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寒露，陈军，李俊，杨涛，方芸(1.南京中医药大学药学院，南京10046；.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妇幼保健院，南京 10004；.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南京 10008)

    婴幼儿血管瘤(Infantile hemangiomas，IH)为最常见的儿童良性肿瘤，白种人新生婴儿的总体发病率为1.1%～2.6%，1周岁时的发病率更高达10%～12%[1]。IH的发病存在明显的种族及性别差异(在白种人中的发病率较黄种人与黑种人高，男女性别患病比例为1∶3～1∶5)，且其在低出生体重儿和早产儿中的发病率可能更高[2，3]。IH对患儿生理及心理的潜在危害不容忽视，尤其是特殊部位、特殊类型的IH，必须在其增殖期采取积极的干预治疗。尽管IH的治疗方法众多，但均存在自身的局限或不足。自从法国医师Leaute-Labreze C等[4]于2008年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首次报道普萘洛尔用于IH的治疗后，该领域立即引起了广泛的研究热情[5～9]。本文就IH的自然病史与发病机制、常规治疗手段及其缺陷，以及普萘洛尔治疗IH的药理作用、机制、安全用药等问题作一综述。

    1 IH的自然病史与发病机制

    IH具有独特的自然病史，其在临床上主要表现为2个完全不同的阶段——增殖期与消退期。IH在患儿出生时可能并不明显，但在出生后不久进入增殖期，其最初的临床表现为红色小斑块或丘疹，在随后的6个月至1年时间内瘤体持续增大并逐渐稳定，在组织学上通常表现为血管内皮细胞过度分裂增殖、肥大细胞浸润及基底膜层增厚。IH于患儿1周岁左右开始进入漫长的消退期，此阶段可持续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临床表现通常为瘤体生长逐渐停止，体积持续变小，患区皮肤开始皱缩并由鲜红色转为暗红色。与增殖期一样，消退期的IH也有不同程度的肥大细胞浸润，且消退完成后仍可能遗留色素沉着、毛细血管扩张、纤维和脂肪组织沉积。

    由于体内、外模型的限制，关于IH的发病机制至今尚未完全明确，目前有多种理论(如Placenta Theory、Metastatic Theory、Progenitor Cell Theory、Extrinsic Factor Theory)解释IH的起源[10]。但是，以上理论单独运用时都不足以解释关于IH的所有问题。例如，特殊的自然病史及临床表现、发病的种族及性别差异等。

    免疫组织化学的研究成果可能有助于对IH发病机制的理解。在增殖期的IH内皮细胞中，血管生成的分子标记物如增殖细胞核抗原(PCNA)、Ⅳ型胶原酶(CollagenaseⅣ)、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以及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bFGF)呈现过度表达[1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