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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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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一部新视角下的中国财政史诗

    中国历史的财政逻辑

    集权财政的三大周期

    引子 汉武帝：两千年帝国财政的教科书

    一场影响中国两千年财政制度的战役

    汉初的自由经济时代

    战争：名将之福，财政之灾

    疯狂地卖爵，乱套的货币

    解决财政危机，求助盐铁官营

    干预经济，必用酷吏

    消失的小政府

    统一的代价？

    第一部 探索中的集权帝国

    第一章 秦代：中央帝国的诞生

    楚汉相争：一道岔路口的选择题

    秦代的财政革命和崩溃

    汉高祖：帝国的重建

    汉文帝：经济优先，财政让路

    窦太后、贾谊和晁错：儒道之争的本质

    第二章 汉代：皇帝的财政僵局

    汉武帝：不可避免的财政扩张

    皇帝的铸币战争

    汉昭帝：两千年前的国企争论

    争权的政治，结块的社会

    第三章 一个幻想家的财政实验

    过于平静的改朝换代

    回归古代：西汉末年的儒家暗流

    王莽：改革派的复古式集权

    梦想家的币制幻想曲

    第四章 穿越朝代的制度惰性

    当皇权受到抵制

    制度的惯性之重

    在摩擦中逐渐解体

    制度之变与王朝崩溃

    第五章 魏晋南北朝：战争时期的财政竞争

    三国：财政为王

    统一战争中看不见的战场

    西晋：道不尽的禅让制

    查不清的土地，理不尽的户籍

    南朝：漫长的终曲

    第二部 财政失控的繁荣帝国

    第六章 唐德宗：吝啬皇帝的感慨悲歌

    当皇帝出逃时

    战争时期的加税经济学

    藩镇割据时期的财政死穴

    雄心勃勃的帝王和可怜的财政

    沦为守财奴

    第七章 一千多年前的土地革命

    北魏太后的政策与爱情

    六世纪的“大跃进”

    当社会在雄心中崩溃

    第八章 唐代：最简单的财政，最复杂的问题

    被高估的行政效率

    奇特的自我经营式财政

    财政逼迫下的皇室搬家

    贤相集团与聚敛集团

    天宝变乱的财政之谜

    盛世王朝的终结

    第九章 宋代：改革之殇

    岳阳楼上叹革新

    错综复杂的财政集权

    官买官卖遍天下

    熙宁变法和元丰改制

    第十章 纸币：温水煮青蛙的游戏

    纸币猛于虎

    金融诈骗案引出的货币由来

    宋代七巧板式的币制

    交子：民间播种，政府收获

    最隐蔽的敛财术

    第十一章 金融大崩溃

    能臣蔡京的金融投机

    南宋的金融崩溃

    贾似道：灭亡前的土地改革

    第三部 最完美的集权机器

    第十二章 元代：大蒙古的财政危机

    宰相脱脱：蒙古人的凯恩斯

    大蒙古时期的财政

    忽必烈的孱弱遗产

    摇摆的政治和元朝的衰落

    雄心勃勃的经济刺激计划

    飞转的印钞机和社会崩溃

    第十三章 明代：最严密的集权皇朝

    玩不转钞票的皇帝

    亏本的对外贸易

    蒙人的户籍和土地清查

    农民意识和财政死结

    张居正的挣扎和妥协

    加税直到灭亡

    第十四章 清代：挣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探花不值一文钱

    理想样本，也是落后样本

    赔款与借债

    重归往复的叹息与无奈

    后记

    附录

    参考史料及著作

    目录

    前言 一部新视角下的中国财政史诗

    中国历史的财政逻辑

    集权财政的三大周期

    引子 汉武帝：两千年帝国财政的教科书

    一场影响中国两千年财政制度的战役

    汉初的自由经济时代

    战争：名将之福，财政之灾

    疯狂地卖爵，乱套的货币

    解决财政危机，求助盐铁官营

    干预经济，必用酷吏

    消失的小政府

    统一的代价？

    第一部 探索中的集权帝国

    第一章 秦代：中央帝国的诞生

    楚汉相争：一道岔路口的选择题

    秦代的财政革命和崩溃

    汉高祖：帝国的重建

    汉文帝：经济优先，财政让路

    窦太后、贾谊和晁错：儒道之争的本质

    第二章 汉代：皇帝的财政僵局

    汉武帝：不可避免的财政扩张

    皇帝的铸币战争

    汉昭帝：两千年前的国企争论

    争权的政治，结块的社会

    第三章 一个幻想家的财政实验

    过于平静的改朝换代

    回归古代：西汉末年的儒家暗流

    王莽：改革派的复古式集权

    梦想家的币制幻想曲

    第四章 穿越朝代的制度惰性

    当皇权受到抵制

    制度的惯性之重

    在摩擦中逐渐解体

    制度之变与王朝崩溃

    第五章 魏晋南北朝：战争时期的财政竞争

    三国：财政为王

    统一战争中看不见的战场

    西晋：道不尽的禅让制

    查不清的土地，理不尽的户籍

    南朝：漫长的终曲

    第二部 财政失控的繁荣帝国

    第六章 唐德宗：吝啬皇帝的感慨悲歌

    当皇帝出逃时

    战争时期的加税经济学

    藩镇割据时期的财政死穴

    雄心勃勃的帝王和可怜的财政

    沦为守财奴

    第七章 一千多年前的土地革命

    北魏太后的政策与爱情

    六世纪的“大跃进”

    当社会在雄心中崩溃

    第八章 唐代：最简单的财政，最复杂的问题

    被高估的行政效率

    奇特的自我经营式财政

    财政逼迫下的皇室搬家

    贤相集团与聚敛集团

    天宝变乱的财政之谜

    盛世王朝的终结

    第九章 宋代：改革之殇

    岳阳楼上叹革新

    错综复杂的财政集权

    官买官卖遍天下

    熙宁变法和元丰改制

    第十章 纸币：温水煮青蛙的游戏

    纸币勐于虎

    金融诈骗案引出的货币由来

    宋代七巧板式的币制

    交子：民间播种，政府收获

    最隐蔽的敛财术

    第十一章 金融大崩溃

    能臣蔡京的金融投机

    南宋的金融崩溃

    贾似道：灭亡前的土地改革

    第三部 最完美的集权机器

    第十二章 元代：大蒙古的财政危机

    宰相脱脱：蒙古人的凯恩斯

    大蒙古时期的财政

    忽必烈的孱弱遗产

    摇摆的政治和元朝的衰落

    雄心勃勃的经济刺激计划

    飞转的印钞机和社会崩溃

    第十三章 明代：最严密的集权皇朝

    玩不转钞票的皇帝

    亏本的对外贸易

    蒙人的户籍和土地清查

    农民意识和财政死结

    张居正的挣扎和妥协

    加税直到灭亡

    第十四章 清代：挣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探花不值一文钱

    理想样本，也是落后样本

    赔款与借债

    重归往复的叹息与无奈

    后记

    附录

    参考史料及著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郭建龙着.—厦门：鹭江出版社，2017.4(2017.6 重

    印)

    ISBN 978-7-5459-1109-1

    Ⅰ.①中… Ⅱ.①郭… Ⅲ.①财政史-中国-古代 Ⅳ.①F812.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2016)第019821 号

    ZHONGYANG DIGUO DE CAIZHENG MIMA

    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

    郭建龙 著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鹭江出版社

    地 址：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印 刷：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361004

    地 址： 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北门口民族工业园 9 号 邮政编码：

    101102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插 页： 4

    印 张： 26

    字 数： 408 千字

    版 次： 2017 年4 月第1 版 2017 年6 月第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9-1109-1

    定 价： 6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前言 一部新视角下的中国财政史诗

    1978 年以来，中国进入了改革密集期。从邓小平等第二代领导人的改革

    开放国策，到江泽民等第三代领导人的财税、国企改革，到如今第五代领

    导人的癸巳新改革。伴随着改革的发展，中国经济和社会也迎来了飞速的

    进步，这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繁荣和安定。

    但所有的改革始终没有办法触及中国经济的三大底线，这就是：国有企业

    不放弃、公有土地制度不触及，以及政府控制发钞权为代表的金融体系。

    虽然已经有不少学者认为，要想继续改革，必须触动国有企业、公有土地

    制度和金融体系，但实际上我们看不到政府将这三者全面放弃的迹象。国

    企可以私有化一部分，国企职工也可以下岗，但对于控制经济命脉的领域，国企则从来没有想过要退出和私有化，反而越来越加强了控制力。公有土

    地制度是地方政府发展土地财政的基础，哪怕问题再多，政府的改革措施

    也只会修修补补，甚至出让一定的使用权，但不会将土地的完整产权完全

    交给民间。而对金融体系的控制则决定了印钞权的归属，政府从而拥有了

    制造通货膨胀的能力，人民的储蓄也可以源源不断地供政府支配。

    有人认为，这三大底线其实是社会主义的固有特征，也称为三大基础。从

    马克思开始，就决定了必须守住这三大基础，才能守住社会主义的成果。

    但真的是这样吗？

    在详细考察了历史之后，我们却会发现：其实，这所谓三大基础并非从德

    国人那儿来的舶来品，而是中国历史上一直依赖的财政手段。实际上，中

    国古代的各个王朝已经频繁地在使用国有企业、公有土地制度、垄断货币

    发行的手段，这些手段之所以能够被现代政府驾轻就熟地运用，不是从外

    国学来的理论，而是传统带来的本能。

    本书所做的，就是梳理历史线索，从中国两千多年的集权历史中，寻找到

    垄断经济的逻辑。而这个逻辑的根就在于政府财政。

    古今中外，对于一个集权制政府来说，只有两件事是它最关心的：第一，如何创建一套复杂的官僚制度，控制住社会；第二，如何从民间经济中抽

    取足够的财政收入，来养活这个官僚体系。不管是国有企业、公有土地制

    度，还是垄断货币发行，都是政府筹措财政的一种手段。当正规的税收不

    足以养活庞大的官僚机构时，政府就会想办法开辟这些新方法来获得收入。

    所以，所谓的三大基础，实际上是三大敛财手段。

    中国的王朝衰亡，也必然是财政危机引起的失衡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才会发生。

    读者通过本书可以了解：

    1.王侯将相之外更深层的历史脉动。这本书的主角不是每个具体的个人，而是影响整个社会的政治演化力量。这种演化不是抽象的意识形态，而是

    可以通过现代财经工具分析的具体事件。作者认为，在描写历朝历代命运

    往复时，同样可以写出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美感，其力量不亚于王侯将

    相在台前的表演。

    2.对于中国现代财政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看到财政问题在中国古代的

    演化和发展。只有透过王侯将相的表演，看到财政方面的演化和失衡，才

    能真正了解一代王朝为什么兴，为什么亡，并意识到许多现代问题实际上

    有其古代版本，能够从历史中找到经验教训，预测未来的发展。

    3.支撑现代经济和财政体制的三大支柱，国有企业、土地公有制、金融垄

    断，这三种现象分别在中国的汉代、唐代、宋代都可以找到对应的版本。

    因此，本书也将更多的笔墨聚焦在这三大支柱的来龙去脉，并围绕着它们，追溯源由，分析政策带来的问题，以及最后的归宿。除了这三大问题之外，每个朝代的财政教训又各有不同，本书将会一一分析。

    中国历史的财政逻辑

    中国是一个早熟的国家，在两千多年前就发明了中央集权制。在这套制度

    发明之前，人类几乎不可能在数百万平方千米的疆域内创建统一的国家。

    由于交通和科技的限制，统治者无法让千里之外的人们都俯首听命。

    周代虽然创建了诸侯制，但由于天子对诸侯的控制力太弱，各个诸侯逐渐

    独立成了国家。秦汉发明的中央集权则在地方上创建了一整套的官僚体系，体系中的官员们由中央任免和控制，对人民进行统治，同时又相互监督、相互制衡。

    中央政府控制官僚最重要的手段是财政，除了中央之外，其余机构无权收

    税，也不能给官员发放工资。这样，官员就成了中央政府豢养的统治工具，而中央政府则通过官僚网络牢牢控制了民间。

    但是，中央集权制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随着政权的延续，官僚机构作为

    整个帝国的维稳系统会变得越来越庞大，让古代的农业社会逐渐养不起。

    在王朝创建初期与和平时代，官僚机构的规模还比较小，这时，可以通过

    正规的农业税来养活。可一旦进入战争状态，或者到了王朝后期，官僚体

    系膨胀过于快速，仅仅靠正规的税收就无济于事了。这时，就会进入一个

    快速的财政扩张期，皇帝发展出正规税收之外的各种手段，从民间攫取财

    富。

    最早进入皇帝视野的是国有企业。

    早在汉武帝时期，就已经摸索出了一套创建国有企业的方法。汉武帝继承

    了文景之治的成果，本来是财政富裕的时代，但他发动针对匈奴的战争，迅速耗空了国库，仅仅靠农业税无法弥补财政赤字。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汉武帝决定依靠政府对于自然资源的垄断，创建一系列的国有企业。当时

    盐和铁是最主要的自然资源，围绕着盐铁也形成了最先进的工业部门，可

    谓汉代的 IT 行业。汉武帝围绕着盐铁资源，垄断了经营权，创建了一系

    列的国有企业。民间为了购买盐和铁，必须向政府支付更高的价格。垄断

    前后形成的价格差，就成了汉武帝的战争经费。

    除了创建国有企业，汉代还第一次将货币发行权垄断到中央政府手中，从

    而可以利用货币贬值(铸币时代主要是靠往铜中掺入其他贱金属来实现)，从民间抽取财富。

    汉代之后的大部分朝代都继承了武帝的衣钵，在创建资源垄断上大做文章，形成了对中国民间经济的第一道紧箍咒。

    唐代则为中国现代经济提供了另一个蓝本：土地公有制。

    唐代的土地公有制源头来自北魏，并经过北周和隋，最终传给了唐。它规

    定：当一个人出生，就由政府分给他一块耕地；作为交换，一旦他成年，就必须向政府缴纳土地税；当他死亡时，政府把耕地收回，以便发给其他

    的新生人口。这种制度下，政府是全国最大地主，农民只是终生的租客，税收就是租金。

    在1978 年之后，中国农村也曾经实行过类似的分地制度。

    另外，与现代中国类似，唐代也是一个政府参与经营的时代。皇帝允许每

    一级政府、每一个衙门拥有经营性土地和资金，这些衙门都可以参与市场

    经营活动，挣钱来筹措一部分财政资金，维持自身的运转。可以说，唐代

    的政府也是既当裁判员员，又当运动员。但唐代的官营效果很差劲，常常

    处于亏本状态。主要原因在于，政府控制土地的成本太高，虽然可以短暂

    获利，但从长远来看，不仅会搅乱民间秩序，也无法保证政府持续获利。

    而政府由于不懂经营规律，所做的商业活动要么无法盈利，要么只能实行

    强买强卖。结果，政府不仅没有从经营活动中获得足够的财政收入，反而

    导致唐代的中央财政捉襟见肘，状况一直不佳。

    正是由于糟糕的财政，唐玄宗在盛世时期也不得不委曲求全，创建了节度

    使这个职务。在此之前，中央政府总是把一个地方的军权、财权和行政权

    分在不同的官员手中。但随着中央财政的崩坏，皇帝往往拿不出钱来养活

    边关的军队，于是，他把边关地区的军权、财权、行政权合并起来授予同

    一个人，让他自己想办法收税，再用这些税收养活军队打仗。

    节度使的设置，破坏了正常的官僚制度，无法产生有效的制衡，使得节度

    使反而大权在握，有力量反抗中央，并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

    可以说，唐代的衰落首先是一个财政问题，再扩大成为一个军事问题。

    在汉唐的财政经验之外，宋代则为中国提供了最后一个强有力的工具——

    纸币。从宋代开始，中国的每一个朝代(除了清代)都会产生剧烈的纸币

    通膨，中央政府突然发现，纸币是一种更容易攫取财富的工具，并且迅速

    滥用。即便到了现代，世界各国也都发现纸币是一个快速的筹款工具，并

    倾向于过度使用，最近世界性的流动性泛滥就是这样的结果。

    从上面的回顾也可以看出，国有企业、土地公有制、金融垄断，这三大制

    度在中国古代都有了非常深入的实验。而它带来的结果也在一次次重复，每一次的重复虽然有特殊性，却又有许多规律可以追寻。本书在叙述这些

    中国古代的经验教训时，试图寻找其中的规律，为现代社会经济的池塘中，掺入一点古人的眼泪。

    集权财政的三大周期

    在国内的财经史学界，存在着严重的区隔划分，懂历史的人不懂经济，他

    们对于史料的梳理功莫大焉，却大都以过时的经济理论为指导来梳理线索，导致著作中充满了一股腐臭的德国味儿。而懂经济的人不懂历史，他们将

    中国历史上的经济状况想象得过于简陋，割裂了历史与现代的联系。少有

    的几本试图融合两者的书籍，由于作者没有耐心阅读史料，只能利用前人

    的研究材料，即便想与众不同，却仍充满了陈词滥调。

    本书所弥补的，恰好是这两方面的缺陷：试图利用现代的经济理论来分析

    中国古代的经济、财政现象。而在选择史料上，则尽量重读古代典籍，以

    《二十五史志》《资治通鉴》《通典》《文献通考》等史籍为依据，辅以

    其他史料，紧扣这些材料来分析问题。

    本书分为一个引子和三部。引子介绍了中央帝国形成之初最重要的财政事

    件：汉武帝创建财税样板。而本书正文的三部，则对应着中国集权时代的

    三个大周期。

    1949 年之后的流行观点将大一统时期的历史统称为封建时代。但严肃的

    学者大都已经指出这样划分的错误，大一统之后形成的是一个集权式政权，由中央政府派出官僚机构对全国进行控制。这样的政治结构绝非欧洲式的

    “分封建制”，秦汉之前的周代反而是符合封建特征的，但在流行观点中，又将这个时期硬称为奴隶时代，显得不伦不类。

    本书对秦汉之后两千年的集权时代进行梳理，认为根据制度和财政的传承

    性，可以将其分为三个大的周期：在一个周期内可以包括若干个朝代，第

    一个朝代往往是从混乱中创建新的官僚和财政制度，形成基础；在后来的

    朝代中，即便出现了改朝换代，却往往没有彻底推翻前朝的制度基础，在

    官制、财政上有很强的继承性，可以视为周期的继续；直到周期的最后一

    个朝代，巨大的崩溃引起社会基础的全面改变，才会被新的周期所取代。

    中国集权时代的第一个周期始于秦汉，结束于南朝。这个周期的制度基础

    是：官僚制度上以中央集权制为主，却仍然残存着一定的诸侯制；经济上

    实行土地私有制，财政税收最初以土地税为主，并逐渐开辟出国有企业、金融垄断，甚至卖官鬻爵等新财源供皇帝挥霍。

    这个周期中，汉代最初的几个皇帝面对的是强大的诸侯制残余和崩溃的经

    济结构，他们采取了鼓励自由经济，并逐渐从财政上收缩诸侯权力的做法，取得了成功，形成了初步的中央集权。但到了武帝时期，由于战争财政的

    需要，在此基础上创建了国有企业和金融垄断，并以破坏正常官制为代价

    加强中央集权。王莽时期，惑于复古主义的政治幻觉，政府进行了激烈的、带着计划经济色彩的财金改革，但由于政府干预对于社会经济的破坏太大，导致了政府的垮台。

    接替王莽的东汉政权仍然继承了西汉的社会经济结构，它的官僚制度、财

    政制度都是西汉制度的继承和嬗变，同样也全盘接收了西汉的社会弊病。

    由于西汉后期官商结构的发展，有活力的民间经济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结块

    现象，到了东汉则演化成为板结的社会分层，这种分层一直持续到魏晋南

    朝，严重到影响政权的存续，最终被更加有活力的北朝所取代。到了这个

    周期的后期，随着政治的僵化，大量的劳动人口都成了官僚和士族的附庸，他们消失在了国家户籍之外，不再缴税。

    因此，户籍人口消失、财税不足成了政权越来越严重的威胁，政府变得孱

    弱不堪，第一周期终于在创建八百年之后，因制度丧失调整能力而崩塌。

    中国集权时代的第二周期从北魏开始，结束于南宋。这个周期的制度特征

    是较为完善的中央集权制和科举制，经济上采用土地公有制，税收上实行

    较为复杂的租庸调制，并辅以政府机关自我经营的财政收入体制。土地公

    有制出现于北魏，历经西魏、北周和隋，到了唐初，形成了以政府分配和

    回收土地为特征的公有制。但唐代的土地公有制却很快就失败了，因为人

    们都乐于从政府手中分到土地，但当有人死后，他的子孙却并不愿意将土

    地交回给政府，而是隐瞒不报，偷偷继承了下去。随着人口的增加，政府

    手里能够用于分配的土地数目却在减少，土地随即被从事实上私有化了。

    唐代的土地公有制崩溃还直接影响了税收，由于大量的土地隐瞒不报，政

    府的财政收入无法得到满足。唐代还实行一种复杂的税制——租庸调制，政府必须同时统计土地、人口和家庭。这种税制已经超出了当时政府的统

    计能力，反而对财政造成了巨大拖累。

    由于上述原因，唐代的经济虽然大发展，但财政却一直不健康，从而导致

    了安史之乱的发生。唐代后期进行了税法改革，默认土地私有制，形成了

    较为简单的两税法，并开始加强各种专卖制度，形成了庞大的国有垄断经

    济。这些特征传给了五代、两宋，并在宋代形成了庞大的政府垄断。

    宋代，因为战争成本、养官成本都很高，需要庞大的财政支持，形成了中

    国历史上最壮观的专卖制度，并开创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纸币实验。纸币

    最先由中国的“民间银行”创造，展现出了巨大的活力，也带来了一定的不

    稳定，政府随即将纸币发行权收归国有，并发现了纸币的巨大财富再分配

    效应。从这时开始，除清代外的后代政府都通过纸币从民间吸取大量财富，并形成世界上最早的一系列恶性通货膨胀。

    中国集权时代的第三周期从辽金出现萌芽，在元代继续发展，到了明清两

    代，则形成了稳定的模式。这个周期的特征是：土地制度重回私有制，官

    僚制度上创建起了具有无限控制力的集权模式，并依靠封锁人们的求知欲，形成了巨大的稳定性。这个周期在财政上是保守的，以土地税为主，并逐

    渐放弃了不稳定的纸币体系，回归更加原始的货币制度，但这套财政制度

    又足够简捷，足以维持很长时间。

    如果世界上只有中国一个国家，这个体系可怕的稳定性可能让我们永远停

    留在第三周期内，虽然经济上绝对不会有突破性发展，人民的生活却也并

    不差。只是到了清末，随着海外影响的到来，中国财政才开始了近代化的

    路程，并有了突破农业社会桎梏的机会。它曾经充满了希望，却最终被迫

    回归到国有企业、金融垄断与土地公有制的两千年往复中。

    本书的写作目的，不仅仅是回顾古代，而是通过研究古代问题来研究现代。

    当了解了古代的财政逻辑之后，读者再看待现代问题时，可以获得更广阔

    的视角，并能够判断现代经济和社会的走向。

    引子 汉武帝：两千年帝国财政的教科书

    [1]

    汉武帝是中国集权财政模式的开创者，他的制度在多方面影响了中国未来

    两千年的历史。

    后世的人们往往敬畏汉武帝的赫赫战功，却没有看到，他的战争将文景之

    治时期积累的国库储蓄全部耗空，形成了巨大的财政包袱。

    在汉代，一场战争的花费，就可以达到中央官吏俸禄的几十倍，战争可谓

    消耗巨大的游戏。仅仅靠农业税无法应付战争开支，为此，汉武帝尝试了

    几乎所有可能的财源，从卖官鬻爵，到发行减值货币，再到加强商业税等，但均无法满足巨大的财政开支。最终汉武帝财政需求的，是垄断自然资源、开办国有企业。为此，汉代创建了一套复杂的国有制体系。

    汉武帝的做法使得政府的角色从收税变成了参与经济的实际运营，也由此

    带来了官僚制度的变化，破坏了原来的小政府模式。

    汉代创建的中央集权模式，带来了一个无解的困境：中央政府要维稳，就

    必须多收税；要多收税，就必须创建国有企业和金融垄断，而这势必影响

    到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停滞后，又反过来影响政府维稳，从而造成王朝

    的垮台。

    一场影响中国两千年财政制度的战役

    汉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 133 年)六月，一场发生在马邑(今山西朔州)

    的战役决定了未来两千年中国的走向。

    这场战役的一方是汉朝的大军，主要策划者是一个叫作王恢的官员，另一

    方则是匈奴的军臣单于。与后来汉匈之间连绵不绝的战争相比，马邑之战

    显得异常平淡，双方甚至没有实质性的接触，但它却成了多米诺骨牌的第

    一块牌，产生的连锁反应导致了一场影响中国财政的大变局。

    这次战役彻底破坏了汉匈的信任关系，双方从和平跌入连绵不绝的战争。

    战争又破坏了汉初健康的财政，迫使武帝不得不创建起一套特殊的财政体

    系。这套新体系又延绵两千年，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这次战役的原因和经过如下。 [2]

    公元前202 年，经过了秦朝末年的群雄并起，刘邦脱颖而出，结束了中原

    的分裂，创建了汉帝国。

    刘邦统一中原后，随即与匈奴发生战争。谁知大汉皇帝却敌不过草原霸主，刘邦在白登山(位于山西大同附近)被匈奴团团围困，差点儿成了俘虏。

    从此以后，汉代的皇帝大都保持和平姿态，不惜利用和亲的手段来安抚匈

    奴，避免战争。和亲的女子并非真正的公主，而是从刘姓家族中找一个女

    孩，由皇帝认作干女儿，嫁给匈奴。

    然而，上述政策到了汉武帝时期，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大的争论。随着汉代

    经济实力的增强，“是和是战”已经成为君臣之间激烈讨论的问题。

    到了元光元年(公元前 134 年)，匈奴的军臣单于再次要求和亲，武帝认

    为这是一次改变政策的时机，于是召集群臣商讨对策。争论的两极以两个

    人为代表，主和的一方是御史大夫韩安国，主战的一方是大行令王恢。

    王恢的籍贯是燕地，即现在的北京、河北一带，与蛮族接壤。他本人也担

    任过边吏，又参与过对南方闽越的军事行动，是个坚定的主战派。他认为，匈奴单于喜新厌旧，和亲后往往很快就背信弃义，制造新的麻烦，所以不

    如拒绝和亲，准备打仗。而御史大夫韩安国则认为，匈奴的土地过于贫瘠

    和广阔，如果要打仗，需要花费很大力气，即便打胜了，也没有太多的好

    处，得不偿失，不如继续和亲政策。

    汉代实行三公九卿的中央官僚制度，御史大夫是三公之一，拥有监察百官

    的权力，是朝廷最有话语权的官员之一。而大行令(最早称典客，景帝时

    改称大行令，武帝后期改称大鸿胪)属于九卿之一，比御史大夫地位低，但他的职责是管理归附朝廷的外国人，匈奴事务与他负责的领域直接相关。

    一个是三公，一个是直管官员，两者的话语分量不相上下，也不难看出武

    帝时期朝廷内部对匈奴态度的分歧之大。

    这一次，御史大夫韩安国的意见占了上风，武帝许诺与匈奴和亲。汉匈和

    平又维持了一年。

    到了第二年春天，一位生活在马邑，叫作聂壹的沃尓沃求见大行令王恢。

    他认为，匈奴刚刚和亲，对汉朝警惕性降低，此时恰是攻击匈奴的最佳时

    机。

    聂壹的话与王恢的观点不谋而合。他把聂壹的意见上呈汉武帝，于是宫廷

    里又展开了一次讨论。武帝首先给此次的讨论定了调。他说，朝廷不仅与

    匈奴和亲，还赠送给他们大量的礼物，但匈奴态度傲慢，屡屡犯边，有人

    建议使用武力教训他们，请大家讨论可否。 [3]

    主要的争论仍然在御史大夫韩安国和大行令王恢之间进行。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汉书》列出了双方争论的三个回合，直到王恢第四次发言后，皇帝才拍板决定使用武力。

    根据聂壹的计谋，他本人偷偷逃到匈奴军臣单于处，获得信任后，向单于

    建议：他有把握砍下马邑令守的人头，将匈奴放入城中，夺取城池。

    单于轻信了聂壹的话，把他放回马邑。聂壹将一名死囚的人头砍下来，挂

    在城外，匈奴的使者误以为这就是马邑令守的人头，回去禀告单于可以进

    军了。单于亲自率领十万骑兵前往马邑。

    与此同时，汉朝派遣了三十万汉军(《史记》记载是二十多万 [4])，并

    任命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令王恢为将屯将

    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这四位将军由御史大夫韩安国(他被任命

    为护军将军)统领。

    汉军人马都埋伏在马邑周边的谷地里，一旦单于到来，就由王恢、李息、李广等人击其辎重，其余人马与其大部队作战。

    如果军事行动成功的话，可以全歼匈奴单于所带来的十万骑兵，对匈奴造

    成致命打击，使其丧失与汉朝对抗的能力。

    然而，军事行动进展得并不顺利。

    匈奴单于在进军的过程中，发现了不好的兆头。

    首先，匈奴进攻马邑并无长期占领的打算，而是以劫掠为主。在进军的路

    上，距离马邑还有上百里，匈奴已经开始了劫掠。他们发现，虽然路上有

    不少的牛羊可以抢劫，但是连一个牧人都没有碰到。

    这时他们正好经过一个烽燧，单于临时下令占领这个烽燧。此时，有一个

    武州的小官恰好在这个烽燧上，他被匈奴抓住，供出了汉军的计策。单于

    大呼上当，引军撤退。埋伏的汉军得到匈奴撤退的消息，连忙追了上来，但由于距离遥远，没有追上，只得撤离。

    唯一有机会和敌人接触的是大行令王恢的部队。他率领三万人马负责拦截

    匈奴辎重。就在他率军杀向敌人的辎重部队时，却得到消息：匈奴主力已

    经回撤，要和辎重部队会合了。经过再三考虑，他认为三万人无法与匈奴

    主力抗衡，于是率军撤退了。

    这次战役以匈奴的撤退和汉军的无功而返告终。由于动用了三十万军队，消耗了大量的粮草，汉武帝大怒，要惩罚当初坚决主战的王恢。他认定王

    恢临阵退缩。与其他将军追不上敌人不同，王恢是可以赶上并攻击敌人的

    辎重部队的，然而他却选择了退军。在军法上，擅自撤退是斩首之罪。

    王恢则辩解说，他的人马太少，无法与匈奴主力抗衡，他的撤退保全了汉

    军的三万人马。不过，暗地里他却贿赂时任丞相的武安侯田鼢，希望田鼢

    为他说句好话。田鼢本人不敢对皇帝明言，就找太后去说情：反对匈奴最

    坚决的人是王恢，杀了他就等于是替匈奴出了气。

    但武帝不为所动，坚持认为王恢的临阵退缩让汉军失去了获胜的可能。出

    于面子考虑，汉军急需的是一场胜利，哪怕只是对辎重部队的小胜，也比

    什么都没捞到要好得多。

    整个事件以王恢自杀而告终。马邑之役落幕。

    既然战役过程平淡无奇，而且由于错失时机，对敌人没有产生任何杀伤，那为什么还说这次战役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呢？

    原因在于：此次战役标志着汉帝国和匈奴的彻底决裂。此后，匈奴再也不

    相信汉朝，不指望和平，双方之间进行了连绵不绝的恶战， [5]

    就算想停

    都停不下来了。

    这些恶战对于汉匈双方来说都得不偿失。匈奴人口少，战争消耗大，内部

    也产生了分裂，到了东汉中期终于瓦解；而战争给人口众多的汉帝国带来

    的影响，则是帝国财政的崩溃。为了应付战争带来的财政危机，汉武帝不

    得不放弃了汉初宽松的财政税收制度，另辟财源。于是，一整套国家垄断、国家干预经济的制度被创建起来，这套财政制度延续了两千年，直到今天

    仍然存在。

    一场小小的战役改变了汉匈关系，进而改变了帝国的财政结构，影响了中

    国两千年的经济发展。至今，我们仍然在接受那次战役结果的影响。

    汉初的自由经济时代

    在汉初，中国经济恰好处于一个中国历史上罕见的自由经济时代。

    经济学鼻祖亚当· 斯密(Adam Smith，1723-1790) [6]

    认为，政府的财政

    和税收应该遵循小而简单的原则。税收要尽量规则简单、平等，不要过量。

    相应地，财政支出也要尽量最小化，只承担必要的安全保障，如军队、警

    察的开支，承担一部分实在没有私人愿意做的公共事业，比如修建道路和

    水坝。政府应该避免参与具体的经济活动，让社会去掌控经济运营。在这

    种体系里，不需要所谓国有企业，也用不着政府去指导经济。

    当然，这只是最理想状况，即便是现代西方社会，也没有完全实践这些原

    则，政府逐渐变得臃肿，对经济的干预力度也越来越大。

    但是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时期最接近亚当· 斯密的理想，就是汉代初期。

    这个时期甚至有一套接近亚当· 斯密理论的指导思想，叫“黄老之术”，据称

    发端于黄帝和老子。所谓“黄老之术”，就是要求统治者采取休养生息的政

    策，政府几乎全盘从经济事务中退出，放手让社会力量去发展经济。套用

    现在的话，就是“小政府、大社会”。

    现在，人们常质疑亚当· 斯密理论的效果，但西汉初年实行“黄老之术”恰好

    提供了良好的证明：在这之前，整个中国经过了战国末年的大规模兼并战

    争、秦代的集权统治、秦末的群雄混战，一直处于纷纭扰攘之中，民生凋

    敝，金融混乱。汉初的休养生息政策立竿见影，很快地，国库充盈，民间

    富裕 [7]。

    除了民间经济的发展，汉初统治者还逐渐摸索出一套符合经济发展需要的

    官僚制度。这套制度非常简洁，只负责必要的行政、税收、武装，以及供

    养皇室，不过多地干扰民间经济发展。

    这套制度在中央是三公九卿制，也就是丞相(管行政，是文官首长)、太

    尉(管军事，是武官首长)、御史大夫(掌监察，辅助丞相来监察官僚系

    统)这三公，加上九个辅佐皇帝的官员以及他们的部属。地方上采取郡县

    两级制度，从中央到地方只经过郡和县两个级别，所需官员的数量并不多。

    总体而言，汉代初期的官僚人数少，制度简单，政府没有整体干预经济的

    想法。据司马迁估计，养活中央官吏，每年所需的粮食不过几十万石。 [8]

    即便按照一百万石计算，汉代一亩收一石的平均生产率 [9]

    ，约需要一百

    万亩土地；而汉代的耕地面积是定垦田八百二十七万顷 [10]

    ，一百万亩只

    相当于全国总耕地的八百分之一。也就是说，只用八百分之一的土地就可

    以养活整个官僚系统。如果折算成钱币，当时一石粮食的正常价格是三十

    钱，则一百万石粮食大约为三千万钱。

    由于养官所需很少，汉文帝甚至可以一连十几年免除农业税。 [11]

    在《史记》中，司马迁对当年的富裕的深情描述，成为人们描述汉代经济

    时必须引用的材料：

    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

    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

    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

    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

    然而，在这幅和平安宁的图画下，却隐藏着中央帝国财政方面的一个巨大

    死穴：税收弹性不足。

    对于帝国而言，每年的财政收入几乎都是固定的。农民的税率是固定的，人口和土地数量的变化也不大，因而可以估算出每年的总税额。而这些财

    政收入大都有了固定的用途，如养官、建筑宫殿、兴修水利、维持治安，等等。

    尽管社会经济繁荣，可一旦出现了持续的异常情况，需要动用预算外的大

    额开支，就会立即出现财政紧张的情况，而财政的紧张最终会通过政权的

    力量破坏繁荣，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的盛世都无法持续的原因之一。

    战争就属于最典型的异常情况。

    战争：名将之福，财政之灾

    与前几位皇帝保持朴素生活、竭力避免战争不同，出生在和平年代的汉武

    帝爱好奢华和大场面，时时刻刻都试图表现出汉家的威仪。他喜欢美酒妇

    人、建设宫殿，利用儒家推崇的天子礼仪四处铺张。对后世影响更大的是，他抛弃了前几位皇帝谨慎的态度，追求战争带来的征服感。

    在大行令王恢发动针对匈奴的马邑之战前，皇帝在其他方向已经采取了军

    事行动。例如，在严助和朱买臣对南越和闽越发动战争期间，政府征召了

    许多东瓯(今浙江温州)的士兵，又从江淮一带获得物资供应，造成了这

    一带的萧条；唐蒙和司马相如从巴蜀向云南、贵州开辟道路，使得巴蜀的

    老百姓疲惫不堪；彭吾出兵朝鲜，让现在北京、山东一带的老百姓承受了

    过重的负担。

    群臣发现汉武帝喜欢战争，纷纷投其所好，鼓励他放弃前任的安抚政策，在帝国的各方边境都采取更加激烈的对抗行为。所以，马邑之战并非偶然

    发生，而是汉武帝个人喜好造成的自然结果。

    只是，之前的战争都还没有进入不可逆转的状态，如果及时收手，还能够

    维持大致的和平。而自马邑一战起，匈奴和汉朝廷互相猜忌，双方的对抗

    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愈演愈烈。

    最初，匈奴在战争中占了上风。公元前 129 年，马邑之战五年后的秋天，汉武帝曾派遣四位将军攻打匈奴。但战争的结果却与武帝的初衷大相径庭：

    四位将军中，公孙贺一无所获；公孙敖被匈奴击败，损失了七千人马；李

    广被击败后，本人也被匈奴俘虏，他在押解的路上瞅准机会，好不容易才

    逃了出来；只有卫青小有收获，斩首七百人。

    第二年，匈奴杀了汉朝的辽西太守，俘虏两千人，又在渔阳围困了韩安国，汉军损失千人。匈奴离开后在雁门又杀掠了千余人。 [12]

    双方的交战持续了十年，随后，汉代迎来了一个名将迭出的时期，最著名

    的是两位年轻的外戚，武帝卫夫人的娘家人——卫青和霍去病。这两人的

    成就在整个中国战争史中都极为突出。

    然而，就在汉军屡屡获胜时，真正的问题却来了。如果换个角度，从财政

    角度去观察，就会发现战争有巨大的破坏性，所谓“名将之福，财政之灾”。

    [13]

    公元前124 年，车骑将军卫青率领骑将军公孙贺，游击将军苏建和轻车将

    军、强弩将军李沮，兵分四路进攻匈奴右贤王，出塞六七百里，斩获一万

    五千人。

    公元前123 年，大将军卫青率领中将军公孙敖、左将军公孙贺、前将军赵

    信、后将军苏建、后将军李广、强驽将军李沮，从定襄出发，北进数百里，歼敌一万九千人。

    这两次战役是卫青扬名立万的标志性事件，军事学家则称之为远程奔袭的

    楷模，是中外战役史上的名局，为汉政府出了一口积压了几十年的恶气。

    但如果从财政的角度看，就会发现，当年御史大夫韩安国所说的话一点都

    没有错：即便是打了大胜仗，也是得不偿失。

    在这两场战役中，汉军共损失兵马十余万；而为了安抚活着的士兵，汉政

    府又拿出了二十余万斤黄金进行赏赐。汉代一斤黄金折合一万钱， [14]

    二

    十余万斤黄金就是二十余亿钱。之前供养中央官吏每年只需要三千万钱，而一次战争的赏赐就是中央官吏年俸禄的几十倍，可见消耗之大。

    但这还不是全部。被俘的数万名匈奴人也受到了优待，吃饭穿衣都由汉政

    府供给。再加上正常的战争物资和粮食的消耗，汉代财政吃不消了。

    为了应付这巨大的开支，主管财政的大司农拿出了库里所有的积蓄。当年

    文景时期积累的丰厚家底已经耗空了，可还是不够支付战争费用。

    最后，武帝只好下诏卖爵，因为卖爵可以获得三十余万斤黄金的收入。买

    爵的人可以免除一定的人头税，还可以当吏，甚至当官。

    公元前121 年，年轻的骠骑将军霍去病连续两次进攻匈奴，令匈奴的浑邪

    王投降了汉朝。从军事角度讲，这又是传奇的一年，霍去病的征战可谓出

    生入死，一万兵马最后只剩下三千。他转战河西走廊五国，歼敌九千，缴

    获匈奴的祭天金人。不久，霍去病再一次孤军深入，杀敌三万。匈奴的浑

    邪王归顺了汉朝，这是一次分裂匈奴的巨大胜利。

    关于此时期西汉政府的财政状况，司马迁只告诉了我们一个简单的数字：

    这一年汉政府的财政消耗是上百亿。 [15]

    这个数字甚至超出了前几次战争

    的总和，是中央政府一年正常财政收入的数倍。 [16]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战争费用大增、政府疲于应付之时，汉武帝的其他

    政策又导致了额外的花销：为了运送粮食和战略物资，必须有一个良好的

    运输系统，政府于是兴修水利，开凿运河。开河的效果并不明显，却徒然

    耗费了巨款。

    作为战略物资的马匹一直是汉政府的心病。在古代，一个国家的马匹数量

    在十万到几十万之间，一场战役的马匹消耗就接近这个数字。为了弥补马

    匹的消耗，汉武帝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去养马。他将数十万中原百姓迁往关

    西，但这些百姓一时间还不能养活自己，只能由政府给予补贴。

    就在大司农还在战战兢兢地考虑如何应对如此之多的财政问题时，汉王朝

    在漠北取得了更大的胜利。

    公元前119 年，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联军直捣漠北，完成了

    对匈奴的重大一击。霍去病更是深入位于今蒙古国境内的匈奴腹地，在狼

    居胥山举行祭天封礼。两位将军斩杀的匈奴合计达八九万人。

    在这一大捷背后，财政却是另一幅景象：此役战死的马匹达十多万，不管

    采取什么政策鼓励养马，无论花多少钱，政府财政都禁不起战争的消耗了。

    而为了奖赏出生入死的战士，皇帝的赏赐高达黄金五十万斤(折合五十亿

    钱)，超过了政府一年的常规财政收入。面对空空如也的国库，皇帝又如

    何满足将士们对于金钱的渴望呢？

    从冷冰冰的数字和空荡荡的国库可以看出，巨大的帝国一旦统一，就要承

    担高昂的统一成本，几次边境战争就足以拖垮汉代曾经健康的财政。

    那么，汉武帝又将如何应对？

    疯狂地卖爵，乱套的货币

    当战争这枚多米诺骨牌倒下时，汉武帝就已经失去了退路。为了应付巨额

    的开支，汉武帝启动了他的特别筹款之法。

    对于依靠农业税和人口税的大一统王朝而言，这两项的常规税收是有限的。

    在汉初，帝国主要依靠土地税和人头税这两种税收。土地税的税率是三十

    分之一， [17]

    土地的规模是固定的，所以土地税的总额也可以计算出来。

    人头税(成年人称为算赋，一年一百二十钱，未成年人称为口赋，一年二

    十钱 [18])针对人口征收，也可以相应计算。两项收入相加，折算成钱，一年大约在四十亿钱 [19]。

    一旦战争出现，土地和人口的数量不能迅速增加，税率也不能大幅度提高，而人力被从农业抽调进入军队，生产力还会受到影响。综合起来，税收不

    仅不会增加，反而会减少。

    武帝之前的汉代政府是一个消极型政府，除了收税和最基本的养官、司法、行政和一定的公共工程之外，不负责与具体经济有关的职责。政府由于过

    于简洁，在税收上更显无力。所以，一旦政府开支膨胀，常规渠道根本没

    有办法满足资金的需要。

    在汉匈关系还没有完全恶化时，汉武帝就已经考虑过征收商业税来满足战

    争需求。 [20]

    但由于商业税的征收需要创建一套严密的财政班子，在这套

    班子没创建起来之前，征收商业税并不容易，而当前税收的额度也满足不

    了政府的战争需求。

    汉武帝也尝试过出卖爵位甚至官位，但汉代卖爵的鼻祖并不是武帝。文帝

    时期的汉代虽然与匈奴维持着和平，但在与匈奴接壤的边界上却创建了防

    御阵地。为了保住阵地，需要向边关输送粮食，文帝采纳晁错的建议，沿

    用了秦代制定的爵位制度：如果有人向边关输送六百石粮食(合六户人家

    一年的产量)，就给以上造的爵位；如果送四千石，就拜爵五大夫；送一

    万二千石，爵位为大庶长。

    不过，汉初的功爵位与当官并不是一回事。爵位制度来自于秦国的商鞅变

    法。为了鼓励百姓征战，秦国法令规定，对享有战功的人封爵，相当于荣

    誉称号，一共设有二十个等级。在汉初，拥有高等爵位的人具有免赋免役

    的特权，不需要再出人头税和服役了，但是仍然需要缴纳土地税。

    景帝时期，上郡以西遭遇灾荒时，也曾有短暂的卖爵令，罪行较轻的犯人

    还可以交粮食抵罪。

    武帝时，为了大规模卖爵，政府模仿秦代的爵级制度，另起炉灶，共设十

    一级武功爵，每一级武功爵的售价是十七万钱。公元前123 年的一次战役

    之后，政府的一次卖爵收入就高达三十余万斤黄金。

    武功爵除了可以免赋免役之外，还可以免罪。轻罪可以减免，重罪可以减

    轻惩罚。另外，武功爵的拥有者还可以担任吏。在古代，官和吏是分开的，吏的地位比官低，不让武功爵当官而只让当吏，也算是对官僚体系的一种

    保护。但是，到了最需要钱的时候，皇帝将这个隔离层也去掉了，许多人

    先购买爵位，之后进入仕途，大的封侯，小的当郎官。

    武功爵出台后，西汉政府虽然暂时增加了财政收入，但从长期来看，是丧

    失了帝国的常规税收。而当吏的人太杂，又导致帝国的财政支出大大增加。

    到最后，随着这些人进入官场，帝国的官僚系统也败坏了。这是杀鸡取卵

    的办法。

    当卖爵还是不能带来足够的财政收入时，汉武帝将目光瞄准了另一端：货

    币。

    在武帝之前，汉代的货币主要是文帝时期推出的四铢钱，钱币六枚重一两，它的面值和所含铜的价值相近。汉政府甚至允许民间铸造货币，只要铸币

    达到政府规定的规格，都可以进入市场流通。

    汉武帝采纳了酷吏张汤的意见，依靠政权的力量创造了两种新型的货币：

    皮币和白金。这两种货币的面值与真实价值严重不符，皇帝借助它们从民

    间抽取了大量的“铸币税”。

    所谓皮币，基本材料就是一块白鹿皮，一方尺的白鹿皮饰上紫色的花纹，可以充当四十万钱，也就是四十斤黄金。

    由于兑换率不合理，近乎明目张胆的抢劫，市场拒绝接纳皮币。要推行皮

    币，必须依靠政权的强制性力量。依照汉代的礼仪，诸侯朝觐、祭祀祖先，需要使用玉璧，汉武帝就看上了这块市场，他规定诸侯在贡献玉璧的场合，都必须用皮币作垫子，衬在玉璧下面。一个玉璧有时只值几千钱，而它的

    垫子却要四十万钱，等于让诸侯花大价钱购买一块不值钱的皮子。

    如果说皮币是为了搜刮诸侯的钱，那么白金则是为了直接从民间搜钱。所

    谓白金是银锡合金。汉代的法定货币是黄金和铜币，银并不属于法定货币。

    皇帝决定把它利用起来。

    汉武帝制作的白金货币有三种：一种重八两，圆形，上面有龙形图案，叫

    作白选，一枚价值三千钱；另一种小一些，方形，上面有马的图案，价值

    五百钱；第三种更小，椭圆形，龟形图案，价值三百钱。

    由于民间本来不使用银和锡做货币，加上白金的价格被严重高估，官方估

    值已接近金的三分之二， [21]

    出现了巨大的暴利空间。

    民间社会一方面在交易中抵制这类货币，另一方面又大量偷铸假币，希望

    以此牟利。短短几年，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偷铸钱币、使用假币的行列。

    为了应对上述问题，一方面，政府必须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监管市场，官僚阶层也因此变得更加庞大。这件事导致日后政府深度介入金融业，将

    整个金融业收归国有。另一方面，政府的法律机器也开动了。按照法律规

    定，那些偷铸货币的人会被判处死刑。但由于这个行业可以牟取暴利，在

    严刑重法之下人们仍然趋之若鹜。当所有的人都参与犯罪，法律就好像是

    概率决定的射击游戏，谁被打中了谁就自认倒霉，没有被打中的继续犯罪。

    但是，没有被打中的总是大多数。

    对于白金持有异议的官员也遭到了排挤甚至杀害。历史上有名的“腹诽之

    罪”就出现在这个时候。

    这位倒霉的官员是掌管财政的大司农，名叫颜异。汉武帝听从张汤的意见

    创造皮币时，派人征求颜异的看法，主管财政的颜异表示不赞同，说道：

    “诸侯朝天子使用的玉璧才值几千钱，而现在规定玉璧必须垫上皮币，这

    个皮币的价值却值四十万钱，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武帝听了不高兴。张汤乘机找人告发颜异，说他有意见不好好提，心怀不

    满，肚子里瞎嘀咕，犯了腹诽之罪，应当将其处死。

    颜异之死向百官指明了方向，他们再也不敢表示哪怕一点点的不赞成。武

    帝开始变本加厉地用张汤的标准惩罚那些不听话的人。

    在官员的推波助澜下，武帝的政策已经被执行到荒谬的程度。在高峰时期，西汉每一百个人中，就有五个人因偷铸货币而犯死罪。 [22]

    在这些犯罪的

    人中，有大约五分之一的偷铸犯被抓，剩下的继续逍遥法外。

    五年后，汉武帝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政府不能靠灭绝人民来推行政策。

    他推行挽救措施，签署赦免令，赦免了几十万偷铸犯的死刑。由于政府保

    证犯人自首就可以获得赦免，因此，又有一百多万人自首，而没有自首的

    人至少还有一半。

    到最后，白金币终于支撑不下去，被废止了。

    这次货币改革不仅没有满足皇帝的胃口，反而造成了市场的混乱。如果要

    解决财政危机，必须从其他方面想主意。

    到这时，国家垄断制度已经呼之欲出。汉武帝最终找到的出路是：如果要

    获得无限制的收入，就必须把政府变成一家庞大的企业，这家企业唯一的

    任务就是为政府创造利润，政府想要多少，就供应多少。这就是官营垄断

    之源。这个办法也终于影响了未来两千多年中国的经济和财政的走势。

    解决财政危机，求助盐铁官营

    在叙述汉代的政府垄断如何创建起来之前，需要先谈一谈汉代政府的“理

    财专家”。

    在任何一个朝代，只要政府出现了财政困难，就会出现一大堆吹鼓手，帮

    助政府鼓吹增加财政收入的好处；而财政收入的增加，意味着社会承担更

    重的负担，反过来又会造成经济的衰败。

    除了这些吹鼓手之外，还会出现许多所谓的理财专家，帮助政府设计规则，来征收更多的税，或者通过其他渠道来获得财政收入。这些理财专家往往

    受到整个社会的顶礼膜拜，认为他们是最贤明的大臣，有着点石成金的妙

    手。

    汉代的几个理财专家也受到大部分人的推崇，甚至到现在，人们还把这些

    人当作能臣的样板；而另一些人则意识到，这些理财专家所做的实际上是

    从民间抽血来供给政府，他们敛走的每一笔钱，最终都会通过另一种方式

    转嫁到人民的头上，形成更高的税收，并最终让人民无法承受。于是人们

    又给这些人起了一个名字，叫“聚敛之臣”。

    虽然中国的政治传统一直排斥商人，但汉代的几个聚敛之臣都是大商人出

    身。

    汉武帝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挤压商人阶层，令民间的商业受损。也正是在

    这时，几位在商业中发过大财的商人摸准了风向，弃商从政，适时地进入

    官僚系统，成为皇帝的左膀右臂，利用他们熟练的商业技巧，帮助皇帝敛

    财。

    在任何一个政治侵蚀民间经济的时代，总会有一批原本成长于民间的商人

    把准了脉，跳出来要求被政府收编，希望用财产换取政府的保护，并在保

    护伞下谋取更大的发展。

    汉代著名的几个聚敛之臣是：主管制盐的大农丞东郭咸阳、主管冶铁的大

    农丞孔仅，以及掌管帝国财政的侍中桑弘羊(商人子弟出身)。 [23]

    其中，桑弘羊主持政策的时间最长，知名度也远高于前两位，被认为是古今第一

    能臣。

    这些能臣又做了些什么来帮助皇帝获得军费呢？

    他们和现代非洲的军事独裁者们所做的一样：通过创建国有企业，垄断自

    然资源，进而垄断最能影响国计民生的工业部门来获得收入。

    在汉代，人们把自然资源的营利统称为山海收入。

    在封建制时代的周代，天下所有的土地都被看成是天子的。但到了战国时

    期，封建制和井田制逐渐解体，所有开垦的土地渐渐归私人所有。除了耕

    地之外，国土资源中还包括山泽和海岸等非农地资源。在周代，非农地资

    源也曾经是天子的财产。随着土地私有化的发展，农地归了个人，可是山

    海资源理论上的所有权 [24]

    仍然在统治者手中。

    但实际上，山海资源也已经被私人利用了。为了矿石、木材、野兽、鱼类

    和海盐等资源，人们纷纷到山中、海边去谋生。统治者默许了人民去开发

    自然资源，但也在山海地带设立了关卡，让私人按照比例缴纳税收，这笔

    税被称为山泽税。

    汉代的财政分为国家财政和皇室财政两部分。国家财政由大司农掌握，主

    要收入来源是全国的土地税，用于国家治理方面的花费，如军费、官员俸

    禄等。而皇室财政主要由少府掌握，主要来源就是山泽税，用于皇家的生

    活开支。由于山海在理论上是皇家的，所以山泽税收入归皇室所有。 [25]

    通过税收制度的安排，山海资源事实上已经归私人使用，而皇室通过税收

    也可以获得收入，这就出现了一种两全其美的局面。但是，这种趋势到汉

    武帝时期出现了逆转，山海资源并没有完成私有化的最后阶段，反而又被

    国有化了。

    汉武帝时期，由于战争消耗太大，皇帝首先作出了牺牲，主动将山泽税中

    的盐铁税收从少府划归给大司农管理，也就是皇帝把体己钱拿出来补贴国

    家财政。但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政府财政进一步枯竭，皇帝发现还需要

    对盐铁制度作一系列的“改革”。

    由于盐铁是当时最主要的两个工业部门(支柱产业)，民间参与盐铁业的

    人，有的已经成了巨富。司马迁曾经给大商人立传，在《史记· 货殖列传》

    中，至少一半的大商人都是盐铁业出身。

    当国家财政接近崩溃的边缘，民间却还有巨富存在时，这些巨富自然成为

    国家的目标。汉武帝先是提高商业税，希望富人们出钱帮助政府渡过难关。

    但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商业税已经无法满足皇帝的胃口。要实现财富从

    私人向政府的转移，必须有一个全盘性的安排。

    这时，东郭咸阳和孔仅扮演了财政专家的角色。他们都是盐铁商人出身，成了官吏后，更加知道商业的法门在哪里，如何替皇帝赚快钱。经过研究，他们提议将盐铁工业，也就是汉代最先进的两个工业部门，立即全部收归

    国有，不准私人经营。

    为了这次国有化，他们铺垫了一系列的理论。他们并不承认这么做是为皇

    帝打仗筹集资金，而是以民生的名义来进行改革。他们认为，盐铁工业在

    以前是私营的，许多大商人因此而暴富，这些富人有了钱，也就更有能力

    奴役普通民众了。为了公平起见，必须将盐铁收归国有，再由政府来保护

    普通人民的利益。

    理论工作完成后，这项政策立即付诸实施。后世之所以关注这项改革，除

    了盐铁收归国有这个事实之外，更是因为汉武帝为此创建了一整套国有机

    构，而这套机构是日后历朝历代的重要蓝本。

    在这几位聚敛之臣的帮助下，政府首先制定了严厉的手段，惩罚私自铸铁

    采盐者。 [26]

    之后，招募工人，由政府供应采盐采铁的工具，组织他们工

    作，再把采出的盐和铁矿石专卖给政府。在产盐铁的地方，政府垄断，低

    价采购，再运到外地高价售出——其中的差价就是政府的利润。

    为了防止盐铁工人偷出盐铁，私自贩卖，政府制定了严格的法律，并在各

    地设置了管理盐铁的官吏。在产地，这些官吏负责收购；在其他地方，官

    吏则负责销售盐铁产品。

    汉代的盐铁官吏遍布全国，据《汉书· 地理志》统计，全国至少有四十四

    个地方设置了铁官，至少有三十二个地方设置了盐官。这些设置盐铁官的

    地方基本上囊括了当时已知的所有产盐产铁的地区。这些官吏的设置，让

    原本功能简单的政府机构复杂化了。原来政府只管收税和花钱，在经济方

    面，只扮演仲裁的角色；而自此以后，政府成为市场的积极参与者，而且

    是拥有压倒性权力的参与者。这一做法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民间经济的繁

    荣。

    关于盐铁工业官营化的弊端，可以从一些史料里获得证实，其中之一是汉

    代桓宽的《盐铁论》。这部书提到，由于铁器只能由公家铸造，老百姓如

    果要用铁，必须向专营的经销商购买，经销商从政府控制的制造企业批发。

    但制造企业并不关心民间的需求，只是为了满足政府的指令，生产的铁器

    往往是劣质的，也不会根据市场作出调整。结果，老百姓要么买不到合用

    的工具，要么只能买到劣质的工具，而且价格还很贵。

    盐业垄断的弊端，在西汉没有具体的数字可供参考，但我们可以从后世的

    效仿中找到一些痕迹。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发生在唐代。 [27]

    由于唐代前期

    没有实行食盐专卖，到了后期才创建了专卖制度，所以，比较两个时期的

    盐价，就可以知道政府从中获利多少。

    从唐玄宗天宝年间到肃宗至德年间(公元 742 年至 756 年)，由于没有

    实行食盐专卖，所以每斗盐只值十钱。到了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 758

    年)，实行盐业专卖，每斗盐立刻涨到一百一十钱，上涨了十一倍。到唐

    德宗贞元四年(公元 798 年)，淮南盐已经涨到三百一十钱，后来又涨到

    三百七十钱。而江淮那些经过政府认证的大盐商为了追求利润，还要再将

    盐价提高一倍出售。由于盐价高昂，许多百姓甚至不吃盐了。

    从十钱涨到三百七十钱，其中的差价就是政府实行官营之后，从民间抽取

    的垄断税。正因为这样，许多朝代的盐税曾经占政府总收入的一半。 [28]

    干预经济，必用酷吏

    当盐铁官营制度创建之后，汉代财政制度为之一变，从以土地税为主，变

    成了土地税、盐铁收入并重，政府从民间经济抽血养战的体系已经创建，但这还不能完全满足汉武帝对于财政的需求。

    于是，他将目光再次投向了商业税重组的问题。

    在马邑之战后不久(约公元前129 年)，汉武帝已经引入了商业税。这种

    税的征收方式是：由于商人在运输过程中需要使用载货车辆，政府就设立

    关卡对车辆征税，叫作算轺车。

    此前，税收大部分都是依照土地和户籍而征收的，土地和户籍都是固定的，容易征收，而商人和货物却是流动的。所以，虽然规定了商业税，但征收

    难度很大。直到皇帝更加缺钱的时候，才想起要采取更为严厉的征收办法。

    首先，政府逐渐细化有关商业税的规定。政府规定，商人每拥有价值两千

    钱的资产，就要缴税一算(一百二十钱)，税率是百分之六。手工业税率

    为百分之三。对于不好计价的货物就按车算，平民有一辆轺车要缴纳一算

    的税，有五丈以上的船也要缴纳一算的税。商人的税收还要加倍。

    虽然税制很详细，但由于规定过于苛刻，没有人主动缴纳。因而，皇帝必

    须采取更有效的措施：雇佣大批的帮手——酷吏去征税。武帝时期成为西

    汉王朝酷吏最多的时代。 [29]

    即便在武帝时代，大部分有尊严的士大夫对于政府的横征暴敛也是有看法

    的。皇帝要征税，只能依靠那些“大无畏”的酷吏。一时间著名的“刀斧手”

    云集：御史大夫张汤，御史中丞减宣、杜周，以及推崇严刑峻法官至九卿

    的义纵、尹齐、王温舒等人相继而出。

    其次，为了配合商业税的强制征收，汉武帝颁布了《告缗令》，这是一项

    鼓励互相揭发别人财产的法令。民间社会很快就掀起了一股告密热潮。许

    多人热衷于打探邻居的财产，告发他们，获得分成。在这股吃大户的风气

    下，全国中等资产以上的家庭大部分都被告发过 [30]。

    《告缗令》由一个叫杨可的人推行，而主持审判工作的则是著名的酷吏杜

    周。

    在《汉书》中，班固为杜周刻画了一个入木三分的形象。杜周当廷尉时，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腐行动，逮捕的郡守及九卿以上的官吏俸禄二千石以

    上，和现在做个对比，可以理解为省部级以上不下百余人，每年由地方上

    交审讯的案件不下千份。一个大案所牵连的人动辄数百人，而小案牵连的

    也有几十人。为了查证案件，办案人员来来回回折腾数百里甚至千里。遇

    有不服审判者，狱吏则采取严刑逼供的办法来定案。到最后，人们一听说

    惹上官司了，就立即逃亡，免得落在杜周的手里。有的案件拖延十几年还

    未结案，监狱里关押着十余万人。 [31]

    就是这个杜周，当官前只有一匹马的财产，当官后成为巨富，并安然善终。

    在杜周的主持下，没收的民间财物以亿计算，奴婢以千、万计算，没收的

    田地大县有几百顷，小县也有上百顷，中等商人大都破产，政府收入大大

    增加。

    告缗钱上缴后，大都交到了上林苑，于是武帝专门派遣一个新增加的官职

    ——水衡都尉来管理上林事务。由于钱多了，上林苑需要扩建，武帝就在

    这里大修亭台楼阁，还以征讨南越为名修建巨大的战船。这些钱如果留在

    民间，本可以作为发展经济之用；而收归政府后，却成为战争和高档馆所

    的浪费之源。

    汉武帝最后两项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政策叫作均输、平准。这两项政策

    所引起的争论也是最大的。特别是平准政策，从初衷来看，人们认为它是

    一项好政策；但从执行来看，不仅没有预想的好处，反而带来无数的恶果。

    后世的书生往往根据初衷来相信平准的好处，而不去检查一下实际的执行

    效果。

    这两项法令由著名的敛财能手桑弘羊提出，其目的仍然是增强政府的财力

    和对经济的控制力。

    所谓均输，是一种让政府插手商品运输和销售的做法。汉代的土地税主要

    以粮食的形式上缴，但把粮食从地方运到京城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均输政策规定，地方政府可以灵活处理这些粮食，在当地卖掉，换成钱，或者购买当地的土特产品，把土特产品运输到外地高价出售。粮食价格低

    又笨重，换成土特产品价高量轻，而且土特产品往往在产地很便宜，在外

    地很贵。这样，政府就可以在减少运输成本的同时，吃买卖的差价。

    从理论上看，均输是一种市场调节机制，如果实行得当，各地的产品分配

    会更加均衡。但执行的实际效果是：政府参与市场之后，不仅没有平抑物

    价，反而会利用权力压低采购价，抬高出售价，形成剪刀差，赚取额外的

    利润。因为政府拥有着权力资源，能够通过公权力形成垄断，将其他玩家

    踢出去；而它奇高无比的管理成本又会抬高商品的价格。

    所谓平准，是指在地方上兴建平准仓，当本地丰收时，政府就收购粮食放

    入平准仓库；到了本地出现灾害缺粮时，政府再把仓里的粮食拿出来接济

    社会。但接济不是免费的，而是采取一个低于市价、高于收购价的中间价，这个价格既可以保证政府盈利，又保证民间获得较为平价的粮食。这就像

    水库对水位的调节一样，丰水期蓄水，枯水期放水。

    由于历代政府都强调民以食为天，平准的原理吸引了大部分的执政者，他

    们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都设立平准仓来平抑粮价，有的时期也的确取得

    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在历朝历代的实际运作中，平准仓暴露出来的问题

    很多。

    首先，政府一旦缺少了收入，就会打平准仓里粮食的主意，盘算着怎么卖

    掉，把钱拿去充当养官成本。灾难真的来了，人们往往发现平准仓空空如

    也，不知道粮食什么时候已经不见了。

    其次，仓库里的粮食也有保质期的问题。政府的仓库往往管理不善，许多

    粮食发霉、变质，被平白浪费掉了。

    再次，政府一旦逐利，会变得比私人更加凶狠。敛财的官员们很快学会如

    何坐庄哄抬价格，不仅起不到平抑的作用，反而成了粮食市场上最大的玩

    家，把其他的商人都挤兑出局。加上还有一些关系户和官员相勾结，依靠

    政府资源大发横财，平准仓成了少数人的工具。

    在历史上，人们往往根据理论和教条得出某些结论，却没有实在地去考察，致使某些政策看上去很美好，可一旦实施，必然变味。至于统治者推出上

    述政策的实际目的，也往往不是所谓的民生，而是看上了它们盈利的能力。

    消失的小政府

    比较武帝统治前后，就会发现汉代的宫廷已经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气象。

    在武帝统治初期，汉代几乎是小政府的典范：土地实行私有制，人们只需

    缴纳很轻的土地税。政府开支不大，人头税时常减免。其他自然资源也由

    私人开采，皇室抽取一定的税。整个官僚阶层规模不大，养官成本很低。

    同时，官员的职责主要在于收税和维持地方治安，不参与具体的经济运行。

    到了武帝统治末期，中央政府机构已经变得臃肿不堪了：首先，政府的官

    员构成发生了变化，掌权的人里塞进了大量“有商业头脑”的“能臣”，这些

    能臣将中央政府变成了一家混业经营的庞大公司，这家公司既负责生产盐

    铁等当时最急需和最先进的工业产品，还控制了很大一块的流通行业，特

    别是长途运输业。同时，这家公司还介入了最有利可图的粮食和土特产买

    卖。

    对于这些能臣的所作所为，其他大臣们也怨声载道。比如，太子太傅卜式

    就抱怨说：“当官的职责本来是收税，可桑弘羊却下令叫官员们坐在街上

    的店里做买卖赚钱，太不像话了。”

    从官职来看，最初负责财政的是大农，当时财政的主要来源是农业税。后

    来汉武帝将盐铁和货币管理权也交给了大农。大农管理不过来这么多事情，又设置了水衡都尉负责管理盐铁事务。《告缗令》颁布之后，从民间来的

    罚款源源不断地输送进了上林苑，于是武帝就叫水衡都尉管理上林事务。

    汉武帝大修亭台楼阁，钱都出自上林苑，水衡都尉的权力愈加扩张，但还

    是管不过来了。

    汉武帝只好把权力分散到水衡都尉、少府、大农、太仆等各个官员手中，又让他们安排了一系列的官员，负责管理没收来的土地。至于没收来的奴

    婢，也由政府出钱养着，让他们照看宫殿、马匹、飞禽走兽。

    到后来，各种官吏、奴婢的数量大增，都要靠政府供养。在武帝统治初期，每年只需要几十万石粮食就可以养活整个官僚系统。经过无休止的改革后，政府每年通过黄河运入的四百万石粮食仍然不够官僚系统的挥霍。单单养

    官一项的财政负担已经翻了好几倍。这些钱都转化为民间的经济负担。政

    府控制全国经济的结果是物价飞涨，各种官吏霸占市场，成为经济的大玩

    家。

    武帝时期的财政也发生了显著的改变，之前是以农业等常规税收为主，之

    后则越来越依靠官营垄断产生的利润；同时，政府垄断了铸币权，抽取了

    铸币税；另外，政府还利用流通领域的买卖差价获得了大量的收入。

    到了汉元帝年间，民间的经济负担虽比武帝时期轻了很多，然而，正规税

    收之外的项目仍然占总财政的一半以上。 [32]

    对于农民来说，农业税和人头税虽然没有明显增加，但他们所受到的盘剥

    却十分严重。首先，他们购买的工业产品价格更高，用以支付政府的垄断

    税。其次，实行盐铁官营政策后，商人成为一个特权阶层，这个阶层积累

    了大量的财富，社会的贫富差距大幅度增加。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阶层

    到农村收购了大量的土地，成为大地主。西汉的豪强大族、东汉的世家大

    族，以至魏晋的士族问题就是在这时候萌发的。

    由于汉武帝时期充斥着各种各样享有特权的阶层，这些阶层不缴纳农业税，又拥有着庞大的土地资源。所以，农业税被不平等地强加在弱势的农民头

    上，他们拥有更少的土地，却承担更高的税负。到这时，中国历代社会中

    的弊病都一一显现。

    在以后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只有东汉和唐前期的政府没有采取国家垄断的

    做法，其余历代统治者大都没有摆脱汉武帝的统治模式。国家垄断成为中

    央帝国的财政秘诀，逐渐成为唐以后各个王朝的标配。

    汉武帝对于财政收入的渴求还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副产品”：在制度上，中央政府的行政机构受到了永久性的损害。为了拥有足够的权力去改革，武帝破坏了汉初形成的官僚体制的平衡，创建了一套围绕皇帝的内廷系统，从此以后，制度失衡问题一直困扰着汉代的统治者们。

    在西汉初年创建的三公九卿官僚制度中，三公之首(也是百官之首)是丞

    相。皇帝负责定调子和把握方向，丞相则负责整个国家的吏治和日常行政

    工作。 [33]

    然而，在武帝进行了一系列的复杂改革之后，由于政府承担了太多的职责，从开办国有企业到征收商业税，再加上官吏队伍变得庞大、难以管理，皇

    帝感觉丞相已经无法领会他的意图，做这么多的事情了。因此，皇帝从幕

    后跳到了前台，创建了一个类似于委员会的机构，这个委员会依托于少府

    下面的一个小机构：尚书台。

    所谓少府，本来是服侍皇帝起居的。丞相的衙门对外治理国家事务，而少

    府则属于伺候皇帝的内廷机构。少府下属的尚书台在秦代就已经存在。到

    了汉武帝时，为了应付庞大的官僚体系，需要一个随时都能领会皇帝意图

    的部门，所以皇帝削弱了丞相的权力，加强了尚书台，形成了一个围绕皇

    帝的决策机构。这个设在宫内的小机构(内廷)让皇帝可以不用公开办公，在私人场合找几个人一商量，就把政策定下了。

    不过，虽然尚书台的地位得以提高，但尚书台的官员，比如尚书令、尚书

    仆射、尚书丞的级别都很低。所以，这些官员一旦离开了尚书台，权力立

    刻丧失殆尽。为了保住权势，他们势必将自己的命运与皇帝绑在一起。

    另外，武帝喜欢征战，对于武将也更加倚重，分封了许多将军，其中最著

    名的是大将军卫青。卫青之后，大将军成为一种封号，武帝死后，接受托

    孤重任的霍光(霍去病的异母兄弟)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进行统治。

    大司马是三公之一的太尉的改称，也就是掌管武装部队的最高官员。通过

    制度变更，丞相的权力就转移到了掌管尚书台的大司马大将军手中。

    到了东汉时期，尚书台成为最核心的权力机构。

    在日后的历史中，我们还会看到无数次权力的内廷化。当皇帝觉得现有的

    机构不能领会他的意图，对他形成羁绊时，就会弄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新机

    构来掌管权力。这种对原来官僚架构的破坏，令政权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也造成了大量的冗余官员。政权的不稳定，以及官僚机构的烦冗，甚至成

    为整个王朝的绝症。

    统一的代价？

    关于汉武帝的改革，人们的争论仍在继续。

    本书只利用现代财政工具，分析并描述了汉武帝创建新财政体系的经过，并将国家垄断型财政体系对民间经济的破坏摆在了读者面前。

    然而，许多人却把焦点放在另一个问题上：国家垄断和政府干预到底是可

    以避免的恶，还是必要的恶？

    许多人认为：政府垄断确实拖累了民间经济，但这是中国创建大一统社会

    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根本没有办法避免。

    当汉高祖在如此庞大的疆域内创建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时，这个国家的

    命运就已经注定了。为了维持它的统一，帝国必须拿出相当一部分资源来

    发展军备，防范外部的敌人，又要加强政府官僚体系的控制力，来镇压内

    部的反抗；而军备资源和养官成本最终肯定会超出政府的财政负担能力，逼迫政府想尽一切办法去敛财。汉武帝采取的办法，是统治者能够想到的

    最有效的办法。这就是为什么古代中国历代统治者一方面宣称要放权于民，一方面却舍不得放弃垄断的“蛋糕”的原因。

    在大一统帝国下，人民享有无数的好处：迁徙的便利，市场的庞大，和平

    带来的飞速发展……为了获得这一切，我们必须承担一部分集权之恶，养

    活一个日益庞大的官僚体系。为了养活这个体系，又必须忍受政府垄断资

    源的存在。

    这就是“必要的恶”理论。

    但是，这种理论无法解释人们巨大的困惑：即便保留政府垄断资源和政府

    对经济的干预能力，保留所有的“必要的恶”，可一个王朝仍然没有办法永

    驻。

    虽然每个王朝面临的问题不尽相同，但它们都被财政制度本身拖垮。或者

    说，最终不管如何努力，不断扩张的政府财政还是要拖垮经济，将整个社

    会变得脆弱不堪，这时候，一个小错就会导致全盘的解体。这就好像癌症

    一样，到后期，当肌体被癌细胞侵蚀，任何的小毛病都将导致健康的崩溃。

    本书的目的不在于否定或者肯定这种“必要的恶”，只是想将它从纷繁复杂

    的历史线条中剥离出来，展现给读者，请读者自己分析、判断。

    于是，我们必须回到统一的源头，去看一看这个制度如何创建，又如何在

    千年轨道中一次次挣扎和重归往复……

    [1] 本章涉及的时间范围是公元前 133 年—公元前87 年。

    [2] 马邑之战的详细情况主要记载于《史记· 韩长孺列传》《史记· 匈奴列传》

    《汉书· 韩安国传》《汉书· 匈奴传》。

    [3] 《汉书· 韩安国传》：“朕饰子女以配单于，币帛文锦，赂之甚厚。单于

    待命加嫚，侵盗无已，边竟数惊，朕甚闵之。今欲举兵攻之，何如？”

    [4] 见《史记· 韩长孺列传》。

    [5] 《史记· 匈奴列传》：“自是之后，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

    汉边，不可胜数。”

    [6] 亚当· 斯密(Adam Smith，1723-1790)，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着有

    《国富论》等。

    [7] 《史记· 平准书》记载，汉朝刚创建时，由于社会物资匮乏，甚至连皇

    帝都找不到几匹纯色的马来拉车，而将相只能乘坐牛车。七十年后，社会

    物资已经极大繁荣，人们聚会时如果骑母马，都会受到嘲笑。

    [8] 见《史记· 平准书》。

    [9] 关于汉代生产率和物价的讨论，参看本书第二章及注释。

    [10] 《汉书· 地理志》：提封田一万万四千五百一十三万六千四百五顷，其一万万二百五十二万八千八百八十九顷，邑居道路，山川林泽，群不可

    垦，其三千二百二十九万九百四十七顷，可垦不可垦，定垦田八百二十七

    万五百三十六顷。

    [11] 从公元前 166 年起的十三年间，汉文帝持续免除全国的农业税。具

    体情况参看本书第一章。

    [12] 见《史记· 匈奴列传》。

    [13] 马邑之战后，由战争引起的财政变化，主要记载于《史记· 平准书》

    和《汉书· 食货志》。

    [14] 《史记· 平准书》[集解]瓒曰：“秦以一溢为一金，汉以一斤为一

    金。”又[索隐]大颜云：“一金，万钱也”。

    [15] 《史记· 平准书》：“是岁费凡百余巨万。”同篇的上文，有“京师之钱

    累巨万”。集解引“韦昭曰：巨万，今万万”。

    [16] 《太平御览》卷六二七引桓谭《新论》：“汉定以来，百姓赋敛一岁

    为四十余万万，吏用其半，余二十万万，藏于都内为禁钱。少府所领园地

    作务之八十三万万，以给宫室供养诸赏赐。武帝之前，少府收入还没有增

    加，中央财政依靠百姓赋敛，按四十亿记，大约是上百亿的几分之一。”

    [17] 土地税税率出自《汉书》，详见本书第一章。

    [18] 与土地税有明确记载不同，汉代的人口税记载相对零散。《汉书· 惠

    帝记》注引《汉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钱。”可参考李剑农《中国古

    代经济史稿》(上册)。

    [19] 税收总额的讨论，见本页注释 a。

    [20] 《汉书· 武帝纪》：“(元光)六年冬，初算商车。”

    [21] 一斤黄金价值万钱，而一斤(十六两)白选的价格也已经是六千钱。

    [22] 《汉书· 地理志》载，元始二年(公元 2 年)，全国总人口为五千九

    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人，达到鼎盛。在武帝时期人数应当低于此数。

    根据《汉书· 食货志》，“盗铸诸金钱罪皆死”，而偷铸犯中赦免、自首、法

    外的三项几据相加，已为二百几十万人。故偷铸犯已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

    之五。

    [23] 《史记》《汉书》均未给这几位聚敛之臣单独列传，他们的事迹主要

    见于《史记· 平准书》《汉书· 食货志》《盐铁论》。

    [24] 山泽资源的归属问题，可参考钱穆《汉代经济制度》一节，见钱穆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25] 《汉书· 百官公卿表》：“治粟内史，秦官，掌谷货。有两丞，景帝后

    元年更名大农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农。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泽之

    税，以给供养，有六丞。”

    [26] 《史记· 平准书》：“敢私铸铁器煮盐者，左趾，没入其器物。”

    [27] 见《新唐书· 食货志四》。

    [28] 西汉、唐中晚期、宋、明、清前期，盐税都曾经占总税收的三分之一

    到一半。

    [29] 《汉书· 酷吏传》记载了十三个酷吏，其中武帝时代的酷吏有八人；

    而最为酷烈的杜周、张汤、江充等人都分别立传，没有记入《酷吏传》。

    [30] 《汉书· 食货志》：“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氐(抵)皆遇告。”

    [31] 见《汉书· 杜周传》。

    [32] 《汉书· 王嘉传》：“孝元皇帝奉承大业，温恭少欲，都内钱四十万万，水衡钱二十五万万，少府钱十八万万。”

    [33] 制度问题的材料来自《汉书· 百官公卿表》。

    第一部 探索中的集权帝国

    (秦到南朝，公元前 221 年—公元 589 年)

    第一章 秦代：中央帝国的诞生 [1]

    秦代灭亡的原因跟“仁义”毫无关系，而是亡于战争财政所带来的巨大社会

    成本。

    秦为了统一六国，围绕着战争建设了一套高效的财政机器，从民间经济抽

    血养战。但六国灭亡后，制度惯性让秦政府无法重构财政，导致财政机器

    沿着惯性继续抽血，民间经济无法重建，最终崩塌。

    秦代灭亡后，社会的普遍思潮是：创建这样一个庞大的集权帝国注定会失

    败，谁也无法以合理的财政成本来维持帝国的统一。在这种思潮下，人们

    更倾向于回到战国时代，创建众多的国家，来分散统一帝国的风险。

    刘邦没有顺从这种思潮，而是逆势而动，重建统一的集权帝国。然而他死

    时，这个国家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危险，在财政上离心力过大，不可持续。

    文景时期，是集权帝国的二次构建时期，不仅要解决经济发展问题，还要

    通过财政制度的建设，来压制地方的离心力。文帝采取了拖延战略，先发

    展经济，至于地方诸侯问题，则留给了未来。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给中

    央政府留了机会，完成了官僚和财政的集权，保证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到这时，中国的中央集权国家才趋于稳定。

    楚汉相争：一道岔路口的选择题

    公元前206 年，秦王子婴被丞相赵高推上了王位。此刻，他祖父秦始皇创

    建的秦帝国已经存在了十五年 [2]。

    子婴登基时，并没有像他之前两任君主那样称“皇帝”，而是改用“秦王”的

    称号。他这样做，是因为他接手时疆域已经大大缩水，当不起“皇帝”的称

    号了。

    秦始皇时期，秦的疆域从西方的临洮、羌中直到东方的大海，从北方的长

    城直达越南北部的象郡。但是子婴继位时，原来的六国都已经叛乱，名义

    上属于子婴的，其实只有关中一带属于原来秦国的部分。可是这一部分也

    濒临失控，起义军已经来到家门口，只等着入关了。

    继位四十六天后，刘邦兵临城下，子婴出城投降。秦代灭亡。随后，起义

    军中最强大的一支军队在项羽的率领下也到来了。

    项羽杀掉了子婴。起义军将领在项羽的主持下瓜分天下，各自称王。秦代

    统一的疆土被分裂成十九个诸侯国。其中，先入关的刘邦被封为汉王，接

    收了巴蜀和汉中之地，定都南郑；而项羽自称西楚霸王，占据了梁、楚地

    的九个郡，定都彭城。

    这就是楚汉相争的起点。四年后，汉王刘邦灭西楚霸王，创建了汉帝国。

    人们常常把楚汉相争当作一场普通的争霸战。在汉代以后的争霸战中，争

    战双方怀着同样的目的，都想获得整个帝国，称帝登基。因而，人们想当

    然地认为，如果项羽获胜，也会像刘邦一样创建一个中央集权的“西楚帝

    国”。

    但这只是一种误解。事实上，中国大一统的观念是在汉武帝时期才正式形

    成的。 [3]

    在秦代灭亡之后，项羽以及大部分的军事将领并没有想要创建

    统一的集权国家，楚汉相争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理想的争锋。在刘

    邦要创建大一统帝国的同时，大部分人的理想却是：废除皇帝，回到诸侯

    时代，由各个诸侯管理自己的国家。对于他们而言，项羽本人则是一个齐

    桓公式的霸主，不是皇帝，对于各个诸侯国只有有限的监督权。

    楚汉相争并非是谁当皇帝的争斗，而是两种选择的岔路口：一种选择类似

    于战国时期的诸侯模式，另一种选择则是独特的大一统帝国。

    但这两种选择的力量对比从一开始就是不均衡的。秦末民变一爆发，诸侯

    力量就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人们纷纷杀死秦始皇派去的守丞，选出自

    己的领导人，参与到复国运动中去。 [4]

    虽然首义的陈胜自称陈王，建号“张楚”，希望将反秦的力量都置于自己的

    控制之下，但是，诸侯力量很快就占了上风。民变不久，六国纷纷称王复

    国 [5]。其中，齐、楚、魏、韩四王都是原来四国的王室后裔，而首先占

    据赵国土地称王的是陈胜的大将武臣，武臣死后，赵国贵族后裔赵歇也恢

    复了对赵国的控制。唯一由外人占据王位的是燕国，但燕王韩广、臧荼相

    继称王后，也都不让外人插手，以维持燕国的独立地位。

    在齐、楚、燕、韩、赵、魏六国之外，还有另一股势力也不容小觑，他们

    是掌握了军权的各将领，包括项羽、刘邦、张耳、陈余、彭越、英布等人，这些人不属于六国宗室后裔，实力却比复国的六国还要强大。但这些人中

    的大部分也没有统一的理念，他们受到六国的影响，也憧憬着割据一片土

    地，独立称王。

    在这种局面下，作为反秦势力中实力最强的项羽，顺应了流行的想法，在

    灭亡秦朝之后，将原来的七国土地分割成了十九块，创建了十九个诸侯国。

    其基本做法是把七国每一国的土地分成若干块，除了保留一块给六国的后

    裔之外，其余的分封给各个功臣。只有秦国是个例外，由于暴秦是大家共

    同的敌人，不可能让秦王的后裔保留统治权，就由投降了项羽的三个秦朝

    将领瓜分了原来秦国的国土。

    另外，项羽、刘邦原都是楚王的将领，楚王曾说过，谁先攻克关中(函谷

    关和武关以西，即统一之前秦国的土地)，就让他当关中的王。为了兑现

    这个许诺，项羽还把秦国的汉中和四川(关中地的一部分)两地分出来，交给了刘邦； [6]

    而项羽本人的封地则分割自楚国。

    分封后，各王并没有隶属关系，各自统治自己的诸侯国，从内部征税，组

    织军队，维持内部秩序。

    在项羽的政治蓝图中，他所创建的新秩序是另一个诸侯时代，而大部分获

    得分封的诸侯也是这么认为的。但这个蓝图中存在一个巨大的不稳定因素：

    当年战国时期，主要国家只有七个，还相互攻伐，战争不断。如今有十九

    个国家，又如何保证他们能够和平相处？就算国与国之间不存在争斗，国

    家内部的争斗有时候也需要一个外部的裁判员员，到底谁能做裁判员？

    项羽认为这个裁判员就是他本人。

    与其他的王不同，项羽号称“霸王”。现在人们一提起霸王，首先想到的是

    蛮横、不讲理的人，然而在古代，“霸王”一词是一种令人羡慕的称号。项

    羽怀念的是春秋时期的五位霸主。以最早称霸的齐桓公为例，齐国强大以

    后，齐桓公在中原负有更高的责任，他要调停诸侯国之间的关系，防止他

    们逾矩，主持正义，扮演着类似当今世界“国际警察”的角色。当一个国家

    的国君承担起维持国与国之间秩序的角色时，人们尊他为“霸”。项羽自称

    霸王，就是希望与其他王区别开来，表明他担负着维持国与国之间秩序的

    责任。

    当然，这个霸王与皇帝是完全不同的。霸王在平常不干预各国内政，只是

    在特殊时期维持一下秩序，大部分时间里只满足于统治自己的国家；而皇

    帝却要做所有领土的主人，让所有的人都听命于己。

    那么，为什么当时的人们不想创建统一的帝国，反而纷纷盼着回到从前的

    诸侯国模式呢？

    答案可能出乎现代人的意料：在当时的人看来，组织一个疆域广阔的超级

    帝国是不可能的事情。

    以现在的世界作比方，人们已经习惯了世界包括美国、中国、俄罗斯、欧

    盟各国等众多国家和地区，如果有人宣称要在地球上创建统一的帝国，大

    部分人都会嗤之以鼻。原因很简单：这种国家以前没有出现过，在人们的

    印象中，组织这么大的国家，其复杂度已经超出了人类的组织能力。

    在秦代以前，整个华夏地区就是一个小型的地球，人们早已习惯了各国的

    存在。对于他们而言，这种分立的状态只不过被秦始皇中断了十五年而已，而这十五年又是不成功的。因为即便是秦始皇，也无法长期维持它的稳定，还让人们的生活越过越糟糕，大家都在盼着它分崩离析。

    与后世认定秦代是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的起点不同，秦亡的几年内，人们

    反思的却是秦的创建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狂妄尝试，它的失败是注定的。

    不仅在中国要注定失败，哪怕放眼全世界，秦代以前都很难找到一个如此

    庞大的中央集权制帝国。

    人们往往被古代埃及辉煌灿烂的文明所迷惑，以为那是一个古代的大帝国。

    其实，在大部分时间里，古埃及法老的统治只局限在尼罗河两侧几千米到

    十几千米宽的河岸上。以现代埃及为例，埃及的总国土面积达一百零一万

    平方千米，可居住面积却只占全国国土面积的百分之三多 [7]

    ，不足四万

    平方千米，不到中国陕西省(二十万五千八百平方千米)的五分之一，远

    小于战国时期的一个诸侯国。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古国也只局限在两河流域的狭小平原里，在沙漠

    和沼泽之间，面积只有一万五千平方千米，小于古埃及。

    公元前15 世纪到公元前 10 世纪，是古埃及的新王朝和赫梯人(Hitties，位于今土耳其)争霸的时代。在此期间，埃及领土大大扩张，终于超出了

    狭小的尼罗河河谷。但不管是埃及还是赫梯，都没有创建起真正的中央集

    权帝国。埃及在尼罗河河谷之外、位于中东地区的领地大都是靠间接统治

    来维持的，这些地区有自己的国王，只是名义上服从于埃及。这与真正的

    中央集权制——由皇帝派遣官员治理是完全不同的。

    秦代之前的西方世界，只有两次创建庞大帝国的尝试。第一次是波斯的阿

    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 Empire，公元前550 年—公元前 330 年)，也称波斯第一帝国。这也是人类第一次尝试创建横跨亚非欧三洲的统一政

    权。第二次尝试则是马其顿人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公元

    前356 年—公元前323 年)创建的帝国。

    波斯帝国是最接近中央集权制的国家。遗憾的是，虽然波斯本部实行严格

    的中央集权制，但是，当波斯王的征服带来更多的土地时，他们仍然很难

    在被征服的土地上推行同样的集权官僚制度，只能因地制宜，派遣总督，或者听任当地统治者继续管理。 [8]

    这仍然是一种集权制和封建制的混合制度，一个强大的核心带着众多松散

    的外围区域。政权的兴衰取决于本部的国王的能力，甚至取决于一场战争

    的胜负，当本部军队被消灭，外围区域立刻脱离核心。

    当亚历山大大帝的步兵方阵横扫波斯时，帝国无力抵抗，走向灭亡。但取

    代波斯的亚历山大帝国表现得更加不稳定。它是一种军事征服的产物，甚

    至在还没有创建固定的制度时，就垮台消失了。

    从西方的例子也可以看出，秦代之前，整个世界范围内没有人能够创建稳

    定的、制度统一的集权官僚制国家，几次尝试要么很快失败，要么仍然是

    松散的拼图模式。

    那么，为什么几大帝国在创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时失败了呢？

    答案是：要创建统一的国家，需要经历两个步骤。第一步，用军队进行武

    力征服；第二步，用文官进行政治征服，创建统一的制度。不管是波斯帝

    国还是亚历山大帝国，都完成了军事征服，却无法完成政治征服。

    在军事征服的过程中，获胜者往往是那些能够调动一切财政资源为战争服

    务的一方；而在政治征服时，却又要调动主要资源服务于政治和民生，创

    建制度，发展经济，使人们在新的框架下安居乐业，不再想着回到过去的

    制度。

    但是，如何将军事征服转向政治征服，人们很难把握。当军事征服刚结束，由于惯性，大量的军队仍然存在于四方，他们的利益不容忽视，如果迅速

    把财政权从他们手中移开，会造成军队的不稳定；如果继续让军队掌握过

    多的资源，又无法创建起后续的政治结构，最终会产生资源分配上的严重

    不平衡。于是，依靠军事打下来的帝国，又在军人的纷争或者财政危机中

    分崩离析。

    在秦代，这个问题同样是它迅速崩溃的主要原因。

    秦代的财政革命和崩溃

    从春秋进入战国，大量的诸侯国消失，只剩下几个强大的国家。战争也早

    已从纯粹的武力炫耀变成了财政的比拼。

    哪个国家能够创建起更高效的财政系统用于战争，它就可能获得最后的胜

    利。

    于是，各国进入了一个竞相变法的时期。所谓变法，本质是改变经济资源

    的配置，提高国家财政效率的做法。

    早期的变法起自鲁国的初税亩。所谓初税亩，就是丈量土地，摸清楚全国

    土地数量，再根据土地面积征税。

    在实行初税亩之前，中国实行的是一种封君所有制，或者说土地封建制。

    名义上，天下的土地都是周王的。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周王的权力却

    极其有限。当他把鲁国的土地分封给鲁国的国君时，就不再掌握鲁国的土

    地收益了。每年鲁国国君只需向周王象征性地进贡，就获得了鲁国的统治

    权和财政权。

    但是，鲁国的国君也无法完全控制他的土地。当他把某一个邑分封给某个

    贵族(比如孟伯，即孟孙氏的伯爵)时，那么这个邑的农民就向孟伯缴纳

    粮食，而不再向鲁国国君缴纳。每个国家内部的下级封君(贵族)对国君

    承担的义务是：当国君需要打仗时，贵族有义务按照封地的大小，赞助一

    定的军士和装备，而供养这些军士和装备的钱由贵族承担。

    所以，每一个国家的军队，其实是许多下级封君共同拼凑的，战斗力并不

    强。而国君由于不控制贵族土地上的税收，也没有足够的财政规模来组织

    更加庞大的军队。

    到了春秋后期，随着几个大国的崛起，国君感到这种杂凑的军队已经不能

    满足军事需要了。他开始组织属于自己的军队，这时，财政问题就更加突

    出。

    与此同时，在每个国家的贵族斗争中，也出现了分化，大量的低级小封君

    消失了。每个国家内部要么国君变得强大，将下级封君都压制住了；要么

    国君衰落，而次一级的几个大封君掌握政治优势。比如，在晋国，国君逐

    渐被边缘化，四个次一级的封君却崛起了，分别是韩、赵、魏三个子爵，以及智氏一个伯爵。韩、赵、魏灭了智伯，并取代了晋国的国君，在原来

    晋国的土地上成立了三个独立的国家。在齐国，一个田氏的子爵最终取代

    了姜氏，当上了齐国的国君。 [9]

    新君取代旧君之后，就派出只向国君负责的“令”和“守”去管理这些直属于

    国君的土地，农民缴纳的粮食直接归国君所有。这就是直属于中央的县的

    雏形。与此同时，还有许多土地仍然属于没有完全消失的各级封君。

    另外，随着战国时期人口增多，许多新增人口分不到成熟的土地，但还有

    大量的荒地没有利用，新增人口都跑去开荒。这些开荒的土地由于没有登

    记，没有具体的归属，所以不需要向任何封君缴纳粮食。时间长了，各级

    封君发现无主的土地已经吸引了太多的人，而封君们自己的土地产出却越

    来越少，影响了税收，而税收的减少又影响了他们的军事实力。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势必实行一次土地改革，对土地进行重新统计，重新

    分派税收，增加财政收入。为了让耕种者配合土地改革，封君们也必须付

    出一定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原来土地在名义上都是属于各级封君的，耕种者只有使用权，而改革要实现土地私有化，承认耕种者就是土地的主

    人。耕种者为了获得土地，付出的代价就是按亩缴税，土地越多，缴税越

    多。

    通过利益交换，封君和耕种者实现双赢。耕种者获得了土地，而封君增加

    了税收。

    土地改革最早从鲁国开始。主持改革的是鲁国的次级封君季文子。在鲁国，国君权力并不强，几个次级封君垄断了政权，分别是孟孙氏(伯爵)、叔

    孙氏(子爵)、季孙氏(子爵)，以及东门氏。在改革前，东门氏实力最

    强而且把持了朝政。

    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 594 年)，在东门氏的公孙归父掌权时，来自季孙

    氏的季文子为了对付公孙归父，建议在全国实行土地改革，清丈全国的土

    地，进行土地确权，并按照统一的税率收税。 [10]

    这种做法使得鲁国的税

    收大为好转，并且由于承认了人民的土地所有权，季文子在政治上赢得了

    民心，击败了东门氏。与此同时，孟孙氏、叔孙氏和季孙氏却利用这个机

    会发展壮大。

    季文子的改革引起了列国普遍的关注。其他国家的统治者发现，鲁国的改

    革可以让财政收入骤然增加，使政府有能力组织更强大的军队。于是，这

    项改革迅速被各国效仿，向整个华夏铺开。

    特别是那些已经解决了下级封君干政问题的国家，一旦进行初税亩改革，国君手中的财政力量会大大增强，有可能组织更强大的军队，形成更大规

    模的政权，土地改革使中国进入了一个高速兼并的时代。

    在这项改革中，地处西北的秦国却属于落后的一方。直到秦孝公十二年

    (公元前 350 年)，才“为田开阡陌”；两年后，才“初为赋”，开始征税。

    这时距离鲁国最早的初税亩(公元前594 年)已经过去了近二百五十年。

    [11]

    秦国土地改革之所以这么晚，源于秦国落后的制度。它在诸侯国中资历浅

    薄，又地处六国的西部，孤零零地在关中平原，与中原地区隔绝，与北方

    和西方的蛮族接壤。

    然而，在所有不利因素之外，秦国的隔绝和落后却又变成了它最大的优势：

    由于六国发展过早，国家内部已经有了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即便经过了

    艰难的兼并和整合，国君仍然无法将所有的资源集中起来投入到统一战争

    中。秦国由于发展较晚，国内的利益关系简单，更容易创建起一套中央集

    权的财政制度，将每一份资源都用到战争上。

    在财政问题上，齐国和秦国是可以进行对比的两个案例。

    公元前288 年，秦昭王和齐愍王做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决定，他们分别加了

    尊号，称为“西帝”和“东帝”。 [12]

    在古代的礼仪中，“帝”是一个比“王”更高

    的称号，自五帝以后，就没有人再使用了。秦王和齐王的举动，是想告诉

    世人，他们已经强大到超乎其他诸侯王之上，不满足于只称王了。

    虽然两国君主很快就去掉了帝号，但这也反映出当时齐国是足以与秦国抗

    衡的大国。另外，齐国的商业远比秦国发达得多。自齐国的开国国君姜太

    公起，齐国就确立了以手工业和商业立国的方针，长期在经济上处于领先

    地位。 [13]

    齐国和秦国的争霸，也大有商业文明对垒农业文明的势头。那

    么，为什么齐国最终却在与秦国的竞争中失败了？

    主要原因就在于齐国国内复杂的利益团体阻碍了齐王掌控更多的资源。其

    实，齐国发展商业也带着很大的无奈，因为国内耕地面积本来就狭小，而

    土地贵族又过于发达，国君很难通过土地获得足够的税收，只能通过发展

    商业来获得财政收入。

    相比而言，秦国创建时，它的国土面积并不大，却很单纯。后来秦国的历

    代国君向西逐渐扩大土地，创建起庞大的国家。这些新征服的土地上还没

    有形成利益集团，也没有分封，都归国君直接管辖。

    秦国国君最初就派遣直属官员来统治这些土地，制定统一的政策。秦国的

    结构一开始就是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其优势远大于其他国家。它的郡县制

    也比其他国家更发达。而集权制度的发展，也让秦国拥有比其他国家更强

    的扩张冲动，因为新得来的土地大都归国君所有，只有小部分作为赏赐分

    封给功臣，和其余六国比起来，小规模的土地赏赐无法改变秦王的优势地

    位。

    通过两场内容迥异的改革(变法)也可以看出秦与六国的区别。

    在战国初期，魏国的魏文侯曾经任用李悝在魏国进行变法。李悝去世的那

    年(公元前396 年)，另一个变法家恰好诞生，他就是商鞅。

    这两个人都是法家和重农主义的代表人物，分别主导了魏国和秦国的变法。

    然而，由于政治环境的不同，两人变法的内容和效果有着巨大的差距。

    李悝所在的魏国利益关系复杂，他无法打破利益集团的阻挠，只能采取温

    和的方法进行变革。进行调查之后，他提出了几个观察结果：

    第一，方圆百里的土地大约有九百万亩，不能耕种的土地加上人们的宅基

    地共占了三分之一，剩下六百万亩土地就是可以耕种的。如果调动农民的

    积极性，每亩能增加三斗粮食；如果农民没有积极性，就要减产三斗。一

    进一出，方圆百里就有一百八十万石粮食的差异。他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挤

    出这一百八十万石粮食。

    第二，粮食太贵，人们就会吃不起；粮食太贱，就要伤害农民的积极性。

    唯有价格适中才是最好的。而经过李悝一系列复杂的计算，按照现有的价

    格体系，魏国一户农民生产一年的粮食，还不够这户农民一年的开销。这

    说明，提高农民积极性，稳定价格是最要紧的。于是李悝就为改革找到了

    突破点：稳定价格，提高农民积极性。 [14]

    他采取的措施是“尽地力”和“善平籴”，前者是鼓励农民在土地上增产，提

    高他们的积极性，后者是利用类似平准的制度平衡粮食的价格。政府在丰

    年时多收购一些粮食储备起来，让丰年的粮食不要太便宜，以免打击了农

    民的积极性。到了荒年，就减免一部分税收，并低价把粮食卖给农民，用

    这种办法平抑价格。

    可以看出，李悝是在尽量不破坏原有社会秩序的情况下，通过外科手术式

    的改革刺激农民的积极性，获得一定的增产。可以说，他的变法是温和的，适应魏国复杂的政治体系，但不具有革命性。魏文侯可以通过李悝的改革

    使魏国成为强国，却不足以用来进行统一战争。到最后，由于改革成果无

    法持续，魏国也随之衰落。

    商鞅变法则采取了最为激进的做法。由于秦国的政治更为简单，国君的支

    配力更强，集权程度更高，商鞅在政治制度上进行了最根本的变革，将秦

    国打造成一台完美的战争机器，将每一个人都纳入到国家体系之中，让每

    一个人都为战争出力。

    商鞅的变法措施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5]

    第一，在地方上推行中央集权制度。各县由中央直接管辖，官员由中央统

    一指派。并在民间创建什保制度，五户为一保，互相监督，加强政府对社

    会的管控能力。郡县制度彻底破坏了商周以来的封建制度，在地方一级上

    完成了集权化。秦国所创建的这套制度也成了未来两千多年中央集权制度

    的蓝本，虽然地方管理的层级越变越多，但管理的思路再也没有变化过。

    第二，控制粮食流通渠道，限制人口自由流动。虽然土地属于农民，但农

    民不得擅自离开土地。这样，每一个农民就都被“标准化”了，他们活着的

    意义就是生产粮食。政府通过控制流通渠道将农民生产的粮食输送到秦国

    的战争机器中。

    第三，实行军爵制，将整个社会生活同军事挂钩。一个人只有在军事上有

    所贡献，才能得到爵位。爵级共二十个级别，一个人先受封低级爵位，下

    一次再立功受封，依次累积，直到最高级。就像现代的公务员用一辈子从

    科员熬到正部级一样，秦国人也用漫长的一生去盼望着军爵，从低级走向

    高级，爵位越高，他的社会地位也越高。整个社会组织高度军事化，是秦

    国战争机器如此完美的原因之一。

    汉代的董仲舒曾经评价秦国商鞅变法之后的情况，认为变法前后，百姓的

    徭役负担比之前增加了三十倍，而官府的赋税收入增加了二十倍。 [16]

    虽

    然这其中有夸大的成分，但从侧面显示出秦国财政机器在压榨民间资本上

    做得多么完美。

    第四，秦国由于发展晚，因而土地充足；而山东六国人口众多，土地不够。

    于是，商鞅就鼓励六国向秦国移民。一旦这些人移居到秦国，就分给他们

    土地，并免除三代人的兵役，让他们专心种田。这些人就转化成了秦国的

    生产机器，而打仗参军则由原来的秦人承担。新秦人获得了安全，老秦人

    通过打仗立功获得了爵位，各得其所。

    如果说，在古希腊有斯巴达式的军国主义城邦，那么与之相应的则是东方

    的秦国。斯巴达只是一个城邦的军国主义，而秦国却是一个国家的军国主

    义。这个国家采用中央集权制，政令直达每一个人，这样的战争机器产生

    出了强大的力量，将各国一一摧毁。

    在与六国的战争中，地处偏远的秦国可以组织起六十万人的大军，并调动

    足够的资源供养他们，把军队送到数千里之外去打仗，可见当年商鞅创建

    的制度是多么高效。

    然而，当战争结束后，这套高效的制度却只维持了十五年，就彻底瓦解了。

    强大的秦国为什么能够应付六国的正规军，却无法抗衡起义者的杂牌军呢？

    问题仍然出在与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同样的困局上：为武力征服而创

    建的财政制度无法及时地转换成政治征服的工具。表面上看，秦代在全国

    创建了郡县制的中央集权统治，但郡县官员没有足够的经验，也没有获得

    足够的资源来安抚地方人民，创建起让人民内心认同的统治基础。

    当秦征服六国之后，秦始皇曾经考虑过以何种模式进行统治的问题，放在

    他面前的选项有两个：第一，学习周代，分封一批王室子弟做诸侯，来取

    代那些老诸侯；第二，彻底创建中央集权的模式，将秦国的模式向六国推

    行。 [17]

    许多人赞成第一种模式，因为这是大家已经熟悉的套路，好处是各个诸侯

    都会立即担负起统治责任，全国可以迅速平静下去；而坏处则是几代人之

    后，各诸侯国再次厮杀，将周代的形势重演一遍。丞相李斯则坚持第二种，将郡县制推向全国，整个庞大的帝国都由皇帝本人来控制。

    丞相的坚持让始皇帝下定决心推行中央集权制，彻底消除六国内部残留的

    分封制痕迹，将郡县制度扩展到了整个中国。

    为了推行中央集权制，秦始皇需要在短短的几年内向六国故地派遣大量的

    行政管理人员，担任郡县长官。由于秦国不可能有这么多人才储备，不合

    格的官吏必定会在各地造成混乱；即便是合格的官吏，也会受到各地的抵

    制。

    为了强行将制度推行下去，秦始皇保持了高压态势：他没收了天下的兵器，防止各地反抗，强迫六国的贵族迁往关内。

    秦始皇很注意用迁移民众的做法来打破原来的社会结构。秦军征服过后，许多地方的精英分子都被带走安置到其他地方，而这些人离开时留下了大

    量的土地，秦始皇再靠赦免的罪犯，或者调其他地方的人来填充，重建社

    会结构。

    在《史记· 货殖列传》的记载中，许多沃尓沃的家族都被迫迁到了外地，重新起家，继续获得财富。比如，蜀地的卓氏(司马相如妻子卓文君的家

    族)就是从赵国迁来的，南阳的孔氏是从魏国迁来的。

    对于那些不听话、不懂规矩的人，秦始皇用严刑酷法对待他们。

    在后来的民变中，许多人都是被秦法逼成了叛乱者。比如最先起事的陈胜、吴广，还有后来的刘邦，都是在押解犯人或者服役者的过程中，因为出现

    了人员逃亡或者误期的情况，按照秦法要严格处理，所以才不得不造反的。

    [18]

    但是，就算秦始皇采取了这么多办法推行中央集权制度，习惯了诸侯制的

    人们仍然不甘心被置于集权社会中一个零件的位置，对于中央政府派去的

    官员也是阳奉阴违。许多人还在幻想着六国势力重新崛起。如果秦代能够

    维持更长久的和平，也许等这些六国余孽都老死了，人们能够适应新的模

    式，就真的完成了政治征服。但不幸的是，在整个社会的记忆仍然深刻时，秦代就维持不下去了。

    统一后，巨大的战争财政消耗还在继续，集权制官僚们还在按照战时的模

    式从民间榨取利润，民间无法重建社会经济。更严酷的高压态势也迫使皇

    帝从民间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来保持统治阶层的忠心。

    更重要的是，本来六国的民间经济要更加自由一些，秦把自己的模式强加

    给六国，给六国的经济也戴上了紧箍，加入到战时经济之中。

    而秦国庞大的人员组织能力也在继续发挥著作用，将军们失去了对手，只

    好将武力强加给异族，并修筑长城，建造阿房宫。整个帝国在战时经济中

    消耗巨大，却没有人能够将这架战争机器停下。

    最后，这架机器终于失控。庞大的帝国死于自己的制度。中国人第一次尝

    到了中央帝国带来的巨大的统一成本。

    贾谊曾经感慨秦因“仁义不施”而亡国， [19]

    我们不能只看到所谓“仁义与

    否”，而应该从背后的制度去寻找原因。

    表1 春秋战国时期的主要变法 [20]

    汉高祖：帝国的重建

    秦代轰然倒塌后，它的失败让当时的人们认为庞大的中国无法承载统一之

    重，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这个“怪兽”还没有到出笼之时。

    在这种流行的思潮下，群雄起兵的目的不是重新恢复六国，就是寻求割据

    一方。至于重新统一，谁都不想也不敢去尝试。项羽顺应了这种思潮，按

    照战国时代的模式重建了众多的诸侯国。最具野心的刘邦虽然也被封王，但被放置在了西南方的死角里，远离中原地区。

    在秦代，刘邦的蜀地和汉中是距离中原最遥远的地方。一个人如果要从中

    原去四川，必须首先走函谷关，到达秦所在关中地区，再从关中地区走一

    条架着栈道的山间小路(褒斜道)到达汉中，最后从汉中走另一条小道

    (金牛道)去往四川盆地。 [21]

    项羽又把秦地(今陕西境内)分封给了三位投降的秦国将领，由这三位将

    领守住关中平原，这就彻底断绝了刘邦和中原的联系。

    由于绝大多数受封的诸侯没有兼并天下的野心，所以，这个分散的新体系

    似乎会长久地维持下去。

    然而，有一个人想尝试与“项羽秩序”完全不同的模式，试图继承秦代的正

    朔，这个人就是刘邦。

    秦末的起义者中，包括两类最主要的参与者：六国的贵族和各种对强秦不

    满的亡命之徒。项羽属于楚国的贵族后代，而刘邦则是一个典型的亡命者。

    在起义没有爆发时，刘邦曾经担任过沛县的亭长，在一次为县里押送犯人

    去骊山时，由于逃跑的人太多，他思量免不了被追究责任，也逃亡了。如

    果不是秦末起义的到来，刘邦就要做一辈子的亡命者。

    当别的诸侯都因为获得了封地而感到满足时，只有刘邦心中充斥着不满。

    由于没有历史和身份的包袱，他眼中看到更多的是秦帝国的威仪，他不想

    作为一个诸侯统治汉中这个小地方，而是想作为皇帝君临整个秦帝国的疆

    域。

    于是，所谓楚汉相争，就意味着到底是项羽的“诸侯加霸王”模式，还是刘

    邦梦想中的“中央帝国”模式能够胜出的斗争了。

    对刘邦有利的是，项羽所创建的新诸侯制度并不稳定。十九个诸侯中，大

    部分人虽然并不想兼并天下，却都有着或多或少的野心。他们总想将领地

    扩张一点，从邻国手中抢几座城市。还有的诸侯国国内迅速发生了争位。

    这些问题每一个都看似不大，但如果纠纷同时在四处爆发，新诸侯制度就

    会迅速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

    作为制度的创建者和一国霸主，项羽有责任保证制度的平静，秩序一旦出

    现混乱，项羽就必须出马来恢复平静。于是，不需要刘邦反对项羽，其他

    的诸侯国就已经让这位西楚霸王疲于奔命了。

    首先让项羽感到愤怒的是齐国的形势。齐国原本被项羽分成了三国，封给

    了原来齐国王室的后裔，这却引起了另一位叫作田荣的将领的不满，他起

    兵杀掉了三国的国君，合并了三齐。赵、代等国也随即出现了国君更替的

    情况。

    汉王刘邦在这时兼并了关中的三个秦降将获封的诸侯国，将原本属于秦国

    的领土合并起来，并向关外扩张。

    项羽突然发现他从反秦的革命者变成了旧秩序的维持者，从革命党变成了

    保守党。为了维护他设计的秩序，必须出兵征战。但每一次诸侯的叛乱，都是一次对新秩序的嘲讽。

    刘邦正是抓住了这个机会，采取了兼并、联合、替换的方法，逐渐将诸侯

    国团结起来，共同反对曾经的西楚霸王。

    在战争中，刘邦的将领韩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位能够忍辱负重的将军

    在北伐中灭掉了魏、代、赵、齐诸国，并降服了燕国，这些曾经最强大的

    诸侯国要么灭亡，要么结为同盟。

    韩信对刘邦的态度也决定了汉王能否掌控全局，如果韩信在灭了旧诸侯之

    后，立即取而代之，不听从号令，那么他只不过是在旧秩序的牌局里洗了

    一下牌而已。韩信虽然争取到了齐王的位置，却仍然对刘邦保持了忠心，如此一来，汉王才有了创建新秩序的可能性。

    战争结束时，项羽创建的体系随着他的死亡而崩溃。但是，当初为了对付

    项羽，刘邦不得不分封了许多新的诸侯。这些诸侯并没有意识到未来的秩

    序会有什么变化。他们还是按照原来的思维来考虑问题，以为刘邦战败了

    项羽，只不过意味着刘邦代替项羽担任“霸王”的角色，而每一个诸侯还都

    拥有着独立的封地，行使独立的权力。如果刘邦想要废除诸侯，他们会用

    全力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所以，项羽倒台之后的政治秩序仍然接近于诸侯国模式，刘邦充其量只是

    另一个霸主，而非一个皇帝。

    诸侯没有想到的是，刘邦并没有犯同样的错误。他知道，哪怕有诸侯国存

    在，他仍必须首先确立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于是在谋臣的帮助下，刘邦

    在关外就迫不及待地导演了皇帝登基的大戏。在这出戏中，最想当皇帝的

    是刘邦本人，但他却装作不情愿，由谋臣们劝说诸侯劝进三次，他才同意

    加皇帝尊号。

    在汉王加皇帝号时，诸侯们仍然没有意识到秩序的改变。他们还以为回到

    了周代的秩序，所谓皇帝只是一个称号而已。哪怕是皇帝，也无法干预每

    一个诸侯国内部的事务。

    但他们不知道，刘邦之所以封他们为诸侯，只是因为没有办法一下子掌控

    全国而已。

    如果在剿灭项羽后立即废除诸侯制度，创建中央集权制，那么新创建的汉

    帝国立即会和秦帝国一样，遭到激烈的反抗而崩塌。刘邦不愿冒这个风险，他更擅长于慢慢地剥夺诸侯的权力，让项羽创建的新诸侯体制在温水中煮

    死。

    刘邦加皇帝号之后，他的手下包含了三种人：

    第一种是仍然醉心于旧秩序的旧诸侯，这些人希望尽快回到诸侯国内，享

    受统治者的乐趣，并不尊重所谓皇帝的权威；

    第二种是已经理解了新秩序的中央官员，以丞相萧何、陈平等为代表；

    第三种则是刘氏的宗室子弟。

    刘邦的任务是消灭第一种人，将诸侯的领地一部分交给宗室子弟，一部分

    拆解为中央集权制下的郡县，交给第二种人。

    而此刻汉帝国最大的功臣韩信，由于被封为楚王，已经被汉高祖当作了第

    一种人——旧秩序的代表。

    在后人的眼中，韩信是一个矛盾的角色。战争中，他手握重兵却对刘邦忠

    心耿耿。项羽曾经劝说他反叛汉王，许诺天下三分，但韩信拒绝了项羽的

    美意。然而在攻克齐国之后，韩信却向汉王申请做代理齐王，这令刘邦感

    到不满。后世接受了大一统思维熏陶的人们因此认为，他申请代理齐王的

    举动就是对刘邦不忠。

    但实际上，韩信与项羽一样，是一个旧秩序的信奉者。他认为战争结束之

    后，世界仍然会恢复到诸侯制的旧轨道上，刘邦代替了项羽成为霸主，负

    责维持诸侯国的秩序，但是并不剥夺其他诸侯的生存权。他把自己定位为

    一个拥护霸主的诸侯角色，帮助霸主维持国际秩序。“当上齐王”与“对汉王

    忠心耿耿”，这两件事并不矛盾。

    韩信没有想到的是，刘邦要颠覆整个诸侯制度，创建一套新的集权制度来

    代替它。韩信也没有看到，刘邦对他的防范有多深。

    《史记》中的一件小事反映了刘邦对韩信的戒心：在消灭了项羽之后，刘

    邦在称皇帝之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是亲自前往齐王韩信的军中，夺走了他

    的军权。只有这样，汉王才敢于称皇帝。

    汉王称帝后，作为皇帝制度的绊脚石，韩信先被从齐王贬为楚王，又被剥

    夺了王的封号，贬为淮阴侯。最后，刘邦仍然不放心，借助妻子吕后之手

    杀掉了韩信。

    除了韩信之外，异姓诸侯中的彭越、黥布、臧荼、卢绾等人也一一被剥夺

    封号或者被杀。

    但是，在剥夺异姓诸侯的同时，刘邦却无法完全废除掉诸侯制。他意识到，他还不具备一下子建成全国铁板一块的中央集权制的能力。

    和秦始皇一样，刘邦没有足够多的能理解皇帝真实意图的帮手，也不可能

    一下子任命如此之多的中央集权官吏。更何况，能够维持帝国稳定的财政

    制度更是一片空白，如果强行往下推行，必定遭到抵制和失败。

    在异姓诸侯曾经统治过的地方，他必须再树立一个诸侯来代替原来的角色。

    作为妥协，他将刘姓宗室子弟扶上了诸侯的位置，并立下了“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规矩，希望通过家族的力量来补充集权制的不足。

    登基八年后，还没有完全剪除诸侯势力的刘邦去世。他留下了一个逐渐恢

    复稳定、带着新秩序雏形的大帝国。但这个帝国的统治模式是否已经成功，仍然没有人说得清楚。

    在人们看来，这个帝国太脆弱了。

    汉高祖本人的死就源于与淮南王黥布的交战，他在战斗中被流矢所伤，身

    体再也没有康复。他死时，燕王卢绾正准备逃往匈奴所在地。异姓王中，长沙王吴臣尚在。

    甚至皇帝的军队也对帝国构成了威胁。高祖死去时，陈平、灌婴在荥阳统

    帅着十万人马，樊哙、周勃在燕、代等地有二十万大军。高祖一死，他的

    皇后(后来的吕太后)甚至担心这些将领造反，密谋将他们都杀掉。审食

    其劝说太后，若诛杀将领，必天下大乱。 [22]

    这件事从侧面反映了汉帝国

    仍然风声鹤唳，就连吕太后也处于失败的恐惧之中。

    更重要的是，帝国虽然完成了武力征服，具有了表面的形式，但在更深层

    次上，却没有完成政治征服，尚有两大问题急需解决：

    第一，在经历了如此众多的动荡之后，如何保证社会的经济发展，让人们

    对帝国产生信心，不再想回到过去。

    第二，如何创建一套符合帝国需要的财政制度，使这套制度能够控制同姓

    诸侯王的野心，又能满足帝国稳定的需要，同时不干擾民间的繁荣。

    汉高祖死去时，帝国连统一的财政制度都没有创建起来：各诸侯除了对诸

    侯国国内的土地征税之外，还对诸侯国国内的自然资源拥有绝对的控制权。

    也就是说，中央政府几乎丧失了诸侯国中的所有税收，只能在直属领地征

    税。诸侯王可以有独立的军队，设置几乎和中央政府一样的官僚系统和财

    政系统。他们统治着真正的国中之国，只是依靠亲属关系维持着与中央政

    府的合作。

    在这样的架构下，中央只不过是比诸侯国面积更大一些的诸侯国罢了，仍

    然是一个“霸主”，不是帝国。必须把诸侯国的财政权拿回来，在诸侯国国

    内为中央征税，才能解决最终的控制权问题。

    高祖本人对经济并不精通。他仇视商人和商业，采取了许多抑制商业的措

    施。 [23]

    如果继续采取抑商的做法，民间就感受不到统一带来的好处而离

    心离德，中央政府也获得不了足够的财政收入，到了诸侯势力觉醒时，就

    是汉帝国分崩离析的时刻。

    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个由汉高祖的狂妄无知所创建起来的巨大怪胎，到

    底会走向何方，仍然是个未知数。它会像强秦一样，由于政府抑制了民间

    发展而崩塌，还是像周代一样，由于诸侯国的强大而逐渐解体？这个问题

    必须留给刘邦的后代去解决。

    汉文帝：经济优先，财政让路

    在任何一个大一统帝国的初期，当王朝创建者擦干了剑上的血迹时，都会

    面临同样的问题：先发展经济还是先强调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

    秦始皇更看重后者。他首先利用政府控制力解决财政问题，没有考虑民间

    经济的持续发展，导致了经济的羸弱、人民的不满和社会的动荡。

    而汉高祖的性格多疑、自大，控制欲强，这一点与秦始皇并无二致。如果

    他再多做一些年的皇帝，那么汉代的经济也许会进一步恶化。他适时的死，给他的继任者留下了变革的空间。

    汉高祖死后，人们对于汉帝国能否解决民生问题持有深深的疑虑。

    按照古人的观念，如果没有战争和灾荒的侵扰，连年丰收，人们劳作三年，就能够积攒下一年的余粮。当丰收了九个年头，积攒下三年余粮，就称为

    “登”，意味着五谷丰登；如果好年景维持了十八个年头，有了六年的余粮，就称为“平”，意味着和平稳定；如果积攒了九年的余粮，就称为“泰平”。

    所以天下太平需要二十七年的和平时光才能获得。 [24]

    可是，汉高祖创建的帝国过于庞大，总是东边不乱西边乱，诸侯的反叛、外敌的入侵、底层的叛乱、对皇帝错误政策的反抗连绵不断……一旦战争

    来临，为了供养军队，搜刮式的财政政策就成了政府的优先考虑，民间很

    难获得足够的时间去休养。所以，人们总是担心大一统帝国带给他们的只

    有贫穷、束缚和失控。

    从另一个角度看，汉帝国的疆域最远到达了今天越南的中北部(如汉代在

    越南的北部、中部地区设置了交址郡、九真郡、日南郡)，从长安到越南

    北部的直线距离也有三千里，中间更是山阻水隔，路线难测。帝国派遣一

    个官吏去统治越北，上任都要走几个月，更何况还要考虑当地人能不能听

    他的话、愿不愿意缴税等棘手的问题。

    即便在汉代统治的高峰时期，除了中原、山东、关中、川蜀之外的其他辖

    区，比如西北、东南，包括越北，由于人口稀少，经济成本高昂，最多只

    能自给自足，无法向中央缴纳财税。

    更重要的是，如果越南北部发生了叛乱，就要从别的地方调兵去镇压，可

    是从传递消息到调兵，几个月都过去了。花费大量的金钱和人力，去征服

    一个连征税都困难的地方，是否有必要？

    当时人们的思维还停留在诸侯国时期。由于每个诸侯国的面积都有限，一

    个地方发生了叛乱，国君调集军队去镇压，来回加打仗，往往十天半月就

    够了。那时的军人每年接受徵调的时间不用超过一个月，养兵成本很小。

    如今的军队调动却需要几个月甚至一年，调兵的距离长达几千里，其复杂

    程度已经超乎当时人们的想象。

    在这么复杂的条件下，帝国的统一成本实在是太大了。

    另外，汉帝国内部还保留着大量的同姓诸侯，这让问题更加复杂。这些诸

    侯在封地内征税，设置官员进行治理，又有自己的军队。如果诸侯势力太

    大，中央政府的征税权就会变小，最终无法同众多的诸侯相抗衡。当中央

    政府无法约束诸侯时，帝国就会最终走向解体。

    吕太后执政时期(公元前 195 年—公元前 180 年)，汉帝国出现了第一

    次危机。吕太后出于强烈的不安全感，违背了汉高祖“非刘氏不王”的规矩，立了几个娘家吕氏的诸侯王来巩固她的权力。吕氏诸侯王们虽然在太后活

    着时能够保卫太后的帝国，但他们只忠心于太后本人。一旦太后死去，吕

    氏诸王缺少了核心人物，就会生出反叛之心。

    吕太后死后，刘邦的老臣们除掉了吕氏家族。但这一次的吕氏危机，却给

    汉帝国的统治阶层敲响了警钟：目前的财政制度是一种无法维持的制度。

    只要诸侯国享有国内的财政全权，可以有自己的官僚系统和军队，未来必

    然还会出现无数次的反叛。如果要创建长久的帝国，就必须剥夺诸侯国的

    财政权，让他们无法养兵。

    公元前180 年，在高祖老臣的拥戴下，高祖的儿子刘恒登基为帝，是为文

    帝。

    文帝继位前是代国的诸侯王。令人惊讶的是，即便吕氏诸侯王的叛乱刚刚

    被平定，文帝也没有急于去解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而是将注意力转

    向了经济和民生。

    汉文帝时期，是先发展经济，普遍实现人民富裕，还是先创建可靠的中央

    财政制度，约束诸侯财政，保证帝国不会解体——这两个问题都已经非常

    迫切。吕后时期虽然推崇黄老之术，让民间经济自由恢复，但是宫廷内斗

    不断，诸侯王摇摆不定，民间依旧处于扰动之中。人们仍然在观望，看这

    个庞大的帝国走向何方。

    只有更加稳定的社会和更快的经济发展，才能让人们认同汉帝国的存在，并自觉地将自己当作帝国的子民。但稳定和经济发展是有矛盾的：要稳定，就必须强调控制；要控制，就要在一定程度上拖累经济的发展。

    汉文帝决定，首先解决民生问题，把稳定问题先放下。在黄老思想的指导

    下，政府从国民经济领域完全撤出，让人们自由发展工商业和农业。

    汉高祖时代，土地税是十五分之一。之后，由于战争的需要，高祖提高了

    土地税，但历史并没有告诉我们具体的税率，大约不会超过十分之一。吕

    后执政时期，土地税再次调整回十五分之一。 [25]

    除了土地税之外，汉代的人还必须缴纳人头税(算赋)，一个人从十五岁

    到五十六岁，每年必须缴纳算赋一百二十钱。

    文帝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对于上述税率进行了调整。他登基的第二年，就

    将土地税暂时减半，从十五分之一变成了三十分之一。 [26]

    之后，人头税

    也做了调整，减为三分之一，每年只用缴纳四十钱，丁男每三年出一次役。

    [27]

    税率降低之后，政府的财政问题更加突出。汉代的财政支出中，最大的两

    项是养官和养兵。在文帝时代，由于北方蛮族的存在，加之诸侯势力仍然

    强大，皇帝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军队来做防范。

    但是，汉文帝仍然决定大力压缩财政开支，将政府精简到极致。他首先从

    个人做起，节衣缩食，不修宫室，压缩皇室开支；其次，他压缩军队和官

    员的开销，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和平，避免不必要的财政开支。 [28]

    文帝统治后期，财政问题更加突出。

    由于压缩财政开支，一个奇特的现象出现了：虽然社会正在慢慢变得富有，人们的生活越过越好，但政府无法依靠财政收入供养边关的守军。

    虽然皇帝极力避免战争，但边关不可能没有守军，而这些守军的粮食要由

    政府供应。可是政府正处于最无力的时候，财政不到位，运输能力低下，粮食和军饷无法按时运到。

    这时，大臣晁错替皇帝想了一个办法。他看到，通过休养生息，民间已经

    涌现出一批富人。于是，他建议文帝采取买卖爵位的办法，允许富人通过

    捐献，获得一定的爵位，或免除罪过。只要富人想办法把粮食运到边关，交给守军，就可以从皇帝这里获得爵位。 [29]

    在汉代，买卖爵位仍然被人们看作是一种合理的现象。这个时期距离实行

    封建制的周代并不远。在封建制时代，封君可以将爵位、土地随意地赐予

    任何人，没有人有资格质问封君，责怪他随意支配公共资源。到了汉初，虽然已经渐渐地形成了公共资源(属于社会的资源)和皇家资源(属于皇

    帝私人的资源)的概念，但二者区分得不够清晰。另外，治理人民的官员

    已经逐渐被当作公共资源，不能随便买卖官爵了。但是，更具象征意义的

    爵位更接近于皇家资源，相当于带有一定特权的荣誉称号。因此，皇帝买

    卖皇家资源，仍然被认为是合理的。只不过，这种荣誉称号带有免人头税、免役、减罪免罪的特权(但不减免土地税，只减免与人身有直接关系的税

    收)，有侵占公共资源的嫌疑，这让卖爵又带有灰色地带的性质。

    晁错的做法收到了惊人的效果。很快，在富人的帮助下，边关军队的粮食

    有了保证，不仅不再匮乏，反而变得充足。晁错又建议文帝让富人把粮食

    上缴到中央政府在各地的仓库。这样，富人的捐献就成为中央政府财政收

    入的主要来源。

    汉初，由于和平时期养官成本很小，文帝很快发现，富人的捐助，再加上

    一定的山海税收，已经足够维持中央政府运转了，根本不再需要征收农业

    税。

    公元前167 年，文帝宣布全国税收减免一半。到了第二年，他做了一件令

    人瞠目结舌的事情，干脆宣布不再收农业税。 [30]

    在以后的十三年间，西汉政府一直没有征收农业税。直到景帝登基后的第

    二年，才恢复了税收。不过，景帝把土地税仍然定成三十分之一，并一直

    维持这个低税率直到西汉末年。

    进入 21 世纪，中国政府也宣布废除农业税。不过，这次废除农业税与汉

    文帝时期的废除不可同日而语。文帝时期，农业占国民产出的百分之九十

    以上，放弃农业税，就等于放弃了最大的一笔收入；而在现代社会，农业

    的地位已经降低，工业和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所以，现在放

    弃农业税要容易得多。

    虽然，文帝的免税政策值得欢呼，但是，也应该看到，文帝的政策是一种

    妥协式的权宜之计。正规税收收不上来，就干脆放弃建设税收制度，通过

    卖爵获得收入。由于当时恰好处于财政紧缩时期与和平时期，政府不需要

    太多的花费，所以这种做法是可以的。可是，一旦国家出现了动荡，中央

    政府缺乏必要的征税工具，势必会遭受剧烈的打击。

    文帝不建设正规的财政体系，还能够保证政府的稳定，靠的不仅是他的执

    政能力，还有机遇。

    他的做法带着很大的赌博成分。他在位时，北方的匈奴和内部的诸侯王都

    处于蓄势的时期，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这两个地雷只要有一个提前爆炸，就可能摧毁文帝脆弱的财政系统，使中央政府重回混乱。特别是诸侯王问

    题。 [31]

    文帝时期，也是诸侯王大发展的时代。此时的诸侯王和高祖、吕

    后时期相比更加富足。文帝时期，每个诸侯国内的矿产资源都交给诸侯王

    自行处理，中央政府并不插手，这导致那些境内矿产资源丰富的诸侯王成

    了巨富。

    中央政府在长安，这里人口密集，土地肥沃，但矿产资源并不丰富；而齐、楚、吴等地丰富的资源却都控制在诸侯的手中。例如，高祖的哥哥的儿子

    刘濞被封为吴王，其辖境内产铜，依靠挖铜铸币，吴国富比中央。

    不过，幸运的是，文帝执政时期，正是社会的恢复期，人们不想打仗；而

    汉高祖的子孙们由于对高祖的记忆还没有模煳，尚且没有叛乱的决心。文

    帝仁慈地对待每一个诸侯，使得他们也没有叛乱的必要。至于匈奴一方，文帝的和亲政策和贸易政策也足够明智，没有像武帝那样主动挑衅。文帝

    谦恭仁慈的性格和与世无争的心态，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文帝时期，政

    府的财政支出达到最小。

    文帝的统治成为中央集权政治的一个神话。 [32]

    对于汉代的大臣们而言，在文帝之前，帝国一直没有过真正的安定，甚至人们不知道这个帝国是否

    已经真的创建起来，还是又如同秦帝国那样，最终会变成镜花水月，在离

    心力的作用下分崩离析。文帝之后，已经没有人再怀疑帝国模式的成功了。

    虽然最为关键的财政地雷还没有拆除，但帝国已经存在了几十年，而且逐

    渐繁荣起来，大部分人从中都享受到了真真正正的实惠。人们已经学会了

    站在帝国的本位上来考虑解决办法，而不是试图再次推倒重建。

    对于现代人而言，文帝的统治简直是一个小政府的范本。亚当· 斯密曾经

    提出，政府只需要保证最基本的财政支出，如国防和必需的公共工程，其

    余一切都应该交由社会去做。

    文帝时期，由于维持了一定时期的和平，国防开支很少，养官成本很低，故而剩下的钱都可以留在民间，促进经济发展。

    历史上，中央帝国最大的财政失控总是出现在军事上，一旦控制住了军事

    支出，的确可以做到“小政府”。所以，历史上采用黄老之术的时期，往往

    是不需要太多军事行动的时期。由于和平，方才富足；而富足伴随着和平，于是成就了汉初的盛世。

    但在这盛世之下，始终有一颗定时炸弹：财政失衡。到了文帝的儿子汉景

    帝时期，这颗炸弹终于爆炸了。

    窦太后、贾谊和晁错：儒道之争的本质

    1991 年 4 月 23 日，在总统戈尔巴乔夫的主持下，苏联与九个加盟共和

    国达成协议，同意成立一个叫作“主权国家联盟”(Union of Sovereign

    States)的新联盟，来取代原先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33]

    《新联盟条约》规定，每一个加盟共和国拥有相当大的主权，联盟政府只

    保留三方面的权力：统一的总统、统一的外交政策和统一的军队。

    戈尔巴乔夫认为，只要军队和外交政策是统一的，就可以保证联盟有一定

    的凝聚力，不会走向解体。

    为了让加盟共和国同意签字，他在一点上做出了妥协：独立的财政。也就

    是说，联盟必须经过加盟共和国的同意才能行使征税权。

    当戈尔巴乔夫做出这个妥协后，他本人并没有认为这是个大问题。但是，就连西方国家都意识到了这个条约的危险性，忍不住提醒他：丧失了独立

    的财政权，就意味着联盟的解体。因为不管是外交还是军队，如果没有财

    政收入作为后盾，都将化为泡影。

    这个条约带来的争论导致了保守派的八月政变，彻底葬送了苏联。人们如

    今回忆起苏联往事，无不将这个条约作为一个重要节点来讨论。

    与苏联受困于财政一样，文帝死时的西汉帝国在财政上也面临着巨大的不

    确定性。由于文帝治理带来的长期和平让大部分人享受到了好处，故而，人们对西汉政权的态度由以前的漠不关心，变成了此刻的不希望它崩溃。

    人们担心它会被巨大的离心力所分裂。人们害怕在未来还会有无数的问题

    等待着这个年轻的庞大怪物。

    文帝死后，他的休养生息政策仍在继续实行。这时，黄老之术的代表人物

    是他的皇后，即后来的窦太后。 [34]

    这位已经失明的老太后把影响力一直

    延续到汉武帝六年。窦太后去世后，武帝才转变政策，彻底抛弃了黄老之

    术。

    窦太后不像当年的吕太后那样强势，她对于政策的影响力是依靠教育获得

    的：她要求宗室子弟和太子都必须学习与黄老之术相关的理论，并以此为

    基础治国。景帝虽然面临着众多的结构性问题，需要他主动去作调整，但

    他并不反对继续施行黄老之术。

    可另一方面，在经济继续发展的同时，依靠文帝威望和仁慈来维持的帝国

    体系已经出现了危机。

    由于景帝已经是高祖的孙子辈，与同姓王侯之间的血缘关系已经不那么紧

    密，诸侯们不像尊敬文帝那样尊敬他。景帝的性格也并不招人喜欢，他心

    胸狭小、优柔寡断，又缺乏担当。

    诸侯们已经在文帝时期积累下了巨大的财富。在皇帝放弃经营正规的财政

    系统时，诸侯们却牢牢控制着封地。在中央和地方的博弈中，地方逐渐占

    据了优势。与此同时，与匈奴的摩擦也逐渐增多。虽然汉帝国仍然保持着

    克制的态度，但越来越多的人在经济富裕后，已经抑制不住大国梦，有些

    跃跃欲试了。

    如何抑制诸侯的发展？如何对付匈奴？如何创建健康的财政体系？这些问

    题依靠黄老之术是回答不了的。

    皇帝发现，在黄老之徒以外，另一拨人正在摩拳擦掌——儒家。

    与黄老之徒着重于解决经济问题不同，儒家对经济和财政都不感兴趣，他

    们采取的是另一种思路：利用对皇权有利的政治思想，加强对社会的软性

    控制。可以说，他们只对政治和社会控制术感兴趣。

    在儒家看来，如果中央帝国的权力失控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帝国势必在

    未来出现新的危局。如果要避免危机，必须在政治上进行结构性的改革，使得中央政府掌握更大的权威，削弱地方上的诸侯势力。

    赞同黄老之术的人更注重经济发展，而赞同儒家的人则偏爱政治稳定，两

    者看问题的出发点是完全不同的。

    汉代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是贾谊和晁错，然而两个人的观点又有着明显的

    区别。贾谊希望通过严格的等级规则来限制地方势力的发展，加强中央权

    威；晁错则除了儒家外，还采用了一套法家的方法，不考虑手段的正当性，只考虑手段是否管用，直接对诸侯采取行动。

    汉文帝继位不久，太中大夫贾谊就根据五行学说提出了一套礼仪制度，希

    望皇帝能定制度、兴礼乐。 [35]

    在中国古代，礼乐和制度是相伴相生的，每个阶层都拥有各自的礼仪，使用不同的音乐，甚至连穿着和配饰都有所

    不同。贾谊希望通过兴礼乐的做法，使整个政治制度更加固化，并突出皇

    帝的地位，让人们形成皇帝威严不可侵犯的思维定式，再辅之以烦琐的规

    章制度，把诸侯和其他权势阶层都限制住。

    贾谊的做法是典型的儒家做法。之后，董仲舒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采取的同样是这个办法：通过强调人在宇宙中的秩序和等级，将每个人都

    固定在他的位置上。

    贾谊在经济上则采取了完全不同于黄老的做法，提倡政府干预，重视发展

    农业，贬低其他行业。这样的做法对于经济是有破坏作用的，很可能会使

    中国在未来两千年内都围着农业打转。但在当时，这么做是为了防止诸侯

    势力借助工商业坐大，带有很强的针对性。

    由于文帝时期强调放松对民间的控制和发展经济，因此，贾谊的学说无法

    得到皇帝的赏识。他最后郁郁而终。

    到了景帝时期，晁错作为儒家和法家的代表，则抢得了先机。

    晁错希望直接削藩，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威。他主张像汉高祖一样，不惜利

    用阴谋密计，抓住一切机会，剪灭诸侯王。 [36]

    景帝一着手削藩，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就准备造反。在中央必须考虑经

    济的全盘政策时，每一个诸侯王却像是一个独立的公司，他们有土地收入、山海收入，又有效忠于己的高管团队 [37]。每一个诸侯国的官员设置几乎

    和中央一样：诸侯王也有丞相、九卿，也有太傅辅佐；对应于皇帝掌管财

    政的大司农(最早叫治粟内史)，诸侯王有内史；掌管军队的叫中尉，对

    应于皇帝的太尉。在这些官员中，只有丞相一职是由皇帝指定的，其余的

    职务都由诸侯王自己决定。

    诸侯借口帮助景帝清理身边的恶人晁错，发动了七国之乱。景帝在面对诸

    侯王的叛乱时，显出了投机本色。他首先杀掉晁错，希望诸侯止兵。当看

    到诸侯无意退兵时，才坚决迎战。

    诸侯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的叛乱却成为皇帝解决最终问题的契机。景帝在

    镇压叛乱的同时，完成了惊人的一跃，粉碎了诸侯国对帝国财政的阻碍，实现了财政集权。

    在叛乱之前，皇帝始终无法插手诸侯国的财政。最明显的问题来自于山海

    收入，由于诸侯国内部拥有大量的矿产资源，皇帝无法对这部分矿产资源

    征税，因而，皇室丧失了大笔的收入，而诸侯利用经营矿产积累的巨额财

    富来对抗中央。

    七国战败后，皇帝乘机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削弱了诸侯国的财政基础。

    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 145 年)，七国之乱九年之后，汉景帝推出了改革

    措施，剥夺了诸侯治理国家的权力，而诸侯国的官员也都由皇帝任命。 [38]

    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改革是剥夺诸侯的财政权和司法权，将诸侯国内少府、御史大夫、廷尉等重要官职直接裁撤。

    少府是掌管王室收入，特别是矿产税收的官员。少府被裁撤，意味着皇帝

    已经将诸侯国的矿产资源收归中央。从此以后，诸侯国除了从规定的封地

    收取粮食之外，没有了其他的收入，也就很难造反了。与此同时，中央政

    府增加了矿产收入，中央财政状况得到了极大的缓解。

    御史大夫、廷尉等监察、司法官员的裁撤，意味着诸侯王再也没有能力控

    制国内的官员了。皇帝将中央政府的监察权的触角伸进了诸侯国内。

    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 127 年)，武帝颁布了《推恩令》。在这项法令

    之前，诸侯王死去后，他的继承人将继承完整的诸侯国，而其他子孙一无

    所有。但《推恩令》允许诸侯将封地分封给不同的子孙。大的诸侯国慢慢

    地分隔成小国，无力与中央抗衡。

    随着中央政府权威的扩大，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也趋近完善。皇帝的官员

    对地方的控制力加强，创建起更加正规的财政制度。

    与文帝时期的放任政策不同，景帝做了许多完善财政系统的工作。与他的

    几位前辈高祖、吕后和文帝，以及后来的武帝相比，景帝名声最不响亮，形象也最模煳，然而他对于政治、财政的理解，却可能是几位统治者中最

    透彻的。

    他并没有像文帝那样彻底减免人民的土地税，而是将土地税维持在非常低

    的水平——三十分之一，这个税率成为两汉的标准税率，除了偶尔的中断

    之外，直到东汉末年仍然在坚持实行。

    如果说，文帝时期经济发展的硕果还只集中于民间，而政府一直受困于财

    政问题的话，到了景帝时期，民间越来越富裕，通过税收，政府已经将仓

    库全部填满。皇室财政收入也由于收回了诸侯国国内的自然资源税，得到

    了极大的扩充。

    经过高祖、吕后、文帝、景帝的努力，人们终于确信新的帝国模式是成立

    的。在如此庞大的疆域内，的确可以创建统一的帝国。即便在世界范围内，这也是一次重大的创新：数百万平方千米土地上的人们和平、富裕、安宁

    地生活在一个皇权之下，即便出现了天灾，也只是短时间的困难；一旦风

    调雨顺，生活立即回到正轨。

    汉代之所以有如此成就，在于汉高祖和他的子孙们把秦始皇用一代的时间

    想解决的问题用了数代、几十年来慢慢地解决。他们一点一点地将中央集

    权的观念灌输给世人，等那些不接受新形势的老人死去后，新成长起来的

    一代已经将这个中央帝国视作理所当然。当年的战国和分封都已经成为过

    去，再也没有人希望回到从前。

    在景帝时期，帝国的财政和经济也达到了高峰，在吕太后、文帝、窦太后、景帝等人的主持下，一直施行的黄老之术让民间尝到了甜头。

    但谁也没有意识到，中央集权的帝国一旦创建，就没有人能够控制它的最

    终走向，而集权制本身的死穴也在慢慢地膨胀，并最终侵蚀着帝国的肌体。

    在文景时期，这个死穴还显得如此之小，没有人能够觉察。但随着文帝和

    景帝的逝世，皇帝和官僚集团就悄然开始膨胀。为了养活他们的家族，以

    及满足他们的野心，民间经济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财政问题最终有可能会

    把整个社会拖垮。

    汉武帝六年，最后一位支持黄老之术的人——窦太后驾崩，中央帝国骤然

    转向。

    [1] 本章涉及的时间范围是公元前 221 年—公元前141 年。

    [2] 见《史记· 秦始皇本纪》。

    [3] 汉武帝在经济上进行集权的同时，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政

    策，并采纳公孙弘、董仲舒等人的主张，梳理了以《春秋公羊传》为核心

    的儒家理论，着力推崇“大一统”“通三统”等理论体系。董仲舒又借此发展

    了“天人合一”的夹杂了阴阳家的儒家学说，将儒术从学派变成了宗教。此

    外，汉武帝将儒教与官僚体制相结合，使得大一统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的核

    心理论之一。由于这些内容超出了本书论述的范围，仅简单以注释作为说

    明。可参考《史记》《汉书》中相应人物的传记，以及任继愈主编的《中

    国哲学发展史· 秦汉》。

    [4] 《史记· 秦始皇本纪》：“山东郡县少年苦秦吏，皆杀其守尉令丞反，以

    应陈涉，相立为侯王，合从西乡，名为伐秦，不可胜数也。”

    [5] 六国复国，参考《史记》“本纪”第六至八，“表”四、五，“世家”第十八，“列传”第二十九至三十四。

    [6] 虽然后来刘邦一直指责项羽违背了当初“先入关中者王之”的许诺，只把

    关中的一部分(汉中和四川)交给了他，而不是把原属于秦国所有的土地

    都给他，但这种指责是空洞的。实际上，项羽为了把天下划分成十九块，对原本六国的领地也都进行了进一步的分割，不仅仅是针对原秦国的土地。

    [7] 由于埃及境内绝大部分均为酷热少雨的沙漠，只有宽约十六千米的绿

    洲带。现代百分之九十八的埃及人生活在百分之三的土地上。

    [8] 如波斯的小居鲁士就做过位于现代土耳其的小亚细亚的总督，但小居

    鲁士并不听命于他的哥哥波斯王，反而利用希腊人武装入侵波斯本土，抢

    占王位。见色诺芬的《长征记》。

    [9] 参见《左传》和《史记》“世家”。

    [10] 初税亩在古代常常受到批评，特别是对古代政策推崇备至的复古主义

    者。他们认为，古代存在一种理想的公有制叫井田制，在如同“井”字形的

    九块土地上，中间一块是公田，周围八块分给八户人家作为私田。私田产

    出归个人，而公田由八户人家共种，产出归封君。初税亩的出现打碎了复

    古主义者心目中的理想模式。现在，人们虽然不再认为古代存在过于理想

    化的井田制，但都承认，初税亩出现前，中国的土地所有制是封君所有制，耕种者没有所有权。正是初税亩给了劳动者土地所有权。关于对初税亩的

    批评，典型的如《春秋谷梁传· 宣公十五年》：“初税亩，初始者也。古者

    什一，藉而不税。初税亩，非正也。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则非吏，公田稼不善，则非民。初税亩

    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亩十取一也，以公之与民为已悉矣。古者公田为居，井灶葱韭尽取焉。”

    [11] 见《史记· 秦本纪》。

    [12] 《史记· 田敬仲完世家》：“三十六年，王为东帝，秦昭王为西帝。”

    [13] 《史记· 齐太公世家》：“太公至国，脩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

    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14] 见《汉书· 食货志》。

    [15] 见《史记· 商君列传》，部分思想参考《商君书》。

    [16] 《汉书· 食货志》载董仲舒言秦之弊：“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

    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

    [17] 见《史记· 秦始皇本纪》《史记· 李斯列传》。

    [18] 见《史记· 陈涉世家》《史记· 高祖本纪》。

    [19] 贾谊《过秦论》：“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20] 本表总结自《史记》《左传》《战国策》《管子》《孟子》等。

    [21] 中国道路系统的开辟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以四川为例，从陕西通往四

    川盆地的道路在战国时已经开通，秦国从这条路征服四川。但从四川沿长

    江进入湖北的道路，却并没有开通，只有少数的军事冒险做过尝试(秦袭

    楚郢都之战，见《史记》)。直到东汉、三国时期，随着水运的发展，从

    长江入四川的信道才有了重要意义，打破了必须从陕西入蜀的局面。

    [22] 见《史记· 高祖本纪》。

    [23] 高祖当政后，推出了一系列对商人不利的政策，试图通过限制商人的

    做法来发展经济。参见《史记· 平准书》。

    [24] 《汉书· 食货志》：“民三年耕，则余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荣辱，廉

    让生而争讼息，故三载考绩。……三考黜陟，余三年食，进业曰登；再登

    曰平，余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岁，遗九年食。然后至德流洽，礼

    乐成焉。”

    [25] 《汉书· 食货志》记载高祖：“上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

    一。”而《汉书· 惠帝纪》提到，他登基那一年“减田租，复什五税一”。说

    明在高祖时期，有增加田租的举动。

    [26] 《汉书· 文帝纪》：“诏曰：‘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

    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

    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27] 《汉书· 贾捐之传》：“至孝文皇帝，闵中国未安，偃武行文，则断狱

    数百，民赋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

    [28] 见《汉书· 文帝纪》。

    [29] 晁错《论贵粟疏》：“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

    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

    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见《汉书· 食货志》。

    [30] 《汉书· 食货志》：“上复从其言，乃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税。后十三岁，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也。”

    [31] 文帝时期，贾谊对于诸侯王问题看得非常清楚。在《陈政事疏》中，他认为，诸侯王问题在未来会成为西汉政府的大危机。“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数年之后，诸侯之王

    大抵皆冠，血气方刚，汉之傅相称病而赐罢，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

    此，有异淮南、济北之为邪!此时而欲为治安，虽尧舜不治。”

    [32] 《史记· 孝文本纪》：“孝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

    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孝文皇帝临天下，通关梁，不

    异远方。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育群生。减嗜欲，不

    受献，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诛无罪。除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

    [33] Conor，O’Clery，Moscow，December 25，1991：The Last Day of

    the Soviet Union，2011.

    [34] 《汉书· 外戚传》：“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

    子尊其术。”

    [35] 《史记· 屈原贾生列传》：“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也。”

    [36] 《汉书· 爰盎晁错传》：“迁为御史大夫，请诸侯之罪过，削其支郡。”

    [37] 《汉书· 百官公卿表》：“(诸侯王)有太傅辅王，内史治国民，中尉

    掌武职，丞相统众官，群卿大夫都官如汉朝。”

    [38] 《汉书· 百官公卿表》：“景帝中五年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

    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谒者、郎诸官长丞皆损其员。”

    第二章 汉代：皇帝的财政僵局 [1]

    在一个集权社会中，财政扩张是不可避免的，即便朝代初期能够做到小财

    政和小政府，但随着官僚数量的膨胀、政府职能的扩张，对于财政收入的

    需求会越来越大，最终压垮民间经济。

    汉武帝除了创建国有企业，还创建了中央垄断的金融体系，特别是货币发

    行也为皇帝带来了巨大的利润。垄断金融成了历代政府聚敛钱财的重要手

    段。

    汉武帝创建国有企业和金融垄断体系后，引起了社会的普遍诟病，一场垄

    断与反垄断的斗争不可避免。

    在汉昭帝时期，就发生了一次关于“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的大讨论，讨论的双方是皇帝的“聚敛之臣”和民间的“贤良”“文学”，这场争论的主题

    延续了两千年，一直持续到现在。争论中，代表民间的贤良文学表面上获

    胜，但实际上，争论过后，国有企业和金融垄断不仅没有废除，还不时得

    到加强。

    事实证明，一旦国有垄断体系创建，政府对于这种体系的财政依赖度已经

    太强，要想废除这个体系已经不可能了。

    汉武帝：不可避免的财政扩张

    公元前141 年，汉景帝去世，十六岁的皇太子刘彻即位。

    新帝即位时，汉室江山已经存在了六十余年，随着天下太平和经济的发展，秦时的战乱已经成为过去。在汉代，由于文字并不普及，人们的寿命也比

    现代人的更为短暂，当时的社会比现代的社会更容易遗忘历史，六十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