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解毒法在疫病治疗上的作用
关键词 疫病 解毒法 治疗应用 中医学术发掘
中医治疫源远流长，经验十分丰富，究其治法，大体包含祛邪与扶正两大方面，其中解毒之法，堪称是祛邪法中重中之重，常贯穿疫病治疗的始终。
1 毒邪在瘟疫发病学上的地位
毒邪与瘟疫发病的关系，《素问遗篇•刺法论》对疫病的预防早就提出要“避其毒气”，可见已将毒邪的侵袭作为瘟疫发病的主因。汉•张仲景《金匮要略》所列“阳毒”、“阴毒”之病，从其“面赤斑斑如锦纹，咽喉痛”等症状来看，现代不少医家认为是属于瘟疫范畴的病证，如国医大师何任教授指出：“阴阳毒病，乃疫疠邪毒由口鼻侵入人体，直中营血而出现肌肤发斑、咽喉疼痛等症候的病证。”著名中医学家潘澄濂研究员认为是指发疹(斑)一类急性传染病如猩红热、败血症等。仲景以“毒”名之，寓意深刻。晋•王叔和《伤寒例》尝谓：“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即是将“寒毒”作为导致伏气温病(含温疫)的基本因素。《诸病源候论》对时气病(指能引起流行的急性传染病)的病因，大都责之于“毒气”所为，如“时气疱疮候”中说：“热毒内盛，则多发疱疮，……若根赤头白者则毒轻；若色紫黑则毒重。”宋•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指出：“天行之病，大则流毒天下，次则一方。”突出了“毒”在疫病发病学上的重要地位。
明清以降，温病瘟疫学说有了很大发展，对其病因的认识，更有突破性的进展。如明•吴又可《温疫论》倡导“戾气”(疠气、杂气)致疫学说，指出：“天下秽恶之气，至疫则为毒极矣。”而戾气毒性的强弱，又决定着病证的轻重缓急，如说：“因其毒甚，传变亦速”、“热伤津液，此疫毒之最重者。”并强调疫病流行之微甚，关乎“毒气所钟有厚薄也”。清•邵登瀛《瘟毒病论》继承了吴又可的病因观，谓“疫感天地之疠气，故有大毒”。又说：“毒轻者愈，毒化者亦愈，毒重者危，毒陷者死。”尤怡《金匮翼》再次强调“天地之疠气也，最为恶毒”。杨栗山《伤寒温疫条辨》也说：“杂气者，非湿、非暑、非凉、非寒，乃天地间另有一种疵疠旱潦之毒气。”以上三家对疠气的性质均以“毒”视之，可谓深得吴氏的精蕴而又有发挥。余霖《疫疹一得》更直截了当地指出“瘟即曰毒”。陈耕道《疫痧草》在论述烂喉痧的病因病机时说：“疫毒自口鼻吸入，……着于肺胃，肺主咽喉，故疫痧多见烂喉也。至于神昏，其疫毒已陷心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王孟英《随息居重订霍乱论》将霍乱的病因归咎于“臭毒”，而臭毒之产生，乃“人烟繁萃，地气愈热，室庐稠密，秽气愈盛，附郭之河，藏垢纳污，水皆恶浊不堪”使然。由是观之，医家对瘟疫发病与“毒”的关系，可谓代有阐发，其理益明。
2 解毒法在疫病治疗上的意义
基于上述，中医治疫历来注重解毒。如仲景《金匮要略》以升麻鳖甲汤主治“阴阳毒”，方中主药升麻，《神农本草经》谓其“主解百毒，辟温疾瘴气邪气”。可见本品功擅解毒疗疫。受其影响，唐宋时期治疗温病瘟疫的不少名方如《外台秘要》地黄汤、七物升麻汤，《伤寒总病论》知母石膏汤、石膏葱白汤，《阎氏小儿方论》升麻葛根汤等等，其组方中均用升麻。金元时期，温病学的开山鼻祖刘河间治疗温病(含温疫)很重视清热解毒，所制防风通圣散有显著的清热解毒之效。王孟英盛赞“刘河间创立清热解毒之论，有高人之见，异人之识，其旨既微，其意甚远”。明清时期，运用解毒法治疗瘟疫有了重大进展，邵登瀛《瘟毒病论》专列“疫重解毒”篇，强调“古人治疫，全以解毒为要。”诚得治疫之真谛。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喻嘉言《尚论篇》明确指出治疫“急以逐秽为第一义。上焦如雾，升而逐之，兼以解毒；中焦如沤，疏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如渎，决而逐之，兼以解毒”。其解毒之法，于上、中、下三焦之病证，一以贯之。迨余霖《疫疹一得》出，更把解毒的理、法、方、药推向极至，创制清瘟败毒饮熔白虎、黄连解毒、犀角地黄三方于一炉，其清热解毒之功效卓著，治验多多。据余氏自述：“乾隆戊子年，吾邑疫疹流行，初起之时，先恶寒而后发热，头痛如劈，腰如被杖，腹如搅肠，呕泄兼作，大小同病，万人一辙。有作三阳治者，有作两感治者，有作霍乱治者，迨至两日，恶候蜂起，种种危症，难以枚举，如此而死者，不可胜计，良由医者固执古方之所致也。要之执伤寒之方以治疫，焉有不死者乎？是人之死，不死于病而死于药，不死于药而死于执古方之医也。疫症乃外来之淫热，非石膏不能取效。且医者意也，石膏者寒水也，以寒胜热，以水胜火，投之百发百中。五月间，余亦染疫，凡邀治者，不能亲身诊视，叩其症状，录方授之，互相传送，活人无算。癸丑京师多疫，即汪副宪、冯鸿胪，亦以予方传送，服他药不效者，俱皆霍然。故笔之于书，名曰清瘟败毒饮。”又林珮琴《类证治裁》概括前人治疫经验，一言以蔽之曰“总解温热时行内外热毒”。可谓言简意赅，得其要领。
观历代治疫名方，诸如荆防败毒散、三黄石膏汤、犀角地黄汤、黄连解毒汤、普济消毒饮、人中黄丸、散瘟汤、五瘟丹、治疫清凉散、神犀丹、黄芩定乱汤、清热解毒汤、清瘟败毒饮、甘露消毒丹、治疫解毒汤、银翘散、化斑汤、清营汤等等，其组方均突出解毒，无怪乎上述不少方剂以解毒、消毒、败毒名之，其用意可想而知。现代治疗急性传染病如流行性感冒、流行性腮腺炎、细菌性痢疾、带状疱疹、流行性出血热、流行性乙型脑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急性病毒性肝炎、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手足口病等，仍广泛应用解毒之法，取得了显著疗效。如笔者在上个世纪60年代曾参加“乙脑”的防治研究，课题组制订了银翘1号(银花、连翘、菊花、薄荷、鲜芦根、大青叶)、白虎2号(生石膏、知母、银花、连翘、大青叶、鲜芦根、生甘草)，玉女3号(生石膏、知母、鲜芦根、鲜石斛、连翘、银花、生甘草)和营宫4号(鲜生地、丹皮、银花、菖蒲、黄连、玄参、竹叶、麦冬)四个处方，均以解毒为重点，分别适用于卫分证、气分证、气营两燔证和邪入营分或逆传心包证，获得了良效。
我们曾对国内所报道的127个治疗流行性腮腺炎的方剂组成药物进行了统计，结果发现内服药物中板蓝根、连翘、黄芩、银花、柴胡、甘草、僵蚕和牛蒡子；外用药物中大黄、青黛、冰片、黄柏最为常用；又统计了20余个治疗小儿病毒性肺炎单验方的组成药物，发现使用频率最高的是黄芩、银花、贝母、连翘、鱼腥草等药。不难看出清热解毒在急性传染病治疗上的重要地位。近贤黄星垣教授曾提出“邪毒致热说”，认为温病毒寓于邪，毒随邪入，热由毒生，毒不去则热不除，变必生，治须紧紧抓住解毒一环，并贯彻于治疗的全过程。这个观点的提出，使解毒法在急性传染病临床上的应用，愈来愈引起人们的重视。
还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疫病有寒疫和热疫之分，因此在解毒法的应用上，亦当讲究辨证用药，应区分散寒解毒与清热解毒两大类，前者的代表方剂如荆防败毒散、五积散、圣散子等，后者的代表方剂如银翘散、黄连解毒汤、清瘟败毒饮等，两者不可偏废，不能将解毒法仅囿于“清热解毒”一面，这点是有过历史经验教训的。如圣散子是古代治疫名方，据史料记载，苏东坡曾为此方作序，极力推荐其效，并编入《苏沈良方》，于是是方名声大震，天下通行。殊不知苏公谪黄州，此处濒江，地卑多湿，当时流行之疫病，良由寒湿所致，故用之大效。至辛未永嘉瘟疫，执此方以治，被害者不可胜数。究其有效有不效之原因，实由于本方药味多为辛温之品，功擅散寒祛湿解毒，故宜于寒疫，若误投热疫，不啻火上加油，必致偾事。由是推断，上文所说的辛未永嘉瘟疫，服本方致死者不可胜算，此必是年流行的是热性瘟疫，故非独不效，而反大害也。又如清•雍正癸丑疫病流行，抚吴使者嘱叶天士制甘露消毒丹，全活甚众，时人比之普济消毒饮。考是年流行之疫，乃湿热疫毒为患，故此方有效。解毒法须对证投剂，明矣!
3 研制中医解毒治疫新药前景广阔
中医解毒方药异彩纷呈，潜力很大，既往虽有双黄连、清开灵、茵栀黄口服液等面世，但今后仍须加强开发与研究的力度，希冀研制出更多更好的新药，以适应时代的需求。如《肘后备急方》所载破棺千金煮汤，云“治时气行垂死”。药仅苦参一味，力专效宏，很值得深入观察和研究之必要，也许能研制出治疫的高效新药，犹如根据《肘后备急方》青蒿治疟的记载，研制成抗疟新药青蒿素一样，意义非同小可。又如《吴鞠通医案》所载代赈普济散(桔梗、牛蒡子、黄芩、人中黄、荆芥、银花、蝉蜕、马勃、板蓝根、薄荷、元参、大青叶、大黄、连翘、僵蚕、射干)，观其组方，其清热解毒作用实较普济消毒饮、银翘散更强，且方中板蓝根、大青叶等药物现代药理研究已证实有较好的抗病毒作用，因此本方似更适合于病毒感染性疾患，极具开发价值。
总之，中医应用解毒法治疗疫病的特色和优势，在今天防治急性传染病上仍有着重大实践意义，应引起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
收稿日期 2010-06-14, http://www.100md.com(盛增秀)
中医治疫源远流长，经验十分丰富，究其治法，大体包含祛邪与扶正两大方面，其中解毒之法，堪称是祛邪法中重中之重，常贯穿疫病治疗的始终。
1 毒邪在瘟疫发病学上的地位
毒邪与瘟疫发病的关系，《素问遗篇•刺法论》对疫病的预防早就提出要“避其毒气”，可见已将毒邪的侵袭作为瘟疫发病的主因。汉•张仲景《金匮要略》所列“阳毒”、“阴毒”之病，从其“面赤斑斑如锦纹，咽喉痛”等症状来看，现代不少医家认为是属于瘟疫范畴的病证，如国医大师何任教授指出：“阴阳毒病，乃疫疠邪毒由口鼻侵入人体，直中营血而出现肌肤发斑、咽喉疼痛等症候的病证。”著名中医学家潘澄濂研究员认为是指发疹(斑)一类急性传染病如猩红热、败血症等。仲景以“毒”名之，寓意深刻。晋•王叔和《伤寒例》尝谓：“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即是将“寒毒”作为导致伏气温病(含温疫)的基本因素。《诸病源候论》对时气病(指能引起流行的急性传染病)的病因，大都责之于“毒气”所为，如“时气疱疮候”中说：“热毒内盛，则多发疱疮，……若根赤头白者则毒轻；若色紫黑则毒重。”宋•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指出：“天行之病，大则流毒天下，次则一方。”突出了“毒”在疫病发病学上的重要地位。
明清以降，温病瘟疫学说有了很大发展，对其病因的认识，更有突破性的进展。如明•吴又可《温疫论》倡导“戾气”(疠气、杂气)致疫学说，指出：“天下秽恶之气，至疫则为毒极矣。”而戾气毒性的强弱，又决定着病证的轻重缓急，如说：“因其毒甚，传变亦速”、“热伤津液，此疫毒之最重者。”并强调疫病流行之微甚，关乎“毒气所钟有厚薄也”。清•邵登瀛《瘟毒病论》继承了吴又可的病因观，谓“疫感天地之疠气，故有大毒”。又说：“毒轻者愈，毒化者亦愈，毒重者危，毒陷者死。”尤怡《金匮翼》再次强调“天地之疠气也，最为恶毒”。杨栗山《伤寒温疫条辨》也说：“杂气者，非湿、非暑、非凉、非寒，乃天地间另有一种疵疠旱潦之毒气。”以上三家对疠气的性质均以“毒”视之，可谓深得吴氏的精蕴而又有发挥。余霖《疫疹一得》更直截了当地指出“瘟即曰毒”。陈耕道《疫痧草》在论述烂喉痧的病因病机时说：“疫毒自口鼻吸入，……着于肺胃，肺主咽喉，故疫痧多见烂喉也。至于神昏，其疫毒已陷心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王孟英《随息居重订霍乱论》将霍乱的病因归咎于“臭毒”，而臭毒之产生，乃“人烟繁萃，地气愈热，室庐稠密，秽气愈盛，附郭之河，藏垢纳污，水皆恶浊不堪”使然。由是观之，医家对瘟疫发病与“毒”的关系，可谓代有阐发，其理益明。
2 解毒法在疫病治疗上的意义
基于上述，中医治疫历来注重解毒。如仲景《金匮要略》以升麻鳖甲汤主治“阴阳毒”，方中主药升麻，《神农本草经》谓其“主解百毒，辟温疾瘴气邪气”。可见本品功擅解毒疗疫。受其影响，唐宋时期治疗温病瘟疫的不少名方如《外台秘要》地黄汤、七物升麻汤，《伤寒总病论》知母石膏汤、石膏葱白汤，《阎氏小儿方论》升麻葛根汤等等，其组方中均用升麻。金元时期，温病学的开山鼻祖刘河间治疗温病(含温疫)很重视清热解毒，所制防风通圣散有显著的清热解毒之效。王孟英盛赞“刘河间创立清热解毒之论，有高人之见，异人之识，其旨既微，其意甚远”。明清时期，运用解毒法治疗瘟疫有了重大进展，邵登瀛《瘟毒病论》专列“疫重解毒”篇，强调“古人治疫，全以解毒为要。”诚得治疫之真谛。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喻嘉言《尚论篇》明确指出治疫“急以逐秽为第一义。上焦如雾，升而逐之，兼以解毒；中焦如沤，疏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如渎，决而逐之，兼以解毒”。其解毒之法，于上、中、下三焦之病证，一以贯之。迨余霖《疫疹一得》出，更把解毒的理、法、方、药推向极至，创制清瘟败毒饮熔白虎、黄连解毒、犀角地黄三方于一炉，其清热解毒之功效卓著，治验多多。据余氏自述：“乾隆戊子年，吾邑疫疹流行，初起之时，先恶寒而后发热，头痛如劈，腰如被杖，腹如搅肠，呕泄兼作，大小同病，万人一辙。有作三阳治者，有作两感治者，有作霍乱治者，迨至两日，恶候蜂起，种种危症，难以枚举，如此而死者，不可胜计，良由医者固执古方之所致也。要之执伤寒之方以治疫，焉有不死者乎？是人之死，不死于病而死于药，不死于药而死于执古方之医也。疫症乃外来之淫热，非石膏不能取效。且医者意也，石膏者寒水也，以寒胜热，以水胜火，投之百发百中。五月间，余亦染疫，凡邀治者，不能亲身诊视，叩其症状，录方授之，互相传送，活人无算。癸丑京师多疫，即汪副宪、冯鸿胪，亦以予方传送，服他药不效者，俱皆霍然。故笔之于书，名曰清瘟败毒饮。”又林珮琴《类证治裁》概括前人治疫经验，一言以蔽之曰“总解温热时行内外热毒”。可谓言简意赅，得其要领。
观历代治疫名方，诸如荆防败毒散、三黄石膏汤、犀角地黄汤、黄连解毒汤、普济消毒饮、人中黄丸、散瘟汤、五瘟丹、治疫清凉散、神犀丹、黄芩定乱汤、清热解毒汤、清瘟败毒饮、甘露消毒丹、治疫解毒汤、银翘散、化斑汤、清营汤等等，其组方均突出解毒，无怪乎上述不少方剂以解毒、消毒、败毒名之，其用意可想而知。现代治疗急性传染病如流行性感冒、流行性腮腺炎、细菌性痢疾、带状疱疹、流行性出血热、流行性乙型脑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急性病毒性肝炎、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手足口病等，仍广泛应用解毒之法，取得了显著疗效。如笔者在上个世纪60年代曾参加“乙脑”的防治研究，课题组制订了银翘1号(银花、连翘、菊花、薄荷、鲜芦根、大青叶)、白虎2号(生石膏、知母、银花、连翘、大青叶、鲜芦根、生甘草)，玉女3号(生石膏、知母、鲜芦根、鲜石斛、连翘、银花、生甘草)和营宫4号(鲜生地、丹皮、银花、菖蒲、黄连、玄参、竹叶、麦冬)四个处方，均以解毒为重点，分别适用于卫分证、气分证、气营两燔证和邪入营分或逆传心包证，获得了良效。
我们曾对国内所报道的127个治疗流行性腮腺炎的方剂组成药物进行了统计，结果发现内服药物中板蓝根、连翘、黄芩、银花、柴胡、甘草、僵蚕和牛蒡子；外用药物中大黄、青黛、冰片、黄柏最为常用；又统计了20余个治疗小儿病毒性肺炎单验方的组成药物，发现使用频率最高的是黄芩、银花、贝母、连翘、鱼腥草等药。不难看出清热解毒在急性传染病治疗上的重要地位。近贤黄星垣教授曾提出“邪毒致热说”，认为温病毒寓于邪，毒随邪入，热由毒生，毒不去则热不除，变必生，治须紧紧抓住解毒一环，并贯彻于治疗的全过程。这个观点的提出，使解毒法在急性传染病临床上的应用，愈来愈引起人们的重视。
还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疫病有寒疫和热疫之分，因此在解毒法的应用上，亦当讲究辨证用药，应区分散寒解毒与清热解毒两大类，前者的代表方剂如荆防败毒散、五积散、圣散子等，后者的代表方剂如银翘散、黄连解毒汤、清瘟败毒饮等，两者不可偏废，不能将解毒法仅囿于“清热解毒”一面，这点是有过历史经验教训的。如圣散子是古代治疫名方，据史料记载，苏东坡曾为此方作序，极力推荐其效，并编入《苏沈良方》，于是是方名声大震，天下通行。殊不知苏公谪黄州，此处濒江，地卑多湿，当时流行之疫病，良由寒湿所致，故用之大效。至辛未永嘉瘟疫，执此方以治，被害者不可胜数。究其有效有不效之原因，实由于本方药味多为辛温之品，功擅散寒祛湿解毒，故宜于寒疫，若误投热疫，不啻火上加油，必致偾事。由是推断，上文所说的辛未永嘉瘟疫，服本方致死者不可胜算，此必是年流行的是热性瘟疫，故非独不效，而反大害也。又如清•雍正癸丑疫病流行，抚吴使者嘱叶天士制甘露消毒丹，全活甚众，时人比之普济消毒饮。考是年流行之疫，乃湿热疫毒为患，故此方有效。解毒法须对证投剂，明矣!
3 研制中医解毒治疫新药前景广阔
中医解毒方药异彩纷呈，潜力很大，既往虽有双黄连、清开灵、茵栀黄口服液等面世，但今后仍须加强开发与研究的力度，希冀研制出更多更好的新药，以适应时代的需求。如《肘后备急方》所载破棺千金煮汤，云“治时气行垂死”。药仅苦参一味，力专效宏，很值得深入观察和研究之必要，也许能研制出治疫的高效新药，犹如根据《肘后备急方》青蒿治疟的记载，研制成抗疟新药青蒿素一样，意义非同小可。又如《吴鞠通医案》所载代赈普济散(桔梗、牛蒡子、黄芩、人中黄、荆芥、银花、蝉蜕、马勃、板蓝根、薄荷、元参、大青叶、大黄、连翘、僵蚕、射干)，观其组方，其清热解毒作用实较普济消毒饮、银翘散更强，且方中板蓝根、大青叶等药物现代药理研究已证实有较好的抗病毒作用，因此本方似更适合于病毒感染性疾患，极具开发价值。
总之，中医应用解毒法治疗疫病的特色和优势，在今天防治急性传染病上仍有着重大实践意义，应引起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
收稿日期 2010-06-14, http://www.100md.com(盛增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