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父母和达生的父母是世交,几十年常有走动。我小时候能歌善舞,很得老师重用,经常抛头露面,达生则是个文静干净、不起眼的男孩。后来,高中毕业,下乡插队,又调回城市,我已是20多岁的大姑娘了。两家父母撮合我和达生。这时的达生除了1米78的个头以外,其余的都与童年记忆中那个文静内向的男孩子相吻合,我们就恋爱了。这是1976年。第二年,高考恢复。藏在心底的大学情结不可抑制地迸发出来,我全力准备高考,并考上了北方一所重点大学的数学系。跟达生打了个招呼,我就上了火车。

    大学4年,我的生活是寝室、教室、饭堂三点一线,少有变化。数学系的女生很少,因而走俏,同班的女同学轮番受到男同学们的热情进攻,我这里却门庭冷落,也许是我太严肃,说话常露尖刻,把男生都吓跑了。毕业后,我分配回家乡一所大学任教,这时达生还在那个不足一百人的缝纫机配件厂当工人。他一直在等我。旁人劝他,别等了:佩文不会回来了,她是大学生啊。可他等了4年。我很感动,对他说我们结婚吧。这是1982年年底。

    不否认我和达生之间有很大的差距,但我们之间是有感情的。我很热爱工作,当时学校正组建一个工程管理系,让我负责,我就跟达生约定:3年之内不要孩子。达生很听我的话,完全答应。于是,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当中,买菜做饭洗衣一类家务杂事都交给了达生。说句良心话,达生是个任劳任怨的丈夫。

    我的工资比达生的高,自然而然地,家里的经济由我主管。我有个习惯,凡事记帐,大到买家具,小到买一本书,都要逐项登记。每一天,达生从我这里领走多少钱,晚上向我报帐,我认为生活需要管理,也是可以管理的,能者多劳的局面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除了油盐柴米一类小事,稍大一些的家庭事务,比如换幅窗帘、买只挂钟、添床被套,达生都要向我请示,我的决定一般是没有商量余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