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父亲晚年，一次，他指着我对一位老朋友说：“她受的苦最多了。”我听了这话，不禁心里一热，赶紧掩饰地说：“我现在不是很好吗?……”

    按说，我的前半辈子所受的苦，与父亲根本不能比，但回想起来，也还是经历了一些各式各样的磨难，被时代的大风雨考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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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在娘胎里未见天日之时，我就开始经受到第一次磨难了。那正是在抗战逃难的途中，母亲挺着大肚子，离开将要沦陷的武汉，奔赴重庆，一路颠簸，总算我命大，居然安然无恙。

    可是，到重庆后不久，还没找到住房安家，我就在旅馆里提前出生了。当时，日本飞机正在重庆上空轰炸，接生的女医生连手都顾不得洗，就匆匆跑出去躲警报了。父亲母亲就在旅馆里守着刚出生的我，静静地等待着未卜的命运。幸亏敌机没飞到我们头顶上，自是有惊无险。

    几天后，我又遭到了另一场灾难。那是在半夜里，我这个身上还带有奶香的婴儿，被四川特有的老鼠看中了，在我的脸上乱咬一气，弄得满脸是血。急忙送到医院将伤口处理了一下，至今鼻子下面还留有一条隐隐的痕迹。

    “皖南事变”后，全家辗转来到了香港。但是，香港米珠薪桂，我们一家四口光靠父亲的一点稿费生活实在不易，父亲又不愿向党张口要钱。于是，母亲就带着我和比我大四岁的哥哥回到了孤岛上海。几个月后，母亲不放心父亲一人在那里，就把我放在上海一家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托儿所里，自己带着哥哥又回到了香港。不料，母亲刚到香港不久，太平洋战争就爆发了，他们只得撤离香港，到达了桂林。一年后，又回到了重庆。可这时，已无法接我回到父母身边了。

    就这样，我在那托儿所里一直呆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2月，父母回到上海，才把我接回家。这四年多的生活，对我来说实在是没有正常的童年欢乐，而是很感孤独和郁闷。我对托儿所的全部记忆只剩下：吃不饱，常有病，饭前必须祷告感谢主……这点模糊的印象了。我原是四川乡下长大的又胖乎又淘气的小女孩，可是到接我时，父母简直认不得我了。父亲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她(指托儿所所长)进去把晓风领了出来。见到的是怯生生的神色和瘦弱的孩子，心里真难受……孩子显然没有得到按上帝嘱咐的照顾……我们牵着孩子走出了铁门，我抱起她在她脑门上吻着，这时，我的眼睛湿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