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小样)青年变革者：梁启超

    书名：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

    作者：许知远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08157835

    出版时间：2019年4月

    本书由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授权网易(杭州)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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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

    自序 一个青年变革者

    一

    梁启超正盯着我。他鼻正口阔，短发整洁而富有光泽，由中间清

    晰地分开，竖领白衫浆得笔挺，系一条窄领带，嘴角挂有一丝骄

    傲，眼神尤为坚定。

    这该是他三十岁左右的样子，拍摄地可能是横滨、墨尔本或是温

    哥华。他动员散落在世界各处的华人商人与劳工捐献资金，组织

    起来，营救受困的皇帝，建立一个富强的中国。几年前，他还是个脑后拖着长辫的举人，如今已经展现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风

    貌。

    在城市之光书店的书架上，梁启超与络腮胡须的印度诗人泰戈

    尔，以及一位裹头、皱眉的男子并列在一本书的封面上。我翻开

    书，得知裹头男子名为哲马鲁丁·阿富汗尼，一位来自阿富汗的思

    想家。他们三人是20世纪初亚洲知识分子的代表，目睹各自帝国

    的瓦解与西方的压力，分别以不同方式帮助祖国重获自尊。 它引

    发了我的兴趣。这是2013年深秋，我刚过三十七岁，厌倦了新闻

    业的碎片与短暂，想寻求一种更辽阔与深沉的表达，从北京搬到

    旧金山一带也是这种寻求的一部分。随之而来的闲暇里，哥伦布

    街上的城市之光书店成了消磨时光的最佳去所。我喜欢它丰富的

    世界文学书目，二楼poetry room的寂寥，以及橱窗上凯鲁亚克的

    黑白照片。这家书店不仅是“垮掉一代”作家的发源地，代表着自

    由不羁的文学趣味，还身处两个世界的交汇地。它背后的唐人街

    的历史足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大批广东人和福建人因淘金潮来

    到这里，成为这座城市的最初缔造者之一；斜对面是“小意大

    利”，在那家令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流连的小咖啡馆

    里，黑咖啡与老式点唱机尤其令人着迷。

    与梁启超的偶遇，特别是他目光之坚定，令这种模糊的寻求清晰

    起来。为何不写一部他的传记，借此追溯近代中国的转型呢？它

    肯定足够辽阔与深入，也与我的个人经验紧密相连。

    二

    当梁启超1873年生于广东一个普通的乡村时，清帝国正处于最后

    的平静时期；当他1929年在北京去世时，帝国早已瓦解，新生的

    共和国仍处于动荡之中，尽管他昔日的政治对手国民党名义上统

    一了中国。社会变革席卷了每个角落：昔日的缠足女人走入学

    堂，探讨“娜拉出走后怎么办”；阅读报纸、杂志成了日常习惯，人们在茶馆里、饭桌上谈论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消息；戏台上的名

    角们将《定军山》《长生殿》留在电影屏幕与密纹唱片上；因为火车、轮船、电报的普及，再遥远的乡村都可以感到时代之脉

    搏。思想的变化更是惊人，尽管很多人熟记四书五经，遵从三纲

    五常，如今却宣布抛弃整个传统，要写白话文，追求个人自由。

    曾自成一个天下的荣光与傲慢被屈辱与自卑取代，人们饥渴、不

    无盲目地寻求日本、英国、德国、美国甚至印度的观念的滋养。

    梁启超经历着这一切，同时是这种转变的积极参与者。他是一位

    行动者，二十五岁就卷入百日维新的旋涡中，流亡至日本后又参

    与策划自立军起义。他在袁世凯与张勋的两次复辟中挺身而出，成为再造共和的关键人物，还是中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幕后

    推动者。

    他是个思想者，倘若你谈论中国现代思想的形成，科学、经济

    学、佛学、法学、政治思想、小说理论……几乎没有一个领域能

    回避他的影响，他甚至往往还是开创者。他更是个书写者，自

    1896年出任《时务报》主笔以来，他在三十三年时间里，不间断

    地写下至少1400万字，涉及时事批评、战斗檄文、组织章程、诗

    词小说、学术专著、演讲、人物传记……几代人如饥似渴地阅读

    他的作品，20世纪的历史性人物——陈独秀、胡适、毛泽东——

    都列居其中。

    我也是他的读者，并生活在他缔造的传统中。我就读的北京大学

    其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他则是大学堂最初的章程起草人。我进入

    新闻业后，他更是一个无法忽略的存在，他也很可能是中国最伟

    大的新闻记者，没有谁能像他一样，用笔与报刊参与了如此多的

    变革。

    但我感觉，在历史书写中，他至关重要却又面目模糊。他的政治

    与思想遗产仍强有力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他对现代中国的构建

    与想象还占据着公共讨论的中心，“新民说”仍是日常语汇，流行

    偶像则把“少年强则中国强”写入歌词。但他的思想与性格、希望

    与挫败，他的内心挣扎和与同代人的争辩，却很少得到充分的展

    现与分析。在世界舞台上，他更是被低估的人物，他理应进入塞缪尔·约翰逊

    (Samuel Johnson)、伏尔泰、福泽谕吉与爱默生(Ralph

    Emerson)的行列，他们身处一个新旧思想与知识交替的时代，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存在，唤醒了某种沉睡的精神。即使置于自己

    的时代，梁启超也该进入全球最敏锐心灵的行列。这些人看到一

    个技术、民族主义、全球化驱动的现代世界的到来，在希望与挣

    扎中摇摆，梁启超则从中国语境出发，回应了很多普遍性问题，对于科学、民族主义、个人精神都作出独特判断。但与用英文写

    作的泰戈尔不同，他未被中国之外的读者广泛认知。

    这种情况与近代历史的动荡和断裂有关，也受困于中文历史书写

    的特征。梁启超自己也曾尝试开启现代传记写作，这一传统从未

    真正扎根于中文世界，没有一位中国人像博斯韦尔(James

    Boswell)观察约翰逊博士那样描述一个人，更不会像爱默生一样

    笃信“没有历史，只有传记”。个人更像是历史潮流的产物，而非

    自成一个世界。

    这也与观察角度有关。梁启超常常仅被置于中国自身语境中叙

    述，很少被放在世界维度中，但他其实是上一波全球化浪潮的拥

    抱者，在轮船、电报、铁路、印刷术构造的现代网络中游刃有

    余。他在横滨编辑的杂志被偷运到国内，给一代人展现了崭新的

    知识与思想。他的足迹遍及日本、大洋洲、美洲与欧洲，所到之

    处受到海外华人的热烈欢迎，当地政要与新闻界对他趋之若鹜，认定他握有中国的未来。他在华盛顿会见了西奥多·罗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在纽约拜访了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邀请罗素(Bertrand Russell)、杜威(John Dewey)

    访问中国，在战后的欧洲与柏格森(Henri Bergson)探讨现代性

    的困境。

    三

    2015年9月，在被书架上的梁启超注视了两年之后，我写下第一

    行字。接下来的三年里，这次写作变成了一桩彻头彻尾的苦役。这个旅程比想象的更为艰难。梁启超的作品以及他参与的政治、社会转型的广度与深度，都令人望而生畏，个人与时代之关系也

    难以把握。英国作家菲利普·圭达拉(Philip Guedalla)的警告始

    终在耳边回响：“传记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区域，北面的边界是历

    史，南面是小说，东方是讣告，西方则是冗长沉闷。” 对于在西

    方思想与文学滋养中成长的我来说，汉学与宋学之争、公羊学的

    兴起是一片充满荆棘的森林，甚至仅仅文言写作就让我头痛不

    已。清代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终结时刻，是吃力而盲目地拥抱新潮

    流的一个开端。我受困于中国历史书写对个人情绪与性格的习惯

    性忽略，使得作为儿子、丈夫与朋友的梁启超在个性的展现方面

    显得过分单薄。

    出于畏惧，最初的计划被拆解成三部曲。这一卷有关他的早年岁

    月，从出生到戊戌变法的失败，短短二十五年中，他从一个边陲

    之地熟读四书五经的少年，蜕变为将孔子改制与明治维新嫁接一

    处的年轻变革者。他的敏锐开放、自我创造与行动欲望，在这个

    时期展现无遗。他不顾功名等级的限制，拜入康有为门下；在上

    海的四马路上，他驾驭印刷资本主义的新浪潮，成为一种新文体

    的开创者。他迫不及待地将思想转化成行动，是公车上书的策动

    者之一，并在学堂中鼓动年轻人的反叛意识，随后卷入百日维新

    的派系斗争。

    不管梁启超多么杰出，未来将怎样声誉卓著，此刻仍是历史的配

    角，作为狂生康有为的主要助手出场。在彼时的中国学术与权力

    地图上，他们都是边缘人。但边缘赋予他们特别的勇气，令他们

    成为既有秩序的挑战者。这也是历史迷人之处，即使人人都受制

    于自身环境，自由意志仍催促一些人脱颖而出，成为异端与反叛

    者。倘若你不理解19世纪末的政治与文化转型，不了解一个帝国

    晚期读书人怎样应考，怎么理解外部知识，听什么戏，朋友间如

    何通信、宴请，审查之恐惧如何无处不在，你就很难体味这种反

    叛之价值。

    地域特性就像时代氛围一样，给个人打上鲜明的烙印。我在茶坑村散步，品尝了以陈皮制作的各种菜肴，一个夏日午后坐在残留

    的广州万木草堂一角发呆；在衰落的福州路上想象报馆与青楼林

    立的昔日繁盛，在夜晚的火宫殿小吃摊上，猜测梁启超刚抵达长

    沙的心情；或是在北京的法源寺外闲坐，想象他与谭嗣同、夏曾

    佑热烈的青春……很可惜，在一轮轮的拆毁与重建中，历史现场

    早已面目全非，你只能依赖想象力，尽管它常不可靠。

    写作不可避免地带着当代意识。在触发这本书产生的旧金山，梁

    启超也曾在一个世纪前到来。他四处演讲，出席宴请，接见华人

    领袖，还品尝了一种叫王老吉的饮料。他感受到这里的人“爱乡

    心甚重”“义侠颇重”，更看到了不洁的街道、林立的宗派、政治能

    力与现代德行的缺失。他感慨，若把“自由、立宪、共和”的理念

    和制度引入中国，可能像是夏天的裘皮大衣、冬日的葛布单衣

    ——“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如果不能塑造出一种“新

    民”、一套新的价值观，任何变革都是无效的。一个世纪过去

    了，华人后代中有一位成了市长，另一位买下了曾鼓吹排华的

    《旧金山纪事报》，这座城市开始热烈期待引入中国投资人……

    但走在此刻的唐人街，你会感到梁启超的一些忧虑与困惑仍顽强

    地存在着，能激起回响，已经获得富强的中国也在探寻某种内在

    与外在的秩序。

    梁启超那一代人也面临一个加速度的、技术革命与知识爆炸的时

    代，他应对这些变革时的勇敢与迷惘，激起了我强烈的共鸣。这

    本书也是个避难所，我常躲入另一个时空寻求慰藉。在经常令人

    厌倦的写作中，意外的惊喜也不时涌来。我感到自己日渐笃定，甚至生长出一种新的雄心。我越来越希望这三卷本的传记成为一

    部悲喜剧、一部近代中国的百科全书。我期望它能复活时代的细

    节与情绪，展现出几代人的焦灼与渴望、勇气与怯懦。当梁启超

    成为声名鹊起的主笔时，比他年长四十五岁的改革者王韬已走到

    了生命的最后岁月，他看着自己一生呼吁的理念正展现在这个年

    轻人的报纸上；同样阅读这份报纸的还有安庆的少年读者陈独

    秀，二十年后，他将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在1898年北京躁

    动的夏日里，身经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太平天国运动、甲午之战的李鸿章，旁观着康有为、梁启超这两个青年过分活跃的举

    动，心中不屑却又暗自钦佩。人性之弱点与光辉，个性之必然与

    命运之偶然，彼此交织。那些相濡以沫的同志，在历史考验面前

    也经常反目成仇，彼此疏离，然后在人生下一个路口再度交汇。

    第一卷即将完成时，我读到了博尔赫斯对吉本《罗马帝国衰亡

    史》的评论，在他眼中，阅读这本书仿若“投身于并且幸运地迷

    失在一部人物众多的长篇小说里。其中的人物是一代又一代，剧

    场就是整个世界，而其漫长久远则是以朝代、征服、发现以及语

    言和偶像的嬗变来计量”。我很期待，这三卷本完成时，我的读

    者也能有相似的感受，如果你尚未在这一卷中获得，就请耐心地

    等待第二卷。

    目录

    青年变革者：梁启超

    自序 一个青年变革者

    引言 逃亡

    第一章 茶坑村

    第二章 学海堂

    第三章 春闱

    第四章 狂生

    第五章 战争

    第六章 上书

    第七章 改革俱乐部

    第八章 时务报馆

    第九章 主笔

    第十章 海上名士

    第十一章 在长沙

    第十二章 保国会

    第十三章 定国是诏

    第十四章 咸与维新

    第十五章 政变?致谢

    引言 逃亡

    一个青年匆匆闯入日本驻清公使馆。他额头宽阔，鼻梁挺直，面

    色焦急，要找代理公使林权助。这一天是1898年9月21日午后，阴，炎热异常，北京秋日的清爽尚未到来。

    日本公使馆是“一栋单层砖木结构的平房……正立面七开间，中

    砌砖作拱券式的大门”，带有明显的欧洲古典主义风格，门顶檐

    上的女儿墙上又砌了三角花。它的设计者片山东熊曾入读东京帝

    国大学，是日本最早接受西方训练的建筑师之一。

    公使馆的建筑风格也是日本身份的另一种隐喻：渴望西方却仍深

    植于东方。它所处的东交民巷正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缩影。它的

    历史足以追溯到元代，南方稻米经由大运河运到此处交易，因此

    得名江米巷。到了明代，一些重要衙署、王府与寺庙开始在这里

    兴建。专门学习外国语言的四夷馆也设立于此，“特设蒙古、女

    直(女真)、西番(西藏)、西天(印度)、回回、百夷(傣

    族)、高昌(维吾尔)、缅甸八馆……又增设暹罗(泰国)”，这是中华帝国眼中的异域世界，外来者总是朝贡者，臣服于帝国

    的繁盛与文明。由于“江米”与“交民”读音相近，巷子逐渐被称

    作“交民巷”，又变成了“东交民巷”，它不再仅指一个巷子，而是

    一片区域。清代的东交民巷更为喧闹，宗人府、吏部、户部、礼

    部都在巷子西口，而兵部、工部、鸿胪寺、钦天监、太医院、翰

    林院则在另一端。

    巷子的意涵在19世纪后半叶再度发生改变。圆明园被一把大火烧

    毁之后，清帝国终于同意英国与法国在北京设立使馆，这意味着

    中国人与外部的关系已彻底转变。这些“野蛮人”与昔日“四夷”不

    同，他们更强大，还有自己独特的文明。

    英国与法国之后，俄国、美国、德国、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奥匈帝国先后到来，建立使馆。这条曾经用作稻米交易的狭

    长巷子，如今变成了一个西方建筑、生活方式的展览场，空气里

    经常飘荡着清朝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先生著名的铜管乐队演奏的曲

    子。与上海、福州、宁波、广州的租界不同，这里没有治外法

    权，仍被包容于北京的生活中，使节与夫人们也常抱怨北京道路

    的泥泞与腐臭。

    日本公使馆是东交民巷的后来者。尽管早在1871年中日就已建

    交，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日本使馆要么在寺庙要么在租借的民

    房中暂时栖身——这也折射出中国对日本的态度：尚未将其看作

    一个平等的国家。直到1886年，日本终于在东交民巷有了一席之

    地。接下来的十二年中，公使馆目睹了中日关系的戏剧性转变。

    日本不仅在甲午战争中击败中国，还成了清朝革新者们模仿的对

    象。日本公使曾为觐见皇帝焦灼不已，皇帝如今则充满期待地等

    待着下野的伊藤博文的到来。

    这位匆匆进入使馆的青年，也是一位革新者。“他脸色苍白，悲

    壮非常。我判断事体极为不寻常”，多年之后，时任使馆参赞的

    林权助回忆。林权助认识这个年轻人，他是夏日北京活跃的维新

    者中的一员，名叫梁启超，他的老师康有为更是有名，曾专门给

    皇帝上呈关于明治维新的著作。

    林权助把梁启超请入房间，开始笔谈，汉语是彼时“东亚的拉丁

    语”，是通用的书面语。“仆三日内须赴市曹救死，愿有两事奉

    托，君若犹念兄弟之国，不忘旧交，许其一言。”林权助觉得这

    样交流太缓慢，按铃叫翻译官进来。梁启超随即写道“笔谈为

    好，不必翻译”，接着写下“寡君以变法之故，思守旧老耄之臣，不足以共事，思愿易之，触皇太后之怒……”

    此刻，翻译官走了进来，对话加速起来。梁启超乞求，日本出面

    救助光绪帝与康有为，他自己准备迎接死亡，“我如被逮捕，三

    天之内会被杀”。

    这个场景必定令林权助深感震撼，以至于将近四十年后仍能栩栩如生地回忆起来。其细节或有出入，情绪却异常饱满。这也与林

    权助的个人经历相关，这位面颊修长的外交官刚刚三十八岁，明

    治维新时他正是少年。他的祖父与父亲都死于倒幕之战，且站在

    失败的幕府一边。他运气甚佳，被战胜一方收养，并有幸进入创

    建不久的东京帝国大学就读，毕业后进入外务省，被派往中国烟

    台、朝鲜与英国伦敦，是同代人中最有经验的外交官之一。比起

    回国度假的公使矢野文雄，他的视野与决断更胜一筹。他体验过

    北京维新的热浪，还为京师大学堂的创办提过诸多建议。在这些

    中国维新者身上，他不难看到日本志士的身影。

    林权助允诺梁启超，努力去办他交代的两件事，并劝他：“你不

    必死。你好好思考，必要时随时到我这里来。我会救你。”

    梁启超离去后，林权助向正住在公使馆的伊藤博文汇报，这位明

    治维新的重要缔造人刚卸任首相，中国游历计划正在进行，此刻

    恰在使馆。“我完全明白了。梁这个年轻人了不起。真是令人佩

    服。”伊藤感慨道。 夜晚，使馆门口一阵嘈杂，接着梁启超闯了

    进来。伊藤要林权助救助梁启超，“让他逃往日本。到了日本以

    后我来帮助他”，“梁启超这个年轻人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奢侈的

    灵魂”。

    留在公使馆的梁启超，当夜必定难眠。这是充满慌乱与恐惧的一

    日。早晨，太后宣布训政，收回皇帝手中原本就很有限的权力。

    她颁布的首道政令就是捉拿康有为兄弟：“康有为结党营私，莠

    言乱政，屡经被人参奏，著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著步军统领

    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康有为的支持者御史宋伯鲁也“即行

    革职”。

    康有为因稍早离开北京，躲过了一劫，康广仁则在南海会馆被

    捕。一时间流言四起，据说康有为的另一位支持者、总理衙门大

    臣张荫桓的家也被抄了。在京城的茶馆中，人们纷传皇帝设谋加

    害太后，且引外人相助，太后因此才再度垂帘。

    已预感到大祸将至的梁启超，当日早晨正在浏阳会馆与谭嗣同“对坐榻上，有所擘划”，这时“抄捕南海馆之报忽至，旋闻垂帘

    之谕”。他们连忙拜访李提摩太，想做最后的努力。多年来，这

    个操着山东口音的英国传教士以促进中国变革为己任。三人随即

    商定寻求国际力量，容闳去拜访美国公使，李提摩太去找英国公

    使，梁启超则前往日本使馆。但美国公使进了山，英国公使正在

    北戴河度假，只有梁启超找到了林权助。 除去给他提供个人庇

    护，日方拿不出更具体的方案。梁启超或许也被某种羞愧左右，他无法解救陷入危险的皇帝与老师，还躲避起来。翌日，这种羞

    愧更为加剧。

    谭嗣同八月七日进入公使馆，随身携带了著作与诗文、家书的稿

    本数册，请求梁启超保存。他劝梁东渡日本，自己则选择留下，并以程婴与杵臼、月照与西乡这两个例子来慰藉梁与自己，分别

    通过一死一生来践行理念。在另一则更为生动的回忆里，谭嗣同

    还说，海外有很多广东华侨，梁启超可以鼓动他们，建立新的变

    革基础，而自己作为一个言语不通的湖南人，发挥不了作用。说

    完这些，他们“遂相与一抱而别”。

    对于林权助而言，这也是个充满考验的时刻。收容梁启超的决

    定，并未得到日本外务省的许可，林尚不知首相兼外相大隈重信

    的态度。八月七日，他发电给外交部，谈及政变的发生、被通缉

    的康有为、张荫桓府邸的被围。他意识到持续了整个夏天的变法

    终结了，“皇帝陛下最近数月间已成改革运动之中心，经如此之

    变故，其权势应有所削减”。他没提梁启超正在使馆内躲避。

    时间意味着新的危险，对梁启超的通缉尚未到来，却随时可能发

    生。当天，林权助请郑永昌(日本驻天津领事，据说还是郑成功

    后人)护送梁启超离开北京，计划先乘火车抵达天津，再搭商船

    玄海丸前往日本。离开公使馆前，梁启超做出人生另一个重大决

    定，他剪掉脑后的辫子，并换上了西装。或许维新者私下谈论了

    很多次断发易服之必要，但真的发生时，内心恐怕也不无挣扎，它毕竟意味着公开成为反叛者。梁启超随郑永昌走出使馆时，看上去就像个日本人，中国仆人紧

    随其后。当天下午三点，火车开赴天津。在紫竹林车站，等候在

    此的日本领事馆翻译井原真澄发现，同行者中还有“一个穿西

    装、用手帕遮着鼻子的男士和中国的仆人”。他问郑永昌此人是

    谁，却没得到答案，只是被命令要警戒前后。回到领事馆后，他

    才知道，原来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梁启超。

    他们将梁启超藏在领事馆二楼，一切需求由仆人代办。井原真澄

    随即发现，不断来访的天津变革者说，梁启超已经下落不明，还

    请他设法相助。李鸿章建立的洋务事业在天津催生出一个维新群

    体，其中很多人来自广东，“都很热衷于思想和政治的革新”，对

    伊藤的到访抱有很大的期待。政变消息早已传得沸沸扬扬，他们

    庆幸康有为躲过一劫，但一定想不到梁启超正在楼上。

    在八月八日的电报中，林权助向东京汇报整个事件：“主张改革

    的梁启超因怕可能随时被捕而来到本馆，需求保护。他住了一晚

    上。由于害怕清国会产生怀疑，我劝他在逮捕他的命令下达前离

    开北京……他尚未受到任何指控，而我允许他在本馆住一晚上也

    不至于给清国政府留下任何罪名。如果他在路上还没有被捕的

    话，几天后，他将乘玄海丸从天津赴日本”。他强调伊藤正住在

    使馆，“当前的这种政治局势迫使我要求这么做”。他期望得到

    2000元电汇电信费，还有1000元的津贴费，作为机动费用。

    他同时致电郑永昌与驻上海领事诸井六郎，要求“高雄舰、大岛

    舰的舰长由此奉命与你们一起观察近日的事态发展”，高雄舰正

    在上海，大岛舰则在天津大沽港。

    大隈重信支持了林权助的决定，还在同一天发电报给圣彼得堡与

    伦敦的日本使馆，通报了北京的政治新动向，令他们探听这些国

    家的态度。

    梁启超躲藏在天津领事馆时，气氛已经变得越发紧张。八月九

    日，新的上谕到来：“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弟均着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治罪。”

    对梁启超的通缉令也随即到来，在北京捉拿未遂后，朝廷又电旨

    两江总督刘坤一在上海缉拿。八月十日，上海道台蔡钧搜捕了已

    改为官书局的大同译书局。所幸，住在其中的梁宝瑛、梁启勋及

    李蕙仙听闻北京消息后，已于八月七日(9月23日)返回广东。

    天津领事馆意识到，让梁启超等到四天后再登玄海丸就太危险

    了。八月九日晚九点，郑永昌与另两个日本人陪梁启超由紫竹林

    搭船前往大沽，他们化妆成打猎的样子，计划遇到清兵盘问就说

    自己要去打鸟。在河上航行一段后，他们被一艘蒸汽快船追踪，上面乘坐着持枪的清兵。十号凌晨两点左右，他们终于在新河附

    近被追上。快马号士兵声称自己在追拿要犯康有为，怀疑康就在

    这艘船上。郑永昌随即抗议，说船上并无此人，拒绝搜查。士兵

    毫不理会，他们将绳索缠上这艘小船，准备将其强行拖回天津。

    逆行了两百多米后，郑永昌斥责这些士兵非法，又一轮争辩后，快马号同意回天津向总督府汇报，同时派一队士兵登上小船，以

    护送之名前往塘沽。大约七点，小船抵达塘沽港，恰好与日本大

    岛号军舰相遇。郑随即挥帽，军舰也放下快艇迎接他们。清兵感

    到不妙，乘坐路过的一艘清国船离去，不愿再谈。郑永昌登上军

    舰后，留下梁启超，自己前往塘沽火车站。

    经过这惊魂未定的一夜，梁启超甚至来不及喘口气，新危险就再

    度涌来。第二天八点，又一队清兵登上大岛号，声称要追捕康有

    为。派遣者正是袁世凯，因荣禄奉旨入京，他暂时署理直隶总

    督。“该华人年约在三十以内，似非康犯，或为康党”，袁世凯在

    八月十一日给总理衙门的电报中写道。一天后，他又在电报中更

    详细地描述情形，称派往查看的洋员魏贝尔在查询时，大岛舰

    主“坚不肯认，佯不知康犯”，而经过一番访查后，魏贝尔发现船

    上“实有华人一名，年纪甚轻，已剃发改装。究系何人，无由确

    查”。

    很快，9月26日，大岛舰上又来了一位逃亡者。王照是梁启超的朋友，也是一名活跃的维新者，但与康有为、梁启超不无分歧。

    他两日前被以“莠言乱政，奸党窃权”的名义弹劾，同样被日本人

    所救。这是涕泪交集的相遇，在这天崩地裂式的悲剧面前，之前

    的分歧变得毫不重要。他们对外界所知甚少，不知同志们是生是

    死，同样不知光绪皇帝会面临怎样的命运，革新的中国又会如

    何。

    他们决定给伊藤博文与林权助写“泣血百拜”的书信，目之所及，似乎唯有这两位外来者才可能提供某种帮助。“启超等忧患余

    生，所志不成，承君侯与诸公不弃，挈而出之于虎狼之口，其为

    感激，岂有涯耶”，他们先是表达了感激之心，接着开始担忧光

    绪的境况，相信外界谣传的光绪患重病的消息只是有意的构陷，皇帝可能被谋害了，因为他在几个月的变法中一直表现得生气勃

    勃。他们请求日本联合英美诸国，或者致信慈禧太后和总理衙

    门，要“揭破其欲弑君之阴谋，诘问其幽囚寡君之何如”。他们甚

    至说，诸国干涉或许会导致亡国，但比起俄国庇护下的满洲政权

    导致的“亡国”，宁可要日、英、美维持下的亡国。他们还恳求伊

    藤，代为救助身陷狱中的谭嗣同、徐致靖、康广仁等人，因为中

    国“风气初开，人才甚少”，他们这些“血性男子”之中，或许就有

    西乡隆盛式的豪杰，若被“一网打尽，敝邦元气无付之士”。落款

    处是“启超，照，又拜”。

    第一章 茶坑村

    一

    对于自己出生的年份，梁启超日后写道，是太平天国在南京覆灭

    后的第十年，大学士曾国藩逝世一年后，普法战争结束的第三

    年，意大利则在这一年于罗马建国。

    《三十自述》写于1902年。按照中国人出生即为一岁的习俗，梁

    启超恰好三十岁，倘若孔夫子的教诲没错，他该进入一个言行恰

    当、懂得礼数的人生阶段。梁启超的自述与惯常的中国文人不同，他用一种令人难忘的视野，把自己的命运编制进一个更广阔

    的时代画卷，既与中国内部的兴衰有关，也与世界性的历史事件

    产生联系，尽管他犯了个错误：意大利于1871年迁都罗马，而不

    是1873年建国。

    当梁启超在1873年2月23日出生时，这样想象时间与空间几乎没

    有可能。他的出生被严格限制于中国的农历纪年方式，癸酉年正

    月二十六日，这种纪年六十年一循环，暗示着不管是个人轨迹还

    是历史变迁，都是无往不复的。时间也遵循着政治权力的节奏，这一年是同治十二年，帝国正逐渐从巨大的内乱中恢复过来，与

    西方外来者达成了暂时平衡，史官们已经迫不及待地用“同治中

    兴”来形容这个时刻。梁启超就诞生于这个短暂的、相对平静的

    中兴时代。

    同样平淡的是他的降生地点。茶坑村是熊子乡的五个村庄之一，整个乡是水面上的一座孤岛。它所在的新会县位于广州西南部，历史悠久，足以追溯到三国时期。与岭南大部分地区一样，在很

    长一段时间里，新会不过是南方的一个区域，充斥着瘴气、怪兽

    与野人，离中原文明遥远之至。它的辖区与名字随着朝代更迭变

    化，在隋代与唐代，还曾短暂得名冈州，是中央政权从中原不断

    向南扩展的明证。不过，真正塑造了此地的两个历史事件都与宋

    王朝的崩溃有关。1273年，相传宋度宗的胡姓妃子获救于一个商

    人，藏身于广东北部南雄的珠玑巷。朝廷要派兵缉拿的传闻造成

    大量居民南迁，新会的很多家族都把自己的源头追溯于此，包括

    茶坑的梁氏。这座小村庄横跨梅岭关口，是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

    贸易往来的必经之地。广东的珠玑里就像山西的大槐树一样，被

    很多人视作家族的起源。这半神话半真实的族谱也象征中国历史

    的最坚韧之处，凭借流动的家族力量，南宋得以对抗外族入侵、政治动荡、自然灾害。另一个决定性事件发生于五年后，末代皇

    帝赵昺率20万军民驻扎崖山，建立“行朝草市”，第二年失败后，幸存者便留在了本地。这两个事件都是大的政治事件引发的逃

    亡，这段不无夸张的虚构历史给予本地人一种特别的身份感——

    尽管身处帝国的边缘，却以中国正统自诩。涌入的人口也改变了这里的地理面貌。按照一位历史学家的大胆

    猜想，蒙古军队的入侵导致北部山区被抛荒，加速了土地被侵

    蚀，将更多的泥沙通过北江送入珠三角区域。这一进程与罗马帝

    国衰落时的景象颇有些类似，地中海山区的土地被抛弃、腐蚀

    后，山岭退化，泥土也逐渐沉淀到低地区域。移民们不断填海造

    田，种植稻米、桑树，原来的沼泽、湿地、森林变成沙田。扩展

    的田地与不断繁衍的人口相互促进，催生出一个越来越繁荣的珠

    三角区域。这个进程在16世纪中叶陡然增强了，因为广州、长

    崎、马尼拉贸易圈的形成，加上欧洲人对茶叶和蚕丝的大量需

    求，白银源源不断地涌入，这个地区也迅速商业化。

    新会县正建于这块仍在不断扩展的冲积平原上。它离广州110公

    里，西江纵贯新会全境，潭江横穿其西部，它们在入海口处汇成

    银洲湖，南海就此展现在眼前。居民在河流、溪水旁筑造小堤

    基，最初种植稻谷，随着商业化浪潮的兴起，茶叶、蚕桑、红

    烟、蔬菜、蒲葵与甜橙成为主要的种植物——后两种尤为著名，它们是明清两代的贡品，还远销周边的省份。到了清代，新会已

    经是广东最繁华的市镇之一，尽管跟临近的佛山、顺德相比仍有

    不小的差距。

    倘若有人在1873年经过新会，看到的一定是再典型不过的珠江三

    角洲的景象，大大小小的水路连接着市镇与乡村，比起辽阔的平

    原与水域，这些城镇与市集多少像是“散落在碟子里的豌豆”。一

    位叫托马斯(R.D.Thomas)的旅行者1903年途经西江流域，看到

    成片的稻田，果树、鱼塘、桑树一眼看不到头。在繁荣市镇里，他看到祖祠前竖着旗杆，石墩上刻着获取科甲功名的家族成员的

    名字，村中还有为风水而建的石碑与宝塔。

    茶坑村就是这图景中的一个普通村落。如今一条大道连接着村口

    与县城，捞沙填海早已让城郊连成一片，但在19世纪后半叶，西

    江、潭江与银洲湖汇成了一片汪洋，很多村落点缀其中，茶坑村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孤岛，而梁启超，就像他自己宣称的，是中国

    南部边陲的一个岛民。二

    茶坑村的历史可以上溯到15世纪初，也就是明代初期雄心勃勃的

    永乐皇帝的年代，除了篡夺侄儿的皇位，他以派遣郑和出海闻

    名。梁姓与袁姓依山而居，在溪水旁种茶树，茶坑村便因此得

    名。这个孤岛因岛上的熊子山著名，山顶矗立着七层高的凌云

    塔，修建于1609年，离这个王朝的崩溃为时不远。围绕着凌云塔

    有两个传说，一个说它是为了压制山下有毒的三脚鱼，另一个则

    是因为此地文风不盛，而它将带来好运气。塔尖设计如葫芦，中

    空，有大小孔眼排列，一有风吹过，就会发出动人的声响。

    梁启超出生时，这个家族已在此居住了超过十五代。梁家声称来

    自南雄的珠玑里，再向前则追溯到福州。可考的绍祖是1134年进

    士，曾任福建知府，以孝著称，母亲去世后，他在墓旁造芦草屋

    守孝，还在周围种植松柏，修建亭子，据说苏东坡为此赋诗给

    他，并书其亭为“甘露亭”。但接下来，梁家似乎再未产生与之媲

    美的人物。

    梁启超这一支是明代天启年间(1621—1627)定居茶坑村的。村

    中梁氏分为大井里、羁马里、南兴里、嘉亨里四个不同的宗族，梁启超属于嘉亨里。对这个家庭来说，更清晰可考的祖先是梁毅

    轩，他出生于乾隆二十年，直到二十七岁才生下唯一的儿子梁寅

    斋，从推崇多子多福的传统看来，这无疑是个打击。不过寅斋给

    家族增添了新的希望，一连生下八个儿子，其中老二梁维清是梁

    启超的祖父。

    生于1815年的梁维清给家族带来了起色。这个勤奋的读书人分家

    时仅得到几分田地、一间砖房，却充满了上进心。他苦练唐代柳

    公权的书法，最终也考取了秀才，尽管只是科举功名中最低的一

    等，却已经足以变成士绅阶层的一员，跻身村里的领导人物行

    列。

    在梁启超的描述中，梁维清再好不过地体现了一个儒生的作为。

    他同时肩负知识与道德权力，在村中参与公共事务，将土路修成石路，兴修水利，发展教育；他粗通医术，替行人看病时从不计

    较诊金。在特别的危急时刻，他还卷入平定叛乱、保卫家园的活

    动中。1854年，陈开、李文茂的红巾军围攻广州，新会的陈松

    年、吕萃晋起兵响应，围攻会城。各县成立“保良局”来应对叛

    乱，各乡推选有功名或年长者担任“保良会”会长。茶坑村也陷入

    骚动不安，“无赖者辄思逞”，梁维清在熊子山下的四个自然村设

    立保良会，“以故一乡无乱民”。数百年来，整个帝国秩序正是依

    赖一个个这样的本地士绅艰难维持。

    梁启超也愿意强调祖父的美德，用千篇一律的文辞来形容他：勤

    俭朴实，行为缜密，忠厚仁慈，待人周到，治家严格。有桩事迹

    的确可以多少证明这一点：父亲去世后，梁维清作为一家之主，把财产平分给兄弟，其中一些只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梁维清娶了一位官宦之后。妻子黎氏的父亲曾高中乾隆四十六年

    的探花，死在广西提督的任上，她嫁到茶坑村，多少像是家道迅

    速衰落的结果。黎氏为梁家生下三个儿子，梁宝瑛最年幼(或许

    也最聪颖)，梁维清宠爱他，竭力传授他读书。比起父亲，梁宝

    瑛的科举之路更不平坦，甚至连秀才都没考取。不过，生活还不

    算糟糕，梁维清将二十多亩土地平分给三个儿子，梁宝瑛分到六

    七亩，自耕自种。他没放弃书本，成为乡间教书先生，自称“舌

    耕为业”。当时流行一句谚语，“家有三石粮，不作童子王”，说明

    这是再典型不过的失意文人的选择。

    梁宝瑛娶了一位聪明贤惠的妻子。赵氏出身书香人家，祖父曾高

    中举人。她以贤良孝顺著称，不仅善于女红，而且识字——当时

    读书是男孩的特权——让她显得很不寻常。她的品德让很多人折

    服，族中女孩愿意跟随她学习女红，据说村中儿女婚配时，只要

    女方曾跟随她学过女红，就会赢得“德性必佳”的信任。不难理

    解，她也是梁维清最钟爱的儿媳。

    梁启超的出生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满足与希望，他是这个小家庭的

    第一个男孩，也是长孙，是家族未来的继承人，注定肩负起与宗族其他支脉竞争的任务。

    如同所有孩子一样，母亲在他生活中扮演了第一个重要的角色。

    赵氏性格活泼、灵巧而富有艺术感，梁启超日后的情感充沛或许

    与此不无关系。她也是他最初的启蒙者，教他牙牙学语、读书识

    字。日后，梁启超批评中国女学不兴，致使儿童们不过在灶膛、闺房这些地方厮混成长，无法自幼学习文化与知识，而他的母亲

    肯定不属于这个行列。赵氏有一种朴素而强烈的道德意识，梁启

    超记得自己童年时，不知因何事说谎，终日含笑的母亲突然盛

    怒，鞭打他数十下，警告他再说谎会变成盗贼与乞丐。这不无诅

    咒的训诫影响了梁启超一生，以至于他多年后还记忆清晰，始终

    保持诚实，对他人与自我有一种难得的坦诚。

    父亲则是严厉得多的角色。“生平不苟言笑，跬步必衷于礼，恒

    性嗜好无大小一切屏绝；取予之间，一介必谨；自奉至素约，终

    身未尝改其度”，梁启超日后说父亲尤通“淑身与济物”之道

    ——“淑身之道，在严其格以自绳；济物之道，在随所遇以为

    施”。在仅存的一张合照上，梁宝瑛脸颊消瘦，额头宽阔，颧骨

    颇高，有一种随年龄而来的镇定。可以想象，他应该是个过分拘

    谨的读书人，将科举的失败转化成更深的道德要求，而这道德要

    求又经常是脆弱的，容易被现实诱惑吞没——这也是整个帝国的

    特征，在一套高洁、夸张的言辞背后，是一个道德坍塌的社会。

    日后，他东渡日本，向流亡中的梁启超索要钱款购置产业，甚至

    以死相威胁，直到梁的学生集资1200银圆，让他得以回去继续购

    买田产。多年后，梁启超还在劝父亲不要着迷于田产，声称自己

    宁可买鸡吃，也不买田产。

    在儒家伦理支配的家庭秩序中，父子关系常陷入紧张与拘谨。梁

    宝瑛经常因外出教书不能陪伴在儿子身边，还要刻意保持父亲的

    威严。亲密感反而发生于祖父与孙子之间。梁维清是梁启超最有

    力的童年塑造者，这个不算得志的秀才把诸多期望都寄托在长孙

    身上，从三个儿子中选择到幼子家居住，好与长孙朝夕相伴，把

    自己的学问、感受传授下去。他最初教授的启蒙课本大概是俗称的“三百千”。从宋代开始流行的《三字经》是大约五百个汉字构

    成的初级识字课本，三字一行，便于记忆，涉及的内容包括读

    书、伦理、数目、家畜、五谷诸方面，最初的四句“人之初，性

    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是中国人对人性最基础的看法。《百

    家姓》用472个汉字列举出中国最常见的姓氏，其中梁姓排在第

    128位。《千字文》通常是很多人的第一本教科书，里面包含一

    千个各不相同的汉字，四字一韵，包括自然现象、历代名人、帝

    王朝廷、为人处世、农耕、饮食、园林、祭祀等方方面面。这三

    本书大约两千个汉字，构成了一个儿童最初的文化世界。

    充满期待的祖父不满足于只给梁启超看这些启蒙读物。梁启超不

    过四五岁，就已经开始听祖父讲解《诗经》与“四书”了。教育不

    仅存于书本上，也体现在日常生活里。祖父会带孙子们去看庙宇

    里的古画，给他们讲解二十四忠臣、二十四孝子的故事，并指点

    着墙壁上的画作，说这是朱寿昌弃官寻母，这又是岳飞出师北征

    ——它们都传达着中国读书人最爱的忠义道理。在北帝庙中，祖

    父还写有一幅长联：周岁三百六旬，屈指计算，试问烟景阳春，一年有几？展开四十八幅，举头看望，也知忠臣孝子，自古无

    多。

    梁维清尤其喜欢讲述南宋、晚明之事。每年清明，全家从村子里

    乘舟来崖山扫墓——他们的高祖葬于此地——沿西江而下时，会

    路过一块高约数丈的巨石，突出在江面上，上刻“镇国大将军张

    弘范灭宋于此”。1279年的春季，南宋与元做最后的决战，二十

    万军队卷入其中，战斗持续了二十三天，它的结束与高潮同时到

    来，陆秀夫背着九岁的赵昺从江中一块巨石上纵身一跃。这充满

    象征的一跃，不仅是一个朝代的谢幕，在后世很多人看来也是某

    种文明形态的结束。据说文天祥被囚禁在蒙古战船上，目睹了这

    场天崩式的失败。汉人张弘范投靠蒙古，成为这一悲剧的催生者

    之一。

    晚明与南宋分享着相似的悲怆。船过巨石时，梁维清喜欢吟诵陈

    元孝的诗句：“海水有门分上下，关山无界限华夷。”这位明末清初的诗人以遗民自居，认定“满族人”就像四百年前的“蒙古人”一

    样，都意味着华夏文明被野蛮力量吞噬。每当吟诵时，祖父还会

    提高声调，声音中充满悲壮。清王朝的统治已近两百年，这样公

    开地感慨华夷之分不无反叛的意味。

    梁启超日后也喜欢把崖山视作故乡新会最光荣的一刻，“黄帝子

    孙与北狄异种血战不胜，君臣殉国……留悲愤之记念于历史上之

    一县”。很有可能，流亡中的梁启超因“排满”需要夸大了这种回

    忆，不过这的确是岭南特有的传统，这里的文人们执着于宋明理

    学，对忠诚、气节尤其迷恋，始终与某种反叛性相连。

    三

    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家庭正遵循着“田可耕兮书可读，半为农者

    半为儒”的生活方式。这是一个不断扩充的家庭，赵氏生了四子

    二女。两个女儿没留下名字，像是女性地位低下的充分证明。梁

    启超幼年常与比他年长三岁的姐姐嬉戏，年幼四岁的梁启勋则一

    直追随他。因为缺乏医疗技术、普遍的营养不足，早夭从来是传

    统社会的一部分，梁启超出生两个月后祖母就离世了，三弟也在

    五岁时夭折。不过家庭仍然充满和睦，祖父溺爱长孙，有次吃饭

    蒸了一只鸡蛋给启超，启超分了一半给启勋，启勋又分给其他弟

    弟。这些亲密感至关重要，让梁启超一生都非常看重人与人之间

    的温情。

    梁启超日后说，茶坑生活“不问世事，如桃源中人”，自己是个“不

    带杂质之乡人”，“梦梦然，不知有天下事!”这既有赖于帝国晚期

    的暂时平静，也与岭南地区特有的结构有关。宗族早在宋代已经

    成型，直到明代才在珠三角地区发展出一套错综复杂的系统，与

    皇权妥协又保持着相当的独立。晚清帝国控制力进一步衰减，宗

    族影响力则相应增加，新会城内遍布的宗族、祠堂都象征了这一

    点，人人都知道，五罡冲的刘氏、南边圹的许氏、南门头的莫氏

    没人敢惹。何氏家族更是声名显赫，祖上有人出任过明代南京的

    六部尚书，仅尚书坊的何氏祠堂就有二十余间。在茶坑，梁氏是绝对的大姓，五千居民中约占三千，剩下的余、袁、聂等姓分为三保。这样的村庄遵循着自治原则，村里的最高

    权威是“三保庙”，氏族纠纷都必须通过它的裁定。族内居民的所

    有问题，都由各族的宗祠来解决。对于梁姓人家来说，从礼仪性

    的祖宗祭祀，到偷盗、赌博、通奸的家庭纠纷，娱乐性的正月放

    灯、七月打醮、请外来戏班演出，再到设立蒙馆三四所，聘请教

    师教育本族儿童，都是由宗祠“叠绳堂”来掌管的。叠绳堂既负责

    经济管理，也代表道德权威，负责惩罚族内的不法行为，比如偷

    盗、通奸、不孝等。惩罚方式颇有想象力，犯错者会被“停胙”“革

    胙”，禁止拜祭祖宗，在一个祖先崇拜的社会中，这是极大的处

    罚，不啻剥夺了人生之身份。对奸淫的惩罚更富想象力，叠绳堂

    杀掉全村的猪分配给全乡人，犯罪家庭则要按猪价赔偿，称

    为“倒猪罪”。

    “叠绳堂”的管理结合了道德权威与内部民主，由五十二岁以上的

    老人组成的三耆老会议颇像古罗马的元老院，有功名的年轻人

    (秀才、监生)亦可参加，总数有六七十人，但开会不必全到。

    未满五十者可以旁听，也可以插话。四至六名壮年子弟担任值

    理，执行三耆老会议的决议，其中两人专管会计。保长一人，专

    门应对官员。会议每年两次，春秋二祭之前一日举行，有时也会

    有临时召开，负责调解纷争。族人都普遍承认它的权威，很少诉

    讼至官府，他们普遍觉得这样做不道德。礼仪与教育是日常生活

    的核心，族中贫户即使无力纳粮，学堂也不得拒绝其子孙入学。

    这种系统正符合一个农业帝国的统治方式，个人忠于自己的宗族

    与家乡，而不是抽象的国家，借由教育与道德语言，帝国也将教

    化渗透到每个臣民内心。

    梁启超是被稻田、茶园、溪流、祠堂、迷信包围的，他被保护，同时也被控制。茶坑村的景象令人想起一位英国人对中国的感

    叹：“尽管发生了无数次的叛乱和入侵，但经历沧桑之后，她那

    灿烂的文明和受到祖先崇拜及宗族教育的固有传统仍然被完整无

    缺地保存下来……中国确实有一些令我们本能地心怀敬重的东

    西，有时甚至是带有嫉妒的羡慕……正是中国人对实践和实用有限考虑的从容不迫的态度，以及中国人长于沉思的哲学和甚至身

    处贫困之境也能欢欣快乐的品格。”

    “吾乡乡自治最美满时代，”梁启超日后写道，“此种乡自治，除纳

    钱粮外，几与地方官全无交涉。”他可能将过去浪漫化了，其实

    这里民间械斗的风气甚浓，1882年，陈姓与林姓就因争夺沙塘圩

    赌规械斗，直到知县派兵镇压，责令陈姓赔偿林姓五十二条人命

    (折合白银10400两)。西边的天马乡、东南的三江乡均族大人

    多，茶坑村仍会受到邻村的欺侮。有一年茶坑人在三堡庙做戏，邻近的天马乡人撑旧船来看戏，回去时把茶坑人的新船撑走，事

    情最后落得不了了之。在茶坑村内部，梁氏是权力中心，谭姓、陈姓不得与梁姓通婚，只能为梁家挖沙、抬棺材——以船为家的

    疍民很久后才被接纳。

    四

    六岁，梁启超正式上学。祖父在附近一间小屋开设了“怡堂书

    室”，梁启超与家族里年龄相仿的学童是第一批学生，表伯父张

    乙星充当第一任老师。按当地风俗，入学这一天，梁启超要穿上

    新衣，母亲则把一棵青葱卷上红纸，以示孩子越来越聪明。厅堂

    前有一个小天井，孔子像挂在堂上，新学生们给孔子牌位叩头，给老师行跪拜礼，正式进入一个礼仪化的世界。

    这也是人生的一个关键时刻，他们从此拥有了摆脱乡村生活、光

    耀门楣的可能。自科举制度实行以来，除去反叛，读书是获得权

    力、财富、荣耀的主要途径，也是个人摆脱压抑的底层生活的重

    要手段。科举制形成了对书本、读书人的一种天然崇拜，在广袤

    的帝国，每个儿童都会熟记“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

    玉”的训导，一个乡间老太都知道“敬惜字纸”的含义，文字蕴含着

    权力与财富，带字的纸张不能被踩在脚下、焚烧。这种读书热忱

    常令外来者吃惊不已。17世纪初，一位传教士在广东发现“学校

    多如牛毛，不仅二十或四十户人家的小村子有学校，而且每个镇

    的街上都有好几所学校。我们在经过的街上几乎一直都能听到孩童背诵课文的声音”。

    但这位传教士并不知道这些课程是多么单调、乏味，又是多么扼

    杀想象力。背诵是这种教育的首要特征，而且要用一种摇头晃

    脑、大声朗读的方式，似乎唯有这样的戏剧化动作才能将知识塞

    入脑中。日后历史学家估测，从两三岁起到八岁，一个学童要认

    识两千个字，接下来则要背诵四书五经等经典。接着，最重要的

    训练登场，他们要学作“制艺”，也就是所谓八股文，科举考试的

    唯一文体。

    “怡堂书室”是遍布中华帝国的各式学校中最不起眼的一种，像所

    有学堂一样，它也是维系帝国统一的重要组成，灌输给帝国子民

    相似的观念，激起他们共同的希望，还规训他们的言行。

    在学堂里，梁启超的聪慧立刻突显出来，他记忆力惊人，对语言

    极度敏感，尤其善于作对子。在科举应试中，作帖诗一项关键在

    于对仗，比如天对地，雨对风。六七岁时，他就以“南国人怀召

    伯棠”对私塾先生的“东篱客采陶潜菊”；他为前来拜访祖父的客人

    奉茶时，客人问他“饮茶龙上水”，他则不无俏皮对以“写字狗扒

    田”，这两句都是新会的俗语。这种能力让梁启超的家人对他充

    满期待。

    张乙星之后，梁宝瑛成为学堂先生。屡次挫败后，他正式放弃了

    应试，安心做个教书匠。这种安心饱含着新的憧憬，他要让长子

    走上功名之路。跟他读书的梁启勋日后说，父亲的课堂不过是让

    几个族内孩子陪着梁启超读书而已，谁都知道梁启超前程远大。

    八岁时，梁启超开始正式学习“制艺”，这是学童的一个重要时

    刻，意味着科举之路的开启。短短七百字的文章，要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题目一律

    出自四书五经，后面四个部分各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起来

    一共八股，因此俗称“八股文”。他们要用孔子、孟子的口气说

    话，要让四副对子平仄对仗，不能违背朱熹注解的经义，自我表

    达更是被严格禁止。在严苛的形式感下，书写者发挥空间极小。你可以想象它对孩子天赋的抹杀，教授者自身就充满不足，即使

    父亲是他的教师，梁启超也终身对乡村学究充满憎恨，甚至

    用“蠢陋野悍”来形容这些人，批判他们的教学方法：“未尝识字，而即授之以经，未尝辨训，未尝造句，而即强之为文。开塾未及

    一月，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之语，腾跃于口，洋溢于耳。”

    梁启超当时还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他看不到另一种可能，况且一

    个儿童眼中的事物总是充满新奇，生活中满是各种嬉笑、玩耍。

    他可以和伙伴们下水捉鱼，登上凌云塔吹风，在庙宇、祠堂里做

    游戏。他没有留下童年照片，那时照相术已经传入中国，只有很

    少的人接触过，大部分人相信，它能勾走魂魄。根据梁启超日后

    的照片推测，他这时候已经是那种广东人常见的样子，宽额头、阔鼻子、脸颊圆润。他剃掉前额的头发，后面扎起辫子，这是满

    人统治者的征服记忆与汉人臣服的标志。

    整个家族似乎都把希望寄托在了这个男孩身上，以至于当他玩耍

    兴奋过度时，父亲都会提醒他：“汝自视乃如常儿乎？”因为这种

    期待，祖父与父亲认定他值得有个更恰当的老师。十岁时，他前

    往新会县城跟随周惺吾在专门的经馆中学习。

    秀才周惺吾是城中著名的私塾老师。会城是一个更丰富的世界，繁闹的市场、城隍庙、县衙、学宫，还有一处为陈白沙修建的纪

    念堂。陈白沙是新会历史上最著名的文人，以对儒学的创新性洞

    察而闻名。

    一些新事物也已经涌入这座老城。1871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牧

    师那夏礼(Dr.Henry V.Noyes)来到新会城，设立关东街福音教

    堂；1874年，香山、新会自行捐造火轮船作为缉捕船；一些新会

    人则加入了海外移民的行列，美国的铁路、巴拿马运河、马来西

    亚的橡胶园、澳大利亚的煤矿、秘鲁的金矿，都需要劳动力，这

    些移民在海湾建立了各式的冈州会馆、四邑会馆，为中国与世界

    建立了联系，也成为梁启超日后变革中国的基础；还有一些少年

    则获得另一种人生选择，1872年，清政府选派了第一批三十位留美幼童出国，其中有新会县人陈巨溶(十三岁)、陈荣贵(十四

    岁)，领队人是来自临近香山县的容闳，他是第一位中国赴美留

    学生，毕业于耶鲁大学。

    梁启超对于这些外界变化浑然不觉，还沉浸在一个目的明确的世

    界里。九岁时，他已能下笔千言。十岁时，他赢得了神童的名

    声。多亏了周惺吾这个善教的先生，梁启超很快就迈出漫长科举

    生涯的第一步，参加了童子试。

    童试由三场连续的考试组成，新会城的县试，广州府的府试，最

    后是学政主持的院试，考生三场全部通过才能获得生员功名。县

    试在北门学宫旁的考棚举行。考生要完成一系列烦琐的手续，先

    去衙门的礼房报名，填上祖辈三代姓名出身，还有与担保人出具

    的保结——担保应试人无人冒籍、顶替、丧匿，身世清白。考试

    也对娼妓、优伶、皂隶子弟有所排斥，他们不能参加科举。在搜

    身之后，照例是三声“封门炮”开始考试。这些都意味着梁启超进

    入了一种崭新的人生节奏，他的生活将围绕一连串考试展开，得

    中秀才之后，还有三年一次的乡试与会试。他将进入一种永恒的

    竞争，只要没有考中举人，就会被无法消除的紧张感所包围。

    梁启超是个幸运的孩子，他在县试中脱颖而出。这一年的主考官

    是县令彭君穀，任新会县令十多年，颇享有勤政爱民的声誉。接

    着，梁启超就要前往广州参加府试，新会与广州的轮船尚未开

    通，应试者往往结伴购买一艘小船，沿西江而上，一起度过这三

    日的行程。梁启超是船上最幼小的一位，其他人都是父辈——屡

    试不中是大多数读书人的命运——他们在船上做文字游戏，即兴

    的诗词、对联帮他们逃避枯燥的典籍，展示个人才华。一日午饭

    时，一位同船者指着盘中的咸鱼，希望梁启超以此为题作诗一

    句，梁启超即刻对以“太公垂钓后，胶鬲举盐初”，满座动容，神

    童之名由此传开。梁启超的好运气没在广州再现，他没能在府试

    中崭露头角。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家乡，很有可能是在这次广州之

    行中买到了《輶轩语》与《书目答问》。西湖街上的书肆，为这

    个少年展现了一个新世界。现代印刷尚未普及，雕版印刷的书籍仍是奢侈品，品类稀少，有权势与财富的人才能创建自己的藏书

    楼，并且只对族内开放，很少成为公共图书馆。尽管梁家已经算

    得上乡村中的书香门第，但除去四书五经及应试的书籍，也只有

    《史记》《纲鉴易知录》而已，当梁启超从父辈手里获得《汉

    书》《古文辞类纂》时，已经大喜过望。他偏爱《史记》，司马

    迁高度的文学性与对历史之热忱早早就扎根于梁启超的心里，多

    年后他正是以这两种特质闻名。

    《輶轩语》与《书目答问》则把他引向一个更丰沛的学问世界。

    这两本书是声誉日隆的官员张之洞的作品，1870年代出版后随即

    风靡读书界。前者设定的对象是渴望进学的童生、害怕岁考的秀

    才，告诉他们如何应对考试，如何维持一个读书人的道德水准。

    后者更复杂，是对清代学术的某种总结，从杰出学者到不同的学

    科分类，再到目录学、版本学这些考证功夫，都给出了简明的介

    绍与指引。张之洞二十六岁高中探花的经历、四川学政的身份，使这种劝诫尤具说服力。不管怎样，这两本书给梁启超打开了一

    个新世界，让他感受到纯粹学术之乐趣，“归而读之，始知天地

    间有所谓学问者”，感慨此前“瞢不知学”。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

    日后会与这位大人物关系密切。

    梁启超在1884年的院试中胜出，成为一名生员，俗称秀才。考虑

    到当时中秀才的平均年龄是二十四岁，十二岁的梁启超已经显得

    过分早熟与幸运。新秀才要簪花披红、齐聚学道衙门，分班排

    列，赐酒一杯。茶坑村充满了欢声笑语、鞭炮声，梁启超从此进

    入特权阶层，可以穿着缘青的蓝绸长袍、戴无花的银顶帽子，还

    能免缴人头税、免服杂役，见到官员不用下跪，成为宗族的代

    表。更重要的是，他从此走上了一条功名之路，有机会考中举人

    甚至进士，成为天子门生。

    更令人喜悦的一幕接踵而来。广东学政叶大焯巡视全省，来到新

    会时，照例要对所有秀才进行考试，并从中选拔秀异之士。梁启

    超脱颖而出，应答颇令学政满意。面见结束，众人退下时，梁启

    超突然跪下，请学政为即将七十大寿的祖父写一幅寿序文，以求“永大父之日月，慰吾仲父、吾父之孝思，且以为宗族交游光

    宠也”。

    这真是一个理想神童的作为，他不仅关注功名，更关注孝道。叶

    意外之余深表赞赏，毫不迟疑地把梁启超放入刘敲、柳偃、陆从

    典、顾野王的行列，这些人都是历史上著名的神童，也是在十二

    岁时显现出惊人的才华，要么能解庄子，要么能读《尚书》，要

    么能作《柳赋》……他还赞许茶坑村的梁家“祖孙父子兄弟，相

    聚一堂，怡怡济济”，就连汉代的石氏、唐代的柳氏、宋代的吕

    氏也不过如此。

    第二章 学海堂

    一

    广州一定是19世纪最拥挤也最激动人心的世界都市之一，很多观

    察者——商人、外交官、记者、传教士——在此驻守多年或匆匆

    一瞥，留下了类似的记载。

    “你一旦来到广州的大街上，”一位美国记者在1871年的《纽约时

    报》上写道，“就几乎分辨不清东南西北”。密密麻麻的街巷上，是更为密密麻麻的店铺，“这些店铺老板的名字和他经营的业务

    都油漆在一块长长的厚木板上，木板垂直地悬挂在店铺的门口，如果有一阵大风吹来，它们就会左右摇摆，彼此碰撞，发出噼里

    啪啦的声音”。

    在一家家禽铺前(很可能是烧味铺)，他看到“一只一只又肥又

    大的鸡鸭，它们整只整只地被压成板状，做成了干货，油脂肥

    厚，露出深黄的颜色”；他还发现，这里遍地是茶馆，“常常是三

    十人围坐在一些小桌子旁，面前摆放着茶水、饼干和糖果之类的

    东西。他们之间的谈话欢快但不喧嚣”；他也发现当地人喜欢吃

    狗肉与猫肉，因为制作的工艺复杂，味美异常，所以“如果你不

    去想这点，很可能会情不自禁地坐下来，美美地享受它一大盘”；大烟馆也是城市里普遍的景象，他看到“十到十二个各种年

    龄的男人在喷云吐雾……他们所有人都似乎在尽力于从他们所置

    身的客观存在中消失，忘却这人世上他们所无法忍受的烦恼和忧

    伤”。

    登上一座典当行的顶楼时，他看到了整座城市的面貌：“宽阔的

    珠江、清式和西式的阁楼、宝塔、博物馆、清真寺、大厦、仓

    库、商铺等等，这些建筑物……毫不间断地紧紧挨在一起。远处

    可见英国领事馆的小教堂，上面有钟楼和高高的十字架。高高的

    越秀山和白云山耸入云端”，而借助望远镜，他看到城外的乡

    村，“像世外桃源一样，如歌如诗”。

    十三岁那年，梁启超来到这座城市。这里有众多书院和琳琅满目

    的书籍，给予他指点的名师，助他科举之路更进一步。这是他第

    一次离家居住，由父亲陪同，表兄谭镳也一起到来。比起孤岛上

    的茶坑村和小小的新会城，广州是个规模宏大、光怪陆离的新世

    界，他们进入的是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

    《纽约时报》的观察，是这座城市漫长的传统、层叠记忆的一个

    切片。自唐代以来，广州就以刺激、财富与世界主义闻名，与东

    南亚、中东、非洲的贸易不仅带来巨额财富，也带来了陌生的文

    明。怀圣寺光塔上随风改变方向的金鸡，诉说远道而来的阿拉伯

    商人的故事；六祖慧能在光孝寺剃度，给后世留下了“风动幡动

    还是心动”的著名论辩。这城市屡遭摧残，黄巢曾在9世纪将它一

    把火烧毁，17世纪的耿精忠、尚可喜也曾残忍地屠城。自19世纪

    中叶以来，危机开始接连不断地到来，广州先是在1839年至1842

    年的中英战争中成为前线，接着在1854年的红巾军起义中被围，当时的总督叶名琛大开杀戒，几乎血洗了广州的街道；再后来是

    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城，时间长达三年之久。但这里总有令人赞叹

    的消化能力，能轻易从混乱、屠杀、陌生的冲击中恢复过来，再

    重新一头扎入闹哄哄、元气充沛的日常生活。

    广州也见证了中华帝国由盛至衰、由封闭至开放的过程。它是18世纪唯一的通商口岸，那些渴望中国丝绸、茶叶、瓷器的外来商

    人生活在珠江旁一个狭窄的地段，与指定的中国行商进行交易。

    他们不能与当地人交往，不能进城，不能学习中文，甚至连携带

    女眷都被视作异常行为，派往中国的使节更是被傲慢地拒绝。这

    一模式被称作“广州体系”(Canton System)，象征了中华帝国沉

    溺于自我中心，对外部世界不屑一顾。

    但这些外来者最终证明自己与之前的阿拉伯、印度商人大为不

    同。他们用武力攻陷了这座城市，甚至有一段时间还托管了它，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改造。在小岛沙面上，他们不断建立起新巴洛

    克、古典风格的建筑，修造花坛、公园、俱乐部、雕塑、球场、草坪，让它变成了一座小型的欧洲城市。他们带来的科技、商

    业、品味也逐渐渗入日常生活。一些餐厅提供煎牛排，来自美国

    的面粉“色白粉细”，洋酒(特别是香槟)、色拉油、饼干很受欢

    迎，曼彻斯特的进口洋布也让当地人感叹“洋纱幼而匀，所织成

    之布……染色更娇艳夺目，非土布所能望其肩背”。当地的大户

    人家在住宅中采用铁铸的廊柱、洋蜡竹、扶手椅、沙发、弹簧

    床、皮大椅、洗面台，这些家具日渐普遍。一层商店、二层住宅

    的骑楼在市区内出现，它的廊道令人想起本雅明日后所描绘的拱

    廊式巴黎。外国人曾经连城都不能进，中文都不允许学习，现在

    已经可以在这里创办学校，开设现代医院，编辑报纸，虽然仍要

    承受大量的敌意与偏见，却慢慢站稳了脚跟。中国人也以自己的

    方式回应着这种冲击。轮船招商局在广州开辟新航线，广州可以

    通往上海、汕头、香港、澳门、烟台、牛庄，这些通商口岸构成

    了一个港口中国的网络。广州还架设了与香港、上海的陆路电报

    线。造纸厂、锅炉厂，接着是制革厂、玻璃厂、缝纫机厂、罐头

    厂逐一出现。

    古老的习俗也与这些新事物如影随形。这是一个炫耀与寄生的社

    会，没有一个商人与官员不被大批仆从所包围，迷恋用玉石做成

    的如意、烟盒、扣子、戒指、手镯，每个人的右手拇指上都戴

    着“扳指”。社会疾病——鸦片馆、妓院——遍布每个角落，对于

    很多人来说，广州散发着一股邪恶的诱惑，一个法国人甚至说夜晚的广州“像个富有、美丽的高级妓女，她头戴花冠，全身珠光

    宝气，用迷人的声音、古怪的旋律，喃喃低唱着三色堇爱情歌

    曲，在夜色的掩护下，毫无矜持地进行着它那撩人情欲的交

    易”。

    梁启超在1885年来到这里时，这座城市刚刚从一次恐慌中摆脱出

    来。两年前，法国与中国在越南北部(常被称作东京)爆发冲

    突。这是一个新兴的欧洲强国与一个陷入衰退的东方帝国之间的

    对抗。前者想扩大自己在东南亚的势力范围，后者则想重申自己

    对于越南的宗主国地位。这场冲突也将强烈好战的“清流派”官员

    推到了权力中心，他们相信只有强硬姿态才会威慑住西方蛮夷，他们的言辞表明，可以找到更好的应对方式。清流派纷纷被推向

    了前线。声名显赫的张佩纶被派往福州，领导南洋的水师；张之

    洞则从山西巡抚任上被调到广州，出任两广总督。作为前线指挥

    部的广州陷入焦灼，担心法国人的攻击。广州的脆弱在这场危机

    中再次显露无遗，尽管经过了两次鸦片战争，它在海防上仍毫无

    准备。张之洞发现广东只有飞云号、济安号两艘吨位不足的兵

    船，倘若法国人来攻，清军毫无应对能力。

    广州改变了张之洞，他从一个沉迷于道德文章的清流派变为一位

    推崇洋务的地方大员，尽管自以为是的作风没有丝毫改变。他开

    始铺设电报线路，创办水陆师学堂，建立广东钱局铸造银圆，筹

    建炼铁厂、织布局，熟悉了“克虏伯”“毛瑟枪”这些新名词。他还

    修建了广东第一条马路，总督署则安装了发电机，电灯照明轰动

    了广州城。在广东，他发现自己不得不应对一些新问题，例如汹

    涌的出国浪潮，以及如何保护海外华人劳工的权益。

    对于这崭新的广州生活，梁启超没有留下任何记录。很有可能，梁启超尚不知如何描述这一切，他所受的所有训练，都是如何像

    古人一样思考、表达，而不是用自己的眼睛来观察。尤其是，对

    于这个十三岁的新会少年来说，训练制艺准备科举才是首要考

    虑。与大部分来到省城的学生一样，梁启超先要寻找一家“大馆”就

    读。“大馆”专为应试的学生而设，先生至少获得过举人功名，他

    们往往租赁祠堂或是寺庙中的闲置房屋，招收生徒。每馆招收学

    生上百人，全靠授课先生的名声、课程与个人魅力。在馆中，先

    生每日讲课一两个小时，内容以八股文写作为主，兼带经史、诗

    赋、策论，都与乡试、会试有关。每周都有考试，除去八股文，还有试帖诗、律赋、史论等。学生的试卷，由先生批改，优等者

    会张贴出来供人观摩。

    梁启超先是在吕拔湖的学馆中就学。吕拔湖曾中举人，是闻名一

    时的科举教学者，学馆前张贴着门联：“两朝三进士，一榜半门

    生”，以标榜自己卓越的教学成就。他以风流不羁的名士做派著

    称，流连于珠江的紫洞庭上，同代人的诗词中常出现与他一同出

    游的记载。他一定是个富有幽默感的人物，一位文人多年后回忆

    起广州往事，还用方言写道：“吕拔湖八股文章讲起，秀才笑口

    唔埋。”接着，梁启超前往佛山书院，受教于陈梅坪。举人陈梅

    坪曾出任学海堂的学长，除去梁启超，日后闻名的梁士诒、吴沃

    尧也出自他的门下。

    梁启超接着入读于石星巢设在翰墨池旁边的大馆。番禺人石星巢

    1873年中举，曾短暂地在广西与四川出任地方官员，但很快就发

    现自己更适合教书，并钟情于纵酒之乐。梁启超和石星巢情义甚

    笃，日后声称自己十五六岁所学的知识都是来自这位先生，民国

    后还为这位家贫的先生谋取职业，请他给梁思成教课。翰墨书馆

    有一座图书馆，名字颇富禅意——徂徕山馆。石星巢将藏书开

    放，学生们可以自由借阅，一位叫康有为的读书人偶尔也会从隐

    居的西樵山过来借书读。

    在梁启超的新生活中，应考是最重要的事。他已在第一级考试中

    展现出才能，接下来的乡试中，要应对来自全省的竞争者。考试

    的内容从小题变成了大题。小题是应对县试、府试所用，常有故

    作聪明的截搭题目；大题则用于乡试与会试，题义更为完整，又

    分为连章题、数节题、一节题、单句题等，考生不仅要更熟练记忆四书五经的内容，还要把它发展成更富技巧的写作。每个时代

    都有自己的文风，倘若你不能抓住这个时代的风气，便无法脱颖

    而出。八股文声称要为圣人代言，在被称作“时文”以后，已经形

    成了一个有趣的悖论，它的命题范围被严格限制于四书中，文体

    高度形式化，但又要求写作者同时发挥出独特的感受与判断。评

    审的标准充满个人色彩与偶然性，有限的考官根本无法应对如此

    多的考卷，很多不过是匆匆一瞥，于是揣摩考官的趣味就成为一

    项重要的技能，像是举业中的“金针”，按照小说家吴敬梓的辛辣

    讽刺，倘若没有揣摩的能力，圣人也未必能考中。“大馆”先生们

    的声誉正是建立在他们的揣摩能力之上。

    拥挤入梁启超生活的还有大量的应试指南。三年一次的乡试、会

    试分别叫秋闱与春闱，试卷被称作“闱墨”，卷旁还有考官的点

    评。被选中“闱墨”是时代趣味的最佳反映，让应试者训练他们

    的“揣摩”之技。新生的出版业则催生了这个产业，石印册子只需

    要雕版印刷时间的十分之一，常常是考试刚刚结束，对应的文选

    就已印出来，被迅速分发到全国各地。在广州，同文书局就是这

    样的新兴石印书局。《策学备纂》《诗句解题总汇》《新选五科

    墨》《乡墨仅见》《大题观海》《大题多宝船》，这样的书籍四

    处可见。 “闱墨”的泛滥也象征了这个时代的学风，这些被认为是

    帝国最聪明、最有前途的青年，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对速朽

    的“时文”的模仿中。当时的一位士人感慨道，学人们崇拜这些墨

    卷，反而不读书了；《申报》则评论说，一般的学子从事试帖制

    艺，平日孜孜以求的，不过是“三场程式、八股声调、历科试

    卷、高头讲章，以是为利禄之资，功名之券”，而一旦学会作

    文、中了科名，则将所有经书都束之高阁，在这样的情况

    下，“师不以是教，弟子不以是学”。

    这是一种惊人的知识停滞，记者发现中国的士人“反对电报、铁

    路以及一切新鲜的东西。他们阅读的经典著作是孔夫子时代创作

    的，世界历史或人类思想、智慧的发展史，以及所有事物发展和

    学问来源之一切最本质的东西，就在那个时刻停顿下来”，而“人

    的心智就像大清国女人的小脚一样被挤压而萎缩”。另一位路过广州的旅行者则发现，“中国的学者把精力浪费在维护知识的一

    成不变之上”，他接触到那些久负盛名的教师，“他们对地理、历

    史和物理一窍不通”，“那些强大的脑力，若环境适宜，本可掌握

    最尖端的课题，从事最崇高的探索……却被浪费在一种幼稚而荒

    诞的体系中”。他震惊于僵化知识与中国人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的

    高度灵活性之间的反差：“中国人足智多谋，将他们对物理学有

    限的知识发挥得淋漓尽致，实是让人叹为观止。令人迷惑不解的

    是，他们既能将知识应用于日常生活，为何又长期故步自封，驻

    足不前？” 即使尚不具备这样的批判性视角，梁启超也会感受到

    八股文的乏味与荒诞，功利世俗的同学也多少令人厌烦。与新会

    的秀才塾师不同，广州城的先生们不仅功名更高，还有更广泛的

    见识，他们都去北京应试过，与各地文人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交

    往。他们都来自广东最重要的学术机构，声誉卓著的学海堂，其

    中陈梅坪还做过一任学长。这些阅历与学养一定也在课堂上、阅

    卷中传递给梁启超，将他带到了学术的边缘。

    在吕拔湖口中，梁启超第一次了解到段玉裁与王念孙的训诂

    学，“大好之，渐有弃帖括之志”。但倘若真想进入学术世界，还

    必须去一家真正的书院就读。除了学海堂，梁启超并无他选。

    二

    广州书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那是

    个书院开始兴起的年代，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创造了一种新传统，学者们授课、交流学问，有图书馆可供借阅，还因地处山林获得

    了某种象征性的独立，只与学问有关，不受政治权力影响。广州

    的禺山书院正诞生于那个年代。

    这种理念就像中国历史本身一样，为各种动荡所打断。书院的另

    一次兴盛产生于明末，它变成了政治的延伸，学者们通过历史、哲学之辩，来实践他们未竟的政治抱负，其中风头最盛的无锡东

    林书院更是充当了批评政治权力的舞台。除了陈白沙创建的书院

    略为知名，广东在这次浪潮中缺乏影响力。清代统治的到来令这个系统迅速崩溃。书院被视作政权的威胁，顺治皇帝下旨“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他方游食无形

    之徒，空谈废业”。直到1733年，雍正帝才再度允许创办书院，这位勤勉、着迷思想控制的皇帝只许官方创办书院，而且只准教

    授八股文，不能公开讲学。书院成了驯化士人的重要手段。

    18世纪的中国相对平静，社会经济繁荣，人口数量激增，科举考

    试稳定进行，严酷的禁令逐渐松弛，一股兴建书院的浪潮又开始

    了。清水壕旁的番山书院于1683年重修；一群盐商在1757年创办

    了越华书院，专为外来的商人之子求学所用；当十三行在18世纪

    末崛起，从海洋贸易中获利的行商们在1811年建立了文澜书院，再加上省级、府级、县级书院与学宫，构成了一个层次丰富的书

    院系统。

    但广州未产生有全国影响力的书院。在文化版图上，不管是科举

    成功的人数，还是涌现出的杰出学者，广东远落在浙江、安徽、江苏这样的省份之后。1817年，一位梁姓的广州举人前往北京参

    加会试，在考棚内，旁边的考生偷偷询问他一个问题，他立刻说

    出自《汉书》，一个浙江考生听到对话后惊呼道：广东人居然也

    知道《汉书》。

    这一悲惨现状最终被阮元改变。出生于1764年的扬州人阮元，既

    是那一代仕途最得意的官员，也是最重要的学术赞助人，他对于

    经学、史学、金石、天文、书画、舆地、历算都深感兴趣，是乾

    嘉考据学后期一位重要学者，广博的知识在同代人中鲜有人能

    及。他还开创性地编辑出版了《畴人传》，将天文学家与数学家

    列为可以认真对待的写作对象，这些人此前并未受到应有的重

    视。他将自己的知识趣味融入支持的学术事业中，1810年署理浙

    江巡抚时创立了诂经精舍，要求书院拥有自己的学术独立性，而

    不仅仅是科举的附庸，并鼓励学子对学问本身产生兴趣，不要沉

    迷于应试技巧。诂经精舍不考八股文，也不闭卷考试，除去经

    学、史学，还增加了算学、天文学、地理学，随即成为新型书院

    的表率，在它培养出的众多著名学者中，有一位叫章太炎，日后将成为梁启超的同事与对手。

    阮元1817年出任两广总督时，把这股雄心也带到了广州。对他来

    说，广东的学术世界面临着双重的挑战。它被知识版图遗忘，在

    过去两百年以考据为中心的学术思潮中，江苏、浙江与安徽是牢

    固的中心，广东位于边缘；尊崇的学术传统也令人忧虑，珠江三

    角洲最受人尊敬的学术人物陈白沙，是晚明学风的缔造者之一，讲求个人对世界的直觉感悟，而不是知识性的考察。

    阮元想通过兴建一所新书院来打破这种僵局。书院设在越秀山

    上，远离商业与权力中心，暗示着对纯粹学术的追求。“学海

    堂”这个名字是对东汉学者何休的纪念，何休学识渊博，学问有

    如海洋。阮元特意为书院撰写楹联“公羊传经司马记史，白虎论

    德雕龙文心”，象征贯通中国学术的雄心。学海堂立刻成了广州

    的学术与风尚中心。它不仅是阮元的个人志趣，也容纳了本地精

    英的文化抱负。总督府拨发银两与田地，捐助人有来自江南与福

    建的文化、商业精英，也有客家人，以及居住在内城的旗人子

    弟，还包括著名的商人伍崇曜，他是珠江旁的十三行的领袖，也

    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其财富有相当比重来自鸦片

    贸易。

    学海堂的组织结构与普通书院不同，它期望学生能有一个更为专

    门化的知识探索框架，因此设立八名各有所长的“学长”，而不是

    一名“山长”。只有贡生才有资格入学，一般童生则无缘。一旦被

    录取，这些学生会获得善待，优秀者甚至可以每月领取作为补助

    的“膏火银”。课业分为四科，每科由两位学长执掌，每月授课两

    次。这里倡导自学，学长面授学生的仅仅是些提纲挈领的讲述。

    札记是主要的交流平台，每个学生有日程簿，将每日所学填上，学长借此督促进学。学生与学长每月聚餐，共商学问。每学期的

    优秀课卷会刊刻在书院的文集上。

    学海堂吸引了大批杰出的学者与学生，1829年《皇清经解》的出

    版标志着它的成熟：七十多位作者，一百八十多种著作，三百六十多卷，一千四百多页，是对过去两个世纪汉学研究的一个总

    结。除去惠栋、戴震、钱大昕、段玉裁这样的汉学家，书中还收

    录了庄存与、孔广森等人的作品，他们属于常州学派，尊崇何休

    代表的今文经学。学海堂不满足于只是将江南文化移植到广州，他们尝试用考据的方法重写岭南的历史，学长吴兰修撰写了《南

    汉纪》，伍崇曜则资助出版《岭南遗书》，通过重新叙述岭南的

    漫长历史，重塑广东人的身份意识。

    学海堂也深刻地卷入广州城的历史中。它侥幸逃过第一次鸦片战

    争、红巾军起义，却未能躲掉1857年英法联军的到来，炮火彻底

    摧毁了学海堂的主建筑，“野蛮人”占领了广州，学堂停课，师生

    们躲到了乡下，大批书籍被焚毁、散落各处，《皇清经解》刻版

    丢失大半。

    英国人与法国人在1861年撤离后，一场重建开始了。领导这场重

    建的是陈澧，他是再典型不过的学海堂产物，这位首届专课生曾

    出任学长，是岭南最声誉卓著的学者。危机将他推向了一个至关

    重要的地位。他将重建变成一次扩充，学海堂购买了更多的田

    产，大规模重刻了著作，包括《学海堂丛刻》《通典》《皇朝通

    典》等。学海堂的复兴也可以视作同治中兴的一个缩影。比起江

    南的书院，学海堂的这场危机不值一提，因为太平天国之战彻底

    摧毁了江南的学术传统，书院、藏书楼几乎被毁坏殆尽，学者们

    四处流落，甚至死于战火。广州反而成了相对幸运的地方，阮元

    的雄心实现了，世人在评论学术时，开始说“江浙衰而粤转盛”。

    学海堂的两位肄业生陈澧与朱次琦开始享有全国性的声誉，被视

    作咸同年间的学术领袖，广东士人无须在江南士人面前感到自卑

    了。

    高级官员都试图在这所学堂留下某种痕迹。1865年，广东巡抚郭

    嵩焘决定，在经史外增加数学一门，由精通算学的邹伯奇讲授。

    张之洞到来后，则将专课生的数量从10名增加到20名。新书院不

    断涌现，却没有一所能挑战学海堂的地位，1879年的《广州府

    志》写道：“(广东学子)见闻日扩，而其文亦渐进纯熟，岭海人物，蒸蒸日上，不致为风气所囿者，学海堂之力也。”

    对于梁启超这样的优秀少年，学海堂自然是城中的最佳选择。

    1888年，他以十六岁之龄成为这所书院的正班生。此刻，阮元的

    黄金时代早已过去，陈澧代表的白银时代也已成为往事，学海堂

    正不可避免地滑入衰落。强有力的学者消失，学长们不再具有广

    泛的影响力，1886年刊刻的《学海堂四集》是最后一部诗文集，此后既无经费也缺乏优秀人才来刊刻新的文集了。1870年代末，一位叫汪瑔的专课生颇为感伤地回忆起道光年间的辉煌岁月，包

    括老一代学长对荔枝的吟诵。

    梁启超仍能感受到阮元的痕迹。特为阮元兴建的祠堂里悬挂着这

    位创建人的大幅画像，每年正月二十日，师生们照例行礼纪念。

    他的学术志趣也被传承下来，翻开学海堂1888年的考试题，既可

    以看到对《诗经》《尚书》的测试，又有关于《史记》、杜甫与

    韩愈的内容。

    进入学海堂也意味着梁启超成了学术社群的一员，要养成治学的

    习惯。“大抵当时好学之士，每人必置一‘札记册子’，每读书有心

    得则记焉”，他后来写道。顾炎武可能是这种传统的开创者，他

    在《日知录》中记下每日的读书、思考。这是一种严格的思维训

    练，分为四个步骤：首先，你要留心观察，发现事物的特别之

    处；其次，你要注意与词语相关的事物，将它们罗列比较；接下

    来，再综合这些观察，得出自己的看法；最后则是多方收集资

    料，来证明或推翻自己的观点。在学海堂，这套逻辑发展成“句

    读、评校、抄录、著述”四项训练。

    考据学正是建立于这种归纳法之上。清代学者的主要著作几乎都

    是札记之书。不管是打开梁启超学术视野的王念孙的《读书杂

    志》，还是陈澧著名的《东塾读书记》，都遵循这一方法。他们

    警惕任何猜想与自我发挥，讲求句句有出处。梁启超日后常用此

    法勉励年轻人，但他自己却并非完美的实践者，热忱、想象力与

    经常缺乏根据的猜想，才是他写作的基调。“自吾之生，而乾嘉学者已零落略尽”，梁启超也体会到了学术风

    气的转变。他曾写过洋洋万言的《汉学商兑跋》，回应方东树的

    《汉学商兑》。出版于1826年的《汉学商兑》，尽管充斥着门户

    之争、个人偏见，但预示着一种新的学术风气的到来，盛行了一

    个多世纪的考证学派，开始暴露越来越显著的弱点，如何兼容汉

    学与宋学成为新的学术风尚。

    梁启超强烈的书写欲已展现出来，曾手批《四库提要》六十或八

    十册。他在课业上表现非凡，据说曾经连续四次季考第一——获

    得过相似荣耀的是文廷式，学海堂另一位著名才子，比他年长十

    七岁。这些成功带来了丰厚的膏火银，让他的嗜书欲得到满足，购买《皇清经解》《四库提要》《百子全书》以及前四史诸多图

    书。梁启勋回忆说，每当假日，梁启超就带着大捆书籍回到茶坑

    村。

    学海堂不仅意味着一套学术训练，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学友们

    在越秀山赏花，在荔枝湾的花船上饮酒，在富人的风雅花园中联

    诗，感悟历史、山水、友情、节气变化、人生之悲欢。在日记

    中，第一任学长谢兰生描述过一个广东雅士的典型生活，对这个

    群体的文学趣味、纤细的感受力、对词语的精确把握倍加推崇。

    上巳花朝，中秋看月，九月赏菊，冬至观梅，是他们的共同记

    忆。初夏，红艳的木棉花环绕山堂，激发起岭南诗人对于家乡的

    吟唱，学海堂中也颇有因诗词闻名的师生，梁启超不属于这个群

    体，诗词不是他表现自我的方式。

    进入学海堂，就意味着进入了地方精英的行列。梁启超自称是

    1887年的专课生，但名录上却没有他的名字。这很可能与他主动

    退出有关，又或许是因为1903年学海堂关闭时他仍是在逃的通缉

    犯，需要被刻意忽略。抑或原因没有那么复杂，仅仅是他的记忆

    失误而已。名单上的20名专课生，并未产生一位对历史稍有影响

    的人物，或许只有香山人谭骏谋值得一提。1891年中举后，谭骏

    谋成为一名外交官，曾出使古巴与秘鲁。1888年的专课生名单

    上，谭镳名列其中；还有香山人陈景华，他不仅将在七年后的公车上书中颇值一书，还卷入民国的广东政治中；陈庆龢则是陈澧

    的长孙，代表这一伟大传统的延续。

    学海堂是一个纪律松散的学术机构，每月两课、每年只有四次季

    考。学生们可以在其他书院选修课程，梁启超是菊坡精舍、粤

    秀、粤华三家书院的院外生，它们是广州几家最知名的书院，菊

    坡精舍尤其讲究辞章训练。院外生只需要在书院里固定参与考

    试，成绩优秀者也可获得膏火银。

    1888年，梁启超多了一个新选择。张之洞开设了广雅书院，规模

    恢宏，准备每年在两广地区招收200名学生，书院不仅资金丰

    厚，还开创性地为师生设立了斋社，以使他们的学业生活更为稳

    定。山长梁鼎芬的络腮胡与他的诗才一样著名，他是风头正劲的

    清流派文人，因弹劾李鸿章名噪一时。张之洞期待广雅书院能成

    为这个时代的学海堂，助他建立起阮元式的声誉。梁启超内心的

    骄傲此刻显露出来，他发现这所学校官气十足，一旦长官莅临，全体学生必须在门口站班迎接，便退出了书院。

    借由这些学生彼此重合的书院，梁启超拓展着自己的交友范围，麦孟华、江逢辰、杨寿昌、曾习经、陈千秋都成了他的亲密伙

    伴。他们的情谊与学识交流都将塑造他，有些人还会与他相伴终

    身。这些层层级级的书院，来来往往的年轻人，西湖街一带的繁

    荣书肆，构成了一个活跃的、令人兴奋的学者社区。紧随北京、苏州之后，广州成为第三大刻书中心，(光绪)《广州府志》记

    载：“粤省号富饶，而书板绝少，坊间所售，惟科场应用之书，此外无从购。”但经过两代人之后，府志的编纂者开始宣称“广州

    学者不出门，而坐拥百城矣”。

    但不管学者们多么努力，他们面对的仍是一个僵化的、失去现实

    感的知识世界。尽管广州处于与西方交汇的前沿，一些学者也目

    睹着这些外来者带来的灾难，但在很大程度上，学海堂仍沉浸在

    一个自足的世界里。邹伯奇的学问和思想颇能折射出学海堂是如

    何应对时代转变的。他不仅对传统的天文、历算、地理学有独到研究，甚至发明了中国第一部摄影机。他还是一位绘图高手，阮

    太傅祠的画像便出自他之手，郭嵩焘则请他绘制一幅现代广州地

    图。然而这些尝试最终都是浅尝辄止的，邹伯奇是“西学中源

    说”的最初创建者，在《论西法皆古所有》一文中，他认定墨子

    早已精通数学、显微镜。而两位最杰出的学海堂成员陈澧、朱次

    琦仍把注意力放在儒家的内部争论上，着力将汉学与宋学调和在

    一处，朱次琦私下对郭嵩焘出使英国经历的评论中，其痛心疾首

    之情与保守乡绅并无二致。

    变革进入中国的速度是如此迟缓，仍然停留在边缘与表层。即使

    在广州这样的城市，即使在学海堂这样的学府，一个敏锐如梁启

    超的人也很少遇到这些西方思想。在新会时，他仍相信经书中蕴

    含着永恒的真理，“不知天地间于括帖之外，更有所学也”，在广

    州虽然知道有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训诂，却不知还有一

    个更大的世界。这种学术是去政治化的，经过乾嘉时代严酷的文

    字狱，学者们不由自主地都回避政治问题，所有的学宫明伦堂都

    立着这样的石条，上刻《卧碑文》，其中一条是“生员不许纠党

    多人，立盟结社……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

    罪。”

    三

    学问的世界很迷人，然而应试才是证明个人成功的关键。梁启超

    运气颇佳，因为光绪皇帝大婚在即，1889年加开了乡试与会试。

    借着这次皇恩浩荡，读书人多获得了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

    考试照例在贡院举办，首场的日期是八月初八。乡试因在秋天举

    办，也称作秋闱。广州贡院是晚清四大贡院之一，它的历史也象

    征了广东日益增加的人口、日益激烈的竞争。贡院在1684年修建

    时，设有5000余间号舍，它毁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两广总督劳重

    光1861年重建后，号舍增加至11708间，数十间为一列，用千字

    文编号，象征了重新到来的稳定与繁荣，以及更为残酷的竞争的

    到来。1867年，超过一万人参加考试，只有109人中举。少数人有幸成功，失败者则偶尔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广州城的命运与这

    些失败者紧密相关：在唐代，屡试不中的黄巢一把火烧掉了广州

    城；仅仅四十年前，另一位失意秀才洪秀全发动了太平天国运

    动。当然，科举成功者的表现也让人难以恭维，富有文名的两广

    总督叶名琛被英国人掳至印度的加尔各答，充分彰显出帝国的选

    拔制度无力应对陌生挑战。

    但在制度彻底崩塌前，它仍吸引着每一个青年。与所有考生一

    样，梁启超一早手提考篮，在贡院门前等待，场面壮观而喧

    闹。“南方省份满怀希望的士人又一次会集广州。沙里淘金，要

    从九千余名士子中挑选出最有中选希望的才子”，一位传教士描

    述道。考生中既有梁启超这样踌躇满志的少年，也有屡试不中的

    中年人，甚至白发苍苍的老者。这是一个年龄、身份、经验各

    异，纯粹由男性组成的群体，相似的经典教育、一朝成名的梦想

    将他们汇聚成一个牢固的群体，他们充满了挫败、哀叹，却仍旧

    满怀希望，为贡院门口巨大匾牌上的两个大字“龙门”暗含的愿景

    深深痴迷。

    比起牌匾上的光辉许诺，进入考场之后场面颇为尴尬，甚至令人

    感到羞辱。这些已获得特权的生员，只能穿单层衫褂、防止不慎

    夹入纸条被当成舞弊。考篮要以竹条或柳条编成，有玲珑格眼，笔管、蜡烛台、砚台最好也是镂空的，甚至充饥的糕饼与馒头都

    要切成两半，以示没有塞进纸条……盘查者大声吆喝每个考生的

    名字，完成搜查。科场是通向权力与声望的唯一渠道，舞弊是对

    权力合法性的公开否定，怎样严厉都不为过。这看似公正的严厉

    也象征了帝国的统治风格——不相信任何人，以各种方式让其子

    民斯文扫地。小说家蒲松龄把这些应考的秀才形容成赤脚提篮的

    乞丐、受审之犯人，他们有些人可能尚未考试就被赶出了考场。

    考试经验倍感折磨。连续三场，每场皆是两夜三日。首场考试在

    初十日结束，接下来是十一日至十三日的第二场，十四日到十六

    日的第三场。狭窄的号舍内放置两块木板，白天分别用作桌椅，晚上则合为床。考生入内即封号棚，直到交卷后才打开，你要在其中构思文章、煮饭、睡觉、对月长叹，听旁边号舍的考生兴

    奋、叹息，甚至发狂。倘若号舍恰好在厕所旁，你恐怕更是度日

    如年。

    夏日的炎热增加了这种痛苦，一位官员向总督张之洞报告说，贡

    院的空间太过逼仄，“人气相蒸，易生疾病，且散漫无稽”。而他

    们终于结束考试出闱时，则“神情怅况，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

    鸟”。

    这一年乡试的题目依然是典型的旧题材。第一场试题分为

    (一)“子所雅言诗书执礼”至“子不语怪力乱神”，(二)“来百工

    则财用足”，(三)“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诗题则是“荔实周

    天两岁星”，得星字。主考官李端棻是1863年进士，颇受倭仁器

    重，思想却并不保守。他遵循着一个翰林院编修的典型道路，出

    任地方的学政，充当考官。副考官是福建人王仁堪，同考官之一

    的李滋然是张之洞创建的尊经书院的肄业生。 张榜是在九月十六

    日聚奎堂。聚奎堂过于狭窄，榜单甚至不能平铺展开。现场也是

    一幕人间悲喜剧，拥来看榜的人有的发出狂喜的叫声，有的则黯

    然离开，“草木皆惊”。

    几年来的训练富有成效，梁启超榜列第八名，对于一个十七岁的

    少年来说，这实在是个值得庆贺的时刻。他的文章被刻入己丑恩

    科的广东闱墨，供以后的考生研读。这一年仅有85名中举者，谭

    镳中榜，曾习经名列第五十九，同榜的还有张元济。他们互

    称“同年兄”，这是读书人最重要的身份认同之一，就像来自同一

    个家乡或是出自同一位老师门下一样，能够带来即刻的友谊与认

    可。总督府外专门为新科举子设立了鹿鸣宴，这是唐代开始的传

    统，用《诗经》中的“呦呦鹿鸣”来比喻招呼同伴的欢宴。

    接下来还有一连串令人陶醉的欢庆，各式宴请、祝福纷纷涌来。

    功名将进入家谱，如果你愿意，还可以在家门口树立旗杆。中举

    还意味着实际利益，馈赠、赏金将使举人过上上层生活。

    喜事接踵而至，主考官李端棻决定将自己的堂妹许配给梁启超。这几乎是中国读书人的完美际遇：一个勤奋、聪颖的少年，金榜

    题名与洞房花烛同时到来。在流传的说法中，原本希望把女儿许

    配给他的是副主考官，不过被李端棻占了先机。面对这样重大的

    提议，梁启超有一丝困惑，他要按照惯例向父亲禀报，婚姻要接

    受家族的安排，而非个人选择。据说梁宝瑛一开始不敢接受婚

    事，担心两家地位过于悬殊，而李端棻坚持认为，尽管梁启超出

    身寒门，却并非池中之物，终有一日会飞黄腾达。

    第三章 春闱

    一

    初春，梁启超前往北京，参加庚寅年(1890)会试。会试于三月

    举行，因此称作“春闱”。这个十七岁的少年肩负整个家族的希

    望，若金榜题名、成为天子门生，将给茶坑梁家带来无限荣耀。

    祖父特令梁宝瑛同行，好生照应长孙。梁宝瑛大概也乐于此行，身为一名失败的读书人，一睹京城会试盛况不失为一种补偿，何

    况他还要拜会亲家李端棻，商讨梁启超与李惠仙的婚事。

    对于梁氏父子，这是一次大开眼界之旅。在漫长的岁月里，进京

    赶考是一个艰苦而兴奋的旅程。帝国疆域辽阔，考生依靠骑马、骡车、帆船与步行抵达京城，倘若地处边陲，往往要花上几个月

    时间。这走走停停的行程也会变成一场拓展眼界之旅，考生可以

    暂时从枯燥的典籍中摆脱出来，游览山川、名胜古迹，拜会文

    友，作诗饮酒，如果足够敏感，还有机会观察民间疾苦，这都是

    日后跻身帝国统治阶层的重要一课。 这也是场充满自豪与憧憬的

    旅程，会试资格标志着他们已经成为全国精英中的一员，享有特

    权。每个举子都可按照路途远近获得相应的旅行补助，自几两至

    二十两不等。其中一些偏远考生还可以使用驿马服务，沿途

    以“礼部会试”的黄布旗书为标识。

    到了梁启超这一代，这些体验陡然发生了变化。“烈火转孤轮，浩荡随所适”，“四海真一家，万里乃咫尺”，一位举子这样形容乘坐轮船的经验。近代交通令帝国的空间骤然缩小，动辄经月的路

    程缩短为几天，速度的刺激成为新体验。这是一场被迫的革新。

    仅仅四十年前，英国人的轮船想从虎门驶至广州时，还引起了当

    地人的惊呼，认为轮船不仅会尽杀水中鳞虫，而且破坏风水，小

    艇疍户也将失去营生。但如今，广州的商人、官员、举子已习惯

    在珠江北岸的丁字码头登船，前往香港、澳门、汕头与上海，英

    国人的太古公司与中国人的轮船招商局，都可以提供稳定的船

    班。

    梁启超父子先顺珠江而下到出海口，然后沿东南海岸线抵达上

    海，稍作休息，等待前往天津的航班。照例，他们会住在广东人

    聚集的虹口区，此处的鸿安客栈是南来北往的广东人最喜欢的落

    脚处。迅速崛起为中国最重要港口的上海，定令梁启超眼花缭

    乱。上海至天津已是帝国最忙碌的航运路线之一，《申报》上还

    会定期刊载船讯，比起昔日要一个多月才能到天津的大运河线

    路，蒸汽船海运只需要三天。

    天津是最繁华的北方港口城市，海河旁的新古典建筑是各种洋行

    的落脚处。自李鸿章在1870年出任直隶总督以来，这里还获得了

    显著的政治意义，以第二首都的面貌出现，各国的外交官、新闻

    记者、地方政治人物前往北京时，总希望能拜会李大人，有些人

    甚至觉得，北京的总理衙门不过是直隶总督府的一个分支。 很可

    惜，李鸿章铺设天津至北京铁路的建议未获通过，否则梁启超将

    更快、更舒适地抵达北京。他们在大沽上岸，换内河船沿潮白河

    西行到通州，再乘坐骡车进入北京城。这短短一段路程反而是旅

    途中最困苦的部分，不止一位旅客描述过这个糟糕体验。一位德

    国女作家形容，“这条路看起来好像刚刚经受了一场可怕地震的

    冲击：铺路的方石块缺损很多，缺损处尽是一个个黑窟窿，走在

    上面一脚深一脚浅”，他们乘坐的没有减震装置的大车更是会带

    来特别体验，“倒霉的旅客必须蹲在一个坚硬的大方斗里……他

    们从方斗的一角被甩到另一角，撞得全身青一块紫一块”，所有

    人都要在旅途中肮脏的小旅店里住上一夜。来自南通的举人张謇

    在日记中写到车夫彪悍、旅途颠簸，“下车劳倦已甚”。也有旅客在其中看到诗意，德国女作家发现潮河的纤夫“身板结实俊美，如同古希腊长跑者的健美体形”。新任中国公使巴夏礼(Harry

    Smith Parkes)抵达通州时，“在河岸上看到……一群驮着茶叶的

    骆驼慢悠悠地前行”。

    对于外来者，东便门城墙是他们最初看到的北京城。巴夏礼的女

    儿提到，“我必须承认，它给我的第一眼感觉并不是那种让人印

    象深刻的，灰色的砖砌起又高又厚的城墙，好像一座巨大的监

    狱”。穿过城门就是糟糕的街道，“一会儿踩到一堆淤泥，一会儿

    又被石堆绊一下；在房屋和马路之间的空地上积满了臭烘烘的死

    水”，这景象或许还暗示了令人不安的精神状态，“这里的人民一

    定是处在停滞的状态中，对任何改革都提不起兴趣”，跟他刚离

    开的日本比起来，“中国人十分鲁莽、易怒，经常闷闷不乐，他

    们的生活似乎充满了沉重的色彩”。就像这个矛盾重重的帝国一

    样，道路的污浊只是一部分，它同样有“精雕细刻的店铺门面，飘着红色三角旗的典雅招幌，随风晃动的鲜艳灯笼，以及四处张

    开的流动商贩头上的大伞，这些是比较吸引人的地方”。

    梁启超的感受与这些外国旅行者有所不同。监狱式的城墙稀松平

    常，从一个普通家庭院落到新会县城、广州府，都是被这些灰色

    围墙包围。至于人的精神世界，整个帝国都被这种萎靡不振所裹

    挟，北方与南方并无太大差别。

    对于梁启超这样的赶考者，“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

    花”更能体现他们的心情。千年来，帝国的首都从长安变为开

    封、杭州、南京与北京，这句诗一直激励着每一代赴考者，这是

    他们最重要的人生机会，有可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梁

    启超或许会惊异于北京的色调与南方的色彩斑斓不同，总是灰蒙

    蒙，还有广东人无法想象的寒冷、干燥与沙尘暴。北京的南方官

    僚会在日记中记下，“大风悽懔如三冬”，“黄沙涨天”，“昨夜半大

    风动地，竟日不止，甚寒冷”。

    与大多数举子一样，梁启超父子住在家乡的会馆中。与庙宇、茶馆、戏院、青楼一样，会馆是北京重要的公共空间。赶考举子们

    也借此迅速融入京城生活。北京的会馆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是

    旅居京师的商人与官员筹资共建，兼具旅馆与公共客厅的功能。

    它为同乡人提供住宿、宴请的服务。在这种氛围中，官职与地位

    暂时退隐，相似的语言与乡土经验将他们连接起来，共话乡情平

    抚孤独，缓解思乡之苦。

    宣武门南拥挤着近四百座会馆，它们以省、府、县的名义而建，在大街旁或胡同内，有的规模恢宏，有的不过平房几间，折射出

    不同区域的财富与影响力。粉房琉璃厂街上的新会会馆，坐西向

    东，硬山合瓦顶，房间分前半部与后半部，有大约五十间房。相

    比南横街上的粤东会馆、米市胡同的南海会馆，显得相当低调。

    馆内悬挂着陈白沙的对联：“紫水黄山，五百年必生名士；橙香

    葵绿，八千里共话乡风。”会馆建于1853年，在《新会邑馆记》

    中，创建者期待它可以让奔波千里的本乡人能“尽歌适馆于数千

    里之外，而宾至如归”。馆记由顺德人、翰林院编修李文田书

    写，他是声名卓著的书法家，精通边疆史地之学，日后也将与梁

    启超发生有趣的交集。

    像所有初次抵京的举子一样，暂缓旅途劳顿后，梁启超随即投身

    于各种拜访中。他首先要获得同乡官员的印结，这种官员联署的

    印结是为了防止考生舞弊，确认并非冒名者。举子还要前往拜会

    自己的座师，正是由于他们的慧眼，举子们才得以脱颖而出。这

    是一次再好不过的社交机会，可以结识京官同乡，与同年举人建

    立联系。对于京官来说，印结费、门生钱是光明正大的收入，弥

    补普遍低廉的官俸。帝国统治建立于道德之上，朝廷给官员们的

    俸禄极低，相信他们理应被道德责任而非物质利益驱动，这样反

    倒形成了一个矛盾的结构：那些因道德文章而跻身官僚阶层的读

    书人往往会着力寻找物质回报。连接文人官僚的不仅是文章、诗

    酒，更是名目繁多的礼金。一种制度性腐败在四处蔓延。

    在各地举人中，梁启超并不引人瞩目。他年纪小，初次入京，免

    不了生涩、拘谨。资深的赴考者早已熟悉北京的文人生活。浙江举人郑孝胥在广和居吃饭，到广惠寺祭奠亡友，与同期举人相

    聚，到东单牌楼买珠毛褂，张謇则不断“谒客”。来自浙江的考生

    蔡元培兴冲冲地去见他崇拜的同乡京官李慈铭，李慈铭以诗文与

    性情狂狷著称，是个不知疲倦的日记作家，对蔡的评价是“年少

    知古学，隽才也”。在广东举人中，文廷式最为知名，与张謇、郑孝胥及山东的王懿荣并称四大举人。前三人也都与户部尚书翁

    同龢关系密切，以他的门人自居。翁同龢生于江苏常熟，不仅是

    户部尚书，还是皇帝的老师，被视作南方士林领袖。

    当然，比起普通举人，梁启超有自己的优势，他是一位翰林院学

    士的未来内弟，另一位座师王仁堪对他也颇为赏识。石星巢还着

    力帮他拓展交友网络，介绍他与浙江举人汪康年相识，后者曾随

    石星巢读书，平日居住在武汉，是张之洞的幕僚，此时也在北京

    参加会试。翰墨书馆有九位学生中举，石星巢尤其欣赏梁启超、谭镳、梁志文、赖际熙，称这四位得意门生是“卓荦之士，经学

    词章各有所长”，希望汪康年能与另外三人“一结面缘”。梁启超没

    有描述过二人见面的情形，但他俩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对于梁启超来说，广东人的圈子尚能应付，但倘若离开了粤语，则连交流都成了问题。来自四方的举子、官员经常说一口不标准

    的官话，浓重的广东口音也会造成不小的交流障碍，正如一个考

    生在日记中写道：“造庐投谒，或终日不遇一人。既见，又不能

    作寒暄语，宾主恒瞠然相对。偶语一事，则方音杂糅，彼此皆不

    能详其颠末。”

    社交拜访自然重要，不过应试才是最让人焦虑的事。有了印结，新举人还要通过一场复试，才可以正式参加会试。他们要去琉璃

    厂挑选笔墨纸砚，梁启超熟悉考具的准备过程，但北方天寒，他

    要携带特别的小炭炉，既用来取暖，也可以煮饭，还能温砚台，以防笔墨冻住。

    三月初六，乾清门侍卫领旨到午门交大学士拆封，御使唱名，正

    式宣布考官的名字。宣旨后，考官就不能回私宅了，而要直接入闱，以防作弊。这是帝国每三年一次的重要事务，必须隆重、谨

    慎对待。这一年的主考官是孙毓汶，副考官是满人贵恒与汉人许

    应騤、沈源深，同考官中则包括褚成博、杨崇伊等，梁启超的座

    师王仁堪也名列其中。

    第一场照旧是在三月初八。这一天“晨风止，阴有雨意”，尽管被

    称作“春闱”，冬意却未散去。举子们蜂拥至崇文门东南角的顺天

    贡院，贡院外墙高八尺，号门高六尺，宽三尺。比起广州的贡

    院，这里的场面更为壮观与慌乱。准备入闱的举子更是来自五湖

    四海，操着各式乡音，他们是全国挑选出的精英，只等着跃入龙

    门，成为天子门生。会试检查更为严格，而在此刻的北京脱开长

    衫不免痛苦万分。这一年共有6124名考生，其中只有少数幸运儿

    将跻身帝国统治阶层。入门处是一座大牌坊，中间写着“天开文

    运”，东西分别为“明经取士”“为国求贤”，进大门后是“龙门”——

    比起广州贡院，这里才是真正的龙门。

    外来者很容易被贡院中的景象震惊。大多数人相信这是帝国最为

    公正的人才选拔机制，它不是基于血缘、神权，而是建立在个人

    才能之上。一位英国人受此启发，建议本国采取“一种考虑周详

    的地方与京城考试制度，就如中国近一千年来所实行而迄少变更

    的普通考试制度一样。但欲将来参加行政部门以下的各附属部门

    工作，则必须先经过普通考试及格然后再参加京城的专门考

    试”。但有些人看出了这种选拔的弊端，认为这是“鞑靼人的一个

    小朝廷能利用文官竞争考试的制度来网络全中国的才智之士”。

    中国的举子当然不会知晓这些看法，毕竟他们看不到人生还有其

    他选择。

    午正封门后，考生开始了人生中最重要的考试。考卷长一尺、宽

    四寸，上有红线横直格，每页十二行，每行二十五字，先要写下

    姓名、籍贯、年龄、出身、三代，才能作答。第一场的题目

    是“子贡曰夫子之文章”。与乡试一样，这一场的四书文最为重

    要。对于梁启超这样的南方举子，北方考棚尤为难熬，尽管有油布为

    帘遮风挡雨，却依旧难抵寒气。在连续三天的应试中，第二天转

    晴，风却到晚上才停，第三天“浓阴，辰正雨有声，虽小而密，至未正始止”。梁启超如果知道蒲松龄的描述，也一定深有同

    感：“其归号舍谒，孔孔伸颈，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 十一

    日，梁启超再度入场。坐在东玉号的郑孝胥在夜间答题甚速。即

    使考场的规定严苛，甚至对上厕所的次数都有规定，但就像帝国

    的统治风格一样，威严外表之下到处是漏洞。三场时，郑孝胥甚

    至帮一旁的台湾考生写了策论。

    三月十六日，考试终于结束了，举子们获得了暂时的放松。郑孝

    胥立刻去拜会朋友，欣赏庭院中盛开的牡丹。梁启超初来北京，可以品味这里的文化生活，去琉璃厂买书、戏院听戏。自四大徽

    班进京以来，京剧成了最时髦的娱乐，大栅栏就有六家戏院，其

    中三庆园戏院最有名，谭鑫培、尚小云都是一时名角，据说慈禧

    太后也常在宫中吟唱。举人们还可以去胡同吃小吃，到天桥书茶

    社小坐，富贵街上的五香酱羊肉也很有名。“斜日市楼评酒味，秋风门巷听车声”，其中一位这样形容这闲荡的快乐。

    举子们的焦灼从未消失，人人祈祷自己得中。这一年的放榜定于

    四月十日。性急的举人拥挤到琉璃厂的放榜处，越过拥挤的人

    头，寻找自己的名字，或忐忑地在会馆中等待写在绢本上的红字

    捷报。

    梁启超的好运气没能再现，他落榜了。不过他不必沮丧，1886年

    考中进士的平均年龄将近三十六岁，首考就中的例证更是少得可

    怜，约有三分之二的进士是在成为举人十年内获得的。他才十七

    岁，有足够的时间等待。名闻天下的郑孝胥与张謇也都同样落

    榜。学海堂的同学曾习经中了贡士，留下来准备殿试。

    放榜也意味着一场新狂欢，戏院、酒肆挤满了举子，有的为高中

    而癫狂，有的借酒浇愁。除了少数幸运者留下来等待殿试，几千

    名举人如鸟兽散，京城从喧嚣转为平静。对于这次北京之行，梁启超没留下任何记录。或许他急于准备会

    试，无心观察一切，或许被接踵而至的新经验占据着，不知如何

    描述它。比起北京，上海似乎意味着一个富有诱惑的新世界，对

    他更有吸引力。在回乡路过上海时，他在四马路的书局买到徐继

    畬的《瀛寰志略》，意外地发现世界上原来还有五大洲之说，中

    国不过是这五大洲中的一国。他还看到上海制造局译出的西书若

    干种，可惜无力购买。

    落第不会给他带来太多的影响，这是每个读书人再常见不过的经

    验，从挫败中迅速复原是必须经历的一课。梁启超该先回茶坑

    村，向祖父汇报一路见闻，劝慰因落榜给老人带来的失落，还要

    谈及即将到来的婚事。他又回到自己熟悉的生活轨迹，在学海堂

    与翰墨书馆之间穿梭，钻研时文、辞章、考据之学。

    这平静的生活，很快被一次会面打破。

    二

    陈千秋告诉梁启超一桩异事，城里来了一位名叫康有为的学者，尽管只是个监生，却曾在北京上书皇帝呼吁变法。出于好奇，陈

    千秋前往康先生的住所拜访，随即被他的个人魅力与学识折服。

    康有为谈论了《诗》《礼》等诸经，攻击盛行多年的考据之风，还用自己的视角重新诠释了孔子。陈千秋满怀激动地告诉梁启

    超，康先生的学问是他们做梦都想不到的，这才是他们期待的老

    师。

    陈千秋的话激起了梁启超的好奇，或许还有一丝怀疑。他尽管在

    会试中败北，但怎么说也仍是个新科举人，自认在训诂与辞章

    上“颇有所知”，不免有些“沾沾自喜”，一个没取得过功名的康先

    生，能有怎样的学问？

    八月的一天，梁启超随陈千秋前往惠爱街上的云衢书屋，去拜会

    这位康先生。他中等身材，眼睛不大却炯炯有神，唇上有两撇向

    下弯的胡须，肤色微黑，有股武人气，与读书人常见的文弱样子不大相同。他们可能有过短暂的寒暄，广州的学者社群联系紧

    密，康有为曾师从吕拔湖学习过“制艺”，另一位老师朱次琦则是

    肄业于学海堂的著名学者，也与石星巢相熟。正式谈话开始后，梁启超的沾沾自喜几乎立刻就消失了。康先生气势逼人，声线洪

    亮、滔滔不绝，语气中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判断。

    即使有了陈千秋的事先铺垫，康先生带来的震撼还是超越想象。

    夏末广州的炎热暂时被遗忘了，甚至时间都凝滞了，辰时开始的

    见面，一直到戌时才结束。“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

    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梁

    启超日后写道。

    走出房门的梁启超感到如“冷水浇头，当头一棒”。他陷入晕眩，整夜辗转反侧，无法入眠，感到旧自我被摧毁后的茫然，“且惊

    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翌日，他再次前往云衢书屋，这

    次康先生的态度和缓下来，又讲述了陆九渊与王阳明的心学，还

    有对史学与西方知识的看法。对于一个生活在彼时知识气氛中的

    年轻人，这些观点带有显著的异端色彩，富有别样的魅力。他彻

    底认同了陈千秋的看法，康有为的确是他们梦想的老师。

    这是梁启超人生中碰到的第一个强有力的人格，或许是最强有力

    的一个。不管学识、阅历还是个人风格，比梁启超年长十五岁的

    康有为都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

    康有为也享有神童的名声，自称十一岁读毕四书五经，十二岁观

    赏龙舟竞赛，即席写下了四十句长诗。他曾入读朱次琦的礼山草

    堂，朱次琦想扫去汉宋之门户之见，将孔子视作最终的诠释者，推崇个人品行与实践。同样是在这里，康有为发现，比起程颐、朱熹代表的理学传统，陆九渊与王阳明的心学“直捷明诚，活泼

    有用”，尤其符合自己的脾性。

    他高度地以自我为中心，早早就认定自己“能指挥人事”，十一岁

    时就像成年人一样处理父亲的丧事，家乡人甚至用“圣人为”来讥

    讽他的一本正经。他结婚时不让人闹洞房，不让女儿缠足。他立志三十岁前读完群书、成为圣贤，还曾到山中冥想世界，感到天

    地万物与自己成为一体，转而忧虑苍生困苦，放声大笑大哭。生

    活屡屡挑战他的自信，科举考试屡屡失败，让他仇恨八股文的束

    缚，却又更加渴望功名。

    倘若按照这个路径发展下去，康有为不过就是一个落魄天才而

    已，这在中国传统上屡见不鲜。幸好他还对外界充满好奇，游历

    从江南到塞外长城的景观，十七岁读到《瀛寰志略》，“知万国

    之故、地球之理”。他还对一个新世界有直接感受，在香港看

    到“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知西人治国有法

    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上海租界再次印证了他在香港的

    印象，西方人的管理比中国人更胜一筹。对于当时的中国读书

    人，这是个了不起的发现，或许唯有身在伦敦的郭嵩焘、严复等

    几人才有类似的看法。他购买了大量江南制造局的翻译书籍，从

    几何、数学到政治制度，无所不包，还订阅了《万国公报》。他

    在显微镜镜头中发现一只蚂蚁好似大象这么大，一片菊花瓣像是

    一片芭蕉叶，一滴水里竟有如此之多的微生物，有鳞有角，如蛟

    龙一样蠕动。这些都给予他观察世界的全新方法，大与小、重与

    轻、长久与短暂，一切都变成相对的，与佛教典籍颇有相同之

    处，万物真实又虚幻。

    这些经历与性格赋予了他崭新的想象力。他试图在儒家学说与西

    方知识之间找到某种联通，解释说六艺中的“射”在孔子时代是武

    备的意思，在今天武备是枪炮，“御”则是驾驶火车轮船。

    他更有一种罕见的行动能力，深信自己的“经营天下之志”。偶然

    结识翰林院编修张鼎华后，他了解到京城的风气，道光、咸丰、同治这三朝的掌故，开始遍读《东华录》《大清会典》等书。

    1888年，康有为再次前往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他是一名与众不

    同的应试者，不仅对再度落榜不以为意，还认定自己“学有所

    得，超然物表而游于人中，倜傥自喜”。他马不停蹄地结交各种

    权贵，期望获得他们的赏识，试图让他们替自己上呈奏折。在奏折中，他公开要求皇帝下罪己诏，还描绘了一个令人惊恐的图

    景：俄国在北方筑造铁路，迫近盛京；英国入侵缅甸，并窥伺四

    川与云南；法国以越南为跳板取得广东、云南。中国正在陷入包

    围之中，而“日本虽小，然其君臣自改纪后，日夜谋我，内治兵

    饷，外购铁舰，大小已三十艘，将翦朝鲜而窥我边”。他大胆催

    促皇帝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

    上书并没有抵达皇帝手中，康有为的不祥警告没引发共鸣，却带

    来争议。大清国两百多年来，第一次有监生试图上书，简直是不

    折不扣的犯上。与康有为良好的自我感觉不同，人们被他的躁

    进、功利弄得不胜其扰。北京的一些广东人把他视作耻辱与危

    险，要把他驱逐出北京。连欣赏他的朋友也说他性格中“冬夏气

    多，春秋气少”，劝他平和一些。

    梁启超遇到的正是这样一个康有为，带着失落与傲慢，混杂着古

    今中外的奇怪学识。他痛陈时代弊病，雄辩滔滔，既能大谈孔子

    之道，也能描述西洋事物，比起寻常学者的木讷、低调，他似乎

    显得过分生机勃勃了。

    第四章 狂生

    一

    长兴里是一条短短的、毫不起眼的小街，甚至没有出现在广州城

    坊志中。向北走上几十米，就是热闹非凡的惠爱街，总督府、城

    隍庙、巡抚衙门、学宫沿街而立，撑起“广府第一街”的名号。

    邱氏书屋是长兴里上的一座三进的院落，中院种有两棵玉兰树，邱家的祖宗牌位位于里院。书屋建于嘉庆年间，像广州城内很多

    宗祠学堂一样，专为本姓家族士子应试而建。当他们从广东各地

    赶来省城，参加府试与乡试时，可以落脚于此。

    这里也是对外出租的商业空间。1891年初，康有为租下其中的一间，开设了自己的学馆。这个决定与陈千秋、梁启超相关。在醍

    醐灌顶式的相遇后，两人决定执弟子礼，请康有为开馆教学。三

    水人徐勤的到来加速了这个进程，他忠厚慷慨，家道殷实，愿以

    家财支持。这家书馆空间窄小，生徒寥寥，名字也平淡无奇——

    长兴学舍——不要说学海堂、广雅、粤秀、粤华书院，就连那些

    专授科举的“小馆”也比不上。这个小小的院落与朴素的名字之

    下，却有一颗辽阔(或许过分辽阔)的雄心，要“思圣道之衰，悯王制之缺，慨然发愤，思易天下”。

    对于康有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开始。仅仅一年前，他还处于壮志

    未酬的愤懑中。顺天乡试落榜，上书又未达天听，他把北京描述

    成典型的衰世，“人才之凡下，气节之萎靡，学术之荒芜，人情

    之媮惰，为自古衰世之所无”。他不满于学术界的风气，认为“朱

    学穷物理，而问学太多，流为记诵；王学指本心，而节行易耸，流于独狂”；他向往的人物是东汉的陈蕃、李膺，宋代的司马

    光、苏东坡，明末的东林党人，这些人都以道德理想主义对抗时

    代的堕落，可惜如今再难出现了。

    他感到前途迷惘，对朋友感慨地说，自己“无土地，无人民，无

    统绪，无事权”，只能以教书为业，又觉得“为文词则巧言以夺

    志，为考据则琐碎而破道”。想教授天文，“无三十五万金所筑之

    高台，二十五万金所购之千里镜”；考察舆地，“则足迹不能遍行

    地球以测绘之，财力不能遍购地图以参核之”。

    回广州后，他试图开馆授徒，却因无举人、进士功名，招来嘲

    笑，好事者甚至在告示旁边用淡墨写上：“监生亦居然出而教馆

    乎？”如今有了独立言说的空间，还有了虔诚的追随者，他受此

    鼓舞，洋洋洒洒地写就《长兴学记》，陈述自己的教育主张。他

    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四项为教学纲领。纲领

    之下是具体规范，比如“志于道”分为“格物”“克己”“励节”“慎

    独”，分别代表着对知识的追求、对气节的塑造、是非之判断、内在道德要求。“据于德”则分为“主静出倪”，取自陈白沙的“于静

    中养出端倪”，从个人心中看到这个世界；“养心不动”是要养成从容、浩然之气；“变化气质”是培养一种高度的教养；“检摄威

    仪”则是对外在仪态的重视，也是内在的延伸。“依于仁”包括“敦

    行孝弟”“崇尚任恤”等，皆为对他人之同情与爱；“游于艺”分

    为“礼”“乐”“书”“数”“图”“枪”，是古代六艺之学对智力与体格的要

    求。

    课程分类同样新颖，分别是义理、考据、经世、文字四课。义理

    之学含有孔学、佛学、先秦诸子学、宋明理学、西方哲学，考据

    之学有中国的经学、史学、万国史学、地理学、数学、格致学，经世之学有政治学、中国政治史、万国政治史、政治应用与群

    学，文字之学中既有中国辞章学，又有外国语言文字学。在校

    内，康有为要求他们每月初一教授演讲课，每天交日记，涉及养

    心、修身、接人、执事、读书、时务六项；在校外则每隔日就要

    有体操，并鼓励学生外出游历。

    这个教学纲领延续着礼山草堂的风格，追求对人格的塑造，强调

    知识传统的兼容。康有为也添加了新内容，要求学生学习外国政

    治、风俗、科学，以便理解正在变化的世界。他尤其重视德育，因为这正是君子理想的延续，而且实践仁慈与宽恕的精神，在艺

    术中寻找欢乐，磨砺气节，会赋予人生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这些

    纲领、课程及书院与学馆都不大相同，既不专注于八股应试，亦

    非考据功夫。梁启超日后将这套方法理解成现代意义上的德育、智育与体育。但康有为尚未骄傲到忽视八股训练，在学记中，他

    特辟一小节论“科举之学”，就经义、策问、诗赋、楷法四项作出

    论述。他的制艺文章颇见功力，私下里或许还在为自己的屡试不

    售愤愤不平。

    对梁启超这样的少年，长兴学舍的学纲与课程固然富有新意，但

    康有为的个人魅力才是关键所在——除去与众不同的知识结构，他更有一种演讲天才。当时的山长、馆主可能不缺乏轻狂的名士

    派头，却很少善于演说，只习惯在纸面上表达自己的观点。康有

    为恰好相反，当面对人群时，他尤其激情四溢。有一次在翰墨书

    馆代课时，他“悬河不竭之口，旁征博引，独出新解。一席既终，学生咸互相骇愕，以为闻所未闻”。据说因为那次代课，“渐

    有至其处执经问难者”。

    “学术源流”这门课完美地展现了康有为的魅力。从儒、墨、法、道等到宋代的理学、清代的考据学，从王羲之书法到唐诗中的李

    白、杜甫，康有为试图将这些思想与人物都纳入一个历史框架，给予历史性的解释。他的眼界也经常跨出边界，把自己一知半解

    的西方知识讲述给学生。他提到《圣经》中的大洪水，人类可以

    上溯到五千年；地球是圆的，“凡圆转于空中者，无不圆”；如果

    换算成中国的纪年，哥白尼的日心说是明朝嘉靖五年的发现；地

    下五十里煤之下，有大兽骨；墨西哥挖掘古城，其中有文字；苔

    又为生物之始；落基山有天文镜甚大；印度没有冬天，伊斯兰教

    则没有闰月……

    他用新视角来解释中国历史，尧舜就像今天的土司头人，各大土

    司变成了诸侯国。除去江南制造局的西学译书，佛学也是重要的

    参照体系，他说地球是从太阳产生，月球又是从地球产生，昆仑

    山则是地球之顶，上面有四大金龙池，一条流入俄国，一条流入

    波斯、印度，还有一条黄河流入中国……

    对于长期被禁锢于八股、辞章的年轻人来说，这几乎是一个知识

    的迪士尼乐园，它把你头脑中支离破碎的知识置于一个脉络中，还提供一个闻所未闻的新图景。没人有能力深究这些过分混杂的

    知识正确与否，首先会沉醉于快感中。“讲者忘倦，听者也忘

    倦”，梁启超回忆说，“每听一度，则各各欢喜踊跃，自以为有所

    创获，退省则醰醰然有味，历久而弥永也。”康有为更有一种忧

    患意识，每谈及国事危难、民生憔悴、外侮到来，“辄慷慨欷

    歔，或至流涕”。这给年轻人带来使命感，“凛然于匹夫之责而不

    敢自放弃，自暇逸”。

    这是梁启超大开眼界的一年，自称“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

    年”，并迫不及待地要将新体验分享出去。在长兴学舍度过几个

    月后，他与陈千秋回到学海堂，几乎每天都“大诋诃旧学，与长老侪辈辩诘”。

    辩论不仅是自我炫耀，更可以招朋引伴。在陈千秋、梁启超与徐

    勤之后，韩文举、梁朝杰、曹泰、麦孟华、王觉任先后加入长兴

    学舍。这缘于康有为的吸引力，也是梁启超、陈千秋的劝说。麦

    孟华来自顺德，样貌俊美，善于诗词，风格“婉约深秀”，他只比

    梁启超小一岁，两人尤为亲近，以梁麦并称，“相将顾盼惜毛

    羽，睹者辄比双凤鸣”。番禺人韩文举是明末烈士韩上桂的后

    代，一位商人之子，他心仪东晋时扪虱而谈的王猛，自命为“扪

    虱谈虎客”。林奎是新会人，性格颇为仗义，尤善臧否历史人

    物。陈和泽是康有为的远亲，喜欢追问各种问题。东莞人王觉任

    是最年长的一位，生于1860年，仅比康有为年轻两岁，他心思细

    腻，自尊自爱。最年轻的梁朝杰来自新宁，加入长兴学舍时只有

    十四岁，以过目不忘、沉迷佛学著称。

    南海人曹泰再好不过地表现了学舍弟子的特性。梁启超与陈千秋

    在广州街头闲逛时，看到一家翰墨池馆，从门缝中看到一副对

    联：“我辈耐十年寒，供斯民衽席；朝廷具一付泪，闻天下笑

    声。”他们被对联的气魄感到惊异。曹泰正是对联的作者，随后

    也进入长兴学舍。

    这些年龄相仿、个性不同的少年，是一个微缩版的珠三角精英群

    体。他们头脑敏锐，脾性怪异，彼此找到了共鸣，都能体会到被

    康先生当头棒喝的震惊感，成为最初也最忠诚的追随者，被外人

    称为“长兴里十大弟子”。

    康有为是父、兄的混合体。他鼓励学舍的自治与参与性，学舍每

    年设立一名学长，挑选秀异与负有威望的学生，督促其他人的学

    业，也在老师缺席时讲学。尽管梁启超日后最有成就，在当时却

    并非最受青睐的学生。陈千秋成为第一任学长，一直到他离世都

    最得欣赏与信任。曹泰以天资著称，他与陈千秋最能领会康有

    为，并称为学舍的龙与象。每当康有为讨论新理念，陈千秋是最

    理想的讨论对象，二人“辨析入微”，梁启超则只能“辄侍末席，有听受，无问难，盖知其美而不能通其故也”。对于康钟爱的佛

    学，他插不上话，遗憾自己“夙根浅薄，不能多所受”学舍是一个

    亲密的共同体，弟子们隔三岔五就一起游逛，足迹遍至越秀山上

    的学海堂、菊坡精舍、红棉草堂、镇海楼。他们赏月、闲谈，讨

    论白天的所学所感，彼此热烈争论。

    如果康先生同往，野外就变成了课堂，众人“拱默以听”；倘若先

    生不在，则“主客论难锋起，声往往振林木；或联臂高歌，惊树

    中栖鸦拍拍起”。夏日时分，他们租船出游珠江，游到江中饮

    酒、吃夜宵、畅谈。珠江游船如织，最豪华的紫洞艇只要一元，更有无数小艇穿梭其中，兜售食物，“艇仔粥”尤受欢迎。

    二

    与其他学馆更为不同的是，长兴学舍弟子还有机会参与编纂书

    籍。朱次琦述而不作，康有为却是一个狂热的书写者，他邀请弟

    子成为合作者，收集资料、校对文稿，或许还参与初稿写作。

    对于康有为，这是个高产的年份。在完成了《长兴学记》五个月

    后，《新学伪经考》付诸刻印。全书规模惊人，共十四个章节，超过二十万字。陈千秋、梁启超是编检，或许还撰写了一些章

    节，韩文举与林奎校对史料。出于对陈千秋的显著偏爱，康有为

    邀请他撰写后记。

    这是梁启超首次参与一本书的创作，或许就像初逢康有为那样，满是颠覆式的震惊。“始作伪、乱圣制者，自刘歆，布行伪经、篡孔统者，成于郑玄”，《新学伪经考》以这样大胆的判断开

    篇。

    这判断背后是学术界正发生的戏剧性变化，今文经学迅速兴起，挑战既有的学术秩序。这一切源头要回到六经，也就是传说中孔

    子整理的六本典籍，即《诗》《书》《礼》《易》《乐》与《春

    秋》。因《乐》经佚失，六经后来变成了五经。自汉代以来，不

    管朝代如何更迭，它们都被视作一切智慧的源泉，从安邦定国到个人规范，皆能提供指导。对它们的研究、注释则被称作经学，比如围绕《春秋》，就产生了《左传》《公羊传》《榖梁传》这

    三种诠释性的著作。

    历代统治者依赖教化来控制社会，经学成为“为国家特权合法性

    辩护的具有意识形态封闭性、排他性的系统”，而“皇帝、朝臣、军官、士绅都借经典为他们对公共及私人事务的垄断辩护”。同

    时，经书语言模糊，不同时代产生不同的诠释者，按照自己所处

    环境重新理解。南宋时，大儒朱熹从《礼记》一书中取《大学》

    《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并为之作注，成

    《四书章句集注》。元以后，四书成为学校制定教材和科举考试

    的必读书，占据着读书人知识生活的中心。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争端要回到秦汉之际。秦始皇焚书，将民

    间所藏《诗》《书》等典籍烧毁；项羽火烧咸阳，秦官方藏书也

    付之一炬，先秦典籍损失严重。汉初，一些学者靠口耳相传讲述

    儒家经典，当时的人用通行的隶书将之记载下来，故被称作今文

    经。汉武帝末年，鲁恭王刘余为了扩大自己的宫殿，毁坏了孔子

    家宅，在旧宅墙壁内发现《尚书》《礼记》《孝经》等经书，是

    用战国时的篆文写成的，因此被称为古文经。

    今文学重“微言大义”，讲求在经文中发现现实政治意义，曾长期

    被立于学官，占据优势地位。汉哀帝时，刘歆奏请将《左传》

    《周礼》《毛诗》《古文尚书》等古文经也立于学官。当王莽篡

    位改国号为“新”时，刘歆的期望成为现实。新朝只持续了十五

    年，刘秀恢复的汉室重新将今文经尊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此后，今古文经陷入长久的争论，且与政治权力纠缠一起，对中国学术

    影响深远。

    清初，学者治学偏重考证、训诂，考据学成为主流，乾嘉时达到

    顶峰，而其弊端也日益显现，很多学问过于琐碎而远离现实。在

    此背景下，借助“公羊学”讲求“微言大义”的常州学派在18世纪末

    开始崛起。这一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就是庄存与。庄存与对和珅时代的腐败充满愤怒，借由重新诠释经书，表达自

    己的政治不满，其中《公羊传》是他依赖的主要典籍。信奉《公

    羊传》的今文学派认为经典中蕴含着道德褒贬，将之视作某种政

    治哲学，何休的《公羊解诂》正是这种论点的代表作。

    庄存与试图在《春秋》中找到着力点，在严酷的文化环境中发挥

    自己的理念：上天制定了世界的秩序，圣人则将它表述出来，人

    有义务参与治乱，儒生要用行动纠正危机。他看重《公羊传》中

    的微言大义。庄存与还有一位才智非凡的外孙刘逢禄，用一种严

    格的考据法将学说发扬光大，在他的几本著作中，都将何休公羊

    论中“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如张三世、通三统、绌周王鲁、受命

    改制诸议，次第发明”。

    “张三世”表明历史的进化，从“乱世”转向“升平世”，最终通往“太

    平世”。何休相信，孔子在《春秋》中藏有对产生“大一统”的升平

    世的叙述。“通三统”则代表着三种制度形式，以红、白、黄三色

    代表，例如夏代是“黑统”，商代“白统”，周为“赤统”。朝代更迭

    意味着承天命、改正朔、易服饰、定国色，也意味着任何朝代都

    不会长盛不衰，上承天命的新王朝会取代失去天命的旧王朝。

    刘逢禄有位著名的外甥龚自珍，天才般地将公羊学精神带入时事

    评论中，那些尖锐言辞是对沉闷时代的最佳反抗。公羊学形成一

    个若隐若现的传统，它言辞模糊，足以接纳不同的解释方式，尤

    其吸引那些心灵敏感之人。由它生发出的意义世界，则可能应对

    越来越复杂的时代环境。

    康有为属于这个传统，却比任何人都走得远。《新学伪经考》宣

    称凡是汉代刘歆力争为之设立博士的经书——《周礼》《仪礼》

    《左传》《毛诗》——都是伪造的。刘歆为了取悦王莽，伪造经

    书确认篡位者的合法性。“新学”得名于王莽篡位后设立的“新

    朝”。两千年来的经学家都错了，他们不该奉“伪经”为真旨。孔子

    真正的精神被埋没，藏于烟雾中，以至于“天地反常，日月变

    色”。康有为的“宣言”无疑具有颠覆性。但这套惊世骇俗的学说未必是

    康的原创，他似乎刻意忽略了四川人廖平的影响。作为王闿运的

    高足，廖平孜孜于今古文之争，他的《知圣篇》与《辟刘篇》早

    已做出相似的判断。很有可能，康有为1888年在北京读到了这些

    作品。一年前，廖平途经广州，与康有为相互拜访，后者还写了

    一封不客气的长信，斥责他“好名骛外，轻变前说，急当焚毁”。

    但仅仅一年之后，这本新著大量沿袭了廖平的思考。“倚马成

    书，真绝伦矣”，廖平日后讥讽说。梁启超以后倒是大方地承认

    了廖平对自己的影响。

    在梁启超看来，《新学伪经考》不啻“思想界的大飓风”，“第一，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动摇；第二，一切古书，皆须从新检

    查估价”。否定带来解放，规范被打破带来自由。他了解这种论

    调，长兴学舍弟子入门的第一本书就是《公羊传》，康有为更是

    着力把孔子描绘为另一个形象：他不是一个历史记述者与教育

    者，本身就是一位制度设计者、伟大革新者、一个无冕的“素

    王”；他洞悉一切，有扭转乾坤的行动能力，借《春秋》描绘了

    一整套政治制度。

    梁启超对康有为的写作风格略感不安，曾对陈千秋私下抱怨老师

    的武断，“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从我”。但

    这种“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的风格，其实正

    是康式魅力的核心。 在1891年的广州，一些读者觉得这些不过是

    狂生之言。“五经去其四，而《论语》犹在疑信之间，学者几无

    可读之书”，在给康有为的信中，广雅书院山长朱一新表达了这

    种不安。这位浙江义乌人求学于诂经精社，官至陕西道监察御

    史，也是清流派一员，因弹劾李莲英被降职，被张之洞聘为广雅

    书院的山长。朱一新意识到时代之困境，却笃信应靠“正人心，端学术，济时艰”来应对。他将自己的讲义命名为《无邪堂答

    问》，他觉得康有为不无“邪”之可疑，是在以“伪经”的名义摧毁

    经学传统。

    他也吃惊康有为竟然为秦始皇辩护，在康有为眼中，秦始皇不再是个焚书坑儒的暴君，而是孔子的支持者。当康有为送他《旧

    约》时，疑虑更是大为增强。康有为将今文学、古文学的争论类

    比为《新约》与《旧约》之分，西方富强全因《新约》取代了

    《旧约》，今文学是中国急需的《新约》。这个类比还暗示，康

    有为自己正是中国的马丁·路德。

    朱一新说康有为神化了刘歆的作用，“仰尊孔子，阴祖耶稣”，劝

    他不要“将鼓一世聪颖之士颠倒于新奇可喜之论”，因为很可能“惑

    经之风于是乎炽”。康有为辩解说，自己的教学是“求义理于宋、明之儒，以得其贯通，兼涉外国政俗教治，讲求时务，以待措

    施，而皆本之孔子之大义以为断”，还寄了弟子们的十二册札记

    给朱一新，以表明自己“不敢以考据浮夸领率后生。……盖皆宋

    儒之遗法，非敢薄之”。他对自己的教育实践也颇有自得：“门人

    兴起者，亦颇有人(虽未能大治身心，亦颇淡荣利)。”

    这场充满破绽的论证颇能展现当时的思想气氛。朱一新代表严肃

    学者，忧虑“异教入侵，圣学衰微”，康有为则是为“以夷变夏”开

    启了大门。朱一新高估了康有为的西化程度，在给另一位学者洪

    右臣的信中，康有为承认“泰西之政，比于三代，犹不及也”。

    三

    初冬，梁启超前往北京，履行两年前的婚约。长兴学舍满是分离

    的感伤。师徒都有一种自我赋予的救世情结。“道入天人际，江

    门风月存。小心结豪俊，内热救黎元。忧国吾其已，乘云世易

    尊。贾生正年少，詄荡上天门。”在临行赠诗中，康有为把梁启

    超比作天才政论家贾谊，期望他在京师广结豪杰，以天下为己

    任。陈千秋的语句更是悲壮：“岂无江海志，詄荡恣游遣，苍生

    惨流血，敝席安得暖。”

    “十月入京师，结婚李氏”，梁启超对这一重大人生事件，只有寥

    寥一笔提及，没留下任何细节。婚房是新会会馆的三间北房，这

    是他第一次见到李蕙仙。蕙仙父母早逝，全赖堂兄李端棻抚养成

    人，她样貌不算出众，但性格尚称得上贤良，只是据说尤嗜槟榔。这是一桩不对等的婚姻，对于来自官宦之家也更年长的妻

    子，梁启超总有种特别的敬意。这段婚姻把梁启超带到了人生的

    另一个阶段，他从此以李端棻内弟的身份出现在京官与文士当

    中。

    婚后不久，梁启超返回广州，为来年的春闱做准备。茶坑梁家的

    悲伤紧接喜事而来，梁维清在第二年正月去世。这是母亲离世

    后，梁启超又一位至亲离去。不过梁维清应该是带着满足离去

    的，毕竟他最疼爱的长孙已经高中举人，还迎娶了高官显宦之

    女，这些都足令一名乡村秀才感到骄傲。

    祖父葬礼后不久，梁启超再度前往北京参加考试。这一年的主考

    官是户部尚书翁同龢，李端棻则是三位副主考官之一。据说，李

    端棻曾试图为这位内弟疏通关节。直接舞弊当然是科场大忌，但

    考官们仍想方设法拔擢自己信赖的考生——翁同龢就一心期望提

    携自己欣赏的张謇——通过猜测考卷的文风之类，这些考官常常

    能从中辨认出自己心仪的学生。这在当时是颇为普遍的做法，不

    过，梁启超婉拒了李端棻的好意。

    他再度体验到名落孙山的苦涩。这一年的进士榜上有张元济、蔡

    元培(补练楷书后，顺利高中)。一位名叫曾朴的举人也金榜题

    名，他日后将以小说家闻名。汪康年也榜上有名，对于三十岁的

    他来说，这总算是一份迟来的奖赏。借由汪康年，梁启超还结识

    了汪的表弟夏曾佑，一位著名的数学家之子，两年前高中会元，殿试中获得二甲第八十七名，这一年被授予礼部主事。夏曾佑见

    识广阔，不仅游历过广东、香港与武昌，拜会过傅兰雅(John

    Fryer)，也对今文学深感兴趣，被同代人夸赞为黄宗羲、龚自珍

    的传人。这是梁启超第一个非广东籍的密友，他们相差十岁，但

    这显然并未阻碍他们的交流热情。

    家庭与友情，都给予落榜的梁启超某种慰藉。这些人微言轻却胸

    怀高远的青年，定会感到京城中的不祥气氛。同治中兴的气象早

    已衰退，清流派代表的锐气(尽管经常是幼稚的)全然落败，一种贪腐、纵乐的风气肆无忌惮地四处弥漫。

    “都门近事，江河日下，枢府唯以观剧为乐，酒醴笙簧，月必数

    数相会。南城士大夫，借一题目，即音尊召客，自枢王以下，相

    率赴饮。长夜将半，则趁筵次入朝。贿赂公行，不知纪极。投金

    暮夜，亦有等差。”一位京官曾这样描述北京。在这样的贿赂等

    级中，军机大臣孙毓汶因与慈禧、李莲英关系密切而权势熏天，排名第一，绰号“大圣”，见他一面需要六百金，亲贵礼亲王世铎

    要三百，许庚身要两百，张之万是一百。

    两年后的慈禧六旬万寿庆典逐渐成了中心话题。重修三海和颐和

    园催生了越发臃肿的官僚机构，工程尚未开始，工部已经派遣司

    员六十名，接着增加到八十人。御史李慈铭在奏折中称官员的品

    级赏赐得太过随意，连一个主事都会加上四品衔，他担心“宵人

    窃位，则志士伤心；倖者冒功，则劳臣夺气”。

    梁启超携新婚妻子返回家乡，在茶坑村举办婚礼，洞房就是狭小

    的怡堂书室。“夫人以宦族生长北地，嫔炎乡以农家子，日亲井

    臼操作，未尝有戚容”，梁启超对于妻子的包容深为感激，这个

    官宦之女还颇会处理婆媳冲突。梁宝瑛的新妻子只比李大两岁，但“夫人愉愉色养，大得母欢，笃爱之过所生”。这位夫人也闹了

    笑话，她的家乡贵州为鸦片出产地，男女老幼皆吸鸦片，所以常

    问别人吸不吸烟。

    整整一年，梁启超在茶坑过着家居生活。梁家充满了死亡与新

    生，继母所生的五弟数日后就夭折了，庶母则生下了六弟。第二

    年，长女梁思顺在二月出生，梁启超也成了父亲。

    茶坑生活平静，梁启超却变了模样。他大量阅读江南制造局的译

    书，既有来自瑞士学者马尔顿(Charles de Martens)撰写的外交

    指南，也有中国出访者的日记，以及傅兰雅编辑的《格致汇编》

    (The Chinese Scientific Magazine)。他如今有了新朋友可以抒发志

    向。在给汪康年的信中，他表达了自己的无力感，“周览天人，知天下之事无可为”，与两三个同志一起著书似乎变成唯一的选择。他希望汪能给他提一些人生建议：“足下爱我，其何以教之

    哉？”他还把正在浙江担任小官吏的康广仁介绍给汪康年，希望

    他能帮助此人结识更多的浙江名士，销售《新学伪经考》。

    在另一封信中，梁启超展现出对铁路的迷信。他觉得“中国人士

    寡闻浅见，专以守残，数百年如坐暗室，一无知觉”，而铁路能

    够打破封闭、守旧的习俗，令人“耳目一新，故见廓清，人人有

    海若望洋之思”。他感慨，有权势与威望的老一代“因循观望”，年

    轻一代有志向却无权力，“坐论莫展一筹”。他对张之洞寄予厚

    望，盼着作为幕僚的汪康年能劝说这位回任武昌的总督行动起

    来，推动铁路的修建：“诚能于南北衢途成一大陆，而令商民于

    各省直接筑，则十年之间，如身使臂，臂使指，与今日电线相

    应，转弱为强之机，可计日而待也。”他还在计划一次旅行，腊

    月时先前往贵州，然后再去北京，途中路过湖北。他很想去拜会

    汪康年，如果汪那时恰好在武汉的话。

    四

    这趟旅程终于还是未能成行，梁启超1893年回到广州。一年多

    来，长兴学舍不断扩张，先从长兴里搬到卫边街邝氏祠堂，又搬

    迁到广府学宫，更名为万木草堂。在此过程中，徐勤与梁启超出

    力最多，他们笃信草堂的远大前程，捐款签下了十年租约。这一

    年，梁启超接替陈千秋成为学长，弟弟启勋也随他进入草堂。 这

    是万木草堂富有转折意义的一年。康有为在乡试中高中第八名，麦孟华也同样上榜，使得草堂在怪异名声之外又增加了新的维

    度：原来他们也善于写制艺文章。康有为保持着他的狂傲，没有

    依照惯例去拜访座师，这令主考官徐桐颇为不悦，多少为日后的

    灾难埋下了伏笔。

    朱一新“新奇颠倒”的忧虑成了现实，康有为的才华与个性引来新

    的追随者，长兴学舍人数不比大馆，弟子资质却令人称奇。新会

    人陈子褒名列此次乡试第五名，自己设馆于六榕寺塔后，学生有

    六七十名，比万木草堂还多。他曾听梁启超讲述康有为的学识与风采，中举后对康“一见倾倒”，并对朋友卢湘父说：“上下三千

    年，纵横九万里，康先生尽之矣。”陈子褒也领教了康式魅

    力，“善能震荡学者之脑气，使之悚息感动，终身不能忘；又常

    反复说明，使听者涣然冰释，怡然理顺，心悦而诚服”。一年

    后，卢湘父也加入万木草堂。广西临桂人龙泽厚已被签发为四川

    某知县，路过广州时被康有为的学识、风采折服，拜入门下。梁

    鼎芬送来赠诗，其中有“九流混混谁真派，万木森森一草堂”的句

    子，暗示草堂的远大前程。梁鼎芬是当世名士、学海堂学长张维

    屏的曾外孙，他的舅父则是对康有为大加赏识的张鼎华。他是张

    之洞最器重的幕僚之一，以美髯著称，与文廷式私交甚笃。这种

    同代名流的赞赏，最令康有为感到自得，然而谁也预料不到，不

    久之后他们将势同水火。

    新弟子马上就领略了万木草堂的魅力。与寻常学馆击梆开课不

    同，万木草堂以击鼓为开始。三通鼓后，弟子们分列东西，鹄形

    站立在课堂前。接着，康有为走进来，左右点头致意后落座，众

    人也坐下。 强烈的仪式感也表现在身体姿态上。康有为正襟危

    坐，八字脚着地，从不交足叠股。弟子们坐在硬凳上，身体挺

    立。不过当他一开口，学生们就把这身体的束缚遗忘了。讲台上

    没有书本与讲义，只有茶壶与茶杯。一堂课持续三四个小

    时，“由甲起乙，由乙起丙，以至国际形势，国内变化，几至无

    所不言”。他的气势更是摄人，“气壮如少年，每发一词，则滔滔

    不休”。

    讲到一半，小童会端上茶点，康有为稍作休息，接着讲下半场。

    弟子们对学术源流尤为兴奋，热衷于听到康有为“把儒、墨、法、道等所谓九流，以及汉代的考证学、宋代的理学等，历举其

    源流派别。又如文学中的书、画、诗、词等亦然。书法如晋之

    羲、献：羲、献以前如何成立，羲、献以后如何变化……皆源源

    本本、列举其纲要”。每当草堂贴出“今日讲学术源流考”，大家都

    欢呼雀跃。

    康有为也着迷于这种兴奋，听众愈多，他的表现也会愈佳。“(同学们)都是二十左右岁的人，正是求知欲最发达的时候。

    脑海中本来空空洞洞，一张白纸，什么东西都可以收纳”，梁启

    勋日后回忆说，“又值方面复杂、材料丰富的学术源流讲义以诱

    导之，所以同学们的思想尽情奔放，各随其意志之所接近，冲动

    之所趋向，如万壑分流，各归一方。”

    其中常有虚妄的评论。康有为从乐器中发现“笛管甚长，手指不

    能远压，不能成声。乃悟古人身体甚长，故尚有长狄，去巨兽之

    期不远，地热力甚大故也。今隔两千余年，地绕日渐远，热力渐

    小，人身渐短，因推再过两千余年，今笛亦不合后人之用，后万

    年小人极多”。

    康有为还自创了一套尊孔礼仪，草堂中有一个礼乐库，包括钟、鼓、磬、铎、干、戚、羽、旌等乐器，并引用西人礼拜堂的琴弦

    乐歌、舞蹈，还有投壶所用的竹箭。每月一次的习礼时，“钟磬

    齐奏，干戚杂陈，礼容甚盛”。康多少相信，这种礼乐精神正是

    时代所稀缺的。

    康先生令人折服的不仅是学识、想象力，还有过人的精力。在硬

    板凳上坐了几个小时，弟子们下堂后，立刻躺在了床上，康有为

    却继续批阅功课。每个弟子都有一本功课簿，写下读书时的疑问

    或心得，每半月上交一次。即使是一个简短的疑问，康有为也常

    常作出长篇批答。批作业时，他还会传唤弟子来面谈。这是令人

    惴惴不安的一刻，他们刚躺上床、摊开手脚休息，却要被叫起来

    接受询问。

    草堂内像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书籍、用具、衣着不分彼此，有

    时连康有为都忍不住提醒他们，外面的世界断不会这样良善。草

    堂的图书馆在不断扩充，除去康有为的捐赠，弟子们也捐出自己

    的图书。草堂藏书共七千余卷，派弟子负责管理，以省去众人分

    别购买的麻烦，也让好学的贫寒学生得以阅读。草堂中有一本

    《蓄德录》，每天顺着宿舍依次传递，每个人随自己的喜好在上

    面录入格言，写满后储存于图书馆内，新同学可借阅。编书则是另一项集体行为，在编辑《孔子改制考》时，康有

    为“指定一二十个同学，把上自秦汉、下至宋代各学者的著述，从头检阅。凡是关于孔子改制的言论，都简单录出，注明见于某

    书之第几卷、第几篇”。 随着学生的增加，以及康有为日益频繁

    的外出讲学，学长制变得日益重要。草堂变成了一个自治组织，可以让一群特立独行的青年自由切磋。陈千秋学习勤奋，做事富

    有条理，对书籍有一种特别虔诚的态度，倘若在房中踱步看书，必用长袖托书，若在桌前则一定要把桌面擦干净，才把书放在上

    面。这里没有其他教师，都用学生来教：博文科学长负责助理教

    授及分校功课，约礼科学长负责督率体操、书器。康有为最重要

    的助手也从中脱颖而出。梁启超是第二任学长。来自三水的徐勤

    则以慷慨、忠诚、勤力著称，他家资丰厚，不仅主动承担贫困同

    学的学费，还是草堂各项事业最重要的赞助人。他经常和同学们

    讨论大同理想，陈和泽有一次笑着问他，可否把自己的绸缎裤子

    让同门兄弟穿，他听完之后立刻就脱了下来。如果说陈千秋是最

    受康有为青睐的学生，徐勤则是最忠诚的一位，甚至时常督促偷

    懒的同学们编书。麦孟华聪颖异常，他的弟弟麦仲华日后娶了康

    有为的长女康同薇。曹泰喜欢躺着读书，床上堆满了书，夜晚索

    性就睡在其中。他习惯晚起，不无诙谐地写了一张客约贴在卧室

    里：“五更未睡不能起，木虱咬伤不能起。”他还着迷于求仙问

    道，颇有些虚无倾向。这与陈千秋恰成对比，陈推崇行动精神，感慨“吾穷天下之理已至矣，已无书可读矣，惟未尝试于事”。作

    为草堂的龙与象，二人的辩论经常引发所有同学的兴趣。每当其

    中一人发言时，众人觉得对方肯定无法回应，然而另一人不仅成

    功回应，而且同样令人觉得无法辩驳。两人常能这样交锋甚久，令同学们惊叹不已。他们常说，陈千秋像是永嘉学派，曹泰似乎

    更近于王阳明。少年们常熬夜读书，每当悟出一些新道理，便相

    视大笑。

    没人比梁启超更善于写文章。因为有膏火可领，草堂弟子也在其

    他书院注册，参与考试，一般是前往粤秀、粤华、羊城书院，梁

    启超则多去应元、菊坡精舍——只有举人才有资格进入应元，而

    菊坡所考经史辞章难度太大。一位同学记得，每次应课，别人都埋头伏案、夜以继日地写作，梁启超却总是悠然自得、无所事

    事，同别人一起说笑，直到夜深才开始动笔，从不打草稿，直接

    答毕交卷。

    他们也在古代智者中寻找自我认同。在梁启勋心目中，陈千秋是

    追求经世的法家，曹泰是向往个体自由的道家，梁启超有一

    种“无我博爱”的精神，可被称作墨家。他作为一个性格温和的沟

    通者和敏锐的阐述者的特性已显露出来。在这种类比背后，是诸

    子学说在清末的兴起。与今文学说一样，对于墨子、韩非子、孟

    子、荀子等的研究象征了裂变的学术世界：既然要越过历代注经

    者直接向孔子寻求智慧，那与孔子同时代的思想者、他的门徒当

    然应该更接近经典的智识。

    草堂弟子有强烈的身份意识。他们都穿蓝夏布长衫、束脚裤(这

    也是仪容端庄的一部分)，一看就知道是康有为的门生。他们普

    遍健谈，在一些考场与聚会上，只听到他们在高谈阔论，其他学

    馆的弟子只能旁听。他们努力扩散草堂的影响力，推广康有为的

    学说，不管是“公羊三世”“大同学说”，还是《万国公报》上的言

    论，都让他们亢奋不已，认定自己掌握了时代的脉搏，体会到了

    历史的发展方向。梁启超与徐勤等同学曾成立“辅仁精舍”，租借

    西湖街的一间书室，邀人开会聚谈，想仿效康式讲学，拓展风

    气。不过，猛然涌来的一百多位学子弄得他们手忙脚乱，“八面

    周旋，唇焦舌敝，其结果命题会文而已”。辅仁精舍是年轻人众

    多短命的尝试之一，也可以看成未来行动的某种预演。草堂将成

    为新的变革中心，每个学生都是组织者与行动者。“康党”的称呼

    将很快随他们而来，这种充满戏谑的名头蕴含着某种叛逆，因为

    孔子教诲人“君子群而不党”。他们也的确有种强烈的道德感。广

    府学宫仰高祠奉祀广东历代著名官员，讲堂中的神龛供奉这些人

    的木牌位，梁启超有天发现了崖山之战时元军汉将张弘范的牌

    位，众人大怒，在公布他的罪行后，梁启勋辟开木牌，将之投入

    厨火之中。

    梁启超频繁造访双门底的圣教书楼。这是广州唯一一家贩卖西学书籍的书店，由一位基督教徒开办，离万木草堂几步之遥，康有

    为也是这里的常客。书楼前厅摆放着广学会的西文书籍，《万国

    公报》尤为显著，后厅是礼拜堂，似乎暗示着新知识总是伴随信

    仰而来。书楼司事王质甫是兼职牧师，每逢星期天在此布道。

    梁启超也日益以独立学者的姿态出现。1893年冬天，他与韩文举

    一同前往东莞开馆，学馆就设在城内墩头街的周氏宗祠内。除去

    教授应试技巧，这里也是康有为思想的讲台。“先生命治公羊

    学，每发大同义理，余思想为之一变，始知所谓世界公理，国家

    思想”，时年十七岁的东莞少年张伯桢在日记里回忆说。

    面对这些听众，梁启超还编纂了人生中第一部著作《读书分月课

    程》。“四库之书，浩如烟海，从何处读起耶？”梁启超劈头问

    道。他把学问分为五类——经学、史学、子学、理学、西学，并

    提供了一份六个月的速成书单，几乎是康有为教学的翻版。他强

    调了对墨子与孟子的兴趣，最不喜欢荀子。他要求学生先读《万

    国史记》，“以知其沿革”，其次读《瀛寰志略》，“以审其形

    势”，随后读《列国岁计政要》，“以知其富强之原”，读《西国近

    事汇编》“以知其近日之局”。除此之外，还有一本天文学著作

    《谈天》，一本地质学的《地学浅识》。

    他显得过于乐观，认为传统的知识经过一年半载便可全盘掌握，西学也“不出三年”，然后便可以成为一代通儒。这种语气带有一

    个二十岁青年重构知识世界的鲜明痕迹。他强调笔记的重要

    性，“当如老吏断狱，一字不放过”。在结尾处，他鼓励读者“稍一

    优游，则此三年已成白驹过隙，亦何苦而不激其志气以务求成就

    乎？朱子曰：‘惟志不立，天下无可为之事，是在学者。’”这种激

    励式的语气是他日后写作的重要特点。

    第五章 战争

    一甲午年是在一连串晋封与赏赐中开始的。正月初一，瑾嫔、珍嫔

    分别被晋升为瑾妃、珍妃，奕劻由庆郡王变为庆亲王。李鸿章也

    被赏赐三眼花翎，在大清国两百多年历史上，除去王公，此前唯

    有乾隆朝的傅恒与福康安、嘉庆朝的和琳、道光朝的长龄与禧恩

    得到过这样的赏赐，在汉人大臣之中，李鸿章更是第一个获此殊

    荣的人。这次赏赐范围之广前所未见，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赏加

    尚书衔，总兵刘步蟾赐给宝寿字一方，大卷八丝绸缎二匹。户部

    尚书翁同龢则赢得了双眼花翎。“未至午即上殿恭俟筵宴”，他在

    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午正上升坐，乐舞如常仪，四刻多毕。”

    晋封与赏赐只是这场浩大、漫长庆典的一环。这一年十月十日，慈禧太后将迎来她的六十岁生日。按照中国人的纪年方式，这次

    生日不仅是一个轮回的结束，也象征着一个崭新的开始。这场事

    先张扬的庆典早在八年前就开始筹备了，清漪园被重修，并更名

    为颐和园——“颐养冲和”之意显然适于太后的晚年生活。负责庆

    典的内务府参照的标准是1751年崇庆太后的六旬万寿庆典与1790

    年乾隆的八十万寿大庆，那是帝国最辉煌的时刻。一场全国性的

    动员也早已开始，帝国的官僚们被鼓励捐出四分之一的薪水，并

    竭尽全力寻找奇珍异宝，富商们也被鼓励集资奉献，据说光是上

    贡的白银就超过百万两。北京城内，紫禁城、西苑三海、万寿寺

    与颐和园都修缮一新，从颐和园到西华门的道路设为六十段景

    点，分别搭建龙棚、龙楼、经棚、戏台、楼牌、亭座，以便太后

    途中休憩，仅此一项花费就高达240万两白银。

    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时刻，没人能料到这个没落的官僚之女

    能走得这样远。她成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