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悄然顶起公益律师妻子身后的蓝天(1)
“公益律师这条路不好走,我却走了12年……每一个眼神都是一个沉重的托付,每一个案子都是一道难关……”这则由公益律师郭建梅代言的公益广告在各大电视台滚动播出后,郭建梅成为家喻户晓的“公益之星”。
鲜为人知的是,郭建梅的老公,正是大名鼎鼎的作家刘震云。14年来,郭建梅的公益维权之路,走得颇具艰辛。所幸的是,在这一路上,文采出众的刘震云,一直在为深爱的妻子默默地保驾护航,在她罹患焦虑症和抑郁症的日子,深情地陪护左右,直到帮她彻底驱散心灵的阴霾,无比自信地再度出发——
踏实的婚姻,踏实的男人
郭建梅是刘震云的初恋,作为北大校友兼河南老乡,两人自然而然地走近了。他比她高一届,他学中文,她学法律。第一次见面,是刘震云受母亲之嘱去看望也在北大读书的朋友女儿郭建梅。按说老乡见面,分外亲切,但刘震云开口闭口便是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令郭建梅很是心烦。
, 百拇医药
没想刘震云对她却是一见倾心。大三时,郭建梅过生日,家里很穷的刘震云积攒了好久,给她买了8毛钱两朵的塑料花,还有4个梨。虽然那些梨上还有烂洞,5毛钱一堆的那种,但就是这样的梨,让郭建梅开始感觉到他的真诚、善良、憨厚。
什么样的男孩子,才值得交往与托付?聪明的郭建梅留意到,当时的刘震云一年到头穿着妈妈做的布鞋,穿久了,脚上的大拇指都露了出来。平时,他都拿着一个磕得坑坑洼洼的铝饭盆去食堂,为了省钱,他每天都喝粥。当时学校有1毛钱一个的猪肉馅饼,特别香,他从来不买。但在街上看到要饭的,他都会给点钱,还幽默地对郭建梅说:“你看,都是我兄弟。”
她总是挺感动:“这个人怎么这么善良啊!”
在北大上学的时候,郭建梅的妈妈患了乳腺癌,来北京做手术。瘦弱的刘震云背着她上楼下楼,实在是背不动了,就停下来歇一会儿,从不喊累。那时助学金只有19块5毛,他就偷偷在外头给人抄稿子,从没见他吃过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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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妈妈把女儿拉到一边:“小梅啊,这个人真是好,你看他自己不舍得吃,一个肉包子都不尝,都给我们吃,他自己去吃淡馒头。”
不久,25岁的刘震云要去《农民日报》文艺部做编辑。他在烟波浩淼的未名湖畔,向郭建梅许下了“百年之约”。
2个月后,郭建梅进入司法部下属的《司法研究》编辑部。那时候,刘震云除了上班,就是发疯似地写小说,连约会的时间都要压缩,可收获的却是堆积如山的退稿。
1985年初春,刘震云的短篇处女作《载花的小楼》发表在《安徽文学》上。他沉浸在莫大的喜悦中,拉着郭建梅的手,去领取了结婚证。2年后,女儿妞妞出世了。
婚后,夫妻俩的事业迅速进入了一个良性发展的快车道。刘震云在《人民文学》发表短篇小说《塔铺》,引起文坛关注。此后,他又陆续发表了《一地鸡毛》、《故乡相处流传》等,一跃成为“新写实主义”的代表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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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此同时,郭建梅也在事业上大步迈进。她被调至全国妇联法律顾问处,专职参与《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起草工作。
转折性的改变,发生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之后。那天,郭建梅以女记者的身份参加了世界妇女大会律师论坛。当一位国外代表问到中国是否有专门为妇女提供法律援助的民间组织时,现场顿时鸦雀无声。这一分钟的静默,深深刺痛了郭建梅的心,在大会上,她第一次听希拉里演讲,主题是:妇女的权利就是人权。郭建梅的内心一直燃烧公平与正义理想,顿时萌发了要创办一个民间组织,为弱势妇女伸张正义、讨回公道的想法。
一些圈内的朋友知道她的这一决定后,大多数持反对意见。“这事可为而不能为,你就傻吧,你就疯吧。”郭建梅的哥哥是法官,劝她说,一般律师都不好当,更别说公益律师了。再说,在当时的那个年代,砸掉铁饭碗去做公益,是件多么惊世骇俗的事情!
面对旁人的不解与阻扰,郭建梅深感压力。但丈夫刘震云却说:“只要你觉得快乐就好,你愿意做的事情,我绝对不干涉!你选择的事业是超前的引领性的,相信自己,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郭建梅一听这话,就觉得踏实了。
, 百拇医药
一直以来,刘震云总能给她踏实的感觉。当年貌美如花的她选择嫁给不名一文的刘震云,就有同学为她惋惜,觉得应该找个条件好的。“他可是穷得丁当响啊。”
但郭建梅就是觉得嫁给刘震云很踏实:“他是个农村走出来的老实孩子,从来都是能忍耐,又有能耐……”
如今有了丈夫的支持,郭建梅变得异常坚定。她义无反顾地辞去公职,在北京中关村一家旅馆简陋的房间内,创办了全国第一家专业从事妇女法律援助与研究的民间公益性机构——北大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
用尽全力呵护患忧郁症的妻子
郭建梅兴致勃勃地踏上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公益律师之路。作为法律援助中心执行主任的她,成了中国第一代公益律师。
2个月后,另外4名公益律师到位,该中心正式运营。美国福特基会给该中心提供每年4万美元的活动经费,条件是1年至少免费代理50个法律援助案子。因办公室的年租金就高达14万元、办案经费每年至少需要10万,郭建梅和同事们的月工资只有1000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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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苦再难,郭建梅都在咬牙坚持。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是忙碌的:外宾来访、汇报工作、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曾经有记者在采访时,听过法律援助中心的热线电话后慨叹道:“我可干不了这个,老这么听下去,我非心理变态了不可!”为中心的事四处奔波,郭建梅的嗓子一刻也闲不下来,不堪负荷,声带小结,只要一开口,嗓子就嘶哑了下来。
而身体上的疲惫倒在其次,内心的压力却是最沉重的折磨。中心正式运营后,郭建梅面临取证难、不被外界信任等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最让她难以接受的是,连法院系统的个别法官对法律援助也是抱着一种蔑视的态度。更糟糕的是,中心成立早期,她代理的案子因复杂、曲折,经常败诉,以至于当事人当庭痛哭,她也忍不住失声痛哭,感觉自己像是在和一堵“铜墙铁壁”战斗。更令她气恼的是,有人经常问她:“你做公益律师,是不是傻啊?”“你给弱势妇女代理案子,能拿多少钱?”
中心成立5周年的时候,郭建梅感到身心俱疲。那段时间,她经常哭,对刘震云说,不想再继续干这件事了。刘震云疼惜不已,他安慰妻子:“路是你选的,而且是你自己所喜欢做的事情,何必为别人的话而迷茫,被困难轻易打倒呢?”见她低头不语,他打了个比方说,石子可以打翻一杯水,却只能在大海里制造一朵小小的浪花,究其原因,只因杯子和大海的境界和层次完全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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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丈夫的抚慰和开导下,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郭建梅重新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刘震云本以为这下可以放心了。
不久,刘震云发现妻子每天晚上回到家里就倒在床上,泪水怎么也控制不住,还伴之以严重失眠。他忙问怎么了。她哭着说:“手下的4名公益律师,现在走了2个,求助的人越来越多,全国各地的来电来信及电子邮件应接不暇,但我确实有心无力了,我不想继续了。别人说我做公益,是为了炒作,为了出名,说我是冒牌律师……”
刘震云听了,默默地将妻子搂在怀里,以自己两大纸箱的手写稿被退回的事劝慰她:“我笔下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能拧出我的汗水,我没叫一声苦,没流一滴泪。”他鼓励妻子,要坚强面对。
令刘震云没有想到的是,转眼2个月过去了,妻子的状况几乎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反倒越来越严重。他敏感地意识到妻子是出现了心理疾患,赶紧带她去精神病专科医院做检查。医生告诉他,郭建梅患上的是重度焦虑症和中度抑郁症,这是由于身体长期透支造成的身心衰竭而引起的。, 百拇医药(依莎贝拉)
鲜为人知的是,郭建梅的老公,正是大名鼎鼎的作家刘震云。14年来,郭建梅的公益维权之路,走得颇具艰辛。所幸的是,在这一路上,文采出众的刘震云,一直在为深爱的妻子默默地保驾护航,在她罹患焦虑症和抑郁症的日子,深情地陪护左右,直到帮她彻底驱散心灵的阴霾,无比自信地再度出发——
踏实的婚姻,踏实的男人
郭建梅是刘震云的初恋,作为北大校友兼河南老乡,两人自然而然地走近了。他比她高一届,他学中文,她学法律。第一次见面,是刘震云受母亲之嘱去看望也在北大读书的朋友女儿郭建梅。按说老乡见面,分外亲切,但刘震云开口闭口便是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令郭建梅很是心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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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刘震云对她却是一见倾心。大三时,郭建梅过生日,家里很穷的刘震云积攒了好久,给她买了8毛钱两朵的塑料花,还有4个梨。虽然那些梨上还有烂洞,5毛钱一堆的那种,但就是这样的梨,让郭建梅开始感觉到他的真诚、善良、憨厚。
什么样的男孩子,才值得交往与托付?聪明的郭建梅留意到,当时的刘震云一年到头穿着妈妈做的布鞋,穿久了,脚上的大拇指都露了出来。平时,他都拿着一个磕得坑坑洼洼的铝饭盆去食堂,为了省钱,他每天都喝粥。当时学校有1毛钱一个的猪肉馅饼,特别香,他从来不买。但在街上看到要饭的,他都会给点钱,还幽默地对郭建梅说:“你看,都是我兄弟。”
她总是挺感动:“这个人怎么这么善良啊!”
在北大上学的时候,郭建梅的妈妈患了乳腺癌,来北京做手术。瘦弱的刘震云背着她上楼下楼,实在是背不动了,就停下来歇一会儿,从不喊累。那时助学金只有19块5毛,他就偷偷在外头给人抄稿子,从没见他吃过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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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妈妈把女儿拉到一边:“小梅啊,这个人真是好,你看他自己不舍得吃,一个肉包子都不尝,都给我们吃,他自己去吃淡馒头。”
不久,25岁的刘震云要去《农民日报》文艺部做编辑。他在烟波浩淼的未名湖畔,向郭建梅许下了“百年之约”。
2个月后,郭建梅进入司法部下属的《司法研究》编辑部。那时候,刘震云除了上班,就是发疯似地写小说,连约会的时间都要压缩,可收获的却是堆积如山的退稿。
1985年初春,刘震云的短篇处女作《载花的小楼》发表在《安徽文学》上。他沉浸在莫大的喜悦中,拉着郭建梅的手,去领取了结婚证。2年后,女儿妞妞出世了。
婚后,夫妻俩的事业迅速进入了一个良性发展的快车道。刘震云在《人民文学》发表短篇小说《塔铺》,引起文坛关注。此后,他又陆续发表了《一地鸡毛》、《故乡相处流传》等,一跃成为“新写实主义”的代表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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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此同时,郭建梅也在事业上大步迈进。她被调至全国妇联法律顾问处,专职参与《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起草工作。
转折性的改变,发生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之后。那天,郭建梅以女记者的身份参加了世界妇女大会律师论坛。当一位国外代表问到中国是否有专门为妇女提供法律援助的民间组织时,现场顿时鸦雀无声。这一分钟的静默,深深刺痛了郭建梅的心,在大会上,她第一次听希拉里演讲,主题是:妇女的权利就是人权。郭建梅的内心一直燃烧公平与正义理想,顿时萌发了要创办一个民间组织,为弱势妇女伸张正义、讨回公道的想法。
一些圈内的朋友知道她的这一决定后,大多数持反对意见。“这事可为而不能为,你就傻吧,你就疯吧。”郭建梅的哥哥是法官,劝她说,一般律师都不好当,更别说公益律师了。再说,在当时的那个年代,砸掉铁饭碗去做公益,是件多么惊世骇俗的事情!
面对旁人的不解与阻扰,郭建梅深感压力。但丈夫刘震云却说:“只要你觉得快乐就好,你愿意做的事情,我绝对不干涉!你选择的事业是超前的引领性的,相信自己,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郭建梅一听这话,就觉得踏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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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刘震云总能给她踏实的感觉。当年貌美如花的她选择嫁给不名一文的刘震云,就有同学为她惋惜,觉得应该找个条件好的。“他可是穷得丁当响啊。”
但郭建梅就是觉得嫁给刘震云很踏实:“他是个农村走出来的老实孩子,从来都是能忍耐,又有能耐……”
如今有了丈夫的支持,郭建梅变得异常坚定。她义无反顾地辞去公职,在北京中关村一家旅馆简陋的房间内,创办了全国第一家专业从事妇女法律援助与研究的民间公益性机构——北大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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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建梅兴致勃勃地踏上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公益律师之路。作为法律援助中心执行主任的她,成了中国第一代公益律师。
2个月后,另外4名公益律师到位,该中心正式运营。美国福特基会给该中心提供每年4万美元的活动经费,条件是1年至少免费代理50个法律援助案子。因办公室的年租金就高达14万元、办案经费每年至少需要10万,郭建梅和同事们的月工资只有1000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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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苦再难,郭建梅都在咬牙坚持。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是忙碌的:外宾来访、汇报工作、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曾经有记者在采访时,听过法律援助中心的热线电话后慨叹道:“我可干不了这个,老这么听下去,我非心理变态了不可!”为中心的事四处奔波,郭建梅的嗓子一刻也闲不下来,不堪负荷,声带小结,只要一开口,嗓子就嘶哑了下来。
而身体上的疲惫倒在其次,内心的压力却是最沉重的折磨。中心正式运营后,郭建梅面临取证难、不被外界信任等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最让她难以接受的是,连法院系统的个别法官对法律援助也是抱着一种蔑视的态度。更糟糕的是,中心成立早期,她代理的案子因复杂、曲折,经常败诉,以至于当事人当庭痛哭,她也忍不住失声痛哭,感觉自己像是在和一堵“铜墙铁壁”战斗。更令她气恼的是,有人经常问她:“你做公益律师,是不是傻啊?”“你给弱势妇女代理案子,能拿多少钱?”
中心成立5周年的时候,郭建梅感到身心俱疲。那段时间,她经常哭,对刘震云说,不想再继续干这件事了。刘震云疼惜不已,他安慰妻子:“路是你选的,而且是你自己所喜欢做的事情,何必为别人的话而迷茫,被困难轻易打倒呢?”见她低头不语,他打了个比方说,石子可以打翻一杯水,却只能在大海里制造一朵小小的浪花,究其原因,只因杯子和大海的境界和层次完全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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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丈夫的抚慰和开导下,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郭建梅重新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刘震云本以为这下可以放心了。
不久,刘震云发现妻子每天晚上回到家里就倒在床上,泪水怎么也控制不住,还伴之以严重失眠。他忙问怎么了。她哭着说:“手下的4名公益律师,现在走了2个,求助的人越来越多,全国各地的来电来信及电子邮件应接不暇,但我确实有心无力了,我不想继续了。别人说我做公益,是为了炒作,为了出名,说我是冒牌律师……”
刘震云听了,默默地将妻子搂在怀里,以自己两大纸箱的手写稿被退回的事劝慰她:“我笔下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能拧出我的汗水,我没叫一声苦,没流一滴泪。”他鼓励妻子,要坚强面对。
令刘震云没有想到的是,转眼2个月过去了,妻子的状况几乎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反倒越来越严重。他敏感地意识到妻子是出现了心理疾患,赶紧带她去精神病专科医院做检查。医生告诉他,郭建梅患上的是重度焦虑症和中度抑郁症,这是由于身体长期透支造成的身心衰竭而引起的。, 百拇医药(依莎贝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