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昭宁1,顾子贝2王杜娟谭旭运4王晓明

    (1济南大学教育与心理科学学院, 济南 250022)

    (2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应用实验心理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875)

    (3曲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曲阜 273165) (4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1 引言

    理解助人决策的影响因素, 有助于实现个体做出更多助人决策、产生更多助人行为的目标(Kandrack & Lundberg, 2014)。日常生活中, 情绪体验无处不在, 许多助人决策正是我们在各种与决策任务无关的附带情绪(incidental emotion)状态下做出的。目前, 情绪影响助人决策的研究主要基于效价维度探讨积极和消极情绪与助人决策的关系(Forgas, Dunn, & Granland, 2008; Manucia, Baumann,& Cialdini, 1984), 关于具体情绪影响助人决策的研究相对较少, 而且对于同一效价内不同具体情绪是否对助人决策有相同作用的研究也甚为少见。基于此, 本研究尝试探讨同为负性效价的愤怒和悲伤两种具体情绪对助人决策的影响, 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人际责任归因在二者关系中的边界作用。

    附带情绪是预测助人决策的重要信号(Barasch,Levine, Berman, & Small, 2014), 不同效价情绪对助人决策有不同的影响。Sharma (2015)采用相关研究法, 探究大学生群体中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发现, 积极情绪与亲社会行为存在显著正相关, 消极情绪与亲社会行为呈显著负相关, 这说明积极情绪个体更有可能做出帮助他人的决策和行为(Tsai, Chen, & Liu, 2007), 消极情绪个体做出帮助他人的决策或行为的可能性更小。Lamy, Fischer-Lokou 和 Guéguen (2012)在真实情境中通过实验考察积极和消极情绪启动对助人决策的影响发现, 在“爱”的积极情绪条件下, 被试会向住院儿童捐助更多的钱, 而在“压力”的消极情绪条件下, 被试捐助的钱更少。类似地, Forgas等人(2008)也在真实情境采用无干扰现场实验发现, 与消极情绪相比, 积极情绪组提供帮助的次数更多,持续时间更长。此外, 也有实验室研究发现积极情绪下个体做出的助人决策和行为显著多于消极情绪组(Manucia et al., 1984)。

    近年来, 有研究者开始探讨相同效价的具体情绪对不同决策的影响(Angie, Connelly, Waples, &Kligyte, 2011; Lerner & Keltner, 2000; Lerner, Li,Valdesolo, & Kassam, 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