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在人类相较于其他物种的独特性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我们对他人痛苦的高度共情能力(Singeramp;Lamm，2009；潘彦谷等，2006)。虽然一些高级哺乳动物如黑猩猩(deWaal，2008)、大象(Plotniketal.，2006)和海豚(Marino，2002)等也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共情反应，但人类的共情能力在深度和广度上更为突出，涉及多个复杂的大脑网络(Singer，2006)。当看到他人遭遇不幸时，我们常能感同身受，心情沉重；相似地，当看到动物遭遇伤害时，我们也会为之担忧，难以释怀。作为一种深入感受和理解他人情绪的能力(Decetyamp;Lamm，2006，人类的共情不仅会表现在我们对人类同胞情感的理解与反应中，也体现在我们对其他生命不幸遭遇的同情与关心上(Youngetal.，2018)。例如，2020年澳大利亚的丛林山火中，考拉和袋鼠们可怜无助的身影受到广泛的新闻报道，人们转发、送爱心、点亮蜡烛，为小动物的遭遇感到担忧、难受和不舍。

    人类深厚的共情能力使我们在情感交流和社会互动中独树一帜。然而，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个体对人类和动物的不幸遭遇的共情反应可能并不一致(Paul，2000)。历史上，纳粹政权一方面对遭到污名化的犹太人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虐待和屠杀，另一方面却颁布了国际上第一部动物保护和福利法规。在当今社会，尽管流浪汉面临着巨大的生存挑战和社会排斥，但公众对他们的态度往往更加消极(IpsosMORI，2021)；相反，流浪动物则常常得到更多的关注、同情以及庇护(Gatesetal.，2019)。这一矛盾现象引发了人们对共情反应差异性的思考。不同于早期研究更多地从道德权利(moralright；即谁更值得共情)角度初步比较了人们对人类与动物对象共情反应的差异，本研究试图从道德责任(moral responsibility；即谁对事件负有责任)角度，系统考察人们对污名化人类与动物对象(即流浪汉与流浪动物)共情反应的差异及其背后的心理机制(即责任归因)，并进一步探讨这一差异的边界条件(即社会支配倾向)和下游影响(即救助意愿与行为)。

    1.1 对人类和动物的共情反应

    共情(empathy)是指个体准确地理解他人的情感，并在特定情境中做出相应情感反应的能力(deVignemontamp;Singer，2006)。当前多数研究者认为，共情包括认知共情和情绪共情两个独立的成分(Davis，1983；Gladstein，1983；黄嵩青，苏彦捷，2010)。其中，认知共情(cognitive empathy)侧重于对他人情绪状态的理解与判断；情绪共情(emotionalempathy)则侧重于对他人情绪状态的感受和体验(Gladste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