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志强

    记得还是1987年炎热的夏天，我从上海化工学院计算机专业毕业，分配到上海一家大型的化工厂工作时，心里怀着远大的理想。但是当我拿着报到信来到厂里的人事处时，人事处长的脸上露出难以觉察的尴尬，他并没有立即将我分配至什么科室，而是由处里一位年轻干事陪同着到厂里的各个部门一一参观。这一圈整整走了一天，下班时，我有了收获：这家大型国企根本就没有一台计算机。

    大学生卖起了大排档

    那时我的工作相当清闲，每天上班一张报一杯茶外加聊天，一天就悄悄过去了。也许是刚刚工作，年少气盛吧，我对自己的状态不免有些焦急起来。

    1987年的上海，是“吧拉吧拉”东渡之风盛吹的时候，到日本留学不像到美国，甚至不像早期到澳洲那样需要托福成绩，只要你有钱，随即就能到日本赚更多的钱。

    我为自己算了一笔帐，以现在每月100多元的工资计算，到我退休的时候，总数也不过3万多元，而那时结婚的行情是2万元。

    我的女朋友是我的同学，也许是恋爱得早，疯狂的岁月成了往事，到工作的时候，我们已经很成人化地确定了稳定的关系。

    虽然我们总是很清高地谈钱不是万能的，心里却悲哀地知道没有钱也是万万不能的。我的父母是普通的工人，他们根本不可能在金钱上资助我。我觉得，我应该谋一条生路了。

    有一天，我和女友下班后逛马路，照例是走到雁荡路上，突然一阵香味飘了过来，随即看见了烤羊肉串，女友爱吃，就挤进人群。

    雁荡路是上海最早的一条排档街，站在那儿不到5分钟的时间，一个念头忽然从我的脑海里飘忽过来——为什么我不能像烤羊肉串的那样去试试做排档——我简直就不敢相信那是我想到的，因为在大多数人的心里做排档几乎是最没出息的一条路。

    那天晚上，就是在雁荡路上，当女友啃着热乎乎的羊肉时，我试探着对她说：“要是你同意的话，我们就去领个做排档的执照，每天下班以后就到这里来做小吃生意。”也不知是根本就不在乎我说的话还是光顾了吃她的羊肉串，她一边啃着，一边搭讪着：“好，好。”

    她的两声“好”为我增添了无穷的勇气，我立即拿出身边仅有的50元钱，又向朋友借了100元，经营起了一个排档。女友也不含糊，站在我身边帮着收钱，整理小桌子。记得第一天凌晨收摊的时候，迫不及待地把手上的钱一数，竟净赚了200元，比我一个月的工资还要多，这使我不由地怀疑自己的上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