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出现的新问题是，仅仅从人的个性、由文化决定的动机和理解力去解释与健康相关的问题是不充分的，在很大程度上结构性的，如政治的和经济的因素，显然也会建构性经历(因此也就包含性行为改变的可能)。特别是，相关研究已经强调政治和经济因素在决定流行的状态和传播扩散中的核心角色，并且强调这些因素对有效的艾滋病干预项目遇到复杂的障碍负有责任。因此，对于结构因素中政治的和经济的分析的新关注——包括增加艾滋病感染的危险和促进或阻碍减低风险的结构因素——成为现有人类学回应艾滋病流行的中心，这也是批判人类学的主旨所在，即在人类学的框架内，用政治经济的批判眼光解决问题。

    由此，性别权力不平等、异性恋至上主义、跨性别、男男性工作者、少数民族群体中的男同性恋、被迫或诱使发生男男性关系的青少年男性、同性恋恐惧症(Homophobia)以及男男性行为的污名与歧视等有关的脆弱因素与其他形式的结构性暴力(如贫穷、种族主义等)相互作用，构成了批判人类学在同性恋群体中解释和应用的场域。笔者感兴趣的是，在欧美国家将大量防治经费投入到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东欧和中亚等艾滋病流行状况严重的地区和国家时，是否带来了控制疾病的“副产品”？即同性恋群体藉由艾滋病防治平台争取权益，从而作为新兴的政治力量参与结构性对话，并由此产生新的社会关系。这里面涉及到的全球化背景下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组织、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结构对疾病发生作用又反作用于结构的批判性产出，非西方的民族志对西方话语做何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