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与工具论并行的是追求“纯粹美”的理论范式。王国维强调美之为物是最纯粹的快乐，是游戏的事业，是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这种审美价值取向随后不断被人提及、承袭与发展，成为20世纪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价值范式。梁启超“五四”前后开始强调审美的超越性、非功利性，强调“趣味主义”、“情感主义”、“生活的艺术化”等范畴。创造社诸君把“为艺术而艺术”奉为艺术宗旨，宗白华提出要持纯粹的唯美主义态度，追求“艺术人生观”、“艺术式的人生”、“人生的艺术化”。叶圣陶、郭绍虞、朱光潜等都大力宣扬这一“人生的艺术化”范式。“新月的态度”也是追求纯粹非功利的审美范式，要求文学远离政治，热衷于表现“普遍的人性”。梁实秋《文学与革命》坚称文学家对民众并不负什么责任与义务，坚守所谓“文学的纪律”等，都是审美主义的努力。

    审美工具论者认为审美独立论者“不健康”，相反，审美独立论者认为审美工具论者“不健康”，两者一直互相指责，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就认为中国文艺界几十年的主要论争存在于两条路线之间：一条是代表软弱的自由资产阶级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路线，一条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其他革命人民的“为人民而艺术”的路线。两条路线互指对方为“不健康”。由此，“不健康”的实质很大程度上是两种艺术范式、艺术理念之间的争论。

    新中国建立之前，文学工具论与自律论“健康”与否的争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