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折之城里的那幢楼房
因举世闻名的遵义会议而使得遵义成为中国革命转折之城的那幢楼房，位于遵义老城红花岗下，子尹路一侧。子尹路是为纪念清代遵义著名诗人郑珍(字子尹)而命名的。郑珍居于清代杰出的遵义“沙滩文化”的代表人物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三人之首。遵义会议会址在子尹路上，无疑是这条路的一个亮点，也是遵义城的一个亮点。让红色文化，与历史文化在这条街上交相辉映，在转折之城里熠熠生辉。
一只琵琶弹奏出
中华最美乐曲
这幢楼房修建于20世纪30年代之初，是一幢中西合璧的小洋楼。这在当年的小城遵义，实属翘楚。放在今天，也还可观。楼房坐东朝西，占地面积528平方米，通高12米，面阔25.75米，进深17米。
整座楼房所有的门窗、板壁、栏杆均涂板栗色，稳重古朴。窗外还设对开板扇，以备关合。楼房的所有部件都较考究，可见房主的富有。 遵义会议会址这幢楼房的原主人叫柏辉章，他的宅第正在子尹路上琵琶桥畔。当年，人们都知道柏公馆在琵琶桥。此桥纳老城大井坎、水井湾一带山水，流向琵琶桥。而子尹路上的柿花园巷、何家巷、祝厘寺巷等小巷横出小街，恰似琵琶的弦，柏公馆则似琵琶的弦枕。若站在稍远处的府后山上远眺，柏公馆与子尹路及何家巷等诸巷便组成了一只琵琶，天造地设，这景象实在巧丽。
, 百拇医药
谁曾料到，琵琶桥畔的这只’琵琶，在1935年1月却弹奏出响彻中华最美的乐曲!
1935年1月，改变中国革命命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就是在这幢精巧的楼房里召开的。因此，这幢楼房便成为改变中国革命的红楼，而遵义，也就成为中国革命由挫折转向胜利的转折之城。
开国之初，遵义会议会址找错了
1949年11月，遵义解放，为寻找中国共产党于危难时期召开的这次重要会议的会址，“遵义会议纪念委员会筹委会”在遵义城中寻寻觅觅。根据调查以及人民群众的回忆，说红军进入遵义时，老城杨柳街内的天主教堂，曾驻扎过红军，听说还是一个什么领导机关，并召集过群众代表大会。有的老红军又说，红军的领导还在里面开过会。于是“筹委会”便在天主教堂的经堂向东一侧的圆形彩色大窗下挂出一块“遵义会议纪念堂”的板栗色大说明牌，显然将经堂定为遵义会议举行的地方了，即遵义会议会址。
, 百拇医药
1954年4月，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贺龙，在参观了“遵义会议纪念堂”后说：“开会时间紧，都是借人家的东西摆，修复时要按原样，是经堂就要按原来经堂的样子修复。”
遵义会议会址找错了，贺龙当年只得如是说。其实，天主教堂是当年红军总政治部驻地，红军在里面虽然召开过重要会议，但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而是红军驻遵义期间召开的营科以上干部大会，毛泽东、周恩米、张闻大等分别在会上讲过话，向干部们剖析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今后必须改变过去错误的军事策略方能取得胜利。遵义会泌会址在开国之初弄错了，这不能不说是人们急盼知道这个重要会议会址的一个插曲。
1954年初，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备处致函中共遵义市委，说“在某个文件上查出，1935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旧城一个军阀柏辉章(当时为师长)的公馆里召开的。”同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遵义会议参加者杨尚昆电告中共贵州省委：“遵义会议是在黔军阀柏辉章的房子里召开的。”遵义老城杨柳街内的天主教堂为红军总政治部驻地。这样，遵义会议会址才确定下来。毛泽东为革命旧址唯一题字
, 百拇医药
遵义会议纪念馆正式开放后，人们盼望在遵义会议上起主要作用的毛泽东为这幢全国人民向往的楼房题写几个字。1964年秋，中共贵州省委委派贵州省博物馆馆长吴业君与该馆秘书罗会仁携带省委请示赴京，请中央办公厅给予解决。同年11月的一天午后，毛泽东在两张长34厘米、宽24厘米的宣纸上，从右至左竖写“遵义会议会址”六个行书。书写时，遵义会议前后的一段历史，激起他感情的潮汐，一股豪情注入笔端，奔放的笔，在宣纸上纵横驰骋，以致有的笔画脱纸写在桌上。譬如“会址”的“会”字开头“人”字的第二笔。在毛泽东所有的书法作品中，他题写的“遵义会议会址”六字，是其精品之一，惊似飞鸿，矫若游龙，一气呵成。神韵酣畅，成为毛泽东为中国革命旧址唯一的一幅题字。
遵义会议会址，作为中国革命历史若干旧址之一。获得毛泽东的亲笔手书，不能不说是它的一份殊荣。为什么毛泽东一生只为遵义会议会址题字呢?是否他想到：这儿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地方，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同时也是他一生的转折点。
现在，我们在遵义会议会址正门上方，过去悬挂“柏天顺”匾牌的地方，看到的毛泽东手写的“遵义会议会址”髹漆金字横匾，已列人中华名匾，为这幢万人瞩目的楼房生辉。, 百拇医药(石永言)
一只琵琶弹奏出
中华最美乐曲
这幢楼房修建于20世纪30年代之初，是一幢中西合璧的小洋楼。这在当年的小城遵义，实属翘楚。放在今天，也还可观。楼房坐东朝西，占地面积528平方米，通高12米，面阔25.75米，进深17米。
整座楼房所有的门窗、板壁、栏杆均涂板栗色，稳重古朴。窗外还设对开板扇，以备关合。楼房的所有部件都较考究，可见房主的富有。 遵义会议会址这幢楼房的原主人叫柏辉章，他的宅第正在子尹路上琵琶桥畔。当年，人们都知道柏公馆在琵琶桥。此桥纳老城大井坎、水井湾一带山水，流向琵琶桥。而子尹路上的柿花园巷、何家巷、祝厘寺巷等小巷横出小街，恰似琵琶的弦，柏公馆则似琵琶的弦枕。若站在稍远处的府后山上远眺，柏公馆与子尹路及何家巷等诸巷便组成了一只琵琶，天造地设，这景象实在巧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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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曾料到，琵琶桥畔的这只’琵琶，在1935年1月却弹奏出响彻中华最美的乐曲!
1935年1月，改变中国革命命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就是在这幢精巧的楼房里召开的。因此，这幢楼房便成为改变中国革命的红楼，而遵义，也就成为中国革命由挫折转向胜利的转折之城。
开国之初，遵义会议会址找错了
1949年11月，遵义解放，为寻找中国共产党于危难时期召开的这次重要会议的会址，“遵义会议纪念委员会筹委会”在遵义城中寻寻觅觅。根据调查以及人民群众的回忆，说红军进入遵义时，老城杨柳街内的天主教堂，曾驻扎过红军，听说还是一个什么领导机关，并召集过群众代表大会。有的老红军又说，红军的领导还在里面开过会。于是“筹委会”便在天主教堂的经堂向东一侧的圆形彩色大窗下挂出一块“遵义会议纪念堂”的板栗色大说明牌，显然将经堂定为遵义会议举行的地方了，即遵义会议会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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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4月，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贺龙，在参观了“遵义会议纪念堂”后说：“开会时间紧，都是借人家的东西摆，修复时要按原样，是经堂就要按原来经堂的样子修复。”
遵义会议会址找错了，贺龙当年只得如是说。其实，天主教堂是当年红军总政治部驻地，红军在里面虽然召开过重要会议，但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而是红军驻遵义期间召开的营科以上干部大会，毛泽东、周恩米、张闻大等分别在会上讲过话，向干部们剖析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今后必须改变过去错误的军事策略方能取得胜利。遵义会泌会址在开国之初弄错了，这不能不说是人们急盼知道这个重要会议会址的一个插曲。
1954年初，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备处致函中共遵义市委，说“在某个文件上查出，1935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旧城一个军阀柏辉章(当时为师长)的公馆里召开的。”同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遵义会议参加者杨尚昆电告中共贵州省委：“遵义会议是在黔军阀柏辉章的房子里召开的。”遵义老城杨柳街内的天主教堂为红军总政治部驻地。这样，遵义会议会址才确定下来。毛泽东为革命旧址唯一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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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纪念馆正式开放后，人们盼望在遵义会议上起主要作用的毛泽东为这幢全国人民向往的楼房题写几个字。1964年秋，中共贵州省委委派贵州省博物馆馆长吴业君与该馆秘书罗会仁携带省委请示赴京，请中央办公厅给予解决。同年11月的一天午后，毛泽东在两张长34厘米、宽24厘米的宣纸上，从右至左竖写“遵义会议会址”六个行书。书写时，遵义会议前后的一段历史，激起他感情的潮汐，一股豪情注入笔端，奔放的笔，在宣纸上纵横驰骋，以致有的笔画脱纸写在桌上。譬如“会址”的“会”字开头“人”字的第二笔。在毛泽东所有的书法作品中，他题写的“遵义会议会址”六字，是其精品之一，惊似飞鸿，矫若游龙，一气呵成。神韵酣畅，成为毛泽东为中国革命旧址唯一的一幅题字。
遵义会议会址，作为中国革命历史若干旧址之一。获得毛泽东的亲笔手书，不能不说是它的一份殊荣。为什么毛泽东一生只为遵义会议会址题字呢?是否他想到：这儿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地方，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同时也是他一生的转折点。
现在，我们在遵义会议会址正门上方，过去悬挂“柏天顺”匾牌的地方，看到的毛泽东手写的“遵义会议会址”髹漆金字横匾，已列人中华名匾，为这幢万人瞩目的楼房生辉。, 百拇医药(石永言)