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一章 世界新秩序

    第二章 关键人物：西奥多·罗斯福或是伍德罗·威尔逊

    第三章 由大一统到势均力敌：黎塞留、威廉一世与皮特

    第四章 欧洲协调：英国、奥地利与俄罗斯

    第五章 两大革命家：拿破仑三世与俾斯麦

    第六章 现实政治自食其果

    第七章 步向毁灭的政治机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外交

    第八章 卷入战争漩涡：迈向军事毁灭之路

    第九章 外交新面貌：威尔逊与凡尔赛和约

    第十章 胜利者的困境

    第十一章 史特瑞斯曼与战败国的复兴

    第十二章 假象破灭：希特勒的崛起与凡尔赛和约的毁灭

    第十三章 斯大林待价而沽

    第十四章 苏德协定

    第十五章 美国重回战场：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第十六章 三种和平途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

    尔

    第十七章 冷战的开始第十八章 遏制政策的成功与苦痛

    第十九章 遏制政策的困境：朝鲜战争

    第二十章 与共产党人的谈判：阿登纳、丘吉尔与艾森豪威尔

    第二十一章 避开遏制政策：苏伊士运河危机

    第二十二章 匈牙利事件：欧洲的剧变

    第二十三章 赫鲁晓夫的最后通牒：柏林危机，1958~1963

    第二十四章 西方联盟的概念：麦克米伦、戴高乐、艾森豪威尔与肯尼

    迪

    第二十五章 越南：陷入泥潭，杜鲁门与艾森豪威尔

    第二十六章 越南：走向绝望，肯尼迪与约翰逊处理越南问题

    第二十七章 越南：解脱，尼克松

    第二十八章 地缘政治的外交政策：尼克松的三角外交

    第二十九章 国际紧张关系的缓和与不满缓和者

    第三十章 冷战的结束：里根与戈尔巴乔夫

    第三十一章 关于世界新秩序的重新思考第一章 世界新秩序

    最能左右国际关系，作风也最矛盾的国家

    几乎是某种自然定律，每一世纪似乎总会出现一个有实力、有意

    志且有知识与道德动力，企图根据其本身的价值观来塑造整个国际体

    系的国家。17世纪的法国在黎塞留( Richelieu)枢机主教领导下，引

    进了以民族国家为基础，以追求国家利益为终极目标的近代国际关系

    的作风。18世纪的大英帝国将“均势观念”( balance of power)发扬

    光大，使这个观念主宰了后两个世纪的欧洲外交。19世纪梅特涅领导

    的奥地利重新建构了“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而俾斯麦

    主政下的德国又使欧洲协调瓦解，使欧洲外交成为冷酷无情的政治权

    力斗争。

    20世纪最能左右国际关系的，作风却也最矛盾的国家则非美国莫

    属。再没有其他国家像美国一样，既绝对坚持决不容许外国干预美国

    内政，又如此一厢情愿地认定美国的价值观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在

    日常的外交活动中没有比美国更务实的，但在追求其历史传承的道德

    信念上，也没有比美国更具理想主义的国家。没有任何国家比美国更

    不愿意介人海外事务，即使美国在海外的结盟与承诺均达到空前的范

    围与规模，这个立场仍不改变。

    美国自开国以来始终自诩与众不同，在外交上形成两种相互矛盾

    的态度：一是美国在国内使民主政治更趋于完美，为其他人民做榜

    样，以此作为证明美国价值观优越性的最佳方法；二是美国的价值观

    使美国人自认为有义务向全世界推广这些价值。美国的思想就这样徘徊于怀念纯朴的过去与渴望完美的未来之间。虽然自二次大战结束信

    守承诺之间摇摆。

    认为美国只要做楷模及认为美国应主动出击的这两派学说都把以

    民主、自由商业活动及国际法为基础的全球国际秩序视为当然。但由

    于这种状态从来不曾真正存在过，此种高调在他国人听来，即使不被

    视为太天真，也难免让人觉得不切实际。然而，外国人的怀疑眼光从

    未浇熄伍德罗·威尔逊( Woodrow Wilson)、小罗斯福(Franklin Roo-

    sevelt)或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等人的理想主义，其实也包括

    20世纪所有其他的美国总统在内。其结果是促使美国人相信，历史是

    可以超越的，如果全世界真心想要和平，就需要接纳美国的道德处

    方。

    这两派的主张均是美国经验的产物。虽然共和国不止美国一家，但其他共和国均非刻意为实现自由的理想而缔造。没有别的国家的人

    民是打着为全民自由与繁荣的旗帜，远走新大陆开天辟地。因此孤立

    主义与传教士精神，这两个表面上如此相冲突的主张，正反映出美国

    人共同的基本信念：美国拥有世上最好的政治制度，其他人类只要放

    弃传统外交，跟美国一样信奉民主及国际法，即可获得和平与繁荣。

    美国在国际上的经历一直是信仰胜过经验。自美国于1917年进人

    世界政治舞台以来，依仗其强大的国力及对理想的自我肯定，以至于

    本世纪主要的国际协议均是美国价值观的具体呈现，从国际联盟及凯

    洛格一白里安公约( Kellogg Briand Pact)到联合国宪章及赫尔辛基

    最后文件( Helsinki Final Act)，均是如此。苏联的解体似乎证明了

    美国理想的正确性，却也使美国无从逃避她始终不愿面对的世界局

    势。在逐渐显现的国际新秩序中，民族主义又卷土重来。各国急于追

    求本身利益远胜于坚持崇高的原则，而且竞争多过合作。我们找不到证据可以证明此种历史悠久的行为模式已有改变，或是在未来数十年

    中会有所变化。

    在逐渐显现的世界秩序中不同以往的是，这是美国有史以来首次

    面临的既不能退出又不能主宰世界舞台的困境，美国无法改变自有史

    以来便深自期许的使命，也不应希望有所改变。美国刚走人国际社会

    时，正值年轻力壮，也有实力让全世界顺从其对国际关系的理想安

    排。到1945年二次大战终了时，美国国力之强(全世界的总产值中，美国一度占了35%左右)，仿佛注定她要根据自己的偏好来塑造整个世

    界。

    约翰·肯尼迪总统( John F.Kennedy)在1961年充满信心地宣

    称，美国强大到足以“付出任何代价，承受任何重担”，以确保自由

    的胜利成功。30年后，美国已不具备坚持立即实现其所有愿望的实

    力，而另一些国家已成长为强权大国。美国现在面临在不同阶段达成

    不同目标的挑战，而每一目标均是美国价值及地缘政治需要相结合的

    产物。新出现的现实需要之一是：同时存在着几个实力相近国家的世

    界，其秩序必须建立在某种均衡( equilibrium)的观念上，而这是美

    国向来难以接受的一种观念。

    美国外交政策思想与欧洲外交传统于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交手

    时，历史经验的差异便极为明显。欧洲领袖想根据他们熟悉的方式调

    整既有的体系；美国的与会代表则认为，此次大战决非起因于难以控

    制的地缘政治冲突，而是欧洲人做法不当所造成的。威尔逊在著名

    的“十四点原则”中告诉欧洲人，由此可知国际体系不应建立在均势

    上，而应以民族自决为基础，欧洲的安全不应仰赖军事结盟，而应建

    立集体安全，且其外交不应再由专家秘密进行，而应“以公开达成的

    公开协议”为准。显然，威尔逊来此主要不是为了讨论停战的条件，或恢复固有的国际秩序，而是想要把行之已近300年的国际关系体系加

    以重新建构。

    美国人只要一想到外交政策，必定会认为欧洲的问题都是出在均

    势体系上。而自从欧洲首度必须顾及美国的外交政策时，欧洲领袖便

    对美国以全球改革为己任的想法不以为然，双方的态度仿佛都是认

    为，对方的外交行为模式全是任性的抉择，如果更加明智或不是那么

    好战，本应当会选择另外一种更能令人接受的模式。

    事实上，美国与欧洲的外交政策模式都是其本身特殊环境的产

    物：美国所处的近乎是真空的大陆，毗邻的是弱国，又有两大洋将虎

    视眈眈的强权隔离在外。由于美国没有面临需要与之抗衡的对等势

    力，自然不太可能全力投入应付平衡权力的挑战中，即使美国领袖曾

    有过“在背离欧洲的美国”模仿欧洲的这种怪念头，也不可能做得

    到。

    让欧洲国家深受其苦的国家安全困境，美国在近150年后才开始面

    临。美国面临这个难题时，便是参与了全是欧洲国家引起的两次世界

    大战。每次美国参战，权力均势均已瓦解，这里显现出一个矛盾现

    象：受大多数美国人排斥的均势观念事实上保障了美国的安全，只要

    它运作良好。是均势遭到破坏才使美国涉入国际政治。

    欧洲各国从未主动选择均势，来作为历来纷争不休或旧大陆式喜

    好谋略的国际关系的规范。若说强调民主及国际法是美国独特的安全

    感所导致，则欧洲外交便是在严酷地打击下所形成的。

    欧洲身陷均势政治之中，是因为其第一选择，即在中世纪统一诸

    国的美梦幻灭后，遗留下一群实力相去不远的国家。当这一群国家不

    得不相互打交道时，仅有两种可能的结果：要么是有一国变得异常强

    大，得以控制其他国家，最后形成帝国；要么是没有一国有足够的国

    力能够一统天下。在后一种情形下，最具侵略性成员的言行会受到其

    他国家的联合抵制。换句话说，便是取得一种权力的均衡。

    均势体系虽不能避免危机或战争，但如能作妥善安排，其作用则

    在于使一国控制他国的能力及发生冲突的规模受到限制。它所追求的

    是稳定缓和，甚于和平。均势依其自身含义，无法让国际社会中的每

    一成员都感到满意。它最能发挥功效的情形，是在对其不满的程度尚

    未超过受害一方已忍无可忍而力图推翻国际秩序的极限之时。

    拥护均势的理论家常让人以为权力均衡是理所当然的国际关系形

    式。其实这种国际关系体系在人类历史上实不多见，在西半球从来不

    曾出现；在现代中国的领土上，自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结束后，也

    成为绝响；在人类绝大部分的发展过程与历史演进当中，帝国一直是

    典型的政治形态。帝国无意在某个国际体系中运作，它期望把本身建

    立为一个国际体系。帝国用不着权力均衡，这便是美国在美洲，及中

    国于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在亚洲执行外交政策的方式。

    在西方，均势体系曾实际运作的少数例子仅存于古希腊城邦时

    期、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及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the Peaceof

    Westphalia)后欧洲民族国家兴起之时。这几个时期的特点是，把国际现实即同时存在着多个国力相当的国家，提升为国际秩序的指导原

    则。

    就思想层次而言，均势观念反映着所有启蒙运动时期主要政治思

    想家的想法。他们认为整个宇宙，包括政治领域，均是依据理性原则

    运作，且这些原则会相互平衡。虽看似任意的行为，只要是出自有理

    性的人，则总的来说是会趋于有利于公益的方向。然而继三十年战争

    后便几乎冲突不断的17世纪的欧洲，实在难以证明他们的理论成立。

    亚当·斯密( Adam Smith)在《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中主张，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会从个人自私的经济行动

    中，提炼出整体的经济福祉。在《联邦党人文集》? ( The

    Federalist Papers)中，麦迪逊( Madison)认为，在幅员足够大的共

    和国中，不同政治“派别”图谋私利的行为，在某种自动的作用之

    下，反可形成内政的和谐。由孟德斯鸠首倡并且实践于美国宪法之中

    的三权分立与制衡观念，也是出自同一观点。分权的目的是防止专

    制，而不是为了政府和谐；其用意在于使政府各部门，于追求本身利

    益的同时，能节制过分的行为，从而促进大家的利益。同样的原则被

    应用到国际事务上，各国追求本身利益之余，对国际社会也会有所贡

    献，仿佛有一只隐形的手能够保证，各国凭自由意志所作的选择必能

    为人类全体带来福祉。

    百余年来，这个期待似乎并未落空。法国大革命及拿破仑战争造

    成欧洲失序后，各国领袖在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恢复了欧洲均势，设法以道德及法律的约束使国际行为走向中庸之道，缓和残酷的权力

    竞逐。但到19世纪末，欧洲均势又回复到权力政治，而当时的环境却

    是更不留情了。鄙视对手成为外交法则，导致一次又一次的实力决

    斗。最后，危机终于在1914年爆发，而谁也不肯退缩。欧洲始终未能自一次大战的灾难中完全恢复其世界领袖地位。美国脱颖而出成为世

    界的主导者，但威尔逊总统立即表明，美国无意于按照欧洲的规则行

    事。

    美国历史上从未参与过均势体系。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受

    惠于均势政治却不必置身其间，一面享受其好处，一面还大加挞伐。

    冷战期间，美国投入到在意识形态、政治和战略上与苏联的对抗之

    中，在此两强对峙的世界里，国际政治的原则与均势体系大不相同。

    在两极世界里，我们无法佯称不同势力的冲突会对大局有益，因为有

    一方得就必有一方失。美国在冷战中可谓不战而胜，如此的胜利却使

    她不得不面对萧伯纳笔下的两难：“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失去梦

    想，一是梦想实现。”美国的领袖总把自身的理想视为当然，很少认

    清这些价值对旁人而言是多么离经叛道，多么令人寝食难安。没有任

    何其他社会会认为，道德标准应一视同仁地应用于国际行为和个人行

    为，这跟黎塞留倡导的政治理由( raison detat)刚好相反。美国认为

    防止战争不但是外交挑战，也是法律挑战，美国反对的不是国际局势

    的改变，而是改变的方法，尤其是使用武力。俾斯麦( Bismarck)或迪

    斯累里( Disraeli)若有知，对这种外交政策只过问方法不过问实质的

    主张，必会嗤之以鼻。没有国家像美国一样对自己有道德的要求。

    也未曾有国家让自己身陷道德与现实的拉锯之苦中，道德价值是

    绝对的，但应用道德的环境却天生就不完美。

    冷战期间美国特殊的外交政策做法，对当时的挑战极为合适。彼

    时意识形态的冲突严重，仅有美国一国握有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

    面完整的工具，可组织非共产主义世界的防御行动。处于此种地位的

    国家便能坚持己见，大可避免处于较不利地位的政治家所需面临的难题；也就是说，他们所能运用的工具迫使他们必须退而求其次，不可

    野心太大，环境更要求他们必须分阶段达成这些妥协后的目标。

    冷战使传统权力观念受到相当大的破坏。人类历史上大多是军

    事、政治及经济实力彼此呼应，通常其消长是相互对等的，但冷战时

    期构成实力的各个因素却“各自为政”。前苏联在军事上是超级强

    权，在经济上却是侏儒。也有国家可能是经济巨人，军事上却无足轻

    重，日本即是一例。

    在后冷战世界里，这些因素很可能愈来愈趋于一致与对称。美国

    的相对军事力量会逐渐衰落。缺少明确的敌人会使国内产生压力，要

    求将资源转移到其他的优先要务上，此种发展现象已然出现。一旦单

    一的威胁消失，各国都会从本国的观点来考虑其危险，那些过去受美

    国庇护的国家会感觉必须要为本国的安全负起更大的责任。因此新的

    国际体系会朝均势的方向发展，即使在军事领域也不例外，虽然那或

    许需要数十年才能达成。这种趋势在经济上会更为明显，美国在这方

    面的绝对优势已开始动摇，挑战美国的危险性已缩小。愈来愈分散又

    愈来愈全球化21世纪的国际秩序会出现一个似乎相矛盾的特点：一方

    面愈来愈分散；一方面又愈来愈全球化。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这

    个新秩序会更接近18、19世纪的欧洲民族国家体系，而不像冷战时期

    严格划分的两大阵营。到时至少会有六大强权：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罗斯，可能再加印度，另有许许多多中小型国家；与此同

    时，国际关系已首次真正地全球化了。通信已是瞬间完成；全球经济

    活动在各大洲同步进行；有许多问题只能以全球式的方案加以解决，如核扩散、环境、人口爆炸及经济依存度日高等。

    对美国而言，在地位不分轩轾的国家间，协调不同的价值观与迥

    然不同的历史经验，将是一种全新的经验，与上一世纪的孤立或冷战时期的霸主地位都会完全不同，这也是本书写作的主旨。其他主要国

    家同样面临适应新出现的世界秩序的难题。

    在现代世界中唯有欧洲曾有过多国体系，发明民族国家、主权及

    权力均衡等观念的也是欧洲。这些观念左右国际事务近300年之久。但

    过去实践国家意志的欧洲国家中，目前没有一个足以在新国际秩序中

    担当大任。为弥补这种相对弱势，他们正设法缔造一个统一的欧洲，这个目标令他们耗费不少心力。但即使得以成功，仍不会自动出现现

    成的行为准则，供统一后的欧洲在全球舞台上行事时作为依据，因为

    以往从不曾有这样的政治实体存在过。

    有史以来，俄罗斯一直是个特例。她很晚才步上欧洲的政治舞

    台，比法国及英国的统一晚了许多，而且欧洲传统的外交原则似乎都

    不适用。俄罗斯与欧、亚、伊斯兰世界等三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为邻，其人口中这三类民族都有，因此她从不是欧洲人观念中的民族国家。

    随着历代君主不断并吞邻国的领土，版图不断扩大，俄罗斯的规

    模与欧洲任何一国都不成比例。更何况每征服一处新领土，纳入一个

    强悍的非俄罗斯新民族，就会使国家特征大为改观；此即俄国觉得非

    维持庞大的军队不可的原因之一，俄军的规模往往与真实的外在威胁

    无关。

    在强迫性不安全感及宗教狂热两相激励之下，在欧洲的要求及亚

    洲的诱惑两相拉锯之下，俄国在欧洲均势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但在

    情感上从不属于欧洲。征服与安全这两方面的需要在俄国领袖心中合而为一了。自维也纳会议后，俄国在外国土地上用兵的次数多过其他

    强权。论者常以不安全感来解释俄国的扩张主义，但俄国作家更常把

    其向外侵略说成是弥赛亚式的宗教使命。俄罗斯向外扩张很少懂得适

    可而止；一旦遭遇挫败，则愤愤不平、怨天尤人。在其历史上，俄国

    几乎总是一个不断寻找机会的国家’。

    苏联解体后的俄国发觉，自己置身于史无前例的疆界中。她必须

    像欧洲一样，花费一番苦心为国家重新定位。她是否会回归历史的循

    环，设法恢复往昔的帝国？她会否将重心向东移，更积极地参与亚洲

    的外交？她会根据什么原则及方法应对四周的动乱，尤其是动荡的中

    东地区？俄罗斯对世界秩序永远都很重要，而回答上述问题必然会带

    来的纷扰，对世界秩序也构成潜在的威胁。

    中国也面临前所未有的世界秩序。中华帝国大一统的局面维持了

    两千年之久，事实上这个正统也曾有动摇的时候。战争在中国发生的

    频率不亚于欧洲，但中国的战争通常因争夺帝位而起，其性质多属内

    战，而非国际战争，而且迟早必然会导致新的中央政权出现。

    19世纪之前，中国从未有能够挑战其领导地位的邻国，也绝对想

    象不到会有这种国家兴起。外族侵入中国，推翻中国的王朝，到后来

    却完全被同化，使他们仍继续着中华文化传统。各国主权平等的观念

    在中国不存在；外族被视为未开化的夷狄，对中国只有藩属的关系，这正是18世纪英国首位派往北京的特使所获得的待遇。中国不屑于对

    外派遣大使，但不排斥以夷制夷。不过这只是权宜之计，不像欧洲的

    权力均衡是外交常态。中国也未能产生欧洲常见的常设性外交机构。

    自19世纪中国成为欧洲殖民主义受辱的对象后，直至晚近——自二次

    大战以来——中国才在其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个多极世界中再度现

    身。

    日本也曾闭关自守。在1854年由美国海军将领佩里以武力打开门

    户之前，日本甚至不曾像中国一样，令蛮族自相残杀以制衡其势力，或想出中原与藩属这样的安排。与外界隔离的日本以其独特的风俗习

    惯自豪，借内战延续其军事传统，并深信其独一无二的文化可睥睨外

    来的影响，优于外来的文化，且最后必能战胜而非吸收外来文化，其

    内部结构便建立于此基础上。

    冷战期间苏联是首要的安全威胁时，日本的外交政策能够认同千

    万里以外的美国。新的世界秩序及其多重的挑战，几乎一定会迫使一

    个有过如此光荣历史的国家，重新检讨其仰赖单一盟国的做法。日本

    对亚洲的均势势必更为敏感，此种感觉会超过对位于不同半球且须兼

    顾大西洋、太平洋、南美洲三方面的美国所作所为的感应。中国、韩

    国及东南亚对日本会形成与对美国颇不相同的重要性，也会导致日本

    采取更自主的外交政策。

    至于目前已逐渐成为南亚主要国家的印度，其外交政策在许多方

    面仍留有欧洲帝国主义全盛时期的遗风，并掺杂着古老文化的传统。

    在被英国人征服以前，印度次大陆千百年来从未被当做单一的政治实

    体统治过。英国派出小规模的军队便完成了殖民目标，因为起初当地

    人认为这只是一批统治者取代了另一批统治者。然而大英帝国建立起

    统一的统治后，她却被本身所引进印度的民主政治及文化民族主义所

    动摇。然而就民族国家而言，印度仍算是后起之秀。她忙于解决庞大

    人口食粮的问题，在冷战时期曾半认真地投入不结盟运动。但她尚未

    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与其幅员相当的角色。

    因此，事实上这些必须负责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最重要的国家中，没有一国有面对正逐渐形成的多国体系的经验。过去从未有必须从如

    此众多的歧义观点中，或是在全球牵涉如此之广的规模上，组合出世

    界新秩序的例子。也不曾有必须将历史的均势体系与全球民主意见及

    当代爆炸性科技相结合的先例。

    回顾历史，仿佛每一国际体系都必然有一个内在的一致性。一旦

    某个体系建立之后，我们很难想象如果作了不同的选择历史会如何演

    变，或是当时究竟可不可能做其他的选择。

    在国际秩序形成之初，或许有许多的抉择，但任一选择均会挤压

    其他选项的空间。由于愈复杂愈难保持弹性，因此最初的抉择尤为重

    要。国际秩序是稳定，如维也纳会议后的情势；或是动荡不安，如威

    斯特伐利亚和约及凡尔赛和约后的情势，取决于这一国际秩序对相关

    各方对于安全与正义的要求能够作何种程度的协调。

    最稳定的两种国际秩序，即维也纳会议的产物及美国在二次大战

    后主导的国际秩序，占了观念一致的优势。参与维也纳会议的领袖，是对抽象事物有相同看法，对基本原则有共识的各国贵族；而塑造战

    后世界的美国领袖，则出身于极为一贯且历久不衰的思想传统。

    眼前正在成形的世界秩序，则有待来自截然不同文化背景的政治

    领袖们加以建构。由于他们主掌着庞大而错综复杂的官僚体系，不得

    不耗费更多心力于行政管理，反而无暇顾及大局；他们崛起于政坛所

    依靠的也不必然是主政者所应具备的条件，更遑论建立国际秩序了。目前唯一可资借鉴的多国体系范例是欧洲社会所建立的，因此可能遭

    致许多国家反对。

    但过去建立在多国基础上的世界秩序，不论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或当代，其兴起及衰落是了解现今政治领袖所面临的挑战唯一可资借

    鉴的经验。研究历史虽不能提供我们即学即用的操作手段，但历史教

    训是类比式的，可帮助我们了解类似的情形可能有什么结果，而且每

    一世代必须自行决定，哪些情形确实可与历史相类比。

    学者分析国际体系的运作；政治领袖则建立国际体系。分析者与

    从政者的观点大异其趣。分析者可自定研究主题，而政治人物所面对

    的却是客观环境塑造的问题。分析者可投入充分的时间追求确切的结

    论；但政治领袖最大的挑战却是时间压力。学者没有风险，如果结论

    错误，大可重新来过；政治领袖却只有一次选择，一旦出错便覆水难

    收。学者可掌握所有相关事实，其成败取决于个人学养；政治人物必

    须在眼前无法断定利弊得失的情况下当机立断，历史对他的评价将根

    据他如何明智地面对无可避免的变局，尤其是他如何维护和平而定。

    这正是为什么分析政治领袖如何解决世界秩序问题，检讨成败及其成

    因，只可说是一个开端，却决非研究当代外交的止境。

    第二章 关键人物：西奥多·罗斯福或是

    伍德罗·威尔逊

    美国不情愿地涉入了世界局势的漩涡

    在20世纪初之前，美国外交政策始终倾向于孤立主义。当时有两

    项因素促使美国走向国际事务：一是国力日渐强大，一是以欧洲为重

    心 的 国 际 秩 序 逐 渐 瓦 解 。 在 此 过 程 中 ， 老 罗 斯 福 总 统 (

    TheodoreRoosevelt)与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是两位关键人

    物。在他们主政期间，美国不情愿地涉人了世界局势的漩涡。两人均

    认识到美国在世局中应扮演重要角色，但他们却是以相反的理念解释

    美国走出孤立的原因。

    老罗斯福总统是分析均势的老手，他坚持美国参与国际事务是基

    于国家利益需要，而且没有美国参与的全球均势对他而言简直无法想

    象。在威尔逊看来，美国是基于弥赛亚式的理由扮演国际角色；美国

    的义务不是维持均势，而是向全世界传播美国的原则。威尔逊执政时

    期美国成为世界事务的要角，他所宣扬的原则虽反映出美国思想中的

    真理，对旧世界外交官却代表革命性的转变。这些原则主张，和平有

    赖于民主的传播，国家应以与个人相同的伦理标准来评断，国家利益

    包括遵守一套普遍的法律。

    在欧洲均势外交的沙场老将看来，威尔逊这种外交政策根本是道

    德的观点，令人诧异，甚至显得虚伪。但历史无视当时人们对其所持

    的保留意见，让威尔逊主义流传下来。威尔逊率先倡议成立世界性组

    织国际联盟，通过集体安全而非结盟来维持和平。虽然他未能说服美

    国民众接纳此议，但这个构想仍未夭折。最重要的是，自威尔逊关键

    性的任期之后，美国外交政策一直是遵循着他的理想主义方向前进，14直到今天仍是如此。

    美国对国际事务独到的应对之道并非一夕之间形成，亦非受单独

    一人之感召而形成。美国建国初期的外交政策其实颇贴切地反映了美

    国的国家利益，即仅在于强化新国家的独立地位。

    由于只要欧洲各国相互争斗便不致真正威胁到美国，因此开国元

    老显得很乐意在需要时运用人们嗤之以鼻的权力政治；他们的确特别

    擅长在英法之间玩弄这些手腕，不仅保住美国的独立，更得以开疆辟

    土。在法国革命战争中，他们实在不希望任何一方获得决定性胜利，因而宣布中立。拿破仑战争在杰斐逊眼中，是陆上暴君(法国)与海

    上暴君(英国)的争斗。换句话说，欧洲交战的各方在道德上是一丘

    之貉。刚独立不久的美国实行着较原始的不结盟策略，由此领悟到以

    中立作谈判筹码的好处，此后的许多新兴国家也颇懂得个中之道。

    但美国反对旧世界的传统尚未到达肯放弃领土扩张的程度；相反

    地自一开始，美国便专心一致在美洲开拓领土。1794年后，美国签订

    了一系列对美国较有利的条约，解决了与加拿大及佛罗里达的边界问

    题，使密西西比河对美国开放贸易，并开始在英属西印度群岛建立美

    国的商业利益。其中最大的收获，是在1803年自法国购得路易斯安那(

    the Louisiana Purchase)，带来密西西比河以西一片庞大的界线未定地，还连带西班牙在佛罗里达及德克萨斯境内的领土，由此奠定成为

    一大强国的基础。

    决定出售这片土地的法国领袖拿破仑(Napoleon Bonaparte)，对此种一面倒的交易有其旧世界的说法：“进入这片领土可使美国的

    地位永远屹立不摇，而我则为英国创造了一个迟早会挫其锋芒的海上

    对手。”

    美国政治领袖不在乎法国是基于什么理由出售国家的财产，在他

    们眼里，谴责旧世界的权力政治似乎与美国在北美大肆扩张的作为毫

    不矛盾，因为他们不把向西开拓当做外交事务，而是视为美国的内

    政。

    在这种情形下，詹姆士·麦迪逊( James Madison)谴责战争是所

    有罪恶的渊薮，是税捐、军队及其他一切“使多数人受少数人宰制的

    工具”的罪魁祸首。他的继任者詹姆士·门罗( James Monroe)却认

    为，从美国必须成为强国的角度替美国的西进政策辩护，就没有任何

    矛盾之处：

    “大家必然看得出来，领土拓展得愈远，只要不超出合理的限

    度，则两级(联邦及州)政府行动的自由便愈大，它们在安全上及其

    他各方面愈完善，对全体美国人民愈有利。领土的范围，不论大小，均赋予一个国家许多特点。它决定国家的资源、人口、自然环境的优

    劣。简言之，便是决定国力的强与弱。”

    虽然美国立国初期的领袖偶尔会用欧洲权力政治的手法，但他们

    依然信守使美国独树一帜的那些原则。欧洲各国为防止可能独霸一方

    的强权兴起，打过无数的战争。在美国，实力加上地理上的距离使它

    自信，只要美国展现自己，任何挑战都会被克服。欧洲国家生存的空

    间小得太多，因此结盟共同对抗可能发生的变局；美国则因为距离遥

    远，其政策是着眼于抗拒真正发生的变局。

    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告诫美国不得因任何理由缔

    结“永久性”联盟，便是基于如此的地缘政治因素。他说：“以人为

    的关系使我们涉入欧洲政治常见的变动中，或盟国与敌对国之间的分

    分合合‘非明智之举’。美国距欧洲遥远，采取不介入的态度，使我

    们得以走不同的方向。”

    当时的美国不把华盛顿的这项忠告看做是务实的地缘政治判断，而当做是道德原则。以自由原则守护者自居的美国觉得，把海洋所带

    来的安全解释为上帝的旨意，把自身的行为归之于更高超的道德体

    认，而非其他国家所欠缺的安全屏障，是再自然不过了。

    美国早期外交政策的主要论点之一是认为，欧洲战事不断乃源于

    其外交运作的尔虞我诈。欧洲领袖相信自私的利益相互竞逐，最后会

    得出和谐，并据此建构他们的国际体系。美国领袖却预期世界会由彼

    此合作的伙伴组成，而不是互相猜忌的敌人。他们否定欧洲领袖的观

    念，认为国家的道德应根据不同于个人的标准来评断。杰斐逊主张：

    个人及国家只存在着一套伦理制度，要感恩，要在任何情形下信守一

    切的承诺，要开放慷慨，最终要促进两方面的利益。

    美国如此之理直气壮，有时令外国人深感刺耳，但反映出一个事

    实，即美国革命所对抗的不仅是与母国之间法律上的连属，也是欧洲

    的体制及价值观。美国把欧洲战乱频仍归咎于否定自由及人性尊严的

    政治体制当道。托马斯·潘恩( Thomas Paine)曾写道：

    “正如战争是旧世界的政治规则，各国之间所怀的敌意也不过是

    政府政策所激起的，目的在维持这个体制的精神。虽然人类不是彼此

    的敌人，但在错误的政治体制媒介下却成为如此。”

    直到今天，和平有赖于民主体制推广这个观念，仍是美国思想的

    要义之一。美国传统思想始终认为，民主国家不会相互争战。不过有

    一个人，即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他对共和

    国基本上要比其他政体爱好和平颇不以为然：

    “斯巴达、雅典、罗马、迦太基全都是共和国，其中雅典及迦太

    基还是商业国，但它们打仗的频率，不论是侵略或防御，决不亚于同

    一时代的君主政体邻国。英国政体中有平民代表组成国会中的一院，商业也是英国数百年来最主要的目标，然而少有其他国像它如此作战

    频繁的……”

    但汉密尔顿只代表极少数。绝大多数的美国领袖在当年跟现在一

    样，都深信美国负有传播其价值观以促进世界和平的特殊使命。当时也如现在一般，有歧见的仅在于用什么方法。美国应将传播自由体制

    当做外交政策主要目标加以积极推动，还是应仰赖以本身为榜样所产

    生的效果？

    建国初期的主流看法是，新缔建的美国在国内实践民主最有利于

    民主政治的发展。以杰斐逊的话来说，美国有“公正且巩固的共和政

    府”，对全世界所有人民将是“活生生的标杆及模范”。一年后他再

    次谈及此一主题时说，美国事实上是“为全人类而从事新的政治实

    验，别人无法享有我们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们有责任证明，一个社会

    允许其个体成员享有自由与自治可以达到何种程度”。

    美国领袖强调美国行为的道德基础及美国作为自由象征的重要使

    命，造成欧洲公认的外交理念遭到排斥：均势可将自私自利的竞争导

    向最终的和谐；安全考虑超越法律原则；换言之，即国家为达到目的

    采取任何手段都属正当。

    推行这些前所未有的观念的美国，在整个19世纪繁荣昌盛，其体

    制运作良好，其价值观获得证明。美国不知道崇高的原则与必要的生

    存手段之间会有冲突。久而久之，诉诸道德以解决国际争端的做法，产生了独特的进退维谷之感及纯美国式的烦恼。如果美国人对外交政

    策也必须像对个人生活一样讲究诚信，则国家安全应置于何地？的

    确，此一观念推至极致是否意味着道德比生存更重要？又或者以美国

    对自由体制如此之热衷，是否自然而然便使其最自私自利的行为也披

    上一层道德外衣？果真如此，那与欧洲的政治理由观念，即一国行动

    的 得 失 唯 有 以 成 败 论英 雄 ， 又 有 何 不 同 ？ 罗 伯 特 · 塔克 (

    RobertTucker)与戴维·亨德里克森(David Hendrickson)教授对此美

    国思想中的矛盾之处有精辟的分析：杰斐逊治国方略的两难在于，他

    明显否定各国素来赖以确保国家安全及满足野心的终极手段，但同时又不愿放弃导致国家使用这些手段的野心。换句话说，他希望美国鱼

    与熊掌兼得。既可享受权力的果实，又不致染患权力竞争通常会造成

    的后遗症。

    迄今为止，这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始终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题之

    一。至1820年，美国找到折中之道而得以兼顾两方直到二次大战后。

    在此期间，她不断谴责两大洋对岸的局势是均势政治造成的恶果，但

    对其本身在北美的扩张却美其名日：“天定命运”( manifest

    destiny)。

    在进入20世纪前，美国的外交政策基本上十分单纯：实现国家天

    定命运，避免海外事务的纠葛。只要情况许可，美国一定偏向民主政

    府，但拒绝采取行动来支持这些政府。当时的国务卿约翰·昆西·亚

    当斯( John Quincy Adams)于1821年说出了这种态度的要点：凡自由

    独立的标准得以施展或应该推行之处，美国会寄予关注、祝福及祈

    祷，但它不致向海外去寻找毒蛇猛兽加以摧毁。它衷心期盼全世界得

    享独立自由，但它仅拥护自己，只为自身奋斗。

    美国如此独善其身的另一面，便是决定将欧洲权力政治排除于西

    半球之外，必要时还使用一些欧洲外交的手法。宣示这个政策的门罗

    宣言( Monroe Doctrine)，起因于19世纪20年代以普鲁士、俄罗斯、奥地利为主的神圣同盟( Holy Alliance)，意图压制西班牙的革命。

    英国原则上反对干预内政，因此也不愿支持神圣联盟介入西半球。

    英国外相乔治-坎宁( George Canning)向美国提议共同采取行

    动，以阻止神圣联盟插手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他的目标是不论西

    班牙的局势如何，切不可让某个欧洲强权控制了拉丁美洲。坎宁的想

    法是，没有了殖民地的西班牙就不会成为众矢之的，这会使他国打消

    干预之意或使干预失去意义。

    亚当斯明白英国的论点，但不放心英国的动机。当时距1812年英

    国占领首都华盛顿还不久，很难让美国肯与过去的母国站在同一阵线

    上。于是他敦促门罗总统作出美国片面的决定，将欧洲殖民主义摒?

    弃于美洲之外。

    1823年宣布的门罗宣言，将隔开美国与欧洲的大西洋当做明确的

    界线。在此之前，美国外交政策的至上原则即美国不涉入欧洲的权力

    斗争。门罗宣言更进一步宣称，欧洲也不得涉入美国事务。而门罗总

    统对美国事务的定义涵盖整个西半球，的确够广泛了。

    门罗宣言并不仅限于原则性的宣示，它更大胆地警告欧洲各强权

    国家，新崛起的美国为维护西半球不可侵犯的地位将不惜一战。它指

    出，美国认为任何欧洲势力伸向“此一半球的任一部分，均对我们的

    和平安全构成危险。”

    再有一点，不如两年前国务卿亚当斯所说的那么漂亮，门罗总统

    更为明白地指出不介入欧洲的争端：“我们从不参与欧洲强权为本身

    事务而起的战争，参战也不符合我们的政策。”

    美国在同一时间，既拒斥了欧洲，又解除了在西半球扩张的束

    缚。在门罗主义的护卫之下，美国得以推行与任何欧洲君主美梦没有

    多大区别的政策：扩张商业及影响力，并吞领土。简言之，即在不必

    玩弄权力政治的情形下，让国家跻身强国之林。美国对外扩张的欲

    望，与自诩比欧洲任何一国更纯洁更有原则的想法，从未有过冲突。

    美国不把扩张看成是外交政策，因此可运用本身的力量征服印第安

    人、在德克萨斯州打败墨西哥，而且觉得问心无愧。简单说，美国的

    外交政策就是不要有外交政策。

    坎宁跟拿破仑在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中的地位一样，有权自诩是他

    一手扶植起新大陆以抗衡旧大陆的均势，因为英国表示会以皇家海军

    为门罗宣言的后盾。但美国抗衡欧洲只肯做到使神圣联盟不得进入西

    半球的地步。除此之外，欧洲各国必须自行维持其权力均衡，美国不

    会介入。

    从此直到19世纪末，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轴便是扩大门罗主义的应

    用范围。1823年的门罗宣言警告欧洲强权，不要插手西半球事务。到

    门罗宣言届满百年时，其含意已逐渐扩大为美国在西半球掌握领导权

    的理论基础。1845年波尔克(Polk)总统把美国并吞德州解释为，为防

    止某独立国成为“比其更强大的国家之盟友或属国”，以致威胁到美

    国的安全而不得不如此。换言之，门罗主义不仅是美国对已存在的威

    胁进行干预的依据，也使对可能的威胁采取行动变得合理化，这正是

    欧洲均势在美国的再现。

    南北战争暂时打断了美国对领土扩张的注意力。此时华盛顿主要

    的外交政策考虑是如何防止南方联邦( Confederacy)获得欧洲国家承

    认，以免在北美土地上出现多国体系，连带带来欧洲外交的权力政

    治。但至1868年安德鲁·约翰逊( Andrew Johnson)总统又回到以门罗

    主义为依据向外扩张的旧立场。这次是购买阿拉斯加：外国拥有或控

    制那些社群迄今一直阻碍美国的成长，削弱美国的影响力。当地长期

    的革命及无政府状态同样会伤及美国。

    此期间在美洲大陆发生了比领土扩张更重要的变化，但所谓的大

    国几乎不曾注意到这一点，此即有新成员加入了他们的行列，美国已

    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的工业生产在1885年超越当时公认的

    世界工业强国英国。19、20世纪交替时，美国消耗的能源超出德、法、奥匈、俄、日、意的总和。自南北战争至20世纪初，美国煤产量

    增加8倍、钢条增加5. 23倍、铁轨总长度增加5.67倍、小麦产量增长

    2. 56倍。移民使美国人口增长一倍。而且这个成长过程很可能愈来愈

    快。

    任何国家的实力一旦如此大增，没有不想化实力为全球影响力

    的，美国的领袖也不免心动。约翰逊总统的国务卿西华德( Seward)，梦想建立包括加拿大及大部分墨西哥在内的深入太平洋的帝国。格兰

    特(Grant)总统的政府曾打算侵入多米尼加共和国，也想过并吞古巴。

    这些企图在当时的欧洲领袖如迪斯累里或俾斯麦看来，必能够谅解且

    赞同。

    但美国参议院仍专注于内政，否定所有扩张领土的计划。参院仅

    维持小规模陆军(25000人)，海军也很弱。直至1890年，美国陆军在

    世界排名14，次于保加利亚；美国海军也比意大利小，虽然美国的工

    业力量是意大利的13倍。当时美国不出席国际会议，并被当做二.流国家看待。1880年土耳其缩减驻外单位，把驻瑞士、比利时、荷兰及

    美国的大使馆关闭。同时德国一位驻马德里的外交官，宁愿减薪也不

    愿被派往华盛顿。

    可是当一国的国力到达南北战争后的美国水准，便无法永久抗拒

    借此在国际舞台上谋求一席之地的诱惑。19世纪80年代末美国开始扩

    增海军，而直到1880年美国海军的规模仍比不上智利、巴西或阿根

    廷。到1889年，海军部长本杰明·特雷西( Benjamin Tracy)说服国会

    购置战舰，当时的海军史家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 AlfredThayer

    Mahan)还为此举提供理论基础。

    虽然事实上是英国皇家海军保护美国免于欧洲强权的侵扰，但美

    国领袖并不把英国看成是美国的保护者。19世纪从头到尾，英国均被

    视为对美国利益最大的挑战，皇家海军则被视为最严重的战略威胁。

    无怪乎美国一开始奋发图强，便动用素来受英国大力支持的门罗主

    义，设法把英国势力赶出西半球。

    美国对此毫不留情。1895年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 Richard Ol-

    ney)以门罗主义向英国提出警告。他写道：“如今美国在本大陆已是

    最高主权，其命令对其势力范围内的臣属等于法律。”美国“无尽的

    资源加上隔绝的地理位置使其能掌控大局，且几乎不可能受其他强国

    个别或集体的侵害。”美国对权力政治的排斥显然不适用于西半球。

    至1902年英国已放弃在中美洲寻求重要地位。

    在西半球居于至高无上地位的美国，开始走向更广大的国际舞

    台。美国几乎是违反本身意愿地成为世界强国。在美洲扩张势力时，她已在四周海岸建立起强大无比的地位，却又坚持无意于施行大国的

    外交政策。等领土扩张大功告成后，美国发现不论本身的意愿为何，其所掌握的力量使她必然成为国际事务的要角。美国领袖或许仍执意

    主张，美国的基本外交政策是要做全人类的“标杆”，但不可否认，有些人已感觉到美国的实力使她有权对当代的问题发表意见，也不必

    等全世界都变成民主社会以后再参与国际体系。

    老罗斯福，首位坚持美国有义务让世界感受其影响力的总统对个

    中道理阐述最透彻的当属老罗斯福总统。他是首位坚持美国有义务让

    全世界感受其影响力，且应基于国家利益让美国与世界产生关联的总

    统。他跟以往的美国总统一样，对美国应造福世界的观念深信不疑。

    但他与前人不同的是，他认为除去不介入的利益之外，美国还有真正

    的外交政策利益存在。老罗斯福的前提是，美国跟其他强国没有两

    样，她不是独一无二的道德化身。若美国的利益与他国相抵触，她有

    义务凭借本身的实力取得优势。

    老罗斯福的第一步是把门罗主义作最具干预意义的诠释，使之附

    和当时的大国主义理论。1904年12月6日，在他自称为门罗主义的“必

    然结论”中，老罗斯福宣示一种在西半球只有美国可以行使的“文明

    国家”一般干预权：“……在西半球美国的坚守门罗主义，可能迫使

    美国不论多么不情愿，仍不得不对恶名昭彰的恶行或无能，行使其国

    际警察权。”

    老罗斯福在提出理论前已先有行动。1902年美国迫使海地解决与

    欧洲各银行的贷款。1903年她煽动巴拿马动乱，使之成为全面性的叛乱。当地居民在美国协助之下向哥伦比亚争取独立，但要到美国在现

    今的巴拿马运河两岸建立起主权属于美国的运河区后才得以实现。

    1905年多米尼加成为美国的财政保护国。1906年美国军队占领了

    古巴。对老罗斯福而言，在西半球推行强力外交是美国新的世界角

    色，两大洋已不再足以使美国与世界隔绝。美国必须成为国际舞台上

    的演员，老罗斯福在1902年某次对国会发言时说得好：“国际政治与

    经济关系日益复杂且互相依赖，使所有文明上轨道的强国愈来愈有义

    务坚持对世界作适当的警察行为。”

    在美国国际关系的做法上，老罗斯福居于特殊的历史地位。没有

    其他总统能如此完整地依国家利益界定美国的世界角色，或把国家利

    益与国际均势结合得如此天衣无缝。他同意全国人民的看法，即美国

    是全世界最理想的期望。但他与大多数美国人不同的是，他不相信仅

    靠实践公民道德，美国便能够维护和平或实现其命运。他对世界秩序

    本质的认识，更接近于帕默斯顿( Palmerston)或迪斯累里而非杰斐

    逊。

    伟大的总统必须是教育家，在人民的经验与前景之间发挥桥梁的

    作用。对于始终相信国与国之间和平是常态，个人道德与公共道德没

    有区别，而且相信对于影响世界其他地区的动乱美国可以置身事外的

    美国人，老罗斯福总统可谓上了严肃一课。他一一驳斥这些基本假

    设，认为国际活动就是斗争，达尔文的适者生存论用在历史上比用在

    个人生活上更恰当。在他看来，温驯的民族必须强大才能继承地球的

    传承。美国不是一个榜样，而是～个强权，且有可能是最强大的。他

    希望在他领导下把国家带进国际社会，使美国能像英国掌握着19世纪

    一样塑造20世纪，借庞大无比的国力，循明智温和的方式，以稳定、和平与进步为己任。

    老罗斯福对美国外交政策思想中的许多主流信条感到不耐烦，他

    否定国际法的效力。国家若不能靠本身的力量保护自己，也不可能由

    国际社会加以护卫。他反对当时在国际上逐渐形成热门话题的裁军

    说：“迄今尚无可能建立足以有效制止不当行为的任何一种国际力

    量。在此种情形下，强大且自由的国家若不能凭实力保护自身的权

    利，甚至在特殊情况下为他国的权利挺身而出，则不但愚昧，而且还

    是罪恶。最助长不公平的莫过于自由而开明的民族故意造成自己无能

    为力，却坐视专制及野蛮者武装自己。”

    在谈到国际政治时，罗斯福的批评更为尖锐：“对于威尔逊及布

    赖恩( Wilson - Bryan)那样信任流于空谈的和约、不能实现的诺言、各种纸上谈兵的文件，却没有有效的武力作后盾，我感到十分厌恶。

    在外交政策上有腓特烈大帝( Frederick the Great)与俾斯麦的传

    统，比以布赖恩或威尔逊的态度作为国家永久的方针，对国家或世界

    都要好得太多。缺乏武力支持软弱无能的正义，百分之百与偏离正义

    的武力一样不道德，甚至更不可取。”

    在实力决定一切的世界里，老罗斯福相信“势力范围”这个观念

    便代表世事的自然法则。势力范围指个别强国得以在广大的区域内享

    有压倒性的影响力，如美国之于西半球，英国之于印度次大陆。1908

    年他默认了日本占领朝鲜之举，因为在他的观念里，认为双方关系必

    须由两国相对的实力来决定，而非取决于条约或国际法的规定：“朝

    鲜绝对是日本的。虽然条约明文规定朝鲜应保有独立，但她本身无力

    于执行此一条约，若以为有其他国家会为朝鲜完成其本身力有未逮的

    目标，是绝无此可能的。”

    由于老罗斯福持有此种欧式观点，难怪他对全球的权力均势眼光

    独到。这是其他美国总统所难以企及的，唯有尼克松( Richard Nix-

    on)总统接近他的水准。最初他认为欧洲均势的大局多少有其本身的规

    律，美国没有必要介入。不过他曾明白表示，如果这个判断错误，他

    会力促美国干预其事以恢复欧洲的平衡。老罗斯福渐渐认为德国对欧

    洲均势是个威胁，开始使美国的国家利益向英、法的国家利益倾斜。

    此举见于1906年的阿尔赫西拉斯会议( Algeciras Conference)，会议的主旨是解决摩洛哥的未来。德国为阻挠法国在摩洛哥的独霸地

    位，因此坚持“门户开放”，并主张美国也派一位代表与会，因为德

    国认为美国在当地有相当大的商业利益。结果美国派驻意大利大使出

    席，但此人的表现令德国人大失所望。老罗斯福为地缘政治的考虑放

    弃了商业利益，反正那些利益也不大。在摩洛哥危机最严重时，亨

    利。卡伯特·洛奇( Henry Cabot Lodge)给老罗斯福的信中写得很清

    楚。他说：“法国应该跟我们及英国在一起，加入我们的区域及组

    合。这不论在经济上、政治上均是最稳当的安排。”

    在欧洲，老罗斯福总统认为德国是威胁；在亚洲，他则担忧俄罗

    斯的野心，因此看好俄罗斯的主要对手日本。他表示：“世上没有其

    他国家比俄罗斯更掌握着未来的命运。”1904年日本在英日同盟的保

    护下向俄国发动攻击。老罗斯福虽宣布美国保持中立，却偏向日本，他认为俄罗斯若赢得胜利，将是“对文明的一大打击”。日本击溃俄

    国舰队时，他高兴地说：“我对日本的胜利极为兴奋，因为日本遵从

    我们的规则。”

    他希望俄国势力被削弱而非完全被排除于均势之外，因为根据均

    势外交的法则，俄国过于积弱只会使日本取而代之。他认为最符合美

    国利益的结果是，让俄国“与日本对抗，相互节制彼此的行动”。基于地缘政治的现实而非崇高的利他主义，老罗斯福总统邀请这两个交

    战国派代表，到他位于牡蛎湾( Oyster Bay)的宅邸谈和。最后的和约

    是在新罕布什尔州朴次茅斯( Portsmouth New Hampshire)完成的。此

    约使日本获得有限的胜利，维持了远东的均衡。这使他成为首位荣获

    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人。他是因依均势及势力范围等原则谋和成功而

    得奖。在经过后一任总统威尔逊执政以后，老罗斯福此种做法显得实

    在不像美国的作风。

    1914年德国入侵比利时和卢森堡，此举虽大为违反确立这两国中

    立的条约，但他最初是持相当中立的看法：“对于违反或不尊重这些

    条约，我不会偏袒任何一方。当大国做殊死战斗而四处转战之际，必

    会践踏到挡住宠大、紧张的交战国的去路者，除非这么做有危险。”

    欧战爆发数月后，他改变了原先对违反比利时中立问题的判断，但可想而知，令他担心的不是德国违法侵略，而是这么做会威胁到欧

    洲的均势：“各位相不相信，若德国战胜，击溃英国舰队，摧毁大英

    帝国，那一两年之内德国就会坚持要控制中南美洲？”他呼吁大规模

    重整军备，好让美国为协约国( Triple? Entente)作后盾。他认为德

    国有可能获胜，这对美国会构成威胁。同盟国( Central? Powers)若

    战胜，美国将失去英国皇家海军的保护，德国军国主义便得以长驱直

    入西半球。

    老罗斯福之所以认为由英国海军控制大西洋比德国独霸要安全，是基于文化相近及历史经验等无形的非权力政治因素考虑。英美之间

    的确有很强的文化关联，是美德关系所无法比拟的。更何况美国已习

    惯于由英国统治海洋，对此觉得很心安，也不再怀疑英国有在美洲扩

    张的企图，但美国对德国却不能放心。1914年10月3日，老罗斯福致函

    英国驻美大使表示(有意避而不谈他早先对德国不尊重比利时中立的判断)：如果是我当总统，我在7月30日或31日早已“对德”采取行

    动。

    一个月后他在致鲁雅-吉卜林( Rydyard Kipling)的信中承认，很

    难根据他的理念把美国的力量投入欧战之中。美国人不愿走如此严格

    遵守权力政治原则的路线：“倘若我坚守个人所有的信念，就不能领

    导我的同胞，因为他们不会追随我。我的同胞比较短视，而且不理解

    国际事务。贵国人民也是短视，但在这方面比美国人好一点。由于海

    洋的阻隔，我国人民相信他们对目前的战争不必恐惧，也没有任何责

    任。”

    如果说老罗斯福的理念代表美国外交政策思想的极致，则它可说

    是由欧洲传统政治原则配合美国本身情形演变而来。他应被视为这样

    一位总统：在位期间正值美国奠定了美洲的盟主地位后，开始让全世

    界意识到其实力之时。但美国外交政策思潮并未就此停止，也不可能

    如此。附和民众的经验而画地自限的领导人注定会停滞不前；超越民

    众经验的领导人又有不被谅解的风险。美国人的经验或价值观，均不

    足以让美国承担起老罗斯福赋予她的角色。

    这又是一个遭历史嘲弄的例子，美国后来是实现了老罗斯福期待

    她扮演的领导者角色，而且是在他有生之年，但却是根据他所嘲笑的

    原则，而且是在为他所看不起的总统领导之下达成的。威尔逊是美国

    独树一帜的传统代表人物，他开创了美国外交政策思想的主流学派，而这一派的主张在老罗斯福看来，最多只能说是无关紧要，弄得不好

    反而有害美国的长期利益。

    根据所有公认的外交原则来评断，这两位美国最伟大的总统当

    中，老罗斯福的主张要高明不少。然而占优势的却是威尔逊：在100年

    后老罗斯福总统的成就固然受到肯定，但左右美国思潮的仍是威尔

    逊。老罗斯福了解在当年主导世界局势的国家之间，国际政治是如何

    运作的；对国际体系运作最有见地的美国总统非他莫属。但威尔逊真

    正掌握住了美国外交动机的主要脉络，其中最根本的一点便是，美国

    完全不把自己当一般的国家看待。美国既缺乏欧式外交的理论基础，也欠缺实务经验。欧式外交旨在使变动不已的各国势力保持均衡，就

    为了这个目标必须在道德上采取中立，并根据权力的微妙变化不断进

    行调整。不论权力政治的理论及教训为何，美国人民始终不变的信念

    是，实践及发扬民主自由是美国与众不同的根源。

    只有以符合这种美国不同凡响的观念为号召，才能促使美国人采

    取伟大的行动。无论老罗斯福的主张在理智上如何吻合强国之间实际

    的外交往来，他的理念并未能说服美国人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反而

    是威尔逊用充满道德意味的言论感动了美国大众，虽然这在外国领袖

    看来相当令人费解。威尔逊开创了美国外交政策思想的主流学派威尔

    逊的成就令人惊诧。他排斥权力政治，却知道如何感动美国人。学者

    出身的威尔逊相当晚才进入政坛。他当选是拜共和党内老罗斯福与塔

    夫脱(Taft)分裂之赐。他领悟出美国孤立主义的习性，唯有诉诸对

    本身理想自命不凡的国民性才能克服。他先是以积极拥护中立证明他

    的政府有维持和平的决心，后来却一步步地把走孤立主义的国家带向

    战争。号召美国参战时他不提自私的国家利益，而是表明美国别无所

    求，只是为维护原则而战。

    1913年12月2日威尔逊首次发表国情咨文时，宣示了个人外交理念

    的要点，即后世所称的威尔逊主义。在他看来，国际秩序的基石在于

    国际法及国与国之间的信任，而不是均势或各国钩心斗角。他建议国

    会批准数个仲裁条约，理由是解决国际争端应仰赖具有约束力的仲裁

    而非武力：“判断美国与他国之间的纠纷只有一个可能的标准，而此标准涉及两项因素：即我们本身的荣誉及我们对世界和平的义务。在

    承诺新条约义务及解释既有条约义务时，均须通过如此组合的标准的

    考验。”

    老罗斯福最看不惯的便是没有实力或执行意愿为后盾的高调。他

    致友人的信中写道：“如果要我在铁血政策与弱势政策之间作抉择，我会选铁血政策，原因是，它不仅较有利于美国，最后也会较有利于

    全世界。”

    同样的，老罗斯福建议增加国防支出以因应欧洲的战事，威尔逊

    也不以为然。他1914年12月8日第二次发表国情咨文时，欧战已开战了

    四个月。他在咨文中反对加强军备，因为这会让人以为这场战争

    使“我们失去冷静”，但战争的“起因与我们无关，且其存在使我们

    有机会建立友谊且提供中立的服务”。

    他认为美国的影响力取决于她是否公正无私；美国必须站稳立

    场，日后才能挺身而出成为能取信于交战双方的仲裁者。老罗斯福曾

    认为，欧战(尤其如果德国获胜)最后势必威胁到美国。威尔逊却认

    为基本上美国与这场战争无关，因此应该扮演调停人的角色。由于美

    国所相信的价值高于权力均衡，因此欧战正是让国际事务转向更好的

    新方式的绝佳机会。

    老罗斯福觉得这种想法实在荒谬，并指责威尔逊是想利用孤立主

    义论调助其在1916年竞选连任。其实威尔逊政策的动机与孤立主义恰

    恰相反。他所宣示的不是美国要撤出世界舞台，而是美国的价值观放诸四海而皆准，同时时机一到美国矢志要将这些价值发扬光大。他把

    自杰斐逊以来所形成的美国传统思想加以阐述，但目的在宣扬拯救世

    界的意识形态：

    ——使美国特殊的使命高于外交常态并使它有义务担任人类自由

    的模范。

    ——民主国家的对外政策在道德上高人一等，因为其人民天生便

    爱好和平。

    ——对外政策应反映与个人道德相同的标准。

    ——国家无权主张不同的道德标准。

    威尔逊把这些美国道德高人一等的想法赋予了世界性涵义：“我

    们无惧于任何其他国家的力量。我们在商业领域或其他和平领域的成

    就上不会妒忌对手。我们矢志照自己的意愿走自己的路；但也尊重他

    国的生存权。我们确实是世上所有国家真正的盟友，因为我们不威胁

    任何一国，不垂涎任何一国的财产，也不打算推翻任何一国。”

    从未有其他国家是为了别国的利益而想领导世界。其他国家所在

    意的都是本国利益是否能与他国利益相配合。但自威尔逊以来到布什(

    George Bush)，美国历任总统均以美国的大公无私为美国领导世界的

    主要号召。包括威尔逊及他后世的徒子徒孙，一直到现在，谁也不愿

    意面对一个事实，即对道德意识没那么重的外国领袖而言，美国的利

    他主义精神令人感到有些难以捉摸，因为国家利益可以计算，但利他

    主义的内涵就全看执行者如何定义了。

    不过在威尔逊看来，美国社会的利他本质是上苍恩典的证明：仿

    佛是上帝的眷顾，有一片大陆被保留未开发，等待一群和平且爱好自

    由、人权高于一切的人们来此建立一个有福同享的国度。

    这种美国的目标乃上天授意的说法，导致美国扮演的全球角色远

    超出老罗斯福所能想象的范围。因为他想要的不过是改善均势，并依

    美国国力的增长决定投入均势的程度。在老罗斯福的构想里，美国只

    是众多国家中的一员，实力强过大多数国家，属于强国，但仍脱离不

    了均势的基本历史法则。

    威尔逊把美国推向完全偏离这种想法的层次。他鄙视均势，坚持

    美国的角色“不在于证明我们的自私，而在于证明我们的伟大”。果

    真如此则美国便不该独善其身。早在1915年，他即已提出史无前例的

    主张：美国的安全与全人类的安全密不可分。这意味着今后美国有责

    任对抗任何地区的侵略行为：“由于我们要求依据我们所信奉的权利

    和自由原则，不受干扰地发展和管理自己的生活，因此我们厌恶本身

    不屑于为的侵略行为，不论它来自何方。我们坚持保有安全以执行自

    己所选择的国家发展路线。还不止于此。我们也要求他人得享同样的

    待遇。我们对个人自由及国家自由发展的热衷，不限于与切身有关的事件及范围。只要有某个民族想要走独立及民权这条艰苦的道路，我

    们都会有相同的热忱。”

    如此把美国当成四处行善的世界警察，正是二次大战后形成的遏

    制政策的先声。老罗斯福总统再怎么样也想不到，会有如此一面倒的

    倡议全球干预的想法。但当年他是一位身经百战的政治家；而威尔逊

    是一位具宗教热忱的先知。政治家即使是沙场老将，所重视的是本身

    所生存的世界；但在先知的眼里，“现实”世界却是他们想要实现的

    境界。

    原本是为要美国严守中立而提出的主张，经威尔逊解释后却成为

    扮演全球十字军的理论基础。在威尔逊看来，美国自由与世界自由没

    有太大的差别。他把乔治·华盛顿对介入外国事务提出告诫的本意作

    了极不寻常的诠释，充分证明在崇尚吹毛求疵的学术殿堂中的时间没

    有白费。他赋予“外国”的新定义，华盛顿若地下有知必会大感诧

    异。据威尔逊主张，华盛顿的本意是指美国必须避免介入他人的“目

    的”( purposes)。但有关人道之事没有一件“对我们而言是外国事务

    或无关紧要的”。

    自开国元勋反对对外介入的训示中，推衍出全球干预的根据，把

    中立哲学引申为参与战争势不可免，这是多么的牵强附会!威尔逊不

    厌其烦地阐述他对美好世界的憧憬，借此把美国带向世界大战的边

    缘，他所唤起的理想主义及活力，似乎证明了美国蛰伏一个世纪正是

    为现在加入国际竞技场做准备，而美国的活力与天真是经验老到的盟

    国所没有的。欧洲外交在历史严酷的考验中变得冷酷、谦卑；欧洲政

    治领袖是透过美梦破碎、希望落空、理想因人类难以洞悉未来而失败

    这一面历史镜子来看事情。美国不知道有这种限制，因此即使不是大

    胆地宣称历史已到尽头，也必然会高唱历史无用论，同时把素来被视为美国独有的价值观转换成对全人类一体适用的普遍原则。于是威尔

    逊得以克服安全与孤立这两种思想之间的紧张对立，至少是暂时的。

    唯有为全世界人民而不仅只为自己，并且是以全人类自由的斗士角色

    自居，美国才有理由走入第一次世界大战。

    德国击沉鲁西坦尼亚号( the Lusitania)，尤其是恢复无限制潜

    艇政策，成为美国对德宣战的近因。但威尔逊不是针对某些恶行而参

    战。此事无涉国家利益，也与破坏比利时中立或均势外交无关。参战

    是基于道德的理由，这场战争的主要目标是建立更公正的国际新秩

    序。威尔逊在要求宣战的演说中说：“这是一件可怕之事，将这个爱

    好和平的伟大民族带人战争，带入最恐怖最惨痛的战事中，而文明本

    身似乎正处于平衡状态。但权利比和平重要，我们应为自己素来最关

    切之事，为民主，为受制于权威者对政府的发言权，为小国的自由及

    权利，为全体自由民族结合在一起而战，以致所有国家均可享有和平

    安全，终至为世界自由而战。”

    因这些原则而战便不可能妥协。追求全面胜利是唯一能成立的目

    标。老罗斯福几乎必然会从政治及战略的角度来宣示美国参战的目

    标；威尔逊却标榜美国的公正无私，把参战目标完全诉诸道德。对威

    尔逊来说，战争不是无节制地追求国家利益引发冲突所导致的结果，而是德国无缘无故地打击国际秩序。更确切地说，就是真正的罪人不

    是德国而是德皇。威尔逊呼吁宣战时强调：“我们与德国人民没有争

    执。我们对他们唯有同情及友情。他们的政府投入这场战争不是出于

    民间的冲动，也未事先让人民知情或征询其同意。这场战争的决定权

    与过去统治者从不听取人民意见，且战端总是为王朝的利益而启，那

    令人难过的时代没有两样。”

    虽然德皇威廉二世( WilliamⅡ)在欧洲早已被视为难以驾驭，但

    从未有欧洲领袖赞成罢黜他。没有人认为欧洲和平的关键在于推翻他

    或他的王朝。可是一旦涉及德国内部的结构问题，战争便无法借平衡

    相冲突的利益而得以妥协收场，一如十年前老罗斯福在日俄之间所达

    成的。1917年1月22日尚未参战前，威尔逊宣称美国的目标是“不求胜

    利只求和平”，然而实际走上战场后，威尔逊所提出的却是唯有全面

    胜利才能获得和平。

    他这些宣布不久即成为大众公认的真理。即使经验老到如赫伯特

    ·胡佛( Herbert Hoover)等人也开始指责德国的统治阶级心怀恶念，对“其他民族的命脉”虎视眈眈。当时的气氛康乃尔大学( Cor-nell

    University)校长雅各布·舒曼(Jacob Schurman)表达得颇传神，他

    认为这场战争是“天堂之国”与“恐怖武力的地狱之国”之间的斗

    争。

    然而仅为了推翻一个王朝，不足以产生威尔逊言论中所隐含的全

    部含意。他把他的道德理念推向全世界。不仅德国，必须使所有其他

    国家均不得危害民主，因为和平需要“民主国家的合作”。威尔逊在

    另一次演说中更进一步表示，除非美国在全球传播自由，否则美国的

    实力便会萎缩：

    “我们缔造这个国家是为使世人获得自由，这个观念与目的并不

    限于美国，现在我们便是要解放世人。如果不这么做，美国将失去声

    誉，实力也会消散。”

    威尔逊对参战目标说明得最详细的当属十四点原则，这留待第九

    章讨论。他的历史成就在于他认识到，若在道德信仰上无法令美国人

    信服，他们便无法长久支持重大的国际介入行动。

    他的失败则在于把历史的悲剧看作反常现象，或归咎于个别领袖

    人物的短视或罪恶，以及除民意力量或民主体制普及全世界以外，他

    否认还有其他客观的和平基础。在追求和平的过程中，他要求欧洲国

    家在思想上或历史上均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在它们刚打完仗已国疲民

    穷之际，从事他所理想的事。

    300年来，欧洲各国始终是以寻求国家利益的均衡来维持世界秩

    序，其外交政策以追求安全为目标，任何额外的好处则视为意外之

    财。威尔逊却要这些国家以道德原则为外交政策的基础，而安全最多

    只当做附带的结果。但欧洲对这种无所求的政策缺乏思想架构，更何

    况刚结束一个世纪孤立主义的美国，是否能持续如威尔逊的理论所主

    张的永久介入国际事务，尚有待观察。

    威尔逊的出现是美国历史上一个转折点，是罕见的领导人彻底改

    变本国历史方向的一个例子。若老罗斯福或他的理念得以持续到1912

    年，则参战目标的问题当是考虑美国国家利益的本质。他会把美国参

    战的理由放在，除非美国加入协约国，否则同盟国会得胜，并迟早会

    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事实上他也曾如此主张。

    若如此看待美国的国家利益，久而久之美国必会采取类似于英国

    对欧陆政策的全球政策。三个世纪来，英国领袖的基本假设是，欧洲的资源若为独大的强权所掌握，则此强权便有能力挑战英国在海上的

    霸主地位，因而可威胁到英国的独立。自地缘政治的观点来看，美国

    也是欧亚大陆海岸外的一座孤岛，基于同样的理由也应觉得有必要反

    抗由单一强国主宰欧洲或亚洲，甚至由于“同一”强权控制“两

    大”洲。基于这些推理，美国参战的主要缘由应该是压制德国的地缘

    政治势力范围，而非德国在道德上的出轨。

    不过此种旧世界式的论调与被威尔逊激起的美国大众情绪相抵

    触，且至今仍是如此。即使老罗斯福也难以驾驭他所拥护的权力政

    治，虽然他至死都相信自己办得到。无论如何，他已不再是总统，而

    威尔逊甚至在美国参战之前即已明确表示，反对依据国际政治的既定

    原则来建构战后世界秩序。

    威尔逊认为战争的原因不止于德国领导阶级的恶行，欧洲的均势

    体系也是罪魁祸首。1917年1月22日他抨击战前的国际秩序为一“有组

    织的敌对”体系：

    “未来一切的世界和平及政策均取决于这个问题：目前的战争是

    为正义且安全的和平而战，抑或仅是为新的均势而战？世界必须是权

    力的共同体，而非权力的均衡；它必须是有组织的共同和平，而非有

    组织的敌对。”

    他所谓的“权力共同体”是个全新的观念——虽然英国的威廉·

    格莱斯顿( William Gladstone)在1880年即已提出类似但未受重视的

    说法——后世称之为“集体安全”。

    威尔逊深信世界各国对和平均享有同样的利益，因此会联合起来

    惩罚破坏和平者，于是他提议由爱好和平者的道德共识来保卫国际秩

    序：这个时代是拒绝一度支配各国意图的唯本国利益是问的标准，而

    要求各国接纳新秩序的时代，我们唯一要问的是：? “事情对不

    对？”“公不公平？”“合不合全人类的利益？”为使这个共识制度

    化，威尔逊倡议设立国际联盟，一个美国主导的机构。在此一世界组

    织的监督之下，权力将臣服于道德之下，武力将受民意指挥。他不断

    强调，如果大众能获知正确的信息，战争根本不会发生，他显然忽略

    了战事初起时在各国首都，包括民主的英法两国，所表现出的欢欣鼓

    舞与激昂慷慨。威尔逊认为，若要这个新理论发挥效用，国际政治至

    少须作两项改变：一是将民主政府向全世界普及，二是根据“与我们

    对个人所要求的同样高的荣誉标准”，努力经营“新的更健全的外

    交”。

    1918年威尔逊提到一个前所未闻的和平要件，也是一个野心奇大

    的目标，即“摧毁任何地方的每一个可能个别、秘密及独断独行地扰

    乱世界和平的专制强权；如果目前无法加以摧毁，至少也要将它压制

    到近乎无能为力的地步。”在此种态度之下如此建构的国际联盟不必

    诉诸战争便可解决危机。威尔逊在1919年2月14日的巴黎和会上说：整

    个条约(《国际联盟盟约》)主要依恃的是一股伟大的力量，即全世

    界舆论的道德力量——众目睽睽所产生的清除、澄清及强制等影响

    力……好让见不得阳光的事物，可经由世人普遍加以谴责的万丈光芒

    予以适当的摧毁。

    维护和平将有赖于举世的共识并以具有警察功能的机制为后盾，而不再来自传统式强国弱国的实力计算。由民主程度高的国家集体担

    任“和平的信托人”，取代老式的均势及同盟体系。

    过去从未有国家表现过如此崇高的情操，更勿论付诸实践了。但

    在美国理想主义的熏陶之下，这种情操变成为国家外交政策的一贯思

    想。自威尔逊以后每位美国总统均提出过大同小异的主张，但都不脱

    离威尔逊的主题。美国国内的议论主要是针对未能实现威尔逊的理想

    而发(不久他的理想已深入人心以致大家不再指明这是威尔逊的主

    张)，反而不是辩论这些理想是否确实能对动荡的世局偶尔会出现的

    残酷的挑战，提供适当的指引。近百年来批评者对威尔逊的分析及结

    论大肆抨击，然而此期间他的原则始终是美国外交政策思想的基石。

    不过他将权力与原则如此混为一谈，也导致这几十年来设法使原

    则与现实需要取得妥协时，美国良心所面临的挣扎。集体安全的基本

    前提是，每个国家对任何的安全威胁均有一致的看法，“而且”愿意

    冒同样的风险共同抵御此一威胁。类似的情况当时不仅不曾实际发生

    过，而且注定在国际联盟或联合国的整个历史当中也不会发生。唯有

    威胁的确大到令人难以承受的地步，也真正会影响到全体或大多数的

    社会时，才有可能出现此种共识，例如两次世界大战及区域性的冷

    战。但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以及几乎所有棘手的情况中，各国对威

    胁的性质或面对威胁愿作何种牺牲，往往各持己见。这早在1935年意

    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Abyssinia，即今天的埃塞俄比亚)，直至1992

    年的波斯尼亚危机，一直都是如此。至于要达成正面的目标或纠正被

    认为不公平的事件，想取得全球共识更是难上加难。具有讽刺意味的

    是，在后冷战的世界里，没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或军事威胁，对民主言

    惠而实不至的程度也超出以往任何时期，但达成共识的困难度不减反

    增。

    威尔逊主义还凸显了美国国际事务思想中另一个隐而未现的分

    歧。美国是否有一种不论遭到何种方式的挑战均必须加以维护的国家利益？还是美国只应对抗(公道地说是一种)非法手段的挑战？美国

    在乎的是改变国际情势的事实抑或方法？美国是否一概排斥地缘政治

    的原则？还是需要透过美国的价值观重新诠释这些原则？倘若这些原

    则相互抵触，又应当如何取舍？

    威尔逊主义的含义是，美国尤其应该反抗非法的改变方法，若是

    受到显然合法的方法所威胁，则美国没有值得维护的战略利益。直至

    海湾战争，布什总统仍坚持他是为反侵略而出兵，维护石油供给还在

    其次。冷战期间美国国内的一些辩论，便是有关美国有没有组织对抗

    莫斯科威胁的反抗力量的道德权利。

    老罗斯福对以上这些问题的答案会非常肯定。主张国家对所有威

    胁一视同仁或打算以同一种方式回应一切的威胁，等于否定了他全部

    的理念。他也难以想象会有受害者与侵略者可以共同加入且处之泰然

    的世界组织。1918年11月他写过一封信称：“我赞同这样一个联盟，只要我们的期望不要太高。我不愿扮演连伊索寓言都视为笑柄的角

    色，在这则寓言中羊与狼同意解除戒备，而羊群为表现诚意，请牧羊

    犬离去，结果它们却成了狼群的晚餐。”

    到12月他又致函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诺克斯( Knox)称：“国际联

    盟作用有限，但它越是自大，越是好高骛远，真正能成就的就越少。

    谈到它不免引起有趣但残酷的联想，令人想起一百年前以维持永久和

    平为宗旨的神圣同盟。沙皇亚历山大( Czar Alexander)便相当于在

    100年前推动和平的威尔逊总统。”

    以老罗斯福的估计，只有神秘主义者、梦想家及知识分子会认为

    和平是人类自然的状况，而且可以由无私的共识来维持。他本人则以

    为，和平天生便很脆弱，唯有永远的保持警戒，以强者的武力及透过

    有志一同者的结盟，始能加以维护。

    但他不是晚生了100年，就是早生了一个世纪。他对待国际事务的

    做法在1919年随着他一起辞世；从此之后没有重要的美国外交政策思

    想学派曾提起过他。相反的是，虽然尼克松的外交政策实际上容纳了

    许多老罗斯福的观念，他却主要以威尔逊的国际思想传人自居，还在

    白宫会议室中悬挂着一幅战时的威尔逊像，这真正证明了威尔逊在外

    交思想上大获全胜。

    国际联盟未能在美国立足，因为美国尚未准备好承担如此全球化

    的角色。无论如何，威尔逊在思想上的胜利比任何其他的政治成就更

    根深蒂固。因为每当美国面临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任务之际，她总是殊

    途同归地回到威尔逊的观念上。二次大战结束时，美国协助成立与国

    际联盟原则相同的联合国，希望能在战胜国的协议之下找到和平。当

    这个期望落空后，美国开启冷战战端，但不是诉诸两大超强国家之间

    的冲突，而是以民主的道德圣战为号召。

    共产主义阵营剧变以后，威尔逊有关和平之道在于集体安全和民

    主体制普及全世界的构想，又同时为美国两大政党的政府所容纳。美

    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主要梦想具体表现在威尔逊思想中：美国的意识形

    态从某个角度而言，一直相当具有革命性，虽然在内政上美国人也一

    直自认为满足于现状。美国人倾向于把外交问题看成是善与恶之间的

    交战，因此通常对妥协或是对局部或无结论的结果不是很能接受。但

    美国又避免让地缘政治产生大规模的改变，常使人觉得美国是想维护

    领土现状，有时更是政治现状。美国相信法治，却发现其本身对和平演变的信念，与历史上几乎所有重大改变均涉及暴力和动乱这个历史

    事实之间，很难找到和谐。

    美国发现必须在先天条件不及美国优厚的世界中，与生存空间狭

    隘、目标有限且极缺乏自信的国家合作，以实现美国的理想。然而美

    国始终锲而不舍。战后的世界多半为美国所创造，以致美国终于扮演

    起威尔逊当年所设想的角色，做举世的模范供人效法，做举世的希望

    供世人去追求。

    第三章 由大一统到势均力敌：黎塞留、威廉一世与皮特

    ·?? 欧洲均势体系现今史家所称的欧洲均势体系( balance of

    power system)出现于17世纪，当中世纪欧洲对大一统的期望终于落空

    之后。此种世界秩序归于一统的观念是古罗马帝国及罗马教会传统的

    混合体，把世界看作是天国的写照。正如天国是由唯一的上帝统治，人世也应由一位皇帝统治，罗马教会也应由一位教皇领导。

    基于此种精神，德国及意大利北部的封建诸侯全笼罩于神圣罗马

    帝国皇帝的统治之下。及至17世纪，神圣罗马帝国颇具掌控欧洲的实

    力。相对而言边界距莱茵河以西仍有相当距离的法国，或是英格兰，只是边陲国家。假如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对理论上归其治理的领土确能

    实行中央控制，则西欧各国与它的关系或许将类似中国与其藩属，法

    国就相当于越南或韩国，英格兰相当于日本。

    然而中古时期，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大多从未能达到此种程度的中

    央控制。原因之一是交通及通讯系统不发达，很难将如此辽阔的领土

    结为一体。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他实行政教分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不像埃及法老或俄国沙皇一样，被视为具有神性。西欧以外的任何地

    区，甚至东正教所辖的区域，均是政教合一，主要教会职位的任命均

    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教会方面既无力量亦无权威取得罗马教会所要

    求的自治地位。

    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西欧时而爆发的潜在的或真实的冲

    突，是后世宪政及分权思想即现代民主基础得以形成的背景。它使各

    个封建诸侯得以利用冲突的双方强化本身的自主权。由此导致欧洲的

    分裂，各公国、自治郡、自治省、自治教区各自为政。虽然理论上封

    建诸侯均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宣誓效忠，实际上却是各行其是。有不

    同的王朝自封为皇帝，中央的权威几乎不存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尽

    管仍主张普遍的统治权，却无任何实现的可能性。在欧洲边缘的法

    国、英格兰及西班牙，虽仍属于罗马教会，却不承认神圣罗马帝国的

    权威。

    直至15世纪哈布斯堡( Habsburg)王朝几近永久地保有皇位，又通

    过审慎的联姻取得西班牙的王位及庞大资源，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才有

    可能将大一统的理想落实为实际的政治体系。16世纪前半叶，神圣罗

    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将帝国的权威恢复到有希望建立欧洲中央帝国

    的程度，其版图囊括今日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北部、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匈牙利、法国东部及荷兰。如此强势的组合则根本不会有

    类似欧洲均势的局面出现。

    但就在此时，教皇权威因宗教改革影响而式微，却又使得建立欧

    洲统一帝国的希望破灭。教皇威权强大时，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有如

    芒刺在背，是强劲的敌手。及至16世纪教皇权衰，对欧洲帝国同样不

    利。皇帝们不仅自己这么想，也想要别人把他视为上帝的代理人。但

    在16世纪新教徒地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不被看做上帝的代言人，反

    被视为与式微教皇结合的维也纳军阀。宗教改革使不受节制的诸侯在

    宗教及政治两方面均享有新的行动自由。他们脱离罗马教会即脱离了

    宗教上的大一统世界；他们与哈布斯堡的皇帝抗争则显示这些诸侯不

    再认为有向皇帝尽忠的宗教义务。

    统一的观念衰微，在欧洲逐渐形成的民族国家需要某种原则作为

    她们反正统的理论基础，并规范彼此的关系。结果她们在国家至上(

    raison d'tat)及权力均衡这两个观念上找到依据。这两者相辅相成。

    国家至上论主张，为促进国家福祉，用任何手段均是合法的；国家利

    益取代了中世纪的世界道德观，均势则取代对大一统王国的向往，并

    假定一国在追求本身的私利之际，无形中对其余各国的安全与进步也

    会有所贡献。

    最早提出相关理论而且学说最完整的是法国。她也是欧洲最早的

    民族国家之一。神圣罗马帝国复兴，法国将是最大的受害者，因为，套句现代说法，法国很可能被“芬兰化”。当宗教约束力减弱，法国

    便开始利用宗教改革所造成的其邻国之间的对立。法国历任君主均认

    识到，神圣罗马帝国一步步地衰弱(甚至于解体)可加强法国的安

    全，而且运气好的话，还能让法国向东扩展。黎塞留：现代国家制度

    之父法国这项政策的主导人物出乎常情，是一位高阶教士，阿尔芒·

    让·普列西( Armand Jean du Plessis)，即黎塞留枢机主教

    (Cardinalde Richelieu)，1624—1642年任法国首相。据说当教皇乌

    尔班听到他的死讯时曾说：“如果有上帝，黎塞留枢机主教就有得辩

    白了。如果没有上帝，那他的一生也够辉煌的。”身为政治家的黎塞

    留必然乐于听到这贬中带褒的评语。他由于忽视(其实是超越)当时

    的基本信仰，而建立了伟大的功绩。

    少有政治家能像他一样对历史造成如此大的影响。黎塞留是现代

    国家制度之父。他提倡国家至上的观念，并为了法国的利益义无反顾

    地付诸实施。在他的倡导之下，这个观念取代中世纪的世界道德观成

    为法国国家政策的指导原则。他的初衷是着眼于防止哈布斯堡王朝独

    霸欧洲，留给后世的却是一段传奇，引起后两世纪继他而起的君主企

    图建立法国在欧洲霸权的野心。这些企图一一失败后，均势逐渐成

    形，最初是事实如此，后来则成为构建国际关系的一种理论体系。

    黎塞留1624年上任时，正值哈布斯堡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二

    世试图恢复罗马教会的一统，摈除新教，建立帝国对中欧各诸侯的主

    控地位。这个过程，这股反宗教改革的逆流，导致后世所谓的三十年

    战争。它在1618年爆发，并演变成人类史上最惨烈的战事之一。

    1618年时，多属神圣罗马帝国版图的中欧德语区，分为两大武装

    阵营，新教徒与天主教徒。战争的导火线于当年在布拉格点燃，随即

    全德均陷入战火之中。随着德国的人力物力日渐消耗，各诸侯国极易

    成为外来入侵者进攻的目标。不久丹麦和瑞典的军队一步步攻人中

    欧，最后法军也加入战争行列。到1648年战争结束时，中欧已残破不

    堪，德国也失去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在这场悲惨的战事进行期间，黎

    塞留主教将国家至上的原则应用于法国的外交政策，之后的一个世纪

    内它也为其他欧洲国家所沿用。

    黎塞留在教会内位高权重，理应支持斐迪南致力于恢复天主教为

    正统的做法。但他把法国的国家利益看得比任何宗教目标更重要。他

    枢机主教的身份，使他将哈布斯堡王朝重建天主教权威的企图，视为

    地缘政治上对法国安全的威胁。对他而言，这不是宗教行动而是奥地

    利的政治运作，目的在于称霸中欧，从而将法国降至二流国家的地

    位。

    黎塞留的忧虑并非无中生有。大致浏览欧洲的地图即可看出，法

    国的四周均被哈布斯堡的领土所包围：南边是西班牙；西南边是意大

    利 北 部 城 邦 ， 多 为 西班 牙 所 控 制 ； 东 边 是 法 朗 奇 康 德区 (

    FrancheComte，今日里昂Lyon及萨瓦Savoy以北地带)，也在西班牙控制之下；北边则是西属荷兰。少数不为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所控制的

    边疆，也受制于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洛林公国( Duchy of

    Lorraine)仍对奥地利的神圣罗马皇帝表示效忠，今日阿尔萨斯(

    Alsace)境内的莱茵河沿岸各战略要地也同样效忠。一旦北德也落人哈

    布斯堡手中，则法国相对于神圣罗马帝国将处于危险的劣势。

    西班牙与奥地利虽都信奉天主教，却无法令黎塞留放心。反而，他一心想要防止的正是反宗教改革势力的胜利。为追求现代人所谓的

    国家安全利益，即在当时，也是首度被称为国家至上的政策，他打算

    站在新教各诸侯这一边，并利用教会世界内部的分裂。

    倘若哈布斯堡的皇帝们遵循同样的游戏规则，或了解正在形成中

    的国家至上的大势，他们必然看得出本身拥有多好的条件，足以达成

    黎塞留所最担忧的奥地利凌驾各国之上，神圣罗马帝国成为欧陆主宰

    的局面。然而数百年来，哈布斯堡王朝的敌国却因其无法因应战术上

    的需要或昧于未来大势而受惠。哈布斯堡诸皇帝太讲原则，除非被击

    败，否则决不肯妥协。因此，自法奥长期政治对抗的一开始，他们对

    毫不留情的黎塞留的种种图谋，就处于挨打的局面。

    斐迪南二世，黎塞留的对手，几乎肯定是从未听说过国家至上的

    观念，即使他曾有耳闻，必然也会斥之为大不敬，因为他以在世间实

    现上帝的意旨为己任，也一直强调他神圣罗马皇帝头衔中的“神

    圣”两字。他决不会承认圣洁的目标可以非道德的手段达成。他决不

    会想到要与信新教的瑞典人或信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订立条约，而黎

    塞留却视此为理所当然。斐迪南的策士，耶稣会( Jesuit)的拉莫麦尼

    ( Lamormaini)，由此写下这位帝王对未来的展望：

    “此等错误且败坏之政策，固风行一时，吾皇，以吾皇之睿智，自始便大加挞伐。吾皇以行此政策者无法与言也，因其多行不义，且

    误用上帝及宗教。图以上帝视为不义之手段增强一国之地位，实乃谬

    误之极。”

    死守如此一成不变的教条，这种君王其谈判立场毫无妥协余地，更勿论讨价还价了。1596年尚是大公的斐迪南就宣称：“在宗教上，吾宁死，亦不愿与脱离教会的教派妥协半步。”虽对他的帝国造成伤

    害，斐迪南却始终信守这个诺言。因为与帝国的福祉相比，他更在乎

    遵从上帝的旨意，他自认身负打倒新教的重责大任，即使做某种妥协

    显然更符合他的最佳利益。用现代的说法，他是个狂热分子。他的另

    一位策士奇欧皮厄斯(Caspar Scioppius)的话，颇能突显斐迪南的

    信仰：“对上帝格杀异端者之请仿若不闻之君，灾难已不远矣。汝不

    应为己启战端，仅可为上帝而战。”在斐迪南心目中，国家是为替宗

    教服务而存在，而非宗教为国家而生：“论国事，其对我等之神圣事

    奉重要之极，吾人不得时时以俗务为念，而须以上帝为仰望，唯以此

    为信仰之所在。”

    黎塞留把斐迪南的宗教观当做战略性的挑战。私底下虽信仰虔

    诚，黎塞留却完全以俗世的观点来看他身为首相的职责。救赎或属他

    个人追求的目标，但对政治家黎塞留而言，那无关紧要。他曾

    说：“人可不朽，救赎可待来日。国家不得永生，救赎唯有现下，否

    则万劫不复。”换言之，不论在什么世界里，国家行王道并无荣耀可

    言，唯有实力强大足以采行必要的措施，才值得称道。

    1629年对斐迪南主动送上门来的大好机会，黎塞留绝不可能轻易

    放过。当时三十年战争已进入第十一年。新教各诸侯已准备接受哈布

    斯堡的政治领导地位，只要他们仍能享有宗教自由，并保有在宗教改

    革时期自教会手中夺走的土地。但斐迪南不愿因政治上的需要而牺牲

    其宗教上的天职。他拒绝原可获重大胜利及保障帝国存续的机会，一

    心想革除新教异端，于是发布返还敕令( Edict of Restitution)，要

    求新教各君主归还自1555年起夺自教会的所有土地。宗教狂热战胜了

    务实权宜，这是信仰凌驾自我政治利益考虑的典型例证。而战争也势

    必打到最后一兵一卒。

    既然如此，黎塞留便决心让战事拖延下去，直到中欧民穷财尽。

    他也把在内政上可能有的宗教顾忌摆在一旁。1629年黎塞留下令给予

    法国新教徒信仰自由( the Grace of Alais)。这正是斐迪南不惜一战

    想要阻止德国诸侯享有的自由。在使法国免于发生造成中欧分崩离析

    的内部动乱后，黎塞留开始着手利用斐迪南的宗教热情，来达到法国

    的国家目标。

    斐迪南未能认识到其国家利益，事实上他根本否定此种观念的正

    确性，反使法国首相有机会支持并资助德国新教诸侯国对抗神圣罗马

    皇帝。护卫新教诸侯的自由，反抗神圣罗马皇帝的中央集权目标，这

    不像是法国高位教士黎塞留及信仰天主教的法王路易十三的作为。天

    主教会的重臣居然资助信奉新教的瑞典国王阿道弗斯( Gustavus

    Adol-phus)，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宣战，其革命性的意义影响之深

    远，不亚于150年后风起云涌的法国大革命。

    在宗教热情及思想狂热仍重于一切的时代，不涉及道德使命、冷

    静沉着的外交政策有如鹤立鸡群般地突出。黎塞留的目标在终止他所

    认为的法国身陷重围的险境，耗尽哈布斯堡王朝的实力，防止在法国边境出现强大的势力，尤其是邻接德国的边界。他结盟与否唯一的标

    准便是符不符合法国的利益。据此原则，他先是与新教国家同盟，后

    来甚至与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 Ottoman Empire)联盟。为消耗交战

    国的力量，拖延战争，他不惜援助敌人的敌人，贿赂、挑起叛乱，并

    搬出许多有关王朝及法理的论调。他的策略极为成功，以致1618年开

    启的战端，年复一年地打下去，直到史学家除了以其历经的时间——

    三十年战争外，找不出更贴切的命名。

    德国战得焦土遍野时，法国作壁上观，到1635年，双方民穷财

    尽，似乎有停止敌对愿意妥协谋和的迹象时，黎塞留却不希望在法王

    的势力足以与哈布斯堡皇帝相抗衡，最好是更强大之前，中欧出现妥

    协。有鉴于此，黎塞留在战争的第十七年时，说服其君王，法国有必

    要加入战争并站在新教这一边，而最好不过的理由便是，此乃扩张法

    国日渐增强的势力的大好机会：

    “若谓袖手旁观，不动干戈，以盟邦之力阻挡反我势力达十年之

    久，乃展现出奇之审慎，待盟邦无我难以为继时公然参战，则展现勇

    气与大智慧；此显示我等于维护吾国和平之上，乃师法经济大师，善

    聚财亦善用财。”

    国家至上政策的制胜关键在于，是否能正确评估权力关系。普遍

    的道德价值有其本身的定义，不需经常加以诠释；事实上是不应有所

    调整的。但要判断力量的限度，便需要有相当的经验与独到的见地，并应不断随环境变迁加以调整。当然在理论上，权力均衡应是可以实

    际加以估算的；但实际上，要真正算出权力的平衡点何在却极端困

    难。更复杂的是如何调和本国与他国之间不同的估算结果，而这却是

    均势是否可行的先决条件。对于均衡的本质，通常要经过长期的冲突

    始能取得共识。

    黎塞留对赢得此一挑战的能力满怀自信，他深信在根据目标决定

    手段时，可达到近乎数学般的准确度。在其著作《政治证言》

    (Politi-cal Testament)中，他写道：“依逻辑推理，欲支持之对象

    及支持其之力量应呈几何比例。”命运使他成为枢机主教，个人信念

    却使他更像知识分子，与主张人类行为可用科学加以解释的理性主义

    者笛卡儿( Descarted)及斯宾诺莎(Spinoza)等人为同道；因缘际会使

    他得以将国际秩序转变得对法国极其有利。总算有一位政治家，对自

    身有正确的评估。黎塞留对其目标认识得十分透彻，但倘若他没有能

    力做到以战术配合战略，则他个人及他的主张便难以历久不衰。

    如此反传统、如此冷静镇定的政策，不可能不受到各方的攻击指

    责。不论均势原则到后世变得多么不可一世，在当时以道德律为基础

    的天下一家传统之下，它曾是众矢之的。著名学者让森厄斯(

    Jansenius)这一段对不顾一切道德原则的政策大肆抨击之辞，便颇具

    代表性：

    “彼等相信世俗可毁之国可超越宗教与教会乎？笃信基督之君王

    岂应以在其领导统辖疆域内，彼无彰显暨保护其主耶稣基督之天职？

    彼岂敢直言上帝：汝之权力荣耀及喻众虔信于汝之宗教，宁可牺牲放

    逐，但求吾国昌盛安泰？”

    而这正是黎塞留对当时的法国人，即可想而知他对他的上帝所传

    达之信息。此种革命性的做法，被反对者视为极不道德又危言耸听，必会自曝其短，却最能充分反映出他的思想。身为法王的首相，他把

    宗教与道德均置于个人最高原则“国家至上”之下。

    为他辩护者深得他本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真传，以反对

    者的批评为武器。他们主张，追求国家利益才是最高的道德标准，违

    反伦理道德的不是黎塞留，而是反对他的人。

    几乎可确定是在他的授意之下，提出正式反驳的是一位与政府关

    系密切的学者普瑞萨克( Daniel de Priezac)。对于指责黎塞留采取

    助长异端蔓延的政策是犯下道德罪行的说法，他以典型的马基雅维里

    式论点加以反驳。他反指灵魂有缺失的是反对黎塞留的人。因为法国

    是欧洲最纯正最虔诚的天主教国家，黎塞留谋求法国的利益，就等于

    谋求天主教的利益。

    普瑞萨克并未说明，他如何得出法国曾被赋予如此神圣的使命的

    结论。不过基于使法国强大符合天主教教会利益的前提，黎塞留的政

    策是极为道德的做法。更由于哈布斯堡的包围对法国安全构成极大的

    威胁，势须加以突破，这使法王为达到最终是合乎道德标准的目标，采取任何手段均不为过。他说：

    “为求和平而以战争为手段，其后果即使违反个人初衷，亦非出

    于故意，而是迫于最严苛最残酷之现实需要。开启战端之意图若为正

    当，便可谓正义之战。因此最主要的考虑因素乃意图而非手段。为除

    恶以致有时令无辜者流血，此非战之罪。”

    简而言之，就是目的正确，任何手段均无可厚非。

    另外一位抨击黎塞留的是墨格斯( Mathieu de Morgues)。他指黎

    塞留操纵宗教，“一如汝之先辈马基雅维里所揭示的古罗马人之所

    为，塑造之，解释之，运用之，唯其有助于个人目标之建成是问。”

    墨格斯的批评与让森厄斯的主张同样义正词严，但亦同样不具说

    服力。黎塞留的确是他所指的操纵者，其利用宗教的做法也被墨格斯

    所说中。可以设想他必然会回以：他仅是就世界的真实情况就事论

    事，近乎马基雅维里的观点。他应该也与马基雅维里一样，宁可这世

    界的道德意识更强烈，但他相信历史将依据他如何善用既有的环境及

    条件的成果，来评断他的是非功过。的确，倘若政治家的政绩是以其

    是否达成自订的目标为准绳，则黎塞留必属近代史上开创划时代新局

    的大人物之一。因为他留给后世面目一新的世界，并奠定法国后300年

    的政策。

    遵循这个政策，法国成为欧洲最强的国家，大大拓展了其版图。

    30年战争结束后，1648年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的100年间，国家至上原则逐渐成为欧洲外交的指导方针。不论后世政治家对黎塞

    留有多么景仰，或是他的对手斐迪南二世如何被世人所淡忘，他都会

    无动于衷，因为黎塞留不存有任何幻想，即使对自己也不例外。在其

    著作《政治证言》( Political Testament)中有一段：“就国事而

    言，有权力者便有权利，弱者仅能尽力顺应强者的意见。”这个准则

    在向外拓张的世纪被奉行不渝。

    黎塞留对中欧历史的影响，与他为法国所立下的建树正好相反。

    他对中欧的统一深具戒心，处心积虑地防止其发生。极尽一切可

    能，他使德国的统一延后约200年。30年战争的初期可视为哈布斯堡王

    朝企图成为领导德国统一的主导者，正如英国在诺曼人( Norman)的王

    朝主导之下建立民族国家，几世纪后法国也在卡贝王朝(the Cape-

    tians)统治期间的变化一样。黎塞留阻挠哈布斯堡成功，使神圣罗马

    帝国分裂为300余个政治实体，个个都是外交政策自主。德国未能成为

    一个单一国家，内部时有小规模的纷争，便无暇顾及向外发展。因此

    德国未能发展出全国性政治文化，地方各自为政，直至19世纪末始由

    俾斯麦完成统一大业。当时德国成为欧洲大多数战争的战场，其中有

    不少是法国发动的，所以它并未赶上欧洲第一波海外殖民热。到德国

    终于统一后，由于对界定国家利益缺乏经验，以致制造了不少本世纪

    最惨痛的悲剧。

    但上苍常让我们尝到过犹不及的苦果。黎塞留看出，反宗教改革

    运动若成功，必会使法国沦为权力更加集中的神圣罗马帝国的附庸，可谓真知灼见，尤其如果明白民族国家乃大势所趋，定会有这种看

    法，他本人必也作如是观。但威尔逊的理想主义虽注定会出现理论与

    现实间的鸿沟，国家至上除非在高手的运用之下，否则亦难免于过度

    扩张的报应，而即使在大政治家手中也有过犹不及之虞。

    原因是黎塞留倡议的国家至上观念没有预设的限度。要做到何种

    程度国家的利益才算获得保障？为求得国家安全需要打多少仗？威尔

    逊的理想主义号召奉行大公无私的政策，这有使国家利益长期遭到忽视的危险，而黎塞留的国家至上原则，也有玩火自焚的风险。这恰是

    法王路易十四继位后法国的状况。黎塞留留给后世一个占绝对优势的

    强大法国，分崩离析的弱国德国，及积弱不振的邻国西班牙。但路易

    十四却无法安于此种安全形势，他起了征服的野心。他无节制地追求

    国家利益，令其他欧洲国家提高警觉，结合组成反法联盟，最后粉碎

    了他的企图。

    尽管如此，黎塞留身后200年间，法国一直是欧洲最具影响力的国

    家，迄今也仍是国际政治上的要角。如此的成就各国少有出其右者。

    但他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他是唯一抛弃中世纪道德及宗教束缚的政

    治家。而继他而起者势必继承其遗志，负责维持依其原则而运作的国

    际体系。这使法国失去因对手被道德考虑束手束脚而享有的优势，如

    黎塞留与斐迪南当年的情形。一旦各国遵循同样的游戏规则，要有所

    成就便相当困难。尽管国家至上曾为法国增添多少荣耀，它却也带来

    无止境的追求，要扩张领土，要成为德国纷争的仲裁者，借以主宰中

    欧，直到法国民穷财尽，一步步失去主导欧洲大势的能力。

    国家至上可作为个别国家的行为准则，但对如何面对国际秩序的

    挑战却未提供任何答案。它可能导致某些国家有称霸的野心，或是形

    成国际间的均势。然而均势很少是来自刻意的安排，反而常是为了阻

    止某一国扩张的野心而形成的结果，欧洲的均势便是因围堵法国而产

    生。

    在黎塞留所开启的世界中，各国不再受制于形式上的道德规范。

    假设国家利益即代表最高的价值，则统治者的职责便在于扩大及

    发扬国家的荣耀。强者势必想要主宰大局，弱者则会团结起来，以壮

    大本身的声势，以对抗侵略者。如果弱国的同盟足以制衡侵略者，均

    势便会出现；反之，则必有一国会取得霸权。由于这两种结果都不是

    绝对的，因此经常需要诉诸战争来加以确定。在一开始时，法国或德

    国称霸的可能性与建立均势的可能性不相上下。此即欧洲花费百年的

    时间，才得以建立明确以均势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原因。最初均势几

    乎完全是偶然的结果，不是国际政治预设的目标。

    奇怪的是，这却非当时的哲学家的看法。他们是启蒙时期(

    theEnlightenment)的产物，反映的是18世纪的思想，即相信在各种不

    同利益的相互竞争之下，自然而然会出现和谐与公平。而均势的观念

    不过是这种寻常见解的延伸。其主要目的在于阻止一国独霸，维持国

    际秩序；其出发点不在于避免冲突，而是使冲突减至最少。对18世纪

    务实的政治家而言，要完全？肖弭冲突(野心或贪婪)只是梦想，应

    设法约束或节制人性中的黑暗面，才是长久之计。

    启蒙时期的哲学家把宇宙看成是变动不已，有如一座运转不息的

    大钟，而且必然是越变越好。1751年，伏尔泰( Voltaire)对“基督教

    欧洲”( Christian Europe)的描述是：

    “由若干国家( states)组成的某种共和体(republic)，其中有些

    是王国，有些是混合政体，‘但彼此全都和谐相处，全都奉行相同的

    公共与政治规范，在世界上其他地区是前所未见的。’这些国家‘尤

    其一致同意奉行尽可能维持彼此间的平等均势这个明智的政策。’”

    孟德斯鸠( Montesquieu)也曾论及这个主题。他认为均势是自异

    中求同的结果：

    “欧洲之情形为各国均相互依恃……欧洲为由数省组成之单一国

    度。”

    在这些主张提出的同时，18世纪已经历了两次西班牙王位继承

    战，一次波兰继承战及一连串奥地利继承战。

    出于同样的理念，历史哲学家华泰尔( Emmerich de Vattel)，在

    七年战争的第二年(1758年)写道：

    “不断进行之谈判使现代欧洲成为某种共和体，其成员各自独

    立，但因共同利益而结合，为维持秩序，保卫自由而团结。此即众所

    周知之均势原则兴起之背景，其宗旨为对国际事务有所安排，期使无

    任何一国得以居绝对优势，凌驾于他国之上。”

    这些哲学家们是倒果为因。整个18世纪中，欧洲各国打过数不清

    的战争，却看不出一点是为实现国际秩序的共同目标而战的迹象。

    正当国际关系开始讲权力而非道德之际，许多新因素纷纷出现，使各国越来越难以衡量本身的情势。

    于是各王朝为加强本国的安全，无不致力于领土的扩张。在此过

    程中，有数国的相对实力发生剧烈变化。西班牙及瑞典沦为二流国

    家。波兰开始逐步走向亡国。俄罗斯(完全未参与威斯特伐利亚和

    约)及普鲁士(只是次要角色)却逐渐强大。在成员相当固定的情况

    下，要对其均势加以分析已属不易。而在各国相对的实力变动不已

    时，想要评估其均势，在各国不同的评估结果中取得共识，则无异于

    缘木求鱼。

    三十年战争在中欧造成的真空，招致邻国染指的野心。法国不断

    自西方入侵。俄罗斯自东边蚕食鲸吞。普鲁士则在欧陆心脏地带开疆

    辟土。这些国家当中，没有一个对哲学家们所极力推崇的均势，自觉

    负有任何特殊使命。俄罗斯认为自己鞭长莫及。普鲁士身为欧洲强国

    中最小的一国，其力量尚不足以左右整体的均势。各国国君均认为，加强自身的实力便是对整体和平最大的贡献，并把本身的作为归因于

    受一股无所不在的无形力量所驱使，其野心便没有任何限制。

    国家至上观念的本质基本上是一种风险与利益的估算，腓特烈大

    帝( Frederick the Great)在普鲁士与奥地利关系素来良好，且有尊

    重奥地利领土完整的条约的义务时，仍夺取奥国的西里西亚(

    Silesia)，他所持的理由便是明证：

    “我军之精良，部署之迅捷，简言之，即其显著优于邻国之势，令吾国于此突发之紧急状况中，享有高于欧洲他国之无尽优势。英、法相互为敌。若法国插手奥国之事，英国必不能坐视，因此朕必得与

    其一结盟。英国不致嫉妒朕之获取西里西亚，此举对其无损且彼亟需

    盟友。荷兰亦无顾虑，尤其阿姆斯特丹商界于西里西亚贷出之款项均

    获保证。倘与英荷结盟不成，仍可与法国联手，彼无从破坏吾国之计

    划，亦乐见奥国之衰微。如此仅余俄罗斯值得顾虑。如女皇在位，我

    等可贿赂其大臣；若其辞世，俄人将内斗不已，无暇顾及外务。”

    腓特烈大帝将国际事务看做一盘棋。他为扩大普鲁士的势力而夺

    取西里西亚。他心目中唯一考虑的阻碍是来自强国的抗拒，而非道德

    戒律。他分析的是风险与报偿如何：倘若征服西里西亚，别国是否会

    报复或要求补偿？

    他所得的结论是此举对其本身有利。他并吞西里西亚的行动，使

    普鲁士跻身强国之林，但也因各国须应对这股新崛起的势力，而引发

    一连串的战事。最先是奥地利王位继承战(the War of the Austrian

    Succession)，1740一1748年。普鲁士有法国、西班牙、巴伐利亚(

    Bavaria)及萨克森(Saxony)为盟国，英国则支持奥地利，萨克森于

    1743年投入英、奥这一阵营。接着是七年战争( the Seven

    YearsWar)，1756~1763年，交战国也有变化。奥地利此次与俄罗斯、法国、萨克森及瑞典为伍，英国及汉诺威( Hanover)则为普鲁士后

    援。

    各国作战的动机纯粹是利害关系的考虑，不涉及任何国际秩序原

    则。

    然而在这看似混乱，各方一味只求壮大自己的争夺战中，却渐渐

    出现一种平衡。这并非各国自我节制的结果，而是因为没有任何一国

    强大到足以让其他国家屈服、从而建立帝国的地步，即使法国也办不

    到。每当有某一国可能占上风时，其邻国便会联合起来，不是为了实

    践某种国际关系理论，而是纯为防范最强国家的野心，保护自身的利

    益。

    这连年不断的争战并未像前面的宗教战争如此惨烈，原因有二。

    18世纪的统治者动员国家资源的能力，反而不及宗教、意识形态

    或民选政府所能激起的同仇敌忾的情绪。他们受制于传统，或许也因

    为不敢课征所得税和其他现代的苛捐杂税，使之能够用于作战的国库

    财富有限。

    最重要的还是英国的出现。英国的外交政策明白支持维持均势。

    这强化并维持着欧陆的均势。英国的政策是衡量情势，然后站在

    较弱或受威胁较大的一方，以为制衡。首倡这个政策的是英王威廉三

    世( King WilliamⅢ)，他是个果决而有世界观的荷兰人。在祖国荷

    兰，他曾备受法王路易十四的野心所苦，即位为英王后，便利用每一

    个可能的机会，联合他国来对付路易十四。英国是欧洲各国当中唯一

    不需在欧洲扩张便可维持国家最高利益的国家。有鉴于欧洲的均势对英国有利，因此她成为对欧陆仅求其不出现独霸的强权，此外别无他

    求的唯一一国。为达成这个目标，英国愿加入任何反对独大势力的组

    合。

    威廉一世：对抗路易十四的先锋

    经由在英国领导之下频频变换的各种对抗法国野心的组合，欧洲

    的均势渐次成形。几乎18世纪的每一场战争，还有以保卫自由为名，一如黎塞留最初在德国所号召的对抗哈布斯堡的理由，在英国领导下

    组成的每一个对抗法国的联盟，其目的都是为了追求平衡。各国得以

    保持势均力敌，正是因为反对法国霸权的力量大到无法压制，也因为

    一个半世纪来的对外扩张逐渐耗尽了法国的国力。

    英国扮演制衡者的角色乃是反映地缘政治的现实需要。像这样一

    个位于欧洲外海的小岛，设若整个欧陆的资源全部汇集在一个统治者

    之下动员起来，则其生存势必受到威胁。因为如此一来，(在1707年

    前尚未与苏格兰合并的)英格兰所拥有的资源及人口均远远有所不

    及，迟早会落人某个欧陆帝国的统制之下。

    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使她与法王路易十四产生直接冲突。光荣

    革命罢黜了信仰天主教的英王詹姆士二世( JamesⅡ)，并在欧陆寻找

    信仰新教的继任者，最后选中荷兰君主奥兰治亲王威廉( William

    ofOrange)。他对英国王位的继承权相当薄弱，只因为他娶了詹姆士二

    世的女儿玛丽。威廉一世人主英国后，也带来了他正与路易十四进行

    的战争，争夺的目标即后来的比利时，那里有成群的要塞及港口，要接近英国的海岸是易如反掌(虽然这层顾虑是渐渐才显现的)。威廉

    深知若路易十四成功地占领这些要塞，不但荷兰的独立地位不保，法

    国称霸欧洲的可能性大增，而且英国也会直接受到威胁。于是他决定

    派遣英军为今日的比利时与法国作战，这可算是1914年德国入侵比利

    时时，英国也决定派兵的滥觞。

    自此威廉一世成为对抗路易十四的先锋。身材矮小、驼背、又有

    气喘的威廉，乍看之下实在不像是注定要挫太阳王威风的人物。但这

    位君主有铁一般的意志，再加上不同于常人的敏捷机智。他自己的看

    法，而且是相当正确的见解，是认为路易十四已是欧洲权势最大的国

    君，倘若听凭他征服西班牙统治下的尼德兰(Netherlands，即今日的

    比利时)，那英格兰便岌岌可危。因此务必要结成一个能制得住法王

    的联盟，这不是为了抽象的均势理论而做，而是基于维持英国及荷兰

    独立的实际需要。他意识到路易十四对西班牙及其属地的图谋万一实

    现，将使法国成为超级强权，其他国家再怎么组合也无法向其挑战。

    为防患于未然，他积极寻求盟友，很快便有了结果。瑞典、西班

    牙、萨瓦( Savoy)、奥国皇帝、萨克森、荷兰共和国与英国结成了大

    同盟( the Grand Alliance)。这是近代欧洲史上，针对单一强权所形

    成的规模最大的大结合。在近四分之一个世纪里(1688~1713年)，路

    易十四对这个同盟所发动的战争几乎不断。但是到最后，法国对国家

    至上权威的追求，仍受到欧洲其他国家基于本身利益而采取的抵制。

    法国仍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但无法独霸。这正是说明均势如何发挥

    作用的最佳实例。

    威廉对路易十四的敌意既非出于个人的好恶，亦非源自反法的情

    绪，却反映着他对太阳王的权势及无穷尽的野心冷静的评估结果。他

    曾对一位亲信透露，如果他生在16世纪50年代，眼看着哈布斯堡王朝有一国独大的危险，“他也会是个反奥的法国人，就如同他现在是个

    反法的西班牙人。”20世纪30年代丘吉尔( Winston Churchill)对别

    人指责他反德的回应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情况相反，我们一样

    可能亲德而反法。”

    威廉一世若觉得与路易十四谈判对维持均势最有利，那他会百分

    之百地愿意这么做。对他而言，这很简单，英国要设法维持哈布斯堡

    与波旁王朝( the Burbons)之间大致的平衡，好让较弱的一方在英国

    协助之下，维持着欧洲的平衡。而自黎塞留以来，较弱的一边始终是

    奥地利，因此英国与哈布斯堡结盟，反抗法国之扩张。

    扮演制衡者的角色这个构想刚提出时，英国的舆论反应欠佳。17

    世纪末，英国的民意倾向于孤立主义，颇似200年后的美国。当时普遍

    的观感是，即使万一英国真的遭到威胁，也总会有足够的时间来应

    对。因此不必为了别国日后可能有的行动，而对想象中的危险先下手

    为强。

    威廉一世所处的地位就如同后来老罗斯福在美国的角色，他警告

    基本上不愿涉外的英国民众，他们自身的安全有赖参与海外的均势以

    获得保障。英国人民接受其号召比美国人接受罗斯福的号召要快得

    多。威廉一世死后约20年，一家通常代表反对言论的报纸《工匠》

    (The Craftsman)报指出，均势是“英国政治最具创见的、最持

    久的原则”之一，而欧陆的和平“对以贸易为主的岛国的繁荣极为重要，因此应当有某个英国部门自行长期负责加以维护，并在和平遭到

    破坏或干扰时设法予以恢复”。

    英国人民虽认同均势的重要性，但对于实行这个政策的最佳策略

    却始终没有定论。有两派分别代表国会两大主要政党的学说，颇类似

    于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所出现的争议。辉格党( the Whigs)认为，英

    国只有在均势确实遭到威胁时才应介入，且一待威胁消除便应抽身。

    相反的，托利党( the Tories)主张，英国的主要职责是主动塑造

    而非仅是保护均势。辉格党的看法是，一旦各低地国家真正遭到侵

    犯，一定会有很充裕的时间进行抵抗；托利党的论点则是，作壁上观

    的政策可能导致侵略者对均势造成无可弥补的伤害。因此英国若想避

    免在沿海的多佛( Dover)作战，就必须在莱茵河沿岸，或任何欧洲均

    势可能遭到威胁的其他地方，抵抗侵略。辉格党认为结盟只是权宜之

    计，一旦赢得胜利，结盟的目的达成，就应中止，托利党则拥护英国

    参与长期的合作协议，以便于主导情势发展，维持和平。

    1742—1744年任外相的托利党人卡特雷(Lord Carteret)，对长期

    参与欧洲事务曾有一番颇具说服力的辩解。他指责辉格党倾向于“不

    理会欧陆一切的问题与动乱，不走出国门发现可能的敌人，却只顾本

    身的生意及快乐；不在意外国发生的危险，高枕无忧，要到我国的海

    岸发出警讯时才被惊醒”。但他表示，英国需要面对支持哈布斯堡制

    衡法国符合其长期利益的这个现实：

    “因为法王若发现在那片大陆上少了一个对手，他便可稳稳守住

    征服所得的战利品，届时他可能削减驻军，放弃碉堡，解散部队；但

    当前使大地布满士兵的庞大势力，很快便会被用于对我们更加危险的

    图谋之中，因此，各位大人，我们必须支持奥地利的皇室，那是唯一

    可与波旁王朝相抗衡的力量。”

    辉格党与托利党在外交策略上的歧义是实务上而非理念上，是战

    术而非战略，也反映出各党对英国安全地位不同的评价。辉格党静观

    其变的政策反映出该党相信，英国所保持的安全距离够广够宽。托利

    党却觉得英国的安全不是如此万无一失。20世纪美国的孤立主义与国

    际主义论战，其分野几乎与此完全相同。但不论是18、19世纪的英国

    或20世纪的美国，要说服其国民相信，为维护自身安全必须做长期承

    诺，不能闭关自守，均非易事。

    这两国不时会出现某位领袖人物，向人民提出长期介入的必要

    性。威尔逊倡议国际联盟，卡斯尔雷数度倡言长期参与欧陆事务。

    1812~1821年任外相的卡斯尔雷(Castlereagh)赞同有系统地召开

    欧洲会议；19世纪末的首相格莱斯顿(Gladstone)提出最早的集体安全

    构想。但他们的提议最后均未实现，因为直到二次大战结束后，英美

    两国人民在国家安全未明显受到挑战前均不会接受这个事实。

    英国在这种情况下成为欧洲均势的保持者，最初是情势使然，后

    来则是主动采取此种策略。若无英国如此执著地扮演这个角色，法国

    几乎无疑地会在18或l9世纪成为欧洲的霸主，德国也会在当代登上欧洲盟主地位。就这一点而言，丘吉尔在200年后宣称英国“保住了欧洲

    的自由”，实非虚言。

    19世纪早期，英国将随机应变式的保护均势的做法，转变为精心

    设计的策略。在此之前，英国一贯奉行符合英国人天赋的务实政策，对抗任何威胁破坏平衡的国家，在18世纪那无疑是法国。战争多以妥

    协收场，通常法国的地位会略有增强，却无法达到它想独霸的真正目

    标。

    法国无可避免地提供了让英国首度阐明其均势理念的机会。经过

    一个半世纪以国家至上为名，追求无上权势的法国，在大革命之后又

    回归早期天下一家的观念。它不再拿出国家至上的理论作为扩张主义

    的烟幕，更少提及过往君王的光荣史。大革命后法国对其他欧洲国家

    作战，是为保存革命的成果并在各地传播共和的理想。再一次，又出

    现一个占优势的法国有主宰欧洲的危险。征兵制征来的军队，结合意

    识形态的狂热，驱使着法军在自由、平等、博爱的大旗下，走遍全欧

    洲。他们在拿破仑领导之下，险些便成功地建立了以法国为中心的欧

    洲国协。至1807年时，法军已在意大利与西班牙沿莱茵河建立了许多

    卫星国，将普鲁士降级为二流强国，并重挫奥地利。俄罗斯成为妨碍

    拿破仑及法国主宰欧洲的唯一障碍。

    但当时俄罗斯已是令人又期待又害怕的国家，这一点直到今天都

    未改变。18世纪初，俄罗斯的边疆在第聂伯河( Dnieper)；100年后已

    向西扩张500英里，到达维斯瓦河( Vistula)。18世纪初，俄罗斯仍在

    深入今日乌克兰的波尔塔瓦( Poltava)与瑞典做生死存亡之战。

    但到18世纪中叶，它已参与七年战争，其部队曾抵达柏林。18世

    纪末，它更是瓜分波兰的主谋。

    俄罗斯纯物质条件上的强大实力，又因为其国内残酷独裁的政体

    而更加令人生畏。其专制体制不像西欧以君权神授为基础统治各国的

    君王，有传统习俗或具独立自主性的贵族作为缓冲。俄罗斯一切的事

    务都要看沙皇是否高兴。外交政策仅凭沙皇的心情好坏，便由自由主

    义转向保守也是绝对可能的，当时在位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 Tsar

    Alexander I)的确就这么做过。但在国内从未尝试过自由主义。

    欧洲均势的出现

    1804年，全俄罗斯的统治者，善变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向英国

    首相也是拿破仑的死对头皮特二世( Pitt the Younger)提出一项建

    议。

    深受启蒙时代哲学家影响的亚历山大，自诩为欧洲的道德良心，对自由体制一时的向往也接近最后阶段。他在此种心态下，向皮特提

    出一个世界和平的大略概念，吁请各国以终止封建制度，建立宪政为

    着眼点，修改其宪法。经此改革的国家将因此放弃武力，将彼此的争

    端交由仲裁解决。至此，威尔逊认为自由体制为和平先决条件的想

    法，居然会有俄罗斯的专制君主出人意表地成为其前辈提倡者，不过

    他从未热衷到有意将这些原则应用在他的人民身上。不出几年，他又

    摆向完全相反的另一个极端，信奉了保守主义。

    皮特与亚历山大所处的地位，非常类似于丘吉尔于近150年后与斯

    大林所处的地位。他迫切地需要俄国伸出援手以对抗拿破仑，除此之

    外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可击垮拿破仑的办法。另一方面，他跟后来的

    丘吉尔一样，都无意于送走豺狼又引进虎豹，或支持俄国成为欧洲的

    仲裁者。最主要的是，英国国内的气氛绝不会允许首相许下以欧洲的

    政治社会改革为和平基础的承诺。英国从未为这类理由而战，因为英

    国人民不觉得欧陆的政治或社会动乱有多大威胁，唯有均势改变才会

    使他们产生威胁感。

    皮特给亚历山大的回复顾及了上述的每一个因素。他不提俄国倡

    议的欧洲政治改革，只举出要维护和平所必须建立的势力均衡。自150

    年前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后，现在首次有全欧洲的和平方案出炉。

    这也是有史以来首次出现明确根据均势原则所设计的方案。

    皮特认为欧洲不稳定的主因在于中欧的衰弱，诱使法国一再地入

    侵，企图称雄。(他太客气也太在意俄国的援手，因此并未指出，倘

    若中欧强大到足以对抗法国的压力，同样也可以阻挡俄国的侵略野

    心。)全欧和平方案的第一步必须是，剥夺法国自大革命后所征服的

    所有领土，同时恢复各低地国家的独立。如此便不着痕迹地将英国最

    主要的顾虑变成和平方案的原则之一。

    但德国如仍是300余个小邦，难令法国除去觊觎之心，压制法国的

    势力也是徒然。为消弭法国的野心，皮特认为有必要在中欧建立“大

    集团”( greatmasses)，将各诸侯国集结为较大规模的组合。有些曾

    加入法国或已遭屈辱的灭亡者，将由普鲁士或奥地利兼并。其余的也

    会合并成较大的国家。

    皮特避免提及组织一个欧洲政府。反之，他建议由英国、普鲁

    士、奥地利及俄罗斯，针对法国的侵略组成永久性联盟，借此作为新

    的领土安排的保证，就如同小罗斯福在二次大战后，试图以反德日的

    联盟作为国际秩序的基础。不论是拿破仑时代的英国或二次大战时的

    美国，均未能预见到日后对和平最大的威胁，结果是来自目前的盟国

    而非眼前去之而后快的敌人。是出于对拿破仑的担心，才促使英相居

    然愿意接受迄今一直为英国断然拒斥的政策而长期介入欧洲，并愿意

    牺牲战术上的弹性，而将其政策固定在有一永久敌人的假设上。

    18、19世纪欧洲均势的出现，在某些方面与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有

    相近之处。当时跟现在一样，既有的国际秩序瓦解，冒出众多只顾追

    求本国利益，不受任何更高原则拘束的国家。也跟现在一样，当时参

    与国际秩序的各国正在为其国际角色寻求某种定义。当年的各国决定

    完全以追求国家利益为依归，把一切委诸那只所谓看不见的手。问题

    是，后冷战世界是否能找到某种原则来节制各国对国家实力及利益的

    主张。当然，几国互动的结果，最后必然会形成近乎均势的局面。问

    题在于对国际体系的维护是否能出于刻意的规划，还是任其由一连串

    的实力测试中产生。到拿破仑战争即将结束时，欧洲已准备以均势为

    原则来建立国际秩序，这是欧洲史上空前绝后之举。自18世纪及19世

    纪初各次战争的严酷考验中所得的教训是，不可任由均势自各国交战

    的灰烬中产生。皮特的计划列有领土重整的方案，借此匡正18世纪国

    际秩序的弱点。但其欧陆盟国尚学到另一个教训。一国的实力如何太

    难评估，各国愿支持此种评估的程度各异，因此它不足以作为建立国

    际秩序的可靠依据。有基于相同理念而达成的协议为后盾，均势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用。均势可压制破坏国际秩序的“实力”(capaci-ty)，基于共同理念的协议可遏阻破坏国际秩序的“欲望”(desire)。

    有实力而无合理的安排会引起测试实力的争战，有合理安排而无

    实力为后盾，则只是虚有其表。如何结合这两者是维也纳会议(

    Congressof Vienna)的挑战，也是其成就，由此所建立的国际秩序有

    一世纪之久未见到全面性的战争。

    第四章 欧洲协调：英国、奥地利与俄罗

    斯

    重建国际秩序刻不容缓

    当拿破仑在厄尔巴岛( Elbe)度过首次被放逐的岁月之际，拿破仑

    战争的战胜国于1814年9月齐集于维也纳，规划战后的世界。维也纳会

    议( Congress of Vienna)在拿破仑逃离厄尔巴岛到他最后在滑铁卢被

    彻底击败期间，一直持续进行。而重建国际秩序则变得愈加刻不容

    缓。

    代表奥地利参与谈判的虽是梅特涅( Prince Klemens vonMetter-

    nich)，但会议地点就在维也纳，因此奥皇得以就近掌控。普鲁士国王

    派哈登堡( Prince von Hardenberg)与会。复位不久的法王路易十八

    借重塔列兰( Talleyrand)，使他保持经历自大革命前以来历任法国统

    治者的纪录。沙皇亚历山大不愿将俄罗斯代表的尊崇地位让给任何

    人，因此亲自出席。英国外相卡斯尔雷( Lord Castlereagh)则代表英

    国出席。

    这五人圆满达成任务。维也纳会议之后，欧洲经历了有史以来最

    持久的和平。众强国之间有40年未开启战端，而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

    后，又有60年未曾发生重大战事。维也纳协议与皮特方案如出一辙，因此当卡斯尔雷将协议呈递英国国会时，特附上一份英国原始lyJ设计

    方案，以示两者有多么雷同。

    矛盾的是，这个国际秩序以均势(或权力均衡)为号召的程度可

    谓空前绝后，然而其维持的力量却不在于权力。造成此种独特的国际

    态势的部分原因是，其均势建构得极佳，要集结足以推翻它的庞大势

    力极为困难。但最重要的因素则在于欧陆国家是因共同的价值观而结

    合在一起。各国不仅在有形势力上，在道德上亦处于均衡状态。权力

    与正义取得相当的协调。权力均衡降低诉诸武力的机会；共同的价值

    观则减低诉诸武力的欲望。国际秩序若被认为不公正则迟早会受到挑

    战。但一国人民如何认定国际秩序是否公平，这同时取决于国内体制

    及对外交政策战术性问题的判断。因此，国内各体制之间若能运作和

    谐，对和平是一大助力。虽显讽刺，但梅特涅先于威尔逊总统，因为

    他也相信有一致的正义观念是建立国际秩序的前提，尽管他心目中的

    正义与威尔逊在20世纪想要具体实现的正义概念是多么南辕北辙。

    事实证明建立普遍的均势并不困难。五位政治家将皮特的方案当

    做建筑蓝图般遵循。由于民族自决的观念当时尚未发明，他们丝毫未

    曾想到要把自拿破仑手中夺回的领土，依民族的分布分割成不同的国

    家。奥地利扩大在意大利、普鲁士扩大在德国的版图。荷兰共和国(

    Dutch Republic)获得奥属尼德兰(Austrian Netherlands，大部分属

    今日比利时)。法国被迫放弃所有征服的土地，回复大革命前的“古

    老边界”。俄罗斯得到波兰心脏地带。(为遵守其不在欧陆攫取领土

    的政策，英国仅获得非洲南端的好望角。)依英国对世界秩序的想

    法，国际均势的成败在于各国是否能扮演好各自在整体大局中所担负

    的角色，美国在二次大战后所寄望于其盟邦的也是如此。在实践的过

    程中，英国遭遇到欧陆国家观点不同的难题，这也与美国在冷战期间

    的情形相仿。各国不会只把自己视为大安全体系下的一个小齿轮。国

    家的生存需要安全，但这绝非国家存在的唯一目的，甚至也不是主要

    目的。

    就像现代法国未曾以分工的角度来看北约组织( NATO)，奥地利及

    普鲁士当年也不认为自己属于一个“大集团”。欧洲整体的均势，若

    未能兼顾奥地利及普鲁士本身特殊且复杂的关系，或考虑到其传统的

    角色，则均势对这两国便没有多大意义。

    哈布斯堡王朝在三十年战争中未能取得中欧霸主的地位后，奥地

    利便放弃想要控制全德的企图。衰颓的神圣罗马帝国于1806年寿终正

    寝。但奥地利仍自视为中欧的龙头，矢志不让其他德意志国家，尤其

    是普鲁士，抢走奥国传统的领导地位。

    奥地利有充分的理由应深具戒心。自腓特烈大帝抢得西里西亚

    后，奥国的领导地位便受到普鲁士的挑战。外交冷酷，崇尚军事，加

    以高度纪律感，把普鲁士在一个世纪内，由位于北德蛮荒之地的二流

    诸侯国，推向一个堂堂的王国，虽然在列强中仍是最小的，但军事力

    量却名列前茅。普鲁士的边界断断续续，由部分为波语区的东边，越

    过北德，再到已渐拉丁化的莱茵区——此地因汉诺威王国( Kingdom

    of Hanover)而与普鲁士本土分隔——这使普国产生极为强烈的使命

    感，以保卫其四分五裂的领土为国家最高目标。

    这两个最大的德意志国家彼此间的关系，以及各自与其他德意志

    小国的关系，是欧洲稳定与否的关键。至少自三十年战争后，德国内

    部的情势便一直令欧洲左右为难：每当德国分裂衰弱，就会招来邻国

    的入侵，尤其法国。反之，德国若有统一的可能性，又会令邻国疑

    惧，甚至到今天仍是如此。黎塞留生怕统一的德国会独霸欧洲并凌驾

    于法国之上，在1609年便有一位英国人提出相同的看法：“再论德意志，若全德定于一尊，则各国均将惊骇不已。”在历史上，德国不是

    太弱便是太强，此二者对欧洲和平均无助益。

    维也纳会议的主导人物明白，若要中欧和平稳定，就必须打破黎

    塞留在1600年所做的安排。黎塞留刻意助长中欧的分裂衰弱，使法国

    始终保有侵略的野心并作为法军演练战技的场地。因此集会于维也纳

    的领袖们着手合并但非统一德国各邦。奥地利及普鲁士是最强的两

    国，其次是一些中等规模的国家，如巴伐利亚(Bavaria)、符腾堡(

    Wurttemberg)及萨克森，分别被扩大及强化。拿破仑时代之前的300余

    个邦国，被合并为约30个较大的国家，全部结合在新成立的德意志邦

    联( the German Confederation)之下。德意志邦联旨在共同抵御外

    侮，它是个完美的设计，虽强大到不怕法国的攻击，却又太分散尚不

    足以威胁到邻邦。这个邦联平衡了普鲁士超强的军事力量与奥地利无

    上的威望及正统地位。其目的在阻止德国走向全国的统一，保存各诸

    侯国与王国的王位，同时又防阻法国的侵略。它在这三方面均很成

    功。

    胜利者在处置战败的敌人，以及设计和平方案时，心态必须由获

    胜所必要的奋战到底的精神，调整到为达成持久和平所需要的妥协求

    全。惩罚性的谋和对国际秩序无益，因为它会使战争期间实力已大肆

    消耗的战胜国，还需要负责压制战败国对和约不满，决心抑制到底的

    反弹。凡有不服的国家几乎必可找到不满的战败国为盟友。此即凡尔

    赛和约( the Treaty of Versailles)失败的根源。

    维也纳会议的战胜一方与二次大战的胜利者一样，都避免了这个

    错误。要对法国宽大并非易事，法国企图称霸欧洲已150年，其军队在

    邻国驻扎也已25年。但参与维也纳会议的政治家认定，如果能让法国

    相当满意，而不是愤愤不平，对欧洲才比较安全。法国征服的领土虽被剥夺，但得以保留“古老”即大革命前的疆域，而且比黎塞留治理

    下的法国要大了很多。拿破仑的死敌英国外相卡斯尔雷说明如此安排

    的理由：

    “法国持续之过度作为无疑仍可能促使欧洲分崩离析，但若令其

    失望则此等国家势必再动干戈，其不仅掌握主动，且有一股道德力

    量，仅此便足以令其紧密诘盟。因而盟国出于确保欧洲各强国均迫切

    需要之和平，应再给予一次机会。”

    到1818年，法国获准加入在维也纳定期举行的有关欧洲事务的集

    会，有50年之久，这几乎等于是欧洲的政府。

    英国相信各国均十分明白自身的利益所在，一旦遭到挑战也懂得

    如何自卫，因此对这样的安排或许不致有异议。他们不认为需要有正

    式的保证，或是这种保证对一般的常识判断会有多大的助益。但150年

    来饱受战争所苦的中欧各国，却坚持要有明文的保证。

    尤其是奥地利所面临的危险，英国不太能体会。奥国乃中世纪之

    产物，是多民族组成的帝国，在其位于德国及意大利北部的历史据

    点，聚集着多瑙河盆地的众多民族。奥国有感于有动摇国本之虞的自

    由主义及民族主义浪潮，越来越令人反感，便设法撒下道德约束之

    网，以抑制轻举妄动。梅特涅最高明的手法在于能说服大国自异中求

    同。塔列兰曾指出如此有所节制对化解歧见是多么重要：

    “若最小的反抗力量与最大的攻击力量相当，则可取得平衡。但

    实际情况仅允许人为的非稳固的平衡存在，唯有若干大国秉持中庸及

    公正之精神，此一平衡始得以持续。”

    维也纳会议后，均势及正统观之间的关系表现在两份文件中：四

    国同盟( the Quadruple Alliance)，由英国、普鲁士、奥地利及俄罗

    斯组成；神圣同盟( the Holy Alliance)，仅由被称为东方三强

    (EasternCourts)的普、奥、俄三国组成。19世纪初各国对法国的疑

    惧，无异于20世纪大家对德国的观感，都视之为虎视眈眈，包藏祸

    心。因此集会维也纳的政治领袖组成四国同盟，以压倒性的武力，不

    容法国的侵略野心有一点出头的空隙。1918年凡尔赛和会上的战胜国

    若也曾组成类似的联盟，则第二次世界大战可能不会发生。

    神圣同盟是维也纳和会最值得一提的创举

    神圣同盟则完全不同。自近200年前斐迪南二世退下神圣罗马帝国

    皇位后，欧洲就未曾见到这类的文件。它由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提出。

    亚历山大一世始终无法忘情于自诩的伟大使命：重整国际秩序，'n改

    革每个参与国。1804年，皮特所倡议的建立各国自由体制的圣战无疾

    而终；到1815年，亚历山大自信满满，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尽管此

    次他所号召的圣战与他11年前所拥护的正好相反。如今他独尊宗教及

    保守思想，他所主张的国际秩序改革，其大前提也改变了：

    “诸强国过往对彼此相互关系所遵之方向，须彻底改变，且亟须

    以我主永恒之信仰之崇高真理，重建此秩序。”

    奥国皇帝曾笑言，他一时之间不知该在部长会议上，还是该在告

    解室内讨论这些事。但他很清楚，自己既不能加入沙皇圣战的行列，也不能加以驳斥，以免给亚历山大自行其是的借口，仅留下奥地利面

    对当时的自由主义及民族主义浪潮孤军奋战。因此梅特涅将亚历山大

    的草案转变为后世所称的神圣同盟，以缔约国有责任维持欧洲内部现

    状为各国的宗教义务。这是近代史上，欧洲列强首次赋予本身一个共

    同的使命。

    英国的政治领袖绝无可能加入一个赋予一国干预他国内政的权

    力，或应说是义务的组织。卡斯尔雷称神圣同盟为“满纸冠冕堂皇莫

    测高深之荒唐事”。梅特涅却视此为让沙皇保证维持正统统治，尤其

    是防范其独断专行地抒发其宗教热忱的一个机会。神圣同盟将保守的

    国君聚在一起对抗革命，但也要求他们必须协同行动，这无异于让奥

    地利在理论上对强邻俄罗斯的妄动享有否决权。所谓的欧洲协调(

    Concert of Europe)是指，在某些层面互别苗头的各国，对影响整体

    安定的事务要以一致的步调设法解决。

    神圣同盟是维也纳和会最值得一提的创举。神圣两个字常使人忽

    略它在实际运作上的意义，即在各强国的互动关系中加人道德的限

    制。为维护其国内体制以保有既得的利益，促使欧陆国家结合在一

    起，避免了如前一个世纪它们必然走上的冲突之路。

    但以为各国体制相容，便可保证处于和平的均势，不免太过一厢

    情愿。18世纪欧陆各国的统治者均以君权神授为政权基础，也可谓志

    同道合。但他们有种使命感，正因为对本身的制度感到自豪而彼此争

    战不断。

    一国国内的制度会决定其在国外的行为，威尔逊不是第一个提出

    此主张的人。梅特涅有同样的想法，却是基于截然不同的前提。威尔

    逊认为民主国家就一定爱好和平，讲道德。梅特涅却认为民主国家很

    危险，不可捉摸。他眼见行共和政体的法国给欧洲带来如此大的祸

    害，因此认为唯有合法正统的政权才能带来和平。他冀望各古老王朝

    戴着冠冕的国君即使不是维护和平，也至少会保存国际秩序的基本架

    构。由此政权的正统性便成为巩固国际秩序的凝聚力量。

    区别威尔逊及梅特涅对国内正义与国际秩序的不同看法，对了解

    美国与欧洲呈对比的观念十分重要。威尔逊不遗余力地推动他认为具

    革命性的新观念。梅特涅则力图将他视为古老的观念制度化。威尔逊

    领导的是刻意为追求自由而建立的国家，他深信民主价值可形诸法

    律，并深植于全新的世界组织中。梅特涅代表体制演进缓慢，几乎不

    被人知觉的古国，他根本不相信权利可经由立法来创造。在他看

    来“权利”是自然存在的东西。法律或宪法上是否有规定仅属技术问

    题，与是否能带来自由无关。梅特涅认为权利还需保障便是矛

    盾：“理所当然之事经大肆宣扬，反失去其力量，误将客观之存在当

    做立法对象，会造成原欲保障之事却反受束缚。”

    梅特涅有些论点是为无法适应新国际形势的奥地利帝国的行为自

    圆其说。但亦反映出理性主义者的观点，即法律与权利自然存在，非

    来自君王的命令。他成长的背景适逢法国大革命，以高唱人权为始，却以恐怖统治(Reign of Terror)为终。威尔逊的美国经验比这好多了，而且现代极权主义要再过15年才开始，因此他不会想到民意会出

    轨。

    维也纳会议后，梅特涅在维持国际体系及解释神圣同盟的要求上

    居关键地位。他是被迫担负这个责任，因为奥地利强敌环伺，国内体

    制又与当代的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潮流越来越不相容。普鲁士觊觎其在

    德国的地位，俄罗斯虎视着巴尔干诸国的斯拉夫人口。当然也少不了

    法国，亟待在中欧重建黎塞留的传奇。梅特涅明白，一旦允许这些危

    机演变为实力的角力，不论最后是输是赢，奥地利必落得民穷财尽。

    因此他的政策是建立道德共识以避免危机，对不可避免者则设法

    借力使力，支持愿站在冲突第一线的国家，如在低地国家与法国对抗

    的英国，在德国与普鲁士对抗的诸小邦。

    梅特涅凭着非凡的外交技巧，将熟知的外交理论化作可行的外交

    政策原则。他对奥地利两个最亲近的盟友，也是奥国两个地缘政治上

    的威胁，说服它们相信，革命所带来的意识形态上的危险，大于它们

    战略上的可趁之机。若当年普鲁士有意利用德国的民族主义，可能早

    在俾斯麦前一代便会挑战奥地利在德国的龙头地位。若沙皇亚历山大

    一世或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只考虑俄国的地缘政治扩张机会，则

    必会像他们的后来人一个世纪后所做的那样，更彻底地利用奥斯曼帝

    国的瓦解，而对奥国十分不利。当时普、俄均自我节制，以免有违维

    持现状的大原则。在拿破仑的猛攻下仿佛即将寿终正寝的奥地利，借

    梅特涅的安排又获得苟延残喘的机会，多延续了百年的寿命。

    解救这个不合时宜的帝国并指引其政策近50年的功臣，在13岁前

    不曾到过奥地利，到17岁才去定居。梅特涅的父亲曾任哈布斯堡所属

    莱茵区( Rhineland)总督。他本人见多识广，总觉得说法文比说德文

    自在。1824年他写给威灵顿(Wellington)的信中说：“长久以来欧

    洲对我有如祖国。”当时反对他的人对他义正词严的大道理及巧饰过

    的讽喻不以为然。但伏尔泰及康德应能理解他的看法。身为启蒙时期

    的产物，却发现自己被拖进一场与本性不合的革命斗争中，又成为一

    个四面楚歌但国体难改的国家的首相。

    态度严肃，目标中庸是梅特涅的处事风格，他曾说：“勿在意抽

    象概念，接受事物现状，竭尽所能避免昧于事实。”又说：“对经不

    起考验的高调，如保卫人类文明，无从产生实际行动。”

    秉持此种态度，梅特涅得以使自己不致随波逐流。拿破仑刚在俄

    国被打败，俄国军队还未抵达中欧前，他便看出俄国是一长期的潜在

    威胁。当奥地利的邻国都专注于摆脱法国的统治时，他却以战争的目

    标是否有利于其摇摇欲坠的国家，作为奥国参与反拿破仑联盟的条

    件。他的态度与二次大战期间，民主国在类似情况下面对苏联时的立

    场完全相反。他跟卡斯尔雷及皮特一样，认为中欧强大乃欧洲稳定的

    前提。为极力避免一决实力高下的战事，他对中庸之道的重视不亚于

    对纯实力的累积：

    “欧洲强国之态度随其地缘位置而有不同。法、俄各有一处边

    界，且易守难攻。莱茵河加以三道堡垒的防御令法国得保安全；恶劣

    天候则使尼曼河( Niemen)成为俄国天险。

    奥、普却四境门户洞开，饱受邻国威胁。两国在法、俄强势压力

    之下，唯有善用智慧步步为营之上策，彼此及与邻国保持友好，始得

    安宁。”

    奥地利虽需要俄国作为对抗法国的屏障，却不放心这躁进的盟

    国，尤其是沙皇宗教般的狂热。塔列兰曾说，亚历山大一世不愧为疯

    狂保罗( Tsar Paul)之子。梅特涅说亚历山大是“集男性美德与女性

    弱点的奇异组合。对真正的野心不敢造次，对纯粹的虚荣却勇气十

    足”。

    梅特涅以为对俄国的问题不在于如何防范其侵略野心，因奥国对

    此力不从心，而是如何缓和此种野心。一位奥国外交官回报：“亚历

    山大期望世界和平，但非为和平本身及和平之好处，而是存有私心；

    非一无条件，而是有所保留；和平须由其仲裁，世界之安定幸福须来

    自于他，全欧均应承认此为其功德。有赖其恩赐，并可任其予取予

    求。”

    卡斯尔雷及梅特涅对于应如何对付见异思迁好干预的俄罗斯，有

    不同意见。卡斯尔雷身为远离冲突现场的岛国的外相，只打算对俄国

    明显的攻击采取行动，而且一定要攻击威胁到均势才会有所反应。梅

    特涅的国家却在欧洲心脏地带，冒不起这种风险。正因为不信任亚历

    山大，梅特涅力主与他保持密切关系，全力防备他可能造成的威胁。

    他曾写道：“一旦开火，亚历山大定会在佞臣引领下逃离我等的

    监督，届时将无以节制其自恃天命而为所欲为。”

    为冲淡亚历山大的狂热，梅特涅采取双管齐下策略。他虽坚决反

    对奥地利强出头或采取片面行动，但在他领导下，奥国却成为打击民

    族主义的先锋。他更不鼓励他国自行行动，部分即由于他担心俄罗斯

    的宗教式狂热会演变为扩张主义。对他而言，温和中庸既是哲学上的

    美德，也有实际上的需要。他曾对一位奥国大使做如下的指示：“化

    解他人之利益主张比急于追求本身利益更重要，别无所求，收益反

    大。”只要情况允许，他一定设法以耗日废时的谈判，限制他国不得

    超越欧洲共识所容许的范围，借以拖延他国祭起圣战旗帜的图谋。

    另一方面，梅特涅的做法是团结保守势力。凡诉诸行动势不可免

    时，他另有巧妙之戏法，对此他曾做过如下解说：“奥地利事事重实

    质而多思量。俄罗斯唯重形式。英国重实质不重形式，我方之任务即

    在结合英方期期以为不可与俄方之惺惺作态。”梅氏以灵活的手腕，把他深怀戒心的俄罗斯，变成基于保守利益而结合的盟友，把他信任

    的英国，变为保卫均势不受挑战的最后依靠，由此使奥国得以掌控一

    个世代的欧洲事务步调。然而必然要发生的事只能延后，无法扭转。

    即使如此，能够依据不符时代主流的价值观，延续一古国长达一

    世纪，不可谓成就不大。

    令梅特涅两难的抉择在于，他与沙皇越接近，与英国的关系就可

    能受影响；他越是冒此风险，就越不得不靠拢沙皇以免孤立。他的理

    想组合是，既有英国支持维护现有的领土平衡，又有俄国支持弭平国

    内的动乱；既有四国同盟保护地缘政治上的安全，又有神圣同盟保护

    国内的安定。

    但随着时光流逝，拿破仑逐渐被遗忘，这个理想组合越来越难以

    维持。这两个同盟越是走向集体安全与扮演欧洲政府的角色，英国越

    是觉得有必要敬而远之。而英国越是保持距离，奥地利就越得仰赖俄

    罗斯，因此对保守势力便更不遗余力地加以保护。如此形成一个牢不

    可破的恶性循环。

    不论卡斯尔雷有多么同情奥地利的处境，但他无法说服英国对潜

    在而非实际的危险有所行动。他曾声明：“逢欧境领土平衡遭破坏之

    时，彼(英国)可有效干预，但于任何抽象之问题，彼定为欧境最不

    可能冒险投入之政府，值确切之危险危及欧洲体系，吾国必不落人

    后；但吾国无意亦无法依抽象假设性戒备原则，即付诸行动。”但梅

    特涅最头痛的便是，基于现实需要，他必须将英国视为假设性抽象的

    危机当做实际威胁来看待。国内的革命浪潮正是奥地利感觉最难以处

    理的危机。

    为缓和原则上的歧见，卡斯尔雷建议各国外相定期见面或召集正

    式会议，检讨欧洲局势。这后世所称的欧洲会议( Congress)制度，旨

    在就欧洲所遭遇之问题凝聚共识，为多边行动解决问题找到出路。

    但英国对这种“欧洲政府”制度颇为排斥，因为它太接近英国所

    极力反对的统一欧洲国。且不论英国的传统政策，没有哪届英国政府

    曾许下永久承诺，愿在无实质威胁的平时，随时检讨时势。英国民意

    对参与欧洲政府的态度，就仿佛20世纪美国人对国际联盟的观感，而

    且均是基于相同的理由。

    英国内阁早在1818年首次于夏倍(Aix - la - Chapelle)召开欧

    洲会议时，即明示其保留态度。卡斯尔雷带着他极不情愿的指示与

    会：

    “我国赞同此次会议有一共同宣言，并同样勉为其难，保证次等

    强国定期集会将限于一个主题，甚或一国家，但排除以任何方式涉人

    国际法所不容之干预。我国真正之政策始终为，除极紧急事故决不涉

    入，一旦涉入必挥大军前往。”英国希望节制法国，但除此之外，伦

    敦对“涉入欧陆”及统一欧洲的双重排斥心理始终不减。

    唯有一次英国觉得欧洲会议外交与其目标吻合。1821年希腊革命

    期间，英国将沙皇有意保护崩溃的奥斯曼帝国境内信仰耶稣教的人

    口，视为俄罗斯企图进攻埃及的先声。鉴于英国的战略利益受到威

    胁，过去虽极力将欧洲的问题关系仅限于对抗法国，此刻卡斯尔雷却

    毫不迟疑以同盟之名请沙皇节制。不出所料，他就理论与实际间的差

    异做了一番解析：“土耳其的问题完全另当别论，在英国我们认为它

    涉及非理论上而是实质上的考虑。”

    但卡斯尔雷向四国同盟提出呼吁，反而最是显示出这个同盟的不

    可靠。当有成员以本国战略利益为唯一实际标准时，这个同盟便无法

    给予各会员国额外的安全保障。因为不论发生什么危机，各国除本国

    利益外，并无更大的安全义务。梅特涅显然对卡斯尔雷个人，对其目

    标甚至对欧洲会议制度本身明白的认同，感到欣慰。某奥地利外交家

    曾说卡斯尔雷，? “有如热爱音乐者坐在教堂中，想鼓掌却又不敢造

    次。”但如果连英国最倾向欧洲的政治家，都不敢对自己的信念喝彩，那英国在欧洲协调中的角色，注定只是过渡性而无法发挥功效

    的。

    类似威尔逊及其倡议的国际联盟在一个世纪后的遭遇，卡斯尔雷

    欲说服英国参与欧洲会议制度的做法，远超出英国代议政府在理论上

    或战略理由上所能容忍的限度。他跟后来的威尔逊同样认为，若其国

    家肯参与某种永久性的防患于未然的欧洲论坛，才是防范新兴侵略野

    心的最佳途径。他对欧洲的了解超过同时代多数的英国人，也明白新

    建立的均势必须小心加以维护。他以为他已设计出英国可接受的方

    案，因为这只不过是四个战胜国的外相进行一连串的讨论会，不涉及

    任何义务。

    但即使只是讨论会，对英国内阁而言仍带有太多欧洲政府的意

    味。事实上，这个制度性会议连最初的障碍均未克服。卡斯尔雷参加

    1818年首次在夏倍的集会时，法国被允许人会，英国继而退出。此后

    英国内阁拒绝让他再参与任何欧洲会议，会议随后曾于1820年在特洛

    波( Troppau)，1821年在莱巴赫(Laibach，即今天的卢布尔雅那)，1822年在维罗纳( Verona)举行。对英国外相一手筹划的欧洲会议，英

    国始终敬而远之，正如一个世纪后，美国对其总统所倡议的国际联盟

    保持距离。在这两个例子中，由最强大国家创建的集体安全制度，均

    由于国内禁忌及历史传统而失败。

    威尔逊及卡斯尔雷都相信，在一场毁灭性的战争后所建立的国际

    秩序，唯有靠国际社会所有主要成员，尤其是其国内主导人物的积极

    参与，始能获得保障。对他们两人而言，安全必然是集体的；倘若有

    任何一国受害，到最后没有一国能幸免。如此看来，安全是不可有缝

    隙的，每一国在对抗侵略上享有共同利益，而预防侵略则更符合这共

    同利益。卡斯尔雷认为，不论英国对个别问题持何种观点，维持整体和平及维持均势理应符合英国真正的利益。他与威尔逊均相信，维护

    这个利益最好的办法，便是参与影响国际秩序的决策过程，以及组织

    对抗破坏和平者的反抗势力。

    集体安全的弱点在于各国的利益极少一致，安全也很难做到无懈

    可击。因此一个全面性集体安全制度，其成员同意坐视不管的可能性

    大于采取联合行动的可能性。大家要不是集结在泛泛的大原则下，便

    是眼看着最强大的一员，因自觉最安全最不需要此制度的保障而出

    走。威尔逊及卡斯尔雷均未能说服其国家加入集体安全体系的原因

    是，这两个社会都不觉得眼前有什么危险，都自认为可以独立应付，即使必要时也能在最后一刻找到需要的盟友。国际联盟或欧洲会议对

    这两国而言，只会增加风险，却无助于提升国家安全。

    不过这两位英美政治家之间有一项很大的差异。卡斯尔雷不但与

    同时代的英国人见解不同，甚至与整个英国近代外交政策都格格不

    入。他未留下典范，没有英国政治家曾以他为榜样。而威尔逊不仅对

    美国人舍我其谁的热情有所回应，更将此种情绪推向新高点。后世所

    有的美国领导人多少都有他的影子，在他之后的美国外交政策也深受

    其主张的影响。

    获准参加历次欧洲会议的英籍“观察家”，卡斯尔雷同父异母的

    兄弟斯图尔特爵士( Lord Stewart)，大部分精力都用在阐明英国的参

    与有哪些限制，很少对达成共识出力。在特洛波，他提出一份文件，肯定各国有自卫的权利，但坚持英国“身为四国同盟之一员，不会承

    担维持一支欧洲警察的道德责任”。在莱巴赫，他奉命重申，英国决

    不会介入对抗“臆测性”危险的行动。卡斯尔雷本人在1820年5月5日

    发布的官方文件中，曾说明英国的立场。他肯定四国同盟是“为欧陆

    极大部分国家自法国军事统制中解放”而成立的。但它从未以成为世界政府联盟( Union f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World)或以监督他

    国 内 政 ( Superintend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