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秋时，一个陌生的电话打到我的家里。他说他来自鞍钢，是我少年时在北京二中的少年学友，想来家里看看我。

    我在二中初一就读的时候，还是二十世纪的四十年代，至此已然时隔快有五十多个年头了，这么长的时间跨度，让我去回忆一个少年时的同学，其难度犹如瞎子摸象。对方听我久久沉默，便又提示我说：“我们当时同住在一个宿舍，前几年我出访欧洲路过北京时，曾给你打过一个电话，我的大号叫焦玉书!”

    “我记起来了，你的绰号叫‘焦大头’，对吧?”我说，“全班同学里就数你的脑袋最大……”

    他笑了起来：“你数学在全班是‘牛尾’，记忆力却还算得上‘凤冠’。”

    “你来吧，我请你喝茅台。”

    电话虽然断了，我的思绪却沸腾起来。之所以如此，与我在二中上初中时的劣迹密不可分。当年他在班里是数理化的尖子生，是老师经常表扬的好学生；而我在班里是个低能弱智，数学常常不及格，并因为年终期考中数学考了零分而留了一级。强烈的反差，让我的记忆复活了———我立刻让小阿姨上街买菜，招待这位阔别了半个世纪的少年学友。

    解放前的二中与解放后的二中一样，都是一般学生难以考入的尖子学校。我得以步入这个学府，不是凭我的学习成绩，而是因为亲友对我寄以厚望，拐弯抹角把我塞进这座名校读插班生的。亲友当然出于一番好意，但是我步入这个学校之后，却感到心理上的沉重压抑。我从小厌恶算数，而这个学校正是以数理化名冠全市的。我这个理性思维的弱智，有时感到有被装入瓮中之闷。那时我逃避重负的唯一法术，就是阅读各种杂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