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没有哪一年的春节，比2020年更冷了吧。

    我叫袁海濤，是武汉协和东西湖医院重症医学科的主任。在新冠病毒肆虐的日子里，我的科室充满了穿梭的紫色工作服、此起彼伏的电话铃、嘟嘟嘟响个不停的各种监护仪、医生的催促声、病人的呻吟声、家属的哭声、昼夜不熄的灯光……他们说，我这里是死神的餐馆。只不过我没有想到，正值壮年的我，在这天也成为死神的一道菜。

    致命的600米转运

    那是2020年1月14日，不仅有雨，还有三到四级的风。我所在的院内救治专家组碰到了一个难题：一名患者病情危急，进展为重度ARDS(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使用无创呼吸机仍无法支持他的呼吸。专家组讨论后一致认为，应当为患者进行气管插管并转运到ICU。但插管就意味着“门户大开”，不仅患者容易感染其他病菌，还易喷溅痰液传染他人。在麻醉科医生对患者实施插管后，我和其他同事立即将患者转运至ICU病房。

    我清楚地记得，这一段转运的距离其实只有600多米，但患者十分躁动，试图拔管。我和同事们需要一边给他镇静，一边按着他防止其乱动，同时还要推着床和呼吸机同步前进。这一切都使得这600多米的转运路显得无比漫长。我防护服里的汗水、雾水，夹着防护服外的雨水，混在一起，流到了眼里、嘴里，全身也逐渐湿透。这几乎是我从业20多年来经历的最艰难的一次转运。回想起来，这可能就是我被感染的源头。

    之后第二天晚上，我开始感觉肌肉酸痛、乏力。由于1月份以来，我和同事们已经接触了不少此类病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