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前言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迎来高速发展，社会文化随之发生的巨大变迁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蔡华俭等，2020)，其中一个备受关注的焦点是个体主义的变迁。尽管众多研究表明中国个体主义呈上升趋势(Caietal.，2018；Baoetal.，2021)，亦有研究指出，中国个体主义并未显著上升甚至出现下降(Hamamuraetal.，2021)。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对个体主义的测量乃基于不同方法(比如个体层面的主观报告或社会层面的档案数据)和不同指标(比如特定词汇使用频率、名字独特性等)(蔡华俭等，2023)。个体主义本身并非单一概念，其在理论结构与实践表现上复杂多元(Moralesetal.，2000)。因此，前人研究中关于个体主义变迁的不同甚至对立结论，可能源于不同方法和指标测量了个体主义的不同面向。

    本研究基于生活选择视角，提出一种全新的个体主义解读框架，认为个体主义反映在个体对生活选择做出决策的行为实践中，并可根据选择的重大程度分为两类：重选择(high-stakechoices)和轻选择(low-stakechoices)。前者是指涉及高机会成本、通常需要在个人生活方式上进行重大改变的选择，如结婚生子；后者则是涉及低机会成本、通常不会造成重大社会或经济后果的选择，如给孩子取名。通过分析1981至2010年间中国不同省份的面板数据，本研究探讨两类个体主义(重选择与轻选择)在省级层面的变迁趋势，同时检验现代化对两类个体主义变迁的影响。本研究旨在通过对国家内区域层面文化变迁的考察，剖析两类个体主义的变迁趋势及现代化对个体主义的影响力差异，从而更全面地解读中国个体主义变迁。

    1.1个体主义的概念复杂性与多重变迁

    作为基本文化维度之一(Hofstede，1980)，个体主义/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一直广受学界关注。个体主义强调个体的自主能动性和自由选择以及独立的自我建构，而集体主义则注重个体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互依的自我建构(Markusamp;Kitayama，1991;Oyserman etal.，2002)。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最初被视为一个维度的两端(Hofstede，1980)，后有学者指出两者是相互独立的两个维度(Markusamp;Kitayama，1991)，甚至每个维度又各有水平与垂直两种形式(Triandisamp;Gelfand，1998)。也有研究者提出个体主义包含不同成分。比如，Chen和West(2008)认为个体主义可分为独立性、竞争性和独特性等三种成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