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年月，千载难逢，不同寻常，无论对于历史，还是对于个人。

    上世纪70年代末，就是这样的一段年月。

    那时候，“四人帮”刚刚被粉碎，国家和民族正在一个历史的转折关头，才忽然觉得悲尽兴来、物转星移，也才真正明白了在中学读过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用的词“百废俱兴”是什么意思。

    那时候，我刚刚30岁，在北京郊区的一所中学里教书，业余时间到文化馆里参加文学活动。文化馆里聚集着一群爱好文学的志同道合者。其中有后来成为报告文学家的理由、小说家毛志成、儿童文学家夏有志，不幸英年早逝的评论家张维安……不过三尺微命，都是一介书生，在此之前，大家并不认识，像是普希金童话诗里那条小金鱼一样，终于让渔夫撒的网捞了上来。

    那时候，我们一起编一本叫做《丰收》的内部文学杂志，在那间十平方米的小屋里，激情和想像、争吵与嘈杂，总能够把屋顶掀翻。或是剪灯听雨，拍窗对月，或是清茶浊酒，白雪红炉，或是干脆吃着5分钱一个的芝麻烧饼，喝着白开水，润着早已经争执得沙哑的嗓子，将彼此写的小说或诗歌，像在舞台上一样充满感情地朗诵着，然后相互毫不留情的批评、突然冒出的好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