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虚拟政府信息技术与制度创新.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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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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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虚拟政府信息技术与制度创新》力图证明：真正的挑战不在于构建电子政府的技术能力，而在于克服政府内部根深蒂固的组织性分歧和政治性分歧。谁出资创建新的政府网站？哪个机构负责维护这个网站？谁来保证市民的隐私得到尊重
本书评价
本书是研究信息时代政府治理的里程碑式著作，作者运用丰富的案例研究，阐明了技术变革的浪潮中政府的构建形式和政策制定模式。对于公共管理领域的学生、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来说，本书无疑是一本必读书。
--托马斯·卡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前克林领政府经济与技术顾问
芳汀教授用鲜明的事例向人们展示了信息技术是如何影响政策分析并导致组织变革的。
--保罗·第芒格，普林斯顿大学
本书非常细致地研究了“网络”政府，以及新的交流技术所带来的优势，其研究给我们巨大的启示。
--尤简雷·博偌达奇，加州大学伯克里分校
集权和分权并存
协调和控制已经成为组织、管理、公共政策以及行政管理理论和研究的中心话题。按照传统的解释，组织的集权和分权之间的紧张关系，发生在决定如何作决策权的最佳安排时所进行的复杂的权衡过程中。当地政府是根据本地区特有的信息和经验来制定政策或作出运作决定。与此对照，由于联邦总部的政策贯彻到各个地方机构，它们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必须兼顾到各个地区的情况。而过度的中央控制会影响地方政府对事情的反应度以及相应的自我调整，同时还会给它们带来繁重的向联邦总部汇报的任务。当总部必须在地方政府尚未做出决定时收集所有的相关信息，延迟将变得不可避免。
然而，在边远地区收集的资料一旦被数据化，总部就能像在当地一样轻易地将其提取，也可以无须经过多个等级将其传递。电讯传播网络能大幅度减少管理资料所需的空间、人员以及与资料管理有关的工作。同样，源自总部的信息可以轻易地被传送至地方，促进地方的活动。电讯传播网络现在和因特网逐渐相连，使得官僚机构能将某些任务实行集中管理，也可以将其他一些任务实行分权管理。在进行这样的设计时，一个重要的挑战是必须建构地域单位从而使地方知识的优势最大化，同时利用集权系统来保持控制并减少冗余。地方活动在被数据化之后，几乎可以立即传到中央的数据库，只要处理实际事物的政府官员有能力进行结构性的调整，且不受权衡集权和分权的陈旧思维的约束，集权和分权的行为就可以同时存在。
1989年的某月，美国的东南地区遭到Hugo周风的侵袭，加州北部的一些地区则爆发了Loma Prieta地震。这使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Federal Emergency Man-
agetment Agency，FEMA)肩负起为45万人减尖的任务。该数目是平时三年诚灾任务的总和。两起重大危机促使FEMA开始发展一个用来减灾的整合的计算机系统，该系统同时也是FEMA更大的机构现代化工程的一部分。整合计算机系统的一个新特征是自动化建构评估(Automated Construction Estimating，ACE)，它简化了对灾民的救援程序：为了节省时间，FEMA的现场检查员将灾难给家庭造成的损失(这是决定救援物资数量的基础)通过手提电脑直接汇报给灾难现场办公室
(Disaster Field Office)，该办公室将信息输入系统再传送到FEMA总部，同样，灾民的信息也可以电子传送到总部的中央处理系统，最后可以带来更准确的数据以及更彻底的每日检查.[7一次性将资料输入数字系统，快速将资料从地方分支传给总部，以及用软件计算出损失补偿的数目，这三个方面的成功大大增长了FEMA处理危机的能力。更加快递的反应以及更加强大的基层运作能力得以实现，更重要的是，它们可以和加强了的中央控制相互结合，而不是相互削弱。
资料可以在总部或地方分支得到，资料所采纳的形式则有助于不同级别的决策者。关键性的管理任务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即决定哪些资料是哪个组织机构所需要的，资料的时效性如何，这些资料该怎样以最有用的形式呈现给相关的决策者。从分支机构收集的集中化的资料，有着多重的来源且方便提取；这可以帮助总部避免信息过时或者信息在等级系统中多重过滤所造成的问题。这样的信息系统使得人们能够进行客观的资料删减以及几乎实时的资料传送，当决策者由于身处总部而不能获得足够资料来作出有效运行决策的时候，机构可以从那些资料的分散化得到好处。许多管理者的表现不尽如人意，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充分明了机构的目标所在，缺乏作出明达决策的信息资源；或者因为激励因素和机构目标不吻合，以致他们失去工作的动力。[5]但当激励因素通过共享的信息与控制系统相连时，对管理绩效所产生的影响将是巨大的和有意义的。
韦伯的官僚制度
韦伯尽管把官僚制度描述成一种理想模式，但在20世纪初期他也论证说，官僚制度是能应付现代企业复杂性的唯一一种组织形式。[3]事实上，自古以来在复杂协调出现的任何地方，官僚制度必定也会在那里出现[4]在20世纪，我们变成了一个由组织构成的社会。[5]已经证明，韦伯对于这种组织形式的描述，对于20世纪的公共管理而言，对于1920年的进步议程(progressive agenda)而言(韦伯著作的英文版当年面世)，对于官僚主义者角色的定性框架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6]韦伯概括了官僚制度在经济和政府中的如下几个关键因素：
官僚组织的中心要素
韦伯的理想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十分有利的审视官僚政府的视角。但他宽广的概念框架必须填充更多的细节，才能为我们所用。如果官僚决策者仅是出于提高机构合理化的目的而使用因特网，那么韦伯的逻辑将非常合适。通过标准化、部门化和任务专门化，组织结构的传统功能已经加速了劳动的分工。通过等级制、正式化和社会化，组织机构实现了对工作的协调。我们暂时不用考虑那些情势紧急的事情，比如说界定官僚机构的权限，使官僚机构和其他组织的关系正式化等。公共管理的一个中心任务就是：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协调、功能运行、工作流程和结构要素之反复重组，来设计、维持有效的组织。工作流程的渠道或多或少是成系统的.
它推动信息、活动、生产和决策等因素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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