论，重要的是进行一些关于创造性

    的分析训练，能够在涉及经济问题的讨论时，更像是受过专业训练的

    人，能够发挥专业背景优势，而不是像出租车司机似的，对乘客仅能说

    出直觉式的道理。那么，既然是培养经济思维，之所以研究中国的经济

    发展问题，除了我们是中国人，自然关心中国发展现象和经济前景之

    外，还有以下几个理由。第一，我们先思考一下什么是理论。理论不可能脱离实际，理论脱

    离实际也就没有意义了，就像是屠龙之术，只能被束之高阁。理论为什

    么有用？因为理论对现实做了一种抽象。有人会问，现实是实际存在

    的，直接观察现实即可，为什么要抽象为理论？首先，人们描述现实不

    可能穷尽所有实际事物，必须把它加以裁剪、抽象，浓缩在更小一点的

    框架内，这样我们的大脑才能够处理。正如需要各种比例的地图，我们

    才能得到关于世界或者某个特定区域的整体概况一样。其次，尽管人们

    可以观察横向现实，但不能观察到所有现象，也可能受假象迷惑，得到

    错误的结果。

    近年来，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讨论十分激烈并引人注目。但是，有

    一些特别的现象影响了讨论的质量。其一，争论双方的许多意见大多没

    有付诸学术性论文，而是在报刊、网络以及在会议发言和新闻采访中表

    达，通常未提出什么论据。其二，一些争论的参加者干脆采取偷懒的办

    法，对自己不赞同的观点索性也不提什么针对性的意见，只是冠以“伪

    命题”。

    由于科学上讲的伪命题或不真实的命题，是指一种判断既不符合客

    观事实，也不符合理论预期，因此，回应这些不同意见的方式，无疑是

    继续进行经验研究，提供更多的证据，所以我们仍然需要理论。进一步

    讲，经济学家更看重借助理论去预测尚未发生的事件。因此，预测能力

    越强的理论就是越好的理论。我们退一步看，理论还是一种与一系列特

    征化事实(stylized facts)或经验相关的概念，并且与特定的认识论和

    方法论相联系，可以使我们透过表面甚至假象去认识事物的本质或者变

    化趋势，使我们不致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

    第二，通过历史即别人的文献可以观察纵向现实，但这些文献可能

    是错的。历史记载可能是客观的，但大多数情况下往往是主观的，诸

    如“为尊者讳”“为贤者讳”，涉及重要人物时会进行粉饰，因此任何历史

    都不会绝对客观。即使历史记载可能是真实的，也不一定是具有代表性的。需要抽象的理论帮助我们正确认识历史，尽管文献不一定正确，但

    是有了理论框架、思维方式之后可以重新“反读”文献，利用现有文献，而不是受它影响。

    第三，未来是观察不到的，那么如何预测未来呢？基于此，需要抽

    象的理论理解过去和认识当前，然后才能预见未来，只有按照理论逻辑

    想象看不见的未来，才可能是正确的。真正认识历史发展规律，以古鉴

    今、洞悉未来、见微知著、高屋建瓴，需要学会创造性思维，特别是批

    评性思维，甚至有时需要另类思维。其中最重要的则是掌握理论的抽象

    性质。

    经济学家这种洞悉力的最好例子，是凯恩斯的成名之作《和约的经

    济后果》。1919年，凯恩斯曾经作为顾问参加旨在惩罚作为战败国的德

    国的巴黎和会。当政治家们全力以赴要求德国赔款时，凯恩斯匠心独具

    地看到过度沉重的赔款负担终究会压垮德国，并预见到这会成为未来战

    争灾难的种子。他的建议并没有被政治家接受，后来希特勒发动罪恶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证明了他的远见卓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一

    改过去的要求赔款的做法，实施了著名的“马歇尔计划”，无疑是凯恩斯

    思想的开花结果。一个有趣的后续事件，证明了凯恩斯的预见性。据报

    道，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战败国的赔款，直到2011年才最终支付完

    成。

    我们再来看看什么是中国的经济发展经验。讨论中国的发展经验，首先固然是因为我们在世界发展谱系的后端，拥有计划经济的所有弊

    端，具有经历了二元经济的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特征。在经历30余年的改

    革和发展过程中，迅速地改变了面貌，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个成功的经

    验。特别是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做法上，既否定了计划经济下传统的发展

    战略，也没有照搬新古典主义、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好像创造了

    中国独特的模式。虽然这些都是研究中国问题的理由，但不是全部理

    由。重要的是，中国经验可以帮助我们浓缩历史经验，并抽象成经济理

    论。前面讲到理论的核心是抽象。什么是抽象？以每个人为例，具象类

    似于我们的每一张脸，每一张都不一样。当描述一个人群时，比如中国

    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学生，把1 000多人都描述出来是不现实的，必

    须找到一些共同特征，因此需要抽象：由于有入学限制，年龄不能太

    大，只有两种性别，大学毕业之后才能读研。这样概括之后，能够说这

    是学生，这是研究生，再加上其他限制，是社科院研究生院研究生。

    中国经验的优势就在于，它自身已经做了抽象。研究西方发展史、历史著作甚至一些文学作品，都或多或少有局限。比如我们读茨威格的

    书，他从个人观察的角度记录了那个时代的一些变化，但记录的也只能

    是他观察到的变化。距我们已经很长时间了，如果再把那之前及之后发

    生的加进来，跟我们类似的经历大概在几百年前的西方都发生过，这意

    味着西方经济发展史是在特别长的时间里逐渐显现的。

    再如，刘易斯讲二元经济理论，也就是说很多发展中国家具有劳动

    力无限供给的特征。经历二元经济发展时期，这个时期的后期发生了转

    折点变化，后来也有人称之为转折时期。一般认为，这是发展中国家的

    特征。西方国家有没有二元经济理论呢？这个问题非常值得研究。刘易

    斯在提出二元经济理论特征时用了很多欧美国家早期经济发展的经验，但是从来没有人说西方国家也有二元经济理论。

    我认为，对任何国家的发展过程进行抽象之后，都是共性多于个

    性。为什么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的对象是发展中国家，运用其理论的

    也是发展中国家，原因就在于早期欧美国家的二元经济发展历程是匀质

    和渐变的，每个特殊时期不具有典型的结构性特征，结构演变在非常长

    期的过程中形成。而发展中国家的结果是非均衡和异质的，拥有显著的

    阶段性特征的发展过程。

    经济学家一直把有没有二元经济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历

    程的不同，其实我认为根本的不同在于，发达国家早期发展历程太长，以至于看不出阶段变化。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有两个品种：一个是人

    类，假定自然寿命是80岁，以10年为单位划分年龄段，在每个年龄段是

    变化的；另一个是猴类，假定自然寿命是300岁，在人类可见的发展变

    化中看不出猴是老还是年轻。也就是说，时间太长会把所有的区别与特

    征都拉平。又如生命科学家为什么总是用白鼠做实验呢？因为白鼠的生

    命周期很短，会在可以接受的时间里完成科学家期望显示出的生命特

    征。再如画一张曲线图，本身具有很多很大的波动，然而西方国家的长

    期发展历程把它拉得太长了，最后就看不出动态了。

    中国经验不仅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浓缩了发达国家早期的发展

    历程，而且中国的发展比一般发展中国家更浓缩，浓缩的结果就是把所

    有特定时期的特征——转折时期的特征、各种阶段性的特征更加清晰地

    展示出来。因此，中国的发展经验把其他国家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发展

    历程浓缩到几十年中，这样中国经验本身已经做了足够的抽象，研究这

    个抽象过程有助于再做进一步的抽象。

    从这个意义上，弗里德曼说，谁把中国的发展和改革说清楚，谁就

    应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看上去这话跟没说一样，因为无法定义是否

    说清楚了。我想他是说，一般而言，中国是世界上一个举足轻重的国

    家，人口最多，既是计划经济的受害者，又是不发达的受害者，经济学

    既要研究发展现象，又要研究转轨现象，然而这么重要的两个现象在中

    国同时出现，如果说清了，那么理论上一定有创新，因此应该获得诺贝

    尔经济学奖。

    我们还可以从个人的功利性角度来理解为什么要研究中国的经济发

    展。学经济学，无论是经济理论，还是经济发展事实，固然应该当作一

    门公众的学问来研究，不能仅仅为了搞纯粹的经济研究，应该超越这个

    直接目的。从现实来看，大部分读者本身不是搞研究的，无论读博士还

    是读硕士，毕业后并非人人都想心无旁骛地搞研究。这也是理所当然

    的，如果大家都进来干我们这一行，供给大于需求，工资率被压低，这样也不好。我强调的是，学经济学，理解经济发展，对每一个人都有意

    义。

    首先，公务员可能也要做一些研究，要写报告。作为公职人员，认

    清世界以及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潮流、未来的走向，对于日常工作的

    判断也有帮助。实际上，即使官不大，不是决策者，仅仅是负一个小小

    的具体责任的公职人员，也面临各种选择和决策，因为最后领导的选择

    依靠的是你提供给他的信息。在这种选择中，并非永远都有可依据的材

    料(比如中央文件)，也有很多选项文件没有涉及，只要符合大的原则

    精神，这个时候你做出的决策就非常重要。这样的决策对国家有利，无

    疑对个人也有利。因为最终一个人对一次、错一次，没有太大差别，但

    是从大数上，你对的次数比其他人多，那么个人业绩表现就比别人好。

    其次，对做企业的人来说，要判断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如果经历

    一些阶段性的变化，那么这个变化的政策含义是什么，这个含义如何变

    成商机，如何变成经营中必须避免的误区？学习经济学、理解经济发展

    事实对此意义重大。以刘易斯转折点为例，我总在讲刘易斯转折点的到

    来和人口红利的消失，曾经受到来自各界人士众口一词的批评。然而，尽管投资经济学家批评，但是他们高度重视。很多当年写文章批评这些

    观点的人，现在都说，很早的时候就认为中国达到了某某转折点了，因

    为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让客户相信他们的判断永远正确。这也说明他们

    的确认为看清经济发展规律对投资、对未来事业的发展有直接帮助。但

    是我认为他们中的许多人的理解太直接、太狭隘，如果他们能够更深入

    地研究问题，可能会做得更好。

    再次，研究经济发展规律，研究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对个人理财也

    有帮助。我举一个例子，著名收藏家马未都说，随着世界对于中国文化

    的再认识，中国的文物、古董、艺术品等因其艺术价值会越来越值钱。

    他本人是一个成功的实践者，个人理财成功了，但理论不一定对。

    其实，文物和艺术品能不能升值的原因不在于有没有艺术价值。想一下埃及的文物，动辄就是具有三五千年历史的东西，人物绘画、雕塑

    反映出古埃及人的解剖学在当时非常发达，很可能科技水平也比当时的

    中国人高，但是他们的文物并不值钱。原因在于，文物和艺术归根结底

    都是这个国家自己的，没有所谓“世界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

    个说法从经济学意义上看是不对的。当我把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磁带

    送给外国朋友时，他们通常会非常象征性地听一听，根本不知所云。而

    我自己在插队时第一次听到这段音乐，真有荡气回肠、绕梁三日的感

    觉，急忙向人打听，才知道那就是《梁祝》。文化也好，艺术品也好，文化产品的价格都是本国投资者抬高的。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得越快，富

    人乃至中等收入群体人数增加得越快，当他们不知道该把钱投向何处

    时，这个国家的文物和艺术品就一定看涨，绝对不是外国人抬起来的。

    最后，我认为一个人一生的成功，既包括事业成功，也包括精神的

    愉悦感，活得明白，这些都取决于他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千奇百怪，如何看待朋友，如何看待日常的娱乐，品位如何，涉及生活的各个方

    面。对事物进行判断，对人生有更多影响的判断，我个人觉得经济学是

    相对成熟的，是一种更加理性的判断方式。因此，无论你的专业是什

    么，做研究还是着眼于个人所在的领域，具备一点经济学的理性思维方

    式，对个人在一生中做出正确的人生抉择会有帮助。

    另外，可以利用经济学的理性思维方式认识社会和个人的关系，对

    社会认识得越多、越透彻，能够抛开凡人琐事的可能性就越大，也就更

    能享受得到的东西。当看似悲观的事情发生时，比如某一阶段的收入很

    低，你可以把它放在历史长河里来看，将其看作(国家)成长中的(个

    人)烦恼，就没什么了不起了。

    用批判性思维模式研究中国经济

    上述关于为什么要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理由是从一般意义上讲的，或者说从纯的方法论上来说，中国经济发展经验更具有进行理论创新和

    理论抽象的空间。对具体的研究过程来说，从商、从政、做研究的人无

    疑都关心中国，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固然各有其功利目的，但是，背后有

    一个目的却是共性的，即培养正确的思维方式。所以本章可以理解

    为“一个另类却有用的分析框架”。其实不仅仅是另类的，也是批判性

    的，用此思维方式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可以说是“有用的”。随

    后，我们将说明为什么需要批判性思维，以及培养这种思维方式的途

    径。

    在阅读中，我们能够接触到的解释性理论太多，随便选择一个就可

    以帮助我们很省心地解释中国的某个现象。举一个例子说明这一点，在

    进行“南南”学习时，国际组织可能会请中国人去给非洲人或者拉美人讲

    中国的故事，介绍中国的发展经验。这个任务说难也不难，随便挑一个

    著名经济学家如吴敬琏、林毅夫的解释框架去讲就可以对付了。这样

    做，其实是在偷懒。人都有天生的思维惰性，通常讲有人“懒一点”或者

    有人“勤快一点”，其实最大的差别是有的人不愿意动脑子。然而，我们

    必须培养自己用批判性思维学习别人的理论，找自己的解释。加尔布雷

    思提出“传统观念”(Conventional Wisdom)这个概念，其核心就是，传

    统观念巨大的惰性是社会性、全国性甚至世界性的。在一定程度上，大

    家都被现存理论解释俘获了。凯恩斯也说过，政治家无论承认与否，其

    实他们都是某种已故经济学家思想的俘虏。

    无论是作为理论的生产者，还是消费者，理想的状况是都应该有自

    己创造性的思维，要解释现实，哪怕是用另类的理论。但是，如果不知

    道别人的东西，怎么知道自己是另类的？如何判断自己的理论是创新

    的？因此，理解别人的理论与形成自己的理论之间的关系是，要在学习

    过程中自己反复琢磨，就像“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所说的那

    样。接下来进入批判性思考过程，着眼于学的目的是创新，找到一种更

    加具有解释力的新理论，而不是学过且过、照单全收。怎样形成自己的思维范式，或者说怎样培养自己的创造性思维呢？

    一种方法是，不断研究，问题越来越深入，最后培养出自己的一套东

    西，培养出自己的思维方式。功夫不负有心人，这诚然是一种可行的途

    径。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条道路是异常艰辛的，存在不能成功的风险。

    换句话说，成功概率充其量只有5%。为什么这么说呢？一般来说，读

    博士学位的目的是做研究，若是想做具体事情(当公务员、从商)，本

    科毕业之后就可以了，或者读MBA(工商管理硕士)，读了博士之后

    一般是教学或科研。有人统计发现，在美国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毕业

    生中，只有5%的人成为经济学家。其中经济学家的含义也存在差别，我们过去认为成名成家之后有一定影响的才可以被称为经济学家，但在

    美国，以经济学研究作为职业的人就被称为经济学家。在这5%中只有

    更小的比例可以有创造性成果，也就意味着，仅仅靠自己不断地做那些

    不能升华到创造性水平的研究，并不能达到目的。

    所以，在做研究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回顾、总结、找路径，分析自己

    过去的路径对不对，然后找到下一层次的路径。我们常常讲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其实我们的研究方式也面临着转变。在疲于奔命完成课题任务

    的同时，我们也变成了传统研究方式的生产者，不断地投入(体力、脑

    力、精力)，固然可以依靠这种方式养家糊口，但只是低水平的循环，提高就很有限，离真正的理论创新只能渐行渐远。

    避免思维偏颇的几个重要范式

    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

    幸。”不过，在研究中遇到的困扰，也常常具有一些共性。换句话说，一些常见的不正确的思维方式，总是把我们不约而同地推向错误思维。

    批判性思维的一些范式问题，来自用平时自己使用的框架去审视自己的

    研究。我借着这些审视思考一些问题，非常不完整，没有讨论方法论中很多成形、比较系统的思维框架，只是把自己在阅读中见到的，并于研

    究中思考的一些逻辑要点或者误区整理于此，以帮助我们形成批判性思

    维方式。

    “于此之后，必为所致”

    这句话来自拉丁语“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 ”，译为英语是“after

    this，therefore because of this”。关于该逻辑谬误的中文表述是，“既然这

    个事件在上一个事件之后发生，那么这个事件一定由上一个事件引

    起”，可以把其简化为“于此之后”(post hoc)。简单来说，这是在说明

    一种错误的因果假设，例如错误的原因、偶然的关系或者是非因果关

    系。这种逻辑谬误与“因为如此，所以这般”(cum hoc ergo propter hoc)

    存在微小的区别，“于此之后”逻辑谬误强调按时间顺序发生的事件之间

    的一种谬误关系。例如，春节和明信片之间的关系——在春节前发送明

    信片。按照时间顺序，错误的推论是：由于先发送明信片，然后才产生

    春节。

    这种因果关系是在思考问题时，特别是在做经济学研究的时候，最

    容易犯的错误。如果在早期，比如经济学研究初期(当时被称为政治经

    济学)，人们还不知道计量，这类问题可能还少一些。尽管有人有正确

    的因果观，有人有错误的因果观，但是错误的因果观没有成为普遍现

    象。随着经济学的高度发达，特别是计量经济学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错

    误的因果观成为普遍现象。可以说，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经济学家

    中有一半有错误的因果观。我们的学生学了计量，特别是计量学得不错

    的，最容易落入这种“于此之后”陷阱。

    另外，目前在学者中存在一个常见的现象——阅读文献时首先看用

    了什么数据，如果发现中国有这样的数据，就去看模型估计方法，最后

    得出结果。人家都做过，还做它干什么呢？把前面所有的理论分析、理

    论的因果都省略了。美国的学术期刊有一种不好的导向，鼓励人们在数

    据和统计技巧上花样翻新，误导了年轻学者，使其忘记自己的终极目标。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海克曼专门批评过这样的倾向，即对于从事

    理论的经济学家，只管构造与世脱节的理论模型，对于从事经验研究的

    经济学家，一心想着用数据做出一个引人注目的计量结果，都违背了经

    济学研究经世济用的出发点。所以，学者应该反复提醒自己尽可能避免

    这种倾向。因为因果是客观存在的，但观察不到客观存在，如果从客观

    出发看因果，只能看到明信片先到、春节后来。因此，只能用理论看因

    果，没有理论就没有正确的因果观。

    经济学说史中存在很多错误因果的典型案例。杰文斯对现代经济学

    的发展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特别是边际分析，但是他也闹过很大的

    笑话。他用太阳黑子的变化解释英国经济周期，而且在当时计量经济学

    发展的基础上做出了非常完美的模型，通过了各种检验，对解释变量和

    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做了看似合理的解释。在计量经济学课程中，好

    的老师应该讲这个例子，防止学生在做计量时陷入这种“于此之后”陷

    阱。

    “反设事实”

    一种值得正面推荐的方法是所谓的“反设事实”法

    (counterfactual)。“反设事实”是一个心理学术语，描述了人们有设想

    实际情况对立面的倾向。人们经常有意地去思考如果前提发生变化，事

    物将会怎样。可以理解为，通常认为历史发生过一个变化，随后产生了

    因它而生的一系列变化，但是作为逻辑起点，假如作为因的变化是不真

    实的，即假如没有这样的变化，那么随后的所有结论就有可能不成立。

    在思考问题时需要用劲想一想，作为逻辑起点的那个事件到底真实

    与否，任何研究都不可避免地回到以前那个时间的逻辑起点。如果中国

    不是计划经济，当然只是一种纯粹的假设，如果计划经济不是由意识形

    态造成的，而是为了加快工业化，那么该怎样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如

    果仅仅是因为有人告诉中国要搞计划经济，那么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解

    释又会是什么结果。研究中大部分时间都会与过去的事实打交道，因此有必要分析过去的事实是否成立。

    有几个比较成功的研究案例旨在说明，当起点事实发生变化后，某

    些原来得出的结论可能并不正确。但是如果不改变起点事实，不设想不

    同的起点事实，不用理论推理出这样的事实，可能后面的研究就不知道

    该怎么做，只能是人云亦云，得不出有价值的研究结论。因此，善于提

    出假设，重现假设历史，可能是培养自己思维的一种方式。

    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与诺斯一起获得1993年的诺贝尔经

    济学奖，获奖理由是他的两个与所有现存的观点完全不一样，且经计量

    经济史方法检验的观点。一是美国的奴隶制。人们普遍认为奴隶制是不

    人道且低效率的，但福格尔研究的出发点是，假如奴隶制是低效率的，为什么通过战争推翻它，花费巨大代价，而不是通过经济制度的转变来

    改变。他回到起点进行研究发现，奴隶制是有效率的，而且在南方效率

    很高。通过反推发现，南北战争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甚至几十年都

    没有回到原点上。二是贯通美国东西的大铁路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长期以来，在美国经济史的研究中，人们都认为东西大铁路对美国经济

    发展是有贡献的，因为它使美国经济加快西进。这里，他也回到原来的

    起点进行研究发现，东西大铁路的修建对美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微乎其

    微，根本不能解释美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ison)的研究(例如《世界经济千年

    史》《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表现》)的方法论，也建立在“反设事实”的

    出发点上。他整理的各国经济历史数据，在实际历史上是没有的。为了

    发掘这些数据，在方法上必须有假设，要有一种特殊的路径才能回到原

    点把“没有”变成“有”。

    我和同事写过一篇关于剩余劳动力估计的文章，设问“假如农业劳

    动力不再剩余，会发生什么”。剩余劳动力估计本身并不需要“反设事

    实”，只是一种反传统观念，但逻辑上继续推演，就是“反设事实”方法

    了：如果剩余劳动力不再是1.5亿或者2亿，而是很少甚至微不足道，那么一向为人所接受的很多其他结论可能是错的。例如，城乡收入差距可

    能被夸大，农业技术进步也不再是劳动使用型，而可能是劳动节约型。

    “传统观念”

    推荐大家阅读加尔布雷思在20世纪50年代末写的《富裕社会》。在

    相当长的时间里，加尔布雷思都被主流经济学家当作另类，许多诺贝尔

    经济学奖获得者都批判他，甚至在他当选美国经济学会主席之后，有许

    多一流的大师级人物宣称要抵制他，但最后他们都到会了。虽然他们众

    口一词地进行批判，却不得不承认加尔布雷思的巨大影响。他们可以批

    判他不是正宗的经济学家，但不会认为他是无足轻重的人。他当过总统

    顾问、驻印度大使、美国经济学会会长，虽然没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

    奖，但他的影响却是迄今为止美国经济学家中最大的。《富裕社会》就

    是批判传统观念(或传统智慧)，其中第二章阐述了传统观念的概念。

    如果说哪位经济学家创造了一系列概念，能够持久地变成全世界流行的

    知识分子共同语言，那么他是唯一的，如传统智慧、制衡力量等。

    加尔布雷思认为，当人们反思最经常被接受的观念或理念时，很可

    能发现它们已经过时。人们在创造这些概念时可能进行了抽象，反映了

    特定时期相对的真理和规律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变成传统观念，不再能解释今天的现象。加尔布雷思是一个坚定的凯恩斯主义者。凯恩

    斯遭到了众人的批判，尤其在美国。凯恩斯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亚当

    ·斯密、马歇尔流传下来的古典或新古典、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因

    此，在凯恩斯时代，这些理论即为传统观念。加尔布雷思也认为，随着

    凯恩斯被人们接受以后，他自身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传统观念。不打破、不怀疑传统观念，永远都会跟在别人后面思考，甚至会不断地试图验证

    这些传统观念。

    传统观念最大的问题，即最容易让我们掉入这个陷阱的原因是，我

    们天生就崇拜前人、死人、名人、权威。如果当今有人提出一种理论，尤其是他跟我是同代人、同辈人甚至是我的大学同学，那么即使理论是正确的，我也会说它是错的，很自然地挑战他的权威。如果这个人已经

    被称作大师，成为很权威的学者，那么我就不会挑战，接受他的观点就

    变成传统观念。加尔布雷思在《富裕社会》中提到，传统观念不容易被

    推翻，即使做了很多工作，人们也认为新观点是对的，但转身之后又会

    回到传统观念。

    以中国人口为例，许多人动辄说中国人口将要达到16亿高峰，但是

    研究人口的人都知道，中国人口甚至不可能达到15亿，即使在适度调整

    生育政策的情况下，也不可能。16亿只是最初的预测，然而预测需要随

    着变动不断调整。比如世界银行最初预测中国GDP增长率在某年是

    8%，如果第一季度中国GDP增长率超过了10%，那么世界银行必须立刻

    调整。同样，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不断下降，就必须调整预测，调整至今

    无论怎样也不会有16亿。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你怎么说中国人口峰值不

    会超过15亿，人们也承认你的权威，但下次他们遇到这个话题时，依然

    会讲16亿。仅以此作为一个例子，传统观念并不单指是否接受新证据，更是指支配思维的观念。

    如果面对有相同学术规范的经济学家，我把所有该质疑的都质疑

    了，你也解释清楚了，其中没有错误，我也认同是正确的，那么我可以

    接受你的证据，但是我的思维方式不会变。加尔布雷思出版了一部系列

    作品《不确定的年代》，质疑弗里德曼坚信的自由主义。弗里德曼担心

    人们会改变自由主义的观念，所以急忙出版了《自由选择》。质疑传统

    观念是必要的，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学术规范不健全，很多所谓的

    事实都是错的。它们从一开始可能就是错的，即使有些东西曾经是对

    的，可我们依然把它们当作事实来接受。

    “皆因一根钉”

    另一个有助于进行批判性思考的步骤，是关注逻辑细节。以一首诗

    来作为本节的开始：For want of a nail the shoe was lost; For want of a shoe

    the horse was lost; For want of a horse the rider was lost; For want of a riderthe battle was lost; For want of a battle the kingdom was lost; And all for the

    want of a horseshoe nail.

    一位同事向我推荐的中文翻译是这样的：

    只因少根钉，蹄铁无踪影；只因少蹄铁，战马送了命；只因缺

    战马，大将竟牺牲；只因缺大将，战争没打赢；只因输战争，王国

    一命终；坏事连成串，皆因一根钉。

    据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军后勤司令部的墙上挂着这首

    诗，强调后勤供应对于战争成败的重要性。引用这首诗是要说明在进行

    大胆假设之后，还要小心求证。中国传统的所谓小心求证，也是粗放型

    求证，即努力发现为我所用的材料。在经济学分析的过程中，核心不是

    表面的东西，而是理论逻辑。数学使经济学分析更加严密，对于大脑来

    说，有人天生严密，有人天生跳跃，因此当不用数学约束大脑时，人们

    会担心缺乏逻辑性和每一步骤的高精密要求。在做了所有的创造和批判

    之后，并不见得一定会实现理论创新，必须对理论进行严谨的推理并检

    验。

    建筑理论大厦，或者哪怕只是建筑理论小屋，都要靠一砖一瓦、一

    草一木建起来。没有材料不行，类似于没有钉子。还要有结构，没有结

    构就不知道怎么建，建起来也不是大厦，更不是茅草屋，而可能是特洛

    伊木马或者狗屋。因此，在整个逻辑中细节最重要，苛刻地讲，没有细

    节就没有逻辑。以我们自己为例，整个研究论证的细节远远不够完美。

    这需要长期培养，谁也做不到最完美，但是要逐渐提高，不断地臻于完

    美。达到一定研究水平的人或者一些名家，常常认为不再需要这样做

    了。我希望搞研究的人不要走这条路，因为做学问不是为了混饭吃。我

    一直认为，做一个学者如果是为了混饭吃，为了完成任务、拿工资，出

    了名可以拿课题，可以去讲课，就把自己看得太低了。如果做学问是为了完美，为了创造，就应该完善细节，哪怕是没有

    人能够看出来的细节，也会产生一种美感。理论上、逻辑上的完美可以

    使自己在做研究时有愉悦感。另外，我认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即使

    你是一个精英，能挑出其他人的毛病，但是你想象不到把群众加总起来

    之后形成的判断力。举例来说，把你注重细节的研究，与比你知名度高

    很多但浮皮潦草的研究相比。老百姓固然爱听著名经济学家说的话，但

    是长期接触经济现实的人，即使一两次不会发现，时间长了总会看出差

    别，你的研究是扎实的，而名家可能是一成不变的，数年甚至数十年如

    一日。有了正确的研究观，自己获得理论的满足，期望做出真实的贡

    献，就要非常注重研究的逻辑细节。

    关于经济增长的特征化事实

    愿意尝试运用正确的思维方式支配自己的分析之后，理解中国经济

    发展，还需要从一些必要的背景知识入手，特别是有些可能涉及经济史

    上著名的争论，譬如解释李约瑟之谜，可以借鉴经典文献中关于经济发

    展特征性事实的概括。经济学文献中，许多大家不会轻易将自己做出的

    一些研究结论称为经济理论或经济规律，只称为事实[或特征化事实

    (stylized facts)]。尽管它们不一定都是真实的，但是可以成为研究

    和观察问题的起点，按照这些“事实”进行另类研究，研究事实本身的变

    化，思考如何检验这些事实。如果发现某些“事实”是错误的，恰好可以

    提出反对观点。

    面对前人已经做过的研究，既然能把它们称为特征化事实，说明做

    了足够的研究分析并进行了概括。因此，这些概括是非常好的起点，要

    经常将已有的研究放进这些框架中进行检验，这是一种非常有益的研究

    方式。关注特征化事实的目的是双重的。一方面，在你尚没有足够经验

    的时候，可以把特征性事实作为一种参照。例如，使用中国的数据做一个计量研究，发现结论在某些特征化事实中陈述过，那么会更加确信自

    己的研究。另一方面，研究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可以对相关陈述

    进行检验，验证它们在中国是否仍是事实，提高自己的认识。

    库兹涅茨关于现代经济增长的事实

    在研究的早期，我阅读和引用比较多的是库兹涅茨关于现代经济增

    长的事实概括。近年来，讲刘易斯理论的时候，我们懂得了发展中国家

    长期处于二元经济发展时期，在特定的发展阶段上，存在一个转折点

    (刘易斯转折点)。但是，达到这个转折点之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会转向哪里呢？库兹涅茨研究的正是关于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增长的

    转变。

    在他的诺贝尔奖演讲中，库兹涅茨用了6个特征对现代经济增长进

    行了概括(西蒙·库兹涅茨，1997)。第一，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和人

    口的高增长率是这些国家中以前可观察的速率与世界其他国家的速率的

    大倍数。第二，每种生产要素的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

    速度，达到以往未曾有过的速度。第三，经济结构的迅速变化，包括从

    农业转向非农业，从工业转向服务业，生产单位规模的变化和与此有关

    的企业类型变化，职业状况变化以及其他方面的变化，都以更快的速度

    进行。第四，经济结构的迅速变化相应导致了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变

    化。第五，发达国家借助于增强的技术力量，特别是在通信和运输方

    面，创造了一个与以往任何时代都不同的世界(按现在的语言，就是全

    球化)。第六，现代经济增长传播仍然只有局部效应，占很大人口比重

    的世界其他部分，经济成就仍远远达不到既有技术潜力的最低水平，即

    存在发展的区域差距。

    中国已经完成了刘易斯转折点的跨越，按照已有的概念转向现代经

    济增长，可以参照这六条标准。同时，我们也可以分析这六条标准的现

    代版本，或者分析在哪些意义上，这六条标准中的某些可能已经不太准

    确。也许当年日本转型时可以把它作为标准来判断，但是现在它可能不是更为本质的标准或特征。关于库兹涅茨转折点，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

    会有更详细的论述。

    帕兰特-普雷斯科特发展事实

    帕兰特–普雷斯科特发展事实，是这两位作者在总结20多年的经验

    后提出的，特别强调收入分配的发展事实，普雷斯科特曾经获得诺贝尔

    经济学奖。这些事实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国家之间存在巨大的财

    富差距。第二，财富差距既没有扩大；也没有缩小，在1960—1985年基

    本稳定。第三，财富分配是上移的，即富人越来越富裕，穷人也比以往

    富有了。不是说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因此，没有绝对贫困陷

    阱。第四，既有发展奇迹，也有发展灾难。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就是

    说经过中等收入阶段之后，有的国家经历了发展奇迹，即向高收入水平

    迈进，有的国家经历了发展灾难，徘徊在中等收入陷阱中。这是他们概

    括的与收入分配状况、收入差距扩大还是缩小有关的，或者说与趋同还

    是趋异有关的一些基本观察。

    卡尔多事实

    卡尔多与凯恩斯同时代，他做了很多贡献可以与凯恩斯相媲美，在

    经济学家中的地位颇高，但就圈子之外的知名度而言，却远远不能与凯

    恩斯相比。他关于经济发展的事实一共有六个。第一，劳动生产率持续

    提高。第二，人均资本相应保持持续增长。第三，从长期来看，利率或

    者资本回报率是比较稳定的。第四，资本产出比例也是稳定的。第五，资本和劳动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是稳定的。第六，在世界上同为快速发

    展的国家之间，人均产出增长率存在显著差距。

    其中概括了经济发展的一些基本现象，包括研究国民收入账户、增

    长的汇总，需要对资本和劳动力的份额做出假设，关心收入分配是扩大

    还是缩小了，其背后的资本报酬和劳动报酬的分配比例究竟如何变化，增长的差异是在扩大还是在缩小，差异的数量概念如何，这些都和我们今天的研究有关。例如，在讨论初次分配时，我们就要回答过去30多年

    中，资本和劳动相对回报率如何变化，资本份额是否提高了，劳动份额

    是否下降了。有意思的是，我在读卡尔多的学术传记时看到，卡尔多在

    世时就有很多人抱怨，认为所谓的卡尔多事实根本就不是事实。或许我

    们可以针对中国发展的研究，通过证伪的手段检验卡尔多事实，当然，也可以否定卡尔多事实。

    新卡尔多事实

    新卡尔多事实是查尔斯·琼斯和保罗·罗默提出的。《新卡尔多事

    实》这篇文章非常值得读。新卡尔多事实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市

    场范围的扩大。全球化和城市化促进了货物、创意、资金和人员的流

    动，进而扩大了所有劳动者和消费者的市场范围。第二，加速增长。几

    千年来，人口和人均GDP的增长在加速，从几乎为零增加到20世纪观察

    到的较快增长。第三，现代增长速度的差异。人均GDP增长速度的差异

    随着与前沿科技水平的差距增加而增大。第四，较大的收入和全要素生

    产率差异。生产要素投入的不同只能解释人均GDP增长不到一半的差异

    (换句话说，全要素生产率的解释力可以超过50%)。第五，世界各地

    的人均人力资本大幅度增加。第六，相对工资的长期稳定。对于非熟练

    工人而言，人力资本不断增加，但这种量的增加并没有使其相对价格不

    断下降。

    破解中国经济“减速”之谜

    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提到的一样，在中国，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发

    生，而且人口红利也开始消失，中国在中等收入阶段开始减速。这自然

    导致一个有意义的问题：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我们应利用各

    国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数据，对经济增长何时减速进行研究。一项研究认

    为一个国家在人均GDP达到7 000美元时会出现减速，另一项认为在17000美元时会出现减速。按照购买力平价，目前中国的人均GDP正处于

    这两个转折点之间的经济减速期。从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来看，中国经

    济增长速度放缓，无疑是不可避免的。“减速”并不意味着一定会陷入中

    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减多少。如果经济增长率从11%减到9%、8%甚

    至6%，并不能使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然而，如果经济增长率减到

    很低，不能满足人们改善生活和就业的需要，则意味着经济陷入停滞，就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为什么有中等收入陷阱

    我们结合经济增长理论阐述一下中等收入陷阱的含义。“陷阱”在经

    济学中表现为一种超稳定状态。在这种超稳定中，微小的改变最终都会

    被重新拉回到稳定状态。贫困也是一个陷阱，但在工业革命之后，马尔

    萨斯时代结束，摆脱贫困陷阱变得相对容易。然而，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却相当困难。到目前为止，只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从中等收入经济体

    成为高收入经济体。拉美国家现在依然是中等收入国家。很多中东国家

    虽然拥有丰富的资源，人均GDP水平很高，却没有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因此，解释和研究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二元经济发展时期，人均GDP低的国家在起步阶段，具有劳动力

    无限供给的特征和人口红利。充分发挥劳动力较大的比较优势，通过全

    球化在国际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推动了经济高速发展。与此同时，发

    达国家的比较优势在于，技术创新处于最前沿，拥有充足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以及创意。因此，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各类国家的经济表现

    显示为一个U形曲线：低收入国家和发达国家都从全球化获益较多，而

    处于中间的(中等收入)国家获益比较少。

    中等收入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获益较少的原因在于其比较优势不显

    著，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无法与低收入国家相比，在高科技产品上无法

    与发达国家相比，所以不能成为全球化最主要的获益者。中国已经出现

    劳动力成本提高、比较优势下降的情况，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