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救援人员心理干预中的经验分享技术(2)
总之,应用经验分享技术可以帮助救援人员整合救援经验,照顾救援人员的内在心理需求,如分享救援经验、宣泄负性情绪、表达与别人合作的感受以及分享救援工作给自己带来的影响等[1]。毋庸置疑,所有这些都可以使救援人员从中获益。
4 经验分享技术的具体实施
4.1 适用团体形式
经验分享技术更适用于团体形式[4,6]。经验分享团体具有明显的优势:(1)由于团体成员具有共同的经历,体验过类似的恐慌、震撼与无助,相比“局外人”而言彼此之间更容易理解,更容易相互提供支持;(2)团体成员开放地分享个人在危机事件发生当时及以后的想法、感受和情绪,使其认识到自己的反应是大多数人在这种非正常情境下都会出现的正常反应,有助于缓解焦虑,减轻自责和愧疚感;(3)团体成员之间可以发生替代性学习,交流应对策略可以使成员获得间接经验,有利于处理自己遇到的类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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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经验分享团体既可以是自然的工作团体,也可以跨专业组建,例如由武警官兵、医护人员等组成。需要考虑的是:(1)团体的大小要以确保每位成员都有机会充分表达为基本原则;(2)成员的构成要以确保每位成员都能自由表达感受为基本出发点。需要避免的是:(1)因上级或管理人员参加使其他成员因恐慌而加重焦虑,限制开放表达;(2)如果是受到严重影响的个体,参加个体创伤治疗可能更为适合。
4.2 团体实施过程
经验分享的重点是讨论任务经历和身心状况,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与需要随不同时机选择不同的方式,如任务后回顾(After-action review,AAR)、任务后讨论(After-action debriefing,AAD)、重建历经事件讨论(Historical event reconstruction debriefing,HERD)、紧急事件讨论(Critical event debriefing,CED)、大团体讨论(Large group debriefings)及返回后讨论(End-of-tour debriefing)等[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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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团体活动的流程来看,Mitchell提出的CISD是最先提出、同时也是应用最持久的模型[4]。大致包括以下7个阶段:(1)介绍阶段(Introductory Phase)。介绍经验分享团体的目标,说明保密、不评价、自主决定参与程度等基本原则。(2)真相阶段(Fact Phase)。邀请成员描述事件,如发生了什么事情?记忆最深的是什么?感到最难处理的是什么?最为困扰的是什么?随后在团体内对事件进行澄清和完成。(3)思考阶段(Thought Phase)。邀请成员分享他们在事件发生当时及自事件发生以来的想法,透过这些想法了解个体赋予事件的意义,而这些主观赋予的意义是影响随后应激发展的重要因素。(4)反应阶段(Reaction Phase)。邀请成员回顾当时的反应,这些反应常常预示事件的意义及重要性,解释随后症状的发展。(5)症状阶段(Symptom Phase)。邀请成员回顾应激症状,这些症状通常是随后发展的基础。(6)教导阶段(Teaching Phase)。进行心理教育,在提供信息的同时给予一些可操作性的建议,帮助成员理解并应对症状。(7)再进入阶段(Re-entry Phase)。通过讨论整合危机事件,在过程中学到什么、得到什么启示,解决讨论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为返回原有的工作和生活做好心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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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整个经验分享过程包括3个关键环节,首先是发生了什么,还原事件的真实;其次是感受到什么,将出现的反应正常化;最后试图回归现实,探索事件对生活的助益。Everly等指出,经验分享要达到以下4个基本目标:通过描述事件的细节促进情感的处理;传达一种观念,即个体出现的许多反应都是正常的;教会如何应对应激反应;告知当需要时可进一步提供心理干预[17]。
黄龙杰曾将经验分享过程比喻为“适当清洗伤口,而非手术”,可以帮助专业人员理解经验分享团体的工作内容[18]。这就是说,经验分享技术仅仅是帮助经历危机事件的个体应对已经出现的反应,减少症状出现的可能性,促进复原过程,而不是“挖掘”或“根除”。Dyregrov也指出,经验分享技术是治疗性的,而非心理治疗[19]。
5 应用经验分享技术需要注意的问题
鉴于应用效果存在争议,有关经验分享技术的应用也存在分歧。Johnstone提出,经验分享技术不仅有益于纾解救援人员的心理压力,还有助于鼓舞士气,因此在救援过程中应作为例行程序[20]。Rose等却提出完全相反的看法,由于可能导致消极影响应该反对机构使用任何形式的经验分享技术[21]。一种比较理性的观点正如Devilly等所言,应放弃将经验分享技术作为常规使用的做法,特别是不提倡无目标地使用[22]。从实践经验来看,有很多因素可能影响经验分享技术的应用效果,为此采用该技术时要特别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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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适用情境
经验分享技术适用的对象是紧急救援人员,而非直接受害者[13]。救援人员属于创伤事件的次级暴露者,其情绪反应及内心体验与直接暴露于创伤事件的灾民显然是不同的。Malcolm等指出,经验分享技术不适用于普通民众、病人或其他因长期应激、严重心理问题等导致的非紧急反应状况[23]。有研究表明,应用经验分享技术为非紧急反应者提供心理干预是无效的[24]。
5.2 文化因素
经验分享技术应用效果与文化因素有关。对于不同的文化而言,人们情感表达的舒适程度是不同的,那些倾向于不表达情感、尤其是不习惯表达负性情感的个体很难从中获益[25]。在有些文化里,人们更习惯于从宗教、社会支持等其他途径获得安慰,以缓解痛苦。
此外,特定群体的亚文化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例如在由警察组成的经验分享团体中,当邀请成员讲述反映他们人性脆弱的个人信息时极具挑战性,因为警察的职业角色试图压抑或否定其负性的、个人的情感,常常拒绝表达[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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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团体领导者的特征
经验分享团体通常由一、两位领导者带领发生催化作用,同时还需要配备辅助人员。领导者必须具有心理治疗职业资格,了解团体动力并能够胜任团体工作,同时还要熟练掌握短期和长期危机反应的相关知识,并经过经验分享技术的专门训练[19]。如果领导者未经训练缺乏经验,很可能导致消极的后果,例如整个团体可能只被一个人或少数人控制,如果团体成员反复暴露事件的细节,很可能引发不必要的反应,导致更为严重的二次创伤,甚至有可能提供错误的教育信息[27]。在团体活动过程中,如果有个别成员出去,应有辅助人员陪伴以确保其安全。
5.4 参与者的特征
参与者人格因素的影响具体表现在2个方面。其一,虽然暴露于同样的创伤事件,但不同个体受到的影响存在很大差异。那些缺乏安全感、对拒绝敏感的个体更容易发生PTSD,而情感韧性强的个体有助于对抗PTSD的发生[28]。另一方面,同样是受到创伤的个体不一定适合加入经验分享团体,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从经验分享团体中受益。个体自我表露的偏好、对倾听他人自我表露的态度、寻获社会支持的预期以及应对风格等因素,都会影响个体是否适合加入团体、是否产生积极的效果[29]。个体对危机事件的认知态度、反应水平、反应类型等因素都影响应用经验分享技术进行心理干预的效果。有研究发现,对于那些高闪回、高回避、高唤醒的个体来说,参加经验分享团体反而会比对照组出现更多的精神症状[30]。, 百拇医药(安 芹)
4 经验分享技术的具体实施
4.1 适用团体形式
经验分享技术更适用于团体形式[4,6]。经验分享团体具有明显的优势:(1)由于团体成员具有共同的经历,体验过类似的恐慌、震撼与无助,相比“局外人”而言彼此之间更容易理解,更容易相互提供支持;(2)团体成员开放地分享个人在危机事件发生当时及以后的想法、感受和情绪,使其认识到自己的反应是大多数人在这种非正常情境下都会出现的正常反应,有助于缓解焦虑,减轻自责和愧疚感;(3)团体成员之间可以发生替代性学习,交流应对策略可以使成员获得间接经验,有利于处理自己遇到的类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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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经验分享团体既可以是自然的工作团体,也可以跨专业组建,例如由武警官兵、医护人员等组成。需要考虑的是:(1)团体的大小要以确保每位成员都有机会充分表达为基本原则;(2)成员的构成要以确保每位成员都能自由表达感受为基本出发点。需要避免的是:(1)因上级或管理人员参加使其他成员因恐慌而加重焦虑,限制开放表达;(2)如果是受到严重影响的个体,参加个体创伤治疗可能更为适合。
4.2 团体实施过程
经验分享的重点是讨论任务经历和身心状况,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与需要随不同时机选择不同的方式,如任务后回顾(After-action review,AAR)、任务后讨论(After-action debriefing,AAD)、重建历经事件讨论(Historical event reconstruction debriefing,HERD)、紧急事件讨论(Critical event debriefing,CED)、大团体讨论(Large group debriefings)及返回后讨论(End-of-tour debriefing)等[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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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团体活动的流程来看,Mitchell提出的CISD是最先提出、同时也是应用最持久的模型[4]。大致包括以下7个阶段:(1)介绍阶段(Introductory Phase)。介绍经验分享团体的目标,说明保密、不评价、自主决定参与程度等基本原则。(2)真相阶段(Fact Phase)。邀请成员描述事件,如发生了什么事情?记忆最深的是什么?感到最难处理的是什么?最为困扰的是什么?随后在团体内对事件进行澄清和完成。(3)思考阶段(Thought Phase)。邀请成员分享他们在事件发生当时及自事件发生以来的想法,透过这些想法了解个体赋予事件的意义,而这些主观赋予的意义是影响随后应激发展的重要因素。(4)反应阶段(Reaction Phase)。邀请成员回顾当时的反应,这些反应常常预示事件的意义及重要性,解释随后症状的发展。(5)症状阶段(Symptom Phase)。邀请成员回顾应激症状,这些症状通常是随后发展的基础。(6)教导阶段(Teaching Phase)。进行心理教育,在提供信息的同时给予一些可操作性的建议,帮助成员理解并应对症状。(7)再进入阶段(Re-entry Phase)。通过讨论整合危机事件,在过程中学到什么、得到什么启示,解决讨论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为返回原有的工作和生活做好心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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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整个经验分享过程包括3个关键环节,首先是发生了什么,还原事件的真实;其次是感受到什么,将出现的反应正常化;最后试图回归现实,探索事件对生活的助益。Everly等指出,经验分享要达到以下4个基本目标:通过描述事件的细节促进情感的处理;传达一种观念,即个体出现的许多反应都是正常的;教会如何应对应激反应;告知当需要时可进一步提供心理干预[17]。
黄龙杰曾将经验分享过程比喻为“适当清洗伤口,而非手术”,可以帮助专业人员理解经验分享团体的工作内容[18]。这就是说,经验分享技术仅仅是帮助经历危机事件的个体应对已经出现的反应,减少症状出现的可能性,促进复原过程,而不是“挖掘”或“根除”。Dyregrov也指出,经验分享技术是治疗性的,而非心理治疗[19]。
5 应用经验分享技术需要注意的问题
鉴于应用效果存在争议,有关经验分享技术的应用也存在分歧。Johnstone提出,经验分享技术不仅有益于纾解救援人员的心理压力,还有助于鼓舞士气,因此在救援过程中应作为例行程序[20]。Rose等却提出完全相反的看法,由于可能导致消极影响应该反对机构使用任何形式的经验分享技术[21]。一种比较理性的观点正如Devilly等所言,应放弃将经验分享技术作为常规使用的做法,特别是不提倡无目标地使用[22]。从实践经验来看,有很多因素可能影响经验分享技术的应用效果,为此采用该技术时要特别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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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适用情境
经验分享技术适用的对象是紧急救援人员,而非直接受害者[13]。救援人员属于创伤事件的次级暴露者,其情绪反应及内心体验与直接暴露于创伤事件的灾民显然是不同的。Malcolm等指出,经验分享技术不适用于普通民众、病人或其他因长期应激、严重心理问题等导致的非紧急反应状况[23]。有研究表明,应用经验分享技术为非紧急反应者提供心理干预是无效的[24]。
5.2 文化因素
经验分享技术应用效果与文化因素有关。对于不同的文化而言,人们情感表达的舒适程度是不同的,那些倾向于不表达情感、尤其是不习惯表达负性情感的个体很难从中获益[25]。在有些文化里,人们更习惯于从宗教、社会支持等其他途径获得安慰,以缓解痛苦。
此外,特定群体的亚文化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例如在由警察组成的经验分享团体中,当邀请成员讲述反映他们人性脆弱的个人信息时极具挑战性,因为警察的职业角色试图压抑或否定其负性的、个人的情感,常常拒绝表达[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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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团体领导者的特征
经验分享团体通常由一、两位领导者带领发生催化作用,同时还需要配备辅助人员。领导者必须具有心理治疗职业资格,了解团体动力并能够胜任团体工作,同时还要熟练掌握短期和长期危机反应的相关知识,并经过经验分享技术的专门训练[19]。如果领导者未经训练缺乏经验,很可能导致消极的后果,例如整个团体可能只被一个人或少数人控制,如果团体成员反复暴露事件的细节,很可能引发不必要的反应,导致更为严重的二次创伤,甚至有可能提供错误的教育信息[27]。在团体活动过程中,如果有个别成员出去,应有辅助人员陪伴以确保其安全。
5.4 参与者的特征
参与者人格因素的影响具体表现在2个方面。其一,虽然暴露于同样的创伤事件,但不同个体受到的影响存在很大差异。那些缺乏安全感、对拒绝敏感的个体更容易发生PTSD,而情感韧性强的个体有助于对抗PTSD的发生[28]。另一方面,同样是受到创伤的个体不一定适合加入经验分享团体,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从经验分享团体中受益。个体自我表露的偏好、对倾听他人自我表露的态度、寻获社会支持的预期以及应对风格等因素,都会影响个体是否适合加入团体、是否产生积极的效果[29]。个体对危机事件的认知态度、反应水平、反应类型等因素都影响应用经验分享技术进行心理干预的效果。有研究发现,对于那些高闪回、高回避、高唤醒的个体来说,参加经验分享团体反而会比对照组出现更多的精神症状[30]。, 百拇医药(安 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