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芳是一名从河南农村来杭州打工的母亲，在电子厂组装零件。她最揪心的是儿子小强的学习成绩。小强转学到杭州某随迁子女学校读小学后，数学成绩从90分下滑到65分。李芳十分焦虑，凌晨4点起床为儿子准备早餐，下班后陪读到深夜，甚至偷偷卖掉结婚金镯子给儿子报补习班。不知从哪天起，小强开始频繁腹痛，作业本上满是涂鸦……

    这样的困境，正在全国超3500万个农民工家庭中蔓延。

    环境焦虑：农民工母亲的“三重枷锁”

    农民工母亲的心理重负，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催生的特殊现象，根源在于三个维度的冲突：

    1.数字鸿沟下的身份迷失

    “家长群里的接龙报名、在线作业提交，我像看天书一样。”开学第一天，老师在群里通知“用‘钉钉’上传疫苗接种证明”，李芳拿着手机捣鼓到凌晨两点，误把缴费截图发到家长群，引来看似礼貌却扎心的提醒：“请小强家长仔细阅读通知，不要刷屏哦。”

    第二天，李芳红着脸去打印店求助，店员轻车熟路的操作让她更觉难堪：“这么简单的事我都不会做，我这当妈的尽给孩子拖后腿!”

    城市学校全面数字化，让文化程度低的母亲们手足无措。超一半的随迁母亲因不会操作各种手机软件而自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