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旭 胡 岳 江光荣

    (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湖北省人的发展与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武汉 430079)

    1 引言

    上世纪中叶,新的治疗方法层出不穷,让人眼花缭乱。在此背景下,Bordin (1979)呼吁研究者们应该关注那些不同疗法中共同起作用的因素,只有如此才能使得咨询领域的研究走向整合。他认为工作同盟(working alliance)就是这样一个存在于不同疗法中的共同治疗要素,工作同盟的强度决定治疗效果。在随后的数十年里,工作同盟成为心理治疗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变量(Orlinsky,Ronnestad,&Willutzki,2004)。虽然理论家们对工作同盟的定义还有一些分歧,但多数人会同意将工作同盟定义为咨询中当事人与咨询师之间合作关系的质量与强度 (Horvath &Bedi,2002)。

    目前,工作同盟与治疗效果之间的关系已被大量研究所证实。对200多个研究的元分析表明,在个体咨询中工作同盟和效果之间的相关为

    r

    =0.275 (Horvath,Del Re,Flückiger,&Symonds,2011),且不受各种调节变量的影响 (Flückiger,Del Re,Wampold,Symonds,&Horvath,2012)。在儿童青少年治疗和夫妻家庭治疗中的元分析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Friedlander,Escudero,Heatherington,&Diamond,2011;Shirk,Karver,&Brown,2011)。

    Horvath (2005)认为工作同盟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研究者的主要精力放在探索各种治疗情境中工作同盟与咨询效果的关系上;第二个阶段研究者主要关注的是工作同盟本身在咨询中的作用、发展与管理,并提出下一步需要考察工作同盟随时间的变化。实际上,虽然工作同盟与咨询效果的关系已被研究所证实,但对工作同盟的本质及其如何促成当事人的改变其实知之甚少(Stevens,Muran,Safran,Gorman,&Winston,2007)。例如,近来的研究表明,工作同盟的破裂修复过程与治疗效果密切相关(Safran,Muran,&Eubanks-Carter,2011),探索心理治疗的改变机制需要对工作同盟的发展变化进行研究。

    Gelso和 Carter (1994)对咨询关系中各成分随咨询进程的变化进行了假设,提出了工作同盟发展的“U”型(高?低?高)变化模式。他们认为特别是在疗程较短的治疗中,由于当事人对于治疗的乐观主义,开始阶段会有较高水平的工作同盟,随后当事人往往会有失望、沮丧等负面情绪,工作同盟的水平也随之下降,但在成功的治疗中,在最后阶段当事人的反应变得更加现实,其工作同盟的水平也会恢复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