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我出生前一年，父亲到上海谋职。那时上海由一位军阀占据，军阀下面有个处长是我们临沂同乡，经由他推荐，父亲做了那个军阀的秘书。

    大约在我出生后一年，那位军阀被国民革命军击败，父亲在乱军之中仓皇回家，手里提着一只箱子。那时，手提箱不似今日精巧，尺寸近似十九时电视机屏幕，厚度相当于一块砖头。这只箱子是他仅有的“宦囊”。

    箱子虽小，显然沉重，乡人纷纷议论，认为这只随身携带的箱子里一定是金条，甚或是珠宝。一个庞大的集团山崩瓦解之日每个成员当然抓紧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东西，上海不是个寻常的地方啊，伸手往黄浦江里捞一下抓上来的不是鱼是银子。

    可是，我家的经济情形并没有改善，依然一年比一年“紧张”，遣走使女卖掉骡子，把靠近街面的房子租给人家做生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