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纸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于2018年3月出版由InkWell Management,LLC.授权湛庐文化(Cheers Publishing)作中国大陆(地区)电子版

    发行(限简体中文)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书名：如何让孩子成年又成人

    作者：朱莉?利思科特-海姆斯

    译者：彭小华

    字数：311千

    电子书定价：53.99元

    HOW TO RAISE AN ADULT by Julie Lythcott-Haims

    Copyright ? 2015 by Julie Lythcott-Haims推荐序一

    摆脱过度养育，成为合格家长

    俞敏洪

    新东方教育集团创始人

    父母过度养育孩子，在中国是个普遍问题。我们把孩子当作宠物和

    温室里的植物养大，还常常自我欣赏这一过程。直到孩子独自面对世界

    手足无措，我们都没有意识到养育孩子的过程出现了问题。

    我们为孩子安排生活中的一切，学习中的一切，帮助孩子上大学的

    时候选择专业，甚至孩子选择什么样的朋友，我们也常常干预。但我们

    从来没有想过，我们这样做的过程，是在剥夺孩子的生存权和独立面对

    世界的勇气和能力。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种动物会宠爱自己的后代像人

    类一样，所以动物才能繁衍生存。

    请父母们克制一点吧，你对孩子的过分爱护，只会让孩子虚弱，让

    自己悲苦。同时，你为孩子做了一切，也就剥夺了孩子的成就感和自

    信。这本《如何让孩子成年又成人》，真的值得你一读，能够让你摆脱

    困惑，成为一名合格的家长。推荐序二

    及时牵手，适时放手

    麦家

    著名作家

    如果你的孩子即将成年，你希望他们是什么样的？不畏风雨独自前

    行，还是依旧牵着你的手要你替他们遮风挡雨？答案不言而喻，当然是

    不怕风雨的那个。

    问题是如何才能让他们放开你的手又能迎风而立、沐雨而长？答案

    在这里：《如何让孩子成年又成人》。这本书素朴地告诉我们，成年不

    等于成人，成人取决于成长，而成长不在于一张完美的成绩单、一份漂

    亮的简历书。这些不过是一页纸，纸是怕风吹雨淋的，只有一颗不怕风

    吹雨淋的心，成长的路才会变得坚实、宽广、长远。

    人生没有如果，只有后果；牵手不能一生，只能一时。请记住，人

    生路上满是风雨，作为父母请学会放手；十八岁出门远行，不经历风雨

    哪见得彩虹？这是一本教父母如何做父母的书，更是一本教孩子如何做

    成人的书，如何两字其实是两只手：及时地牵好手，适时地放开手。引言

    如何帮孩子踏入人生

    行路的人呐，世上本没有路，路，都是人走出来的……

    ——安东尼奥·马查多(Antonio Machado, 1875-1939)

    本书讨论父母过度介入子女生活的现象，考察现象背后的爱与恐

    惧，检讨过度养育的危害，探索如何通过不同的养育方式，实现更好的

    长期目标，帮助孩子取得更大的成功。

    要说爱子心切，我与其他父母并无二致。我明白，身为父母，爱是

    我们全部行动的基础。然而多年来，在为撰写本书而进行研究的过程中

    我认识到，父母的许多行为也是出于这样那样的恐惧，其中最主要的是

    害怕孩子不能取得成功。父母自然都希望子女成功，但是根据我的研

    究，以及基于对上百位人士的访谈和个人经验，我发现我们对成功的定

    义非常狭隘，更糟糕的是，由于这种狭隘成功观的误导，我们害了子女

    这一辈年轻人。

    担任斯坦福大学新生教务长的10年，让我有更多机会了解年轻人。

    我关心他们，更为他们感到担忧。我热爱这份工作，18～22岁的年轻人

    刚刚跨入成年人的行列，有机会陪伴别人家儿女走过这段成人之旅，于

    我是一份殊荣。学生让我开怀，也令我落泪，无论怎样，我都矢志不渝

    地支持他们。本书不是对他们的控诉，我也无意控诉与他们一样生于20

    世纪80年代、被称为“千禧一代”的同辈人。然而，对于他们的父母，我得说，我们这些家长，因为我自己也是其中一员，情况就不同了。

    推开天窗说亮话吧。我不只是斯坦福大学的前教务长，也是斯坦福大学与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之所以写这本书，不是因为我有过这

    些经历，而是我因此意识到，尽管我有过那些机会，也要随时牢记，在

    进行分析和评说时，我的殊荣和经验既能给我助益，也可能成为障碍。

    如前所说，我自己也是家长，我们夫妻育有一对儿女，兄妹俩年龄相差

    两岁，正值青春期。我们和两个孩子生活在硅谷中心区的帕洛阿尔托。

    我们也是过度养育型的父母，抖擞忙碌的程度不亚于这个星球上任何其

    他过度养育子女的爸爸妈妈。我曾在一所竞争激烈的大学担任教务长，常年目睹那些过度养育子女的父母，我对他们啧啧非议，而这些年在思

    考这个话题的过程中，我逐渐认识到，与那些我曾经动辄批评的父母相

    比，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在很多方面，我自己就是我所批评的那类问

    题父母。

    爸爸妈妈最懂得

    起初，我们的爱是肚脐、心跳和身体，然后是臂膀、亲吻和乳房。

    我们把他们带回家，为他们遮风避雨，几周以后，当他们第一次有意识

    地把目光投向我们时，啊，那感觉何其兴奋。我们一路抚育，他们从牙

    牙学语到成功说出第一个词语，再到获得足够的力量翻身、坐起、爬

    行，我们鼓掌欢庆。放眼21世纪，我们发现这个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竞争不断加剧，令我们时而觉得熟悉，时而感到陌生。我们低头看着自

    己的小宝贝，决心竭尽所能帮助他踏上未来漫长的人生旅程。在他们做

    好准备之前，我们不可能教会他们站立、行走，但期盼着他们取得进

    步。

    我们几乎立刻就能意识到，他们是他们自己，然而我们还是希望他

    们从我们止步的地方前行，以我们的肩头为梯，利用我们已有的全部知

    识及能够为他们提供的所有条件。为了帮助他们学习和成长，我们跟他

    们分享自己的经验和思想，给他们介绍人脉，带着他们四处踏访。对他

    们的严格要求有助于他们最大限度地实现潜力、把握机会，我们巴望着给到他们这些东西，希望能促进他们发展。我们知道要付出怎样的代

    价，才能在当今世界功成名就，于是急切地想要为他们提供保护和指

    导，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事事处处都想和他们站在一起。

    很多人都还记得，相比之下，从前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管得很少。那

    时候，每个工作日的下午，大人，往往是妈妈，都会打开门，吩咐我

    们：“出去玩儿吧，吃饭的时候回来。”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去了哪

    儿、干了什么。那时候没有手机，无法保持联系，也没有GPS定位跟踪

    设备。我们撒腿冲进街区的荒野或者附近的街市，邻居家、公园、树

    林、商场都留下了我们的脚印。有时候，我们只是偷偷抓起一本书，坐

    在屋后的台阶上津津有味地读。如今的童年不同往昔，许多年轻父母难

    以想象能给孩子一个那样的童年。

    爸爸妈妈变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养育方式和童年生活发生了改变？原因何在？又

    是怎么变的？随便考察一下，就会发现许多变化，一些重要的变化发生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

    1983年，民众对儿童绑架意识的增强，带来了一次变化。1981年，一个名叫亚当·沃尔什(Adam Walsh)的孩子遭到了绑架和杀害，这个

    悲剧后来被拍成电影《亚当》(Adam )，观众人数达到3 800万，几乎

    创纪录。1

    (1)

    很快，失踪儿童的形象便出现在牛奶包装盒上，早餐时就

    能看到他们的眼睛望着我们。2

    1984年，由于沃尔什的父亲约翰·沃尔什的游说，美国国会创立了

    美国国家失踪与受虐儿童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Missing and

    Exploited Children)，资助拍摄了电视节目《全美通缉令》

    (America's Most Wanted )，1988年年初，该片在福克斯电视台播

    出，催生了我们对陌生人的无尽恐惧。1983年，《危机中的国家》(A Nation at Risk )3

    出版，这本

    书认为美国儿童在全球竞争中表现不佳，鼓吹给学生增加家庭作业，随

    后，另一次变化应运而生。自此，《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 (2)

    和《力争上游法案》(Race to the Top )

    之类的联邦政策掀起了“成就文化”(achievement culture)的风

    潮。成就文化诞生的背景是为应对来自新加坡、中国和韩国学生的激烈

    竞争，特点是强调死记硬背和应试教育，这种教育方式就是前述国家教

    育实践的常态。

    家庭作业一时猛增，孩子们在重压下苦苦挣扎，为了在学校生存下

    来，他们采取了一切措施。2003年，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的讲师丹尼丝

    ·波普(Denise Pope)博士4

    出版的《“做学”》(“Doing

    School“ )一书与2010年的影片《无目标的竞赛》(Race to Nowhere)都反映了这种情况。5

    第三次变化与“自尊运动”(self-esteem movement)接踵而至。

    20世纪80年代，自尊哲学风行美国，认为要重视孩子的人格发展，而不

    要着眼于成绩，这样就可以帮助他们取得人生的成功。6

    2013年，阿曼

    达·里普利(Amanda Ripley)出版了畅销书《世界上最聪明的孩子》

    (The Smartest Kids in the World )，称自尊运动是美国独有的现

    象。

    1984年前后出现的约定玩耍模式(playdate)代表了第四次变

    化。7

    那时，创纪录数量的母亲进入职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作为

    实用的时间管理工具，约定玩耍模式应运而生。由于在职家长人数增

    加，他们对托管服务的依赖相应提高，两相叠加，使得放学后回家的孩

    子减少了，也更难求得合适的玩耍地点和玩耍时间。家长一旦着手安排

    孩子的玩耍活动，就开始对其进行观察，进而顺理成章地参与进来。把

    孩子单独留在家里成为禁忌，让孩子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自行玩耍也不

    可接受。针对幼儿的托管服务，摇身变成为大孩子安排有组织的课后活动的服务。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末，因为担心儿童受伤和相关的法

    律诉讼，全美各地都掀起了公共游乐场所的全面翻修。8

    对于成长中的

    孩子来说，玩耍本来是生活的基本内容，可是这样一来，玩耍的本质就

    变了味。

    1990年，鉴于此类变化及其他情况的发生，儿童发展研究学者福斯

    特·克莱因(Foster Cline)和吉姆·费伊(Jim Fay)杜撰了“直升

    机父母”一词，比喻家长像直升机一样在孩子头顶盘旋，认为这种做法

    有违父母培养孩子独立性的责任。9

    克莱因和费伊着意于给父母们提供

    建议，对之前10年中美国在儿童养育方面发生的种种重要变化进行把

    脉。25年后的今天，这些变化已经不足为奇了，这意味着，2010年前

    后，直升机一代中年龄最大的已经超过30岁了。他们也是所谓的“Y一

    代”或者千禧一代。

    20世纪90年代末，首批千禧一代步入大学，我和斯坦福大学的同事

    发现了一个新现象：校园里到处晃动着爸爸妈妈的身影。不夸张地说，真的是这样。出没于校园的父母逐年递增，他们为子女寻求机会，代替

    他们做决定，帮他们解决问题，而这些事情，以前的大学生都可以独自

    完成。值得注意的是，这类现象并不局限于斯坦福大学，美国各地的同

    事证实，几乎所有四年制的学院和大学概莫如是。与此同时，我和丈夫

    抚养着两个孩子，我们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了直升

    机父母。

    婴儿潮一代

    最早获得直升机父母称号的是生于1946—1964年的婴儿潮一代。他

    们的孩子是我所关心的首批千禧一代。婴儿潮那代人的祖父母认为“孩

    子只要待在视线范围内就好”，而他们父母一辈的标准则是“照我的要

    求去做”。也许是对父母言行的一种反应，在青少年时期和成年初期，婴儿潮一代奋力捍卫思想自由和个人权利，他们质疑权威，重塑或者干

    脆直接颠覆了美国社会的诸多基本规范和道德标准。

    当然，婴儿潮一代并非史上最早的直升机父母。早在1899年，道格

    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母亲就高调地随他一起搬到了西点军校。她在学

    校旁边的克拉尼酒店租了一套客房，从酒店房间俯视西点军校，用望远

    镜监视儿子是不是在学习。10

    婴儿潮一代达7 600万人之多，在他们的

    孩子出生之前，他们是美国历史上人数最多的一代人。一旦有了他们的

    引领，任何时装、技术或养育风尚都能在一夜之间流行开来。难怪他们

    当上父母后，美国的教养风气会随之一变。

    基于自身的价值观和经验，在前述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种种社会变

    化的背景下，婴儿潮一代介入子女生活的程度更深了。他们那代人的父

    母在情感上与子女比较疏离，而他们则与孩子关系亲密，往往能成为孩

    子的好朋友。婴儿潮一代试图为孩子控制并确保结果的实现，是孩子最

    强有力的支持者，而他们的父母则奉行等级制度和权威观念。婴儿潮一

    代对这套东西耿耿于怀，质疑其合理性，并掀起了广泛的社会变革，包

    括性解放运动、双职工家庭模式与陡然攀升的离婚率。也许，“陪伴孩

    子，重要的是所花时间的质量，而不是数量”的心态也不无关系。这种

    观念认为，重要的不是陪伴时间的长短，而是度过时间的方式。11

    婴儿

    潮一代习惯于表达意见，要求倾听，希望孩子按他们的想法行事，可作

    为父母，只要孩子需要，他们就不惜代价全力以赴。他们还在继续挑战

    体制，不过现在是为孩子而战，他们常常充当缓冲带，挡在孩子与体制

    及权威人士之间，哪怕孩子已经长大成人。

    短期而言，深度介入的养育方式能带来收益，具体表现为安全、机

    会的利用及结果的保证等，比如麦克阿瑟将军的先例，他后来以第一名

    的成绩从西点军校毕业。在一些很重要的方面，深度介入的养育方式似

    乎“可行”。因为有这样的收益，所以到2000年的时候，深度介入的养

    育方式已经不再是例外，而成了规范。我们生于1965—1980年的“X一代”成为父母后，以婴儿潮一代为榜样；生于1980—2000年的千禧一代

    有了孩子后，也效法他们。婴儿潮一代已晋升为祖父母，但是他们给美

    国社会带来的诸多改变，不论好坏，都会影响深远，他们对养育方式的

    影响也是如此。

    目的何在

    父母介入子女生活的程度不断加强，这显然与爱有关，也无疑是好

    事。2012年，我卸任斯坦福大学教务长一职。在那个岗位上，我不仅接

    触了大量家长，也与众多学生有过交流。学生们越来越依赖父母，方式

    完全不合时宜。我开始担心，某种程度上，大学里的“孩子”，也就是

    人们所说的“大学生”，还算不上充分发展的成人。他们就像球场上的

    运动员，不断左顾右盼，期待着父母给他们指令。他们建构不足，虚弱

    无能。

    婴儿潮一代劳苦功高，他们应征参加越战，之后又挑起质疑；他们

    为那个时代不朽的民权运动和公民权利斗争，置生死于度外；他们掀起

    了美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经济大发展。但婴儿潮一代是否过度地把自我

    与孩子的成就联系在了一起，甚至觉得，如果孩子达不到期望，自身的

    成功就要大打折扣？12

    会不会有些父母太过在意自己的愿望和需求，以

    致遮蔽了阳光，使子女没有机会形成“自我效能”。自我效能是一项关

    键的心理特质，著名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认

    为，具有这种心理特质的人“相信自己有能力组织和执行行动，能够处

    理潜在的状况”。13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身为自我实现观念的拥护者，婴儿潮一代为孩子做了那么多，以致他们的孩子没有机会养成对自我的

    信心。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父母们越来越重视孩子的安全、学业成就

    以及自尊的提升，近乎是在按照儿童成长清单来培养孩子。这些做法似乎已成惯例，并在一些社区成为规范。问题是，他们是否剥夺了孩子成

    长为健康成人的机会？表面上看，这些年轻人似乎成就辉煌，但如果没

    有父母相助，他们就难以在社会上站稳脚跟。这样的年轻人将来会怎样

    呢？成长过程中，他们习惯了由父母为他们解决问题，习惯了随时听到

    赞许，这样的年轻人对真实世界的感受如何？是不是为时已晚，他们已

    彻底丧失了为自己的生活负责的渴求？他们会不会在某个时候不再自称

    孩子，而敢于给自己贴上“成人”的标签？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由这样的“成人”构成的社会将会是什么样子？这些问题令我难以释

    怀，促使我提笔写下本书。

    我不只是在工作中碰到了这些问题，在我生活的帕洛阿尔托，过度

    养育的证据举目皆是，在我自己家里，情况也是如此。对于子女的生

    活，太多的父母表现出过度指导、过度保护、过度介入的倾向。我们把

    子女当成珍稀的植物标本，给予审慎、定量的照顾和喂养，在他们有机

    会变得坚强、得到磨炼时，我们偏要横插进来。但是，为了克服人生旅

    途中必将碰到的更大挑战，人类需要经受磨砺。不经历人生的困境，孩

    子就会像兰花一样娇嫩，没有能力靠自己在真实的世界花开繁盛。养育

    问题的应有之义是帮助孩子适应生活，现在却成了保护他们免受生活之

    苦，结果导致孩子没有做好独立生活的准备。怎么会这样？为什么这些

    问题在中产阶级中根深蒂固？毕竟，父母都希望恪尽职守，如果足够幸

    运能够跻身中产阶级，我们就能拥有成为好父母的资源，包括时间和可

    支配收入。然而，我们是否意识缺失，不知道该怎样给予孩子好的养

    育？

    作为父母，我们自身的生活又如何呢？如果你反问：“什么生

    活？”那么，这的确是一个合理的反应。我们疲惫不堪，忧心如焚，茫

    然无措。我们的居所环境风景如画，我们精心搭配食物和酒水，然而，由于童年越来越好似一场成就比赛，难道真的可以说孩子们过着“好生

    活”吗？我不以为然。我们的任务是监控孩子的学习与进步，安排和监

    督他们的活动，带着他们四处穿梭，一路倾洒我们的赞扬。孩子的成就是我们衡量自身成功与价值的标尺，贴在汽车尾部保险杠上的大学贴纸

    既代表孩子的成就，这份骄傲也属于我们。

    2013年春天，我出席了一个机构的董事会，这一组织为帕洛阿尔托

    公立学校提供资助。会后，家长们嚼着最后一块咖啡蛋糕走出会议室，准备去上班，同时彼此间随意地交谈着。这时，一位知道我身份的女士

    把我拉到了一边，她问我：“童年的压力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大？”她一

    脸迷茫，眼中闪着泪光。我把手搭在她的肩头。另一位母亲听见了我们

    的谈话，朝我们走来，点头致意，说道：“你知道我们这个社区有多少

    妈妈在吃抗焦虑药吗？”这两个问题我都答不上来。但是，已经有越来

    越多这样的妈妈与我进行了类似的谈话，这构成了我写作本书的另一重

    要理由。

    作为斯坦福大学曾经的教务长，我关心那些被宠坏的年轻人，担心

    他们的发展与未来前景。得益于与其他年轻人的丰富交流，作为家长，我想我做出了更好的选择。但同时我也像其他家长一样在恐惧中挣扎，面对着与他们相同的压力，而且我理解，系统性的过度养育问题源于我

    们对世界的担忧，我们总是担心，要是没有我们，孩子们该如何在这样

    的世界赢得成功。

    不过，我们的做法确实害了孩子。为了孩子，也为了我们自己，我

    们必须停止这种基于恐惧的养育方式，在社会、学校和家里，恢复更健

    康、更明智的爱子方式。本书将科学研究、真实生活中的观察及常识性

    的建议熔于一炉，讲述把孩子养育为成人的方法，以及如何获得采取行

    动的勇气。目 录 推荐序一 摆脱过度养育，成为合格家长

    推荐序二 及时牵手，适时放手

    引言 如何帮孩子踏入人生

    第一部分 焦虑不堪的当下

    如果我们告诉孩子，人生有一个预先确定的清单，那我们就是在铺

    就我们的道路，而不是他们的道路。

    01 保证他们安全健康

    02 给他们提供机会

    03 为他们而存在

    04 屈从于大学录取的军备竞赛

    05 曾经的童年

    第二部分 为什么必须停止过度养育

    总有一天他们得自谋生路，这一天会不可避免地到来，如果我们没

    有帮孩子和我们自己做好准备，那双方都会追悔莫及。

    06 孩子们缺少基本生活能力

    07 他们受到了心理伤害

    08 他们成了“学习毒品”成瘾者

    09 我们在破坏他们的工作前景

    10 我们让自己备感压力

    11 大学录取过程千疮百孔

    第三部分 如何培养孩子成人

    我们对他们的养育，应该是从童年早期开始，以与其年龄相匹配的

    方式，培养他们独立自主的意识，让他们知道如何在世间做一个成

    人。

    12 另辟蹊径

    13 让他们拥有更自由的时间

    14 传授他们基本生活技能

    15 教会他们如何思考16 帮他们做好努力工作的准备

    17 让他们自己规划人生

    18 教他们面对挣扎的人生常态

    19 选择大学时不要只盯着那几所顶尖名校

    20 倾听他们的心声

    第四部分 敢于实施不同的养育方式

    我们不必等着看别人怎么做。为了成为好的榜样，我们需要把自我

    放在第一位，只有这样，才能成为对他们最有助益的人。

    21 恢复你的自我

    22 做你想做的父母

    后记

    注释

    致谢

    译者后记测一测，你是理想的权威型家长吗？

    设想你在训练你八九岁的孩子干家务，只是简单的扫地，他都扫不

    干净，你觉得以下哪种做法有助于他成长？

    A 立刻纠正他，给他提出明确而严格的要求，让他一次做好。

    B 孩子还小，学业繁忙，干不好就先不让他干了，长大了自然就会

    做了。

    C 刚开始做难免做不好，不能要求太高，耐心等他成长，帮他收拾

    残局。

    D 给他恰当的反馈，鼓励和建议并重，下次再做时，告诉他怎么样

    能做得更好。

    你是理想的权威型家长吗？

    扫码获取“湛庐阅读”APP，搜索“如何让孩子成年又成人”，查看测试题答案。01

    保证他们安全健康

    开始是这样的

    在对人生各阶段的研究中，有关童年期的研究最为丰富。在任何一

    家像样的书店，养育类书籍都占据了相当大的书架面积。任何留心养育

    问题的父母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有责任保护孩子的安全和健康。

    这是起码的责任，是生物本能。

    在记录我儿子索耶成长历程的相册里，有一张他7个月大时的照

    片。照片中的他看着镜头，神情紧张。相机只捕捉到了躺在滑梯顶部斜

    面处的小婴儿，可我记得当时我用双手支撑着他，只不过摄影师没有把

    我收入镜头。

    那是索耶第一次去公园，也是他第一次坐滑梯。当时，我和他爸爸

    两个人反复对他说：“宝贝儿，没事儿的，爸爸妈妈在这儿呢。”如今

    再看照片，这些话仍在耳畔回响。不过，从我儿子的表情来看，他并不

    相信我们。

    这张照片让我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儿子躺在小滑梯的顶部，我担心

    不已。滑梯离地不过1米高，我和丈夫分别站在两侧，可我还是不放

    心。这个小高度会不会让索耶感到害怕？他会不会“扑通”一声掉到橡

    胶地上，撞伤脑袋？我们是否应该避免让他遭遇不愉快的体验？

    多年来，每当和索耶一起依偎在沙发上，翻看他婴儿时期的照片，我都会把他眼中流露出的害怕视为他的情绪反应。然而这么多年以后，我在想，其实孩子的表情不过是反映了我和他爸爸的紧张心情。父母如

    何能从单纯希望保护婴儿，发展到放手让他们进入等候着他们的世界？

    预防事故的发生

    在这个富裕的高科技世界，我们觉得自己有能力保证孩子免受任何

    伤害，也相信自己施加控制的能力。为此，我们把世界变得对孩子更安

    全、更可预测、更为友好。这一切从他们还在子宫里时就开始了。怀孕

    期间，母亲的方方面面都在监控之下。孩子一旦出生，家里便做好了保

    护他们安全的准备。

    我们也尽量保证外部世界的安全。1978—1985年间，美国的每个州

    都制定了法律，要求在汽车上给儿童使用婴儿安全座椅，随后又制定了

    有关安全带的强制性法规。1

    这些法律法规敲响了珍贵自由的丧钟，但

    无所谓，因为我们更在意的是保障孩子的生命安全。同时，也是为了保

    证安全，孩子在进行轮滑、滑冰和滑板运动时，被要求大量使用头盔和

    护具。不过不可否认，这些法律和措施的确保住了很多孩子的生命。

    爸妈们更进一步地挡在孩子和世界之间，亲自充当保险杠和护栏，好像只要我们在场，孩子的安全就有十足的保障。那天，我看见一位家

    长和孩子一起过马路时，心里闪过这个念头。那个情形在美国的任何城

    市都看得到，母亲昂首阔步走在前面，8岁左右的儿子落后她一步。孩

    子戴着耳机，目不转睛地看着手机。妈妈往左看看，往右看看，再往左

    看看，然后带着孩子通过了十字路口。那孩子的眼睛一刻也不曾离开手

    机屏幕。我还读到过一种叫作微型刹车器的产品介绍，这个产品用于儿

    童自行车，父母可以通过遥控器刹住自行车的后轮。

    上学是孩子智力发展的第一个关键机会，但是，往返学校本身就引

    发了对安全的忧思。我们的解决办法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亲自接

    送他们上下学。孩子小的时候，为了保证安全，很多父母护送他们上学，还常常帮

    他们拿东西，以减轻他们的负担。最近我看见一位虎背熊腰的爸爸斜挎

    着一个粉红色的背包，不禁哑然失笑。他家距附近的小学只有3个街

    区。他骑着自行车，跟在他七八岁的女儿身后。他的行为值得钦佩，但

    在那个下午，以及之前和之后的许多个下午，我都在思考这些问题：孩

    子什么时候才可以自己背书包？什么样的独立程度才适合小学生？目睹

    我所在城市的家长天天往小学跑，我想调查一下这股趋势有着怎样的深

    远影响。

    身为母亲的洛拉家住俄亥俄州郊区。她告诉我，有位母亲每天都送

    她三年级的孩子上学，尽管那孩子身体健康，体魄强健；还有位父亲骑

    自行车尾随女儿上学，然而他家距学校还不到两公里。这位父亲与我看

    到的那位背粉红色背包的父亲如出一辙，只不过他的孩子都上六年级

    了。即便从家到学校只有几步路，虽然人们对碳排放的担忧日益高涨，很多人还是天天开车接送孩子上下学，而且我们往往并不只是把孩子送

    到校门口就罢了。

    埃伦·诺德尔曼(Ellen Nodelman)是我家的世交。1969年以来，她的照片就一直挂在洛克兰德中学(Rockland Country Day School)

    的大厅里。这所学校位于纽约州康格斯镇哈得孙河边，对岸是曼哈顿，开办的年级从学前班到十二年级。初到该校时，诺德尔曼是一名英语老

    师，后来她一边教学，一边兼任教务长和升学指导顾问。在这些职位间

    辗转40余年，她亲眼见证了校园内外“父母现象”的兴起。

    洛克兰德中学一半的学生搭乘校车上下学，诺德尔曼说：“另外一

    多半本可以乘坐校车的孩子却由父母开车接送。”低年级学生的家长不

    是把孩子送到就走，他们有时候还陪孩子进入学校，有些家长甚至会把

    孩子送进教室。“我们把他们拦在大厅外。如果学校允许的话，他们会

    跟孩子一起上课的。真有家长提出过这样的要求。”诺德尔曼补充说。

    其次是手机。在父母和孩子的沟通中，这个东西出现的时间不长，本意是为了避免直升机式养育，结果因为直升机式养育趋势的存在，反

    倒加强了父母的掌控能力，有研究者称，手机是“世界上最长的脐

    带”。2

    举几个例子吧。一位家住贝弗利山庄的高中生和朋友去海边玩儿，他妈妈坚持要他在往返途中每小时给她发一次短信。她不担心孩子在太

    平洋里冲浪，却担心驾驶途中不安全。斯坦福大学的一位家长致电学

    校，说女儿失踪了，因为他一整天都没收到女儿的消息。有位美国大学

    生参加了一个去新西兰的海外学习项目，有一天他妈妈致电项目主管，说自己焦急不堪，因为她儿子自登山回来以后，一直不接电话，而她是

    通过GPS定位得知儿子已经回到校园的。

    父母的警惕和技术共同在孩子与世界之间筑起了一道屏障，但是，我们不可能片刻不离地守着他们。把孩子培养成独立的成人既是我们的

    生物性要求，也因为环境中的自我意识对孩子来说很重要，是他们必须

    养成的生活技能。当我们忍不住希望自己的存在就是他们的保护伞时，需要扪心自问：希望达到何种养育目标？在教给孩子他们需要掌握的技

    能时，应当如何做到既保护了他们，又避免遮蔽他们？如何教他们自己

    去做？

    夸大其词的“陌生人危险”恐惧

    20世纪后期的诸多安全防范措施，举凡林林总总的规定、防护装置

    以及父母带孩子过马路、控制孩子自行车的刹车、送孩子上学之类的做

    法，目的都是防止孩子出事。除此之外，我们还担心有人企图伤害他

    们。为此，我们告诫孩子不要跟陌生人说话；当他们参加尚被允许的户

    外活动时，我们在一旁指手画脚；他们去哪儿，我们几乎亦步亦趋地跟

    着，就是在杂货店里，也紧挨着他们。

    一些流行了几十年的童年游戏在劫难逃。就说万圣节吧，过去每到这一天，孩子们就兴高采烈地在社区四处穿梭，接过街坊邻里和陌生人

    给的糖果，欢欣雀跃地吃起来。但是今天，在我所在的社区，即便孩子

    都十二三岁了，父母还跟在他们身后，在车道尽头来回踱步，逐一检查

    所有糖果，确定里面没有刀片、大头针之后，才允许孩子食用。

    也许你以为，父母如此小心翼翼，必定有充分的依据。曾有报道

    说，万圣节糖果里有刀片和大头针，但这些消息早就被揭穿了，根本就

    是骗局或者恶作剧。3

    证据显示，1983年播出的电影《亚当》催生了人

    们对陌生人绑架儿童的恐惧。今天，在美国及所有播出该剧的国家，这

    种恐惧都很普遍。4

    20世纪80年代初，儿童安全鼓吹者把孩子离家出走以及父母离婚

    后，无监护权的家长一方“拐带”孩子的情况一并算为儿童失踪，声称

    每年有成千上万名儿童失踪。如今，智能手机和全天候开放的网络放大

    了狂热情绪，随时播报世界各地发生的儿童伤亡消息，不断地引起我们

    的警惕。媒体持续地煽动我们的恐慌情绪，借耸人听闻的故事提高收视

    率和收听率。全美各地的父母都认为孩子再也不能独自出行了。说这话

    的时候，他们或者实事求是，或者若有所思。为什么？“因为恋童癖

    者”。我们觉得美国变得更加危险了，然而数据显示，儿童绑架案的发

    生率并未提高，而且从多种标准看，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低。5

    成长观察室

    HOW TO RAISE AN ADULT

    1990年，美国司法部发布了首份关于失踪、绑架、逃跑及被弃儿

    童的研究报告，被称为NISMART-1。2002年又发布了最新的第2版，即

    NISMART-2。NISMART-2估计当年有797 500名儿童失踪，其中只有115

    名儿童是遭遇了家人之外的他人长时间严重绑架，即所谓“常规绑

    架”，其中40%遇害。虽然NISMART-2已经发布了很多年，但是我相信当前“常规绑架”的情况并未增加，可能还下降了，因为美国联邦调

    查局的数据显示，1997—2011年，美国各年龄段的人口失踪数据下降

    了31%，针对儿童的凶杀、性侵及其他各类犯罪也减少了。6

    我们且把这些数据放到具体语境中看看。2014年，美国总人口约

    为3.18亿，其中儿童人数为7 400万。如果115名儿童遭遇常规绑架，其中40%的儿童遇害，那么，这个数字其实是微不足道的。在所有失

    踪儿童中，陌生人绑架的情况只占0.01%，7

    另外99.99%的失踪儿童

    要么是照顾者误以为孩子失踪了，要么是被其他家人带走了，或者是

    离家出走以及被遗弃的。因此，“失踪儿童人数增加了，大多数失踪

    儿童遭到陌生人绑架”这样的说法纯属扰乱视听。

    当然，任何一个孩子遭到严重伤害都是难言的悲剧，真正的侵害儿

    童者也的确存在，但陌生人针对陌生人的犯罪案件非常罕见。孩子被陌

    生人杀害的概率是百万分之一，在为孩子的日常出行做决定时，为什么

    要以这个数字为依据呢？2006年，《棕榈滩邮报》(The Palm Beach

    Post )报道，在任何一年中，孩子死于马术事故(每297 000人中就有

    一人)、足球运动(每78 260人中就有一人)、交通事故(每17 625人

    中就有一人)的概率都高于这一数据。8

    成长的力量

    HOW RAISE AN ADULT

    长远来看，我们需要教会孩子在城市环境下巧妙生活的技巧，例

    如，告诉孩子与朋友同行，而不是独自行动的重要性，以及从众多陌

    生人中识别坏人的方法。如果我们不让孩子了解如何面对家门外的世

    界，那么将来他们在街上迷路而感到害怕和迷惑时，就只会失魂落

    魄。瞧，这样的惧怕我也有。即便我熟知各种数据，理论上讲，我应该

    因此有更好的认知，但我也屈从于“陌生人危险”的神话。我还记得索

    耶第一次一个人回家的情形。我家所在的区域犯罪率很低，属于中高级

    社区，当时是晚上10点钟左右，他步行回家最多需要10分钟。尽管我知

    道我们的担忧被过分夸大了，即便我明白培养孩子独立性的重要，但在

    儿子安全到家之前的分分秒秒，我还是感到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好不

    容易才把注意力集中到其他事情上。

    世界上到处都有可怕的事情发生。其实，可怕的事情一直都在发

    生，虽然从统计数据来看，如今发生这类事情的概率比几十年前小了很

    多，然而，任何地方一旦有不好的事情发生，我们就会很快知道。进化

    而来的“是战是逃”的本能反应一触即发，但我们从来不具备逃离压力

    源的经验，所以只好保持着高度警惕。

    进化生物学家罗伯特·萨波尔斯基(Robert Sapolsky)是研究人

    类压力的专家。他的《斑马为什么不得胃溃疡》(Why Zebras Don't

    Get Ulcers )一书已经再版两次了。9

    这本书意在说明，如果我们担

    心坏事发生，那这种担忧可能会给我们造成伤害：

    当我们启动了“压力-反应”机制，如果某件坏事真的发

    生了，我们便庆幸这一认知能力促使我们及早采取了防御措

    施。预防行动可能具有相当的保护作用，“压力-反应”机制

    很大程度上是预防性的。然而，一旦进入生理上的骚动状态，毫无来由地启动“压力-反应”机制，或者对我们无能为力的

    事情采取“压力-反应”模式，那就会变成“焦虑”“神经

    症”“偏执”或者“不必要的敌意”。

    因此，“压力-反应”机制不只产生于对身体或心理的侮

    辱，也会因对侮辱的预期而触发。最令人吃惊的是，这种机制

    的触发相当普遍，不只遇到各种物理灾害时可以启动这一生理系统，对物理灾害的想象也能有此功效。10

    全天候循环播放新闻是晚近的人类生存经验，我们还不知道如何应

    对。这种情形就是所谓的“信息过载”。

    普通行为罪错化

    即便我们本身并不感到害怕，社会也会教我们害怕，让我们觉得必

    须对侵害者保持警觉，否则就是粗心大意。如今已很难见到孩子独自在

    外的情形，所以一旦看到孩子无人陪同，我们就担心出了什么状况：孩

    子和陪护的成人走散了吗？或者更糟糕的是，孩子无人看管吗？于是我

    们可能会通知警察或者儿童保护部门。

    成长观察室

    HOW TO RAISE AN ADULT

    2014年，一位名叫德布拉·哈勒尔(Debra Harrell)的妇女在

    麦当劳当班期间，让她9岁的女儿到公园去玩儿，结果因此以遗弃罪

    遭到监禁，孩子被安置到了社会服务处。一天后，她获得保释出狱，恢复了对孩子的监护权，但她在社会服务处的案子还未了结，要继续

    等待开庭审理。11

    在一个阴冷的日子，作家金·布鲁克斯(Kim Brooks)因把4岁

    的儿子一个人留在车上待了5分钟而遭到了逮捕。为了澄清“助长未

    成年人犯罪”的指控，12

    他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打官司。当时，一个有

    些人眼中的“好心人”录下了布鲁克斯的孩子独自待在车上的情形，然后报告了警方。看见布鲁克斯的儿子和哈勒尔的女儿而报告警方的陌生人到底是好

    心人，还是制造恐慌的安全卫士？哈勒尔的女儿和布鲁克斯的儿子都安

    然无恙，构成家长犯罪行为的只是潜在伤害。最近媒体报道了十几起家

    长面对刑事指控的案例，几乎都是母亲，以上案件是其中两起。仅在一

    代人以前，这类行为还是寻常之事，而在今天却可以说是必须要避免

    的，但事实上孩子不可能随时和父母寸步不离。亲戚杀害孩子的可能性

    比陌生人要高出20倍，13

    一个母亲已经在艰难的环境下尽力而为，而那

    些充当好心人的恐怖情绪散布者和“义务警察”却随时准备起诉她，虽

    然她的孩子并未遭受任何实际伤害。这些义务警察才是实实在在的威

    胁，我们应该担心的是他们。

    “放养孩子”运动的斗士莉诺·斯科纳兹(Lenore Skenazy)与这

    些“好心人”展开了较量。《放养孩子》(Free -Range Kids )14

    一

    书在封底鼓励大人不要陪同孩子，并为那些让孩子自己出去玩儿的家长

    提供了实用工具：填写一份打孔表格，放在孩子的背包里，或者用别针

    钉在孩子的衬衣上，上面写着“我没有走失，我是‘放养儿童’”，并

    解释理由。15

    这听似荒诞不经，反乌托邦，但对那些担心我们不假思索让孩子独

    自在外玩耍的人，这也是一种积极主动的逆向反应。当然，看到别在孩

    子衣服上的打孔表格，邻居可能会付之一笑，略感放心，然而另一方

    面，虽然在涉及让孩子自由自在玩耍这方面，还没有成文规定说什么时

    候完全可以，什么时候违反法律，警察却会谴责我们破坏尚未成文的规

    定。2014年，针对德布拉·哈勒尔一案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68%的美

    国人认为不应该让一个9岁的孩子独自在公园玩耍，43%的美国人认为12

    岁的孩子也不可以。16

    我们其余人则不表赞同。

    像布鲁克斯那样的家长至少有金钱和时间去处理变化莫测的法律程

    序，应付儿童保护机关的探视和罚款。但哈勒尔每小时的工资才8美

    元，正因为负担不起日托和夏令营的支出，她才让女儿在公园自己玩耍。像她那样贫穷的工薪族父母经常面对无法解决的冲突。令人感到恐

    怖的是警方对私人生活的侵犯，17

    而且明里暗里，这其中还有反职场女

    性的心理定式在作祟。我如同亲身经历般确知，布鲁克斯和哈勒尔付出

    的心理代价不可估量。

    还要想到的是，当孩子们看到父母的决断以这种恐怖的方式遭到公

    开质疑，这对他们会有怎样的影响？当母亲与法律体系战斗时，孩子被

    带到看护中心，这本身就是一个悲惨的故事，而他们会如何看待这种事

    情？

    成长观察室

    HOW TO RAISE AN ADULT

    阿曼达是我在斯坦福大学的团队成员，负责协调本课题的研究工

    作。她是两个小男孩的妈妈，和丈夫一起住在硅谷近郊的农村。她的

    大儿子罗兰4岁，热衷于尝试各种事情，跃跃欲试地施展他的独立。

    一般情况下，阿曼达乐得让罗兰自己试着做事，诸如把衣服装入洗衣

    机、烘干机，或者帮助准备饭菜等。

    最近，罗兰一再问妈妈，可不可以让他一个人留在家里或者车

    上，他不想被拖着东奔西跑。阿曼达认为孩子完全可以安全、耐心地

    等上一小段时间，他会自得其乐，无须家长或其他成人一直看着。然

    而，阿曼达知道近来“疏忽大意的妈妈”频繁上新闻的情况，于是只

    好告诉儿子，陌生人和警察不喜欢这样，这会找他们的麻烦。

    罗兰哈哈大笑，说自己不会干坏事，所以不至于“被抓”。阿曼

    达解释说，情况刚好相反，陌生人和警察认为，作为家长，她丢下孩

    子一个人是不对的，他们认为没有成人寸步不离地陪着他，他就不安

    全。罗兰满腹狐疑地问道：“为什么那些人不明白，我会守规矩，我

    一个人很安全，我会很好呢？”也许小罗兰在收听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2014年该台报道，在日本，7岁甚至4岁小孩独自乘坐地铁的情况并不鲜见，18

    同时记者指

    出，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美国，“就会有人打电话给儿童保护服务

    处”。就什么时候可以给孩子一点自治权，我们对“疏忽”的界定已经

    妨碍了父母做决定。由于害怕未知，我们牺牲了培养孩子与他们的成长

    水平相适应的能力。我们可以说日本人疯了，可美国人坚持让孩子随时

    随地有人看着、有人陪同，反倒更像疯子。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前的

    做法有一个未经考查的危害，会导致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抱着这样的信

    念：邪恶的陌生人、杂货店的其他顾客，或者更恶劣的是，连万圣节夜

    晚给他们糖果吃的邻居，都企图谋害他们，甚至会认为是家长把他们置

    于了危险的境地。如果你稍微停下来想一想，就会发现这颇为冷酷。

    抵御朋友的担心

    我开始正视自己对儿子索耶和女儿埃弗里的过度保护倾向，同时展

    望他们的大学时代，想象我希望他们到时候具有怎样的自力更生能力，这时，我开始关注如何在儿童时代为他们提供更多的独立机会，也就是

    说，我开始努力让他们体验独立。

    这个方案我已经付诸实施几年了。近期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埃弗里

    在上七年级，一天晚上，因为有位朋友第二天过生日，她要和几个朋友

    一起去学校帮忙装饰储物柜。她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已经吃过晚

    饭了，正在洗碗。虽然天色已晚，但我并不担心她一个人骑自行车去学

    校。我家距学校不到500米，我们所在的社区也很安全。实际上，我乐

    意让她骑车去，因为我希望她养成独立性。但她有位朋友的妈妈不放心

    埃弗里晚上独自骑车去学校，提出接送她的建议。埃弗里给朋友发短信

    说：“谢了，不用，我乐得骑车去。”几番推辞后，埃弗里告诉朋

    友：“我妈希望我骑车去。”但最终还是恐惧感占了上风，那位妈妈已经接了3个孩子，轻松拐一下就可以到我家，谢绝的话，我们就会显得

    像是疯狂变节的亡命徒。我站在那儿，一边用毛巾擦手，心里一边想，在周围人恐惧情绪的妨碍下，我要如何养大我的孩子。我也有点儿担心

    这些父母如何看我。

    我在弗吉尼亚州北部会见了几位家长。一位名叫艾米的妈妈表达了

    类似的担忧：“你感觉自己像个疯狂的反叛者。人们觉得危险加剧了，而实际上，现在比过去更安全。”艾米的女儿11岁，晚上的女童子军

    (Girl Scout)集会结束后，她不介意让女儿独自回家，可集会主办方

    却不允许。后来有几位朋友对艾米说：“她可是个女孩子，怎么可以独

    自走夜路呢？”艾米喜欢教女儿聪明行事，而不是充当受害者。她希望

    女儿学会做出一副“不是在跟你闹着玩儿”的样子。

    八年级之前的那个夏天，埃弗里要搭乘市郊往返列车去旧金山露

    营，那时，我知道她需要学会那种表情了。我真的教她了，整个车程时

    长一小时，我陪她往返了3天，之后就放她一个人去了。

    成长的力量

    HOW RAISE AN ADULT

    正如索耶第一次独自从朋友家步行回来一样，我的心还是提到了

    嗓子眼上。她第一次独自乘车回来，我接到她时，只见她一脸的自

    信，感觉她在那一天之中长大了一岁。

    但是，即便像艾米和我这样伺机推动孩子独立的人，内心也怀有潜

    在的恐惧。“我钦佩宣扬放养孩子运动的那位女士，”艾米告诉

    我，“但哪位家长也不希望一撒手，就闹出要上晚间新闻那样可怕的事

    情。”我不无赞同。这个文化雷区不易趟过。我们在谈论宏大的恐

    惧，及随之而来的越权控制，而我们真正应该问自己的是：一个成长中的人需要多少自由？

    错失成长机会

    关于孩子的安全和健康，我们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能够说明这种变

    化的一个标志，是有关照看孩子的观点。孩提时代，大概十岁上下的时

    候，也就是上小学高年级或者初中，我就开始为我家附近的邻居看孩子

    了。白天，妈妈们请我帮忙带孩子，有些社区把我这样的人称为“妈妈

    帮手”。我每次负责带孩子几个小时，喂他们吃点心，哄他们睡午觉，还负责接电话、应门。12岁的时候，我经常在周末晚间为一家人看孩

    子，赚取最低工资。今天，“全美儿童安全运动”(National SAFE

    KIDS Campaign)组织建议不要把12岁以下的孩子单独留在家里，当然

    更不可以让他们承担看护小孩的责任。19

    美国已有14个州规定了孩子可

    以独自在家的最小年龄，6～14岁不等，中位数是10岁。20

    各州都没有

    规定对儿童看护者的最低年龄要求，但许多地方实际执行的是14～16

    岁。然而奇怪的是，有30个州规定16岁就可以结婚，而且无须父母同

    意，而其他各州规定的最低结婚年龄是17岁或18岁。

    让孩子独自留在家里，我们担忧，让他们独自出门，我们不放心，如果把这两种担忧加起来，你会发现，今天的美国小孩享有的自由只是

    父母辈的一小部分，跟祖父母辈比起来，就更是少得可怜了。我们似乎

    准备让孩子将来住在距我们1公里的半径范围内，根本无意通过增加独

    立性的培养来提高他们的生活能力。

    即便是美国女童子军，就是那些穿绿色背心的小薄荷糖贩儿，都因

    安全忧思而削弱了培养孩子独立性的机会。现今的官方手册要求，年满

    18岁之前，她们卖饼干时必须有成人一定程度的参与。21

    我还没见过哪

    个年龄段的女孩卖饼干时有人从旁指导，但我看到很多女中学生脸上挂

    着微笑，被动地坐在那里，她们的父母则在处理存货及收付款事宜。别担心，姑娘们仍然会得到徽章的!可我想，凭什么呢？

    保护他们的情感

    说到徽章，千禧一代被称为“人人有奖”的一代，这么说是有道理

    的。在误导之下，为了保护孩子的情感不受伤害，爸妈们会确保孩子但

    凡付出一丁点儿努力，就能得到奖励。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儿童

    被授予了各种徽章、证书、彩带和参与奖，好像只要露个脸儿就算一项

    成就，需要用羊皮纸、塑料或锡纸予以彪炳。

    我们对孩子倾洒溢美之词。幼儿时期，孩子只不过画了一幅棒形人

    物画，就会听到热情洋溢的“完美”之赞；儿童时期，他们只要在棒球

    场上挥了一下球杆，哪怕连球都没击中，也会得到“干得好，伙计”的

    高声喝彩。无论孩子的努力是多么不起眼：“干得好，你把鞋子穿上

    了。”或者我们的恭维是多么荒诞：“表现真好，你没打比利。”22

    无

    论孩子的成绩多么平凡无奇，都应当给予某种奖励或者奖赏吗？这只是

    一种表现无条件的爱的方式吗？有些人是这么认为的。23

    但另一些人认

    为这给人一种虚假的感觉，让孩子不明白，为了卓越，需要付出什么样

    的努力，多年以后，他们会带着这种理应得到赞扬和提升的信念进入职

    场。

    阿曼达·里普利2013年出版了《世界上最聪明的孩子》一书，这本

    书从学术能力的角度，把美国学生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学生进行了对比，追溯了“人人有奖运动”也即“自尊运动”的前世今生，认为这项运动

    抑制了学术进步，导致美国学生在各种国际标准化考试中表现不佳。24

    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父母和老师的耳朵里充斥着这样的说法：为了

    让孩子成功，要保护他们免受竞争甚至事实的伤害”。心理学家哈拉·

    罗拉诺(Hara Estroff Marano)满腹狐疑，称这是一种“侵略性养

    育”，将产生“一个懦弱的民族”。25滥用“霸凌”标签

    孩子们有时候会成为小霸王。我的教子上八年级时，一群高中生在

    Facebook上羞辱他，说他是同性恋，这种做法很残酷。孩子遭遇凌辱

    时，需要父母和其他支持者帮助他们从中解脱、恢复。

    苏珊·波特(Susan Porter)在《恃强凌弱的国家》(Bully

    Nation )26

    中写道，很多情形本来是儿童发展和社会化的正常途径，但令人遗憾的是，这很难观察，因而被家长视为霸凌事件。在美国文化

    中，一个孩子只要让别人家的孩子不开心，就可能被贴上“霸凌”的标

    签，如今，在所有学校领导的意识和头脑中，连家长对别人家孩子的指

    责都占有很重的分量。波特鼓励父母和教育者避免使用“霸凌”标

    签，而要帮助孩子形成抗挫力，学会应对严峻的社会挑战。

    奥拉夫·乔根森(Olaf Jorgenson)是阿尔马登乡村学校

    (Almaden Country School)的校长。这是一所覆盖从四年级到八年级

    的私立小学，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跟我家在同一条街上。乔根森

    在西雅图、加州、夏威夷以及亚利桑那州最大的学区梅萨联合学区，还

    有亚洲、欧洲和拉丁美洲的多所公立与私立学校担任过教师和管理者，从业经历超过25年。

    乔根森告诉我：“在各地学校，霸凌都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一直

    存在，也许会永远存在。但是，真正的霸凌，即蓄意打击或者孤立某些

    人，并在一段时期内给予系统的贬低或者伤害，这样的情况并未增加。

    同我25年前刚开始跨入职业生涯时相比，霸凌现象并没变得更多

    见。”他接着说道：“今天，父母动不动就指责某个孩子是‘霸王’，这种做法往往不人道，有时甚至无法理喻。那些聪明的父母自己也在养

    育孩子，他们爱孩子，却丑化其他还在读小学甚至幼儿园的孩子，还对

    他们提出刑事指控。这令人震惊，也令人感到悲哀，”乔根森声音和

    善，可在电话中，我还是听得出他的忧虑，“儿童工作者知道，从儿童发展的角度讲，关系攻击是正常现象。是的，这会伤人，还会显得小

    气，家长只是本能地希望保护孩子免受伤害。但是孩子也需要学习如何

    克服伤害，你给另一个孩子，尤其是一个小孩子贴上霸凌标签，就是把

    你理解的动机强加给了他，但从儿童发展的角度来讲，他根本就没有能

    力具备这种动机。”

    乔根森认为有必要控制这种对霸凌的流行看法，不仅是为了受到指

    控的孩子，也是为了受到伤害的孩子。“你为自家孩子横刀立马的那一

    刻，他就成了受害者。你传达给他的信息是：‘你不行，你不够强大，你自己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我介入来替你处理。’”本质上，你这

    是在打击自己的孩子。

    成长观察室

    HOW TO RAISE AN ADULT

    乔根森给我举了几个例子。“有一天我负责在操场值班，站在四

    方形的球场边，一个二年级的孩子抱着球，哭着向我疾步跑来，一个

    女孩在后面紧追着他，一脸尴尬。我单膝跪地，抚摸着他的肩头，询

    问是怎么回事。他哭着说：‘她欺负我!她欺负我!她说球出界了，可球在界内。我看见的!在界内!’”乔根森在转述这个故事时，声

    音中流露出明显的伤感。他大声说：“一个7岁的孩子从哪儿学到的

    这种语言？”于是他利用四方形的操场教给孩子们“重来一次”的概

    念。但是很显然，“霸王”和“受害者”的标签已经渗透到了孩子们

    的意识之中。

    父母对这个术语的误解既可笑又可悲，正如乔根森所讲的另一个

    小故事所示：“几年前，开学第三天，一个孩子的父母要求见我。他

    们的孩子刚到我们学校，对我校幼儿园‘严重的霸凌现象’感到忧

    虑。我吃惊不已，立即邀请他们面谈。幼儿园霸凌？我拿出笔记本，坐在椅子上，身体前倾，认真聆

    听。原来，在沙堆游乐区玩耍的时候，有人用塑料铲磕了他家孩子的

    脑袋。他们问我是否知道此事，我不知道。后来我了解到，当时目睹

    这件事发生的老师立刻跑了过去，分别跟两个涉事的孩子进行了谈

    话。她把两个孩子叫到一起，让伤人的孩子赔礼道歉，然后孩子们就

    跑开了，在后来的休息时间，她发现两个孩子一起玩得热火朝天。换

    言之，这件事得到了妥善解决。但父母坐在我的办公室，要求我们采

    取措施。他们希望把那个他们不断称之为‘霸王’的孩子换到另一个

    班去，并给予纪律处分。他们甚至认为应该让那个“坏”孩子停学，甚至予以开除。孩子们还在上幼儿园，在成年人的带领下，在沙堆旁

    边解决问题。我该对这些人说些什么呢？这该从何说起呢？”

    在游乐场上“安全地”玩耍

    游乐场似乎蕴藏着发生巨大危机的可能，事故啦，绑架啦，恶作剧

    的孩子啦……所以今天，如果你去一处游乐场参观，可能会发现很多家

    长严阵以待，以防这些伤害发生。美国人也喜欢讲述和赞美游戏，正如

    帕梅拉·德鲁克曼(Pamela Druckerman)在《法国妈妈育儿经》

    (Bringing Up Bébé )中，对比美国养育与法国养育时所说的那样。

    法国人极其珍视自主、独立的游戏，所以在孩子做游戏时，成年人往往

    安坐一旁，相互闲谈。27

    德鲁克曼认为，美国家长不断给予孩子口头和

    物质刺激，这对父母和孩子双方都是耗费精力的事情。

    作家苏珊娜·卢卡斯(Suzanne Lucas)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从费

    城搬到瑞士以后，发觉那里和美国在游乐场行为上的差异令人大开眼

    界。卢卡斯第一次带她5岁的孩子去瑞士的游乐场玩耍时，被那里的设

    施搞得不知所措，有从一棵树跨越到另一棵树的吊绳，有修树屋的板

    子、钉子和锤子。卢卡斯一直站在女儿身后，看她摆弄这些极其危险的东西，感到“紧张不已”，可环顾四周，她发现自己是游乐场上唯一的

    家长。卢卡斯告诉我：“不是说其他家长坐在一边看书，而是，游乐场

    上根本就只有我一个家长。”28

    美国的家长和照顾者会积极参与孩子的游戏，陪孩子荡秋千、站在

    单杠下面或者像我和我丈夫对索耶那样，守在滑梯旁，准备孩子掉下来

    时接住他，防止他被刮伤。心理学家温迪·莫格尔(Wendy Mogel)在

    《放下孩子》(The Blessing of a Skinned Knee )中谈到，孩子可

    以从尝试和犯错中学到重要的人生功课，29

    但是，对于21世纪的美国父

    母来说，所谓“好”的教育、“成功”的养育，就是保证孩子连微不足

    道的短期痛苦都永远不要经历。

    除了父母之外，美国游乐场的结构本身也过于安全了，孩子们不可

    能进行稍有创意的游戏，实在是乏味透顶。沥青和碎石让位于缓冲跌倒

    的橡胶和合成地板；色彩斑斓的塑料取代了木结构；任何地方，凡是可

    能磕着头、夹伤手指的东西，都被更换掉了。

    2014年，汉娜·罗辛(Hanna Rosin)在《大西洋月刊》发表了题

    为“被过度保护的孩子”一文。为了说明这一观点，她给了我们一个鲜

    明的对照：如今在英国的北威尔士，游乐场不像是儿童玩耍的地方，倒

    有点像是城市垃圾场，可孩子们玩得非常起劲。罗辛的文章在社交媒体

    上如同野火般迅速扩散，因为读者从中清楚地看到游乐场是如何改变

    了，进而也看到了乐趣，也许还有童年本身的改变。最近有篇文章在标

    题中哀叹道：“新的游乐场是很安全，所以没人使用。”30

    相反，今天

    的游戏可能会在宽敞的室内进行，围绕着某些数字设备。31

    同时，2012

    年，声誉卓著的期刊《儿科学》(Pediatrics )发表的一篇文章指

    出，儿童肥胖已迅速超过受伤，成为儿童的主要病因。这篇文章认为，发生这一变化的部分原因在于，安全忧思压倒了有意义的游乐场玩

    耍。32出国学习，和父母一起

    蒂姆·巴顿(Tim Barton)是阿卡迪亚大学全球研究学院学生服务

    部主任。该校坐落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郊区的格伦赛德。阿卡迪亚大学

    每年要把3 000名左右的美国学生送往国外，其中有些学生是这所学校

    的正式学生，但大多数学生来自美国其他300多所学院和大学。在2014

    年春季学期的期末，我与巴顿进行了交谈。

    从这里出国的多数学生都有积极的体验，然而，当孩子冒险进入世

    界以后，很多家长产生了期待和焦虑，他们不开心或感到担忧时，巴顿

    就会遭到一通臭骂。我请巴顿说说典型的情况。

    成长观察室

    HOW TO RAISE AN ADULT

    巴顿说起一位女生的故事。她准备去伦敦学习，在她预计到达伦

    敦的那天早晨，美国本地时间凌晨5点、伦敦当地时间上午10点，巴

    顿接到她父亲的电话，因为他还没有收到女儿的消息。这位父亲咆哮

    着说：“你得告诉我，我女儿是否安然无恙!我需要知道!”巴顿立

    即上网，了解那位女生的航班情况，然后告诉那位父亲：“先生，她

    可能还没有通过移民局或者海关。我们的工作人员在那里，但他们要

    接100名学生，暂时没办法单独确定你女儿的身份。”

    这位父亲勃然大怒，吼道：“这是不可接受的!你管理的什么破

    机构!”说完就掐断了电话。

    巴顿来不及起床，赶紧联系了伦敦的工作人员，通报了那位父亲

    的担忧，请他们一旦联系到他的女儿，立刻给他回个电话。巴顿刚穿

    好衣服，正准备吃早餐，那位父亲的电话又来了。这一次他语带羞

    怯：“她在那儿，她好好儿的。”电话中听见他长出了一口气，然后说道：“我看到她更新了Facebook的状态。”

    那位父亲笑着跟巴顿说，他现在知道在女儿心中，和她的朋友相

    比，自己处于什么地位了。谈话就此结束，但是巴顿心想：“你意识到

    一小时前你威胁过我吗？你意识到你对我说的话有多么不恰当、多么粗

    鲁吗？”那位父亲没有道歉，但巴顿感觉到了他的歉意。他说：“父母

    只是想做对儿女最好的事，他们不是小气鬼，不是混球，他们只是害

    怕。我的任务就是帮助他们了解情况。”

    认真想想，你会发现，我们之所以一失去孩子的消息就魂不守舍，只是因为现在有了随时保持联系的可能。仅仅是在10年或15年以前，父

    母根本不可能像这样“检查”孩子。在手机出现之前，孩子们去海滩玩

    儿的时候，不可能打电话回家；上大学时每周顶多给父母打一次电话，还是用寝室走廊的投币电话，而且只能在长途电话费率最低的时候才

    行；出国学习时会给父母写信，偶尔才会给家里打电话。仅仅因为我们

    现在可以随时保持联系，就意味着我们应该如此吗？这样真的好吗？

    还记得我们在大学时代享有的无限自由吗？还记得我们驾车去客场

    观看足球比赛，春假时去海边，或者，去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看独

    立乐队的演出吗？一大群人挤在狭小的车里，以猜拳的方式决定由谁开

    车，音乐声震耳欲聋，弄到什么吃的喝的就凑合着胡乱填饱肚子。还记

    得大学二年级之后的那个夏天，有个周末，我开车从华盛顿经田纳西去

    威斯康星，只是为了参加一个帅小伙的“哈默费斯特”年度后院派对。

    也许那就是所谓的“热恋”吧。

    今天的大学生仍然会有像这样的冒险行动发生，但多数爸妈会通过

    手机凑热闹。“如果手机里留有未应答的父母电话或短信，当你看见了

    最好与我们保持联系，免得我们恐慌。”那还叫冒险行动吗？谢天谢

    地，好在还有Facebook，即便他们忽视我们高涨的关注需求，至少可以

    看到他们更新状态，知道他们平安无事。是的，哪怕只是想象孩子受到伤害，我们也会眉头紧锁。身为父

    母，保证孩子安全是我们的职责，但我们应该睁开双眼认识到，过度警

    觉会在很多方面禁锢他们，使他们没有机会享受应有的自由生活，而这

    恰好才是他们做好生活准备的关键所在。02

    给他们提供机会

    清单化的童年

    回想我和我的伴侣丹为孩子们所做的一切，发现我们为孩子提供最

    佳机会所做的全部努力，始于一所特别的幼儿园。

    20世纪80年代，当我们还在斯坦福大学读本科时，就听说了斯坦福

    校园边上的必应幼儿园(Bing Nursery School)是一家具有传奇色彩

    的机构。这里是心理学专业的实验室，著名的“棉花糖实验” (3)

    就是

    在这里进行的。这里也是450个2～5岁幸运儿的第一块教育垫脚石。

    当我快30岁时，和丹已经结婚几年了，我们准备生个孩子。有天下

    班后，我顺便去必应幼儿园拿了一份申请表。怀孩子这事比高中生理健

    康老师所讲的要更艰难，数月间，对生育的怀疑和失望击碎了梦想，直

    至1999年6月，与当下大多数人的经历一样，在医生的帮助下，我们的

    儿子索耶终于来到了人世。把他从医院带回家后两天，我就填好了必应

    幼儿园的申请表，告诉丹要把申请表交到幼儿园，必须马上行动。我们

    肯定花了十几分钟才把索耶妥善地绑进婴儿车，又花了十几分钟才把婴

    儿车稳妥地放进汽车。我们把所有可能要用到的东西一股脑儿塞进尿布

    包里，精心计划行程，免得途中索耶需要吃奶。我刚做完剖腹产手术不

    久，走起路来小心翼翼的。我们希望孩子能获得必应幼儿园的入园机

    会，担心哪怕只是晚几周提交申请，都可能贻误时机。也许人家还以为

    我们犹豫不决呢，可不能冒那个险。两年后，索耶顺利进入了必应幼儿园的“两岁班”。对于两岁的孩

    子来说，在他们3～5岁进入常规幼儿园之前，这是一份宝贵的经验。每

    周3个上午，他会在一个以游戏为主的环境中度过3个小时。这里的环境

    非常诱人，机会珍贵又难得。我们同其他幸运的父母一起，透过单向玻

    璃观看我们的下一代堆积木、猜谜语、玩过家家、画画，脸上洋溢着自

    得的笑容。对任何一个孩子来说，这都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一个辉煌的

    人生起点。

    索耶3岁生日之际，我走马上任斯坦福大学新生教务长一职。这

    时，他已经升入幼儿园3个更大的班次之一。到他4岁生日的时候，他妹

    妹埃弗里也开始了她在两岁班的人生历程。埃弗里像索耶一样，一直就

    读于必应幼儿园，然后进入帕洛阿尔托联合学区就读。表面来看，这里

    有该地区最好的公立学校，在加州和全美都名列前茅。我们觉得自己在

    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成功地为孩子们奠定了坚实的教育基础。

    然而，现在我的看法有所改变：必应幼儿园的确很棒，也非常适合

    我们的两个孩子，但也许另一所幼儿园也同样适合，也许没必要在孩子

    出生的当周就递交申请，冒着手术伤口撕裂的风险，何况新生儿生命初

    期的稳定性极易受到影响。

    我和丹可能属于比较滑稽的那类雄心勃勃的新手爸妈，但与我们一

    样迫切希望为孩子提供良好教育前景的父母大有人在。如今的父母早在

    怀上孩子之前就认为，而且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如果孩子要在当今竞争

    激烈的社会取得成功，大学学位必不可少。而且同样是出于爱和恐惧，父母从很早就开始着手安排孩子尽可能积累丰富的经验，这样他们就可

    以参与初中和高中阶段的竞争，然后进入一所“好”大学。关于这一

    点，下文会有详细阐述。这份充实的活动清单涵盖校内活动与校外活

    动，而且很早就启动了。正确的产前饮食和瑜伽课、正确的育儿方法和

    幼儿园、最好的书籍和玩具，以及与小伙伴约会，还有上幼儿音乐课、体操课和美术课。到孩子上小学的时候，校园清单化的童年便开始全速运行。我们知

    道孩子的时间表和老师的名字；我们给老师发邮件，跟踪作业情况；我

    们守着他们做作业、检查作业。曾几何时，父母每季度或者每学期才会

    看到一次孩子的成绩，而今天的父母可以访问学校的门户网站，网站即

    便不会每天上传成绩，起码也会每周上传一次。亚特兰大的一位妈妈告

    诉我，在她儿子放学回家之前，在孩子自己知情之前，她就已经知道他

    考砸了。

    一旦孩子大了，需要选择课程了，我们就会告诉他们要学什么科

    目。孩子成绩不够优秀时，我们安排老师给他们辅导，增加学习内容；

    我们确知现在进行哪些课外活动能有助于最大化他们未来进入常春藤盟

    校的机会，并着手为他们安排；我们为他们决定要专攻什么运动项目，并让他们进行相应的训练，使他们有机会进入精英运动队；我们探索哪

    些夏令营能最好地增强他们的经历；我们研究他们应该获取哪些公共服

    务机会；我们开车送他们参加每一项活动……我们永远不会感到无聊，无聊不在我们的计划范围内。我们早就知道，因为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掌控一切就是我们的目标。

    专业化的体育运动

    这一点在有组织的体育活动中表现得最为真切。我们担心，如果不

    提高警惕，孩子会错过比赛时间与起始时点、更好的教练及精英队伍，最终失去拿到大学奖学金的机会。在许多社区，我们甚至让幼儿园的孩

    子成为“红衫运动员”，即推迟一年参赛。这个词借自全美大学生体育

    协会(NCAA)的规则。这条规则限定大学生只有4年参赛资格，但如果

    他在一年级时不参加比赛，那就可以参加第5年的比赛，而这时他就可

    能成长得更加强壮。

    在幼儿园环境下，当“红衫运动员”是指让学习能力和发育水平都正常的孩子推迟一年上幼儿园，以利于他们在体育方面展现优势。这意

    味着，在春季或夏季学期开学时，满5岁的孩子可能会推迟一年，等到6

    岁多才上幼儿园。虽然父母希望孩子延迟一年上学，管理者也同意，但

    他们可能都没有考虑到将青春期下移到小学阶段的后果。无疑，这样一

    来，孩子的身体发育水平超过了同伴，因此有可能在运动场上取得更大

    的成功。

    对此，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在《异类》

    (Outliers )一书中，以职业冰球运动员为例做了说明。职业冰球运

    动员大多出生于1～3月，到幼儿报名参加冰球比赛时，他们的块头较

    大，对四五岁的孩子来说，块头更大就意味着更好，多年之后，他们会

    尽收与此相关的所有后续好处。1

    过去的孩子进行各种各样的运动，而现在，很多人都希望孩子从小

    就专攻某一项运动。早早进行专业化训练的好处是有机会出类拔萃，到

    了一定程度，可以引起大学招生官的注意，在大学录取和奖学金方面占

    有优势。而缺点是，孩子身体的有些部位可能会过度发达，另一些部位

    则发育不全，甚至导致损伤。

    成长观察室

    HOW TO RAISE AN ADULT

    有鉴于这一缺陷，2000年，美国儿科学会发表政策声明，不鼓励

    孩子在青春期之前专攻单一运动。最近，芝加哥洛约拉大学的医疗系

    统正在进行一项临床研究，对1 200多名患儿进行了考察。这些患儿

    从事各种体育运动，因损伤来医院做体检和治疗。2011年，研究人员

    发现，受伤的小运动员“在运动专门化量表中，平均得分高于未受伤

    的运动员”。2

    一年到头长时间进行一项运动，结果，过去仅见于专

    业运动员的那些损伤，现在在儿童中出现的频率增加了。3我13岁的女儿埃弗里跳了10年舞，我见过跳舞强度最大的舞者腿

    部和足部受伤的情况，也听说过体操运动员发生类似损伤及背部受伤

    的故事。据说投球是最具动感的体育运动，但因此而导致严重损伤、需要手术的儿童数量猛涨，有人估计比30年前增长了16倍。4

    无论是

    因为踢足球，还是因为打曲棍球、橄榄球、棒球、篮球所致，亦或是

    因为参加体操运动或啦啦队，幼儿因脑震荡看急诊的情况在过去10年

    翻了一番。5

    也许背部、脚踝、膝盖或者手臂受伤不会给你的生活带

    来太大不便，但脑震荡却可能导致永久性脑损伤，甚至一命呜呼。6

    我们不只会保证孩子参加甚至专注于体育运动，还要强化自己充当

    观众的意义。上一代父母最多只会出席真正的大型活动，而我们每场比

    赛都要到场，不管是否重要，而且往往还旁观孩子的每次训练，无论晴

    天雨天。曾任美国副总统的阿尔·戈尔是美国好父亲的典范，他可从不

    缺席儿子的比赛。7

    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早早离开办公室、出差

    途中赶回来观看孩子的比赛已经成了雷打不动的优先事项。这是20世纪

    80年代“品质时间”口头禅的新面貌。

    我们无论如何都会在活动中露面，不仅如此，还言行张扬，不肯安

    安静静地观看。这么做也许是为了给孩子留下深刻印象，让他们觉得我

    们在意他们；也许是因为每个人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不想显得心不

    在焉；又或许是我们试图对结果施加某种控制。我们的欢呼声响彻云

    霄。我们不会置身事外，而会凑上前去对教练、裁判或公断人提出质

    疑。在孩子运动的这个领域，爸爸妈妈们没有起到好的表率作用，他们

    应该为自己的行为道歉。8

    蒂姆·沃尔登博士(化名)是马萨诸塞州郊区一个小学区的主管。

    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高中学校管理者，偶尔为他女儿的垒球队担当教

    练。在同时扮演这两个角色时，他碰到的一些家长认为，无论在学校还

    是在球场，无论孩子做什么，最终都要由他们这些父母来决定。沃尔登深深地叹了口气说，从许多家长的角度讲，现在“信任感降低，或者缺

    乏对权威人士行事逻辑的理解”。由于本书讨论的话题比较敏感，因此

    他要求匿名。

    这种对学校管理者和教练的不尊重，与上一代家长的态度形成了鲜

    明的对比。在1975—2014年间，比利·菲茨杰拉德(Billy

    Fitzgerald)担任新奥尔良伊西多尔·纽曼学校(Isidore Newman

    School)的棒球和篮球教练。在他的战术指导下，球队赢得过两项比赛

    的冠军，他个人也受到了球员们的尊重，全美橄榄球联盟的四分卫佩顿

    ·曼宁就是他的球员。2003年，过去的球员携手翻新了纽曼的健身房，并以教练菲茨的名字命名，大量的捐款不仅来自以前的球员，连他们的

    父母也踊跃参与，他们回忆说：“菲茨做了所有艰苦的工作。”9

    但在计划改造健身房和筹款的同一年，菲茨当时执教的棒球队队员

    的父母却对他毫无敬意。他的球队曾在所在赛区赢得了州冠军，但在夏

    季的表现乏善可陈，在夏季最后一场比赛之后，菲茨对球队做了发人深

    省的讲话，指出了他看到的每一个队员的缺点。孩子们把菲茨的话转告

    了家长，于是许多球员的父亲找到校长投诉菲茨。很快，解除主教练菲

    茨的程序启动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天在孩子们的体育运动方面，我们既希望孩子接受严格的训练，有机会迎接挑战和成长，又不希望伤

    害他们的感情。

    “真是此一时彼一时。”菲茨教练的前球员、《纽约时报》专栏作

    者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写道。10

    校长将主教练菲茨叫到

    办公室，要求他修正自己的行为。菲茨答应了校长的要求。那个夏天，在发表那次严肃清醒的讲话之后，他又在学校工作了10年。2014年退休

    的时候，他的名字刻在了学校健身房上。

    我们的清单，他们的人生从早期的课外活动到家庭作业再到体育运动，我们孜孜不倦地检查

    和修改孩子们的经历清单，信心满满地以为，只要我们再多做一件事，他们就可以赢得大奖：进入一所录取条件十分苛刻的大学。在美国的私

    立学校和独立学校，升学指导顾问通常被称为大学申请辅导员，他们比

    任何人都清楚，在大学申请的过程中，家长的参与度有多高。顾问的任

    务是了解孩子的成绩和兴趣，衡量他们的潜力，帮他们拟定一份想要申

    请的大学名单，包括“安全类”和“延展类”。父母的意见和期望往往

    起着重要作用，在指导、支持学生与照顾家长的关切、意见之间，顾问

    得保持微妙的平衡。孩子和家长在就选择哪些学校产生意见分歧甚至发

    生冲突时，顾问有时要充当双方的缓冲区，有时也可以说是盾牌。这个

    行业往往会吸纳擅长这类工作的人。

    成长观察室

    HOW TO RAISE AN ADULT

    埃米·扬(Amy Young)就是这种人情练达、长于外交的人。她

    是“全球大道学府”(Avenues：The World School)的升学指导顾

    问。这所学校是纽约市中心一所新建的私立学校，管理人员和教师都

    是从新英格兰和纽约的大学预备学校精挑细选来的。2014年春天，当

    我遇到埃米时，全球大道学府刚创办不久，还没有毕业班，但埃米在

    这个行当已经资历很深了，此前她任职的河谷学校(Riverdale

    Country School)是纽约市一所私立精英学校。埃米很清楚，学校首

    届毕业生升入的学校会对学校的公众认知产生巨大的影响。她当然关

    心学校的声誉，但她更在意的是，父母一旦不满意孩子的大学选择和

    最终的升学结果，她该如何保护学生，使他们免受打击。

    对埃米来说，这种情况特别困难：和学生一起看筛选出的“安全

    类”选项和“延展类”选项时，学生觉得“这些大学选得很好，我只想去让我感到快乐的地方”，可父母不喜欢名单上的学校。埃米的职

    责就是和孩子们站在一起，她说：“我想把大学申请过程当作他们成

    长经验的一部分，尽力保持他们自己做选择的能力，并对自己的选择

    感到满意。他们害怕让周围的人失望，我会尽量帮助他们克服这种情

    绪。当孩子的愿望遭到父母的践踏时，他们可能会退缩、萎靡不振，或者变得桀骜不驯。”

    汤姆·雅各布夫斯基(Tom Jacoubowsky)是甘恩高中(Henry M.

    Gunn High School)负责指导工作的副校长。该校在全球大道学府以西

    约5 000公里之外的帕洛阿尔托，是我儿子索耶就读的学校，我的女儿

    埃弗里将来也要来这里上学。甘恩是一所公立学校，大约有2 000名学

    生。在甘恩，一名教师负责指导270个学生，与加州1∶400的平均水平

    相比，这个比例好多了，但仍然低于全美许多优秀公立学校1∶150的比

    例，也比全球大道学府之类的大多数私立学校要低得多。雅各布夫斯基

    及其团队的工作量比埃米他们超出5～10倍，而且还要面对硅谷名流和

    斯坦福大学教师子女的种种压力。2013年10月，索耶刚上甘恩不久，我

    和雅各布夫斯基见面讨论了本书。

    雅各布夫斯基从十几岁起就住在帕洛阿尔托，从那时到今天，大学

    申请书的写作内容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例如，兼职曾是帕洛阿尔托

    少年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现在已经没那么重要了。雅各布夫斯基

    说：“孩子们不再打工了，如果他们在做兼职，那也不是他们自己安排

    的，实习之类的事情都由父母代为安排。他们做兼职只是为了进入大

    学。”像所有优秀的升学指导顾问一样，雅各布夫斯基鼓励学生在申请

    书中说明他们是谁、在乎什么。对一个孩子来说，如果一项活动背后的

    主要“原因”是由父母制造的，或者是父母要求他们做的，目的是提升

    大学入学机会，那他们就很难写出有意义的东西。“大学招生官嘴上说

    不看重仅仅为了升入大学才做的事情，但他们照样录取了那些孩子，所

    以……”雅各布夫斯基耸耸肩，一脸无奈的微笑。2014年5月，我会见了才华横溢的升学指导顾问凯瑟琳·雅各布森

    (Catharine Jacobsen)。雅各布森任西雅图湖滨学校(Lakeside

    School)的升学指导顾问。这是一所非常精英的私立学校，包含五到十

    二年级，是比尔·盖茨的母校，微软许多高管的孩子都在这里就读，因

    此闻名遐迩。尽管这项工作本身具有内在的压力，雅各布森却举重若

    轻，显得开朗、自信，令人安心。她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所以非常理

    解父母们的想法。

    雅各布森从1992年起就在湖滨学校工作。她说：“我有一个固有的

    信念，只要父母足够友善，有求必应，而且不固守自己的主张，那么，孩子就会很能干，并且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以及如何实现目标。”然后

    她说起最近与一个高中生的家长的交谈。这对父母试图为儿子制定适宜

    的夏季活动和课程，雅各布森意识到他们在寻找机会，希望获得打动大

    学招生官的“材料”和“标签”，“他们以评估微软潜在雇员的方式评

    估他们的儿子”。在这次谈话及另外几次交谈中，雅各布森试图让家长

    和孩子理解大学录取的整体性，也就是说，招生官会根据申请人提供的

    所有材料，对他进行总体评估，而且，她还想传达这样的认识：如果大

    学申请人凭着别人给予的“材料”胜出，带着别人制作的“标签”，那

    会让人感到他缺少了点儿什么东西。

    经常有朋友问我如何能让孩子进入精英大学。如果他们已婚，或者

    有一份稳定的伴侣关系，我就会开玩笑说，好好在一起。这样说部分缓

    解了谈话固有的紧张情绪，同时也是基于事实。

    成长的力量

    HOW RAISE AN ADULT

    斯坦福大学每一年新生入学的资料都显示，70%～80%的学生来自

    双亲家庭。对于孩子的成长、自我意识与最终成功，我们示范的爱的关系发挥着巨大作用。

    当然，人家问的并不是这个问题。他们询问的是一个特定的项目、旅程、经历或实习，并评估它们对孩子的意义。我们社区的人都受过良

    好教育，他们成就卓越、交游广泛，有机会或者有条件制造一些奇迹。

    我告诉他们，最重要的是，他们设计的活动得有助于促进孩子真实的

    兴趣发展，深化他们对事物已有的好奇，或者是与他们的兴趣相关的

    新东西。

    我告诉每个人，招生官们看起来似乎是对你展示的成就感兴趣，但

    他们真正想挖掘和寻找的是这些东西：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在意什么？

    你对什么感到好奇？你赞成什么？你喜欢思考什么问题？一旦录取小组

    通过成绩和分数知道了你的学术能力，他们就希望了解你能给班级和大

    学社区带来哪些特质和个性。所以我告诉朋友们，仅是为了大学录取而

    让孩子做这做那有点儿危险，因为孩子很难写出有意义的体验，如果他

    们写出来的东西花里胡哨，那并不能证明他们是谁，而更像是证明你是

    谁，即你的财富和影响力。

    这类谈话很不容易，尤其是交谈对象习惯了使用金钱、影响力和权

    力来实现自我和达成孩子的目标。但正如雅各布夫斯基所说，大学申请

    书中有A+活动清单的孩子往往还是会被他们首选的学校录取，可即便

    如此，我仍然会把那些话告诉每个人。

    成长观察室

    HOW TO RAISE AN ADULT

    大学招生官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西多妮娅·多尔比(Sidonia

    Dalby)是史密斯学院的招生官。该校坐落在北安普敦，是马萨诸塞

    州一所非常精英的私立女子文理学院，与阿默斯特学院、罕布什尔学院、曼荷莲学院和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这4所著名院校一起坐

    落在一个小山谷。多尔比从事招生工作30年了，在2014年4月的招生

    旺季，她从百忙中抽出时间见了我。我想了解她在候选人身上看到了

    些什么，以及看法如何。

    “我看到了文化的转变，”她告诉我，“家庭时间并不总是轻轻

    松松、悠闲自在的。这取决于家庭，有的家庭可能会安排、计划和组

    织空闲时间。”多尔比的结论来自史密斯学院的补充论述题：“你收

    到的最好的礼物是什么？”针对这个问题，一个常见的回答是：“与

    祖父母共度的时光。”“有的申请人说‘祖父带我去钓鱼’，有人

    说‘祖母教我用老方法烤面包’，或者‘她给了我一个传了3代人的

    小盒子’。与无条件爱自己的人度过轻松时光，这显然是一份珍贵的

    礼物。我觉得值得注意的是，优秀的申请者往往会选择写这些

    事，”多尔比指出，“而且写得很漂亮。”她认为，也许学生渴望的

    正是这些东西。看得出来，汤姆·雅各布夫斯基、凯瑟琳·雅各布森

    和我看到的那些制造出来的实习经历和机会，在多尔比眼中完全无关

    紧要。

    事实证明，大学招生制度有空子可钻。对此，我们该如何看待呢？

    我们都认识一些“人为制造”的孩子，他们进入了好学校。也许吧，但

    关键是，进入某所特定的学校本身并不是目的，靠着大量的人为制造获

    得录取，并不代表进入学校后，或者在生活中，你也会取得成功，更不

    代表你对自己感觉良好。

    错误地塑造他们的梦想

    2014年4月，曾在耶鲁大学任英语教授的威廉·德雷谢维奇

    (William Deresiewicz)告诉斯坦福大学的一群学生，名牌大学的学生其实只是“优秀的绵羊”，意思是他们缺乏主见，任人摆布。当时，他的同名著作还有几个月就要面世了。在德雷谢维奇演讲后的问答环

    节，斯坦福大学本科生陈池玲(音译)发了言。11

    她问道：“是什么塑

    造了我们的梦想？”她优雅简洁的提问萦绕在我的耳畔，让我一直思考

    到第二天。我不认识她，但我想深入了解她的观点。凭着Facebook的魔

    力，我们见面了。

    池玲来自新加坡，在压力很大的学校环境中脱颖而出。“五六岁

    时，父母和老师问我们：‘长大后想做什么呀？’我们的回答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周围人提供的环境，以及读过的故事书，”她接着说，“有个

    来自纽约的朋友说，他小学同学的回答是：‘我想成为投资银行

    家。’要不是家长从事那个行业，孩子怎么会那么说？”她这样反问

    时，我饶有兴致地听着，心想：“我希望埃弗里长大后也能像她这样思

    想深邃，能言善辩。”

    池玲对我说：“是的，我们梦想着自我，梦想着未来会成为什么样

    的人，但是环境会告诉我们哪些梦想有实现的可能。我不认为梦想无边

    无际，而是会受到社会的制约，受制于什么值得尊重，以及什么好、什

    么不好的社会观念。”

    与池玲的谈话结束后，俄亥俄州一对父母的故事浮现脑海。他们为

    六年级的女儿挑选了未来的大学和主修专业。“你知道吗，”给我讲这

    个故事的女士在电话那头打趣说，“6年后，他们的女儿就要去那所大

    学，那就是她要学的专业。他们不想让孩子犯错，他们要从大人的角度

    确保孩子成功。”

    那对父母塑造着他们女儿的梦想。

    斯坦福大学学生凯拉向我转述了另一个类似的养育故事。凯拉曾在

    智利的斯坦福大学圣地亚哥校区学习，这个故事就发生在那里。

    “在圣地亚哥学习那年的后半段，同学詹娜的妈妈翠西过50岁生日，和她的朋友伊莎贝尔结伴来圣地亚哥旅游，两个人参观了圣地亚哥

    所有的经典旅游景点。她们邀请詹娜和包括我在内的4个朋友去她们入

    住的五星级酒店吃饭，我就是在那个场合认识了伊莎贝尔。伊莎贝尔和

    翠西很高兴见到我们，她们俩非常热情友好，不停地夸我们成熟、老

    练，让我们传阅菜单，用这种方式表达希望与我们平等交往的意思。

    “伊莎贝尔来自旧金山，是一位中年母亲。她的3个孩子分别是4

    岁、8岁和11岁。她穿着一双高档的名牌平底鞋，手上戴着硕大的结婚

    戒指，而且能在年中跑到圣地亚哥度假，从这些因素来看，她的家庭似

    乎相当富裕。我们得知她丈夫从事风险投资行业。伊莎贝尔和翠西对我

    们出国留学项目的现状提了很多问题，她们对圣地亚哥的当地文化和我

    们的经历表现出发自内心的好奇。

    “面包上桌后，伊莎贝尔单刀直入，提了一系列问题，比如：‘那

    么，你认为你是怎么进入斯坦福大学的，凯拉？’她双眼盯着我。我有

    点儿猝不及防，因为之前我们还在讨论一种智利甜点。气氛风云突变，刹那间，我感觉到这顿晚餐的目的是采访我们，而不是随便聚聚。以前

    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但我真的不知道答案，所以回答说：‘我想是运

    气吧。’伊莎贝尔笑了笑，并未就此打住话头。‘不会的，怎么可能？

    你的绩点是不是超高？你是不是一直在做各种课外活动？’我真的不知

    道，于是只好说：‘我想我真的想上斯坦福大学。我在作业和论文上下

    了很多功夫，因为我想去斯坦福大学这样的学校读书。我认为它非常适

    合我。’

    “整个晚上，伊莎贝尔都在盘问我和朋友们：怎么进的斯坦福大

    学、我们自认为有什么‘特别’之处。伊莎贝尔上卫生间时，我们和翠

    西一度改变了谈话方向。但伊莎贝尔一回来，马上又把话题转到了斯坦

    福的录取上。她仿佛感觉得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尽情分析斯

    坦福学生的心灵，认为这对她孩子的成功至关重要。

    “当晚最令人心惊的地方是，她不断地说自己的儿子不够好。她会说：‘我的孩子不那么特别，他不具备某某因素。’感觉得到，伊莎贝

    尔描述孩子的方式让我的朋友们越来越不自在，我也是。孩提时代，每

    个人都经历过失意，我们知道，即便没人随时指出你不够好，或者你做

    得不够好，或者你做的某件事情哪怕很好玩儿，可那对上大学不重要，你也已经觉得够难的了。那天晚上，我为伊莎贝尔的孩子感到悲哀。

    “伊莎贝尔很快又提出了新的问题：为了增加孩子上斯坦福大学的

    机会，父母可以做些什么？我们的父母是怎么做的？我们每个人都以自

    己的方式描述了父母是如何支持我们，在整个高中阶段是如何相对放

    手，让我们平静、放松，减少施加压力。伊莎贝尔很诧异，她看我们的

    眼神就好像我们不是人类，或者我们没有说实话似的。

    “我试着问伊莎贝尔她的孩子喜欢做什么，她回答说：‘有一个孩

    子喜欢跆拳道，但他永远不会是最棒的，这肯定没法帮他进大学。’接

    着她又抱怨承受不起初中孩子的家教和课外学习的费用。

    “我们试图说明我们对父母角色的看法，她则表示沮丧和不相信，这样来来回回花了好长时间，我感到谈话毫无进展。我和朋友们感到有

    责任帮助伊莎贝尔的孩子摆脱困境，也希望能让她安心。可我们的努力

    毫无成效。伊莎贝尔似乎仍然认为，我们之所以能进入斯坦福大学，因

    为我们是超人，而她的孩子不是，所以她不得不力所能及地克服她孩子

    身上的不足。

    “我们的一些高中同学去了其他大学，他们很适应自己的环境。可

    伊莎贝尔不要听这些。精英大学在她心里有明确的层次，‘适应’与否

    无关紧要。伊莎贝尔不会满意低于斯坦福水平的大学。对于她8岁的儿

    子来说，那可不行。”

    凯拉的话把我的思绪拉回到了池玲身上。虽然池玲没有谈到她的父

    母和他们的养育方式，但从她的沉思中，我得到了一个对父母来说很重

    要的警示。我们谈到梦想时，好似无边无际，可在现实中，我们往往创

    建参数、条件和规定，让孩子们在这些范围内追寻梦想，仿佛清单化的童年才是通往成功的途径。

    我承认，我也不能免俗，一样试图管控孩子对活动和机会的“选

    择”。2005年秋季，就在我担任斯坦福大学新生教务长的第3年，女儿

    埃弗里4岁了。斯坦福大学入学教育的第一天，我们设晚宴招待家长，席间，我做了一次充满激情的演讲，鼓励他们相信孩子能做出好的选

    择，要放手让他们拓展自己的道路。第二天是星期三，是我去必应幼儿

    园接埃弗里的日子。正要离开时，老师把我领到一张桌子边，桌上摆着

    十几张白色小画布，每块画布上都涂满了水彩。老师语带赞扬，说埃弗

    里的水彩画充分利用了整张画布，对一个4岁的孩子来说，这显然不同

    凡响。我微笑着点了点头，努力做出兴致盎然的样子，心里想的却

    是：“是啊，是啊，但这不会让她进入斯坦福。”作为教务长，我告诫

    其他家长不要过多干预孩子的生活，而作为家长，我也很难贯彻自己的

    建议。

    如何实现梦想

    当然，我们应该有远大的理想，并以此激励孩子，以最好的方法竭

    尽全力去鼓励他们、支持他们。为实现下一个人生目标，制定需要完成

    的任务清单，这本身没什么问题。要想成功，我们必须设定目标，并努

    力实现。

    然而，如果我们告诉孩子，人生有一个预先确定的清单，那我们可

    能就是在构建我们的道路，而不是他们的道路。但与他们无关的道路可

    能是根本就走不通的。

    28年来，菲尔·加德纳(Phil Gardner)一直领导着密歇根州立大

    学的大学生就业研究所(CERI)。近年来，他发现大学毕业生的求职模

    式和趋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加德纳认为：“现在盛行由家长决定孩子

    学什么专业。如果家长选择专业，而学生兴味索然，那他们就很难完成大学学业。找工作时，他们只能告诉未来的雇主：‘这是我爸我妈的要

    求。”这些学生不快乐。后果已经显现出来了。”

    依据我们制定的清单来培养孩子，结果可能会让孩子走向失败。03

    为他们而存在

    作为家长，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根据当代的安全与机会标准，保护孩

    子的安全，确保他们获得适当的机会，为此，我们不得不时时处处进行

    大量的干预。如果有幸跻身中产阶级，我们就有时间和金钱做这些事。

    让孩子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获得成功，这可以说是我们的终极目

    标，因此，在孩子的童年，我们抱着“不能犯错”的心态陪伴他们，尽

    可能多地控制各种结果。在许多情况下，虽然我们知道这是他们的童

    年、他们的生活，但还是担心如果没有我们的参与，他们就不会成功。

    好消息是，我们非常乐意为他们服务。“在场”已经成了我们努力的核

    心部分，也是我们的思维方式以及作为父母的核心成就感。

    这意味着，在过去，当孩子白天出门时，父母会跟他们说再见，然

    后相信孩子一路遇到的成年人的能力，相信老师会教得很好，相信校长

    可以有效管理学校，相信裁判会做出公正的裁决……而今天，对管理孩

    子生活的制度和权威人物，我们可不敢太过放心。于是，我们为自己创

    造了各种角色，既充当孩子的私人教练，也扮演类似高级经纪人在好莱

    坞明星生活中的角色：观察者、打理者，往往还是中间人。在孩子与其

    他成年人的所有交往中，我们作为第三方深度介入，有时还表现得咄咄

    逼人。我们从不缺席，要么亲自出场，要么通过手机远程参与；我们阴

    魂不散，充当孩子的眼睛、耳朵，帮他们预测问题，为他们提供文件、材料，在他们需要提问或回答问题时进行干预。我们不信任制度和权

    威，也不相信孩子能解决好自己的问题。简而言之，我们不相信任何

    人。为他们击球

    现在，当孩子们玩耍的时候，我们会紧紧地盯着。如果小乔尼抢了

    小简的玩具，我们就赶紧为简出头；如果小乔尼遭到小简父母的白眼，我们就急忙代小乔尼道歉，或者挺身护着他。我们监督小学的课间休

    息，确保每个孩子友好相处，没人受到排挤。我们如此全情投入，以至

    于当孩子玩具被抢、遭到耻笑或者没有玩到轮胎秋千时，好像比他们还

    伤心。

    今天的爷爷奶奶觉得我们过分保护孩子，有些行为堪称荒诞。有一

    天，我正好听到多恩·戴维斯(Donne Davis)在城市的全美公共广播

    电台上那么说，所以联系上了她。戴维斯为旧金山湾区的祖母们创办了

    名叫“嘎嘎姐妹”(GaGa Sisterhood)的社交网络。她告诉我：“妈

    妈们似乎介入太深了，她们为孩子解决问题，而不是让孩子自己想办

    法。孩子之间发生的事情演变成了妈妈之间的一场场好戏。我们当祖母

    的有话想说，可如果说多了，自己的孩子可能就会限制我们接近孙

    辈。”

    她说得对。我自己家里就有发生这种代际政变的苗头，尽管我做梦

    也没想过限制她接近孩子，因为我还要靠我妈帮我看孩子呢!

    瞧，祖母们是在完全不同的时代长大的。作为父母，他们并不十分

    警觉。实际上，在备孕期间，她们抽烟喝酒；在上班或者“寻找自

    我”时，她们会把我们丢在家里；她们还创下了破纪录的离婚、再婚

    率。很多生于20世纪60或70年代的人，小时候的生活自理程度，如果放

    在今天，可能会被视为父母的疏忽。也许一定程度上，我们对孩子的过

    度养育正是对我们的父母自由放任措施的反应，因此也有理由怀疑他们

    对抚养孩子的建议。

    不过，我赞同戴维斯的看法。我们与其他家长争论，抢夺孩子的

    角色，介入孩子的生活，出面把事情摆平，那孩子就没有机会自己学会做事情了。 她的这些说法我特别赞成。2009年，波·布朗森(Po

    Bronson)和阿什利·梅里曼(Ashley Merryman)开创性的著作《教养

    大震撼》(NurtureShock ) (4)

    就像一个宣言，指出当今时代养育孩

    子的策略适得其反，认为孩子不学习自己去做这些事情，是父母总试图

    帮助他们的“意外后果”。1

    我们是门房式爸妈

    我们不只帮孩子扫清了沿途障碍，还积极主动地采取预防措施，甘

    当孩子的眼睛、耳朵及大脑。不管我们的孩子是否属于590万个注意力

    缺陷多动障碍患儿之一，我们都会帮他们注意。我们会在过马路时注意

    十字路口的车辆，新生训练时注意老师，赛季开始时注意教练。当孩子

    们无聊地站在那儿，或者沉浸在游戏、智能手机中，或者，如果我们运

    气好，他们竟然在看书时，我们就会赶紧集中注意力。在孩子返校的前

    一晚，我们把硕大的身躯挤到孩子小小的课桌边，让孩子注意“我

    们”需要知道什么，以便他们在五年级时取得成功。好像想进大学的是

    我们。

    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有美好的宿营回忆。无论是去哪里，也无论是在

    哪个时代，吃的东西可能都很糟糕，但经历却是顶呱呱的。这其中的部

    分价值在于我们得靠自己，虽然不是真的一个人，但不在所谓的舒适

    区，也不在青少年指导者细心或不那么细心的目光范围内。我好奇如今

    的宿营体验是否会受到父母过分介入的影响，所以做了一番考察。

    每年夏天，数以万计的青少年会参加“青年基督徒”(Young Life

    Christian)夏令营。“青年基督徒”是基督教福音派的一个外联事业

    部，85%的营员来自非基督徒家庭。如果孩子们真正投入到活动中，就

    有机会学习和成长，并获得极大的乐趣。同任何需要沉浸其中的经历一

    样，如果手机把你和家人绑在一起，那你就很难沉浸其中。所以“青年基督徒”夏令营明确规定，营员在参加为期一周的宿营活动时，禁止携

    带手机。当满载新营员的大巴车快开进营地时，辅导员会宣布上交手

    机，一周后，在回家途中返还。

    “青年基督徒”主管宿营的副总裁史蒂夫·汤普森(Steve

    Thompson)说，父母会违反这项规则的要求和精神。“我们事先明确宣

    布了政策，可有些家长给孩子带两部手机，要求交出手机时，孩子可以

    上交一部，然后用藏起来的第二部手机偷偷和家长通话。”2

    汤普森认

    为，这是由于父母对基本制度和权威人士缺少信任，无论是对教育系

    统、政府部门还是宗教机构。显然，即使送孩子去一个根植于宗教道德

    和价值观的营地，父母也仍然觉得，为了满足与孩子不断联系这个“大

    目标”，谎言是可以接受的。

    表面上，寄宿学校是一处父母不在场的地方，但情况并无不同。家

    长会打电话给宿舍工作人员，让他们为生病的孩子做汤；期末考试时，因为怕孩子吃不饱，还会让他们为孩子做比萨；学校放暑假时，他们会

    飞到学校帮孩子收拾东西。如今，有些有钱的父母选择在学校附近买房

    或租房，因为你可能永远也不知道他们的孩子需要什么。泰·廷利(Ty

    Tingley)曾任马萨诸塞州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校(Phillips Exeter

    School)和明尼苏达州布莱克学校(The Blake School)的校长，现在

    是全球大道学府的主管。他告诉我：“埃克塞特学校有一个越来越常见

    的现象，父母让孩子注册为寄宿生，可6个月后，我们发现这些家长又

    在附近租了一间公寓。为了当‘好父母’，他们这么做的原因很复杂，对此，我给他们的回应是：‘独立生活经历是寄宿学校的一大特点，孩

    子会通过自己洗衣服培养起独立性。’3

    说到洗衣服，我亲眼看到有父

    母来大学校园帮孩子洗衣服。这不是谣言，也不是斯坦福大学独有的现

    象，各地校园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200多年来，西点军校为美国培养了最有前途的一些年轻人。这所

    学校位于纽约北部哈得孙河西岸，距纽约大概90分钟车程，它的使命是“教育、培养和激励学员，让每名毕业生都有资格成为领袖人物，致

    力于责任、荣誉与民族价值，作为美军军官，为取得职业卓越与服务国

    家做好准备”。他们的目标是让年轻人做好服务国家的准备，而且，美

    国刚一成立，就直接把这些年轻人置于了受伤的境地，所以我想了解，他们认为在大学生和年轻人的生活中，父母的角色有什么改变。

    利昂·罗伯特(Leon Robert)上校曾在阿富汗服役，之后担任西

    点军校化学和生命科学系的教授和系主任。他遵照协议行事，明确表示

    他谈的是他个人看到的轶事，不代表美国国防部和军队的立场。“从西

    点军校毕业时，学生被授予美国陆军少尉军衔，”罗伯特上校告诉

    我，“绝大多数男女毕业生都很优秀，行为符合规范。但是，有些人的

    父母介入过度，比如开车送他们执行首次任务。这个数字在缓缓上

    升。”我吃惊不已，努力想象这种情形。他接着说：“你不需要你妈和

    你一起出现在布拉格堡前门，不需要她帮你找公寓。你都二十多岁了，应该自己和房东去打交道，那是成年人行动能力的一部分。我们的毕业

    生是性格成熟的领导者，做好了领导美国儿女的准备，他们拥有各种应

    有的工具，可以成功完成军队派下的各项任务。然而，有一小部分父母

    不会或不能‘放手’，继续在成年孩子的头顶盘旋不去。”4

    以下是现实生活中的例子，这些父母这样“照顾”上大学前和进入

    大学的孩子。5

    ◆ 新英格兰的戴维和苏。他们的女儿艾玛是高中毕业班的学

    生，已经拿到了美国东部一所著名公立大学的录取通知

    书。高中最后一个学期，艾玛有一门功课不及格，而且并

    非是生了重病那样的“好”理由。因为担心招生官可能取

    消录取，戴维和苏便写信为女儿做解释。

    ◆ 华盛顿特区的拉吉夫和帕鲁尔。几年前，他们的儿子阿尔

    俊是斯坦福大学招收的新生。新生培训次日，他们一家三

    口来见我。帕鲁尔帮儿子发言：“阿尔俊对化工研究感兴趣，我们想和你谈谈相关选择。”我说：“那很好啊。说

    说你的研究经历，让我帮你想想融入斯坦福大学的最佳途

    径。”阿尔俊望向爸爸，然后爸爸介绍了阿尔俊过往引人

    瞩目的研究经历。

    ◆ 洛杉矶的杰奎琳。她的女儿杰米是一所大型州立大学二年

    级的学生。杰米上高中时，杰奎琳总是确保她按时完成任

    务，至今也是如此；她每天打电话给杰米，叫她起床、提

    醒她随后要交的作业和即将到来的考试日期。

    ◆ 芝加哥的布鲁斯。他的儿子尼古拉斯是一所“十大联

    盟”私立院校的大三学生。布鲁斯是芝加哥的一位金融高

    管，他的手机每天都会多次响起尼古拉斯的短信铃声。为

    了暑期实习，尼古拉斯飞到肯尼迪机场，乘地铁去位于曼

    哈顿市中心的一处转租房。他在一个主要的街口出了地

    铁，这里一派喧嚣，出租车、汽车、行人熙来攘往。尼古

    拉斯不认识路，也不知道房子在哪个方向，于是给远在芝

    加哥的爸爸发消息求助。布鲁斯被尼古拉斯的信息给逗乐

    了，为了帮助儿子，他给一同开会的同事道声抱歉，起身

    离开了会议室。

    ◆ 加州北部的简和都乐。他们的儿子奥古斯特是美国西北一

    所精英大学的四年级学生。整个童年时期，写作对奥古斯

    特来说都是一场苦役，那些年里，简和都乐免不了会帮助

    他审阅、修改他的作文。奥古斯特进入大学以后，他们仍

    然继续帮他，而这也很容易做到：奥古斯特把论文草稿用

    邮件形式发给父母，他们直接在电子文档中进行修改。

    我毫不怀疑这些父母一心想帮忙，或者担心如果他们不参与，可能

    会发生难以预料的结果。我也不怀疑故事里的年轻人都感激父母的帮助

    和参与，这让他们如释重负，甚至觉得父母救了自己。但是，一个人应

    该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做这些事？进入职场以后吗？非营利组织“美丽美国”(TFA)成立于1989年，针对美国从学前

    班到高中毕业的K-12基础教育的公平问题，召募应届大学毕业生，把他

    们派到低收入社区的公立学校担任教师，为期两年。2013年，美丽美国

    是美国大学应届毕业生的第二大雇主，加入美丽美国行列的5 900名青

    年男女来自全美800多所不同的学院和大学。作为美丽美国的总顾问，特雷西-伊丽莎白·克莱(Tracy-Elizabeth Clay)遇到了一些非常投

    入的队员父母，他们热切希望帮助孩子进入工作世界。

    家长会打电话给公司总部说：“嗨，我的孩子将成为你们的队员，我感到无比兴奋和自豪。我到这儿来了，在给他找房子，你们有可以推

    荐的公寓房吗？”特雷西的同事回答说：“没有，这种问题，美丽美国

    的队员一直都是自己解决的。”6

    我们还是强制执行者

    如果我们没有成功扮演积极主动的角色，发生了不好的事情而又解

    决不了时，很可能会考虑找相关权威人士理论。蒂姆·沃尔登博士遇到

    过一些中学生因没有入选学生会，他们的父母便找他申诉。这些父母不

    接受否定的答案。他们认为学校排斥他们的孩子，因为学校对学生会成

    员的资格提出了要求，如各科成绩和老师的推荐等，而他们的孩子不是

    最有竞争力的学生，甚至有过违纪行为。

    他们有忧虑，却不找学生会顾问，也越过了校长，直接找到了沃尔

    登博士。“你肯定愿意听人们表达意见，做个民主的人。但是……”沃

    尔登博士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7

    显然，有些父母的行为已经越过了理

    性边界。

    再说回西点军校。参谋长格斯·斯塔福德(Gus Stafford)上校跟

    我讲了西点军校学员家长介入程度急剧上升的情况，以及从中折射出的

    信任危机。当然，他也是以个人身份说话，而不代表美国国防部和军队观点。斯塔福德上校是参谋长，负责管理人员、预算和政策。他毕业于

    西点军校，妻子曾是空军护士，因此热衷于军事文化。他为人一本正

    经，但很有魅力，乐于助人。

    “我们这个地方比较特殊，”他说，“有些特殊的规则。例如，我

    们有个所谓的“崩溃计划”。这个计划规定，如果你是最低年级的学

    员，也就是新生，当室友外出度周末时，你不能独自待在房间，你必须

    打包好你的行李跟其他寝室的同学共度周末。”制定这项规则出于各种

    原因，包括保护孩子免受性侵犯、保护患有抑郁症的孩子等。作为曾经

    的新生教务长，我觉得这些做法都很不错，但西点军校的学员家长显然

    不像我这么喜欢这些规则。

    斯塔福德上校打了个比方：“如果爸爸和妈妈听说乔尼要搬到另一

    个房间，他们会打电话给战术指挥官，询问‘为什么’，我们解释原因

    后，他们会问：‘你们是怕乔尼会自杀吗？跟我说说你们的性侵记录好

    吗？’”想听一个军官喊天吗？这就是有效的办法。对军事领导来说，这些父母对他们决定的质疑来得实在是太快了。

    到了高年级，军校学员需要进行一项“军队个人高级发展”活动。

    每名学员要选一项希望发展的技能，但因每个人的条件禀赋不同，有的

    学员参加活动的条件可能“在红线以下”，也就是不够格。“乔尼可能

    想上空降兵学校，”斯塔福德上校告诉我，“但他的成绩和军事发展能

    力处于红线以下。乔尼心烦意乱，把情况告诉了爸妈。结果他爸爸打电

    话问战术官：‘我想知道你们为什么觉得我儿子不行。’”同沃尔登接

    待的那些被学生会拒绝的学生的家长一个样，可这是美国陆军啊!

    斯塔福德上校明确指出，质疑学校的政策和程序没有意义，他们不

    会对这些爸妈妥协，他也解释了原因：“如果我们对乔尼的爸爸让步

    了，然后乔尼把这事告诉了他的朋友鲍勃：‘我爸一打电话，局面就扭

    转了。’这相当于俗话所说的“放水”，或者别的什么比喻。西点军校

    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斯塔福德上校说，西点军校把学员家长视为重要伙伴。他们对学校

    的信任与善意会影响到学校在当地社区，乃至整个国家的声誉和地位。

    父母可以为发展中的年轻人提供有益的支持，但家长有时候不知道界限

    在哪里，包括那些想要了解项目的每个组成部分和各个方面的父母。斯

    塔福德上校说：“那挺好，但并非必需。需要理解项目的人是经历项目

    的青年男女。”父母可能不完全信任西点军校，也不完全信任他们的孩

    子，甚至还不信任整个世界，所以想要时刻‘在场’，想帮孩子，想确

    保理想的结果。不过，即便父母越界，西点军校也会坚持原则。至少现

    在是这样。

    美国和平护卫队(Peace Corps)的情况也一样。50多年来，和平

    护卫队把美国的年轻人派往国外两年，让他们既为世界做些好事，也能

    让自己获得相当程度的成长。在过去，虽然也会有担心的父母联络他

    们，但这种情况是很反常的，而现在却司空见惯了。

    21世纪初，凯特·拉夫特里(Kate Raftery)任和平队在东加勒比

    地区和秘鲁地区的总管，此外几十年来，他一直在和平队任职。有的和

    平队志愿者无法适应，作为总管，凯特只好决定送他们回家。“不止一

    个家长打电话给我，说：‘你毁了我孩子的人生。他们希望做两年，现

    在你却要把他们送回家。’我的回答是：‘我相信，等你的孩子回到家

    后，跟他一说话，你就会发现，并不是今天我叫他来，明天又把他送回

    家这么回事。我们已经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同他交谈，设法帮助他提高。

    你需要和你爱的人去谈，而不是跟我闹。我以成年人的方式跟你的孩子

    沟通，我鼓励你也这么做。’”8

    我们的孩子，我们的自我

    有些父母一直都在为孩子而活，孩子长大了，进入世界了，他们也

    难以作罢。毕竟，现实世界中的风险可比孩子童年时代要大得多，如果我们之前一直待在孩子身边，等他们长大以后，行动又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加紧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撒手不管，那似乎太残酷了。其

    实，有些家长是欲罢不能，“陪着孩子”已经成了本能。那已经不只是

    我们如何做父母的问题，更是有关我们是谁的问题。而我们的孩子虽然

    在时间的意义上已经长大成人了，却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我

    们“陪着”。

    说真的，有时我们乐得“陪伴”孩子，因为他们的需要给我们的生

    活带来了目标和意义，无论这种需要是实际存在的，还是我们感知到

    的，抑或是制造出来的。一位叫乔纳森的父亲住在弗吉尼亚州的麦克莱

    恩，那是一个高压力、高成就人士居住的社区。他发现那里的父母定义

    自己的指标是：孩子是谁、孩子需要什么，以及孩子取得了什么成

    就。“孩子们事事依赖，而父母之所以投入这个角色，就因为他们觉得

    自己的自我价值与这种关系息息相关。”9

    我们想培养亲密的关系，而

    最终结果可能是，我们制造了一种需要，并需要那种需要。

    我们已经不知道界限在哪里了。圣何塞教育家奥拉夫·乔根森曾谈

    到过度使用“霸凌”标签的现象。他发现，一些父母会出席学校的活

    动，观看并欣赏孩子们展现自我的经历。他们难以同孩子分离，而分离

    其实对孩子更有利。

    成长观察室

    HOW TO RAISE AN ADULT

    乔根森所在的学校在组织中学生去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卡塔利娜

    岛、华盛顿等地做夜间实地考察时，他注意到一个趋势：越来越多的

    爸妈会安排与学校相同的行程，住在孩子们参观地附近的旅馆里，不

    是作为旅伴，而只是待在附近，“以防万一”。这对乔根森来说不是

    问题，但对孩子的发展并不健康。“这传递给处于青春期早期孩子的消息是，他们没有准备好，还不能获得他们在那个年龄所渴望的独

    立。”这是会让你把头一歪，发出“嗯？”一声的那种事情。作为教

    务长，我也经历过类似的情形，比如有些仪式和惯例有着重要的作

    用，目的是帮助学生融入大学社区，可父母却硬要跑来凑热闹。

    比如，斯坦福大学一年一度的乐队长跑(Band Run)。这项活动

    在新生训练第一天的深夜举行，著名的斯坦福乐队会吹着笛子穿过校

    园，沿途邀请每间宿舍的新生。跑步结束时，一年级新生和学长们都

    气喘吁吁，汗流浃背，相聚道内，在“一切都好”的校园战歌声中，找到自己恰当的位置。旁边停着高尔夫球车，以防有人受伤。近年

    来，我看到有些父母加入了这项活动。他们中有些人尽量不引人注

    目，靠着路灯或树干默默观看，有些则跟着学生队伍一起奔跑，体会

    其中的乐趣。

    西点军校也会根据自己的仪式和传统，帮助新生融入这条“长长

    的灰线”，这是西点军校校友对他们自己的形容。斯塔福德上校告诉

    我，他加入“长长的灰线”近30年来，很多东西都变了，比如沿公路

    长跑20公里回学校的活动。这项活动本来是学员夏季基础训练胜利结

    束的标志，“他们背着40公斤重的背包跑步前进，很艰辛。终于回到

    西点军校时，他们会产生一种自豪感，‘我成功了!’的那种自豪

    感。而今天，不同的是，有的父母会说：‘我要和乔尼、苏茜一起走

    回去。我们要一起走回去。我们要成为他经历的一部分。”10

    我能感觉到上校在叹息。他自己也有孩子，他知道世界变了，他

    尊重学生家长。他说：“我能理解父母的爱、承诺和支持。但无意之

    中，他们削弱了孩子作为个体的经验和成就感，原本人家是可以自己

    完成的。”我知道他说的在理。我心里感受到了这一点，我在自己家

    里看到了这一点，这一点也体现在我所在的校园中。

    孩子们在约塞米蒂国家公园也好，参加斯坦福乐队长跑也好，长途跋涉回到西点军校也好，我们都要“在场”以防万一，无论那个“万

    一”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小。我们是在极力重温我们的童年吗？还是说，我们一心用在孩子身上，如果他们不在身边，不需要我们盯着，不需要

    我们教授和帮助，或者一旦没有机会宠爱他们，我们就觉得生活过于单

    薄、了无生气、乐趣全无？所以要观看他们的活动和经历，因为这构成

    了我们生活最大的意义？

    2013年，在儿子上大学前夕，作家迈克尔·格尔森(Michael

    Gerson)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专栏文章，坦承了亲子之间这种根本存

    在的纠缠关系。关于儿子，格尔森写道：“他在体验与生俱来的调整，他的生活真正开始了。我也开始了漫长的放手过程。换句话说，他会有

    一个美好的未来，在那个未来中，我的作用会自然地减少；但没有他在

    身边，我可能不会拥有更好的未来。”11

    读这篇文章时，你会感觉到格尔森的痛苦。格尔森是在诉说，还是

    在夸耀他作为父亲的奉献精神？从小到大一直与孩子比肩而行，把他们

    作为我们世界的中心，这就是衡量我们爱他们的标准吗？如果是这样，那我们是在标榜我们的爱，还是在表明我们对孩子的依赖？我们有责任

    保护孩子，让他们不受这种原始需要的伤害吗？

    六年级的约塞米蒂国家公园之行，斯坦福乐队长跑，以及跑步回到

    西点军校，所有活动都是为学生好，父母不必为了孩子而“在场”。如

    果父母与孩子共同经历，那孩子还能获得真正的经验吗？我们能不能压

    抑自己“在场”的需要，好让他们在将来告诉我们，当时是多么快乐，或者，根本就不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相信，我们已经和孩子建立了良好

    的关系，不必一直“在场”吗？04

    屈从于大学录取的军备竞赛

    一旦孩子上了中学，任何一个学期的任何一个下午，我们都不免心

    神不宁，担心孩子考试得B啦，没有入选优秀运动队啦，或者没有完成

    童年任务清单上的其他项目啦……因此进不了我们为他们设想的大学。

    其实，我们为他们设想的东西都受到了自身经历的影响，与自身的信念

    有关，比方说，我们相信哪些大学能提供“最好”的教育，觉得哪些大

    学的毕业生会拥有“最好”的工作机会，或者在和朋友喝咖啡、参加鸡

    尾酒会时，我们希望拥有最值得夸耀的理由，等等。我们觉得必须做得

    像隔壁的父母一样多，甚至略胜一筹，才能促使孩子取得我们想要的大

    学录取成绩。所以，在面对是否帮孩子做作业的道德困境，或者为所有

    的安排、忙碌及做好所有事情疲于奔波时，即使直觉告诉我们该停下

    了，我们也欲罢不能，因为相比之下，我们更害怕的是，如果不介入，事情可能会出差错。

    大学招生军备竞赛式的心态是这样的：“如果让孩子自己写这篇论

    文，他可能写不好，甚至写得很差。虽然我的确希望他能吸取教训，下

    次写好些，但他要与满教室的其他孩子竞争，那些孩子的父母可能会大

    刀阔斧地修改他们的论文，甚至越俎代庖。我的孩子可能会学到东西，但人家的孩子会得到更好的成绩，进而学习到优质的课程，接触到更好

    的东西。而且，他们的孩子将去我希望我的孩子上的大学。”

    成长的力量

    HOW RAISE AN ADULT如果我们面前摆着一台摄影机，呈现孩子如何一步步学会走路的

    历程，那么我们就能意识到，正是通过尝试新事物、失败、重新站起

    来、再次尝试的过程，孩子才能学习和成长。但是大学录取的圣杯蒙

    蔽了我们的心智。高选择性的大学录取显然拒绝承认，跌跌撞撞会使

    聪明人犯错，而犯错会使人变得聪明。

    艾米的女儿就读于弗吉尼亚州北部的托马斯·杰斐逊高中(Thomas

    Jefferson High School)，这是一所非常严格、极具吸引力的公立中

    学。她对我说：“我本以为女儿会更加独立。我希望她自己做早餐、自

    己打包午餐、自己洗衣服，但她的生活非常紧张。如果我想让她多睡会

    儿觉，就只好帮她做些事情。她不需要妈妈，她需要一个助手帮她维持

    生活运转。”1

    艾米的女儿乘校车上学，往返路途需要90分钟。除了上

    学放学的路途、写家庭作业、上课、吃饭和睡觉，除了完成会对高中成

    绩单有影响的各项任务，她的女儿再没时间做其他事情了。

    我们想让孩子上的那些大学录取名额非常有限，而想去的人如过江

    之鲫，因此导致了“军备竞赛”。为什么我们只对少数学校感兴趣？这

    种分析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采取什么措施？后面的章节会谈及这些问

    题。

    我想说，为了确保孩子完成童年清单上的所有项目，并且拥有一份

    完美光鲜的记录予以证明，我们可能要走很长很长的路。

    向家庭作业开火

    从录取结果可知，最抢手的那些大学录取了所有功课都是A的学

    生。所以，我们千方百计要让孩子得到这个成绩。

    有些家长采取预防措施，让孩子学习比较轻松的课程。一位叫劳拉

    的妈妈家住曼哈顿一个富裕社区，她告诉我：“如果得知某位老师不会给学生A，父母就会让孩子放弃他的课。父母让孩子选轻松的课程，这

    样就有机会得A。”这与育儿书上的观点恰好相反，而且针对好大学的

    招生策略，这种做法也可能适得其反，因为招生官会问学生是喜欢成绩

    单上的A，还是喜欢最具挑战性的课程，正确回答是：“都喜欢!”

    不管孩子学习什么水平的课程，在他们做家庭作业时，我们总会情

    不自禁地想帮助他们。比较好的方法是询问他们有多少作业，检查他们

    是否完成，当他们做作业时在旁边陪着，在他们焦头烂额时出出主意；

    而另一种方式则属于严重的干预，比如帮他们重写、修改，或者干脆帮

    他们完成作业。如果你经常帮孩子做作业，那么，你并不缺少同路人。

    成长观察室

    HOW TO RAISE AN ADULT

    我们担心孩子完成作业的质量，但在许多社区，家庭作业的数量

    问题才更加紧迫。2014年，斯坦福大学讲师丹尼丝·波普发表了一篇

    研究家庭作业的论文，该研究采用了加州10所高水平高中4 317名学

    生的作业样本，这些学生来自中高级社区，家庭年收入平均超过9万

    美元，93%的人去了两年制或四年制大学。研究范围内的学生每晚平

    均要做3.1个小时的作业。你会纳闷：才3.1个小时？而我们许多人看

    到的是学习时间最长的情况。

    马萨诸塞州安多佛菲利普斯学校(Phillips Academy Andover)

    的一名学生告诉我，高三那年，他每天晚上要做5个小时作业。帕洛

    阿尔托高中的一位新生说，开学第一天，她的生物老师就吹嘘说要让

    她准备学习大学水平的科学课程，还有相应的作业。我儿子索耶在高

    中一年级的时候，晚上经常要做3个小时的作业，有时会超过5个小

    时。完成作业本身已经不轻松，更不用说还要兼顾孩子想做和需要做

    的其他事情了，如课外活动、吃晚饭、稍微放松一下，以及达到儿科医生说的青少年应有的9小时睡眠。这种情况下，父母该怎么办？

    斯坦福大学的一位教授有3个孩子，2012年时，我们一起参加过

    斯坦福大学招生和经济援助政策委员会的会议，高中生的压力和紧张

    是议题之一。这位教授侧头对我说，有天晚上，早就过了就寝时间，他的3个孩子都还有堆积如山的作业没完成。他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他叫还是小学生的孩子上床睡觉，让读初中的孩子完成小学孩子的作

    业，让读高中的孩子完成初中孩子的作业，自己则完成高中孩子的作

    业。当然，这么做是有问题的。但是，在教育系统本身千疮百孔的情

    况下，为什么要指责这种临时修补措施呢？

    老师们知道我们帮孩子做作业的情况，也会想方设法予以阻止。为

    写作本书，我对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县的一些家长做了小组访谈。这

    是美国的一个顶尖学区，我的交谈对象霍利本人就是一位教学助理。他

    说：“老师希望孩子们在课堂上写作业，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带回家

    做，那交回来的就不是学生自己的成果了。”2

    他认为这不仅是个道德

    问题。家庭作业的目的是让老师了解学生对课程的理解水平，而父母帮

    孩子做家庭作业，老师就云里雾里了。

    我的朋友埃伦·诺德尔曼是纽约洛克兰德中学的英语老师，在过去

    15～20年间，她见证了家长帮孩子做作业情况的飙升，“现在的父母对

    每项家庭作业都很警惕，很多家长都在为孩子做作业。他们借口是在协

    助孩子，因为孩子们感到无能为力。如果父母不帮孩子做作业，就会请

    家教帮他们做，结果还不是一回事。这些做法培养了孩子们的依赖感和

    无助感，让他们觉得自己不能独立完成作业。”3

    是的没错，可家庭作

    业太难，又太耗费时间了，学生还需要时间进行其他重要的活动，而且

    老师要给家庭作业打分，学生在家庭作业上的表现会影响绩点分数，而

    斯坦福大学只招收成绩最好的学生。再说了，这只是军备竞赛的起点，其他父母也都在帮助他们的孩子。那些拿着喷胶枪的富人家长

    学校项目是那种会展示给大家看的家庭作业，它们赤裸裸地表明，为了确保孩子成功，我们可以走多远。

    在社会科学课上，加州每个四年级的学生都会学到西班牙人的传教

    活动。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西班牙殖民者从墨西哥北上来到现在的

    加利福尼亚州，沿途修建了名为布道所(Mission)的大型土坯建筑。

    这个单元的教学高潮是一项叫作“布道所项目”的作业，要求孩子们制

    作一个三维复制品，呈现这种土坯砖和红瓦片屋顶组成的建筑。

    与所有类似的学校项目一样，这个项目的目的是评估孩子对该主题

    的了解，以及在执行任务过程中所体现的创造力和精确性。孩子们用各

    种材料制作这些大型建筑：有人用乐高积木，有人用面团，我甚至见过

    一个现烤的蛋糕房子，白色糖霜代表土坯砖，红色糖霜代表屋顶，标志

    性的天主教十字架用蜡烛表示。就像任何类似的学校项目一样，布道所

    项目让家长们有机会展示，自己是多么擅长当孩子，在这个案例中，他

    们就充当了四年级学生。

    我去参观索耶和埃弗里的布道所项目时，发现他们班上至少有一半

    的设计达到了建筑工程学的精确水准，只可能是出自父母之手。我扬起

    眉毛，手指项目，对着我丈夫哼了哼鼻子。他就是设计师，但他保持了

    令人钦佩的克制，没有参与孩子们的项目。每次我都不禁想，这些家长

    觉得是在糊弄谁呢？我希望老师明确指出父母的参与完全不合适，如果

    父母违反了规定，就该取消孩子的等级。但事实证明，除非是经验最为

    丰富的老师，一般老师很难对抗拿着喷胶枪的富人家长。

    希拉里·考斯坦(Hillary Coustan)家住芝加哥北部伊利诺伊城

    的埃文斯顿，这里是西北大学的所在地。她是律师，兼任芝加哥洛约拉

    大学和西北大学的法学教授。她先后毕业于密歇根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法

    学院，为人聪明、体贴、坦率，有两个年幼的儿子。有一天，我在电话里跟她谈起在小学学校项目方面的经验，尽管孩子们都还很小，但对于

    父母过分介入的情况，她已经很熟悉了。4

    她的儿子艾利4岁那年参加了当地的一个儿童项目，项目要求孩子

    们介绍一种海洋生物。考斯坦告诉我：“项目的关键是能独立完成，并

    在一群爱你的人面前进行讲解。艾利负责介绍鲨鱼，我想帮他想一个他

    自己可以做的项目，让他可以为完成这个项目感到骄傲，而不需要我帮

    他做任何事情。”在这个年龄，艾利的精细运动技能还不够发达，所以

    不能画画，但是他会用剪刀。于是考斯坦决定画一条鲨鱼的正面和背

    面，然后让艾利把它剪下来、上色，里面再用报纸填充。

    几天后，演讲时间到了。大约有15个5岁左右的孩子参加，他们大

    多都带来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有三折页的海报板、虫胶照片和打印

    精美的研究分析。艾利骄傲地站在那儿，手拿小小的填充鲨鱼。当晚演

    讲过程中，有的听众窃笑不已，也许有些人在笑可怜的艾利表现不佳，而其他人则指出有些项目明显是家长完成的这一事实，小艾利不为所

    动。直到今天，那条填充鲨鱼还挂在他卧室门上的显眼位置。

    艾利想参加幼儿园的科学展览。像鲨鱼项目一样，考斯坦想让他做

    一个真正能够自己完成的项目。艾利那时能够理解摩擦概念，并且十分

    感兴趣，于是定下来做这个项目。他找来一些小玩具车放在斜坡的顶

    部，又找来浴巾、锡纸和木头等材料，做了许多条跑道。他明白，项目

    的要点是测试汽车在不同材料表面滑行的距离。考斯坦想知道他准备如

    何处理这些数据，由于艾利还不能理解平均数的概念，毕竟他还只是幼

    儿园小朋友，于是考斯坦建议他画一幅彩色条形图，用不同的颜色表示

    汽车行驶的不同距离。艾利照她的建议做了。

    艾利和父母在科学展览上看到旁边小学生的作品是一座精心制作的

    火山，展示了各种化学物质的不同喷发方式，还标出了化学物质的科学

    名称。孩子的爸爸忙着安装作品，孩子则像个没事儿人一样站在一旁。

    人们前来参观火山时，那孩子对他的项目无话可说。第二年，考斯坦成了科学展览的组织者之一。她希望这场展览能给

    孩子们一个更好的机会，让他们讨论各自的项目、想法和结论，真正扮

    演科学家的角色，而不是懒洋洋地站在三折演示板边。因此，她和其他

    组织者从外面请来了科学家担任评委。

    展览在晚上举行，对家长和公众开放。评委们第二天上午来到会

    场，参观了每一个项目，还花了很多时间与每一位小科学家进行与其水

    平相宜的交谈。根据对自己项目的熟悉程度，有的孩子回答了评委的问

    题，有的则答不上来，而学校明确规定家长不可以参加评审会。评委的

    评审标准之一是作品是否由孩子独立完成，在最初发布科学展览的消息

    时，这一点就已经告知家长和学生了。

    时刻把手放在按键上

    父母和老师围绕成绩的争论变成了网络迷和漫画家的素材。我们把

    技术当成间谍，也当作武器。

    大多数学区在使用某种类型的学生信息软件，比如家长门户网站，家长可以登录上去，查看学生的出勤记录、成绩等。我从来没有去网上

    查看过我家孩子的记录，我想减少而不是增加在这方面的参与，希望儿

    子和女儿在需要的时候，告诉我发生的情况，正如过去我向父母报告一

    样。他们当然也有可能不报告，我意识到了这其中的风险。坦率地说，我只是没办法处理这些额外的信息，也许是精力有限，我没有时间顾得

    上；也许是情感上的原因，我需要想清楚如何处理那些资料。有人说我

    异乎寻常，因为很多父母经常登录网站。

    前面我提到过的那位亚特兰大的妈妈告诉我，她儿子考试结束几个

    小时后，她上网查到他考砸了。当时她儿子还没放学，他自己还没得到

    通知呢。她发短信把消息告诉了孩子，结果孩子回答说：“妈妈，我觉

    得我考得很好，我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我得集中注意力上另一门课了。”几个月后，这位母亲和我交谈时，烦心的已不是孩子考试失败的

    问题，而是家长门户网站如何干扰了她和儿子的关系。

    简·莱思罗普·斯坦福中学(Jane Lathrop Stanford Middle

    School，简称JLS)是帕洛阿尔托地区的3所公立中学之一，该校许多家

    长都会频繁登录网站检查孩子的学习成绩。身为校长，莎伦·奥菲克

    (Sharon Ofek)需要在家长及时了解情况的需要与教师维持教学的需

    要之间寻找平衡。例如，如果父母从家长门户网站上得知孩子因没交作

    业而得了零分，可能会给老师写邮件说：“孩子没交作业，你应该告诉

    我啊。希望你以后每次都通知我。”5

    对家长而言，这是一个善意的要

    求，但如果老师每天都得给所有没交作业的学生家长发电子邮件，那老

    师花在家长身上的时间就增加了，而花在学生身上的时间就减少

    了。“那个看似不算唐突的要求其实非常具有挑战性，对于一周看几百

    个孩子作业的老师来说，尤其如此。我们该如何将学习的责任转移到学

    生身上？”奥菲克为此感到困惑。

    蒂姆·沃尔登所在的学区发生了一场令人厌烦的儿童监护权争夺

    战，却由此揭示出学校收到家长电子邮件的数量有多么庞大。作为负责

    人的沃尔登收到一位父亲的来信，要他提供所有与他孩子相关的电子邮

    件。孩子的父亲想利用他前妻的电子邮件内容打击她，结果却揭示了另

    一个事实：孩子在一年级和二年级期间，这位父亲总共给老师和管理人

    员写了200多封邮件，可笑的是，妈妈只写了10封。6

    技术发生了多番

    变革，但学校的工作时间每天还是六七个小时。老师和管理者该如何处

    理因与父母互动而增加的巨大工作量？

    交叉火力下的学校

    沃尔登博士认为，家长细致入微地介入教学和学生成绩的评

    定，“影响了教学工作”。他在几个学区工作过，大部分学区的教师使用电子成绩册录入学生每天的家庭作业、测验和考试成绩。根据每个学

    区选择的门户网站类型，家长可以访问孩子的电子成绩册。学校给了家

    长成绩册的访问权限，也就给那些觉得需要随时了解孩子情况的父母提

    供了动力。然后呢？如果老师在学期中修改成绩，家长就会强烈关注。

    他们会发电子邮件或者打电话询问：“你为什么要做这个评估？你为什

    么要改变这个？为什么还没有纠正或评估这个？”家长这种日复一日、周复一周的猜测让一些老师疲于应付。

    “我们好像是在走钢丝，”沃尔登博士说，“我认为学校应该透

    明，教师的评价应该公平、真实、可信，甚至可以说，应该对我们的做

    法去隐私化；可另一方面，教师需要一定的学术自由和灵活性，如果想

    让他们对孩子加以区别，针对孩子的长处满足他们的需要，那么，并不

    是所有东西都需要放在显微镜下。”

    沃尔登博士看到，在使用在线电子成绩册时，有些学校实现了平

    衡。他们采用严格的参数，并将参数传递给家长，比如说，“这是更新

    的频率，这是通知你的方式”，等等。如果没有严格的参数，最终学校

    会在一些父母身上耗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从而无法关注其他孩子和家

    长。这类控制也使教师的生活更加健全。沃尔登博士神疲倦怠地

    说：“在访问成绩册这件事上，一些老师感到有些家长相当偏执。”

    学校如果没有在教学和家长之间建立明确有力的界限，就可能产生

    严重的后果，当然，这意味着学生的学习会受到影响。10年前，纽约附

    近一所小型独立学校的校长认为，安抚家长比维护学术诚信更重要。他

    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他鼓励老师不计后果，给孩子奉送A和B。这下家

    长开心了，学校的气氛也轻松了。在被人抓出来之前，这位校长因为不

    相干的原因出了事。新的领导团队发现，学生的绩点和美国学术能力评

    估测验(SAT)成绩严重脱节，于是着手纠正了前任校长的打分“政

    策”，事情才回到了正轨。他被误导了，但是有一帮有钱的父母盯着，我想他在决定溜之大吉时，大概也感到如释重负吧。战略性的防御保卫战

    在精英大学的招生军备竞赛之下，有些家长在采取秘密策略，在学

    术竞争激烈的群体中尤其如此。谈话中一旦涉及自己的孩子在做什么，特别是涉及课外活动方面，家长们可能会觉得，最好对其他家长撒谎。

    我们会说：“哦，乔尼放学后没做体能训练。”而事实上呢？乔尼每周

    都要参加两次体能训练，因此他更有可能入选精英运动队。我们会

    说：“哦，詹妮放学后没做什么。”而事实上，她参加了她那天才爸爸

    组织的超级秘密机器人俱乐部，因此有更大的机会入选极其著名的学校

    机器人俱乐部。好的资源似乎比较稀缺，为确保乔尼和詹妮在申请大学

    时拥有竞争优势，我们可不想把好事告诉别人。

    如果孩子做了不好的事，像是偷窃、损坏财物、弄伤别人、把自己

    或他人置于危险之中等，父母也会表现得相当防卫。当然，私下里，我

    们可能恨不得亲手扭断他们的脖子，但面对孩子被逼到墙角的情况时，爸爸妈妈会表现出很强的保护本能。有时我们找到了能摆平事情的办

    法，于是就可以长出一口气，然后采取正确的行动：听取事实，与当事

    人谈话，跟孩子一起坐下来，谈一谈价值观、行为和后果，然后实施惩

    罚。但有时候，因为担心事件会成为孩子的“永久记录”，我们便不惜

    一切代价予以阻止。我们出面斡旋，孩子却乖乖地，或者自鸣得意地置

    身事外。我们不能让这件事妨碍他上大学。

    成长观察室

    HOW TO RAISE AN ADULT

    在孩子们陷入的各种麻烦中，酒精和毒品是要害。在这方面，许

    多学区施行“严厉的爱”，即对未成年人饮酒、吸毒采取全天候防范

    措施，如果警察抓到一个学生饮酒或吸毒，学校就要承担后果，比如丧失体育比赛或课外活动的资格，即使事情并不发生在学年期间。

    在成为学区主管之前，沃尔登博士是马萨诸塞州一所学校的校

    长，对于是否要应用这种“全天候哲学”，他的学校进行了激烈的辩

    论。“有些孩子积极参与体育运动，加入了学生会，上了荣誉榜，可

    是他们也可能会做一些非常过火的事情，比如在聚会上喝得不省人

    事，必须住院治疗。我们会实施惩罚，如停止参加部分赛事，或者剥

    夺队长资格，而这时，有的家长就会带着律师来学校反对我们的决

    定。”最终沃尔登博士的学校董事会拒绝采用全天候哲学，认为这种

    做法逼人太甚。但是做这个决定的部分原因是，董事会成员非常清

    楚，学校里的有些孩子是聚会大王，如果他们被发现喝得酩酊大醉而

    受到学校的任何处罚，那他们的父母可不会善罢甘休。

    作为人类正常发展的一部分，孩子们，特别是青春期的男孩，往往

    会做出不明智的选择。他们内心有一种冲动，想做些破坏性的事情，或

    做出疯狂的举动，但他们的前额叶皮层仍在发育中，这意味着，他们还

    不能理解其中的危险，所以不能应用我们所说的“良好判断力”。我们

    睁大眼睛，为他们的冒险行为胆战心惊，不管那是否会导致不良后果；

    而他们想的只是：“嗯，这似乎是个好主意。”对孩子来说，实施惩罚

    是必要的，唯有这样他们才能学会不做那些事情。

    相反，如果请律师为孩子的不良行为辩护，我们可能会获得某种短

    期的“胜利”，确保他们进入好大学的机会不遭破坏，但是，该教育的

    时候不教育，孩子得到的就是不良行为得逞所带来的道德或伦理缺失。

    为他们冲上前线

    许多大学老师拒绝接受这一预设，即学过大学预修课程(AP)的学

    生就掌握了大学“同等”课程的知识。这些学生在大学主修这些课程时，老师们不会给他们“学分”，也不会让他们学习更高级的课程。至

    少在最早有公开记录的2006—2007学年，斯坦福大学英语系、历史系、心理系和生物系都不接受AP学分，而且很可能在之前的很长时间里也都

    不接受。这一年也是斯坦福大学经济系最后一年接受微观经济学或宏观

    经济学的AP学分。

    然而，不管这些课程替代大学课业的价值如何，学生们之所以修

    读，只因大学招生官会瞄准高中阶段选修了最具挑战性课程的学生。招

    生官们青睐这些课程，它们严谨程度较高，在绩点中占的分量较重，通

    常会给总成绩增加一分，B会被视为A。因此在高中阶段，要说学术赌

    注，最高的莫过于AP、国际文凭课程(IB)等预修课程和荣誉课程，它

    们也是学校成绩单军备竞赛争夺最激烈的地方。

    学校官员私下说，在家学习与课堂学习之间最大的质量差距体现在

    荣誉课程、AP课程和IB课程中，这也是父母为孩子做作业的情况最常

    见、最令人震惊的证据。我们也许不会为此感到吃惊，家庭作业与课堂

    作业的质量差异在这些课程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原因是赌注太高，所以

    许多人都在帮孩子做家庭作业。孩子在高中阶段面临最大的学业障碍

    时，有些家长不会甘冒让他们失败或苦恼的危险。怎么办呢？只好站在

    他们的位置上，替他们面对挑战。

    学校为了防止学生把第三方的成果据为己有，也就是抄袭，会让他

    们通过论文查重网站提交论文，这些网站会扫描学生提交的材料，报告

    作者是否抄袭了别人已经发表的作品。但是，当涉及父母时，揭露剽窃

    的软件程序就无能为力了，而且，这些过度介入的父母很难接受自己

    是“第三方”的观念。

    贝丝·加尼翁(Beth Gagnon)看到不少父母难以划清界限。她是

    一名儿童心理治疗师，家住新罕布什尔州的波士顿郊区，已经结婚，有

    自己的家庭。很多父母访客都在竭尽全力帮助孩子逐项完成清单上的项

    目。他们向加尼翁坦陈，孩子申请私立高中时，论文出自他们之手。加尼翁以幽默的方式请父母考虑一下是否可以，或者是否应该坚持这种支

    持孩子的冲动。请注意，这些父母来做心理治疗，是为寻求解决问题的

    方案。她的标准程序是这样的：

    加尼翁问：“如果这些事情你都为孩子做了，那他们上大

    学后怎么办？他们怎么融入大学呢？”

    家长回答说：“我还会继续帮他写的!”

    加尼翁问：“那什么时候是个头呢？我相当确定宿舍管理

    员会把你赶出去的。你的年龄不太合适。”7

    可以想象，家长大约嘿嘿地笑了。如果事情顺着加尼翁的思路发展

    下去，家长也许会有所反思，然后做点现实考虑，答应会努力改变。但

    是不管加尼翁的方法在治疗过程中多么有效，在现实世界的无情压力

    下，来访者往往还是会退回到现实世界。

    许多大学招生官希望录取对他们学校抱有真正兴趣的学生。由于孩

    子们普遍忙碌而羞涩，或者根本就缺少兴趣，所以这也成了家长普遍参

    与或者假冒顶替的领域。2013年，芝加哥公共传媒(Chicago Public

    Media)《美国生活》(This American Life )栏目的主持人艾拉·格

    拉斯(Ira Glass)采访了佐治亚理工学院本科招生官里克·克拉克

    (Rick Clark)。克拉克说，他和他的团队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家长

    假冒孩子的名义给他们写电子邮件或打电话。比方说，邮件可能是以某

    个男孩的口吻写来的，内容是为最近到学校访问的事感谢学校，可使用

    的却是母亲的邮箱地址，或者邮件中使用了“真棒”和“酷”这样的

    词，但克拉克和他的团队几乎从没见过高中生使用这类词汇。再比方

    说，母亲假冒女儿的名义打来电话，讲了大约15分钟后，她说：“如果

    她，我是说，如果我想在申请表上列出更多的活动，那该怎么办

    呢？”8给他们搬来救兵

    我们花钱请人帮孩子做作业时，内心的道德晴雨表可能难免失控，但在孩子的高中阶段，我们仍然不介意雇人帮他们取得尽可能多的成

    就，还要尽可能帮孩子润色个人陈述，充分体现他们的成就。孩子可以

    接受任何一门功课，甚至是每门功课的辅导，不仅是为了弥补C、D和F

    之类的成绩，还要把B变成A，把A变成A+。如果家庭负担得起，孩子可

    能会花几年的时间准备SAT，包括参加昂贵的备考课程，以及多次参加

    考试。听说有个高中生的家长出了10万美元请人辅导孩子的AP课程及所

    有SAT考试科目。

    如果孩子就读于公立学校，那么，在孩子申请大学时，我们可能想

    雇一个“私人升学顾问”，以给他足够的关注，因为公立学校的升学指

    导顾问通常要面对150～400名学生，相比之下，私立学校升学指导顾问

    的工作量只是他们的一小部分。私人顾问能提供一对一的咨询，也能提

    供诸如周末写作训练之类的指导。私立高中的学生家长有些也会雇用这

    些顾问。有些顾问会提供道德上不可靠的保证，比如声称对某些名校具

    有“影响力”。2013年，26%的大学申请者报告，使用这种服务的孩子

    比10年前多出了3倍。9

    2014年夏天，硅谷的一位女士在斯坦福大学的求职版上刊登广告，招募一位学生来辅导她14岁的儿子，她夸自己的儿子“智商高，多才多

    艺，没有特别的需要，能够谈论成人层次的复杂话题”。这份工作要求

    应聘者在工作日的下午陪伴这位年轻人，“确保他锻炼、整理文件夹、提前做好计划，讨论正常的青少年问题……并帮助他提高对责任、后果

    和智谋的理解。”这位妈妈要求候选人在大学的绩点不低于3.5分，愿

    意支付每小时25～35美元的工资。即便是对研究生和有教学或辅导经验

    的老师来说，这也是较高水平的薪水了。

    当然，我不知道这位家长为什么觉得有必要为她的孩子提供这样的辅导，但有理由推测，大概与大学的准备工作有关，或许也跟孩子的未

    来生活有关。我的问题是，为什么童年本身还不是充分的准备？为什么

    孩子需要特殊的帮助？我们如此热烈地为他们准备的伟大未来是什么？

    如果让这个孩子依靠自己的能力会怎么样？他貌似很成功啊？虽然我不

    赞成这类事情，但读这位母亲的广告时，心里还是涌起了淡淡的恐慌

    感。看看这位家长为孩子提供了什么，我是否也该照此办理呢？

    这种恐慌感深深植根于参与这场学业军备竞赛的家长内心。一个纽

    约人这样解释他对这种恐慌的理解：“我们感到生活在一个匮乏的时

    代。我们不再活在‘美国梦’中。如果你的孩子得到了那份工作，或者

    那个大学的录取资格，我的孩子就得不到了。在这种环境下，父母会不

    惜采取一切措施，确保孩子进入某所常春藤盟校。”10

    是的，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其他常春藤盟校的录取名额实

    在太少了。然而我在后面的章节会谈到，进不了这些学校也并不表示学

    生的未来就会被局限。2014年，美国前总统奥巴马陪他的大女儿马莉娅

    参观大学，引起了人们对这一事实的关注。“我们告诉她：‘别以为有

    10所学校是你必须去的，如果去不了那10所学校，情况就会很可怕。学

    校多得是。’”11

    当然，美国总统很容易用长远的眼光去看待女儿的未

    来保障，不过对我们其他人来说，面对不合理的情况，他的观点也仍然

    是合理的。

    跟他们一起冲锋陷阵

    就像21世纪其他形式的溺爱一样，为孩子储备学术武器的做法并不

    会随孩子的高中毕业而告终。在大学录取过程中，父母为孩子战斗；等

    孩子进入大学后，父母还得继续为他们战斗。在斯坦福大学及全美大学

    排行榜上各个层次的大学都会发现，有些家长出没于大学校园，像大学

    生一样做作业，他们会选择那些自认为能促使孩子成功的课程，帮孩子选专业、修改论文、打电话给老师询问成绩，当孩子受到行为方面的指

    控时，请律师为孩子辩护。与大学生并肩学习的父母越来越多地介入到

    学校生活中，有时我不由自主地想，到底是谁在上大学？

    一旦孩子进了大学，研究生院或就业市场就成了下一个战斗前线。

    如果孩子习惯了接受我们的帮助，那到了找工作的时候，他们会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更想要，也更需要我们。

    2014年，美国经济终于开始从始于2008—2009年的大衰退中复苏。

    从获得全职工作的角度来讲，经济衰退给千禧一代的打击之大，超过了

    之前任何一代人。12

    20～24岁的大学毕业生遭遇了最大的失业率增

    幅，13

    他们等待数年之后才慢慢进入就业市场，由此造成的不只是短期

    伤害，对于毕业于经济衰退期的大学生，他们一生的总体长期收入将减

    少10%。14

    此外，这一代年轻人毕业时，背负的学生贷款也高于以往任何一代

    人。他们在寻找有偿工作，可在这个时代，雇主不提供有偿工作，只提

    供无偿的实习机会。他们是在美国有史以来本科学位持有人数最多的情

    况下，和其他人竞争工作机会。1975—1995年这20年，年龄在25～29

    岁，拥有本科学位的美国人仅增加了约3%(从21.9%到24.7%)，而1995

    —2012年这10年，这个数字跃升了近10%(从24.7%升至33.5%)。15

    现

    代历史上，在财富和个人收入水平方面，千禧一代首次低过了处于同样

    生命阶段的前两代人。16

    简而言之，情况不容乐观。读到这些头条新闻

    时，很多人会想，怎么可以让孩子堕入那种境地呢？于是我们为了争取

    短期胜利，开始手把手地指导孩子，却没有意识到长期成本，即他们还

    能否为自己做些什么事情？

    成长观察室

    HOW TO RAISE AN ADULT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大学生就业研究所(CERI)进行过全美劳动力

    市场调查，重点关注毕业生在事业初期阶段的情况，以及雇主如何能

    更成功地实现让年轻人从大学到工作的过渡。CERI主任菲尔·加德纳

    认为，在21世纪初互联网泡沫破灭和“9·11”事件导致经济衰退之

    前，父母并不会认真参与孩子的工作生活。

    但从2005年前后开始，加德纳听到了一些耸人听闻的消息，报道

    家长参与大学生求职和工作的情况。作为研究者，他想从奇闻逸事转

    换到具体数据。所以，2006—2007年，CERI的年度雇主调查问题包括

    家长参与招聘和录用过程的情况，以及家长参与的活动类型，17

    共有

    725家雇主做出了回应。请注意，这项调查是在大衰退爆发之前、经

    济增长的情况下做的，也是在家长和孩子开始通过大量发短信和打电

    话保持联系之前，据说这两件事都极大地加剧了父母介入年轻人生活

    的情形。

    在725名雇主中，有23%的人说，招聘大学毕业生时，看到有父母

    陪同的情况为“有时”和“经常”。小公司几乎没见过父母，而有

    13雇用人数超过3 700人的大公司见证了家长的参与。之所以有这种

    区别，可能是因为大公司更有可能参加校园招聘活动和招聘会，在这

    两个场合，家长都是人头攒动。

    通过CERI的调查，加德纳了解了家长参与大学生求职的多种方

    式，并对每一种发生的频率做了测算。调查结果如下：获取公司信息

    (40%)，代表子女提交简历(31%)，促进子女获得职位或增加起薪

    (26%)，参加招聘会(17%)，如果公司没有雇用他们的子女，就发

    出怨言(15%)，安排面试(12%)，就工资和福利进行谈判(9%)，要求给他们的孩子晋升职位或涨工资(6%)，参加面试(4%)。

    母亲通常会负责前期工作，如收集公司信息、安排面试和造访公

    司，父亲则更可能出现在谈判时，以及子女受到纪律处分时。CERI的调查报告显示：“有个雇主建议提交简历的父母：‘请告诉他，你已经把

    他的简历递到我们公司了。可我们根据简历库的信息致电过一个学生，发现他对我们公司一无所知，而且对我们的职位也没兴趣。’”18

    加德纳说：“有些父母会为孩子提供有益的帮助，他们帮孩子搜寻

    工作机会、鼓励孩子、为他们提供情感支持，有时候还提供暂时的经济

    支持，但他们做这些事并不是为了孩子。10年或者20年前，你不会见到

    任何父母参与起薪和就业条件的谈判，但现在会。”19

    雇主告诉加德

    纳，过度参与招聘过程的父母不会到此为止，他们还会继续参演“第三

    季”，即在工作场所帮孩子完成工作任务。“我们采访了一些家长，他

    们说：‘也许我们犯了错误，因为孩子都30多岁了，可还想让我们帮他

    找工作。’”加德纳说。

    这里的教训是，当有一天父母认识到成年子女应该自行处理各种

    事情，迫切希望退出军备竞赛时，却为时已晚，难以抽身。 孩子已经

    习惯了我们的全程参与，如果我们撒手，他们就没有能力处理任何事情

    了。05

    曾经的童年

    作家凯蒂·洛芙(Katie Roiphe)在《赞美混乱》(In Praise of

    Messy Lives )一书中写道：

    我们能否回想一下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时那种良性的

    忽视？那个时候，孩子们早餐时自己啃三片蛋糕，吸入二手

    烟，还要把鸡尾酒端给喝多了之后口齿不清的大人。在那些不

    被注意的夜晚，他们体会到了大人的爱，却没有受监视的感

    觉。而且我记得，那些没人管束的温暖夏夜是多么自由自在

    啊!在百无聊赖、汗湿黏腻的漫长时日，在孤独且无人监督的

    散漫时光里，某些东西花儿似的开放了。正是在那样的边缘地

    带，我们成了自己。1

    直到不久之前，美国孩子的童年都满是缤纷的自由。孩子们不仅能

    幸存下来，而且茁壮成长，带领美国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强大的经济体。

    学校很重要，孩子们学习很努力，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努力，但学校并非

    唯一的因素。孩子们可以在自己的世界里自由地徜徉，探索他们感兴趣

    的东西。运动就是为了运动，玩就是玩。这些活动都有助于孩子的认

    知、心理和社交能力的发展，而且大都发生在成年人的视线之外。如果

    你是像凯蒂·洛芙那样的X一代，这种情况你应该是了解的；如果你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