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四五岁的时候，大家都不欢喜我：我不听他们的话。我拿棍子在别人房门口敲着，别人要是：“×弟，别敲罢!”那我就得一连敲上两三个钟头，别人不说倒也许好些。因此常挨爹妈的骂，这我到很大才克服掉。

    我的恩物是军乐队。似乎常有军乐队在街上走过，我就要大人带我去看。这大概是受了姊姊哥哥们的影响：他们常拉着手风琴唱歌，哼着军乐队的曲子。还有件恩物是轮船火车，一听见火车叫“哆”，就要往外跑。在家里我拿着粉笔铅笔，用了野兽派的手法，在墙上在地板上画着蚕子似的火车。我用五六个火柴盒接起来做火车，我在那上面画着铁路：由妈妈站到爹爹站，到姊姊站，到姑母站到厨房站，我自己做了火车开来开去，嘴里叫着：“哆———轰轰轰轰，轰轰轰轰!”一开到厨房站，厨房刘大哥(爹要我这么叫他)就说：“你这个火车要上煤了吧。来，我给你上煤。”这一手我顶高兴，因此火车常往厨房站开，而且在那一站停得最久。我顶欢喜上煤!

    一个人最好是开火车，当个乐手也好，要是在火车里奏乐，那就，吓，我的乖乖!

    哥哥死后，嫂嫂带着侄儿送哥哥灵柩回去，接着许多大人们要上学，要找职业，都离开了我们。全家只有爹妈我。我哭着：“一点不好玩呀，一点不好玩呀。”

    七岁那年离开这省会，跑了几个地方，到另外一个省会里住下。我不感到不好玩了。学校有同学。在家里爹妈给我说故事，星期日他们带我出去玩，还有位老王妈，每晚总得说个徐文长，说个《屁弹铜匠》这类。门口有许多茅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