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序

    前言

    Contents

    01 破冰之举，拯救蓝婴

    02 冷冷的心，沸腾的血

    03 廿载一梦，伟业初成

    04 绝地中兴，柳暗花明

    05 千古谜题，凭谁能解

    06 血浓于水，性命相托

    07 续写神奇，风云再起

    08 妙手成桥，仁心仁术

    09 灼噬自己，照亮夜空

    10 风湿啮处，当何如之

    11 直面死神，祭出王牌

    12 终极挑战，巧夺天工

    13 落日余晖，为霞满天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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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科学的发明创造；人类的健康长寿，离不开医

    学科学的发明创造。在19世纪和20世纪，以抗霍乱、炭疽、狂犬病为代

    表的各种生物疫苗的创造和以青霉素、链霉素为代表的各类抗生素的发

    明，彻底改变了人类被动地任由病毒、病菌宰割的命运，人类的生存有

    了保障。如今，这些发明创造的过程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光辉历史。进入

    21世纪，心脏疾病取代了其他因素，成了威胁人类生存的首犯。心脏医

    学，尤其是心脏外科学的创立和发展，及时有效地降低了心脏疾病对人

    类的危害。正因如此，心脏外科学成为了医学科学的重中之重，享有极

    高的地位。心脏外科学的创立和发展历尽艰辛，有几代人呕心沥血，同

    时又极富传奇色彩。

    然而，介绍心脏外科学的创立和发展史，尤其是以科普形式，作者要面

    临几个挑战。其一，心脏外科学专业性很强，要精确描述其发展史，必

    须对该学科有深入了解。其二，心脏外科学的发展和其他学科密切相

    关，要客观展现这段历史，也必须对其他学科的发展有深入了解。其三，要让大众读者了解这段历史，必须有能力以通俗的语言描述复杂的

    术式，还要能引人入胜。其四，普及科学发展的知识，不仅仅是传播，更重要的是要以丰富的内容呈现该学科的神奇奥秘，激发起读者，尤其

    是青年读者的好奇心，使他们开始热爱这门学科，希望献身于该学科的

    未来发展。

    值得祝贺的是，李清晨医生战胜了这几项挑战，为广大读者呈现出《心

    外传奇》一书。

    该书以“破冰之举，拯救蓝婴”开篇，客观、精确、富有传奇性地介绍了

    心脏外科的第一例手术——B-T分流术。该手术在小儿心脏科医生海伦·

    塔西格的建议下，由外科主任阿尔弗雷德·布莱洛克医生在其主要助手

    黑人托马斯的帮助下，于1944年11月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院成

    功完成。该手术由塔西格和布莱洛克次年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报

    告。此后，从世界各地前来观摩的医生络绎不绝，使得坐落在美国巴尔

    的摩市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院名副其实地成为心脏外科(小儿心脏

    外科)的发源地。以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手术开篇，不仅将读者引到心脏

    外科创立的源头，还富有现代感。众所周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院

    已连续二十多年在美国最好的医院中排名居首，已是美国公认的“最好

    之中的最好”(bestofthebest)的医院。

    在随后的两章里，李医生描述了实现开心手术的两项技术的创立和发

    展：由加拿大多伦多医院的比奇洛医生和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医院的刘易斯医生开创(但刘易斯在人体率先取得成功)的低体温下无血术野心内

    直视手术，和美国杰斐逊医学院的吉本花几十年研发的人工心肺机。这

    两项技术如今早已是心血管外科手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们不仅使

    心内术野无血，延长了手术时间，让医生可以实施更复杂的手术，而且

    还保证了术后脑和其他重要器官的恢复。李医生有声有色、淋漓尽致的

    描述，再现了当时这些发明者奋发图强、不惧失败、勇于探索、乐于竞

    争的场面。

    心脏外科学的发展和其他学科密切相关，显然，李医生正确地意识到了

    这一点。他在书的中间部分向读者概述了从古代到几百年前的文艺复兴

    期间，人类对人体本身(解剖生理)的认知，并着重介绍了哈维发现血

    液循环的过程和以奥地利生物学家卡尔·兰德斯泰纳为代表的学者们对

    人体血液本身认识的过程。是的，没有血液循环的发现，没有血型的发

    现，就没有现代医学科学，更没有心脏外科学。在这里，我要提示读

    者，心脏外科学的发展还有另一个不可缺少的成分——肝素。肝素是抗

    凝剂，它防止血液凝固，才使血液可以在体外循环，在心肺机中流畅无

    阻，保证了心脏手术中人体各个器官的血液供应。若无肝素，循环停

    止，人体就会死亡。任何一次体外循环都必须有肝素的应用。肝素是由

    一个叫杰·麦克林(JayMclean)的医生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读二

    年级的时候发现的。

    心脏的主要疾病有心律失常(如传导阻滞、心室纤颤等)、心肌缺血(冠心病)、心脏瓣膜病和心力衰竭。心脏外科在治疗这些疾病中一直

    起主导作用。心脏外科医生植入了人体第一个心脏起搏器和第一个心脏

    除颤器。同时，心血管造影技术的开创和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心脏外科

    的进展。如今，心脏冠脉搭桥术、瓣膜成形术、瓣膜置换术、主动脉修

    复置换术等，已在全世界成为心脏外科的常规手术。但谁能想象出，在每一术式的背后，有多少人的付出和探索。这中间的一个个人物，一

    项项试验，一件件往事，在书中被描述得惟妙惟肖，引人入胜，既令人

    深思，又令人陶醉，值得一读!

    心脏移植的成功是心脏外科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世界上第一例心

    脏移植手术是由南非的伯纳德医生在1967年12月完成的。伯纳德采用了

    斯坦福大学洛厄和沙姆卫于1960年所描述的技术。该病人只存活了18

    天，死于免疫抑制所引起的肺感染。心脏移植的进程也几经曲折：术后

    感染，免疫排斥，还有伦理上的争议等。但最主要的进展是，由于使用

    环孢素和单克隆抗体OKT3为代表的免疫抑制治疗，心脏移植的例数迅

    速提高，在1995年达到最高峰，当年全世界心脏移植的例数为4500例。

    近年来，由于受到获取供体器官的限制，心脏移植手术的例数有所减

    少，但仍保持在每年3000例以上。心脏移植不仅为晚期心脏病患者提供

    了再生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它成功地挑战了心脏外科的另一极限，证

    明人体的心脏是可以替代的，其提供血液循环的功能可以由外源替代。

    正因为如此，进入21世纪后，各种样式的心脏辅助装置如雨后春笋，层

    出不穷，并越来越多地应用到患者治疗上，已逐渐成为心脏外科的一个主要治疗手段。《心外传奇》以人工心脏的研发来结尾，寓意深长。尽

    管第一例人工心脏植入手术在20世纪80年代就成功实施，但它的应用目

    前仍处于试验阶段。然而，这个过程里已经出现了一个又一个令人难忘

    的传奇故事。如果说，21世纪以前，心脏外科的传奇发展是人类在其自

    身内索取最大可利用资源来征服心脏疾病的见证——一个已经光彩夺目

    完成了的历史见证，那么，今天我们探索人工心脏将是驰向下一个里程

    碑的开始，一个飞跃式的里程碑!人工心脏的创研者们正在创造心脏外

    科新的发展历史，这又将是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辉煌历史。《心外传

    奇》意在激励读者们，尤其是青年读者们，勇于加入这些创研者中来，共同创造这一历史。

    我真诚地向广大读者推荐《心外传奇》这部中国国内仅有的有关心脏外

    科发展的科普图书。

    高卫东博士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院

    2012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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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近出版，照例作者应该有一个前言之类的东西，尤其是对我这样一个

    基层外科医生来说，能够完成这样一本书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值得高兴的

    事，但我却高兴不起来。

    今天是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王浩医生遇害的第六天，明天就是

    民间所谓的“头七”了，在所有的悲伤、愤怒都在这几日里倾泻爆发之

    后，还能怎么样呢？天堂里没有杀戮，唯愿王浩一路走好。接到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医院高卫东老师的邮件是3月27日，我甚至在回复邮件的

    时候还絮絮叨叨地把这个事件又说了一遍，居然忘记了应该在邮件中主

    要对高老师为本书作序致谢。

    高卫东老师于1982年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1987年赴加

    拿大学习，2002年开始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院麻醉与重症监护科工

    作。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院乃是医学界的泰山北斗，高卫东老师也是

    众多哈尔滨医科大学学子的偶像。由于高老师主要的工作内容之一是负

    责心脏外科手术的麻醉及围手术期的评估与管理，而我这本书的第一个

    故事就发生在该医院，因此当我决定动手写这本书的时候就想到，如果

    能够写成，一定要请高老师为本书作序。

    高老师在繁重的临床科研任务之下，尚能热衷于推动中国的科学传播事业，令我非常感动。他在序中写道：“《心外传奇》意在激励读者们，尤其是青年读者们，勇于加入这些创研者中来，共同创造这一历

    史。”应该说，这确实是我写作此书的最主要目的之一。本书的写作过

    程中，我经常将部分章节跟一些朋友分享，好多同道都非常喜欢。哥伦

    比亚大学的王春慧就曾经对我说：“等你的书出版了，我一定留几本送

    给侄女、侄子，希望他们也能受到鼓舞加入到医学事业中来……”但当

    我此刻写下这些文字时，却又忽然有了犹豫：我真的希望优秀的青年人

    加入到医学事业中来吗？我真的希望更多的优秀青年成为中国医生吗？

    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惨案发生之后，不少临近毕业的医学生

    对未来是否要做一名医生产生了动摇，甚至有些在职的医生也在计划另

    谋出路。一位媒体朋友在电话中问我，有没有什么人因此改变了人生规

    划，我回答说，肯定有。王浩的事，不过是发生在中国的众多伤害医生

    案件中的一起，此类案件的频发，已经使不少原本踌躇满志的年轻人萌

    生退意。就在今天上午，我的领导还跟我说，他儿子所在的银行有两个

    押运员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毕业的……几个在海外学成的朋友本来还有回

    国当医生的想法，这次事件让他们彻底放弃了这个念头。在最近几日的

    悲痛当中，我也在网上表达了类似不希望年轻人继续从医的观点。

    有人把中国比作一条大船，只有所有的中国人奋力划桨才能让这条大船

    快速地开动起来。中国的医疗事业何尝不是这样一条船，难道我真的希

    望优秀的同道们都弃船逃跑，希望中国的医疗队伍从此一蟹不如一蟹？不，绝不是。

    毕竟，生活总要继续向前，事情总要有人去做，医学这个行当尤其需要

    高素质的青年人不断补充进来。谁都可以选择不当医生，但没有任何人

    能够逃脱生、老、病、死。病无所医，当是一个多么凄惨的景象。我宁

    可盲目乐观，愿意相信中国的明天会变好，医疗环境会有极大改善，为

    了让这个美好的愿景能够真正实现，所有的人都应尽一份力。

    于是我对自己说，这本书的出现仍是希望激发起读者对医学事业的热

    爱，并“奋不顾身”地投入进来。

    那么这本书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2010年2月末，由哈尔滨市儿童医院推荐，我受韩国心脏基金会(Korea

    Heart Foundation)的资助去首尔大学医院心脏外科研修。当时随身携带

    的教材有一本是哈佛大学教授Richard A. Jonas所著的《先天性心脏病外

    科综合治疗学》(Comprehensive Surgical Management of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当翻看到“室间隔缺损”这一节时，有这样一段话深深

    震撼了我：“1954年，李拉海等人阐述了使用交叉循环来关闭室间隔缺

    损。在手术过程中，父母一方作为患儿的氧合器，当时相当轰

    动……”这样简单平实的一句叙述忽然使我心头一沉，后背汗毛直竖。

    我意识到，这个手术绝不是一次简单的探索，一定有更为震撼的细节不

    为世人所知。然后，我找到了一篇1955年的论文，然后是又一篇，再一篇……当我大致把当年心脏外科创始阶段的关键文献都搜罗到手之后，那一幕历史画卷在我的脑海里渐渐清晰，于是才有了大家现在看到的这

    个故事。

    前四章的故事核心是心肺机的研发，这部分最早以《外科之花的艰难绽

    放》为题在“科学松鼠会”的群博上连载，后来又被《读库》的掌门张立

    宪发现，以同名收录进《读库1102》。我至今仍难忘这部分的写作过

    程，一次次被文献中的人物事迹感动得激情澎湃，又不知如何恰当表

    达，一次次在首尔的夏夜，在几近无人的大街上叼着廉价的香烟走来走

    去。那种道不出的情绪，没有过这种经历的人很难理解。拜首尔大学医

    院图书馆的网络方便所赐，查找资料的过程中，我并未遇到太多麻烦，但偶尔还是会出现想要的文献找不到全文的情况，那就只好四处求助。

    好在网友分布在世界各地，几乎哪个时区的都有，无论什么时候我几乎

    都能找到人帮忙，这些细节令我感动。

    最早的文字是分次贴到松鼠会论坛的“青砖广场”的。这是一个松鼠会群

    博文章发表前的“缓释区”，有不少松鼠会的成员会提出非常有建设性的

    修改意见。如果没有这部分朋友的帮助，《外科之花的艰难绽放》这个

    故事就不会是今天的样子，这本书更是无从谈起。先后提出修改建议的

    有：沐右、游识猷、崔略商、odette、seren、八爪鱼。我们通常将这个

    修改过程叫做拍砖过程，而我当时对他们说：“你们扔过来的哪里是青

    砖，分明就是金砖啊。”完成这两万四千字之后，有一次在MSN上跟姬十三聊天，他提到：“把

    这个故事继续写下去，写成一本书如何？”

    想当初我因屡次考博失败，情绪极为颓废，姬十三曾经对我说：“生活

    为你关上了一扇门，也许会为你打开另外一扇门，怎么样，写一本畅销

    书吧。”我当时只道是他安慰我，并未往心里去，只不过为了驱散苦

    闷，确实有一阵子笔耕不辍，积极撰写了许多科普文章。而今他重提旧

    事，而我又恰好掌握了足够的资源，为什么不把这些让自己感动万分的

    人与事写出来与众人分享呢？

    于是便有了后面的一系列故事。但当时的写作顺序并不是现在章节的顺

    序，比如心脏移植的故事放在了全书的最后，其实这部分完成较早。在

    写作其他章节的过程中，我参与了一次心脏移植手术(我院没有实力开

    展该手术，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手术)，这次亲历让我终生难忘，先

    写就了一篇《心脏移植亲历记》发表于《新京报》。当时松鼠会成员徐

    来还是该报的科学编辑，他为此文的成型做了重要修改。用他的话说，我的原文未免太“限制级”了。随后我又查阅了心脏移植方面的文献，写

    成了心脏移植的故事。等到回国前夕，本书的大部分章节都已初步完

    成，我以为回国后修改一番就可以在2011年出版。孰料，一回国乱事如

    麻，修改的过程，尤其是最后人工心脏的故事完全是在回国以后完成

    的，但这样的环境让我已经无力将这部分再构建成跟前面一样宏大的篇

    章了，留下了些许遗憾。与大家所熟知的那种类似百家讲坛之类的历史不同，这是一部关于医学

    的历史。《心外传奇》这个书名，并不具备一本畅销书的特征，在写作

    之初，我也很清楚这只能是一部为一小撮人认可的作品。因此，每一个

    或主动或误打误撞翻开这本书的人，我谢谢你。

    这本书主要是围绕着心脏外科创始阶段的一系列相关的人和事展开叙

    述，在我开始“编织”这个故事时，心脏外科创始阶段的多数前辈都已作

    古。我们中国有生不立传的传统，因此我在书中把最浓重的笔墨献给了

    这些已经仙逝的前辈，我想那几个为数不多的尚在人世的老前辈是不会

    跟我计较的，因为他们好像都不会中文。

    是的，这段历史没有发生在中国，但我们这个人口大国显然也极大地受

    惠于这一场技术革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属于全人类的历史。可

    直到今天才有部分中国人(就是拿起这本小书的你们)试图了解这段历

    史，我希望还不算太迟。

    正是在首尔大学医院研修一年这个契机，使我开始走进这段历史，并试

    图将其整理出来介绍给国内的读者。如果没有这次出国机会，这段历史

    最终也可能为中国的大众所获知，那就很难说是由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完

    成了。

    在韩国期间，说清楚自己的学历是一件麻烦的事。因为韩国的医学教育

    完全承袭美制，医生只有一个学位，即医学博士，像我这种“不伦不类”的外科学硕士，就要解释半天：我们中国当医生的，有三年制的，有五年制的，还有七年制、八年制的……中国医学学制的设置，让我这

    种有心继续求学却无精力能力再考取博士学位的人异常尴尬。当然，估

    计我没机会看到中国的医学教育走向合理的那一天了，于是在屡战屡败

    之后，我再次报考了一家远在上海的医学院校的博士研究生。但由于种

    种不足为外人道的原因，我根本没能充分准备，几乎等同于裸考。

    3月10日早，我跟一干考生在考场外等待，期间忽然有一种极奇怪的感

    觉。跟之前几次经过了长时间的准备之后去考试不同，这次由于知道肯

    定考不上，反而放松了许多。我想起了书中的一个个故事，像我这种不

    知考场上可能会遇到什么题目的情况，是不是跟华什肯斯基知道自己要

    接受心脏移植手术的情况有些类似呢？他根本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不

    过，为他做这次手术的整个手术团队，可不是像我这般在打一场无准备

    之仗。为了最后的胜利，他们已经策划了许久也等待了许久，可这次手

    术会成功吗？

    我简直要忍不住剧透了。还是我们一起探寻一下这个有关心脏外科的故

    事吧，我有把握，整个故事会让你热血沸腾。

    虽然我希望本书能够同时满足外行看热闹和内行看门道的要求，但现在

    回头看来，个别章节难免顾此失彼，因此无论外行读者从看热闹的角

    度，或内行读者从看门道的深度为本书提出批评，都是笔者乐于见到

    的。最后，为了感谢姬十三最初的建议，我将全书写成了十三章。

    2012年3月29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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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ents

    血，鲜血，还有接连不断的死亡……这是误入这一段历史的开端时，最

    令我震撼的东西。

    所有人都本能地抗拒死亡，但血腥与死亡却似乎具有某种永恒的神秘吸

    引力，因此，有些制造过大量人类死亡的暴君皇帝，被当做英雄接受顶

    礼膜拜。而我要讲述的历史虽然也发生在近代，虽然那些人物也时时与

    鲜血和死亡相伴，可他们却是在为着生的希冀而不得不直面死神。他们

    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他们屡战屡败、愈挫愈勇，终于在经历了漫漫长夜

    无数凄风冷雨之后，迎来了万丈霞光，在一片质疑抨击之声中，为数以

    万千计原本必死无疑的人赢得了生的机会，开创了当代医学领域最为引

    人注目的心脏外科专业。

    至少我认为，相比于残杀同类以建功立业的所谓“人物”，这些为拯救万千生灵而与死神抗争的人，才是我们人类的骄傲，才是真正值得铭记的

    英雄。他们，以及由他们谱写的那一段壮丽诡谲如传奇般的现代史诗，本不该如此悄无声息地被岁月淹没。

    那么，就请跟随我一起，走进那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我第一次看到跳动的心脏，真是激动人心的经历，那仿佛是在寻找通往

    天堂之门。

    ——丹顿·阿瑟·库利

    《胸外科年鉴》，1986年第41卷第1期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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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破冰之举，拯救蓝婴生活在21世纪的人们，在享受着现代文明社会所提供的种种便利之时，往往容易认为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理所当然。殊不知，今天的一切成

    果均来之不易，科学的进步从来都是充满曲折与艰辛，医学科学的发展

    尤其如此。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哪怕对一种至为简单的疾病，传统医学(无论中西)也无法为之提供一套完整的卓有成效的治疗，因

    为医学的发展太依赖其他基础学科的进步了。

    就这样，医学一直在混沌中摸索着踯躅而行，到了19世纪末，西方传统

    医学在生命科学体系完成基本构架之后，才逐步摆脱了黑暗与蒙昧，脱

    胎换骨，破茧成蝶，开始了在现代医学轨迹上的漫漫征程。自此，各个

    医学分科与专业始在科学之火的指引下迅速攻城略地，四处开花结果，号称“医学之花”的外科的发展尤为引人注目，这其中又以被后世尊

    为“外科之父”的奥地利医生西奥多·比尔罗特(TheodorBillroth，1829—

    1894)的成就最为辉煌。由于他开创性的贡献，腹腔几乎成了外科医生

    纵横驰骋的跑马场，以其名字命名的部分术式甚至现在仍是某些外科领

    域临床实践中的规范治疗方式。

    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医生，当年却对心脏手术下过这样一个“魔

    咒”：“在心脏上做手术，是对外科艺术的亵渎。任何一个试图进行心脏

    手术的人，都将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

    历史最终发展的结果当然是证明比尔罗特错了，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之下，不但有关心脏的病理生理状态人们所知甚少，手术器械与技巧也处

    于初级阶段，也基本没有高级生命支持手段，甚至连输血技术也未成

    熟，进行心脏手术无疑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其危险性不言而喻。

    心脏毕竟与其他多数器官不同，它不能长时间停止运动，否则病人必将

    死掉。这一事实使19世纪的医生很难设想在心脏上做手术的可能性，而

    那时对其他器官进行的外科手术则已取得巨大进展。

    但那是一个时刻充满变数的伟大时代，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生和继续，深刻地改变着整个世界，第二次工业革命也正在酝酿之中。所有这一切

    已彻底颠覆了此前人们对许多事物固有的认识。也许打破比尔罗特这

    一“魔咒”仅仅是时间问题，可将由谁在什么时候完成这一破冰之举呢？

    据说，一颗有生命力的种子，在破土而出的时候，可以掀翻压在它身上

    的巨石。心脏外科正是这样一颗种子，只待雨露充足，便可蓬蓬勃勃地

    生根，萌芽，冲破周遭的压迫与束缚。

    没过多久，比尔罗特的这一训诫就遭到挑战了。仅仅在其去世后不到三

    年，德国法兰克福的外科医生路德维希·雷恩(LudwigRehn，1849—

    1930)便成功地为一位心脏外伤的病人进行了缝合。1896年9月7日凌晨

    三点半，警察送来一名重患：一名二十二岁的小伙子被刺中心脏，面色

    苍白，呼吸困难，脉搏不规则，衣服被血浸透，伤口位于胸骨左缘三指

    第四肋间处，出血似乎已经停止。也许雷恩正是顾忌到了心脏手术的危

    险性，也许是病人自身的情况暂不允许做手术，总之，直到9月9日，病人已近濒死状态，雷恩才下决心冒险一搏。此时，假如雷恩仍旧遵循大

    师的训诫，为不使自己身败名裂而不予施救，这个年轻人当然必死无

    疑。

    雷恩打开了病人的胸腔，清理了胸腔和心包内的凝血块，发现心室壁上

    有一个1.5厘米的伤口，血液仍在汩汩而出，心脏也仍在跳动，他决定

    用丝线缝合这个伤口。可如何在一个跳动的心脏表面进行操作呢？雷恩

    选择只在心脏舒张的时候进行进针与出针的操作：在心脏舒张时于伤口

    的一侧进针，然后待收缩期过后，在下一个舒张期于伤口的另一侧出

    针，打结……就这样谨小慎微地缝合到了第三针，出血得到了控制，脉

    搏心率呼吸都得到了改善。雷恩用盐水冲洗胸腔之后，关闭了手术切

    口，病人得救了。在这次手术后的第十四天，雷恩在德国外科学会上报

    告了这一病例，在文章的最末，他提到这个手术无疑证明了心脏是可以

    缝合修补的。

    在那个没有心脏外科专业医生的年代，心脏受伤而居然不死，这个病人

    毕竟是太走运了。纵观人类历史，我们同类之间的杀戮无处不在，有理

    由相信，遭遇到心脏外伤病例的外科医生显然不止雷恩一位。这些医生

    当中，也一定会有人为救病人性命而置前辈的警告于不顾，可其他人处

    理的结果怎样呢？其实早在两年前，就有一位叫阿克塞尔·卡佩伦

    (AxelHermansenCappelen，1858—1919)的医生尝试缝合一名心脏外

    伤的病人，虽然卡佩伦用尽了一切可能的办法，但终于还是没能创造奇迹，这个心脏外伤的病人去世了。第一次在心脏上缝合外伤成功这一历

    史殊荣，方才落在雷恩头上。

    毋庸置疑，1896年雷恩的这次成功有很大的偶然成分。证据之一是他后

    来也陆续做过类似的手术，总的来说是输多胜少，术后存活者连半数都

    不到。证据之二是随后陆续也有其他医生取得过类似手术的成功，但数

    量均不多。我们可以从一位大师的话中大致推断出当时心脏外科的处

    境。著名英国外科医生斯蒂芬·帕赫特(StephenPaget，1855—1926)爵

    士1896年在一本胸外科专著中提道：“心脏外科可能已经达到外科的天

    然极限，处理心脏外伤的各种自然困难，是没有任何新的方法或发明能

    够克服的。”这一番话，大致总结了当时学术界对心脏手术的基本认

    识，我们甚至已无法用悲观来形容，因为显然，当时人们对心脏外科的

    前途几乎是不抱任何希望的。既然连蜚声世界的外科大师们都持有如此

    坚决的反对态度，还会有人为这个根本不会有前途的事业继续奋斗吗？

    心脏是一个如此重要且娇弱的器官，面对一个心脏受了外伤的病患，不

    要说在外科学刚刚兴起的当年，即使是在心脏外科专业已经相当成熟、各种施救条件均已较为完备的今天，如果医生表示虽经积极抢救但仍无

    力回天的话，恐怕家属们也不会觉得难以接受。可如果面对的是一个先

    天性心脏病的孩子呢？年轻的父母怀着无比的欣喜迎接他的出生，而后

    却眼睁睁地看着他变得羸弱，青紫，直到最后在挣扎中走向衰竭死亡，这是怎样的人间悲剧!从解剖学上来说，人类的心脏是个“四居室”，分为上半部的左右心房和

    下半部的左右心室，各自与重要的大血管相连接。左心室连接主动脉，右心室连接肺动脉，左心房连接肺静脉，右心房连接上下腔静脉。左右

    心房间以房间隔为隔断，左右心室间以室间隔为隔断，房室之间存在二

    尖瓣和三尖瓣以保障血液不会发生返流。先天性心脏病就是由于上述心

    脏大血管等重要结构在胚胎发育过程中出现发育障碍，产生位置、连接

    的异常，血液的分流从而出现问题，轻则影响生存质量，重则可在短期内致命。

    1777年，荷兰医生桑迪福德(EduardusSandifort)就描述了这样一个病

    例，解剖结果显示，其心脏有严重的畸形。该患者在刚出生时状态还

    好，而后就渐渐出现了口唇青紫、容易疲劳等一系列症状，最后于十二

    岁半时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这个病例报道的特别之处在于，在世人均视

    尸体解剖为大忌的当时，这个孩子的家长非但主动要求医生对孩子的尸

    体予以解剖，还要求将整个结果和发病过程公之于世，希望能让更多的

    医生认识到这种疾病，对医学的发展有所推动。一百一十年之后，法国

    医生法洛(Etienne-LouisFallot，1850—1911)详细总结了这一类病例，并提出其解剖学要点和诊断标准。他认为这一类疾病包括四种畸形：室

    间隔缺损、肺动脉狭窄、主动脉骑跨、右心室肥厚。为了纪念法洛的贡

    献，这一类心脏畸形就被命名为法洛四联症。法洛虽然认识到了这一类

    疾病的主要特征和危害，却同那些根本不认识这类疾病的医生一样，对

    此无计可施。如果以1777年为认识法洛四联症的原点的话，这个问题能

    够得到初步解决，已经是一百六十七年之后的事了。在19世纪末，医学界普遍认为，一个因先天心脏畸形而发生青紫的孩子

    ——被称做“蓝婴”(bluebaby)——是超越了手术可以纠治的极限的，也许这是造物主早已判定了的死亡。那些侥幸获得相对长期生存时间的

    人(畸形程度较轻)，其生活质量也是极低的，发育差、体力差、容易

    被感染等。据统计，先天性心脏病的发病率约为出生活产婴儿的

    7‰~8‰，未经治疗者约13%可在一岁内死亡。2010年中国卫生部统计

    显示，2009年城市和农村先天性心脏病一岁以下死亡率(每10万人口)

    分别为89.87%和82.22%，占婴幼儿死亡率的首位。从这些数据中，我们大致可以估计在当年会有多少这样令人心痛的悲剧不断上演了。

    在心脏外科出现之前的漫长岁月里，那些不幸生有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的

    家庭，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病魔摧残可怜的孩子，在一片愁云惨雾中，静

    待死神的不期而至。人们甚至不敢奢望，这样的痛楚居然有朝一日会有

    个尽头。

    时间进入20世纪30年代，有些医生已经开始坐不住了，他们要将铁幕一

    样的黑暗劈开一个豁口，让这些不幸的家庭看到重生的希望，我们的故

    事也将从这里正式开始。

    海伦·布鲁克·塔西格(Helen Brooke Taussig，1898—1986)出生于美国

    波士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父是哈佛大学一位出色的经济学教授，其母是毕业于拉德克利夫学院(该女子学校与哈佛大学渊源颇深，两校

    于1977年正式合并)的植物学家。在塔西格十一岁时，母亲死于结核，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还有什么能比少年丧母这样的打击更为残酷的呢？

    这也许是后来塔西格选择医学的原因之一。很难想象这样堪称“黄金组

    合”家庭的孩子，居然会在学习期间饱受读写障碍的折磨。在父亲精心

    的帮助下，塔西格克服了这一困难，并像母亲一样也考入了拉德克利夫

    学院。毕业后，她不顾父亲的坚决反对，坚持申请继续攻读医学学位，但哈佛大学医学院却拒绝了她，因为当时哈佛不收女生，哪怕你有一个

    身为哈佛著名教授的父亲。塔西格后来辗转进入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医学院，并最终成为了该院的一名医生。在今天，已经绝少有人会怀疑美国在医学教育及医学研究领域中的领军

    地位了，可在19世纪末以前，情况却并非如此。美国当时的医学教育、科研以及实践都是远远落后于欧洲国家的。在欧洲，医学院要求所招收

    的学生具有坚实的科学基础，而在美国进入医学院的门槛则非常低，几

    乎是只要缴纳学费就可以进去。1869年一位哈佛的校长曾经在一份报告

    中不无忧虑地指出：“这个国家的整个医学教育系统需要彻底重整，美

    国医学院的毕业生普遍无知和无能，但他们拿到学位后就能对社会为所

    欲为，这未免太可怕了。”这一切都因为霍普金斯大学，确切地说是

    1893年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创办而渐渐发生了变化。几个具有远见卓

    识的创业者迅速招募了一批在国际上声望极高的科学家来当教员，并采

    取了一系列先进的改革措施推进学院的医学教育，美国的其他医学院也

    纷纷效仿。这使得美国的医学科学水平在“一战”前夕迅速赶上了欧洲，并在不少专业大有超越之势。我们要讲述的这个“拯救蓝婴”的故事，便

    发生在这个正在飞速发展、充满勃勃生机的医学院。

    在20世纪初期，女医生凤毛麟角，更不必说在高手如林的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医学院了。但塔西格硬是以其优异的表现脱颖而出，赢得了导师

    们的认可。在前辈们的悉心指导下，她一手开创了小儿心脏病专业。在

    当时，应该没有谁比她经历过更多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的死亡了。在多次

    目睹并倾听这些可怜家长诉说丧子之痛后，塔西格决心挑战这一手术禁

    区，为这些濒死的孩子们找到生之路，向死神反戈一击。1938年，她经过反复观察、系统研究之后发现，那些罹患法洛四联症的

    孩子，在其正常病程中，只有动脉导管闭合后才会明显发生青紫。这也

    解释了为什么1777年荷兰医生桑迪福德描述的那个病例，在刚出生的一

    段时间内貌似还好，之后才渐渐发生青紫，变成蓝婴。这一临床观察提

    示，如果能够建立一个新的管道来增加肺动脉的血流，将有可能缓解患

    儿紫绀的症状。但这一理论需要一个外科人才来帮助验证，到哪儿去找

    这么一个合适的人呢？

    1939年，哈佛大学波士顿儿童医院的罗伯特·爱德华·格罗斯

    (RobertEdwardGross，1905—1988)报道了他于1938年8月26日完成的

    动脉导管未闭的结扎手术，这一手术开创了手术治疗先天性心脏病的先

    河，为其带来了巨大声誉(①其实德国医生埃米尔·卡尔·弗赖

    (EmilKarlFrey)已在1938年更早的时候完成了该手术，不过其发表较

    晚)。格罗斯取得这一骄人成绩时，还不过三十出头，只是拉德教授

    (WilliamEdwardsLadd，1880—1967，现代小儿外科创始者，美国第一

    代儿外科医生约75%出自他的门下)手下的一名住院总医师。

    获悉这一报道之后，塔西格认为，既然外科医生可以将肺动脉与主动脉

    之间的管道闭合，那么，他们也一定能在肺动脉与主动脉之间建立管

    道，以改善肺部的血液供应。这对那些可怜的蓝婴们一定是有帮助的。

    1941年之前的某一天(具体时间几个目前活着的当事人都记不准了)，塔西格辗转找到了当时声望正隆的格罗斯，详尽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并恳请他出手相助。可格罗斯仍沉浸在因自己的创举而带来的赞誉之

    中，未能发现塔西格理论的价值所在，他直截了当地告诉塔西格：“我

    的工作是关闭异常开放的导管，而不是把已关闭的导管打开。”

    格罗斯的这一回应后来被很多医学史专家引用，但在1979年一次学术会

    议后的晚宴上，作为荣誉嘉宾的塔西格却为这次会面提供了另外一种说

    法。她说：“既然格罗斯讲了这个关于他自己的故事，那么我也来说一

    说吧。当年我问他是否可以建立这样一个人造管道，格罗斯医生回答

    道：‘Oh,yes!我已经这样做好多了，小菜一碟。’我几乎是低眉顺眼地继

    续说，这对那些因法洛四联症合并肺动脉狭窄而发生青紫的孩子，将有

    很大帮助啊。可是格罗斯先生对此毫无兴趣，我只好回到巴尔的摩(霍

    普金斯大学医院所在地)等待时机。”

    我不确定这两个版本哪个更接近真实，但可以肯定的是，格罗斯的轻

    率，使其失去了一个原本属于他的机会，一个足以令他在心脏外科历史

    上登坛入圣的机会。

    并不气馁的塔西格最终同另外一名外科医生联手开创了一个时代，创立

    了一个以两人名字命名、一直沿用至今的经典姑息手术方式——B-T分

    流。这一巨大贡献使这两人在学术界名声大噪，一举成就了他们在业内

    的大宗师级地位。2006年，一位当年曾在格罗斯手下学习的医生提到这

    件往事，他说格罗斯后来十分懊悔没能对塔西格的理论给予足够重视，轻易错过了这个本可改写心脏外科历史的机会。也许是造化弄人，上帝为了使这一段历史群星灿烂，刻意不让格罗斯一枝独秀，转而去垂青另

    一个幸运儿了。

    这幸运儿名叫阿尔弗雷德·布莱洛克(AlfredBlalock，1899—1964)。不

    过，这个后来大名鼎鼎的心外科奠基人之一早年的经历与幸运毫无关

    系，他甚至差一点儿英年早逝。

    布莱洛克出生于佐治亚州的卡洛登，在佐治亚军校毕业后，他服役经历

    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战场上自然难免目睹很多流血与死亡，这也许与

    其后来在失血性休克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不无关联。“一战”后，他自佐治

    亚大学取得学士学位，而后赴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申请在霍普金斯大学

    医学院学习医学。在医学院培训期间，他最初的意愿是在霍普金斯大学医院做一名普外科

    医生，但他的申请被拒绝了，原因是成绩不够。不得已，他去了泌尿外

    科。到了泌尿外科不久，布莱洛克就以出色的表现赢得了上级医生的另

    眼相看，这位伯乐认为布莱洛克是个外科天才，应该让他去最想去的地

    方，因此为他争取到了去普外科培训的机会。可布莱洛克去了普外科不

    久，就同其他几个实习医生发生了严重的争端，结果，布莱洛克被普外

    科清出，之后又去了耳鼻喉科。直到1925年夏天，对普外科情有独钟的

    布莱洛克仍未死心，他离开霍普金斯大学医院到波士顿的布里格姆医院

    (PeterBentBrighamHospital)继续普外科的学习。1925年年末，布莱洛

    克来到纳什维尔的范德堡大学，开始负责外科实验室的工作。

    1927年，郁郁不得志的布莱洛克得了肺结核，甚至经历了严重的肺出

    血。要知道，真正有效的抗结核药物链霉素是1944年才出现的，在这之

    前得了肺结核(肺痨)的，除非极特殊的例外，多数终难免一死。18世

    纪至20世纪，肺结核在欧洲、南北美洲、非洲及亚洲的许多地方均成为

    一种流行性疾病，每年都导致成千上万的人死亡。这一恶疾如此可怕和

    常见，很多文学作品中均有它的影子，比如《茶花女》中的玛格丽特和

    《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均被作者安排死于该病。可布莱洛克居然就属于

    那部分例外，他奇迹般地挺了过来。

    在疗养院与死神斡旋的那段日子里，布莱洛克每天都在对自己说，“如

    果我能熬过此劫，我一定要有所作为”。通常我们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不过是对经历过磨难的人的一种善意美

    好的期许罢了，磨难就是磨难，它本身并不会孕育任何福祉。写作本书

    时，出于对所有这些前辈的敬意，我不厌其烦地标注了所有人的生卒

    年。到本书完成时我忽然发现，相比于同时代其他的前辈人物，布莱洛

    克逝去得毕竟稍早了些。我更愿意相信布莱洛克的大难不死，是因为他

    在等待他事业中的那位幸运女神塔西格，上帝还不允许他在未完成其历

    史任务之前就死掉，纵使是肺结核这个几乎必死的理由也不行!

    1928年，康复后的布莱洛克重返范德堡大学工作，十年后取得了全职教

    授的职位。在这期间，他遇到了人生中一个极重要的合作伙伴——费雯

    ·托马斯(VivienThomas，1910—1985)。在学术期刊正式刊出的文献

    中，有关B-T分流的创立，通常都只提布莱洛克与塔西格，以至于多数

    今天的心脏外科医生根本不知道这一传奇术式的背后，尚有这样一位不

    可或缺的幕后英雄。

    托马斯出生于路易斯安那州，后来随父母搬至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托

    马斯高中毕业后原打算读医科，但由于经济原因而梦断，只好接受命运

    的安排，在1929年子承父业做了木匠。一个木匠怎么跟心脏外科扯上关

    系了呢？原来，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失业率激增，即使托马斯技术很

    棒，也还是被老板炒了鱿鱼。否则，这个世界上将多一个心灵手巧但默

    默无闻的木匠，却少一个手技绝佳、对心脏外科的发展起到重大推动作

    用的传奇实验员。1930年2月，经由朋友介绍，托马斯成为布莱洛克的实验室助手。一个

    大学的科研人员，怎么雇用一个木匠做自己的助手？在我看来，最大的

    可能是，在范德堡大学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科研机构中，一个籍籍无

    名的研究者，就算是想雇用一个拥有大学学历的实验室助手也无人应

    征。

    最初，托马斯啥也不会，只能由布莱洛克的一个下级医生从头教起，化

    学、生理学……以及种种实验室技术。十年后，托马斯成熟了，在外科

    实验室的作用越来越大，成了布莱洛克非常倚重的左膀右臂。野心勃勃

    的布莱洛克发誓，即使是在范德堡大学这个一向不为学术界所重视的机

    构里，也一定要干出一番事业来。

    他选择休克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在这一领域里，布莱洛克一反前人的

    许多观点，提出了许多极有价值的创见，这些成果很快在二战战场上的

    施救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因为布莱洛克提倡的救治休克的新方

    案，不少伤兵得以免于一死。这些研究成果使其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不

    少实力更雄厚的医疗研究机构想把布莱洛克挖走，底特律的亨利·福特

    医院就是其中一家，他们打算聘请布莱洛克做外科总负责人。但布莱洛

    克提出，“要我去做主任可以，但我必须带着托马斯一同前去”。这个附

    带条件福特医院不肯答应，因为托马斯是个黑人。而布莱洛克也不愿妥

    协。

    1941年7月，布莱洛克的老东家，霍普金斯大学医院也来范德堡大学挖墙脚了，他们愿意同时为托马斯提供职位。这下，布莱洛克在阔别母校

    十六年之后，终于得以以外科总掌门的身份重回故地大展拳脚；而托马

    斯为了知遇之恩与事业发展，也不顾父兄的反对离开纳什维尔来到巴尔

    的摩。

    1985年出版的托马斯自传中提到，塔西格的造访是在1943年，当时，她

    动情地向布莱洛克描述着那些可怜孩子的惨状，这些蓝婴们唯一的希望

    就是通过外科手段让肺得到更多的血液。布莱洛克接受了这一理论，两

    人一拍即合，他也认为肺血流的缺乏是许多先心病患儿死亡的首要原

    因。原来，在此之前，布莱洛克在实验室里曾试图通过吻合锁骨下动脉

    和肺动脉，来建立肺动脉高压的动物模型。不过幸运的是，他失败了。

    是的，他没能通过这种分流如愿地建立肺动脉高压的模型，实在是一种

    太过幸运的失败。因为这恰好说明，在肺循环中，可以在不增加异常压

    力的情况下增加肺的血流量，而这不正是塔西格所需要的吗？通过反复

    在实验室中进行动物实验，设计并改进吻合血管的方案，布莱洛克-塔

    西格分流术(B-T分流)的雏形得以确立——吻合锁骨下动脉与肺动

    脉。那么谁将会成为第一个接受这种手术的病人呢？毕竟，还没有人敢

    尝试对这样脆弱的蓝婴进行有关心脏的手术。如果手术成功，那么这个

    孩子将成为第一个受益人；如果失败，那……

    艾琳·撒克逊(EileenSaxon)，女孩，出生于1943年8月，早产。小撒克

    逊刚出生时，只有1105克，出生后不久医生就在听诊时发现了心脏杂音，可怜的小家伙直到四个月时体重才长到2900克。最初，塔西格认为

    这个孩子只是患有室间隔缺损；到了患儿八个月出现活动后青紫及缺氧

    发作时，塔西格才意识到，这个孩子也是一个法洛四联症的患儿。当时

    超声技术还没有出现，心脏造影技术也没有在临床应用，诊断方面除了

    基本手段视、触、叩、听(听诊器)之外，就只有普通的胸部X射线片

    了。塔西格凭借扎实的基本功，已经将诊断水准发挥到了极致。

    1944年6月25日，撒克逊住院了。即使是在持续吸氧的状态下，她还是

    显得那么羸弱，仿佛随时会撇下父母回到天堂。三周后，这个孩子被安

    排出院，因为当时所有的医生都觉得她没救了。在某些弃婴十分常见的

    国家，也许孩子此时已经被抛于荒野变成了一坨冰冷的尸体；但撒克逊

    的父母尽管已经濒临崩溃，还是在家中尽力对其悉心照顾。这个顽强的

    小生命在家中又苦苦撑了好几个月。10月17日，因为频繁的青紫发作、缺氧发作，撒克逊再次住院。她的父母也许早已绝望，而这时，居然有

    人告知他们有一种手术也许可以救孩子的命，恐怕任何人都不会拒绝这

    样的机会。撒克逊夫妇当时应该绝对没有想过这个孩子会在医学史上留

    下重重的一笔，他们没有更多的奢望，哪怕能延续孩子一分钟的生命，能减轻孩子一点点痛苦，他们都愿意冒险尝试。

    当时，布莱洛克的很多动物实验设想，都是由托马斯亲自操刀在实验动

    物身体上完成的，经过既往在其手下十多年的打磨，托马斯的手技已经

    十分了得。因此，事实上B-T分流术操作的熟练方面，托马斯已是远在布莱洛克之上了。为保证病人的安全，布莱洛克要求自己先作为手术助

    手协助托马斯，在狗身上做一次，然后再由自己主刀托马斯作为助手做

    一个到两个。

    但是，准备工作没能如期完成，布莱洛克只作为手术助手协助托马斯做

    了一次动物实验，患儿撒克逊的病情就开始迅速恶化了。这就是临床医

    学工作的特点，尤其是小儿医学，病情是瞬息万变的，你永远不敢保证

    所有的治疗计划都可能如期进行。再拖，就真的一点儿机会也没了。

    怎么办？按计划完成准备工作，可能患儿已经等不到那个时候了；冒险

    现在做手术，那一旦失败，历尽艰辛卷土重来的布莱洛克，在霍普金斯

    大学立足未稳，就可能从此身败名裂。这时候，如果仅仅为自己的前途

    命运着想的话，完全可以按部就班地完成准备工作。就算这个患者死

    了，病例总会再有的，到时候再稳稳当当地一鸣惊人，岂不是更稳妥？

    手术前布莱洛克也经历了苦苦的挣扎，周围的同事和朋友也多劝他暂时

    放弃这个机会，但最终，为了不使这个患儿死在眼前，他还是决定搏一

    下。

    “在心脏上做手术，是对外科艺术的亵渎。任何一个试图进行心脏手术

    的人，都将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

    西奥多·比尔罗特已经去世整五十年了，他的这句“魔咒难”道仍要绊住

    拓荒者的手脚吗？1944年11月29日，护士将那个已极度脆弱的孩子转运到手术室。手术

    中，布莱洛克要求托马斯必须站在他旁边，塔西格则紧挨着麻醉医生站

    在患儿的头端，以观察孩子脸色的变化。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目睹这样的情景：手术室的自动门关上之后，几个家

    属相拥着轻声啜泣。此时此刻，患儿撒克逊的父母又在做什么呢？恐怕

    除了向上帝祷告之外，就只有心急如焚地等待了吧。无论如何，这扇手

    术室的门终究会再次打开，只是，打开之后，还能看到亲爱的孩子微笑

    的脸吗？

    这当然是布莱洛克等人在事业上的关键一搏，同时，也更是撒克逊一家

    人向死神的抗争之旅。手术室之门，见证了多少人间悲欢，而这一回，在霍普金斯大学医院，它将见证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

    当时还是低年资住院医生的丹顿·阿瑟·库利(DentonArthurCooley，1920

    —)记录道：

    “1944年11月29日，这是一个在心脏外科历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布莱

    洛克医生将施行第一次这样的分流手术。当手术结束，婴儿的嘴唇颜色

    由深蓝色的发绀转变为令人愉快的粉红色时，可以想见我们当时所感受

    到的兴奋。这可能是心脏手术时代的正式开始。”

    就在这种几乎是赶鸭子上架的情况下，手术居然获得了成功，真不知道

    这到底是布莱洛克的幸运，还是那个叫撒克逊的患儿的幸运，抑或是整个时代的幸运。该手术的确立，使许多严重的心脏畸形获得了足够的肺

    血流，改善了患儿生存质量。那些不幸的孩子终于不必再任由死神蹂躏

    了，救命的曙光似已在天际出现。

    这种手术虽然没有改变心脏的畸形，但由于增加了肺的血供，从而使患

    儿的青紫情况明显得到缓解，运动的耐受性也得以极大提高。在当时普

    遍认为“先心病等于没救”的情况下，其震撼效果可想而知。到1949年，已有一千多名符合手术条件的儿童接受了B-T分流术，心血管外科以无

    可辩驳的益处迅速推广。当布莱洛克和塔西格提倡的原则被医学界确切

    接受时，心脏外科也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被外科医生承认，正式成为现代

    医学中一个重要的分支。

    被冰封了近半个世纪的心脏外科，终于破土而出。原来心脏并不是脆弱

    得不允许任何操作，走出比尔罗特的“魔咒”似乎已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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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冷冷的心，沸腾的血塔西格、布莱洛克和托马斯等人的故事后来被导演约瑟夫·萨珍

    (JosephSargent)拍成了电影《神迹》(SomethingtheLordMade，又称

    《天赐良医》)，于2004年，即该术式创立六十周年之际上映。影片艺

    术地再现了六十年前的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性命堪忧口唇青紫的患

    儿，在分流建立之后即转为粉红。需要指出的是，该片中托马斯的贡献

    被大大地加强了，他成了贯穿影片始终的关键人物。这一处理从艺术创

    作上来说无可厚非，但从历史的真实性来看，读者朋友们应该清楚，塔

    西格才是这一事件真正的核心人物。

    丹顿·阿瑟·库利认为，1944年11月29日第一例B-T分流手术的成功，是

    心脏外科的正式开端。然而历史终究是要由人来解读的，我们是否可以

    将1896年德国医生雷恩成功地进行心脏外伤的缝合当做心脏外科的开端

    呢？

    抛开这种不易厘清的争议不说，显而易见的是，那种被动的偶发的对心

    外伤的处理，跟后来常规进行的计划内的心脏外科手术自然是不能同日

    而语的。以普通人的常识来说，心脏受了外伤，而能活着被送到医院接

    受救治，这种事显然不会是医生经常遇到的情况。倘若这种病例一直是

    这样偶然零星出现的，恐怕外科医生很难在这方面积累足够的经验，更

    别说总结出有普遍适用性的医学规律了。

    然而，近代两次世界大战制造的杀戮与伤痛，却为后来医学的发展提供

    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输血的技术在这期间逐渐成熟，对大量外伤性休克的救治促成了布莱洛克休克理论的完善。我们不难想见，这一时

    期心脏外伤也一定会集中出现，那么，对这些心脏外伤的救治是否也会

    对心脏外科的进步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呢？

    至少在德怀特·埃默里·哈肯(DwightEmaryHarken，1910—1993)看

    来，这种推动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哈肯毕业于哈佛大学，在“二战”期间

    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在跳动的心脏上取出弹片的方法，他也成了第

    一个连续为134名在战斗中负伤的士兵取出心脏弹片的外科医生。令人

    称奇的是，这其中并无一例术中死亡。相比于半个世纪之前德国外科医

    生雷恩对心脏外伤进行救治的术后存活率，100%VS40%，这种令人叹

    为观止的差距体现的是半个世纪以来医学水平的整体进步。哈肯对决雷

    恩，这种比较不是无厘头的关公战秦琼，输赢不只属于他们个人，更属

    于他们所处的时代。历史的发展绵延不断，医学史亦如是，笔者未能将

    这五十年来种种细微的进步全部呈现，仅截取了这样两个有代表性的切

    面，只好委屈其余前辈了。

    以哈肯为代表的那一时期外科医生的贡献，为现代心脏外科的诞生和发

    展做了重要的前期铺垫，甚至有人认为这些前期工作简直就是B-T分流

    术得以确立的催化剂。

    不过，比尔罗特的“魔咒”好像仍然在起作用，一直到B-T分流术确立为

    止，外科医生的手仍只能停留在心脏之外，无法打开心脏进入其内部进

    行确切的修复。心脏的外壁仿佛是一个不可逾越的解剖壁垒，阻挡着外科医生的手术刀……于是，每天仍有大量的病人因为某些心脏疾病而在

    绝望中死去。真没有办法让手术刀进入心脏内部纠治病变吗？

    19世纪晚期，美国外科医生威廉·斯图尔特·霍尔斯特德

    (WilliamStewartHalsted，1852—1922)提出了著名的无血术野手术原

    则：

    “只有充分的暴露、仔细的止血才可以给外科医生必要的冷静，使他们

    可以在手术台上清晰地思考，有序地操作。”

    这，是外科雷打不动的金科玉律。然而对维持机体的生命来说，对心脏

    完整性的任何损害都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面对跳动的心脏，涌动的血

    流，如何才能安全地打开心脏外壁，又没有血流的干扰呢？这看起来似

    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使当时绝大多数外科医生敬而远之。只有那些具

    有出类拔萃的智慧和勇气的人，才会思考如何突破这层解剖壁垒的问

    题。

    包括哈肯在内，许多心脏外科的先行者为纠治心脏问题，发展出了富有

    创造性的闭式手术方法。但这毕竟是通过心脏之外的途径去试图处理心

    脏内部的结构，很有一些隔山打牛的盲目。缝合的效果医生根本看不

    到，只有靠手指尖在里面才能大致感知，不知道得有多少手指在那个时

    期被扎伤。

    非常遗憾的是，这一系列方法并不可靠。初期的手术死亡率很高，虽然在后期死亡率开始下降，也确实有很多患者的生存质量因此而获得了改

    善。但由于显而易见的局限性，这种不乏粗糙且危险的尝试，注定只能

    是阶段性的产物。如今这部分术式基本都已被临床淘汰了，但这些探索

    者的足迹不应该为后人忽略。

    我们应该明白，现代心外科的发端是以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

    为重要背景的，没有基础医学的发展和诊查手段的进步，时代就不会产

    生心脏外科发展的需要。试想如果人们干脆不曾认清某些疾病的本质，又何谈正确的治疗呢？这个需要大师的时代，呼唤着那些不甘平庸的人

    们迎难而上。威尔弗雷德·戈登·比奇洛(WilfredGordonBigelow，1913

    —2005)就是其中之一，他为外科医生最终进入心脏内部进行手术作出

    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比奇洛出生于加拿大马尼托巴省的布兰登，其父为著名医生，创立了加

    拿大第一家私立医院，其母是一名助产士。1938年在多伦多大学取得医

    学博士学位后，比奇洛在多伦多总医院做了三年住院医生，1941年作为

    战地外科医生加入了加拿大皇家军团。“二战”结束后，从欧洲归来的比

    奇洛获得了血管外科医生的职位，1946年，多伦多总医院外科主任建议

    比奇洛到美国最负盛名的霍普金斯大学医院进修心血管外科。这是第一

    例B-T分流获得成功之后的第二年，布莱洛克的声望如日中天，能够到

    他手下去学习自然是一个极为可贵的机会，而正是这一机会改写了比奇

    洛的人生，使其在心脏外科发展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B-T分流手术的成功引起了当时外科界的极大关注，世界各地许多优秀

    的外科医生纷纷前来霍普金斯大学医院参观学习，这些学习者无不为手

    术之后的显著效果所震撼，比奇洛当然也不例外。不过，震撼之余他清

    醒地意识到，“如果外科医生不能阻止血液流过心脏，在无血术野下直

    视操作，那他们显然将永远无法纠正或治愈心脏疾病”。所有人都清

    楚，B-T分流并没有真正彻底纠正患儿的心脏畸形，只是增加了肺的血

    供，使其青紫情况得到缓解，运动的耐受性得以提高。但心脏外科不会

    也不应该止步于此，那些先心病患儿等待的是对心脏畸形真正彻底的纠

    正。

    可知易行难。人们在当时的观点是，心脏的跳动要么停不了，要么永远

    停止。而无血术野则意味着流入心脏的血液将不得不暂时中断，这怎么

    可能呢!这一时期的挑战主要在于如何维持循环。传统的思路是通过泵

    和管道建立绕过心脏与肺的旁路，进行体外循环，这相当于是要在体外

    模拟心脏和肺的功能，其技术难度不言而喻。这一研究，甚至早在1934

    年，B-T分流手术还没出现时就已经开始进行了，只不过孤军奋战的研

    究者约翰·希舍姆·吉本(JohnHeyshamGibbon，1903—1973)在初期的

    应用中遭遇了极大挫折，这使得回到加拿大的比奇洛转而另辟蹊径。

    据说在巴尔的摩的一个难眠之夜过后，他想到了一个办法：“我在一个

    夜晚醒来，想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简单办法，不需要泵和管道，只

    需全身降温，减少机体对氧的要求，即可中断循环打开心脏。”为什么是比奇洛而不是别的什么人首先想到了这个办法呢？有人认为因

    为他是加拿大人，加拿大是个北方国家，有着寒冷的冬天，所以他才能

    首先想到低温的办法。其实，当比奇洛还是多伦多总医院的外科住院医

    生时，他的工作包括给那些因冻伤而造成手指或肢体坏死的病人截肢，这曾促使他花费多年的时间去研究人体的低温现象。在对这一机制的研

    究中，比奇洛发现，重要器官及细胞的代谢水平，在体温下降时将成比

    例下降。比奇洛关于低温下中断循环的设想正是基于这一实验基础。

    其实，早在比奇洛之前，已经有大量的学者研究了人体的低温问题，通

    过物理手段降低人体的温度来处理一些疾病，比如疼痛、发热、晚期肿

    瘤甚至是精神疾病。但科学界一直持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机体的代

    谢水平与体温的早期下降成反比：面对低温的侵袭，没有一个实验能消

    除机体的适应性产热机制——我们谁挨冻的时候不寒战打哆嗦呢？这一

    哆嗦，代谢水平自然要上升的。而且由于既往关于低温与严重创伤和休

    克的长期观念，外科医生们不认为低温会给人体带来什么好处。

    比奇洛的这种新方法颠覆了所有的传统观念，自然遭到了一部分外科界

    人士的强烈反对——而他们的反对仅仅是基于自己旧有知识的第一反

    应。还好内心强大的比奇洛拥有足够的勇气与自信——决定走自己的

    路，让他们嚷嚷去吧。

    比奇洛当然不是在蛮干。在系统总结前人关于低温研究的科学成果的基

    础上，他利用动物模型证明，通过仔细的麻醉，不仅可以消除因寒冷而产生的发抖，还可以消除因之而引起的肌肉张力的增加和震颤，氧耗的

    下降几乎与体温的降低呈线性关系。该研究第一次证明了体温和代谢的

    直接关系，这一发现对心外科甚至对整个医学的影响均十分深远，不要

    说其他一众人等，也许比奇洛本人当时也未必意识到该发现的意义有多

    么重大。

    1949年，经过三年的研究，比奇洛的团队计算，20℃的体温可使体循环

    中断十五分钟，这也许足够在直视下关闭房间隔缺损了。比奇洛记录了

    他第一次在直视下施行的犬的心脏手术操作：

    “进入胸腔暴露心脏，准备第一次在低温下实施打开心脏的手术。看到

    心脏从容而如此缓慢地跳动，感受着发凉的组织和血液，这些都让人觉

    得奇异。我们以前将狗降温到20℃并维持了三小时后成功复温。但是现

    在当我们停掉循环并打开心脏，大脑、心脏、肝脏、肺将会发生什么情

    况？对乏氧敏感的器官会因氧缺乏而死亡吗？或者低温会出现如我们预

    期那样的保护效果吗？”

    1950年，在美国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市举行的外科会议上，比奇洛报告

    了他的实验结果：狗在20℃的温度下阻断血循环十五分钟，死亡率

    51%。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一个心脏被打开并观察了一段时间，最后

    安全关闭。演示的部分还包括一段记录手术操作的电影胶片。经过进一

    步的技术改进，他在1952年报道了猴子在降温至18℃后，直视下打开心

    脏的生存记录。由于这些令人鼓舞的结果，比奇洛认为可以准备应用低温和血流阻断技术，安全地在直视下修补人类的房间隔缺损了。

    现在看起来，第一次在无血术野直视下实施对人心脏内畸形纠治手术已

    经呼之欲出了，万事俱备，只要有一个合适的病人就OK了。虽然此时

    外界质疑不断，很多人还认为他的计划太过疯狂，但已经成竹在胸的比

    奇洛此时正踌躇满志，打算如探囊取物一般，将这项足以震惊世界的殊

    荣收入自己囊中。孰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其实力竟至于足以抢夺这个

    殊荣。一场看似波澜不惊的暗战就此展开。

    如果说B-T分流的手术点燃了比奇洛一反常规出奇创新的激情，那么这

    位挑战者的热血，则显然是因比奇洛的学术报告而沸腾起来的。在斯普

    林斯市举行的那次外科会议上，比奇洛的报告引起了巨大争议，然而同

    样在会场的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医院的外科医生F. 约翰·刘易斯(F. John

    Lewis，1916—1993)却在赞叹之时暗暗生出“彼可取而代之”的豪情。

    同时代的人对比奇洛的评价是，他对自己的新观念总是非常慷慨，毫无

    保留。20世纪50年代不比现在，在学术会议上放映动态投影十分容易，在那种相对落后的会场条件下，比奇洛居然能把记录自己手术过程的电

    影胶片在现场演示，真可谓慷慨到家了。正是因为比奇洛在学会上将实

    验方法透露得足够细致，才使刘易斯有信心试一试。

    但是，要想在这种极具技术含量与创新要求的挑战中取胜绝非易事，更

    何况别人已经赢在起跑线上了。因此时人并不看好他，甚至不乏嘲讽。虽然许多朋友认为他是最聪明、最有判断力的天才，但刘易斯自己却甚

    为低调甚至有些害羞。当有人问起刘易斯是否介意这些批评的声音时，他回答得干脆而巧妙：如果你很少意识到那些人的所作所为，就会大大

    减少对这些事情的关注了。

    沉稳的刘易斯当然很清楚情势，若要后发先至，则必须改进比奇洛的技

    术。他将狗降温至26~28℃，夹闭腔静脉八分钟，在直视无血的术野下

    施行了房缺(通过外科手段建立)修补术，结果是10个动物，最后有9

    个得以存活。在动物实验的存活率方面，刘易斯果然已经做到后来者居

    上了。他是如何做到的呢？

    原来刘易斯的改进主要是对抗和最大限度地预防室颤——一种十分棘手

    的心跳节律紊乱。他发现这主要是由于冠状动脉循环被气栓阻塞和过度

    降温造成的。于是他采取措施限制术中冠脉内气栓的形成，并使温度高

    于比奇洛所采用的温度，因此手术死亡率得以大大降低。到1952年，和

    比奇洛一样，刘易斯也觉得开展这种临床人体试验的时机已近成熟了。

    现在，一加一美，一北一南的两个人都拔剑四顾跃跃欲试，只等决战时

    候的制胜一击。只不过科学上的这种争斗显然不同于你死我活的搏命之

    争，严格来说甚至并不存在真正的失败者，因为无论他们中谁获得成功

    都将是人类征服疾病的胜利。

    正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以天时论，他们两人年纪相当，均处于20世纪中期科学技术迅速崛起的黄金阶段，时代呼唤一个可以将

    心外科更推进一步的大师，这是共同的历史大背景。以地利与人和论，虽然比奇洛起跑在先，但刘易斯也已将后发优势利用到了极致，几乎追

    平了比奇洛——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所超越，毕竟他是站在前者的肩膀

    上起步的；再则，他们都必须背靠自己所在的医院，依靠强大的团队合

    作。最后，一个看似不太重要的非学术方面的因素，却成了决定这次竞

    争输赢的关键所在——人脉关系，他们都需要有人为其推荐一个合适的

    病例。

    刘易斯和比奇洛都仔细地寻找着第一例适合心内直视下修补房缺的病

    例，这一选择的意义对于这些开拓者来说是显而易见的。理想的病例应

    该是年纪小的，其心内的畸形不太可能产生远期的不良后果。从他们认

    为时机成熟，提出临床试验设想，到最后获得合适的病例可以一拼高下

    的这段时间里，两个人的内心一定是极不平静的，那种混杂着兴奋与紧

    张的期待，也许只有当事人才知道是多么难熬。

    比奇洛后来回忆说：“在选择第一个合适病例的过程中，我们更希望他

    是儿童或青少年。但我们工作在一家成人医院(多伦多总医院)，没有

    儿童的病例，而且当时加拿大的医疗环境对心外科是持保留态度

    的。”——这一番话流露出多少无奈啊。这是一个唾手可得的扬名立万

    的机会，但由于国内保守的学术环境，居然没有任何一个心脏科或儿科

    的医生愿意为比奇洛推荐一个适合的病例。事实上，距离多伦多总医院不远，穿过一条街道就有一家儿童医院……这是比奇洛和刘易斯两个人

    对荣誉的争夺，似乎也是两个国家科技实力的一次比拼，虽然比奇洛起

    跑在先，不过，此时机会的天平开始向刘易斯倾斜了。

    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理查德·维克(RichardVarco，1912—2004)的转

    介使刘易斯获得了先机——他将为一个五岁女孩做心脏手术。这个女孩

    叫杰奎琳·约翰逊(JacquelineJohnson)，患有房间隔缺损，心脏听诊有

    杂音。这个孩子在其短暂的生命里反复生病(先天性心脏病的患儿多数

    容易出现呼吸道感染)，发育差，现在其心脏已经病态地增大。刘易斯

    认为如果这个时候再不做手术，杰奎琳可能会同其他许多先心病患儿一

    样，很快就在绝望中走向死亡。时间是1952年9月2日，在明尼苏达大学医院的手术室里，手术台上刘易

    斯有两位助手，其一为转介者理查德·维克，另一位是克拉伦斯·沃尔顿·

    李拉海(ClarenceWaltonLillehei，1918—1999)。李拉海是刘易斯的同

    窗好友，在学生时代，他们共同度过了很多个烂醉如泥的美好日子。正

    所谓打虎还需亲兄弟，如此重要的一个手术，怎能少了好友的相助呢？

    杰奎琳躺在变温毯上，体温开始逐步下降，当其体温达到28℃时，其心

    率已经由原来的每分钟120次降低到每分钟60次。刘易斯开始打开杰奎

    琳的胸腔，阻断心脏的大血管，切开右心房，探查。谢天谢地，诊断无

    误，确实是个房间隔缺损。刘易斯开始缝合这个缺损……李拉海抬头望

    了一下时间，已经过去四分钟了，他不禁为自己的好朋友捏了一把汗，这个时间，如果是正常体温，脑细胞就已经开始死亡了。当刘易斯最后

    修补完房间隔缺损，开始关闭心房的切口，打开阻断的血管，重新恢复

    心脏跳动时，全部用时为五分半钟。刘易斯干净漂亮地完成了对该患儿

    心脏实质缺损的确切修补缝合。

    杰奎琳，这个幸运的孩子，在没有现代外科术后重症监护帮助的情况

    下，依然得以顺利康复，并于十一天之后痊愈出院。她的心脏杂音消失

    了。随访三十三年后，患者健康状况良好，有两个孩子，甚至做过木

    匠。

    第一例心内直视下手术的成功，为人类最常遇到的先天性心脏畸形提供

    了一个可治愈的方法，开启了心脏疾病治疗的新时代。这一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心外科同道的热情，甚至很多原本冷眼旁观的外科医生也跟着热

    血沸腾，他们纷纷采纳了这项技术。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医生们运用

    直视下心内手术治疗了大量简单的先天性心脏缺陷。多伦多和丹佛的治

    疗中心成了开展和使用这一技术的翘楚，并在婴幼儿的心内直视手术中

    报道了惊人的低死亡率。

    尽管这场暗战以刘易斯率先取得成功而告一段落，但比奇洛并没有因落

    败而感慨“既生瑜何生亮”，反而为他的理论在临床应用中被证明有效而

    感到十分高兴。不过，当刘易斯宣称自己是“破冰之举”(broketheice)

    时，比奇洛忍不住要甩他一句“厚脸皮”(cheekily)。

    在采用低温手段进行心脏手术的后继者中，又以亨利·施万

    (HenrySwan)的成就最为出众。他利用这一技术成功地开展了多项手

    术，并完善和发展了心肌保护和空气栓塞预防等一系列原则，这些原则

    至今仍是心脏外科中的核心宗旨。总之，应用低温，直视下修复简单的

    心脏畸形，为发现并实施复杂的心脏外科手术提供了经验。尽管亨利·

    施万乐观且拥有远见，他还是清楚低温心脏直视手术在心脏外科的应用

    局限。当他试图修复法洛四联症合并肺动脉狭窄(B-T分流只能缓解症

    状，而亨利·施万试图根治)时意识到，共存如此多畸形的情况下，是

    无法在中度低温流入道阻断八分钟的时限内完成修复的，甚至像室间隔

    缺损(其复杂程度在房缺之上，法洛四联症之下)之类的畸形，也无法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修复，更复杂的修复需要一种新颖的方法。由于处理更具挑战性和复杂性的病变接连遭遇失败，到了20世纪50年代

    中期，许多外科医生开始对以现有的技术纠正更复杂的心内病灶变得谨

    慎。而作为低温时代最伟大的理论奠基者和实践者的比奇洛则相信，使

    用低温的时间可安全地突破几分钟的限制，延长到几个小时。为此他瞄

    上了土拨鼠，开始研究这种动物冬眠的秘密，试图获得某些启示，找到

    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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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廿载一梦，伟业初成比奇洛等人的贡献为心脏外科发展史上带来了一个小高潮，但当他们试

    图挑战更有难度的复杂心内畸形手术时，却难以突破低温手段固有的时

    间限制，不少先行者纷纷在手术台上折戟沉沙。刘易斯就接连两次在低

    温下试图行室间隔缺损的修补手术，结果手术均告失败，两名患儿都死

    在了手术台上。连续的失败挫灭了刘易斯原有的激情，他放弃了进一步

    挑战高难度心脏外科手术的追求，从此心灰意冷。因此，同时代的很多

    人对心外科的发展前景再次悲观起来。

    那么，最初为解决无血术野而进行的传统的体外循环研究又有着怎么样

    的故事呢？

    在这个世界上，当你想到一个思路时，很可能不少人也已经想到了。约

    翰·希舍姆·吉本自然是当之无愧的体外循环之父，但早在他之前许久，已经有好多人提出过体外循环的设想，并进行过相关的初步探索。19世

    纪初，甚至有疯狂的学者跑到断头台前，用刚被执行过斩刑的人做试

    验，用自己的血去灌注死者的组织器官，以观察其活性。

    进入20世纪，又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涉足于此，他就是人类历史上

    最伟大的一位飞行员——查尔斯·奥古斯塔斯·林德伯格

    (CharlesAugustusLindbergh，1902—1974)。他1927年独自一人飞渡大

    西洋的壮举及对世界空邮事业的巨大贡献广为人知，但很少有人提及他

    1931年曾在《科学》(Science)这本著名的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创纪录的论文——题为《一个在封闭的恒压下使液体流动的装置》——仅有

    122字，堪称史上最短。

    该论文的缘起，是其妻妹在1929年患上了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瓣膜疾病，这在当时是无法进行手术治疗的。林德伯格曾多次询问心脏专科医师

    们，是否可用一种类似人造心脏的装置暂时替代自然心脏,然后切开心

    脏进行纠治。医师们对此毫无反应亦不作正面回答。有谁会在乎一个飞

    行员、工程师对如此重大医学事件的建议呢？更何况这一想法在当时看

    来就是异想天开。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林德伯格结识了当时已颇负盛名的亚历克西斯·

    卡雷尔教授(AlexisCarrel，1873—1944)。卡雷尔觉得林德伯格的想法

    很有价值，但由于当时人们对如何解决凝血、溶血以及感染等问题尚缺

    乏了解，所以建议暂时搁置人工心肺的研究，而先进行为器官移植而进

    行的器官灌注实验。因为器官自供体取出后，有时候不能立即植入受

    体，这段时间里如何保证离体器官的活性呢？该实验就是试图解决这一

    问题。

    当时，卡雷尔教授自己正进行的多次实验均以失败告终，后来在其实验

    室工作的林德伯格却不负所托，研制出了当时最好的灌注装置，可以保

    存离体肾脏，使之能维持到移植为止。由于时代的限制，林德伯格用机

    械方法替代心肺功能的设想未能走向实践。为了人类的飞行事业不惜冒

    生命危险的林德伯格似乎不是一个容易在困难面前低头的人，但在体外循环心肺机的问题上也遗憾地止步于设想而已，历史还在等待吉本。

    吉本之前的种种探索和结论却很少可以直接为其所用，毕竟提出设想和

    付诸实施的难度不可同日而语。那么，吉本是怎样将这一看似无从下手

    难以完成的伟大设想变成现实的呢？我们不妨从他的出身开始说起。

    1903年吉本出生于美国费城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和望族家庭。其母玛乔丽

    ·杨(MarjorieYoung)乃是美国一位开国元勋的后代；他父亲这一脉，则连续四代均为当时著名的医生，吉本已是这个家族的第五代医生和第

    三个外科医生。他的父亲(1891年时毕业于杰斐逊医学院)甚至早在

    1902年的9月2日，就尝试进行过心脏手术。当时，那个病人的心脏受了

    严重的外伤，手术的时候已经触摸不到脉搏了。遗憾的是，这次手术没

    能侥幸成功，还没等修补完心脏的伤口，病人就在手术台上一命呜呼

    了。手术台上死人可能是一个外科医生最大的噩梦，但在当时这样的失

    败实在算不得什么，这样的手术要是成功了才叫咄咄怪事呢。这位当时

    已经很有声望的医生绝对不会想到，他的儿子居然在半个世纪之后开创

    了那样一份令整个家族再添荣耀甚至足以名垂青史的伟业。

    1919年到1923年，吉本在普林斯顿大学医院学习，毕业后，步其父亲的

    后尘，在费城的杰斐逊医学院继续攻读医科。在医学院的第一年，吉本

    非常郑重地向父亲提出，他想做一个……诗人!父亲认为自己的儿子还

    是应该首先在医学界大展宏图，但也不反对他的文学追求，吉本被说服

    了。1927年自医学院毕业后，吉本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医院完成了为期两年的

    实习。实习期间，吉本对临床研究产生了兴趣，于是在实习结束之后到

    了哈佛大学，在著名的外科教授邱吉尔(EdwardD.Churchill)手下做临

    床研究工作。正是这一决定，影响了吉本的一生。

    1930年10月3日，二十七岁的吉本分管一位五十三岁的女病人，该患者

    施行胆囊切除术后十五天，因血栓形成而发生了致命的肺栓塞。病人的

    病情迅速恶化，出现了极度缺氧。“切开肺动脉，取出血栓”在当时的技

    术条件下几乎就是挑衅死神。这一以德国外科医生特伦德伦堡

    (Trendelenburg)名字命名的手术，在20世纪30年代欧洲的纪录是140

    例病人中仅有9例存活，而在美国则干脆没有存活的报道，预后十分凶

    险。因此邱吉尔教授决定，除非万不得已，否则不能冒险手术。邱吉尔

    教授叮嘱吉本在手术室里对此患者严加监护,每十五分钟记录一次血

    压、脉搏、呼吸及体温,并同时做好术前准备。从当天下午三点开始，吉本一直在患者床边严密看护，整整守候了一夜。翌晨八时,患者突发

    神志昏迷伴呼吸心跳停止。手术立刻开始，邱吉尔教授以令人惊叹的高

    速度：六分半钟速度，从患者的肺动脉内取出众多血块并缝合血管完成

    了手术。但遗憾的是，纵有良医的妙手施救，这位患者却始终未能苏

    醒。

    吉本后来回忆道：“……患者为求生而挣扎的情景深深震撼了我，但我

    无能为力。当我注意到她的血管逐步膨胀，血液颜色也愈来愈黑时，很自然地想到，这时若能将这些血液用任何方法持续抽出，去除二氧化

    碳，加入氧气，再注回血管内，同时可以使医生在阻断回心血流的情况

    下，安全地切开肺静脉取出血栓，就可能挽救她的生命……我们应该绕

    过血栓，在病人体外做一部分心和肺的工作。”

    每一个医生在其执业生涯当中，都会不可避免地遭遇病患的死亡，最初

    几例病人的离世往往会令该医生终身难忘。这首先是一种恶性刺激，会

    对他的从业产生重要影响，有的人会因受不了这种刺激而脱下白服离开

    这个行业，有的人则在反复的刺激中渐渐因习惯耐受而麻木。

    当时，病人死于特伦德伦堡手术，通常可能不会被外科医生认为是意

    外。显然，吉本还没到麻木的时候，该病人的死对他的刺激是如此强

    烈，马萨诸塞州的不眠之夜，对吉本的前途甚至整个心脏外科的发展前

    景均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此后的二十余年里，吉本把最为宝贵的

    青春年华全部奉献给了体外循环事业。

    1934年，吉本成了马萨诸塞州总医院的住院医师，获得了研制人工心肺

    机的准许。但当时邱吉尔教授认为这位前程似锦的弟子已经走火入魔

    了，批准这一请求的同时也深感惋惜。这个开局即不被人看好的研究，未来发展的难度也可想而知了。就整个心脏外科发展史而言，吉本在其

    中的成就无疑是里程碑式的。然而就他个人来说，这段漫长的日子由于

    太多失败和冷遇，显然又是充满悲壮甚至有些灰暗的。吉本打算先在实验动物身上实现体外循环，待技术成熟时，再将其应用

    于人类。当他将这些想法与他人探讨时，却很少得到鼓励，甚至有很多

    人持极端的否定态度。有些人认为，这一想法可行性太低，根本没有尝

    试的价值，如果以同样精力去做其他研究，也许短时间内就能发表许多

    成果，而研究体外循环，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其实，就连批准了这一研究的邱吉尔教授也差不多持同样的态度。幸运的是，邱吉尔教授虽然对这一研究并不看好，却仍继续为吉本提供研究员的职

    位，且提供必要的实验室，促成了这一重大发明的研究开端。邱吉尔教

    授还将自己的得力助手——技术员玛丽·霍普金斯(MaryHopkins)小姐

    也安排给吉本做该项研究的助手，吉本毫不客气地笑纳了，并很快把玛

    丽小姐变成了吉本夫人。人们常说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伟大

    的女人，我只是隐隐觉得，吉本之所以能够在经历了那么多挫折的情况

    下，仍然坚持研究了二十余年并取得初步成功，玛丽小姐一定功不可

    没。自古英雄皆寂寞，吉本居然得此红颜相伴，未来将有多少崎岖坎

    坷，且让这一对侠侣夫妇去踏平吧。

    万事开头难，这一设想要想落实到实验，其纷繁复杂的种种细节超乎我

    们的想象。经过一段时间的忙碌，在玛丽的帮助下，1934年年底，吉本

    用橡胶、玻璃、废金属、自制瓣膜、橡皮手指套等零星实验杂物制成了

    一台“人工心肺机”——单就我们知道的这些材料来说，不用亲眼目睹该

    机器的尊荣，称其为简陋或者原始都未免太客气了。就是在这样艰苦的起始条件下，吉本夫妇不顾一切质疑与嘲讽，凭着坚

    定的信念和一腔热血，逐步展开、推进实验研究。他们首先采用的动物

    是猫，由于实验经费捉襟见肘，连供实验的动物都买不起，为了能够免

    费得到动物，他们夫妇甚至会在夜晚降临时，用食物诱捕流浪猫。另一

    个不得已的原因是，虽然狗的心脏可能在解剖和功能上跟一个孩子的心

    脏更为接近，但当时那台机器的容量却无法在大体形的动物身上进行心

    肺转流。他们每周大约做三次这样的实验，将猫固定好并麻醉之后，把

    猫的静脉血自颈静脉引出，经与氧气结合后再注入股动脉，然后钳夹肺

    动脉10～25分钟以模拟肺动脉栓塞。之后，还要对实验动物进行解剖，以分析实验过程中的得失。这样，每一次实验，常常要从清晨折腾到夜

    晚。到1935年，他们已能用机器代替心肺，使猫的心脏在体外循环下停

    止搏动，39分钟后恢复循环功能。

    1937年，满怀信心的吉本带着自己的研究成果参加了全美胸外科学术会

    议。在他看来这应该是一个崭露头角、引起学术界瞩目的大好机会，说

    不定可以吸引到大笔的实验经费也未可知。但遗憾的是，他的研究成果

    并没有多少人在意，外科学界对该研究反应极为冷淡，只有一个学者关

    注了吉本的报告，却称其为“儒勒·凡尔纳式的幻想”。凡尔纳这位现代

    科学幻想小说之父19世纪的好多作品中幻想出来的事物都在后世得以实

    现，但吉本的实验被冠以这样的评价，显然是嘲讽多于赞同。可悲的

    是，这种讽刺居然让吉本感到些许慰藉，因为在学术界的一片冷落和沉

    默当中，讽刺也是关注的一种啊。吉本在这次会议上吃到了一颗软钉子，但他坚信自己的方向是正确的，于是继续改进各方面的细节。到1938年,在39次动物实验中，已有13次

    可以获得存活，这在当时已是极为可贵的纪录了。吉本详细记录分析着

    每一只动物的死亡情况，发现死亡的主要原因是低血压、休克和低氧血

    症。问题总是随着实验的逐步深入而渐次浮出水面，那就一个一个地啃

    好了。虽然在当时，也有别的科学家为完善心肺机作出了贡献，但相关

    的最主要的难题多是由吉本解决的。高处不胜寒，这个孤独的领军人物

    在这一布满未知困难的领域里披荆斩棘，踯躅而行。

    1942年，就在吉本参军前夕，他已经建成了稍大一些的体外循环机。在

    军队期间虽然无法继续自己的研究，但是他一刻也不曾停止对这一问题

    的思考。战火的洗礼使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1946年，杰斐逊医学

    院将吉本聘为外科学教授，并让其负责外科学研究工作，这样他又有了

    许多外科住院医师作为帮手，继续人工心肺机的改进。他的坚持与阶段

    性的成果终于使其获得了部分人的认可，在此期间他得到了美国国立卫

    生研究院(NIH)的资助，并受到IBM公司负责人汤姆·华森

    (ThomasWatson)的赏识。得益于这两大巨头的经济和技术支持，吉

    本如虎添翼，打算大干一番了。有钱了，自然可以鸟枪换炮，实验动物

    也由猫改成了狗，吉本开始测试其最新制成的大容量心肺机的实验效果

    了。虽然实验过程中的主要问题还是由吉本负责，但IBM强大的技术力

    量为其助力颇多，又兼结合了其他同道的合理建议，人工心肺机在这一

    阶段得到了极大改进。当时需要攻克的技术难点包括心肺机血流调节的精度问题，为抗凝血而

    加入的肝素与血液的比例问题，混合气体的比例问题，减少溶血的问

    题，防止各种血栓进入血管的问题，如何选择适当麻醉剂的问题……甚

    至器械拆卸、清洗、消毒、装配等琐碎的问题均须一一加以解决。这些

    问题(远非全部)罗列到一起，普通人看着都要头晕的，可吉本却凭着

    过人的智慧与精力与它们死磕。

    经过对死亡动物的详细研究，吉本发现，一个极主要的死亡原因是脏器

    里的小血栓形成。这使吉本意识到，在血液回到动物体内之前，需要一

    个过滤器来去除转流过程中形成的栓子。开始，他们用动物的肺组织充

    当滤网，但这一招似乎没有奏效，实验动物还是死。而后，他们选用了

    一种人工材料的滤网，才使这一问题得以解决。

    就这样，经过长达近二十年的辛勤工作，解决了无数的细节问题，吉本

    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心血，终于将动物实验的结果大大地改进了。

    1949年到1952年之间，实验动物的死亡率已经由80%下降至10%——这

    已是当时最好的实验结果了。吉本计划的第一个阶段——在实验动物身

    上实现体外循环，至此已基本达到目的。基于这些成功的实验结果，吉

    本开始考虑将实验推进到第二阶段——进行人体试验。

    如果将这一阶段吉本的成果与同一时期的比奇洛和刘易斯相比，我们不

    难发现，在时间限制方面吉本的心肺机明显占优，但在动物的存活率方

    面双方只能打个平手。毕竟10%的实验动物死亡率还远说不上安全，而且，这些还是健康动物，同样的措施应用到一个病人身上，将是什么结

    果呢？在这个时候要进行人体试验，我们真的不免要为吉本和病人都捏

    一把汗。

    这时的吉本事实上已经不再孤独了，他阶段性的成功已经吸引了少数学

    者的注意，在美国和几个欧洲国家也有些人已经开始研制自己的心肺机

    了。当时明尼苏达大学的克拉伦斯·丹尼斯教授(ClarenceDennis，1909

    —2005)就是其中的一位。初次相遇时，吉本曾热情地拥抱他，并自嘲

    地说：“原来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人不认为我只是一个做白日梦的家伙。”

    最早开始尝试用心肺机做人体心脏手术的，正是明尼苏达大学的丹尼斯

    教授而非吉本。1951年4月7日，丹尼斯试图在体外循环下修补一个病人

    的房间隔缺损。当他将病人与心肺机连接成功，并打开病人心脏的右心

    房时，却发现，这个心脏畸形根本不是简单的房间隔缺损，而是更复杂

    的房室管畸形。前者仅需要修补房间隔的缺损，而后者则需要修补二尖

    瓣、三尖瓣、房间隔与室间隔，这种不期而遇的突然变故让丹尼斯措手

    不及。诊断失误导致病例选择不当，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他当然

    没有能力正确处置，只修补了最大的一处缺损，但这颗心脏却再也没能

    跳动起来。大风刮倒帅字旗，丹尼斯出师不利。随后进行的第二例手

    术，虽然诊断无误，却由于出现了空气栓塞，病人也死在了手术台上。

    丹尼斯一败再败。

    身处同一战壕的战友已经初尝败绩，等待吉本的又将是怎样的命运呢？1952年5月，在美国胸外科协会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吉本说道：“我相信

    我们即将迎来安全地使用心肺机治疗病人的时代。”说这句话时，吉本

    其实刚在心肺机下完成了一次心脏手术不久。这句话仿佛体现了吉本刚

    刚经历一次成功之后的春风得意，但实际上，那是一场噩梦。

    1952年2月，吉本的机会来了，一位体重11磅的15个月大女婴因巨大房

    间隔缺损而住院。吉本用人工心肺机做体外循环转流后切开右心房，却

    未发现房间隔的缺损!惊出一身冷汗的手术团队不得不迅速思考问题到

    底出在哪里，正当吉本打算做其他部位的探查时，女婴死掉了。后来的

    尸检结果证明该患儿不存在房间隔缺损，而是巨大的动脉导管未闭——

    即误诊是导致该患儿死亡的主因，真是“天亡我也，非战之过”。动脉导

    管未闭的结扎手术，早在1938年就由波士顿儿童医院的格罗斯成功实施

    了。这个病例如果不是诊断失误，本可以通过处理未闭合的动脉导管来

    挽救患儿生命的，这让吉本懊恼不已。

    原来，由于这个婴儿体重过小，几次试图进行心脏导管检查均未成功，而其余的证据均提示该患儿是一个房间隔缺损的患者，因此手术切口也

    选在了右侧开胸(如果是正中劈开胸骨进胸，可以更清楚地探查心脏大

    血管，也许术中就可以处理动脉导管未闭了)。这次惨痛的教训说明，术前诊断准确性何其重要，手术切口的选择何其重要(现在大部分心脏

    手术均采用正中切口)!总而言之，体外循环无错，心肺机无错，但呕

    心沥血了二十年，首战即告折戟沉沙毕竟不是什么好兆头。人体试验不同于爱迪生实验灯泡，败了多少次之后你还可以宣称成功地发现了999

    种不合适的选择材料。医学试验人命关天，很可能成则封奏九重天，败

    则贬去潮阳路八千了。

    好在这次失败的阴影并没有影响吉本太久，他很快就重振旗鼓，否则也

    不会三个月后就在学会上预言心肺机时代的到来。

    尽管吉本对自己的心肺机仍满怀信心，但第二例手术还是在将近一年后

    才计划进行。一位十八岁的大学女生患有巨大房间隔缺损，她在手术前

    半年的时间里已经住院六次，发生了三次心衰。说不定下次什么时候，这个年轻的生命就会画上句号了。她的双亲在详细听取病情，并反复权

    衡利弊之后，终于下定决心要冒险进行心脏手术了。

    1953年5月6日，这是个值得心脏外科发展史大书特书的日子，吉本用人

    工心肺机转流26分钟实现修补成功。这是世界首例临床体外循环下心内

    直视手术。患者于术后两个月做心脏导管检查，显示缺损完全修复。在

    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随访中，患者生活质量良好。

    二十年辛苦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当丹尼斯得知消息去电话向他表

    示祝贺时，吉本的兴奋溢于言表，两个寂寞的孤胆英雄真应该为此大醉

    一番。

    但吉本期许的那种一鸣惊人、举世轰动的效果并未出现。我们应该还记

    得，房间隔手术的第一次直视下修补，是1952年9月刘易斯在明尼苏达大学利用低温下阻断血流成功实施的。到1953年，低温已经在一定范围

    内得以普及和应用，因此吉本这一次原本具有非凡意义的成功，在当时

    并没有取得应有的关注，其光芒由于低温所取得的卓越成果而显得黯然

    失色。如果1952年2月吉本的第一次尝试没有因为误诊而失败，那么，这第一例房间隔的修补手术就是由吉本完成的了。这种低温反客为主的

    情形还会出现吗？答案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扭转形势，迎头赶上。

    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继续做几个漂亮的手术!可按当时的情况，从病

    人的角度来说，这等于是在存在一个风险相对较低的选择的情况下，医

    生却建议病人选择另一个成功把握并不大的方法，其中的唇舌之功定不

    会少。

    然而更为遗憾的是，吉本再也没有能够重复这一令人鼓舞的结果。1953

    年6月，吉本又做了两例心脏手术，第一例病人还没等手术修补缺损正

    式开始就差点死在手术台上。手术刀还没切着心脏呢，心脏就先停跳

    了。经过抢救恢复心脏跳动之后，吉本又将患儿与心肺机连接，虽然成

    功地修复了房间隔缺损，可却怎么也脱离不了心肺机了。每次吉本试图

    停机，这个孩子的心脏就会停跳，就这样反复折腾了近四个小时，吉本

    终于放弃了。这孩子死掉了。另一例，吉本遭遇了与丹尼斯类似的情

    况，该患儿不只存在一处房间隔缺损，还同时有别的心脏畸形，以吉本

    当时的经验，尚不能处理这种复杂的情况，这个孩子的生命也就此结束

    了。同一时期，另外几个独立的研究者在体外循环下尝试简单心内修补的努

    力，也因为导致了意料之外令人费解的死亡而归于徒劳。这一连串接踵

    而至的打击终于击溃了这位强人的意志，绝望的吉本对体外循环机的临

    床应用彻底失去了信心，告别了他已倾注二十余年心血的研究领域，从

    此再也没使用过心肺机，没进行过心脏手术。

    1951年到1954年，自明尼苏达大学医院的丹尼斯开始，一共有数人进行

    了共十三次应用心肺机体外循环下的心脏手术，除1953年5月吉本成功

    过一次之外，其余均遭遇了失败。这些失败，使已经蔓延的对直视手术

    修补复杂心脏疾病的悲观情绪雪上加霜。体外循环机的安全性及可行性

    受到人们的怀疑，其他各个心脏中心对体外循环的研究也纷纷下马。此

    路似已不通，比奇洛对土拨鼠冬眠的研究，也未能使低温心脏手术的战

    果进一步扩大，突破时间的限制。

    似乎所有的路都被堵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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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绝地中兴，柳暗花明心外科发展到这一阶段的特点是，通过常规应用低温和流入道血流阻断，可以以最低的死亡率来纠治简单的心脏缺损。那么对绝大多数外科

    医生而言，又何必冒险进行进一步的体外循环试验呢？但不幸的是，那

    些目前手术不能解决的复杂的心内畸形，却恰恰是最需要手术处理的部

    分，因为这些患者的病情更重，自然预期寿命更短。

    行百里者半九十，也许吉本再坚持一下，体外循环机就可以在他的手中

    得到完善了。但我们无意苛求吉本，毕竟他已经为这一事业奉献了二十

    余年的生命，几乎将体外循环机带入了临床实践，我们的英雄累了。

    令人不解的是，虽然当时体外循环应用于临床试验接连遭遇失败，然而

    相同的技术应用于动物实验却能不断地产生不错的存活率，这是为何？

    有学者解释说，那些最需要打开心脏做手术的病人，由于衰竭和复杂的

    病变不能承受这种操作，而健康的实验动物则没问题。他们相信问题并

    不在于灌注技术或心肺机，而是病人病态的心脏本身导致了失败。这些

    病人不能在承受这种强度的手术打击之后恢复良好的射血功能，而同样

    的打击在健康的狗身上则没问题。这种“病态心脏”的理论很好地解释了

    相同的技术在病人和健康动物身上明显不同的结果，因而被广为接受，甚至导致研究人员质疑心脏直视手术的终极价值。

    理论往往是落后于实践的。事后诸葛亮似的总结，如果能上升为正确的

    理论，那么将反过来极大地推进实践；如果是错误的理论，则将影响甚

    至延缓实践的脚步。很不幸，这一“病态心脏”理论属于后者。很显然，主帅吉本的折戟沉沙对体外循环机的研发事业是个不小的打

    击，但即使在如此惨淡的情况下，仍然有猛士坚持下来。吉本的好友，前面提到过的体外循环机的另一位研究者，克拉伦斯·丹尼斯教授就是

    其中的一位，他在1955年6月也成功地进行了体外循环下心内直视手

    术，这是世界第二例。但使整个事件发生根本性转机的却另有其人，他

    就是明尼苏达大学的克拉伦斯·沃尔顿·李拉海。

    李拉海出生于明尼阿波利斯的一个挪威裔家庭，父亲是牙医。李拉海很

    小的时候就表现出了出色的动手能力，这或许是其将要从事外科生涯的

    一个最初预兆。就读于明尼苏达大学之后，他先后于1939年获得学士学

    位，1942年获得生理学硕士学位，1951年获得外科学博士学位。“二

    战”服役期间，李拉海因表现出色，获得美军青铜星章。

    1945年起，李拉海在明尼苏达大学医院接受外科住院医师培训。1949

    年，他不幸罹患了恶性淋巴瘤。当时这种病的五年生存率只有10%，但

    他却在根治性手术之后死里逃生，奇迹般地痊愈了，并选择了一个当时

    多数外科医生望而却步的高难领域——心脏外科。

    1952年9月2日，李拉海作为助手参与了心脏外科史上极重要的一次手

    术，即约翰·刘易斯利用低温中断循环的方式为杰奎琳·约翰逊成功实施

    的房间隔缺损修补手术。不过不会有人想到，在刘易斯手术取得成功的

    那一瞬间，李拉海除了衷心地为自己的朋友感到高兴之外，还想到了另

    一名美丽的少女——多萝西·尤斯蒂斯(DorothyEustice)。“如果尤斯蒂斯撑得再久一些，也许我们就可以救她了。”他在心中如是说。

    1952年7月20日是李拉海最后一次见到尤斯蒂斯的日子，地点是明尼苏

    达大学医院地下一层的解剖室，这最后一面李拉海见到的其实是她的尸

    体……

    1951年11月，二十三岁的尤斯蒂斯已经是第六次住院了。李拉海的母亲

    从朋友那里听说了这个可怜的女孩儿，认为自己引以为豪的儿子可以救

    她，于是让李拉海去尤斯蒂斯的病房看看。第一次见到尤斯蒂斯时，李

    拉海便被她的美深深地震撼了，她娇媚得仿佛是一个瓷娃娃一般，深邃

    的眼眸几乎让人迷失，怎么看也不像是一个被疾病长期折磨、已经被医

    生判过好几次死刑的人。但李拉海还是知道她是濒死的，因为当听诊器

    放到她的胸前时，耳朵里传来的是近乎哀鸣的病理性心脏杂音。

    当时还没有哪个外科医生能够修补房间隔缺损，李拉海多么希望她能免

    于一死，或者能够将时间拖得长一些，让这份美多在世间停留几分钟也

    好。因此，每次路过她的病房时，只要有时间，他总要进去看一看，陪

    她聊一聊。尤斯蒂斯喜欢的东西都很简单，针织、小动物、香草味的冰

    激凌……可是她知道自己已时日无多，没多少时间继续享受这些美好

    了。彼时，明尼苏达大学医院正在进行着几项有关心脏病的研究，李拉

    海经常同她讲起相关领域的进展，这些渺茫的希望在尤斯蒂斯最后的岁

    月里给了她莫大的慰藉。遗憾的是，尤斯蒂斯终于没能挨到获救的那天。她的死给李拉海以极大

    的震动，如此年轻如此美丽的一个女孩，这么一个简单的缺损就要了她

    的命。病理医师打开了尤斯蒂斯的身体，开始切取、称量各个器官，最

    后，把心脏交到了李拉海手里。李拉海接过这颗心脏，内心深处波涛汹

    涌。但他仍保持着一个职业科学家加顶尖外科医生必要的冷静，迅捷但

    小心翼翼地切开了这颗心脏——几天之前它还在一个美丽少女的身体内

    不停地跳动，涌动着温热的血，现在却永远停下，被冰冷锋利的柳叶刀

    切开了。李拉海只用几针就把那个存在于左右心房之间的缺损缝合上

    了。他仰头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看来，只要有一个可行的方法，任何一

    个受过训练的外科医生都可以轻而易举地缝合这个缺损。1952年夏天，一个伟大的构想开始在李拉海的心里扎根，他决心一定要找到这个办

    法，以拯救更多像尤斯蒂斯这样的病患，中止这些不断上演的人间悲

    剧。

    低温中断循环的方式虽然在1952年9月之后取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但

    其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受制于时间，很多更复杂的心脏畸形根本无法完

    成手术矫治。人工心肺机是当时最流行的一个思路，可除了主帅约翰·

    吉本曾成功在心肺机体外循环下完成了一例房间隔缺损修补手术之外，其余人最初的尝试均告失败。也许李拉海在最初也没能想到，他居然在

    那样一个关键的时刻登上心脏外科的历史舞台，续写了那一曲壮美的医

    学传奇。如果说在他之前的开拓者们体现了无与伦比的智慧与勇气的话，那么李

    拉海的所作所为则已几乎超越了人类想象的极限。1954年，在心脏外科

    直视手术研究领域一片军心涣散的当口，他居然试图以患儿的父亲作

    为“心肺机”，用活人交叉循环的方法挑战历史上首例室间隔缺损的修补

    术，这……这个家伙难道疯了不成？

    20世纪50年代初，李拉海也想开展有关体外循环的动物实验，可遗憾的

    是他没有人工心肺机的实验条件。你要做饭，可居然连锅都没有，这能

    行吗？当然有人可能会想到，如果饿急了，想把食物弄熟也不是非有锅

    不可，可以采用原始的方法，直接用火烤成不成？那么，人体体外的循

    环除了人工心肺机外，还有别的什么原始途径吗？我们人类社会再回到

    原始形态当然是不可能了，但是人之初的形态又是如何的？人不是出生

    以后才有自己独立的循环和呼吸吗，在此之前人的生命体系是如何维系

    的呢？

    这一灵光乍现的思路，来自李拉海的助手莫利·科恩(MorleyCohen)。

    李拉海在协助刘易斯完成了那一次意义非凡的手术之后，就已经是明尼

    苏达大学的助理教授了，科恩则是他的一位全职助手。1953年秋的某一

    天，李拉海发现这位昔日的得力助手最近有点儿心不在焉，便问其故。

    原来，科恩的妻子怀孕了，他总是在实验室里也分心想着他的妻子和尚

    在腹中的胎儿。李拉海不禁和他谈起了孕育胎儿这件事，话题不觉间扯

    到了胎盘——既然胎儿可以从胎盘获得氧合血，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动物实验来模拟这种情形呢？这真的又是一个幸运的遗憾，当年布莱洛克没

    能如愿以偿建立肺动脉高压的动物模型，导致了塔西格与其联手，创立

    了经典的术式B-T分流。而今，实验条件的限制，居然使李拉海迸发出

    以活体作为“心肺机”的神奇构想，而这一构想恰恰为已经看似山穷水尽

    的体外循环研究带来了柳暗花明的一线转机。

    他们用两条狗进行心脏手术，一条是手术狗，为受体；另一条模拟胎盘的原理当做氧合器，称为供体。这是一种新的体外循环方法——“交叉

    循环法”。动物实验进行得非常顺利，1953年10月22日第一例交叉循环

    动物实验即大获成功。同时一个意外的发现是，实验动物的术后恢复如

    此之快，状态如此之好，是此前应用人工心肺机时从未有过的。又经过

    几个月的系统改进及有关机制的深入研究，成竹在胸的李拉海认定，在

    人工心肺机几乎缺席体外循环人体试验的关口，这项全新的技术值得进

    行一项人体试验。

    交叉循环法的原理为，在同样的时间里使病人和正常的供体之间交换等

    量的血流，通过精确的流量泵来控制流量，而病人心脏的静脉流入则完

    全阻断，以保证可直视下切开心脏。一旦病人与供体建立连接，该病人

    的身体就可以源源不断地从供体那里得到充分氧合后的血液供应。没有

    复杂的机器，也不需要调解动态的平衡，因为供体的循环及时自动地承

    担着这些重要职能。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实验动物的术后恢复，较以前用

    机器进行体外循环时为快。这一方法，至少从理论上似乎既规避了应用

    低温和心肺机体外循环实验过程中相关的常见并发症，且相对而言，没

    有时间限制。

    这一想法刚一抛出就引起轩然大波，这对已有的临床医学外科实践体系

    是一个极大的背叛。出于伦理学的考量，让一个“无辜”的健康人在手术

    室里冒着潜在的危险(不管多么小)作为供体循环，哪怕只是暂时的，也是不能被接受的。有些批评者甚至说，“你们想要创造历史吗？想要做外科历史上第一个可能死亡率为200%的手术？”

    这是一个今天看来也不乏疯狂的设想，在当时，得是什么样的家长敢把

    自己的孩子交到这样的医生手里，而且还可能把自己的性命也一并搭

    上？这种家长是鬼迷心窍了吗？一种几乎是本能的直觉告诉我，能冒险

    作出如此决定的家庭，其背后一定有不同寻常的故事。

    1950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当多娜同她的妹妹雪莉一起在小床上睡着的时

    候，弗朗西斯·格利登(FrancesGlidden)和她的丈夫莱曼·格利登

    (LymanGlidden)绝对想不到第二天早上的情形。雪莉早上醒来的时候

    还以为姐姐仍在贪睡，直到她们的母亲进来，才发现多娜已经死了，那

    一年多娜才十二岁。两年前，当医生诊断多娜为先天性心脏病时，格利

    登夫妇根本不信，在他们眼里，多娜没有太大异常，运动能力良好，饮

    食睡眠都没有问题，只是好像比别的孩子感冒的次数多一些。当然自此

    以后，这对夫妻的心头就蒙上了阴影，不知道那一场悲剧将在何时到

    来，也许他们心头尚存侥幸。1950年春天开始，多娜的状况明显变糟

    了，体力变得很差，经常有呼吸困难，甚至有一次在院子里直接昏死了

    过去。多娜住进了明尼苏达大学医院，医生为其做了心脏导管造影，证

    实她所罹患的是先天性心脏病，室间隔缺损。这种病在当时是没救的，医生们除了建议低盐饮食之外别无良策。这时候格利登夫妇才放弃幻

    想，清楚地知道，无情的死神已经向这个孩子慢慢逼近了，只是他们绝

    没想到或者说是不愿意看到，死神的步伐居然如此之快。1952年夏天，当弗朗西斯发现自己再次怀孕时，她和丈夫仍不时地想起

    他们那可怜的女儿多娜。1953年，这个叫格雷戈里的孩子刚出生时似乎

    并无异样，只是不久，弗朗西斯和莱曼就惊恐地发现，格雷戈里也非常

    容易“感冒”。他们已经知道了，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容易出现呼吸道感

    染，但他们不愿意相信自己居然那么倒霉，会再次摊上这种事。

    每次住院，抗生素治疗似乎都很见效，医生也不认为格雷戈里有心脏方

    面的问题。但反复几次住院之后，弗朗西斯慌神了，她把耳朵贴近格雷

    戈里的胸口，耳畔传来了她曾经十分熟悉的噩梦般的声音——跟当年多

    娜的心脏杂音一样!这回，医生也听到这个杂音了，低调的收缩期杂音——典型的先天性心脏病的杂音。应该是存在一种缺损，是房间隔缺

    损，还是害死了多娜的室间隔缺损？

    将格利登夫妇吸引到明尼苏达大学医院的主要原因，是当时他们已经听

    说这所医院可以做房间隔缺损的修补手术了。换一句话说，是刘易斯在

    1952年的那次影响深远的成功手术，使这对绝望的夫妇看到了生的希

    望。但心脏导管检查发现，格雷戈里患的还是室间隔缺损，这种病恰恰

    用刘易斯的低温阻断循环的办法处理不了。在1954年春天之前，还没有

    任何一个医生能够在活人身上成功地修补这种缺损。刚刚升起的希望，几乎又在瞬间化为齑粉。当有人告诉他们，听说有个叫李拉海的年轻医

    生发明了一种新的方法，在实验室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功，可能修补室间

    隔缺损时，他们虽然感到仿佛抓到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但又不敢抱有

    太大希望。然而无论如何，他们都要冒险试一试，他们不想再次经历丧

    子之痛了，哪怕有巨大的风险，哪怕是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

    虽然李拉海对交叉循环抱有极大的信心，相信自己的手术刀一定能够治

    好格雷戈里的病，但当他打算安排这样一次“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手术

    时，才发现自己所要面对的阻力是如此之大。质疑、批评的声音如暴雨

    般袭来。然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还是向导师欧文·奥根斯汀

    (OwenH.Wangensteen，1899—1981)正式递交了试验申请。奥根斯汀

    对这位爱徒一向关爱有加，这一次更是力排众议，批准了该试验计划，他在批准书中答复道：“亲爱的李拉海，放手去干，别的事情你甭管。”短短的一句话，寄托了奥根斯汀无尽的期待。若没有他的鼎力支持，这

    一项关乎心脏外科走向的试验绝不会进行得如此顺利。另外，当年李拉

    海罹患恶性淋巴瘤时，为其做根治性手术的主刀医生，正是奥根斯汀。

    1981年1月奥根斯汀去世后，医学界对其赞誉有加。评论者认为，明尼

    苏达大学能够在20世纪50年代对心外科的发展作出许多开创性的贡献，涌现出一批享誉世界的心脏外科大师(如前文已经提到过的克拉伦斯·

    丹尼斯和约翰·刘易斯俱属奥根斯汀麾下)，与奥根斯汀锐意创新进

    取、大胆扶持年轻人的开明作风是分不开的。奥根斯汀本人虽未专注于

    心脏外科领域，但他对心脏外科的发展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每当我

    想到此人，脑海中总是浮现出一个绝顶睿智的大宗师形象，仙风道骨长

    髯飘飘，仿佛金庸笔下《倚天屠龙记》中的张三丰。事实上奥根斯汀本

    人的成就也确实符合一代宗师的名头，因他对肿瘤外科、肠梗阻等方面

    的贡献而获益的病人迄今何止千万、万万，这里且不细说，单说1954年

    3月26日——心脏外科历史上最令人激动不已的一天。

    当天发生在明尼苏达大学医院手术室第二手术间的这一幕，如果能够被

    搬上银幕，即使在最蹩脚导演的执导下，也足以使影院里的多数人痛哭

    失声。作为供体的父亲尤其让我感动万分。试想在当时，这个试验在一

    片激烈的反对声中勉强得以实施，手术过程中将会发生什么，没有人可

    以预料得到。当这一对父子在麻醉前深情地对望一眼之后，他们是否有

    可能活着再见？李拉海和他的三个年轻同事，以患儿的父亲作为供体，用管道和流量泵

    将父子的循环系统连接在了一起。确认这种交叉循环可以同时保证一大

    一小两个生命的安全维系之后，李拉海阻断了患儿自身的循环，切开了

    他的心脏。经探查后发现，该患儿的心脏问题确实是室间隔缺损，术前

    的诊断无误。“兄弟们，”李拉海语调平静地说道，“我们可以继续

    了。”十二针，他冷静沉着又不失迅捷地十二针即缝合了这个缺损。室

    间隔缺损，这一发病率最高(占先心病的25%左右)、戕害小儿生命最

    多的先天性心脏病，终于在人类发达的现代医学面前第一次臣服。当患

    儿格雷戈里同父亲的交叉循环被中断时，他的心脏已经脱胎换骨，不再

    是一颗破损的心了。手术过程异常顺利，并没有出现之前批评者所担心

    的一台手术父子双亡的悲惨局面。在手术台上，李拉海还戴着沾满鲜血

    的手套就逐个同几位助手握了手，他们的眼神交换的是同一句话：我

    们，赢了。看台上，一直为自己的爱徒捏了一把汗的奥根斯汀热泪盈

    眶。

    可是，李拉海等人是否高兴得太早了呢？别忘了，当初吉本第一次在人

    工心肺机体外循环下的手术成功之后，就再没能重复这一结果，同样的

    悲剧会再次上演吗？更何况，即使手术获得了成功，患儿格雷戈里就一

    定能顺利度过术后恢复期吗？这毕竟是一次破天荒的手术，格利登夫妇

    能否将格雷戈里活着抱回家，避免又一次的丧子之痛？

    格雷戈里恢复得似乎不错，术后第一天，他已经可以喝水、喝奶了，第二天吃了荷包蛋。一直到4月1日，也就是手术后的第六天，格雷戈里每

    一天都比之前的状态好一些，胜利在望了。无论是参与了这次治疗的医

    护人员还是患儿的父母，差不多每一天都在紧张与不可思议的兴奋中度

    过，格雷戈里也成了医院里的明星患者。

    但后来，情况渐渐发生了变化。格雷戈里出现了呼吸急促、缺氧等情

    况，李拉海认为可能是呼吸系统出现了感染，遂开出了抗生素，并应用

    了一切支持手段。但不幸的是，格雷戈里的病情还是一天天变糟糕了。

    4月6日上午，格雷戈里望了这个世界最后一眼，就再也没睁开眼睛。他

    的心跳，停了。

    李拉海是多么不甘心就此认输。他立刻积极展开抢救，甚至直接用注射

    器刺入格雷戈里的胸腔进行心脏内的注射，但患儿终究未能起死回生。

    1954年4月6日上午九点十五分，李拉海无奈地宣布：抢救无效，病人临

    床死亡。“对不起，”正如好多影视剧中的桥段那样，李拉海非常诚

    恳地对弗朗西斯和莱曼说，“我们已经尽了全力。”孩子的母亲悲痛难忍

    泣不成声，“是的，我知道你们尽力了”。她强忍着内心的剧痛，幽幽地

    问了这样一句：“您不是说手术很成功吗？为什么格雷戈里还是离开了

    我们？”“只有一个办法能让我确切地知道格雷戈里的死因到底是什

    么，”李拉海小心翼翼地提出问题，“可是你们能允许我对格雷戈里进行

    尸体解剖吗？”夫妇二人一脸惊愕，仿佛业已流血的心头又被人重重地

    戳了一刀。李拉海不等他们回答，继续动情地说道：“只有这样，相信我，只有这样，才能让格雷戈里的死有价值。通过对他的解剖，我们将

    能发现极重要的问题，换句话说，他的死必将换来其他患儿的新生。”

    这对夫妇终于同意了李拉海的请求，连续两次丧子之痛，使他们深深地

    懂得同样家庭将要面临的悲剧，他们愿意为这些家庭祈福，他们希望李

    拉海最终能够获得预期的成功。

    还是那间解剖室，李拉海不由再次想起两年前的那个夏天，当时他面对

    着尤斯蒂斯的心脏，发誓要找到一个可以安全进行心脏修补手术的方

    法。而今，他的方法第一次尝试就遭到失败。他决心找到究竟，真是这

    个方法不可行，还是有别的什么状况？李拉海再次打开了格雷戈里的身

    体，剖开心脏，那个经过外科医生妙手修补的缺损已经完全愈合!也就

    是说格雷戈里的直接死因并非手术，而是肺感染，即他开创的这一方法

    值得继续进行尝试、探索。

    1954年至1955年之间，几乎是孤军奋战的李拉海团队通过使用亲子之间

    的交叉循环，为存在复杂心脏畸形的45位儿童施行了直视下的心脏手

    术。在这些应用交叉循环的手术中，有一例情况极为特殊，因为作为供

    体的一方居然与患儿非亲非故。该患儿拥有一种罕见的血型，甚至他的

    父母与其血型也不完全匹配。经过多方寻找，一个叫霍华德·霍尔茨

    (HowardHoltz)的二十九岁小伙子自告奋勇，为救这个素不相识的小

    孩儿甘愿冒险做供体。对于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义举，霍尔茨却只有轻

    描淡写的解释：“如果我的孩子也遭遇这样的情况，我希望会有人为了救他而冒险做这个供体，我只不过是做了我希望别人也能做的事而

    已。”如果说第一例交叉循环的手术让人们感受到如山父爱的伟大的

    话，那么这次手术更有理由让我们为人类世界慈幼为怀的高贵感动非

    常。

    必须要指出的是，所有这些复杂的病变，都是靠此前既有的技术无法解

    决的。全部接受手术的45名严重受损的病人中，有28名复杂的心脏畸形

    得到了治愈。45名循环供体均得以存活，那种传说中噩梦般的200%的

    死亡率并未出现。到1986年，术后30年随访的结果为22名患者(49%)

    仍然活着，并过着有质量的生活。

    很多在解剖室看过法洛四联症解剖的医生认为，复杂到这种程度的心脏

    畸形，即使用最精妙的手术技法也不可能彻底修复。当年的“蓝婴手

    术”令霍普金斯大学医院的外科医生布莱洛克和内科医生塔西格一战成

    名，而那次手术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法洛四联症的病情，并非根

    治。因此，当李拉海宣称可以对这种疾病进行根治性手术时，很多人都

    表示怀疑。但那些亲临现场观摩手术的人，在瞠目结舌之外，就只有心

    悦诚服了。

    这些显著的临床试验结果，显然比其非凡的手术技巧更令人吃惊。这使

    当初吉本暂时失利之后学术界盛行一时的“病态心脏”理论被彻底打破

    了，心外科开始走出低谷，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都说孩子是一个家庭的希望，好比初升的太阳，那么这些为拯救万千孩

    子性命而勇敢探索孜孜以求的科学家，无疑就是那修复希望托起朝阳的

    巨人。李拉海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将明尼苏达大学医院一下变成了世界

    心脏外科学的第一重镇，各地的参观学习者络绎不绝。后来这些学习者

    中又有不少人续写了辉煌，其中最有名气的一位是来自南非开普敦的外

    科医生克里斯蒂安·伯纳德(Christiaan Barnard，1922—2001)，他1967

    年的石破天惊之举，再次续写了心脏外科的辉煌。这是后话，且待后面

    细说。

    但李拉海并没有被一时的胜利冲昏头脑，他清醒地认识到，目前这种方

    法中，供体的自我平衡机制将自动纠正无数不知名的、由于全身灌注引

    起的生理学紊乱，这对于供体的健康显然存在潜在威胁(进行交叉循环

    的45个供体虽然无一例死亡，却有一位母亲由于操作失误发生了不可逆

    的脑损害，给本有一个先心病孩子的可怜家庭雪上加霜)。也正是由于

    这个原因，活体交叉循环技术并没有得到广泛开展。因此李拉海预言

    道：交叉循环的临床经验——尤其是对供体的不良影响，使我们清楚它

    显然不可能一直作为体外循环技术，为了病人和(尤其是)供体的安全

    问题，必将会发展出一种超越这项技术的体外循环措施。

    于是，包括他本人在内，许多研究者又重新开始重视人工体外循环的研

    究，在吉本研究的基础上，对心肺机做了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不得不承认，到目前为止，在已被应用到心外手术的技术中，交叉循环是最符合病人生理的技术。放弃一个在生理上近乎完美的技术，转而采

    用了一个至少目前看来在生理上比交叉循环尚有不足的技术，李拉海医

    生的这一作为在外科医学史上是令人叹服的。但这又是伦理学压力之下

    必然的选择，你不能总在每次做手术的时候，都让另一个健康的人冒着

    一定风险，而且一旦发生重大失败，真的可能是两条命都交代了。

    李拉海的预言很快得到了证实。到1958年，仅仅在吉本第一次体外循环

    下手术成功的五年之后，毕业于哈佛医学院的约翰·韦伯斯特·柯克林

    (JohnWebsterKirklin，1917—2004)即报道了在梅奥诊所成功地应用梅

    奥-吉本设备在体外循环进行的245例手术。柯克林改进了吉本的心肺

    机，发展了安全可行可靠的体外循环措施，取代了交叉循环成为心内直

    视手术的首选方法。

    想当初吉本对同梅奥诊所的柯克林分享这一蓝图是非常犹豫的，因为他

    担心由于梅奥诊所强大的实力，柯克林会先于他完成第一例体外循环下

    的心脏手术。不过感谢上帝，吉本最终还是和盘托出了他的技术，而最

    后恰恰是梅奥诊所将这项技术的应用推向了极致。为纪念吉本的卓越贡

    献，他们将改进后的设备命名为“梅奥-吉本”。如果当时吉本由于一己

    之私而选择了保守，这项大业跌入谷底而无法一时中兴也未可知。

    低温在此时则已成为心脏手术的常规并行手段，用于减少单独应用体外

    循环对人体固有的损害——在血流减少的时间段内保护重要的脏器，如

    脑、心脏和脊髓。自此，由于有了体外循环技术这一有力的武器，心外科医生可以从容地

    在无血术野下对心脏进行精细的矫正与修补，挑战更复杂的手术。阴魂

    不散的比尔罗特“魔咒”此时才被彻底摆脱，心外科一扫阴霾，飞速发

    展，手术适应证范围不断扩大。后来甚至出现过三个独立的研究者，分

    别在几乎相同的时期内发展了同一术式。由于无法确定究竟谁是第一

    个，学界只好把这一手术命名为达穆斯-凯-斯坦塞尔(Damus-Kaye-

    Stansel)手术。而这一术式纠正的畸形又绝不简单——单心室，即只有

    两个心房一个心室。由于这一手术太过复杂，本文就不再细说了。至

    今，心脏外科仍是极富挑战且集中了最多前沿技术的外科分支之一，这

    一朵最年轻的外科之花，在经历了无数凄风冷雨之后，终于可以在万丈

    的霞光之中，精彩绽放。

    人工心肺体外循环这一技术，自问世以来即是一个不断完善进步的系

    统。梅奥-吉本心肺机的氧合器部分，是由呈网格状或实心的碟片构成

    的，称为碟式氧合器。在血槽内转动时，屏片或碟片的表面形成一个很

    薄的血膜，气体交换正是在这个血膜的表面上进行。这种早期的氧合器

    需要特别大的预充量(手术开始前将管道内注满血液)，对血液的破坏

    非常严重；而李拉海同其助手研制的鼓泡式氧合器，虽然在很多方面优

    于碟式氧合器，并一度占领了主要的市场，但由于当时没有有效的滤过

    器，很多患者因氧合器产生的泡沫而在术后出现了“灌注肺”或“灌注神

    经系统并发症”。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临床上更安全可靠的

    膜式氧合器的出现，鼓泡式氧合器才逐渐被淘汰。现在，体外循环技术虽已相当成熟，但远非尽善尽美，更非绝对安全，并发症如中风、凝血

    功能障碍、对血液成分的破坏等问题并未彻底解决。这促使外科医生开

    始考虑使用体外循环之外的替代方案，不难预料，这又将是另一番艰苦

    卓绝的征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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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千古谜题，凭谁能解如果从1930年马萨诸塞州的不眠之夜，吉本决定研制体外循环机算起，到20世纪60年代体外循环机走向成熟，前后历时三十年，差不多也就是

    一代人的心血。但这三十年的故事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在千百年来人类

    不断探索积累的基础上发生的。正如我们无法事无巨细地重现浩繁的人

    类历史一样，穷尽心脏医学史上的每一个技术细节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

    务，在继续讲述有关心脏外科的精彩故事之前，我还是要回溯一下血液

    循环的发现过程。没有血液循环的发现，不但不可能有后世心脏病学的

    发展，甚至整个现代医学都将驻足不前。

    人类早在文明曙光初现时，就已经注意到了心脏这个神奇的器官。它在

    我们胸膛里的跳动，甚至在我们尚未看到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以前就开

    始了。不同地区的远古文明都有自己对心脏的解读。苏黎世大学的弗兰

    克·纳赫尔(FrankNager)教授在其著作《心脏的神话》

    (MythologyoftheHeart)中，曾记述了有关心脏的文学、宗教和艺术的

    象征意义。古人认为心脏代表着想象力的中心，医学哲学家用心脏来说

    明仁慈、理解、生命、死亡和很多情感反应。

    也许古代中国医学最早提及了血液循环的概念，但它并未提及心脏的泵

    血机制，而是认为这是由阴阳二气推动的；古代印度则将心脏视为神经

    系统的中心；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460—370B.C.)认

    为血由肝脏和脾脏不断制造，并运行到心脏中加热，或运行到肺中，通

    过自气管而来的空气冷却；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384—322B.C.)认为，心脏是人体最重要的器官，是人和动物的行动指南，它是智慧的源泉，情感的核心。亚里士多德认为心脏在结构上有三个

    腔，并命名了主动脉(aorta)。通过对鸡胚的观察，他发现心脏是第一

    个形成的器官。其后，古希腊的医生通过解剖尸体，发现动脉中的血液

    都已流到静脉，动脉是空的。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认为动脉内充满了由

    肺进入的空气。

    几百年后，罗马医生盖伦(ClaudiusGalen，129—199)解剖活动物，将

    一段动脉的上下两端结扎，然后剖开这段动脉，发现其中充满了血液而

    不是空气，从而纠正了古希腊传下来的错误看法，这已经是一个了不起

    的超越。此时，盖伦已经发现了动脉血与静脉血的不同，将其分别描述

    为鲜红的(brightred)血与暗红的(darkred)血。他认为动脉血和静脉

    血的颜色不同是由其中是否含有“元气”造成的：“元气”通过人的吸气进

    入动脉，并由肺部流到左心室；而静脉血由消化道的食物形成，不

    含“元气”，它以肝脏为中心。这两种血均一次性分布到外周，并由组织

    器官消耗掉。他同时提出血液中的一部分将通过纵中隔上无数的小孔由

    右心进入左心，通过呼气排出“烟灰”。血液在元气的推动下在体内作潮

    汐式的涨落运动。

    盖伦对医学的发展有重要的贡献，是继古希腊医生、医学奠基人希波克

    拉底之后最重要的古代医学理论家。也许有些读者会想当然地认为古代

    医学家的作品应该是相当鄙陋的，而事实上并非如此。现有的盖伦作品经过整理后，数量竟多达22卷，共计2500万字，这还不包括据说已失传

    的三分之一。盖伦认为自然界的万物均有灵性，人类亦然，人的身体受

    灵魂操控。这种观点与基督教的某些理论正好吻合，因此虽然他并非基

    督徒，但由于他对人体的这种解释颇合教会的胃口，他的著作也由此得

    以流传。教会认为，任何与盖伦观点相左的看法都是邪恶的，应该受到

    诅咒和惩罚。盖伦的学说就这样与宗教、迷信彼此纠缠着流传于世，在

    2~16世纪长达一千四百多年的漫长岁月里，一直被奉为医生和解剖学家

    的“圣经”，对医学影响极大，并作为权威的说法制约着医学的发展。

    此后的几百年间，又有学者陆续描述了诸如肺动脉、主动脉等解剖结

    构，但是他们都未能对盖伦的主要错误有所纠正，甚至有人煞有介事地

    描绘了盖伦提出的由右心通往左心的小孔。这种因迷信权威而导致的对

    客观事物进行错误主观描述的现象，在后来的医学发展中也常常上演。

    文艺复兴运动时期形成的解放思想、重视实验研究的良好气氛，使一些

    有为的学者和医生开始质疑和挑战教会所推崇的盖伦的权威理论。当时

    的学者们已经发现心脏其实是四个腔，而非亚里士多德认为的三个。

    达·芬奇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他在十四岁时成为佛罗伦萨一名艺术

    教师的学徒，这位老师要求他的学生都要学解剖。十年后，达·芬奇成

    长为一名非凡的艺术家，得到了许多资助甚至特权，应该说是艺术将他

    引向了解剖学。他以一种近乎病态的痴狂进行解剖研究长达五十年之

    久，还被授权可以在佛罗伦萨的一家医院进行尸体研究。据说这位艺术家在尸体堆里度过了许多个特别的夜晚……这些不同寻常的经历让达·

    芬奇对人体结构有了深入的了解，并能够画出真实精准的内脏解剖图。

    达·芬奇曾经对心脏的结构和功能进行过细致的观察，在他的手稿中记

    载着如何将蜂蜡注入牛的心脏，以便了解心室的形状及其功能。他还研

    究了心脏瓣膜的结构和功能，甚至到了五百年后的2005年，他有关心脏

    瓣膜的绘图作品，还启发英国帕普沃思医院一名心脏外科医师发展出了

    一种修复心脏瓣膜脱垂的新术式。这种对准确的追求，显然不同于古希

    腊哲学从思辨和空想出发的认识论，他通过实践探索世界的奥秘，而不

    盲目接受传统观念或崇拜古典著作。这种观念后来经伽利略发展，由培

    根总结成为近代自然科学的基本方法。遗憾的是，达·芬奇这些有关心

    脏的认识在当时没能产生广泛深刻的影响，他的许多工作是几百年之后

    人们发现了他的手稿才公之于世的。

    近代解剖学奠基人，比利时医生、解剖学家维萨里(AndreasVesalius，1514—1564)出生于达·芬奇去世前五年。他进入大学时，文艺复兴正

    处于高潮，但医学院还未完全摆脱中世纪的精神桎梏，解剖教学只是对

    盖伦学说抱残守缺，实验对象多数时候只是狗或猴子等动物材料，人体

    解剖的机会极少。这种教学方法实在无法令维萨里满意，于是他就自己

    去刑场和墓地寻找尸体。这种行径当然既违背道德又违反法律，所以他

    只能在半夜出没，解剖也需要偷偷摸摸。为了降低腐烂速度，他常在寒

    冷的冬天进行操作。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认真从事尸体解剖，翔实记载人体结构，积累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第一手资料，纠正了当时一直沿用的盖伦解剖学中许多关于人体结构的错误说法。在对心脏的解剖

    过程中，他没有找到盖伦提到的心室中隔上存在的从右心室通向左心室

    的小孔。因此他疑惑：血液究竟通过什么途径从右心室进入左心室的

    呢？维萨里对盖伦学说的信任也一度超过了他自己的眼睛，他在著作中

    写道：

    “在不久以前，我还不敢对盖伦的意见表示丝毫的异议。但是中隔却是

    同心脏的其余部分一样厚密而结实，因此我看不出即使是最小的颗粒怎

    样能够从右心室转送到左心室去。”

    最后他选择相信自己的亲眼所见，抛弃了盖伦的观点。不唯书不唯上只

    唯实。他认为研究活体现象的正确道路，不是去问盖伦曾经说了些什

    么，而是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事物的本来面目。维萨里奠定了近代解剖

    学的基础，也促进了近代生理学的诞生。他在1543年出版了《人体的结

    构》一书，详尽阐明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当时他还不到二十九岁。

    选择相信自己的眼睛而不是迷信权威的学者，在这一时期不止维萨里一

    位。他的同学，西班牙医生塞尔维特(MichaelServetus，1511—1553)

    在1553年出版的一本著作中发表了他对人体血液循环的发现。他明确地

    否定了盖伦关于血液从右心室穿过中隔进入左心室的学说，提出了血液

    从右心经过肺到左心的洞见，这其实就是肺循环的概念。他在书中阐述

    的肺循环是人类探索血液运行方式的一次重大飞跃。后人称赞塞尔维特

    是欧洲第一个具有血液循环思想认识的人，也是第一个对盖伦的“潮汐说”进行有力驳斥的人。

    关于塞尔维特的死因，在中国国内有一个较为煽情的说法：“正当他将

    要发现血液循环过程的时候，加尔文便烧死了他，而且还活活地把他烤

    了两个钟头；而宗教裁判所只是把布鲁诺简单地烧死便心满意足了……

    1553年10月27日，塞尔维特被绑在火型柱上。他的头颈上套着花环，那

    是被硫磺浸过的，花环的铁链上扣着他的著作，脚下堆着其他的著作和

    湿稻草及青树枝。行刑的牧师最后一次问塞尔维特是否愿意放弃自己的

    学说，塞尔维特保持庄严的沉默。昏暗的闷火和浓重的烟雾，不仅吞噬

    了一位杰出的科学家，而且使医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血液循环发现

    推迟了半个多世纪。”

    一个科学烈士的形象就这样被塑造出来了。但西方提到他的死因时，则

    主要归咎于当时的宗教争端。事实上，与其说塞尔维特死于科学与宗教

    的斗争，不如说其死于宗教内部的倾轧。他出版于1553年的那本提到肺

    循环的著作《基督教的复兴》，其主旨是批判“三位一体”旧教义，倡导

    一神教派新教。这当然是旧神学顽固势力所不能容忍的，再加上他本人

    也过于激进，这才惹来了杀身之祸。维萨里的结局也有一个类似的误

    会。他死于被判耶路撒冷朝圣之后的归途，当时他的著作已出版二十

    年，将宗教裁判所对维萨里的迫害简单地归结为其解剖学研究，是缺乏

    证据的，西方通常认为这是后世的以讹传讹。

    与塞尔维特同时期的意大利博物学家、医生塞扎尔比诺(AndreaCaesalpinus，1524?—1603)在1571年和1593年出版的两部著

    作中分别提出了区别于盖伦学派的重要看法。他认为血液在心脏收缩时

    被排放到动脉(包括肺动脉)中，而在心脏舒张时则从腔静脉和肺静脉

    流回心脏。他还认识到，流向组织的血液只能通过动脉，而流回心脏的

    血液只能通过静脉。可以说，塞扎尔比诺不但形成了肺循环的观点，而

    且也具有体循环的概念。这已经和现代血液循环的科学观念十分接近

    了。

    前面提到的几位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动摇了盖伦学派的观点，与此同

    时，盖伦学派的学者们也有新的解剖学发现，当然，这些发现是用来验

    证盖伦的“正确性”的。法伯瑞奇(HieronymusFabricius)就是盖伦学派

    的著名代表，他的贡献在于发现了静脉中瓣膜。但他只在1574年的著作

    中详细描述了瓣膜结构、位置和分布，没能正确地解释瓣膜的作用；因

    为按照盖伦学派的理论，无论动脉还是静脉，血液的方向都是如同潮汐

    一般可进可退的，其区别仅在于动脉与左心相连，而静脉与右心相连。

    我们现在知道，静脉瓣膜的作用是确保血液可以朝向心脏流动，避免反

    流。而法伯瑞奇由于坚持盖伦学派的观点，错误地以为瓣膜可以对血液

    的流动起一定程度的阻滞作用，以免其像洪水一样突然涌向手或脚。

    亚里士多德和盖伦对心脏的观点一直影响了人类千余年，从1543年到

    1593年这五十年间，我们不难发现人类对心脏和血液循环本质的认识速

    度大大地加快了。上述前赴后继的种种探索一点一点地动摇着陈腐的血液“潮汐运动说”，一个崭新的科学的血液循环学说即将诞生。

    在英国埃塞克斯市汉普斯特德教堂(离伦敦约80千米)的一处纪念碑

    上，有这样一句话：“发现血液循环，造福人类万世不朽。”这是威廉·

    哈维(William Harvey，1578—1657)的墓志铭，人们以此来纪念其在

    医学上的卓越贡献。

    哈维出身于英国肯特郡福克斯通的一个小绅士家庭。他十六岁入剑桥大

    学学习，十九岁获学士学位，1600年到意大利帕多瓦大学学医，1602年

    获医学博士学位。当时的帕多瓦大学极负盛名，有很多著名的学者在那

    里工作，比如前面提到的维萨里和发现静脉瓣膜的法伯瑞奇。哈维曾向

    后者学习解剖学，法伯瑞奇的这一学术贡献，正是促使哈维思考血液循

    环规律的出发点之一。法伯瑞奇在教学中广泛使用尸体解剖的演示，给

    哈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概从此时起，哈维便抱定这样的信念：“解

    剖学家不应该凭着书本学习和教课，应学习解剖并以解剖进行教学。”

    哈维在这里受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进步思想的深刻影响，并有机会接触到

    了关于血液运动研究的新资料，这成了哈维提出血液循环学说的重要基

    础和前提。

    哈维二十四岁时学成回国，担任圣巴托罗谬医院的内科医生。在行医的

    过程中，他越来越有名望，于1618年被选为内科医师协会会员，同年成

    为英王詹姆斯一世的御医，后来又当了英王查理一世的御医。查理一世和哈维关系很好，甚至和他一起观察过小鸡的心脏跳动。

    1615年哈维被选为伦敦医师公会的解剖学教师，从1616年4月起，哈维

    开始讲授解剖学，并公开宣讲他所创立的血液循环学说。1628年哈维出

    版了《动物心血运动的解剖研究》一书，这本只有72页的册子清楚地描

    绘了“静脉—右心房—右心室—肺动脉—肺—肺静脉—左心房—左心室

    —主动脉—全身动脉—静脉”的血液循环路线，宣告了关于人体血液循

    环运动科学理论的正式诞生。这一年，距他的老师法伯瑞奇去世刚刚九

    年。

    与以前的探索者相比，哈维并没有发现新的、重大的解剖学事实，可为

    什么他能够揭示血液循环真正的奥秘，成了破解这一千年谜题的最核心

    人物呢？

    也许我们可以从他的研究过程中寻找答案。

    既然哈维思考的出发点之一是其老师法伯瑞奇对静脉瓣膜的发现，我们

    不妨也从此入手。法伯瑞奇对静脉瓣膜的解释不能令哈维感到信服，他

    敏锐地觉察到，静脉瓣一定同某种特定的功能相联系。这种直觉可能是

    他在接触了大量新近的关于血液运动的学说之后产生的，他猜测静脉瓣

    的作用可能在于确保血液只能作由静脉流入心脏的单向运动。

    为证实这一猜测，他做了这样一个简单直观的实验：用带子扎紧手臂，发现远心端(手掌方向)的静脉膨胀——这不正是现在静脉采血时普遍的做法吗？随后他用手指向远心端挤压，观察到远心端的静脉更加膨

    胀，而带子以上的静脉血管则呈空瘪状态。这个实验无疑证明了哈维的

    猜测，同时也表明他的老师法伯瑞奇所说“瓣膜可以对血液的流动起一

    定程度的阻滞作用，以免其像洪水一样突然涌向手或脚”，这个认识是

    错的。静脉瓣膜显然无法使血液从静脉流向身体各部分，血液只能从动

    脉流向身体，静脉瓣膜最终将使血液从静脉返回心脏。

    然而推翻一个旧学说，并非像推倒多米诺骨牌那般，否定了个别细节，其整个理论就自然而然土崩瓦解了。毕竟推翻盖伦的理论并非哈维的终

    极目标，他想要做的是建立符合客观事实的新学说，这就需要扎扎实实

    地对自己的每一步假设小心求证。

    对静脉瓣膜作用的科学解释，仿佛是将统治了医学界千年之久的旧学说

    撕开了一个口子。哈维乘胜追击，顺势又研究了动脉瓣、二尖瓣与三尖

    瓣。他发现了这些瓣膜的一个共同作用——它们是控制血液单向流动的

    机械阀门，可以保证血液由静脉流入心房，由心房进入心室，再由心室

    射入动脉。

    为验证这一猜测，他在活蛇身上做了这样一个实验：用镊子捏住蛇的静

    脉，蛇心马上变小变白了；一松开镊子，心脏则立即充血；再用镊子夹

    住动脉，心脏就胀大变紫，似乎顷刻就要爆炸。

    前面的种种实验，其实已经在逻辑上证明了血液循环的机械运动机制，而真正彻底将“血液潮汐学说”置于死地的，是哈维开展的一个更为精彩

    的定量计算实验，这是人类医学史上第一次引入数学这一工具。

    哈维根据心脏的平均容积，设定左心室的血容量约2英两(约56.7

    克)。因动脉瓣膜的存在，左心室收缩后排出的血不能倒流，而心脏每

    分钟大约要跳72次。这样，一小时内心脏要排出的血就是

    2×72×60=8640(英两)，差不多540磅(约245千克)，这几乎是一个肥

    胖成年人体重的3倍!如果盖伦的理论成立，那么肝脏在一小时内就必

    须造出3倍于体重的血，而一天要造出70多倍于体重的血，这岂非太荒

    唐了？

    真相只有一个——血液是循环的。

    只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哈维并不能清楚地了解血液是怎样由动脉流到静

    脉的。当时的显微镜还不完善，不能观察到动脉与静脉之间的毛细血

    管。尽管如此，哈维还是根据他的观察和实验作出了正确的推断，血液

    是由心脏经过动脉到静脉再回到心脏这样循环不息地流动的。他借助大

    胆的想象和理性思维，对动脉和静脉之间的联系进行了推测和预言。他

    指出两者的联系可能是动脉把血液输送到肌肉中去，再通过肌肉中的小

    孔渗透到静脉中来。这个基于事实的科学推论，在他逝世四年之后得到

    了确切的验证。那时显微镜已得到改进，意大利的解剖学家马洛·马尔

    丕基(MarcelloMalpighi，1628—1694)在1661年发现了动脉与静脉之

    间的毛细血管。这一学说在今天早已广为人知，无可置疑，但我们真的很难想象，像这

    样以大量事实材料作为基础、如此严谨精确的推演论证，都必须经过顽

    强而长久的斗争后才得到普遍认同。事实上，至少在五十年之后，哈维

    的学说才被一部分先进的学者认同；而哈维这一学术贡献的价值，则是

    在其去世后两百年才得到完整的评价。

    阻挠这一学说的原因是复杂而多样的。首先，哈维的发现不仅是发现了

    新的规律，而且也发现了研究生命现象的新方法。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旧传统的观念往往有很强的生命力。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要从根本

    上改变旧的世界观，自然要比接受一两件并不危害总的理论基础的新事

    物要困难得多。

    因此，不仅很多和哈维同时代的人这样，某些后来的学者也是如此，继

    续奉行着扼杀当时医学思想的盖伦学说来讲授解剖学。非常讽刺的是，盖伦当年虽然对自己和自己的著作自视甚高，但在这一点上仍然有着十

    分清醒的认识，他确信自己必然会被后人超越。所以，假如盖伦能“穿

    越”到哈维所处的时代，看到那么多攻击哈维的庸碌之辈均将自己的著

    作奉为神明顶礼膜拜的话，他一定会狠抽这些打着支持他的旗号的“不

    肖子孙”的屁股。

    医师同行中的积极反对者们要求这一新发现马上就有什么实际用途，这

    对承认哈维的新学说起着极大的阻碍作用。就算你说的是对的，血液确

    实是在作循环运动，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这种发现能多救活几条人命吗？很多权威医师的反对意见就是这样，他们认为新的血液循环学说只

    不过是无任何实际作用的“奥妙的幻想把戏”而已。这种鼠目寸光，这种

    诘问，我们是否觉得似曾相识？两百多年以后的某一天，当法拉第向人

    们展示电磁感应现象时，也没有多少人明白这一现象的意义。有人问

    他：“你研究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呢？”法拉第反问道：“一个婴儿能有什

    么用？”

    《动物心血运动的解剖研究》出版后的几十年里，人们对哈维的攻击此

    起彼伏从未间断，但哈维并没有过多地参与由其著作引发的争论，表现

    出了极强的自制力。后人很少提及的一个细节是，哈维其实是个易怒的

    人，年轻时就有佩剑的习惯，他可不只是为了时髦，而是经常因为一些

    小事就拔剑相向。可当他坚信的科学真理被一群鼠辈肆意诋毁时，他却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表现出了令人惊讶的沉默。其中可能的原因包括：第

    一，他希望能有其他人站出来回应这种种指责，结果却事与愿违；第

    二，当时英国国内政局动荡，人人自危，哈维也不想节外生枝惹祸上

    身。不难想象，在那样一个迷信愚昧、危机四伏的年代里，像哈维这样

    一个性情暴烈的科学天才该是多么痛苦啊。

    但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一发现意义极其重大：“如果医学各部门更够对这

    一真理善加利用，不知有多少事物可得到揭露，多少疑难得以消除。在

    仔细地思考之后，我认为内容可以增加扩大，如果得偿所愿，这本著作

    的价值将远远超过这书的大小。但是要结束它却不是我一生所能完成的……我的学说只不过刚开辟了一条路，可以让更有才干的人们用于更

    完善地研究这一问题。”

    显而易见，如果说哈维之前学者的探索只是对盖伦的旧学说有所冲击的

    话，那么哈维的血液循环理论则彻底将“血液潮汐学说”送进了坟墓，动

    摇的是盖伦医学理论的根基。中国有些学者认为哈维没有因批判盖伦这

    一医学权威而像“维萨里、塞尔维特那样付出生命的代价”，是因为哈维

    是查理一世的御医。这一貌似可以自圆其说的看法，其实是经不起推敲

    的。对英国历史稍有认识的读者，都应该很清楚查理一世的结局，他在

    1650年即被克伦威尔送上了断头台。如果宗教裁判所要在此时加害已经

    失去国王庇护的哈维，岂不是易如反掌吗？事实上，自17世纪40年代以

    来，哈维的生活境况因为英国国内战争之后发生的几件事而变得复杂起

    来。作为朝廷的御医，哈维不得不留在伦敦，他的住宅连同图书馆的实

    验笔记和手稿都被议会派洗劫一空。克伦威尔胜利之后，哈维只能在自

    己的几个兄弟家里轮流住着。但是在这样颠沛流漓的日子里，他仍然继

    续进行着科学研究工作，这些研究成果都收录在他的第二部著作《论动

    物的生殖》当中，其中详细阐述了生殖胚胎学的原理。很显然，哈维后

    期潦倒的境况主要是由于其在政治上忠于腐朽的王室，但他在科学上却

    绝对是革命的，进步的。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年，哈维仍然思维敏捷，研究不辍。中国有“人活七

    十古来稀”的说法，在当时的欧洲，七十九岁也是罕见的高龄了。他几乎没什么嗜好，只满足于最基本的生活，在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之

    后，他已变得温和而谦恭。哈维的一位好友这样形容他的晚年：“他的

    生命之火在熄灭时就像一簇火花，转瞬即逝，不惊扰任何人。”

    哈维杰出的贡献既在于他为生物学和医学提供了崭新的科学认识，又在

    于他为生物学、医学研究开创了新的方法。他把实验方法引入了医学，做出了用实验方法解决医学问题的榜样，真正开启了一个实验医学的大

    时代。后人认为他完成了近代医学的一次伟大革命，这是关于人体生命

    的概念框架的根本变革，哈维之后的生物学和医学已经再不是原来的样

    子了。因此，后人把1628年哈维发现血液循环作为医学生理学成为实验

    科学的里程碑。

    在哈维的学说正式提出三百余年之后，当初质疑这一理论有什么实用价

    值的短视之辈的嘲讽之言犹在耳畔，而人类已经能够挺在心脏上做手术

    了。自然规律没能让这些人活着看到这些成就，倒也省却了他们自扇耳

    光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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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血浓于水，性命相托从17世纪哈维发现血液循环的规律，到20世纪心脏外科的开局，此间尚

    有三百余年。倘若心脏外科是一座摩天大厦，那哈维的贡献则不啻为整

    座大厦最深层的基石。这之后三百年的光阴里，一砖一瓦不断产生。我

    无力一一呈现所有的砖瓦，尽管我深知它们均为人类的心血凝结而成。

    我决定讲述血液，从迷信与荒蛮开始。

    人类最初对血液的迷信与崇拜，一点儿也不输于心脏。神秘的血液被赋

    予了种种象征。在不同地域的文化背景中，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对血液进

    行着原始的诠释，但万法归宗，所有的不同最终均指向生命与健康，人

    们相信血液具有某种神奇的力量。于是，古埃及的国王用奴隶们的鲜血

    沐浴，以期驱除疾病甚至返老还童；古罗马的贵族在失败的角斗士濒死

    前，冲入场内吮吸其血液，希望自己能从中获得勇气与力量。也许中国

    人和日本人是幸运的，中国的皇帝相信鹿血有养身之功，日本人则认为

    饮大熊的温血能够治病。如果中国皇帝也认为人血才有那种传说中的功

    效，恐怕皇家园林里就不会出现鹿苑，而将是百姓的累累白骨。有一位

    诗人甚至在诗歌里讲述了这样一个令人不忍卒读的故事：一位纯洁的少

    女，相信处女心脏中的鲜血可以治疗心上人的怪病，为此，她居然请人

    剖开了自己的心脏……

    这些在医学蒙昧时代有关血液的种种记载使我无比困惑，医乃仁术，可

    本章中的有些医学史实，却未免过于残忍，何曾有半点儿仁道的影子？

    在这些古老的记载当中，有一个事件被很多学者认为是有关输血实践的最初探索。1492年，罗马教皇诺森八世(PopeInnocentⅧ，1432—

    1492)因病陷入半昏迷状态(后人推测可能是慢性肾病)，正当众人无

    计可施之时，一位名叫亚伯拉罕·梅雷(AbrahamMeyre)的医生出现

    了，他承诺可以医好教皇，但需要三个处男的血。很快，三名不幸的十

    岁男孩被选中了，梅雷依次将三个男孩的“好血”输给教皇，同时将教皇

    的“坏血”交换给男孩。三个男孩先后在抽搐中衰竭而死，然而教皇的病

    情并未丝毫改善，他很快也死掉了。短短的一瞬，四条人命即葬送在庸

    医之手。详细描述这个故事的是意大利历史学家维拉里

    (PasqualeVillari)，但其中的细节是有些争议的。许多人认为，实际的

    情况更可能是教皇喝下了三个男孩的血，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那个叫

    梅雷的医生此前做过有关输血的实验。如此冒险的事，恐怕他并不敢直

    接在教皇身上试。

    这一血腥、荒诞甚至不乏残忍的开端，或许注定了人类对输血技术的探

    索必将是一条漫长而曲折的路。

    我们很难相信，在哈维的血液循环学说出现之前，会有成功的输血案

    例，但确实有学者做过这样大胆的设想。1615年，化学家安德烈亚斯·

    利巴菲乌斯(AndreasLibavius，1555—1616)就详细描述了输血的过

    程，包括献血受血双方的身体情况、所需要的器具、具体的步骤等。他

    甚至还提到，为了让年轻人在献血后恢复体力，需要给其良好的食物和

    悉心的照料。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将这一设想付诸实践。提出血液循环学说之后，哈维虽然敏锐地意识到这将对后世医学发展产

    生极大的影响，但终其一生，也未在医疗实践中运用过输血技术。受其

    学说影响，有些医生认为既然血液循环不息地流动，那么是否可以将药

    物输入血管治病呢？当时的确有人大胆地将药液输入病人的血管，但很

    多人就此死了，医生们弄不清是什么道理。这一过早出现的静脉输液的

    萌芽就此夭折。此外，哈维对生殖和胚胎的解析曾使一些人过度联想，认为人和动物可以杂交，借以改变人的性格。例如，人和羊交配，人的

    性格就可以变得温驯。所以，哈维的伟大发现一度使欧洲人进入误区，造成过一些荒诞剧。

    最早的输血记录，也是给人输入羊的血，这也许与上述思潮不无关系。

    哈维之后的学者们探索输血的方法可谓花样百出，除了有学者利用哺乳

    动物成功地进行了输血实验外，还有人异想天开地用鸡来做输血实验。

    后人多认为该实验意义不大，实验者甚至都没记录输血后鸡的结局。当

    时还有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是，详细地描述了输血的方法、但未进行任

    何实践的学者不止化学家利巴菲乌斯一人，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认为输

    血可以使人恢复活力甚至重返青春。

    1665年2月，英国牛津大学年轻的生理学家和医生理查德·洛厄

    (RichardLower，1631—1691)成功地演示了动物之间的输血。他先将

    一条狗放血至濒死的程度，然后用一根银管连接两只狗的颈动脉与颈静

    脉，让血液流通。接受输血的狗成活了。洛厄这次成功的实验，激发了很多欧洲学者的热情，一系列类似的实验

    相应展开，并最终导致动物给人输血的出现。当时，人们认为羊温顺、圣洁，因此觉得输入羊血可以治疗精神错乱、癫狂的患者。然而，关于

    谁是第一个进行动物给人输血的学者，英法两国一度存在争议。英国人

    认为是洛厄，法国人则认为是让-巴蒂斯·丹尼斯(Jean-BaptisteDenys，1640—1704)。

    1666年11月22日(另一说为1667年11月23日)，洛厄和助手埃德蒙·金

    (EdmundKing)为一个名叫亚瑟·科伽(ArthurCoga)的三十二岁男子

    进行了输血，科伽希望通过输入羊血改变自己的性格。输血进行了两分

    多钟，之后患者未见明显不良反应。六天后患者在英国皇家协会报告了

    他的自我感觉，认为自己的性格确实变得比输血前温和了。这极大地震

    动了当时的社会。在医学史上，洛厄被公认为是最早试行输血的先行者

    之一。不过，我们今天知道输入羊血可改变人的性格不过是无稽之谈。

    科伽之所以会在输血后有那样的自我感觉，恐怕跟强大的心理暗示有

    关，因为事后不久，他就要求洛厄再给他输一次羊血，十有八九是故态

    复萌了。不过这次洛厄拒绝了他。

    如果按英国人的说法，法国医生丹尼斯进行的第一次动物给人的输血实

    验，应当在洛厄之后，即1667年6月15日。不过，以今人的观点来看，这一次输血似乎意义更大。一个十五岁的男孩因为发热被实施了二十余

    次放血疗法，之后就感觉身体沉重，乏力，精神状态差，记忆力减退。在被输入了羊血之后，他的这些症状均得到了一定改善。这个病例似乎

    不能仅仅归结为心理暗示。因为，显然，这个孩子输血前的症状，恰恰

    是反复放血之后出现的贫血导致的。输入羊血之后，至少其血容量有所

    提高，相关的症状随之稍有好转也就不足为奇了。在17世纪的欧洲，放

    血疗法是很多疾病的主要治疗手段，这与当时盛行的体液病理学说有

    关。在那个放血疗法盛行的年代，多少人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被放死了，甚至百多年之后的美国总统乔治·华盛顿之死据说也与放血疗法有关。

    相比之下，输血还是一个比较边缘化的治疗方法，只有极少数胆大的医

    生在探索。

    不过由于免疫反应的存在，异种之间的输血毕竟还是十分危险的事，很

    多病人均因输血而死。上述两例输入羊血而居然没死的人，只能说十分

    侥幸。由于输血是如此危险，所以这种方法多用于绝症病人——反正也

    是个死，不如用输血的方法试一试，兴许奇迹就在自己身上发生了。通

    常，输血前病人要立下志愿书，表明一旦死去与医生无关。看来即使是

    胆子大的医生，也深知输血的危险，不愿为此惹上麻烦。但是，丹尼斯

    到底还是吃了官司。

    1668年，一个三十四岁的男子安托万·莫鲁瓦(AntoineMauroy)找到丹

    尼斯，自称因为情感问题被躁狂折磨七八年，今天摆脱了妻子的控制，希望接受输血疗法。丹尼斯详细记录了该男子接受输血之后的症状，包

    括肾区疼痛，恶心，睡了(昏迷？)一夜之后，排出了很多酱油色的尿液……这些症状均是典型的溶血反应，只是当时的人们还不知道机制。

    由于三天之后，该男子的尿液恢复了清亮，而且精神状态也有改善，丹

    尼斯还以为那种尿液是病人排出的对大脑有毒的某种物质。殊不知，那

    是血细胞被破坏后经肾脏滤过产生的血红蛋白尿。如果事情就此了结，也许输血技术的历史将会是另一个样子。可是偏偏几个月后莫鲁瓦想再

    输一次血，这一次，医患双方就没那么幸运了。输血后的第二天晚上，莫鲁瓦死了。

    由于丹尼斯所主张的输血疗法与当时盛行的放血疗法背道而驰，他在巴

    黎医师公会中树敌甚多。莫鲁瓦死后，三名医师公会的成员撺掇莫鲁瓦

    的老婆将丹尼斯告上了法庭。法庭上，巧舌如簧的丹尼斯据理力争雄辩

    滔滔，直逼得原告一方闪烁其词，搞得听众席上一干人等十分困惑：这

    架势，到底谁是被告呀？

    经过深入调查之后，一个令丹尼斯也没想到的真相是：虽然莫鲁瓦是在

    输血之后死掉的，虽然当时输血的死亡率奇高，可是莫鲁瓦真正的死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