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信仰陈先达.pdf
http://www.100md.com
2021年1月26日
![]() |
| 第1页 |
![]() |
| 第4页 |
![]() |
| 第20页 |
![]() |
| 第27页 |
![]() |
| 第33页 |
![]() |
| 第128页 |
参见附件(2088KB,172页)。
“走近马克思”小丛书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中宣部“2018年重点主题出版物选题”;教育部2018年“全国高校出版社主题出版选题”;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重点资助项目,马克思与信仰是一本有自信而更有信仰,值得细细品味的好书。

马克思与信仰图片预览








内容简介
本书聚焦于马克思主义信仰领域的重大理论问题,围绕作者在“日常生活”“文化自信”“理论和理论工作者的责任与使命”“信仰”等主题展开论述,重在解决真懂真信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全书重申并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要自信、自强、自尊,不断加强自身的理论修养和对实际问题的研究,增强自尊的资本和自信的底气;同时要关注社会现实,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进程。本书体现了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强烈的担当意识、宏阔的思想境界、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不懈的探索精神;行文流畅、深入浅出,既具有理论厚度又具有可读性。
目录大全
目录
引言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性与学术性00
(一)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学术思想,而且具
有强烈的政治指向00
(二)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与真理标准大讨论
40周年,是时间的巧合、理论的必然00
(三)真理标准大讨论这一政治事件,同样
具有深邃的哲学蕴涵00
(四)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应该当“龙种”,绝不当“跳蚤”0
一、日常生活0
(一)哲学走向生活0
(二)化验条中的哲学0
(三)要有“烟火气”0
(四)两种哲学0
(五)有用与无用0
(六)生死观0
(七)共同富裕0
(八)命运与时运0
(九)自由与任性0
二、文化自信0
(一)本质0
(二)使命0
(三)底气0
(四)政治与学术0
(五)历史审视0
(六)“西方中心论”0
(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0
(八)民族解放0
(九)民族自强
(十)自觉与传承
(十一)文化与文化名人
(十二)自信之路
(十三)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信
三、理论和理论工作者的责任与使命
(一)坚持共产主义理想
(二)社会责任
(三)理论工作者的坚定性
(四)立德与立言
(五)立场与情怀
(六)博士生的培养
(七)一世读书抵封侯
(八)理论研究与地狱入口
四、信仰
(一)两种信仰
(二)马克思主义的威力
(三)不朽的马克思
(四)“姓马”与“信马”
(五)职业选择中的价值导向
(六)边缘化与指导地位边缘化
(七)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构
(八)方向与道路
(九)四个“不是”
(十)龙种与跳蚤
结语未来属于马克思主义
关于作者
陈先达,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主任、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北京市哲学会会长,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哲学组组长,北京市社科联顾问。现任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名誉会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校学术委员会主任、校务委员。从1991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著有《陈先达文集》(14卷本)、《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文化自信中的传统与当代》、《可信又可爱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十五讲〉等。著作和论文曾三次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获教育部优秀著作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特等奖和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等。
马克思与信仰读后感
陈先达先生学术造诣很深,令人尊敬。这本书确实是做到了把哲学著作通俗化,学术性不是很高,大多数人都能读懂。但是这本书我读出了论文的感觉,读完像是喝凉水,没记住什么实质性的内容,可能作者的目的就是让读者在读的过程中坚定信仰吧。在我看来,这本书更多的聚焦于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对于怎么做没有给出明确回答。分享记录我印象深刻的句子:1.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我们应该当龙种,绝不当跳蚤。2.所谓跳蚤,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者”。3.任何信仰都是信仰者的信仰,而不能成为不信仰者的信仰。4.托尔斯泰: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马克思与信仰陈先达截图




书名:马克思与信仰
作者:陈先达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05-01
ISBN:9787300258201
价格:38.00元目录
CONTENTS
引言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性与学术性
一、日常生活
(一)哲学走向生活
(二)化验条中的哲学
(三)要有“烟火气”
(四)两种哲学
(五)有用与无用
(六)生死观
(七)共同富裕
(八)命运与时运
(九)自由与任性
二、文化自信
(一)本质
(二)使命
(三)底气
(四)政治与学术
(五)历史审视
(六)“西方中心论”
(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八)民族解放
(九)民族自强
(十)自觉与传承
(十一)文化与文化名人
(十二)自信之路
(十三)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信
三、理论和理论工作者的责任与使命
(一)坚持共产主义理想
(二)社会责任
(三)理论工作者的坚定性(四)立德与立言
(五)立场与情怀
(六)博士生的培养
(七)一世读书抵封侯
(八)理论研究与地狱入口
四、信仰
(一)两种信仰
(二)马克思主义的威力
(三)不朽的马克思
(四)“姓马”与“信马”
(五)职业选择中的价值导向
(六)边缘化与指导地位边缘化
(七)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构
(八)方向与道路
(九)四个“不是”
(十)龙种与跳蚤
结语 未来属于马克思主义引言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性与学术
性
从马克思诞生到中国改革开放40年,已有200年了。这只是世界历
史的瞬间,可对中国来说却是沧桑巨变,是从饱受列强侵凌宰割的苦
难岁月,到经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辉煌历程。中国近现代历
史的走向,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可分,与改革开放不可分。在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重新回顾马克思和马
克思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学术思想,而且具有强烈的
政治指向
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值得纪念。因为马克思对无产阶级、对人类
的贡献是其他思想家难以比肩的。马克思最大的贡献是创立马克思主
义,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的缔造者。没有马克思,就不可能产生马克
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即使当时会产生另一种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类似
学说,但其科学性和面貌可能完全不同。历史不可能同时创造出两个
绝对相同的历史人物,同样,历史也不可能创造出一模一样的科学思
想体系。当前,我们应该反对那种以学术的名义把马克思以后的马克
思主义与马克思对立起来的观点。有些西方学者甚至引用马克思在特
定环境特定语境下说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1] 这
句话作为立论根据。其实,1890年恩格斯在批评德国党内的一些大学
生的幼稚行为时曾明确指出马克思这句话的真实意义。他说,马克思说这句话是为了批评当时法国的共产主义者,是为了区分“龙种”与
“跳蚤”。
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学术思想,而且具有强烈的政治指向。我们
只要比较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和马克思的《关于
费尔巴哈的提纲》就知道。恩格斯曾经批评费尔巴哈谈自然谈得太多
而谈政治谈得太少。确实如此,只要读他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
要》就知道,他主要是反对神学和思辨哲学。他说,神学的秘密是人
本学,思辨哲学的秘密是神学。改变的方法只要把主词和宾词颠倒过
来,将宾词当作主词,就能得到毫无掩饰的、纯粹的、显明的真理。
马克思则不同。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既是一个哲学变革
的纲领,也是一个革命实践的纲领。纲领第十条明确指出“旧唯物主
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
人类” [2] 。作为整个新唯物主义灵魂的第十一条则指出:“哲学家
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 世界,问题在于改变 世界。” [3] 改变
世界最根本的就是改变旧唯物主义作为立脚点的市民社会,建立一个
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世界,即马克思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和共
产主义社会。这个纲领超出了单纯哲学范畴,几乎可以同时视为以哲
学语言表达的变革世界、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政治纲领。
我也从来不同意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政治性的、非学术
的,只有回归马克思原典研究才是回归学术研究的观点。这种观点是
错误的、有害的。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政治性就是源于马克思经典本身
的政治性。马克思经典著作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明确的阶级性,因为
马克思经典著作本来就是为工人阶级和人类解放而研究和著述的。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最著名的经典著作,它至今
仍然使资本主义统治者感到震怵和恐惧。可以说,无论是马克思所著
的像《资本论》这样的皇皇巨著,还是他发表在报刊上的评论,无论
是他正面阐述自己观点的著作,还是他与对手或论敌的论战文章,无
不是既具有高度的学术性又具有立场鲜明的政治性。这并不奇怪,马
克思首先是个革命家,这就决定了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不可能只具有学
术性而不具有政治倾向性,因而对马克思经典著作的研究不可能避免
双重特性,即学术性和政治性。你只要读读西方有些学者从马克思经
典中断章取义得出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就可发现,他们是纯粹
的学术研究而不具政治性吗?!事实上,对马克思经典著作的研究,完全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立场和态度。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和学习马克思
的经典著作,因为它能帮助我们掌握和精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的经典著作是我们的理论宝库,不能只将其作为注释和考证的文
本。即便是只将其作为注释和考证的文本,也必然会渗入研究者诠释
文本的理论结论和政治倾向。
另外,在有些人看来,研究马克思主义没有什么学术性,仿佛只
有研究中外某个大思想家的著作才叫学术研究。这是对学术性的错误
理解。对中外著名思想家的研究当然具有很高的学术性,我们也需要
专门人才进行深入的研究,正确诠译和解读他们的思想,以便继承他
们的智慧。但不能因为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政治性而贬低马克思主义研
究的学术性。可以说,在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不仅具有政治性,而且具有极高的学术性,因为它是建立在对世界发
展普遍规律和人类社会规律揭示基础上的学说。恩格斯说过:人们的
意识决定于人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这个原理看来很简单,但是仔细
考察一下也会立即发现,这个原理的最初结论就给一切唯心主义,甚
至给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我可以大胆断言,马克思主义中每
条基本原理都具有极丰富的内涵,要真正弄懂、弄通,能阐述、能运
用,可得下一辈子的功夫。
自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马克思主义研究逐渐成为一门显学。不
仅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和理论家们精心研究马克思主义,而且马克思主
义的反对者也关注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之
多,是任何一个思想家所无法相比的。不管是赞同马克思主义的学者
还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都无法绕开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马克
思主义是学术宝库,是哲学社会科学中一座巍巍学术高峰。说这种为
全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和学者致力研究的学科没有学术性,岂非
奇谈怪论?!
(二)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与真理标准大讨论40周年,是时间的巧合、理论的必然
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正值真理标准大讨论40周年。这两个具有重
大意义的纪念日同在一年,从时间角度说当然是偶然的,但从更深层
次、从理论的关联性说却是必然的。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直接根源于40年前的真理标准大讨
论。而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思想理论根源,就是马克思的
思想,就源自马克思主义。没有马克思的思想指导,就不可能出现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的核心命题,因而也就找不到
处于历史转折关键时期突破人们思想束缚的强有力的哲学指导;反过
来说,如果当时不通过真理标准大讨论解放思想,没有恢复实事求是
的路线,中国就不可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逐步走上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辉煌道路,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
理论。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伟大成就,唤起了世界对马克思主义的
重视和信心,让世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了新的认知。只要想
想当红旗从克里姆林宫降落后,世界上不少人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
主义的看法,和改革开放40年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伟大成就的今
天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并进行对比,我们就能明
白这个道理。
马克思诞辰纪念和改革开放纪念是两件事,又是同一件事的两个
方面。如果从真理标准大讨论中,从改革开放中看不到马克思的思想
和马克思主义的威力,或者从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成就中看不到
马克思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只看到时间的偶合而看不到
理论的必然,把两个纪念视为互不相关的两件事,就不可能深切理解
马克思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力量。
(三)真理标准大讨论这一政治事件,同样具有深邃
的哲学蕴涵
一段时间里,曾有人说真理标准大讨论是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不具有学术性。这种观点是片面的。毫无疑问,真理标准大讨论是政
治性的讨论,不是纯学术性的讨论。它是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关节点
上,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命运和走向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政治事
件。但并不能因此就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命题不具
有学术性,而是纯粹为政治需要而臆想出来的。一个没有真理性、没
有科学性的命题,不可能在社会主义命运转折的关键时期发挥如此重大的实际作用。单纯政治口号不可能与真理相比,只有它本身同时具
有真理性时才最具有理论力量,才最能动员群众,才最具有说服力。
真理标准问题本身是一个哲学问题。在中外哲学史上,哲学家们
曾为认识正确性标准进行过无数次争论。中国哲学史上庄子与惠子的
濠梁之辩,关于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和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的反复
诘辩,以及西方哲学史上关于理性标准与经验标准的争论,都没有科
学解答这个问题。只有马克思科学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任何主体
标准或理性与经验标准都不可能与实践标准相比。实践高于认识,实
践具有普遍性和直接现实性。
实践具有普遍性,因为实践是群众性的活动,因而被实践证明了
的真理性认识不同于任何个人的认知,也具有普遍性;实践还具有直
接现实性,因为实践是一种客观的物质性活动,是人们直接从事的现
实活动,具有直接可验证性和可感知性,而不是像认识那样以主观形
式存在于主体内部。正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具有真
理性的判断,因此它才有可能在1978年的历史转折中发挥思想解放作
用。可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挥的作用,是真理的作
用,是马克思主义的作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作用。习近平同志
说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最终要落实到怎么用上。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说到底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并在运用中创造性的
发展。真理标准大讨论就是一次卓有成效的运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个命
题自身就是一个真理性命题,因为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标准,逻辑不是
标准而是论证。逻辑论证本身正确与否仍然有待实践检验,三段式的
推论推不出新知识。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真理标准大讨论是在特
定时期发生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实践作为认识是否具有真理
性的标准是普遍真理。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坚持实践
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在40年的改革开放中,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立足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向前发展的。也
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向前发展的每一步都是在接受实践的
检验。
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党一直试图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
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
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当前最重大的时
代课题就是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回答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坚持立足
实践,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历史方位和主要矛盾的变
化,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方针政
策,推出了一系列新举措,推进了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
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的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
有止境。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始终是有效的。“实践是检验真理
的唯一标准”有双重含义:既是真理性认识之所以是真理的标准,也
是错误之所以是错误的标准。因此,实践既可检验真理,也可纠正错
误。但不能认为真理性认识标准是实践,而是否错误是由主观认定
的。因为不少被主观认定是错误的东西,却在事后的实践中被证明是
正确的。无论真理或谬误,一切都应该通过实践检验,这才是彻底的
辩证唯物主义。
真理是有用的,但有用的不一定是真理。这是马克思主义真理观
和实用主义的分界线。如果马克思主义和它的基本原理没有用,那还
算什么马克思主义。没有用的“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嘲
弄。毛泽东说过:“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
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
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从这个角度说,真理标准大讨论不仅拓展了我们当时的理论视野,而且在整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成为我们继续解放思想、全面深入推进改
革、衡量正确与错误的“金标准”。这次大讨论对我们马克思主义理
论工作者来说也是一次教育。
(四)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应该当“龙种”,绝不
当“跳蚤”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并不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者的成果就天然
具有学术性。一门学说的学术性和研究者的学术水平是不能等同的。
实际上在任何学科中,研究者的水平都是参差不齐的。每门学科的研
究者既有大学者,也有成就一般甚至毫无成就的人。这无关学科的学
术性,而是与研究者个人的资质、条件与努力有关。我们马克思主义
理论工作者在增强政治意识的同时,应该努力提高自己研究和教学的
学术含金量。实际上,我们很多研究者是这样做的。只要不心存偏见
都可以看到,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水平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水平在逐年提高,出版的著作和学术论文的学术含金量也在不断增
加。当然,我们与时代要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果和实践仍
有很大距离,仍需努力。
首先,应该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术性问题。坚持马
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有
力地回击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提高学生正确理解社会问题和辨别各种
错误思潮的能力,都必须提高我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含金量。在
马克思主义领域中,光喊口号是无济于事的,正如枪里没有子弹不可
能克敌制胜一样。即使你嗓门如大炮,也无济于事。只有理论才有最
充分的说服力,只有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才会有这种本领。
其次,要真正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我们所
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领域中工作的人,都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作为
一门科学来研究,都必须提高我们的学术水平。为此必须认真学习马
克思的经典著作,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学习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尤其是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的含金量越高,学术性越强,就越有说服
力。如果说,在专业课领域中的一个错误只影响学生的知识水平,那么我们在这一领域中的一个错误观点,将影响读者的一生,影响学生
的一生。几乎在任何一个重大理论或现实问题上,我们都必须旗帜鲜
明,观点明确,而且具有学术含金量。信口开河,或打马虎眼,都是
不行的。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我们纪念改革开放40年,要始终坚
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立足实践,继续解放思
想,大胆创新;我们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要无愧于“马克思主
义”这个称号,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始终高举马克思
主义旗帜,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道
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我们应该当“龙种”,绝不当“跳
蚤”。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95.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7.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7.一、日常生活
(一)哲学走向生活
在哲学研究中,不同的哲学家可能会关注不同的方面,有的关注
形而上的问题,有的更偏向于生活实践。所谓生活中的哲学,并非是
生活本身,而是生活中包含的哲学问题。在穿衣吃饭中,也会存在哲
学问题。衣服是御寒的,也包括遮羞,但服饰的式样和审美的观点,各个时代和民族都不相同,其中就存在哲学问题。服饰可以反映时代
的变化,不同时代的人会有不同的服装。饮食是为了生存,可是各个
国家和民族的饮食习惯不一样,甚至饮食的方式和礼仪也不一样,其
中也包含哲学问题。研究人类社会风俗变迁,就包含对人们生活方式
的研究。就我们的现实生活方式来说,如何让生活方式变得更有品
位、更健康,也需要有哲学思维。现在流行的所谓的养生学就包含很
多哲学问题,当然其中有的有道理,有的是推销,这就需要我们分辨
清楚。如何让生活变得更自觉、更有品位,需要有点哲学思维。
从更高的程度说,人们日常生活的实践包含着更深刻的哲学道
理,但我们不懂其中的哲学意义。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
过:“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
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
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
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
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
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马
克思发现劳动是打开人类社会的钥匙,人们的日常生活需要和人们的衣食住行的满足,都是由人类自身的劳动创造出来的。恩格斯还说
过,历史的基础存在于人们粗糙的物质生活中。
所以哲学研究既要关注形而上的问题,关注纯哲学的问题,更要
关注生活实践中的哲学问题,否则,哲学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我们应该学会把生活实践中的哲学变成哲学中的理论问题。因此,马
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该关注生活实践中的问题,以问题为导向,而不
能只关心抽象的哲学概念。
我们应该加强哲学的实际运用,使人们能切身感受哲学的重要作
用。往大的方面说,可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
题进行哲学思考;往小的方面说,可以就个人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进行哲学思考。比如,什么是幸福这个问题,一方面可以从哲学的角
度进行思考,探求一个普遍性的关于幸福的定义;另一方面也可以从
个人在生活中对幸福的追求方面进行思考。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不一
样,每个人所追求的幸福也可能不一样。为什么有的人物质生活越来
越好了,而幸福感却越来越低了。这就是一个怎样看待幸福的问题。
对幸福的理解只有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才不会陷入对物质欲望无限追
求的陷阱。幸福既包括物质追求也包括精神追求,凡是以物质欲望满
足为标准的幸福,都不可能是持久的。比如,没有汽车的人得到一辆
汽车,可能第一个月幸福,第二个月幸福,一年后还幸福,但第二年
这种幸福感也许就没有了。房子也是一样,大房子不一定会给人持久
的幸福。满足物质欲望的幸福受生理的限制,总是有限度的,而道德
的追求和精神的追求,则是没有止境的。《礼记·大学》中说“止于
至善”,但什么是“至善”,谁也不能给“至善”一个标准,所以道
德追求是无止境的。(二)化验条中的哲学
人人需要学习。很多人对专业学习都比较上心,因为它是“硬
件”,是谋生的手段和就业的技能,但很多人忽视学习哲学,他们认
为哲学是无用之学。这种看法,当然是片面的。
我们各级干部都应该学点哲学,尤其要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哲
学。这是我们确立理想和信仰的基础,是我们用以处理复杂问题、认
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理论动摇,信仰不牢。习近平
同志之所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中国共产党人的“看家本领”,就
是因为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我们党的干部极其重要。
学习哲学并不限于干部,无论从事何种职业的人都需要学习哲
学。相对具体科学技术而言,哲学确无一技之长,无一专之能。可哲
学有任何其他学科都不具有的功能。没有实际专业技能知识,也就没
有谋生就业的本领;可不学习哲学,我们就没有生命的精神支柱,没
有正确的思维方法和分析、判断能力。人生的最大危机,不是某种专
业技能的缺失,而是生活意义和生活价值的丧失,是思想信仰、理想
和价值观的危机。
也许画家说,我就是画画,与哲学无关;雕塑家说,我就是雕
塑,与哲学无关……所有艺术都说自己在追求美。可什么是美,这就
是一个哲学问题。如果美只是主体的审美观念,与对象无关,那学画
为什么要有模特儿,山水画家何必遍游名山大川临摹写生呢?徐悲鸿
先生也不必观察马和研究马的生理结构?齐白石先生也不必观察飞
蛾、白菜?神似与形似能毫无关系吗?
历史学离不开人和事,但历史学不单纯是记人叙事,我们必须分
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历史人物、为什么发生这样的历史事件。如果
历史没有事实,没有规律,那么历史就会成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
种历史除了戏说外,还有什么意义呢?要正确对待历史,就必须进入
哲学领域。所有科学研究都不能没有哲学。或许有人说,我们既不是干部,也不从事科学研究,我们是普通
人,我们就是过日子,哲学与我无关。这也不对。过日子照样有哲
学。人为了什么活着,最使我们感到幸福和高兴的事是什么?人为什
么会有空虚,会有烦恼?只要进入生活的目的,进入关于生活中的幸
福和痛苦,进入如何看待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生老病死,便进入了哲学领域。在生活中,任何人都离不开哲学,只是自觉或不
自觉而已。自觉的人,活得明白;不自觉的人,一世糊涂。
在日常生活中,不懂哲学连医院里的化验条都看不懂。胸部透
视,绝不会说没有问题,而是说“未见异常”。因为主体观察与客观
事实之间存在差别。不存在问题,是对事实的判断;没有发现问题,是对主体认识能力有限性的确认。我有个亲戚怀疑自己肺部有肿瘤,透视结果是“未见异常”。他一定要医生写上没有问题。医生说,我
只写“未见异常”,不能保证你绝对没有问题。每张化验条上写的都
是本化验条只对本次化验负责,因为病是变化的。看,一张化验条都
包含哲学问题,何况其他复杂的社会生活问题呢。
担任领导工作的干部,一定要重视哲学的学习。习近平同志就两
次在中央政治局召开集体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会,做
出了表率。我们一般党政干部包括从事其他职业的人都应该学点哲
学。从实际工作到日常生活,可以说处处有哲学,处处需要哲学。没
有哲学思维能力,我们往往只能看到事物的局部,而看不见全体。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更上一层楼,就是上到哲学层次。毛
泽东把哲学比作望远镜,意思就是哲学能使我们登高望远。
学点哲学吧,这会使我们看问题更明白。学习哲学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另一种是学习哲学在生活中如何应
用。我那本《学点哲学》不是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书,而是就人
人在生活中都可能碰到的问题做点哲学分析。尼采关于哲学有句话值
得我们细细品味。他说:“哲学是统帅,而不是士兵,是乐队指挥,而不是乐器的演奏者。”其实,我们既要学习专业,有一技之长;又
要学习哲学,有一个善于思考全局的头脑。如果没有哲学思维能力,我们在工作或日常生活中碰到的种种问题,就会由于缺少一根哲学串
线,不懂得它们之间的联系;就像散落一地的铜板串不起来,永远停
留在就事论事的水平,而不可能高屋建瓴。(三)要有“烟火气”
我是读者,也是作者;喜欢读,也写作。作为读者,我喜欢理深
词丰、耐读能懂的东西;作为作者,我又会专注自我,陷入生僻冷怪
以为高的误区。作者与读者心不相通,是作者尤其是哲学论著作者的
大忌。
当然,并不是所有读者都能读懂任何哲学书,也不能要求作者写
的哲学著作和文章任何人都能懂。术业有专攻,文化水平有高低之
分,有专业非专业之分。但作为学者,应该考虑如何使自己写的东西
让人读懂。这里有个文风问题。
哲学文章难写,通俗化的哲学文章更难写。哲学大众化、通俗化
喊了很多年,至今仍然没有出现一本像当年艾思奇《大众哲学》那样
有影响的哲学通俗化著作。哲学大众化并非专注于所谓文采,是靠卖
弄文辞就能做到的。章学诚说:“夫立言之要,在于有物。古人著为
文章,皆本于中之所见,初非好为炳炳烺烺,如绵工绣女之矜夸色彩
已也。”哲学文章要让人读懂,自己必须把道理吃透,先沉下心来下
一番研究功夫。理不透,文不可能通。没有一个人能把自己没有弄懂
的东西让别人看懂,甭说大众化,连小众化都难。
我们并不要求哲学都是大众哲学,哲学应该也必须研究一些高难
度的哲学问题,但无论多高深,总要成文成书,要讲究文风,不能是
天书。康德著作那样艰深晦涩,但康德也并不自夸,相反在他的私人
通信中,常以不能通俗为憾。
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中说:“理形于言,叙理成论。词深
人天,致远方寸。”这很有道理。理只能用文字来论述,而论述就是
讲理。不讲理,是空论。有理有论,才成为理论。哲学是哲理,不讲
理,不是哲学。如果没有适合的表达方式,逻辑混乱,词不达意,再
正确的哲学理论也难流传。真理需要用生动的文字来表达,才能深入
人心,即入人方寸之间。我经常对我的博士生说,希望你们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风格写
国人爱读的文章,写外国人也能懂的文章。我们写不出庄子的寓言哲
学,也写不出老子的韵诗哲学,时代不同,风格也可能不相同,但我
们可以学学他们怎么把哲学道理讲得那么深,那么有趣,让人一卷在
手,欲罢不能,这才是功夫。此外,《孟子》也很有嚼头,其中论辩
和说理都很有说服力,文章也很有风格。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需要科学精神,但同样也需要战斗精神。
有科学精神,才有理可讲;有战斗精神,才有勇气坚持真理。马克思
主义哲学研究中的著作和文章,如果从头至尾没有“烟火气”,没有
一点点热气,只有从概念到概念,满篇都是建构、解读之类的东西,说内心话,我不佩服。(四)两种哲学
法国作家莫里哀的喜剧《醉心于贵族的小市民》中有个人物叫儒
尔丹,他是个小市民,偏偏醉心于贵族,处处假装爱艺术、爱文学。
他弄不清什么是散文,别人告诉他,你说的就是散文。他说,天啦,我整天说散文却不知道什么是散文!恩格斯曾引用过这个故事,他
说,“人们远在知道什么是辩证法以前,就已经辩证地思考了,正象
人们远在散文这一名词出现以前,就已经在用散文讲话一样”。哲学
也是如此。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就存在哲学。
我们通常面对两种哲学:一种是生活中的哲学,一种是书本上的
哲学。我们不但要学习书本上的哲学,更应注意生活中的哲学。哲学
既不能没有形而上的问题即纯哲学问题,也不能没有形而下的问题即
生活中的哲学问题。没有形而上只有形而下,哲学就会变为生活常
识;可没有形而下只有形而上,哲学就在天上,没有着陆点,永远与
人的生活相分离。
哲学家的哲学,就是历史上或当代一些哲学家创立的哲学体系。
例如,中国古代的老子、庄子,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康德、黑
格尔等,这些人提出了基本的哲学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我们要学
习哲学家的哲学,就要学习他们的哲学思想,这是非常重要的。
但我们千万不能忘记还有一种哲学,就是生活中的哲学。如果我
们只懂书本上的哲学而不懂生活中的哲学,这叫书斋哲学、书呆子哲
学。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在《论哲学和智力》一文中说过一段很深刻的
话,大意就是,哲学家比任何其他人更应从直观知识中汲取素材,因
此哲学家的眼睛应永远注视事物本身,让大自然、世事、人生而不是
书本成为他的素材;不能把书本视为知识的源头,书本只是哲学家的
辅助工具而已。当然,这不是说读书不重要,而是说要读活书、活读
书。生活中的哲学不以命题、范畴的方式呈现,而是日常生活中经常
发生的、能从中体悟出哲学道理的生活状态。生活中的哲学智慧是丰
富多样的,“变”“联系”“矛盾”“过程”等都是活生生的生活观
念。矛盾变化是什么?是辩证法,所以日常生活中的变与不变就是哲
学问题。老百姓都知道,事物是变化的,人也是变化的。例如,古代
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一个儒生找裁缝做衣服,裁缝将衣服做成前
短后长,他不乐意,说为什么前短后长?师傅说,你未发达,逢人低
头,自然前面短点,便于弯腰。后来他考中状元,又找了这位师傅做
衣服,衣服变成了前长后短,他又不乐意,问为什么这次前长后短?
师傅说,这次你做了官,不用低头而是挺胸、昂头,自然前面长点
好。这则故事里包含的不仅有裁缝哲学,还有成衣哲学、人生哲学。
又如,人们从一片树叶落地就知道秋天到了,即所谓“落一叶而知
秋”。这里面包含的是什么?是联系的观点,也是一种关于事物信息
的观点,即一个事物的变化与另一事物的变化相联系。我们可以从一
个事物的变化看到与它相联系的事物的变化。如果世界上的事物彼此
没有联系,都是孤立的,就不可能“落一叶而知秋”。矛盾也是如
此。什么叫闹矛盾?就是把矛盾扩大、激化,但如果及时交流、化
解,就能使矛盾得到解决。这些都是哲学问题。
关于过程的思想是最重要的哲学思想之一,恩格斯称之为伟大的
哲学思想。万物发展都有一个过程,如要想得到葡萄,就必须经历种
树、施肥、浇水、除虫等一系列过程。没有过程,就没有结果。过程
通常是枯燥的,而结果往往是丰富的。人也是一样。例如,一个刚开
始学钢琴的人,练琴时使人掩耳,自己也苦不堪言;而一旦成为钢琴
大师,他的成果就是辉煌的。只要结果、不要过程是不可能的,要重
视过程。“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就是生活中的过程哲学。
让哲学回归生活,不是蔑视经典、回归平庸,而是既要重视经
典,更要重视生活。哲学家应善于从平凡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捕捉为
人熟知但不真知的哲学问题。不应把生活作为书本的注脚,而应把书
本作为生活的注脚,这样的哲学家才是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哲学
家。(五)有用与无用
哲学是大家族。自古以来,并不存在统一的唯一的哲学。哲学包
括各种体系、各种学派。对人类思想做出贡献的哲学,都会在不同程
度、不同方面为人类提供智慧。因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
系、人与自我的关系都是人类会共同面对的,因而为处理这些关系而
总结的哲学智慧会有相通之处。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我们既
可以知道古希腊哲人发现的“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又能在
《论语》中读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既
能从希腊哲人中读到泰勒斯的“水是万物之源”,又能在《管子·水
地》中读到“水是生命之源”;既能发现古代西方哲学家谈火、论
气,又能发现中国哲学的“五行”说。世界上各民族的哲学智慧有很
多相通之处、相似之处,它们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共性,是智慧的相
似性;个性,是民族特性和时代特性。
哲学,看似没有用,其实它对人生、对做事,都非常有用。这种
用不同于具体科学知识或专门技能,这就是所谓无用之用。
经济知识、法律知识,都是一种专业知识。专业知识的特点是
专,是专用;而哲学不是专用,不是只用于某一部门,而是普遍适
用,因为它不是单纯的知识,而是智慧。智慧不应有边界,有点像孔
子说的“君子不器”。器皿,大多是专用,一器一用。在厨房里,锅
有锅的用途,碗有碗的用途,筷子有筷子的用途。而专业知识与哲学
的区别,就是“器”与“非器”。
知识是专业专用,超出它的范围就无用。牙科医生是治牙的,不
能治心脏病;学会法律可以当法官或律师,法律不能治病。专业的优
点是专,它的局限性也是专。而哲学智慧对每个专业,对每个人都有
用。因为它不是局限在某个专业,而是提供一个人人需要的关于世
界、关于人生、关于价值的智慧。
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专业知识,我们就不知道如何做具体的
事,比如,没有牙科知识就不知道如何治牙。而哲学智慧是关乎做人的、关乎思维方法的、关乎辨别真善美与假丑恶的。你是医生,你的
职业是治病,治病不仅要有对人整体的认识,还要有对患者的心理、情绪与病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认识,要有对患者的怜爱之心,要有医
德。这个医学整体观,这个医德,就是哲学智慧。如果你是化学家,你有化学知识,会合成三聚氰胺,那是你的专业本事,但如果你把三
聚氰胺放在牛奶里面,那你的专业知识就用在了错误的地方。这个
错,错在哪里?不是错在你的专业知识,而是错在你不知道如何做
人、如何做事。要懂得做好人与做坏人、做好事与做坏事的区分,就
要涉及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
哲学没有一技之长,没有专用,许多人认为它无用;可哲学普遍
适用,它教人如何形成正确的思维,教人做一个有高尚道德的人,教
人做事的根本方法,教人把事做对(坚持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坚持
实践观点),把事做好(对人类有利)。这就是大用,或者说是“无
用之用”。
哲学与专门知识的关系,可以比作道与术的关系。哲学是道,是
根本原则;专门知识是术,是具体做法。如果用武器做比喻,我们可
以说,专门知识是步枪,可以杀敌,而哲学是智慧,是个瞄准器。没
有哲学这个瞄准器,就会放歪枪,或瞄不准。许多有专业知识的人,用专业知识做坏事,这就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出了问题,不是
错在有专业知识,而是错在不知道如何对待自己的专业知识。你要知
道,那些制假造假的人,专业知识水平越高,造的越像。化学家制毒
品,药剂师制假药,肯定是一流的,可从他们造假制假、谋财害命来
看,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水平肯定是末流的!没有专业知
识,我们是一个没有专业学问的人;没有哲学智慧,我们就可能是一
个不做好人好事的人。
人为什么活着?因为人是父母所生,只要男女结合,按照自然规
律,就可以有生命。我们是父母所生,我们活着,我们有生命,是父
母的恩惠,是自然的赐予。动物也是如此。人为了什么活着,这才是
人生观问题。“人为什么活着?”和“人为了什么活着?”是两个不
同的问题,我们有时却把它混为一谈。
“人为什么活着?”是探讨人活着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阴阳结
合,父母所生,是自然规律;“人为了什么活着?”是探讨人生的目
的、人生的意义。“人为什么活着?”这个问题要交给医学、交给生
命科学去解答。而“人为了什么活着?”是属于人生追求问题,是讲人生的目的,是属于人生观问题,属于哲学。我们每个人都活着,但
不是每个人都明白“人为了什么活着”。苏格拉底说,未经思考的生
活不值得生活,就是指这种只活着而不知道为了什么活着的人。
人活着不是为了吃饭,但吃饭是为了活着。活着不是为了吃饭,这是“人为了什么活着?”的问题。如果人活着就是为了吃饭,那和
动物活着一样;而吃饭是为了活着,这说明人活着有比“吃”更高的
目的。吃饭为了活着,这是营养学的问题,因为人要有营养,只有吃
饭才能维持生命。不仅人,动物也要吃才能生存。不仅动物,植物也
要营养,要肥料、要阳光、要水,才能活着。活着不是为了吃饭,说
明吃饱饭以后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干,这属于人生观问题。“人为了什
么活着”,其中包括人生的目的、人生的理想、人生的信仰、人生的
价值追求等。
人为什么活着,这是个无须回答的问题。对医学、对生命科学来
说,这是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对普通人来说,这是个不成问题的问
题。人只要一出生就是人,就是活人,就自然地是活着的人。要是问
一个人为什么活着,他只能回答,我出生时没夭折,活下来了,我当
然活着。我在没有死之前,仍然活着。可是要问他为了什么活着,他
就无可回避地要回答,我或是为了升官,或是为了发财,或是为了服
务人民,等等。总而言之,人活着都有个目的,或大或小,但绝不会
是活着就为了吃饭。尽管目的是多种多样的,但进入“目的”范畴,就是哲学问题,是人生观问题。
目的不同,人生观也不同。或是功利主义的,或是享乐主义的,或是革命主义的,或是救世主义的。我们说的“出世”“入世”“避
世”,都是人生观问题,都与“人为了什么活着?”相关。不愿在红
尘中生活,看破红尘,就“出世”;愿意在红尘中干一番事业,就
“入世”;既不愿“出世”,又不愿“入世”,找个地方当隐士,或
隐于市,或隐于山林,这就是“避世”。“出世”“入世”“避世”
都是一种人生态度,都与人生目的相关。
婚姻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既有婚姻制度问题,又有婚姻伦理问
题。婚姻不单是两性关系,或两性结合的问题。中国人是重视婚姻
的,称婚姻大事,或终身大事。婚姻不仅是两个人的事,而且是全家
的大事。哪家的父母不把儿女的婚姻当大事办?父母费心劳神、出钱
出力为什么?就是因为婚姻不仅关系儿女的幸福,也关系家庭的和
睦。中国不像西方,西方人把婚姻只当成个人的事,结结离离,父母
无权过问,也不过问,这是以个人为本位的婚姻观。西方的婚姻观与
它的道德观是一致的。在中国,结结离离对父母带来的伤害和痛苦是
非常深的。中国一定程度上仍然保留以家庭为本位的传统,个人并没
有从家庭分离出来成为完全独立的个体。这并不是绝对坏的事情。一
个人如果有困难可以得到全家的支援,一个人如果有痛苦可以得到全
家人的分担。在中国,个人不是完全孤立的人,而是家庭成员。年轻
人要懂得中国的国情,要懂得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和婚姻观念。不管中
国人的家庭结构变成大家庭结构还是小家庭结构,在中国的传统文化
中,小家庭与大家庭都是关联着的。儿女的婚姻始终是父母心中的大
事。
当然,婚姻关系,最核心的还是男女两个人的关系。这种关系,包括情与欲两方面。欲,是生理的、肉体的;情,是感情的、心灵
的。只有欲,没有情,人就是动物;没有欲,只有情,那是柏拉图式
的恋爱,是诗意的幻想的婚姻。但在婚姻关系中,情与欲的关系随着
年龄的变化而变化。所谓少年夫妻老来伴,就是这个意思。我用三个
“情”字来表达理想的夫妻关系:少年夫妻是“激情”,花前月下,过的是一种浪漫生活;中年夫妻是“真情”,经过多年的考验和磨
合,婚姻稳定,感情牢固。老年夫妻是“深情”,如水入泥,相依为
命。你可以想象夕阳西下,一对老年夫妻在公园的椅子上相偎而坐,那不是浪漫,而是一种头白相依、死生相守的情感。年轻人可能无法
理解,因为他们没有到这个年龄,不会有这个体验。人的体悟,与年
龄相关,与生活经验相关。这就是哲学,人生哲学。(六)生死观
生与死,是人的生命的始与终。人的生命内容是生死之间的全部
活动。这段时间或长或短,有的人英年早逝,有的人寿高期颐。王羲
之在《兰亭集序》中发过感叹:“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
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但不能因为人人“终期于尽”,而否定生死之间存在各式各样的人生。
人,落地时的哭声像最美妙悦耳的乐章,逝去时的昏迷无言像断
弦的破琴。任何人,都是在自己的哭声中来,在别人的哭声中走。如
果只从哭声中探索人生,永远无法理解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人的生,不由自主,是父母结合的产物;人的死,不由自主,物壮则老,这是
自然规律。我们不可能只欢迎生的规律,拒绝死亡的规律。可是要正
确理解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重在人的一生的活动内容,这个内容不是
与生俱来的,而是自己用行动书写的。
人世间最令人伤心的事莫过于“死别”。没有死亡,哲学也会失
去最有智慧的部分。如何对待死亡,是哲学智慧的重要部分。如果没
有死亡,庄子哲学的智慧就会大打折扣。中西方哲学如果不包含生死
智慧,就会失去它的精彩篇章。使人从对死亡的恐惧中解脱出来,是
古今中外许多哲学家全力以赴的事。但对死的恐惧是人生存本能的一
部分,人们很难坦然面对死亡。哲学家以最大的智慧谈论生死,宗教
从产生起就教导人从对死亡的恐惧中解脱出来,但极乐世界或天堂不
管被描绘得如何美,人还是愿意留在人世。
对死的分析可以有两个角度:科学的角度和价值的角度。科学的
角度容易讲清楚。像庄子说的,生死如日夜之常,是自然规律。恩格
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过,“今天,不把死亡看作生命的重要因
素,不了解生命的否定 实质上包含在生命自身之中的生理学,已经
不被认为是科学的了,因此,生命总是和它的必然结局,即始终作为
种子存在于生命中的死亡联系起来考虑的。辩证的生命观无非就是如
此”。恩格斯还补充了一句,“生就意味着死”。生死相依,再愚蠢
的人,再怕死的人都无法否认这个事实。这是铁的规律。虽然有过秦始皇求长生不老药,有过汉武帝受李少君之骗,也有过无数炼丹合
气、企求羽化登仙的道士,但一个个都是历史的过客。
对死的科学分析是容易的,最难的是价值判断。既然人终究必有
一死,生还有什么意义呢?贤愚,肖与不肖,英雄懦夫,好人坏人,富人穷人,达官贵人与贩夫走卒,最终都是坟头一个,有什么区别
呢?这是最常见的一种生死观。其实,死只是生命的终结,而不是生
命意义和价值的终结。如果人生的价值最后都淹没在死亡中,人的生
命活动就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人最终必有一死。
在现实中,有的人活着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仍然活着。人们之
所以赞赏“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一诗
句,表明人们并不认同一死百了的生死观。这种区别就是人生的不同
意义和价值。近年来,学术界、文化艺术界成就卓著但英年早逝的消
息时有所闻,令人倍感惋惜。人们惋惜的不仅是早逝,而且是英年早
逝,即他们短暂的人生对社会做出了重大贡献,本还可以继续做出贡
献,可过早逝世。人老寿终是必然的,但英年早逝并不正常。
话又说回来,如果人人不死,都与天地同老,万物同春,何必讨
论人生意义与价值问题呢?人生意义与价值问题的产生,正在于人生
短促,人人有死。在有限的人生中,如何尽一个人的责任?对于永不
消逝的东西是不存在价值问题的。不同的人生价值观,主要表现为对
生与死不同意义的认识。所谓“人必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
毛”,讲的就是短暂人生中的人生意义问题。“人生自古谁无死,留
取丹心照汗青”是一种对人生意义的理解;好死不如赖活,又是一种
理解。由于人皆有死而否定人生的意义,否定对生的价值判断,并抱
着为善为恶、好人坏人都是一样,反正人人归于一,最终都是死的这
种生死观,是最无道德、最无责任、最无担当的生死观。
死,是无可逃避的。由于有死亡而看破红尘,或人未死而心先
死,都解决不了生死问题。我们应该直面死亡。人人都是向死而生,生死之间或长或短,终有了时。从个人来看,是个悲剧,是宿命;从
人类的角度来看,是喜剧,是人类的发展。死,只是个体生命的终
结,但你参与创造的世界会因为你的参与而美好。动物的死亡留下的
躯体最终化为尘灰,而人的个体的死亡留下的是充满意义和价值的世
界。人类,因个体的死亡而延续,因一代代个体的创造而使世界越来
越美好。这就是超越个体死亡之苦的生死观。囿于个体,死亡是痛
苦;着眼人类,个体死亡是社会进步和延续的必然。从对死的恐惧中解脱出来,最好的方法就是勇敢地面对死亡,快
乐地生存,过有意义的生活。如果逃避死亡,寻求解脱,实际并未解
脱,因为心存解脱之念,证明仍生活在对死亡的恐惧之中。真正的解
脱应该是认识死的必然性,又懂得生的价值。既热爱生命,又保持死
亡时的尊严。这才是真正懂得生与死。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这是充满智慧的回答。生死相依,只有生的伟大,才有死的光荣;而
生时的卑鄙,必是死后的遗臭。
出生与死亡的性质并不相同。出生是生命的获得,这是自然的恩
赐,即父母结合的产物。这是任何个人都不能自主的。死是生命的终
结,它同样也是自然的规律。但有一点不同,生是不能自我做主的,是“被生”的;而死,则存在多种可能和不同方式。有寿终正寝,有
冤屈而死,有为国牺牲,有为理想和信仰而死,因此死亡中会存在
“应当”与“不应当”的问题,即存在不同的价值负载。
我想起《论语》中孔子对管仲不死君难的评价。子路问孔子:
“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贡也有同样
的疑问,他说,“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
之”。子路和子贡都问孔子,齐桓公杀了自己的亲哥哥公子纠,公子
纠的老师召忽自杀,可同为公子纠老师的管仲却活着,而且帮助齐桓
公。孔子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远远超出了单纯道德的判断,他区分仁人
之仁与妇人之仁,对死的“应当”与“不应当”赋予更高的价值意
义。孔子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还说,“微
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孔子是站在更高的角度来判断管仲的生与
死的问题。叶落归根的死亡是必然规律,可当死亡存在可选择性时,就存在“应当”和“不应当”问题。
在生与死的问题上,我们应该贵生知死。要贵生,即要重视生命
的价值,尽量避免英年早逝,尤其要避免各种非正常死亡;也要知
死,即死得其时,享天年,死得其所,即死得有价值。没有辩证唯物
的生死观,不可能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孔子就反对那种“自经於沟渎
而莫之知也”的匹夫匹妇对生命的态度。当我读报时看到有些年轻人
或因感情纠葛,或因考试失利,或因就业受挫,或因某些不如意的小
事,就轻生跳楼时,十分痛心,深感他们太缺乏对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的理解。(七)共同富裕
财富不是资本,但财富可以转变为资本。当财富支配他人的劳动
时,它就转变为资本形态。资本的占有是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分界线,财富的多少是富裕与贫困的分界线。财富与资本不能混淆。认为资本
主义社会的所有公民因为有汽车、有住房、有冰箱就是有产者,这是
混淆资本与财富的界线。在传统意义上,无产者是工人阶级的另一称
呼,因为他们不是凭借资本获得财富而是直接创造财富。没有无产者
即没有工人的资本主义社会,这当然是奇谈怪论。资本主义社会的本
质是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会因为贫困线的上下浮动而改
变。
在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希望人人富裕,但并不希望也不可能人人
都变为资产者。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害怕的不是富裕,而是贫困。富裕
只能巩固社会主义,贫困才会导致社会主义的危险。但我们也必须辩
证地思考:不发展有不发展的问题,而发展又会出现新的问题,富裕
也是如此。富则修是错误的,但“富而不教”则会出现新问题,所谓
“富二代”现象敲响的就是这种警钟。
在当代中国,私有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私人资本对当代中国社会财富的创造发挥着重大推动作用。在社会主
义社会,工人的主人翁地位不能因被雇用而改变。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国家应该
保障工人有尊严地劳动,保障劳动者的福利和生活。这是社会主义劳
动不同于异化劳动的根本之点。如果资本与权力相结合,尤其是私有
资本变为社会资本构成的主导,就会潜藏着极大的危险。无视这种危
险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因此而害怕富裕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历史发展中常常有极为相似的现象。中国是后发展起来的国家,中国的现代化包含极其复杂的多样性的过程。它同时面对着前现代化
(落后的小农生产方式)、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和后现代化
(现代化弊端的呈现和对生态文明的渴求)种种发展的矛盾的交结与
纠缠。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迅速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也会出现西方现代化过程中某些类似的现象。由于产
业结构的调整而产生的大量下岗失业人员,以及由于农村人口向城市
迅速聚集而产生的蚁居、蜗居现象成为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中的新的社
会问题,成为财富增长中的新的贫困。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社会财富总量大大
增加。财富虽然是使用价值,但它的生产与分配都承载着人与人的关
系。财富分配的核心是利益关系的调整。当今中国,亿万、百亿万富
翁不少,位列世界富豪排名榜上的人日渐增多,这是好事,是社会财
富激增的表现。只要聚财有道,不是巧取豪夺,那么富人增多有利于
增加人们对财富追求的活力,可以提升人们创业的主动性和能动性。
当然,对财富急剧集中的不正当渠道及其产生的拉大基尼系数的效
应,我们必须认真对待。
尽管历史发展有相似现象,但不同社会中对类似现象的处理方式
和出现的后果并不相同。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仍然存在贫困
人口,然而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社会财富的增加与贫困人口
的数量成反比。改革开放以来,脱贫成为我们的一项重要政策。不可
否认,财富确实在向少数人集中,但脱贫人口还是越来越多。我们国
家正在采取各种措施限制两极分化,消减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的
现象,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社会低保水平,保障下岗失业人
员的生活,并着手解决房价虚高和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
分配永远无法超越经济和文化的制约。在当代中国,财富分配中
的分化现象几乎难以完全避免。经济问题是不可能单纯依靠道德解决
的,道德愤慨和抨击可以促进人们关注分配问题,但不可能解决分配
不公问题。处于不同地位的人和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公平的理解有
时南辕北辙。公平是社会的、历史的、变化的概念,永恒的、普适的
公平是不存在的。
社会主义当然要求公平。公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道
德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内在本质的要求。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公
平不是一个抽象的道德概念,而是由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保
证的实际状态。分配的公平是结果,它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所有制
性质决定的。在社会主义中国,有尊严的和体面的生活,不会也不可
能单纯依靠救济、慈善事业或社会福利来保障。与一些人津津乐道的
西方福利国家的学者不同,马克思主义者清楚地意识到,在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在着手完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的同时,应该合理规划各种经济成分的关系,并着力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
地位,增加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共财富。中国的工人和农民为社会主义
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过去和现在都功不可没。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
成就和社会财富的激增,如果不能使全体社会成员,特别是弱势群体
的个人生活得到改善,就难以逐步落实“以人为本”和“共同富裕”
的理念。只有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并采
取经济的、法律的、道德的手段和实际政策措施限制两极分化,才能
在社会财富和个人财富分配之间求得某种合理的、适度的均衡。我们
要求的公平是社会主义公平,它不同于不同利益集团对何者为公平的
主观认定,而是以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和有利于社会发展为衡量尺度
的现实的公平。
如果让各种所有制、各种利益集团在市场博弈中达到公平,并认
为机会均等就是公平,那么劳动者只能是这种所谓机会均等中的弱
者。市场中的机会均等适用于进入市场的资本拥有者和投资者,资本
与劳动之间则没有真正的机会均等,这是由其各自的地位决定的。当
然,社会阶层具有一定的流动性,这是指其中的成员而不是指阶层本
身;阶层本身不会有整体性的流动,它只能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而改
变。只要在雇佣关系中有资本与劳动的区分存在,资本就比劳动强
势:劳动离开资本就会失业,特别是离开土地进入城市的劳动者,离
开了资本就不能生存,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则。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有自身的特点,构建和谐社会、调节劳资关系是我们的基本政
策。我们应该充分发挥资本的作用,但更应该保护劳动者的权益,调
动劳动者积极性。当然,就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来说,资本比劳动强
势、聘用者比被聘用者强势,在这一点上两种经济具有相似之处。因
此,市场经济下的所谓双向选择、自由择业,永远不可能超越市场经
济规则的限制。
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发展社
会主义,以社会主义引导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四个字至关重
要,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命线。不能把消除两极
分化和共同富裕寄托于对公平的道德诉求,而应该按邓小平的社会主
义本质论,走最终达到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共同富裕之路。这
才是真正通向社会主义公平的道路。
物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精神贫穷同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
义新财富观不单关涉物质财富,还关涉精神财富。精神产品同样是满足人类需要的财富。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消费方式和结果并不相
同。物质财富的消费受到生理限制。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享受性和
奢侈性消费成为物质财富消费的主要内容,但这种消费终究有个限
度。超过人的社会的、生理的、心理的合理的物质需求,往往表现为
不合理的消费。精神财富的消费则是无限的。物质财富的不合理的、过度的消费会有害于消费者自身,而精神财富的消费则使消费者素质
越来越高,即越来越有教养、有文化。物质消费虽然可以拉动生产,但社会物质的过度消费会破坏生态环境、破坏资源,妨碍可持续发
展;而精神财富则是一种增值性消费,消费越孕育出新的精神产品,智慧的碰撞越会产生新的智慧。一个国家物质财富的增加,应该有利
于劳动时间的缩短和闲暇时间的增加,有利于人的素质的培养和提
高。物质生产任何时候都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但并非投入物质
生产的社会劳动总量越多越好;事实正好相反,科技革命使物质生产
和精神生产的时间比例发生重大变化,精神生产在社会总生产中占有
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先进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任务,它关系到社
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在当代中国,由于经济发展和财富的增加,按
摩、美容之类的享受性和奢侈性消费扩展到小县小镇;与之相比,文
化建设与全民读书的良好风气则发展缓慢。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必须有文化精神支柱。如果只有物质财富增长,我们只能是一个在国
际风云际会中借机而起的“暴发户”,而不可能是高度发达的社会主
义文明国家。
财富是社会性财富。财富不可能是只由某一个人创造的,它凝聚
的是社会集体的力量。虽然在私有制社会中财富的占有方式是家族式
的,但本质上它是社会财富。虽然封建社会中也有人建立义仓等,但
不超过宗族范围,财富是在家族中贮藏和继承。但千亩良田八百主,通过家族的兴衰,财富不依主体的意愿而发生易手流转。资本主义社
会比封建社会进步,有些财富的拥有者是主动转让,采取成立基金会
的方式从事各种社会公益事业,不是在家族范围内济贫,而是回归全
社会。这是一种社会文明的进步。
社会主义新财富观主张增加社会财富,也主张增加个人财富。但
对个人来说,不应当以追求财富为人生目标。“一切向钱看”“只有
向钱看,才能向前看”之类的口号是误导,不是社会主义新财富观。
在对待财富问题上,应当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结合,个人财富的获得不能损害国家和集体利益。从这点上来说,中国儒家以义取利、反对见利忘义的观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内在的兼容性。
社会主义国家的新财富观既重视个人财富,也重视社会财富;既
重视物质财富,也重视精神财富;既认为财富来自社会,也认为财富
要回归社会。所以,我们应当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
论,通过切实改革分配制度,以消除财富观中的拜金主义、利己主
义,让财富真正成为人的劳动对象化,成为发展人的主体本质力量的
创造物,成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用的物质的和精神的盛宴。(八)命运与时运
“命运”问题并不神秘,关键在于正确理解。国有国运,家有家
运,人有人运。国运,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盛衰兴亡;家运,是一个
家族的兴旺和衰落;人运,则是个人的不同际遇。要懂国运,读读历
史;要懂家运,翻翻自家的或别人家的家谱;要懂人运,看看现实各
色人生或历史人物的传记。
“命运”和“时运”的同与异
“命”与“运”不存在必然联系,可“时”与“运”则密切相
关。“时运”和“命运”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用,有时称为“时
运”,有时称为“命运”。在互用的情况下,“命运”是关于过去经
历和现实际遇的一种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而“时运”则是个人在一
定历史背景下的升降沉浮。如果认为“运”决定于“命”,有一只看
不见的手在冥冥中支配,这就是唯心主义。国运决定于“天”,是
“天命论”;个人的命运注定于“命”,是“宿命论”。这种“命运
论”不可信,更不可取。
北宋的宰相吕蒙正写过《命运赋》,也写过《破窑赋》。吕蒙正
把自己的发迹归结为个人的命好、运好。他说,“吾昔寓居洛阳,朝
求僧餐,暮宿破窑……今居庙堂,官至极品,位置三公……上人宠,下人拥。人道我贵,非我之能也,此乃时也、运也、命也”。按照吕
蒙正的说法,他的发达是因他的命好。他说的时运也就是命运,具有
神秘色彩。
2000多年前,古代哲学家墨子在其《墨子·非命》中专门反驳
“命定论”。文中说,“执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则富,命贫则贫;
命众则众,命寡则寡;命治则治,命乱则乱;命寿则寿,命夭则
夭’”。墨子明确反对这种观点,他说:“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实欲
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执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墨子所说的命定论是“天下大害”完全正
确。时至科学发达的今日,我们中还有不少人迷信命运,相信生辰八
字决定人的寿夭祸福,连结婚都得合八字,真是愧对古人!
在中国用语中“时运”是一个词组。时运既包括“时”,也包括
“运”。如果我们把命运问题与时代结合在一起,就能给予“命运”
以正确的理解。“时”是大背景,个人无法决定。人只能是生活于时
代中。个人的出生和成长,可能逢时,也可能背时。人无法选择自己
的时代。“运”则不同,“运”与个人的机遇和奋斗紧密相连,取决
于个人在时代中的主体性发挥。因此,“时”是同时代的人共有的,“运”则各种各样。套一句托尔斯泰“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
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的名言,幸运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原因可以是
多样的。
个人的“运”不能脱离时代这个大背景,没有“时”,就没有个
人的“运”。晚唐诗人罗隐在《筹笔驿》一诗中描述了关于诸葛亮的
时运,诗中说:“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良筹。时来天地皆同
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唯余岩下
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诸葛亮从初出茅庐,火烧赤壁,协助刘
备建国于成都,有统一全国之志;可在后主时,北伐中原,六出祁
山,终死于五丈原军中。后人从《出师表》读道,“臣受命之日,寝
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可得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难,以
奉先帝之遗意也,而议者谓为非计。今贼适疲于西,又务于东,兵法
乘劳,此进趋之时也”。千百年,凡诵读此文者,无不为“出师未捷
身先死”的诸葛亮感叹。这不是孔明的无能,而是当时魏、蜀、吴力
量对比的时势使然,任何人都无力回天。
时与运,国运、家运和个人命运
家与国不可分,而个人既与家不可分,更与国不可分。只有国家
好、民族好,个人才能有发展前途。有人说,国家可以穷困,家庭可
以富裕,个人可以发展。确实,穷国有富家,也会出个别出类拔萃的
人物,可这只对极少数家庭和个人来说如此。对一个国家的绝大多数
人来说,穷国不可能富民,穷国必然穷家,穷家必然穷民。绝大多数人贫困的国家,必然是穷国;穷国,必然是绝大多数人贫困。覆巢之
下,焉有完卵。
《论语·泰佰》中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
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受压迫国家的人民必然
是受压迫者。如果在一个受外国侵略者压迫的国家,个人卖国求荣依
附外敌处于优越的上流地位,或者在一个政治腐败、虎狼当道的政权
下,依附权贵飞黄腾达,这两种情况,所谓“好命运”,都应该打入
孔子说的“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的另册。
凡是了解中国近代史的人,了解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
侵华历史的人,了解中华民族苦难历史的人,都懂得中国当时面临的
不再是王朝更替、政权易姓的所谓“亡国”,而是中华民族陷于瓜分
豆剖存亡继绝“亡天下”的险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最大的贡
献是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让中国人民把国
家和民族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经过60多年的建设,尤其是40年的
改革开放,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是举世公认
的。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为国家的富强和个人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为个人才能的施展拓展
了空间。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巨大变化,同时也是全体中国人命运的巨
大变化。
当然,国家的命运不能简单等同于每个人的命运。在阶级社会,个人的命运往往取决于阶级命运。而阶级命运则取决于社会制度的变
化。这当然不是说每个人的命运都完全决定于阶级命运。在社会变革
中,原来属于统治阶级家庭成员中的个人,背叛自己的阶级和家庭,投身变革,成为新社会的创造者,在参与改变社会命运的同时,也改
变了自己个人的命运。资产阶级革命时的贵族,有这种人。无产阶级
革命,更是如此。不用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只要读读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革命史,看看中国共产党史上一些辉煌杰出的伟大人物的家世,就
懂得这个道理。
中国革命之路不是铺满玫瑰花的彩虹之路,也不是革命浪漫曲。
历史上“左”的路线曾伤及自己的同志。“文化大革命”中受害者更
多,包括著名的文化人,有的蒙冤入狱,有的家破人亡。但只有国家
好、民族好,个人才有前途这个真理,不会因为个人命运的不幸而被
推翻。因为在中国,只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
度,冤假错案不管时间长短,最终都会得到平反。我们不能忘记历史的教训,但可以忘记历史的恩怨,团结起来向前看,为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而共同奋斗。
命运共同体
国家、民族和个人是命运共同体,但即使在正常情况下,个人的
命运也不会完全相同。没有完全一样的人生道路。社会主义社会制
度,中华民族的复兴,为每个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最有利的平台,但
个人的实际发展如何,不仅会有不同的机遇,更取决于个人自己的创
造,特别是要看个人如何处理自己与国家、民族的关系。是同向而
行,还是相背而行?这两类人的命运是完全不同的。
同样处于当代中国社会,处于相同的改革时代,每个人的具体境
遇不可能完全相同。原来的同班同学,原来的同事,可以在专业成
就、职位高低、升迁快慢、富裕程度以至个人的家庭生活方面存在较
大的差别,这很正常。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个人,同样是具有个性和不
同发展轨迹的现实个人。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表现在它为个
人提供公平的竞争机会,提供充分发挥个人才能的平台和向上发展的
空间,而不可能保证每个人拥有完全相同的结果。但只要充分发挥自
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与国家的发展方向同向而行,每个人都会有机
遇,都会有希望。尽管现在仍然有不少人处于比较困难的状态,但这
绝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常态,而是一个向前发展阶段中呈现出的时段
性的差异。这是过程,而不是结果。建立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的国家,建立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以人为本,让所有
人的人生多姿多彩、各自发光,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我相信,只要祖国的天空艳阳高照,我们身上都会洒上阳光。
当然,在我们社会中,也有少部分人是另一种命运,这部分人就
是与国家和民族命运相背而行的人。他们把自己的前途摆在与国家和
民族发展的对立面,相背而行,如那些腐败分子。这些人的命运注定
是悲惨的。昨天座上客,今日阶下囚。真正应了陈毅同志的话,“莫
伸手,伸手必被捉”。
尽管每个人的命运各有不同,但从总体上来说,中国共产党改变
了中国的国运,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中
国由列强主宰中国命运,转变为由中国人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是了不起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命运之转变。任何一个稍有爱国主义和民族
感情的人,都应为此自豪。看看我们当今公费或自费出国留学的人
数,看看那些遍及世界旅游的中国游客人数,就能明白,中国革命和
改革确实改变了中国大多数普通人的命运。没有国家的富强,就没有
那么多祖祖辈辈都没有走出过乡里的普通人能走出国门、周游世界。
这是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改变,也是个人命运的改变。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我不赞同关于贵族与流
氓之类话题的炒作。其实在旧中国,具有所谓高修养高素质的“贵族
之家”有几家?所谓“绅士”不就是为数极少的精英人物吗?要知
道,当时全中国95%以上都是普通百姓。重要的是,中国革命改变了中
国人民的命运,为13亿多人民的共同富裕、为13亿多人民文化素质的
提高开辟了可能性。尽管我们现在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我们仍有不少
人没有脱贫,我们的教育和人民素质都还有待提高,但中国人的命运
掌握在了自己手中,只要坚持改革方向,一定能够为国家、民族和人
民的命运创造更加灿烂、更加辉煌的未来!(九)自由与任性
什么是自由?有人说,“自由”倒过来就是“由自”。当然,自
由中确实包括“由自”,如果自由中没有自我意志的作用,就不能称
为自由。但“由自”绝不等于“自由”。“由自”是“任性”。
自由不同于“任性”。任性,如果仅仅是使小性、脾气犟,属于
性格问题。我说的“任性”指的是恣意妄言、纵情行事。“任性”看
似自由,实际上是自由的反面,是无视道德和法律的非理性行为,其
后果往往导致的是“不自由”。无论是公共生活领域或私生活领域,“任性”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自由应该与理性相伴而行。就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说,人从对自然
规律的认识和应用中获得自由。而对自然“任性”,得到的是自然的
报复。越任性,报复越重。
就人与社会的关系来说,自由表现为在不违背法律的条件下个人
的言行是“由自”的,是自我做主。而“任性”,则会由于违法而受
到惩罚。“一时性起”,酿成牢狱之灾的事并不少见。
就人与自我的关系来说,自由表现为人对自己本性的正确认识,而不是纵情贪欲,精神为物所奴役。精神的物化,就是人的异化。异
化的人,是不自由的人。
自由绝不能解释为“由自”。“任性”中有自我,但过分“自
我”,就是“任性”。在我们社会中,党有党纪,国有国法。不依规
矩,不能成方圆。如果在我们社会中,人人都可任性而行,社会会成
什么样子,不难想象。
马克思明确把自由与任性区分开来。他曾说过,法律不是压制自
由的手段,正如重力不是阻止运动的手段一样。可是法律规定的自由
存在于法律的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之中。在法律规范中,自
由的存在是普遍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正是在这个
意义上,马克思说:“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法律保障的是人民的自由,包括言论自由,但绝不赞同“任性”。当“任性”越出道
德底线,就应受到舆论谴责;触犯法律,就应受到法律制裁。
人需要自由,没有自由,人就是两脚动物。但自由不是天生的,而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因此自由具有集体的特性,而“任性”是个体
性,属于个人的品性和素质。但“任性”不是天生的性格,它与人所
处的社会地位、家庭条件,以及一切形成“任性”的条件相关。土豪
的任性,因为是土豪;富二代、官二代的任性,因为是富二代、官二
代;某些名人的任性,因为是名人。但并不是任何富人都必然“任
性”,也不是任何富二代、官二代、名人都必然“任性”。“任
性”,是一种素质,特别是人文素质和道德素质。人文和道德素质,不同于文化水平。文化水平表现为知识,而素质则表现为思想和行为
的精神内涵。文化水平高的人不见得素质就高。有些人得意忘形,狂
言乱行,并不是因为文化水平低,而是自以为是富人、名人,可以置
身于道德和法律之外。
自由,涉及人的方方面面,难以细说。粗略可分为内在自由和外
在自由。内在自由,是心灵的自由,属于人的内心世界;外在自由,属于内心自由的外化,表现为言论与行为。内在自由是思想自由,属
于思维的本性;外在自由受法律的制约,属社会规定。任何法律都不
可能限制人的内心自由。想什么,如何想,属于个人的内心世界。三
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封建社会有诛心之说,林彪搞了个“灵魂
深处闹革命”,“斗私批修”,都不可能压制人的内心世界。可内心
活动一旦化为言论和行为,付诸言行,脱离思维着的主体,就进入了
法律管辖范围。法律管不到内心世界,内心活动是个人的私事,但法
律可以以法的形式规定指向他人、指向政府、指向国家言论和行为的
合法性与非法性。合法与非法的界限是法律规定,但标准取决于社会
制度的性质。
社会主义法律按其本质来说,不是为了限制自由,而是为了维护
自由,保障人民的各种自由权利。但为了维护自由,必须规定自由的
边界。言论自由是法律保护的权利,但在任何国家绝非无边界的权
利。因此,自由永远与不自由相互依存。不自由存在于自由规定的界
外,而自由存在于不应保护的不自由的界内。无界限的绝对自由是不
可能的。正如恩格斯说的,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外一个
人的妨碍。在社会生活中,每个人都必须放弃自己的一部分自由,才
可以各自获得不自由中的自由。与自由同时并存的是不自由。不自由是自由实现的补充。由不自
由来保障自由,由自由来限定不自由,这似乎是个悖论,但不是逻辑
上的自相矛盾,而是由社会作为有组织的集合体的本质决定的。为了
保障个人自由,必须给个人的自由设某种合理的限制。最简单的道
理,正如红绿灯的设置不是为限制汽车通行,而是保障汽车能有序地
自由通行。没有红绿灯的设置,就没有汽车通行的自由,有的只是互
相碰撞。在社会生活中,自由是需要代价的。这个代价既包括自由滥
用的后果,也包括对社会成员自由权利的某种约束。
从人类发展史来看,无论中外,都是先追求心灵的自由。因为在
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普遍的自由权利不可能存在,自由属于特权阶
级,表现为少数人的特权。而绝大多数被压迫被剥削者被剥夺了自
由。因此,当时的思想家们、哲学家们只能把对现实自由的追求,转
向内心世界,寻求对不自由的现实世界的精神自由的超越。庄子《逍
遥游》中的大鹏,水击三千里,扶摇直上九万里,列御寇“御风而
行”,总应该算是自由吧,庄子仍不满足,因为这种飞翔的自由“有
待”,要依靠风。庄子追求的是“无待”的自由,即精神世界无条件
的绝对自由。其实,这种自由只能属于庄子的精神世界。现实中的庄
子是不自由的,仍然要借米下锅。
精神世界的自由,不是绝对的。思想者的自由,是受一定条件制
约的。思想自由的高度,永远难以跨越自己时代的高度。即使伟大思
想家的思想中存在某些超越时代的永恒价值,但仔细审视,我们都可
以发现它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并有时代的烙印。
单纯追求精神自由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因为它不是现实的自
由,人实际上存在于不自由的世界之中。身陷囹圄的人,可以骄傲地
保持内心的自由,自许为自由人,但实际上过的是铁窗生涯,仍然是
事实上的不自由。不管魏晋的名士们如何放浪形骸,裸衣纵酒,情不
系于所欲,自以为内心世界无比自由,其中有些人仍难逃司马父子的
杀戮。岂止是剥夺内心世界的自由权利,连生命都失去了。没有社会
制度的保障,不可能有真正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在专制制度下,不会容许有真正的自由。勇敢的思想者往往是悲剧性人物,是争取思
想自由祭坛上的牺牲者。判断一种社会制度的优劣,就要看它在何种
程度上能真正保证思想者的思想自由。这种思想自由不是任性,而是
追求智慧与真理。就内在自由转向外在自由,并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合法性,是资产
阶级革命的贡献。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专制制度,就是通过社会制
度的变革,使人有可能从追求内在的思想自由转向追求外在的由法律
保障的自由权利,从纯哲学的自由转向政治制度的自由,从追求灵魂
自由转向追求人身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以及其他自由权利被纳
入法律,可以说是人类自由发展史上的一次转折,是资本主义制度的
历史功绩。
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由包含不可解决的矛盾,这就是一些
人的自由妨碍另一些人的自由。资本主义法律并不制止这种妨碍。资
本主义法律上规定人人平等,人人具有自由、人权。可资本主义的市
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必然导致自由、平等、人权之间不可解决的矛
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者与劳动者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
等方面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至于所谓人权,也会由于贫富对立而导
致对弱势群体,对穷人、对少数族裔,甚至对妇女人权的侵犯。因此
马克思最憧憬的自由,不是资本主义的那种会导致不平等、人权受到
侵犯的以个人为本位的自由,而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
由发展的条件”的自由。这种自由与平等、人权能达到和谐的结合。
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的另一个代价,是人的内心世界充满物欲,人
失去了心灵的自由。市场满足肉体的需求,但俘虏人的灵魂。无止境
的消费欲、畸形的消费,使人的精神世界越来越窄,越来越空洞化。
普遍的物欲,导致社会性的焦虑、浮躁和空虚,人的需要应转向为追
求物欲而失去的内在的精神自由。可不少人不是转向精神世界的自
由,不是转向追求高尚的世俗道德和伟大的社会理想与信仰,而是转
向寻求无所依归的心灵的安顿处,宗教便成为灵魂最佳的安顿处。或
跪倒在主面前以自赎;或大声诵念观世音菩萨或南无阿弥陀佛,以求
心安。宗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个人起到道德教化和良心的净化作
用,但这只是追求个人心灵的抚慰与疗伤,还不能算是真正在寻求精
神家园。
其实,即使在号称自由王国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与“任性”同
样是不能混同的。法律保障自由权利,并不保障“任性”。当合法的
自由权利变为不受约束的“任性”,同样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学术自
由属于学术研究;思想自由属于思想者,属于科学发现和发明,属于
对真理和智慧的追求。谩骂、侮辱、造谣,以及种种损伤别人的人格
与尊严的言行,并不属于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自由是与责任相联系的。在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拥有言论自由,但
言论自由的后果必须自己负责。法律保障的是言论自由,但并不保障
言论自由的所有后果。不负责任的自由言论,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言论
自由。在社会生活中,任何自由都与责任相关。自由主体也是责任主
体。不承担责任,不应享有自由;不享有自由,则不能追究责任。处
罚没有享有自由权的人的责任,就是专制;而对滥用自由权负有责任
者的放纵和庇护,就是徇私枉法。自由和责任的相关点,应该由法律
规定,而不是由领导人的意志规定。
我们应依法治国,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但不能纵容“任性”。
我们应该宣传自由权利与“任性”的区别、告密与举报的区别。告密
败坏道德,举报维护正义。一个社会如果奖励告密,是人人自危相互
猜疑的阴暗的社会;如果正义与非正义、合法与非法、道德与非道
德,都淹没在集体沉默中,这个社会就是个没有正义感、没有责任
感、没有是非、没有敢于担当者的社会,是一个普遍没有理想和信仰
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也绝不是我们所期待的。二、文化自信
(一)本质
有个学生曾问我:“什么是文化自信,文化自信的主体是谁,信
什么?我参观故宫看到的是琳琅满目的珍藏国宝,无非是展品;参观
长城,巍峨雄伟,气势逼人,无非是旅游景点;参观国家图书馆,诸
子百家,各类书汗牛充栋,无非是藏书。凡此种种与文化自信有什么
关系?”他深感困惑。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
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这为我们从理论上阐明文化自信提
供了重要指导。文化自信是对中华文化的历史起源、发展、精神特质
和精髓的总体性判断,是秉持对中华文化的科学、礼敬、继承、创造
性推进的基本立场和态度。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观,站在国
家和民族前途与命运的高度才能理解文化自信问题,否则我们看到的
只是文化的物质载体或各种文化具体的物化形态,无法把握中国文化
的内在总体精神和文化自信问题的当代价值。“不谋全局者,不足谋
一域。”在文化自信的理解上也是这样。
文化自信:新时代的大问题
文化问题的研究具有时代性。文化的研究,随着社会时代不同会
提出不同的问题,而不同问题显示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如果说,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反映的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社
会发展前途的失望,那么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则是把西方向外扩张引发的矛盾转变为以文明冲突做辩护的政治需
要。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新左派”对文化问题的研究,是由于无
法解决资本主义问题,而聚焦于对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
批判。在当代,文化成为一个世界热点问题,与资本主义工业化、城
市化所引发的精神失衡相联系,与道德失范、审美价值失落、信仰缺
失相关。总之,人们的精神处于一种饥渴状态,对人文精神的追求大
大促进了文化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文化问题研究属于文化学范
围,是文化学者们的任务。
西方不存在特别突出的文化自信问题。几百年来,西方一些发达
资本主义国家处于强势地位,向外输出所谓西方文明。对它们来说,主要存在文化自大和文化霸权。西方文明优越论和以救世主的姿态向
外输出西方文明,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几百年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文化
观。虽然近些年也有学者写过关于西方文化衰落的著作,如美国学者
阿瑟·赫尔曼的《文明衰落论:西方文化悲观主义的形成与演变》,但只是对历史上几位哲学家关于西方文化衰落的叙述,跟文化自信问
题没有特别直接的关联。
文化自信问题在当代中国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既是基于近代先
进的中国人在民族苦难和奋斗中民族自强和文化自觉的展示,又是当
代中国面临的民族伟大复兴对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迫切需要;既是
对全体中国人树立文化自强自信心的鼓舞,又是对当代一切否定中华
民族文化的回击,包括一百多年由于受侵略受压迫造成的某些人中残
存的民族自卑情结的解扣。现在国内国外、网上网下都有些言论,贬
低中华文化,否定中华民族的历史贡献,否定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奋
斗史,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歪曲改革开
放的历史,因此,要加大宣传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光荣
历史的力度,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定文化
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
题。”“大问题”这个提法是对文化自信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中所处重要地位的重大判断。
“四个自信”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擘画未来,绘制蓝图,为中国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理论和精神支柱。尤其是其中的文化自信,发挥着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
作用,对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具有文化和精神支撑作用,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
系,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
坚定文化自信,就是坚定民族的自尊、自强。中国现在已经不再
像旧中国那样在世界政治舞台缺位,或扮演敬陪末座没有发言权的
“小媳妇”角色,已经带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带着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带着解决世界面临的问题的中国方案、建议和话语,自信地走向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离开十九大提出的主
题,离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总体构思,离开当代
中国面对的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我们就弄不清文化自信何以是
“大问题”这一重大判断。
谁的自信: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自信
文化自信,当然不是文化的自我自信。文化并非主体,主体是
人。在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中国共
产党是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的领导者,也是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创新者,是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创建
者。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代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离
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当然不可能有文化自信。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
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自信是深深植根于我们民族的文化血脉之
中的,是从人民的拥护和爱戴支持中汲取力量的。中国共产党的文化
自信,同时是中华民族的自信和中国人民的自信。文化自信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统一。其中,由于以马克思主
义为指导,中国共产党成为站在时代前列、引导时代潮流的政治集
团,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是文化自信的主体。要问
文化自信是谁的自信,首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
当然,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信主体地位和中华民族作为文化自信
主体地位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没有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就不可能孕育和培养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信。文
化具有地区性,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地区文化。民族有民族文化,中国
各个民族有自己的民族文化。地区的文化,具有地区性,它的范围可
以界定;各个民族的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可以识别。但中华各民
族有自己的共同的主体文化。中华民族文化不是各民族文化的叠加、总和,而是各民族文化长时期逐渐融合而成的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是
既超越地区、超越民族又体现在地区文化和民族文化之中的中华各民
族的共同的文化。因而中华民族共同文化也就是中华文化。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创造力。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
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中国共产党的品格就代表了中华民族的不
屈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信就是凝聚并
代表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不能离开国家。正确的文化观不能离开正确的国家观。
国家对于共同文化的形成和认同至关重要。要形成和维护一个统一的
中华民族文化,必然要有一个统一的而非分裂的国家。民族是文化的
主体,而文化是民族的灵魂,中国各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统一而强大的国家保障。当一个国家被消灭或处于分裂时,它的文化发展也
会中断。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文化没有中断,因为中国自
古至今始终是中国。中国人是龙的传人。中国有过分裂,但统一占主
导地位。即使当时存在不同的民族政权,但它仍然处于中国这个大的
疆域之内,极容易统一,因而中华民族的文化保存和继承得相对完
好。历史证明,当国家分裂,文化发展的血脉中断,根本谈不上文化
自信!
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同时是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或许有人
说,这是空话。你看近代中国是一盘散沙,中国人是用革命烈士的血
蘸馒头治病的愚民,是围观杀头的看客。不错,鲁迅先生曾经深刻批
评这种国民劣根性,但他不是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人民,而是指向旧的
社会和旧的制度。鲁迅没有失去对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自信。他说
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
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他强调,中国
并没失掉民族自信力。近代中国的一盘散沙是统治者的“治绩”。中
国近代表现的国民劣根性并非中国人的本质特性,而是朝廷腐败和社
会腐败的“治绩”。
中国共产党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群众
观点。“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毛泽东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
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
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
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
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不依靠人民,不以
人民为中心,所谓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信,就会是一句空话。
文化自信当然包含人数众多的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知识分子和
文化人的自信。各个文化专业领域的专家、学者、非物质文化的创造
者等都能从自己专业领域发现文化自信的历史根源和文化传统,也都
能以自己的创造性贡献强化人民的文化自信。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学者和专家以一个拥有丰富文化传统和文化自
信的大国学者的姿态参与世界的文化交流。可以预期,在世界文化学
术论坛和文化交流中,中国学者会日渐增多。单方面输入的时代已经
结束。中国学者广泛参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就是文化自信的一种表
现。当然,我们不能把文化自信问题只归结为文化人的自信。我们有
些学者津津乐道民国时的学者如何如何,仿佛那时是中国文化的鼎盛
时期。这是一种错误的历史观和文化观。毫无疑问,民国时期出现过
一些有贡献的著名学者,中国人不会忘记他们的文化功绩和学术贡
献。但是当时的中国,国力孱弱,是在国际上没有发言权的。如此中
国,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从何而来?仅仅靠少数
文化名人,不可能撑起民族自信的大厦。
文化自信问题不仅属于文化,它还与国家的强大、民族的独立不
可分。在20世纪30年代,曾出现过中国文化的出路何在的争论,参加
者主要是文化学者,无论是“全盘西化”论者还是中国文化本位主义
者,都无法真正确立中国文化的自信。“全盘西化”论者固不用说,即使中国文化本位主义者也并未真正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
在文化范围内争论中国文化的出路和自信问题是无法建立文化自信
的。毛泽东在1940年撰写的《新民主主义论》,站在马克思主义文化
观的高度,把文化问题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与中国出路联系在一
起讨论。《新民主主义论》第一章第一节提出的就是“中国向何处
去”的问题,紧接着第二节的标题是“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毛
泽东明确提出了中国文化的领导权和指导思想,即这种文化“只能由
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
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不解决,中国不获得解
放,不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文化伟大复兴、重
新树立民族文化自信的。
信什么:中国文化特有的精神标识
要坚定文化自信,不能只看到物,看到文化的载体,还要理解中
华文化的深层内涵。无论是文物还是典籍,都只是文化的载体,文化
的主体是人,而灵魂是载体中的内在精神。如果我们从故宫无数的国
宝藏品中,从难以计数的中华优秀传统经典中,从万里长城和中国历
朝种种巧夺天工的文物和建筑中,看不到其中蕴藏的中华民族的创造
力,看不到其中蕴涵的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理念,当然就无法
理解为什么能从中获得文化自信。因为文化自信,是从中国历史和无
数经典中包含的丰富哲学智慧和政治智慧、丰富历史经验和治国理政理念中得来的,从如此多的巧夺天工的文物中,可以发现中华民族的
创造力和生命力。
中华文化丰富的内涵和精髓,可不是走马观花式地参观、旅游和
漫不经心地阅读就能把握的,它需要正确的文化观和理解水平。在艺
术品拍卖市场中,我们从一幅字画、一件青铜器、一件名贵窑瓷的天
价中,惊讶地看到它的商业价值,但并不意味着懂得它的文化价值,遑论把这些被拍卖的艺术品与文化自信联系在一起。马克思说过,“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
性”,“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 意义”。
文化的本质和文化自信是建立在对中国文化载体中内在蕴藏的中国精
神、中国智慧、中国理念的总体性理解基础上的。它体现在中国物质
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之中,贯穿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和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之中。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说,“在中华民族的开化
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在
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了指南针的发明。还在一千八百年前,已经发
明了造纸法。在一千三百年前,已经发明了刻版印刷。在八百年前,更发明了活字印刷。火药的应用,也在欧洲人之前。所以,中国是世
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
历史”。毛泽东如此充满信心地重述中国历史、中国的文明发展史和
文化发展史,为对中华民族做出卓越贡献的人物而自豪,就是因为中
国的文明史、文化史、发明创造史和历史杰出人物,体现出了中华民
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巨大的创造力和丰富的智慧。我们的先人能
做到的,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能做到,一定能完成中国革命大业并
继续建设一个美好的新中国。
传统是非常重要的。从个人来说,从生到死有一个时间段,人人
如此。唯独传统和内在于传统的伟大精神、智慧与理念没有时间段,它超越时间。你看,孔孟老庄已经逝世2000多年,唐宋八大家等著名
诗人词人也都逝世约千年,至于许多国宝的年代难以确定,但都是古
董。可文化并不会因为年代久远而丧失它的价值。文化中承载的思想
仍然在哺育一代代中国人,后人可理解其蕴藏的精神、智慧和理念。
流传至今的古代文物,其保留的文化信息仍然存在,它精美绝伦的技
艺和艺术精神仍然在向当代人传达祖先的智慧。现在不是在呼唤工匠精神吗,看看我们祖先制造的青铜器、四大名瓷,看看景泰蓝,看看
种种光彩夺目、令人叹为观止的工艺制品,那才是真正的工匠精神。
我想起了《庄子·知北游》中的“大马捶钩”的故事:“大马之捶钩
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一生“于物无视也,非钩无察也”。
庄子别有寓意,但就捶钩技术来说,也算是一种“精于一”的工匠精
神。农业时代的工艺也许过时,但这种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精神,对
处于工业化或后工业化时代的我们,仍然具有榜样作用。
有些人指摘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机械唯物主义,认为它不承认精
神、思想和理念的作用,这不是误解就是有意曲解。马克思主义的唯
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它主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高度重视
社会意识的能动作用。马克思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
质 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 武器。”我们
也可以看出,马克思承认精神是一种武器,承认思想的能量如闪电雷
鸣。它一旦沁入人的心灵,就会发挥无比巨大的威力。在我看来,没
有一种哲学比马克思主义哲学更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承认精神作
用的“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嘲弄。中国古人都懂,“夫
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其位,即
三者伤矣”。此三者,不可不慎守也。
有人说,现在我们不是已经“全盘西化”了吗,还讲什么中国的
文化自信?我们穿西装、吃西餐,我们乘坐的飞机、火车,使用的手
机、电话等等,不都是源自西方吗?各个民族的文明从来都是相互影
响的。我们可以说,我们许多蔬菜水果源自当时的西域;可以说,日
本、韩国和越南汉化、唐化。但也可以说,现在的西方正在中国化,因为我们的日用产品,包括具备技术含量的高端产品不断出口到西
方,到处可以看到“中国制造”甚至是“中国创造”。把文明的传
播、相互引进借鉴和“全盘西化”混为一谈是错误的。“全盘西化”
的本义不是指文明和文化的交流,而是指抛弃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和
历史传统,企图变成另一个国家的翻版。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的改革
开放让中国参与世界性交往,但中国仍然是中国,中国文化仍然是中
国文化。
没有一个民族能完全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因为文化融于血脉之
中,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绘画、我们的文学
艺术等都印有中国文化的胎记,中国人的创作不可能完全脱离中国传
统的影响,都会在不同程度上留有我们文化的特色。当然,我们并不排斥西方文化,相反我们应该吸取西方优秀文化,但它不能改变中国
文化。毛泽东在与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用织帽子来比喻,他说,要学
外国织帽子的方法,织中国的帽子。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
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他还说,应该越
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洋为中用,这是毛泽东的一贯主
张。
文化自信当然包括在中国革命斗争中创造的红色文化的自信。红
色文化与我们的实际生活和实际斗争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我们不是
生活在古代中国,而是生活在现代中国。《红色家书》和《革命烈士
诗抄》中一封封充满家国情怀的家书,一首首充满炽热革命激情的绝
命诗,其中包含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精神,继承了中
国传统文化中移孝作忠的爱国主义精神,更具有现实的教育意义。习
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历史是最
好的教科书”,并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习近平总书记赞扬,“红船精神”正是中国革
命精神之源: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无不与
之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
精神,都是“红船精神”的继续发扬。“红船精神”的核心就是革命
精神,是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仰。
文化自信是不能断流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更重视对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的自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植根于优秀传统文化,直接
继承“红船精神”开辟的革命文化,是基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
新的文化。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新形态,是人类历史从来
没有出现过的社会形态。如果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
律,是预示着人类发展的总方向,那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一种更具先进
性的文化,就是一种具有人类文化发展方向的导向性的文化。体现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人物、道德榜样,就在我们生活中。
如果要问文化自信究竟信的是什么?可以肯定地回答:信的是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的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理念,信的是红色
文化中的革命精神和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信的是把国家、社会和个
人提升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二)使命
从历史看,中国本来就是文化古国、文化大国、文化强国。近代
百年的苦难和列强的侵略掠夺,使中国国弱民穷、科学落后,使中国
这样的文明古国成为文化弱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站
起来了,经过6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国迎来了富起来、强
起来的新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习近平总书记掷地有声的发言,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决心,也代表了近百年来中国历史上为中华民族文
化复兴而前仆后继、英勇牺牲的烈士的初心。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忘
记自己的初心,没有忘记无数曾经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为建立自由、民主、独立的强大中国而牺牲的烈士。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中心的人民
英雄纪念碑上镌刻着的碑文,就是要子孙后代牢记为革命而牺牲的先
烈的初心。
不忘初心,也是近百年来革命烈士头可断、血可流,永不动摇、奋斗到底的决心。我想起了秋瑾的咏梅诗:“冰姿不怕雪霜侵,羞傍
琼楼傍古岑。标格原因独立好,肯教富贵负初心?”秋瑾是为革命而
牺牲的女中豪杰,她的初心就是推翻腐败的清政府,追求国家的自由
和富强。秋瑾以自己在浙江绍兴轩亭口英勇就义,诠释了自己的不忘
初心,也代表了一大批民主革命时期为中国革命牺牲的烈士的初心。
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中
就包括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包括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建设
文化大国、文化强国。没有文化的复兴,也就不能全面实现现代化,中华民族的复兴就会因缺乏精神和文化的支撑而后劲乏力。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一项长期
而困难的任务。因为时代不同、条件不同、环境不同,发展面向现代
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比
毛泽东当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文化建设任务更为艰巨。在一个国际交往频繁,各种文化碰撞和相互交融,思想多样、利益多样
的当代中国,各个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构建,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繁
荣发展,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全体人民尤其是青年一代,都需
要长期坚持不懈。这个任务在一定意义上比其他建设任务更困难,因
为它涉及的是人,而人的理想和信仰会遇到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壁垒障
碍。思想是个最微妙最难深入的领域,一定意义上对有些人来说是个
黑洞。这是个任何压制和强迫都无效的领域。文化领域是知识分子最
为集中的领域。要讲究文化建设的领导方法,要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
策和文化政策,要吸取过去的经验和教训,充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与
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和爱国主义热情,使文化建设成为广大知识分子
和文化工作者的一项自觉的任务。
文化建设不等同于意识形态建设,但其中确实存在意识形态问
题。文化建设属于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建设,不可能去意识形态化、去
政治化、“去中国化”。文化建设,既需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
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又需要立足当代现实,结合时代条件,创造出具有时代价值、反映人
民愿望的高水平的文化产品。
文化的发展史犹如绵延的万里群山,其中有低谷、有平原、有高
峰。文化名人和传世巨著的出现,并非累世能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时代应该创造条件以便培养更多的文化名人和出现更多的名篇巨
著。只有群星灿烂、高峰迭起,才是一个拥有如此丰富文化遗产的中
国应该有的文化大国、文化强国的样子。建立一个文化繁荣兴盛的大
国,其难度堪比建造一座精神的万里长城。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
荣兴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过程中,一切有责任感、使命感的
文化工作者,一定要不辜负我们的时代、不辜负我们的党、不辜负人
民对我们的期待,以自己的作品推动文化自信走向更高层次。(三)底气
文化自信需要有底气。文化自信的底气和文化自信是一体两面。
高度的文化自信,表明我们文化底气十足;文化底气越足,越强化我
们对文化自信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没有底气,文化自信是空谷回音般
的自我呼喊;而没有文化自信,文化底气则如镜花水月般似有实无。
要强化文化自信,就一定要弄清我们自信的底气何在。
与文化自信相连的自信底气问题,是当代中国的重大理论性和现
实性问题。它是经过近代100多年灾难后,中国人重建文化自信的理论
与事实依据。深入研究中华文化自信的底气,应该重视优秀传统文化
的丰富内涵和特质,但又要超越文化视域。因为文化自信的底气,既
在传统文化之中,又在现实之中,它离不开当代中国社会。中国传统
文化是文化底气之根,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是文化底气的中流砥
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是文化底气的基础,而正确的文化政
策则是维护文化底气的制度化保证。只有把文化自信的底气放在当代
中国整体环境中,尤其是放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
自信的辩证关系中,我们才能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的发展阶段,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持续奋进。
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
中国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底气之根。我们的祖先为我们留下了丰
富的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传统文化
在发展的早期,各种思想学派精彩纷呈,多角度地体现中华智慧的全
面性和丰富性。恩格斯说过:“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
不多可以发现以后的所有观点的胚胎、萌芽。”这个论断同样适用于
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历史上思想学派众多,各有持论、各有辉煌,虽
有差异,但并不彼此隔绝。《易传》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
观其会通”,“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和而不同,海纳百川,中国传统文化是由各派思想从各种角度切入的关于宇宙、人生、治国理政、立德树人的大智慧。
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是人文文化,它最关注的是
现世而非来世,是人间而非天堂——它是人的文化,而非神的文化。
宗教的超越性和神圣性往往使人们脱离现实,马克思是极力反对神性
化的文化的,他说,“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
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要求抛弃关于自己处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
抛弃那需要幻想的处境”。中国历来不是政教合一、皇权与神权共治
的国家。中国是依据思想家的教导和智慧,而非神谕或上天启示来进
行国家治理的。在中国,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和历代思想家的学说主要
表现的是现世的智慧,而无关来世。范仲淹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
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和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
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体现的都是这种世俗精神、人世情怀。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关怀,并非没有超越性和神圣性。中国传统
文化把勇于为国家为民族而牺牲作为最高价值,就体现了超越性,即
超越个人的利益,心中有“大我”而不是“小我”;神圣性在于这是
一种崇高的理想和信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以身殉道、以身殉
国,而不是贪生怕死。中华民族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也没有宗教殉
教者,没有对宗教战争杀戮者的赞美,我们只会歌颂那些为国牺牲
者。屈原的《九歌·国殇》就是对战死沙场的勇士们的歌颂,“旌蔽
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
生,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国人独特而悠久的精神世界,让中国
人具有很强的民族自信心,也培育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
神”。
中华文化是极具生命力和创造性的文化,一部中华文化史,同时
也是一部中华文化思想创造史。在历史上,历代都有杰出的思想家从
不同方面为中华文化积累做出自己的贡献。在中华文化史上,不同时
代各有特色,人才辈出,各领风骚。各个时代都有做出突出贡献的思
想家和传世经典文本。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是各自时代的文化珍品。中华文化的创造性和时代性特征、中华文
化的生命力,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底气。我们的文化博大精深,历经
5000年发展从未中断,全赖这种创造力。一种没有创造力的文化,就
如没有生命力的躯体。处在发展迅速、风云变幻、竞争激烈的当代世
界,如果一个国家仅仅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而无创造性,不能创造出
与时代相符合的当代文化,就不会拥有足以自信的文化底气。文化遗
产是历史,它代表先人的创造和智慧。一个民族的文化不仅要源远,还要流长;不仅要根深,还要叶茂;不仅要有传统性,还要有现代
性。因为传统文化遗产的保存以及它泽被子孙后世的作用的发挥,不
能只依靠祖先的护佑,而要依靠后世子孙的继承、发展和创造。历史
证明,民族文化遗产无论怎样丰富,后代都不可能坐享其成。这是北
非、西亚曾经辉煌的文明古国的命运告诉我们的真理。文化自信的底
气不仅来自辉煌的传统,更有赖于灿烂的现实。
中国传统文化世俗性和家国情怀的发扬与升华,以及它的创造性
和生命力,在当代体现为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红色文化承
载着所有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心血,无数革命先烈,或是被暗暗处
决,或是战死沙场,他们都是为理想和信仰而牺牲。这种为国家为民
族为人民而牺牲的理想和信仰,是神圣的和超越自我的。红色文化是
用奋斗和鲜血书写成的有字的和无字的文化。有字的,是先烈们的著
作和充满理想和激情的牢狱书信。像《革命烈士诗抄》和方志敏《可
爱的中国》中那些令天地变色、世人泪奔的绝命诗;无字的,是人民
和共产党人前仆后继战斗中所包含的奋斗精神。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
视红色文化。他多次指出,“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历
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
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的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是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文化,是旨在为使人民过上最美好生活的文化。可以这样说,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底气,既来自我们
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丰富性与和而不同的包容性和创造精神,也来自
体现自强不息民族精神的红色文化的革命性、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
和导向性。在当代,如果不重视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华
文化重要构成这一现实,就很难全面理解当代中华文化的底气由何而
来。
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是中流砥柱
在当代中国,研究文化底气问题,绝不能无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
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核心地位。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
的先锋队,它在中国处于三座大山压迫下时,肩负起推翻旧中国、建
立新中国的历史使命,这为文化重建和复兴提供了可能性;在新中国
成立后,它肩负起全面建设新中国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不仅发展
经济,强国富民,对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福祉负责,还在实践上重建
中国的文化自信。毛泽东同志曾经预言:“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
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并在“7·26”重要
讲话中强调,“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要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
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实现“四个伟大”同样要求
实现中华文化的复兴。
近百年的苦难历史证明,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有重振
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
命,就不可能有新中国,就不可能找到重新树立文化自信的道路。如
果中国仍然保持旧的社会和旧的制度,中国就不可能是现在的中国,就不可能有现在的文化自信底气。在研究文化自信底气问题时,绝不
能无视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而且是文化建设的领导
者,是文化自信底气的中流砥柱这一现实。
社会上曾经刮起小股“民国风”,认为民国时期的文化名人代表
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底气,这是一叶障目而不见泰山。从辛
亥革命推翻帝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近40年,是中国由乱到治、由弱到强的社会大变革的过渡时期,是一个混乱同时又向前迈进的时
期。民国时期总体上经济落后、政治专制、教育落后,文盲遍于国中,但由于社会处于转折时期,在文化上出现过一些名人。但在一个
落后的中国,极少数文化名人或曰文化精英,并不能代表当时的中
国。文化自信的本质是民族自信,是整体民族的精神状态。我们敬重
其中一些人对中华文化的贡献,但仅凭旧社会极少数文化精英,而无
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胜利和国家重建、社会重建、文化重建,就
不可能懂得当代中华文化自信的底气究竟从何而来。中国共产党是中
国革命的中流砥柱,也是中华文化复兴的中流砥柱。在当代中国,党
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
最高的政治力量。削弱或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华民族会再度丧
失文化自信的底气。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正因为这样,党的
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党建,从严治党,惩治腐败,务必不辜
负全国人民对党的信任和期待。
与中国共产党不可分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
位。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究竟是有利于创新性发展中国传统文
化,还是阻碍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在有些人看来,马克思主义是西
方学说,是异质文化,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
冲突”不可避免,它是近代中华文化传统断裂的根本原因。其实,就
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提供了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态
度,使我们能辨别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传
统与现代化的关系,有力反对文化虚无主义、反对“全盘西化主义”
和复古守旧的保守主义。毛泽东同志曾提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我们信奉马克思主
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党的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做过一系列重要
论述。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没有贬低中国传统文化,而是提升中国
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是中华文化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推进
器。
只要是不怀有政治偏见的人都可以看到,如果从中国文化生态中
排除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是不可
能的。如果仍然是对历史上传统的解释理论和研究方法亦步亦趋,就
不可能别开生面,讲出新道理、新思想、新体系,形成中国传统文化
研究的新高峰。
尤其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当它被中国化成为毛
泽东思想,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时,就不再是所谓的“异域文化”,而是当代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内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仅
内容是与中国实际、中国历史和文化相结合的科学,而且其语言风格
和气魄也都有了中国文化的特色。我们只要读读毛泽东同志的《实践
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读读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感受一下讲话中引经据典所显示的中国风格,就能明白它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指
导作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是外在于中国文化之外的异质文
化,而是中国当代文化的内在灵魂和指导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永葆
青春和活力的思想支撑。没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在
近代西方殖民文化和帝国主义文化的强势攻击下,中华文化很难有文
化自信底气。
在研究中国文化自信底气时,我们不能忘记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
会科学的重要性,要充分认识到繁荣和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对增强中华文化自信底气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没有现代理论支撑和
对中国传统文化阐述的参与,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理解往往不易到
位,不易得到具有时代性和科学性的阐述。中国传统文化讲仁爱、重
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许多价值观念,要使其与
现时代相适应,获得新生命力,必须有相关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深入
阐述它的内容并充分展开有理有据合乎逻辑的理论论证,而不是停留
在高度浓缩的格言式的命题上。
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阐述作
用,又要充分发挥中国传统文化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
资源和启迪作用。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不能因为维护中国传统文化
的人文特质,而拒绝与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联姻,拒绝承认中国
传统人文文化中包含科学性的智慧。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包
含极其丰富的符合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内容。不能认为一提中国传
统文化内涵的科学性问题,似乎就是否定中华文化的人文本质。这种
科学性与人文性绝对对立的看法是偏颇的。把中华文化的人文性紧锁
在“袖手论道”“空谈心性”范围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误
读。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不仅要立足中国实际,面对当代
中国问题,而且应该充分利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和历史上的实
践经验。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法
学、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或社会学、管理学、人口学,都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智慧,得到启发。中国哲学中包
含丰富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以及关于人和人性的探索;中国经济
史和经济学说思想史、中国法制史和司法实践史、中国政治制度史和
历代治国理政学说,以及著名思想家著作中与上述学科的相关论述和
历史上的实践经验,都可以通过批判地总结、吸收和改造,成为构建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资源。构建当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
学,如果割断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只能永远当西方相应学科的
理论和话语的搬运工,那么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的哲学社会科学就
难以建立。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西方哲学社会
科学的本质特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说,就
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基本问题和唯物主义与唯
心主义的区分,是有关世界本体和认识来源及标准问题,而不是到处
可贴的标签。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把它作为文化划分的标
准,说某个民族文化是唯心主义的文化,某个民族文化是唯物主义的
文化。
历史上哲学家的历史地位和对文化的贡献,不是简单由唯物主义
和唯心主义区分来定位的,而决定于它的体系中包含的哲学智慧。列
宁曾经说过:“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
物主义。”掩埋在泥土中的珍珠仍然是珍珠。唯心主义辩证法大师黑
格尔就比旧唯物主义尤其是比庸俗唯物主义对人类思想的贡献大得
多。正如同旧唯物主义尤其是庸俗唯物主义的错误,并不在于它是唯
物主义,而在于它在唯物主义名义下包裹着的哲学缺点和错误。“朱
子学”和“王学”都是具有国际性影响的学说。在当代中国,程朱理
学和陆王心学对人作为人的道德教化和修身养性,提供了一种具有中
国特色的“修养论”和“工夫论”,有助于人的主体性确立和道德素
质的优化。这是继承儒家哲学重视“成人之学”,培养理想人格的哲
学的一贯传统,而“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又是新的发展。但我们
不能把程朱理学或陆王心学的命题无限地外推,把它从道德和人格的
“修养论”和“工夫论”变为“宇宙论”和“认识论”,把“理一元
论”和“心一元论”置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之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成就是基础在当代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文化自信是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的。我们要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
研究文化自信底气。文化自信是最持久和最深厚的自信,它起精神支
撑作用,贯穿于道路、理论和制度的自信之中。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成就,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极大地增强了文化自信底气。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坚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中取得的成就,极大地增强了我们的文化自
信底气。习近平总书记说:“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
是最有理由自信的。”的确,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华文化,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和平发展中的中华文化相比,经济落
后,不断挨打,处于世界边缘时期的中华文化,与日益走向世界政治
舞台中心的中华文化相比,哪个更具文化自信底气,这是不言而喻
的。国家的强大、民族的复兴,是文化底气的经济、政治支撑。可以
断言,随着2020年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
实现,中华文化自信底气会进一步提升。
当年,德国学者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为什么对文化抱
着一种悲观主义态度呢?因为西方文化的没落,其实是西方资本主义
制度开始没落的映射。资本主义制度在几百年的发展史中,对人类做
出了重大贡献,但它逐渐走过了辉煌鼎盛时期。斯宾格勒的文化悲观
主义其实是对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制度开始走向没落的一种预言。文
化的活力不可能离开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支撑。中国文化自信的底
气,正在于中国道路向世界贡献的现代化的新方案、新式的人民当家
作主的民主制度以及不同于西方“普世价值论”、“历史终结论”和
“文明冲突论”的社会发展理论。
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在往前走,还需要不断总结经
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永远保持与时俱进的品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我们还存在不少社会问题
需要解决,需要不断深化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的发展
阶段,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战时刻。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不断取得新成就,我们的文化自信底气将会进一步提升。文化政策是制度化保证
无论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都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文化建
设也是一样。文化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使我们对制定正确文化
政策的急迫性和重要性有深切的体会。因为执政党如何对待传统文
化,实行什么样的文化政策,对于能否正确处理文化自信中的传统与
现代关系至关重要。
从理论上来说,无产阶级对待民族文化传统与资产阶级相比更具
科学态度、更具宽阔的眼界和胸怀。当年资产阶级革命的启蒙主义先
驱,在继承和吸收古希腊罗马的人文主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
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资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他们最感兴趣的
不再是文化传统,而是证券交易所和利润,是对职位与收入的担忧和
极其卑鄙的向上爬的思想。恩格斯在历数资产阶级对待传统文化的不
屑态度后说,“德国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
当无产阶级还处于被统治地位时,继承民族文化传统只能是一种
理论,而不可能是一种现实的政策。中国共产党从自身经验中认识
到,传承和发展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不能只停留在理论上,必
须变成一项具有理论性和约束性的国家政策,由全党和全社会各相关
机构共同实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简称《意见》),就表明我
们国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重要性与迫切性的认识提到了
一个新的高度。《意见》对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意
义、基本原则、总体目标、保障措施以及如何把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整
个国民教育体系、如何保护传承文化遗产等,都有明确而具有指导意
义的规定。中国共产党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作为一项
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机构的责任,提高到国家文化战略层面,并提高
了全国人民传承发展传统文化的自觉性。坚决执行这一政策,有助于
提高文化自信底气。
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及其创造性发展,是中华文化发展上的客观现
实。文化自信和文化底气问题是对中华文化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这
是一种从超越纯文化的角度对当代文化自信和底气问题置于社会的总
体性分析。这种分析方法比单纯就文化谈文化自信更会令人信服地认
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的建立和改革,对文化自信底气的增强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四)政治与学术
文化自信问题,是一个既具有政治性又具有学术性的问题。不理
解它的政治性,就不懂它在当代中国的重大现实意义;不能从学理上
阐明这个问题,就不懂它何以在当代中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文化自
信中的政治性与学术性不能分割。
从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内在相关性来
说,它是当代中国现实中最重要的政治性问题。因为它是中国道路选
择、理论创新和制度构建的文化支撑,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
神支柱。脱离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难以说清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和必
要性,难以说清制度的优越性和它对中国历史上治国理政智慧的继承
性,难以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所蕴含的中国话语、中国风格
和中国气魄。如果我们脱离中国历史和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把文化
自信问题变成一个与中国道路选择和制度建构无关的所谓纯文化学的
问题,就是把沸腾着中国现实生活的活生生的时代性课题,变成一个
书斋中的问题,遮蔽了它在中国现实中的重要意义。
就文化本身来说,原本不存在“自信”与“不自信”的问题。任
何一个民族对自己的民族文化都怀有眷恋和热爱之情。“美己之美”
是文化民族性的表现。当文化自信成为一个问题,它就不会是一个单
纯的学术问题,肯定有其深层的社会原因。文化自信的对立面是什
么?是文化不自信,是文化自卑。在当今,为什么要提出文化自信问
题,只有放在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过程和当代现实的舆论场才能理
解。
中国曾经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新中国建立前近百年的
历史中,屡遭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国人中曾经弥漫着一种文化自卑情
绪。从技术不如人、制度不如人,最后到文化不如人,认为中国一切
不如人,连西方的月亮也比中国月亮圆。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也是
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伟大胜利。但是文化自卑情绪,在一些人中并没
有由于中国人民的胜利而消失。在当代中国,凡是对自己民族文化怀
有自卑心理的人,就不会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如果脱离中国近代百年的耻辱史,脱离当代关于中国道路选择、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和制度构建的论断,就不可能知道为什么现在会提出文化
自信问题。
当然,文化自信问题不仅具有政治现实性,而且包含文化理论
性。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任何一个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性的问题,必然同时会呈现为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在当代中国,文化自信问题也
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学理性极强的学术问题。不懂文化的本质和功
能,不懂文化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尤其是不懂中国传统文化
和当代文化的丰富内涵,也就难以深入地理解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把
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提,而且他还着重指
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这说明,与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相比,文化自信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内
涵,它涉及文化的能动作用,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有功能。
为什么文化自信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对
中国当代文化结构的变化发生了什么样的重要影响,它与中国传统文
化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
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建设是只应该适应市场需要呢,还是同
时要具有规范和调节市场主体,防止资本的逐利本性对道德对思想对
政治产生负面效应的作用?文化理论问题研究得越深入,对文化自信
问题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的理解就会越深入,就会从政治问题进入到
理论问题来思考。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只有被理论所把握,并且能从
理论上给予令人信服的说明,才能真正进入广大干部群众的头脑并为
众人所理解。
文化自信更基础。文化包含着价值观与理想和信仰,它是一个民
族的精神和品格,也是民族成员的素质提高和道德修养之泉。作为精
神家园,它如同巨大建筑物的地基和承重墙。没有地基和承重墙的建
筑物是经不起任何震动和冲撞的。没有文化支撑的民族,经不起强敌
入侵和政治上的狂风巨浪。在当代中国,无论是道路的选择、理论的
创新和制度的构建,如果不注重文化建设,精神田园杂草丛生,就如
同要建高楼而不夯实地基一样。
文化自信更广泛。文化的主体是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在一定的
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文化自信问题不仅仅属于文化人,属于知识
分子,属于文化工作者,而且属于全体人民,属于中华民族的全体成
员。在社会构成的各种要素中,文化的影响最为广泛,如同空气,无所不在,只有建立起全民族的文化自信,我们的道路选择、理论创新
和制度构建,才能从文化心理和情感上得到最广泛、最大程度的认
同。
文化自信更深厚。文化有不同于经济和政治的特殊功能。文化当
然是由经济和政治决定的,但它的反作用又会超越经济和政治的时空
限制。在社会形态变化中,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会为新的生产方式和
政治制度取代,而人类文化是一种继承和积累性发展。中国封建社会
的土地所有制和君主制度不再存在,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创造的文化
仍然作为文化传统在发生作用。文化当然也是不断变化的,但一个民
族的文化并不会因变化而丢失传统、中断积累、无人继承。在社会结
构各因素中,文化的作用是最为持久的,不仅持久而且深厚。中国文
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既深且厚。它有长达数千年的持久性积累和
发展,既有我们祖先创造的传统文化,又有近百年革命先烈创造的革
命文化,还有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创造的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它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创造,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
识,既代表过去、代表现在,又代表未来。
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华文化持久而深厚积累基础上选择发展道路、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构建的。它不是浅土插花,而是在文化沃土中深
植栽树,得到中国深厚文化之泉的持久的浇灌。时至今日,我们仍然
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尤其是儒学经典,并从中吸取治国理政的经
验,吸取丰富的哲学智慧。(五)历史审视
文化和历史不可分。历史是文化之根,文化是历史之魂。历史是
社会的整体性存在,是文化产生的土壤和活动舞台。因此要理解一个
民族的文化,必须理解它的历史。不理解中国历史,就难以理解中国
文化。习近平总书记说,“历史是一面镜子”,“坚定文化自信,离
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
如果我们从文化与历史的关系中考察文化自信问题,我们会发现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我们经历过高度的文化自信阶段、短期的文化
自卑阶段和当代的文化自信重建阶段。这是个马鞍形的发展过程。文
化自信问题上的马鞍形,与中国历史发展的马鞍形是不可分的。中国
封建社会经历了从先秦到明中期的高度发达,随后逐渐落后于西方并
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和解体,经过中国
革命胜利后的浴火重生,中国再度和平崛起。不以中国历史为背景,我们对文化自信的马鞍形及其当代意义的理解就是抽象的、非历史
的。
第一阶段,文化自信。中国是文明古国,而且是世界性的文明古
国。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国从来不缺乏文化自信。作为世界文
明古国的中国,有着灿烂辉煌的文化。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
产党》中指出,“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
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
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为什么有这种文化自信呢?因为
自秦汉至明中期,中国是世界上经济最为发达、国势最为强盛的国
家。秦汉时期的中国曾是与罗马帝国相对的东方大国,当世界经历罗
马帝国的分裂,经历波斯大帝国的兴衰,经历奥斯曼帝国的灭亡,而
中国直到唐、明和清朝前半期,仍然是世界上经济总量最大、疆域辽
阔、长期保持统一的泱泱大国。正因为有发达的农业经济的支撑、有
强大的国力支撑、有统一的国家的保障,中国文化也最为发达、最为
自信。商周时代典籍,战国时的诸子百家,汉代雄风,盛唐气象,两宋
文化之高度发展,成就中国文化史的辉煌篇章。秦始皇陵墓中发现的
气势雄伟的兵马俑,汉墓中出土的马踏飞燕所显示的奋发向上、豪迈
进取的精神,《清明上河图》所显示的宋代的发达的城市文明,以及
古代中国穿越沙漠、扬帆远航的陆海丝绸之路,见证了中国人的高度
自信。
第二阶段,文化自卑,文化自信处于低谷阶段。当西方进入资本
主义社会,并开始向外扩张和殖民,经过长期发展并处于成熟和高峰
期的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向衰落和解体。昔日辉煌的东方大国变成
了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泥塑巨人。两次鸦片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像无数条捆住中国手脚的绳索、套在头上的枷锁和
插在身上的吸血管,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瓜分豆剖”的存亡危
机。有人说,中国的GDP直到康乾时代还是世界第一。这只有统计学意
义。从社会形态发展来看,中国明末和清初,犹如百足之虫,看起来
还是庞然大物,实际上已落后于西方。中国的GDP是由众多的劳动力生
产的农业产品构成的,而西方虽然由于人口少,当时的GDP总量不如中
国,可是它们已经开始进入工业时代,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军事力
量。中华民族发生危机,国家发生危机,文化自信必然发生危机。这
段时期,应该说是中国文化自卑阶段,也就是文化自信的低谷时期。
文化自信的低谷期与国家衰败是相联系的,它敲响了中国封建社
会的丧钟,同时又唤醒了许多中国人。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
命》一文中说:“历史的发展,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有可能把他们从历来的麻醉状态中唤醒似的。”的确,中国近
代遭受的耻辱和苦难,既摧毁了统治者和一些人心中盲目自大的天朝
大国式的愚昧,却同时又唤起了具有民族情怀的先进中国人椎心泣
血,奔走呼号,开启了探索中国救亡图存之路。
路在何方,中华民族复兴应该走哪条路?当时学术界能想到的只
有两条路,这就是陈序经在《中国文化的出路》中说的,一条是主张
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的西化之路,一条是主张返回中国固有文化维持原
有封建体制之路。至于所谓折中主义的“中体西用”本质上属于第二
条路的改良和变形。实际上中国还有第三条路,这就是革命之路。孙
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开启了这条道路,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
建帝制。但孙先生逝世过早,抱恨终天:“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
努力。”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继续开辟中国革命之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的这条路,才是真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之路,也是真正的重新树立文化自信之路。
我们当代正处在第三阶段,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阶段,也是
文化自信的重建阶段。中国历史经过文化自信、文化自卑到当代文化
自信的重建,仿佛是个马鞍形的发展路径,但不是黑格尔的三段式,不是回到起点,不是向传统文化的复归。我们当代的文化自信,是在
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借鉴优秀的西方文化基础上,在马克思主义
指导下重建的文化自信。这种文化自信的重建,是在新的时代、新的
社会、新的基础上的重建,是与道路、理论、制度自信不可分割地结
合在一起的重建,相互结合,又相互促进。不是往回走,而是往前
进。(六)“西方中心论”
在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后,“西方中心论”一直处于主导地位,文
化领域中的“西方中心论”表现为“西方文化优越论”。鸦片战争以
后,中国清政府丧权辱国、割地赔款,一些人在失去民族自信力的同
时,也丧失了文化自信心。一种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被视为“酱缸文
化”。近代中国人绝大多数是文盲,很容易形成人心如散沙、国民性
被扭曲的局面。而种种社会不良现象是由于落后的生产方式和腐朽的
政治制度造成的,不能归罪于中国的文化。如果把解放以前的种种社
会问题都算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账上,肯定会丧失文化自信。我们是历
史唯物主义者,而不是“文化决定论”者。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胜利以后,中华民族获得解放。这不
仅大大激发了人民的民族自豪感,也大大增强了文化自信和文化自
觉。中国不仅有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还有中国共产
党和人民在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时期建设的先进文
化。我们完全有理由自信,而且应该懂得文化自信不单纯是文化问
题,还关系到国家前途和民族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
作座谈会上谈道:“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
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
虽然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面临重重困难,如遇到发达国家贸易保
护主义的阻力,但是由于世界经济交往联系的强化,经济全球化的趋
势难以遏制。马克思早就预言过:“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
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
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
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
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创造了地球表层一样。”
发展中国家的不断兴起尤其是中国的和平发展,已经极大地打击
了西方发达国家的优越感。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民族文化
多元化的潮流是不可阻止的,但西方并没有放弃“西方中心论”的观
点,并没有改变“西方文化优越论”的观点。在世界文化交流中,西方国家的强势文化占优势,借助它们的经济实力、科技力量推行它们
的价值观,进行文化渗透。我们可以看到,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美
国往往奉行文化霸权主义。现有美国的文化政策之所以被一些学者批
评为“新帝国主义”,就是因为它贬低其他民族的文化,以种种手段
推行西方的价值观念和人权观念。在我看来,曾经风靡全球的“文明
冲突论”就是一种代表西方世界的文明理论,是一种以文明冲突为依
托的政治理论。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文化也一样。各国文明或文化的多元
性是文化的本质,它们之间有差异,但也可以相互平等交流和借鉴。
如果没有西方某些大国别有用心的干预和支持,单纯的民族文化差异
并不会成为战争的原因。经济和政治利益冲突是导致矛盾加剧的原
因。经济矛盾和政治矛盾是根本的,而文化差异只能算是诱因或催化
剂。只要看看目前中东的乱局,看看大国在中东的博弈,就能懂得问
题的实质。“文明冲突论”是一种掩盖西方干涉理论的理论,并不是
孤立出现的理论问题。有学者把矛头主要指向伊斯兰国家和中国,说
“伊斯兰国家和中国拥有与西方极为不同的伟大文化传统,并自认为
其传统远较西方优越。在与西方的关系中,随着其权利和自我伸张性
的增强,它们与西方在价值观念和利益方面的冲突会日益增多和加
剧”。亨廷顿还断言,“一个在文化、政治和经济上与美国紧密联系
在一起的松散的欧洲联盟,不会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但一个统一
的、强大的和自我伸张的中国可能构成这种威胁。……如果中国的经
济继续发展,可能是21世纪初美国政策制定者面临的唯一严峻的安全
问题”。在当代美国文化观念中,“普世价值论”“文明冲突论”
“历史终结论”说到底就是“西方中心论”和“西方文化优越论”。
我们承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这是自从地球上有人类以来的事
实。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各个不同地区的民族的人民创造出更加绚
丽多彩的文明形态。这是世界历史的进步。没有文化的多样性,世界
将显得贫乏。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有着高度自信,尊重我们的优秀传统
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但我们的文化自信绝不是排外
主义、不是民粹主义。我们尊重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我们的“文化自
信”与“文化他信”是统一的。自古以来,我们就重视其他民族的文
化成就,善于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成果,以丰富自己民族的文化。在
当代,文化的正常交流,有利于世界文化的丰富和发展。我们反对文
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反对“西方中心论”,也反对我们中的
某些人至今仍然存在的文化自卑情结。(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文化是社会的精神的形态。社会的变动,必然导致文化的变动。
如五四运动提出大力汲取近代西方文化的养分,改良中国文化,却也
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一些冲击,那个时代还提不出传统文化的创造
性转化问题。毛泽东同志高度肯定五四运动是“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但同时从思维方法的角度指
出:“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
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
展。”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确存在精华与糟粕之分,但中国共产党
人,从毛泽东同志到习近平总书记,都称赞“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
深”,并提出了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问题。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关于
文化的观点,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一个整体,有源与流。中国传统文化
是社会主义文化之源。没有源,河流必然干涸,必然断流。中国文化
的特点就是源远流长,具有持久性和不间断性。但这绝不是说,我们
可以原封不动地保持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是
科学对待中国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命题。
文化自信不是仅仅对知识分子、文化人说的,更是对全体人民说
的。只有全体人民尤其是年青一代能够普遍树立文化自信,能正确认
识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文化自信才能真正成为更基础、更广泛、更
深厚的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传统文化的教育和大众化问题。他说过:
“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光荣历史,要加大正面宣传力
度,通过学校教育、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影视作品、文学作品等多
种方式,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我国人民树
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
骨气和底气。”
我们的各级学校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讲授中国传统文化的有关课
程。这种课程可以是中国传统文化概论,阐述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也可以分门别类,如中国哲学、中国艺术、中国诗歌、中国音乐之类的专业化课程。但无论是哪种中国传统文化的讲授,都应该注意使历
史文化转化为一种当代中国人能理解和接受的文化,培育听众的民族
文化情感。文化情感是世俗的,它表现在人们的一言一行、日常生活
之中。
如何使经典文化世俗化、大众化,把其中蕴藏的智慧转化为现代
中国人生活的文化环境的构成因素,是个值得研究也必须解决的问
题。我们应该重视经典文本的学术研究,但更应该重视中国传统文化
的世俗形态。日常生活中的文化观念的作用力量非常强大。我们绝大
多数人的文化观念并非来自经典和书本的阅读,而是来自文化的世俗
形态,来自文化环境的熏陶和世代相沿的传统观念。仅以吃为例,西
方人爱吃牛肉、牛排,但不吃狗肉,吃狗肉在他们看来简直是野蛮人
行径,可某些国家的人们对狗肉情有独钟;有的民族不吃牛肉,而有
的民族不吃猪肉。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这是一种饮食的文化观念。
泰勒说过:“文化可以使一个人因为某种食物被文化打上不洁的烙印
而饿死,尽管该食物的营养对一个人是有效的。文化可以使一个人为
了扫除污点而剖腹或枪杀自己。文化的力量大于生死。”
信奉武士道文化的日本军人在战争中宁愿剖腹自杀也不投降;而
美国人由于生命至上的观念并不以投降为叛国,认为保住生命是最重
要的。中国推崇和文化,中国人是爱好和平的,但是在保卫国家抗击
侵略的战争中,我们同样提倡牺牲精神,提倡“杀身成仁,舍生取
义”。中国古代妇女遭强暴多以自杀示贞节;在现代社会,妇女可以
坦言自己被强暴,并诉诸法律。在中国古代,未过门而未婚夫死亡可
以守节,称为节妇;而在西方则认为这是反人道主义。中国封建社会
的妇女并非从小都读过《女儿经》,也并非每个中国人都读过《孝
经》,但贞洁观念、孝的观念就是中国文化的传统观念。传统观念是
已经深入生活、扎根于普通群众内心并处于潜意识中的一种观念。它
的力量往往胜过书本的力量。
中国传统儒家经典是文化的理论形态,可它的力量在于通过种种
方式世俗化,如学校教育、科举制度、乡规民约、族规家训等方式深
深地影响人们的实际生活。历史上的中国,这种观念与农业生产方式
和生活方式是一致的。中国人讲人伦、讲孝道,不孝是会受到社会指
责的;讲究家庭责任,为父母争光;讲究亲情,兄友弟恭,长兄、长
姐有照顾弟妹的道德义务,特别是父母早亡更是如此,长兄如父,长
嫂如母。中国人讲究人情,对朋友讲信义;一个人做人,不讲人情,不讲信义,是为人所不齿的;但社会上讲人情、走后门的现象严重,流行“人情大于王法”之类的观念。这都是以伦理为主导的中国传统
文化长期世俗化的结果。传统的风俗习惯、乡规民约、不成文的交往
规则比任何经典中的话更具权威性。这种世俗化的结果,有精华也有
糟粕,良莠不齐,因此,排除糟粕,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世俗化、大众化,变为中国人民的日常文化和道德观念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工
作。
我们不能轻视日常文化,不能轻视日常生活中的文化观念和道德
行为。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所谓异国风情,就是不同的生活方
式、不同的民居和建筑风格、不同的节日和风俗习惯。一般旅游者不
可能接触到一个地方或民族的经典文化,却很容易感受到其世俗文
化。世俗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符号。中国人的春节拜年、端午节吃粽
子、中秋节吃月饼等习俗,都是中国人的民族象征。一个民族的传统
节日,往往像民族服装一样是民族的标志。如果没有世俗文化,只到
图书馆看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传世之作,是不可能真正了解这个民族
的。它的经典只能代表它遥远的过去的积累,而不代表它的现在。在
当下,文化主要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一个民族的文化的整体素养,表现在它的社会风气之中,表现在 ......
作者:陈先达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05-01
ISBN:9787300258201
价格:38.00元目录
CONTENTS
引言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性与学术性
一、日常生活
(一)哲学走向生活
(二)化验条中的哲学
(三)要有“烟火气”
(四)两种哲学
(五)有用与无用
(六)生死观
(七)共同富裕
(八)命运与时运
(九)自由与任性
二、文化自信
(一)本质
(二)使命
(三)底气
(四)政治与学术
(五)历史审视
(六)“西方中心论”
(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八)民族解放
(九)民族自强
(十)自觉与传承
(十一)文化与文化名人
(十二)自信之路
(十三)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信
三、理论和理论工作者的责任与使命
(一)坚持共产主义理想
(二)社会责任
(三)理论工作者的坚定性(四)立德与立言
(五)立场与情怀
(六)博士生的培养
(七)一世读书抵封侯
(八)理论研究与地狱入口
四、信仰
(一)两种信仰
(二)马克思主义的威力
(三)不朽的马克思
(四)“姓马”与“信马”
(五)职业选择中的价值导向
(六)边缘化与指导地位边缘化
(七)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构
(八)方向与道路
(九)四个“不是”
(十)龙种与跳蚤
结语 未来属于马克思主义引言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性与学术
性
从马克思诞生到中国改革开放40年,已有200年了。这只是世界历
史的瞬间,可对中国来说却是沧桑巨变,是从饱受列强侵凌宰割的苦
难岁月,到经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辉煌历程。中国近现代历
史的走向,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可分,与改革开放不可分。在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重新回顾马克思和马
克思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学术思想,而且具有强烈的
政治指向
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值得纪念。因为马克思对无产阶级、对人类
的贡献是其他思想家难以比肩的。马克思最大的贡献是创立马克思主
义,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的缔造者。没有马克思,就不可能产生马克
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即使当时会产生另一种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类似
学说,但其科学性和面貌可能完全不同。历史不可能同时创造出两个
绝对相同的历史人物,同样,历史也不可能创造出一模一样的科学思
想体系。当前,我们应该反对那种以学术的名义把马克思以后的马克
思主义与马克思对立起来的观点。有些西方学者甚至引用马克思在特
定环境特定语境下说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1] 这
句话作为立论根据。其实,1890年恩格斯在批评德国党内的一些大学
生的幼稚行为时曾明确指出马克思这句话的真实意义。他说,马克思说这句话是为了批评当时法国的共产主义者,是为了区分“龙种”与
“跳蚤”。
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学术思想,而且具有强烈的政治指向。我们
只要比较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和马克思的《关于
费尔巴哈的提纲》就知道。恩格斯曾经批评费尔巴哈谈自然谈得太多
而谈政治谈得太少。确实如此,只要读他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
要》就知道,他主要是反对神学和思辨哲学。他说,神学的秘密是人
本学,思辨哲学的秘密是神学。改变的方法只要把主词和宾词颠倒过
来,将宾词当作主词,就能得到毫无掩饰的、纯粹的、显明的真理。
马克思则不同。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既是一个哲学变革
的纲领,也是一个革命实践的纲领。纲领第十条明确指出“旧唯物主
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
人类” [2] 。作为整个新唯物主义灵魂的第十一条则指出:“哲学家
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 世界,问题在于改变 世界。” [3] 改变
世界最根本的就是改变旧唯物主义作为立脚点的市民社会,建立一个
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世界,即马克思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和共
产主义社会。这个纲领超出了单纯哲学范畴,几乎可以同时视为以哲
学语言表达的变革世界、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政治纲领。
我也从来不同意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政治性的、非学术
的,只有回归马克思原典研究才是回归学术研究的观点。这种观点是
错误的、有害的。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政治性就是源于马克思经典本身
的政治性。马克思经典著作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明确的阶级性,因为
马克思经典著作本来就是为工人阶级和人类解放而研究和著述的。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最著名的经典著作,它至今
仍然使资本主义统治者感到震怵和恐惧。可以说,无论是马克思所著
的像《资本论》这样的皇皇巨著,还是他发表在报刊上的评论,无论
是他正面阐述自己观点的著作,还是他与对手或论敌的论战文章,无
不是既具有高度的学术性又具有立场鲜明的政治性。这并不奇怪,马
克思首先是个革命家,这就决定了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不可能只具有学
术性而不具有政治倾向性,因而对马克思经典著作的研究不可能避免
双重特性,即学术性和政治性。你只要读读西方有些学者从马克思经
典中断章取义得出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就可发现,他们是纯粹
的学术研究而不具政治性吗?!事实上,对马克思经典著作的研究,完全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立场和态度。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和学习马克思
的经典著作,因为它能帮助我们掌握和精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的经典著作是我们的理论宝库,不能只将其作为注释和考证的文
本。即便是只将其作为注释和考证的文本,也必然会渗入研究者诠释
文本的理论结论和政治倾向。
另外,在有些人看来,研究马克思主义没有什么学术性,仿佛只
有研究中外某个大思想家的著作才叫学术研究。这是对学术性的错误
理解。对中外著名思想家的研究当然具有很高的学术性,我们也需要
专门人才进行深入的研究,正确诠译和解读他们的思想,以便继承他
们的智慧。但不能因为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政治性而贬低马克思主义研
究的学术性。可以说,在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不仅具有政治性,而且具有极高的学术性,因为它是建立在对世界发
展普遍规律和人类社会规律揭示基础上的学说。恩格斯说过:人们的
意识决定于人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这个原理看来很简单,但是仔细
考察一下也会立即发现,这个原理的最初结论就给一切唯心主义,甚
至给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我可以大胆断言,马克思主义中每
条基本原理都具有极丰富的内涵,要真正弄懂、弄通,能阐述、能运
用,可得下一辈子的功夫。
自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马克思主义研究逐渐成为一门显学。不
仅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和理论家们精心研究马克思主义,而且马克思主
义的反对者也关注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之
多,是任何一个思想家所无法相比的。不管是赞同马克思主义的学者
还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都无法绕开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马克
思主义是学术宝库,是哲学社会科学中一座巍巍学术高峰。说这种为
全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和学者致力研究的学科没有学术性,岂非
奇谈怪论?!
(二)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与真理标准大讨论40周年,是时间的巧合、理论的必然
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正值真理标准大讨论40周年。这两个具有重
大意义的纪念日同在一年,从时间角度说当然是偶然的,但从更深层
次、从理论的关联性说却是必然的。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直接根源于40年前的真理标准大讨
论。而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思想理论根源,就是马克思的
思想,就源自马克思主义。没有马克思的思想指导,就不可能出现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的核心命题,因而也就找不到
处于历史转折关键时期突破人们思想束缚的强有力的哲学指导;反过
来说,如果当时不通过真理标准大讨论解放思想,没有恢复实事求是
的路线,中国就不可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逐步走上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辉煌道路,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
理论。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伟大成就,唤起了世界对马克思主义的
重视和信心,让世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了新的认知。只要想
想当红旗从克里姆林宫降落后,世界上不少人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
主义的看法,和改革开放40年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伟大成就的今
天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并进行对比,我们就能明
白这个道理。
马克思诞辰纪念和改革开放纪念是两件事,又是同一件事的两个
方面。如果从真理标准大讨论中,从改革开放中看不到马克思的思想
和马克思主义的威力,或者从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成就中看不到
马克思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只看到时间的偶合而看不到
理论的必然,把两个纪念视为互不相关的两件事,就不可能深切理解
马克思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力量。
(三)真理标准大讨论这一政治事件,同样具有深邃
的哲学蕴涵
一段时间里,曾有人说真理标准大讨论是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不具有学术性。这种观点是片面的。毫无疑问,真理标准大讨论是政
治性的讨论,不是纯学术性的讨论。它是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关节点
上,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命运和走向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政治事
件。但并不能因此就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命题不具
有学术性,而是纯粹为政治需要而臆想出来的。一个没有真理性、没
有科学性的命题,不可能在社会主义命运转折的关键时期发挥如此重大的实际作用。单纯政治口号不可能与真理相比,只有它本身同时具
有真理性时才最具有理论力量,才最能动员群众,才最具有说服力。
真理标准问题本身是一个哲学问题。在中外哲学史上,哲学家们
曾为认识正确性标准进行过无数次争论。中国哲学史上庄子与惠子的
濠梁之辩,关于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和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的反复
诘辩,以及西方哲学史上关于理性标准与经验标准的争论,都没有科
学解答这个问题。只有马克思科学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任何主体
标准或理性与经验标准都不可能与实践标准相比。实践高于认识,实
践具有普遍性和直接现实性。
实践具有普遍性,因为实践是群众性的活动,因而被实践证明了
的真理性认识不同于任何个人的认知,也具有普遍性;实践还具有直
接现实性,因为实践是一种客观的物质性活动,是人们直接从事的现
实活动,具有直接可验证性和可感知性,而不是像认识那样以主观形
式存在于主体内部。正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具有真
理性的判断,因此它才有可能在1978年的历史转折中发挥思想解放作
用。可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挥的作用,是真理的作
用,是马克思主义的作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作用。习近平同志
说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最终要落实到怎么用上。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说到底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并在运用中创造性的
发展。真理标准大讨论就是一次卓有成效的运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个命
题自身就是一个真理性命题,因为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标准,逻辑不是
标准而是论证。逻辑论证本身正确与否仍然有待实践检验,三段式的
推论推不出新知识。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真理标准大讨论是在特
定时期发生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实践作为认识是否具有真理
性的标准是普遍真理。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坚持实践
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在40年的改革开放中,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立足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向前发展的。也
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向前发展的每一步都是在接受实践的
检验。
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党一直试图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
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
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当前最重大的时
代课题就是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回答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坚持立足
实践,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历史方位和主要矛盾的变
化,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方针政
策,推出了一系列新举措,推进了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
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的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
有止境。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始终是有效的。“实践是检验真理
的唯一标准”有双重含义:既是真理性认识之所以是真理的标准,也
是错误之所以是错误的标准。因此,实践既可检验真理,也可纠正错
误。但不能认为真理性认识标准是实践,而是否错误是由主观认定
的。因为不少被主观认定是错误的东西,却在事后的实践中被证明是
正确的。无论真理或谬误,一切都应该通过实践检验,这才是彻底的
辩证唯物主义。
真理是有用的,但有用的不一定是真理。这是马克思主义真理观
和实用主义的分界线。如果马克思主义和它的基本原理没有用,那还
算什么马克思主义。没有用的“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嘲
弄。毛泽东说过:“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
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
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从这个角度说,真理标准大讨论不仅拓展了我们当时的理论视野,而且在整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成为我们继续解放思想、全面深入推进改
革、衡量正确与错误的“金标准”。这次大讨论对我们马克思主义理
论工作者来说也是一次教育。
(四)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应该当“龙种”,绝不
当“跳蚤”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并不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者的成果就天然
具有学术性。一门学说的学术性和研究者的学术水平是不能等同的。
实际上在任何学科中,研究者的水平都是参差不齐的。每门学科的研
究者既有大学者,也有成就一般甚至毫无成就的人。这无关学科的学
术性,而是与研究者个人的资质、条件与努力有关。我们马克思主义
理论工作者在增强政治意识的同时,应该努力提高自己研究和教学的
学术含金量。实际上,我们很多研究者是这样做的。只要不心存偏见
都可以看到,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水平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水平在逐年提高,出版的著作和学术论文的学术含金量也在不断增
加。当然,我们与时代要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果和实践仍
有很大距离,仍需努力。
首先,应该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术性问题。坚持马
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有
力地回击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提高学生正确理解社会问题和辨别各种
错误思潮的能力,都必须提高我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含金量。在
马克思主义领域中,光喊口号是无济于事的,正如枪里没有子弹不可
能克敌制胜一样。即使你嗓门如大炮,也无济于事。只有理论才有最
充分的说服力,只有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才会有这种本领。
其次,要真正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我们所
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领域中工作的人,都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作为
一门科学来研究,都必须提高我们的学术水平。为此必须认真学习马
克思的经典著作,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学习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尤其是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的含金量越高,学术性越强,就越有说服
力。如果说,在专业课领域中的一个错误只影响学生的知识水平,那么我们在这一领域中的一个错误观点,将影响读者的一生,影响学生
的一生。几乎在任何一个重大理论或现实问题上,我们都必须旗帜鲜
明,观点明确,而且具有学术含金量。信口开河,或打马虎眼,都是
不行的。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我们纪念改革开放40年,要始终坚
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立足实践,继续解放思
想,大胆创新;我们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要无愧于“马克思主
义”这个称号,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始终高举马克思
主义旗帜,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道
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我们应该当“龙种”,绝不当“跳
蚤”。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95.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7.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7.一、日常生活
(一)哲学走向生活
在哲学研究中,不同的哲学家可能会关注不同的方面,有的关注
形而上的问题,有的更偏向于生活实践。所谓生活中的哲学,并非是
生活本身,而是生活中包含的哲学问题。在穿衣吃饭中,也会存在哲
学问题。衣服是御寒的,也包括遮羞,但服饰的式样和审美的观点,各个时代和民族都不相同,其中就存在哲学问题。服饰可以反映时代
的变化,不同时代的人会有不同的服装。饮食是为了生存,可是各个
国家和民族的饮食习惯不一样,甚至饮食的方式和礼仪也不一样,其
中也包含哲学问题。研究人类社会风俗变迁,就包含对人们生活方式
的研究。就我们的现实生活方式来说,如何让生活方式变得更有品
位、更健康,也需要有哲学思维。现在流行的所谓的养生学就包含很
多哲学问题,当然其中有的有道理,有的是推销,这就需要我们分辨
清楚。如何让生活变得更自觉、更有品位,需要有点哲学思维。
从更高的程度说,人们日常生活的实践包含着更深刻的哲学道
理,但我们不懂其中的哲学意义。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
过:“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
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
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
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
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
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马
克思发现劳动是打开人类社会的钥匙,人们的日常生活需要和人们的衣食住行的满足,都是由人类自身的劳动创造出来的。恩格斯还说
过,历史的基础存在于人们粗糙的物质生活中。
所以哲学研究既要关注形而上的问题,关注纯哲学的问题,更要
关注生活实践中的哲学问题,否则,哲学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我们应该学会把生活实践中的哲学变成哲学中的理论问题。因此,马
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该关注生活实践中的问题,以问题为导向,而不
能只关心抽象的哲学概念。
我们应该加强哲学的实际运用,使人们能切身感受哲学的重要作
用。往大的方面说,可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
题进行哲学思考;往小的方面说,可以就个人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进行哲学思考。比如,什么是幸福这个问题,一方面可以从哲学的角
度进行思考,探求一个普遍性的关于幸福的定义;另一方面也可以从
个人在生活中对幸福的追求方面进行思考。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不一
样,每个人所追求的幸福也可能不一样。为什么有的人物质生活越来
越好了,而幸福感却越来越低了。这就是一个怎样看待幸福的问题。
对幸福的理解只有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才不会陷入对物质欲望无限追
求的陷阱。幸福既包括物质追求也包括精神追求,凡是以物质欲望满
足为标准的幸福,都不可能是持久的。比如,没有汽车的人得到一辆
汽车,可能第一个月幸福,第二个月幸福,一年后还幸福,但第二年
这种幸福感也许就没有了。房子也是一样,大房子不一定会给人持久
的幸福。满足物质欲望的幸福受生理的限制,总是有限度的,而道德
的追求和精神的追求,则是没有止境的。《礼记·大学》中说“止于
至善”,但什么是“至善”,谁也不能给“至善”一个标准,所以道
德追求是无止境的。(二)化验条中的哲学
人人需要学习。很多人对专业学习都比较上心,因为它是“硬
件”,是谋生的手段和就业的技能,但很多人忽视学习哲学,他们认
为哲学是无用之学。这种看法,当然是片面的。
我们各级干部都应该学点哲学,尤其要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哲
学。这是我们确立理想和信仰的基础,是我们用以处理复杂问题、认
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理论动摇,信仰不牢。习近平
同志之所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中国共产党人的“看家本领”,就
是因为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我们党的干部极其重要。
学习哲学并不限于干部,无论从事何种职业的人都需要学习哲
学。相对具体科学技术而言,哲学确无一技之长,无一专之能。可哲
学有任何其他学科都不具有的功能。没有实际专业技能知识,也就没
有谋生就业的本领;可不学习哲学,我们就没有生命的精神支柱,没
有正确的思维方法和分析、判断能力。人生的最大危机,不是某种专
业技能的缺失,而是生活意义和生活价值的丧失,是思想信仰、理想
和价值观的危机。
也许画家说,我就是画画,与哲学无关;雕塑家说,我就是雕
塑,与哲学无关……所有艺术都说自己在追求美。可什么是美,这就
是一个哲学问题。如果美只是主体的审美观念,与对象无关,那学画
为什么要有模特儿,山水画家何必遍游名山大川临摹写生呢?徐悲鸿
先生也不必观察马和研究马的生理结构?齐白石先生也不必观察飞
蛾、白菜?神似与形似能毫无关系吗?
历史学离不开人和事,但历史学不单纯是记人叙事,我们必须分
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历史人物、为什么发生这样的历史事件。如果
历史没有事实,没有规律,那么历史就会成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
种历史除了戏说外,还有什么意义呢?要正确对待历史,就必须进入
哲学领域。所有科学研究都不能没有哲学。或许有人说,我们既不是干部,也不从事科学研究,我们是普通
人,我们就是过日子,哲学与我无关。这也不对。过日子照样有哲
学。人为了什么活着,最使我们感到幸福和高兴的事是什么?人为什
么会有空虚,会有烦恼?只要进入生活的目的,进入关于生活中的幸
福和痛苦,进入如何看待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生老病死,便进入了哲学领域。在生活中,任何人都离不开哲学,只是自觉或不
自觉而已。自觉的人,活得明白;不自觉的人,一世糊涂。
在日常生活中,不懂哲学连医院里的化验条都看不懂。胸部透
视,绝不会说没有问题,而是说“未见异常”。因为主体观察与客观
事实之间存在差别。不存在问题,是对事实的判断;没有发现问题,是对主体认识能力有限性的确认。我有个亲戚怀疑自己肺部有肿瘤,透视结果是“未见异常”。他一定要医生写上没有问题。医生说,我
只写“未见异常”,不能保证你绝对没有问题。每张化验条上写的都
是本化验条只对本次化验负责,因为病是变化的。看,一张化验条都
包含哲学问题,何况其他复杂的社会生活问题呢。
担任领导工作的干部,一定要重视哲学的学习。习近平同志就两
次在中央政治局召开集体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会,做
出了表率。我们一般党政干部包括从事其他职业的人都应该学点哲
学。从实际工作到日常生活,可以说处处有哲学,处处需要哲学。没
有哲学思维能力,我们往往只能看到事物的局部,而看不见全体。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更上一层楼,就是上到哲学层次。毛
泽东把哲学比作望远镜,意思就是哲学能使我们登高望远。
学点哲学吧,这会使我们看问题更明白。学习哲学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另一种是学习哲学在生活中如何应
用。我那本《学点哲学》不是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书,而是就人
人在生活中都可能碰到的问题做点哲学分析。尼采关于哲学有句话值
得我们细细品味。他说:“哲学是统帅,而不是士兵,是乐队指挥,而不是乐器的演奏者。”其实,我们既要学习专业,有一技之长;又
要学习哲学,有一个善于思考全局的头脑。如果没有哲学思维能力,我们在工作或日常生活中碰到的种种问题,就会由于缺少一根哲学串
线,不懂得它们之间的联系;就像散落一地的铜板串不起来,永远停
留在就事论事的水平,而不可能高屋建瓴。(三)要有“烟火气”
我是读者,也是作者;喜欢读,也写作。作为读者,我喜欢理深
词丰、耐读能懂的东西;作为作者,我又会专注自我,陷入生僻冷怪
以为高的误区。作者与读者心不相通,是作者尤其是哲学论著作者的
大忌。
当然,并不是所有读者都能读懂任何哲学书,也不能要求作者写
的哲学著作和文章任何人都能懂。术业有专攻,文化水平有高低之
分,有专业非专业之分。但作为学者,应该考虑如何使自己写的东西
让人读懂。这里有个文风问题。
哲学文章难写,通俗化的哲学文章更难写。哲学大众化、通俗化
喊了很多年,至今仍然没有出现一本像当年艾思奇《大众哲学》那样
有影响的哲学通俗化著作。哲学大众化并非专注于所谓文采,是靠卖
弄文辞就能做到的。章学诚说:“夫立言之要,在于有物。古人著为
文章,皆本于中之所见,初非好为炳炳烺烺,如绵工绣女之矜夸色彩
已也。”哲学文章要让人读懂,自己必须把道理吃透,先沉下心来下
一番研究功夫。理不透,文不可能通。没有一个人能把自己没有弄懂
的东西让别人看懂,甭说大众化,连小众化都难。
我们并不要求哲学都是大众哲学,哲学应该也必须研究一些高难
度的哲学问题,但无论多高深,总要成文成书,要讲究文风,不能是
天书。康德著作那样艰深晦涩,但康德也并不自夸,相反在他的私人
通信中,常以不能通俗为憾。
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中说:“理形于言,叙理成论。词深
人天,致远方寸。”这很有道理。理只能用文字来论述,而论述就是
讲理。不讲理,是空论。有理有论,才成为理论。哲学是哲理,不讲
理,不是哲学。如果没有适合的表达方式,逻辑混乱,词不达意,再
正确的哲学理论也难流传。真理需要用生动的文字来表达,才能深入
人心,即入人方寸之间。我经常对我的博士生说,希望你们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风格写
国人爱读的文章,写外国人也能懂的文章。我们写不出庄子的寓言哲
学,也写不出老子的韵诗哲学,时代不同,风格也可能不相同,但我
们可以学学他们怎么把哲学道理讲得那么深,那么有趣,让人一卷在
手,欲罢不能,这才是功夫。此外,《孟子》也很有嚼头,其中论辩
和说理都很有说服力,文章也很有风格。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需要科学精神,但同样也需要战斗精神。
有科学精神,才有理可讲;有战斗精神,才有勇气坚持真理。马克思
主义哲学研究中的著作和文章,如果从头至尾没有“烟火气”,没有
一点点热气,只有从概念到概念,满篇都是建构、解读之类的东西,说内心话,我不佩服。(四)两种哲学
法国作家莫里哀的喜剧《醉心于贵族的小市民》中有个人物叫儒
尔丹,他是个小市民,偏偏醉心于贵族,处处假装爱艺术、爱文学。
他弄不清什么是散文,别人告诉他,你说的就是散文。他说,天啦,我整天说散文却不知道什么是散文!恩格斯曾引用过这个故事,他
说,“人们远在知道什么是辩证法以前,就已经辩证地思考了,正象
人们远在散文这一名词出现以前,就已经在用散文讲话一样”。哲学
也是如此。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就存在哲学。
我们通常面对两种哲学:一种是生活中的哲学,一种是书本上的
哲学。我们不但要学习书本上的哲学,更应注意生活中的哲学。哲学
既不能没有形而上的问题即纯哲学问题,也不能没有形而下的问题即
生活中的哲学问题。没有形而上只有形而下,哲学就会变为生活常
识;可没有形而下只有形而上,哲学就在天上,没有着陆点,永远与
人的生活相分离。
哲学家的哲学,就是历史上或当代一些哲学家创立的哲学体系。
例如,中国古代的老子、庄子,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康德、黑
格尔等,这些人提出了基本的哲学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我们要学
习哲学家的哲学,就要学习他们的哲学思想,这是非常重要的。
但我们千万不能忘记还有一种哲学,就是生活中的哲学。如果我
们只懂书本上的哲学而不懂生活中的哲学,这叫书斋哲学、书呆子哲
学。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在《论哲学和智力》一文中说过一段很深刻的
话,大意就是,哲学家比任何其他人更应从直观知识中汲取素材,因
此哲学家的眼睛应永远注视事物本身,让大自然、世事、人生而不是
书本成为他的素材;不能把书本视为知识的源头,书本只是哲学家的
辅助工具而已。当然,这不是说读书不重要,而是说要读活书、活读
书。生活中的哲学不以命题、范畴的方式呈现,而是日常生活中经常
发生的、能从中体悟出哲学道理的生活状态。生活中的哲学智慧是丰
富多样的,“变”“联系”“矛盾”“过程”等都是活生生的生活观
念。矛盾变化是什么?是辩证法,所以日常生活中的变与不变就是哲
学问题。老百姓都知道,事物是变化的,人也是变化的。例如,古代
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一个儒生找裁缝做衣服,裁缝将衣服做成前
短后长,他不乐意,说为什么前短后长?师傅说,你未发达,逢人低
头,自然前面短点,便于弯腰。后来他考中状元,又找了这位师傅做
衣服,衣服变成了前长后短,他又不乐意,问为什么这次前长后短?
师傅说,这次你做了官,不用低头而是挺胸、昂头,自然前面长点
好。这则故事里包含的不仅有裁缝哲学,还有成衣哲学、人生哲学。
又如,人们从一片树叶落地就知道秋天到了,即所谓“落一叶而知
秋”。这里面包含的是什么?是联系的观点,也是一种关于事物信息
的观点,即一个事物的变化与另一事物的变化相联系。我们可以从一
个事物的变化看到与它相联系的事物的变化。如果世界上的事物彼此
没有联系,都是孤立的,就不可能“落一叶而知秋”。矛盾也是如
此。什么叫闹矛盾?就是把矛盾扩大、激化,但如果及时交流、化
解,就能使矛盾得到解决。这些都是哲学问题。
关于过程的思想是最重要的哲学思想之一,恩格斯称之为伟大的
哲学思想。万物发展都有一个过程,如要想得到葡萄,就必须经历种
树、施肥、浇水、除虫等一系列过程。没有过程,就没有结果。过程
通常是枯燥的,而结果往往是丰富的。人也是一样。例如,一个刚开
始学钢琴的人,练琴时使人掩耳,自己也苦不堪言;而一旦成为钢琴
大师,他的成果就是辉煌的。只要结果、不要过程是不可能的,要重
视过程。“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就是生活中的过程哲学。
让哲学回归生活,不是蔑视经典、回归平庸,而是既要重视经
典,更要重视生活。哲学家应善于从平凡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捕捉为
人熟知但不真知的哲学问题。不应把生活作为书本的注脚,而应把书
本作为生活的注脚,这样的哲学家才是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哲学
家。(五)有用与无用
哲学是大家族。自古以来,并不存在统一的唯一的哲学。哲学包
括各种体系、各种学派。对人类思想做出贡献的哲学,都会在不同程
度、不同方面为人类提供智慧。因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
系、人与自我的关系都是人类会共同面对的,因而为处理这些关系而
总结的哲学智慧会有相通之处。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我们既
可以知道古希腊哲人发现的“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又能在
《论语》中读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既
能从希腊哲人中读到泰勒斯的“水是万物之源”,又能在《管子·水
地》中读到“水是生命之源”;既能发现古代西方哲学家谈火、论
气,又能发现中国哲学的“五行”说。世界上各民族的哲学智慧有很
多相通之处、相似之处,它们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共性,是智慧的相
似性;个性,是民族特性和时代特性。
哲学,看似没有用,其实它对人生、对做事,都非常有用。这种
用不同于具体科学知识或专门技能,这就是所谓无用之用。
经济知识、法律知识,都是一种专业知识。专业知识的特点是
专,是专用;而哲学不是专用,不是只用于某一部门,而是普遍适
用,因为它不是单纯的知识,而是智慧。智慧不应有边界,有点像孔
子说的“君子不器”。器皿,大多是专用,一器一用。在厨房里,锅
有锅的用途,碗有碗的用途,筷子有筷子的用途。而专业知识与哲学
的区别,就是“器”与“非器”。
知识是专业专用,超出它的范围就无用。牙科医生是治牙的,不
能治心脏病;学会法律可以当法官或律师,法律不能治病。专业的优
点是专,它的局限性也是专。而哲学智慧对每个专业,对每个人都有
用。因为它不是局限在某个专业,而是提供一个人人需要的关于世
界、关于人生、关于价值的智慧。
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专业知识,我们就不知道如何做具体的
事,比如,没有牙科知识就不知道如何治牙。而哲学智慧是关乎做人的、关乎思维方法的、关乎辨别真善美与假丑恶的。你是医生,你的
职业是治病,治病不仅要有对人整体的认识,还要有对患者的心理、情绪与病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认识,要有对患者的怜爱之心,要有医
德。这个医学整体观,这个医德,就是哲学智慧。如果你是化学家,你有化学知识,会合成三聚氰胺,那是你的专业本事,但如果你把三
聚氰胺放在牛奶里面,那你的专业知识就用在了错误的地方。这个
错,错在哪里?不是错在你的专业知识,而是错在你不知道如何做
人、如何做事。要懂得做好人与做坏人、做好事与做坏事的区分,就
要涉及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
哲学没有一技之长,没有专用,许多人认为它无用;可哲学普遍
适用,它教人如何形成正确的思维,教人做一个有高尚道德的人,教
人做事的根本方法,教人把事做对(坚持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坚持
实践观点),把事做好(对人类有利)。这就是大用,或者说是“无
用之用”。
哲学与专门知识的关系,可以比作道与术的关系。哲学是道,是
根本原则;专门知识是术,是具体做法。如果用武器做比喻,我们可
以说,专门知识是步枪,可以杀敌,而哲学是智慧,是个瞄准器。没
有哲学这个瞄准器,就会放歪枪,或瞄不准。许多有专业知识的人,用专业知识做坏事,这就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出了问题,不是
错在有专业知识,而是错在不知道如何对待自己的专业知识。你要知
道,那些制假造假的人,专业知识水平越高,造的越像。化学家制毒
品,药剂师制假药,肯定是一流的,可从他们造假制假、谋财害命来
看,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水平肯定是末流的!没有专业知
识,我们是一个没有专业学问的人;没有哲学智慧,我们就可能是一
个不做好人好事的人。
人为什么活着?因为人是父母所生,只要男女结合,按照自然规
律,就可以有生命。我们是父母所生,我们活着,我们有生命,是父
母的恩惠,是自然的赐予。动物也是如此。人为了什么活着,这才是
人生观问题。“人为什么活着?”和“人为了什么活着?”是两个不
同的问题,我们有时却把它混为一谈。
“人为什么活着?”是探讨人活着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阴阳结
合,父母所生,是自然规律;“人为了什么活着?”是探讨人生的目
的、人生的意义。“人为什么活着?”这个问题要交给医学、交给生
命科学去解答。而“人为了什么活着?”是属于人生追求问题,是讲人生的目的,是属于人生观问题,属于哲学。我们每个人都活着,但
不是每个人都明白“人为了什么活着”。苏格拉底说,未经思考的生
活不值得生活,就是指这种只活着而不知道为了什么活着的人。
人活着不是为了吃饭,但吃饭是为了活着。活着不是为了吃饭,这是“人为了什么活着?”的问题。如果人活着就是为了吃饭,那和
动物活着一样;而吃饭是为了活着,这说明人活着有比“吃”更高的
目的。吃饭为了活着,这是营养学的问题,因为人要有营养,只有吃
饭才能维持生命。不仅人,动物也要吃才能生存。不仅动物,植物也
要营养,要肥料、要阳光、要水,才能活着。活着不是为了吃饭,说
明吃饱饭以后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干,这属于人生观问题。“人为了什
么活着”,其中包括人生的目的、人生的理想、人生的信仰、人生的
价值追求等。
人为什么活着,这是个无须回答的问题。对医学、对生命科学来
说,这是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对普通人来说,这是个不成问题的问
题。人只要一出生就是人,就是活人,就自然地是活着的人。要是问
一个人为什么活着,他只能回答,我出生时没夭折,活下来了,我当
然活着。我在没有死之前,仍然活着。可是要问他为了什么活着,他
就无可回避地要回答,我或是为了升官,或是为了发财,或是为了服
务人民,等等。总而言之,人活着都有个目的,或大或小,但绝不会
是活着就为了吃饭。尽管目的是多种多样的,但进入“目的”范畴,就是哲学问题,是人生观问题。
目的不同,人生观也不同。或是功利主义的,或是享乐主义的,或是革命主义的,或是救世主义的。我们说的“出世”“入世”“避
世”,都是人生观问题,都与“人为了什么活着?”相关。不愿在红
尘中生活,看破红尘,就“出世”;愿意在红尘中干一番事业,就
“入世”;既不愿“出世”,又不愿“入世”,找个地方当隐士,或
隐于市,或隐于山林,这就是“避世”。“出世”“入世”“避世”
都是一种人生态度,都与人生目的相关。
婚姻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既有婚姻制度问题,又有婚姻伦理问
题。婚姻不单是两性关系,或两性结合的问题。中国人是重视婚姻
的,称婚姻大事,或终身大事。婚姻不仅是两个人的事,而且是全家
的大事。哪家的父母不把儿女的婚姻当大事办?父母费心劳神、出钱
出力为什么?就是因为婚姻不仅关系儿女的幸福,也关系家庭的和
睦。中国不像西方,西方人把婚姻只当成个人的事,结结离离,父母
无权过问,也不过问,这是以个人为本位的婚姻观。西方的婚姻观与
它的道德观是一致的。在中国,结结离离对父母带来的伤害和痛苦是
非常深的。中国一定程度上仍然保留以家庭为本位的传统,个人并没
有从家庭分离出来成为完全独立的个体。这并不是绝对坏的事情。一
个人如果有困难可以得到全家的支援,一个人如果有痛苦可以得到全
家人的分担。在中国,个人不是完全孤立的人,而是家庭成员。年轻
人要懂得中国的国情,要懂得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和婚姻观念。不管中
国人的家庭结构变成大家庭结构还是小家庭结构,在中国的传统文化
中,小家庭与大家庭都是关联着的。儿女的婚姻始终是父母心中的大
事。
当然,婚姻关系,最核心的还是男女两个人的关系。这种关系,包括情与欲两方面。欲,是生理的、肉体的;情,是感情的、心灵
的。只有欲,没有情,人就是动物;没有欲,只有情,那是柏拉图式
的恋爱,是诗意的幻想的婚姻。但在婚姻关系中,情与欲的关系随着
年龄的变化而变化。所谓少年夫妻老来伴,就是这个意思。我用三个
“情”字来表达理想的夫妻关系:少年夫妻是“激情”,花前月下,过的是一种浪漫生活;中年夫妻是“真情”,经过多年的考验和磨
合,婚姻稳定,感情牢固。老年夫妻是“深情”,如水入泥,相依为
命。你可以想象夕阳西下,一对老年夫妻在公园的椅子上相偎而坐,那不是浪漫,而是一种头白相依、死生相守的情感。年轻人可能无法
理解,因为他们没有到这个年龄,不会有这个体验。人的体悟,与年
龄相关,与生活经验相关。这就是哲学,人生哲学。(六)生死观
生与死,是人的生命的始与终。人的生命内容是生死之间的全部
活动。这段时间或长或短,有的人英年早逝,有的人寿高期颐。王羲
之在《兰亭集序》中发过感叹:“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
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但不能因为人人“终期于尽”,而否定生死之间存在各式各样的人生。
人,落地时的哭声像最美妙悦耳的乐章,逝去时的昏迷无言像断
弦的破琴。任何人,都是在自己的哭声中来,在别人的哭声中走。如
果只从哭声中探索人生,永远无法理解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人的生,不由自主,是父母结合的产物;人的死,不由自主,物壮则老,这是
自然规律。我们不可能只欢迎生的规律,拒绝死亡的规律。可是要正
确理解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重在人的一生的活动内容,这个内容不是
与生俱来的,而是自己用行动书写的。
人世间最令人伤心的事莫过于“死别”。没有死亡,哲学也会失
去最有智慧的部分。如何对待死亡,是哲学智慧的重要部分。如果没
有死亡,庄子哲学的智慧就会大打折扣。中西方哲学如果不包含生死
智慧,就会失去它的精彩篇章。使人从对死亡的恐惧中解脱出来,是
古今中外许多哲学家全力以赴的事。但对死的恐惧是人生存本能的一
部分,人们很难坦然面对死亡。哲学家以最大的智慧谈论生死,宗教
从产生起就教导人从对死亡的恐惧中解脱出来,但极乐世界或天堂不
管被描绘得如何美,人还是愿意留在人世。
对死的分析可以有两个角度:科学的角度和价值的角度。科学的
角度容易讲清楚。像庄子说的,生死如日夜之常,是自然规律。恩格
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过,“今天,不把死亡看作生命的重要因
素,不了解生命的否定 实质上包含在生命自身之中的生理学,已经
不被认为是科学的了,因此,生命总是和它的必然结局,即始终作为
种子存在于生命中的死亡联系起来考虑的。辩证的生命观无非就是如
此”。恩格斯还补充了一句,“生就意味着死”。生死相依,再愚蠢
的人,再怕死的人都无法否认这个事实。这是铁的规律。虽然有过秦始皇求长生不老药,有过汉武帝受李少君之骗,也有过无数炼丹合
气、企求羽化登仙的道士,但一个个都是历史的过客。
对死的科学分析是容易的,最难的是价值判断。既然人终究必有
一死,生还有什么意义呢?贤愚,肖与不肖,英雄懦夫,好人坏人,富人穷人,达官贵人与贩夫走卒,最终都是坟头一个,有什么区别
呢?这是最常见的一种生死观。其实,死只是生命的终结,而不是生
命意义和价值的终结。如果人生的价值最后都淹没在死亡中,人的生
命活动就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人最终必有一死。
在现实中,有的人活着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仍然活着。人们之
所以赞赏“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一诗
句,表明人们并不认同一死百了的生死观。这种区别就是人生的不同
意义和价值。近年来,学术界、文化艺术界成就卓著但英年早逝的消
息时有所闻,令人倍感惋惜。人们惋惜的不仅是早逝,而且是英年早
逝,即他们短暂的人生对社会做出了重大贡献,本还可以继续做出贡
献,可过早逝世。人老寿终是必然的,但英年早逝并不正常。
话又说回来,如果人人不死,都与天地同老,万物同春,何必讨
论人生意义与价值问题呢?人生意义与价值问题的产生,正在于人生
短促,人人有死。在有限的人生中,如何尽一个人的责任?对于永不
消逝的东西是不存在价值问题的。不同的人生价值观,主要表现为对
生与死不同意义的认识。所谓“人必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
毛”,讲的就是短暂人生中的人生意义问题。“人生自古谁无死,留
取丹心照汗青”是一种对人生意义的理解;好死不如赖活,又是一种
理解。由于人皆有死而否定人生的意义,否定对生的价值判断,并抱
着为善为恶、好人坏人都是一样,反正人人归于一,最终都是死的这
种生死观,是最无道德、最无责任、最无担当的生死观。
死,是无可逃避的。由于有死亡而看破红尘,或人未死而心先
死,都解决不了生死问题。我们应该直面死亡。人人都是向死而生,生死之间或长或短,终有了时。从个人来看,是个悲剧,是宿命;从
人类的角度来看,是喜剧,是人类的发展。死,只是个体生命的终
结,但你参与创造的世界会因为你的参与而美好。动物的死亡留下的
躯体最终化为尘灰,而人的个体的死亡留下的是充满意义和价值的世
界。人类,因个体的死亡而延续,因一代代个体的创造而使世界越来
越美好。这就是超越个体死亡之苦的生死观。囿于个体,死亡是痛
苦;着眼人类,个体死亡是社会进步和延续的必然。从对死的恐惧中解脱出来,最好的方法就是勇敢地面对死亡,快
乐地生存,过有意义的生活。如果逃避死亡,寻求解脱,实际并未解
脱,因为心存解脱之念,证明仍生活在对死亡的恐惧之中。真正的解
脱应该是认识死的必然性,又懂得生的价值。既热爱生命,又保持死
亡时的尊严。这才是真正懂得生与死。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这是充满智慧的回答。生死相依,只有生的伟大,才有死的光荣;而
生时的卑鄙,必是死后的遗臭。
出生与死亡的性质并不相同。出生是生命的获得,这是自然的恩
赐,即父母结合的产物。这是任何个人都不能自主的。死是生命的终
结,它同样也是自然的规律。但有一点不同,生是不能自我做主的,是“被生”的;而死,则存在多种可能和不同方式。有寿终正寝,有
冤屈而死,有为国牺牲,有为理想和信仰而死,因此死亡中会存在
“应当”与“不应当”的问题,即存在不同的价值负载。
我想起《论语》中孔子对管仲不死君难的评价。子路问孔子:
“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贡也有同样
的疑问,他说,“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
之”。子路和子贡都问孔子,齐桓公杀了自己的亲哥哥公子纠,公子
纠的老师召忽自杀,可同为公子纠老师的管仲却活着,而且帮助齐桓
公。孔子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远远超出了单纯道德的判断,他区分仁人
之仁与妇人之仁,对死的“应当”与“不应当”赋予更高的价值意
义。孔子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还说,“微
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孔子是站在更高的角度来判断管仲的生与
死的问题。叶落归根的死亡是必然规律,可当死亡存在可选择性时,就存在“应当”和“不应当”问题。
在生与死的问题上,我们应该贵生知死。要贵生,即要重视生命
的价值,尽量避免英年早逝,尤其要避免各种非正常死亡;也要知
死,即死得其时,享天年,死得其所,即死得有价值。没有辩证唯物
的生死观,不可能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孔子就反对那种“自经於沟渎
而莫之知也”的匹夫匹妇对生命的态度。当我读报时看到有些年轻人
或因感情纠葛,或因考试失利,或因就业受挫,或因某些不如意的小
事,就轻生跳楼时,十分痛心,深感他们太缺乏对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的理解。(七)共同富裕
财富不是资本,但财富可以转变为资本。当财富支配他人的劳动
时,它就转变为资本形态。资本的占有是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分界线,财富的多少是富裕与贫困的分界线。财富与资本不能混淆。认为资本
主义社会的所有公民因为有汽车、有住房、有冰箱就是有产者,这是
混淆资本与财富的界线。在传统意义上,无产者是工人阶级的另一称
呼,因为他们不是凭借资本获得财富而是直接创造财富。没有无产者
即没有工人的资本主义社会,这当然是奇谈怪论。资本主义社会的本
质是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会因为贫困线的上下浮动而改
变。
在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希望人人富裕,但并不希望也不可能人人
都变为资产者。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害怕的不是富裕,而是贫困。富裕
只能巩固社会主义,贫困才会导致社会主义的危险。但我们也必须辩
证地思考:不发展有不发展的问题,而发展又会出现新的问题,富裕
也是如此。富则修是错误的,但“富而不教”则会出现新问题,所谓
“富二代”现象敲响的就是这种警钟。
在当代中国,私有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私人资本对当代中国社会财富的创造发挥着重大推动作用。在社会主
义社会,工人的主人翁地位不能因被雇用而改变。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国家应该
保障工人有尊严地劳动,保障劳动者的福利和生活。这是社会主义劳
动不同于异化劳动的根本之点。如果资本与权力相结合,尤其是私有
资本变为社会资本构成的主导,就会潜藏着极大的危险。无视这种危
险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因此而害怕富裕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历史发展中常常有极为相似的现象。中国是后发展起来的国家,中国的现代化包含极其复杂的多样性的过程。它同时面对着前现代化
(落后的小农生产方式)、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和后现代化
(现代化弊端的呈现和对生态文明的渴求)种种发展的矛盾的交结与
纠缠。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迅速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也会出现西方现代化过程中某些类似的现象。由于产
业结构的调整而产生的大量下岗失业人员,以及由于农村人口向城市
迅速聚集而产生的蚁居、蜗居现象成为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中的新的社
会问题,成为财富增长中的新的贫困。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社会财富总量大大
增加。财富虽然是使用价值,但它的生产与分配都承载着人与人的关
系。财富分配的核心是利益关系的调整。当今中国,亿万、百亿万富
翁不少,位列世界富豪排名榜上的人日渐增多,这是好事,是社会财
富激增的表现。只要聚财有道,不是巧取豪夺,那么富人增多有利于
增加人们对财富追求的活力,可以提升人们创业的主动性和能动性。
当然,对财富急剧集中的不正当渠道及其产生的拉大基尼系数的效
应,我们必须认真对待。
尽管历史发展有相似现象,但不同社会中对类似现象的处理方式
和出现的后果并不相同。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仍然存在贫困
人口,然而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社会财富的增加与贫困人口
的数量成反比。改革开放以来,脱贫成为我们的一项重要政策。不可
否认,财富确实在向少数人集中,但脱贫人口还是越来越多。我们国
家正在采取各种措施限制两极分化,消减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的
现象,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社会低保水平,保障下岗失业人
员的生活,并着手解决房价虚高和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
分配永远无法超越经济和文化的制约。在当代中国,财富分配中
的分化现象几乎难以完全避免。经济问题是不可能单纯依靠道德解决
的,道德愤慨和抨击可以促进人们关注分配问题,但不可能解决分配
不公问题。处于不同地位的人和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公平的理解有
时南辕北辙。公平是社会的、历史的、变化的概念,永恒的、普适的
公平是不存在的。
社会主义当然要求公平。公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道
德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内在本质的要求。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公
平不是一个抽象的道德概念,而是由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保
证的实际状态。分配的公平是结果,它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所有制
性质决定的。在社会主义中国,有尊严的和体面的生活,不会也不可
能单纯依靠救济、慈善事业或社会福利来保障。与一些人津津乐道的
西方福利国家的学者不同,马克思主义者清楚地意识到,在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在着手完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的同时,应该合理规划各种经济成分的关系,并着力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
地位,增加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共财富。中国的工人和农民为社会主义
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过去和现在都功不可没。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
成就和社会财富的激增,如果不能使全体社会成员,特别是弱势群体
的个人生活得到改善,就难以逐步落实“以人为本”和“共同富裕”
的理念。只有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并采
取经济的、法律的、道德的手段和实际政策措施限制两极分化,才能
在社会财富和个人财富分配之间求得某种合理的、适度的均衡。我们
要求的公平是社会主义公平,它不同于不同利益集团对何者为公平的
主观认定,而是以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和有利于社会发展为衡量尺度
的现实的公平。
如果让各种所有制、各种利益集团在市场博弈中达到公平,并认
为机会均等就是公平,那么劳动者只能是这种所谓机会均等中的弱
者。市场中的机会均等适用于进入市场的资本拥有者和投资者,资本
与劳动之间则没有真正的机会均等,这是由其各自的地位决定的。当
然,社会阶层具有一定的流动性,这是指其中的成员而不是指阶层本
身;阶层本身不会有整体性的流动,它只能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而改
变。只要在雇佣关系中有资本与劳动的区分存在,资本就比劳动强
势:劳动离开资本就会失业,特别是离开土地进入城市的劳动者,离
开了资本就不能生存,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则。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有自身的特点,构建和谐社会、调节劳资关系是我们的基本政
策。我们应该充分发挥资本的作用,但更应该保护劳动者的权益,调
动劳动者积极性。当然,就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来说,资本比劳动强
势、聘用者比被聘用者强势,在这一点上两种经济具有相似之处。因
此,市场经济下的所谓双向选择、自由择业,永远不可能超越市场经
济规则的限制。
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发展社
会主义,以社会主义引导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四个字至关重
要,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命线。不能把消除两极
分化和共同富裕寄托于对公平的道德诉求,而应该按邓小平的社会主
义本质论,走最终达到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共同富裕之路。这
才是真正通向社会主义公平的道路。
物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精神贫穷同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
义新财富观不单关涉物质财富,还关涉精神财富。精神产品同样是满足人类需要的财富。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消费方式和结果并不相
同。物质财富的消费受到生理限制。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享受性和
奢侈性消费成为物质财富消费的主要内容,但这种消费终究有个限
度。超过人的社会的、生理的、心理的合理的物质需求,往往表现为
不合理的消费。精神财富的消费则是无限的。物质财富的不合理的、过度的消费会有害于消费者自身,而精神财富的消费则使消费者素质
越来越高,即越来越有教养、有文化。物质消费虽然可以拉动生产,但社会物质的过度消费会破坏生态环境、破坏资源,妨碍可持续发
展;而精神财富则是一种增值性消费,消费越孕育出新的精神产品,智慧的碰撞越会产生新的智慧。一个国家物质财富的增加,应该有利
于劳动时间的缩短和闲暇时间的增加,有利于人的素质的培养和提
高。物质生产任何时候都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但并非投入物质
生产的社会劳动总量越多越好;事实正好相反,科技革命使物质生产
和精神生产的时间比例发生重大变化,精神生产在社会总生产中占有
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先进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任务,它关系到社
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在当代中国,由于经济发展和财富的增加,按
摩、美容之类的享受性和奢侈性消费扩展到小县小镇;与之相比,文
化建设与全民读书的良好风气则发展缓慢。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必须有文化精神支柱。如果只有物质财富增长,我们只能是一个在国
际风云际会中借机而起的“暴发户”,而不可能是高度发达的社会主
义文明国家。
财富是社会性财富。财富不可能是只由某一个人创造的,它凝聚
的是社会集体的力量。虽然在私有制社会中财富的占有方式是家族式
的,但本质上它是社会财富。虽然封建社会中也有人建立义仓等,但
不超过宗族范围,财富是在家族中贮藏和继承。但千亩良田八百主,通过家族的兴衰,财富不依主体的意愿而发生易手流转。资本主义社
会比封建社会进步,有些财富的拥有者是主动转让,采取成立基金会
的方式从事各种社会公益事业,不是在家族范围内济贫,而是回归全
社会。这是一种社会文明的进步。
社会主义新财富观主张增加社会财富,也主张增加个人财富。但
对个人来说,不应当以追求财富为人生目标。“一切向钱看”“只有
向钱看,才能向前看”之类的口号是误导,不是社会主义新财富观。
在对待财富问题上,应当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结合,个人财富的获得不能损害国家和集体利益。从这点上来说,中国儒家以义取利、反对见利忘义的观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内在的兼容性。
社会主义国家的新财富观既重视个人财富,也重视社会财富;既
重视物质财富,也重视精神财富;既认为财富来自社会,也认为财富
要回归社会。所以,我们应当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
论,通过切实改革分配制度,以消除财富观中的拜金主义、利己主
义,让财富真正成为人的劳动对象化,成为发展人的主体本质力量的
创造物,成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用的物质的和精神的盛宴。(八)命运与时运
“命运”问题并不神秘,关键在于正确理解。国有国运,家有家
运,人有人运。国运,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盛衰兴亡;家运,是一个
家族的兴旺和衰落;人运,则是个人的不同际遇。要懂国运,读读历
史;要懂家运,翻翻自家的或别人家的家谱;要懂人运,看看现实各
色人生或历史人物的传记。
“命运”和“时运”的同与异
“命”与“运”不存在必然联系,可“时”与“运”则密切相
关。“时运”和“命运”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用,有时称为“时
运”,有时称为“命运”。在互用的情况下,“命运”是关于过去经
历和现实际遇的一种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而“时运”则是个人在一
定历史背景下的升降沉浮。如果认为“运”决定于“命”,有一只看
不见的手在冥冥中支配,这就是唯心主义。国运决定于“天”,是
“天命论”;个人的命运注定于“命”,是“宿命论”。这种“命运
论”不可信,更不可取。
北宋的宰相吕蒙正写过《命运赋》,也写过《破窑赋》。吕蒙正
把自己的发迹归结为个人的命好、运好。他说,“吾昔寓居洛阳,朝
求僧餐,暮宿破窑……今居庙堂,官至极品,位置三公……上人宠,下人拥。人道我贵,非我之能也,此乃时也、运也、命也”。按照吕
蒙正的说法,他的发达是因他的命好。他说的时运也就是命运,具有
神秘色彩。
2000多年前,古代哲学家墨子在其《墨子·非命》中专门反驳
“命定论”。文中说,“执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则富,命贫则贫;
命众则众,命寡则寡;命治则治,命乱则乱;命寿则寿,命夭则
夭’”。墨子明确反对这种观点,他说:“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实欲
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执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墨子所说的命定论是“天下大害”完全正
确。时至科学发达的今日,我们中还有不少人迷信命运,相信生辰八
字决定人的寿夭祸福,连结婚都得合八字,真是愧对古人!
在中国用语中“时运”是一个词组。时运既包括“时”,也包括
“运”。如果我们把命运问题与时代结合在一起,就能给予“命运”
以正确的理解。“时”是大背景,个人无法决定。人只能是生活于时
代中。个人的出生和成长,可能逢时,也可能背时。人无法选择自己
的时代。“运”则不同,“运”与个人的机遇和奋斗紧密相连,取决
于个人在时代中的主体性发挥。因此,“时”是同时代的人共有的,“运”则各种各样。套一句托尔斯泰“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
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的名言,幸运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原因可以是
多样的。
个人的“运”不能脱离时代这个大背景,没有“时”,就没有个
人的“运”。晚唐诗人罗隐在《筹笔驿》一诗中描述了关于诸葛亮的
时运,诗中说:“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良筹。时来天地皆同
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唯余岩下
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诸葛亮从初出茅庐,火烧赤壁,协助刘
备建国于成都,有统一全国之志;可在后主时,北伐中原,六出祁
山,终死于五丈原军中。后人从《出师表》读道,“臣受命之日,寝
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可得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难,以
奉先帝之遗意也,而议者谓为非计。今贼适疲于西,又务于东,兵法
乘劳,此进趋之时也”。千百年,凡诵读此文者,无不为“出师未捷
身先死”的诸葛亮感叹。这不是孔明的无能,而是当时魏、蜀、吴力
量对比的时势使然,任何人都无力回天。
时与运,国运、家运和个人命运
家与国不可分,而个人既与家不可分,更与国不可分。只有国家
好、民族好,个人才能有发展前途。有人说,国家可以穷困,家庭可
以富裕,个人可以发展。确实,穷国有富家,也会出个别出类拔萃的
人物,可这只对极少数家庭和个人来说如此。对一个国家的绝大多数
人来说,穷国不可能富民,穷国必然穷家,穷家必然穷民。绝大多数人贫困的国家,必然是穷国;穷国,必然是绝大多数人贫困。覆巢之
下,焉有完卵。
《论语·泰佰》中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
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受压迫国家的人民必然
是受压迫者。如果在一个受外国侵略者压迫的国家,个人卖国求荣依
附外敌处于优越的上流地位,或者在一个政治腐败、虎狼当道的政权
下,依附权贵飞黄腾达,这两种情况,所谓“好命运”,都应该打入
孔子说的“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的另册。
凡是了解中国近代史的人,了解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
侵华历史的人,了解中华民族苦难历史的人,都懂得中国当时面临的
不再是王朝更替、政权易姓的所谓“亡国”,而是中华民族陷于瓜分
豆剖存亡继绝“亡天下”的险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最大的贡
献是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让中国人民把国
家和民族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经过60多年的建设,尤其是40年的
改革开放,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是举世公认
的。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为国家的富强和个人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为个人才能的施展拓展
了空间。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巨大变化,同时也是全体中国人命运的巨
大变化。
当然,国家的命运不能简单等同于每个人的命运。在阶级社会,个人的命运往往取决于阶级命运。而阶级命运则取决于社会制度的变
化。这当然不是说每个人的命运都完全决定于阶级命运。在社会变革
中,原来属于统治阶级家庭成员中的个人,背叛自己的阶级和家庭,投身变革,成为新社会的创造者,在参与改变社会命运的同时,也改
变了自己个人的命运。资产阶级革命时的贵族,有这种人。无产阶级
革命,更是如此。不用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只要读读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革命史,看看中国共产党史上一些辉煌杰出的伟大人物的家世,就
懂得这个道理。
中国革命之路不是铺满玫瑰花的彩虹之路,也不是革命浪漫曲。
历史上“左”的路线曾伤及自己的同志。“文化大革命”中受害者更
多,包括著名的文化人,有的蒙冤入狱,有的家破人亡。但只有国家
好、民族好,个人才有前途这个真理,不会因为个人命运的不幸而被
推翻。因为在中国,只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
度,冤假错案不管时间长短,最终都会得到平反。我们不能忘记历史的教训,但可以忘记历史的恩怨,团结起来向前看,为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而共同奋斗。
命运共同体
国家、民族和个人是命运共同体,但即使在正常情况下,个人的
命运也不会完全相同。没有完全一样的人生道路。社会主义社会制
度,中华民族的复兴,为每个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最有利的平台,但
个人的实际发展如何,不仅会有不同的机遇,更取决于个人自己的创
造,特别是要看个人如何处理自己与国家、民族的关系。是同向而
行,还是相背而行?这两类人的命运是完全不同的。
同样处于当代中国社会,处于相同的改革时代,每个人的具体境
遇不可能完全相同。原来的同班同学,原来的同事,可以在专业成
就、职位高低、升迁快慢、富裕程度以至个人的家庭生活方面存在较
大的差别,这很正常。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个人,同样是具有个性和不
同发展轨迹的现实个人。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表现在它为个
人提供公平的竞争机会,提供充分发挥个人才能的平台和向上发展的
空间,而不可能保证每个人拥有完全相同的结果。但只要充分发挥自
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与国家的发展方向同向而行,每个人都会有机
遇,都会有希望。尽管现在仍然有不少人处于比较困难的状态,但这
绝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常态,而是一个向前发展阶段中呈现出的时段
性的差异。这是过程,而不是结果。建立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的国家,建立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以人为本,让所有
人的人生多姿多彩、各自发光,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我相信,只要祖国的天空艳阳高照,我们身上都会洒上阳光。
当然,在我们社会中,也有少部分人是另一种命运,这部分人就
是与国家和民族命运相背而行的人。他们把自己的前途摆在与国家和
民族发展的对立面,相背而行,如那些腐败分子。这些人的命运注定
是悲惨的。昨天座上客,今日阶下囚。真正应了陈毅同志的话,“莫
伸手,伸手必被捉”。
尽管每个人的命运各有不同,但从总体上来说,中国共产党改变
了中国的国运,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中
国由列强主宰中国命运,转变为由中国人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是了不起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命运之转变。任何一个稍有爱国主义和民族
感情的人,都应为此自豪。看看我们当今公费或自费出国留学的人
数,看看那些遍及世界旅游的中国游客人数,就能明白,中国革命和
改革确实改变了中国大多数普通人的命运。没有国家的富强,就没有
那么多祖祖辈辈都没有走出过乡里的普通人能走出国门、周游世界。
这是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改变,也是个人命运的改变。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我不赞同关于贵族与流
氓之类话题的炒作。其实在旧中国,具有所谓高修养高素质的“贵族
之家”有几家?所谓“绅士”不就是为数极少的精英人物吗?要知
道,当时全中国95%以上都是普通百姓。重要的是,中国革命改变了中
国人民的命运,为13亿多人民的共同富裕、为13亿多人民文化素质的
提高开辟了可能性。尽管我们现在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我们仍有不少
人没有脱贫,我们的教育和人民素质都还有待提高,但中国人的命运
掌握在了自己手中,只要坚持改革方向,一定能够为国家、民族和人
民的命运创造更加灿烂、更加辉煌的未来!(九)自由与任性
什么是自由?有人说,“自由”倒过来就是“由自”。当然,自
由中确实包括“由自”,如果自由中没有自我意志的作用,就不能称
为自由。但“由自”绝不等于“自由”。“由自”是“任性”。
自由不同于“任性”。任性,如果仅仅是使小性、脾气犟,属于
性格问题。我说的“任性”指的是恣意妄言、纵情行事。“任性”看
似自由,实际上是自由的反面,是无视道德和法律的非理性行为,其
后果往往导致的是“不自由”。无论是公共生活领域或私生活领域,“任性”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自由应该与理性相伴而行。就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说,人从对自然
规律的认识和应用中获得自由。而对自然“任性”,得到的是自然的
报复。越任性,报复越重。
就人与社会的关系来说,自由表现为在不违背法律的条件下个人
的言行是“由自”的,是自我做主。而“任性”,则会由于违法而受
到惩罚。“一时性起”,酿成牢狱之灾的事并不少见。
就人与自我的关系来说,自由表现为人对自己本性的正确认识,而不是纵情贪欲,精神为物所奴役。精神的物化,就是人的异化。异
化的人,是不自由的人。
自由绝不能解释为“由自”。“任性”中有自我,但过分“自
我”,就是“任性”。在我们社会中,党有党纪,国有国法。不依规
矩,不能成方圆。如果在我们社会中,人人都可任性而行,社会会成
什么样子,不难想象。
马克思明确把自由与任性区分开来。他曾说过,法律不是压制自
由的手段,正如重力不是阻止运动的手段一样。可是法律规定的自由
存在于法律的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之中。在法律规范中,自
由的存在是普遍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正是在这个
意义上,马克思说:“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法律保障的是人民的自由,包括言论自由,但绝不赞同“任性”。当“任性”越出道
德底线,就应受到舆论谴责;触犯法律,就应受到法律制裁。
人需要自由,没有自由,人就是两脚动物。但自由不是天生的,而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因此自由具有集体的特性,而“任性”是个体
性,属于个人的品性和素质。但“任性”不是天生的性格,它与人所
处的社会地位、家庭条件,以及一切形成“任性”的条件相关。土豪
的任性,因为是土豪;富二代、官二代的任性,因为是富二代、官二
代;某些名人的任性,因为是名人。但并不是任何富人都必然“任
性”,也不是任何富二代、官二代、名人都必然“任性”。“任
性”,是一种素质,特别是人文素质和道德素质。人文和道德素质,不同于文化水平。文化水平表现为知识,而素质则表现为思想和行为
的精神内涵。文化水平高的人不见得素质就高。有些人得意忘形,狂
言乱行,并不是因为文化水平低,而是自以为是富人、名人,可以置
身于道德和法律之外。
自由,涉及人的方方面面,难以细说。粗略可分为内在自由和外
在自由。内在自由,是心灵的自由,属于人的内心世界;外在自由,属于内心自由的外化,表现为言论与行为。内在自由是思想自由,属
于思维的本性;外在自由受法律的制约,属社会规定。任何法律都不
可能限制人的内心自由。想什么,如何想,属于个人的内心世界。三
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封建社会有诛心之说,林彪搞了个“灵魂
深处闹革命”,“斗私批修”,都不可能压制人的内心世界。可内心
活动一旦化为言论和行为,付诸言行,脱离思维着的主体,就进入了
法律管辖范围。法律管不到内心世界,内心活动是个人的私事,但法
律可以以法的形式规定指向他人、指向政府、指向国家言论和行为的
合法性与非法性。合法与非法的界限是法律规定,但标准取决于社会
制度的性质。
社会主义法律按其本质来说,不是为了限制自由,而是为了维护
自由,保障人民的各种自由权利。但为了维护自由,必须规定自由的
边界。言论自由是法律保护的权利,但在任何国家绝非无边界的权
利。因此,自由永远与不自由相互依存。不自由存在于自由规定的界
外,而自由存在于不应保护的不自由的界内。无界限的绝对自由是不
可能的。正如恩格斯说的,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外一个
人的妨碍。在社会生活中,每个人都必须放弃自己的一部分自由,才
可以各自获得不自由中的自由。与自由同时并存的是不自由。不自由是自由实现的补充。由不自
由来保障自由,由自由来限定不自由,这似乎是个悖论,但不是逻辑
上的自相矛盾,而是由社会作为有组织的集合体的本质决定的。为了
保障个人自由,必须给个人的自由设某种合理的限制。最简单的道
理,正如红绿灯的设置不是为限制汽车通行,而是保障汽车能有序地
自由通行。没有红绿灯的设置,就没有汽车通行的自由,有的只是互
相碰撞。在社会生活中,自由是需要代价的。这个代价既包括自由滥
用的后果,也包括对社会成员自由权利的某种约束。
从人类发展史来看,无论中外,都是先追求心灵的自由。因为在
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普遍的自由权利不可能存在,自由属于特权阶
级,表现为少数人的特权。而绝大多数被压迫被剥削者被剥夺了自
由。因此,当时的思想家们、哲学家们只能把对现实自由的追求,转
向内心世界,寻求对不自由的现实世界的精神自由的超越。庄子《逍
遥游》中的大鹏,水击三千里,扶摇直上九万里,列御寇“御风而
行”,总应该算是自由吧,庄子仍不满足,因为这种飞翔的自由“有
待”,要依靠风。庄子追求的是“无待”的自由,即精神世界无条件
的绝对自由。其实,这种自由只能属于庄子的精神世界。现实中的庄
子是不自由的,仍然要借米下锅。
精神世界的自由,不是绝对的。思想者的自由,是受一定条件制
约的。思想自由的高度,永远难以跨越自己时代的高度。即使伟大思
想家的思想中存在某些超越时代的永恒价值,但仔细审视,我们都可
以发现它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并有时代的烙印。
单纯追求精神自由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因为它不是现实的自
由,人实际上存在于不自由的世界之中。身陷囹圄的人,可以骄傲地
保持内心的自由,自许为自由人,但实际上过的是铁窗生涯,仍然是
事实上的不自由。不管魏晋的名士们如何放浪形骸,裸衣纵酒,情不
系于所欲,自以为内心世界无比自由,其中有些人仍难逃司马父子的
杀戮。岂止是剥夺内心世界的自由权利,连生命都失去了。没有社会
制度的保障,不可能有真正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在专制制度下,不会容许有真正的自由。勇敢的思想者往往是悲剧性人物,是争取思
想自由祭坛上的牺牲者。判断一种社会制度的优劣,就要看它在何种
程度上能真正保证思想者的思想自由。这种思想自由不是任性,而是
追求智慧与真理。就内在自由转向外在自由,并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合法性,是资产
阶级革命的贡献。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专制制度,就是通过社会制
度的变革,使人有可能从追求内在的思想自由转向追求外在的由法律
保障的自由权利,从纯哲学的自由转向政治制度的自由,从追求灵魂
自由转向追求人身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以及其他自由权利被纳
入法律,可以说是人类自由发展史上的一次转折,是资本主义制度的
历史功绩。
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由包含不可解决的矛盾,这就是一些
人的自由妨碍另一些人的自由。资本主义法律并不制止这种妨碍。资
本主义法律上规定人人平等,人人具有自由、人权。可资本主义的市
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必然导致自由、平等、人权之间不可解决的矛
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者与劳动者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
等方面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至于所谓人权,也会由于贫富对立而导
致对弱势群体,对穷人、对少数族裔,甚至对妇女人权的侵犯。因此
马克思最憧憬的自由,不是资本主义的那种会导致不平等、人权受到
侵犯的以个人为本位的自由,而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
由发展的条件”的自由。这种自由与平等、人权能达到和谐的结合。
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的另一个代价,是人的内心世界充满物欲,人
失去了心灵的自由。市场满足肉体的需求,但俘虏人的灵魂。无止境
的消费欲、畸形的消费,使人的精神世界越来越窄,越来越空洞化。
普遍的物欲,导致社会性的焦虑、浮躁和空虚,人的需要应转向为追
求物欲而失去的内在的精神自由。可不少人不是转向精神世界的自
由,不是转向追求高尚的世俗道德和伟大的社会理想与信仰,而是转
向寻求无所依归的心灵的安顿处,宗教便成为灵魂最佳的安顿处。或
跪倒在主面前以自赎;或大声诵念观世音菩萨或南无阿弥陀佛,以求
心安。宗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个人起到道德教化和良心的净化作
用,但这只是追求个人心灵的抚慰与疗伤,还不能算是真正在寻求精
神家园。
其实,即使在号称自由王国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与“任性”同
样是不能混同的。法律保障自由权利,并不保障“任性”。当合法的
自由权利变为不受约束的“任性”,同样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学术自
由属于学术研究;思想自由属于思想者,属于科学发现和发明,属于
对真理和智慧的追求。谩骂、侮辱、造谣,以及种种损伤别人的人格
与尊严的言行,并不属于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自由是与责任相联系的。在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拥有言论自由,但
言论自由的后果必须自己负责。法律保障的是言论自由,但并不保障
言论自由的所有后果。不负责任的自由言论,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言论
自由。在社会生活中,任何自由都与责任相关。自由主体也是责任主
体。不承担责任,不应享有自由;不享有自由,则不能追究责任。处
罚没有享有自由权的人的责任,就是专制;而对滥用自由权负有责任
者的放纵和庇护,就是徇私枉法。自由和责任的相关点,应该由法律
规定,而不是由领导人的意志规定。
我们应依法治国,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但不能纵容“任性”。
我们应该宣传自由权利与“任性”的区别、告密与举报的区别。告密
败坏道德,举报维护正义。一个社会如果奖励告密,是人人自危相互
猜疑的阴暗的社会;如果正义与非正义、合法与非法、道德与非道
德,都淹没在集体沉默中,这个社会就是个没有正义感、没有责任
感、没有是非、没有敢于担当者的社会,是一个普遍没有理想和信仰
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也绝不是我们所期待的。二、文化自信
(一)本质
有个学生曾问我:“什么是文化自信,文化自信的主体是谁,信
什么?我参观故宫看到的是琳琅满目的珍藏国宝,无非是展品;参观
长城,巍峨雄伟,气势逼人,无非是旅游景点;参观国家图书馆,诸
子百家,各类书汗牛充栋,无非是藏书。凡此种种与文化自信有什么
关系?”他深感困惑。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
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这为我们从理论上阐明文化自信提
供了重要指导。文化自信是对中华文化的历史起源、发展、精神特质
和精髓的总体性判断,是秉持对中华文化的科学、礼敬、继承、创造
性推进的基本立场和态度。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观,站在国
家和民族前途与命运的高度才能理解文化自信问题,否则我们看到的
只是文化的物质载体或各种文化具体的物化形态,无法把握中国文化
的内在总体精神和文化自信问题的当代价值。“不谋全局者,不足谋
一域。”在文化自信的理解上也是这样。
文化自信:新时代的大问题
文化问题的研究具有时代性。文化的研究,随着社会时代不同会
提出不同的问题,而不同问题显示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如果说,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反映的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社
会发展前途的失望,那么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则是把西方向外扩张引发的矛盾转变为以文明冲突做辩护的政治需
要。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新左派”对文化问题的研究,是由于无
法解决资本主义问题,而聚焦于对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
批判。在当代,文化成为一个世界热点问题,与资本主义工业化、城
市化所引发的精神失衡相联系,与道德失范、审美价值失落、信仰缺
失相关。总之,人们的精神处于一种饥渴状态,对人文精神的追求大
大促进了文化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文化问题研究属于文化学范
围,是文化学者们的任务。
西方不存在特别突出的文化自信问题。几百年来,西方一些发达
资本主义国家处于强势地位,向外输出所谓西方文明。对它们来说,主要存在文化自大和文化霸权。西方文明优越论和以救世主的姿态向
外输出西方文明,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几百年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文化
观。虽然近些年也有学者写过关于西方文化衰落的著作,如美国学者
阿瑟·赫尔曼的《文明衰落论:西方文化悲观主义的形成与演变》,但只是对历史上几位哲学家关于西方文化衰落的叙述,跟文化自信问
题没有特别直接的关联。
文化自信问题在当代中国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既是基于近代先
进的中国人在民族苦难和奋斗中民族自强和文化自觉的展示,又是当
代中国面临的民族伟大复兴对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迫切需要;既是
对全体中国人树立文化自强自信心的鼓舞,又是对当代一切否定中华
民族文化的回击,包括一百多年由于受侵略受压迫造成的某些人中残
存的民族自卑情结的解扣。现在国内国外、网上网下都有些言论,贬
低中华文化,否定中华民族的历史贡献,否定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奋
斗史,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歪曲改革开
放的历史,因此,要加大宣传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光荣
历史的力度,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定文化
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
题。”“大问题”这个提法是对文化自信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中所处重要地位的重大判断。
“四个自信”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擘画未来,绘制蓝图,为中国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理论和精神支柱。尤其是其中的文化自信,发挥着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
作用,对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具有文化和精神支撑作用,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
系,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
坚定文化自信,就是坚定民族的自尊、自强。中国现在已经不再
像旧中国那样在世界政治舞台缺位,或扮演敬陪末座没有发言权的
“小媳妇”角色,已经带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带着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带着解决世界面临的问题的中国方案、建议和话语,自信地走向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离开十九大提出的主
题,离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总体构思,离开当代
中国面对的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我们就弄不清文化自信何以是
“大问题”这一重大判断。
谁的自信: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自信
文化自信,当然不是文化的自我自信。文化并非主体,主体是
人。在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中国共
产党是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的领导者,也是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创新者,是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创建
者。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代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离
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当然不可能有文化自信。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
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自信是深深植根于我们民族的文化血脉之
中的,是从人民的拥护和爱戴支持中汲取力量的。中国共产党的文化
自信,同时是中华民族的自信和中国人民的自信。文化自信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统一。其中,由于以马克思主
义为指导,中国共产党成为站在时代前列、引导时代潮流的政治集
团,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是文化自信的主体。要问
文化自信是谁的自信,首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
当然,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信主体地位和中华民族作为文化自信
主体地位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没有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就不可能孕育和培养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信。文
化具有地区性,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地区文化。民族有民族文化,中国
各个民族有自己的民族文化。地区的文化,具有地区性,它的范围可
以界定;各个民族的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可以识别。但中华各民
族有自己的共同的主体文化。中华民族文化不是各民族文化的叠加、总和,而是各民族文化长时期逐渐融合而成的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是
既超越地区、超越民族又体现在地区文化和民族文化之中的中华各民
族的共同的文化。因而中华民族共同文化也就是中华文化。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创造力。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
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中国共产党的品格就代表了中华民族的不
屈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信就是凝聚并
代表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不能离开国家。正确的文化观不能离开正确的国家观。
国家对于共同文化的形成和认同至关重要。要形成和维护一个统一的
中华民族文化,必然要有一个统一的而非分裂的国家。民族是文化的
主体,而文化是民族的灵魂,中国各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统一而强大的国家保障。当一个国家被消灭或处于分裂时,它的文化发展也
会中断。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文化没有中断,因为中国自
古至今始终是中国。中国人是龙的传人。中国有过分裂,但统一占主
导地位。即使当时存在不同的民族政权,但它仍然处于中国这个大的
疆域之内,极容易统一,因而中华民族的文化保存和继承得相对完
好。历史证明,当国家分裂,文化发展的血脉中断,根本谈不上文化
自信!
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同时是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或许有人
说,这是空话。你看近代中国是一盘散沙,中国人是用革命烈士的血
蘸馒头治病的愚民,是围观杀头的看客。不错,鲁迅先生曾经深刻批
评这种国民劣根性,但他不是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人民,而是指向旧的
社会和旧的制度。鲁迅没有失去对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自信。他说
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
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他强调,中国
并没失掉民族自信力。近代中国的一盘散沙是统治者的“治绩”。中
国近代表现的国民劣根性并非中国人的本质特性,而是朝廷腐败和社
会腐败的“治绩”。
中国共产党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群众
观点。“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毛泽东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
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
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
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
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不依靠人民,不以
人民为中心,所谓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信,就会是一句空话。
文化自信当然包含人数众多的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知识分子和
文化人的自信。各个文化专业领域的专家、学者、非物质文化的创造
者等都能从自己专业领域发现文化自信的历史根源和文化传统,也都
能以自己的创造性贡献强化人民的文化自信。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学者和专家以一个拥有丰富文化传统和文化自
信的大国学者的姿态参与世界的文化交流。可以预期,在世界文化学
术论坛和文化交流中,中国学者会日渐增多。单方面输入的时代已经
结束。中国学者广泛参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就是文化自信的一种表
现。当然,我们不能把文化自信问题只归结为文化人的自信。我们有
些学者津津乐道民国时的学者如何如何,仿佛那时是中国文化的鼎盛
时期。这是一种错误的历史观和文化观。毫无疑问,民国时期出现过
一些有贡献的著名学者,中国人不会忘记他们的文化功绩和学术贡
献。但是当时的中国,国力孱弱,是在国际上没有发言权的。如此中
国,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从何而来?仅仅靠少数
文化名人,不可能撑起民族自信的大厦。
文化自信问题不仅属于文化,它还与国家的强大、民族的独立不
可分。在20世纪30年代,曾出现过中国文化的出路何在的争论,参加
者主要是文化学者,无论是“全盘西化”论者还是中国文化本位主义
者,都无法真正确立中国文化的自信。“全盘西化”论者固不用说,即使中国文化本位主义者也并未真正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
在文化范围内争论中国文化的出路和自信问题是无法建立文化自信
的。毛泽东在1940年撰写的《新民主主义论》,站在马克思主义文化
观的高度,把文化问题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与中国出路联系在一
起讨论。《新民主主义论》第一章第一节提出的就是“中国向何处
去”的问题,紧接着第二节的标题是“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毛
泽东明确提出了中国文化的领导权和指导思想,即这种文化“只能由
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
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不解决,中国不获得解
放,不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文化伟大复兴、重
新树立民族文化自信的。
信什么:中国文化特有的精神标识
要坚定文化自信,不能只看到物,看到文化的载体,还要理解中
华文化的深层内涵。无论是文物还是典籍,都只是文化的载体,文化
的主体是人,而灵魂是载体中的内在精神。如果我们从故宫无数的国
宝藏品中,从难以计数的中华优秀传统经典中,从万里长城和中国历
朝种种巧夺天工的文物和建筑中,看不到其中蕴藏的中华民族的创造
力,看不到其中蕴涵的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理念,当然就无法
理解为什么能从中获得文化自信。因为文化自信,是从中国历史和无
数经典中包含的丰富哲学智慧和政治智慧、丰富历史经验和治国理政理念中得来的,从如此多的巧夺天工的文物中,可以发现中华民族的
创造力和生命力。
中华文化丰富的内涵和精髓,可不是走马观花式地参观、旅游和
漫不经心地阅读就能把握的,它需要正确的文化观和理解水平。在艺
术品拍卖市场中,我们从一幅字画、一件青铜器、一件名贵窑瓷的天
价中,惊讶地看到它的商业价值,但并不意味着懂得它的文化价值,遑论把这些被拍卖的艺术品与文化自信联系在一起。马克思说过,“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
性”,“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 意义”。
文化的本质和文化自信是建立在对中国文化载体中内在蕴藏的中国精
神、中国智慧、中国理念的总体性理解基础上的。它体现在中国物质
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之中,贯穿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和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之中。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说,“在中华民族的开化
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在
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了指南针的发明。还在一千八百年前,已经发
明了造纸法。在一千三百年前,已经发明了刻版印刷。在八百年前,更发明了活字印刷。火药的应用,也在欧洲人之前。所以,中国是世
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
历史”。毛泽东如此充满信心地重述中国历史、中国的文明发展史和
文化发展史,为对中华民族做出卓越贡献的人物而自豪,就是因为中
国的文明史、文化史、发明创造史和历史杰出人物,体现出了中华民
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巨大的创造力和丰富的智慧。我们的先人能
做到的,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能做到,一定能完成中国革命大业并
继续建设一个美好的新中国。
传统是非常重要的。从个人来说,从生到死有一个时间段,人人
如此。唯独传统和内在于传统的伟大精神、智慧与理念没有时间段,它超越时间。你看,孔孟老庄已经逝世2000多年,唐宋八大家等著名
诗人词人也都逝世约千年,至于许多国宝的年代难以确定,但都是古
董。可文化并不会因为年代久远而丧失它的价值。文化中承载的思想
仍然在哺育一代代中国人,后人可理解其蕴藏的精神、智慧和理念。
流传至今的古代文物,其保留的文化信息仍然存在,它精美绝伦的技
艺和艺术精神仍然在向当代人传达祖先的智慧。现在不是在呼唤工匠精神吗,看看我们祖先制造的青铜器、四大名瓷,看看景泰蓝,看看
种种光彩夺目、令人叹为观止的工艺制品,那才是真正的工匠精神。
我想起了《庄子·知北游》中的“大马捶钩”的故事:“大马之捶钩
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一生“于物无视也,非钩无察也”。
庄子别有寓意,但就捶钩技术来说,也算是一种“精于一”的工匠精
神。农业时代的工艺也许过时,但这种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精神,对
处于工业化或后工业化时代的我们,仍然具有榜样作用。
有些人指摘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机械唯物主义,认为它不承认精
神、思想和理念的作用,这不是误解就是有意曲解。马克思主义的唯
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它主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高度重视
社会意识的能动作用。马克思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
质 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 武器。”我们
也可以看出,马克思承认精神是一种武器,承认思想的能量如闪电雷
鸣。它一旦沁入人的心灵,就会发挥无比巨大的威力。在我看来,没
有一种哲学比马克思主义哲学更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承认精神作
用的“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嘲弄。中国古人都懂,“夫
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其位,即
三者伤矣”。此三者,不可不慎守也。
有人说,现在我们不是已经“全盘西化”了吗,还讲什么中国的
文化自信?我们穿西装、吃西餐,我们乘坐的飞机、火车,使用的手
机、电话等等,不都是源自西方吗?各个民族的文明从来都是相互影
响的。我们可以说,我们许多蔬菜水果源自当时的西域;可以说,日
本、韩国和越南汉化、唐化。但也可以说,现在的西方正在中国化,因为我们的日用产品,包括具备技术含量的高端产品不断出口到西
方,到处可以看到“中国制造”甚至是“中国创造”。把文明的传
播、相互引进借鉴和“全盘西化”混为一谈是错误的。“全盘西化”
的本义不是指文明和文化的交流,而是指抛弃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和
历史传统,企图变成另一个国家的翻版。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的改革
开放让中国参与世界性交往,但中国仍然是中国,中国文化仍然是中
国文化。
没有一个民族能完全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因为文化融于血脉之
中,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绘画、我们的文学
艺术等都印有中国文化的胎记,中国人的创作不可能完全脱离中国传
统的影响,都会在不同程度上留有我们文化的特色。当然,我们并不排斥西方文化,相反我们应该吸取西方优秀文化,但它不能改变中国
文化。毛泽东在与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用织帽子来比喻,他说,要学
外国织帽子的方法,织中国的帽子。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
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他还说,应该越
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洋为中用,这是毛泽东的一贯主
张。
文化自信当然包括在中国革命斗争中创造的红色文化的自信。红
色文化与我们的实际生活和实际斗争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我们不是
生活在古代中国,而是生活在现代中国。《红色家书》和《革命烈士
诗抄》中一封封充满家国情怀的家书,一首首充满炽热革命激情的绝
命诗,其中包含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精神,继承了中
国传统文化中移孝作忠的爱国主义精神,更具有现实的教育意义。习
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历史是最
好的教科书”,并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习近平总书记赞扬,“红船精神”正是中国革
命精神之源: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无不与
之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
精神,都是“红船精神”的继续发扬。“红船精神”的核心就是革命
精神,是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仰。
文化自信是不能断流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更重视对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的自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植根于优秀传统文化,直接
继承“红船精神”开辟的革命文化,是基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
新的文化。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新形态,是人类历史从来
没有出现过的社会形态。如果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
律,是预示着人类发展的总方向,那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一种更具先进
性的文化,就是一种具有人类文化发展方向的导向性的文化。体现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人物、道德榜样,就在我们生活中。
如果要问文化自信究竟信的是什么?可以肯定地回答:信的是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的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理念,信的是红色
文化中的革命精神和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信的是把国家、社会和个
人提升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二)使命
从历史看,中国本来就是文化古国、文化大国、文化强国。近代
百年的苦难和列强的侵略掠夺,使中国国弱民穷、科学落后,使中国
这样的文明古国成为文化弱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站
起来了,经过6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国迎来了富起来、强
起来的新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习近平总书记掷地有声的发言,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决心,也代表了近百年来中国历史上为中华民族文
化复兴而前仆后继、英勇牺牲的烈士的初心。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忘
记自己的初心,没有忘记无数曾经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为建立自由、民主、独立的强大中国而牺牲的烈士。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中心的人民
英雄纪念碑上镌刻着的碑文,就是要子孙后代牢记为革命而牺牲的先
烈的初心。
不忘初心,也是近百年来革命烈士头可断、血可流,永不动摇、奋斗到底的决心。我想起了秋瑾的咏梅诗:“冰姿不怕雪霜侵,羞傍
琼楼傍古岑。标格原因独立好,肯教富贵负初心?”秋瑾是为革命而
牺牲的女中豪杰,她的初心就是推翻腐败的清政府,追求国家的自由
和富强。秋瑾以自己在浙江绍兴轩亭口英勇就义,诠释了自己的不忘
初心,也代表了一大批民主革命时期为中国革命牺牲的烈士的初心。
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中
就包括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包括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建设
文化大国、文化强国。没有文化的复兴,也就不能全面实现现代化,中华民族的复兴就会因缺乏精神和文化的支撑而后劲乏力。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一项长期
而困难的任务。因为时代不同、条件不同、环境不同,发展面向现代
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比
毛泽东当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文化建设任务更为艰巨。在一个国际交往频繁,各种文化碰撞和相互交融,思想多样、利益多样
的当代中国,各个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构建,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繁
荣发展,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全体人民尤其是青年一代,都需
要长期坚持不懈。这个任务在一定意义上比其他建设任务更困难,因
为它涉及的是人,而人的理想和信仰会遇到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壁垒障
碍。思想是个最微妙最难深入的领域,一定意义上对有些人来说是个
黑洞。这是个任何压制和强迫都无效的领域。文化领域是知识分子最
为集中的领域。要讲究文化建设的领导方法,要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
策和文化政策,要吸取过去的经验和教训,充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与
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和爱国主义热情,使文化建设成为广大知识分子
和文化工作者的一项自觉的任务。
文化建设不等同于意识形态建设,但其中确实存在意识形态问
题。文化建设属于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建设,不可能去意识形态化、去
政治化、“去中国化”。文化建设,既需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
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又需要立足当代现实,结合时代条件,创造出具有时代价值、反映人
民愿望的高水平的文化产品。
文化的发展史犹如绵延的万里群山,其中有低谷、有平原、有高
峰。文化名人和传世巨著的出现,并非累世能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时代应该创造条件以便培养更多的文化名人和出现更多的名篇巨
著。只有群星灿烂、高峰迭起,才是一个拥有如此丰富文化遗产的中
国应该有的文化大国、文化强国的样子。建立一个文化繁荣兴盛的大
国,其难度堪比建造一座精神的万里长城。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
荣兴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过程中,一切有责任感、使命感的
文化工作者,一定要不辜负我们的时代、不辜负我们的党、不辜负人
民对我们的期待,以自己的作品推动文化自信走向更高层次。(三)底气
文化自信需要有底气。文化自信的底气和文化自信是一体两面。
高度的文化自信,表明我们文化底气十足;文化底气越足,越强化我
们对文化自信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没有底气,文化自信是空谷回音般
的自我呼喊;而没有文化自信,文化底气则如镜花水月般似有实无。
要强化文化自信,就一定要弄清我们自信的底气何在。
与文化自信相连的自信底气问题,是当代中国的重大理论性和现
实性问题。它是经过近代100多年灾难后,中国人重建文化自信的理论
与事实依据。深入研究中华文化自信的底气,应该重视优秀传统文化
的丰富内涵和特质,但又要超越文化视域。因为文化自信的底气,既
在传统文化之中,又在现实之中,它离不开当代中国社会。中国传统
文化是文化底气之根,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是文化底气的中流砥
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是文化底气的基础,而正确的文化政
策则是维护文化底气的制度化保证。只有把文化自信的底气放在当代
中国整体环境中,尤其是放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
自信的辩证关系中,我们才能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的发展阶段,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持续奋进。
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
中国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底气之根。我们的祖先为我们留下了丰
富的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传统文化
在发展的早期,各种思想学派精彩纷呈,多角度地体现中华智慧的全
面性和丰富性。恩格斯说过:“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
不多可以发现以后的所有观点的胚胎、萌芽。”这个论断同样适用于
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历史上思想学派众多,各有持论、各有辉煌,虽
有差异,但并不彼此隔绝。《易传》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
观其会通”,“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和而不同,海纳百川,中国传统文化是由各派思想从各种角度切入的关于宇宙、人生、治国理政、立德树人的大智慧。
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是人文文化,它最关注的是
现世而非来世,是人间而非天堂——它是人的文化,而非神的文化。
宗教的超越性和神圣性往往使人们脱离现实,马克思是极力反对神性
化的文化的,他说,“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
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要求抛弃关于自己处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
抛弃那需要幻想的处境”。中国历来不是政教合一、皇权与神权共治
的国家。中国是依据思想家的教导和智慧,而非神谕或上天启示来进
行国家治理的。在中国,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和历代思想家的学说主要
表现的是现世的智慧,而无关来世。范仲淹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
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和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
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体现的都是这种世俗精神、人世情怀。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关怀,并非没有超越性和神圣性。中国传统
文化把勇于为国家为民族而牺牲作为最高价值,就体现了超越性,即
超越个人的利益,心中有“大我”而不是“小我”;神圣性在于这是
一种崇高的理想和信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以身殉道、以身殉
国,而不是贪生怕死。中华民族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也没有宗教殉
教者,没有对宗教战争杀戮者的赞美,我们只会歌颂那些为国牺牲
者。屈原的《九歌·国殇》就是对战死沙场的勇士们的歌颂,“旌蔽
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
生,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国人独特而悠久的精神世界,让中国
人具有很强的民族自信心,也培育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
神”。
中华文化是极具生命力和创造性的文化,一部中华文化史,同时
也是一部中华文化思想创造史。在历史上,历代都有杰出的思想家从
不同方面为中华文化积累做出自己的贡献。在中华文化史上,不同时
代各有特色,人才辈出,各领风骚。各个时代都有做出突出贡献的思
想家和传世经典文本。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是各自时代的文化珍品。中华文化的创造性和时代性特征、中华文
化的生命力,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底气。我们的文化博大精深,历经
5000年发展从未中断,全赖这种创造力。一种没有创造力的文化,就
如没有生命力的躯体。处在发展迅速、风云变幻、竞争激烈的当代世
界,如果一个国家仅仅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而无创造性,不能创造出
与时代相符合的当代文化,就不会拥有足以自信的文化底气。文化遗
产是历史,它代表先人的创造和智慧。一个民族的文化不仅要源远,还要流长;不仅要根深,还要叶茂;不仅要有传统性,还要有现代
性。因为传统文化遗产的保存以及它泽被子孙后世的作用的发挥,不
能只依靠祖先的护佑,而要依靠后世子孙的继承、发展和创造。历史
证明,民族文化遗产无论怎样丰富,后代都不可能坐享其成。这是北
非、西亚曾经辉煌的文明古国的命运告诉我们的真理。文化自信的底
气不仅来自辉煌的传统,更有赖于灿烂的现实。
中国传统文化世俗性和家国情怀的发扬与升华,以及它的创造性
和生命力,在当代体现为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红色文化承
载着所有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心血,无数革命先烈,或是被暗暗处
决,或是战死沙场,他们都是为理想和信仰而牺牲。这种为国家为民
族为人民而牺牲的理想和信仰,是神圣的和超越自我的。红色文化是
用奋斗和鲜血书写成的有字的和无字的文化。有字的,是先烈们的著
作和充满理想和激情的牢狱书信。像《革命烈士诗抄》和方志敏《可
爱的中国》中那些令天地变色、世人泪奔的绝命诗;无字的,是人民
和共产党人前仆后继战斗中所包含的奋斗精神。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
视红色文化。他多次指出,“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历
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
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的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是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文化,是旨在为使人民过上最美好生活的文化。可以这样说,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底气,既来自我们
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丰富性与和而不同的包容性和创造精神,也来自
体现自强不息民族精神的红色文化的革命性、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
和导向性。在当代,如果不重视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华
文化重要构成这一现实,就很难全面理解当代中华文化的底气由何而
来。
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是中流砥柱
在当代中国,研究文化底气问题,绝不能无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
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核心地位。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
的先锋队,它在中国处于三座大山压迫下时,肩负起推翻旧中国、建
立新中国的历史使命,这为文化重建和复兴提供了可能性;在新中国
成立后,它肩负起全面建设新中国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不仅发展
经济,强国富民,对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福祉负责,还在实践上重建
中国的文化自信。毛泽东同志曾经预言:“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
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并在“7·26”重要
讲话中强调,“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要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
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实现“四个伟大”同样要求
实现中华文化的复兴。
近百年的苦难历史证明,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有重振
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
命,就不可能有新中国,就不可能找到重新树立文化自信的道路。如
果中国仍然保持旧的社会和旧的制度,中国就不可能是现在的中国,就不可能有现在的文化自信底气。在研究文化自信底气问题时,绝不
能无视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而且是文化建设的领导
者,是文化自信底气的中流砥柱这一现实。
社会上曾经刮起小股“民国风”,认为民国时期的文化名人代表
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底气,这是一叶障目而不见泰山。从辛
亥革命推翻帝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近40年,是中国由乱到治、由弱到强的社会大变革的过渡时期,是一个混乱同时又向前迈进的时
期。民国时期总体上经济落后、政治专制、教育落后,文盲遍于国中,但由于社会处于转折时期,在文化上出现过一些名人。但在一个
落后的中国,极少数文化名人或曰文化精英,并不能代表当时的中
国。文化自信的本质是民族自信,是整体民族的精神状态。我们敬重
其中一些人对中华文化的贡献,但仅凭旧社会极少数文化精英,而无
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胜利和国家重建、社会重建、文化重建,就
不可能懂得当代中华文化自信的底气究竟从何而来。中国共产党是中
国革命的中流砥柱,也是中华文化复兴的中流砥柱。在当代中国,党
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
最高的政治力量。削弱或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华民族会再度丧
失文化自信的底气。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正因为这样,党的
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党建,从严治党,惩治腐败,务必不辜
负全国人民对党的信任和期待。
与中国共产党不可分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
位。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究竟是有利于创新性发展中国传统文
化,还是阻碍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在有些人看来,马克思主义是西
方学说,是异质文化,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
冲突”不可避免,它是近代中华文化传统断裂的根本原因。其实,就
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提供了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态
度,使我们能辨别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传
统与现代化的关系,有力反对文化虚无主义、反对“全盘西化主义”
和复古守旧的保守主义。毛泽东同志曾提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我们信奉马克思主
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党的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做过一系列重要
论述。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没有贬低中国传统文化,而是提升中国
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是中华文化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推进
器。
只要是不怀有政治偏见的人都可以看到,如果从中国文化生态中
排除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是不可
能的。如果仍然是对历史上传统的解释理论和研究方法亦步亦趋,就
不可能别开生面,讲出新道理、新思想、新体系,形成中国传统文化
研究的新高峰。
尤其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当它被中国化成为毛
泽东思想,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时,就不再是所谓的“异域文化”,而是当代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内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仅
内容是与中国实际、中国历史和文化相结合的科学,而且其语言风格
和气魄也都有了中国文化的特色。我们只要读读毛泽东同志的《实践
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读读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感受一下讲话中引经据典所显示的中国风格,就能明白它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指
导作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是外在于中国文化之外的异质文
化,而是中国当代文化的内在灵魂和指导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永葆
青春和活力的思想支撑。没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在
近代西方殖民文化和帝国主义文化的强势攻击下,中华文化很难有文
化自信底气。
在研究中国文化自信底气时,我们不能忘记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
会科学的重要性,要充分认识到繁荣和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对增强中华文化自信底气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没有现代理论支撑和
对中国传统文化阐述的参与,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理解往往不易到
位,不易得到具有时代性和科学性的阐述。中国传统文化讲仁爱、重
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许多价值观念,要使其与
现时代相适应,获得新生命力,必须有相关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深入
阐述它的内容并充分展开有理有据合乎逻辑的理论论证,而不是停留
在高度浓缩的格言式的命题上。
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阐述作
用,又要充分发挥中国传统文化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
资源和启迪作用。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不能因为维护中国传统文化
的人文特质,而拒绝与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联姻,拒绝承认中国
传统人文文化中包含科学性的智慧。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包
含极其丰富的符合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内容。不能认为一提中国传
统文化内涵的科学性问题,似乎就是否定中华文化的人文本质。这种
科学性与人文性绝对对立的看法是偏颇的。把中华文化的人文性紧锁
在“袖手论道”“空谈心性”范围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误
读。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不仅要立足中国实际,面对当代
中国问题,而且应该充分利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和历史上的实
践经验。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法
学、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或社会学、管理学、人口学,都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智慧,得到启发。中国哲学中包
含丰富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以及关于人和人性的探索;中国经济
史和经济学说思想史、中国法制史和司法实践史、中国政治制度史和
历代治国理政学说,以及著名思想家著作中与上述学科的相关论述和
历史上的实践经验,都可以通过批判地总结、吸收和改造,成为构建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资源。构建当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
学,如果割断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只能永远当西方相应学科的
理论和话语的搬运工,那么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的哲学社会科学就
难以建立。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西方哲学社会
科学的本质特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说,就
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基本问题和唯物主义与唯
心主义的区分,是有关世界本体和认识来源及标准问题,而不是到处
可贴的标签。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把它作为文化划分的标
准,说某个民族文化是唯心主义的文化,某个民族文化是唯物主义的
文化。
历史上哲学家的历史地位和对文化的贡献,不是简单由唯物主义
和唯心主义区分来定位的,而决定于它的体系中包含的哲学智慧。列
宁曾经说过:“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
物主义。”掩埋在泥土中的珍珠仍然是珍珠。唯心主义辩证法大师黑
格尔就比旧唯物主义尤其是比庸俗唯物主义对人类思想的贡献大得
多。正如同旧唯物主义尤其是庸俗唯物主义的错误,并不在于它是唯
物主义,而在于它在唯物主义名义下包裹着的哲学缺点和错误。“朱
子学”和“王学”都是具有国际性影响的学说。在当代中国,程朱理
学和陆王心学对人作为人的道德教化和修身养性,提供了一种具有中
国特色的“修养论”和“工夫论”,有助于人的主体性确立和道德素
质的优化。这是继承儒家哲学重视“成人之学”,培养理想人格的哲
学的一贯传统,而“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又是新的发展。但我们
不能把程朱理学或陆王心学的命题无限地外推,把它从道德和人格的
“修养论”和“工夫论”变为“宇宙论”和“认识论”,把“理一元
论”和“心一元论”置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之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成就是基础在当代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文化自信是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的。我们要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
研究文化自信底气。文化自信是最持久和最深厚的自信,它起精神支
撑作用,贯穿于道路、理论和制度的自信之中。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成就,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极大地增强了文化自信底气。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坚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中取得的成就,极大地增强了我们的文化自
信底气。习近平总书记说:“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
是最有理由自信的。”的确,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华文化,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和平发展中的中华文化相比,经济落
后,不断挨打,处于世界边缘时期的中华文化,与日益走向世界政治
舞台中心的中华文化相比,哪个更具文化自信底气,这是不言而喻
的。国家的强大、民族的复兴,是文化底气的经济、政治支撑。可以
断言,随着2020年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
实现,中华文化自信底气会进一步提升。
当年,德国学者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为什么对文化抱
着一种悲观主义态度呢?因为西方文化的没落,其实是西方资本主义
制度开始没落的映射。资本主义制度在几百年的发展史中,对人类做
出了重大贡献,但它逐渐走过了辉煌鼎盛时期。斯宾格勒的文化悲观
主义其实是对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制度开始走向没落的一种预言。文
化的活力不可能离开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支撑。中国文化自信的底
气,正在于中国道路向世界贡献的现代化的新方案、新式的人民当家
作主的民主制度以及不同于西方“普世价值论”、“历史终结论”和
“文明冲突论”的社会发展理论。
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在往前走,还需要不断总结经
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永远保持与时俱进的品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我们还存在不少社会问题
需要解决,需要不断深化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的发展
阶段,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战时刻。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不断取得新成就,我们的文化自信底气将会进一步提升。文化政策是制度化保证
无论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都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文化建
设也是一样。文化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使我们对制定正确文化
政策的急迫性和重要性有深切的体会。因为执政党如何对待传统文
化,实行什么样的文化政策,对于能否正确处理文化自信中的传统与
现代关系至关重要。
从理论上来说,无产阶级对待民族文化传统与资产阶级相比更具
科学态度、更具宽阔的眼界和胸怀。当年资产阶级革命的启蒙主义先
驱,在继承和吸收古希腊罗马的人文主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
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资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他们最感兴趣的
不再是文化传统,而是证券交易所和利润,是对职位与收入的担忧和
极其卑鄙的向上爬的思想。恩格斯在历数资产阶级对待传统文化的不
屑态度后说,“德国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
当无产阶级还处于被统治地位时,继承民族文化传统只能是一种
理论,而不可能是一种现实的政策。中国共产党从自身经验中认识
到,传承和发展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不能只停留在理论上,必
须变成一项具有理论性和约束性的国家政策,由全党和全社会各相关
机构共同实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简称《意见》),就表明我
们国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重要性与迫切性的认识提到了
一个新的高度。《意见》对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意
义、基本原则、总体目标、保障措施以及如何把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整
个国民教育体系、如何保护传承文化遗产等,都有明确而具有指导意
义的规定。中国共产党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作为一项
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机构的责任,提高到国家文化战略层面,并提高
了全国人民传承发展传统文化的自觉性。坚决执行这一政策,有助于
提高文化自信底气。
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及其创造性发展,是中华文化发展上的客观现
实。文化自信和文化底气问题是对中华文化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这
是一种从超越纯文化的角度对当代文化自信和底气问题置于社会的总
体性分析。这种分析方法比单纯就文化谈文化自信更会令人信服地认
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的建立和改革,对文化自信底气的增强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四)政治与学术
文化自信问题,是一个既具有政治性又具有学术性的问题。不理
解它的政治性,就不懂它在当代中国的重大现实意义;不能从学理上
阐明这个问题,就不懂它何以在当代中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文化自
信中的政治性与学术性不能分割。
从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内在相关性来
说,它是当代中国现实中最重要的政治性问题。因为它是中国道路选
择、理论创新和制度构建的文化支撑,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
神支柱。脱离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难以说清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和必
要性,难以说清制度的优越性和它对中国历史上治国理政智慧的继承
性,难以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所蕴含的中国话语、中国风格
和中国气魄。如果我们脱离中国历史和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把文化
自信问题变成一个与中国道路选择和制度建构无关的所谓纯文化学的
问题,就是把沸腾着中国现实生活的活生生的时代性课题,变成一个
书斋中的问题,遮蔽了它在中国现实中的重要意义。
就文化本身来说,原本不存在“自信”与“不自信”的问题。任
何一个民族对自己的民族文化都怀有眷恋和热爱之情。“美己之美”
是文化民族性的表现。当文化自信成为一个问题,它就不会是一个单
纯的学术问题,肯定有其深层的社会原因。文化自信的对立面是什
么?是文化不自信,是文化自卑。在当今,为什么要提出文化自信问
题,只有放在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过程和当代现实的舆论场才能理
解。
中国曾经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新中国建立前近百年的
历史中,屡遭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国人中曾经弥漫着一种文化自卑情
绪。从技术不如人、制度不如人,最后到文化不如人,认为中国一切
不如人,连西方的月亮也比中国月亮圆。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也是
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伟大胜利。但是文化自卑情绪,在一些人中并没
有由于中国人民的胜利而消失。在当代中国,凡是对自己民族文化怀
有自卑心理的人,就不会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如果脱离中国近代百年的耻辱史,脱离当代关于中国道路选择、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和制度构建的论断,就不可能知道为什么现在会提出文化
自信问题。
当然,文化自信问题不仅具有政治现实性,而且包含文化理论
性。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任何一个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性的问题,必然同时会呈现为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在当代中国,文化自信问题也
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学理性极强的学术问题。不懂文化的本质和功
能,不懂文化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尤其是不懂中国传统文化
和当代文化的丰富内涵,也就难以深入地理解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把
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提,而且他还着重指
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这说明,与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相比,文化自信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内
涵,它涉及文化的能动作用,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有功能。
为什么文化自信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对
中国当代文化结构的变化发生了什么样的重要影响,它与中国传统文
化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
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建设是只应该适应市场需要呢,还是同
时要具有规范和调节市场主体,防止资本的逐利本性对道德对思想对
政治产生负面效应的作用?文化理论问题研究得越深入,对文化自信
问题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的理解就会越深入,就会从政治问题进入到
理论问题来思考。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只有被理论所把握,并且能从
理论上给予令人信服的说明,才能真正进入广大干部群众的头脑并为
众人所理解。
文化自信更基础。文化包含着价值观与理想和信仰,它是一个民
族的精神和品格,也是民族成员的素质提高和道德修养之泉。作为精
神家园,它如同巨大建筑物的地基和承重墙。没有地基和承重墙的建
筑物是经不起任何震动和冲撞的。没有文化支撑的民族,经不起强敌
入侵和政治上的狂风巨浪。在当代中国,无论是道路的选择、理论的
创新和制度的构建,如果不注重文化建设,精神田园杂草丛生,就如
同要建高楼而不夯实地基一样。
文化自信更广泛。文化的主体是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在一定的
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文化自信问题不仅仅属于文化人,属于知识
分子,属于文化工作者,而且属于全体人民,属于中华民族的全体成
员。在社会构成的各种要素中,文化的影响最为广泛,如同空气,无所不在,只有建立起全民族的文化自信,我们的道路选择、理论创新
和制度构建,才能从文化心理和情感上得到最广泛、最大程度的认
同。
文化自信更深厚。文化有不同于经济和政治的特殊功能。文化当
然是由经济和政治决定的,但它的反作用又会超越经济和政治的时空
限制。在社会形态变化中,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会为新的生产方式和
政治制度取代,而人类文化是一种继承和积累性发展。中国封建社会
的土地所有制和君主制度不再存在,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创造的文化
仍然作为文化传统在发生作用。文化当然也是不断变化的,但一个民
族的文化并不会因变化而丢失传统、中断积累、无人继承。在社会结
构各因素中,文化的作用是最为持久的,不仅持久而且深厚。中国文
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既深且厚。它有长达数千年的持久性积累和
发展,既有我们祖先创造的传统文化,又有近百年革命先烈创造的革
命文化,还有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创造的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它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创造,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
识,既代表过去、代表现在,又代表未来。
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华文化持久而深厚积累基础上选择发展道路、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构建的。它不是浅土插花,而是在文化沃土中深
植栽树,得到中国深厚文化之泉的持久的浇灌。时至今日,我们仍然
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尤其是儒学经典,并从中吸取治国理政的经
验,吸取丰富的哲学智慧。(五)历史审视
文化和历史不可分。历史是文化之根,文化是历史之魂。历史是
社会的整体性存在,是文化产生的土壤和活动舞台。因此要理解一个
民族的文化,必须理解它的历史。不理解中国历史,就难以理解中国
文化。习近平总书记说,“历史是一面镜子”,“坚定文化自信,离
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
如果我们从文化与历史的关系中考察文化自信问题,我们会发现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我们经历过高度的文化自信阶段、短期的文化
自卑阶段和当代的文化自信重建阶段。这是个马鞍形的发展过程。文
化自信问题上的马鞍形,与中国历史发展的马鞍形是不可分的。中国
封建社会经历了从先秦到明中期的高度发达,随后逐渐落后于西方并
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和解体,经过中国
革命胜利后的浴火重生,中国再度和平崛起。不以中国历史为背景,我们对文化自信的马鞍形及其当代意义的理解就是抽象的、非历史
的。
第一阶段,文化自信。中国是文明古国,而且是世界性的文明古
国。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国从来不缺乏文化自信。作为世界文
明古国的中国,有着灿烂辉煌的文化。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
产党》中指出,“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
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
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为什么有这种文化自信呢?因为
自秦汉至明中期,中国是世界上经济最为发达、国势最为强盛的国
家。秦汉时期的中国曾是与罗马帝国相对的东方大国,当世界经历罗
马帝国的分裂,经历波斯大帝国的兴衰,经历奥斯曼帝国的灭亡,而
中国直到唐、明和清朝前半期,仍然是世界上经济总量最大、疆域辽
阔、长期保持统一的泱泱大国。正因为有发达的农业经济的支撑、有
强大的国力支撑、有统一的国家的保障,中国文化也最为发达、最为
自信。商周时代典籍,战国时的诸子百家,汉代雄风,盛唐气象,两宋
文化之高度发展,成就中国文化史的辉煌篇章。秦始皇陵墓中发现的
气势雄伟的兵马俑,汉墓中出土的马踏飞燕所显示的奋发向上、豪迈
进取的精神,《清明上河图》所显示的宋代的发达的城市文明,以及
古代中国穿越沙漠、扬帆远航的陆海丝绸之路,见证了中国人的高度
自信。
第二阶段,文化自卑,文化自信处于低谷阶段。当西方进入资本
主义社会,并开始向外扩张和殖民,经过长期发展并处于成熟和高峰
期的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向衰落和解体。昔日辉煌的东方大国变成
了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泥塑巨人。两次鸦片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像无数条捆住中国手脚的绳索、套在头上的枷锁和
插在身上的吸血管,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瓜分豆剖”的存亡危
机。有人说,中国的GDP直到康乾时代还是世界第一。这只有统计学意
义。从社会形态发展来看,中国明末和清初,犹如百足之虫,看起来
还是庞然大物,实际上已落后于西方。中国的GDP是由众多的劳动力生
产的农业产品构成的,而西方虽然由于人口少,当时的GDP总量不如中
国,可是它们已经开始进入工业时代,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军事力
量。中华民族发生危机,国家发生危机,文化自信必然发生危机。这
段时期,应该说是中国文化自卑阶段,也就是文化自信的低谷时期。
文化自信的低谷期与国家衰败是相联系的,它敲响了中国封建社
会的丧钟,同时又唤醒了许多中国人。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
命》一文中说:“历史的发展,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有可能把他们从历来的麻醉状态中唤醒似的。”的确,中国近
代遭受的耻辱和苦难,既摧毁了统治者和一些人心中盲目自大的天朝
大国式的愚昧,却同时又唤起了具有民族情怀的先进中国人椎心泣
血,奔走呼号,开启了探索中国救亡图存之路。
路在何方,中华民族复兴应该走哪条路?当时学术界能想到的只
有两条路,这就是陈序经在《中国文化的出路》中说的,一条是主张
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的西化之路,一条是主张返回中国固有文化维持原
有封建体制之路。至于所谓折中主义的“中体西用”本质上属于第二
条路的改良和变形。实际上中国还有第三条路,这就是革命之路。孙
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开启了这条道路,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
建帝制。但孙先生逝世过早,抱恨终天:“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
努力。”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继续开辟中国革命之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的这条路,才是真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之路,也是真正的重新树立文化自信之路。
我们当代正处在第三阶段,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阶段,也是
文化自信的重建阶段。中国历史经过文化自信、文化自卑到当代文化
自信的重建,仿佛是个马鞍形的发展路径,但不是黑格尔的三段式,不是回到起点,不是向传统文化的复归。我们当代的文化自信,是在
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借鉴优秀的西方文化基础上,在马克思主义
指导下重建的文化自信。这种文化自信的重建,是在新的时代、新的
社会、新的基础上的重建,是与道路、理论、制度自信不可分割地结
合在一起的重建,相互结合,又相互促进。不是往回走,而是往前
进。(六)“西方中心论”
在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后,“西方中心论”一直处于主导地位,文
化领域中的“西方中心论”表现为“西方文化优越论”。鸦片战争以
后,中国清政府丧权辱国、割地赔款,一些人在失去民族自信力的同
时,也丧失了文化自信心。一种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被视为“酱缸文
化”。近代中国人绝大多数是文盲,很容易形成人心如散沙、国民性
被扭曲的局面。而种种社会不良现象是由于落后的生产方式和腐朽的
政治制度造成的,不能归罪于中国的文化。如果把解放以前的种种社
会问题都算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账上,肯定会丧失文化自信。我们是历
史唯物主义者,而不是“文化决定论”者。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胜利以后,中华民族获得解放。这不
仅大大激发了人民的民族自豪感,也大大增强了文化自信和文化自
觉。中国不仅有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还有中国共产
党和人民在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时期建设的先进文
化。我们完全有理由自信,而且应该懂得文化自信不单纯是文化问
题,还关系到国家前途和民族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
作座谈会上谈道:“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
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
虽然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面临重重困难,如遇到发达国家贸易保
护主义的阻力,但是由于世界经济交往联系的强化,经济全球化的趋
势难以遏制。马克思早就预言过:“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
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
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
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
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创造了地球表层一样。”
发展中国家的不断兴起尤其是中国的和平发展,已经极大地打击
了西方发达国家的优越感。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民族文化
多元化的潮流是不可阻止的,但西方并没有放弃“西方中心论”的观
点,并没有改变“西方文化优越论”的观点。在世界文化交流中,西方国家的强势文化占优势,借助它们的经济实力、科技力量推行它们
的价值观,进行文化渗透。我们可以看到,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美
国往往奉行文化霸权主义。现有美国的文化政策之所以被一些学者批
评为“新帝国主义”,就是因为它贬低其他民族的文化,以种种手段
推行西方的价值观念和人权观念。在我看来,曾经风靡全球的“文明
冲突论”就是一种代表西方世界的文明理论,是一种以文明冲突为依
托的政治理论。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文化也一样。各国文明或文化的多元
性是文化的本质,它们之间有差异,但也可以相互平等交流和借鉴。
如果没有西方某些大国别有用心的干预和支持,单纯的民族文化差异
并不会成为战争的原因。经济和政治利益冲突是导致矛盾加剧的原
因。经济矛盾和政治矛盾是根本的,而文化差异只能算是诱因或催化
剂。只要看看目前中东的乱局,看看大国在中东的博弈,就能懂得问
题的实质。“文明冲突论”是一种掩盖西方干涉理论的理论,并不是
孤立出现的理论问题。有学者把矛头主要指向伊斯兰国家和中国,说
“伊斯兰国家和中国拥有与西方极为不同的伟大文化传统,并自认为
其传统远较西方优越。在与西方的关系中,随着其权利和自我伸张性
的增强,它们与西方在价值观念和利益方面的冲突会日益增多和加
剧”。亨廷顿还断言,“一个在文化、政治和经济上与美国紧密联系
在一起的松散的欧洲联盟,不会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但一个统一
的、强大的和自我伸张的中国可能构成这种威胁。……如果中国的经
济继续发展,可能是21世纪初美国政策制定者面临的唯一严峻的安全
问题”。在当代美国文化观念中,“普世价值论”“文明冲突论”
“历史终结论”说到底就是“西方中心论”和“西方文化优越论”。
我们承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这是自从地球上有人类以来的事
实。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各个不同地区的民族的人民创造出更加绚
丽多彩的文明形态。这是世界历史的进步。没有文化的多样性,世界
将显得贫乏。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有着高度自信,尊重我们的优秀传统
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但我们的文化自信绝不是排外
主义、不是民粹主义。我们尊重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我们的“文化自
信”与“文化他信”是统一的。自古以来,我们就重视其他民族的文
化成就,善于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成果,以丰富自己民族的文化。在
当代,文化的正常交流,有利于世界文化的丰富和发展。我们反对文
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反对“西方中心论”,也反对我们中的
某些人至今仍然存在的文化自卑情结。(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文化是社会的精神的形态。社会的变动,必然导致文化的变动。
如五四运动提出大力汲取近代西方文化的养分,改良中国文化,却也
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一些冲击,那个时代还提不出传统文化的创造
性转化问题。毛泽东同志高度肯定五四运动是“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但同时从思维方法的角度指
出:“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
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
展。”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确存在精华与糟粕之分,但中国共产党
人,从毛泽东同志到习近平总书记,都称赞“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
深”,并提出了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问题。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关于
文化的观点,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一个整体,有源与流。中国传统文化
是社会主义文化之源。没有源,河流必然干涸,必然断流。中国文化
的特点就是源远流长,具有持久性和不间断性。但这绝不是说,我们
可以原封不动地保持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是
科学对待中国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命题。
文化自信不是仅仅对知识分子、文化人说的,更是对全体人民说
的。只有全体人民尤其是年青一代能够普遍树立文化自信,能正确认
识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文化自信才能真正成为更基础、更广泛、更
深厚的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传统文化的教育和大众化问题。他说过:
“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光荣历史,要加大正面宣传力
度,通过学校教育、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影视作品、文学作品等多
种方式,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我国人民树
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
骨气和底气。”
我们的各级学校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讲授中国传统文化的有关课
程。这种课程可以是中国传统文化概论,阐述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也可以分门别类,如中国哲学、中国艺术、中国诗歌、中国音乐之类的专业化课程。但无论是哪种中国传统文化的讲授,都应该注意使历
史文化转化为一种当代中国人能理解和接受的文化,培育听众的民族
文化情感。文化情感是世俗的,它表现在人们的一言一行、日常生活
之中。
如何使经典文化世俗化、大众化,把其中蕴藏的智慧转化为现代
中国人生活的文化环境的构成因素,是个值得研究也必须解决的问
题。我们应该重视经典文本的学术研究,但更应该重视中国传统文化
的世俗形态。日常生活中的文化观念的作用力量非常强大。我们绝大
多数人的文化观念并非来自经典和书本的阅读,而是来自文化的世俗
形态,来自文化环境的熏陶和世代相沿的传统观念。仅以吃为例,西
方人爱吃牛肉、牛排,但不吃狗肉,吃狗肉在他们看来简直是野蛮人
行径,可某些国家的人们对狗肉情有独钟;有的民族不吃牛肉,而有
的民族不吃猪肉。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这是一种饮食的文化观念。
泰勒说过:“文化可以使一个人因为某种食物被文化打上不洁的烙印
而饿死,尽管该食物的营养对一个人是有效的。文化可以使一个人为
了扫除污点而剖腹或枪杀自己。文化的力量大于生死。”
信奉武士道文化的日本军人在战争中宁愿剖腹自杀也不投降;而
美国人由于生命至上的观念并不以投降为叛国,认为保住生命是最重
要的。中国推崇和文化,中国人是爱好和平的,但是在保卫国家抗击
侵略的战争中,我们同样提倡牺牲精神,提倡“杀身成仁,舍生取
义”。中国古代妇女遭强暴多以自杀示贞节;在现代社会,妇女可以
坦言自己被强暴,并诉诸法律。在中国古代,未过门而未婚夫死亡可
以守节,称为节妇;而在西方则认为这是反人道主义。中国封建社会
的妇女并非从小都读过《女儿经》,也并非每个中国人都读过《孝
经》,但贞洁观念、孝的观念就是中国文化的传统观念。传统观念是
已经深入生活、扎根于普通群众内心并处于潜意识中的一种观念。它
的力量往往胜过书本的力量。
中国传统儒家经典是文化的理论形态,可它的力量在于通过种种
方式世俗化,如学校教育、科举制度、乡规民约、族规家训等方式深
深地影响人们的实际生活。历史上的中国,这种观念与农业生产方式
和生活方式是一致的。中国人讲人伦、讲孝道,不孝是会受到社会指
责的;讲究家庭责任,为父母争光;讲究亲情,兄友弟恭,长兄、长
姐有照顾弟妹的道德义务,特别是父母早亡更是如此,长兄如父,长
嫂如母。中国人讲究人情,对朋友讲信义;一个人做人,不讲人情,不讲信义,是为人所不齿的;但社会上讲人情、走后门的现象严重,流行“人情大于王法”之类的观念。这都是以伦理为主导的中国传统
文化长期世俗化的结果。传统的风俗习惯、乡规民约、不成文的交往
规则比任何经典中的话更具权威性。这种世俗化的结果,有精华也有
糟粕,良莠不齐,因此,排除糟粕,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世俗化、大众化,变为中国人民的日常文化和道德观念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工
作。
我们不能轻视日常文化,不能轻视日常生活中的文化观念和道德
行为。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所谓异国风情,就是不同的生活方
式、不同的民居和建筑风格、不同的节日和风俗习惯。一般旅游者不
可能接触到一个地方或民族的经典文化,却很容易感受到其世俗文
化。世俗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符号。中国人的春节拜年、端午节吃粽
子、中秋节吃月饼等习俗,都是中国人的民族象征。一个民族的传统
节日,往往像民族服装一样是民族的标志。如果没有世俗文化,只到
图书馆看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传世之作,是不可能真正了解这个民族
的。它的经典只能代表它遥远的过去的积累,而不代表它的现在。在
当下,文化主要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一个民族的文化的整体素养,表现在它的社会风气之中,表现在 ......
您现在查看是摘要介绍页, 详见PDF附件(2088KB,17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