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目录

    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

    欧洲新燃点：一触即发的地缘战争与危机

    弗里德曼说，下一个一百年地缘大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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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白金典藏版)[美]罗伯特·D.卡普兰(Kaplan, R.D.)著；涵

    朴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6(2016.6重印)

    ISBN 978-7-218-08641-5

    Ⅰ.①即… Ⅱ.①罗…②涵… Ⅲ.①地缘政治学–研究 Ⅳ.①D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72582号

    The Revenge of Geography:What the Map Tells Us About Coming Conflicts and the Battle Against

    Fate by Robert D. Kaplan

    Copyright ? 2012 by Robert D. Kaplan.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6 by Grand China Publishing Hous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obert D. Kaplan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used or reproduced in any manner whatever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except in the case of brief quotations embodied in critical articles or reviews.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通过Grand China Publishing House(中资出版社)

    Jijiang daolai de diyuan zhanzheng

    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

    [美]罗伯特·D.卡普兰 著 涵 朴 译

    出 版 人： 曾 莹

    策 划： 中资海派

    执行策划： 黄 河 桂 林

    责任编辑： 肖风华 古海阳 张 静

    特约编辑： 梁桂芳 杜天宜 董莹雪

    版式设计： 王 雪

    封面设计： 张 英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邮政编码：510102)

    电 话： (020)83798714(总编室)

    传 真： (020)83780199网 址： http:www.gdpph.com

    印 刷： 深圳市东亚彩色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3

    字 数： 288千

    版 次： 2013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2版 2018年10月第4次印刷

    定 价： 5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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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my Chinese readers,It is a pleasure to introduce THE REVENGE OF GEOGRAPHY . This book has special

    relevance to China. For China is faced with both geographical opportunities and geographical

    dilemmas. Because of China's demographic and relative economic strength, it is able influence

    adjacent areas like the Russian Far East, Outer Mongolia, and especially former-Soviet Central

    Asia, where it is building energy pipelines and other infrastructure. On the other hand, China is

    faced with developmental challenges within its own borders. Geography will thus go a long way to

    explain the future challenges of the Middle Kingdom.

    Sincerely,Robert D. Kaplan

    亲爱的中国读者：

    我荣幸地向您介绍《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这本书与中国有着特殊的渊源。当今中

    国面临地理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中国的人口规模和相对经济实力使其对相邻地区国家

    有巨大的影响力，如远东地区的俄罗斯、蒙古，特别是苏联时期的中亚国家，这些国家正

    在建设与中国相连的输油管道和基础设施。另一方面，中国也正面临着内部发展的挑战。

    要预测这个“中央帝国”未来的发展方向，需要我们更加深入地从地理方面去研究。

    致以深深的敬意，罗伯特·D.卡普兰作者介绍

    罗伯特·D.卡普兰

    ★ 《外交政策》评选其为“100位全球顶级思想者”之一

    ★ 《大西洋月刊》资深国际事务记者

    ★ 全球首屈一指的战略预测公司STRATFOR首席地缘政治分析师

    ★ 美国海军学院特聘教授

    ★ 华盛顿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

    ★ 美国防务政策委员会成员

    ★ 曾担任美国陆军特种兵团、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顾问

    ★ 地缘政治家、知名畅销书作家

    卡普兰共写过14部外交事务及旅游类畅销书。在20世纪80年代，他是第一个对巴尔干

    地区即将发生的剧变发出警告的美国作家，《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称他

    为“后冷战时代至关重要、值得受到广泛关注的四位作家之一”。他的主要作品包括：

    《巴尔干鬼魂》 (Balkan Ghosts )：《纽约时报书评》年度最佳图书

    《阿拉伯专家》 (The Arabists )：《纽约时报》年度最值得阅读的图书，《华尔街

    日报》关于美国与中东地区历史关系的五本必读书目之一《地球边缘》 (The Ends of the Earth )：《纽约时报》年度最值得阅读的图书

    《帝国的荒野》 (An Empire Wilderness )：《纽约时报》年度最值得阅读的图书，《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年度最佳图书

    《东进鞑靼大地》 (Eastward to Tartary )：《纽约时报》年度最值得阅读的图书

    《战之华》 (Warrior Politics )：《纽约时报》年度最值得阅读的图书

    卡普兰的文章也有巨大的影响力。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称，“美国总统克林顿对

    卡普兰的文章印象深刻，并特意为此组织了跨部门研究，该研究对卡普兰的结论深表同

    意”。前总统乔治·W.布什也是他的读者，认为卡普兰对世界局势的诸多观点与他本人的世

    界观颇为吻合。除了在《大西洋月刊》任主笔外，卡普兰的文章也常见于《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洛杉矶时报》等，《外交事务》等主要外

    交类杂志也有刊登。

    此外，卡普兰还经常在美国军事战争学院、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局、五角大楼联合

    参谋部、国防情报局、中央情报局、各主要院校及全球财经论坛上发表演讲，并在美国国

    务院开放论坛上作为秘书发言。100多个国家的媒体报导过关于他的新闻。

    罗伯特·D.卡普兰于1952年6月23日生于纽约，1973年毕业于康涅狄格大学。1975年

    起，他游历阿拉伯和地中海世界，自此开始了长达16年的海外生涯。他曾在以色列国防部

    队服役一年，并在希腊和葡萄牙生活9年之久。直至现在，他已游历了近70个国家。

    欲知更多信息，请访问其主页www.robertdkaplan.com编辑推荐

    地缘政治是人类永恒的话题。作为政治地理学中的一种理论，地缘政治学把地理因素

    视为影响甚至决定国家政治行为的基本因素之一，并从国家利益出发，将具体国家的安全

    纳入全球背景之中，从地理的角度考察国家间的政治关系。

    在《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中，罗伯特·D.卡普兰作为著名的地理学者和地缘政治研究

    者，全面而系统地回顾了世界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并通过各地气候、地势和所处地理位

    置预测未来全球事件的演化，特别是欧亚大陆的下一次冲突周期。

    作者在书中特别讲到了中国的地缘政治，并对中国面临的地缘政治挑战进行了深入分

    析。中国历史上与周边国家关系复杂，加上当今崛起过程中在能源、资源等方面的巨大需

    求，使得中国如今的地缘政治格局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从南海到东海，从东亚到中亚

    再到东南亚，从欧洲到非洲，中国将如何在其地缘政治布局中找到切入点并实现百年复

    兴，世人正拭目以待。对于中国读者而言，本书是我们认识自身问题的一面镜子，对地缘

    政治及国际关系研究人员，对关心地缘政治、国际关系和时事热点的大众读者，本书都具

    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当然，由于作者卡普兰的身份、立场和角度的限制，本书中的某些观点和论述不可避

    免地会以美国的利益为出发点，在谈及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道路和未来军事战略时有失偏

    颇。对于在全球各领域扮演着关键角色的中国来说，未来充满机遇和挑战，而改革和完善

    也将是恒久不变的主题。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模式”会得到更多认同，并在世界政治

    经济领域内发挥更多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2013年5月专家推荐Ⅰ

    何帆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罗伯特·D.卡普兰早年是一位浪迹天涯的记者，他的足迹遍及中亚、中东、北非、南亚

    等地，总之是哪里不太平他就往哪里跑。2006-2008年他在美国海军学院执教，2008年之

    后在华盛顿的新美国安全中心做研究，2009-2011年曾是美国国防部部长罗伯特·盖茨旗下

    国防政策委员会成员。2012年，他加盟著名的地缘政治智库STRATFOR，其创始人是乔治·

    弗里德曼。中资海派已经翻译出版了乔治·弗里德曼的两本畅销书，一本是《未来100年大

    预言》，另一本是《未来10年》。再加上罗伯特·D.卡普兰的这本《即将到来的地缘战

    争》，可称得上是“地缘政治三部曲”。

    在阅读这本书之前，我想先提醒你，你将要读的是一本非主流的著作。国际政治学的

    主流学者始终不认为地缘政治是一门严肃的学科。国际政治学的大师级人物摩根索也曾说

    过，地缘政治是一门“伪科学(pseudoscience)，它把地理因素提高到绝对地位，认为地理

    决定国家的权力，因而也决定着国家的命运”。

    卡普兰在这本书中讲到，国际政治学者们之所以如此厌恶地缘政治，背后其实有一段

    历史的公案：地缘政治曾被纳粹利用，成为其对外侵略的理论依据。1901年，德国地理学

    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生存空间”(Lebensraum)。他

    声称一个国家是有生命的，国家不断成长，国界线也要向外扩张。拉采尔的学生鲁道夫·契

    伦(Rudolf Kjellen)第一次提出了Geopolitik的概念。你可以清晰地看出德语Geopolitik和英

    语Geopolitics的相似之处，难怪“二战”之后的国际政治学家一提起地缘政治就格外反感。

    对希特勒影响最大的是地理学家卡尔·豪斯霍弗尔(Karl Haushofer)。豪斯霍弗尔1869

    年出生于慕尼黑，他早年参军，曾到日本做过军事教官，“一战”期间曾任德军旅长，战后

    他在慕尼黑大学讲授地理学和军事科学。他的一个学生叫鲁道夫·赫斯，此人后来成了希特

    勒的亲信。正是通过赫斯，豪斯霍弗尔认识了希特勒。当时希特勒因“啤酒馆暴动”失败被

    捕入狱，正在写作《我的奋斗》。豪斯霍弗尔向希特勒讲授了“生存空间”等理论，没有受

    过什么教育的希特勒恍然大悟。《我的奋斗》第14章专门讲纳粹的外交政策，明显受到了

    豪斯霍弗尔的影响。但豪斯霍弗尔和希特勒的关系究竟有多么紧密，已经成为历史之谜。

    豪斯霍弗尔很快就在元首那里失宠了。1944年，豪斯霍弗尔夫妇被关进了集中营。同一

    年，他的儿子因参与暗杀希特勒的计划被处死(汤姆·克鲁斯主演的《刺杀希特勒》就是根

    据这一历史事件改编的)。德国战败之后，盟军软禁了豪斯霍弗尔，并考虑是否要把他送

    到纽伦堡审判。1946年，豪斯霍弗尔和妻子一起自杀。

    地缘政治学遭到冷遇和歧视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它经常被视为历史决定论的变种。尤

    其是在“二战”之后，决定论成了意识形态对垒的一个重要战场。意大利和德国出现了法西

    斯主义，苏联出现了专制政权，来势汹汹的极权主义几乎要将西方脆弱的传统自由主义价

    值碾成齑粉。在信奉自由主义的学者看来，历史决定论就是极权主义的宣言书。出于误读

    和曲解，他们将马克思的唯物历史观也视为历史决定论。波普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几

    乎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谈到，历史主义就是乌托邦主义，会异化为极权主义。在《历史的不

    可避免性》一文中，著名学者伯林严厉批判历史决定论。他不承认历史是被任何人为因素以外的力量决定的。这是因为，如果有人力不可控制的外力，人的行为就无法被表扬或批

    评，无善恶之分，沿着这一逻辑推演下去，历史决定论包藏着危险的道德和政治祸心。

    不管历史决定论是否真的像波普或伯林说的那样可怕，但可以肯定的是，大部分地缘

    政治学者是支持自由政治传统的。提出“陆权说”的麦金德支持威尔逊总统的理想主义政治

    主张，提出“海权说”的马汉也相信民主政体，他认为与陆军相比，海军的政治立场会更民

    主。

    地缘政治学家想要得到一点点同行的承认都很难，但同样的观点，从其他学科的学者

    口中说出来，却得到了大家的景仰和崇拜。历史学家中尤其不乏这样的学者。卡普兰非常

    推崇的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就是其中之一，布罗代尔1949年出版的《菲利普二世时

    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本地缘政治的代表作。顺便说一句，更令

    人钦佩的是，这本书是布罗代尔在“二战”期间在德国当战俘的时候写的。布罗代尔提出

    了“时间波长变化”的概念。最长的“长时段”主要是指那些不为人所察觉的地理、气候等自

    然条件的变化，“中时段”是指在一个世纪之内出现的人口、经济、社会、政治的变化，这

    往往是“集体力量”的结果。最短的周期是“历史小事件”，就是我们在媒体上天天看到的新

    闻事件。布罗代尔最为重视的是“长时段”和“中时段”因素。这些因素对我们的影响最大，但却最容易被人忽视。它们是冰山藏在水下的部分，它们是海洋深处几乎静止不动的庞大

    水体。

    从这样的角度去看国际政治，自然感受不同。卡普兰在回顾了从修昔底德以来的地缘

    政治核心观点之后，结合他在世界各地的游历经验，谈到了21世纪世界政治地图的变化。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欧洲并没有出现完美的统一。从历史上看，欧洲的重心经历

    了从地中海沿岸的南欧向西欧、北欧转移的过程，因为南欧土壤贫瘠、山地崎岖，而北

    欧、西欧则河网密布、矿产丰富、平畴千里。最近发生的欧洲金融危机，从地缘政治的角

    度来看，本来就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它反映出来的矛盾，就是长久以来阿尔卑斯山脉以

    北的西欧和阿尔卑斯山脉以南的南欧之间的差异和冲突。此外，“中欧”的概念，在很大程

    度上只是一批知识分子的虚构。在欧洲和中东之间，在欧洲和俄罗斯之间，始终不存在明

    晰的边界。北起波兰，南至巴尔干半岛的广阔地区，处于地缘政治学家高度重视的“缓

    冲地带”，至今仍然在历史和现实的交错中半梦半醒。

    卡普兰也谈到了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这些“新兴大国”的地理宿命。

    在他看来，欧亚主义是俄罗斯的灵魂。俄罗斯本来只是困在森林深处的一个小公国，机缘巧合，使得它成为横跨欧亚的超级大国。极度恶劣的生存环境、辽阔无垠的国土、蒙

    古入侵的历史，造就了俄罗斯近代以来不断对外扩张的心态，甚至还有一种对暴力和暴政

    的迷恋。但欧亚主义也是俄罗斯最脆弱的“阿喀琉斯之踵”。向西，俄罗斯不愿意完全让自

    己和西欧文化融合，这样只能让其更加边缘化，俄罗斯的独特文化，仍然是其可以向整个

    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投射影响的一种“软实力”，但如何在苏联解体之后重新找到一种新的

    文化感召力，是其面临的一个难题。向东，俄罗斯的地图不断向亚洲扩展。卡内基莫斯科

    中心主任特里宁甚至说，“俄罗斯如果把符拉迪沃斯托克视为其21世纪的首都，那将再好不

    过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处于世界经济最有活力的东亚地区，理当成为一个国际大都会型的

    港口城市，但俄罗斯至今只把远东当做原料基地，而非通向亚洲的通道，因此错失了日本

    经济腾飞、“亚洲四小龙”奇迹和中国崛起几次历史机遇。

    印度在地理上占据了南亚次大陆的大部分面积，但从历史上讲，印度始终没有出现过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印度现在统治的领土远远超过其大多数历史王朝的疆域。其实，大英

    帝国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殖民扩张才将印度的势力范围前所未有地扩大。但印度仍然没

    有占据整个南亚，向西向北，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间，几乎从来没有过明确的边界，这

    里仍然是宗教极端势力、地方军阀和山地部落的领地，也是令印度最为头疼的地方。向

    北，隔着喜马拉雅山脉，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大国之间，经济相互往来水平却相对较低。向

    东，印度尽管不断向东南亚渗透，但南亚和东南亚之间却如陌生的路人。卡普兰在其另外

    一本书《季风》中曾预言，随着国际贸易尤其是能源贸易越来越集中于中东和亚洲之

    间，印度洋将成为未来最具有战略意义的海洋。

    卡普兰对中国的海上力量扩张深表担忧。但是，他似乎相信中国仍然没有实力与美国

    抗衡。他谈到，中国已经拥有现代化的驱逐舰编队，并制造出了自己的航母。根据美国原

    海军副部长克罗普西(Seth Cropsey)的判断，中国很快就能拥有规模超过美国海军的潜艇

    部队。中国海军打击海上移动目标的能力已经大大提升。但卡普兰引用美国五角大楼2010

    年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国的战略是加强与其亚太军事同盟的关系，同时再部署第二道“围

    堵”中国的防线，即太平洋上的关岛、帕劳、北马里亚纳、所罗门群岛、马绍尔群岛、加罗

    林群岛等。这些岛屿或为美国领土，或与美国签订了防御协定，面积大到可以建立海军基

    地，同时又小到不会太引人注目，地理位置离中国较远，可躲避中国的导弹袭击，但又近

    到可随时开拔到朝鲜、台湾等地。我非军事方面的专家，无法判断其观点的真伪，但这些

    新的动向，或许值得我们更加关注。

    卡普兰最为关心的当然是美国的地缘政治。STRATFOR网站上最近刚发布他们的一份

    报告，《美国的地缘政治，第一部分：不可避免的帝国》，有兴趣的读者可做参考。在本

    书中，卡普兰的核心观点是，美国需要从地缘政治的角度重新审视其对外战略。在他看

    来，对苏联的遏制、对东欧的支持，以及对中东的战争和干预，都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在

    一定程度上错误地估计了美国地缘政治的成本和收益。美国过多插手中东事务可能得不偿

    失。美国努力稳定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局势，最终获益者很可能是中国，中国可以借道阿

    富汗和巴基斯坦打开一条通向印度洋的通道。他支持美国把更多的战略资源配置到亚太地

    区，同时，他也更关心美国家门口的地缘政治。美国的后门就是墨西哥，但墨西哥却一直

    为毒品交易、政治腐败等问题所困，墨西哥一日不稳，美国就不能安寝。有意思的是，乔

    治·弗里德曼在《未来100年大预言》中也讲到，最终对美国的霸权带来挑战的既不是中

    国，也不是俄罗斯，而是墨西哥。因为人口老龄化会导致美国的移民政策更加宽松，大量

    的墨西哥移民越过美国南部漫长的边界进入美国，久而久之美国就会逐渐变成一个受拉丁

    裔选民影响的国家，这对美国的内政外交都将带来革命性的影响。

    总之，这是一本充满了新奇观点，能够激发新的思路，但也必然会引起很多争议的

    书。最后，我想说的是，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谈论地理的作用或许已经显得过时，毕竟

    只要坐上飞机，你就可以在一天之内环游地球。当《纽约时报》的专栏记者托马斯·弗里德

    曼写作《世界是平的》一书的时候，他的头脑中根本就没考虑到地理的影响。地理对他来

    说，不过是飞机头等舱座位的液晶屏幕上显示的飞行路线。但我之所以要向大家推荐这本

    书，就是因为我赞同卡普兰在本书的一开头就讲到的：

    要问有关未来的问题，最好的立足点其实就是大地，要尽可能放慢脚步去旅行。专家推荐Ⅱ

    很“地”道的一本书

    中雷

    著名国际问题专家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美国著名记者罗伯特·D.卡普兰可以说做到了这一点。他周游列

    国，早在巴尔干、伊拉克、阿富汗战争打响前几年，就实地走访，并撰写游记专栏，据说

    他的书直接影响美国时任总统克林顿、小布什是否出兵的决策。最近他转向更深入的战略

    研究，《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即是代表作。

    本书旨在唤起人们对地理因素的重视。所谓地理的报复，就是说，如果忽视了地理的

    作用，就会犯错误，甚至遭到失败。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化、信息

    化、网络空间、扁平世界、气候变暖、全球治理等，一时间铺天盖地，地理因素长期以来

    被忽视了。这一次，卡普兰又将在新一轮地缘政治热潮到来之前，推出警世预言。作者认

    为，从地图上可以看出国家间的争斗，昭示着民族命运的起伏转折，预示即将到来的地缘

    冲突。

    毋庸置疑，地理环境对国民性格、文化文明、行为方式、风俗习惯、内外政策都有着

    重要影响。作者从欧美地缘理论经典入手，结合实地旅行经历，点评了麦金德的核心地带

    理论、纳粹德国的生存空间理论、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以及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

    不同认识。

    不管是麦金德的心脏地带说，还是斯皮克曼的大陆边缘说，都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就

    是把这些地带的地位看做是静止不变的。实际上，大陆核心地带可能边缘化，而边缘地带

    可能成为核心。一个地区的重要性还有赖于不同时代的现实需求，比如冷战时期的中欧，石油时代的中东，现在的海上通道，地缘战略的重心在不断发生着变化。随着全球气候变

    暖，海平面升高，北冰洋也将成为新焦点。可以看出，世界版图并非一成不变，将继续不

    断分化重组。

    本书还展望了21世纪全球地缘战略格局，比较分析了欧洲、俄罗斯、中国、印度、伊

    朗、前奥斯曼帝国地区的地理条件优劣和历史演变，其中认为中国具有作为大国的天然地

    理优势。

    卡普兰与乔治·弗里德曼等人一样，认为美国面临的根本威胁不在中东、阿富汗，而是

    墨西哥和拉丁美洲，因为大规模的西语裔移民对美国造成越来越大的冲击，美国将不再是

    以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在作者看来，只有接受英美价值观的地方才

    是好地方，这反映出作者根深蒂固的种族文化优越感。

    总体看，这是一本最能体现作者理论功底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地缘政治著作，引经据

    典，知识丰富，文字优美，也是一本很好的历史地理教科书。尽管有些地方不够“厚

    道”，但这的确是一本很“地道”的书。权威推荐

    亨利·基辛格博士

    美国著名外交家 国际问题专家 美国前国务卿

    罗伯特·D.卡普兰迷人而宏伟的研究和极其重要的著作，着眼于一个古老的真理：地理

    对于决定国家的命运至关重要，不管是法老王的埃及还是当今阿拉伯的政局动荡都是如

    此。

    詹姆斯·霍格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顾问

    地理对于塑造历史有多重要，是罗伯特·D.卡普兰在这部杰作之中要探讨的重要问题。

    在他对人类的辉煌历程和经年冲突的分析背后，是三十年的学术和游历积淀。他的广泛分

    析的核心在于一个信仰：地理对于人类的行为有着持久的影响，无论现在还是未来。

    伊安·布莱默 欧亚集团总裁 畅销书《独自为战》作者

    卡普兰将地理当做手术刀，用它来剖析国际关系和那些全球化无法解释的冲突。《即

    将到来的地缘战争》不仅敏锐地记下了地理如何塑造我们所知的世界，也预言了它对未来

    意味着什么。他以一块块地域为基础，将历史与当下两方面结合起来分析，使他的这部巨

    著成为极具研究价值、娱乐性和信息性的不可忽视之作。

    马凯硕 国立新加坡大学李光耀公共行政学院院长

    新加坡前外交部长及常驻联合国代表

    罗伯特·D.卡普兰的《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详尽地描述了古老的断层线在当代重现的

    事实，并极富勇气地断言：“我相信，美国在21世纪会成为波利尼西亚、印第安与拉丁民族

    的混血文明体。”那么，为何美国的战略思想家们没有预料到其即将面临的真正挑战呢？卡

    普兰的作品，对他们来说有振聋发聩之效。

    瓦里·纳斯尔

    中东问题专家 美国塔夫兹大学教授

    在这本涉及地理和历史的杰作中，罗伯特·D.卡普兰无可辩驳地向读者展示了经济与政

    治发展的趋势，以及它们如何塑造我们的未来。他流畅的文笔、敏锐的洞察力和文中随处

    可见的历史轶事，吸引人重新思考地理在全球战略中的关键作用，并理解美国在其中的利

    益。

    《纽约时报书评》

    不管卡普兰指引你去哪里，他都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向导。

    《出版人周刊》卡普兰将旅行作家捕捉细节的敏锐度以及驻外国记者对事物的分析能力完美地结合于

    一身。

    《每日野兽》(The Daily Beast，美国知名新闻网站)

    精彩绝伦……如果你想知道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将是你的

    起点……卡普兰的现实主义与直面困难的愿望，使这本书成了那些将自我感觉良好的宣言

    伪装为战略思想之人的苦口良药。

    邱震海 中国战略问题专家 德国图宾根大学博士

    凤凰卫视资深评论员

    地缘政治是世界各国或合作或竞争的古老而又崭新的课题，罗伯特·D.卡普兰先生从新

    的思维角度观察事物，为只会孤立研究寰宇战略的人们提供了又一思考新空间。

    曹景行 资深媒体人 时事评论员

    对于《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这本书，您也许未必认同卡普兰在书中的诸多看法，甚

    至不能接受地缘政治理论，但还是应该认真思考作者提出的种种“即将到来”。何况，正如

    作者所说，他的这本新著还“与中国有着特殊的渊源”呢。

    马鼎盛 香港资深军事专栏作家

    作者卡普兰以地理学者和地缘政治研究者的眼光，指出中国土地只有7%适于耕种，只

    够满足23%人口，现代化急需全世界的能源、矿物和粮食，需要探索不用19世纪的帝国主

    义方式的全球一体化道路。

    宋忠平 资深军事评论员

    感谢卡普兰对我战略思维的启发，地理会报复那些莽撞者，如同中国古人提到的“地

    利”，日本想要吞下整个亚太是妄想，但中国可以与美国“隔洋而治”，这都是地理带来的地

    利。不妨仔细研究这一新著，你会发现卡普兰笔下的地缘政治很有趣。

    王缉思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在世界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板块不断发生变动的形势下，需要有一些新的、具有全局

    性的、陆权与海权并行不悖的地缘战略“再平衡”思考。

    金灿荣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对于几乎所有国家决策者和国际战略研究者来说，地缘政治因素都是他们进行战略判

    断的基本出发点之一。

    林利民 《现代国际关系》期刊主编

    中国的地缘战略环境与地缘战略选择是个常话常新的大战略课题。崔文约 中国国际关系学院

    《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这本书，让我们透过纷纷扰扰的国际形势，重新认识到地缘

    政治的基本作用和地位。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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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章 地图上的地缘战争 宁死不屈的地理

    谁来拯救“中欧”？

    德国的钟摆与巴尔干的灵魂

    “慕尼黑阴谋”的类比

    理想主义对美国的祸害

    第2章 分裂的地理，报复的逻辑 地图的力量

    现实主义与地图的价值

    地理的逻辑

    人类活动轨迹的前戏

    从未降格的地理

    地理将会以怎样的方式报复人类？

    第3章 地理的历史轮廓 希罗多德和他的继承者

    动荡的美索不达米亚

    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

    地理对伊斯兰世界的偏见

    霍奇森——伊斯兰的冒险

    希罗多德的猜想

    第4章 历史的地理枢纽 麦金德的地缘政治剧本

    亚洲的“附属”——欧洲文明

    世界岛的心脏地带决定人类的未来？

    一个世纪前的地缘政治剧本

    第5章 纳粹德国的地理扭曲 地缘政治空间竞争

    被纳粹曲解的“生存空间”理论

    德国地缘政治的本质

    “心脏地带”理论的末日？

    第6章 被边缘的边缘地带 “权力均衡”的挑战

    边缘地带与心脏地带，孰轻孰重？

    美国的后院——起火的“南锥体”大陆边缘地带导致“遏制”战略的形成？

    遏制中国的逻辑

    第7章 海权的诱惑 霸权野心

    地理决定海权？

    制海权等于霸权？

    第8章 从“缓冲垫”到监狱 拥挤的地图

    人口膨胀在地缘政治上的反映

    群体心理作祟下的民族主义

    杀伤性武器和大众传媒带来的地理报复

    第9章 欧洲分裂的地理根源 被割裂的“大欧洲”

    欧洲的地理与未来的命运

    亚洲仍然支配着欧洲？

    希腊债务危机决定欧盟的未来？

    第10章 摒弃历史的地理 中心地带的俄罗斯

    地理决定的集体主义？

    欧洲的“外省人”

    “不安全感”造成的无休止扩张？

    在地缘政治中迷失的俄罗斯

    “北极熊”的中亚棋局

    第11章 巨龙崛起 中国实力的地理优势

    虎虎生威的中国

    中国的大陆强国之路

    中国面临的地缘政治挑战

    台湾——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

    中美世纪博弈的必然性

    第12章 “阿育王”的困惑 印度的地理困境

    “德里”的历史变迁

    上帝创造的敌人——巴基斯坦

    阿富汗在印度地缘政治中的角色

    中印的全方位博弈

    第13章 搅动世界的波斯 伊朗的地理枢纽

    阿拉伯半岛的核心——内志

    地理将怎样报复伊朗？

    波斯帝国的最终出路

    第14章 “荒野腰带”的“和事佬” 前奥斯曼帝国

    欧洲的“弃儿”

    阿拉伯世界的困境民主的傀儡——伊拉克

    地理决定不了叙利亚

    天生冤家——巴勒斯坦和以色列

    第15章 “山姆大叔”的历史罗盘 墨西哥的挑战

    布罗代尔的“长时段”

    为何墨西哥对美国更重要？

    如果美国不再主导世界……

    墨西哥——美国退出历史舞台最体面的出口？

    墨西哥的今天，美国的明天？

    墨西哥的未来必将影响世界前言

    地球不是平的

    要问有关未来的问题，最好的立足点其实就是大地，要尽可能放慢脚步去旅行。

    驱车穿越伊拉克北部沙漠后，第一道穹顶般的浑圆山丘突然跃出地平线，群峦叠嶂起

    伏，最高处可达10 000英尺(1英尺约为0.3048米)，密布着橡木林和火山灰。身后广袤的

    平原，如同一张张大饼，我的库尔德司机回头望了一眼，不屑地咂咂嘴，哼了一声：“阿拉

    伯斯坦。”

    再向山上看去，他喃喃地说：“库尔德斯坦。”脸泛出光亮来。那是1986年，当时正值

    萨达姆·侯赛因统治巅峰时期，气氛令人窒息。然而，只要我们走进深如地牢的山谷，或行

    人罕至的豁口，城区无处不在的萨达姆巨幅画像就会突然消失，伊拉克士兵也不见踪影，取代他们的是库尔德自由战士。他们身背子弹带，头戴包巾，身穿宽松的长裤，系着宽大

    的腰带。

    从政治版图来说，我们并没有离开伊拉克。但是，这里却不是萨达姆统治的地盘，因

    为即使是萨达姆，也不可能战胜山脉天险。

    持久的“自然”边界

    大山具有强大的守护力，它保护着本土文化，防止其受到激进现代化的意识形态侵

    蚀。同时，在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大山又为游击队和贩毒集团提供庇护所。耶鲁大学人

    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写道：“最好把山民理解为流离失所、孤立无援

    的群体。两千多年来，他们不断逃离平原河谷地带，那里有政权机构的各种剥削与压

    迫。”比如说，正是在平原上，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建立起他的政权，把爪牙安插到人民中

    间；然而，20世纪80年代，我几次登上喀尔巴阡山脉，却很少看到集体化的踪迹。这些山

    脉号称“中欧的后门”，山上到处是原始树林和天然石料垒成的房屋，很少见到罗马尼亚统

    治者所钟爱的钢筋混凝土。

    喀尔巴阡山脉环绕罗马尼亚，正如山脉包围着库尔德斯坦一样。喀尔巴阡山脉西部，是辽阔而空旷的匈牙利平原，点缀着煤褐色的土壤与绿色海洋般的草地。从这里开始，我

    离开奥匈帝国的欧洲部分，渐渐进入前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这一带在经济上相对贫瘠得

    多。喀尔巴阡山延伸出来的平地，为齐奥塞斯库的专制主义的形成创造了可能，相比之

    下，匈牙利的古拉什

    (1)

    共产主义，强制性则要小得多。

    然而，喀尔巴阡山脉并非与世隔绝。几个世纪以来，牵着牲口的商人们在古道上络绎

    不绝，将货物和文房雅玩贩至此处，由此，中欧的文化特征远远走出了本土，在像布加勒

    斯特和鲁塞这样的城市和乡镇扎下了根。但大山依然层次分明，第一层余脉向东南方向延

    伸，消失在阿拉伯和卡拉库姆沙漠之中。

    1999年，我乘夜班渡轮，从里海西岸的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出发，赶往东岸土库曼斯坦

    的克拉斯诺沃茨克。公元3世纪波斯帝国萨珊王朝时期所说的突厥斯坦，发源地就在此。

    一觉醒来，眼前是人烟稀少的海岸，一排白色帐篷背靠着死灰色的峭壁，如同抽象画一般。尽管室外温度高达38摄氏度，所有旅客还是被命令在一扇油漆剥落的大门前排成一

    队，由一名警察逐一检查护照；然后，我们又进入一个空荡荡的、热得像烤箱一样的大帐

    篷进行随身物品检查，另一名警察翻到了我的胃药佩托比斯摩片，竟指控我走私毒品。

    那位粗暴的警察还一把夺去了我的手电筒，把1.5伏电池倒在脏兮兮的地板上。他那冷

    酷又野蛮的表情，简直是此处环境的绝佳诠释。除了这间帐篷以外，整座城镇几无半点遮

    阳蔽荫之处，平坦空旷得让人感到压抑，很难看到物质文明留下的建筑遗存。我突然怀念

    起巴库来，那里毕竟还有公元12世纪的古波斯城墙，以及第一代石油大亨的梦幻宫殿里精

    美的壁画和石雕。在喀尔巴阡山、黑海、高加索地区，这些西方文化特征竟能顽强地保留

    下来，而再向东行进，欧洲的印迹便在我眼前一步步淡去，里海的自然边界成为欧亚的最

    后分界线，随后即进入更加荒芜的卡拉库姆沙漠。

    当然，从地理上讲，土库曼斯坦并非毫无希望。相反，它体现了智慧的开启，见证了

    人类探索历史格局的进程。帕提亚人、蒙古人、波斯人、沙皇俄国、苏联以及突厥余部，不断入侵这块光秃秃又不设防的地域，但这块土地不容任何人在此永久扎根，这里几乎没

    有可以让文明存活的基本条件。这也印证了我对这里的第一印象的确没错。

    再来讲讲另一次经历。我驾驶着汽车在沙漠中前行，地形表面开始逐渐升高，突然

    间，一马平川的戈壁大漠在我眼前分崩离析，取而代之的是迷宫一般的地貌，时而是早已

    干涸的河床湖底，时而是叠加起伏的山坡，满眼尽是灰色和土黄色。惟有山顶上披着一抹

    夕阳红，映射着红赭色的霞光。从不同的角度看，太阳似乎只能照在更高更陡的山坡上。

    一股冷空气吹进汽车里，原来已到达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经历过白沙瓦的热浪熏蒸后，我终于呼吸到第一口山间的清新气息。

    开伯尔山口规模不大，本身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深刻印象。它的最高峰不到7 000英

    尺，很少有陡峭的山坡。然而，1987年，在一个小时之内，我穿越阴曹地府般的火山岩构

    造带，通过尖削的峭壁和蜿蜒的峡谷，从印度次大陆诱人的热带平原，到凉爽的亚洲中

    部，最终踏上被废弃的戈壁滩。这边是黑土地、纯棉布、浓厚辛辣的菜肴，那边是大沙

    漠、粗羊毛、手抓肉，完全是两种世界两重天。

    在这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交界处，一代又一代商贩像在喀尔巴阡山脉一样踏出连绵古

    道，但这里的地理环境却能给后人提供别样的经验教训。按照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苏嘉塔·

    柏瑟(Sugata Bose)的说法，这个所谓的“西北边境”，首先是英国人叫出来的，其实在“历

    史上根本没有界”。但是，印度波斯和印度伊斯兰板块的“心脏”是不可分割的，这就是阿富

    汗和巴基斯坦能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的原因；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直接导致它们各自作为

    国家时，在地理疆域上丧失了内聚力。

    接下来，再让我们看看更多“人工”边界。

    智慧的开端——地理

    1973年和1981年，我先后两次越过柏林墙，进入东柏林。顶部安装着粗管的混凝土幕

    墙足有12英尺高，横亘在东西德之间。西德这一侧，混居着土耳其和南斯拉夫移民的贫民

    社区，看起来如同薄薄的黑白胶片一样，而东德一侧则残存着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炮火

    洗礼的建筑。在西侧，你可以顺墙行走，触摸任何地方，墙上到处是涂鸦乱画；但在东侧，你却能发现到处都是雷区和岗楼。

    在当时，城市地面上突兀地出现监狱大院这种离奇事儿，几乎没人会质疑，因为那个

    时代最重要的假设就是“冷战永远不会结束”，对于像我一样在冷战期间成长起来的人来说

    尤其如此。由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任何记忆，我们难免会觉得，柏林墙不管多么残酷

    和武断，似乎都与山脉一样永恒。然而，真理其实一直存在于书本和德国历史地图上。

    1989年初的几个月，我滞留波恩，为了完成一本杂志的约稿而查阅资料，偶然间发现了这

    些文字：

    德国处于欧洲的心脏地带，夹在北海、波罗的海与阿尔卑斯山之间，正如历史学

    家戈洛·曼(Golo Mann)所形容的，就像被关在一座“大监狱”里，四面大门紧锁，内

    心蠢蠢欲动，希望打破封锁，冲出牢笼。但因南北两面为山水阻隔，向外扩张就意味

    着只能东扩和西进，因为这两个方向没有地域的障碍。

    戈洛·曼认为，100年以来，“毫无章法”和“不可靠”这两个词可以概括德国人的特

    性，他指的是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这段动荡时期，尤以俾斯麦的扩张和两

    次世界大战为主要标志。然而，纵观德国历史，这两个词也可作为德国版图的大小和

    形状的最佳诠释。

    事实的确如此。公元800年，由查理曼大帝建立的第一帝国，是一次重大的领土重

    组，其疆域范围不断变化，同时或先后囊括了奥地利和瑞士的一部分，以及法国、比利

    时、荷兰、波兰、意大利和前南斯拉夫；后来，马丁·路德倡导宗教改革，导致西方基督教

    分裂，接着重大事变纷至沓来，点燃了三十年战争，战斗主要在德国土地上打响，中欧自

    此衰败；18世纪，普鲁士和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地利之间交叉重叠；19世纪早期，各

    个德语国家之间结成关税联盟；19世纪末，奥托·冯·俾斯麦以普鲁士为中心完成统一。

    书读得越多，我越发现，原来德国领土一直经历着重组易手的过程，柏林墙只不过是

    其中一个阶段性插曲而已。柏林墙倒塌后不久，制度也垮塌了。我常年在前捷克斯洛伐

    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以及其他地方工作和旅行，对这些制度早已明了在胸。

    近距离看，它们似乎坚不可摧，令人望而生畏，然而对我来说，它们突然解体的教训是一

    个信号，不仅说明所有独裁政权的基础并不稳定，还预示着在目前看似固若金汤、压倒一

    切者，实际上稍纵即逝。唯一持久的，是人民在地图上的位置。因此，越是在动荡年代，地图就越显得重要，它虽然起不了决定性作用，却是智慧的开端。 脚下的政治版图瞬

    息万变时，只要认真思考历史的逻辑，你就能推测出下一步可能出现什么。

    再来看看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紧张对峙，暴力在边境的非军事区(DMZ)无处不在，这是我对这一地区的主要印象。2006年，我看到韩国士兵在与朝鲜士兵对峙时摆出待令出

    击的跆拳道姿势，一动不动地僵立着，握紧拳头，绷紧小臂，眼睛死死地盯着敌人的脸。

    两边都挑选了个头最高的士兵执行任务，目的是让对手看着就心惊胆寒。但是，这种形式

    化的仇恨，虽然目前陈列在铁丝网和地雷阵前供世人观瞻，但在可预见的未来，很可能会

    被废弃，成为历史遗产。看看20世纪其他分裂国家的地图，例如德国、越南、也门，很明

    显，不管分裂多久，坚持统一的力量终将胜利，没有例外。

    这种分久必合的进程，大多是在计划之外一举完成的，有时还会诉诸暴力。非军事区

    就像柏林墙一样，是一个没有地理逻辑的任意边界，把一个民族国家肆意划分为两个对立

    的军事集团。一个统一的朝鲜半岛，正如统一的德国一样，是我们应该期望的，或者至少应该有这样的打算。文化和地理的力量，可能在某个时刻战胜一切；而一个人为的边界

    是不符合自然的，所以也特别脆弱。

    我也曾从约旦和以色列之间、墨西哥和美国之间的陆地边界经过，诸如此类的边界还

    有很多。现在，我更希望跨越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的鸿沟，从历史和政治学的角度经历一

    段截然不同的旅程，通过对地理的着重研究，从地图中看出更多玄机，从而模糊地管窥到

    未来的政治轮廓。正是因为跨越了这么多的边界，我对它们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感觉这

    些地方的命运与我息息相关。我做记者已超过30年了，在这喷气式客机数小时即可飞越大

    洋和大洲的信息爆炸时代，一些精英舆论塑造者们高唱着所谓“世界是平的”，这使我确

    信，当下的人们都需要恢复对于时间和空间的敏感性，这些能力我们已失去了很久。

    我丝毫没有“世界是平的”的感觉。相反，我将向读者介绍一些貌似“不合时宜”的思想

    家，以便打消人们的错误观念，使他们不认为地理不再重要了。在这次旅程的前半段，我

    将深入挖掘和阐释这些思想家的理论基础，以便后半段运用他们的智慧，带领读者横跨欧

    亚大陆，了解从欧洲到中国，包括大中东和印度次大陆，这些地区历史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事，未来有可能发生什么事。我要检视我们对现实的看法，寻找到底缺失了什么，检讨一

    下我们是如何把它弄丢了的，然后试图恢复它。要放慢我们的旅行脚步，还要慢慢地观

    察，同时借鉴和援引一些著名学者的丰富学识。这就是我此次旅行的目标。

    地理(Geography)在希腊语中的本意是“对于大地的描述”，常常与宿命论相关，意味

    着限制人的选择，因此含有贬义。但对于我来说，只希望通过地图和人口学研究等工具，为传统的外交政策分析作多一层解读，从而找到更深层和更强大的方式来看待世界。你没

    有必要成为“地理决定论者”，但必须记住：我们越是对当前的事件疲于应付，个人及其

    选择就越显得重要；而当我们跨越百年历史审视问题时，地理则会起到更重要的作

    用。

    中东地区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

    中东何以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就在我撰写此书之际，整个中东地区，从摩洛哥到阿富汗，所有专制政权都处于危机

    之中。寡头统治的旧秩序已难以为继，而通往民主化的道路却又艰难曲折，整个社会动荡

    不安。在这个大动荡时期的第一阶段，新通信技术的力量似乎打败了地理学派。卫星电视

    和社交互联网站已经使整个阿拉伯世界成为抗议者社区，始自突尼斯的变革使得埃及、也

    门和巴林等地的民主人士都受到了激励。这些国家的政治局势存在共性，不过，每个国家

    的事态发展方向都受到自身历史和地理特征的深层影响。因此，越是对这些方面有所了

    解，越会对有关事件表现出更少惊诧。

    始于突尼斯的动荡，可能只是个意外。古董级的旧地图显示，今天的突尼斯过去只是

    一个集中定居点，相比之下，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在那时反而显得地广人稀。突尼斯向地

    中海突出，与西西里隔海相望，不仅在迦太基、罗马帝国时期是北部非洲的人口中心，在

    汪达尔、拜占庭、中世纪阿拉伯人、土耳其人统治时期也很繁华。西部的阿尔及利亚和东

    部的利比亚从地图上看只是模糊的地理概念，相对而言，突尼斯更像一个古老文明的集

    群。在长达2 000年的历史进程中，与迦太基(其范围与现在的突尼斯大致相当)离得越近

    的地方，发展水平越高。由于城市化进程在2 000年以前就已开始，突尼斯建立在游牧基础

    上的部落特征相对薄弱，研究中世纪历史的阿拉伯学者伊本·哈勒敦(Ibn Khaldun)也认

    为，这一特征对政治稳定非常不利。公元前202年，罗马将军小西庇阿在突尼斯外围击败

    汉尼拔后，挖了界河战壕或称为“罗马地宫”，用以标志文明的领土范围。这个地宫与目前

    的中东危机仍然有关。它从突尼斯西北海岸的塔巴卡向南延伸，然后折向东，直到另一个

    地中海港口斯法克斯，至今仍然清晰可见。

    在这条壕沟之外的乡镇较少有古罗马遗迹，今天仍然是贫困和欠发达地区，历史上失

    业率较高。2010年12月，西迪布宰德镇一名果蔬贩子采取了自焚行动抗议当地警察的苛

    待，就倒在离西庇阿防线不远的地方，这成了阿拉伯革命过程中的重要事件。

    这不是宿命论，我只是提供相关时事的地理和历史背景。阿拉伯民主变革从历史上

    看，正好发端于阿拉伯世界最先进的区域，也是在地理上最接近欧洲的地方。更具体地

    看，它又肇始于这个国家最穷困的地区，这里自古代起就长期被忽视，此后也一直没发展

    起来。这种历史知识可以增加对其他地方的理解深度。比如另一个古老文明集中地埃及，像突尼斯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也门，作为阿拉伯半岛的人口核心，一直怀有谋求统一的

    雄心，但因庞大的山区地形而备受困扰，这样的地形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势力，助长了部落

    和分裂主义组织的气焰；或者还可以看看叙利亚，那缩成一团般的地形，使基于种族和宗

    派身份的分裂状态得到了庇护。

    地理学证明，突尼斯和埃及具有天然的凝聚力，而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的凝聚力就

    没有这么强。因此，突尼斯和埃及只需要温和的专制形式即可维持统治，而利比亚和叙利

    亚则需要更强硬些；至于也门，从地理上讲一直就很难统治。20世纪的欧洲学者，如欧内

    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罗伯特·蒙塔涅(Robert Montagne)，一直把也门称为“条

    块分割的社会”，这里集中体现了中东的山地和沙漠地形。也门，在中央集权和无政府状态

    之间徘徊，用蒙塔涅的话说，就是一种典型的“颠沛流离”的制度，“其本身十分脆弱”，因

    此不能建立起持久的政权。这里的部落很强大，中央政府则相对薄弱。

    我们越是重视地图的价值，就越不容易造成失误。我们将不仅可以决定何时干

    预、何时不干预，还可以规划我们该怎样干预。

    当前，全球性的政治动荡屡见不鲜，这个世界似乎越来越难以管理，美国及其盟国应

    该如何应对，成为备受关注的问题。地理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应对的方法。通过翻查研

    究旧地图和求教于早期地理学家、地缘政治思想家，我想在21世纪搞清地球的真相，相关

    的前沿性工作我早在20世纪中后期就开始做了。即使我们可以发送卫星到太阳系外，即使

    网络没有国界，兴都库什山这样的山脉仍然构成无法逾越的强大屏障。任何旨在这些地方

    搞什么重建自由秩序的意图，都不能脱离这样的现实。

    (1) Goulash，匈牙利炖牛肉，匈牙利最出名的一种炖菜。——译者注第1章

    地图上的地缘战争

    宁死不屈的地理

    20世纪90年代波黑战争后，人们才认识到自由主义的局限性并重新建立对地图的尊

    重。冷战结束后，人们逐渐丧失地理意识，似乎理想主义的时代已经开始，但在“9·11”之

    后的10年里，一系列灾难性的事件将这种幻想击得粉碎。

    巴尔干半岛自古以来就是一触即发的“火药桶”，根源何在？中欧作为“宽容忍让”和“高

    度文明”的理想地标，在新的大国博弈中能否幸存下来？德国的地理位置又是怎样决定其钟

    摆方向的？海湾战争中，眼看就要活捉萨达姆，老布什为何却下令停止进攻巴格达？

    西方国家对米洛舍维奇等独裁者的“绥靖政策”一时间使得“慕尼黑阴谋”的类比甚嚣尘

    上，地理的报复在无形中开始上演了……要 重拾我们的地理意识，必须先在最近的历史坐标中找准一个时间点，搞清我们在

    何时彻底失去了它，以及为什么会失去它，并阐明那将如何影响我们对世界的判断。

    当然，这种地理意识的丧失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倘若要我指出这个时间段，我想大约

    就是柏林墙倒塌后的那段日子。一条人为边界的倒塌，本应让我们对地理和地图更加肃然

    起敬，以便提前考虑德国版图的变化可能会对相邻的巴尔干和中东地区带来什么影响，但

    恰恰相反，我们却从那时开始盲目自大起来，完全无视那些真正的地理障碍仍然虎视眈眈

    地横亘在我们面前，使我们渐行渐远。

    德国境内一道人为边界的拆除，仿佛突然成了一个划时代的标志，这让我们认定：人

    类所有的分歧将从此烟消云散；民主既然能将东欧收于麾下，也必将征服非洲和中东；“全

    球化”这个风靡一时的流行概念，已经不仅仅是人类历史和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而是一跃

    成为了历史的道德方向和国际安全体系。想想看，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才刚刚被打破，美

    国和西欧的国内安全就被视为理所当然，太平盛世的假象统领了一切。

    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前副主任弗朗西斯·福山，预见性地捕捉到了这种新的“时代精

    神”。他在柏林墙倒塌前几个月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的终结》的文章，宣称世界各地战争

    和动乱有增无减，黑格尔哲学意义上的历史(即自由民主制将成为所有国家政府的唯一形

    式。)至此宣告终结，因为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取得了胜利，有关政治制度的争论就此结

    束。

    其实，这只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象塑造世界，有时甚至是通过出动美国军队来实现

    的。在20世纪90年代，这样做几乎没有遭到任何惩罚。这是一个信仰倒错的时代，是冷战

    后的第一轮知识辩论周期。在这个时代，“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被视为无稽之谈。比

    如，在一些地方，传统和狭义的“国家利益”本来就被定义得似是而非，却硬要对其进行人

    道主义干预。你最好加入新保守主义派，或当一名自由派国际主义者，整天想着如何在巴

    尔干地区阻止“种族灭绝”，因为这是当时“聪明的好人”该做的事。

    在美国，类似的理想主义大迸发并非史无前例。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之际，以伍德罗·

    威尔逊总统命名的“威尔逊主义”

    (1)

    风行一时，后来人们才发现，威尔逊的想法很少考虑美

    国及其欧洲盟国的真正目标，更没有考虑到巴尔干地区和近东地区的现实。20世纪20年代

    在这些地方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表明民主和自由已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得到推行，同

    时也意味着，在这古老苏丹王朝的某个地区，狭隘民族意识正在悄然觉醒。

    冷战胜利后西方出现的现象，与“威尔逊主义”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许多人认为，只

    要高举“民主”和“自由市场”的旗帜，自由和繁荣就会随之到来。有人甚至建议，非洲也可

    以成为民主革命的前沿，全然不顾这里是最贫穷、最不稳定的大陆，更糟糕的是，这里有

    世界上为数最多的人为划定的、不合逻辑的边界。在欧洲的心脏地带，苏联解体了；相隔

    近万里，隔着大海和沙漠，仅仅因为电视上连篇累牍的报道，这一事件就对世界上最不发

    达的国家也有了最高的指导意义。然而，正如两次世界大战后的情形一样，我们在冷战中

    取得了胜利，却并没有得到预想中的民主和全球和平。下一步，为生存而开展的斗争更为

    艰难，邪恶会戴上新的面具。

    非洲各地的确开始显现出民主的迹象，以及更好的政府。不过，斗争必然是漫长而曲

    折的，无政府状态、叛乱、极端邪恶势力(如卢旺达的情况)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重新

    抬头，非洲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走过对欧美地区来说刻骨铭心的这段旅程：从1989年11

    月9日柏林墙倒塌，到2001年9月11日五角大楼和世界贸易中心遭恐怖主义袭击。在这12年间，随处发生的大屠杀和姗姗来迟的人道主义干预，激怒了理想主义知识分子；而这些干

    预措施的最终成功，把理想主义必胜信念提到了新的高度。

    事实证明，这种信念在“9·11”事件之后的10年里，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在这期间，曾在20世纪90年代影响过巴尔干地区和非洲的地理因素，同样破坏了美国在近东地区的“良

    好意愿”。从波斯尼亚到巴格达，从古老的土耳其帝国西部最发达的巴尔干部分到东部最不

    发达的美索不达米亚部分，从有限的空中和地面打击行动，到大规模地面步兵入侵，这一

    过程将公开暴露自由主义普遍论的局限性，并重新承认对地图的尊重。

    谁来拯救“中欧”？

    所谓“后冷战时期”，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柏林墙倒塌之前就开始了，与之相伴的

    是“中欧”一词的复苏，身为记者和牛津大学学者的蒂莫西·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后来将其定义为“对于‘东部’苏联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悖离”。

    中部欧洲，即米特欧罗巴(Mitteleuropa)，更多的是一个地理概念，而非地理事实。

    它宣示的是一段旧时光的记忆：热情喧闹，韵味十足，浪漫的欧洲文明，使人联想到鹅卵

    石小巷、错落有致的小房子、丰收的葡萄酒、维也纳的咖啡馆和古典音乐，而其优雅的人

    文主义传统中却饱浸着躁动不安的现代艺术和思想。

    这里沉睡着奥匈帝国的魔幻记忆，以及一些赫赫有名的人物，如马勒、克里姆特、弗

    洛伊德、康德、斯宾诺莎等。事实上，在纳粹暴政统治之前，“中部欧洲”就意味着一个知

    识分子备受蹂躏的犹太人世界；意味着经济发达，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那里的工业

    化已高度发展，甚至超过当时的比利时，使人回想起波希米亚的繁荣盛世；意味着姑且不

    论各种腐败颓废和道德沦丧，仍然是一个相对宽容的多民族融合地区，由哈布斯堡王朝为

    其提供一个良性的但功能日益失调的保护伞。在冷战时期的最后阶段，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卡尔·E.舒斯克(Carl E. Schorske)在其著作《世纪末的维也纳》(Fin-de-Siecle Vienna )

    中简明地表达了对中欧的怀念，意大利作家克劳迪奥·马格里斯(Claudio Magris)也在其

    华美的游记《多瑙河》(Danube )中有类似的记述。在马格里斯看来，中欧富有政治敏感

    性，“能够保护特定的群体反对任何极权主义的计划”；而对于匈牙利作家捷尔吉·康拉德和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等人而言，中欧意味着“贵族”和开启“政治自由化”大门的钥匙。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欧”给人的感觉是一种身处地理之中的文化，或者就是

    这种文化组成了地理的每一个节点，像山脉一般连绵不绝，或像苏军坦克的履带一般回环

    往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年之后，随着种族冲突在南斯拉夫爆发，“中欧”这个概念竟

    从统一体变成了分支；“巴尔干”也在人们的意识中被肢解出来，成为了新近东的一部分。

    巴尔干是古老的土耳其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同义词，崇山峻岭阻碍了发展，这里的生

    活水平相对比较低下，比起位于欧洲心脏地带的哈布斯堡王朝和普鲁士帝国，要落后几十

    年甚至几百年。而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巴尔干国家始终遭受着一定程度的贫困和压迫，但在北方，即苏联的“中欧部分”则对此并无体会。

    当然，情况是复杂的。东德作为从属国而被完全占领，因此它的制度在所有国家中最

    严酷；而前南斯拉夫并非正式的《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因此在其某些城市里有一定程度

    的自由化；而在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这种自由化则是闻所未闻的。而原属天主教哈布斯堡王朝的那些欧洲国家，虽然也吃了一些苦头，程度上却大大减轻，不过是把激进的自由

    民粹主义掺和在一起的大杂烩而已。

    20世纪80年代，我时常旅行。我发现，当我乘坐的火车从匈牙利行至罗马尼亚时，窗

    外的建筑质量突然变差了；车上的乘警肆意蹂躏我的行李，因为翻出了打字机而向我索取

    贿赂；厕所里的卫生纸消失得无影无踪，就连灯光也变得无精打彩。巴可尔干虽然深受中

    欧影响，但中东的影响也不可小觑，因为它与两地的距离相等。进口的货物大都来自安纳

    托利亚，尘土飞扬的广场空地，破败不堪的公共场所，也几乎是科索沃和马其顿生活的真

    实写照。布拉格和布达佩斯的文化娱乐，在这里则难觅痕迹。这并不完全是意外，或由某

    些邪恶势力一手造就。在民族混杂的前南斯拉夫，暴力冲突一触即发，而在单一民族的中

    欧国家，比如匈牙利和波兰就不会如此。说到底，还是与历史和地理因素有关。

    然而，以加顿·阿什为代表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其宏伟设想中将中欧奉为道义和政治

    上的北斗星，而不仅仅将其看作一个地理标志。这个北斗星不仅是欧洲的，也是世界的，具有包容性而非排他性。按他们的观点，不仅不应该将巴尔干弃于不发达状态，任何地

    方，包括非洲都不能例外。柏林墙的倒塌不仅代表着中欧梦想的实现，更应将这种精神辐

    射至全球。这种人本主义的设想本质即世界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自由国际主义和新保

    守主义者都对此趋之若鹜。

    回想一下，那些因支持伊拉克战争而臭名昭著的人物，如鹰派人物保罗·沃尔福威茨

    (Paul Wolfowitz)、新保守主义“教父”理查德·珀尔(Richard Perle)，也都是对波斯尼亚

    和科索沃进行军事干预的支持者。以加顿为首的自由派也加入了这个阵营，并以左派的

    《纽约书评》作为阵地。入侵巴格达之路，其实正是植根于20世纪90年代对巴尔干的干

    预。现实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对此坚决反对，完全不顾这些军事部署是否成功。其实，对

    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穆斯林的“拯救”正是始于对恢复中欧之美的浪漫向往，无论将它看做一

    个真实的地方还是想象中的乐园。历史终将证明，正是“道德”和人道主义牺牲了美。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的人道主义著作，抓住了20世纪90年代的知识分子精神。

    加顿·阿什在讲述其东德生活的畅销回忆录中写道：“我过去常把‘以赛亚·伯林派’(Ich bin

    ein Berliner)的说法挂在嘴边。”而现在以赛亚·伯林的思想反而取代了曾在过去40年间处

    于主导地位的一元化理论，成为其完美的解药。作为牛津大学教授，伯林几乎与20世纪同

    龄，他一直捍卫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在政治上主张“暂缓妥协”。他厌恶地理、文化和所

    有其他形式的决定论，包括“命定天数”。他倾尽终生之力撰写文章、发表演讲、阐述意

    见，像旷野中孤独的布道者一般，宣扬着他“有节制的理想主义”，并以此反对共产主义，反对那种认为只有某一群人有权享受自由和安全的观点。他的哲学和中欧的理想形成了绝

    配。

    这些智慧和雄辩的知识分子的鼓吹确实使中欧的复兴成了一项崇高的事业，这种方法

    在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中经常发挥作用，这一点我将在下文中有所展开。但是，中欧的复

    兴之路仍然困难重重，稍后我们将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

    德国的钟摆与巴尔干的灵魂

    在整个历史过程中，有一个丑陋的事实经常把中欧概念变成某种悲剧，那就是中欧在

    地图上根本不存在。以哈尔福德·J.麦金德爵士(Halford J. Mackinder，1861-1947)及其弟子詹姆士·费格里夫(James Fairgrieve)为代表的地理决定论者一入场，就以唐突而低沉

    的音调压过了以赛亚·伯林那柔和的声音。

    对他们来说，中欧概念具有“致命的地理缺陷”，因为它属于地理上的“破碎带”，横跨

    欧洲内海，既要顾及“海洋利益”，又具备“欧亚心脏地带的大陆观念”。总之，在麦金德和

    费格里夫看来，中欧从战略方面考虑并无发展空间。他们在著作中反复暗示，自由派知识

    分子对中欧复兴的庆祝和沉迷只是地缘政治斗争的间歇喘息，或至少他们希望如此。柏林

    墙的倒塌并没有也不能结束地缘政治的影响，只是把它带进了一个新的阶段。任何人都不

    能一厢情愿地希望国家间、政体间的斗争会就此打住。

    我将在后文中花大量篇幅来探讨麦金德的著作，特别是他关于“心脏地

    带”(Heartland)的论文，因此先交待一下即可。这个百余年前提出的理论与两次世界大战

    和冷战的源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我们抽丝剥茧地深入到两次世界大战的逻辑核

    心，就会发现其本质是关于德国是否能够主宰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而冷战的本质则是苏

    联如何主宰东欧，那里正处于麦金德心脏地带的西部边缘。这里所指的东欧包括在其势力

    范围内的东德，历史上的普鲁士正是为了领土的需要进行同样的东扩，最终奔向“心脏地

    带”；而西德则成为北约海洋联盟的一部分，以天主教为精神依托，借助其雄厚的工业力量

    和商业头脑，向北海和大西洋挺进。

    冷战时期，美国著名的地理学者索罗·B.科恩(Saul B. Cohen)指出，“划分东德与西德

    的边境区，正是历史上最古老的一个区域”，中世纪区分法兰克和斯拉夫部落的分界线正在

    这里。换句话说，东西德之间的边境，几乎不是人为划定的。科恩认为，西德“反映的是海

    上欧洲”，而东德属于“陆权王国”，他因此支持德国分裂，认为“它在地缘政治上是合理

    的，在战略上是必要的”，因为它是欧洲中心连年战斗之间的稳定地带。麦金德在1919年也

    预见性地写道，“贯穿德国的分界线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我们可以借此从战略意义上，把

    大陆地带与海洋地带划分开来。”柏林的一分为二，本质上是人为的，而对于德国的分裂，人为的成分则相对较少。

    科恩把中欧称为“单纯的地理概念，却缺乏地缘政治的实质”。按照这个逻辑，德国的

    统一，不会导致中欧的浴火重生，反而会导致欧洲重燃战火。由此推理，对于欧亚大陆中

    心地带而言，德国的钟摆朝向何方，意义非同小可。如果是向东倒向俄罗斯，将会对波

    兰、匈牙利和其他苏联卫星国产生巨大的影响；如果是向西倒向英美，是否会为这两个海

    洋大国提供胜利的契机？这一点我们尚不知晓。在冷战后的早期阶段，科恩和其他学者都

    未能准确地预见今天统一德国“处于停摆化”的情况。如今的德国想尽力摆脱军国主义的影

    响，同时保留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这在未来可能成为有助于欧洲大陆稳定的积极砝码，也

    可能成为使这个大陆重陷动荡的原因。

    德国作为强权国家之一，一直占据着欧洲的中心。因此，德国人总是表现出强烈的地

    理意识和敏锐的战略观，并将其视为一种生存保障机制。目前，德国人亟须完成的正是超

    越一时持有的准和平主义观念，恢复其敏锐特性。想想看，一个统一而自由的德国难道不

    可以成为一种平衡力量吗？有德国横贯于大西洋和欧亚大陆心脏地带之间，为“中欧文

    化”提出大胆的新诠释，是否可以使中欧的概念成为调节地缘政治的整流器呢？果真如此，加顿·阿什等人的理论将得以印证，他们也将享有超过麦金德和科恩的声誉。

    将问题归总为一个，那就是：中欧作为“宽容忍让”和“高度文明”的理想地标，在新的

    大国博弈中能幸存下来吗？因为在欧洲的心脏地带，这种斗争司空见惯。从20世纪后期的

    制高点回过头来看，19世纪后期欧洲中部充满活力的文化显得那么兼容并蓄，而且它正是形成于残酷无情的帝国扩张和地缘政治斗争，比如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自由主义

    最终必然依赖于强权政治，也许依靠的是一个相对宽容的强权，但强权就是强权。

    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人道干涉主义者并非完全无视权力斗争。在他们眼里，中欧

    并不是幻想中的乌托邦，相反，通过阻止巴尔干地区的大规模屠杀，让中欧得以恢复元

    气，其目的不过是名正言顺地吹响了西方军事力量的集结号，以保护冷战的胜利成果。

    “对于自由国际主义者来说，波斯尼亚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西班牙内战。”迈克尔·伊

    格纳季耶夫(Michael Ignatieff)这样写道，此人是知名历史学家，以赛亚·伯林传记的作

    者。他一语道出了知识分子在巴尔干问题上的激情。他们迫不及待地要求发挥人的能动

    性，打败决定论。有人通过摘录乔伊斯的作品来说明这一点：当利奥波德·布卢姆

    (2)

    感叹

    着面对自然法则强加的生存条件，如“大瘟疫”“大灾难”“大地震”等，人是多么无能为力

    时，斯蒂芬·迪达勒斯

    (3)

    a对此只是简单地回应道，“人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一种自觉的

    理性动物”。

    是的，灾难时时降临，世界本是如此，但人类并没有因此逆来顺受。因为人是理性的

    动物，有责任与苦难和不公作斗争。

    如此一来，中欧成了自由主义者的北斗星，一路向东南延伸，首先到波斯尼亚，再到

    科索沃，最后直达巴格达。当然，许多知识分子支持干预波斯尼亚，也反对伊拉克战争，或者至少是对它提出怀疑，但新保守派和其他人不会就此罢手。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巴

    尔干展示的是干预主义的成功理念，在付出最小生命代价的同时取得胜利，从而给许多人

    留下错觉，误以为未来战争都将如此。加顿·阿什热切地写道，20世纪90年代那些姗姗来迟

    的干预，让人想起英国诗人奥登(W. H. Auden，1907-1973)对20世纪30年代的描

    述：“低下而不诚实的十年。”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这十年来得未免太容易了。

    在20世纪90年代，似乎历史和地理终于低下了他们宁死不屈的头。柏林墙倒塌后，非

    历史性和普遍主义思潮蠢蠢欲动，然而不到两年，各国媒体突然发现自己陷入狼烟四起的

    废墟，残砖瓦砾堆积成山，一些地名拗口的小城镇里，建筑钢筋扭曲断裂。在古老的奥匈

    帝国和土耳其帝国边境地区，名为斯洛文尼亚和克拉伊纳的两个地方，刚刚目睹了纳粹以

    来在欧洲不曾再出现过的暴行。

    于是，精英之间的战略对话，不得不从神侃全球一体化变成着力解开距离维也纳只有

    几小时车程远的中欧无名小镇的复杂历史问题。地图表明，克罗地亚南部和东部，靠近萨

    瓦河，就是广阔的欧洲平原的南部终点。在萨瓦河岸另一边绵延的崇山峻岭，统称为巴尔

    干地区。彩色立体地图显示，从法国到俄罗斯，即从比利牛斯山到乌拉尔山脉，象征着广

    阔平坦地貌的绿色一直延伸着，而到了萨瓦河南岸却陡然变成黄色，又渐变成棕色，这标

    志着有更高、更坚固的地貌出现，并继续向东南延伸，直到小亚细亚。这个地区曾是奥地

    利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土耳其军队的操练场，双方此消彼长：西方基督教在此止步，东

    正教和伊斯兰教世界就此开始。就在这里，克罗地亚军民集结，与塞尔维亚对阵作战。

    克拉伊纳(Krajina)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中是“前沿”的意思，即军事禁区。16世纪

    末，奥地利人为反对土耳其的扩张而建立此禁区，并将从奥斯曼苏丹帝国专制统治下逃脱

    而来的克族和塞族难民都诱骗到前线一带。因此，这里成为一个民族混合杂居地区。第一

    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帝国的控制一消失，两族人就纷纷谋求建立单一民族身份国家；此

    后，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两族人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统治下一度团结

    起来；而在纳粹占领时期又被混杂着分成几块，克罗地亚在此地建立起纳粹傀儡政权，在死亡集中营谋杀了数以万计的塞族人。1991年南斯拉夫解体后，斯洛文尼亚和克拉伊纳的

    边境塞族军队对克罗地亚人居住区展开了种族清洗，而当克罗地亚人重新夺回该地区后，这里的塞族人又不得不纷纷逃返塞尔维亚。战争从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的边界地区一直蔓

    延到波斯尼亚，成千上万人遭灭门之灾，方式极为恐怖残忍。

    这里的历史和地理背景如此丰富，但敬业的记者和知识分子却视而不见。他们这样

    做，肯定是有原因的，甚至还不止一个。首先是纯粹的恐惧和厌恶。你看，加顿·阿什又来

    了：

    我们从前南斯拉夫可怕的10年中能知道什么？……首先知道的一点是，人性并没

    有改变。在20世纪末的欧洲，人类实施野蛮暴行的能力丝毫不减当年，与本世纪中叶

    的大屠杀不相上下……在20世纪末，我们西方的政治流行语变成了“一体化”“多元文

    化”之类，或用老掉牙的词汇来形容，就是“大熔炉”。但前南斯拉夫问题一直与此相

    反。它像一个巨大的“离心力”机器，一个不停地疯狂旋转的圆筒，向外甩出奶昔和黄

    油……在这里，随着机器奋力旋转，分离出来的是民族，而从过滤器底端不停地流淌

    出来的，是血。

    随着这股逆流而来的，是对于西方在米洛舍维奇身上实行“绥靖政策”的指控。在柏林

    墙倒塌后，他仍然保留着自己的别墅、豪华办公室、狩猎小屋和其他特俸津贴，而自己却

    摇身一变，成为一个狂热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并引发了第二次类似大屠杀的暴行。这

    一事件让人联想起1938年在慕尼黑对希特勒实行的绥靖政策及其灾难性后果，并迅速成为

    20世纪90年代占统治地位的类比推论。

    事实上，类似的“慕尼黑阴谋”恐惧症，并不是什么新鲜事。1991年，美国之所以要把

    科威特从萨达姆·侯赛因的入侵中解放出来，就是这种恐惧症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如果我们

    不在科威特阻止萨达姆，他将拥有未来入侵沙特阿拉伯的资本，进而有控制整个世界石油

    供应的危险；他还将剥夺本地区人权，使整个地区陷入难以名状的黑暗和恐慌。

    但是，国际上对于“慕尼黑阴谋”的类比最盛的时期，还是1991年和1993年间。当时，米洛舍维奇先是发起对克罗地亚的进攻，然后又对波斯尼亚塞族发动攻击，而西方没能及

    时回应，从而引起轩然大波。

    在经历一段较长时间的繁荣与和平之后，世界大战的历史负担被抛在脑后，战争在人

    们心目中似乎越来越抽象，这时，对于“慕尼黑阴谋”的类比总会重新活跃起来。20世纪90

    年代的情况就是如此。美国在亚洲曾经遭受的痛苦不堪的陆地战争回忆，已经过去两个十

    年以上，残酷的战争印象已在人们心中变得暗淡。此时重提“慕尼黑阴谋”，是希望将其作

    为一种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提醒，呼吁世人眷顾世界，珍惜他人的生命。

    1994年发生卢旺达种族灭绝大屠杀之后，最常见的舆论反应，就是质疑为何未能阻止

    它。但是，直到北约1995年在波斯尼亚、1999年在科索沃迟迟未能实施有效的军事干

    预，“慕尼黑阴谋”论才真正累积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与此相对，那些反对干预者举出越南

    战争作为反例。万幸的是，一次次战争预告只是“狼来了”的呼唤，并未真正到来，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越南的幻影最终在巴尔干地区地烟消云散。这在当时成为被口口相传，大书特书的佳话[对于这些与干预迟缓有关的故事，我有自己的历史纪录。据说，我的拙

    作《巴尔干鬼魂：穿越历史之旅》 (Balkan Ghosts: A Journey Through History )，是1993

    年克林顿总统决定不进行军事干预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因此推迟两年才向巴尔干地区派遣北约部队。——作者注]。

    “慕尼黑阴谋”的类比

    军事武力在越战时期遭人憎恨不已，现在却成为人道主义的代名词。“反对种族灭绝的

    战争必须带着暴怒去战斗，目的正是要打掉暴怒，”莱昂·韦塞梯尔(Leon Wieseltier)如是

    写道，他是《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 )的文学编辑，“为了阻止种族灭绝，使用武力

    是第一手段，而非最后一招”。为此，韦塞梯尔不断示威抗议，反对为人道主义干预制订退

    出战略：

    1996年，克林顿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Anthony Lake)，一位生性犹

    豫又胆怯的人，竟炮制出一个所谓的“退出战略”：“在我们向海外派军之前，就应该知

    道如何以及何时需要把他们捞回来。”

    莱克妄图在调遣美国部队方面扮演全知者的角色。“退出战略”学说，从根本上误

    解了战争的性质，更从普遍意义上误解了历史行为的本质。它以谨慎从事的名义，拒

    绝承认人类事件具有突变性。万事并非一开始就能预知结局的。

    韦塞梯尔引用了卢旺达为例。100万图西人(Tutsis)在1994年的大屠杀中丧生，他认

    为，如果西方适时干预、阻止杀戮，即使日后陷入军事泥潭，肯定比已经发生的悲剧要

    好。韦塞梯尔，正像加顿·阿什一样，是20世纪90年代立场最坚定、道义上最有说服力的代

    言人之一，他写了很多文章来发泄他的挫败感。他认为，正是因为北约空中打击的有限和

    迟到，才没能把科索沃的穆斯林阿尔巴尼亚人从米洛舍维奇的驱逐和灭绝政策中解放出

    来。针对塞族城镇的空袭，在他看来必不可少，但根据人道干涉主义者的看法，要出动地

    面部队才能解放科索沃城镇。克林顿政府在发动战争时犹豫不决的态度，客观上成了造成

    大规模苦难的同谋犯。

    “理想主义者的工作，”韦塞梯尔写道，“已被压缩成仅限于抢险救援，以及灾难的善后

    处理。我们是在本应大投特投子弹的地方大投特投毛毯。”他说，克林顿政府发明的是一种

    不需要美国人死掉的战争，这是一种懦夫的战争，靠的是精密技术，民意和良心则被抛在

    一边。他预测道：“这个时代的免疫力不会永远持续下去。迟早，美国将不得不派遣士

    兵……奔赴那些他们将遭受伤害或死亡的地方。重要的是事业正义与否，而不是事业是否

    危险。”

    事实上，入侵伊拉克的战争，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开始酝酿。当时美军自恃天下无

    敌，历史和地理因素对它都奈何不得，只要选对时机，放开手脚，一举出动地面部队，就

    将所向披靡。换句话说，正是这些理想主义者在声嘶力竭、激情四射地鼓吹对海地、索马

    里、卢旺达、波斯尼亚和科索沃使用武力。尽管像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亨利·基辛格这

    样的现实主义者极力敦促美国保持克制，他们收到的反馈却只是越来越多的无情嘲弄。

    然而总体而言，20世纪90年代还是较少动用军事实力的10年，同时也是专门展示空中

    力量的10年。这是1991年从科威特赶走伊拉克军队的关键。当然，这种战例必须依赖于平

    坦广阔又很少下雨的沙漠地理环境，这样的地貌有利于取得高科技战争的胜利。

    空中力量虽然表现出各种局限性，但在四年后结束波黑战争时仍然成为了关键因素，美军据此在科索沃完成了对米洛舍维奇的最后一击。阿尔巴尼亚族难民返回了自己的家

    园，米洛舍维奇的势力也被削弱到一定程度，最终在2000年被迫放权下台。仅凭人力无

    法“拔山”，这是美军最初不向波斯尼亚和科索沃派兵的根本原因；但事实证明，只要我们

    拥有空中优势，陆军也能“力拨山兮”。

    仿佛一时之间，在巴尔干地区刚要再次抬头的地理学派又被空中力量很快打压了下

    去。随后，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战斗机不断巡逻伊拉克禁飞区，让萨达姆成为笼中困兽，长达10年之久。因此，美国精英阶层在对军队的无比威力肃然起敬的同时，也对老乔治·布

    什和克林顿政府不在巴尔干使用军队义愤填膺，他们认为，这本可以制止20多万人遭受种

    族灭绝之害，更不用提发生在卢旺达的百万人大屠杀。这是一种有可能引向冒险主义的思

    维定式，实际上也的确出现了这样的结果。而且，这还会导致在未来的10年间对“慕尼黑阴

    谋”的类比之风减弱，而地理学说将重新恢复其应该受到的尊重和地位。

    20世纪90年代，因为有了空中打击力量，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地图只剩下两维空间。但

    在阿富汗的群山中，在伊拉克的险恶小巷，三维空间将很快得到恢复。

    1999年，在自由派知识分子之中，发泄情绪的现象越来越普遍。韦塞梯尔写道：

    克林顿拒绝把除掉米洛舍维奇这个恶棍算在他的战争目标里。让人啼笑皆非的

    是，其前任(老布什)拒绝把除掉另一个恶棍(萨达姆)算在第一次海湾战争的目标

    里，由此造成的后果，却正是由克林顿继承了。

    1991年，近五十万美军势如破竹，距萨达姆·侯赛因只有几百公里之遥，布什总统

    却没有下令继续向巴格达进军。他的将军们刚刚结束自己零缺陷的战争，也担心出现

    伤亡。他们也考虑到伊拉克的“领土完整”，似乎政权崩溃的短痛给人民带来的损害，不亚于维持独裁统治已经造成的长痛，特别是对于北部的库尔德人和南部的什叶派带

    来的苦难。

    在这些自由知识分子的想象中，中欧边界仿佛是无限长的，最远可延伸到美索不达米

    亚。当然，事情本可以变得截然不同。2006年，就在政权崩溃之后，伊拉克发生了最恶劣

    的教派大屠杀，萨达姆曾在该国实施的暴力与之相比，也只是小巫见大巫。韦塞梯尔还算

    良心未泯，他坦言美国人“有点操之过急”。他也承认，尽管他支持战争，此时也无话可说

    了。仍然有一些入侵的狂热支持者，不惜口舌地极力为自己辩解，但他毕竟还不属于这类

    人。

    当年，我也支持伊拉克战争，曾撰文鼓吹并加入相关民间组织，敦促布什政府大举入

    侵。美军在巴尔干地区表现出的力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萨达姆直接或间接谋杀

    的人数远超过米洛舍维奇，加上断定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从我的观点来看，当时干

    预的确是必要的；我同时又是一名记者，沉溺于自己的故事中不能自拔：20世纪80年代从

    伊拉克发回的报道，对于萨达姆的统治比起叙利亚的哈菲兹·阿萨德(Hafez al-Assad)更具

    压迫性的观察，使我有意促成萨达姆下台。虽然后来以色列的领土扩张一下子使许多人支

    持战争，但据我与新保守派和自由派人士打交道的经验，在这段时间里，波斯尼亚和科索

    沃的战报比以色列的情况更能吸引这些人的眼球。

    对巴尔干的干预使美国赚足了战争红利，似乎验证了在外交政策上，理想主义的做法

    具有可行性；1995年对波斯尼亚的干涉则改变了辩论的主题，从“北约该不该存在”变成了“北约该不该扩大”。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允许北约最终扩大到黑海岸边，其影响不亚

    于“9·11”事件。

    一些理想主义者对伊拉克的关注，是20世纪90年代激情的延续。虽然在潜意识里，这

    代表着地理学上的失败，但也由于美国的军事力量之强大而可完全忽略不计。20世纪90年

    代，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等西非国家被认为是值得期待的民主化候选国，尽管这些国家中

    也充满暴力行为，尽管其制度完善程度远远低于伊拉克。正是军队尤其是空军的力量，使

    普遍的价值观更显重要，甚至超越了人们赖以生存的地理和历史经验。

    “9·11”事件后，“慕尼黑阴谋”类比重新得到重视，在打破与萨达姆·侯赛因的僵局中也

    起了作用。人们惊奇地发现，虽然美国本土刚刚遭受了堪比“珍珠港事件”的大袭击，但该

    国的地面战争经验在14世纪以来已降到最低点，令人不敢恭维。此外，萨达姆绝非简单的

    独裁者，而是一个扎根于美索不达米亚古代文明中的暴君，在很多人眼中堪比希特勒或斯

    大林。他窝藏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者至少一时间所有人都这么认为。有了“9·11”事件

    和慕尼黑阴谋的前车之鉴，再不采取行动，历史将永远也不会原谅我们。

    理想主义对美国的祸害

    对慕尼黑阴谋的类比走到极致，却引出了另一个完全相反的、一度几乎被人遗忘的类

    比：越南战争。于是，冷战后的第二轮知识辩论周期开始了。

    这一轮知识辩论周期的长度，约等于21世纪第一个十年，并与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两场

    艰难战争相对应。“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得到重视，人们开始对美国在美索不达米亚的

    冒险行为持怀疑态度，而“新保守主义”成为被嘲笑的对象。在20世纪90年代，世界遥远角

    落的民族和教派分歧被视为西方的责任所在、“好男儿”应该铲除的障碍，否则会被扣上“宿

    命论者”或“决定论者”的帽子；而到了下一个十年，这种仇恨的种子却在警告我们远离军事

    行动。越南战争的类比完全压过慕尼黑阴谋类比的决定性时刻，是2006年2月22日。当时

    逊尼派基地组织极端分子炸毁了萨迈拉的什叶派阿斯卡里(ai-Askariyah)清真寺，并在伊

    拉克内部煽动教派间的暴行，美军对此束手无策。仿佛突然之间，我们发现面对原始的仇

    恨和混乱，地面部队是如此无能为力。万能的美军神话，在巴拿马战争和第一次海湾战争

    期间横空出世，在索马里遭受重创，然后在海地、波斯尼亚和科索沃得到修复和打磨，此

    时则被轰然震碎，理想主义思潮亦随之而去。

    如果说对于慕尼黑阴谋的类比关乎普遍性，是对世界上其他地区人民的眷顾，对越南

    战争的类比则是一种自我关怀。5.8万人在那场战争中死去了。越南战争的教训就在于，盲

    目的热情会导致事情向错误方向发展，而悲剧性思维有助于避免悲剧。事实上，一开始正

    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使命意识，将美国拖入东南亚的冲突中。当时的美国处于和平盛世，享

    受着“二战”后繁荣的顶点。还有比这更应该参与的战争吗？地理和距离被抛诸脑后，当军

    队进入越南战场时，人们心目中最近的战争往事，是60年前菲律宾丛林的残影。

    越南战争是每当美国遭受重创后就容易引以为戒的战例。现实并不精彩，血淋淋的教

    训只有在事情恶化后才再度得到尊重。事实上，有近5 000名美国人在伊拉克死亡，超过3

    万人重伤，几十万伊拉克人死亡，另有超过1万亿美元的成本，截至本书发稿时尚在统计

    中。即使伊拉克将来演变成一个半稳定的民主国家，或成为美国的准盟友，如此过度的代

    价仍显得得不偿失，正如某些人指出的那样，坦率地讲，很难看到我们的胜利成果有什么道德价值。

    不过，伊拉克战争倒是打破了一些思维定式，其中的一个关键点是：美国在向国外部

    署军力时，总要得到些道德上的回报。现在我们已经明白，任何国家，即使像美国这样

    标榜爱好自由民主的国家，如果无节制地使用权力，也不一定会形成良性循环，时

    常“善”无善报。 在现实主义重获尊重的同时，知识舆论界重新燃起了对17世纪哲学家托

    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兴趣。他对于“恐惧”的道德优势大加颂扬，并认为暴力

    的无政府状态是社会的主要威胁。在霍布斯看来，对暴力与死亡的恐惧，是人类自我利益

    的觉醒。这种恐惧可以通过建立国家来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只有违法者才需要面对的恐

    惧。然而，这样的概念很难得到城市中产阶级的理解，因为这些人早已失去任何与人类自

    然状态接触的机会。

    冷战后时代又将我们带回原点，让我们认识到，哪怕是我们与之冷战了几十年的极权

    主义，在许多方面也要比无人负责的无政府状态更为可取。虽然我是推翻萨达姆政权的支

    持者，我也不得不说，在伊拉克，我们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2004年3月，我发现自己置身于科威特沙漠的乌达里军营(Camp Udari)之中，与海军

    陆战队队员一起经历了第一波暴力袭击浪潮。一个四分五裂的伊拉克，并不像卢旺达和波

    斯尼亚一样，是某个统一组织的死亡机器造成的结果，而是因为秩序的崩溃而回到“原始状

    态”。霍布斯因此成为冷战后第二波知识辩论周期的标志性哲学家，就像伯林在第一周期享

    有的地位一样。

    海军陆战队正要启程，从陆路开往巴格达和伊拉克西部，为陆军第82空降师换防。这

    是由帐篷、床板、集装箱和食品间组成的流动部队。并列行进的7吨级大卡车和悍马车

    队，浩浩荡荡地一路北上，美国在伊拉克史诗般的军事干预，很快就会公诸于世。沙尘暴

    刮起，风刀刺骨，暴雨威逼，车辆抛锚。

    而就在短短的几年前，我们离巴格达只有区区几百公里的路程，却半途而废，因为当

    年那些人把推翻萨达姆·侯赛因仅仅看做推翻米洛舍维奇的延伸。广阔的沙漠里，原油和汽

    油味扑面而来，预示着前面就会出现第一个由承包商建造的车辆服务站。这一路沿途有许

    多工程项目，为北上行军的数百车辆提供服务，供应数以千计的海军陆战队员的给养。发

    动机和发电机在黑暗的夜色中发出轰鸣。这世界上最复杂的物流，包括储存和运输矿泉水

    瓶、三餐即食盒饭、洗漱用品包等一切物资，只用数天功夫，就跨越凶险的沙漠，抵达巴

    格达以西的费卢杰城(Fallujah)。只是区区几百公里而已(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美军先

    头部队到达了距巴格达150公里以内的范围，但大部队仍然驻扎于科威特和沙特的沙漠地

    带。——作者注)。

    在美国完成对伊拉克军事占领的过程中，这只是较为容易、相对非暴力的环节。但由

    此来证明地理不再重要，无疑是错误的。

    (1) 威尔逊主义是美国总统威尔逊关于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的愿望、信念和标准，以及由此重建战后国际秩序的计划。

    1918年1月8日，他对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演说，提出的“十四点计划”即威尔逊主义的主要内容。——译者注

    (2) 乔伊斯作品《尤利西斯》主要人物。——译者注

    (3) 乔伊斯作品《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主要人物。——译者注第2章

    分裂的地理，报复的逻辑

    地图的力量

    现实主义是将我们引向地理的力量，强调我们要善待地图并认识到其至关重要的作

    用。同时，现实主义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藐视将地图的地位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同为金砖国家，中国比巴西更有成为世界性大国的发展潜力，是因为地理位置决定

    的？为什么非洲至今仍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地方？在洲际弹道导弹和核武器的时代，地理到

    底还重不重要？

    为何自由国际主义者普遍支持在巴尔干地区进行干预，却反对入侵伊拉克？在漫长的

    历史进程中，地理是以何种方式勾勒出人类政治版图的？同时，地理又将以怎样的方式对

    人类进行报复？现实主义与地图的价值

    美国在伊拉克战争最初几年遭受的惨败，印证了现实主义的箴言：想要在某个地方有

    所作为，当地的地理、历史和文化必然会产生阻碍。在20世纪90年代，这一观点曾经受到

    理想主义者的诋毁。然而，那些反对伊拉克战争的人，最好不要过于强调越南战争的类

    比，以免矫枉过正，陷入孤立主义的泥潭，正如其导致绥靖政策的可能性一样。用中东问

    题专家福阿德·阿杰米(Fouad Ajami)的话说，越南战争的类比“经常会引起降低期望值的

    轻率偏见”。别忘了，慕尼黑会议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20年内召开的。那场大规模战争

    的残酷性，使得张伯伦这样的现实主义政治家理所当然地设法避免历史重演，但这种形势

    对于心怀战争阴谋的国家来说，却是最适合不过了。纳粹德国和帝国主义日本，他们本就

    无所畏惧。

    越南战争的例子意在限制，慕尼黑阴谋的例子意在克服这些限制。单独拿任何一个案

    例来作类比，都可能是危险的。只有正反两方面都得到妥善权衡，正确的政策措施才有保

    证。明智的决策者，会意识到其国家的局限性，懂得政治的艺术在于尽可能靠近边缘，又

    不至于从悬崖上失足跌落。换言之，真正的现实主义是一门艺术而非科学，一位政治家的

    性格所发挥的作用，跟他的智力一样多。

    现实主义的鼻祖可以追溯到2 400年前的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他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e Peloponnesian War )中的深邃见地，证明他对人类行为不

    抱任何幻想；现代现实主义的集大成者却是汉斯·J.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他于

    1948年出版的著作《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是其思想的全面总结。让我暂停一下，先来谈谈这本书。这是一

    位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德国难民的智慧结晶，可以为我的地理大讨论确立基调：为了正确

    看待地图的价值，现实主义至关重要，实际上，它正是将我们直接引向地图的力量。

    摩根索一开篇就指出，世界“是人性中的本质相互作用的结果”。按照修昔底德的说

    法，人性的本质即恐惧(Phobos)、自我利益(Kerdos)和荣誉(Doxa)。“要改善世

    界，”摩根索写道，“我们必须与这些力量合作，而不要与它们对着干。”因此，现实主义者

    接受已经掌握的人类物质现实，不管它们多么不完善。“历史上的先例，比抽象的原则和目

    标有吸引力得多，能引导我们少做恶行，而不是实现绝对的善举。”例如，一个现实主义者

    会通过研究伊拉克历史上的族群图谱，而不是诉诸西方民主的道德戒律，来预测伊拉克推

    翻专制政权后将会有怎样的未来。按照摩根索的说法，良好的愿望几乎与正面的结果没有

    任何关系。

    他举例说，张伯伦与大多数英国政客相比，在个人权力方面的考虑少得多，而是努力

    寻求所有相关者的和平与幸福，但他的政策给数以百万计的民众带来了难以名状的苦难；

    另一方面，温斯顿·丘吉尔的任何决策都以个人和国家权力作为出发点，对此他从不讳言，但他的政策却意外地产生了无法想象的道德效果。时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的保罗·沃尔福威

    茨在主张向伊拉克派兵时，认定这将大大改善那里的人权状况，但结果却与其初衷适得其

    反。这一切说明，并不能仅仅因为一个国家采用民主政权，其外交政策就一定比专制政权

    更好或更开明。正如摩根索所说，“要满足民众的情感需要，就会无一例外地损害外交政策

    本身的理性”。

    民主和道德根本不是一回事。“所有国家都禁不住用普世的道德目的来掩饰自己特定的愿望，很少有人能长期抵抗这种诱惑，”他继续说，“承认各国都受到道德的约束是一回

    事，而利用所谓的‘正义’在国际关系中谋求国家利益，又是另一回事。”

    此外，国家必须要比个人受到更多道德约束。摩根索写道，“个人可以说这样的

    话……‘让正义得到伸张，即使世界灭亡’，但是国家没有权利以那些受庇佑者的名义这样

    说。”个人只对他的亲人们负有责任，他们会原谅他的错误，只要他出于善意；但一个

    国家必须在其境内保护千千万万人的福祉，一旦政策失误，不会得到任何谅解。 因

    此，国家必须比个人深谋远虑得多。

    人性，即修昔底德所谓“恐惧、利益和荣誉的综合体”，造就了这个冲突和强权层出不

    穷的世界。对于摩根索这样的现实主义者来说，冲突是意料之中的，无法避免，因此不必

    像理想主义者那样反应过度。他们理解，在人类的交往过程中，尤其是各国的互动之

    中，“支配”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摩根索援引罗诺克学院教授约翰·兰多夫(John Randolph)

    的话说，“单靠权力自身就可以限制权力”。现实主义者不认为国际机构是和平的关键，因

    为这些机构所反映的只是各个成员国之间的权力平衡。这种平衡，正是“和平还是战争”的

    最终决定因素。

    但权力平衡系统本身就是不稳定的，按照摩根索的说法，每个国家都在担心可能误判

    了权力平衡，因此必须不断取得更大的权力优势，来补偿其万一出现的误差。这正是第一

    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动因，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德国威廉二世和沙俄都试图调整权力平

    衡，以便对自己有利，结果严重失算。摩根索写道，正是由于普遍性道德良知的存在，即

    把战争看做“自然灾难”，而不是本国外交政策的自然延伸，最终限制了战争的频繁发生。

    地理的逻辑

    2003年至2007年间，在伊拉克发生一系列暴力事件之后，我们都宣称自己已成为现实

    主义者，或至少自恃如此。但从摩根索对现实主义的定义来看，果真如此吗？例如，大多

    数人以“现实主义者”的身份反对伊拉克战争，那他们是不是也觉得，民主和道德之间没有

    必然的联系呢？请记住，摩根索反对越南战争，是同时基于道德和国家利益的双重理由，因此他是最易让人接受的现实主义者。作为学者和知识分子，他一生从未有过对权力和地

    位的奢望，而不像基辛格和斯考克罗夫特等现实主义者那样展现出雄心壮志；此外，他为

    人内敛朴实，也不像基辛格或塞缪尔·亨廷顿那样尖刻犀利。事实上，即使是摩根索这样的

    现实主义者，都应该让人感到不安，对此无人予以否认。现实主义者明白，国际关系受制

    于比国家内政事务更无奈、更有限的现实。国内的政体毕竟受到法律的制约，因为合法的

    政府有武力的垄断使用权；而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则仍然处于一种自然状态，不存在霍布斯

    笔下的巨人利维坦

    (1)

    可以对不公正予以惩罚。事实上，文明的表面掩藏着的正是人类最冷

    酷的欲望，因此对于现实主义者而言，外交的核心问题是：谁可以对谁做什么？

    “现实主义是对美国传统的异化，”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阿什利·特利斯

    曾这样告诉我，“它刻意忽略道德因素，认为在这样低俗的世界里，最重要的是利益，而不

    是价值观。但是，现实主义永远不会死，因为它准确地反映了各国的行为本质，所谓的价

    值观言论，不过是用来粉饰门面而已。”

    现实主义者重视秩序超过自由，对他们来说，后者只有在前者已经确立后才变得重

    要。以伊拉克为例，即便是极权主义性质的秩序，也要比缺乏秩序的后果更人性化。世界各国政府永远都是难以捉摸的，所有社会的进步方式永远不会完全一致，世界注定要被各

    种不同的政权统治，一些地方甚至还处于部落化和民族化的无秩序状态。源起于古老的希

    腊和中国的现实主义，一路绵延数千年，直到20世纪中期法国哲学家雷蒙·阿隆(Remond

    Aron)和他的西班牙同龄人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Jose Ortega Gasset)等现实主义者加

    入，其核心理念仍然是：战争，是人类固有的本性，是区分国家和其他集团的必由之路。

    主权和联盟绝不可能凭空出现，他们出现于与他人的差异。在全球化的信徒仍在高唱人类

    统一时，传统的现实主义者则一直强调着人类的分歧。

    所以还是来看地图吧，这是人类分裂的空间图示，是现实主义作品摆在首位的主题。

    但地图并不总是说实话。他们有时会像散文小品那样主观臆断。

    已故英国地理学家约翰·布赖恩·哈雷(John Brian Harley)曾说过，看看欧洲人给非洲

    大片土地所起的名称，我们就知道制图学是如何诠释“权力话语”的，在这种情况下，它成

    了潜伏在地名中的帝国主义。此外，墨卡托投影

    (2)

    显示的欧洲也大于其实际面积。地图上

    的国家总用非常鲜明的色彩标识，以示对于本土之外区域的统一控制，虽然情况可能并非

    如此。地图是唯物的，因此在道德上必须是中立的；换句话说，它又可能是危险的工具。

    但他们确实是了解世界政治的关键。“地理是国家权力的金字塔赖以确立的相对稳定的基

    础。”摩根索如是说。一言以蔽之，现实主义是对最生硬直率、最令人不舒服，同时又

    最具确定性的真理的认识，这个真理就是地理。

    地理也是人类自身历史的背景图。除了制图失真的情况之外，它都可以被看作政

    府的秘密议会，可以揭示其长远意图。 一个国家在地图上的立场，是立国的首要大事，比其执政理念重要得多。哈尔福德·麦金德形容道，地图能令人“一眼知乾坤”，而地理则是

    艺术和科学之间的桥梁，用环境因素连接那些人文学家经常忽略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在18

    世纪和19世纪政治学作为专门的学科出现之前，地理学已经有了一定的学科地位，经常被

    当做政治、文化、经济等学科的重要参考工具。根据唯物主义的逻辑，山区和部落的重要

    性高过理论观点上的世界。或者说，山脉及其居民是现实的，第一位的，而思想不管被拔

    得多高、有多坚定，都只是第二位的。

    这也是我的观点。我在伊拉克战争中接受了现实主义，不管这么做有多么不易，以及

    在多短的时间内下的决心。其实我们接受的是地理，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地图反驳的正

    是人类平等和统一的观念，它提醒我们，所有人都处于严重的不平等状态，地球在许多方

    面是分裂的，不同的环境导致了冲突，而这也正是现实主义的观点。

    打个比方来说，帝国主义的普鲁士人对地理一词的感觉，肯定不如英国维多利亚和爱

    德华时代的人感觉那么恶劣。这就是地理的报复，标志着冷战后时代第二波知识辩论周期

    的顶点和第一个理论循环的结束。此前，我们曾通过空中力量和人道主义干预的胜利来宣

    示地理学的失败，现在我们又被带回人类生存的最底层，在那里接受未来生存斗争的挑

    战。地理通过预示和联想，严重制约着我们的行为，让我们在美索不达米亚和阿富汗等地

    方承受痛苦。

    虽然不得不承认现实，但也并非没有希望：我们可以努力深化在地理方面的知识，借

    助技术来规避地图的限制。这也是我研究的目的，一种“非直觉”的对应之法。因为不仅思

    想的狭隘会导致孤立主义，对资源的过度开发，也一样会导致孤立主义的反弹。

    人类活动轨迹的前戏但是，我们必须先来认识地理学科的核心。英国地理学家W.戈登·伊斯特(W. Gordon

    East)写道，“成事在天，但取舍在人”。人的行动是有限的，受到地理上的边界所限制；

    但是，由于地域范围的广阔，人类可以有足够的回旋余地发挥其能动性。

    事实证明，阿拉伯人与其他任何民族一样，有实现民主的能力，而利比亚部落和也门

    山脉的空间安排，在这些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中也将继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地理可以预知，而不是确定，因此它不是宿命论的代名词。但它与经济和军事实

    力的分布一样，是国家行为的主要制约和推动因素。

    尼古拉斯·J.斯皮克曼(Nicholas J. Spykman)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伟大的战略家，耶

    鲁大学教授。他在1942年写道，“地理不用自辩，而是自明。”他用这样一段话阐释了他的

    观点：

    地理是美国外交政策最根本的因素，也是最永恒的因素。部长来去更迭，连独裁

    者都死了，但山脉岿然不动。

    乔治·华盛顿，率领其衣衫褴褛的大陆军，保卫着十三个殖民地，他的继承人富兰

    克林·罗斯福掌握着整个新大陆，无数资源任其调度，但大西洋却继续让美国和欧洲分

    离，圣劳伦斯河港口冬季仍然结冰断航。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把俄罗斯拱手让给斯大

    林，他留下的不仅是权力，还包括他未完成的任务，那就是为俄罗斯争夺出海通道；

    而马其诺将军和克里孟梭则继承了凯撒大帝和路易十四对开放的德国边境的焦虑。

    有人可能会补充说，尽管“9·11”事件震惊全球，但大西洋仍然很重要。事实上，正是

    大西洋决定了美国和欧洲奉行不同的外交和军事政策。我们也同样可以说，俄罗斯直至今

    天仍然是一个不安全、不稳定的陆权大国，它渴求更多的出海通道。从一方面来说，俄国

    在13世纪是蒙古汗国入侵的受害者，只靠着时间、距离和天气这些自然因素逃过一劫；另

    一方面来说，因为欧洲、乌拉尔地区和东欧地区之间没有大的障碍，尽管人工边界柏林墙

    倒塌了，来自俄罗斯的威胁依然存在，百年来并无变化。是美国通过支配整个大陆的资

    源，才最终保住了欧洲的和平。

    的确，地理是人类活动轨迹的前戏。欧洲文明的重要来源是希腊的克里特岛和基克拉

    迪群岛，前者是“从欧洲独立出来的碎片”，是欧洲连接埃及文明的最近地点，后者则是与

    小亚细亚的最近地点。德国是陆权国家，英国只是一个岛国，这是欧洲历史不可争辩的事

    实。德国东西两边均无山脉保护，为了应对其危险的地理位置，它选择的道路从军国主义

    到当代的新型和平主义；而英国边界安全，面向海洋，可以比其邻国更早地发展民主制

    度，并与美国建立了特殊的跨大西洋关系，与它共享一种语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说过，如果英国不是一个岛国，其军事制度将会与欧陆国家一样霸道，并且“不可避免地”会成

    为“某个极权势力的受害者”。正是其地理位置保证了英国在历史上免遭最危险的入侵，并

    在几个世纪以来对英吉利海峡和北海对岸的法国及其他低地国家的政治付出战略关注，使

    他们能够顺利发展。一切事实均表明，国际事务的构成往往以地理为基础，而我们却将其

    视为理所当然。

    为什么中国无论如何都比巴西更重要？是由于地理位置。即使巴西与中国经济增长保

    持同一水平，人口同等规模，它也没有像中国那样掌握着连接海洋和大陆的主要海上交通

    线；它也不像中国大部分地区位于温带，享有更健康的环境和更令人精神振奋的气候。中国面临西太平洋，内陆纵深，与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丰富的中亚接壤，而巴西的地理优势则

    比较小。它孤立地处于南美洲，从地理上就与主要大陆分离了。

    非洲为什么这么穷呢？虽然非洲是世界第二大陆，面积是欧洲的五倍，但撒哈拉沙漠

    以南的海岸线却只有其总长度的14。这条短短的海岸线上缺乏天然良港，东非的港口虽与

    阿拉伯和印度交易频繁，却只算是个例外。此外，非洲的河流很少能与海洋通航，它们从

    内陆向沿海平原顺势而下，形成一系列瀑布和急流，这也造成了非洲内陆与沿海的隔离。

    检视世界上最贫穷经济体的清单，内陆闭锁型国家所占比例很高，尤其是位于北纬与

    南纬23.45°之间的热带国家普遍较差。大多数高收入国家分布在中高纬度地区。借助温带

    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东西向的欧亚大陆实现了良好的科技扩散效果，因为共同的纬度和

    相似的气候条件最适宜科技传播和创新，移栽的植物和驯养的动物也容易成活，这使得它

    将南北向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远远地甩在后面。明明是土壤肥沃、足以养活稠密人口的地

    方，却成了世界上最贫穷的大陆，也就毫不奇怪了，因为那里远离港口，铁路也无法到

    达，不具备经济发展的条件。印度的中部和内陆地区，也是很好的例子。

    在总结地理决定论时，已故地理学家保罗·惠特利(Paul Wheatley)还观察到一个现

    象：“梵文的舌头在海拨500米时就会冻僵，人们不得不保持沉默”。也就是说，印度文化在

    本质上就是一个低地现象。还有许多例子，都可以说明地理如何以微妙而明显的方式从各

    个方面影响某一民族的命运，许多例子都很有传奇色彩。在研究的进程中，我会逐渐谈及

    它们。

    在继续讨论之前，让我先提一下美国的例子。正是地理帮助美国保持着繁荣，这可能

    也是美国泛人本利他主义(pan-humanistic altruism)的最终原因。正如美国首任副总统约翰

    ·亚当斯指出的那样，“没有人给美国人以特殊恩赐，大自然对待他们与其他人没有两样”。

    历史学家约翰·基冈(John Keegan)说，美国和英国倡导自由，只是因为海洋保护他

    们“免受那些来自大陆并威胁自由的敌人的骚扰”。20世纪中叶，欧洲大陆的军国主义和实

    用主义，是地理环境的产物，而不是国民性格使然。对此，美国人总是怀有优越感。在拥

    挤的欧洲大陆上，存在竞争关系的国家和帝国彼此毗邻，一旦发生军事误判的事件，没有

    一个国家可以从海洋全身而退。因此，在这些国家的外交政策上，普遍的道德不适用，他

    们不得不以精良的武装力量彼此对抗，直至“二战”后由美国主导霸权。两大洋不仅给了美

    国人理想主义的奢侈，还让他们轻而易举地掌握了世界上最大的两条政治和商业动脉，横

    跨大西洋可到欧洲，横跨太平洋可到东亚，美洲大陆的财富就置身其中。然而，也正是这

    两大洋，把美国同其他大陆隔开数千里，给美国种下了孤立主义的毒株，一直持续到今

    天。即使1940年欧洲国家体系崩溃，也未能使美国立即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是在1941

    年日本突袭珍珠港之后才断然应战。战后美国再次从世界事务中撤回，直到苏联不断侵略

    扩张，以及朝鲜战争的爆发，才迫使美军重新回到欧洲和亚洲。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

    外交精英们就一直在准孤立主义和理想化心态的干预主义之间左右摇摆，所有这一切从本

    质上说，都是因为两大洋。

    从未降格的地理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者贾库柏·J.格瑞吉尔(Jakub J. Grygiel)写道，“地理已被遗

    忘，而不是被征服”。长期担任英国和美国政府军事战略顾问的科林·S.格雷(Colin S.Gray)也认为，“认为技术可以将地理因素一笔抹杀的论调，即使证据充分，最多也不过是

    一种似是而非的谬论”。用格雷的话说，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若想真正实现影响力或实施持

    续性控制，……就必须有武装人员长期驻扎在这些时刻会爆发冲突的地区”。不仅如此，凡

    是相信地理已经不再起作用的人，都对军事物流缺乏起码的认识，那毕竟是一门关于如何

    把大量人力物力从一个大陆运往另一个大陆的学科。

    我随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师横穿伊拉克的经历，只是军事物流工作的一小部分，这项

    工作还包括飘洋过海数千英里(1英里约为1.6093千米)，把人力和设备从北美运往波斯

    湾。美国军事历史学家威廉森·穆雷(Williamson Murray)在1999年发表的分析性著作中展

    现出惊人的洞察力。他认为，随着新世纪的临近，美国将再次面临两大洋施加的“恶劣的地

    理现实”限制，在遥远的地方部署地面部队，将使我们付出无法估量的昂贵代价。虽然空降

    部队的参与可以使一些战斗和救援任务很快结束(以1976年以色列突击乌干达恩德培机

    场，解救被劫持的航班乘客的案例作比。——作者注)， 但在这些行动中，地形仍很关

    键。地形决定了战斗节奏和方法。1982年福克兰战争

    (3)

    进展缓慢，因为那是海洋环境；而

    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科威特和伊拉克的平坦沙漠放大了空中力量的作用。然而，在第二

    次海湾战争中，伊拉克人口稠密区的诸多狭长地带暴露了空中力量的局限性，从而使美军

    成为地理的牺牲品。飞机可以轰炸，但不能运输大宗货物，也不能行使对地面的控制。此

    外，在许多情况下，飞机需要尽可能近的基地提供补给。

    即使是在洲际弹道导弹和核武器时代，地理也至关重要。正如摩根索指出的那样，中

    小型国家，如以色列、英国、法国、伊朗，不能承受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等陆权大国所能

    承受的同级别打击，因此他们的核威慑战略缺乏必要的可信度。这就意味着，像以色列这

    样的小国在面对敌对势力时，为了生存，要么处境特别被动，要么不得不特别咄咄逼人。

    这主要还是地理问题。

    然而，全盘接受地理因素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意味着同意“世界必然受到种族和宗派

    分裂驱使”这一观点，也不意味着对全球化的抗拒。事实远比这更复杂。全球化本身促使地

    方保护主义重生，在许多情况下，这种重生建立在种族和宗教意识基础上，而这些意识必

    须与具体地形相关，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参考地图得到最佳解释。因为大众传媒和经济一体

    化的力量已经削弱了许多国家的权力，包括无视地理因素人为划定的国家，一些关键地区

    显得难以控制、动荡不安。由于通信技术的发展，尽管单个伊斯兰国家内部风雨飘摇，泛

    伊斯兰运动还是在整个亚非伊斯兰弧形地带得到了壮大。

    以伊拉克和巴基斯坦为例，从地理上讲，他们是地中海和印度次大陆之间最不合逻辑

    的两个国家。即使是阿富汗，从地图上看充其量也只可称为“小国”而已。是的，伊拉克的

    分崩离析是因为美国入侵，但萨达姆·侯赛因的暴政(20世纪80年代我亲身经历领教过，迄

    今仍觉得是阿拉伯世界中最糟糕的政权。——作者注) 从根本上可以说是由地理位置决定

    的。从1958年的第一次军事政变起，伊拉克的每一位独裁者都不得不比其前任施加更多的

    镇压，才能把这样一个国家强扭在一起。因为伊拉克没有天然边界，是由库尔德人和逊尼

    派以及什叶派阿拉伯人组成的一个国家，其种族和宗教意识的冲突早已达到明火执仗的程

    度。

    我们还是不要扯得太远为好。的确，那些把库尔德人从伊拉克其他地方分隔开来的大

    山，那些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划分成中心逊尼派和南部什叶派的分界线，对事件发展所起

    的作用可能比对民主的向往更关键。但没有人能知道，未来是否一定会出现一个相对稳定

    和民主的伊拉克。想想欧洲东南部的山脉，它们曾帮助奥匈帝国脱离贫困和欠发达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也曾让种族主义和教派主义势力在巴尔干地区世世代代处于分裂对立状

    态，但没有人要求我们一定要在那里实施干预，来阻止自相残杀的战争。

    我不是在谈论一种连人类都无能为力的、无可战胜的力量。相反，我想要说的是，我

    们应该虚心地接受地理上的事实，以遏制在外交政策上的过度热情，对此我自己早已深感

    内疚。惟其如此，我们所参加的干预行动才会更加成功，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将来在舆论的

    法庭上才会有更多的回旋余地。

    地理将会以怎样的方式报复人类？

    我现在意识到，在将地理学推上神坛时，我自己却站在了危险地域。因此，我将在研

    究过程中时刻铭记以赛亚·伯林的警告。他在1953年发表的著名演讲，次年以《历史的不可

    避免性》(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为名出版。他斥责那些不道德和懦弱的信念，即地

    理、环境、民族特色等“强大的客观力量”决定着我们的生活和世界的政治方向，并指责汤

    因比和爱德华·吉本，说他们眼里只有“国家”和“文明”，似乎这些比人“更具体”；他们心中

    只有抽象的“传统”和“历史”，似乎这些比人“更聪明”。

    对伯林来说，个人及其道德责任是最重要的，因此他或她不能完全或部分地将其行为

    或命运归咎于地理和文化等因素。人类的动机对历史的影响很大。它们不是幻想，不会随

    着作为参照物的更大力量出现而消失。地图是解释过去和现在的一个开始，而不是结束。

    虽说地理、历史、民族特征会影响而并非决定事物的未来，但若不充分考虑这些

    特定因素，我们就无法应对今天的外交政策挑战，也无法作出明智的选择。 伯林对一

    切形式的决定论都全盘否定，在面对这些因素时却犯了同样的错误。

    如果当时借鉴了地理、种族和宗派的因素，我们可能就会预见到冷战结束后巴尔干的

    动乱，也能预见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的暴力冲突。然而，伯林的道德挑战至今仍能

    站得住脚，因为在过去20年里，围绕在哪里部署海外驻军的问题展开过一场大辩论，伯林

    为这场辩论提供了理论框架。

    那该怎么办呢？我们既要承认地理在塑造历史方面的重要性，又要避免过度强调的危

    险，如何将二者区别开来？雷蒙·阿隆曾提出，“清醒的伦理植根于‘概率决定论’的真理”，因为“人类的选择总是在一定的框架内或限制中运行，比如对过去的继承”。我认为，我们

    可以将这一概念当做避风港。

    这里的关键词是“概率”，也就是说，我们目前聚焦于地理，是在坚持部分的或迟疑的

    决定论，承认族群和地形之间的明显差异，但并不过分简化，并且留下许多可能性的窗

    口。自由国际主义者普遍支持在巴尔干地区进行干预，但反对入侵伊拉克，就反映了这一

    精神的细微差别。他们凭直觉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一个主要的地理事实，那就是前南斯拉夫

    处于前奥斯曼帝国最西端，毗邻中欧，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处在前奥斯曼帝国最混乱的东

    部末梢。因为这一事实一直影响着那里的政治发展，在伊拉克的干预将被证明只是这种影

    响的延伸。

    那么，在今后的岁月里，那个温和的命运，那只看不见的手，会为我们储藏着什么宝

    贝呢？我们该如何向地图学习，才能预见可能发生的危险？让我们通过20世纪几位大学者

    的眼睛，回顾一下地理对世界历史大格局的影响，然后再通过古代先贤的视角，具体看看地理和人为干预的相互作用。这将会为我们作好铺垫，用以探讨那些最经得起时间考验又

    极富挑衅性的地缘政治理论，并看看他们描绘的未来世界是怎样的。

    (1) Leviathan，意指庞然大物。英国政治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在1651年出版的著作《利维坦》(Leviathan) 中称，人

    类为了自我保护，创造了利维坦，但利维坦在保护人类的同时又在吃人。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是把利维坦关进笼子

    里。——译者注

    (2) 墨卡托投影(Mercator projection)，即正轴等角圆柱投影，由荷兰地图学家墨卡托于1569年创拟。假想一个与地轴

    方向一致的圆柱切或割于地球，按等角条件，将经纬网投影到圆柱面上，将圆柱面展为平面后，即得本投影。在切

    圆柱投影与割圆柱投影中，最早也是最常用的是切圆柱投影。——译者注

    (3) FalklandsWar，又称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是1982年4月至6月间，英国和阿根廷为争夺马岛的主权而爆发的一场战

    争。——译者注第3章

    地理的历史轮廓

    希罗多德和他的继承者

    麦克尼尔的现实主义世界历史观是怎样阐述地理与文明之间的关系的？位于两河流域

    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为何自古以来就是专制独裁政权的温床？

    汤因比为何会认为安逸的地理环境反而不适合文明的发展？

    霍奇森为何认为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观是错误的？他所倡导的“一世界”是否真是打开

    世界历史大门的钥匙？伊斯兰教的形成与阿拉伯地区的气候和地理环境有着怎样密不可分

    的联系？霍奇森认为马背上的蒙古人比骆驼背上的阿拉伯人的历史地位更重要，这又是为

    什么？20 世纪中后期，当汉斯·摩根索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科学系任教的时候，其他两位

    出类拔萃的教授也在历史系开创了卓越的学术道路。他们是威廉·H.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和马歇尔·G.S.霍奇森(Marshall G. S. Hodgson)。大学里不乏严谨治学之士，那

    里人才济济，我单独提出这三位教授的名字，并不意味着轻视其他同行。

    如果说摩根索确立了当代的现实主义，麦克尼尔则确立了世界历史的现实主义，而霍

    奇森确立了伊斯兰教历史的现实主义。在他们希罗多德

    (1)

    式的作品里，地理因素不再显得

    遥不可及。麦克尼尔和霍奇森在选择他们的专业时显示了巨大的勇气，在当前的学术时代

    更是值得钦佩，主要是其研究方向集中在非常狭窄的专业化领域。说实话，在知识的深入

    积累方面，这种专业化非常有必要。品读麦克尼尔和霍奇森的著作是件令人愉悦的事，当

    年那些学者们的学术视野简直是无限的。专业化迎来了大好时光，学术界也可以更多地享

    受到这两位芝加哥大学教授的成果。他们展示的就是地理，它来自于且自身就是一种宽广

    的思维方式。

    动荡的美索不达米亚

    威廉·H.麦克尼尔，出生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1963年他40岁，正值不惑之年，即出版了《西方的崛起：人类社会的历史》(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 )这部长达800多页的巨著，其主题是挑战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

    (Arnold Toynbee)和德国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观点。他

    们认为，不同的文明追求自己独立的命运，而麦克尼尔则认为，正是文化和文明的不断互

    动写就了世界历史的剧本。这部剧本所写的，是人民在地图上的大流动史。

    一次北上大迁徙，在公元前4500至公元前4000之间把所谓的“多瑙河”开垦者带到中欧

    和西欧；南下的一支则是牧民和农民的先驱，他们越过北非到达直布罗陀海峡，“迎接和挑

    战多瑙河的洪水”。欧洲更古老的狩猎原著民群体没有遭到破坏，麦克尼尔写道，而是与之

    形成了混合的人口和文化。由此，这本书的心脏搏搏跳动起来。

    这两股围绕着地中海北部和南部的人口流动，分别起源于肥沃新月地带

    (2)

    和小亚细

    亚，那里政治上不稳定，主要是地理起作用的结果。“埃及的地形与人类交通路线平行，因

    此能够和平相处，但伊拉克作为边境省份，从最早的时候起，就交叉困扰着人类命中注定

    的路径。”已故英国旅行作家芙蕾雅·斯达克(Freya Stark)写道。麦克尼尔也认为，美索不

    达米亚平原是历史上最血腥的迁徙路线之一。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下游平缓的地域

    中，灌溉用水绵延数英里，“平原城市的蓬勃发展，对于周围的野蛮人来说，是诱人的掠夺

    对象”。

    此外，随着美索不达米亚的大部分水浇地得到开垦种植，某个氏族部落的土地有可能

    延展到另一个部落，加上没有中央权威机构来解决边界争端和在用水短缺时期合理分配水

    源，接连不断的战争就出现了。在半混乱状态之中，出现了萨尔贡(Sargon)这样的征服

    者，他们从种植区的边缘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虽然征服者能够建立中央集权和所向披

    靡的军事力量，但经过几代人之后，最终会迷上“更温柔、更豪华的”城镇生活方式。接着

    又一波新征服者到来，历史就这样循环往复。

    这一说法很容易让人想起14世纪突尼斯历史和地理学家伊本·哈勒敦。他注意到，奢侈的生活会在政权初建时起到积极作用，到了后期却会加速颓废与崩溃的进程。地方诸侯的

    崛起就是明显的信号，他们悍然入侵并形成自己的新王朝。在伊拉克古代文明崛起的进程

    中，统治者为了避免内部瓦解，最终采取了极端专制主义，因此出现了提格拉特-帕拉沙尔

    (Tiglath-pileser，公元前12世纪-公元前11世纪)，阿淑尔纳西尔帕二世(Ashurnasirpal

    II，公元前9世纪)和森纳赫里布(Sennacherib，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7世纪)等出了名的

    暴君，他们狂妄自大，以自己的名义进行了大规模驱逐。这种模式到萨达姆·侯赛因时达到

    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也印证了对于一个容易受到入侵和支解的地区来说，在整个历史阶段

    始终需要保持相当程度的暴政。

    但是，需要再提醒一次，应该避免得出过于狭隘的结论。例如，1921年和1958年之

    间，伊拉克曾经历过运作良好的温和议会制度，如果当时情况变动不大，就有可能继续下

    去。麦克尼尔、斯塔克和伊本·哈勒敦讲的只是地理和历史趋势，从而避免了决定主义的罪

    名。

    美索不达米亚的地理特征为那里的极端暴政和官僚集团奠定了基础，而埃及的政治制

    度之所以较少压迫性，地理可以说起了重要作用。麦克尼尔解释说，“沙漠给埃及提供了鲜

    明的边界，其地易守难攻，而尼罗河则作为天然的中流砥柱和神经系统存在着”，这使得尼

    罗河沿岸无需采用美索不达米亚那样的压迫水平。“应对外族人的边界入侵……对埃及王朝

    来说，几乎不是问题。”确实，由于埃及地形与迁徙路线平行，比美索不达米亚在地理上有

    利得多，利比亚人只能由西部进逼，而亚洲人只可从东部渗透，所受威胁相对较小。埃及

    的南部闭锁，只有尼罗河两岸光秃秃的沙漠，北部有地中海，这可能就是4 000年里，埃及

    人“从来没有看到入侵的僭主能站稳脚跟”的最主要原因。此外，尼罗河易于通航，河面宽

    广，风向适宜。因此，文明的曙光最早照亮埃及。

    “相比之下，”麦克尼尔写道，“美索不达米亚的统治者没有现成的自然工具可以利用，地理没有赋予他们像埃及那样的天然屏障，只能缓慢和痛苦地发展(压迫性)的法律和官

    僚政体，以此作为地理屏障的人工替代物，来确保自己的集中权力。”美索不达米亚还需要

    在庞大的官僚体制中调拨人力来处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泛滥洪水，从而使灌溉系

    统的组织进一步复杂化，这种情况在尼罗河流域则不会出现。

    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

    在中东地区以外，存在着麦克尼尔所谓的“处于古代文化世界边缘的文明体”，即印

    度、希腊和中国。前两种文明的活力，相当一部分来自印度河和米诺斯人的克里特岛。但

    是，这三大文明体都源起于其自身与野蛮入侵者的相互作用，并部分地凭借地理进行自我

    保护。希腊和印度的北方山区，都是“有效的庇护，挡住来自草原骑兵的直接冲击”；中国

    则更加孤立，荒凉的沙漠戈壁，高耸的山峰，使中国文明在远离中东和印度中心地带万里

    之外的黄河流域得以孕育。三种完全原始的文明形式，尤其是中国文明，在稳定中自成一

    体地发展延续，完全不受中东大沙漠的影响，后者的文化从北非延伸到土耳其，日益表现

    出统一性特点。

    麦克尼尔解释说，在整个古代时期，希腊、中东、印度等文明体的边界不断变动，在

    欧亚大陆形成了微妙的文化平衡，后来在中世纪的几百年里，毁于从北方蜂拥而至的蒙古

    草原民族之手。但是，也正是蒙古人使丝绸之路得以绵延发展，从太平洋到地中海的欧亚文明相互间得以接触融合，尤其是在13世纪和14世纪。与西域文明相比，中国在地理上形

    成了自己独立的势力范围，吐蕃、蒙古、日本、朝鲜均唯中国文明马首是瞻，并在不同程

    度上形成了各自的文明特色。但是，受到高原沙漠环境的严重限制，“任何比原始文明更高

    级的形态都不可能出现在吐蕃和蒙古”。吐蕃喇嘛“时刻不忘他们的佛教信仰起源于印度”，并没有汉化。

    斯宾格勒、汤因比以及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文明

    冲突论”，强调文明间的互动而不是独立性，麦克尼尔虽然反对他们，但在《西方的崛起》

    一书中却给读者一个整体概念，即文明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地理支配，在特殊而精准

    的地形上确定自己的身份，并在与其他文明的互动中催生新的混合文明。 历史是相互

    交织的，麦克尼尔形象地描述了这一进程：

    文明好比山脉，隆起于亿万年前的地质时代，因受外部力量缓慢的侵蚀而泥沙俱

    下，不可避免地蚕食周围的平地。与之相比，人类历史的时间跨度要短得多，文明在

    风云际会间不断兴衰交替，并在邻近民族的借鉴或创新中达到新的文化高度。

    这种文化的侵蚀和借鉴，使20世纪前期的德国人感觉到其文化的纯洁性受到威胁。斯

    宾格勒所谓“与土壤间的深层纽带”，可以作为这种“高端文化”的绝佳诠释，即祭奠方式和

    教条的内在演化如何将他们“困在其出生的地方”，因为“任何把他们从土地割裂开来的意

    图，都会自然而然地举步维艰”。他断言，高端文化开始于农村，却在“唯物主义的终点

    站”即世界化大都市达到高潮。这段黑暗的浪漫，你可以同时用浮夸、迷人、深刻和坦率来

    形容它，有时甚至找不到最恰当的词语来诠释，但归根结底，世界主义的本质是无根性，因为它割断了与土地的联系。

    至此，西方城市文明的兴起和最终命运的问题浮出水面，并逐渐变形，因为“世界文

    明”这一命题标志着从土地上逐渐分离。关于这个问题的探讨将在后面展开。我仍然要继续

    与麦克尼尔为伍，他的论述比斯宾格勒更有说服力，因为他更多地注意到了气候和地理。

    例如，麦克尼尔写道，雅利安人到了印度的恒河平原之后，其文化性格变得越来越不

    好战，因为此地受次大陆森林和季风周期的影响，冥想和宗教知识盛行，与他们的出发点

    地中海截然不同；而古希腊殖民地爱奥尼亚的“早熟”是因为地理上与小亚细亚和东方的接

    近及亲密接触。值得一提的是，麦克尼尔有意识地避开了决定论的陷阱：尽管希腊的山区

    地形有利于建立较小的政治单位，比如城邦，他仍然谨慎地注意到，也有“连成一片的肥沃

    土地，被分割成不同城邦”的例子。因此，地理只能是故事的一部分。更有甚者，虽然主要

    宗教(尤其是印度教和佛教)的传播呈现出地理连续性，但犹太教发展的历史却完全不合

    地理逻辑。

    麦克尼尔不得不忍痛将这一特例也纳入研究，并得出结论：朱迪亚

    (3)

    地区犹太社会的

    彻底毁灭，是公元一二世纪罗马镇压反叛造成的后果，这一变动并没有终结犹太教，反而

    使其得到了不可想象的发展和繁荣。犹太教民以侨民的身份，在西方城市里分散生存。这

    2 000年前的古老故事与地理决定论相抗衡，再次表明思想和人的能动性与实体地形一样重

    要。

    欧洲也有自己的故事，同样围绕着地理展开。让我们回溯到人类历史曙光乍现的时

    代，正如麦克尼尔指出的，西欧有独特的地理优势，在此前提下，所谓的“黑暗时代”里，技术的发展得以发挥作用。宽广肥沃的平原，绵延不断的海岸线，形成许多天然良港，河流便于通航，一路向北穿过平原，使贸易范围不断延伸，直达地中海地区，那里蕴藏着丰

    富的木材和金属资源。

    欧洲大陆气候多样化，不乏恶劣、寒冷、潮湿之地，与麦克尼尔同样不是宿命论者、在专业水平上势均力敌的汤因比这样写道：“安逸的环境不利于文明的发展……自然环境越

    是便利，越不利于刺激人类走向文明。”欧洲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虽然在地理上很难居

    住，却有许多有利于交通和商业的自然集散点。

    文明，许多时候正是产生于对天然环境勇敢和坚忍的反应。 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为例，它对西欧海岸施加的巨大军事压力，导致了英国和法国成为国家实体；此外，英国

    比欧洲大陆的主要封建王国面积要小，“但具有更明确的边界(毕竟这是岛屿)，因此它成

    为国家的时间远远早于作为封建领地存在的邻国”。

    当然，像北极这样的地理环境实在太过恶劣，它们或导致文明的崩溃，或导致文明的

    被困。根据汤因比的说法，这里必然存在着文化角力之旅，也就是爱斯基摩人在冬天留守

    冰上捕猎海豹的情景。但是，完成了生存这一壮举后，他们便无力进一步掌控环境，达到

    创造全面文明的程度。

    除了汤因比之外，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当代地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

    (Jared Diamond)也不遗余力地在著作中阐释中世纪的文化困境与衰落，包括格陵兰岛的

    维京人，复活节岛的波利尼西亚人，美国西南部的阿纳萨兹人，中美洲丛林玛雅人的中古

    文明，所有这些都与环境问题有联系。欧洲尽管处于北温带，与非洲、中东、欧亚草原和

    北美相当接近，但其自然环境的困难仍达到极致，其挑战足以迫使居民把文明提升到更高

    程度。

    欧洲的人民能够充分利用贸易格局，千百年来在航海和其他领域的技术推陈出新，正

    是得益于此(在应对环境困难方面的案例还不止欧洲。例如，汤因比就注意到安第斯高原

    的居民如何应对严酷气候和贫瘠土壤的挑战，而南美洲太平洋沿岸的居民面临高温和干旱

    的挑战而修建灌溉工程。但是，欧洲和南美之间有一个差异汤因比并没有注意到，那就是

    欧洲有许多天然的深水港口，处于许多贸易和迁徙路线的交汇点上。——作者注)。

    正是因为达伽马掌握了印度洋的季风规律，欧亚大陆外围边缘才得以成为欧洲主导的

    海上通道中心。但是，在麦克尼尔的叙述中，西方的崛起不仅是欧洲在具有挑战性的地理

    环境刺激下取得物质进步的结果，还得益于对他所谓“野蛮人”生存空间的包围。

    地理对伊斯兰世界的偏见

    麦克尼尔谈到的文明对蛮荒区域的侵蚀，即使不是完全不间断的，也是“不可动摇

    的”：“通过这种侵蚀，世界上各个单独文明体实现了广泛性和内部变化，彼此接触的频率

    增加，为壮观的全球一体化作了准备，而这个准备过程，在过去的三四百年里就已经开始

    了。”

    文明对于地球上相对空白地带的探索和包围，主要分布在温带，达伽马、哥伦布、麦

    哲伦等人的地理大发现航程为其提供了基本路线。这种大发现的进程还在继续，历经工业

    革命、交通革命和通信革命等不同阶段，直到今天我们所处的全球化阶段。在此期间，草

    原民族最终一败涂地，俄罗斯、中国和哈布斯堡帝国分割了相对空旷的欧亚平原和高原台地的中心。

    而欧洲的殖民侵略牢牢控制了北美大陆西端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给当地土著民族带来

    了灭顶之灾。而现在，正如麦克尼尔所描述的那样，世界终于以日益城市化的“泛西方形

    式”统一了。

    虽然《西方的崛起》的中心主题是地图上空白地带的封闭，但这显然只具有相对意义

    上的真实性。事实上，两条铁路线交汇并相互交叉，并不意味着中间一定是空白地带，或

    者其间人口必然稀少。边界在理论意义上可能会被封闭，但人口密度和媒体交流仍然在急

    剧增加，其增速足以在世界的任何角落里造成政治剧变。如今，地球上已经没有需要超过

    几周的时间才能抵达的地方，麦克尼尔可能因此认为，这就是统一的世界。

    但在这种情况下，地缘政治又该如何变化呢？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在18世纪和19世

    纪已经统一了，但在人口和技术方面与21世纪初没有可比性。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当今时

    代的变化核心，是空间被日渐填满，形成真正封闭合拢的地理局面，国家和军队拥有

    的隐蔽空间越来越少。 20世纪早期的现代军队虽然实现了机械化，仍然需要跨越许多英

    里才能到达对方的阵地，而现在导弹的射程相互覆盖，胜负瞬间可分。但是，地理在这种

    情况下也不会消失，恰恰相反，它只会变得更为关键。

    让我们转向摩根索，从另一种角度再来看看这一观点。摩根索写道，在18世纪和19世

    纪，各国向比较空旷的地理空间扩张，如非洲、欧亚大陆和北美大陆西部，大国政治斗争

    由此悄然转至地球的边缘地带，从而减少了彼此冲突，并因此在某种意义实现了相对和

    平。

    但到19世纪末，几个大型民族性国家和西方帝国为了实现巩固、获取利益(尤其是德

    国)，只能从别国领土内争夺资源。摩根索总结道：

    权力的平衡现在主要集中于三大洲，影响波及世界范围内。一方是大国强权及其

    力量中心圈，另一方是其外围和更远的空白地带，二者之间的对立必然消失。目前，权力平衡的边缘正好与地球的界限相重合。

    摩根索是在紧张的冷战早期提出这一构想的，他念的是危险的咒语。而他的同事麦克

    尼尔，生逢更稳定的冷战后期，所念的却是希望的经文。他写道：

    在中国古代的汉朝，为了促使混乱的交战诸侯偃旗息鼓，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

    结构，虽经数次分崩离析，仍能在温和的修正后延用。20世纪的交战国家为了解决他

    们之间的冲突，似乎正转而探求类似的办法。

    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似乎已验证了麦克尼尔的乐观态度，但今天的世界仍与冷战期

    间一样危险。地图正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加速走向合拢封闭。以中国为例，虽然付出了巨大

    代价，但近几代领导人仍成功地将其建成了现代化强国。现在，中国作为经济和军事大国

    冉冉上升，正在填补欧亚棋盘的空白，这一切远远超出了摩根索的想象。

    如今，就连世界的偏远地区也在进一步城市化，斯宾格勒从人类抛弃土地和农业生活

    的过程中，看到文化的衰落，而麦克尼尔则直觉地感到，随着城市群落的蔓延和日益拥

    挤，宗教和身份认知的异化正以充满活力和令人不安的方式疯长。例如，作为美国西南部生活压力的后遗症，基督教如今变得越来越意识形态化。在欧

    洲城市里还出现了一种组织松散的环境保护主义异教，正逐渐取代传统的民族主义，因为

    整体意义上的“欧洲联盟”属于精英阶层，对于大众只具有抽象意义。同时，战争不再像18

    世纪时那样，主要是“国王的专项运动”，现在已成为民族主义和宗教狂热分子的手头工

    具，要么像纳粹德国那样大打出手，要么如基地组织发动的恐怖袭击一样小打小闹。

    还有可怕的核武器幽灵，现在被国家和次一级的激进主义精英玩于股掌之间。在所有

    这些尴尬动荡之中，经典的地理学再次抬起了头，描述和印证了西方、俄罗斯、伊朗、印

    度、中国、韩国、日本等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在细加分辨所有这一切时，我们发现麦克

    尼尔关于文明之间交互作用的论文在今天更显真实，但若将正在兴起的世界文化趋势与政

    治稳定性等同起来，那就大错特错了。空间理论依然管用，而且在现今更管用，正是由

    于世界日趋拥挤，空间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显珍贵。

    霍奇森——伊斯兰的冒险

    麦克尼尔的学术视野囊括全球，而马歇尔·霍奇森的造诣，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则稍显狭

    窄，仅仅对于大中东地区有所启发。作为一位充满激情的教友派信徒，霍奇森于46岁时英

    年早逝，其呕心之作《伊斯兰的冒险：世界文明的良心与历史》(The Venture of Islam:

    Conscience and History in a World Civilization )三卷本出版于1974年，即他去世的6年之

    后。与其他杰出的中东学者相比，这位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家在当代新闻工作者中并不太知

    名，远不及普林斯顿大学的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或乔治敦大学的约翰·埃斯波

    西托(John Esposito)，但他在这一巨著中已经有意识地将伊斯兰教放在当代世界历史的

    背景下进行地理和文化考察，其功堪与麦克尼尔相提并论。

    霍奇森的文风带有学究气和晦涩感，但如果读者坚持读下去则必有所得。他阐释了伊

    斯兰教的源起和发展过程，描述了它如何像神话一般迅速传播，不仅跨越阿拉伯半岛和北

    非，还传遍了整个印度洋沿岸以及欧亚大陆，从比利牛斯山直到天山脚下。

    最值得注意的是，霍奇森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写出《伊斯兰的冒险》大部分内容

    的，那时媒体的聚光灯通常对准的是欧洲的冷战。然而，他在第一卷就指出，以欧洲为中

    心的世界观是错误的，这种偏见早在制定地图规范时就存在了：

    荒谬得以伪装，视觉急剧扭曲，用墨卡托投影制作的世界地图日益广泛地得到应

    用，它夸大了北半球的管辖面积。结果，一个人为设界的“欧洲大陆”看起来比整个非

    洲面积还要大，其他欧亚大陆半岛，如印度次大陆，则显得又矮又扁。

    霍奇森接着引导读者将关注重点向东、南两方转移，停留在他称为“一世

    界”(Oikoumene)的地方。这在古希腊语中意指“整个可居住的世界”，包括亚非广袤的温

    带区，自北非延展至中国西部内陆。这条地带又被他称为“从尼罗河到阿姆河一带”(Nile

    to Oxus)。此地定义范围有些含糊不清、互相矛盾。例如，从尼罗河到阿姆河一带，其西

    端在埃及，而“一世界”可能进一步向西，到达地中海的非洲沿岸。关键之处在于，霍奇森

    写作这本书时，严格区分冷战地域的“专业知识”正大出风头，欲将中东与小亚细亚和印度

    次大陆断然分开。但当霍奇森向我们展示其更加有机的地理学说，即用地形景观和文化划分地域时，一切人为界限都消失了：那里只是欧洲和中国文明之间的一大片炎热地区，是

    希罗多德的世界，通过它，霍奇森掌握了世界历史的钥匙。在全球化肆意侵蚀边界、地区

    和文化差异的时代，霍奇森那审慎、宏大而又游刃有余的地理架构的作用就格外明显，因

    为它表明地图对那些固化的、粗劣的线条有多抗拒。

    霍奇森以这种可视的方式，帮助读者洞悉世界的变化，包括近古时期伊斯兰教的兴

    起，以及当今中国和印度如何提高其在大中东地区的经济地位。通过对地图的分析，那些

    我们已习以为常的分界线渐渐变得模糊了。

    “凡伊斯兰文化形成之处，几乎必是消极地区，”他解释说，“在那些贫瘠的土地上，希

    腊文化和梵文化传统无法扎根，最终不得不黯然退回欧洲和印度地区……从这个意义上

    说，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的轴心时代

    (4)

    ，‘我们的地区’包括了从地中海到兴

    都库什(阿富汗)之间的土地，只不过在这些地方，希腊文化和梵文化要么被本地化了，要么只是短暂地发展。”在呈长条状的大中东地带，大约有3 000英里或以上处于温度较低

    的区域，其间有两大地理特点促进了高度发达文化的形成：一个是贸易位置的重要性，特

    别是阿拉伯和肥沃新月地区正处于“一世界”到其他地区的贸易路线之中；另一个则是这一

    地区的极度干旱。

    后一个特点需要解释。霍奇森告诉我们，普遍缺水的气候环境使农业生产很难有所收

    获，高产的大片土地极为少见，财富难以积累，与绿洲中的城市生活相比，农村的生活水

    平很低。金钱和权力掌握在处于中东长途贸易路线“关口”的商人手中，尤其是在那些靠近

    红海、阿拉伯海和波斯湾的海上交通要道，有实力的阿拉伯商人可以畅通无阻，从事巨额

    的海上贸易。

    在这样一个盛行贸易规则和合同的世界，道德行为和“公正处理”被视为至高无上，因

    此保证了稳定的经济生活秩序。随着北部的拜占庭和萨珊帝国在小亚细亚和波斯的势力被

    削弱，阿拉伯和肥沃新月地带出现了一种新的信仰，强调良好的职业操守，只是为了确

    保“农业季节有所收成”。因此，伊斯兰教最初是作为商人的信条出现的，正如沙漠里的生

    存法则一样。

    阿拉伯西部和中部地区最重要的贸易中心是汉志省的麦加，此地靠近红海，是两大路

    线的交汇点。一条路线呈南北走向，以麦加为中转站，连接也门和印度洋港口，以通往叙

    利亚和地中海；另一条呈东西走向，连接附近的非洲之角(the Horn of Africa)与对面的红

    海海岸，通往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湾的伊朗。麦加的地理位置远离伊朗的萨珊王朝权力中

    心，天高皇帝远，因此一些温和优雅的宗教和哲学容易对其产生影响，如祆教、摩尼教、希腊教、犹太教等，有的来自波斯，有的来自伊拉克，也有从小亚细亚传来的。虽然麦加

    没有大片的绿洲，但水源足以养活骆驼；那里有丘陵挡住红海海盗，庄严的克尔白圣殿

    (Ka'bah)里供奉着该地区部族的神器圣物，来自各地的朝圣者长年络绎不绝。就是在这

    样的大环境里，出现了先知穆罕默德。他原本是当地一位德高望重的商人，在30多岁时就

    致力于探寻生活的公正和纯净，后经冥思而开悟。麦加不仅仅是沙漠中一处水源地，更是

    一个充满活力的大都会中心。

    当然，在霍奇森那图案繁复的地理巨毯上，并没有对伊斯兰教兴起的终极解释。宗

    教，就其定义而言，更多地依据着形而上学而非物理存在。但是，他的确说明了地理如何

    影响宗教的兴起、传播和成型，比如伊斯兰教，它是商人和贝都因人生活模式的映射，同

    时又是干旱的地理特征与贸易商道纵横交错的产物。阿拉伯贝都因人被三大农业产区包围：北部有叙利亚，东北有伊拉克，南部有也门。

    这三个地区分别连接到高原地区的某个“政治中心”，并在公元六七世纪受其统治。叙利亚

    面向小亚细亚高地，伊拉克面向伊朗高地，也门与阿比西尼亚高原(今埃塞俄比亚)则存

    在相对较弱的从属关系。伊斯兰教征服了这些地区的大部分，但地理特征却使得部分农业

    文明体保留了自己的族群特征，特别是叙利亚和伊拉克这两个新月沃土弧形地带，从而成

    为伊斯兰势力的竞争中心。

    霍奇森在其史诗性巨著中，对近古和中世纪时期进行历史扫描，尤其是前两卷中的内

    容，大量地涉及现代中东国家的真实成因。表面上看，这些国家的建立是西方殖民主义的

    后遗症，其实人为因素所占比例比人们指责的要少得多。埃及、也门、叙利亚、伊拉克，此四国有目共睹；更不用提摩洛哥周围有海洋和阿特拉斯山环抱，突尼斯继承着古迦太

    基，古老文明的堡垒正是这些现代国家的合法性源头，尽管其边界线在平坦的沙漠中往往

    看似任意划定。

    汤因比悲叹阿拉伯世界的分裂，声称“在‘西方化’目力所及范围内，任何伊斯兰世界国

    家都难逃其手”。伊斯兰教构成了世界上的一大文明体，这是事实，但并不意味着它被确立

    为一个政体。正如霍奇森所说，文明有许多不同的人口节点，丰富多彩的前伊斯兰时代已

    过去，现在轮到后殖民时代粉墨登场了。伊朗高地就其本质而言，一直与美索不达米亚有

    政治和文化联系，历史上不乏明显的证据；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为伊朗重新进入该地

    区打开大门。事实上，波斯与美索不达米亚之间那不断转移的边界，正是幼发拉底河本

    身，只不过现在它正处于伊拉克的心脏地区。

    公元644年，就在穆罕默德从麦加逃亡或称飞越至麦地那的22年之后，阿拉伯人征服

    了统治伊朗高原心脏地区的萨珊王朝，该事件标志着世界历史上伊斯兰时代的开始。相对

    而言，小亚细亚高原较为偏远和不规则，并因为这种地理条件得以偏安一方，直到400多

    年后的公元1071年，因土耳其塞尔柱王朝而非阿拉伯人在曼兹科特战役中打败了拜占庭帝

    国，占领小亚细亚的中心地带，此地才最终伊斯兰化。

    塞尔柱人是来自欧亚大陆腹地的草原民族，从东方入侵小亚细亚(曼兹科特在小亚细

    亚东部)。但是，正如阿拉伯人从来没能成功地攻取小亚细亚的山中堡垒，塞尔柱人虽深

    居要塞之中，却并未成功地维持对伊斯兰王国心脏地带的稳定统治，包括新月沃土和伊朗

    高原，更不用说汉志省和南部阿拉伯沙漠的其余部分。这又是地理在作祟。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作为塞尔柱王朝的继承者，虽然征服了阿拉伯沙漠，但其统治向来

    较为薄弱。在战事方面，他们节节胜利，最远到达印度次大陆最东端的孟加拉，但这对于

    东西走向的整个欧亚大陆温带区而言，只是人口南下的一个分支。这些土耳其游牧民族是

    臭名昭著的蒙古大军的一部分，至于蒙古人自己，不过是这支大军中为数较少的精英阶层

    而已。

    蒙古汗国部落及其地缘政治意义，我们晚些再来解决，先来看一件有趣的事，那就是

    霍奇森的看法。他认为，马背上的游牧民族蒙古人和土耳其人，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比骆驼

    背上的游牧民族阿拉伯人更高。由于马不能忍受干旱的中东沙漠，而且随行的羊群需要相

    对密集的牧草，蒙古人领导的军队不得不避开远处的阿拉伯半岛，转而蹂躏更近、环境更

    宜人的东欧、小亚细亚、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和伊朗、中亚、印度、中国。在冷兵器时代，连成一片的领土在欧亚大陆的版图上具有压倒一切的战略重要性。蒙古人和土耳其人的联

    合入侵，可以说是公历纪元以来的第二个千年里，世界历史上是最重大的事件，主要原因

    竟然是使用了某些与地理紧密相关的动物!霍奇森对于蒙古人的探讨，显示了《伊斯兰的冒险》这部鸿篇巨制的内容已远远超过

    了专业领域知识，把霍奇森称为阿拉伯学者或伊斯兰专家，既不准确，也是一种低估。伊

    斯兰教在他手上是一种工具，用以揭示最关键的知识、文化和地理趋势，它们不仅影响非

    洲-欧亚社会，也影响到以古代的“一世界”为中心的整个世界。这在本质上并非地理性工

    作。仅为了阐明苏菲神秘主义

    (5)

    ，霍奇森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就同他花在描绘地形上的一

    样多，更不用说他所探讨的其他学问和宗派传统了。他以自己的方式把地理引入讨论，演

    示了地理与政治和意识形态如何相互作用，并由此创造出肌理分明的历史。

    以奥斯曼土耳其人为例，在13世纪末期，他们最终取代了其同胞塞尔柱人，成为小亚

    细亚的新主人。奥斯曼实行“单一军事种姓制度”，每控制一块地方，就对该地区实行“本地

    化限制”，这种方法与俄国和早期的蒙古人都形成鲜明对比。“奥斯曼习惯于保有一支由国

    王或皇帝直接统领的宏大军队，同时，他们必须从地中海东北部、黑海之滨的首都城市君

    士坦丁堡发出命令，那里是苏丹国庞大官僚结构的总部。这样做的结果是，任何一次重大

    战役，都只能在单个季节行军所能达到的范围内进行。”西北的维也纳和东南的摩苏尔，因

    此成为稳定的奥斯曼帝国土地扩张的地理极限。在某些年份，军队可以在索非亚或阿勒颇

    过冬以扩大其范围，只是经常会陷入巨大的后勤补给困境。

    然而，这种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等于将个人和官僚机构的权力同时集中于君士坦丁

    堡，其结果就是将首都的地理条件变成了唯一的决定因素。这在当时虽然是一种风尚，实

    际上却大大降低人的能动性。在这种情况下，地理反而变成了导致这个军事帝国衰竭的第

    一要素，因为一旦达到奥斯曼军队的地域极限，军中的士气以及所获奖赏都会下降。反

    之，权力不那么集中的状态，却有可能使帝国更安全，而非任由地理摆布；在海军领域，绝对主义理论也同样夸大了地理位置的决定作用，奥斯曼帝国海军大多聚集在离家不远的

    黑海和地中海海域，只有对葡萄牙的印度洋战役取得了“短暂的”成功。

    霍奇森，像他在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的同事麦克尼尔一样，与其说是一位现代学者，不

    如说是一位旧世界的鸿学大儒，具有严谨不懈的态度和科学的调查思路，更有着教友派独

    特的深邃气质。即使在探索到细节极致时，他仍能看到宏大的场景。他的主要舞台是古希

    腊的“一世界”，无独有偶，这也正是麦克尼尔探究世界历史的主要材料，正如我们之前说

    到的，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也正是希罗多德著于公元前5世纪的《历史》的背景。

    如果我说，这个地区在当今也频频占据新闻头条，可能也不会令人感到意外，这就是

    地中海东部和伊朗-阿富汗高原之间的地区。因为“一世界”地带正是欧亚板块和非洲大陆衔

    接处，此处通路众多，都要经由红海和波斯湾进入印度洋，这使其成为超级战略要地和迁

    移动荡中心，许多相互冲突的民族和教派团体相继出现。希罗多德的《历史》正是抓住了

    此处动荡不定的脉搏。

    希罗多德的猜想

    希罗多德是我行文论道的中心，他在21世纪的重要性不亚于麦克尼尔和霍奇森。这位

    希腊人于公元前490年至公元前484年期间出生于哈利卡那索斯(Halicarnassus)，此地位

    于小亚细亚西南部，当时已臣服于波斯帝国。他认为，希腊人和波斯人决定了战争的起源

    和进程，在地理与人的能动性之间取得了完美平衡。他提出的部分宿命论，正是我们都需

    要的。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以地图为背景的世界，比如希腊和波斯及其各自在近东和北非野蛮地带的势力范围，并告诉我们，个人激情的迸发能够造成具有破坏性的政治效果。希

    罗多德是“敏锐性”的代言人，这正是我们现在亟需恢复的能力，有了它，我们就不会对即

    将到来的世界感到大惊小怪。

    希罗多德曾引用古希腊诗人品达(Pindar，约公元前522-公元前442)之语：“习惯是

    所有人的国王。”希罗多德说：

    埃及人在爱猫死了的时候，会把自己的眉毛剃光以示悼念；利比亚部落会把一边

    头发留得很长，另一边剪掉，同时给猫的尸体涂上朱砂；

    住在里海东部(现属土库曼斯坦)的马萨格泰人，却会在一个人年老体衰时，“召

    集亲戚一起过来把他杀了，把他的肉和羊肉一起炖，举行一场宴会”。

    这说明，一个地方的地理风土具有唯一性，当地人的历史经验，以及由此产生的行为

    举止和想法是各不相同的。

    作为文明和地域记忆的保护者，希罗多德保护着神话、寓言，甚至它们赖以存活的谎

    言。他知道，政治领袖在面对外部事务时，掌握越多诀窍妙招，就越不可能犯悲剧性的错

    误。有一个例子：

    波斯王大流士要攻打居住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斯基泰人，他的军师阿塔巴努斯竭

    力劝阻，称斯基泰是一个移动迅速的游牧民族，他们的居住地长年严寒，没有城市或

    可播种的土地，因此装备精良的大部队找不到攻击焦点。但大流士执意出兵，最终因

    粮草不足而战败。

    希罗多德的象征力量，在于他对人类可信之事的强有力的召唤。古人没有办法掌握大

    量的科学技术，所见所闻因人而异，但信念的力量加上事实的佐证，使他们的见解比我们

    的更生动。地形景观和地理形态对他们而言是实实在在的，而我们却无法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