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账簿与权力

    作者:[美]雅各布·索尔

    译者:侯伟鹏

    出版时间:2020-05-01

    ISBN:9787521708387本书献给玛格丽特·雅各布(Margaret Jacob)引言

    2008年9月，我刚刚写完一本书，那本书讲述的是法国国王路易十

    四(Louis XIV)手下广为人知的财务大臣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

    (Jean-Baptiste Colbert)，我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柯尔贝

    尔接受委托，为太阳王(Sun King)提供微型的金制账簿，以方便国王

    放在大衣口袋里随身携带。从1661年开始，路易十四会每年两次收到这

    类账簿，了解自己的开销、收入和资产状况。这是历史上首次君王对会

    计核算表现出如此大的关注。因此，这看起来就成了现代政治和问责的

    发端：一位随身携带会计记录簿的国王，随时可以对自己的统治疆域进

    行推算。

    随后我意外得知，这场实验是如此的短命。1683年，柯尔贝尔一

    死，路易十四就把这些账簿抛在了一旁。由于他好大喜功，经常发动战

    争，军费支出不菲，他大兴土木，修建凡尔赛宫等的花销惊人，国家财

    政收支一直处于赤字状态。路易十四并不认为会计账簿是实施有效管理

    的财务工具，而认为这是自己为君失败的切实证明。他曾经创立了一套

    会计记账和可靠诚信的账簿体系，而后来，他又开始破坏王国的中央集

    权。其后果就是没人能够将各部门的账户记录整合起来，形成一套清

    晰、集中的会计账簿，而此前的柯尔贝尔曾经做到过这一点。这种做法

    的后果还不止于此，没有哪个部长可以评论国王的财政状况，更不用说

    要把它搞清楚了。如果好的会计记录意味着当情况不妙的时候要勇敢面

    对现实，对路易十四来说，看起来他更喜欢懵懂无知。作为曾经说

    出“朕即国家”(L’Etat c’est moi)这句名言的人，他显然确实是

    这么认为的。再也没有任何势力能够干涉他的个人意志了。1715，在临

    终之时，路易十四承认，他实际上已经把法兰西挥霍一空了。有关路易十四的起起落落，并不是岁月流走的残垣断壁，对我来

    说，在我研究太阳王的黄金账簿的过程中，这段经历更像是一段熟悉的

    过往。也正是在2008年9月的那一周，随着雷曼兄弟银行(Lehman

    Brothers Bank)的倒塌，一段同样令人诧异的类似故事正在上演。作

    为美国乃至世界资本市场的象征，雷曼公司突然之间看起来就如同海市

    蜃楼一般虚幻。路易十四曾经扼杀政府治理中好的会计记账举措，以此

    牢牢抓住统治的权力，与此类似，美国的这些投资银行也曾经积聚起无

    数的财富，但采取的手段是通过那些估值过高的次级抵押债券和信用违

    约掉期产品交易，伪造会计记录，因此给公司带来了灭顶之灾。这套曾

    经被会计师和监管者等认为健康稳健的金融体系，如今向人们展示的，却是从制度设计上就天然存在缺失。

    如果说路易十四更希望不去了解真相，那对于华尔街及其监管者来

    说，看起来他们选择性地忽视了那些可能危及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根

    源。说到纽约联邦储备银行(New York Federal Reserve)主席蒂莫西

    ·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人们认为他至少应当具备金融市场的

    专业知识，但看起来，他不知道或者至少不完全知道，距离自己几个街

    区之外的地方正在发生着什么。对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简写为SEC)来说，其职责是

    把优秀的企业会计实践推广开来，但人们发现它同样毫无知觉，正如当

    时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德勤(Deloitte)、安永(Ernst Young)、毕

    马威(KPMG)和普华永道(PricewaterhouseCoppers)一样。从表面来

    看，没有人曾经对银行账户实施过有效的审计。他们都没有发觉那些一

    眼望去就能看到的事实，即雷曼兄弟公司利用会计舞弊来操纵会计记

    录，使公司表面上满足了偿付能力的要求。

    就在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后不久，其他几家美国投资银行

    也开始倒塌，世界金融体系面临着崩坏的威胁。2008年10月，布什政府

    介入，对银行实施救助并为金融体系提供支撑。之后通过的问题资产救

    助计划(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简写为TARP)，为那些出

    现问题的银行提供了大量资金，为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打上了政府支撑的烙印。2009年，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成为总统，任命盖

    特纳为美国财政部部长(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但是，尽管

    奥巴马呼吁推动美国进入会计诚信的新时代，华尔街依然弥漫着免受惩

    罚的不良心态。对美国银行体系3 500亿美元的注资，成功避免了金融

    体系的崩坏，消除了对世界经济的拖累威胁。但是，国家对这些注资并

    没有什么约束，对于银行如何使用这些资金，也从来没有实施过任何审

    计。美国经济磕磕绊绊，但对这些银行来说，至少它们逃避了一次账目

    清算。

    6年之后，因不良会计记录影响导致遭受金融危机冲击的，已经不

    再限于银行机构了。对于美国、欧盟和中国等大的经济体来说，它们发

    现，在会计演算和诚信记录方面各自面临着更大的风险。从希腊、葡萄

    牙、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遮遮掩掩的银行记录和主权债务问题，到世界范

    围内的政府救助，对于资产负债表和各类报告中的负债水平和养老责

    任，其可信程度越发令人怀疑。人们对私人审计师和公共监管者的信心

    也在不断削弱。就在我们最需要细致审计以便对资产负债表进行评估的

    关键时刻，SEC却面临着费用不足的问题，同时，政府监管机构也在限

    制当时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实施过度审计。

    不管是在私下还是在公众场合，对于极度脆弱的财务问责制度，人

    们都很少甚至根本没有什么抗议之声。一方面，人们会听到对银行免责

    的抱怨，另一方面，对于政府对华尔街自由运作实施的干预，人们又会

    对这些预料之内的措施表示愤慨。但是，人们也从来没有认真讨论过，到底什么是财务问责制度，其运作机理如何，其源头来自何方，现代社

    会为什么会在金融体系和政治诚信两方面都面临着诚信危机，政府和市

    民为什么都既不能也不愿让公司和自己保持诚信。

    《账簿与权力》这本书试图探寻这种背离的源头，通过回顾700年

    前财务问责的历史发端，挖掘财务问责难以实现的根源。会计核算是企

    业、国家和帝国建立的根基。它曾经帮助众多领导者制定大政方针，衡

    量权力的威慑。但是，如果操作不当或者对其视而不见，会计核算也会助纣为虐，正如我们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所清楚看到的一样。从文艺复

    兴时期的意大利到西班牙帝国，从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兰西到荷兰共和

    国、大英帝国以及早期的美国，有效的会计核算和政治问责，正是社会

    起伏兴衰的原因所在。历史一次次地重复着，好的会计核算行为能够增

    加信息可信度，对政府的稳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起着十分重要的作

    用，而糟糕的会计核算以及随之而来的诚信缺失，则会导致金融业乱象

    丛生，引发经济犯罪和形势动荡，甚至带来更坏的影响。这些情况，不

    仅可以解释如今我们所面对的天量债务数据和巨额财务丑闻，也同样适

    用于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Florence of the Medici)、荷兰的黄金

    时代(Dutch Golden Age)、大英帝国的盛世华章，当然还有1929年的

    华尔街。一路走来，貌似只有在财务问责真正发挥作用的有限时间里，资本主义经济和政府运作才能够实现繁荣富强。从人们知道如何恰当地

    进行会计核算至今，已经有近1 000年的历史，但众多的金融机构和政

    权组织往往与此背道而驰。历数那些成功的政权和社会，不仅仅需要具

    备坚实的会计核算基础和浓厚的经商氛围，还需要努力构建其良好的道

    德文化框架，才能妥善应对这样的现实：人类往往习惯于忽略、扭曲以

    及难以达到诚信核算的要求。本书所要探究的正是，面对这样一个简单

    的道理，为什么人们却迟迟难以学会。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成功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定了会计核算制度和相应

    的财务和政治诚信体系。1340年，热那亚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Genoa)在其政府办公室里设置了一本大型账簿。它通过复制记账法将

    该城邦国家的财务状况记录在册。伴随会计核算而来的，是有关政治合

    法性的全新思维：分类账目记录的，不仅仅是商业经营的繁荣，也有政

    府治理的稳健。当时，这个海上共和国既能了解自身的财务状况，还能

    针对未来的问题提前做好安排。热那亚人(Genoese)、威尼斯人

    (Venetian)、佛罗伦萨人(Florentine)和其他商人联盟，或者说至

    少这些城邦的统治者能够维持一定的诚信水平。这就是我们理想中的现

    代政府治理的发端：较为理性、秩序井然而且总体诚信。

    但是，尽管曾经有过成功的记录，事实证明，诚信社会和政府往往难以为继。16世纪，随着意大利共和国的式微和君主制的兴起，人们对

    会计核算的兴趣也逐渐消退。虽然商人对复式记账法日益熟稔，但作为

    政治管理工具的会计记账已经销声匿迹，瑞士和荷兰也只是将其作为君

    主制浪潮下守卫民主制的工具。1480—1700年，在文艺复兴达到高潮以

    及随之而来的科技革命期间，统治者也关注过会计核算。英格兰国王爱

    德华七世(King Edward VII)、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King Philip

    II)、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伟大的奥地利皇帝、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以及德国、瑞典和葡萄牙国王都曾认真查看账户记

    录，并设置了司库和会计账簿。但是，没有人曾经成功做到或者最终希

    望设立这种稳定、统一的复式记账制度，这与14世纪的热那亚人和意大

    利北部联邦曾经的做法大相径庭。实际上，设置良好的财政账簿，意味

    着国王要遵从资产平衡表的逻辑。尽管管理者也曾经试图改革管理制

    度，但他们最终发现，自己需要向上帝负责，而无须理会记账员。这种

    政治权力与财务可信度之间的内在冲突，是导致欧洲长达几个世纪出现

    金融危机的因素之一。

    王权统治认为，清晰透明的会计核算行为是危险的，而事实也的确

    如此。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8年的1781年，作为路易十六(Louise

    XVI)的财务大臣，韦尔热讷伯爵(comte de Vergennes)发觉，自己

    的国家因北美独立战争(American War of Independence)负担债务而

    步履维艰。他警告说，这些债务绝不能公开，因为一旦把皇家账户的收

    支公布于众，就会严重动摇人们对君主统治的信仰：君主统治必须讳莫

    如深。最后，韦尔热讷对法国已经所知甚少了，实际上，当时法国也已

    经临近破产，但是，他对君主统治看法的正确性毋庸置疑。摊开这些会

    计账簿，也就打开了会计问责的闸门。在18世纪80年代，人们在政治辩

    论中首次对皇家账户以及皇室的财务困难程度进行公开讨论时，路易十

    六君权统治的神秘性就开始部分褪色了。再加上其他一系列因素的影

    响，他随后头颅落地。

    但是，即使19世纪那些表面上公开、民选的政府逐渐出现，会计问

    责依然并非能够轻易实现。19世纪时，大英帝国疆域无限，英国正是世界金融中心，其财政管理仍然不时受到腐败和专制的侵扰。19世纪时，美国精心设计了财务问责机制，但同样，面对众多财务会计欺诈、丑闻

    以及镀金时代(Gilded Age)因强盗贵族(robber baron) 而引发的

    危机，它也难以脱身。世界上从来没有持续可靠的完美问责机制。即使

    在民主国家，公司和政府层面的财务问责制度仍然难以把握。

    面对持续不断的金融危机的冲击，正如我们如今所处的形势一样，看起来到了回顾一下财务问责历史的时候了。奇怪的是，几乎没有历史

    学家选择从事这项工作。他们历数了各国的金融史，却很少意识到会计

    核算和问责制度在大国崛起和衰落过程中的核心作用。作为真正属于西

    方发明的事物，复式记账法被置于欧洲和美国经济史的核心位置，看起

    来是再自然不过了。通过对会计核算和问责制度的研究，我们就会明

    白，从根本上来说，各种制度和各类社会形态是如何成功，又是如何失

    败的。我们会认识到，美第奇银行(Medici Bank)、荷兰商业和大英

    帝国都曾经成功过，当然它们现在已经烟消云散了。因此，如果说这些

    制度都曾见识过灿烂的辉煌，那它们也都曾经历过衰落和消亡，在这个

    过程中，会计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回顾财务问责的历史长河，资本主

    义的发展，既非简单的上升前行，也不是繁荣与萧条的单纯重复。实际

    上，资本主义制度和现代政府存在内在的缺陷：危急时刻，会计核算和

    财务问责制度的崩塌，即使并非金融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导火索，也会起

    到火上浇油的效果。一种社会形态要想取得成功，至少从经济方面来

    看，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熟练运用会计核算和财务问责制度，并随后对其

    成功地实施管理。

    如果没有复式记账法，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和现代国家都不可能存

    在，因为这种记账法是计算利润和损失的重要工具，也是实施财务管理

    的基础要求。1300年左右，复式记账法在托斯卡纳(Tuscany)和意大

    利北部地区出现。此前，远古时代和中世纪(Middle Ages)都不曾有

    过复式记账。复式记账法的出现，标志着资本主义历史和现代政治制度

    的发端。那到底什么是复式记账法呢？像收支平衡表这样的单式会计记

    录，只是对单一账户的资金进出进行记录。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复式记账法，这是一种精确控制和准确计量利润、损失以及资产价值的记账方

    法。它通过账簿记录中间的一条垂直线，将账户的贷方与借方分割开

    来。针对计入账户的每一笔贷方额度，必须有一笔借方额度与其匹配。

    人们把收入和费用记入账簿的各列，然后将其加总。借贷必相等。例

    如，每次出售一只山羊，其利润就记在左边，而出售的物品则记在右

    边。随后就可以计算出相应的利润或损失，或者说这笔账目就平衡了。

    一旦账目平衡，交易就结束了，双方都有相应的记账处理。我们因此随

    时可以看到利润和损失。

    对于复式记账法，我们还可以通过会计师所说的会计恒等式来加以

    理解。一家公司所掌控的资产总额，总是准确等于其债务人和股东对这

    些资产可以索取的额度。这使得企业和政府能够掌握其资产和负债状

    况，并避免或者防止盗窃的发生。以财富和收入以及最重要的利润作为

    指标来衡量业绩表现，这使得复式记账法成为财务规划、管理和问责的

    有效工具。

    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到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现

    代经济学思想的奠基人认为，复式记账法是经济和现代资本主义成功发

    展的重要因素。1923年，作为德国社会学和资本主义理论的先驱，马克

    斯·韦伯(Max Weber)写道，现代公司要接受会计问责的约束：“根

    据现代记账法和试算平衡法进行计算，这确定了公司的营业收入赢利能

    力。”韦伯认为，会计是推动复杂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众多文化动力

    之一，并将其置于新教工作伦理(Protestant work ethic)基本特点

    的行列之中，并认为后者是推动早期美国人掌握资本主义文化的重要推

    动力量。

    更为激进的，是富有影响力的德国经济学家维尔纳·桑巴特

    (Werner Sombart)：“我们难以想象，如果没有复式记账法，资本主

    义将会是个什么模样。二者就如同内容和形式一样密切相关。”约瑟夫

    ·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是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政治科学家

    以及“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一词的创造者，他不仅认为会计是资本主义的核心，同时也在感叹经济学家并没有给予其足够

    的重视。他写道，只有通过对会计实践的历史检索，才能构建起有效的

    经济理论。

    这些思想家认为，会计是经济腾飞的重要因素，是了解经济史的关

    键所在。但他们没有看到的是，政权的稳定要依赖于问责制的传统，而

    这又离不开复式记账的会计制度。复式记账法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

    它可以计算出会计利润，还缘于与其相伴而生的有关资产负债平衡的重

    要理念，人们可以借此对政治治理实施评判和问责。在中世纪的意大

    利，资产负债表既反映了上帝审判的一面和世俗的罪恶，同时也体现了

    良好的业务经营和健全的治理结构。当然，仅仅设立一套价值体系是一

    回事，问题在于价值体系的维持，而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实施财务问

    责都是一项持续的挑战。本书所展示的，是当人们不仅把会计简单地视

    为金融交易的一部分，而且看作道德和文化框架的重要内容时，财务问

    责的作用将会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从中世纪到20世纪早期，凭借全面

    的文化渗透，下列社会曾经成功运用会计核算，长期保持财务问责和诚

    信传统：佛罗伦萨和热那亚等意大利共和国(Republican Italian)时

    期的城邦国家、黄金时代的荷兰，以及18世纪和19世纪的英国和美国。

    在它们的教育体系、宗教思想、道德判断、艺术、哲学和政治理论中，都伴随着会计核算的身影。在但丁(Dante)、荷兰大师、奥古斯特·

    孔德(Auguste Comte)、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查

    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路易莎·梅

    ·奥尔科特(Louisa May Alcott)和马克斯·韦伯的作品中，会计成

    为神学和政治著作、绘画作品、社会和科学理论以及小说的描绘主题。

    这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在将现实的商业核算提炼升华为更深层次的

    人文思考时，上述社会不仅将会计核算的作用发挥到极致，还构建起复

    杂的问责文化传统，并针对这类文化所带来的问题衍生出相应的自觉应

    对意识。伴随着问责文化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和代议制政府也相伴而

    生。会计核算和财务问责之间的相互作用，能够决定一家公司甚至是一

    个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因此，金融的历史并不仅是金融危机的往复循

    环，也不仅是经济数据的起伏跌宕，它也是个人和社会的历史。他们更

    熟练地对会计核算及其文化生态之间的关系实施把控，但也经常顾此失

    彼，发现自己陷入预料之外、本可避免而且有时是灾难性的金融危机

    中。在这段历史长河中，会计核算和财务问责有时候显得平凡无奇又难

    以把控。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中世纪意大利会计核算的经验教训，它们既

    对财富积累和政治稳定极其重要，又十分难以把控、脆弱无比甚至危机

    四伏，正如700年前一样，这些经验教训在今天依然适用。

    1. Louise Story and Eric Dash, Lehman Channeled Risks Through ‘Alter Ego’ Firm,” New

    York Times, April 12, 2010.

    2. Alain Desrosières, The Politics of Large Numbers: A History of Statistical Reasoning, trans.

    Camille Nash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77; Keith Thomas,“Numerac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37 (1987):

    103-132. On eighteenth-century North America, see Patricia Cline Cohen, A calculating People:

    The Spreadof Numeracyin Early Ame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Daniel

    Defoe ,chapter 20 in The Complete English Tradesman (Edinburgh, 1839); Ceri Sullivan,The

    Rhetoric of Credit: Merchants in Early Modern Writing (Madison, NJ: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 2002), 12-17.

    3. 强盗贵族是指在某个时代由于政策的监管不力而造就的垄断市场经济的金融资本

    家。——编者注

    4. Domenico Manzoni, Quaderno doppio col suo giornale (Venice: 1540),sig.iiverso.PaulF.Grendler, Schooling in Re naissance Italy: Literacy and Learning 1300-1600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9), 322.

    5. A. C. Littleton, Accounting Evolution to 1900 (New York: American Institute Publishing,1933), 25.

    6. Max Weber, General Economic History, trans. Frank Hyneman Knight(New York: Free

    Press, 1950), 275.

    7. Werner Sombart, Der Moderne Kapitalismus, 6th ed. (Leipzig, 1924), 118. The translation

    is from J. A. Aho, Confession and Bookkeeping: The Religious, Moral,and Rhetorical Roots of

    Modern Accounting (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5), 8. Also see Joseph A.

    Schumpeter,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ed.Elizabeth Boody Schumpeter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156. Schumpeter cited in Yuri Bondi, Schumpeter's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Dynamic Accounting View of the Firm: Neglected Pages from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Economy and Society 37,no. 4 (2008):528.如

    第一章

    早期会计核算、政治和财务问责简史

    《末日审判书》(Domesday Book)记录的情况，如同末日审判

    (the Last Judgment)一样，是不可更改的。

    ——理查德·菲茨涅格尔(Richard Fitznigel)，伊利主教，1179年

    今罗马皇帝奥古斯都(Emperor Augustus)的大名无人不知，这从

    他的建筑、雕像中可见一斑，也是因为在古代历史记录以及罗伯特

    ·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的小说《我，克劳迪斯》(I, Claudius)

    中，他被塑造成一个十分谦和而又过于慈祥的角色。他曾经宣称，自己

    发现罗马城的时候它还只是一座粗制滥造的城市，但他给后人留下的是

    一座金碧辉煌的都城。但从奥古斯都的自述《奥古斯都大帝的神迹》

    (The Great Deeds of the Divine Augustus，约公元14年)中，我们才能真

    正发现其统治权力的关键。在这本书中，他历数了自己的建筑、军功和

    伟绩。他也引用了大量数据。奥古斯都以此来描绘自己的成功，他炫耀

    称，自己从个人金库中拿出17 000万塞斯特斯(sesterce，古罗马货币单

    位)用以奖励得胜归来的罗马士兵。作为奥古斯都丰功伟绩的象征，这

    些财务数据是从基本的会计账户中摘录而来的。作为朱利诺-克劳狄王

    朝(Julio-Claudian dynasty)的真正创始人和罗马帝国的缔造者，他把

    会计核算和清晰的数据与王朝正统及丰功伟绩联系在了一起。

    正如其他会计历史所记录的情况一样，没有人曾经注意到这一点。

    奥古斯都这位皇家会计师的故事，从来没有人传唱。而后来的那些帝王，尽管可以追随并模仿这位罗马帝国之父，却没有人能够完全复制他

    的功业。即使知道或者理解其政权账户中的各类数据，也很少会将其公

    布于众并以此彰显皇家伟业。

    奥古斯都的时代，属于会计信息易于获取甚至是广为流传的时代，接受奥古斯都的罗马教育的族长或者贵族，并不会羞于展示自己可以运

    用会计信息。尽管奥古斯都时代就利用会计核算作为管理和执政手段，但是直到大约1700年之后，政治领袖们才敢于公布会计账簿中的财务数

    据，以此彰显政治权力和政治举措的正当性。奥古斯都认为正确无比的

    举措，在今天看来也是再正常不过的行为了，却花了1 000多年的时间

    才真正固定下来。会计核算在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希腊和罗马等地发展缓慢，直到中世纪的意大利将其改造成复式记账

    法，才成为资本主义企业进行利润核算和政府管理的强大工具。

    数千年来，中世纪的人们沉浸在会计账户的世界中，创新却始终乏

    善可陈，几乎没有人能像奥古斯都一样对会计工具的利用得心应手。单

    式会计曾出现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以色列、埃及、中国、希腊和罗马

    等地。希腊人、托勒密王朝下的埃及人和阿拉伯人的文明曾经达到相当

    高的水平，几何学和天文学方面的成就数不胜数，但他们都没有创造出

    复式记账法，而其对准确计算利润和损失是至关重要的。

    古代记账的范围仅限于店铺核算，也就是基本的存货盘点。马克斯

    ·韦伯认为，究其原因，是家庭活动与业务经营的分离，以及古人缺乏

    利润核算的概念，并且没有定期(比如一年)对总资产进行评估的想

    法。但是，尽管缺乏对资本和利润的现代理解，会计文化和核算思维在

    古人的公共活动中还是占据着重要的一席之地。

    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有记录，就会有记账或基本的核算行为发

    生。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贸易合同、仓库文件和交易记录都会构成基

    本的账户内容，常见的有面包店的存货记录等。会计核算的目的主要是

    为了存货盘点，但也可以用来计算剩余粮食的多寡，在此基础上才有了

    长久宁静的乡村、田地，并进一步孕育出广阔无垠的文明景观。公元前3500年，苏美尔人(Sumerian)发明了土制符号，以此记录所换出或收

    到的物品。不久之后，土制符号就被平滑的泥板文献取代，后者可以把

    基本的货物信息以书面形式记录下来，这在亚述人(Assyrian)和苏美

    尔人的手工艺品中已经十分常见了。巴比伦人的《汉谟拉比法典》

    (Code of Hammurabi，约公元前1772年)之所以有名，不仅是因为该

    法典“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规定(这是会计核算的雏形)，还因为其

    针对商业交易制定了基本的核算原则，提出了城邦审计的管理要求。第

    105条规定，收到资金时，如果没有用章签字，任何代理人都不能就收

    款行为进行账务处理。城邦制作了其当前资产的目录清单，并在金库中

    记录在案，甚至利用存货记录的会计账户，跟踪谷物生产和面包坊的经

    营情况。

    一旦城邦开始涉入会计和审计工作，数据、道德和政治问题就开始

    互相交叉。在古代雅典，人们认为会计核算与政治责任是紧密相关的。

    从一开始，一套复杂的账簿记录和公共审计体系就始终位于民主政制的

    核心位置。人们认为雅典国库神圣无比，将其办公地点设在提洛岛

    (Delos)，位于司库的监督之下。底层市民和奴隶经过培训，被雇用

    为会计人员。总体来说，雅典人更愿意让奴隶成为审计官和审计师，因

    为他们更能经受住各种考验，而自由民则难以做到这一点。还有更高级

    别的长官和账务检查人员，他们负责监督政府账户。在寡头政治体制

    下，少数政治强人大权在握，不存在财务问责制度，与此相反，雅典民

    主制下存在财务问责制。在朴素的民主政治理念指导下，所有雅典公职

    人员的账户都要接受审计。即使是参议院议事会(Areopagus，即高等

    法院)成员，包括牧师和女祭司在内，都需要完整解释资金流动情况，且范围不仅限于公事，还要将礼品等包括在内。雅典居民禁止离境，不

    能向天神敬献物品，在接受公众问责之前，不能订立遗嘱。在研究雅典

    政制的最后著作中，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将公共审计官称为罗基斯

    塔埃(Logistae)，他们负责对公职人员和城市行政官的账目实施审

    计。在得知腐败案件之前，这些审计官要对有问题的公职人员的账目实

    施公开审计。但即使存在这类会计核算和政治问责等制度设计，腐败问题依然层

    出不穷，雅典人费了很大力气，才将问责制维持下去。作为将军和政治

    家的阿里斯提德(Aristides，前530—前468)备受人们的尊敬，他抱怨

    说，对于罗基斯塔埃实施的严格审计，人们认为这是一种不好的行为。

    对于一定水平的腐败，人们可以理解和容忍，而对于严格的审计行为，人们却认为这是破坏现状的举动。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Polybius)注

    意到，即使某一城邦设有10名审计师及同样多的官印和公众监督官，依

    然不能保证某些人的诚信。这隐含的意思是，聪明人总是可以做假账。

    不管诚信与否，会计核算都得到了长足的应用，并成为罗马帝国国

    内经济的基石。对于房屋或财产等公共财物的管理，亚里士多德有自己

    的认识，他将其称为经世致用(oikonomia)，也就是“经济

    学”(economics)一词的根源。经世致用并非现代经济学意义上以利润

    为导向的财务管理，而是指对政府和家庭的经营管理。罗马人采纳了亚

    里士多德的观点，私人家庭会计由此开始兴起，罗马政府要求一家之主

    持有家庭账簿，税收专员可以对此实施审计。家族主人还设有一本流水

    账(对所有收支的日常记录)，每个月可以登记收入和支出情况，他也

    经常会将未来收入以及未决债务登记在内。银行家也设有同样的基本单

    式账簿。为了满足城市或省级行政官的审计需要，银行家或市民也需要

    将账户结平。

    罗马共和国和早期的罗马帝国都是有众多审计员的，他们也被称为

    财务监督官，负责对公共财政人员实施监督。普林尼(Pliny)在著作

    《博物志》(Natural History)中写道，公元前49年，也就是恺撒

    (Caesar)越过卢比孔河(Rubicon)的那一年，罗马国库中藏有17 410

    磅黄金，22 070磅白银，6 135 400塞斯特斯铸币。当时的国库司库与铸

    币厂的会计及助理人员频繁沟通，以确保可以满足财政支出的需要，尤

    其是作为大头的军费支出。

    罗马财务监督官掌管着国库的钥匙，国库就在萨图尔诺农神庙(Temple of Saturn)中，现在已经成为罗马最古老的圣迹，此地还有

    《罗马法》碑文。国库文书也要按月记录资金的收入和支出情况，详细

    记录每笔交易的经手人员、日期和交易性质。记载负债情况的账户和军

    队及省级财务官的往来账户，必须分开记录。至于中央会计处，也就是

    所说的档案馆，也要受到主管人员的监督，中央会计处所需人手要由监

    督者、记录员、会计和出纳人员构成。

    如同在雅典一样，罗马的财政会计制度也岌岌可危，腐败诈骗随处

    可见。在《反腓力辞》(Philippics，前44—前43)中，西塞罗

    (Cicero)就会计坏账问题抨击马克·安东尼(Mark Antony)，后者在

    债务和财务交易方面存在诸多问题。西塞罗声称，马克·安东尼的会计

    账目十分糟糕，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将从恺撒那里偷来的钱“挥霍无

    数”，甚至还伪造账簿和签名。尽管西塞罗揭发了这些坏账，但作为行

    政副官的马克·安东尼并没有因此入狱。随后不久，作为与莱皮杜斯

    (Lepidus)和屋大维(Octavius，也就是后来的奥古斯都大帝)同盟的

    协议方之一，马克·安东尼重回权力巅峰，他对西塞罗穷追猛打直至将

    其捕获，并将其脑袋和双手砍下，在罗马广场上公开示众。这更加印证

    了一条至理名言：对于那些要求其公开会计账簿的人，掌权者的反应并

    不怎么友好。

    但是对于那些不良会计记录的肇事者来说，他们也往往会遭到报

    应。奥古斯都反过来又杀死了马克·安东尼(其军事组织才能与会计做

    账本领难分高下)，攫取了大权，登基为帝，使乱作一团的帝国重新恢

    复了秩序，让帝国账簿焕然一新。与竞争对手不同，奥古斯都的会计记

    录准确，也被称为理性之书(rationarium)。实际上，罗马历史学家塔

    西佗(Tacitus)认为，奥古斯都在就任帝国皇帝(公元前27—公元14)

    之前，就已经亲自保管这些会计账簿了。这些账簿所记载的，是有关帝

    国财务状况的汇总信息、帝国军队和建筑工程的数据资料以及各行省税

    收账户中的资金额度等。

    奥古斯都转而利用这些个人账户的数据信息，为“奥古斯都神的功业”添加注脚，这些业绩被铭刻在公共建筑物的正面墙壁上，并张贴在

    帝国各处的宣传展板上。即使罗马帝国每年财政收入高达5亿塞斯特

    斯，奥古斯都依然十分重视，包括各类辉煌建筑、雄伟大军以及最重要

    的向士兵发放的个人补助等，这些功绩所需的资金都出自他自己的腰

    包。他也注意说明，自己的个人财富从何而来，为麾下将士征用的货物

    向城镇支付补偿，并提及各项支出的金额，以展示自己的慷慨大度。通

    过这种方式，奥古斯都积极思索着如何才能管理好整个帝国，并利用自

    己的个人账簿记录，作为项目构想和规划实施的工具，同时也利用其进

    行个人的宣传推广。

    随后，将帝国账簿记录信息进行公开的行为就成为一项传统。尽管

    提比略大帝(Emperor Tiberius)并没有延续这一传统，但卡里古拉大帝

    (Caligula)偏偏向公众展示了帝国账户的基本情况。尼禄大帝

    (Nero，36—68)因为对黄金情有独钟而广为人知，他提名执政参议员

    负责管理位于萨图尔诺农神庙的国库。这充分表明，至少到戴克里先大

    帝(Diocletian，244—311)统治期间，奥古斯都统治下的帝国财政管理

    体制依然在发挥作用。

    尽管这种会计制度在帝国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为维护帝国

    统治的合法性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该制度依然存在许多重大缺陷。会计

    账簿被妥善保存，会计记录也要接受审计，但腐败舞弊等依然存在(而

    且得到了普遍的容忍，在涉及重要数据的时候更是如此)。同时，罗马

    帝国的经济实践并不重视利润和未来的收益，而这正是复式记账法的主

    要功能。地中海上航运和贸易的繁荣，支撑起庞大的罗马帝国，却没有

    形成统一的经营理念或运作体系，对贸易发展的实践进行理论归纳。而

    贷款依然遵循着典当经纪的模式，阻碍了信用文化的发展。人们更喜欢

    把珠宝藏在宫殿中，把黄金囤积起来，却不希望把财富作为资本投资出

    去来赚取利润。尽管从理论到实践都有大量的案例，却从来没有出现过

    业务经营的理念。

    随着时间的推移，财务官的办公地点也在发生变化，这集中体现了帝国皇帝的意志变迁。伴随着帝国的衰落，公共财政账户越来越多地受

    到帝国皇帝个人权限的影响，结果就是，正如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所说，每个人都被反复灌输这样的思想，即认为“所有的资金

    支出都源于帝王个人的馈赠”，而并非帝国的财政。后期的帝王认为国

    库十分神圣，到康斯坦丁大帝(Constantine，325)统治时，他把罗马

    帝国的新首都设在了博斯普鲁斯(Bosporus)，此时的国库主管已经只

    是贵族称谓，而并非专业的行政官僚了。

    随着公元476年罗马帝国的坍塌，帝国陷入了君主、国王和勋爵各

    自占山为王的境地，这意味着审计实际上已经不再可行了，因为这些贵

    族人士已经取代了官僚统治的帝国。但是，尽管西罗马帝国(Western

    Empire)已经消亡，天主教会及无数的修道院作为帝国继承者，依然在

    通过基本的会计核算和审计工作，对土地、货物和资金支付等实施管

    理。而且随着哥特人(Goth)、法兰克人(Frank)和维京人(Viking)

    的入侵，从查理大帝(Charlemagne，742—814)、奥托大帝(Emperor

    Otto，912—973)到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1028—1087)

    等帝国新王再次发布各项规定，以图更好地攫取财富，管理自己所征服

    的领土。所谓封建制度，是指在日耳曼(Germanic)王国、郡县以及古

    罗马帝国制度的融合过程中，随之出现的领主、封臣和农奴等制度不断

    变化的社会形态，封建制度最大的悖论之一就是，个人对公有土地的占

    有，却导致了法律文书和会计核算缓慢而稳定的发展演进。中世纪维持

    社会形态的基石，不仅包括基督源于教父的理念及其修士宗派等内容，还包括查理大帝在记载其执政的法典中所推崇的税权天赋及财产神圣不

    可侵犯的理念。会计依然是政府管理的重要工具，但对于那些腰缠万贯

    的修道院僧侣、法兰克国王和地主来说，他们并不会像奥古斯都那样，主动披露财务信息。

    在千年之交，随着贸易的繁荣，文书、记录、法律事务也发展起

    来，会计核算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当1066年征服者威廉入侵英格兰的时

    候，他面临着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在一举攻陷了整片领土之后，他可

    以从零开始，任意起草全部的统治规章，实现对整个国家的统治，却无须遵循传统的封建统治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统治传承和联姻通婚会

    逐渐将王朝肢解，最终导致存在争议的领地乱作一团。随后，诺曼人

    (Norman)征服英格兰之后，统治者有机会强化自身的管理体系，在

    此过程中产生了大量新的封建土地合同，这就要求世俗统治者和宗教领

    袖都要进行更为清晰准确的财务会计核算。《末日审判书》(1086)属

    于威廉的个人记录，是对财产权、法律特权、义务和宗教权力的说明，也明确了按照此前的皇室协议，威廉可以就哪些方面征税的问题。该文

    件的名字意思就是“世界末日”，清晰明确地将皇家的审计与上帝的最终

    认同放到了同等重要的位置，声称所有人都必须遵守。

    时间来到了13世纪，随着贸易的复苏和货币流通日益频繁，各国统

    治者和地主都开始提高记账的质量，各类手工记录迅速增加：特许权证

    明及法律规章、证明文件、许可证、令状、财务账、财务调查及租赁合

    同、法律记录、年鉴、编年史、房产契据(世俗及宗教契据)、登记簿

    (法律登记簿或管理用登记簿，通常由法院和议会持有)以及高雅作品

    和文学作品。所有这些书面材料都与会计账簿记录存在关联。法律规

    定、财产权利和征税行为都需要进行会计核算和记载，对相关资料进行

    记录、收集和保存，这是一国信息体系的构建基础。在英格兰，国库或

    皇家财务官开始设置十分细致的各类账户记录，因为其类似羊皮纸卷起

    来的形状，也被称为国库档案，用以记录各类收入、支出和罚款等。这

    类记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汇总皇家收入情况，而不是用来计算因资本

    或人力而带来的利润。

    这些国库文件不仅会存放在大臣府邸和市政厅里，也会在法律规定

    以及议会所在的卡尔特修道院那里保管，以便于律师对此进行研究。此

    外，地方法官、部长大臣以及王公贵族等也会私下保存这些资料。作为

    封建贵族的落脚地和中世纪经济的主体，领主庄园成为会计核算的中

    心。尽管封建领主还没有利润的概念，他们还是会努力经营自己的封地

    以实现盈余的积累。书面记账是他们享有的一项特权，因为羊皮纸十分

    昂贵，而且如果大规模推广的话，账簿记录的成本也很高。有经验的书记员十分稀缺，培训费用相当昂贵。很多账户只是记载日常支出情况，根本没有长期保存的打算。

    在英格兰，管理人、托管人或法定的土地经营者会学习基本的单式

    记账法，主要涉及厘清收据资料、为交易和财产(如马匹)誊写恰当的

    标题以及进行基本的对账核算等。起初，管理人需要搞清楚欠款信息，要根据收据和其他形式的财产收入进行入账登记。随后，对于那些房产

    和人工方面无法查明的材料成本，他也需要一一列明。

    对于司法人员和警务人员来说，他们要负责检查政府官员，尤其是

    税务员和司库的账户信息，因此审计工作显得十分重要。“审计”一词是

    在统治者和领主聆听而不是视察其账户信息的时候才出现的。它源

    于“听众”这个词，即君主或领主通过听取口头报账来验证账目。13世纪

    时，审计官也被称为国库财务审计(Auditors of the Exchequer

    Account)。英国的财政支出和税收收入受到议会越来越严格的审查。

    我们甚至可以说，英国财政要接受各级政府的检查，混合政体骨子里深

    深铭刻着审计的烙印。国王的费用支出和个人收入尽管可能数目不菲，却往往秘而不宣。尽管他可能向议会公布过自己费用支出的大体情况，但这种情况十分罕见，也没有有效的审计制度加以规范。正如欧洲其他

    国王直到19世纪依然坚守的一样，爱德华三世(Edward III，1327—

    1377年在位)公然声称：除了上帝之外，国王的账目不会向任何人公

    开。

    面对这些账簿记录和信息资料，我们不禁会感到怀疑：它们能够起

    到基本的作用吗？显然，对一位优秀勤勉的会计师来说，每天进行日常

    记录，应当可以保证一定的会计核算水平。涉及现金和存货管理方面，确实能够做到这一点，但即使是在这两个方面，他们也难以做到万无一

    失。没有阿拉伯数字，因此也没有分数，罗马数字体系存在内在缺陷。

    无论账簿记录人如何敬业，过多的X、L和I的存在，导致数据烦琐无

    比，比如DCCCXCIII(893)，而且根本没有使用分数的余地。要想使

    复杂的贸易活动能够发展繁荣，急需一套新数字和新会计核算方法的出现。

    到12世纪时，意大利北部成为欧洲最富有和最著名的地区，遍布着

    商人主政的共和国城邦，比如佛罗伦萨、热那亚和威尼斯等。这些城邦

    没有国王，贵族阶层也已经城市化，认同城邦政府的统治权威，意大利

    北部成为全新的存在：它们由富裕的城邦国家构成，由贵族商人进行管

    理，商人通过贸易积累了不菲的财富。正是在这片土地上，多人合伙公

    司、银行业和长途贸易蓬勃发展起来，随之而来的，是资本主义利润和

    复式记账法等概念的兴起。

    因与东部的拜占庭(Byzantium)的联系，意大利北部受其影响较

    深。拜占庭的皇帝、法院、货币及其奢侈品市场，对意大利北部的影响

    无处不在，从追求甜品的风气、日历到宝石、丝绸以及希腊古代文化卷

    轴等都有所体现。罗马帝国的希腊遗址提醒着意大利人曾经的辉煌，引

    起他们对华贵风尚的追忆。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米兰

    (Milan)、卢卡(Lucca)、比萨(Pisa)和其他贸易城市，出发的货

    船源源不断，由此，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繁华贸易地带，各行各业如雨

    后春笋般蓬勃兴起。教皇作为神父、大祭司(Pontifex maximus)和主

    教，也是罗马帝国的世俗统治者，通过红衣主教和王公贵族收税，制定

    法律，并操纵着从西欧到拜占庭东正教(Byzantine Orthodox Church)

    的外交动态。

    尽管名义上要受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Holy Roman Emperor，德国

    人或奥地利人)的管辖，意大利的城邦和市镇却十分令人羡慕，它们属

    于独立的商业共和国，由行业公会、各委员会、参议院和总督等实施管

    理。官员通常是通过选举产生的，就如同公司的经理人一样，任期固定

    并领取薪水。 在这种商业城邦遍布的大环境下，会计核算的潮流以及

    城邦管理和问责理论蓬勃兴起。按照商业经营的原理，商人实现了自我

    治理。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当时单式记账法已经十分普遍了。1202年，比萨市商人莱昂纳多·斐波那契(Leonardo Fibonacci，约1170—1240)

    写下了有关会计核算的奠基之作 ——《珠算原理》(Liber Abaci)。在阿尔及利亚的布日伊市(Bougie)，也就是如今的加耶(Bgayet)等地

    中海港口城市从事贸易活动的时候，他掌握了有关珠算和阿拉伯数字的

    知识。作为一名商人和政府职员之子，斐波那契的著作，远远超出了如

    何进行纸面速算的实用手册范畴。书中借用了阿拉伯人发明的代数学知

    识，用来解决复杂的数学问题，比如“一对兔子一年内将繁衍出多少只

    后代(377)”等问题。书中还列出了很多问题，比如“辣椒与生姜交

    易”和“三人开设一家公司”等，还有计算兑换比率的问题，并就如何解

    决这些问题进行了论述。

    尽管斐波那契并非使用阿拉伯数字的首位基督徒，但在将阿拉伯数

    字介绍给意大利北部的商人群体的时候，他的著作发挥了关键作用。在

    这本书之后，人们才意识到，算盘不只是一块木框，它内部还有插槽和

    算盘珠，并可以上下移动。如前所述，仅仅通过罗马数字是无法进行小

    数计算或复杂运算的。阿拉伯数字所带来的是计算精度和运算速度的提

    高，而珠算的引入，则意味着可以利用数学方法来解决现实问题，并满

    足即时交易的需求。

    到了13世纪末期，托斯卡纳(Tuscany)地区的珠算学校已经十分

    常见了，也有很多著名的教授，他们大多来自佛罗伦萨地区，不仅开始

    散布斐波那契的著作内容，推广使用阿拉伯数字，而且还推广使用算

    盘。1277年，维罗纳市(Veronese)一份正式公告提到，该市存在利用

    算盘进行会计核算的情况，1284年，该市政府任命了一个名叫Maestro

    Lotto的人，他是来自佛罗伦萨的公共珠算教授。对意大利的共和制城邦

    国家来说，珠算学校成为商人公民的通俗教育中心。这些学校会讲授应

    用数学和其他知识，比如字母表、散文入门、教义问答等。

    这些中世纪的意大利商人的行为，是那些古希腊人、波斯人以及罗

    马人、伟大的亚洲王国的人民以及封建领主所不曾做到过的：不声不响

    间，他们发明了复式记账法，实现了会计利润的精确核算，迈出了革命

    性的重要一步。对此，唯一的解释就是，意大利商人需要复式记账法，以此来核算合伙企业经营状况、权益额度和经营利润等，为响应这种需求，复式记账法应运而生。尽管对于到底是谁最先使用这种记账法，我

    们不得而知，但从托斯卡纳商人这里，复式记账法开始得到发扬光大。

    相关记录主要在一些辩论中，但公认最早使用复式记账法的记录，是下

    面的账簿记录中的一个：交易范围涉及全欧洲贸易市场的瑞尔菲尼兄弟

    公司(Rinieri Fini brother firm，1296)，或者是往返于佛罗伦萨和普罗

    旺斯(Provence)之间开展贸易的法罗尔菲商人之家(Farolfi Merchant

    house，1299—1300)。法罗尔菲公司并没有设置简单的账簿，而是采

    取了更特别和更新潮的记账方法：它们设置的记账制度，能够实时计算

    业务经营和资产状况。交叉索引的借贷记录显示，双方实际上是互相抵

    销的。不仅如此，在法罗尔菲的会计记录中，将预付租金作为递延费用

    进行处理，这正是复式记账理念的具体运用。它针对一间房屋，提前4

    年预付了16图尔里弗尔(livres tournois，简称里弗)。在第一年年末的

    时候，公司将4里弗计入了当期费用账户，而剩下的12里弗依然留在账

    上，作为随后的递延支出。

    除了这些账目之外，对于复式记账法到底何时出现，我们似乎看不

    到任何相关资料，也无法确定关键节点。其出现并不是单一数据作用的

    结果。但是，关于为什么复式记账法会出现在1300年前后的意大利，确

    实存在一些基本的理论铺垫。阿拉伯数字的推广是一个因素。此外，随

    着贸易的繁荣，市场产生了更多的资本需求，合伙企业逐渐出现。中世

    纪的会计师不再将记账视为财富持有的手段，而是认为，这是在多个投

    资合伙人之间进行权益计算和分配的一种工具。利用这种会计核算方

    法，商人不仅可以记录收入和支出状况，还能汇总核算累计利润情况，满足投资者的索取需要。如果没有复式记账法，就难以对不断增长的利

    润情况进行核算：随着时间的推移，只有通过复杂的会计核算方法才能

    对投资权益进行分别核算。同时需要计算收入和支出的情况下，会计核

    算原理仍然是一样的：如果通过分期付款的方法，定期偿还债务，那通

    过复式记账法就可以随时计算出还有多少剩余债务。

    随着贸易范围的不断扩大，商人不能像往常一样亲自运送货物，这就导致他们对代理人的依赖不断增强。货物从仓库发出后，在等待销售

    收入确认期间，复式记账法会将其确认为损失。只有借贷双方平衡，才

    能把货物发出和收入入账这两边结平。

    最初，复式记账法采取了段落记录的形式，借方段落与贷方段落相

    互对应。随后，这些段落变成了双边的，也就是分别把它们并排记在纵

    列的两侧，并以纯粹的数字取代了相关的段落和表述。有关复式记账法

    的最早案例之一，是1340年热那亚商人Jacobus De Bonicha的账簿记录，其获利不菲的胡椒交易被记载于该市政府的总账中。这条会计记录的来

    源，是已知现存最早的采用复式记账法的重要政府账簿。考虑到热那亚

    这座城市与拜占庭之间庞大的商船规模和繁荣的贸易往来，在这里出现

    这种情况并不令人惊讶。通过这本记录，我们能够感受一下，双边记录

    及相应合计数的早期复式记账法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尽管在实施记账核算方面，银行家把各城邦国家远远地甩在了后

    面，热那亚人却搞清楚了如何才能利用复式记账法，来管理和记录这座

    城市的各类财务交易活动，其范围从税收收入、城邦支出到该市的贷款

    和债务等无所不包，甚至还包括向士兵支付的抚恤金以及总督的个人账

    户等。如经营一项业务一样，热那亚城会借出资金，并针对其实施的投

    资活动开设交易账户，不仅将各项费用记录下来，更重要的是还要核算

    账户的损益情况。该市的总账记录了贸易货物的详细信息，比如中国的

    丝绸和胡椒，还包括海关收据等。他们不仅会严格根据复式记账法的要

    求把账户结平，城邦会计员还要提供具体的索引信息，包括完整的页码

    编号，保证每笔交易在过入总账之前，都要首先进行详细的记录。总账

    每年都要进行结账处理，没有完成的交易要继续转到新的账户中。热那亚管理者账簿并不仅仅是为了财务核算和记录之用，它们还被

    用于内部的问责。财务报告中的舞弊始终存在。因此管理者要求，所有

    的交易都需要由公证人见证才能进行记录。账簿记录不允许修改，在交

    易入账之前，账簿所有页面都需要连续编号并加以验证。最重要的是，根据1327年一款“所有账簿记录都要仿效银行”的法律要求，上述财务审

    计制度逐渐成形，要求该城邦的所有业务都要由两名正式会计共同记

    录，并且城邦每年都会对其进行审计。

    学习现代金融和政府治理的学生会对这些账簿记录感到惊奇。这些

    记录清晰明确，数据契合无误，并且有防止舞弊的内部审查制度。这种

    会计核算和财务问责制度的设计，远远超出了古人。尽管这种制度十分

    新颖且设计高效，其推广范围却没有超出意大利文艺复兴(Renaissance

    Italy)的范畴。在接纳这些传统的商业共和管理制度方面，北部地区强

    大的君主制国家总是慢人一步。经过了600年漫长的时光之后，人们才

    重拾复式记账法，再次将其作为政府管理的工具，用于中央政府的账簿记录和联合政体的财务审计。在欧洲政府有效利用会计工具之前，面对

    必要的财务秩序，以及预料之内的在基督看来不道德的资金核算行为，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不得不在二者之间求取平衡。

    1. Suetonius, The Twelve Caesars, trans. Robert Graves (Harmondsworth,UK: Penguin

    Books, 1982), 69; Res gestae divi Augusti, trans. P. A. Brunt and J.M. Moo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stanza 17.

    2. Salvador Carmona and Mahmous Ezzamel, “Ancient Accounting,” in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Accounting History, ed.John Richard Edwardsand Stephen P. Walker (Oxford:

    Routledge, 2009), 79.

    3. Ibid.,14;Max Weber,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s, trans.and e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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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ugustus Boeckh, The Public Economy of Athens (London: John W. Parker,1842), 185–

    189, 194; Aristotle, 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 trans. P. J. Rhodes(London: Penguin Books,1984), 93-94.

    6. Boecke, The Public Economy of Athens,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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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Ibid., 31.

    10. Cicero, The Orations of Marcus Tullius Cicero (Philippics), trans.C.D.Yonge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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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Oldroyed, The Role of Accounting,” 123.

    12. Res gestae divi Augusti, stanzas 15–16; Oldroyd, The Role of Accounting,” 125.

    13. Oldroyd, The Role of Accounting,” 124.

    14. Moses I. Finley, The Ancient Econom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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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T. Cadell, 1781), 1: chap. XVII, 55.16. M.T.Clanchy,From Memory to Written Record: En gland 1066–1307 (London: Blackwell,1979); F. E. L. Carter and D. E. Greenway, Dialogus de Scaccario (The Course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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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Clanchy, From Memory to Written Record,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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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Quotations from Grendler,Schooling in Renaissance Italy, 307; Ingrid D.Rowland, The

    Culture of the High Renais sance: Ancients and Moderns in Sixteenth-Century Rom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110-113.

    24. Grendler, Schooling in Renaissance Italy, 307.

    25. Ibid., 308.

    26. Carte Strozziane, 2a serie, n. 84 bis, Archivio di Stato, Florence. Also see Geoffrey A. Lee,The Coming of Age of Double Entry: The Giovanni Farolfi Ledger of 1299–1300,” Accounting

    Historians Journal 4, no. 2 (1977): 80.On Italian origins of double-entry bookkeeping, see

    Federigo Melis, Storia della ragioneria, (Bologna: Cesare Zuffi, 1950);Federigo Melis,Documenti per la storia economica dei secoli XIII-XVI (Firenze: Olschki, 1972); Raymond de

    Roover, The Development of Accounting Prior to Luca Pacioli According to the Account

    Books of Medieval Merchants,” in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Accounting, ed. A. C.Littleton and

    B. S. Yamey (London: Sweet Maxwell, 1956), 114-174; Raymond de Roover, The

    Development of Accounting Prior to Luca Pacioli,” in Busincess, Banking and Econamic

    Thought in Late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Selected Studies of Raymond de Roover,ed. Julius Kirschn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4), 119-180; Pietro Santini,“Frammenti di un libro di banchieri fiorentini scritto in volgare nel 1211,” Giornale storico della

    litteratura italiana 10 (1887): 161–177; Geoffrey Alan Lee, The Oldest Europe an Account

    Book: A Florentine Bank Ledger of 1211,” Nottingham Medieval Studies 16, no.1 (1972): 28–60; Geoffrey Alan Lee, The Development of Italian Bookkeeping 1211-1300,” Abacus 9, no. 2

    (1973): 137-155.

    27. De Roover, The Development of Accounting Prior to Luca Pacioli,”124, 122.

    28. Edward Peragallo,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Double Entry Bookkeeping: A Study of Italian

    Practice from the Fourteenth Century (New York: American Institute Publishing Company,1938), 4-5; Brown, Accounting and Accountants, 99; Alvaro Martinell, The Ledger of

    Cristianus Lomellinus and Dominicus De Garibaldo, Stewards of the City of Genoa (1340-41),”

    Abacus 19, no. 2 (1983):90-91.

    29. For an analysis and reproduction of the Genoese pepper account see Alvaro Martinelli, The

    Ledger of Cristianus Lomellinus and Dominicus De Garibaldo, Stewards of the City of Genoa

    (1340-41),” Abacus 19, no. 2 (1983):90-91.

    30. Ibid., 85.

    31. Ibid., 86.第二章

    既要信仰，也要金钱

    天威难测。

    ——鲁斯帕(Ruspe)的傅箴修(Fulgentius)，533年

    1383年1月10日，弗朗西斯科·达梯尼(Francesco Datini)从教宗国

    阿维尼翁(Avignon)回到了佛罗伦萨北部的故乡普拉托(Prato)。当

    时托斯卡纳富商和银行家的数量不断增多，正如其中许多人一样，达梯

    尼在与教会的贸易过程中逐渐积累起财富。他涉足外汇交易，在法国和

    英国的百年战争(Hundred Years’ War)过程中贩卖武器，并投资于羊

    毛贸易，通过这些投资，当时来自英国、卡斯提尔(Castile，西班牙古

    国)、佛兰德斯(Flanders，欧洲古国)、香巴尼(Champagne)以及

    佛罗伦萨等地那些目光敏锐的商人发了大财。达梯尼克服了国际贸易中

    的重重困难，投资收益率为9%左右，他的经营业绩很优秀，以至于熟

    悉他的邻居都会称他为il ricco，也就是“富翁”，但当地收税员对此一无

    所知。“我们不知道他的财富有多少，”他们困惑地说，“但是上帝知

    道。”达梯尼十分谦逊，一心向主而又严格自律。最重要的是，他是一

    个很好的会计员。但是，在他心头挥之不去的，是他认为，自己赚钱的

    本领也是一种罪恶。

    1386年，回到佛罗伦萨3年之后，他宣布自己在普拉托的资产为3

    000弗罗林(florin)。收税员想当然地认为，其大部分投资都在外地，而如果自己没法找到这些资产，那也就不用对其征税了。当时，一头猪

    的价格为3弗罗林，一匹好马的价格是16~20弗罗林，一名女佣一年的薪水是10弗罗林，一名女奴(达梯尼有一名女奴，并与其结合生下了其唯

    一认可的孩子)价格是50~60弗罗林，而一件深红色长袍，比如达梯尼

    画像中所穿的那件，其价格为80弗罗林。达梯尼在普拉托为自己盖了一

    所房子，并结婚成家，于1389年搬到了佛罗伦萨并继续经商。他参与艺

    术品的买卖，并以红色长袍的形象出现在众多油画中，其中最著名的，当数弗拉·菲利波·里皮(Fra Filippo Lippi)的杰作《圣母马利亚》(the

    Madonna del Ceppo)中的“尊者”，该作品如今依然存放在普拉托市民博

    物馆(Civic Museum)中。到1410年去世时，他留下了约100 000弗罗林

    的财富，这可是一笔巨款。

    正如今天一样，在1383年的时候，要想赚钱，必须得拥有特殊的技

    能。黑死病(Black Death)将半数的欧洲人(包括达梯尼的双亲)永远

    带离了人世，30多年之后，尽管存在土匪和海盗对贸易路线的劫掠，但

    以意大利北部为中心，经济仍然繁荣发展了起来。到14世纪40年代，意

    大利人已经发明了复式记账法、汇票、海上保险，他们还通过内部转

    账、各类票据和口头协议等方式，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付款制度。资金

    和羊毛正是从这里出发，经由英格兰、佛兰德斯和卡斯提尔等地走向世

    界的。佛罗伦萨是银行业的中心，其闻名于世的不仅有文化巨匠，比如

    但丁，还有弗罗林本身，这是该城市的一朵小“花”。该货币有5分镍币

    这么大，一面印着佛罗伦萨的百合花，另一面印着施洗约翰(John the

    Baptist，因为没有任何君王的头像能够为该城邦共和国的硬币增光添

    彩)，以24克金计算，该硬币约重111克，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是

    一枚价值不菲的硬币。为了防止有人通过锉边而偷取货币，在流通和交

    易过程中，人们通常用正式密封的皮带把弗罗林包裹起来。弗罗林得到

    人们的高度推崇，以至于佛罗伦萨的银行家使其成为全欧洲的标准货

    币。

    达梯尼的第一桶金来自阿维尼翁，当时他为教皇从事贸易和理财服

    务。早期银行业往往在教会及法院周围，后者在收到众多什一税和各类

    税收之后，需要有人为这些资金提供流通、汇兑和储存服务。中世纪最为富有的，当数以佩鲁齐(Peruzzi)和阿尔贝蒂(Albeiti)为代表的那

    些佛罗伦萨银行家，这些人的财富中，部分就属于满足教会需求所带来

    的收入。新的信贷和汇兑手段的出现，使得教会成员通过储蓄理财和利

    息收入等方式赚取不菲的收入，并将自己的财富转移给家人。在阿维尼

    翁，达梯尼是一个小商人，他与合伙人一起，以800弗罗林的本金起

    家，赚取了10 000弗罗林的利润。达梯尼之所以能够发家致富，不仅是

    因为他在银行业的经营能力，也是由于他对各类国际贸易得心应手，而

    这一切都在教会周边蓬勃发展起来。达梯尼销售的货物有盔甲、布匹、奴隶、香料、酒和橄榄油等。1399年4月，在他的女儿Ginevra大婚的时

    候，盛大的婚礼晚宴上有50多道菜，包括意大利面、小牛肉、馅饼、鸭

    肉和鸽肉等。上述所有信息都一一列明并记载于他的账册中。

    达梯尼的文档资料仍然保存完好。去世时，他留下了124 549封商

    业信件，573本账簿资料，它们仍保存在普拉托博物馆中，这也是现存

    规模最为庞大的中世纪个人文档资料。这些资料细致入微，全面展示了

    中世纪意大利人的生活方式，体现了商业经营的高度复杂性，并展示了

    复式记账法所需的高度复杂的记账技巧。资料列示了购买家庭用品，比

    如食品、衣物、奴隶、狗、狨猴以及孔雀等的费用支出。其所有的个人

    物品都经过了仔细的盘点，从家具到搜集的珠宝玉石，甚至还包括酒的

    价格等(当地红酒每瓶价格为1里弗，或者20枚银币)。

    尽管达梯尼在700多年前就已经去世，但他的经营理念并不让人感

    到陌生。他之所以成功，是因为通过合伙的方式募集了投资资本。他本

    人投资并不多，但总是能够吸引合伙人和投资者的加入。要想实现这一

    点，就必须具备专家级的会计核算能力，因为要想把投资业务打理得面

    面俱到，不仅需要基本的会计记账，还需要强大的核算能力，随时能够

    将合伙人和投资者的权益和应得利润计算清楚。每位合伙人的权益份额

    和最终分红，都与其初始投资相匹配。部分投资者按照7%~8%的利率

    取得固定利息。

    达梯尼所处的时代，要想使用复式记账法，不仅需要专门的培训和数学知识，还需要记账者能够在浩繁的账册资料中记录、分析和辨别信

    息。如今看来，达梯尼所采用的复式记账法的演进，就如同一部巨大的

    皮质、纸质和木质计算机器的发展变化一样。在达梯尼去世一个世纪之

    后，他的复式记账法才出现在会计手册中。之后荷兰画家展示了达梯尼

    的记账情况。马里努斯·范·雷莫斯维勒(Marinus van Reymerswaele)的

    《两名收税员》(Two Tax-Gatherers，约1540年，藏于伦敦国家图书

    馆)展示了账簿、剪贴簿、原始手册以及盛放账簿的木箱子等。达梯尼

    有许多账簿，其中部分由他的总经理康比尼(Cambioni)保管，也有许

    多由他本人亲自保管，上面还盖着他的印章。

    会计核算的第一步，就是要将当日交易的内容，比如收入和支出、票据、收据和账单等，记载于备查簿(memoranda book)中，这是兼有

    剪贴簿和笔记本特点的手册。同时记录的还有日常生活情况，比如购买

    一名奴隶、一顿丰盛的晚宴、给达梯尼买的铙钹礼物、一只狗、一副眼

    镜以及一头骡子等。随后，达梯尼会把这些原始信息归纳整理，按照更

    为合理的先后顺序，记入一本名为纪念册(Memoriali)的书中。随

    后，所有交易都会按照复式记账法进行处理，并记入皮面装订的、整洁

    的总账。每家公司都有对应的总账记录。

    对于公司以小额现金所进行的日常交易，达梯尼一直保持着借贷记

    录，同时也记载自己的负债状况。各家公司、各笔买卖、各项交易都十

    分复杂，因此要想管好公司的“大金库”，对上述这类账簿实施综合管理

    就显得十分重要。还有其他一些账簿，记录了各类存货状况，包括仓库

    库存、不动产、薪资，及其在普拉托的制衣工厂。最后，还有他的个人

    家庭账簿，记录的是表单支出、蜡烛煤炭支出、食品和家庭薪资开支，还有达梯尼在华贵礼服上面那些精打细算的开支。还有一本账，可以概

    括上述所有账簿的内容，那就是他的私密账簿——机密账(libro

    segreto)。当时所有中等规模的商人和大商人都有秘密账簿，其中部分

    内容属于会计记录，部分内容属于日记资料，这里是可以坦诚记录自己

    财务状况的安全之所。正是在这本账簿中，达梯尼记载了各项业务的真实(通常是逃税)交易情况。就一份机密账而言，其中会列出所有的契

    据、公司每位合伙人的股份及存款情况，还有一些更为私人的内容，以

    类似日记的方式，记载孩子的出生、先人的事迹以及日常的思考等。没

    有比这些更加个性化的文字记录了，其中包含了经营获利的内容。在达

    梯尼昂贵而又奢华的祈祷书中，其中最主要的内容之一，就是他向教会

    的慷慨捐赠以及向穷人的慈善布施。他把一部分经营利润捐给了教堂，而他每次买奢侈品，比如购买鲱鱼、橙子或者酒的时候，都会捐出一部

    分给救济院或者修道院。机密账还包括公司的最终经营状况，而这可能

    与总账的公开记载数据有所出入。

    达梯尼账册的记录范围和数据资料十分广泛。把这些记录下来是一

    项艰巨的工作，需要个人和管理者的双重自律。达梯尼很喜欢美酒、华

    服，享受松鸡的美味和珠宝的豪奢，也很喜欢其女仆，但他也在有条不

    紊地工作。他曾经写信给自己的公司经理，告诫他要不断思考如何做好

    自己手头的工作，持续做好记录和核算工作，实时保持警醒。

    对于家族的衰败和企业的破产，达梯尼始终忧心忡忡。他写道，这

    些压力“令人烦恼”。为了使业务经营长盛不衰，他需要保持良好的会计

    记录，却无法单纯指望下属员工来从事这项工作。通过各项惩罚性措

    施，他建立起相应的规则。在实际收到现金之前，不得在账簿中进行记

    录，如果柜员没有做到这一点，达梯尼就会对其实施惩罚。对于每一步

    入账错误，柜员将被罚款1索尔多。达梯尼认为，累积到10索尔多的罚

    款后，将会保证柜员再也不会出现记账的错误。该惩罚具有一种赎罪的

    色彩。确实，这种方法看起来是有效的，因为全部证据表明，达梯尼的

    财富并非由某一笔大额交易带来的，而是由许多的小额交易积累而成。

    细节决定成败。

    把达梯尼的所有账簿综合起来看，我们可以看到现代金融和信息时

    代的诞生轨迹。达梯尼的账簿让我们对其熟悉起来：这是一位看重数

    据、资料和会计记录工作的商人的形象。马克斯·韦伯声称，资本主义

    诞生于新教伦理，就其产生的基础而言，当数严格自律以及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所说的延迟享乐、克制欲望的原则。马克斯

    ·韦伯也因此而声名大振。但是，达梯尼的经历表明，尽管他也喜欢女

    仆、美食和华服，但西欧原始资本主义工作伦理的发端，正是这种高度

    自律、常怀敬畏之心、一心向主、天主教义下的意大利贸易活动，以及

    其与拜占庭和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的沟通交流。意大利人创

    造了复杂的多头合伙企业、银行业和复式记账法，这些都需要严格的职

    业道德为其提供保障。达梯尼记述了他在阿维尼翁的某位名叫博宁塞尼

    亚·迪·马泰奥(Boninsegna di Matteo)的合伙人，这位合伙人一直在阅

    读和记录会计信息，达梯尼十分确定地写道，他“除非把工作都做完，否则是不会从椅子上站起来的”。这种模式其实很简单。一个人需要全

    心全意地投入到账簿工作中，进行清晰明确的会计核算。他还需要常怀

    忧患意识，时刻保持警醒。1395年，达梯尼给爱人写信说，他完全被工

    作给包围了，甚至担心自己失去理智。忧患意识推动着达梯尼辛勤工

    作，而良好的会计记录使得一切都井然有序。达梯尼的一位经理抱怨

    说，他两年来都没有睡过一个好觉，并对那些告诉他们要“躺在温暖的

    床上享受生活”的人嗤之以鼻。

    尽管自己要求严格，却很少有其他商人使用复式记账法，这让达梯

    尼感到很惊讶。有人可能想当然地认为，很多与达梯尼交易的人都可以

    看到，他一直进行会计记录，他的备忘录也都是公开的，并且在交易的

    时候需要用到这些账簿。一回到普拉托，达梯尼就向朋友斯托尔多·迪·

    洛伦佐(Stoldo di Lorenzo)抱怨道，家乡的其他商人都不记账，而是

    试图用脑子记住各种事情。“天知道他们怎么会管好企业!”

    尽管达梯尼认为，复式记账法是准确核算和有效管控的主要手段，但他周围的人往往忽视这一点。普拉托的药剂师贝内代托·迪·塔科

    (Benedetto di Tacco)所用的就是一种十分初级的记账方式：一本流水

    账，一本补充账。在总账中，他记载了应收款项和应付款项，还有106

    个人的债务信息。而在更小的账簿中，他详细记录了交易情况，比如以

    1索尔多和4第纳里(denari)出售的羊皮。迪·塔科随后会把这些汇总数据誊抄到总账上去。把这些信息打上叉之后，这笔账就结了。他还提

    道，在可以擦除的黑板上以表格记账，或者跟其他人一样，在松散的纸

    片或其他账簿中记账，时间一长也会丢失。迪·塔科也进行会计记账，却没有采用复式记账法，也就无法核算出真正准确的数据，因此其精确

    性或完整性自然无法与达梯尼的账簿相提并论。他采用了基本的会计核

    算方法，但从记账制度来看，这种方法并不健全。当然也有许多商人，通过单式记账法，凭借好的记性进行核算，业务经营也很成功。但是达

    梯尼知道，如果没有一套记账制度来进行数据信息管理，像自己下属公

    司这等规模的企业是无法实现成功运营的。

    达梯尼不断收到警告，有人一直对他的经营行为和会计核算举动表

    示不满。银行业整体是反对教会法规的，因为后者虽然在执行上存在较

    强的灵活性，但仍然会谴责资金借贷行为。作为一名典型的托斯卡纳

    人，他一方面虔诚信教，另一方面对财富孜孜以求。他的格言“既要信

    仰，也要金钱”，正试图将一旧一新这两个互不相容的概念捏合在一

    起。

    中世纪的银行家和商人承受着沉重的罪恶感，这在如今看起来很难

    想象。圣安布鲁斯(Saint Ambrose，337—397)警告说，高利贷或计息

    贷款以及收入高于给予，都是一种罪恶。1179年第3届拉特兰会议

    (Lateran Council)拒绝让高利贷者按照基督教仪式下葬：高利贷与资

    本的贪婪原罪相关联，被认为等同于盗窃、撒谎、暴力、骚扰等罪行。

    但丁将贷款人描绘成窃贼，他们把朴实的民众推到一贫如洗的境地。他

    在作品《地狱篇》(Inferno)中描述道，钱袋缠绕在高利贷者的脖子

    上，他们因此而饱受折磨。犹太人是可以计息借款的，但《旧约全书》

    (Old Testament)限制他们只能借钱给本教区之外的人。无论如何，他

    们都不得不扮演着获利丰厚但又令人痛恨的角色。

    一如既往的是，教会道德卫士不断寻找各种方式，绕开禁令。托马

    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利用“公平定价”的概念，破例允许商人可

    以因货物损坏而收费，而不管对损坏如何界定。对于词汇的解读存在多种方式，这就是不管过去还是现在都需要一位优秀律师的原因所在。达

    梯尼时代一位知名的传教士弗拉·雅各布·巴撒凡迪(Fra Jacopo

    Passavanti)抱怨说，在诸如存款、储蓄、购买、出售等词汇的背后，往往隐藏着资金借贷的影子。巴撒凡迪警告说，不管货币交易叫什么名

    字，它们都是“令人憎恶的”。

    针对高利贷法，商人和教会经常能够找到打擦边球的方法。达梯尼

    因货币兑换而赚了大钱，而这正是中世纪银行业运行的根基。银行家会

    签发一张票据，该票据在巴黎、伦敦、日内瓦、布鲁日(Bruges)等地

    都可以兑换成外国货币。汇率的计算，遵循有利于债权人的原则。从本

    质上看，这属于有息借款，而这是不符合教会规定的。但无论如何，教

    会也需要借钱，而富有的高级牧师也需要安全稳定的渠道，对财富进行

    投资和保管。红衣主教以及事实上的教皇可以把资金交给银行家，由后

    者审慎保管，这就意味着银行家可以向存款人支付一定金额的自由支配

    收益，或者说是礼物，这实际上就是利息。支付金额是根据银行的利润

    确定的，而某些年份可能不会支付，但是几乎没有什么不确定性。像达

    梯尼以及美第奇家族成员这样的银行家都经营着多项业务，而计息贷款

    只是其中的一项。

    对于那些既追逐财富又虔诚的中世纪商人来说，如何对待利润确实

    是个问题。中世纪的意大利人有各自的账簿记录，却从来没有忘记，当

    最后时刻来临时，凡人是无法实施最终清算的。但是个人依然可以尝试

    做好自己的工作能够对自己的罪孽和善举进行自我清算。实际上，教会

    在其中提供了帮助。宗教罪恶感与会计核算是相互交织的，甚至对后者

    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达梯尼并不觉得自己是在为上帝赚钱，这在他的信里也有充分的体

    现。他核算的既有自己的财富也有自己的罪行，甚至还有他认为自己亏

    欠上帝的债务。一直到临终时，他才把二者联系在了一起。如果可以把

    偿还道德债务称为救赎，这也会涉及核算行为。在复式记账法出现之

    前，会计核算是手把手进行的，这种核算带有道德文化的色彩。这正是精神生活的核心所在。中世纪基督徒对待财富的态度，让我们明白了为

    什么尽管会计记账是一种有效的工具，有些人坚持，有些人却始终对此

    表示怀疑，甚至拒绝这样做。

    随着希伯来、希腊以及最新的基督教文化的相互融合，圣马太

    (Saint Matthew)将会计核算文化引入了基督教的教义中。但是，马太

    的态度也并非十分明确。他声称，正直的人应当进行良好、诚实的会计

    核算，不应浪费金钱，但他也同时赞同，要抵制贪欲(Mammon)以及

    世俗的诱惑。马太[Matthew，也称李维(Levi)]是希律王(King

    Herod)和罗马人的一名犹太人收税员。耶稣(Jesus)邀请马太从税关

    出来，跟随他一同赴宴并转换信仰。耶稣为转换信仰而辩护说，他此

    行“并非召唤正直之人，而是唤醒有罪之人”[《马可福音》(Mark)第

    2章第17节]。马太有过数学和会计核算的培训经历，掌握多种语言，耶稣看到了马太的这些本领。马太拥有其他使徒所不具备的本领，成为

    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也是第一位福音传道者，也成为银行家、收税

    员、会计师以及香料商(人们认为，他把自己的木棍变成了一棵芳香的

    果树)的守护神，一直到今天。

    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在描绘马太时，通常描述其持有从

    业工具的形象：要不是手持福音书(Gospel)，要不就是坐在账桌前。

    他的角色是一位资金记录员或者宗教预言家。各种形象都很类似。卡拉

    瓦乔(Caravaggio)的作品《圣马太的灵感》(The Inspiration of St.

    Matthew，1602年，罗马圣王路易堂)显示，马太正在抄写福音书，这

    也很像他坐在账桌旁的举动。其他艺术家对他的描绘，也是手持会计账

    簿或是坐在账桌边的样子。

    马太的形象，时刻提醒着人们要诚实对待财富，同时财富也可能成

    为世俗和潜在的罪恶根源。在“天资的寓言”(Parable of the Talents)

    中，他劝告老实人要勤劳致富。如果不能做好再投资，那就不应当借

    债。有人扬帆海外，就把货物托付给仆人，在其外出期间由其代为保

    管。该仆人十分懒惰，就把其天资(金币)拿走，埋在了地下。主人回来之后，不禁责骂他没有通过投资来创造更多的财富：“你应该把这些

    钱委托给银行家打理，这样我回来的时候就会连本带利都有了。”

    马太并没有明确，在世间创造财富是否属于人们的职责。他警告

    说：“你不能既侍奉上帝，又侍奉贪欲。”人们应当努力工作，发财致

    富，但也要认清，最终这都只是贪欲或者贪婪的罪孽。马太设定了二分

    法，奥古斯丁(Augustine)随后使其发扬成为反对物质主义者的精神格

    言：“然后他对他们说，恺撒的事情归恺撒，上帝的事情归上帝。”这段

    话具有一定的迷惑性。中世纪的教会可能觊觎过财富，却布道反对贪

    欲。

    基督教思想中对会计类比的使用一直存在。5世纪早期，作为中世

    纪教会的主教，奥古斯丁在描述基督教的人性救赎时，使用了结算账户

    的概念。对奥古斯丁而言，基督就如商人一样，购买的正是人性的重生

    和永生：“为了支付我们的赎金，主在十字架上张开了双臂。”

    作为以往的修辞学专家和美酒的狂热信徒，奥古斯丁布道传经，要

    求以清教徒般的狂热抵制自己曾经生活于其中的世俗之所。从摩尼教徒

    (Manichaean)的视角出发，他认为肉体和世俗都是邪恶的，只有精神

    世界是美好的，从而要求信徒摒弃世俗知识和亚里士多德的宏伟科学体

    系。相反，人性应当转而信仰上帝之城(Cityof God)，在这座城市

    中，人们应当全情投入，并要偿还自己的罪恶之债和基督为救赎他们而

    挥洒的热血之债。

    在黑死病肆虐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满世界都充斥着虔诚的宗教氛

    围，对启示的形象描绘并非属于捕风捉影。在《十日谈》

    (Decameron)中，乔万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描述了1348年

    瘟疫席卷佛罗伦萨的情形，疾病将这座管理有方而又富裕繁荣的城市洗

    劫一空，街道上堆满了死尸。薄伽丘提醒读者，生命稍纵即逝，死亡却

    是永恒存在的。

    当达梯尼向妻子写信，告知其瘟疫正自东方肆虐而来的时候，面对上帝的怒火，我们能够切实感觉到他的绝望无助。弗朗西斯科·特拉伊

    尼(Francesco Traini)在比萨大教堂(Cathedral of Pisa)创作的壁画

    《死亡的胜利》(Triumph of Death，1350年前后)完成于1348年的黑死

    病肆虐之后，体现的是这样的一种社会思潮，即无论人们如何努力，最

    终都难逃一死。类似这样的描绘，加上教会的传经布道和当时的伟大艺

    术作品，展示了人类处于无助状态下的情景。尤其是在佛罗伦萨，像但

    丁和薄伽丘这样伟大的作家，他们感叹生命的脆弱，沉思因人类的缺陷

    和所犯的罪孽而付出的代价，他们都知道，在达到顶层的天堂之前，他

    们需要逃离最底层的地狱，攀越炼狱之巅，在这个过程中承受自己所犯

    罪恶的苦果。但丁写道，每个人都必须经历这段旅程，因为这是清算的

    组成部分：

    亲爱的读者，但我不会，现在就告诉你，上帝会让我们偿还所欠的债务，否则你就会偏离正道。

    无须执迷于惩罚的外在形式：

    想一想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最差的情形，也不会超过末日审判。

    到14世纪，信仰、善行和罪孽都已经公然出现在会计核算的比喻词

    汇中。正如但丁所说，所“欠”的债务是可以偿还的，因为就在人们开始

    攀越炼狱之巅的时候，教会就已经开始想办法来改变上帝手中账簿的核

    算数据了。真正的信徒必须坦承罪恶，一旦功过核定之后，他们就需要

    通过赎罪来结平自己的道德账簿，要想偿还所欠上帝的债务，要不就多

    行善举，要不就捐赠金钱，后一种方式与传统相悖，随后卢瑟

    (Luther)也对此进行了谴责。教会化身万千，既是神灵的化身，也属

    于外交机构，还是印钞的“机器”，但更是与精神寄托、法律事务和伦理道德密切相关的一处场所。会计师站满了教皇宫殿的广阔大厅，在这

    里，数字成为神圣的衡量指标，因为真正的信徒为自己所犯的罪恶购买

    赎罪券(indulgence)，从而支付了大笔的资金。

    达梯尼也支付了，他不但苦修赎罪，还把大部分财产都留给了穷

    人。通过这种方式，他的利润以及记账体系就契合了道德核算的要求。

    在瘟疫的影响下，加上百年战争以及罗马与阿维尼翁教会的分裂，教会

    内部的有志之士感到，对于死亡的巨大恐惧和来世的飘忽不定，赎罪能

    够为人们带来一定程度的慰藉。购买赎罪券，相当于减少人们花在忏悔

    赎罪或祈祷布告行为上的时间，从而也就缩短了炼狱赎罪的时间。教会

    可以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为个人进行说情解释。

    与简单的因罪孽而偿债相比，基督教中的清算概念要深刻得多。法

    国多米尼加(Dominican)红衣主教圣谢尔(St. Cher，1200—1263)认

    为，基督的血“储存在教会库房的容器内，其钥匙由教会所有”。只有教

    会才拥有开启该宝藏的钥匙，才能洗刷人类的罪恶。“基督之血大量挥

    洒而为教会赢得的”是“取之不尽的道德财富”。 许多基督教徒之所以

    接触到会计核算的概念，是因为他们认为，基督的圣血加上自己的善举

    和忏悔，可以减轻自己的罪孽，从而换得来生更短的炼狱之旅。道德品

    行方面的积累、传播和沉淀，都是取得救赎的必要内容。克雷莫纳

    (Cremona)地区的帕劳提涅思(Praepostinius)于1206—1209年担任巴

    黎大学校长，他更为激进，声称付钱请求赦免的人就可以得到宽恕。于

    是，人们所亏欠的罪孽之债可以通过支付金银来偿还了。尽管后来新教

    徒抱怨称，中世纪的这些传统给基督教义带来了陌生的铜臭气息，但马

    太和奥古斯丁都表示，这种现象一直存在。它源于有关赎罪的核心理

    念，即通过偿还基督之血的欠债以及虔诚信徒的祈祷而实现救赎。

    正如达梯尼的情况所展示的，正是这种亏欠上帝和担心最终清算的

    想法，推动了个人问责意识的觉醒。事实确实如此，达梯尼一直挣扎在

    上帝和利润之间，直至老死。达梯尼每天都会将利润记入账中，而每天

    他都会觉得，自己被从上帝身旁推得越来越远。15世纪20年代，锡耶纳(Siena)的贝尔纳迪诺(Bernardino)宣称，孝敬父母的人将得到上帝

    的奖励，而不孝敬父母的人将会遭受贫困的惩罚。但达梯尼并没有觉得

    自己因善于经营而离上帝更近一步。他善于经营的部分内容就是资金借

    贷业务。实际上，他也承认自己放高利贷，也知道这是罪恶的，并为此

    而忧惧不已。

    账簿记录按照有利于他的节奏在不断延伸，这就意味着，达梯尼亏

    欠上帝的债务规模也在不断扩张。因此，达梯尼的账本不仅仅在计数其

    经营利润，还在衡量着他需要偿还上帝的罪恶。尽管达梯尼并不十分虔

    诚，但他仍在寻求通过各种方式来偿还上帝之债。1395年，在聆听了一

    场四旬斋(Lenten)布道之后，他向妻子写信说：“我此生所犯的罪

    行，已经到了一个人所犯罪孽的极致，这是因为我律己不严，也不知道

    克制自己的欲望……我是很乐于付出罚金的。”正如同时代的其他人一

    样，他也畏惧最后的审判，1400年，瘟疫再次席卷欧洲东部，并逼近佛

    罗伦萨，出于对这场瘟疫的恐惧，他加入了一场比安奇家族(the

    Bianchi)的忏悔朝圣之旅，在10天的行进过程中，他身着带有兜帽的白

    色长袍，赤足前行，诚心祈祷。

    此外，僧侣也在劝说达梯尼把财产留给穷人。达梯尼的朋友警告

    说，他的一切善行，都只会让皮斯托亚(Pistoia)的主教中饱私囊，但

    达梯尼并没有听进去这些劝告，而是把钱留给了普拉托神职人员做善

    事，比如救助病人、为穷困的女子找到丈夫以及消除贫困等。他坚持要

    求，由自己的商人朋友执行遗嘱，这样就能把资金全部用于救助穷人

    了。按照他的遗愿，他100 000弗罗林的巨额财富被用于为穷人建造一

    所医院，以便让弗朗西斯科·马可救助穷人。在普拉托市民博物馆，弗

    拉·菲利波·里皮的绘画作品《圣母马利亚》中达梯尼的形象仍然栩栩如

    生。600多年之后，达梯尼建造的儿童医院也仍然矗立在那里，在古老

    的大门上方刻有对达梯尼的称谓，“为基督穷苦子民而行商之人”。如

    今，普拉托市依然集会庆祝他的生日。但在临死之时，达梯尼奇怪地发

    觉，自己本应早就离开人世。尽管一生虔诚向主并做出过慷慨的捐赠，达梯尼这位热诚的会计师却发现，自己还是不愿接受上帝的裁决。

    1. Quotation from Iris Origo, The Merchant of Prato: Daily Life in a Medieval Italian City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2), 66.

    2. Ibid., 66, 259, 194.

    3. Raymondde Roover,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Medici Bank 1397-1494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2-3; Ludovica Sebregondi and Tim Parks, eds., Money

    and Beauty; Bankers, Botticelli and the Bonfire of the Vanities (Florence: Giunti Editore, 2011),121.

    4. Origo, The Merchant of Prato, 194; De Roover,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Medici Bank

    1397–1494, 38,194.

    5. Origo, The Merchant of Prato, 259,276; Tim Parks, Medici Money: Banking, Metaphysics

    and Art in Fifteenth-Century Florence (New York:W.W.Norton,2006), 32-33.

    6. Pierre Jouanique, Three Medieval Merchants: Francesco di Marco Datini, Jacques Coeur,and Benedetto Cotrugli,” Accounting, Business and Financial History 6, no. 3 (1996): 263-264.

    7. Origo, The Merchant of Prato, 149.

    8. Ibid., 115-116, 258.

    9. Ibid., 257, 280.

    10. Ibid., 119.

    11. Ibid., 103, 117, 137.

    12. Ibid., 115, 137, 122.

    13. Basil S. Yamey, Art and Accounting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16.

    14. Richard K.Marshall, The Local Merchants of Prato: Small Entrepreneurs in the Late

    Medieval Econom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66-69.

    15. Sebregondi and Parks, eds., Money and Beauty, 147; Dante, The Inferno,trans. Robert

    Pinsk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5), Canto XVII,vv. 55-57.

    16. Origo, The Merchant of Prato, 151.

    17. Yamey, Art and Accounting, 68.

    18. Matthew 25:14-30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19. Augustine, Sermon 30 on the New Testament, New Advent Catholic Encyclopedia,www.newadvent.orgfathers160330. htm, stanza 2.20. Giovanni Boccaccio, “First Day,” in The Decameron, trans. J. M. Rigg(London: A. H.

    Bullen, 1903), 12.

    21. Dante, “Purgatory,” in The Divine Comedy, trans. Allen Mandelbaum(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2:10.105-111.

    22. Jean Delumeau,Sin and Fear: The Emergence of a Western Guilt Culture 13th-18th

    Centuries, trans. Eric Nichols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0),189-197.

    23. Robert W. Schaffern ,The Penitent’s Treasury: Indulgences in Latin Christendom,1175–

    1375 (Scranton, PA: University of Scranton Press, 2007), 45.

    24. Ibid., 80-81.

    25. Anthony Molho, “Cosimo de’ Medici: Pater Patriae or Padrino?” in The Italian

    Remaissance: The Essential Readings, ed. Paula Findlen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2002),69-86.

    26. Origo, The Merchant of Prato, 154.

    27. Ibid., 315, 323.

    28. Ibid., 342-346.佛

    第三章

    辉煌美第奇：警世之歌

    如果商人手指总是沾满墨迹，那可是个好兆头。

    ——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Leon Battista Alberti)，1437年

    罗伦萨真是一个奇异的地方。如果光线合适，傍晚干爽的海风吹拂

    大地，这里就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地方。巨大的岩石因此散发着玫瑰

    色，烟雾缭绕的日子里，空气中温润与干爽的部分混合交织，整座城市

    看起来好像从环绕的众山之中飘荡起来，直达尘间圣地菲耶索莱

    (Fiesole)。但佛罗伦萨还有另外的一面，更加冷酷无情的一面。夏天

    热浪扑来时，没有一丝凉风，佛罗伦萨坐落在山谷中，群山将城市牢牢

    锁定，整个城市散发出腐臭潮湿的气味。然后它又进入了短暂、狂躁的

    冬季，狂风暴雨从东北部穆杰罗(Mugello)的绝壁上席卷而来，山上

    的黑森林里野猪遍地，这正是美第奇家族的诞生地。当亚平宁山脉

    (Apennines)的气候影响到达这里时，佛罗伦萨的石头颜色就开始变

    深，仿佛散发着煤炭的冷酷气息。寒冷的感觉既潮湿又坚定，人们唯一

    的出路是躲在巨石后面，贴近熊熊烈火，寻求甘蓝菜、热面包和基安蒂

    (Chianti)葡萄酒的安抚。这种美丽而残忍的双重特性，正是美第奇家

    族的写照。

    会计核算既可能成为一种推动力量，也可能是潜在的陷阱，为了理

    解会计的这种双重特性，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美第奇家族，厘清其与佛

    罗伦萨的关系，认清其对金融历史和西方文化发展进程的决定性影响。美第奇家族正是在佛罗伦萨向世界展示了稳健财务管理的威力，但也因

    受到诱惑而陷入了忽视会计核算的旋涡。美第奇银行的那些杰出管理者

    借助会计核算，打造出一套高效运转的金融机器，这让他们在文化和政

    治影响方面都一时难觅敌手，也把之前的家族都甩在了身后。但是仅仅

    一代人之后，他们就几乎丧失了一切，这不仅是由于其会计核算不健

    全，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不再把会计核算视为自己及后代所应掌握的

    重要知识。最大的讽刺之处在于，最终，美第奇家族的影响力不再根植

    于其银行业务。这一变化并不见得是出于他们的自愿选择。实际上，美

    第奇家族的银行业务一蹶不振。

    科西莫·德·美第奇(Cosimo de’ Medici，1389—1464)是一位顽固

    的银行家。他是一名中世纪银行家的孩子，被称为长者，死后被尊称为

    国父。美第奇家族是佛罗伦萨首屈一指的大家族，而科西莫的父亲乔万

    尼·迪·比奇·德·美第奇(Giovanni di Bicci de’Medici)曾经被授予“保护

    者”的荣誉称号，这是一份不大不小的荣誉，他还临时担任过教会掌旗

    员，也曾经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的高级官员。尽管我们可以向上溯及一个

    古老而又显赫的家族，但他们并非佛罗伦萨最为富裕和最受尊崇的市

    民。他们之所以积累起不菲的财富，一方面是由于精明过人，另一方

    面，正如此前的其他成功银行家一样，是由于他们与教会的贸易往来。

    科西莫的父亲赚了相当一大笔钱，去世时留下的遗产超过113 000弗罗

    林，这比达梯尼的遗产更为丰厚。

    如果说科西莫的父亲使得美第奇家族发展起来，那科西莫才是让家

    族银行成为跨越国界的超级银行的人，并一跃成为当时的欧洲首富。美

    第奇家族精心积攒的财富，有的用于维持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的艺术光

    辉，有的用于辅佐美第奇家族自身的政治权力。因此，意大利文艺复兴

    的伟大光芒，要依赖于良好的会计核算行为所打下的世俗基础。作为文

    艺复兴的主要维护者，科西莫促进了文艺复兴的概念化发展，大力资助

    甚至亲自推动了传统文艺复兴的进程。但就在围绕自己构建一个新大陆

    的同时，他也保留了自己父亲作为中世纪商人的许多习惯。科西莫也出生在一个黄金年代，15世纪初期，佛罗伦萨在许多方面

    都是基督教王国(Christendom)的中心，而在贸易、金融、教育方面，佛罗伦萨甚至是当时世界的中心。共和国大臣科卢乔·萨卢塔蒂

    (Coluccio Salutati，1331—1406)本人就是一位著名的文艺复兴学者，他声称自己所处的就是黄金时代，并公开发问：“无论但丁、彼得拉克

    (Petrarcha)、薄伽丘所处何时，难道当时不是黄金时代吗？”其他地

    方还曾出现过但丁、彼得拉克、薄伽丘式的大师吗？这些划时代伟人的

    出现，不仅奠定了托斯卡纳语在意大利方言中的统治地位，也引发了对

    现代文艺和人文主义的研究思潮。人们认为，通过对历史的研究，佛罗

    伦萨人能够重回古希腊和罗马的光辉岁月与富足荣耀。古典主义文艺复

    兴注重对实用知识的研究，推动了人文主义与早期资本主义和相关产业

    的萌芽发展。

    佛罗伦萨既是银行和贸易中心，也是欧洲首屈一指的文化教育中

    心。托斯卡纳地区的教育水平很高，当地有关读写教育的很大一部分，都与商业记录核算有关。佛罗伦萨的120 000名居民中，有8 000~10 000

    人在任意给定的时间会入校学习，其中半数为珠算学校。大量记录表

    明，即使是工人和技师也都能阅读、书写和记账。人文主义者从字面上

    就意味着是一名拉丁学者和教授，而佛罗伦萨遍布着艺术家、诗人以及

    哲学家。银行家、商人、工匠以及律师都要掌握本行业的知识，但他们

    也都会听从和学习像亚里士多德以及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等古代

    学者的教诲和哲学思想。尽管1300年之后大多数人学习的内容是有关珠

    算的运用，但也有学校专门讲授实用算术知识。对精英人士来说，他们

    可以在高等院校学习，1321年，大学正式成立，人们可以在此学习古人

    的智慧。像科卢乔·萨卢塔蒂等大家族的成员，他们根据柏拉图的理念

    组建了学院，人们在学院中对世俗知识进行研读，对广阔宇宙展开思

    索，对伦理道德加以梳理。在与教皇及其他城市的交流沟通过程中，萨

    卢塔蒂效仿彼得拉克，并按照西塞罗的风格写信。政治、商业和知识在

    早期人文主义者的头脑中相互交织。萨卢塔蒂甚至把拜占庭学者、希腊

    人曼纽尔·克利索洛拉斯(Manuel Chrysoloras)从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带来，试图让西方世界早已经遗忘的古希腊语重回人

    间，并重新发掘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希望在一个世风日下、人

    心不古的世界中，让这些智慧之光重新焕发光彩。

    尽管对精明的商人来说，佛罗伦萨是一个能让他们发家致富的地

    方、能让他们提高政治地位的城市，但与达梯尼共和城邦的全盛时期相

    比，这座城市正日益变得由精英人士统治。柏拉图说，哲学家应当成

    王，而在佛罗伦萨受到教育的精英阶层中，柏拉图思想的影响力无与伦

    比，可以预见的是，它或许日益将其文化成就与道德以及世俗的领导权

    威联系起来。1398—1406年，科西莫的幼年导师罗伯托·德罗西

    (Roberto de’ Rossi)针对佛罗伦萨上层家族的孩子开设了一家免费学

    校。他与克利索洛拉斯一起，将希腊和柏拉图的哲学思想传授给一群年

    轻人，后者成年后将成为佛罗伦萨的领导者，而作为银行家和柏拉图思

    想传人的科西莫·德·美第奇就是其中的一员。这是金钱和古代智慧的一

    次令人沉醉的融合，毫无疑问，这也将让那些佛罗伦萨精英人士体验到

    权利的感觉。

    这就是达梯尼和科西莫的区别所在，前者是白手起家的商人，而后

    者作为银行世家的后代，不仅受到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等新文化的影

    响，崇尚圣弗朗西斯(Saint Francis)和圣母马利亚(Virgin Mary)，也像异教徒一样注重学习古代文化。美第奇家族的政治影响力与佛罗伦

    萨贫困地区存在关联，但以朴素著称、喜欢驴子更胜过骏马的科西莫，仍然是一位文化精英，也是历史上文学创作的最大主顾之一。他不怎么

    参加公众聚会，在街上会为老人让路，甚至在公众游行的时候会躲在后

    面。但这位低调谦逊的市民，正是佛罗伦萨的铁血统治者。马基雅弗利

    (Machiavelli)形容科西莫在攀登权力之巅的路途中既谨慎又狡猾，这

    一表述可真是恰如其分。但他对金钱的使用侵蚀了佛罗伦萨共和国的自

    由基石。马基雅弗利声称，这些资金“给共和国带来了白色恐怖”。

    这位谦逊、安静、衣着朴素的人经常愿意免除债务，原谅一位不称

    职的银行经理人，也经常为艺术家和学者提供资助，但也因为冷酷无情而饱受指责。当时若非如此，他就无法在意大利掌权。尽管佛罗伦萨法

    律禁止公开处死其市民，但这里仍然是一片动荡之地。科西莫接管了教

    堂的翻新工作并把其他赞助者踢出局，从而使得这项工作的荣耀由自己

    独享，为此他声名鹊起。他将不忠的家庭成员放逐出去，拆散他们，审

    查他们的书信往来，通过付钱，让意大利的法院和广场上站满了知情

    人，甚至有人说他拷打自己的对手。

    作为佛罗伦萨的管理者和意大利大部分地区的主人，以及欧洲金融

    的掌控者，科西莫让自己的工作台成为这个金融和政治帝国的中枢神

    经。各类文书、包裹、加密信息、报告和账簿资料接连出现。他会任命

    伦敦的银行经理，并协商确定支付给各行、合伙人、存款人以及借款人

    的现金额度。他还会讨论丝绸的质量和瑞士货币的成色。他还负责人员

    管理，促使他们提高工作效率，提高语言能力，甚至插手他们的形象管

    理：有些追求外表过了头，有些对穿着毫无抵抗力。在资金问题上，个

    性稳重至关重要，而科西莫是一位敏锐的观察员，可以准确判断个人的

    品行，及时发觉危机的苗头。在看到威尼斯共和国作为盟友的价值之

    后，他果断借给它150 000弗罗林，使其避免陷入被教皇逐出教会的境

    地。这笔投资奠定了美第奇家族与威尼斯共和国的永久联盟关系。

    作为为天主教会提供服务的银行家以及国际贸易汇兑的掌门人，科

    西莫无疑是欧洲最富有的人，他的银行也是当时影响力最大的机构。教

    会收取的什一税和赎罪券等收入，需要跨越欧洲各国，历经艰难险阻才

    能运回罗马。美第奇银行使得资金转移变得简单起来，它签发的汇兑票

    据可在伦敦或布鲁日被购买，然后在佛罗伦萨按照有利于美第奇银行的

    汇率，将该票据重新赎回。票据购买人承诺，将按照一定金额还给美第

    奇银行。美第奇银行随后就会按照同样的金额签发汇兑票据，并把票据

    发往伦敦或布鲁日，在保证一定利润的情况下进行票据兑换。通过这类

    汇兑交易，美第奇银行每年的利润率是13%~26%。票据购买人按照原

    先的金额进行偿还，而美第奇银行保留剩余的部分作为利润，这一切都

    是正当的，在教会许可范围之内。除了汇兑交易之外，美第奇银行还借钱给各城邦及自己的城市政府，后者通常以佛罗伦萨和托斯卡纳地区的

    城市税收进行偿还。他们也为富人(其中就包括教皇和红衣主教等)管

    理储蓄账户，并投资于农场和织布厂，其贸易范围十分广泛，从杏仁到

    独角鲸的长牙等无所不包。

    1380—1464年，美第奇家族积累了巨额财富。1427年，就在科西莫

    的父亲乔万尼·迪·比奇·德·美第奇去世并将家业留给他掌管的两年前，美第奇银行的总资产已经高达100 047弗罗林。仅1451年一年，光银行

    业的利润就超过了75 000弗罗林，尽管这还要在几个合伙人之间分享。

    1460年，这家银行米兰分行的资产已经达到了589 298弗罗林。

    科西莫以金钱为手段，使得佛罗伦萨在托斯卡纳地区的影响力不断

    扩大，甚至为意大利北部那些面临战火威胁的城邦国家买来了和平。他

    还挑起了一场残忍而不得人心的战争，以征服佛罗伦萨旁边的卢卡城。

    但是，他用自己的雇佣兵取代了佛罗伦萨的军队，从而削弱了共和国的

    独立自主地位。1433年，他的敌人把他囚禁在佛罗伦萨中央广场的比萨

    智慧宫(也称作小旅馆)高塔顶层的小房子里，并判处他死刑。但就在

    对这一判决进行慎重思考的3周时间里，有人拉响警钟，召集了一场巴

    利亚(balia)议会会议，在此期间，科西莫正在忙个不停，向市政领导

    者签发承诺文书，并免除其相应的债务。零零散散1 000弗罗林就让他

    们心满意足了。对于所付出的微不足道的代价，科西莫感到很惊讶，后

    来他承认，如果俘虏他的人开口要求的话，他已经做好了付出10倍于该

    金额赎金的准备。他也向雇佣兵支付了赎金，换得后者不在佛罗伦萨劫

    掠的承诺。当他把这些弗罗林撒下去的时候，巴利亚议会把他的死刑判

    决改成了放逐。他被允许逃往帕多瓦(Padua)，随后他又逃到他曾经

    赚得盆满钵满的盟友威尼斯那里。流放期间，他在美第奇银行威尼斯分

    行那里工作了一年，财富与日俱增，最终出钱把他所有的敌人都收买

    了，并进行了大笔捐赠，目标是教会、自己那些有权势的人文主义学者

    以及艺术家朋友。最终，他出钱收买并瓦解了对手，以无可争议的领导

    者身份，重新回到了佛罗伦萨。对于科西莫自身的财富，人们经常将其视为家族和银行财富的代名

    词，这是一个天文数字，只能进行估算。根据1427年的法律，每位佛罗

    伦萨的地主或商人都要按照复式记账法做账，以供政府税收审计之用，财产登记记录如今依然存在。每个善于经营的商人都有两套账簿，其中

    机密账属于只有自己才能看到的秘密账簿，此外还有合理的公开账簿供

    政府审计。当1440年科西莫的兄长去世时，根据对其共同财产的审计，财产登记记录的资产是235 137弗罗林，但这并非科西莫的全部财产，其数额一直在不断增加。财产登记记录没有包含其收藏的宝石、艺术品

    和书籍。伟大的洛伦佐(Lorenzo the Magnificent)是科西莫的曾孙，随

    后成为佛罗伦萨的领导者，在回忆录中，他声称，1434—1471年，花在

    慈善捐赠和公共建筑缴税上的资金为663 755弗罗林，其中400 000弗罗

    林用在科西莫在世期间。当时，一座体面辉煌的城市豪宅的花费约为1

    000弗罗林，而城市中大多数人甚至交不起1弗罗林的税费。科西莫甚至

    可以为国王支付赎金，因为与大多数国王及其统治下的国家相比，科西

    莫要富有得多。

    科西莫为佛罗伦萨的宏伟文艺工程提供资金支持。作为公民人文主

    义者，他挥金如土，资助像布鲁内莱斯基(Brunelleschi)等艺术家的建

    筑工程，后者建造了佛罗伦萨圣洛伦佐大殿(Basilica of San

    Lorenzo)，这是那个时代最为新潮的大型建筑工程。他还资助公共艺

    术并设立各类奖学金。这些给他带来的，是美好的名声、巨大的权势和

    无边的威望。艺术家和人文主义者都很喜欢科西莫，佛罗伦萨很多市民

    也是如此，因为他不仅很有教养，也很慷慨，他还很懂得免除债务的方

    式方法。随着人文主义顾问以及宫廷画家成为欧洲各国国王的座上宾，这些人对科西莫的推崇，使他在国际上的实力不断增强，在国内的影响

    力也与日俱增。

    对科西莫来说，金钱就代表着权力，而他在赚钱方面很有心得，这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知道如何管理金钱。让科西莫受益匪浅的，不仅

    有他所接受的当时最先进的人文主义教育，还有他在父亲开办的银行的

    罗马分行所受到的训练，当时他在那里负责管理罗马教皇账户，因此对具体业务的方方面面都了如指掌。大量工匠协会都要求其成员采取复式

    记账法记账，这也是城邦财产登记税的强制规定。如果发生财务争端，账本也可以被视为法律合同。佛罗伦萨的法官有根据财务记录来确定财

    产权利的习惯。在争议过程中，糟糕的会计记录是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

    的。

    商人接受的初始教育，就是账簿核算，像科西莫这类领导人物在很

    小的时候就掌握了这些知识。不管在哪个家族产业中，年轻的成员都要

    在家族店铺或者海外分支机构中经历学徒生涯的磨炼，只有通过经验积

    累，才能掌握真正的账簿核算知识。佛罗伦萨在贸易和记账法规的指引

    下，沉淀出如此深厚的会计文化底蕴。它已经融入了当地的文化传统和

    法律规定。商人们需要把店铺运作的全部细节都机械地记下来，其内容

    从复印、抄写汇兑文书到会计记录等无所不包。

    尽管之后科西莫把很多职责都移交给了自己的经理人，但他仍然切

    实履行着监管者的角色，而他之所以能有如此大的底气，最重要的是早

    期就完全掌握了会计核算的各项内容。佛罗伦萨的档案资料显示，科西

    莫本人也记账，并经常亲自管理自己的农场。一份1448年的记录显示，科西莫通过基本的会计核算，对穆杰罗的农场进行管理，他所使用的是

    简单的复式记账法，在账簿的同一页上展开记载双线(平行)借贷项

    目。会计工具是他筹划所有工作的亲密伙伴，从个人的橄榄油生产到他

    掌控的庞大金融体系运作，都离不开会计核算。如果没有这一工具，他

    根本没法搞清楚一家店铺或分支机构的业务活动，更无法对其实施有效

    的管理。科西莫需要实时了解这些业务活动，在业务的现场交易和办公

    管理中加强管控。管理者只有站在店铺的地板上，才能领会业务经营的

    实质，而能够实现实时记载业务经营情况的，也只有复式记账法了。

    复式记账法成为银行业经营的必备工具，这是因为，不存在任何其

    他手段，可以保证对如此众多的交易活动进行实时利润核算和记录。随

    着资金占用补偿行为(为签发支票而必须存入一定的资金)的日益普

    遍，只有复式记账法才能对在各个账户之间流动的资金进行跟踪记录。作为简单货币兑换的替代手段，这种资金流通方式显然更加难以核算和

    记录。很多企业都存在多项资金流入、流出和转移的行为，这就意味着

    资金处于持续的流动状态，需要每天对其进行核算。印刷厂、葡萄酒

    商、裁缝店、布料商人、银器匠、奶酪制造商、肉贩、文具商、旅店、杂货铺、国际贸易商和银行，以及各城邦及其金融机构等，都属于庞杂

    交易和分类账户中的一个节点。

    与达梯尼的业务经营不同，美第奇银行并不属于中心化实体。每家

    分行自身就是一家企业，由一位合伙人担任经理，而最主要的合伙人毫

    无例外总是美第奇家族的成员。这就意味着，如果一家分行经营失败或

    者因违反合同遭到起诉，也不会影响其他分行。塔玛索·波尔蒂纳里

    (Tommaso Portinari)曾经因为9包羊毛的打包存在问题而遭到起诉，他成功地抗辩称，这些包裹是由伦敦分行负责打包的，因此布鲁日分行

    无须对此负责。

    从佛罗伦萨的大银行到羊毛和丝绸生产厂，还有欧洲各家美第奇家

    族企业的分支机构，科西莫在11家不同的企业担任高级合伙人。之所以

    能做到大权在握，是因为他在各家企业担任主要投资人和总审计师。

    1455年合伙成立美第奇布鲁日银行时，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让这一切都

    为大众所知。在业务决策过程中，美第奇家族会赋予其经营合伙人一定

    的自主权，但他们也会坚持相关的原则。章程第七条规定，禁止阿尼奥

    洛·塔尼(Agnolo Tani)在办公房间内玩纸牌、掷骰子和与女性厮混。

    章程第八条规定，阿尼奥洛·塔尼可以随时被要求到佛罗伦萨报告账户

    经营情况；每年3月24日，或者按照要求以更高的频率，经理人需要把

    账簿结平，并把账户信息提供给科西莫和他的主管会计，后者将在佛罗

    伦萨进行信息的核对确认。

    乔万尼·迪·亚美利哥·贝西(Giovanni di Amerigo Benci)是科西莫最

    信赖的经理人和会计师，在1424—1435年就职于美第奇日内瓦分行期间

    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在此之前，他在15岁的时候就在罗马的美第奇银行

    开始了学徒生涯。经过这段时间的磨炼，1435年，贝西回到了佛罗伦萨，开始担任科西莫的搭档、经理人和记账员。20岁的时候，他就已经

    掌握了复式记账法，这不仅使他成了一名很有价值的员工，也成了老板

    的亲信。他负责签发银行的所有汇兑票据，结平所有账户，负责审计工

    作，甚至负责保管机密账。现存的第三本机密账，其涵盖期间为1435—

    1455年，就出自贝西之手。这是该银行最为辉煌的一段时期。尽管贝西

    向教会进行了大笔捐赠，并请莱昂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为

    自己的女儿吉尼芙拉(Ginevra)画了一张肖像，但他一直严格自律。

    他保存着全部的账簿，没有遗漏一笔账目，而科西莫作为最终监督者对

    此心知肚明，也感到轻松。贝西去世两年之后，财产登记显示，他自己

    家族的财产已经仅次于美第奇家族。

    科西莫与贝西一起，设计了一套审计和执行控制制度。每年，各分

    支机构的高级合伙人都需要准备好账簿资料，将其发给贝西供其审查。

    尽管合伙人也拥有公司的部分权益，但科西莫一直把持着行政控制权。

    他经常与贝西一起进行审计工作，可以肯定的是，他会亲自核对机密账

    的最终数据和账户信息。美第奇家族档案中，很多账簿上都有最终审计

    的核对标记。如果年底账簿中有亏损或者异常情况，科西莫还会把分行

    主管召唤到佛罗伦萨，对个人进行审计。在随后的几年中，布鲁日分行

    的主管塔玛索·波尔蒂纳里就被叫到美第奇-里卡迪宫(Palazzo Medici

    Riccardi)，直接面对科西莫和贝西逐一对账簿进行审计，接受他们对

    每笔交易的问询。

    科西莫是一个走过两个时代的人，他既经历过中世纪的洗礼，也受

    到了文艺复兴的熏陶，而后者正是由他协助开启的。尽管部分新柏拉图

    主义者(Neo-Platonist)认为任何知识都是神圣的，但也有一些人认

    为，有些知识低一等，不符合尊贵的、柏拉图精英人士的身份。商业价

    值与贵族思想开始碰撞出火花。柏拉图的洞穴寓言描述的，是知识精英

    统治着一群地穴人，他们通过自己独特的思想来追求共和国的进步和美

    好，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既适用于世俗教育和世俗文化的推广，也

    为政治精英主义思潮的崛起提供了平台。这种新柏拉图式的人文光辉思潮，建立在社会的艺术、文化和政治

    进步的基础上，并不见得会为磕磕绊绊而又讲求实效的商业经营提供多

    少空间。科西莫并不希望子孙继续投身于粗俗不堪的中世纪商业经营，高贵而又惨烈的文艺复兴政治活动，才是他孜孜以求的目标。虽然科西

    莫为文艺复兴提供资助的工具正是会计核算，但他却将其视为低一等甚

    至是不道德的行为。

    文艺复兴与中世纪教会的教育是直接对立的，为此奥古斯丁明确要

    求，信徒必须远离世俗教育，断掉完善和提高自己的奢望。虔诚信教本

    身就能够让人性实现救赎。而在科西莫的资助下，人文主义学者研究了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以及其他已经被人遗忘的古希腊学说，这些

    学说是由拜占庭学者曼纽尔·克利索洛拉斯以及其他在15世纪早期来到

    佛罗伦萨的人所带来的，其中曼纽尔·克利索洛拉斯还是第一个将柏拉

    图的《理想国》(Republic)由希腊语翻译成拉丁文的人。柏拉图的著

    作对这些佛罗伦萨学者有着很强的吸引力，因为他们将人类的教育和文

    化成就与其自身的完善和虔诚信仰联系在了一起。

    在追逐权力和名望的过程中，科西莫不仅依靠资本和政治手段，还

    借助了艺术和宗教的力量，以此巩固自己的权势地位。1439年，他资助

    启动了佛罗伦萨会议(Council of Florence)。在这次会议上，他希望把

    东西教会合二为一。科西莫盛情款待教皇尤金四世(Pope Eugenius

    IV)和来自拜占庭帝国的代表，其中既有教会人士，也有希腊学者，后

    者正急于恢复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及他们那些不为人知的著作的绝世光

    彩。乔治·纪密斯特·普里索(Georgius Gemistus Pletho)以及曼纽尔·克

    利索洛拉斯也来到了佛罗伦萨，其随身携带的是西方此前闻所未闻的柏

    拉图的大作，并在科西莫的协助下开始讲授希腊文。人文主义学者终于

    可以读到原汁原味的柏拉图著作了，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普里索和

    克利索洛拉斯在佛罗伦萨的首席学徒，正是科西莫的管家之一马尔西利

    奥·费奇诺(Marsilio Ficino)，他是科西莫私人医生的儿子，当私人医

    生去世之后，科西莫就把费奇诺招至麾下。之后，费奇诺成了意大利的

    首席希腊学者，他在卡雷吉(Careggi)设立了柏拉图学院，此地是科西莫最为钟爱的地方。

    文艺复兴历史上最富影响力的哲学运动的大幕就此拉开，这场运动

    给基督教带来了人文主义的思想和世俗的光辉荣耀，使其面貌为之一

    新。费奇诺呼吁民众进行精神层面的沉思，但他同时认为，这种沉思与

    知识的学习一起，既能给人带来尘世间的完美，也能给人带来来世的幸

    福。与奥古斯丁不同的是，他主张，异教学习和基督教信仰应当和平共

    处。如果罗马人认为，财富的洪流可以驱动生命的方舟，那智者在世时

    就可以把握人生的航向。费奇诺写道，对于通过谨慎思考预见的未来，人类是能够进行控制的。奥古斯丁要求，虔诚的信徒应当远离亚里士多

    德那些离经叛道的著作，但费奇诺引述了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

    学》(Nichomachean Ethics)中的论述：为了降伏自然这一造物主的作

    品，就需要将其立足于“智慧的基石”上。通过引用《约翰福音》第19章

    第11节的内容，费奇诺将希腊智慧与基督教联系起来，声称人类驾驭财

    富的智慧只可能是上帝赋予的，因此自古以来就属于一种美德。

    新柏拉图派哲学(Neo-Platonism)不仅简单意味着对世界智慧的不

    懈探索，还要求人们通过艺术创造来模仿和描绘现实。在多纳泰罗

    (Donatello)和波提且利(Botticelli)的笔下，既有传统的主题，也有

    世俗的形象。他们的作品越发精致，他们的信仰就越发虔诚。正是由于

    这个原因，科西莫既支持他们，又仰慕他们。正如达梯尼一样，这些唯

    物主义贵族仍然很虔诚，但远古智慧的钥匙，为这些富人和精英开启了

    智慧之门，这对于那些正享受着佛罗伦萨的商业繁荣和高雅文化的人来

    说，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但二者并非相安无事。费奇诺的继任者皮科·德拉·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1463—1494)，来自摩德纳(Modena)附近艾米利亚-

    罗马涅大区(Emilia-Romagna)的一个贵族家庭，他对商业伦理并没有

    多少好感。作为洛伦佐那个年代的人，他从来不知道曾有这样一段时

    间，一群伟大的银行家通过实践，为佛罗伦萨赢得了无上荣光。影响皮

    科的因素中，既有他自己的贵族意识，也有费奇诺的柏拉图式的著作。1484年，他遇到了洛伦佐和费奇诺，这两个人都成了这位年轻有为的学

    者的庇护者。皮科所著的《关于人的尊严的演说》(Oration on the

    Dignity of Man，1486)一书，从各个角度来说，都称得上是文艺复兴全

    盛时期的代表作品。“噢，人类是如此伟大，又是多么幸福!他有权利

    自主选择，更能如己所愿。”皮科盛赞人类的智慧，并认为数学是一门

    神圣的学科，可以帮助人们认识自然。但是，对皮科来说，数字依然是

    纯粹的，并不包含商业经营的世俗利益。他警告说，不要把“神圣数

    学”与“商业核算”混为一谈。这种逆商业潮流是一种文化思潮的转变。

    新柏拉图派哲学中所蕴含的贵族主义思潮开始对商业伦理造成侵蚀。

    科西莫仍然保持着记账的习惯，但这并不符合贵族的理念，也不属

    于文艺作品的范畴，后者已经完全占据了他作为基督教教徒的全部精神

    世界。如果说达梯尼的问题在于信仰上帝和追逐利润的两难，那科西莫

    实际上是不经意间在商业伦理和宗教信仰之间划开了一道鸿沟，加剧了

    基础商业经营活动与作为柏拉图式的精英人士所希望的更高层次追求之

    间的对立。对于科西莫的家族、业务伙伴和银行来说，这种困境所带来

    的影响十分长远。

    科西莫对自己儿子的期望值很高，这不难理解。他将美第奇家族视

    为佛罗伦萨的统治者。也许是因为沉浸于新柏拉图派哲学的世界里，或

    者只是希望建立一个帝王式的家族，又或者仅仅是一时的自负，科西莫

    并没有将会计核算知识传授给所有的儿子。这个决定，不仅破坏了美第

    奇银行的经营，同时也影响了佛罗伦萨的繁荣。

    科西莫有两位合法继承人。年龄较大的一位是皮耶罗(Piero)，他

    具备商业意识，却没有受过严格的会计业务培训。他接受的是盎格鲁·

    波利齐亚诺(Angelo Poliziano)等教授拟定的人文主义课程教育。皮耶

    罗将负责管理共和国事务。科西莫的另一个儿子是乔万尼，他受过严格

    的业务培训。他的任务是管理银行，因此他学习的内容与父亲学习的类

    似，也知道如何才能记账和进行审计。问题在于，乔万尼沉迷于锦衣玉

    食的生活。他知道如何记账，却缺乏良好的记账能力。他于1463年去世，享年34岁。皮耶罗也被称为“皮耶罗一世”(the Gouty)，他很有能

    力，但健康状况欠佳。科西莫去世之后，他于1464—1469年接掌了大

    权，在这段时间，他试图继续推行父亲掌权时的银行业审慎经营策略。

    美第奇银行以皮耶罗为首，但缺少经理人。银行缺少最终的审计师，而

    没有审计师，银行是无法正常运转的。

    对如今的游客来说，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具有标志性的人物形象

    之一，就是科西莫的孙子——皮耶罗的长子洛伦佐·德·美第奇(Lerenzo

    de’ Medici，1449—1492)，他是佛罗伦萨文艺黄金时期的城邦领袖。

    在他生活的时代，人们认为他极度丑陋(马基雅弗利把他比作畸形的妓

    女)，但就他的半身雕像和画像而言，这些佛罗伦萨文艺黄金时期的艺

    术作品充满性感与力量感的迷人魅力，正是佛罗伦萨艺术黄金时代的典

    型代表，这一点毫无疑问。在波提且利、布隆齐诺(Bronzino)、韦罗

    基奥(Verrocchio)和瓦萨里(Vasari)等大师的刻画下，洛伦佐那长长

    的鼻子、赤褐色的鬓发和凶猛的表情成为不朽的艺术传奇。他是一位诗

    人，是新柏拉图派哲学的学徒，也是波提且利、莱昂纳多·达·芬奇、米

    开朗琪罗(Michelangelo)和基尔兰达约(Ghirlandaio)等大师的朋友

    和庇护者。他也是一位专制君主，是欧洲权力的仲裁官，并与奥斯曼土

    耳其人(Ottoman Turk)进行交易，后者已经成了君士坦丁堡的新主

    人。他同时也是一位糟糕的会计师。他肆意践踏佛罗伦萨共和国的自由

    权利，将城邦金库挥霍一空，利用这些财富为自己的家族换来了教皇的

    无上权力。佛罗伦萨的繁荣壮大离不开美第奇家族的帮助，但在洛伦佐

    的统治下，破坏城邦财务稳定和民主自由的也正是他们。

    人们将洛伦佐称为“伟大的洛伦佐”，而他也确实可以代表佛罗伦萨

    的辉煌巅峰。如同大多数历史伟人一样，通过远扬的威名和艺术成就，他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不朽。从历史上看，Magnifico(显要人物)在意

    大利是一个怪词，因为它有多重含义。如今，与这个词紧密相关的，是

    洛伦佐那目空一切的形象、无上的权力以及对艺术的包容和支持，但在

    1400年前后，这个词实际上是对银行业主管的尊称，比如magnifico

    major mio，即“我尊贵的老板”。这不是一个高贵的头衔，而是公司内部的管理头衔。但随着美第奇家族的兴起，该称谓已逐渐变成了实际上的

    贵族头衔。对洛伦佐的称谓进一步延伸成为la Magnificenza Vostra(殿

    下)，这是一个更为正式的称谓，随着称谓对象日益高贵，这个词所代

    表的地位也水涨船高。它本来应该提醒公众，洛伦佐仍然是美第奇银行

    的掌管者，但实际出现了与此相反的情形。

    洛伦佐在20岁的时候执掌了银行业大权，此时管理层的代际转移已

    经完成。洛伦佐只是名义上的领导者，却并非真正的管理人。他是政治

    斗争的大师，面对他人对城邦统治权的严峻挑战，他顺利通过了考验，以高超的政治手腕实现了对城邦的控制，并为自己的家族赢得了教皇的

    宝座。但是，他既没有接受过管理银行的会计培训，也缺乏必备的严格

    标准来监督城邦的账目记录。尽管表面上他仍然要以一个佛罗伦萨共和

    国市民的形象示人，但他从小接受的，是有关现代国王的教育。正因为

    如此，拥护共和国的马基雅弗利才对他实施了严密的监督。

    洛伦佐才华横溢，并受过良好的教育，同一时代的很多人都对他表

    示认可。人文主义者阿拉曼诺·里努奇尼(Alamanno Rinuccini)斥责洛

    伦佐是一位暴君，但同时承认，他“多才多艺”，他会跳舞、射箭、唱

    歌、骑马、玩游戏以及弹奏乐器，还会写诗。在其他国王看来，他简直

    就是一个标杆，他甚至委派自己的老师培训其他国王和统治者。同时，他还是美第奇银行的领导者，但是他并不具备管理银行所需的技能，或

    者说是缺乏管理的意愿。马基雅弗利评价说，他是一位能干的国王，却

    是一位蹩脚的银行家。结果就是，洛伦佐要通过掠夺佛罗伦萨的金库来

    维持银行的经营。由此，亚当·斯密得出结论说，国王和城邦应当把金

    融交由专业的财务大师来进行管理。

    因此，他需要一位优秀而又值得信任的会计师，在承担贝西的角色

    的同时，还需要承担自己祖父科西莫的最终审计师的角色。随着具备财

    务能力的家族成员相继离世，美第奇家族日益需要弗朗西斯科·萨塞蒂

    (Francesco Sassetti，1421—1490)的帮助。作为最为成功和最值得信

    任的分行经理，他需要就银行的所有重大事项进行决策。他负责监督公司的账簿记录，并进行全部的最终审计工作。萨塞蒂管理着整个银行，他并不是以合伙人的身份工作的，正如洛伦佐所说，他是“我们的总

    理”。这一表述并不仅限于一家公司，而是覆盖了全部的统治领域。萨

    塞蒂并没有从科西莫的精英贵族式教育中得到多少好处，他成长于达梯

    尼的培养模式之下。他的角色定位，是一名合格的账簿管理员、一位银

    行经理，以及一位通过严格自律服务于美第奇金融帝国而发家致富的商

    人。在为日内瓦分行工作的过程中，他展现了自己的才华，并赢得了美

    第奇家族的信任。作为一名受过培训的会计师，他开始对新柏拉图派哲

    学感兴趣，并通过贵族式的资助来支持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艺术发

    展。与科西莫不同的是，科西莫可以将商业和艺术融为一体，但对萨塞

    蒂来说，对艺术的爱好分散了他对账簿投入的精力。

    1458年，当萨塞蒂从日内瓦回到佛罗伦萨时，他步入了全新的生活

    阶段。他不再是一名分行的合伙人，而是整个美第奇银行的高级(而且

    富有的)经理。他得到了暗中的支持和信任。但是在15世纪70年代，科

    西莫已经去世了很久，作为美第奇家族的跟随者，与贝西曾经的那种生

    活方式相比，情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萨塞蒂不再全身心地关

    注会计账簿，而是更注重与盎格鲁·波利齐亚诺这位同时期的顶级人文

    主义学者进行探讨切磋，并与费奇诺过从甚密。

    萨塞蒂很快卷入了与新圣母马利亚教堂(Church of Santa Maria di

    Novella)的争执，后者出于家族声誉和优先顺序的考虑，拒绝萨塞蒂归

    葬于此地。面对佛罗伦萨最为重要的教堂之一，萨塞蒂被迫放弃了将来

    能荣耀地葬于其中的想法，他决定建造自己的教堂，并把地址选在个人

    拥有众多房产的地方。在这里，他可以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巨大影响力、无双财富、对主的虔诚以及修养。他与著名的画家基尔兰达约密切配

    合，并成为后者的主要赞助人。

    对萨塞蒂教堂(Sassetti Chapel)的构思耗费了萨塞蒂无尽的热情，这一伟大建筑也完全值得后人感恩。该教堂成为基尔兰达约的代表作之

    一。其中著名的壁画《圣殿中的撒迦利亚》(Zacharias in the Temple，1486—1490)，不仅描绘了作者本人的形象，还描绘了新柏拉图主义者

    费奇诺、克里斯托福罗·兰蒂诺(Christoforo Landino)、波利齐亚诺、季米特里奥斯·查克迪丽斯(Demetrios Chalkondyles)的形象。萨塞蒂

    教堂的构造，是画家与会计师通力合作的结晶。他们共同的目标是，完

    成一幅虔诚的基督徒绘画作品，同时宣扬新柏拉图主义的价值观点，并

    体现萨塞蒂在佛罗伦萨的社会地位。在《艺术家的生活》(Lives of the

    Artists)中，瓦萨里声称，基尔兰达约最逼真地描绘了新柏拉图主义者

    的形象，力图展现佛罗伦萨学识最为渊博的人士的伟岸和重要性。在一

    幅作品中，基尔兰达约描绘了萨塞蒂、洛伦佐、波利齐亚诺和圣弗朗西

    斯承受圣痕(stigmata)的情形。在另一幅作品中，基尔兰达约描绘了

    萨塞蒂及其爱人屈膝行礼的样子。此外，还有《蒂伯廷·西比尔鼓励屋

    大维皇帝表达对基督的崇拜》(Tiburtine Sibyl Moving the Emperor

    Octavius to Adore Christ)以及基督诞生的场景。费奇诺称赞萨塞蒂教堂

    是新柏拉图主义者完美形象的具体体现。

    但是，与对商业经营的思考相比，费奇诺对哲学思想的认识要深刻

    得多。1485年，当萨塞蒂教堂完工之时，教堂的恩公已经陷入了财务困

    境。在1488年的《遗嘱》(Testament to His Sons)一书中，他坦白，对

    里昂分行糟糕的管理所带来的“严重而危险的后果”威胁到了萨塞蒂家族

    的财富和他们著名的蒙蒂宫，他建议把后者捐给教会中可信任的密友，以避免其被没收充公或者毁在家族人的手中。尽管曾经说过“命运何其

    怜我”这样的名言，也曾著作等身，文化造诣深厚，但是对萨塞蒂来

    说，命运之神已经开始转向，他为自己能否挺过这场灾难而忧心忡忡。

    他责备里昂分行的经理里昂托·德罗西(Lionetto de’ Rossi)，因为

    后者对该分行进行了“糟糕而疏忽的管理”。但严格按照规则来讲，萨塞

    蒂属于该分行的管理合伙人，因此也要负责任。他才是最终的审计师，却放手不管。萨塞蒂不仅允许分行经理冒各类风险，自己也不再进行严

    格的会计记录，而这正是他工作职责的核心所在。值得关注的是，他有

    一本秘密账本保存了下来，也就是他在1462—1472年这些关键年份的机密账，账簿记录显示了萨塞蒂的管理失败。他本来按照复式记账法记录

    银行经营情况，在早期的经营过程中，他也确实严格遵循这种做法，一

    如人们对他的期望。他记录了自己名下的大量房产(1466年为52 047弗

    罗林)，并记载了阿维尼翁等分行的经营情况。所有这些都是按照复式

    记账法记录的。但从1472年开始，萨塞蒂的复式记账记录开始变得零零

    散散，完整系统的记录已经消失了。作为受过传统会计知识培训的人，萨塞蒂已经丧失了这一技能。此外，他也不再对分行实施严格的管控。

    他给了分行经理更大的自主空间，让他们自我审计，这实际上意味着放

    弃了经营管理权。分行经理开始向其他国王借钱，这是当时科西莫严厉

    禁止的行为。1469年，当爱德华四世(Edward IV)拒绝偿还其在玫瑰

    战争(War of the Roses)中的债务时，伦敦分行便大祸临头。而1479年

    是美第奇银行开始垮塌的年份。

    洛伦佐已经开始允许倒霉的布鲁日分行经理塔玛索·波尔蒂纳里向

    无畏的查尔斯(Charles the Bold)借出大笔资金，后者是勃艮第公爵

    (Duke of Burgundy)，以欠债不还“著称”。科西莫不怎么喜欢波尔蒂

    纳里，但最终还是让他升到更高合伙人的位置。波尔蒂纳里仅持有该分

    行约13.5%的股份，而美第奇家族持股比例超过60%。但萨塞蒂仍然给

    了他自由决策权。而波尔蒂纳里也很享受自己在公爵法庭的地位，在那

    里，人们按照类似皇家的礼仪来款待他。波尔蒂纳里本身并不是一个糟

    糕的管理者。该分行的记账员是卡罗尔·卡瓦尔康蒂(Carlo

    Cavalcanti)，他整天埋头于高深的账簿业务中，终日与算盘为伴，一

    切都是因为布鲁日分行要向勃艮第公爵发放贷款。出于政治考虑，萨塞

    蒂和洛伦佐都坚决同意发放这笔贷款。当得知波尔蒂纳里手头持有大量

    现金之后，伟大的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家菲利普·德科米纳(Philippe de

    Commines，他一直因为未付利息问题与银行存在争执)惊呆了。波尔

    蒂纳里为勃艮第公爵提供了超过6 000银币的信用额度，这是合伙企业

    资本的两倍多。如果勃艮第公爵无法偿还，损失将难以计量。但洛伦佐

    可能希望取得勃艮第公爵的支持，为美第奇家族在勃艮第地区的明矾矿

    山提供便利。不管出于什么目的，这种做法都是违反银行经营政策的，因为这些

    贷款导致会计账簿出现了亏损记录。勃艮第·查尔斯没有偿还借款。他

    在1477年去世的时候，已经欠了银行9 500银币，这一金额是布鲁日分

    行总资产的3倍多。银行还向其发放了更多的贷款，但是这位高官甚至

    都无法偿还借款的利息。尽管汇率一直在浮动，这些贷款导致该分行的

    亏损达到了惊人的70 000弗罗林(科西莫去世时，评估的资产总额也仅

    仅是120 000多一点弗罗林)。

    1478年，洛伦佐派密使来见波尔蒂纳里，带来了一个后者无法拒绝

    的要求：他必须清空美第奇银行的股份并向美第奇家族还债。由欧洲理

    财大师和政治精英起家的波尔蒂纳里，落到了一无所有的境地。另外一

    个例子则略带艺术讽刺意味。为了追回汉斯·梅姆林(Hans Memling)

    的一幅末日审判作品，波尔蒂纳里曾被卷入一桩漫长的诉讼案。这幅作

    品约在1467—1471年本来由布鲁日分行保管，但被波兰海盗从航船上劫

    走。他不得不放弃对这幅画的索取权。在这幅作品中，大天使圣米迦勒

    (Saint Michael the Archangel)握有一架天平，对灵魂进行称量，以此

    确定谁将坠入地狱。这体现了一场最终的清算，描绘了一位会计师通过

    点燃自己的生命来献身艺术，因为天平上所画的不是别人，正是塔玛索

    ·波尔蒂纳里。

    里昂分行的倒闭，并不是又一家美第奇银行关门歇业那么简单。这

    次，萨塞蒂本人就是合伙人，也承担着失去自己全部财产的风险。作为

    一名具有丰富经验的经理人和会计师，他一定已经很清楚地从会计账簿

    中意识到了危险的降临。1462—1468年，里昂分行的收益率在70%和

    105%之间浮动。而银行平均收益率为8%~10%，一家效益较好的美第奇

    银行的收益率有望达到15%~30%，这需要与富人和权贵保持良好的关

    系并收取较高的利息。但高达105%的收益率说明，这其中一定存在不

    正常的情况。很明显，有人允许可疑债务长期挂账，从而导致利润指标

    反常。审计师有义务确认这些质量较差的借款，并对其重新进行评估。

    萨塞蒂从未要求经理进行审计，他也没有实施过巡回审计制度。按照萨

    塞蒂的说法，由于曾经十分赚钱的里昂分行的“邪恶而粗心的错误管理”，同时也由于萨塞蒂本人的原因，1488年，在他68岁高龄的时候，他不得不亲自到法国进行审计工作。

    基尔兰达约此前曾经为萨塞蒂创作优秀的作品，以此彰显萨塞蒂在

    美第奇银行和佛罗伦萨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现在他又为这位失败的

    会计师绘制了离别的肖像。这幅作品依然是基尔兰达约的代表作，《弗

    朗西斯科·萨塞蒂和他的儿子特奥多罗》(约1488年)如今悬挂在纽约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内，画中是

    一名男子及其幼子平静的形象，作品背景是乡下的托斯卡纳风光。博物

    馆对这幅绘画作品的描述是，作为“美第奇银行帝国的总经理”，画作中

    的萨塞蒂要比其将近70岁的年纪显得年轻一些。所有证据表明，基尔兰

    达约在绘制这幅作品的时候，并没有当着萨塞蒂的面。事实确实如此，1488年，萨塞蒂已经离开佛罗伦萨，去处理里昂分行的紧急情况。他极

    其担心自己将一去不返，于是把这幅作品作为最后的遗产，和遗嘱放在

    了一起。

    1488年，当萨塞蒂从里昂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失去了所有财富，自

    己家族在佛罗伦萨各项事务中的话语权也已经烟消云散。美第奇银行已

    经不再是一个庞然大物。正如亚当·斯密所说，国王往往是糟糕的理财

    师，因为其时时刻刻都面临诱惑，希望把个人荣辱置于商业经营之上。

    洛伦佐丧失了银行业绝大部分的财富，但他依然可以动用公共基金，为

    家族项目提供资金支持。1494年，当美第奇家族被从佛罗伦萨驱逐、共

    和国重归马基雅弗利(他知道怎么进行复式记账)掌管以后，美第奇家

    族动用他们的财富，招募了雇佣兵，并重新夺回了这座城市的统治权。

    洛伦佐的孙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