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婷婷 方文 熊伟 王伟 邵春燕

    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的国际肿瘤登记中心的报告数据显示，全球每年新增乳腺癌病例115万，占全部女性肿瘤的23%；死亡病例41万，占全部女性肿瘤的14%[1]。目前，肿瘤学领域正在强调癌症免疫治疗在癌症治疗中的有效性。值得注意的是，免疫检查点分子，包括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D-1)、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蛋白4(CTLA4)和淋巴激活基因3(lymphocyte activation gene-3，LAG-3)，被认为是免疫应答的关键调控因子，这推动了免疫检查点靶向治疗策略的出现[2]，他们在自身的免疫保护中起着关键作用,并维持着自身免疫耐受。在免疫微环境中,这些免疫调节分子多数已被证实[3]。PD-1主要在活化的免疫细胞上表达，包括T淋巴细胞、调节性T细胞(Treg)和自然杀伤细胞(natural killer cells，NK细胞)，从而抑制过度的免疫反应，保护正常细胞免受免疫攻击。然而，肿瘤细胞利用PD-1/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来逃避宿主的免疫系统。PD-1通路因其在诱导T细胞的免疫检查点反应中的作用，导致肿瘤细胞能够逃避免疫监视，对常规化疗高度不耐受，因此受到了相当大的关注[4]。有学者证明了CTLA-4的负作用[5]，他的研究表明，CTLA-4与其配体的参与，消除了TCR后T细胞分泌和TCR激活后的T细胞增殖。CTLA-4和PD-1阻滞剂可以有效的提高多种癌症类型的应答和生存率[6]。LAG-3是一个潜在的癌症免疫治疗的靶点，因为它对T淋巴细胞的负调控作用，并与PD-1联合介导一种细胞衰竭状态的能力[7]。在许多自身免疫模型中，LAG-3的不足还会导致疾病的恶化。在许多人类患者肿瘤样本中，LAG-3与PD-1的共表达与T淋巴细胞功能障碍状态相关[8]。本次研究评估分析乳腺癌中免疫检查点分子的表达水平、免疫细胞浸润水平以及我们还研究了这些免疫检查点分子的预后意义，为乳腺癌治疗和预后找到一个新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