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海洋

    “从1988年11月13日开出“天天餐厅”，到1993年4月成为‘天富房产老板，我用了五年时间。从‘天富房产老板，到1998年9月底公安局找我，又过了五年……这十年真像梦境一样啊!”在看守所，蔡林芬神思恍惚地说着。

    “闭眼是梦，睁眼也是梦。”在三个小时访谈中，蔡林芬无数次喃喃自语。

    她的少年时代，是在困苦中度过的。1969年春天，当她被上山下乡大潮裹挟到安徽淮北时，她发奋要“冲出贫困”。回到上海后，当孩子不幸溺水身亡后，一个“高人”指点她：这个孩子会给你带来挡不住的财运。她信了。

    此刻，蔡林芬打开记忆的闸门——

    我的娘家真是太穷了。一家7口人挤在杨浦区控江新村老工房里。我是老大，下面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父母都是收入不高的工人。一直到我们5个姐弟长大成人，每天早餐吃泡饭总是两根油条，7个人沾着酱油当菜吃。

    1968年我去安徽灵璧插队落户时，身边只有5元钱。坐在北上的火车上，不少女同学都在淌泪，但是，我没哭，我整整想了一夜：从家里的赤贫，想到中国的贫穷，最后，我悟出了一个道理，既然我们都被穷困所困，那么，总有一天要冲出穷困，谁最早冲出去，谁就成功了。我那年才19岁，年龄是我的优势。

    在安徽插队落户的那么多年，我总是拼命地干，为了啥?就是为了冲出穷困。因为我明白：像我这样一个“出身不好”的人，只有“提干”、“上大学”，才有可能改变命运。记得1972年那年春耕，生产队里耕牛不够，为了表现自己，我就把缰绳套在肩头，真正“当牛做马”扶犁耕地。有一次，我累得胃穿孔，最后昏死在田野里，幸亏农民用板车送我到卫生院开刀抢救。尽管这样拼命地干，但是，命运还是不断地捉弄我，因为，我“出身不好”。

    我和邱来发就是那时候相爱的，他陪伴我走过了二十多年的人生路。邱来发是个少有的老实人，他是个独生子，比我小两岁。那时，在农村，他几乎天天被别人欺负、嘲弄。我实在看不过去，就常常去关心他，鼓励他，但只能在暗中和他相恋，因为，如果关系公开了，会影响我们的前程的。

    后来，邱来发被抽调当兵去了，他到上海当兵。1976年，我感到在安徽插队肯定翻不了身，就搞了“病退”回到了上海，不久，就被分配在杨浦区控江街道里弄加工组，每天工资七角钱。1978年初，邱来发从部队复员回安徽灵璧。当时，很多人劝我，他又回去插队落户了，就中断关系吧!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