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柏杨说的那一套。”肖知兴讲话时，像是一个三年级的在读研究生，单纯、热情、书生气十足。他34岁，是中国最受尊敬的商业教育机构中欧商学院的年轻、广受欢迎的教授，之前他在法国的INSEAD商学院读了5年书，可能也是第一位在权威管理学杂志《管理科学季刊》发表论文的中国人。我们坐在圆明园的单向街书店里谈论他的新书《中国人为什么组织不起来》。他知道这个题目可能引起的联想。恰好20年前，台湾作家柏杨出版了那本杂文集《丑陋的中国人》。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中，这本书，龙应台的《野火集》，李敖1960年代的“全盘西化论”，还有政论片《河殇》是最令人难忘的声音。思想的流动真是个奇怪的东西，前三位都是台湾作家，他们对于台湾社会的批评却在隔绝了30年的中国大陆引发了更广阔的共鸣，现在看来《河殇》像是“文革”语体和情绪化的产物，却激起了整个社会的热情辩论，并成为80年代中国最重要的文化事件。它们的本质是一致的，柏杨和龙应台对于中国人日常生活的那些令人生厌细节的批评，与李敖和《河殇》对华夏文明本身的否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