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黎平

    我算是70后中的奇葩，1971年出生的，居然是独生子，是父母提前响应国家的号召？平凡如我父母，当然不会如此先知先觉，之所以生我一个，时也势也。

    我老爹年轻时是新华书店员工，因为受姑父牵连，下放农村；我老娘是知识青年，也下放了。我爷娘所在的生产队每到过年，每家每户过年发的过年物资也就半个橘饼，五六颗红枣。橘饼每户只能发半个，于是拿把菜刀切，每户切一半，这可是个技术活，切得不均匀，两家还要打架。

    我六岁以前，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穷得没有任何希望。因此爷娘商量好了：就生我一个。再多生大家连带受苦。

    四人帮垮台，一声春雷，父母回城了，父亲安排在教师进修学校，母亲安排在县五金交电化公司，生活顿时两重天。条件好了，爷娘想生第二胎，然而，国家计生政策趋硬：只能生一胎，否则回乡下种地。

    那时城乡生活水平区别特别大，穷怕了的父母，很珍惜得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于是母亲结扎，领了独生子女证，我欢欢喜喜做我的独生子。

    在计划经济时代，尤其是改革开放刚开始时的城市独生子，确实很幸福，这一点我不能否认。那时候五金交电化似乎是天下最牛掰的公司，县法院院长为了买一辆凤凰牌自行车，上门来求爷爷告奶奶，居然连五金公司经理的面都见不着。公司每年夏季会给员工发放大量的防暑水果，尤其是西瓜，每个夏季都会堆满我家的床底。

    我是独生子，没人跟我争，我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花样百出，就差煮熟了吃。而隔壁彭叔叔家有三个孩子，为了争吃最好的西瓜，老大老二两个男孩子打得鼻青脸肿，打得西瓜满地乱转。

    殊不知，早年的享受也是要后来买单的，生活从来都是收支平衡，你享受独生子女的幸福，就得担当后来的应有的责任。

    独生子女远离父母工作，其实风险蛮大的，而我就犯了这个风险。我一直不知道我舍弃父母之邦，把父母扔在故乡，南下广州重新开始是不是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