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镜波，李 晋(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广州市 510010)

    我国当前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下称“医改”)的宗旨是建立公益性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从关注民生的政治高度为人民健康服务，以缓解群众反映强烈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为目标。要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偏低的我国实现这一目标，提高有限卫生资源的使用效率显得尤为重要，而建立以安全、有效、经济为目标的合理用药制度就是其主要手段。基本药物制度与合理用药制度都是世界卫生组织(WHO)所倡导的国家药物政策的核心内容，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保障民众基本医疗实践中，证明了基本药物制度与合理用药制度的相互依存性。仅仅有基本药物可用，而不能合理使用基本药物，并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唯独既有基本药物又能合理使用，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1]。在新一轮“医改”实施方案中有推进合理用药的内容，但还有待于将合理用药提高到制度建设的高度。本文结合合理用药的定义、内容及我国的不合理用药现状，就我国深化“医改”过程中全面推进合理用药制度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作一探讨。

    1 “医改”的理念与难点

    1.1 “医改”的动因、历程与目标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开始改革开放，百废待兴，经济拮据。本应是公益性的民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缺乏公共财政支持，无奈医疗机构用“以药养医”与“有偿服务”的经营行为，维持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运转，近30年人口激增与老龄化更加大了此项工作的负担。在商业化与市场经济运作模式下，“看病难、看病贵”成为急需解决的重大民生问题，历时近30年的商业化、市场化旧“医改”终于被宣告不成功[2]。但这30年来的工农商业积累由于运用市场经济手段有了大幅度增加，在当前社会制度下，可成为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公益化的经济基础。1998年国务院开始推行“三项改革”，即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药品生产流通体制改革[3]。2000年2月，国务院体改办、国家计委与卫生部等8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我国由此从城镇开始了新一轮“医改”的历程。2003年“非典”流行，提升了社会对公共医疗卫生重要性的认识，国家加大资金投入，积极改善农村卫生服务，加强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2006年6月，国务院成立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和卫生部牵头，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多个部门参加的深化“医改”部际协调工作小组。2008年，国务院2次召开常务会议对《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下简称《意见》)进行审议[4]。2008年9月，《意见(征求意见稿)》再次征求社会与民众意见。2009年3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