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纳尔逊·曼德拉 曼迪拉·蓝加 著

    董志雄 译

    不敢懈怠：曼德拉的总统岁月

    南京大学出版社

    ·南京?DARE NOT LINGER: THE PRESIDENTIAL YEARS

    by NELSON MANDELA and MANDLA LANGA

    Text copyright ? 2017 by Nelson R. Mandela and the Nelson Mandela Foundation

    Prologue copyright ? 2017 by Gra?a Machel

    Concept and design copyright ? 2017 by Blackwell and Ruth Limited

    Book design by Cameron Gibb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eijing Imaginist Time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敢懈怠：曼德拉的总统岁月(南非)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南非)曼迪拉·蓝加(Mandla Langa)著；董志雄

    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12

    书名原文: Dare Not Linger: The Presidential Years

    ISBN 978-7-305-21403-5

    Ⅰ. ①不? Ⅱ. ①纳? ②曼? ③董? Ⅲ. ①曼德拉(Mandela, Nelson

    Rolihlahla 1918—2013)-自传 Ⅳ. K834.78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98772号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京市汉口路22号 邮政编码：210093

    网址 www.njupco.com目录

    CONTENTS

    理想国译丛序

    前言

    致读者

    序

    第一章 自由的挑战

    第二章 以谈判实现民主

    第三章 自由公平的选举

    第四章 进入总统府

    第五章 民族的团结

    第六章 总统与宪法

    第七章 议会

    第八章 传统领袖与民主

    第九章 国家转型

    第十章 和解

    第十一章 社会与经济转型

    第十二章 与媒体交锋

    第十三章 在非洲和世界舞台上

    结语

    附录一 组织机构缩略语

    附录二 人物、地点与事件

    附录三 大事年表(1990—1999)

    附录四 南非地图，1996

    注释

    致谢

    索引理想国译丛序

    “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写

    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

    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

    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

    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

    种趋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

    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

    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

    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

    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

    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

    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

    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

    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

    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理想国译丛主编

    梁文道 刘瑜 熊培云 许知远事实上，我们尚未获得自由，我们仅仅获得了争取自由的自

    由，不被压迫的权利。我们尚未完成征程的最后一步，而仅仅是

    在一条更漫长甚至更困难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因为取得自

    由不仅是挣脱自己身上的枷锁，更要以一种尊重和促进他人自由

    的方式生活。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忠于自由，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

    始。

    迄今我一直在通向自由的道路上行进。我一直努力克服蹒跚

    的步履，在这条路上我曾经多次误入歧途。但我已经发现了这个

    秘密，那就是，在登上一座大山之后，只会发现还有更多的山需

    要攀登。我在这里休息片刻，抽暇环顾周围的壮丽风景，回头看

    看我已经走过的路程。但我只能休息片刻，因为伴随自由而来的

    是责任，我不敢懈怠，因为我的漫漫自由路尚未结束。

    ——纳尔逊·曼德拉，《漫漫自由路》前言

    在马迪巴(Madiba)和我结婚后3个月，他坐下来撰写本书

    的第一章，他打算将这本书作为他的自传《漫漫自由路》(Long

    Walk to Freedom)的续篇。

    出于对他的政治组织以及南部非洲更大范围的解放斗争的责

    任感，他决定写作《漫漫自由路》；而对南非人民以及全球公民

    的责任感，激励他开始写作现在这本名为《不敢懈怠》(Dare

    Not Linger)的书。

    他想讲述自己作为民主南非第一位总统的那些岁月，对一直

    萦绕在他心头、困扰他的政府班子的问题做出反思，并探讨他们

    在应对新生的民主制度面临的无数挑战时试图采用的原则和策

    略。最重要的是，他想书写如何在南非奠定民主制度的基础。

    大约4年时间里，这项工作在他和他身边的人的生活中占据

    重要地位。他笔耕不辍，用钢笔或圆珠笔写下草稿，期待信任的

    同道给出评论，然后一遍遍重写，直到自己感觉可以开始下一个

    章节为止。每一步都是经过咨询商讨的。我要特别感谢杰克斯·格

    威尔教授(Prof. Jakes Gerwel)和马迪巴的私人助理泽尔塔·拉·

    格兰治(Zelta la Grange)，他们在此期间给予他一次次鼓励并以

    多种方式支持了这一工作。

    这个世界对他的要求，各种分散他精力的事务，以及年龄的

    增长，都增加了这项工作的困难。他失去了最初的动力，最终将

    手稿暂时搁置。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他经常谈到这件事——担心已经开始了的工作无法结束。

    这本书体现了为马迪巴完成这项事业的集体努力，讲述了他

    想与全世界分享的故事。南非作家曼迪拉·蓝加(Mandla Langa)

    将马迪巴撰写的10章原稿与他就任总统期间的写作和思考完美地

    串联在一起，完成了整个故事的讲述，让马迪巴的声音清晰地在

    全世界传响。

    曼迪拉是马迪巴的一位出色倾听者，他用作家杰出的文笔将

    马迪巴的声音记录下来。乔尔·内奇滕泽(Joel Netshitenzhe)和

    托尼·特鲁(Tony Trew)?是马迪巴任职总统期间信赖的顾问和幕

    僚，他们提供了全面而丰富的研究和分析，并初步撰写成文；纳

    尔逊·曼德拉基金会(Nelson Mandela Foundation)在制度上为我

    们的努力提供了支持。我感谢他们所有人，也感谢我们的出版合

    作伙伴，使我们能够实现马迪巴的梦想。

    我希望每位读者都能从马迪巴的故事中感受到我们所面临的

    挑战，并从中获得激励，为当今世界各种复杂棘手的问题寻求可

    持续的解决。本书的书名来自《漫漫自由路》的最后一段，马迪

    巴在那里写道，登上一座大山的顶峰，短暂休息后再继续漫漫征

    程。祝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找到休息的地方，但在我们被召唤前

    行的路上绝不可停留太长时间。

    ——格拉萨·马谢尔(Gra?a Machel)

    马迪巴是曼德拉的氏族名。——译注

    杰克斯·格威尔，见“附录二”。——本书脚注如无特别说明皆为原注

    · 乔尔·内奇滕泽、托尼·特鲁，见“附录二”。致读者

    本书中的绝大部分文字来自纳尔逊·曼德拉自己的写作，包括

    他关于总统岁月未完成的回忆录和个人笔记，以及在议会、政治

    集会上的发言或作为著名人权拥护者在国际舞台上的演讲。

    未完成的回忆录“总统岁月”包括10个章节的草稿——大部分

    都有数个版本，以及为撰写这些章节准备的笔记。从档案资料来

    看，章节不同版本之间的顺序并非总是清晰可辨。本书是从曼德

    拉已写章节的各版文字和未完成章节的全部笔记中提炼内容荟萃

    而成的。

    为了保持曼德拉原作历史意义上的完整，对于他摘取的文本

    我们在编辑中尽可能不进行改动，仅有的改动限于：使引号的使

    用符合规范、书名和报纸名改为斜体、偶尔为了语意连贯加入一

    个逗号或者纠正一些罕见的姓名拼写错误。为了给读者提供更多

    信息，英文编辑添加的内容显示在方括号中。我们保留了曼德拉

    拼写职业头衔时首字母大写的写作风格，也保留了前后不一致的

    情况，例如他有时也把“Blacks”和“Whites”这类词首字母大写。来

    自曼德拉即席接受采访的引用材料均被修改统一为与正文的编辑

    风格一致。

    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我们在书后对书中提及的重要人物、地

    点和事件附有详尽的术语表、各种组织的缩略语对照表、南非地

    图以及曼德拉从1990年获释到1999年他的继任者塔博·姆贝基

    (Thabo Mbeki)就任期间节略的大事年表。序

    南非的公共假日12月16日，既是1838年“移民先

    驱”(Voortrekkers)布尔人(Boer)击败祖鲁人(amaZulu)的胜

    利纪念日，也是1961年非洲人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简称非国大，ANC)的武装组织“民族之

    矛”(Umkhonto weSizwe)的成立纪念日。几经更名后，这一天

    在1994年最终被重新命名为和解日(Day of Reconciliation)。但

    对于许多南非人来说，1997年的这一天更多是作为纳尔逊·曼德拉

    漫漫征程中的重要里程碑被记住的，而不是其充满痛苦的起源。

    在这个星期二的下午，西北省(Northwest)省会马菲肯市

    (Mafikeng)的温度已经达到摄氏35度以上，参加非国大第50届

    全国代表大会的3000多名代表聚精会神地静待曼德拉总统做政治

    报告。几分钟前，他就坐在即将卸任的全国执行委员会

    (Nat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NEC)领导集体成员中间。当

    他走向讲台时，解放歌曲昂扬的歌声被热烈的掌声淹没，他的脸

    上浮现出一丝微笑。

    与大多数高个子的人不同，曼德拉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身高，而是腰杆笔直地站着宣读报告。演讲朴实无华，他相信自己话语

    的力量，因此很少使用他的一些同胞非常喜欢的修辞。从1994年

    第一次民主选举的欢庆中诞生的新南非，当时已在经历难产之后

    的创后痛。

    对于非国大作为执政党所扮演的角色，曼德拉说：“尽管我

    们的人民在稳固民主体制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我们仍然处于一个需要时时小心，以将这个新生儿抚养成人的过程中，这是过

    去三年我们工作中的基本信念。”

    如果说未来是确定的，那么过去则正在被证明是难以预测

    的。暴力犯罪——过去不公正和不公平的遗产之一——正在成为

    每日的头条新闻；尽管政府寻求以促进增长的政策和平权行动来

    解决失业问题，但仍令大多数人感到不满。这些被反对党，特别

    是国民党(National Party)所利用。国民党曾是种族隔离时期的

    执政党，后在1996年，以无法影响政府的政策为由，从民族团结

    政府(Government of National Unity，GNU)?中退出。

    关于国民党的政客，曼德拉说：“这个政党中比较正直的人

    是不支持退出民族团结政府的决定的。他们在行政管理的位子

    上，其执政的动力是既要保护阿非利卡人(Afrikaners)的利益，也要保护其他人的利益。”

    正如曼德拉在1997年12月所说的，那时有一种期待感。上一

    年在南非出现了一些戏剧性的事件，如班图·霍罗米萨将军

    (General Bantu Holomisa)被开除出非国大，以及一个分裂出来

    的政党——联合民主运动(United Democratic Movement)——的

    成立。这些必定使人回想起1959年非国大分裂，另成立阿扎尼亚

    泛非主义者大会(Pan Africanist Congress of Azania，PAC)的伤

    痛。霍罗米萨曾是受到拥戴的人民之子，以直抒己见而声誉卓

    著，但非国大内部出现民粹主义倾向也是他的“功劳”，同样推波

    助澜的还有温妮·马迪基泽拉—曼德拉(Winnie Madikizela-

    Mandela)以及非国大青年团(ANC Youth League，ANCYL)口

    无遮拦的主席彼得·莫卡巴(Peter Mokaba)。?

    当时存在着继任者的问题。曼德拉已经表达了要在这次会议

    上从非国大主席的位置上退下来的愿望。在1996年7月7日星期日

    的电视广播中，曼德拉确认了他将不参加1999年大选的传言，兑

    现了他在1994年宣誓成为这个国家首位民选总统时许下的承诺。

    他认为，尽管根据宪法规定，他可以服务两个任期，但鉴于他已经为全体人民的更好未来奠定了基础，一个任期就足够了。?

    媒体评论员和分析家将这次会议视为一个信誉卓著的英雄交

    出权杖的殿堂。谁将接替他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塔博·姆贝基或是

    西里尔·拉马福萨(Cyril Ramaphosa)。§他们两人在解放斗争事

    业上都功绩斐然。拉马福萨在民主南非大会(Convention for a

    Democratic South Africa，CODESA)?

    上表现出色。民主南非大

    会于1991年10月开始，1993年结束，最终成果是在1996年5月8日

    通过了南非新宪法。姆贝基作为曼德拉的副手在管理国家事务上

    获得广泛赞誉。

    因急于平息那些认为科萨语(isiXhosa)族群在主导非国大

    的批评，曼德拉在1994年向另外三位非国大的领导人——沃尔特·

    西苏鲁(Walter Sisulu)、托马斯·恩科比(Thomas Nkobi)和雅

    各布·祖马(Jacob Zuma)——提出继承人的问题时，推荐了拉马

    福萨。但他们建议曼德拉选择姆贝基。姆贝基最终在1997年被

    选为非国大主席，使他将先于拉马福萨成为国家总统。

    5天的会议大戏中，一抹辛辣的调剂是非国大领导人的选

    举，6个职位中只有2个是需要竞争的。姆贝基毫无争议地当选非

    国大主席，雅各布·祖马成为副主席。温妮·马迪基泽拉—曼德拉

    曾考虑与祖马竞争副主席，但她没能得到足够多大会代表的支

    持，未获提名，从而被迫退出。许多人认为她与民粹主义运动有

    染，对政府缺点的批评尖酸刻薄，有时就像是在向她的前夫曼德

    拉进行挑衅。这与其非国大成员的身份格格不入，从而导致她在

    选举中蒙羞。卡莱马·莫特兰蒂(Kgalema Motlanthe)被选为总书

    记，他曾经是工会成员，并同曼德拉和祖马一样，也曾在罗本岛

    (Robben Island)?的监狱服刑。门迪·姆西芒(Mendi Msimang)

    接替阿尔诺德·斯托菲莱(Arnold Stofile)成为财务长。另外两个

    竞选的职务是全国主席和副总书记。莫修奥·“恐怖者”·莱科塔

    (Mosiuoa“Terror” Lekota)击败了从前罗本岛的狱友史蒂夫·奇韦

    特(Steve Tshwete)?，成为全国主席；滕吉韦·姆廷措(Thenjiwe

    Mtintso)以微弱的优势击败了马维维·米亚卡亚卡—曼齐尼(Mavivi Myakayaka-Manzini)，当选副总书记。

    1997年12月20日下午大会结束时，曼德拉再次以严肃的形象

    出现，并做了告别演讲。他合起双手放在胸前，脱稿道出肺腑之

    言。他没有点名，但要求继任的领导人警惕那些围绕在他或她身

    边的只知唯唯诺诺的人。

    “尤其是在如此重任下，一个未经反对即当选的领导人，他

    的首要任务就是消除领导层中同僚的顾虑，使他们在这个解放运

    动内部的组织架构中能够没有任何恐惧地畅所欲言。”

    待掌声平息下来，他又详细阐述了领导人所面临的冲突：既

    要允许组织内部有不同意见并得到自由表达，同时又必须维系组

    织的团结。

    “人们甚至应该能够公正地批评这个领导人，只有这样，你

    才能够把同仁们凝聚在一起。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要容许不同

    的意见，只要这些意见不会损害组织的声誉。”

    曼德拉引述了中国革命期间一位政策批评者的故事作为例

    子。中国领导集体“对他是否在革命运动的组织之外说过损害组

    织声誉的话进行了审查”，审查结果表明他没有此类行为，于是

    这名批评者得以用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的身份进入中央委员会。

    他们“赋予他必须承担的责任，”曼德拉在阵阵笑声中说，“而

    他则被迫少说话、多担责。”

    他继续说：“幸运的是，我知道我们的主席对这个问题深有

    体会。我知道的一点是，他在工作中始终以一种同志式的精神接

    受批评。我坚信，他……不会排挤任何人，因为他知道，[重要

    的是]让强大且有独立思想的人围绕在周围，他们能够在运动的

    组织内部对你提出批评、改进你的工作。因此当你制定新的政策时，那些决定将万无一失，没有任何人能够成功地否定它们。在

    这个组织中，没有人比我的主席姆贝基同志对这个原则理解得更

    深。”

    曼德拉回到演讲稿上继续，重申领导者与“那些拥有的资源

    比我们所有人加起来都要多的名流权贵”的交往，会如何导致他

    们忘记“那些在我们孤立无援的困难时期和我们站在一起的人”。

    在一轮热烈的掌声之后，曼德拉继续演讲，证明非国大继续

    与古巴、利比亚和伊朗这些国家维持关系的正确性。这针对的是

    那些曾经支持种族隔离政权的政府和国家领导人的离间。曼德拉

    对在座的外国客人表达了感谢，他们来自曾经拒绝种族隔离政权

    的国家和世界性的反种族隔离运动。“他们使我们的胜利成为可

    能。我们的胜利就是他们的胜利。”

    在演讲快结束时，曼德拉花了一些时间承认这场斗争的脆弱

    性及其取得的成就。尽管斗争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但挫折和

    后退也一直存在。

    “这并非由于我们不会失败，”他说，脱离了写好的讲稿，“和

    其他任何组织一样，过去我们遇到了许多困难。

    “我们曾有一位也是毫无争议当选的领导人，后来我们和他

    一起被捕了。按照当时的标准，他很有钱，而我们非常穷。秘

    密警察拿着一份《镇压共产主义条例》(Suppression of

    Communism Act)对他说：‘看看这里，你有好几个农场，但按照

    这里面的一项条款，如果被判有罪，你将失去这些财产。你在这

    里的同伙都是些穷人，他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于是这位领导人

    选择用自己的律师团队，而拒绝与其他被捕的人一起抗辩。引导

    他作证的律师告诉法庭，被告在许多文件中要求与白人平等的权

    利：他的代理人怎么认为？他自己的看法是什么？”

    回忆起这些，曼德拉轻笑了一下继续道：“这位领导人说，‘绝不会有那样的事’。他的律师说，‘但是你和你的这些同事

    认可这种说法吗？’这位领导人正要指向沃尔特·西苏鲁，法官打

    断他，‘不，不，不，你只说你自己。’但是被捕的经历对他来说

    太难以承受了。”曼德拉停了一下，像是在回味。“现在我们仍然

    感谢他在我们被捕前的那段时间里发挥的作用。他曾经做得很

    好。”

    他没有停下来解释最后一句模棱两可的话，这引起哄堂大笑

    ——“做得很好”，是感谢这位领导人为组织的服务，还是对他的

    物质财富的讥讽？——曼德拉结束了他的脱稿评论。

    “我说这些，”他的眼中闪过一丝狡黠的神色，“是因为如果有

    一天我自己屈服了，而且辩称‘我是被这些年轻的家伙误导了’，只要记得我曾经是你们并肩奋斗的伙伴。”

    回到讲稿上，他说是时候交出指挥棒了。“我个人期待着这

    样的时刻，”他继续道，“我，以及你们在这里看到的那些我的老

    伙计们，能够近距离地观察，并站在一定距离之外做出判断。随

    着1999年一天天临近，作为国家总统，我将努力移交越来越多的

    责任，从而保证向新总统班子的平稳过渡。

    “这样我将能够有机会在晚年含饴弄孙，并尝试以多种方式

    为所有南非儿童提供帮助，尤其要帮助在过去无视儿童疾苦的体

    制下深受其害的不幸的孩子。我也将有更多的时间继续与泰霍波

    (Tyopho)——即沃尔特·西苏鲁、戈万叔叔和其他人进行辩

    论，岛上这场持续了20多年的关于教育目的的激烈政治论辩尚未

    得出定论。

    “我向你们保证……我将以自己的绵薄之力继续为这个国家

    的转型、为非国大服务。非国大是唯一能带来转型的解放运动组

    织。作为非国大的普通一员，我想我也将拥有许多在过去岁月里

    被剥夺的特权：尽我所能地批判，对贝壳屋大厦(Shell House)?

    的任何专制迹象提出挑战，自下而上地为我喜欢的候选人游说。“但我希望更严肃地重申，我将依然是非国大一名遵守纪律

    的成员。在执政的最后几个月里，我将始终遵循非国大规章的指

    引，并将建立机制，使你们能够对我的任何不当行为提出严厉的

    斥责……

    “我们这代人经历的是一个以冲突、血腥、仇恨和不容异己

    为特征的世纪。在这个世纪，人们试图消除穷人和富人之间以及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但未能彻底解决。

    “我希望我们非国大的努力，在过去和将来都有助于寻求一

    个正义的世界秩序。

    “今天标志着这场接力赛又一轮的结束，而这场比赛还将继

    续数十年。我们退出赛道，从而使新一代能干的律师、电脑专

    家、经济学家、金融专家、实业家、医生、工程师，还有最重要

    的普通工人和农民，能够把非国大带入新的千年。

    “我期盼这样的时光：可以沐浴着阳光醒来，平静安宁地漫

    步在我家乡库努(Qunu)的丘陵与峡谷之中。我对这样的憧憬

    充满信心，因为当我这样做的时候，看着孩子们脸上发自内心

    的、阳光般灿烂的笑容，我就会知道，塔博同志，你和你的团队

    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你们正在继续取得胜利。

    “我知道，非国大充满活力，它将继续引领我们前进!”[1]

    与会代表和受邀参会的来宾纷纷起立，开始欢唱、鼓掌、随

    着此起彼伏的歌声摇摆。他们最终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这既是

    与一位卓越超群的南非之子告别，也是伤感地承认，不论发生什

    么，南非都不再是从前的南非了。

    “纳尔逊·曼德拉，没有人能像他一样。”这首自由之歌的乐声

    仍在继续。 非国大和民族之矛，见“附录二”。

    国民党，见“附录二”。

    · 民族团结政府，见“附录二”。

    班图·霍罗米萨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见“附录二”。

    · 温妮·马迪基泽拉—曼德拉和非国大青年团，见“附录二”。

    · 南非共和国宪法，见“附录二”。

    § 塔博·姆贝基和西里尔·拉马福萨，见“附录二”。

    · 民主南非大会，见“附录二”。

    沃尔特·西苏鲁、托马斯·恩科比、雅各布·祖马，见“附录二”

    · 罗本岛，见“附录二”。

    · 史蒂夫·奇韦特，见“附录二”。

    曼德拉指的是詹姆斯·塞贝·莫罗卡医生(Dr. James Sebe Moroka)，保

    守的非国大前主席，见“附录二”。他在1952年谴责了曼德拉和其他在蔑视不公正

    法令运动(Defiance Campaign Against Unjust Laws)中被捕的人。后来曼德拉原

    谅了他，并让他成为自己孙子的教父。

    《镇压共产主义条例》，见“附录二”。

    即戈万·姆贝基(Govan Mbeki)，见“附录二”。

    · 贝壳屋大厦，1990—1997年非国大的总部。

    库努，见“附录二”。

    [1].所有引用的讲话均来自纳尔逊·曼德拉于1997年12月16日在马菲肯市举行

    的非国大第5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演。第一章 自由的挑战

    早在纳尔逊·曼德拉1990年自维克托韦斯特监狱(Victor

    Verster Prison)释放之前，他就已经听到过这首自由之歌及其多

    个版本。国家安全机构和监狱当局联手将曼德拉与正在风起云涌

    的斗争——及其激励人心的歌曲——隔绝的企图完全是徒劳，他

    们根本无法阻止这位重要囚犯与许多对话者交流信息。1980年代

    末，大量新囚犯涌入各个监狱，其中包括罗本岛监狱，而这标志

    着斗争的升级。这些新囚犯主要是来自各个政治组织的年轻人，他们的前辈是1976年出现在索韦托(Soweto)和其他地方的反抗

    运动中的大批学生活动分子。?他们带来了在街头传唱的新歌

    曲，每一首都讲述了前进或受挫，悲剧或喜剧。这些歌曲反复表

    达的就是，南非种族隔离政权是在逆历史潮流而动。

    曼德拉或许熟知爱默生犀利的名言——“伟大即意味着被误

    解”。[3]

    像大多数认为历史已为他们安排了特殊使命的人一样，曼

    德拉知道，自己能够流传后世的是他所领导的事业：政府与非国

    大的对话。对话早在他被释放前5年就已经开始了。当时他刚刚

    在沃尔克斯医院(Volks Hospital)做完一次身体检查，时任司法

    部部长的科比·库切(Kobie Coetzee)前去探望，曼德拉向他提

    出了非国大和政府进行对话的问题。在无法摆脱的黑暗中，库切

    的出现带来了一丝希望。1985年标志着斗争最血腥的时期，位于

    鸿沟两岸的交战双方彼此怒目而视，强硬的态度和不容回旋的坚

    定意志成为那个时代的特点。

    此时，非国大主席、曼德拉的同胞奥利弗·坦博(Oliver

    Tambo)?刚刚向南非人民发出让国家摆脱政府控制的号召。[6]

    然而曼德拉认识到，面对能够动用大量国家权力的敌人，手无寸铁

    的群众的伤亡会更加惨重。但他是一名囚犯，一名政治犯，像战

    俘一样，他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出逃。然而从直接关押他的监

    狱出逃不可避免地与另一种更广义的出逃交织在一起，即南非人

    民逃离非正义制度的桎梏，或者说是从少数白人统治下获得解

    放。经过对敌人长时间的研究，熟读他们的历史、法理、哲学、语言和文化著作，曼德拉开始认识到，白人必然会发现，他们受

    到的种族主义的伤害，并不比黑人少。谎言使他们有一种虚假的

    优越感，但事实终将证明，这个建立在谎言之上的体制会毒害他

    们自己和后世子孙，使他们无法适应更广大的世界。

    从医院返回波尔斯穆尔监狱(Pollsmoor Prison)后，曼德拉

    被与其他狱友隔离开单独关押，这段时间被他称为“美好的孤

    独”，使他彻底想清楚，必须要有所行动。他得出结论，“一场没

    有必要的冲突，即使不会牺牲双方上百万的生命，也会造成成千

    上万的死伤，这是没有意义的”。[8]

    是时候进行对话了。

    意识到他的行动对于解放斗争整体和非国大本身会产生不好

    的影响，他准备听天由命：如果失败，非国大还可以挽回颜面，把他的行动说成是一个被隔离的人所做出的荒唐之举，不能代表

    非国大。

    “伟人创造历史，”颇具影响的非裔特立尼达历史学家C. L. R.

    詹姆斯(C. L. R. James)写道，“但只能创造可以被他们创造的历

    史。他们成就的自由受到环境需要的限制。”[9]

    在被囚禁的近30年时间里，曼德拉一直致力于分析这个他注

    定要领导的国家。在等待关押者的宣判或来自同胞的秘密信号

    时，他反复思考着社会的性质，思考其中的圣徒和恶魔。尽管身

    处监狱——他成就的自由受到环境需要的限制——他还是逐渐接

    触到了种族隔离政权的最高当局，最终会见了身患重病的总统P.

    W. 博塔(P. W. Botha)，以及他后来的继任者，F. W. 德克勒克

    (F. W. de Klerk)。?在监狱外面，死亡人数成倍增加，杀人小队活动猖獗。越来

    越多人丧命，导致更多的屠戮和暗杀，周而复始。被杀害的也包

    括学界人士。一种新的语言在街头形成，人们开始对自卫组织和

    更加恐怖的处决方式习以为常，例如有一种名为“火项链”的残忍

    酷刑，用于处决那些被视为与种族隔离政权相勾结的人。

    在所有与政府代表的会见中，曼德拉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为

    南非的悲剧找到解决办法。从德克勒克到穿着防弹衣、试图驱散

    愤怒群众的19岁警察，他们都是有血有肉的男女，就像是拿着手

    榴弹把玩的孩子，并不知道自己正在滑向毁灭的深渊——还带着

    数百万无价的生命陪葬。

    曼德拉希望这样的想法能让世人知道，否则将追悔莫及。将

    近70岁的年纪，他知道自己终有一死。很久之后，可能正是出于

    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感，他写下了那篇箴言：

    “几个世纪以来，全世界的男男女女，来了又去。一些人什

    么也没有留下，甚至名字亦湮没无闻，好像从来不曾存在过。另

    一些人确实留下了印记：他们对其他人所犯罪行所造成的挥之不

    去的记忆。占人口少数的白人针对占人口多数的非洲人、有色人

    种和印度裔滥用权力，否定多数人的基本人权，在生活的所有方

    面推行狂热的种族主义，未经审讯的拘留，监狱内外的酷刑和虐

    待，家庭破碎，迫使人们流亡、转入地下，把人投入监狱并长期

    关押。”[12]

    和几乎所有南非黑人一样，对于他所列举的每一种暴力，曼

    德拉或是亲身经历，或是有亲近的人在种族隔离政权手下遭到令

    人发指的虐待。这一时期充满了骤然的死亡，所发生的事件让人

    想起美国恐怖电影的标题：“古古莱图七人”(The Gugulethu

    Seven)、“克拉多克四人”(The Cradock Four)、“特洛伊木马屠

    杀”(The Trojan Horse Massacre)。在所有这些事件中，年轻的

    族群领袖和积极分子在1980年代国家镇压高峰时被残忍谋杀，而

    国家安全机构或是否认参与暴行，或是辩称他们一直受到攻击。回想起种族隔离政权的安全机构在沙佩维尔(Sharpeville)?

    和其他地方的屠戮，对于警察行动造成的大规模死伤，曼德拉勾

    画出一个令人惊恐的图景，“嗜血好战的警察机构屠杀了成千上

    万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还亵渎圣灵地“以上帝的名义……来证

    明对多数人的恶行是合理的。他们的政权犯下了无比残酷的暴

    行，但在日常生活中，这些人穿戴着昂贵的服饰并定期去教堂。

    事实上，他们体现了魔鬼所代表的一切。尽管他们始终宣称自己

    是一个由虔敬信徒组成的群体，但他们的政策几乎遭到整个文明

    世界的谴责，被视为一种反人类的罪行。他们在联合国和许多其

    他世界和区域组织中的成员资格被中止……成为全世界的过街老

    鼠”。[15]

    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这一国际事件几乎掩盖了一个月前发

    生在南非国内的一个重要进展。在1989年10月15日，沃尔特·西苏

    鲁和雷蒙德·姆拉巴(Ramond Mhlaba)、威尔顿·姆夸伊(Wilton

    Mkwayi)、奥斯卡·姆佩塔(Oscar Mpetha)、艾哈迈德·卡特拉

    达(Ahmed Kathrada)、安德鲁·姆兰格尼(Andrew Mlangeni)

    和伊莱亚斯·莫措阿莱迪(Elias Motsoaledi)?一起被释放了，其

    中5人是曼德拉最亲密的同志，在1963—1964年里沃尼亚审判

    (Rivonia Trial)中和曼德拉一起位于被指控的10人之列。?亚弗

    塔·卡拉比·梅思默拉(Jafta Kgalabi Masemola)是与罗伯特·索布

    奎(Robert Sobukwe)?一起创立泛非主义者大会的创始人，也被

    释放了。6个月之后，梅思默拉死于一场车祸，迄今一些泛非主

    义者大会的成员仍然认为这场车祸有可疑之处。

    曼德拉劝说当局释放关在波尔斯穆尔和罗本岛监狱中的囚犯

    以示善意。谈判由曼德拉和博塔开启，但后来一度陷入僵局。根

    据国家情报署(National Intelligence Service，NIS)前负责人尼尔

    ·巴纳德(Ni?l Barnard)§的说法，由于“国家安全委员会(State

    Security Council，SSC)的强烈反对，这些计划(1989年3月释放

    西苏鲁)被推后”。[21]

    这次西苏鲁等人获得释放，让曼德拉心情

    复杂：既为同胞获得自由而欢欣鼓舞，也为自己的孤独而难过伤感。但是他知道，几个月内就会轮到他了。

    卡特拉达回忆起1989年10月10日“囚犯卡特拉达”与“囚犯曼德

    拉”在维克托韦斯特监狱最后一次会面的场景。卡特拉达和其他

    斗争事业的战友到曼德拉所在的牢房看望他，他在那里度过了最

    后14个月的监禁时光。

    曼德拉对他们说：“伙计们，是说再见的时候了。”卡特拉达

    等人回答：“只有真的被释放了，我们才相信那是真的。”曼德拉

    坚称，他刚刚还和两位内阁部长在一起，他们向他保证，他的同

    志们将会获得自由。那天晚上，卡特拉达等人没有被立即送回波

    尔斯穆尔监狱，而是在维克托韦斯特监狱的饭厅中吃了晚餐。然

    后，正在晚间新闻时分，一台电视被搬了进来。总统F. W. 德克

    勒克发表声明，他已决定释放8名囚犯：卡特拉达、西苏鲁、姆

    拉巴、姆兰格尼、莫措阿莱迪、姆夸伊、姆佩塔和梅思默拉。

    这些人回到波尔斯穆尔监狱，三天后，他们被转移了。卡特

    拉达、西苏鲁、姆兰格尼、莫措阿莱迪、姆夸伊和梅思默拉被飞

    机运到约翰内斯堡，关在约翰内斯堡监狱；姆拉巴回到家乡伊丽

    莎白港(Port Elizabeth)；来自开普敦(Cape Town)的姆佩塔则

    留在格鲁特斯库尔医院(Groote Schuur Hospital)，在武装警卫

    的监视下接受治疗。10月14日星期六晚上，约翰内斯堡监狱的监

    狱长来到这些囚徒跟前，对他们说：“我们刚刚接到总部发来的

    传真，你们将在明天被释放。”

    “什么是传真？”卡特拉达问。他已经在监狱中被关了26

    年。[22]

    1990年2月2日，德克勒克在议会宣布，解除对非国大、泛非

    大、南非共产党(South African Communist Party，SACP)和其

    他约30个非法组织的禁令。他进一步宣布，释放因非暴力犯罪而

    被关押的政治犯，暂停死刑，并废除大量紧急状态?下的禁令。

    对于许多生活在种族隔离统治的残酷压迫下的人来说，这是他们再生的第一天。

    政治犯往往肩负着为更大范围的人类服务的历史使命，例如

    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和米洛凡·吉拉斯

    (Milovan Djilas)，与他们一样，曼德拉能够坚守他自己的信

    念，并在某种程度上，也将这种信念赋予了他的关押者。他阅读

    了几乎所有能够读到的有关领袖人物具备惊人忍耐力的书，例如

    艾哈迈德·本·贝拉(Ahmed Ben Bella)、乔莫·肯雅塔(Jomo

    Kenyatta)和塞古·杜尔(Sekou Toure)，他们在殖民当局强加的

    困苦中坚持不懈，奋力崛起，甚至可能比以前更加强大，因为他

    们已经证明，监狱也无法摧毁他们的精神。但是曼德拉也清楚知

    道监狱外现实生活造成的变化、官职的魅力以及权力不可抗拒的

    诱惑。他在有生之年目睹了这些变化的发生，有时还发生在一些

    他曾经亲密无间的同志身上。他曾描述他们：

    “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曾经指挥过战无不胜的解放军，经

    历了不为人知的艰难困苦，并最终取得了成功。他们不仅解放了

    他们的人民，也改善了他们的生活状况。他们赢得了广泛的尊敬

    和仰慕，激励了各大洲上百万民众起来反对剥削和压迫。”

    对曼德拉来说，看到这些领袖、从前的自由斗士走上歧路，是令人难过的。在批评他们灾难性的骄傲自满时，曼德拉试图说

    明所导致的对解放斗争事业的背叛的严重性。在描述面临的情形

    时，他也可能是在表达自己内心对于可能发生的事情的恐惧，他

    写道：“自由和民主政府的建立将原来丛林中的自由斗士带到权

    力的走廊，现在与他们关系密切的都是有钱有势的大人物。”

    他继续写道：“在这样的情境下，一些从前的自由斗士面临

    着忘记原则的危险，忘记了那些被贫穷、愚昧和疾病折磨的人，一些人开始渴求他们曾经厌恶并推翻了的压迫者的生活方

    式。”[25]这些观点的根源可以在曼德拉自己的生活中找到。自律是他

    的口号。他遵循严格的锻炼方案，这使他保持着良好的体型。他

    习惯于生活自理，即使在获释之后也继续这样。一次，安排给他

    的厨师斯瓦特(Swart)准尉大为吃惊，因为曼德拉坚持要洗刷碗

    碟并自己做饭菜。

    曼德拉写道：“一天，在吃了斯瓦特先生做的一顿美味佳肴

    后，我走进厨房洗碗。‘不，’他说，‘这是我的任务。您必须回到

    客厅去。’我坚持我必须做些什么。如果是他做的饭，那我必须洗

    碗，这样才公平。斯瓦特先生表示抗议，但最终还是让步了。他

    也反对我早晨收拾床铺，说这类事情是他的职责。但是这么长时

    间我一直自己整理床铺，以至于这已经成为我下意识的行为

    了。”[26]

    曼德拉在1962年被捕以前早已尽可能地遵循战士的行为准

    则。他期望他的同志们——由经过考验的忠诚斗士组成的团体

    ——是无可指摘的。种族隔离政权的国家机器是精确且控制严格

    的，要想抵抗并最终推翻它，就需要有一支同样纪律严明的武装

    力量。

    “除非他们的组织依然保持坚定、有原则，领导层和普通成

    员一样受到严格的纪律约束，并激励成员在政府的计划之外也能

    发起社会倡议增进社群福祉，否则就难以抵挡抛弃穷人、开始为

    自己聚敛巨额财富的诱惑。”[27]

    从戒备森严的监狱内部，曼德拉一直在密切关注世界局势，他忧心地注意到，在非洲大陆上，陷入狂妄自大的领导人不在少

    数。从这片大陆的最北端直到南部海角，一些自封的领袖在制服

    上挂满勋章，却给人民制造了无尽的苦难，掠夺国家资源变得司

    空见惯。人民成为饥荒、暴力、瘟疫和赤贫的受害者。对此，曼

    德拉说：“他们开始认为自己是不可替代的领袖。在宪法允许的

    地方，他们成为终身总统；在宪法对任期做出限制的国家，他们

    总是修改宪法使自己能够永远大权在握。”[28]当获释的一刻到来时，将要如何领导的问题萦绕在曼德拉脑

    中。更大的世界必然带来的复杂问题，远比他与关押他的监狱当

    局就释放他的时间地点进行的谈判更令人望而生畏。德克勒克政

    府想要更早地将他释放回索韦托的家中，当然，不能大张旗鼓地

    进行；但是曼德拉拒绝了。他要求在开普敦被释放，从而能够在

    回家之前向这座城市的人民表示感谢：

    “我说，我要求在维克托韦斯特监狱的大门前被释放。在那

    以后，我将自己照顾自己。你们没有权利说，我应当被带到约翰

    内斯堡。我要求就在这里被释放。最终，他们同意我在维克托韦

    斯特监狱的大门前获释。”此外，曼德拉还要求将他的获释推迟7

    天，好让人民“有所准备”。[29]

    正是在监狱中，曼德拉完善了后来成为他最伟大特质的一种

    能力，即能够理解，他所面对的人，不论朋友还是敌人，都是一

    个复杂的人，其人格具有多重面向。1990年2月11日下午他获释

    时，在媒体相机的咔嚓声和群众欢庆的喧闹中，让他感到遗憾的

    一件事是没能向监狱的看管人员道别。对他来说，他们不仅仅是

    一个非正义政权末端身着制服的执行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

    也是有家庭的人，他们和其他人一样，也有对于生活的焦虑。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曼德拉要让魔鬼逃脱惩罚，也不意味着

    他有意遗忘种族隔离政权的肆虐行为。从监狱大门在他身后关上

    的那一刻起，曼德拉就开始全身心地为未来做准备，他知道，自

    己必须摆脱复杂的仇恨情绪，集中精力在前方的事业上。尽管曼

    德拉是作为个人开始服刑的，但他始终是在解放斗争危急关头召

    集起来的一个忠诚团体中的一员，他们为了更加伟大的事业而甘

    愿牺牲生命中最美好的岁月。

    曼德拉是一个人走出来的，里沃尼亚审判的其他被告和相关

    囚犯已被提前释放。他知道，千百万双眼睛在注视着，看他已经

    变成了什么模样。几个月以来，曼德拉一直在与许多非国大和联

    合民主阵线(United Democratic Front，UDF)的人会面并通电话。联合民主阵线是一个联合组织，下设的附属机构范围甚广，包括数百个青年组织与许多公民和学生组织。在真正被释放前的

    几个小时中，曼德拉咨询了全国接待委员会(National Reception

    Committee)的成员，他们是从身经百战的积极分子和群众民主

    运动的领袖中推选出来的，包括西里尔·拉马福萨、瓦利·穆萨

    (Valli Moosa)、杰伊·奈杜(Jay Naidoo)和特雷弗·曼纽尔

    (Trevor Manuel)?，他们都将在未来的政府中发挥重要作用。

    几乎所有被长期关押的囚犯对所处环境都具有一种超乎寻常的直

    觉，对环境的了解比其他人更快。道理很简单，因为只有这样他

    们才能在监狱中活下来。因此尽管因即将被释放而感到激动，曼

    德拉还是注意到这些代表们的焦虑不安，因为他们在不久之前刚

    刚收到通知，曼德拉的释放地点由索韦托改为开普敦。

    “收到这个通知还不到24小时，”瓦利·穆萨说，“我们非常吃

    惊。尽管我们很想提出将他的关押时间再延长一段时间，但没有

    真的这样做。”[32]

    曼德拉的释放导致政府和非国大双方都进退两难，他把这个

    局面看作前方道路艰难复杂的一个表现。在走出维克托韦斯特监

    狱的路上，曼德拉已经告诉自己，他一生的使命就是“同时解放

    被压迫者和压迫者”。[33]

    这意味着他必须试图跨越压迫者和被压

    迫者之间的鸿沟——前者以曾经关押他的政府为代表，后者是南

    非人民的大多数，不分类别。他已经接受了为实现这个目标所需

    要的付出。这是他的天赋使命。

    “对一个人的真正考验，”瓦茨拉夫·哈维尔写道，“不是看他

    如何扮演自己想要的角色，而是看他如何扮演命运给他安排的角

    色。”[34]

    很久之后，著名作家和外交家、曼德拉总统办公室前负责人

    芭芭拉·马塞凯拉(Barbara Masekela)表达了同样的看法。“曼

    德拉知道，”她说，“作为总统是在扮演一个角色，而他一心要将

    这个角色演好。”[36]然而，演好这个角色绝非易事，曼德拉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开

    始为此准备了。在1980年代中期，曼德拉就不顾困难，探索非国

    大与P. W. 博塔总统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启动对话的可能性。博塔

    总统是德克勒克的前任。他是漫画家笔下的常客，阴沉的面容，挥动手指发出警告的姿态，为国家报纸增色不少。他是一位鹰派

    领导人，也是最后的强人之一，视暴力为对冲突的回答，毫不妥

    协的强硬立场使他拥有一个绰号“大鳄鱼”(Die Groot

    Krokodil)。但即使博塔也已经从他的一些最强硬的将军们那里

    知道，南非的梦魇是无法仅靠武力消除的。

    曼德拉知道，周而复始的暴力正在吞噬最贫穷和最被边缘化

    的那部分人口的生命。心怀不满的多数黑人有他们的期望，而种

    族隔离政权的支持者——他们中的很多人武装起来，拥有造成巨

    大破坏的可怕力量——也在屏息等待改变现状的巨大威胁的到

    来。

    出于所有这些考虑，曼德拉必须指出德克勒克是一个正直的

    人，哪怕只是为了解除那些强硬路线者的武装。因为如果南非总

    统的权力由于一个前囚犯的反对而被进一步削弱，这些人就会幸

    灾乐祸。按照右翼分子的逻辑，德克勒克释放一个恐怖分子是一

    回事，但如果这个恐怖分子一脚踢开他的释放者而去发号施令，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对于曼德拉来说，与位于比勒陀利亚(Pretoria)的政府当局

    对话就如同要在一个状况多变的交通中通过谈判找到一条通路。

    他不得不在谈判各方之间起到一个缓冲器的作用，除了德克勒克

    以外，另外的谈判方则如同两辆来自不同方向的汽车，一辆被急

    不可耐的多数黑人的期望所驱动，另一辆则被陷于恐惧和错误的

    正义感的右翼强硬派驱动。对于曼德拉来说，如果谈判甚至在还

    没开始之前就已经脱轨，那将会酿成最大的悲剧。为此，他反对

    非国大代表们的意见，他们对曼德拉试图称德克勒克为一个正直

    的人感到不悦。每当同僚对曼德拉为德克勒克说好话表示愤怒的

    时候，他总是坚持，除非看到相反的事实证据，否则他会继续认为德克勒克是一个正直的人。那时，德克勒克正将成为他未来的

    谈判伙伴。

    曼德拉能够把作为一个人的德克勒克和代表一个国家的德克

    勒克区别开来，认识到他也不过是一个压迫的、完全依靠暴力的

    国家机器的代理人或牺牲品。可能曼德拉的一个希望就是说服他

    的政治对手，使德克勒克摆脱其所在政党的影响。国民党拥护种

    族隔离政策，而曼德拉对这种执政观深恶痛绝。

    对此，曼德拉后来评论道：“即使在谈判期间，种族隔离政

    权……依然相信，他们可以在黑人同意的情况下保留白人的特

    权。虽然种族隔离政权的谈判者试图巧妙伪装，但是从谈判一开

    始就十分清楚，他们的首要原则就是阻止我们管理这个国家，即

    使我们在民主选举中获得了胜利。”

    1989年12月13日，曼德拉还是维克托韦斯特监狱的一个囚

    犯，那天他第一次与德克勒克总统会见。当时他就嗅到了当局的

    这一立场。他写道：

    “会见开始前不久，我读到当时国民党的官方喉舌《公民

    报》(Die Burger)的编辑以笔名‘大卫’撰写的一篇文章，文中尖

    锐地批评了‘群体权利’的概念。国民党鼓吹这一概念，将其宣传

    为解决国家问题的最佳方案。这意味着，在第一次民主选举之

    后，不论哪个政党获胜，每个族群群体将永久保留他们在选举之

    前所拥有的权利和特权。”

    这一欺骗性的说法意味着“白人少数群体将继续垄断所有重

    要的公民权利。解放运动所诉求的革命性变化——几个世纪以来

    的先烈们为此付出了最高昂的代价——将被扼杀。新的政府将不

    能为人民提供保护，无法为他们的孩子提供高质量的教育。贫

    穷、饥饿、无知和疾病将到处肆虐。《公民报》批评这种伪政策

    为从后门引入种族隔离”。

    曼德拉向德克勒克指出，“如果他们自己的喉舌都谴责这一想法，他应该能够想象我们对此是怎么想的。我们会不留情面地

    拒绝它”。[37]

    “就在这个节点上，德克勒克总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曼

    德拉写道，“他不得不承认，如果我们的组织甚至根本不会考虑

    这个想法，他将抛弃这一政策。我立刻向在赞比亚的非国大领导

    发去消息，其中我把总统形容为一个正直的人，我们可以和他打

    交道。”[38]

    曼德拉或许对德克勒克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要让非国大接

    受这个建议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正如迄今一再提到的，非国大

    是另一个庞然大物，同时也是一个广义上的教派，一项解放运动

    和千百万南非人民的一种生活方式。在一些家族中它已经存在了

    几个世代，像传家宝一样一代代传下去。这样一个组织不可避免

    地变得传统守旧，对任何革新抱持怀疑态度。到曼德拉和德克勒

    克总统对话最关键的1989年，非国大已经存在了77年，而在此之

    前，谈判从没有落实为它的政策。但是在流亡状态下，非国大不

    得不对当前形势和各方势力的平衡做出现实的评量。由于为非国

    大提供庇护，前线国家(Frontline States)——1960年至1990年初

    期南部非洲国家为反对种族隔离而结成的联盟——遭到南非战争

    机器无情的打击，改变了这一地区地缘政治的特点。

    更关键的是非国大被迫从多个战略地区撤离，其中最重要的

    是撤出莫桑比克(Mozambique)。1984年3月16日，莫桑比克总

    统萨莫拉·马谢尔(Samora Machel)与南非签署了互不侵犯协

    议，即《恩科马蒂条约》(Nkomati Accord)。这意味着非国大

    不得不在缺乏邻国基地优势的条件下继续它的武装斗争。非国大

    领导层被迫开始考虑撤退到赞比亚(Zambia)和坦桑尼亚

    (Tanzania)的数千干部的安置问题。就在同一年，安哥拉

    (Angola)民族之矛兵营爆发的兵变震动了领导层，尤其在于兵

    变的原因是民族之矛的战士们无法忍受他们不能返回家乡与敌人

    战斗，却陷入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安人运，Movimento Popular

    de Liberta??o de Angola, MPLA)的军队和南非支持的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安盟，Uni?o Nacional para a Independência

    Total de Angola，UNITA)匪帮之间错综复杂的内战。迫于同样

    的压力，非国大派遣民族之矛的卢图利分遣队(Luthuli

    Detachment of MK)加入了万基(Wankie)和锡波利洛

    (Sipolilo)战役，当地在1967年后属于罗德西亚(Rhodesia)。?

    兵营中，在许多有大量流亡者居住的地区，人们唱歌祈求英雄和

    烈士们的庇佑，其中英雄就包括纳尔逊·曼德拉或奥利弗·坦博。

    人们用歌声表达自己献身于解放斗争的决心以及他们将如何向比

    勒陀利亚进军。有时这些革命歌曲斥责南非当局奸细的背信弃

    义，他们中的一些人曾经是同志，后来却投降了敌人一方。但在

    热情歌唱者的集体想象中，明显最需要谴责的对象是种族隔离政

    权的历届领导人，特别是博塔和德克勒克。

    甚至在曼德拉与博塔和德克勒克真正接触之前，有关会谈和

    曼德拉即将获释的谣言就已经在满天飞。1989年7月初，一群流

    亡的非国大作家在前往维多利亚瀑布与南非白人作家和学术界人

    士会见的路上，在卢萨卡(Lusaka)帕默德兹饭店(Pamodzi

    Hotel)外偶遇在那里安营扎寨的一大群熬红眼睛的国际记者和电

    视台摄制组。明显受到完全错误信息的误导，许多媒体警觉地守

    在机场和市中心恰恰恰路(Chachacha Road)上的非国大总部门

    口。如果按照他们得到的情报，曼德拉将被释放，并由赞比亚的

    非国大监护，他们将有一线希望抢到头条新闻。然而更令人不安

    的是国内和流亡中的年轻激进分子的指责，他们声称“这个老家

    伙叛变了”，甚至还有威胁曼德拉生命的言论。

    尽管如此，非国大一直保持着一种正确无误的政治直觉，多

    年来始终在寻求其问题的解决方案。即使那些在兵营中或是在国

    内地下活动的手持武器的人，也都受到政治原则的指引。非国大

    全国执行委员会是两次代表大会之间的最高决策机构，他们中的

    一些人对于有可能与比勒陀利亚和解高度不满。但是非国大有奥

    利弗·坦博主席，他的信条是通过协商一致进行决策，他坚持对一

    个困难问题的每个方面都要进行讨论和分析，不论这个过程要花

    费多少时间，直到达成共识。不可避免地，任何解放运动都会来到这样一个十字路口，必

    须做出事关人民命运的关键决定。被亲切地称为OR的坦博做出

    了决定。他不知疲倦地、一丝不苟地征求自己党内领导人们的意

    见，并确保前线国家的领导人了解事态的发展。

    最终，所有人都清楚地认识到，与敌人进行对话的时机已经

    成熟。为了坚定这一点，各个工会和政治及公民组织的代表涌入

    卢萨卡与非国大协商，并且开始制定策略以应对即将来临的局

    面。声誉卓著的老人们——沃尔特·西苏鲁、戈万·姆贝基(他于

    两年前被释放)、威尔顿·姆夸伊、雷蒙德·姆拉巴、伊莱亚斯·莫

    措阿莱迪和艾哈迈德·卡特拉达——的到来以及他们与组织成员的

    交流，使每一件事都落实了。这就像一个安全阀，使民族之矛成

    员们被压抑的情感得到释放。主要是那些从事地下工作的特别行

    动队的成员，他们对潜入国内的民族之矛成员伤亡惨重满怀悲

    愤。正是沃尔特·西苏鲁，他对聚集在卢萨卡的穆隆古希大厅

    (Mulungushi Hall)的非国大成员们宣布，他们应该准备回家

    了。[41]

    维克托韦斯特监狱，见“附录二”。

    · 1976年6月16日，警察向一两万名索韦托的在校学生开枪，当时学生们正排

    队前往奥兰多体育场(Orlando Stadium)参加集会，抗议阿非利卡语媒体法

    (Afrikaans Medium Decree)。该法例要求所有黑人学校在课堂上使用阿非利卡语

    和英语的比例达到一半一半，而且一些科目的教学只能使用阿非利卡语。这标志着

    索韦托起义(Soweto Uprising)的开始。起义在该国许多地方持续了数月，直到政

    府撤销了这一法案。这一期间，估计有700名学生被杀害。

    [3].Ralph Waldo Emerson, ‘Self Reliance’, in Essays

    (Boston:1841). Republished in 1847 as Essay: First Series.

    科比·库切，见“附录二”。

    · 奥利弗·坦博，见“附录二”。

    [6].‘SA is Rendered Lawless and Ungovernable’, City Press, 18 April

    2015.

    波尔斯穆尔监狱，见“附录二”。[8].NM, Long Walk to Freedom: The Autobiography of Nelson Mandela

    (London: Abacus, 1994; Citations from 2013 edition)， p. 626.

    [9].C. I. R James, preface to The Black Jacobins (London: Secker

    Warburg, 1938).

    · P. W. 博塔和F. W.德克勒克，见“附录二”。

    “火项链”是一种酷刑，将灌满汽油的轮胎套在受害者的脖子上，然后点

    燃。

    [12].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 1, NMF, Johannesburg, 1998.

    古古莱图七人，1986年3月3日，七位反种族隔离积极分子在开普敦附近的古

    古莱图镇被警察枪杀；克拉多克四人，1985年6月27日，四位反种族隔离积极分子在

    从东开普省(Eastern Cape)的伊丽莎白港(Port Elizabeth)前往克拉多克镇途

    中被武装警察绑架，遭到酷刑并被杀害；特洛伊木马屠杀，1985年10月15日，开普

    敦阿斯隆(Athlone)镇的武装警察藏在南非铁路卡车的木柜后面，然后站起来向反

    种族隔离的示威者开枪，导致三名青年死亡，包括一名11岁的儿童。

    · 沙佩维尔大屠杀，见“附录二”。

    [15].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 1.

    · 这几位的生平，见“附录二”。

    里沃尼亚审判，见“附录二”。

    · 威尔顿·姆夸伊和奥斯卡·姆佩塔在里沃尼亚审判中没有被指控。姆夸伊在

    1965年1月被判终身监禁，姆佩塔在1983年被判5年监禁。

    · 亚弗塔·卡拉比·梅思默拉和罗伯特·索布奎，见“附录二”。

    § 尼尔·巴纳德，见“附录二”。

    [21].Ni?l Barnard, Secret Revolution (Cape Town: Tafelberg, 2015)，p. 245.

    [22].NMF, press release, ‘Ahme Kathrada Remembers Reuniting With

    Mabida After His Release’, 13 February 2015.

    南非共产党，见“附录二”。

    · 紧急状态，见“附录二”，“1960年紧急状态”。

    [25]. 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 1.[26].NM, Long Walk to Freedom, p. 651.

    [27].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 1.

    [28].NM, ‘Presidential Years’, pp. 1-2.

    [29].NM in conversation with Richard Stengel, Johannesburg, c.

    AprilMay 1993, CD 61, NMF, Johannesburg.

    全国接待委员会由400位著名的反种族隔离人士组成，准备和安排纳尔逊·

    曼德拉的获释以及其后诸项活动。

    · 瓦利·穆萨、杰伊·奈杜、特雷弗·曼纽尔，见“附录二”。

    [32].Valli Moosa, interview by Tony Trew, Cape Town, 8 September

    2014.

    [33].NM, Long Walk to Freedom, p. 751.

    [34].Vaclav Havel, source unknown.

    芭芭拉·马塞凯拉，见“附录二”。

    [36].Barbara Masekela, interview by Tony Trew.

    [37].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 7.

    [38].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p. 7-8.

    安人运为非国大的民族之矛提供军事训练设施。在安人运于1975年掌权之后

    的内战期间，南非防卫军(South African Defence Force, SADF)在其颠覆安哥拉

    和阻止纳米比亚(Namibian)独立的军事行动中支持了安盟。

    · 1967年的万基战役是民族之矛(通过卢图利分遣队)与津巴布韦人民革命军

    (Zimbabwe People's Revolutionary Army)的第一次联合军事行动，目的是从当

    时的罗德西亚派遣战士潜入南非。民族之矛的另一支分队称为锡波利洛分队，被派

    遣进入罗德西亚，从东面向锡波利洛进攻，以开辟第二条路线。

    [41].Hugh Macmillan, The Lusaka Years: The ANC in Exile in Zambia

    1963-1994 (Johannesburg: Jacana Media, 2013)， p. 258.第二章 以谈判实现民主

    1990年2月11日，是曼德拉终于能回家的日子。那天下午曼

    德拉步出维克托韦斯特监狱大门时，全世界许多人都在关注实况

    直播。

    将近两年前，1988年6月11日，来自67个国家的大约6亿人在

    电视机前观看了在伦敦温布利球场(Wembley Stadium)举行的

    一场专为曼德拉70岁生日献礼的流行音乐会。1989年，英国广播

    公司(BBC)的主持人罗宾·登瑟洛(Robin Denselow)将其称

    为“有史以来最大、最壮观的大众政治事件”。这场音乐会由英国

    反种族隔离运动(Anti-Apartheid Movement，AAM)组织在其主

    席特雷弗·哈德尔斯顿大主教(Archbishop Trevor Huddleston)[1]

    的领导下举办，它再次证明了，曼德拉即使缺席，也一直与人们

    同在。

    而现在，这个真实体现了监禁和种族隔离政权失败的人，正

    步入西开普省(Western Cape)灿烂的阳光，并不时微笑着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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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新生南非的一分子，意味着曼德拉不得不分享这个他将

    领导的国家及其人民的熙攘喧嚣和困惑混乱。曼德拉从监狱的大

    门到开普敦的阅兵场(Grand Parade)——成千上万的支持者正

    在那里等待听他演讲——一路上充满迂回和惊恐，或许正预示了

    这个国家实现民主的道路注定要经历曲折。途中出现了一个小插

    曲，曼德拉的司机担心市政厅周边的街道人群稠密，于是先将车开到附近的龙德博斯(Rondebosch)郊区，护送车队停在那里一

    条安静的街道上等待。这时曼德拉看见一位妇女带着她的两个婴

    儿，于是提出抱抱他们。一个名叫萨利姆·莫泽尔(Saleem

    Mowzer)的积极分子过来，建议到他位于东龙德博斯的家中去。

    后来，不放心的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Archbishop Desmond

    Tutu)追到这里，催促曼德拉一行人立即开往市政厅，否则那里

    会发生骚乱。

    最终，在傍晚时分，曼德拉终于抵达阅兵场，对群众发表讲

    话。他以和平、民主和全人类自由的名义向满怀期待的群众致

    意：

    “我站在你们面前，不是作为先知，而是作为你们——人民

    ——谦恭的仆人，”他说，“是你们不知疲倦的付出和英勇的牺牲

    使我今天有可能站在这里，因此我将把我的余生交到你们手

    上。”[3]

    佐薇·薇康姆(Zoe Wicomb)在《纽约客》(New Yorker)杂

    志的报道中，成功地捕捉了这一时刻：“曼德拉看起来完全不像

    一直以来流行的艺术家塑造出的年迈拳击手的形象。那天，一个

    高个儿英俊的陌生人大步走进了这个世界。他的面孔已经被岁月

    磨砺得如同雕刻般棱角分明，呈现科萨—科伊(Xhosa-Khoi)两

    族的特征，过去生硬的分头发型也没了。简直就像是超模和哲人

    的复合体。”[4]

    尽管曼德拉的地位超群，但现在他和其他所有人一样认识到

    危险，他也意识到暴力正在毁掉这个国家。每个省都有悲伤的故

    事，纳塔尔省(Natal)正承受着暴虐行为的冲击。正是在那里，因卡塔自由党(Inkatha Freedom Party，IFP)在南非警察部门内

    部秘密成员的支持下，向非国大和它的支持者们发起了战争。纳

    塔尔米德兰(Natal Midlands)地区及纳塔尔城区的许多地方对于

    执法人员和非国大来说成了禁行区。曼德拉获释两个星期后，他遇到了一个让他难忘的挫折。在

    纳塔尔武斗的激烈时期，他在德班国王公园体育场(Durban's

    King Park Stadium)向超过10万听众发表了演讲。

    “拿起你们的枪、你们的刀和你们的弯刀(panga)?，把它们

    扔到大海里去吧!”曼德拉发出这样的呼吁。人群中先是发出不

    满的低声抱怨，然后变成不断增强的嘘声和倒彩。曼德拉坚忍地

    继续，他必须向他们喊话。“关闭杀人工厂。立即结束这场战

    争!”[7]

    战争并没有因为曼德拉的呼吁而结束，它植根于过去，并企

    图阻止未来的新生。缓慢地，但不可阻止地，曼德拉的民主南非

    之梦正在变成现实。最后几块绊脚石就像垃圾一样被踢到一边。

    一个显著的进展是1990年12月13日奥利弗·坦博的回归。1960年，非国大被取缔，坦博带着在国外重建非国大的秘密使命离开南

    非。作为解放运动的国外领导人，30年之后回到热烈欢迎他的群

    众中，这位73岁的非国大主席看起来有些虚弱，但是非常高兴地

    接受了非国大的领导集体、外国使节和各界名人的问候。与他曾

    经的律师合伙人纳尔逊·曼德拉并肩站在一起，坦博从约翰内斯堡

    附近扬·史末资国际机场(Jan Smuts International Airport)?的阳台

    上向五千多名载歌载舞的支持者挥手致意。时任非国大副主席的

    纳尔逊·曼德拉对群众发表讲话：“坦博是非洲最伟大的英雄之

    一，我们张开双臂欢迎他。”[9]

    然后两人坐进一辆轿车，车队在警

    察的护卫下离开。

    两天之后，非国大在索韦托附近的纳斯雷克(Nasrec)召开

    了第一届全国协商会议。当坦博在报告中说到正在把非国大成

    功地交回到南非人民的手中时，全场为之动情。来自流亡战士的

    歌声配合着以年轻人为主的小调、悲歌和咏唱，令人心情激动，而这些年轻人在第二天晚上之前要在东兰德(East Rand)那些不

    安定的乡镇中设置路障。代表们过节般欢快的心情也间或影响会

    议的庄重气氛。刚刚从监狱中出来的同志，一些人还背着监狱发

    的背包，在长期与世隔绝之后正在与他们的亲朋会面。对于非国大各级领导的这次集中露面：从曼德拉、坦博和来自罗本岛的老

    人——须发灰白的著名人士、老战士和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到

    穿着仿制作战服的菜鸟成员，一些代表俏皮地说，整个协商会议

    的主意仿佛是敌人酝酿的一个阴谋，可以只用一枚大炸弹就把非

    国大全部消灭。

    当十几位从津巴布韦监狱回国的同志列队出现的时候，即便

    是许多在战争中已百炼成钢的代表也当众流下了眼泪。非国大联

    合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Zimbabwe African Peoples's Union)分

    别于1967年和1969年发动了英勇但不明智的万基和锡波利洛战

    役，在这两场战役中，他们与罗德西亚总理扬·史密斯(Ian

    Smith)领导的英属南非警察和南非安全部队发生冲突，结果被

    俘并一直被监禁。每位囚犯都曾列在等待执行死刑的名单上，直

    到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

    爱国阵线(Zimbabwe African Union-Patriotic Front)在1980年4月

    取得政权之后才得以缓刑。

    举行这次会议时，南非正处在一个暴力猖獗的时期，几乎可

    以算作低强度的战争。因此毫不奇怪，一些代表要求建立自卫

    队。

    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两天之后的12月18日，政府终于登报发布

    法令公告，宣布了一部期待已久的法律，允许流亡者返回南非。

    这一举措的目的是为谈判清除障碍。获释两三天后，曼德拉被媒

    体问及是否同意德克勒克解除紧急状态的条件，他回答：“非国

    大的态度十分明确，在政府满足所有前提条件之前，不会进行任

    何谈判，因为我们的人民不可能授权我们这样做，这些条件是：

    紧急状态必须解除，政治犯必须释放，必须确保所有流亡者返回

    南非时获得赦免并免予起诉。”[11]

    来自“国内外45个地区的1500名代表”的活力和多元使曼德拉

    得以一窥非国大这个大家庭的丰富构成。[12]

    大部分代表是国外返

    回的流亡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属于非国大驻外使团。正如曼德拉所表述的：“这些人帮助我们确保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都适时地

    回避南非，谴责种族隔离制度是对人类的犯罪，而这是他们所从

    事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活动成功的标志。他们流亡的足迹遍布五大

    洲，向各个国家和政府的首脑通报我们所处的状况，参加世界性

    和区域性的聚会，让大量揭露种族隔离政权不人道的材料涌入世

    界。正是这种世界范围的活动，使非国大及其国内外的领导者成

    为这个世界上最广为人知的解放运动之一。”[13]

    早些时候，在3月份，曼德拉已经在赞比亚的卢萨卡会见了

    非国大的广大成员，但这样的聚会发生在自己家乡的土地上，还

    是第一次。南非的现实处境，空气中弥漫的暴力威胁，都意味着

    这个国家必须警惕不测的发生，同时相应地也要警惕自己内部那

    些过度兴奋的狂热分子，他们可能对非国大在纳斯雷克举行的这

    次会议心怀不满。结果就是，会议地点周围布满了带有天线且貌

    似官方公务车的轿车，里面坐着表情严肃的安全人员。不时会有

    一辆装甲警车沿街缓缓驶过，铁丝栅网保护下的前灯扫视着下午

    阳光投下的阴影。非国大安保分队的人员三三两两地站在距离帐

    篷不远的地方守护安全。在屋内有如此多重要的人，失去他们这

    个国家将陷入动乱，他们是目前正在孵化中的新体制的关键角

    色。

    正是在这里，在运动场搭起的帐篷下，在会议休息时的帐篷

    外，曼德拉看到代表与领导们的交流，尤其是民族之矛的成员和

    他们的指挥官的交流。作为民族之矛的创始人，他对这个组织成

    员们的崇高致意流露在字里行间。

    “民族之矛的战士们显示出无与伦比的勇气，他们多次潜入

    这个国家，攻击政府设施，不时与种族隔离政权的军队发生激

    战，并在好几次交火中取得胜利。另一些自由战士在国内，或是

    以公开身份或是从事地下工作，号召群众起来抵抗所有形式的剥

    削和压迫。他们不顾自己的安危，勇敢地面对当局的残暴。为了

    解放，他们准备付出最昂贵的代价。还有一些人，他们被囚禁在

    种族隔离政权的监狱里，无畏地坚持在自己的祖国得到人道对待的权利。不夸张地说，他们是自投虎穴，再次证明了这条颠扑不

    破的原则：罪恶之人无法扑灭自由的火焰。这些无畏的战士中有

    一些人仍然活着，正在帮助解决国家的问题，如今他们终于享受

    到奋斗的成果。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年老多病且没有工作，但当

    我们提起他们的历史成就时，他们又显得生机勃勃。另一些人已

    经逝去，再也不会回到我们中间。他们为我们的解放做了重要贡

    献，对此我们铭感不忘。”[14]

    这一年结束了，但暴力冲突仍在继续。然而这并没有阻止为

    取得民主结果而进行的第一阶段谈判，尽管右翼势力极力试图破

    坏这一进程。在一个暴力逐渐升级、日益脱离控制的国家促成持

    久的和平绝非易事。普通工人联合工会(General and Allied

    Workers Union)的前总书记、后来成为非国大执委会成员的悉尼

    ·穆法马迪(Sydney Mufamadi)在回忆为此所做的早期努力时说

    道：

    在我们的高级政治领导被释放——以马迪巴的获释为高潮

    ——之前，联合民主阵线和南非工会大会(Congress of South

    African Trade Unions，COSATU)就已经开始和因卡塔自由党接

    触……寻求结束暴力的途径，尤其是在彼得马里茨堡

    (Pietermaritzburg)地区……那里的暴力最为严重。我们前往

    卢萨卡去讨论这一提议，因为与我们接洽的因卡塔自由党代表

    ——姆德拉洛塞(Mdlalose)医生、马迪德(Madide)博士和德

    洛莫(Dhlomo)博士——三人收到[因卡塔自由党主席]曼戈苏

    图·布特莱齐(Mangosuthu Buthelezi)酋长?的明确指示，对

    我们说，他们愿意继续和我们谈判，如果……我们和他们的谈判

    得到卢萨卡的支持……而卢萨卡不会反对任何意在带来和平的进

    展。[17]

    但是因为对“正在发生的暴行怒不可遏，当地的活动分子对

    谈判并不热衷”。如果卢萨卡真正介入，“那他们必然武装起来进行反击。因此我们面临种种困难，必须说服我们自己的人认识到

    谈判的益处”。[18]

    非国大领导从监狱中获释更加深了局面的混乱，特别是绰号

    为“米德兰雄狮”的传奇人物、暴脾气不妥协的哈里·瓜拉(Harry

    Gwala)，“他不相信谈判有用”。[20]

    瓜拉对非国大和布特莱齐及

    祖鲁王室首领古德威尔·兹韦利蒂尼国王(King Goodwill

    Zwelithini)?之间的任何会谈深恶痛绝。(有这种情绪的不只瓜

    拉一个人。曼德拉后来告诉他撰写《漫漫自由路》的合作者理查

    德·斯滕格尔[Richard Stengel]，1990年访问彼得马里茨堡，当

    他提到布特莱齐的名字时，那里的人是如何想“掐死”他。)[22]

    “这对我们毫无帮助，”穆法马迪说，“因为在说服年轻同志方

    面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瓜拉这位“比我们所有人都年长

    的同志”却危害到这个成果。马迪巴站出来，“呼吁夸祖鲁—纳塔

    尔(KwaZulu-Natal)人民放下武器……一开始遇到了一些阻力，我们不得不努力克服”。[23]

    随着越来越多国家暗中参与暴力行动的事实被揭露出来，政

    府被迫采取行动，类似袭击火车乘客等恐怖暴力活动的数量明显

    下降。这些袭击曾经很大程度上阻挠和恫吓了非国大的支持者。

    1992年德克勒克就支持“继续谈判”发起白人选民公投，结果大多

    数选民投了赞成票，几乎达到69%，这削弱了发展中的右翼党派

    的力量，它们企图以政治手段阻滞谈判进程。从失败中吸取教

    训，右翼党派以抵抗取代恐怖主义，动员武装起义。白人右翼的

    不同派系耀武扬威，叫嚣着要成立一个独立国家。

    1992年，在接受爱尔兰调解人帕德里克·奥马利(Padraig

    O'Malley)的专访时，南非保守党(Conservative Party，CP)领

    袖费迪南德·哈岑伯格(Ferdinand Hartzenberg)说，保守党将通

    过不参与来帮助其他党派，“因为[曼德拉]要求我们参与并确

    认我们将接受谈判的结果，而这是我们不准备接受的。如果非国

    大成了这个国家的政府，我们一定会像20世纪初英国试图统治这个国家时做的那样，我们将反抗”。[25]

    公投之后三个月，1992年6月17日星期四，在约翰内斯堡南

    部的博伊帕通(Boipatong)，来自附近居住区的一群说祖鲁语的

    男人进行了一场懦弱的大屠杀。他们使用AK47步枪和投矛杀死

    了45人，重伤了27人，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这场谋杀尤其令人

    震惊的是，受害者有24名妇女，其中包括一名孕妇，另一名9个

    月大的婴儿也被杀害了。事后，警察只逮捕了寥寥几人。和许多

    类似的案件一样，只要受害者是非国大的支持者，调查就草草了

    事，没有结果，也没有明显的逮捕行动。在回答作家约翰·卡林

    (John Carlin)关于这次屠杀的问题时，曼德拉的前私人助理、当时在非国大担任职务的杰茜·杜阿尔特(Jessie Duarte)?在回忆

    曼德拉听到消息后的反应时说：“我绝不会忘记他的表情……人

    们会如此彼此相残，这样的事实使他深受震惊……我认为，即使

    在27年的囚禁生涯中，他也从未真正面对如此冷酷的暴力。”[27]

    看到德克勒克总统对采取措施遏制暴力并将行凶者绳之以法

    的要求置之不理，曼德拉随即宣布了非国大中止谈判的决定。暴

    力导致群众对非国大的谈判立场越来越不抱希望。在博伊帕通举

    行的一次悼念遇难者的集会上，愤怒的群众唱道：“曼德拉，你

    正在领导我们像待宰的羔羊走向屠宰场。”

    虽然原先的立场是谈判不要有国际介入，但在曼德拉的坚持

    下，非国大把这个问题提交到了联合国。

    尽管如此，几个月后谈判还是恢复了。为了避免西里尔·拉马

    福萨和他的国民党谈判对手罗尔夫·迈耶(Roelf Meyer)之间的

    危机，双方经由秘密沟通渠道达成了一份《谅解备忘录》

    (Record of Understanding)。恢复谈判也得到了坦桑尼亚总统朱

    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的鼓励。当曼德拉解释说，撤

    出谈判是因为种族隔离政权操纵下的暴力冲突时，尼雷尔提醒

    他，南非的自由战士一直谴责种族隔离的国家本质上就是暴力

    的，那么在种族隔离的国家被推翻前，有什么理由认为暴力会被彻底消除呢？

    谈判各方的诡辩、争吵、精明算计和妥协，因克里斯·哈尼

    (Chris Hani)?的遇刺而突然中止。哈尼无疑是南非最受欢迎的

    领袖之一。1993年4月10日，右翼波兰移民雅努什·瓦卢斯

    (Janusz Walus)受议会保守党议员克莱夫·德比—刘易斯(Clive

    Derby-Lewis)的指使暗杀了他。?

    曼德拉写道，哈尼“本可以轻松地成为政府的最高领导”，他

    的被杀几乎酿成一场灾难性的危机。[31]

    哈尼的追随者们异常愤

    怒。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人自发地涌上街头，其他南非人也被震

    惊得目瞪口呆。

    “由于国家处于动荡中，[我]被给予时间在南非电视台向

    全国广播，呼吁群众遵守纪律，避免挑衅激化矛盾。许多谈判转

    型的评论员后来认为，从国民党的德克勒克向非国大的真正权力

    转移不是发生在1994年4月的选举，而是在一年前这个关键的星

    期。”[32]

    南非不乏从崩溃的边缘被拉回来的先例。例如1960年3月21

    日的沙佩维尔事件，1976年6月之后的索韦托、尼扬加

    (Nyanga)、兰加(Langa)和古古莱图(Gugulethu)事件，当

    然还有以一个接一个的紧急状态为借口所行的无数丧心病狂之

    举。然而此前没有任何一次群众的愤怒——和绝望——的程度达

    到哈尼遇刺后那个国运攸关的复活节周末，只需一个小火星，就

    能瞬间点爆火药桶。

    曼德拉在1993年4月13日发表电视讲话，这一及时的干预抑

    制了群众的怒火。他的语气体现了愤怒和道德力量的完美结合，他向南非人民演说：

    “今晚，我从内心深处向每一个南非人，不论他是黑人还是

    白人，伸出我的双手。“一个充满仇恨和偏见的白人男子，来到我们的国家并犯下

    如此邪恶的罪行，让我们整个民族陷入灾难的边缘，岌岌可危。

    “一位阿非利卡白人妇女冒着生命危险，因此我们才能知道

    这个杀人犯并将其绳之以法。

    “这个谋害克里斯·哈尼的冷血杀手让整个国家和世界震惊。

    悲痛和愤怒正在撕扯着我们。

    “所发生的这起事件是一桩民族的悲剧，触及了上百万人的

    心灵，不分肤色和政治立场。

    “我们共同的痛苦和义愤将在与葬礼同时进行的全国悼念活

    动中得到表达。

    “明天，许多城镇和乡村将举行纪念活动，向这个国家有史

    以来最伟大的革命者之一致敬。每一项纪念活动都将翻开一本自

    由纪念册(Memorial Book for Freedom)，所有要求和平与民主

    的人都将在纪念册上写下他们的承诺。

    “现在到了这样一个时刻，所有南非人都将站在一起，反对

    那些想要破坏克里斯·哈尼为之献身的使命——我们所有人的自由

    的人，不论他们来自哪个派别。

    “现在到了这样一个时刻，白人同胞——来自他们的悼唁消

    息不断传来——怀着对我们国家这一沉痛损失的理解，伸出援

    手，加入到纪念活动和葬礼祭奠中。

    “现在到了这样一个时刻，警察体贴和克制地行动，成为服

    务于全体人民的真正的人民警察。在这个悲伤的时刻，不能再有

    更多的伤亡。

    “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这都是一个重要关头。我们的决心

    和行动将决定我们能否用痛苦、悲哀和愤怒推动国家走向唯一持久的出路——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属于人民、为了人民和人民当家

    做主的政府。

    “我们绝不能允许那些崇拜战争、嗜血如命的人倒行逆施地

    行动，那将使我们的国家堕落成为另一个安哥拉。

    “克里斯·哈尼是一位战士。他信仰铁的纪律。他执行命令一

    丝不苟。他说到做到。

    “任何缺乏纪律都是对克里斯·哈尼所坚持价值的践踏。这样

    做的人只能是服务了杀人犯们的利益，亵渎了对哈尼的纪念。

    “当我们万众一心、意志坚定地共同行动，守纪律，有决

    心，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我们。

    “让我们以一种合宜的方式向这位和平战士致敬。让我们再

    次投入到实现民主的事业中——哈尼为之奋斗毕生的民主，将给

    工人、穷人、无业者和无地者的生活带来真正的、实质性变化的

    民主。

    “克里斯·哈尼在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心中是不可替代的。在流

    亡30年后第一次回到南非时，他说：‘在生命的大多数时间里，我

    都在与死神相伴。我想要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南非，即使我不得不

    为此失去生命。’克里斯·哈尼的遗体将庄严停放在索韦托第一国

    民银行体育场(FNB Stadium)，从4月18日星期日中午到晚上6

    点祈祷式之前，供公众凭吊瞻仰。葬礼将在4月19日星期一上午9

    点开始。殡葬队伍将前往博克斯堡墓地(Boksburg Cemetery)，下葬仪式计划在下午1点进行。

    “葬礼和集会必须庄严地进行。在抗议、祈祷和集会时，不

    论是在家中、教堂还是学校，我们都将克制地表达情绪。我们不

    会被煽动采取任何草率的行动。

    “我们现在是一个举国哀悼的国家。对于南非的青年，我们有特别的话要说：你们已经失去了一位伟大的英雄。你们已经一

    再表示，你们爱自由远胜于爱你们最宝贵的礼物，即生命本身。

    但是你们是明天的领袖。你们的国家、你们的人民、你们的组织

    需要你们明智地行动。你们肩负着特殊的责任。

    “我们要对全体人民在面对这样极端的挑衅时所表现出来的

    勇敢和克制致以敬意。我们确信，同样不屈不挠的精神将带领我

    们克服前路上的困难。

    “克里斯·哈尼做出了崇高的牺牲。我们对他毕生事业所能致

    以的最高敬意就是确保我们为全体人民赢得自由。”[34]

    哈尼15岁的女儿，诺玛科威兹(Nomakhwezi)目睹了这一事

    件。哈尼遇刺所造成的巨大恐惧，原本很可能轻易改变南非的历

    史，却因他的阿非利卡邻居雷塔·哈姆斯(Retha Harmse)的迅速

    行动而得到抵消。哈姆斯打电话向警察报告了瓦卢斯的车牌号，协助警察抓获了还带着武器的瓦卢斯。

    曼德拉对克里斯·哈尼有一种特殊的敬意。一些人认为，这是

    因为哈尼具有超群的领导能力，使他赢得了同志们，特别是民族

    之矛成员的爱戴，他们试图尽可能地仿效他。他勇敢、充满魅

    力、一直站在前线。他勇敢地率领民族之矛的干部潜入南非境

    内，在向非国大领导递交他主笔的著名备忘录时也对非国大当局

    无所畏惧。

    在坦桑尼亚的非国大兵营中不耐烦地等待时，哈尼曾严厉地

    批评流亡中的非国大领导，指责他们放弃了解放斗争的使命并在

    腐化中堕落，削弱了民族之矛回国并在南非内部进行战斗的前

    景。他与其他联名签署备忘录的人被指控叛国罪并被判处死刑，多亏奥利弗·坦博的干预，他们才得以缓刑。哈尼的行动也促成了

    非国大的卢图利分遣队在万基和锡波利洛的战役。

    类似地，在20多年前的1944年，曼德拉是非国大青年团——

    原来的青年雄狮——的创始人，他们对传统观点发起挑战，以图重振非国大。万基战役的一位老战士，威尔逊·恩科塞少将

    (Major General Wilson Ngqose，已退役)记得，1960年代后期，哈尼在坦桑尼亚一个叫作孔瓜(Kongwa)的兵营里。这个兵营

    由非国大与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莫桑比克解放阵线(Frente de

    Liberta??o de Mo?ambique，FRELIMO)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

    (South West Africa People's Organization，SWAPO)共享。安哥

    拉人民解放运动在葡萄牙占领的安哥拉已有解放区。恩科塞少将

    说，就是在孔瓜，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领导人阿戈什蒂纽·内图

    (Agostinho Neto)医生看到当时非国大在坦桑尼亚正面临问题，于是邀请奥利弗·坦博把新兵送到安哥拉的兵营去。[35]

    当时已是

    著名诗人的内图所发表的一首名为《紧急》(‘Haste’)的诗，号

    召人们拿起武器，传达出哈尼对当时懈怠的领导人忍无可忍的情

    绪。这也体现了曼德拉和他的青年团同志们挑战当时的非国大领

    导——他们相信请愿和呼吁可以使无情的政权觉悟——时充满的

    战斗精神。

    在历史这段对停滞和迟缓无动于衷的冷漠中

    当正义被匆忙地扼杀

    当监狱中挤满了青年

    在暴力之墙前撞得粉身碎骨

    我忍无可忍

    让我们结束这言词和姿态的平庸

    以及隐藏在书本封面后面的微笑

    还有逆来顺受的

    圣徒般的姿态

    开始像男人一样精神抖擞地行动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以命抵命

    解放人民的军队

    精神抖擞地行动起来

    卷起旋风击碎消极平庸[36]

    很久之后，曼德拉承认民主南非应当感激安哥拉人民。1998年在罗安达(Luanda)向安哥拉国民议会(Angolan National

    Assembly)致辞时，他说，安哥拉人民与南非人民“团结一致，争取解放斗争，是英雄壮举”。

    “你们自身的自由尚未得到确保，”他说，“而且处于我们无情

    敌人的打击范围之内，你们勇敢地坚持南部非洲的自由不可分割

    的原则。在自由安哥拉的缔造者、伟大的非洲爱国者和国际主义

    者阿戈什蒂纽·内图的领导下，你们坚持，所有非洲的子民都必须

    从束缚中获得自由。”[37]

    关于年轻的英雄克里斯·哈尼，曼德拉继续说道：“1959年，哈尼进入福特海尔大学(Fort Hare University，也是曼德拉的母

    校)，引起了塔博·姆贝基的父亲戈万·姆贝基的注意。戈万在哈

    尼的成长中起了指导性的作用。正是在这里，哈尼接触到马克思

    主义的思想，并加入了当时已被列为非法组织的南非共产党。他

    一直强调，他转信马克思主义深化了他对反种族歧视的认识。

    “哈尼是一位勇敢且有远见的年轻人。即使是自己所在的组

    织，当他认为没有正确行使领导职能时，也会毫不犹豫地批评。

    他曾回忆：‘1960年代时，我们这些兵营中的人对问题缺乏深刻的

    理解。我们大多数都很年轻，20岁左右。我们急不可耐地想投入

    行动。“别告诉我们没有路”，我们曾说，我们必须探索发现可走

    的路。那就是我们接受训练的目的。’

    [38]

    “民族之矛的战士们认为非国大的领导过于自满，哈尼成为

    他们的首席发言人。在提交了正式的请愿书之后，他发现自己和

    兵营领导的关系遇到了麻烦，还被他自己的组织拘禁了一段时

    间。然而，由于他的处境引起了非国大更高层领导的关注，特别

    是奥利弗·坦博和乔·斯洛沃(Joe Slovo)的关注，他被释放了。

    “1990年8月，哈尼回到南非，他是绝大多数南非人民心中的

    英雄。当时的数个民意调查表明，他无疑是这个国家第二受欢迎

    的政治家。[40]

    1991年12月，他成为南非共产党的总书记。“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哈尼不知疲倦地在南非各地的各种

    会议上讲演，包括乡村的集会、商店员工的聚会以及地方议会和

    街道委员会的会议。他不遗余力地利用他的权威和武装斗争中建

    立起来的威望捍卫谈判，经常要耐心地说服那些因遭受第三势力

    暴力攻击而持怀疑态度的年轻人和社群。

    “在向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ttee，TRC)?申请赦免时，谋杀哈尼的两名罪犯——雅努

    什·瓦卢斯和克莱夫·德比—刘易斯——承认，他们希望通过掀起

    一波种族仇恨和内战来破坏谈判。哈尼的死是场悲剧，但事实

    上，他的死最终把众人的注意力和当务之急带回到我们通过谈判

    达成的解决方案上，这是对持有各种信念的南非人民走向成熟的

    致敬，尤其是对哈尼纪念的致敬。”[43]

    如果说就选举日期达成一致意见的过程艰巨困难、布满荆棘

    的话，那么达成协商一致的解决方案将证明是更为艰苦的。1993

    年，随着选举日期的迫近，已显露出发生一场危险的右翼武装暴

    动的可能。尽管巨大的障碍已被移除，但是暴力再起和选举中断

    的阴影是无法回避的现实。选出一个合法的民族团结政府的条件

    刚刚具备，还很脆弱而亟须巩固。

    曼德拉对此情况十分关注，他写道：“乌云笼罩在南非上

    空，它威胁要阻挡甚至逆转南非人民在国家和平转型方面所取得

    的全部成果。”[44]

    就在克里斯·哈尼被刺后将近一个月，他在墓中尸骨未寒，4

    位前南非防卫军的将军，包括广受尊敬的前总参谋长康斯坦德·维

    尔容(Constand Viljoen)，就成立起一个将军委员会——阿非利

    卡人民阵线(Afrikaner Volksfront，AVF)。这可能是对哈尼之

    死导致的大量伤亡做出的反应，根据媒体报道，在哈尼葬礼当天

    遇害的超过15人中，有一些白人受害者。将军们声称的意图是，将对德克勒克的国民党不抱希望的阿非利卡成员团结起来，并鼓

    动成立一个阿非利卡人家园(volkstaat)。大多数媒体，尤以

    《每周邮报》(Weekly Mail)为甚，视这次发起的行动为走向割

    据之路的一步。[46]

    曼德拉当时接到情报部门的有关报告称，“右翼阿非利卡人

    已经决定通过暴力来阻止即将来临的选举。出于安全考量，一个

    组织的主席必须仔细检查这种报告的准确性。我这样做了。当我

    发现报告的信息准确时，我决定行动”。[47]

    根据历史学者赫尔曼·吉利奥米(Hermann Giliomee)的说

    法，曼德拉已经知道，“维尔容计划阻滞选举，把德克勒克从领

    导位置上赶下来，再重新开始谈判”。[48]

    一些人相信，他能从积

    极公民部队(Active Citizen Force)或预备役军人和一些防卫军部

    队聚集5万人。在他所著的《阿非利卡人》(The Afrikaners)一

    书中，吉利奥米描述了两位重要的将军就武装抵抗的后果进行辩

    论：

    在一次通报会上，防卫军司令格奥尔格·迈林(Georg

    Meiring)将军就维尔容反对选举的可怕后果警告了政府和非国

    大。迈林对维尔容“抱以崇高敬意”，为了说服维尔容，迈林与

    他进行了多次会谈。其中一次，维尔容说：“你、我还有我们的

    人，只要一个下午就可以接管这个国家。”对此迈林回答

    道：“是的，确实是这样，但是政变后的第二天早晨我们怎么

    办？”黑白人口的不平衡、国内外的压力以及所有难办的问题仍

    然在那里没有解决。[50]

    曼德拉知道，绝不能低估一个铁了心的、不惜造成严重破坏

    的对手，特别是这个对手还自视为恢复昔日荣光的正义的十字

    军。在寻求解决出路时，曼德拉或许想到了一些忠诚的盟友，例

    如荣膺诺贝尔和平奖的阿尔贝特·卢图利酋长(Albert Luthuli) ?，在他的卓越领导下，非国大经历了1960年代最困难的时期。

    如果是他面对目前的状况，他会如何做？或者他的朋友和同志奥利弗·坦博——他在克里斯·哈尼葬礼仅仅两个星期后的4月24日去

    世了——又会赞成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然而在做出决定时，曼德

    拉的耳边一定回响起了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在

    1964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发表的演讲。

    “将暴力作为取得种族平等的途径，既是走不通的，也是不

    道德的，”金博士说，“我并非没有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即暴力经

    常可以带来短暂的成效。国家经常是在战争中赢得独立。但是尽

    管取得了暂时的胜利，暴力绝不会带来永久的和平。它解决不了

    任何社会问题，而只会造成新的、更复杂的社会问题。暴力之路

    是走不通的，只能是恶性循环，最终各方同归于尽。”[52]

    为了提前阻止这种破坏，曼德拉知道，他不得不寻求一些右

    翼分子十分尊敬的人的帮助。在城镇中，惯常的做法是与恶霸

    的“大哥”谈判，以获得片刻喘息。

    “我乘飞机到维德尼斯(Wilderness)，”他写道，“那里是前

    总统F.W.博塔退休后的住处。我提醒他1989年7月我还在监狱中

    时我们发表的联合声明。在那份声明中，我们保证为了在我们的

    国家实现和平而共同努力。”[53]

    从乔治机场(George Airport)到维德尼斯的25分钟路程风景

    秀丽。有海滩、山坳、未受污染的河流以及横跨开曼斯河

    (Kaaimans)的著名铁路大桥，河水在维德尼斯流入大海。优美

    的风光被突然出现的住宅区打断，那些不拘形式的房屋沿着2号

    高速公路铺展开来。那是个星期六的下午，曼德拉一定看见了闲

    逛的游人和公路上穿梭不断的车辆。

    F. W. 博塔养老的房子叫“锚”(Die Anker)，坐落在农田

    中，与珍贵的保护湿地相邻，并且可以远眺从维德尼斯一路延伸

    到塞奇菲尔德(Sedgefield)的众多湖泊。曼德拉一定想到，这就

    是右翼分子们希望继续保有的那种特权，并且为了成为独占特权

    者而不惜一切地战斗。但是他有工作要完成。他要与F. W. 博塔会见。

    曼德拉写道：“我告诉他，现在和平受到右翼的威胁，并且

    请他出面干预。他的态度是合作的，并且证实阿非利卡人已下定

    决心要阻挠选举。但是他补充说，他不想单独和我讨论这件事，建议我叫上德克勒克总统、费迪南德·哈岑伯格和维尔容将军。

    “我提出，我们也应该邀请极端的阿非利卡右翼领袖尤金·特

    雷布兰奇(Eugene Terre'Blanche)，因为他是一个不计后果的煽

    动家，在当时比德克勒克总统更有吸引力。对此，前总统博塔坚

    决否定，因此我放弃了这一建议。”[55]

    曼德拉与P. W. 博塔在后者后院里的会面在具体问题上不可

    能没有分歧，但是在媒体报道中，两小时友好诚信的会见，其文

    化意义与现实政治的意义同样重要。两位年过古稀的老人年龄相

    近，对南非历史的理解尽管存在差异，却有共通之处。曼德拉知

    道，P. W. 博塔本人在就职总统初期就肩负起了改革者的责任，当时他对那些顽固地拒绝改革的属下发出著名的呼吁，他们要么

    顺应形势，要么走向灭亡。[56]

    然而随着他不明智的三院议会激起

    抵抗并导致了联合民主阵线的诞生，他的立场变得日趋强硬，把

    自己塑造成了一个暴躁顽固的老人。

    对于这次他与曼德拉的会面，评论员们承认：“尽管博塔先

    生可能对极右翼仍有些残留的影响，但他更大的影响力在南非防

    卫军。在他主政的多年中，这支军队奢华放纵，这使得曾经和现

    在的一些将军据说都与他保持着密切往来。”[57]

    “我回到约翰内斯堡，”曼德拉写道，“立刻打电话给德克勒克

    总统，告诉他博塔的邀请。他对于我们与前总统会面的整个想法

    抱有敌意，正如博塔的态度之于特雷布兰奇。接着我找到进步的

    阿非利卡神学家约翰·海恩斯(John Heyns)教授，试图把维尔容

    将军、哈岑伯格、特雷布兰奇和我本人约到一起。特雷布兰奇态

    度强硬，拒绝以任何方式同我——用他的话说，一个共产党分子——会面。”[58]

    对于曼德拉来说，这是一个生动的讽刺：一个前囚犯不仅在

    协调躁动不安的黑人多数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而且也在协调德克

    勒克和好战的右翼之间的关系，后者似乎已准备好要在整个国家

    点燃烈火。数十年来国民党的落后政策一直像是刺耳的狗哨，现

    在这只充满仇恨的狗在特雷布兰奇的老家芬特斯多普

    (Ventersdorp)做出了反应。曼德拉听到了特雷布兰奇和他的阿

    非利卡人抵抗运动(Afrikaner Weerstandsbeweging，AWB)右翼

    武装力量滔滔不绝的责骂。在1993年年中，他目睹了他们为阻止

    谈判，如何对豪滕省(Gauteng)肯普顿公园(Kempton Park)的

    世界贸易中心发起冲击，将一辆装甲车撞进了玻璃大门。

    虽然曼德拉接受德克勒克作为谈判伙伴，但对他应对右翼威

    胁的态度则有些不以为然。1990年2月，从监狱获释5天后，曼德

    拉在接受《时代》(TIME)杂志一次有先见之明的采访时被问

    及，德克勒克总统对右翼威胁的恐惧是否合理。曼德拉强调指

    出，恐惧被夸大了。尽管威胁是事实存在的，他争辩道，但德克

    勒克是从南非白人尤其是阿非利卡人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的。而

    只要他支持一个没有种族主义的南非，并且从黑人的视角来看所

    面对的挑战，那么他的恐惧就会烟消云散。[59]

    在南非黑人的政治动员中，有一个很受欢迎的表达，几乎所

    有语族——恩古尼语(Nguni)、塞索托语(Sesotho)和聪加语

    (Xitsonga)——都会使用。在恩古尼语中，人们说“Sihamba

    nabahambayo”，就是祖鲁语中的“我们带着那些做好准备的一起

    上路”。“Ha e duma eyatsamaya”(当引擎开始轰鸣，这辆汽车将

    要离开)是一首茨瓦纳语(Setswana)传统歌曲中的副歌——劝

    告犹豫者立即登车一起出行。对于曼德拉来说，行动的时刻已经

    到了。

    他已经明确了要和他一起前行的人。他看好康斯坦德·维尔容

    将军。这也是基于实际考虑，因为曼德拉知道维尔容的过往和他在颠覆周边国家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是针对西南非洲人民组织

    ——纳米比亚的民族解放运动，也是非国大的兄弟组织——的行

    动。曼德拉知道1978年5 月4日南非防卫军在安哥拉的卡欣加

    (Kassinga)对纳米比亚难民的大屠杀。

    但是与他对德克勒克的态度一样，曼德拉认为维尔容将军曾

    经是一位战士，也在寻求解决问题的出路。

    曼德拉写道：“在维尔容将军的双胞胎兄弟布拉姆(Braam)

    和股票经纪人于尔根·克格尔(Jürgen K?gl)的安排下，非国大和

    将军委员会举行了一次会议。与会一方是维尔容将军和他的同

    事，另一方是代表非国大的乔·恩兰拉(Joe Nhlanhla)、佩纽尔·

    马杜纳(Penuell Maduna)、雅各布·祖马和塔博·姆贝基。在这方

    面，这些非国大领导人的眼界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同志，充分注意

    到了迫在眉睫的灾难会造成的悲惨后果。”[61]

    非国大和维尔容代表团之间举行了多次这样的双边会谈，代

    表团由退休将军和其他人组成，包括聚集在阿非利卡人民阵线大

    旗下的费迪南德·哈岑伯格、蒂尼·格伦内瓦尔德(Tienie

    Groenewald)和科布斯· 菲瑟(Kobus Visser)等人。一些会议是

    由曼德拉亲自组织的，其他的则是由姆贝基和非国大的领导，包

    括乔·莫迪塞(Joe Modise)?等组织的。一次在位于树木繁茂的霍

    顿(Houghton)郊区的曼德拉住处内举行的会议中，他作为一位

    友善的主人，给大家倒茶。为了使维尔容将军感到亲切，曼德拉

    还用将军的母语阿非利卡语与他谈话。

    曼德拉问维尔容将军和哈岑伯格，“他们是否真的正在准备

    用暴力手段来阻止谈判。[维尔容]将军坦率地承认，这是真

    的，并且阿非利卡人正在武装起来，这个国家正面临着一场血腥

    的内战。我感到震惊，但是表现出我对解放运动的胜利拥有绝对

    信心的样子”。

    “我告诉他们，”曼德拉继续道，“他们会让我们经历一段艰苦的时期，因为他们的军事训练好于我们，掌握着更具杀伤性的武

    器，并且凭借其拥有的资源，他们比我们更了解这个国家。但是

    我警告他们，这场不计后果的赌博的结果是他们将被粉碎。在我

    们对白人至上主义给予致命一击后，我们将接近历史性的胜利。

    我指出，这不需要他们的同意，也无视他们的反对。”[63]

    曼德拉告诉将军们，南非的人民“拥有一个正义的目标，在

    人数上占优，得到国际社会广泛的支持，而这些他们都没有。我

    呼吁他们停止计划，加入在世界贸易中心举行的谈判。我花了许

    多时间说服他们，但他们固执己见，我无法使他们松动一毫。最

    终，在我打算放弃的时候，维尔容将军态度有些许软化，他说，他的人已经准备到如此深入的阶段，他不能两手空空地回去面对

    他们”。[64]

    曼德拉在监狱里花了大量时间思考南非所陷入的进退两难的

    局面，但他更多地把监禁看作一个认识自己的机会。1975年2月1

    日，他在给妻子温妮——当时她被关在克龙斯塔德(Kroonstad)

    监狱——的一封信中告诉她，监狱是一个理想的认识自己的地

    方。“牢房，”他写道，“给了你机会每天审视自己的全部行为，改

    正身上坏的东西，并发展无论什么样的好的方面。”[65]

    也是在这

    里，他潜心研究阿非利卡人历史和文化的重要面向。他用阿非利

    卡语和监狱当局交流，虽然多年以后，他在讲话时仍然不能完全

    抹去母语科萨语的口音，使得种族隔离机构的官员和非国大成员

    都觉得好笑。众所周知，人们都喜欢别人用自己的母语和自己讲

    话，曼德拉早在有必要这样做之前就已深知这个道理。

    对于这个从他们的监禁中幸存，现在又在和他们谈判的黑

    人，将军们知道些什么？他们当然知道他所代表的力量和他背后

    的人民，但是他们对他这个人知道多少呢？他和蔼可亲、慈祥、经常面带笑容，这个形象和他们记忆中他的出身和领导武装斗争

    的形象放在一起，可能使他们感到困惑。这也是众所周知的，到

    头来，黑人对白人的了解要比白人对黑人的了解多得多。曼德拉

    认识到，将军们所代表的主要是一类沉浸在传统中的人，他们的特点是尊重权威、法律和秩序——一种加尔文主义的教义——其

    大多数是中产阶级成员，那些只想不受外界干扰的忠于家庭的

    人。他们中的相当数量已经接受了某种形式的改革，眼光超越当

    前，为适宜生活的未来寻求解决出路(他们支持德克勒克进行公

    投的选择就是证明)。遵守社会习俗、尊重法律和秩序的观念在

    年轻的阿非利卡人中间根深蒂固，这种观点得到尼尔·巴纳德的支

    持，他写道：

    “在学校和宿舍中，与在家庭环境中一样，是有标准的，有

    秩序和纪律：铃声响起，该起床了……有祈祷的集会……以及传

    统的民间游戏和舞蹈。我们排队上学，如果有任何看上去微不足

    道的违纪，鞭子马上就会落下……所有处于权威地位的人都受到

    尊重，他们的话就是法律。”[66]

    德克勒克的话——以及在很大程度上，曼德拉的话——就是

    法律，这已经被相当一部分阿非利卡人接受了，尽管是不情愿

    的。出格的表现，例如尤金·特雷布兰奇等人的行为，超出了由阿

    非利卡权威定义的已被广泛接受的行为准则，在很多情况下只能

    引起尴尬而不是为之骄傲。这些人真的准备放弃他们的工厂、生

    意、家庭、农场和学校带来的舒适生活而拿起武器去保卫……什

    么？

    尽管有以上种种考虑，但曼德拉已经从对冲突史的大量阅读

    中知道，语言、文化和国家地位一直是这个地球上各种毁灭性冲

    突的根源。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的解体已经打开了东欧民族势力

    崛起的潘多拉盒子。当维尔容将军说到在阿非利卡人家园问题

    上，他不能两手空空地回到自己人那里时，他和解的语气触动了

    曼德拉的心弦。他知道，不论他多么正确，增加自己或未来民主

    共和国的反对者的数量都是极为不明智的。

    “在那一刻之前，”曼德拉写道，“我一直坚持，只要我是非国

    大的主席，这个国家中就绝不可能有一个阿非利卡人家园，因为

    这就意味着出现了一个属于阿非利卡人的分裂自治区。但是现在，面对如此艰难的挑战，我决定后退一步，但采取的方式要让

    他们不能轻而易举地实现他们的要求。”[67]

    早在30多年前，当他在地下工作和逃亡时，曼德拉曾经住在

    南非共产党活动家沃尔菲·科迪什(Wolfie Kodesh)的公寓里。

    科迪什介绍他看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的经

    典著作《战争论》(On War)。[68]

    在与右翼打交道的过程中，曼德拉把这位普鲁士将军关于战争和冲突的理论运用到实践中。

    乔纳森·希斯洛普(Jonathan Hyslop)在他的《曼德拉论战

    争》(‘Mandela on War’)一文中总结说：“意识到南非可能无法

    避免暴力冲突，但进行一场没有限制的冲突对建设一个可运转的

    未来社会的任何可能性都是破坏，曼德拉制定了一条明智、有原

    则的路线。这也可以被理解为是明显的克劳塞维茨式思维方式，曼德拉抓住其精髓，即负责任的领导需要认识到真实战争的条

    件，它所能实现目的的限制，以及由此产生的问题，而不是追求

    绝对战争的妄想。”[69]

    曼德拉通知维尔容和哈岑伯格将军，他将与非国大联系并要

    求它在三个条件下重新审视他们对阿非利卡人家园的态度。维尔

    容与哈岑伯格两个人，加上特雷布兰奇，声称他们代表了要求成

    立一个阿非利卡人家园的多数阿非利卡人。但另一方面，德克勒

    克总统坚持，只有他才能代表阿非利卡人的大多数，而他们全部

    反对这个要求。

    “因此，第一个条件就是，阿非利卡人应该举行一次公投来

    决定他们是否想要一个阿非利卡人家园。第二个条件是，尽管这

    一公投的结果并不一定对非国大有约束力，但在考虑他们的要求

    时会把这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最后，他们应该回答这样一个问

    题：谁是阿非利卡人？说阿非利卡语的白人？还是任何人——

    [包括]黑人，即非洲人、有色人或印度人——只要他说阿非利

    卡语？如果同意这三个条件，我将向我的组织报告，并由组织成

    员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做出他们认为适宜的决定。”“维尔容将军，”曼德拉写道，“表示满意，因为我给了一些可

    以展示给他的部队的东西，但是哈岑伯格尖锐地反对，并坚持我

    应该当场做出一个明确的承诺，即我将同意建立阿非利卡人家

    园。我告诉他，我仅仅是非国大的一个仆人，要根据组织的授权

    行事并遵守他们的纪律；如果我在如此重大的原则性问题上独断

    专行，这个组织将立即把我开除，使我对右翼毫无用处。他坚决

    地反驳说，如果我不接受他的要求，破坏谈判的计划将继续实

    行。我说：‘那就干吧。’我们的讨论到此为止。

    “就在同一天，我打电话给前总统博塔并向他通报维尔容将

    军的决定。我要求博塔说服维尔容将军加入在世界贸易中心举行

    的谈判。”

    “几天之后，”曼德拉继续写道，“将军[维尔容]撤出了右翼

    的阴谋组织并加入了谈判。他的同僚对于他将南非从那样一个灾

    难中解救出来进行了恶毒的中伤。哈岑伯格完全没有任何军事能

    力，而特雷布兰奇只能依赖一些没受过训练的非专业人员，他们

    对于战争涉及什么毫无概念。”[70]

    维尔容将军非常清楚地知道战争会带来什么。在3月4日注册

    了自己新成立的政党自由阵线(Freedom Front)之后，维尔容将

    军于4月12日与非国大的谈判代表达成了协议。但是要确保自由

    阵线党能够参加即将到来的选举，仍然需要曼德拉的签字。随着

    时间流逝，心情焦躁的维尔容决定采取行动。他知道，战争并不

    真的是一个可行的选项，但他相信他可以动员足够的人严重扰乱

    选举，而且下决心要这样做。然而在他做出最终决定之前，他把

    计划吐露给了美国大使普林斯顿·莱曼(Princeton Lyman)。从

    1993年年底以来，大使一直与维尔容和曼德拉保持着联

    系。[71]

    1994年2月，曼德拉曾打电话给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请他说服维尔容和其他人参加选举。[72]

    莱曼大使

    把这个情况通报给非国大，这样在选举开始前3天的1994年4月23

    日，自由阵线、非国大和国民党联合签署了《阿非利卡人自决协

    议》(Accord on Afrikaner Self Determination)。协议规定签字的各党“通过一个谈判过程来解决阿非利卡自决的问题，包括成立

    一个阿非利卡人家园的想法”。[73]

    对右翼要求的拒绝引发了骚乱。曼德拉写道：“在选举前

    夜，发生了几起爆炸事件，特别是在约翰内斯堡，造成大约20名

    无辜公民死亡。警察采取了行动，罪犯被逮捕并判刑。如果维尔

    容仍然参与这个阴谋，那么这种状况将会对选举构成巨大的困

    难。”[74]

    一直怀着巨大兴趣在关注这场大戏进展的国内外媒体，报道

    了右翼分子如何兑现了他们破坏选举的威胁。根据《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记者比尔·凯勒(Bill Keller)的报道：

    爆炸大多规模很小，但这种消息却带来了一种不祥之感，造

    成一些惊恐的居民囤积家用物资。不过看来这只是更加坚定了黑

    人选民的决心，来行使他们第一次获得的投票权。

    被政客们的联合谴责激励，也被他们有生以来一直不被承认

    的愤慨情绪支撑，即使是那些经历了爆炸的黑人都表示，他们的

    投票绝不会被威胁吓退。

    “一些人想恐吓我们不参加选举，”佐尔·姆森蒂(Zole

    Msenti)说。当杰米斯顿(Germiston)镇的爆炸发生时，他正

    坐在自己浅蓝色的小面包车中与朋友聊天，爆炸的冲击波使他的

    车飞到半空，所有车窗都炸得粉碎。每天早上都有大量的车停在

    郊区的出租车停车场上，搭载通勤乘客进城务工。

    受伤缠着绷带也没有让他屈服。姆森蒂从医院出来，找回自

    己的出租车，并接受许多白人停下车来表达的同情和慰问。

    “他们在浪费自己的时间，”他说那些破坏者，“我们将继

    续(We are going)。”[75]

    姆森蒂先生说出的三个词——“we are going”——几乎确定无

    疑地意味着，他、他的同事和他们的家庭将继续去投票，即使前

    面是刀山火海。几十年前，这种决心甚至可能还没有人敢想，但

    是现在，反抗已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扎根立足，已经开始成为现实。作为一名出租车司机，姆森蒂可能搭载过成千上万的乘

    客，听他们讲述心酸的故事，映照出他和与他一样的黑人艰难承

    受的现实。然后有一天，变化开始变得似乎有可能。1976年，学

    校中的青年爆发起义，反对把阿非利卡语强行规定为授课语言，白人政权的反应是收紧了人民脖子上的绞索并宣布进入紧急状

    态。对许多人来说，这是种族隔离政府失去控制的一个信号。正

    如美国作家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在描述一个王国的

    衰落时写的：“武力并不像它的拥护者所想象的那样有用。例

    如，它并没有向受害者显示出敌人的强大；相反，它暴露出敌人

    的软弱，甚至是惊恐，而且这一被揭露的真相赋予了受害者忍耐

    的力量。不仅如此，制造出太多的受害者，这最终对于他们的敌

    人来说是致命的。”[76]

    当1989年10月15日，8位黑人领袖被从监狱中释放时，就预

    示了那个带来如此多痛苦的制度的终结，并且标志着那些牢墙即

    将倒塌。受害者的时代已经到来。将近120天之后，在1990年2月

    11日，曼德拉走了出来，所有梦想都成真。这终于发生了。在教

    堂、公墓和数千英里之外的兵营，人们所有的歌声汇聚成一个坚

    定的声音：“我们将要去投票。”(We are going to cast our vote.)

    这简单的7个字意味着数十年中搭建起来的种族隔离大厦已经动

    摇了。

    阿非利卡人右翼已经失败了。

    [1].Robin Denselow, When the Music's Over: The Story of Political Pop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90)， p. 276.

    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见“附录二”。

    [3].曼德拉出狱时于1990年2月11日在开普敦市政厅的一个集会上所做的演讲。

    [4].Zoe Wicomb, ‘Nelson Mandela’, New Yorker, 16 December 2013. 因卡塔自由党，见“附录二”。

    · panga，一种南非黑人使用的大砍刀。

    [7].NM, Long Walk to Freedom, p. 690.

    · 1994年更名为约翰内斯堡国际机场，2006年改为现在的名字奥利弗·坦博国

    际机场。——编注

    [9].Scott Kraft, ‘ANC President Tambo Returns to SA After a 30-Year

    Exile’, Los Angeles Times, 14 December 1990.

    会议举行日期为12月14日至16日。——编注

    [11].NM, interview by James Lorimer and Des Lathaam, Mandela's home,Vilakazi Street, Orlando West, Soweto, 15 February 1990.

    [12].NM, Long Walk to Freedom, p. 702.

    [13].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 2.

    [14].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 3.

    悉尼·穆法马迪，见“附录二”。

    · 曼戈苏图·布特莱齐，见“附录二”。

    [17].Sydney Mufamadi, interview by Tony Trew, Johannesburg, 29 May

    2015.

    [18].Ibid.

    哈里·瓜拉，见“附录二”。

    [20].Ibid.

    · 古德威尔·兹韦利蒂尼国王，见“附录二”。

    [22].NM in conversation with Richard Stengel, Johannesburg, c.

    AprilMay 1993, CD 61, NMF, Johannesburg.

    [23].Ibid

    费迪南德·哈岑伯格，见“附录二”。

    [25].Ferdi Hartzenberg, interview by Padraig O'Malley, 25 August1992, O'Mally.

    · 杰茜·杜阿尔特，见“附录二”。

    [27].Jessie Duarte interview by John Carlin, Frontline, PBS Frontline

    website.

    朱利叶斯·尼雷尔，1964—1985年间任坦桑尼亚总统。

    · 克里斯·哈尼，见“附录二”。

    · 直到今天，仍然有人对于只有瓦卢斯和德比—刘易斯被判有罪这样的结果表

    示不满，因为据说暗杀使用的枪来自政府的军械库，指向牵连其他许多人的一长串

    事件，最终导致了哈尼的被杀。

    [31].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 3.

    [32].Ibid.

    曼德拉这里指的是哈尼的邻居，她记下了瓦卢斯的车牌号并打电话向警察报

    案。

    [34].曼德拉于1993年4月13日针对克里斯·哈尼的谋杀案所发表的全国电视演

    说。

    [35].Wilson Ngqose, interview by Mandla Langa, Johannesburg, 17

    December 2016.

    [36].Agostinho Neto, ‘Haste’, Sacred Hope, translated by Marga

    Holness (Dar es Salaam: Tanzania Publising House, 1974).

    [37].NM, speech to the Angolan National Assembly, Luanda, 29 April

    1998.

    [38].Chris Hani, in They Shaped Our County: The Most Influential

    South African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pe Town: Human Rousseau,1999)， in 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 3.

    乔·斯洛沃，见“附录二”。

    [40].其中之一是1992年11月马奇诺公司(Markinor's)以都市地区的非洲人、有色人和印度人社区以及全国白人为样本所做的一个民意调查。

    曼德拉和其他非国大领导人相信存在一种“第三势力”，即对于暴力肆虐负

    有责任的秘密武装。?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见“附录二”。

    [43].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 4.

    [44].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 8.

    阿非利卡人民阵线和康斯坦德·维尔容，见“附录二”。

    [46].Weekly Mail, 30 April 1993.

    [47].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 9.

    [48].Hermann Giliomee, The Afrikaners: Biography of a People

    (London: C. Hurst Co, 2003)，p. 646.

    格奥尔格·迈林，见“附录二”。

    [50].Georg Meiring, interview with Hermann Giliomee, 11 November

    2002, in Hermann Giliomee, The Afrikaners: Biography of a People, p. 646.

    · 阿尔贝特·卢图利，见“附录二”。

    [52].Martin Luther King, Jr, ‘Nobel Lecture: The Quest for Peace and

    Justice’, 11 December 1964.

    [53].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 9.

    尤金·特雷布兰奇，见“附录二”。

    [55].Ibid.

    [56].Joseph R. Gregory, ‘P. W. Botha, Defender of Apartheid, is Dead

    at 90’, New York Times, 1 November 2006.

    [57].Hugh Robertson, ‘Intrigue Over“New” Offer to the Alliance’,Daily News, 2 March 1994.

    [58].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 9.

    [59].Scott Macleod, ‘Nelson Mandela: I Am No Prophet’, TIME, 26

    February 1990.

    也称为卡欣加战役(Battle of Cassinga)。1978年的卡欣加大屠杀是南非

    军队针对在安哥拉的纳米比亚难民和自由战士所犯下的罪行。南非空军首先轰炸了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兵营及其武装力量纳米比亚人民解放军(People's Liberation

    Army of Namibia，PLAN)。空袭之后，数百名伞兵空降完成了攻击。超过600名纳米比亚人被杀。

    [61].NM, ‘ The Predential Years’, pp. 8-9.

    · 乔·莫迪塞，见“附录二”。

    [63].NM, ‘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 9.

    [64].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p. 9-10.

    [65].NM to Winnie Mandela in Kroonstad Prison, 1 February 1975, in

    Conversations With Myself (London: Macmillan, 2010)， p. 212.

    [66].Ni?l Barnard, Secret Revolution, pp. 24-5.

    [67].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 10.

    [68].Carl van Clausewitz, On War (Berlin, 1832).

    [69].Jonathan Hyslop, ‘Mandela on War’,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Nelson Mandela, edited by Rita Barnar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179.

    [70].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 10.

    [71].Constant Viljoen, interview by Tony Trew, Pretoria, 19 September

    2015.

    [72].Matin Challenor, ‘Victory for Alliance’, Daily News, 22

    February 1994.

    [73].Princeton Lyman, Partner to History: The US Role in South

    Africa's Transition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2002)， pp. 71-9; Accord on Afrikaner Self-Determination, 23 April 1994,O'Malley Archive.

    [74].NM, ‘Presidential Years’, p. 10.

    [75].Bill Keller, ‘The South African Vote: The Overview; More

    Bombings Rattle South Africans’, New York Times, 26 April 1994.

    [76].James Baldwin, No Name in the Street (London: Michael Joseph,1972)， p. 82.第三章 自由公平的选举

    随着最直接的障碍被移除，选举之路敞开，这是建立一个民

    主选举的政府的最后一步。为民主秩序做准备并推进向民主秩序

    的过渡的过渡时期执行委员会(Transitional Executive Council，TEC)已经成立，并准备好为选战中不受束缚的政治活动营造条

    件。在1994年4月15日到5月15日期间，为了确保自由选举，这个

    国家目睹了安保力量在和平时期最广泛的动员。[2]

    主要政党，甚

    至是在最后一刻才同意参加的因卡塔自由党，都开动了强大的选

    战机器。在从前被剥夺选举权的南非人民中间广泛开展的选举教

    育活动，两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当时非国大已开始为一个选举产

    生的制宪代表大会做准备。1993年12月，独立选举委员会

    (Independent Electoral Commission，IEC)也成立了。在独立选

    举委员会成立时，曼德拉致电它的领导人约翰·克里格勒(Johann

    Kriegler)法官，一位强硬且精力充沛的法学家。曼德拉说，他

    和非国大都认识到当时存在着困难，但是克里格勒应该知道，他

    拥有非国大的支持和信任。[4]

    打动克里格勒法官的是曼德拉具有与来自完全不同选区的选

    民交流、建立联结的能力。他注意到，当曼德拉要问一个问题

    时，“他会亲自给你打电话，而不像通常高级领导的做法——领

    导的私人助手会给你打电话说，这位领导要和你说话，然后你再

    等着这位领导”。[5]

    4月中，在曼德拉出席的一次过渡时期执行委

    员会会议上，克里格勒就与因卡塔自由党会见的情况进行了汇

    报：

    锡安教会(Zion Christian Church，ZCC)曾一度提出抵制选举。当时有几个抵制选举的威胁：因卡塔自由党、西北省、西

    斯凯(Ciskei)和右翼。在复活节前，我去会见莱坎尼亚内主教

    (Bishop Lekganyane)?，劝他支持选举进程。他说他已经邀请

    了所有党派的领导人参加复活节庆祝会，为选举定下正确的基

    调，这似乎暗示他将鼓励参选。在这次复活节聚会上，我在大厅

    中曼德拉的旁边坐了两个小时。这是我第一次以个人的身份与他

    交谈。他就像一个老爷爷。当人们走进来的时候，他认出他们，解释这个人娶了那个人的妹妹，他能够通过各种家庭关系认出来

    自全国各地的人——他真的了解他的选民。[7]

    肯尼亚教授约翰·S. 姆比蒂(John S.Mbiti)在其重要著作

    《非洲的宗教和哲学》(African Religions and Philosophy)中指

    出，非洲人是以笃信宗教出名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锡安教

    会的庞大信徒数量得到证实，锡安教会融合了基督教和非洲传统

    宗教信仰。[8]

    所以，就此而言，曼德拉或任何政治领袖争取锡安

    教会主教的支持是有意义的。主教的影响超出了南非的疆界，数

    十万虔诚的信徒从南部非洲的各个地方汇聚到当时德兰士瓦

    (Transvaal)北部的摩瑞亚(Moria)。他们可能是来这里朝圣

    的，但对于曼德拉来说，他们构成了一个选民群体。首要的是，曼德拉要确保这场奠定民主南非基础的选举的诚实性，这是和平

    过渡到民主的重要条件。

    曼德拉写道：“在南非第一个通过民主选举的政府建立之

    前，非国大进行了一场全国范围的选战运动。在此期间，各级领

    导系统性地走遍了整个国家，访问乡村和城市，对各界人民讲

    话。

    “正是这个由男男女女组成的队伍使1994年4月27日成为南非

    这个国家集体记忆中难以忘记的一天：在这一天，我们的人民走

    到了一起，具有象征意义地团结起来。

    “这一天为去年11月谈判达成后几个月以来的激动、期望和

    恐惧画上了句号。“选举的日期是在谈判中定下的，因此在过去5个月当中，整

    个国家屏息等待这个在南非生命中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的到来。

    “对于黑人多数而言，这意味着激励了数代人的梦想的实

    现，即终有一天将由人民管理国家。

    “在殖民者掠夺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间，他们不得不坐在政

    治生活的旁观席上，坐视他们的白人同胞投票来统治他们。现在

    这一天来临了，他们将与白人同胞一起决定国家的政治。

    “对许多白人来说，这一天明显因为忧虑、恐惧和不安全而

    前景堪忧。对他们来说，这将标志着少数统治和特权的终结，开

    启令他们感到害怕的未来：他们不得不与被他们压迫了如此长时

    间——而且在很多方面是残酷的压迫——的那些人分享一切。

    “因此在选举日到来之前的几个月里，空气中自然弥漫着所

    有这些不同且对立的情绪与期望。当我们到全国各地动员和游说

    人民出来为解放运动投票时，我们感受到这些不同的情感。

    “显然，几十年间解放运动的艰苦工作已为即将到来的选举

    格局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全国各地的所有社区，我们都获

    得了热情的欢迎和压倒性的支持。

    “[我以]非国大主席[的身份]，几乎走遍了国家的每一

    个角落。在选举前的最后6个月里，[我]在南非各地的集会和

    会议上向至少250万人发表了演讲。看到我们解放运动的名字甚

    至在遥远的农村地区都家喻户晓，令人深受感动。

    “根据我们组织和议会政治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我们把可

    能的最广泛的群体拉入我们选战支持者的行列中。正如我们在谈

    判期间努力把原先被认为支持种族隔离政权的不同党派争取到我

    们这一边，现在我们再次采取这种方法，即使在选战中也要团结

    人民。我们使用了包括民意调查在内的现代研究技术和方法。我

    们民意调查的顾问是斯坦·格林伯格(Stan Greenberg)，他是1992年克林顿[总统]竞选时的顾问。

    “在竞选期间，我们举办了人民论坛(People's Forum)，进

    行焦点群体采访并插播媒体广告，以寻求听到来自人民的声音。

    这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我们实现了和人民面对面的交流。”[9]

    曼德拉和非国大很久以来就认识到，与占有执政地位优势的

    国民党强大的选举机器相比，他们没有能够与之匹敌的选战资

    源。不过，要归功于格林伯格，非国大通过凯措·戈尔丹(Ketso

    Gordhan)那样的活动分子，改良了尼加拉瓜(Nicaragua)的人

    民论坛战略，以适应本土的情况。

    在由记者和政治学家R. W. 约翰逊(R. W. Johnson)与南非

    著名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劳伦斯·施莱默(Lawrence Schlemmer)

    共同编纂的一本学术著作《在南非启动民主》(Launching

    Democracy in South Africa)中，有一章讲述西开普省的选举，由

    罗伯特·马特斯(Robert Mattes)、赫尔曼·吉利奥米和威尔莫特·

    詹姆斯(Wilmot James)撰写。其中写道，人民论坛提供的这种

    与听众接触的机会非常重要，因为这传递了非国大负责任、代表

    人民和平易可亲等真正有象征意义的信息，并重建了非国大作为

    一个“人民的议会” 的形象。[10]

    在这里，领导人没有高谈阔论，相反，他们在一个促进民主交流的环境中对听众代表提出的问题

    做出回答。

    约翰尼斯·兰泰特(Johannes Rantete)观察了非国大谈判并达

    成协议的过程，他写道，选战过程是非常个人化的，大多聚焦在

    党派领导人身上。德克勒克是雄辩和尖锐的，但无法与曼德拉的

    英雄特质相比，后者参加的大多数集会都有成千上万的群众蜂拥

    而至。不分长幼，所有人都想亲眼看到这位伟人，他的声誉在当

    代世界历史上可能无人能及。[11]

    认识到大多数黑人选民的识字能力是个问题——又一个种族

    隔离的后遗症，曼德拉想办法寻求解决，否则这可能导致非国大选举的失败。

    “我们也对群众开展了积极的选民教育运动。”曼德拉写

    道，“[我]组织了一些优秀的专业人员对此提供帮助，其中之

    一是莱皮勒·陶亚内(Leepile Taunyane)，时任南非全国职业教

    师组织(National Professional Teachers’ Organisation，NAPTOSA)的主席。他回答说[我]已经晚了，他和组织中的

    同事们此前已经开始了选民教育行动。我们受到极大的鼓励，因

    为他领导了一个强大的、训练有素的运动，拥有充足的资源来展

    开有力的行动。我们也向南非民主教师联盟(South African

    Democratic Teachers Union)发出了同样的呼吁，而在我们发出号

    召之前，他们早已开始行动。非国大寻求的不是向人民发话，而

    是与人民对话。

    “我是作为非国大的一名成员和主席来开展这项运动的。在

    1991年非国大解禁之后于德班举行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

    被选为主席。我们进行了模拟选举，作为选民教育的一部分。有

    1000万人参加。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实际选举中，仅有不到

    1%的废票。这个废票比例可以与高教育水平、经济发达的民主国

    家在选举中的表现相媲美。

    “非国大进行的是一场积极性质的选战，不忘过去，但聚焦

    于国家重建、制度重塑和全体人民更好的生活上。我们避免消极

    性质的选战，避免攻击反对党派。在我的记忆中，我们从没有在

    媒体发布过哪怕一次负面宣传。而在另一方面，我们对手的竞

    选主要是消极性质的，一直攻击非国大和与其联盟的党派。”

    “一如既往，”曼德拉写道，“在重大转型的时刻，我们在思考

    有关未来的问题时，总是挂怀少数族群。我们一直以来都是一个

    关心我们国家所有人民的组织，并且在选战中向全国传递这一信

    息。人民对此给予热情的回应(Shu分享更多搜索'雅书) 。

    “例如，我们记得，一位来自有色族裔的年轻女士埃米·克莱因汉斯(Amy Kleynhans)是那一年的南非小姐。我们在开普敦

    竞选宣传时，她登上舞台加入了我们。早先她曾惹恼过时任国家

    总统的德克勒克，因为在一次国际选美大赛期间，她拒绝手举种

    族隔离政权的国旗，由此明确表示她站在即将诞生的新南非一

    边。

    “还有其他此类热情支持的表现。一位社区的年轻教师辞职

    演唱他为这次选战谱写的歌曲。这位名叫约翰·比勒陀利乌斯

    (John Pretorius)的年轻人后来录制了那首选战期间他在开普敦

    无数集会上演唱的《塞昆贾洛》(‘Sekunjalo’)。”

    这首歌活力和动感十足，曲调融合了城市节奏与福音歌曲的

    传统。副歌“终获自由”和与之相伴的歌词描绘的是一场欢乐的庆

    祝，歌唱暴政的终结，迎接自由的黎明。多年以后，在庆祝曼德

    拉80岁寿辰时，在埃利斯公园体育场(Ellis Park Stadium)举办

    的一场音乐会上，约翰·比勒陀利乌斯与杰曼·杰克逊(Jermaine

    Jackson)以二重唱的形式演唱这首歌曲，引起万众狂欢。

    “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曼德拉写道，“并非所有的事情都是

    积极的、快乐的。在夸祖鲁—纳塔尔，我们不得不应对持续的政

    治暴力，本来令人激动的民主前景，现在笼罩在忧虑和怀疑的乌

    云下。我们花了大量时间关注夸祖鲁—纳塔尔的政治状况。一方

    面，我们必须为我们的组织竞选获胜进行宣传；与此同时，我们

    也有责任以一种超越党派的方式关注省内全体人民的命运。政治

    暴力——不论犯下罪行的是谁——都是对所有南非人民的巨大伤

    害。一如在所有类似情况中，首当其冲的永远是无辜者，因此我

    们特别关注当时的纳塔尔省。

    “我们的选战并非总是一帆风顺。正像前面所说的，德克勒

    克的国民党是极端负面的，他们在选战中经常是明显不道德的。

    “1990年代初访问洛杉矶时，我曾拍了一张照片，站在两位

    著名艺术家——伊丽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和迈克尔·杰克

    逊(Michael Jackson)——中间与他们合影。在1994年4月选举前夕，国民党出版了一本名为《变化的风》(Winds of Change)的

    下流小册子，其中刊有我的这张照片，但他们剪去了迈克尔·杰克

    逊，这样相片中出现的就只有伊丽莎白·泰勒和我单独在一起。比

    这种欺骗更恶毒的是，他们还附上了损害我们两人声誉的评论。

    独立选举委员会迫使他们召回了这本小册子。

    “国民党的选战不仅是不道德的，而且是种族主义的。他们

    利用少数族群，特别是有色人和印度人族群的恐惧，辩说非国大

    的胜利将导致他们被非洲黑人压迫。他们批评阿兰·布萨克

    (Allan Boesak)博士，一位来自有色人族群的著名教士，指责

    他为南非人口中的所有族群助选，而没有把自己局限于有色人族

    群。

    “这种种族主义的另一个例子又是针对我个人的。海迪·丹尼

    斯(Heidi Dennis)是一位来自米切尔平原(Mitchells Plain)有

    色人社区‘灯塔山高中’(Beacon Hill Senior Secondary School)的

    年轻有色人教师，他请我帮助他们筹集资金来粉刷学校。于是我

    要求沃尔沃斯(Woolworths)公司的西德·马勒(Syd Muller)不

    仅提供资金，还要修建更多教室和实验室提升这所学校的教学条

    件。”

    “沃尔沃斯公司完成这个项目后，”曼德拉继续说，“我们前去

    启动。一大群有色人妇女站出来向我示威。其中一人用阿非利卡

    语尖声喊叫，‘Kaffer，gaan huis toe’(黑鬼，滚回去)，一种侮

    辱的嘲讽。所有这些种族主义的行为和欺骗性的花招都是德克勒

    克那个党干的，我曾在国内外多次赞扬这位领导人，称他是一个

    我们能与之打交道的正直的人。

    “非国大极力避免堕落到国民党的水平。我们保持专注和建

    设性。我们强烈呼吁所有南非人，不论肤色和信仰，都加入到为

    实现一个民主、团结、没有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南非而进行的

    斗争中去。在选战中，我们也经历了一些困难，是因为非国大的

    成员发表违反我们基本方针的鲁莽言论造成的。我们立即公开谴责了那样的言行。”[14]

    鉴于事关重大，应该可以预见到，选战是对主要竞争者勇气

    和决心的考验。可能遭受重大损失的国民党只能夸大地强调他们

    作为一个带来变化的推动者的成绩，而尚未经过执政检验的非国

    大则必须承诺它将给全体人民带来新的福祉。根据一份西开普省

    报纸的报道，在你来我往的争论中，“选战不可避免地变成了非

    国大和国民党之间激烈的言语战争。每一方都指责另一方‘肮脏的

    手段’和‘暗中拉票’。每一方都就另一方的选战行为、标语和小册

    子向独立选举委员会提出指控”。[15]

    在相互指摘的揭幕战中，非国大曾经出版过一个小册子，里

    面画着国民党的省长候选人赫尔纳斯·克里尔(Hernus Kriel)，后面跟着(非国大)三名候选人，两个黑人，一个有色人，像是

    用皮带拴着的三条狗，同时许多50兰特面值的钞票从克里尔先生

    的口袋中掉出来。国民党也不甘示弱，直击要害。“今天晚些时

    候，”这家报纸继续写道，“独立选举委员会要对一本国民党的漫

    画书做出最终判决，非国大称其为种族主义的，并且靠宣称‘黑人

    危险论’(swart gevaar)的策略来讨好有色人选民。文章的标题

    是：‘变革之风吹遍南非——你能撑过这场暴风雨吗？’”[16]

    国民党使用“黑人危险论”——一旦黑人政府出现就意味着毁

    灭——来诋毁曼德拉珍视的和解事业的本质。尽管如此，曼德拉

    认识到，白人，特别是阿非利卡人，必须是发展中的新南非的一

    分子。2014年，塔博·姆贝基在约翰内斯堡接受乔尔·内奇滕泽和

    托尼·特鲁的一次采访时重申了这一重要观点：

    关于和解工作[曼德拉想说的]是：“让我们保卫民主的成

    果，免受潜在的威胁。”因此和解成为当务之急，并非因为曼德

    拉崇尚和解本身，而是和解有利于保卫我们已经取得的成果……

    他必须关注阿非利卡人的问题，并显示出他不是一个恶魔，不是

    一个威胁，等等，从而解决一个问题。因为……在关于和解的问

    题上，不存在一个与非国大其他领导人意见不同的曼德拉——和解问题，解决白人恐惧的问题，关系到他对可能出现反革命的担

    心。[17]

    “白人右翼，”曼德拉写道，“是另一个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影

    响着选举前那段时期的普遍情绪……有许多关于白人的故事，称

    他们持一种四面受困的心态，在家中囤积食物和其他应急物

    品。”[18]

    国内和国际的媒体代表与独立记者和摄影师去往全国各地，大多数都准备好要发回战地报道。他们一直被预告将有战争发

    生。非国大大量外交使团的媒体发言人提供了来自第一线的报

    告，告诉来访者他们在南非可以期待什么，以遏制出现骚乱的谣

    言。人们只携带着他们的绿色身份证件，等待投票站的开启。

    选举的准备情况让曼德拉感到极大鼓舞。“组织和后勤方面

    创造了同样的公共利益。独立选举委员会着手准备选举，在国家

    的不同地方建起办公室。他们的任务之一就是监视可能影响选举

    之自由和公正的总体气氛。”

    他继续写道：“看到如此之多的南非人对民主选举机制燃放

    的激情，这让人感到自豪。一些评论员认为，对于那些被认为落

    后老土的选民来说，那一天的投票系统太过复杂和难以操作了。

    我们决定采用一种比例代表制：全体选民必须在同一天为国家立

    法和省级立法两个机构投票。所有这些都被认为过于复杂，可能

    会让选民困惑。

    “结果证明，南非选民对于选举过程几乎具有一种天然的亲

    近。

    “有许多外国观察员也去往全国各地，包括我后来的妻子格

    拉萨·马谢尔。他们或是协助选民教育工作，或是在此期间监督选

    战状况，以确保存在自由公平的选举条件。后来他们几乎无一例

    外地肯定了这个国家中存在的积极精神。“还有其他机制，帮助南非人民在选战前夕以一种开放的民

    主精神活动。其中之一是独立媒体委员会(Independent Media

    Commission)，目的是要确保所有政党在媒体的报告和报导中都

    得到公平的对待。”[19]

    选举期间有多少心智健全的人，投票的那几天就在人们心中

    形成了多少种印记，那几天本身就是人们思考民主现实的聚焦

    点。对于南非人而言，这是长期铭刻在他们脑海中的一个时刻，就像美国人对约翰·肯尼迪遇刺的记忆一样深刻，或者就像更年

    迈、正在退出历史舞台的那几代人对结束两次世界大战的记忆一

    样。借用一句老话，对于大多数南非人来说，这是一个他们余生

    都不会忘记的经历。鉴于其重要性，这次选举会持续整整两天。

    1994年4月26日，是对第二天选举的试运行，专门留给老

    人、残疾人和海外的南非人。对于许多这类人来说，特别是在海

    外居住的流亡者，投票使他们在头脑中清晰了自己的根源，以及

    对国家的忠诚。对于宗教人士来说，如果曼德拉的获释体现了从

    枷锁中获得解放，那么第一次民主选举则象征着应许之地确实存

    在的现实。对于身体虚弱的特雷弗·哈德尔斯顿大主教来说，这是

    一个百感交集的时刻。他是英国反种族隔离运动的主席，一生都

    在为曼德拉的获释奔走呼吁。他走进坐落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

    (Trafalgar Square)上的南非会馆(South African House)，为南

    非的首次民主选举投下一票。颤巍巍地拄着拐杖，他对聚集在会

    馆的支持者说：“在这充满厚重殖民历史的阅读室中，[感谢]

    上帝使我能够加入这‘无法形容的伟大事件’”。[21]

    各行各业的人们，如百川汇海般从各地聚集到投票中心，排

    成蜿蜒数英里的长队，准备投下他们的一票。即使有对右翼攻击

    的紧张，人们也丝毫没有表现出来。到处可见的坚定意志，向四

    面八方传播开去。

    根据《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保罗·泰勒(Paul

    Taylor)的报道：“一些黑人区的投票站，清晨4点就排起了长队。在其他一些投票站，残障人士被独轮手推车或担架抬到投票

    箱处。在全国各地，普遍的情绪与其说是激昂兴奋，不如说是平

    静坚定。‘我太累了，背都酸了。我一整天没有吃饭，’67岁的苏

    珊·恩德洛武(Susan Ndhlovu)在布隆方丹(Bloemfontein)的烈

    日下站在长队中等待投票，她坚定地告诉一位南非记者，‘但是我

    一定要等在这里直到投完票。’”[22]

    4月27日星期三早上，曼德拉在“德班北部一个叫作伊南达

    (Inanda)的绿色丘陵小镇上的奥兰治高中(Ohlange High

    School)投票，因为这里埋葬着非国大第一任主席约翰·[兰加利

    巴莱·]杜贝(John [Langalibalele] Dube)。?这位非洲的爱国

    者在1912年协助建立起这个组织，在他的墓旁投下我的一票，标

    志着一个历史循环的完成，他在82年前开启的使命即将完

    成”。[24]

    曼德拉看到，在这个象征着一个新的开始的黎明：“千百万

    排在队伍中的南非人投下了他们第一张民主选票，在过去的数月

    当中，基础已经奠定了。尽管有眼泪和恐惧，但那个值得纪念的

    日子充满希望和期盼的积极精神压倒了一切。

    “平稳有序的选举，以及其后的无暴力转型，完全粉碎了悲

    观的预言家们那些令人沮丧的预测，其中包括一些著名的、受人

    尊敬的政治分析家。他们的预测一直认为，南非的历史，特别是

    过去40年种族隔离政权期间的历史，已清楚地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