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 凯 刘耀中 王玉洁 聂衍刚

    (1广州大学教育学院) (2广州大学广州人心理与行为研究中心,广州 510006) (3暨南大学管理学院,广州 510632)(4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广州 510300)

    1 引言

    人类的很多决策行为时常要面对“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冲突的博弈情境,这种广泛存在于人类生活中的两难选择被称为社会困境问题(刘长江,郝芳,2014)。选择合作(cooperation)可以最大化集体利益,而选择竞争(competition)可以最大化个人利益。竞争往往能使个人获得更高的利益,但一旦所有人都选择竞争,每个人获得的利益将少于所有人选择合作时得到的收益。可见,社会困境的妥善解决通常依赖于合作行为(van Lange,Joireman,Parks,& van Dijk,2013)。

    目前,关于合作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聚焦在决策者个人特征和决策设置上,较缺乏关注对手(opponent)层面的因素在影响个体合作行为上所发挥的作用。虽然以往研究证实,社会价值取向(Fiedler,Gl?ckner,Nicklisch,& Dickert,2013)、社会阶层(van Doesum,Tybur,& van Lange,2017)等个人特征和奖惩(Balliet,Mulder,& van Lange,2011)、人际控制感(刘耀中,窦凯,2015)等决策设置是影响合作行为的重要因素。然而现实生活中的合作行为时常发生在真实的人际互动过程中,来自对手的线索信息势必会影响个体的合作行为。例如,博弈对象的面孔吸引力(Chen et al.,2012)、种族特征(Tortosa,Lupiá?ez,& Ruz,2013)等线索可能会通过增进信任或减小社会距离间接影响个体的合作行为。

    近期,有学者基于相互依赖理论(interdependent theory),发展出一个用于描述人际互动中关注和满足他人自主性需要的概念：社会善念(social mindfulness),提出了“社会善念促进合作行为”的理论假设 (van Doesum,van Lange,& van Lange,2013; van Lange & van Doesum,2015),并在足球运动员样本中证实社会善念对建立良好的人际/团队关系发挥重要的作用(van Doesum,van Prooijen,Verburgh,& van Lange,2016)。可见,社会善念的提出为寻找合作行为的促进策略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